習近平9月底強調，兩岸的和平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然而，台灣卻有些媒體為達「反中」目的，不斷以不實報導，刻意分化兩岸的民眾。

10月15日，花蓮有5名女子在馬路上小便，這本為台灣人缺乏公德心的小事，而《自由時報》卻以〈真的在台灣！5女集體蹲地尿尿〉為標題，大篇幅書寫「台灣人常不齒中國人愛隨地小便」、「台灣準備跟中國接軌了嗎？」等語。不文明的事舉世皆有，台灣人犯錯，改進便是，然《自由》偏要將此事與大陸牽扯，讓陸客為此事墊背，險惡之心昭然若揭。

無獨有偶，10月20日，《蘋果日報》以〈沒公德心 101又見陸童桌邊尿尿〉，大版面抨擊，甚至以「動新聞」報導此事，廣泛散播陸客胡來。隨後，當事人澄清，她是台北人，男童也非當眾尿尿，是因男童打翻玻璃杯的水，弄濕了褲子，當事人在幫男童更換褲子。《蘋果》之後小篇幅道歉。但倘若當事人果真是陸客，同樣是換褲子，未看到《蘋果》的扭曲，能來得及澄清嗎？即便陸客投訴《蘋果》，《蘋果》會願意花同樣版面，幫陸客還原真相嗎？

從此二事件，可推想過去種種醜化大陸人的報導有多少不是真實的。在所有將陸客塑造成不文明的惡人，或未經查證便大肆渲染，企圖挑撥兩岸人民對立的報導中，《蘋果》及《自由》二報可居首位。

媒體可以有立場，但必須基於事實、善盡查證義務。《自由》主張台獨、《蘋果》強調「反中」，互相唱和，不僅以各種偏離事實的報導妖魔化中國大陸，更經常成為特定政黨及政治人物的打手，以抹黑、栽贓手法，鬥臭政治人物。

10月2日，《自由》引用《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指稱「香港抗爭衝擊傾中馬政府」，隨後被國民黨證實，《自由》胡亂翻譯、加油添醋，原文中不僅沒有「傾中馬政府」的字眼，還嘉許了國民黨支持香港民主的態度。《自由》極盡所能地抨擊執政黨，便是吃定不會有人去查《外交家》原文，縱使被查出，也不能怎麼樣。《自由》對國民黨的要求道歉，根本不屑一顧。

10月19日，《自由》以大版面炒作〈權貴不吃地瓜？連勝文遭爆料亂丟民眾愛心〉，指「連勝文身為市長候選人卻沒有辦法了解弱勢，竟然將地瓜媽媽們對孩子的愛，不屑地丟進垃圾桶裡。」連營立即澄清，決無此事，並透過錄影及照片還原真相。其實，《自由》也拍到連勝文吃地瓜的畫面，卻又抨擊連勝文沒吃，簡直是自打嘴巴。原來消息源自柯文哲公民顧問團的成員，柯陣營是否下令蓄意抹黑，不得而知，可是《自由》使用不實消息亂批連勝文是事實，最後連個道歉都沒有。

這便是惡劣媒體抹黑的最佳示範。刻意扭曲、無從查證；網友爆料、事發切割；焦點抹黑、角落道歉(或拒絕道歉)。箇中高手，尚有《壹週刊》，以下聊舉數例。

10月21日，最高法院宣判民進黨及梁文傑必須賠償180萬給馬英九。肇因於2011年11月《壹》封面報導的不實內容─〈馬英九踩黑金地雷，密會地下賭盤大亨陳盈助〉，議員梁文傑緊接著批評馬英九，收取3億元政治獻金。三年後法院證明馬英九是清白的，旦只有可憐的梁文傑受罰，《壹》卻毫髮無傷，連道歉都不必。

今年5月，《壹》以封面報導〈恥辱！台灣總統要向美國納稅〉，指控馬英九有綠卡、必須向美國納稅。結果先有網友以「張無忌」之名，證明週刊胡扯，再有美國在台協會(AIT)直接駁斥，證明馬英九「已放棄其先前所擁有的永久居留身分」。可惜，媒體不重視澄清的新聞，國民黨要求《壹》道歉，《壹》置之不理。

《壹》向來態度強硬，縱使敗訴賠錢頻繁，也不願刊載道歉聲明。《壹》報導連家、馬家多次失真，前後賠償了700多萬給連家，100多萬給馬家，卻從未致歉過。

難得獲得澄清的是吳敦義和郁慕明。《壹》多次抹黑吳敦義，從2012年5月開始，每兩個月就以無證據之事砲轟吳敦義一次，嚴重傷害其人格及尊嚴，卻到2014年才刊載道歉聲明。而《壹》曾報導新黨主席郁慕明偷渡香菸、利用特權獲取暴利，經郁慕明提告，《壹》才發表道歉聲明。

台灣尊重新聞自由，卻讓抹黑文化當道。等到事實釐清後，當事人被損害的名譽卻換不回，媒體甚至不用道歉，且繼續賺取黑心錢。

10月所發生的幾件媒體極盡煽情分化兩岸、鼓動政治鬥爭，假言論自由之名，行造謠抹黑的事件，值得我們省思。大選將近，未來必定有更多逢迎或抹黑特定候選人的卑劣造假事件，我們應該更加警惕。

另外，對於不肖媒體的處置，或許可以像處置黑心油及黑心食品廠商一樣，不僅應依法罰款，也應要求其停止不實抹黑，對於持續惡意栽贓的累犯，則應要求其退出市場，不再經營媒體事業。

(作者係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台灣歷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湧的新時期。就在那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參與了關於2.28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小組。他的作品以2.28事件及之後的50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回溯被遺忘的歷史，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歷史/政治爭議的台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面對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兩岸分治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需從兩個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由於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內戰進入兩岸分治格局，從1949年5月19日戒嚴令頒布可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台灣戒嚴令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距離國民政府於當年12月遷台約半年時間。前一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第一次戒嚴令，台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範圍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頒布第二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退守台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的內容，1935年1月1日頒布後備而不用，至1950年台灣戒嚴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戒嚴令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係，共同反映了中國的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命運。

其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伴隨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琉球成為美軍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台灣、韓國、南越成為美國推行亞洲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戒嚴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由於這一陳映真稱之為「雙戰構造」的歷史條件，兩岸形成了對峙，但不存在類似朝鮮半島那樣雙重承認的國際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兩岸的和平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戒嚴令頒布後，國民政府又頒布《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1952年頒布的《出版法》第一條規定停止集會、結社、請願，取締被認為對軍事有妨害的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書、標語及其他出版物。白色恐怖蔓延整個戒嚴時期，但1950年代的鎮壓最為慘烈。

如何解釋戒嚴時期，特別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本應是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關調查並沒有像2.28事件那樣成為震撼性事件；實際上，50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編織在2.28事件的相關敘述中，導致一般人分不清楚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繫。同樣，伴隨兩岸關係的轉變，大陸和台灣如何面對中國革命及其在兩岸的不同情勢，勢必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問題，但同樣沒有成為反思的焦點。

在藍博洲沿著楊逵、陳映真的左翼文學道路前行的時刻，黨外運動漸成聲勢。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迎來巨大變化，並在台灣引發激烈震盪。就在這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一併被美國交由日方管理的，還包括在歷史、地理上均不屬於琉球的釣魚台。這一事件在北美台灣留學生中觸發了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就總的趨勢而言，這是在60、70年代反戰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中產生的青年運動，它揭露了台灣對於美國的依附地位，衝擊了50年代以來的兩岸冷戰格局，或許可以視之為兩岸冷戰狀態走向終結的一個開端。

1978年12月16日，美國通知台灣即將與大陸建交。隔日，蔣經國頒布緊急處分令，宣佈終止一切選舉活動。12月25日許信良、余登發等人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在此前已有人提出「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從1979年1月起，黨外運動與國民政府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黨外運動達到高潮，國民黨戒嚴體制受到嚴重衝擊，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到來了。

在討論解嚴問題時，多數學者將大批留學生返台、文化討論的活躍及蔣經國的開明姿態作為主要因素，少有人意識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澤東為突破冷戰兩極構造而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打破國民黨戒嚴體制的關鍵因素之一。若無中美、中歐關係的巨變，保釣運動、解嚴及此後台灣的政治變化，能否以這樣的速度和方式發生，是不能確定的。然而，解嚴後不久，歷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時期；在美國霸權體系之外，尋找社會變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縮小了。

李登輝從制定和頒布國統綱領到完全棄之不顧，只用了3年時間(可以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為依據)，恰是這一雙重變遷的結果。在「歷史終結」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獲得新的定位。

如今，當人們試圖梳理學生運動和民主思想的變遷時，多半會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的《文星》、《大學》及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這個脈絡的外部，或許是較內部更為決定性的因素，那正是由美國傳入的自由主義，其特徵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號召的同時，共用反共的意識形態。

在經歷白色恐怖的鎮壓後，台灣左翼又面對政治生態的巨變和1989年後社會主義的衰落。1990年代，台灣經濟發生轉型，資本向大陸轉移，勞工力量下降，階級性社會運動尚未成長便面臨衰落之勢；由於李登輝國族打造工程的收編作用，儘管環境運動、農運和學運等仍繼續活動，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變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兩岸的勞動分工及不平等的勞資關係，而更傾向於從統獨的角度讀解兩岸關係。

圍繞統獨問題，民族認同、族群關係、國家建設，以及以此為中軸而編織新的台灣史，成為支配現實政治和歷史想像的基本要件。在新的語境中，以左翼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是由後結構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後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等武裝起來的、以留學歐美的青年學者為主的新生代。無論是思想資源，還是置身的情境，均與前幾代人完全不同。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論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綜合了泛左翼、自由主義和其他社會力量，開啟了民主變革的歷史潮流，但從1990年代初起，伴隨藍綠體制的鞏固，台灣社會運動已被統獨問題所裹脅，連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及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雖是對台灣社會內部矛盾的回應，包含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及代議制民主的批判，卻也反對兩岸三通和服貿協議。這些運動向新方向的突圍尚未展開，便在不同力量的驅使之下，再入老圍城。換句話說，從1950年代肅清以後，台灣左翼傳統始終處於邊緣地位。

藍博洲的現代史考古和文學史鉤沉便誕生於這一語境中。在對2.28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等歷史事件進行調查的同時，他鉤沉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脈絡，重建這一文脈與以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傳統的內在關係。在他的筆下，30年代左翼文學、40年代文學抗爭、70至80年代鄉土文學的展開，如巨石壓迫下的野草，命懸一線，不絕如縷。這一文脈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長的生命之樹，也是在台灣政治生態巨變、左翼文學傳統邊緣化的境遇中逆風向前的車輪，其前仆後繼，宛如悲壯的史詩。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1979年1月1日，在北京與華盛頓於1972年2月28日已簽署的《上海公報》基礎上，雙方公布了《建交公報》，建立起「全面正常化」的邦交關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使中華民國台灣終於必須面對兩個根本問題：一是被美國「廢、斷、撤」，失去與中國大陸糾纏對抗下去的最大靠山；二是北京以國民黨為對口提出《告台灣同胞書》，正式公開了全新的對台政策（路線方向），建議兩岸以和平談判結束敵對，展開共謀國家統一的步驟。

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問題」的最劇烈變化，但它包含有因國共反目引起內戰，導致兩岸分裂敵對（已長達30年），徒利霸權外國操作危害，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慘痛傷害的務實反省，以及撥亂反正、設法挽救的正面企圖。凡是具有正常民族認同、愛國意識的中國人，應該都會樂觀其成。

因此，全世界與兩岸的中國人，都雙目炯炯的注視著台灣執政強人蔣經國會如何反應。而蔣經國很快地以「三不」，表達了他第一時間的回拒。可以理解，蔣完全明白當年的台灣，即便處在華盛頓─北京的和解背景下，也不會因此獲得更多的「自主」，甚至反而會承受更大的監控與擾亂。「三不」主要是安美國之心，或許也有間接向北京表達「稍安勿躁」的含義。

從1979年此刻開始，「台灣     （問題）」正式變成華盛頓─北京雙方短兵相接的角力場域。但美國在台灣享有的各類優勢，遠遠超過大陸。大陸在這個鬥爭從零開始的起步階段，只有依靠/強調台灣同胞的中國意識/認同，以之做為其對台工作出發上陣的裝備。北京那樣天真的高調表白及所建構的政策/戰略，其實無異把自己的底牌過早地暴露給美國，提供它相對充裕的時間，來謀劃與進行有效的反制。「從台灣下手」是美國霸權主義長程對中國戰略中的核心要害。把台灣打造成具傷害/拆散中國功能的犀利武器，最晚可從1979年2-4月《台灣關係法》，完成美國國內立法程序後同步起動。

在今天，我們已經能夠較具體地歸納出美國此一「對台政策」的幾個重點：

首先，1970年代最初，美國在尋求跟大陸關係解凍的同時，它也進行了深入/務實的研究與分析「台灣前途(選擇)的可能」，結論是「台灣終必尋求獨立，成為新的主權國家」。其次，它附帶指出，有兩個障礙必須有效控制/排除。一是忠於蔣氏國民黨的各級（外省人居主要）職業軍官；一是台灣社會下層的（外省人二代）眷村子弟組織的黑道幫派分子。

美國霸權帝國主義在台灣的「神奇影響力」，在1984年10月以「江南案」展示了它所向披靡、壓倒性的全勝。

本文無意贅述「江南案」的各方面情節，也認為各界的追究口舌，幾乎只是遮掩、誤導這一「陰謀」真正目標的煙幕。30年之後，走過這段歷史的台灣，應能明白地接受以下事實：

一是軍事情報局的高層核心，策劃吸收並訓練當年已是台灣最大黑道幫派「竹聯幫」的領袖人物，曉以彼等「愛國鋤奸」大義，而奉派赴美執行暗殺。

二是吸收並訓練體制外的江湖好漢，組成行動小組到美國殺人，整套作業過程絕非倉促草率，各項配套環節必然費力耗時、極度機密。但刺殺工作完成後不數日，「美國警方」便鎖定國防部軍情局涉案。

三是直接後果則有：(1)蔣經國公開宣告「蔣氏政權」到他為止。這包含有太多長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不得不放棄的權力。蔣在被迫交出/放手獨攬的黨國大權之同時，拔擢李登輝切入接班人位置，那個以扭曲/切割/顛覆原國民黨中華民國為主旨的「寧靜革命」，開始蘊釀發動。(2)做為蔣氏國民黨一黨獨大戒嚴體制最頑固的維權機器，也是以絕對忠於蔣氏層峰的軍方鷹犬角色，存在於台灣的國防部軍情局，被幾近於撤廢的「整肅」，固有職權遭到最大程度的褫奪。台灣社會爾後的「自由」、「民主」因此成為可能，但這也重傷了國民黨體制內的「反台獨」力量。(3)外省人二代為主幹的各地黑道幫派，被迅雷不及掩耳地以「一清專案」名義，一夕被清剿瓦解，首領人等則隨之專機/船集體移送綠島管控。

簡要綜合「江南案」在台灣引起的連鎖反應，殘酷的事實是蔣經國歷史的指日終結；國民黨固有軍事架構的政治核心保衛系統被「設計」狙擊潰敗；台灣基層社會的反台獨者被沉重打壓、嚴密控制，喪失了干涉台灣政治前途事務的能力。

目睹這些真實後果，佐以對1984年後30年間台灣益趨狂亂的觀察與理解，「江南案」詭異的發生，應該是一個大戰略布局下，一次戰術的完美操作。

江南（劉宜良）本人原來是蔣經國嫡系「政工幹校」早期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材，後來送他到美國深造就業入籍，也是國民黨長期在美國搞「布建」的陽謀。所以，江南是什麼角色，美國安全部門不可能不清楚。

把這樣的一個人，設計到一齣精細算計的「借力使力」、「借刀殺人」陰謀戲碼中，這也說明江南之死，對他個人而言，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它最讓人驚駭惶惑的，應是美國竟然在30多年之前，已經取得國民黨核心高層的聽命配合，幫助美國執行拔除蔣氏父子障礙，達成對台灣全面支配操控的圖謀。

30年後的台灣，藍綠政治勢力合演的「民主劇」，大概也是美國反制/拆散中國的棋子吧！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大學教授)

10月25日，台灣光復69周年當天，台灣各地舉行了多場活動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台北市中山堂前尤其熱鬧，有多批人先後到此獻花致意。中山堂（原名台北公會堂）在台灣歷史有著特殊意義，1945年10月25日，台灣戰區受降儀式正是在這裡舉行的，由此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正式宣告結束。

上午8點半，全球華人紀念抗日協會聚集了抗戰老兵在中山堂「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前獻花致意，儀式結束後，抗戰老兵參觀了中山堂內舉辦的抗日戰爭紀念圖片展。

上午10點，中國統一聯盟等社會各界人士也來到中山堂紀念碑前舉辦「台灣各界慶祝台灣光復69周年」活動。活動一開始，與會者高唱台灣光復歌：「張燈結綵喜洋洋，勝利的歌兒大家唱……不能忘，常思量，中華民族天長地久，不能忘」。會眾還向紀念碑行三鞠躬禮，並向烈士獻花致敬。

統盟第一副主席李尚賢致辭說，李扁推行「去中國化」政策，稱日本投降為「終戰」，取消光復節放假規定，就是要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聯結。他呼籲馬政府應恢復光復節為假日，加強對台灣光復歷史的研究，以真實歷史豐富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

《觀察》發行人紀欣表示，統盟已故榮譽主席周合源數十年前就提出「唯有中國再統一，才是台灣真光復」，歷史不能選擇，但我們可以把握現在，創造未來。她還呼籲，兩岸應共同規劃明年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週年的慶祝活動。學者戚嘉林則表示，台灣光復時，全台民眾歡騰慶祝回歸祖國，原動力就是視中國為祖國的意識。

中午12點，中華統一促進黨協同兩岸69座宮廟，在台北市鎮江街舉辦祈福祭祀活動，並以踩街形式慶祝抗戰勝利。下午1點半，由兩尊國姓王爺、69尊哪吒三太子神轎、69尊電音三太子率領的女子北管樂隊、花車及醒獅鼓、蜈蚣鼓等陣頭隊伍，從鎮江街出發，浩浩蕩蕩，進入中山堂光復紀念碑前，向兩岸抗日烈士致敬。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在中山堂前致辭時表示，台灣光復是兩岸軍民堅苦卓絕、浴血抗戰的成果。紀念台灣光復日，是為了緬懷先烈，永記歷史，珍惜當下。祈盼兩岸抗日烈士的英靈永享安寧，祈盼兩岸在和平歡樂的氣氛下再度團圓，共創幸福安樂的未來。

下午2點，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以「清理殖民意識、伸張歷史正義、促進兩岸和解」為主題，在高雄舉辦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暨台灣光復69周年座談會。論壇召集人吳榮元表示，台灣光復日是對日抗戰勝利、一雪甲午之恥、寶島復歸中國的重要紀念日，在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這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歷史記憶。

10月25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在盧溝橋抗戰紀念館舉辦了「紀念台灣光復69周年座談會」。抗戰館館長沈強表示，為更好地反映台灣同胞的抗日歷史，牢記抗日英烈先賢的豐功偉績，抗戰館已正式啟動擴建工程及「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專題展廳」的建設。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長邱秀芷和多位常務理事出席了座談會。

據介紹，抗戰館此次改建、擴建工程，建築總規模為15,100平方米，其中展陳區域6,190平方米、藏品庫區2,368平方米，計畫於2015年10月完成，而「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專題展廳」也將同時對外開放。

座談會上，與會人員表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兩岸同胞應牢記歷史，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構建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為實現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而共同奮鬥。

當天出席座談會的台灣畫家楊炳輝，曾在今年6月向抗戰館捐贈一批台灣反侵略鬥爭的文物，其中包含其祖輩留下的槍枝、彈藥等物品。楊炳輝說，那些槍枝彈藥是他祖父犧牲前埋在地下的；五、六十年後挖出來時，已經都鏽跡斑斑。楊炳輝表示，作為台灣抗日志士後代，他願意將它們獻給抗戰館，於台灣抗日鬥爭史實展覽中展出。

此外，在台灣光復69周年之際，台盟中央、全國台聯人員也曾到抗日紀念館，向抗戰烈士獻花，並參觀抗日戰爭專題展覽，緬懷抗戰先烈，特別是台灣同胞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蹟。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69周年。在這樣的時刻，探討與思考甲午及對日抗戰給予人們的啟示，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被迫割讓台灣，台灣與澎湖地區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民眾也成為所謂「棄兒」，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甲午割台給中華民族與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這傷痛的記憶與悲情的種子，也是當今海峽兩岸關係發展與中國完全統一進程中的重要障礙。應該承認，甲午割台的負面影響遺害至今。

甲午戰敗割讓台澎，昭示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國強則立，國弱則敗。從中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示很多，至少有以下三點：

啟示之一：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近代歷史告訴我們：落後是要挨打的。「民族強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亂，是同胞共同之禍」。甲午戰爭12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來審視國際形勢與東亞格局，當我們看待中國自身的發展與崛起時，應該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必須堅定不移地走民族復興之路。「求和平、謀發展與促合作」雖已是時代的潮流、民意的主流，但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卻並沒有根本改變。

在中華民族發展與崛起的過程中，面臨著外在力量的猜疑與疑慮甚至遏制，需要我們同心同德。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發展與自強，才能在紛爭的世界中自立。

啟示之二：台灣的命運和大陸的命運始終緊緊聯繫在一起。120前中國積貧積弱，導致台澎地區被割讓；69年前抗日戰爭的勝利，台澎地區回到了祖國懷抱；60多年來兩岸之間的分離，又讓中華民族備受國家不統一之苦；過去六年多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讓台灣經濟與民生分享了大陸改革開放的機遇和成就。有100萬台商是伴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而做大做強的。歷史證明：台灣的發展是始終與大陸的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台灣前途也是與中國夢息息相關。

啟示之三：兩岸關係未來需要兩岸民眾共同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近代中國不幸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握當今，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六年多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這是一條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走向民族復興、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大陸方面所提出，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只有兩岸同胞互相扶持，共同參與到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中國夢」才能早日成真。尤其在當今國際與東亞局勢複雜多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新形勢下，如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是當務之急。為此：

首先，大陸需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無論是兩岸和平發展還是最終的和平統一，大陸自身的發展和實力居關鍵性的地位，實力需要硬實力與軟實力，需要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政治文明與民族富強。

其次，需要兩岸雙方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深化維護「一中框架」的共同認知。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錨，是定海神針，錨定了，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第三，需要團結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眾人拾柴火焰高，兩岸關係的主體是兩岸民眾，只有更多的兩岸民眾，特別是台灣民眾投身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業裡來，才能凝聚更多的智慧與力量，才能厚實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包括民意基礎，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第四，需要爭取更多台灣民眾對統一的認同。和平統一需要多數台灣民意的擁護和支持。在這方面，大陸對台工作與統一工作可謂任重道遠。

只有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積極務實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國家完全統一進程的不斷演進，才能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員）

今年9月3日，習近平與馬英九分別以慶祝「抗戰勝利紀念日」與「九三軍人節」的名義，在北京盧溝橋與台北忠烈祠舉辦慶祝活動，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大事。不過，從事口述歷史工作長達兩年的筆者，希望兩岸能進一步還原抗日戰爭的歷史，來實踐海峽兩岸的和解。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所宣揚的是，國民黨單方面解讀的抗日戰爭史，所以我們從小對共產黨在敵後從事游擊戰的歷史非常陌生。一直要等到我在台灣訪問了一些曾經在淪陷區長大，親身接觸過8路軍或者新4軍的老外省人以後，才知道共產黨在農村確實同偽軍打了不少的游擊戰，為當「亡國奴」的敵後居民出了一口悶氣。

即便是立場非常反共的國軍老兵也都指出，他們在戰場上與日軍作戰的時候，都高歌《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歌》，由此可見在激勵國人抗日士氣方面，共產黨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功不可沒。

甚至，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就已有如楊靖宇、趙尚志與趙一曼等中共黨員，與來自朝鮮與蒙古的共產黨員一同組織了東北抗日聯軍，在白山黑水中從事反滿抗日運動，然而由於海峽兩岸的隔絕，這段壯烈的史蹟在台灣直到今天仍鮮有人聽聞。

縱然共產黨的游擊戰起到了牽制日軍的作用，但是無論翻閱中日兩方，甚至於德國、蘇聯、美國與英國的檔案來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代表中華民族戰勝軸心國集團，光復了台灣、澎湖與東北，甚至參與創建聯合國的都是國民政府。

尤其，今天在台灣推動統一運動的人不乏當年國軍將士的後代，大陸當局要撫平內戰在兩岸人民心中所造成的傷害，就應該承認當年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政府是國民政府。

馬英九自2008年上台後，確實有別於李登輝，舉辦了許多的抗戰紀念活動，不過紀念的對象不是中美空軍混合團，就是中國駐印軍，今年則選擇了向當年參加緬甸密支那戰役的國民革命軍新6軍官兵致敬，他們背後似乎都有美國的影子存在。

筆者並不否認美國是擊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也不否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提供給國軍不少的援助，甚至還在去年前往新竹空軍基地，參加了紀念中美空軍混合團空襲台灣70周年的活動，向當年同我空軍健兒並肩作戰的美國飛行員致敬。然而，抗戰時提供援助的國家並不只有美國，不要忘了早期在淞滬戰場上差點把日本人趕下黃浦江的國軍弟兄，頭上戴的可是來自於德國的鋼盔。

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在陳納德組織「飛虎隊」前，就已經有227名蘇聯飛行員戰死在中國的土地上，所以若真要紀念外國友人的援助，又怎麼能忽略掉德國與蘇聯的貢獻呢？更何況，我們也不要忘記，美國的不肖商人在侵華戰爭爆發初期，還販售大量廢鐵給日本人去製造炸彈來殘害中國人呢。

其實，當年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蘇聯，都是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而援助中國，因此馬政府不必過度地討好外國「盟友」，反而忽視了自我。

筆者以為，抗日戰爭真正的主角是那些不分黨派，來自於農村的基層士兵。

當年中央軍在戰場上固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團結了不同派系的部隊抵禦外侮，但是郝夢齡、陳安寶、唐淮源、李家鈺、饒國華、王銘章、佟麟閣、張自忠與趙登禹等在抗戰中犧牲的9名國軍將領中，沒有一位是黃埔軍校畢業的。

尤其1938年到1941年，也就是中央軍部隊被打到幾乎全軍覆沒，美國又還沒參戰那一段最孤立無援的時刻，是靠著上百萬教育與文化水準不高，穿著草鞋的「農民兵」，才頂住了日本人的攻勢。

無論是中央軍、雜牌軍、共軍甚至於偽軍士兵，都來自於中國的農村，無論是出於志願還是被拉的壯丁，他們都憑藉著自己的血肉之驅，築起了保衛中華民族的長城，所以在紀念抗戰勝利活動的時候，首先要感謝的應該是這一批人。

這兩年來訪問老兵的經驗告訴筆者，廣大與日軍戰鬥的中國軍人，尤其是農民兵，並沒有太多機會接受共產黨或國民黨的政治教育，很多人甚至在無數次的戰役中被不同的敵人俘虜來、俘虜去，有的當過國軍，有的當過共軍，有的還不小心成了偽軍。不過，提起當年與日軍戰鬥的歷史，沒有人不感到驕傲與光榮，而且即便大多數人戰後在台灣與大陸過得都不如意，但卻沒有人感到後悔，我想這就是中國農民所特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吧！

所以，紀念抗戰最正確的方法，在於不能遺忘農民兵的貢獻，畢竟在海峽兩岸的任何一邊，大多數都是這些「雜牌軍」的後代。筆者也認為，兩岸應該拋棄昔日「漢賊不兩立」的思維，以理解、包容的態度，共同寫下屬於全體炎黃子孫的抗戰史，海峽兩岸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和解。

(作者係民間文史工作者)

 台灣光復至今已經69年了。1945年的10月25日，在台北市舉行台灣地區受降典禮，陳儀長官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此台灣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到底那一天有何特殊的地方呢？

繼續著抗戰勝利後台胞「欣喜若狂」的情緒，當天的台灣只能以「歡天喜地」來形容，各地都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的甚至搭建歡迎牌樓。而流行最廣的是一首名叫「慶雲歌」的歡迎歌，更是早就在大街小巷間傳唱。歌詞這麼說：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哈哈！到處歡聲，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

在歡喜和高昂的氣氛下，日本的投降儀式在25日早上10點舉行，地點是台北市公會堂，亦即今天的中山堂二樓。公會堂大門口的牌樓上書「台灣光復」四個字，下書「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

我方代表是行政長官陳儀，秘書長葛敬恩、參謀長柯遠芬；日方代表是安藤利吉總督、參謀長諫山春樹、海軍武官中澤佑、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此外尚有美國人，計有盟軍代表顧德禮上校、柏克上校、和禮上校等19人。台灣士紳有林獻堂、林雲龍、羅萬俥、陳炘、陳啟川、林熊徵、杜聰明等人。而公會堂外面則是人山人海，街道上有大批學生與民眾在慶祝遊行。

典禮一開始，日方先向陳儀長官行禮，陳儀命參謀長柯遠芬拿降書遞給安藤，接著陳儀宣佈「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轉最高統帥蔣中正之命令，為台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日本台灣總督兼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受領，希即遵照辦理」。

安藤拿著毛筆，頭偏一邊，在受領證上簽了字，現場人頭鑽動，攝影記者按下快門，拍攝歷史鏡頭。日方參謀長將安藤簽好的「受領證」呈給陳儀長官，陳儀審閱無誤後，安藤等日方人員退場，自此台灣正式回歸中國版圖。

陳儀長官所發的光復後第一個接收訓令，內容是：台灣已在10月25日歸入中國版圖，令安藤利吉除軍事部分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其原總督府及其所屬各機關文件財產及事業等項，統歸行政長官公署接收。

下午3點，在公會堂舉行慶祝光復大會，有3千多人參加。陳儀長官、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黨政要員出席，士紳參加者有林獻堂、林熊徵等人。

林獻堂擔任大會主席，他致詞說：台灣光復，同胞務須同心努力建設理想之新台灣，此次勝利實由於抗戰合於正義人道之理想，日本此次亡國之責任，其全體國民應共負責任，而中國之勝利，除感激偉大領袖蔣委員長之德勳外，也應感謝盟軍仗義執戈，拔刀相助，我等須要親愛互助，協助長官三不與三心之政策，以實現三民主義之新台灣。按：「三不」指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三心」指榮譽心、愛國心、責任心。

接著陳儀致詞謂：台灣光復不是偶然的，必須感謝為光復台灣付出代價、犧牲的人們，沒有孫中山及許多同志提倡三民主義實行革命，沒有蔣中正領導抗戰，沒有盟國特別是美國與我們共同作戰，沒有台胞在50年中不斷對壓迫反抗，犧牲身家性命，台灣是不能光復的。對日本人，陳儀要求要仰體蔣委員長不以怨報怨，樂與為善的方針。陳儀在財經政策上特別說明，已請准中央不在台灣使用法幣，而是使用台幣。陳儀最後強調「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此後的工作是艱鉅的」。似乎預告一年半後台灣即將發生的動亂：二二八事件。

林茂生致詞時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台灣因為有失陷，所以有光復，失陷原因是沒有自覺，沒有團結，所以敵人乘間而入，而敵人尚在周圍窺伺我們的弱點，想利用我們同胞的弱點，從中取利，我們務須注意。其次光復事業尚未完成，今日不過入光復之第一階段而已，光復之最後階段，尚待努力，期建設富美滿自由之新天地。

陳儀的講話代表官方，而林獻堂與林茂生的講話，則是代表地方士紳。兩者有共同點，即對未來充滿希望，對祖國政府表示擁戴，更對未來懷抱著戰戰兢兢的態度，說「要繼續不斷的努力」、「尚待努力」，民間及官方都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難得的是也有警愓。

《台灣新生報》報導受降日的狀況：「許多人在會場上，感激涕零，回憶五十年前的往事，像一場夢，一旦醒來，說興奮也不是，說安慰也不是，應清算的歷史被清算了，我們只覺得幸福與感謝！」(10月26日社論)。

這段話說明台灣人對政府的感謝，但隱約之間也有著不確定感。這篇社論在文末，也說明受降與慶祝僅是和平的起點，要和平永奠，非得「日本人徹底覺悟」及「台灣加倍努力」不可。

爾後69年來台灣的種種情形，就從那一天：1945年10月25日，發端！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如同2008年1月陳水扁卸任前的立委選戰，民進黨遭逢創黨以來最大的慘敗一般，被視為2016年總統大選前哨戰的九合一選舉，選前倒數20多天，國民黨選情全面吃緊，選舉結果恐不樂觀。

由於馬政府執政成績普遍不受民眾肯定，黨內矛盾一再檯面化，「反馬金情緒」早在國民黨及泛藍營支持者間發酵，更因黑心油事件赤裸裸地曝露江宜樺內閣的顢頇無能，導致台北市、台中市兩大直轄市極可能被綠營攻破，其他包括基隆市、澎湖縣同樣難以衛冕。民進黨極可能首度在統治總人口數上，贏過國民黨，無疑給了綠營台獨新生代新的火種與熱情。這個影響遠比國民黨縣市長席次銳減的影響更大、更深遠。

2005年縣市長及縣市議員三合一選舉，國民黨加泛藍陣營共得17席縣市長，民進黨只6席；在901席縣市議員中，國民黨取得近半的408席、民主進步黨則取得192席。2006年藍綠在直轄市長選舉中，台北市、高雄市各自取得一席。但在2008年初第7屆立委選舉，在113席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共取得81席(71.7%)，民進黨只取得27席(23.9%)。

可以說，馬在2008年初次參選總統時，國民黨交在他手上是擁有雄厚地方執政基礎、立委席次超過四分之三的絕對優勢。但在他2012年尋求時，不僅民調低迷，藍營支持者最後忍痛「含淚投票」，得以保住他驚險過關連任。最大的原因是，期許他推動ECFA後續協商，繼續推動兩岸和解與擴大交流。

然而，兩年多來，藍營支持者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宣稱連任後要「大開大闔」、要追求歷史定位的馬英九，不但無力開拓兩岸關係，甚至竟然被綠營運作太陽花學生鬧事，綁架立法院，致使兩岸協議進程完全被破壞。

其次，馬團隊破壞黨內倫理，冷落黨內同志，造成黨內分崩離析；更莫名其妙地和黨籍立委形同陌路，導致立法、行政如同斷軸的兩輪、各走各的。

更嚴重的是，馬不肯讓黨內人才得以循序升遷，造成青壯立委、資深卸任縣市長失去更上層樓的機會，無法替國民黨造就新的政治明星，縣市議員也因無法升格進入國會；導致黨內人才升遷嚴重塞車，但高層反熱衷於破格引入原非國民黨人搶佔高位，導致黨內相對落差感，累積成對「馬金體制」嚴重的不滿。

馬英九在黨主席任內，錯誤地打出「輔選機械化」的政策，實際卻是把黨工「虛級化」、為節省經費，大量留用退休返聘的老黨工，造成人事嚴重老化；而精減地方組織及人力，導致輔選機械形同無力的引擎。而這次九合一選舉，本是國民黨最擅長的地方組織戰力的整體檢驗，但除新北市及桃園縣因現任市長個人政績普獲肯定而得以倖免之外，國民黨選情全面緊張，證明黨組織戰力嚴重失靈。

馬英九曾是台灣首屈一指的政治明星，如今卻面臨藍軍厭惡，提前跛腳、且下台後可能是「人人喊打」的命運。

何以致之？當然是他執政性格所造成的。

國民黨不論是兩位榮譽黨主席連戰或吳伯雄，在黨政資歷、人脈和綿密的政商關係，不是馬英九能忽略的，更不提在立法院擁有極大影響力的院長王金平。但馬英九自上任之後，不但和幾位黨內重量級人士越來越疏離，甚至公開齟齬。一次失敗的王金平「開除秀」，搞得馬英九自己騎虎難下。

原本能成為得力助手的台中市長胡志強，馬偏偏把他推得老遠，逼得胡志強只得重披戰袍，老將再次出征。馬曾經選定的閣揆劉兆玄、陳沖，卸任身影多麼不堪、政務官如走馬燈，落得幾乎平均一個月換一位的怪現象。最離譜的是選前爆發張顯耀共諜案，更讓各界見識到馬金體制排除異己的手段既粗暴且荒唐。

馬英九因不顧黨內觀感，拔擢林益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卻爆發了索賄醜聞；接著擔任黨主席辦公室主任的台北市議員賴素如也被檢舉在台北市雙子星BOT案索賄，馬英九從此因噎廢食，直說不再起用民代，這叫黨籍立委情何以堪？終致立院動員一再出紕漏，不但監委提名被自家立委重打一巴掌，刷下11位，連大黨鞭也找不到合適人選；黨籍立委公開要求撤換閣揆，這種亂相即使在陳水扁時期也不曾出現。

當然，除了馬政府的問題外，連勝文竟然在藍營大本營台北市選得如此辛苦，很大比例是自己出了問題。連勝文對市政理解和掌握都不足，無法提出具有號召力的市政願景和規劃，反而落入對手追打權貴話題中。選戰策略嚴重失當，選舉幹部安排不妥，使他的支持度如溜滑梯般直直落。

此外，兩岸形勢的逆轉無疑是雪上加霜。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爆發，使台商「鮭魚返鄉」變「鯊魚」。連家大陸良好的政商關係，反成連勝文揮之不去的包袱。加上，近年來，兩岸不論是農業交流或旅遊業交流，都出現政商財團圍討特權代理的現象；兩岸商旅被特定財團獨攬、航空票價居高不下等怪事，造成一般民眾對兩岸交流「紅利」無感，甚至認為兩岸交流獨厚少數財團，「帝寶幫」更幾乎人人都在大陸經商而獲取暴利，使得綠營的「反親中」訴求再次攬獲人心。

國民黨過度透支藍營支持者的信用和熱忱，當2012年出現藍營含淚投票的警訊時，馬政府不知警醒、改弦易轍，反而變本加厲，一意孤行，甚至明知王金平開除黨籍的考紀案再上訴也沒有用，卻不顧排山倒海的黨內勸說，硬要上訴，形同對國民黨瀕死的選情再補一槍，終致此次支持者傾向「含淚不投票」，要給馬金一次教訓。

若馬英九不能在最後關頭重新喚回藍營支持者的向心力，拉高投票的意願，則不管高層再怎麼努力切割、想把敗選的責任推給候選人個人，一旦慘敗，馬團隊必定是特級颶風暴的重災區。 

（作者係自由政論家）

張克輝，1928年出生於彰化西門口張厝，曾就學彰化高級商校、台灣師範學院，1948年通過考試，進入廈門大學經濟系學習。後任解放軍閩粵贛縱隊八支四團獨立連連長、副政治指導員。

1949年後，張克輝從基層做起，歷任福建省政協副秘書長，省僑務辦公室、外交辦公室副主任、省台盟主委、省對台工作辦公室主任。1982年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政協副主席。1989年出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1991年出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1997年出任台盟中央主席。曾任第五及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任第九及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現任全國台聯名譽會長。

張克輝自年輕時就喜愛寫作，最早的作品是刊登在楊逵主辦的《力行報》上的短篇小說《農民》。著作有《海峽心 兩岸情》、《深情的海峽》，電影劇本則有《台灣往事》、《尋找》、《湄洲島奇緣》、《啊！謝雪紅》、《何日再擁抱》。

問：您還記得我們什麼時候初次見面嗎？

張克輝答：記得啊，那是在1987年2月，我們一行五人去美國洛杉磯參加「2.28事件40周年紀念會」，承蒙你的全程安排、接待。

問：因我家房間不夠，有兩位客人必須睡在比較簡陋的地下室。我太太剛宣布完畢，您馬上抱著枕頭、棉被往地下室走。您可是五人中官位最高的啊！

答：嗨，沒什麼，應該的。 

問：請先談談您的家世，以及日據時期您對日本人的印象？

答：我出生在台灣彰化，父母育有八個孩子，四男四女，我是長子。孩子裡只有我一個人在大陸，其餘全在台灣。我家境不錯，所以在日據時代得以進入專門為日本人設立的「小學校」（有別於一般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從小日語就很好。

雖然從小父親告訴我「我們祖先來自唐山」，彰化北郊的祖家張厝的門樓上，也懸掛著一塊刻有「清河衍派」四個大字的青石匾額（昭示祖先來自現今的河南清河地區），但我小時候並沒有深刻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直到有一次被一位高班生的日本人欺負。他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並不停地辱罵：「你這個清國奴」，我才知道，儘管我把日本話當母語來學，仍然只是一個受奴役的台灣人。

挨了這一拳以後，我覺得自己長大許多，開始會注意、觀察日本人在台灣殘酷的統治，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情感也開始在我的血管裡奔流。

問：您還記得1945年台灣光復時的景象嗎？為何26歲時決定赴大陸讀書？

答：我記得抗戰勝利時，台灣大街小巷張燈結綵，敲鑼打鼓放鞭炮，祭天拜祖，熱鬧非凡。之後，人們掀起一股學國語的熱潮，我也買了一本自學國語的小冊子，到山坡上高聲朗讀「你好嗎？好久不見了」、「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

課堂上，老師也開始談四大發明、萬里長城、天壇回音壁、金鑾殿、故宮等中國史事遺跡。不久國文課來了一位名叫鄭晶瑩的年輕女老師（曾在濟南大學讀書，因參加遊行示威被國民黨追捕而逃回台灣；後來又因涉案逃到大陸)，她自己編寫教材，上課時常常離開課文，從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講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再講到苦難中國的現實，她的話深深感動了我。當她講到屠格涅夫的《明天啊，明天！》時，我不禁憧憬起自己的未來。

有一回我放學路過孔子廟，聽到從大成殿西邊房間裡傳來一首令人振奮的激昂歌聲。走進孔廟一看，原來是一位大學生在那兒教唱。他告訴大家說這是喚起四萬萬民眾的《義勇軍進行曲》，那雄壯的旋律我至今難忘。沒想到，那首歌不久就被政府禁唱了。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少接收大員飛揚跋扈，貪污舞弊，引起民眾極端不滿，社會也逐漸動盪不安。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曾經把希望寄託在國民政府身上的我，幾天之內失去了崇拜的偶像，感到前途茫茫。

1947年夏天，幾位在大陸念大學的公費生在彰化公園舉行了一場演講會。會後我和幾位同學在孔子廟裡討論人生的理想和國家的前途，當時我就認為應該到大陸去求學，以便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就這樣，隔年夏天我參加了統考，進入廈門大學。

問：您後來加入了地下黨組織，也上山打過游擊，游擊區的生活應該很艱苦吧！

答：我是1948年11月加入地下黨組織，隔年2月受派到安溪游擊區工作，出發前我給父母寫信，只說要去香港、南洋兩個月，請他們不要掛念。誰知道這一去，卻讓父母掛念了一輩子。

游擊區的生活當然是相當艱苦的，晚上我和同學擠在一張床上睡，不久身上幾處發癢，開始以為是蚊子咬的，後來全身癢起來，沒辦法睡了，才發現原來是跳蚤、臭蟲咬的。過了一段日子，才慢慢適應跳蚤、臭蟲。另外，由於形勢緊張，戰士增加，隊裡只能勉強提供伙食，沒有其他補貼。吃飯時戰士先吃，幹部後吃。

每次回想往事，最難忘的是游擊區的人民不顧全家安危，支持、掩護我們。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記得有一次在突圍時，我瘧疾發作了，一對農民夫婦不顧危險，把我帶到山洞裡躲起來。一進山洞，那農民馬上把他家唯一的一條棉被鋪在潮濕的地上，讓我躺下休息。因為當時山上有老虎，國軍就撤退了。那農民堅持帶我到他家去過夜，農民把那條濕掉的棉被放在鍋裡炒乾，蓋在我身上，我感動得不禁流下淚來。

後來慢慢瞭解到，很多台灣前輩從抗戰時期，就在大陸土地上戰鬥，他們表現英勇，其中不少人壯烈犧牲。大陸人普遍認為，台灣人都是好漢，我也想當一名好漢。  

問：您長期在福建工作，與台灣方面的接觸一定很多，我前些時候在大陸電視節目「歷史檔案」中，看到您曾安排國民黨軍空難死亡者的遺體給金門，請您談談當時的情形及事件經過。

答：這是3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兩岸關係十分緊張。有一架金門運輸機起飛不久後就發生空難，南安水口區漁民在海上看到國民黨空軍軍官的遺體，就把遺體運回漁港，並報省台辦。我立即向省委書記項南彙報，項南很重視這件事，馬上叫我妥善處理。我從福州坐了五個多小時車到達南安縣，和水口區及周圍鄉村的幹部研究出幾個方案：通知金門來運回去，但金門一定不會同意；把屍體運去金門，但對方可能開槍；就地掩埋，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煩。

正在我們無法決定時，項南來電話，傳達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的指示，要用一切辦法把遺體送回金門。我隨即寫了一封信，通過電台廣播，告訴金門當局我們將派人到金門與水口中間的無人島邊，同他們商談遺體的移交，時間訂在次日上午10點，船會插上紅十字旗。

次日，我到無人島邊時，金門派來的人也到了。他們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決定把遺體運返金門。第二天移交手續很順利。金門代表接過遺體後簽字蓋章，彼此互贈禮品。金門代表一再表示感謝，並說死者家屬已在金門等候。

當時海峽兩岸對這件事反應都很好，有台灣輿論說：「兩岸可以談，都是中國人，有什麼不能談？」

其實，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艘台灣漁船遇難，13名漁民被福建漁民救到福州。我方通過廣播、報紙轉告國民政府，台灣方面就是不回應。我們提出把這13人送到香港，再由他們去接，台灣方面還是不同意。半個月過去了，台灣漁民很不滿意，他們的家人也懷疑是我們扣留不放。最後我決定，讓13人乘漁船出海，在海上交給台灣漁民。13名漁民完全同意，並要求我也要跟他們同船出海。第一天，在海上遇到幾條台灣漁船，但他們怕惹麻煩，不願意讓13名漁民上船。第二天遇到相識朋友的船，才勉強讓這些人上了他們的船回台灣。

問：到大陸以後，您什麼時候才再見到父母親及家人？

答：1979年8月，福建組織一個友好訪問團訪問日本，我是成員之一。我把行程告訴了彰化的家人，請他們到日本見面。當時我母親已臥病在床半年，一聽到這消息，立刻堅決表示她要去日本見我。看著她的病情，大家都不相信她能如願，可是就在出發的那天早上，她一個人穿好外出的衣服，從樓上走下來。家人都說，思子心切的母親是以超人的毅力走下來的。

在日本見面時，我不等車停穩就跳下來，快步走到父母面前，他們緊緊擁抱我，好久說不出一句話，大家哽咽地低泣著。進屋後，在明亮的燈光下，父母深情地凝視著我。妹妹引著他們進餐室說：大家肚子餓了，先吃肉粽吧。她說：這肉粽是母親為大哥親手包的，材料全是從台灣故鄉帶來的。弟弟也說：父母說要等大哥來才能吃。我第一個動筷子，並立刻說「好吃，真好吃，我在大陸吃過各種各樣的肉粽，但母親包的肉粽最好吃」。媽媽笑得很開心：「這是你外婆傳授給我的」。我說「母親包的肉粽特別好吃，因為它含有母愛和故鄉的深情。」 

問：您何時才再踏上台灣故鄉的土地？

答：1992年老家傳來母親逝世的噩耗，我馬上申請回台奔喪，可是台灣當局卻以我身分特殊、回台有可能遭起訴等十分荒唐的理由，拒絕我回台奔喪，我只好勉強同意由妻子赴台代行。在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時，我太太說：盡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而台灣當局卻不顧孝道，不順民意，令人遺憾。我在海峽西邊則默默燒起心香一柱，憑弔母親在天之靈，默念「不孝兒哭生不能侍候，死不能奔喪送上山。」

1993年5月，我父親接著病逝。我經歷了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過程，才得以長子的身分回台主持喪儀，盡人子孝道。在葬禮上，我照著家鄉的習俗披麻戴孝，跪在家鄉的故土上，致唸悼文。

問：您除擔任過各種重要的公職，還長期擔任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請問您跟媽祖有何淵源？

答：我對媽祖有特殊的情懷。年輕要來大陸讀書時遭到家人反對，還是祖母帶著我到媽祖廟去搏筊，扔出了三個聖筊才得以成行的。後來我發現世界上有近兩億的媽祖信徒，兩岸都有很多人信奉媽祖，我很樂意藉著媽祖的文化活動，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2009年5月22日，我率團共15人赴台和台灣媽祖聯誼會交流。在中午時分到達桃園機場，盛大的歡迎團隊早已打著「歡迎張厝弟子張有義（我的本名）回鄉」的橫幅，在那兒等候我們的到來了。此行受到台灣廣大媽祖信眾的隆重歡迎，也受到了張氏族人的熱情款待。台灣媽祖聯誼會在梧棲鎮辦了60桌的晚宴。台灣各地及澳門的媽祖宮負責人都來了，當地多位官員、民意代表也到場講話。張家的族人也在張厝庭院，辦了26桌的宴席，為我們一行洗塵。

2009年之後，我還回過台灣兩次，但最近的一次台灣舉辦「張克輝作品研究會」，邀請我去參加，台灣有關部門卻表示「不歡迎」而未能成行。                                

問：您著作等身，有的劇本還被拍成電影，大受歡迎。請問您寫作的動機是什麼？

答：我很喜歡寫作，年輕時就在楊逵主辦的《力行報》上發表過〈農民〉，離休後，我有較多的時間，就開始把對故鄉的思念，通過筆尖，點點滴滴、如泉流不斷地寫成文章和劇本，有的編輯成冊，其中《台灣往事》及《尋找》還被拍成電影（改名為《雲水謠》）。

問：您年輕時就離鄉背井，在大陸生活了60多年，曾經後悔過嗎？您自己怎麼看待您的一生？

答：當年辭別故里，我是一個熱血青年，而如今已是白髮蒼蒼、步履瞞跚的老人。年輕時的革命理想及大半生的政務工作，有些是我個人的追求，有些則是命運的安排。回憶往事時，我難免有些感慨，還好兩岸關係已逐漸走向和平發展、交流合作，我也有信心，兩岸終將統一。我想這是我及同輩人最大的願望。

我愛台灣，也愛大陸，更愛走向統一、富強的中國。因此，我從未後悔當年所做的決定，我也很高興有機會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做了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