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0日是澳門回歸中國屆滿15周年的日子。在此刻檢討及前瞻澳台關係，別具意義。
澳台關係是單一制國家內兩個地區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像聯邦制國家內州與州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像諸如廣州與上海、江西省與湖北省那種普通的地區間關係，而是一種特殊的地區間關係。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結束了葡萄牙在澳門400多年的管治。台灣駐澳門的機構面臨著與一個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殊地區的關係。台灣方面當時將澳門從「外國地區」定位為「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的區域」，制定了《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並於1999年12月27日將其駐澳機構改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中心」，將其隸屬關係從外交部轉移到陸委會，等於正式承認台灣與澳門關係是兩岸關係中的一個特殊部分。
2000年3月18日，台灣民進黨政權上台執政，澳門特別行政區秉承中方宣布的處理澳門與台灣關係七項基本原則和政策，即「澳門錢七條」，與台駐澳機構繼續打交道，構建雙方在新世紀的澳台關係。總的說來，澳門回歸15年來，澳台關係順利發展有幾條經驗值得總結，也是對澳台關係未來發展的有益啟示。
經驗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澳門政權回歸的前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澳門特區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於1999年1月中旬，宣布了處理1999年後澳門涉台問題的基本政策，即「澳門錢七條」，它是在「香港錢七條」的基礎上制定的，但有三項不同之處：
第一，增加「台灣居民進出澳門的現行進出境方式不變」。「九九」後，台灣居民可以持有效的身分證或出生證進出澳門。
第二，對澳門專業界別的表述與香港不同。這與《澳門基本法》中的規定相一致。
第三，台灣在香港及澳門的機構都可繼續留存，但澳門比香港的規定多了「以適當名稱」的字眼，明確指出台灣駐澳機構必須改名。北京希望兩岸能進行實質性的對話，澳門因其獨特的條件可發揮獨特的作用，以促進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
經驗二：雙方採取「低調、務實、靈活」的手段。在澳台民間往來方面，對澳台兩地的民間往來，台灣同胞和澳門同胞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在回歸後允許台灣居民繼續使用台灣居民身分證免簽進入澳門，而不是像回歸前傳聞的要使用「台胞證」，這一舉措使很多台灣居民打消疑慮，對到澳門旅遊和經澳門轉機大陸增強了信心。
在吸引台資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對台商投資給予了鼓勵，除享有「投資居留」的權益外，還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了吸引台灣資本、技術和遊客的政策措施，保障在澳門的台灣機構、人員和各類資本的合法權益和進出自由。
在支持人才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才，承認台灣的高等學歷，提升和任命了許多畢業於台灣高等院校的公務員任局長、廳長、處長，使得澳門青年赴台升學的趨勢繼續擴大，對有利於雙方的 澳台通航協議」的續約談判予以支持和協助，使其順利續約。
台灣方面在制定澳台關係的政策上採取了務實面對的態度，在「兩岸關係條例」的基礎上擬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將港澳地區的政治定位，由「海外地區」改為「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之特別區域」，所涉港澳事務由有關部門統一管理。
同時，順應中方要求，在澳門回歸後，台灣將留存在澳門的機構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中心」，減少了其官方性質，並將其隸屬關係轉移，為澳台民間交流提供相關服務。台灣方面從維護自身利益，以及維繫和發展台澳關係出發，正視澳門回歸並實行「一國兩制」的事實，低調、務實、靈活地採取一系列有助於澳台民間交流、交往的舉措，推動了澳台關係的發展。
經驗三：高度重視加強澳台兩地交流。回歸後，澳門推出更具前瞻性的政策，深化澳台間經濟、文化、新聞、教育等各領域互動。澳門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就任後更加強了澳門與台灣在經貿、文化，尤其是旅遊方面的交流合作。同時鼓勵和支持澳門在對台文化、經貿等各個領域進行更多的研究與調查。
經驗四：堅持「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崔世安將於2014年12月20日就任第四任行政長官。他已表示將繼續不斷改善社會民生，拓展區域經濟合作，使澳門經濟保持高增長、低失業態勢。
當前，兩岸關係雖然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但和平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隨著台海形勢的發展，港澳台之間的交流將出現範圍更廣、活動更頻、層次更高的新局面，港澳在兩岸交流中的作用將日益突出，而澳台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一個特殊部分，通過澳台雙方的密切交流與合作，澳門可以繼續扮演兩岸關係中的橋樑和仲介。
（作者係法學博士，《求是》雜誌社編輯）
今年以來，台灣、香港都不平靜。先看台灣，歷經反服貿學運、張顯耀案件、「習馬會」破局、馬英九聲援香港「占中」、國台辦強勢回應一系列事件，兩岸關係進入「冷靜期」。表面看，推進「一國兩制」進程受阻，連台灣似乎也從「占中」事件中找到抗拒「一國兩制」的理由。但是香港、台灣種種紛擾，真的是「一國兩制」造成嗎？事實並非如此。
近年來，香港、台灣社會發展停滯，青年看不到希望，草根階層受到擠壓，社會焦慮情緒不斷累積，在尋找爆發點。對特區政府不滿、對普選方式不滿、對大陸不滿，歸根結底是對現實不滿。
21世紀資本主義困境
香港、台灣社會發展停滯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但從本質上講，都是21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困境的縮影。凡涉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資本的逐利性、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等問題，往往讓人聯想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認為這僅存在於形而上的理論範疇。但是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大資料、雲計算的出現，讓我們有能力用事實驗證理論，並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典型的例子是《21世紀資本論》，這是最近在歐美備受追捧的一本書，作者皮凱提通過分析工業革命以來，20多個國家國民財富分配的大量資料，得出的核心結論是：在非戰爭時期，資本增長的速度，始終高於國民財富增長的速度。這一方面印證了資本逐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昭示在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亟欲膨脹的資本會給社會中下階層帶來巨大的擠壓。皮凱提指出，正是這一規律導致整個社會根源性的不平等。現在西方媒體都關注「占中」，似乎忘記了它正是仿效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而起，是青年人對前途感到無望，為表達不滿，而進行的街頭抗爭。
目前，經濟學家聲稱全球經濟正在從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緩慢復甦，但事實上復甦的範圍僅限於美國，歐洲和日本仍然欲振乏力。即便在美國，貧富分化也越來越成為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葉倫近日表示，美國的貧富差距正處於近百年來最嚴重的時期。每一次爆發經濟危機，都會加劇資本市場的弱肉強食，導致強者愈強，不斷坐大，最終將控制力從經濟層面延伸到政治層面。其結果是，資本財團通過行政、立法機構而影響法律、政策（尤其是稅收）制定，進一步確立對社會的全方位掌控，導致這種強者通吃、貧富分化的局面進一步固化、加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已經踏上收入水準回歸19世紀的道路，而且正在向『世襲資本主義』回歸」。1990年代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近乎完美，今年卻發表名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文章，指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難以克服結構性矛盾，包括兩黨制導致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兩極分化、互相否決，制衡制度演變為惡性均衡，利益集團侵蝕政府運作等等。
這一立場的轉變反映了911事件以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西方國家議會僵局難以打破，政府軟弱無力，分權與制衡所產生的低效率，既無法有效應對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也無法反制金融危機、恐怖襲擊等人為災害，這與中國政府在此類危機中的處置、動員能力形成鮮明對比。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同時給兩種制度提供發展平台，賦予其自我展示、和平競爭的機會。香港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財團資本經過多年發展實現了高度集中聚合。迄今香港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房價奇高，同時抬高人工成本，多數工農業企業因無法負擔經營成本關門大吉；而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被以李家為首的四大家族控制，以至香港有「李家的城」之稱。這造成兩方面後果，一方面經濟生態多樣性被破壞，社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年輕人就業及自主創業空間狹窄、生活成本高昂，感到壓力大、沒前途；另一方面類似自由行等經濟蛋糕，好處基本上被財團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無幾，卻要承受擁擠、物價提升的弊端。這都是港人不滿情緒的主要原因。
香港社會有其特殊性，1970至90年代是東方之珠最輝煌的時期，作為中國廣大內地與西方世界的貿易中轉站，香港地位得天獨厚，但是從根本上講，這種特殊優越性根植於東西方交流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的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這種狀況持續了幾十年，以至於香港人視之為天經地義。
1990年代後，隨著大陸全面開放，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迅速崛起，香港地位相對下降。很多民眾將其歸咎為回歸祖國，因為他們最直觀的感受是「回歸之前，蒸蒸日上；回歸之後，每況愈下」，甚至有人喊出「港獨」。這都是沒有意識到過去的繁榮，來自於極特殊的歷史條件，現在的相對衰落，只不過是回歸常態。
同樣是因對社會不滿而發起的占領運動，「占領華爾街」的年輕人認為問題出在金融寡頭、資本家身上，「占中」則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從目前來看，「占中」勢力除打民主牌，依靠空洞的「道義至高點」博取大眾同情之外，毫無優勢可言。由於長期阻塞交通、妨礙經濟民生，香港社會對其僅有的同情心已被消耗殆盡。
近期觀之，「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中遭遇到挑戰，但是從長遠來看，「占中」等事件未必是壞事，真理不辯不明，制度設計也要在實踐中經歷各種考驗，方能獲得生命力，並最終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一國兩制」與兩岸關係
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遭遇瓶頸，「先經後政」變成「只經不政」，由於政治交流不暢、互信脆弱，反過來，又影響了經貿交流合作的深入發展。兩岸交流「先易後難」，難就難在政治上無法實現突破，「一中兩憲」、「一中三憲」等理論有創意，說都說得通，行都行不動；理論上可行，實踐上不可行。
由於經濟體量小、市場狹窄，台灣是「淺碟經濟」，對外依存度高，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台灣經濟就像汪洋中的一葉小舟，很難獨善其身。正如上文所述，當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的時候，資本的膨脹將對社會中下階層造成擠壓，激化社會矛盾。
雖然馬英九每次施政報告都說「拼經濟」，要讓民眾「有感」，但是民眾感受到的是生活日漸艱難，大學生畢業即淪為22K，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的反服貿學運，與其說是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焦慮，更多是青年族群對社會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在此情況下，馬英九當局面對民意，只有退縮，沒有引導；面對綠營杯葛無能為力，導致服貿、貨貿卡關，兩岸關係停擺。
事實上，兩岸關係深入發展對台灣是挑戰更是機遇，而台灣疑慮重重，畏首畏尾，原因在於自信不足。
當前，大陸與台灣社會發展勢頭迥異，兩岸之間各方面優劣對比正在發生歷史性轉變。今年以來，台灣先後經歷反服貿學運、政務官內鬥、高雄氣爆、黑心豬油事件、「馬習會」破局，馬英九在極低的民意支持度之下，無力領導台灣走出困局，整個社會沒有方向。而今年大陸強力反腐，立信於民；召開18屆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方略；主辦APEC會議，強力塑造在亞太乃至全球的影響力。
事實上，兩岸關係發展與「一國兩制」互為表裡，其動力就在於兩岸雙方取長補短、良性互動，為同一個目標攜手共進。中共18屆四中全會強調「運用法律手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無疑是劃清底線之舉。台灣與其反彈、迴避，不如積極思考、正面回應，通過與大陸連接，融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以免落入邊陲資本主義的陷阱。
（作者係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研究員）
由香港泛民陣營和學聯等組織發起的「占中」群體中出現魚龍混雜和暴力的情形，香港部分泛民主派議員目前援引《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告狀，要求聯合國去信中國大陸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在2017年實行普選制度，亦即港人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
此舉引起國際社會和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有評論家認為，香港雖然已回歸17年了，但年輕一代，尤其是知識菁英，至今還缺乏對祖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這是導致近年出現大小規模的反政府(實質上是反中央)示威和抗爭活動的原因。
有人把這些反政府抗爭視為「港獨」的一種表現，筆者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根據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國際法》第三章第四節《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也就是屬地和屬人權威。按照有關定義，中央政府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因此，「港獨」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所謂「港獨」，只是個假命題。
至於香港在回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北京政府完全可以運用國際法中《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對回歸後的香港實施「屬地和屬人權威」，即對香港回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實行國內管轄，也就是將它納入《基本法》的框架內。而人大釋法或人大決議就是實施「屬地和屬人權威」，亦即實行國內管轄的體現。這種權利是國際法所允許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委員應該很清楚。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挑戰北京這種屬地和屬人的權威呢？又為什麼有人把它解釋為「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呢？
據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七年多來的經驗，結合對大陸社會的仔細觀察，發現大陸和香港之間就「兩制」而言，其界限已愈來愈模糊。特別是隨著近年大陸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管理階層特別是公務員素質和效率快速提高，「兩制」的差別愈來愈小，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制度愈來愈趨同。
嚴格說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大陸人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知識菁英階層，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與大陸的差異尤為明顯，畢竟香港經歷過英國156年的殖民統治。我把這種文化和價值認同方面的差異，歸結為「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盾，而且認為，這才是當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事實上，類似這種「殖民化」與「中國化」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1945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時也曾出現過。
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經日本50年殖民統治，台灣的語言文化、價值系統乃至政治制度架構，已完全實現了日本化。特別是二戰爆發後，日本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對台灣等殖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強行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
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之後，也經歷過「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激烈衝突。鑒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國民黨政權以鐵腕方式去「皇民化」，從語言文化(推行中國語教育和講國語)、價值認同到政府管治系統，都強力推行「中國化」政策。結果短短幾年內完成了由「皇民化」走向「中國化」的轉變。及至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雙邊和約》，把台灣人的日本國籍轉變為中國國籍，從此，從國內法到國際法，台灣實現了真正的回歸中國。其方式雖然有些粗糙，並過度使用強制力，但從解決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社會深層矛盾、特別是以「中國化」去「皇民化」的角度來看，效果無疑是顯著的。
目前香港社會的政府架構和公務員系統，仍以「殖民化」的價值判斷為準繩，公務員升遷、教職員工考核皆以「殖民化」的價值作為標準，這種在價值取向上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必然導致年輕一代缺乏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甚至產生抵觸和排斥，且隨時可能爆發為一種反政府和對中央政府的消極抗爭。其結果將導致香港公務員和政府系統的管治效力愈來愈低，社會分化日益明顯，也愈來愈缺乏國際競爭力。
香港的「殖民化」與「中國化」這一深層的矛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可以預言，整個社會將長期陷入內耗，並且日漸沉淪。解決之道在於加強「中國化」和「去殖民化」。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所主任)
美國以獨霸全球的武力，介入亞洲與太平洋的安全事務。在未來數十年，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戰略和經濟上的「盟友」？還是「對手」？令人關注。依我的研究及觀察，中國的軍力對美國至今尚是「嚴重而非至關重要」的威脅；但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則對美國會構成重大威脅。
習歐瀛台交換意見
歐巴馬在2014年APEC會議期間訪華，是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重要契機。
11月11日傍晚，習近平與歐巴馬在瀛台「私人會晤」、散步、晚宴、茶敘。
中美兩國領導人本應保持經常性密切溝通，不只是就事論事，而是要就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坦誠深入交流。唯有這樣，雙方才能全面增進相互了解、加深彼此信任，也才能做到相互尊重，避免戰略誤判。
習近平當晚強調，雙方要擴大務實合作，特別是積極推進開拓性合作，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和協調，共同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歐巴馬表示，美中兩國人民都是充滿活力、富有創造性的人民，兩國利益深度融合，美中加強合作，可以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他願意和習主席就廣泛的問題及時交換意見，推動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建設邁上新台階。
席間，兩人交換治國理政經驗談。習近平指出，中國繼續保持穩定和發展，有利於世界，將給美國及中美合作帶來更多機遇。並表示要了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及文化。中國人民自古以來珍視國家獨立、統一和尊嚴；政府必須順乎民意，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美國情各異，歷史文化、發展道路、發展階段不同，應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異，和而不同。兩國難免存在一些分歧，但此非兩國關係的主流。兩國政府要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妥善處理有關分歧。
歐巴馬表示，該晚令他更加理解中國人民為何珍惜國家統一和穩定。他願意同中方坦誠溝通對話，增進相互了解，相互借鑒經驗，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誤解和誤判。中國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在多極化時代，美方歡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願意同中方加強交流合作，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共同促進亞太和世界和平與安全。
美國一向以北京為頭號假想敵，歐巴馬在外交上最大的成就是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戰略。美國運用國際宣傳上的話語權，利用中國周邊國家畏懼強權崛起的心理，固結日本、澳洲、印度，長期盤據國際政治道德高地，盡可能避免捲入更多的衝突。
國務卿凱瑞曾表示：「亞太再平衡戰略百分之百不是針對中國」。歐巴馬也重申，「美國無意遏制或圍堵中國，因這樣做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同歐巴馬一起參與、制定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艱難的抉擇》回憶錄中，卻透露：「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在遏制中國的崛起」。鑒於許多政客都是言不由衷，見人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故要「聽其言、觀其行」，看看是否「心口相符」？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本該和平友好相處，沒有不友好相處的道理。雙方領導人表面上都擁護這種說法，但卻未在此添加太多的內容。
釐清美國對中政策的誤解
美國決策者目前對中國戰略意圖和政策取向有三大困惑和誤解，分別論述，並加以評斷：
第一，美國誤以為中國外交政策會隨著國力增強，變得剛愎自用，咄咄逼人，甚至可能對抗美國。這絕非事實，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美國的政策歷經歲月，有很強的連續性。而且，中國一向把發展內政當作第一優先，在外交上只希望推動區域和全球的穩定與繁榮，斷不會採取對抗性的外交政策。
第二，美國質疑中國企圖將其逐出亞太地區。中國軍事現代化仍在持續，部分原因確實是為了對付亞太地區的美軍。到2020年，中國將在亞太地區擁有351艘潛艇和導彈水面艦艇。與此相比，美國海軍在亞太只會部署67艘潛艇和水面艦艇。美國擔心中美軍事衝突可能升級，產生「重大政治危機」，中國則將趁機把美國勢力逐出亞太地區。
其實，亞太地區過去幾十年的穩定繁榮，中美兩國都有苦勞。習近平此次在公開和私下場合，多次向歐巴馬「再保證」，無意將美國逐出亞太地區，甚或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發展，兩國合作將使亞太地區的穩定繁榮有更好的前景。當然，兩國想要在亞太地區和平共處共贏，雙方都得有具遠見卓識的決策者。
第三，美國誤解中方釐定的「新型大國關係」，意義過於側重中國自身的利益。例如，中國要美國承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島礁爭端上的權利主張，是試圖運用新的概念捆綁美國的手腳，使美國無法干涉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實際上，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係基於對世界新現實的體認，看到中美兩國的利益緊密關聯，想共同應對全球和地區性的挑戰，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自行其是，尤其新興大國一定要避免與既有大國的衝突，避免「零和遊戲」，唯一的選擇是「雙贏」。中方呼籲「互相尊重」，不是片面逼迫美方，而是雙向的，中方不僅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相對地，中方同樣也會尊重美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因此中方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絕非捆綁美國手腳，使美國霸權無從施展。
中美仍有根本利益衝突
儘管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共同表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和世界，儘管歐巴馬表示，「美中是世界上兩大經濟體，兩國利益深度融合，中國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如果美中能有效合作，將造福世界」，不過，「新型大國關係」的根本癥結在於中美兩國整體軍力上的差距。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已經習慣單極獨霸為所欲為，不願平等對待中國，縱使北京願同華府一道落實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讓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得更好，但華府決策者認為，中美兩軍力量既然不等，又何必在現實國際事務上對等合作？
歐巴馬這次訪問北京，改善了中美關係氣氛。但華府決策人士缺少「吳越同舟」的共濟心，不願意摩擦「阿拉丁神燈」，避免一旦巨大精靈出現，後果難以善罷甘休。因此，儘管中美雙方同意通過對話協商，期望繼續穩定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但中美的根本利益衝突依舊存在，看不出太大的改變或進步。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美國期中選舉雖然總統的名字不在選票上，但通常被視為是對總統施政的全民公投，是選民兩年一次「修理」總統的機會。2008年，歐巴馬上任時，民主黨掌控參眾兩院，但2010年期中選舉，歐巴馬眾議院丟了63 個席位，參議院丟了6個席位，民主黨在參議院仍然掌控51席的多數，在眾議院則只有191席，淪為少數黨。
歐巴馬在2012年贏得連任時，信誓旦旦在今後兩年會努力在2014年奪回眾議院。孰料2014年的期中選舉，民主黨非但沒有奪回眾議院，還丟了參議院。
這一次共和黨在參議院增加了8席，共擁有54席；而民主黨則減少了七席，只剩下46個席位。在眾議院方面，共和黨獲得超過246席，非但牢牢地鞏固對眾議院的掌控，而且取得自1946年之後最多的席次。自2006年以來，民主黨首次輸掉參、眾兩院，歐巴馬成為64年來輸得最慘的現任總統。今後兩年，歐巴馬的施政，將時時受到共和黨的掣肘，可謂已成跛鴨總統。
州長選舉方面，共和黨也有斬獲，從原本的的29席增加到31席，並且攻陷了民主黨的重要據點，如伊利諾州、馬里蘭州和麻塞諸塞州。在三個屬土關島、北馬利安納群島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共和黨也拿下了前面兩席。
共和黨是2014年期中選舉的最大贏家，只是，贏得2014年中期選舉的共和黨，是否能在2016年入主白宮，還要看今後兩年的情勢發展。
共和黨之所以能夠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獲得全面勝利，歸因於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中期選舉一般投票率較低，估計約有60%的選民不參加投票，其中婦女、年輕人和少數族裔尤甚，而這些人正是民主黨的基本擁護者。這次中期選舉，婦女的投票率僅51%，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投票率低至13%，非裔選民投票率只有12%，西語裔8%，而白人則為75%。
二是歐巴馬低落的民調認可率，拖累了民主黨候選人。執政6年的歐巴馬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上，人們都質疑他的領導能力。「歐氏醫改」（Obamacare）是他在內政上唯一的重要立法成就，卻成為本次選舉中最受攻擊的標靶。10月13日至19日，共和黨播出幾近12,000支抨擊「歐氏醫改」的廣告。參眾兩院的共和黨人都把醫改方案作為主要議題，並把問題框定在法案的實施層面，比如受到負面影響的個人遭遇，把歐巴馬和民主黨人描繪成「導致政府職能過度擴張的無能管理者」。執政6年的歐巴馬民望支持率低落到只剩42%，曾經一度是票房「靈藥」的他，變成票房「毒藥」不說，還淪落到票房「不要」的地步。儘管參眾兩院的民主黨候選人都刻意與他保持距離，但仍難免嘗到敗績。
共和黨的勝利，讓黨內群雄並起。現在看來有意在2016年競選總統的有現任共和黨州長協會主席的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利斯蒂、威斯康辛州州長沃克、前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希、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科盧比奧和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等人。其中傑布布希民調支持率達29%，其他人均在24%左右。
反觀民主黨，卻是希拉蕊克林頓一枝獨秀，在各種民調上，都享有民主黨人士60%以上的支持率。在這次的選舉期間，她跑遍了19州，出席了45次競選活動，這可以視為她在為2016年參選熱身。9月14日，她到愛荷華州為民主黨造勢，上台第一句話就說：「愛荷華我回來了！」2008年大選，她在該州黨內初選輸給歐巴馬，此後一直沒有到過這裡，這樣的回歸被很多媒體解讀為對2016年競選總統的暗示。
希拉蕊當然是有總統夢的，2008年出師不利敗給歐巴馬時，在當時的退選講話中，她也沒有放棄希望，她說「總有一天，我們會把一位女性選進白宮。」今年中，有媒體調查稱，已有60名民主黨國會議員支持她參選。
這次選舉中，希拉蕊的助選勝負互見，但這並不影響她的積極支持者對她參選的期待。他們正在籌畫為她籌措10億美元的資金，其目標是在黨內初選及大選時利用豐沛的資金，取得壓倒性的地位。在希拉蕊還沒有正式宣布參選之前，她的擁護者已經組成影子競選團隊，民主黨期中選舉慘敗，可能促使她盡早宣布參選。
本次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儘管肯塔基州參議員、即將接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奧康納表示，「我們有義務在我們可以同意的問題上共同努力，兩黨制度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永遠對抗。」但歐巴馬已經表示，參眾兩院都在共和黨掌控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採用行政命令來遂行他的政治意願，如移民改革方案等。
眾議院議長貝納聞知後立即警告歐巴馬不要玩火。兩黨惡鬥經年，如今府會分由民主、共和兩黨掌控，行政與立法對立的情況恐怕很難在兩年之內緩解，什麼重要法案，尤其是移民改革法案，都難以通過，政府運作失靈，聯邦政府關門的鬧劇可能重演，由於歐巴馬已是跛鴨，而且2016年就要卸任，因此，選民可能怪罪共和黨把事情搞砸了，這將對共和黨的總統選舉帶來不利因素。而希拉蕊一年以來在內政及外交方面蓄意與歐巴馬切割，期中選舉混亂的情況，可能反而會給她創造機會。
過去的6次大選中，有18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每次都是投給民主黨候選人，如果希拉蕊獲得提名，這就表示她已經有242張選舉人票，只要再獲得28張選舉人票即可獲勝。這次期中選舉中，民主黨敗選主要是由於婦女、年輕人、少數族裔投票率很低，但大選時就會翻盤。
2012年羅穆尼獲得了59%的白人選票，比1980年雷根和2004年喬治布希所獲得的比率還高，但羅穆尼還是輸給了歐巴馬。主要即歸因於婦女、年輕人和少數族裔一邊倒地投向到民主黨候選人。這些選民每年都在增長，2016年將達到50.1%。共和黨候選人必需獲得64%的白人選票，或者大大增進他們非白人、尤其是西語裔的選票，否則又將會像羅穆尼那樣敗績。
希拉蕊如果勝選，將創造民主黨連續執政12年，甚至16年的歷史紀錄。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中國崛起」是日本近年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了遏制這個夢魘，日本使盡渾身解數，以「美日同盟」對抗、增強海空高科技軍事裝備、在國際社會編織「包圍中國網」、邊推「積極的和平主義」邊宣揚「中國威脅論」等等皆是其策略，而短兵相接時，日本又是怎麼操作的呢？不需遠求，11月上旬到中旬，北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緬甸奈比都東亞峰會(EAS)、澳洲布里斯班G20峰會連續三大會，就是一本活教材。
對中美加強合作吃味
2001年北京主辦APEC會議時，中國大陸僅為世界第6大經濟體，今(2014)年再當東道主，則已躍昇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了，地位與氣勢自然不同。APEC期間，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被歐美孤立的俄國總統普丁加強能源、金融領域合作，令美國頗感壓力，更與跟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的韓國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實質談判。而由於釣魚台爭端，幾近3年沒會談的中日領導人會晤，也是重頭戲之一，可是，一般人都只看到中日達成「四點原則共識」、日本承認了釣魚台存在「不同主張」、習近平冷面見安倍首相，隨後日本外相岸田竟馬上公開表示，四點原則共識「不具法律約束力」等情節。這固然可凸顯日本為達到「習安會」、外交突破的目的，耍盡協調、文字技巧，事後不認帳的作風。然而，事實上，這僅是日本對中國的諸多動作之一罷了。
在11月11日領導人的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呼籲推動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發展進程，並希望設定實現目標，但是疑心病重的日本深怕由美日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夥伴協定(TPP)被覆蓋，便跟著美國反對設定實現目標。APEC會員國中的12個TPP加盟國，也趁機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會議。日本既想利用TPP與美國共同牽制中國，但本身又不肯大幅開放農產品進口，使得整個TPP的談判進展遲緩。
另一方面，「習歐會」在APEC之後舉行，達成氣候合作、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加快投資協定談判等數十項合作，益發趨向「G2新型大國關係」。一向巴著美國的日本豈不吃味？
11月上旬，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大敗，變成在參眾兩院都是少數議席的執政黨，外界都說歐巴馬成了「跛鴨總統」。11月5日，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還說「日本的外交基軸是美日關係，持續深化與美國的協調合作完全沒有改變。期中選舉結果不至於影響美日關係」。言猶在耳，日本就酸溜溜地評論，2016年最有當選總統聲勢的希拉蕊‧柯林頓及共和黨的候選人，對中國，都一定會比歐巴馬嚴厲。
不滿東協原地踏步被懷柔
東亞峰會之前，11月12日的東協國家(ASEAN)峰會，南海問題是焦點之一，結果如同之前那樣，僅止於訴諸和平解決之類的爭辯。東協國家原地打轉，日本媒體不以為然地認為，是「受中國凌厲懷柔攻勢的影響」，形容中國「斜眼」看東協，而逐步推展實際控管南海。
據報導，在峰會上，菲律賓總統阿奎諾表示「推動和平之路，制定行動規範，繼續跟中國談判」。過去表現強硬而跟中國對抗的菲律賓，發言變得平和穩健。泰國代總理巴育也說「提升信賴，加速行動規範的談判」。日媒寫的理由是：在漸趨接近APEC峰會之際，習近平政府從夏天以來，修正過去向來對周圍國家強硬的外交，企圖懷柔東協國家。5月大陸在南海探勘石油，越南來阻擾，中、越船隻追逐對峙，10月雙方總理(李克強與阮晉勇)、國防部長(常萬全與馮光青)相繼會談。APEC時，11月10日習近平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會談，雙方承諾透過對話解決問題，11日則與菲律賓總統阿奎諾會談，習近平肯定「在處理意見不同的問題上，已達成若干協議」。
另外，大陸對沒有島嶼糾紛的印尼也釋出善意，外交部長王毅11月初為籌備APEC赴雅加達，與印尼新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Widodo)會晤，表示願意積極參與佐科總統的「建設海洋強國」。而緬甸登盛總統8日連續得與習近平、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談，這是很罕見的禮遇。日本認為，這是習近平向接下來的東亞峰會主人--緬甸示好，希望影響其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
日相安倍在緬甸奈比都11月12日的「日本—東協國家聯合領導人會議」，刻意強調南海由「法律(國際法)管理」的重要性，這話是針對中國及與中國有島礁爭端的越南、菲律賓說的，日本將中國大陸對南海島嶼、礁岩的經營，抹黑成「強行進出南海」。安倍在第二次內閣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卻揭櫫強化「國防安全(軍事)合作」，而跑遍東協10國，又促成11月19日，日本—東協國家國防部長會議首度召開。
安倍在東亞峰會，還跟澳洲總理阿伯特(Tony Abbott)於奈比都談共同開發高科技潛水艦、擴大自衛隊與澳軍共同訓練等軍事合作。
大陸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表示，「短期內南海問題不可能解決。但是，會透過制定『行動規範』等協議來管理問題」，強調對話。但是，日媒偏要借東協國家駐北京不具名外交官的嘴，宣揚「中國表面上要對話，暗地裡則在埋填礁岩。這是不讓問題尖銳化，爭取時間，加強實際控制的戰略。10年、20年後南海成為中國海一點都不奇怪」，撩撥中國與東協國家。
這裡也可以體會到日本的「雙重標準」。中國大陸在南沙群島如永興島、永暑礁修建飛機跑道、構築混凝土工事，日本說是「捷足先登」之策，暗喻「先占」，殊不知，日本侵占釣魚台，自編的理由就是「先占」，在「沖之鳥礁」漲潮時僅2、3個榻榻米露出水面的「陸地」大興水泥工事，以之申請跟比日本本土面積還要大的大陸礁層，居然好意思對大陸在南海的護土工程指指點點？
針對中國的心態明顯
G20開幕前夕的11月14日，大陸與澳洲宣布完成FTA實質談判。日媒特別提說，阿伯特在在野黨時曾嚴厲批評與大陸的FTA談判，當了總理就推動FTA，是因為澳洲鐵礦價格大跌、經濟界渴望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談成FTA等。由於澳洲的國防政策是加強與美、日合作，日本覺得澳洲是想經濟與國防「左右逢源」，實則是對中澳接近不悅。
自11月8-19日，美日「利劍」聯合軍演在日本舉行，美國派出F-22戰機，而有約3萬名日本自衛隊員和1萬多名美軍參與。多麼諷刺，中國大陸頻頻與鄰國交好，推展經濟合作、簽FTA，日本不僅挑撥大陸的鄰邦關係，暗指中國「強行進出南海」，本身卻鑽營跟英語國家共同研製武器，派自衛隊與各國一起訓練、演習，還自吹自擂是「和平國家」。
從APEC到G20，不難看出，中國大陸與各國加強的多屬經貿關係，日本則著重在軍事關係；大陸跟任何國家發展關係時都不會刻意針對日本，日本則或多或少都會滲入「中國考量」。日本這種偏頗的心態，值得國際輿論注意。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兩國關係一路走來，曲折起伏，而如今，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當中美兩國開始討論如何避免重蹈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發生破壞性對抗的歷史覆轍時，中國大陸提出了自己的設想──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從大國關係到軍事關係
習近平最早是在2013年的習歐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上，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設想。其後的一段時間，美國對此並不十分熱衷，甚至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如中美軍機南海對峙、歐巴馬的「搭便車論」等，致使中美關係不時趨於緊張。但是，中美關係之重要、複雜，使得美國不得不思考中國崛起背景下兩國應如何相處的問題，而新型大國關係不失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會議期間，習近平和歐巴馬於11日晚上在中南海瀛台夜會，並於次日舉行正式會談，雙方取得多項共識和成果。歐巴馬表示，贊同「共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歡迎「一個繁榮、和平和穩定的中國崛起」。習近平提出了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6點建議，主張具體落實「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為此，他提議在兩國國防部簽署的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和公海海域海空軍事安全行為準則的基礎上，共同構建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相適應的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不管美國將如何接棒，這一提議已成為此次習歐會最受關注的內容之一。
自韓戰以來，中間經歷過三次台海危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及中美南海撞機等事件，中美軍事關係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多是對抗、衝突甚至戰爭的場景，而在中美軍事力量差距逐漸縮小的今天，類似的軍事危機仍然存在，軍事互信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大背景下，要建成中美兩軍從交流到互信，再到合作而漸次提升的新型軍事關係，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目前，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制度基礎只有兩項軍事協定，基本上還處於軍事交流水準，離軍事互信，甚至軍事合作還有相當的距離，未來需要兩國在軍事高層交往、機制性交流、聯演聯訓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
新型軍事關係具獨特意涵
在美國將60%軍力部署在亞太、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並與菲律賓簽署防務合作協定的背景下，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獨特意涵何在呢？
首先，這種關係將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循序漸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衝突、不對抗」原則在軍事關係上的直接體現。目前達成的中美兩項軍事協定，比較側重於兩軍交往的具體層面，如未來兩軍將就軍演、重要防務報告出台、重大防務政策轉變等相互通報，是以強化軍事互信機制、減少誤判為目標，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不僅可以為中美減少陷入戰略災難的風險，而且也為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次，這種關係在性質上，將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其他軍事同盟關係完全不同。這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避免發生破壞性對抗而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具有衝突預警機制的功能，它需要政治互信做支撐，是平等的軍事關係，不具有任何依附性。中美之間並不存在美韓、美日、美菲那樣的安全承諾和軍事同盟關係，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未來方向，也絕不可能是軍事同盟關係。
再者，這種關係將與美國其他的亞太軍事同盟關係相容並制衡。中美軍事關係的妥善處理，是美國繼續維持其在亞太地區戰略主導權的重要一環。中國大陸崛起是美國從未面對過的新挑戰，猜疑與恐懼是正常的，兩國對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不同解讀，就反映了中美要讀懂對方、相信對方是何等困難，因此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和政治互信的不足，使得美國不敢也不能放棄經營已久的各種亞太軍事同盟關係。而對於中國來說，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只要存在，就必然具有某種制衡作用，美韓、美日、美菲軍事同盟關係的源頭都是美國，搞定了美國，這些同盟關係的威脅也就會相對減少。
中美軍事關係影響兩岸
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目前還處於提出階段，會面臨諸多障礙，但是它在軍事交流、互信、合作方面的發展空間令人期待，尤其是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正面影響值得關注。這一影響大致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方面，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可以為兩岸軍事互信關係提供樣板。兩岸軍事互信問題因兩岸關係的特殊性質，而不同於國際上一般的軍事互信，不能照搬國際間「單純軍事關係而不涉及政治議題，只是維持雙方軍事關係現狀」的模式，兩岸軍事互信受制於兩岸政治互信，這是目前的一個普遍認識。
目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正在建構中，戰略互信的基礎還比較薄弱，但中國此時提出新型軍事關係的主張並非超越現實，相反的，它有助於「不衝突、不對抗」戰略關係的建立，由軍事互信層面來看，在政治上的前提條件還沒有成熟之時，諸如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公海海域軍事安全行為等技術性議題仍有達成的必要，因為技術層面的軍事互信有助於避免意外事件，降低可能的誤判。
兩岸軍事互信問題在陳水扁時期已經提出，而在有「一中」共識的馬英九時期，這一問題應該有更多的實踐空間，但遺憾的是，2013年台灣國防部公布《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卻指出，對有關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議題，應採取較保守的態度，要審慎推動，不宜冒進。兩岸政治關係的突破不能憑空實現，軍事方面的條件尤其重要，兩岸軍事互信議題可以參照中美的作法，分層次討論和處理，在謀求政治互信的過程中，先行保障技術層面的互信需要。
另一方面，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可以制衡和削弱美台軍售關係對兩岸關係的負面影響。美國對台軍售是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障礙，也是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攔路石。美國若有意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並在未來發展成為具有軍事合作性質的新型軍事關係，對於破解困擾兩岸關係長達25年的美國售台武器問題，將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美台軍售關係代表著一種傳統的實質性軍事合作關係，它代表著自1970年代末以來，美國一直以中國大陸為潛在的戰略對手，利用美台關係來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而台灣至今在軍事部署、軍事訓練、軍事演習，甚至軍備採購方面，仍然以大陸為假想敵。
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必將削弱美台軍事合作關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試想，中美如果要尋求軍事互信以化解兩國互相施予的戰略壓力，那麼美國保留這種以防範中國為唯一目的的軍售關係，豈不是自相矛盾？儘管這是美國的又一手平衡戰略，但中美之重要遠超過美台，美國如何取捨應該不難。因此，在中美新型軍事建構的過程中，美台軍售關係的式微是必然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北京APEC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一行，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也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會面。輿論認為，這兩場會見、會面，鞏固了「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有利於雙方持續增進互信，化解困難和阻力，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沿著和平發展的軌道向前推進。
11月9日，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蕭萬長一行。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得來不易，需要倍加珍惜。珍惜成果的最好方式是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習近平指出，由於兩岸間存在一些差異等原因，兩岸關係遇到一些困難和阻力在所難免。越是這樣越需要加強交流、增進互信，保持良性互動、相向而行。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
習近平指出，兩岸交流合作前景廣闊。希望兩岸雙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擾，為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採取更多積極措施，尤其要為兩岸基層民眾、青年交流往來多創造條件，以增進相互瞭解，融洽彼此感情，實現心靈契合。要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更多成果來造福兩岸同胞，增強對共同未來的信心。
蕭萬長表示，台海和平穩定發展大局得之不易，應該共同珍惜。蕭萬長提出三個不變：共同維護和平發展大局的目標堅持不變，共同鞏固「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互動協商重要基礎的決心不變，共同推進兩岸制度化經濟合作，謀求兩岸人民福祉的方向不變。
11月12日，張志軍與王郁琦在地壇乙16號商務會所會面。張志軍表示，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繼續保持和平發展勢頭，取得了積極成果，也遇到一些新情況。兩岸雙方要珍惜成果，堅定信心，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的道路上克難前行。雙方就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有關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雙方並達成六項共識。
這六項共識包括堅持「九二共識」，加強交流溝通，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果，造福兩岸同胞；繼續推進兩岸貨物貿易等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後續議題、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商談，爭取盡快完成；分別授權海協會與海基會啟動開放大陸居民經台灣中轉的商談，並進一步溝通便利兩岸同胞往來事宜；近期由兩部門就啟動共同研究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事宜進行具體溝通；加強雙方在《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框架下的交流與合作；繼續擴大兩岸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為兩岸青年交流多創造條件。
12日，王郁琦還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並與大陸學者舉行了兩個小時的閉門座談。
輿論認為，APEC期間這兩場會面，鞏固了「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有利於雙方持續增進互信，化解困難和阻力，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沿著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向前推進。台灣中原大學副校長李英明投書報刊表示，習近平會見蕭萬長標示著兩岸關係的回穩，並進入另一個新常態階段。此次會見的重要意義，不只在於兩岸重提「九二共識」讓兩岸關係重新回穩，還在於讓兩岸重新認識到，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對於促進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重要性。
《觀察》雜誌社社長紀欣接受採訪時表示，習近平在談話中承認兩岸間存在一些差異，兩岸關係也遭遇一些困難，這展現出習一向不避諱問題的態度，而他再次表達「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顯示他認為唯有兩岸相互尊重各自的選擇，才能增進彼此的互信，也才能良性互動。
大陸專家認為，習蕭會及張王會有助於促進兩岸深化交流合作、增進感情融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表示，張王會達成的6點共識都十分具體，ECFA後續議題、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開放大陸居民經台中轉議題等商談，都是台灣社會各界非常關切的，這反映了大陸方面對台灣經濟發展需求的重視。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助理彭維學表示，習的講話反映出高度的戰略自信和定力，在兩岸關係面臨波折的情況下，未來一定還會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當然習也提出要求—「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這一點雖在9月底習會見統派時就已提出，但此次是習第一次對蕭提出。
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杰說，此次張王會，雙方同意爭取盡快完成兩岸貨貿等ECFA後續議題商談，積極回應了兩岸各界的強烈呼聲。「要抓緊談，現在還為時未晚，大家都不願看到台灣經濟與民生發展因錯失機會而受到負面影響。」
中共18屆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標誌著國家治理將進入新階段。而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總量已坐二望一，阿里巴巴海外融資成為全球最大IPO；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論文年發表量全球第二，地鐵即將在美國波士頓風馳電掣；文化傳承與建設得到高度重視；外交理念影響世界；國防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數位化部隊、航空母艦編隊、攻防兼備的空軍、體系化戰略打擊力量的實戰化水準不斷提高。
「長風破浪會有時」，實踐已經證明中國人民選擇的民族復興之路是正確的，全體中國大陸人正沿著這條復興之路向前邁進。
民族復興靠和平手段實現
中國大陸政府反覆重申，中國將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對世界的承諾。中國堅持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是唯一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和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的擁核國家，是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迄今為止，大陸的成就都是通過和平努力而非以侵略掠奪方式實現的，相信中國人一定能打破「國強必霸」的傳統模式，擺脫武力崛起、侵略擴張、盛極而衰的歷史週期定律，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大國崛起的嶄新道路。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和平發展將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對戰爭力量的一大遏制。中國的發展實際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發展，對中國發展的遏制就是對世界和平力量的遏制。在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誰每天都在打仗，誰在製造殘垣斷壁、百業凋弊，誰在製造流離失所、妻離子散？是美國，是西方！他們最沒有資格講「中國威脅論」。
和平統一是基本國策
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華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則是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既定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懼怕戰爭，但我們更崇尚和平，和平統一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治久安的大國策。
早在1955年，周恩來就提出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布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1981年葉劍英提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1983年鄧小平進一步闡述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構想；1995年江澤民提出八項主張；2008年胡錦濤發表六點意見。今年9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接見台灣統派團體時，深刻闡釋國家統一與實現中華民主復興的內在聯繫，表明將盡一切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堅決反對台獨分裂的堅定立場。
在此期間，1997、1999年，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對兩岸的和平統一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半個多世紀以來，北京政府以最大的努力與誠意爭取實現和平統一，和平處理和解決台灣問題就是中國對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
和平統一觀念有多重來源
兩岸和平統一對全世界都將是一個重要啟示，中國人要用物質文明發展成果征服世界，也要用精神文明發展成果說服世界，更要用兩個文明的成果昭示世界。
一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中華文化傳統。中華文化自古就認為世界應是一個和諧整體，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自秦漢時期實現大一統後，「和」從價值層面，躍升成為治國理政與對外交往的重要理念。漢唐國勢強盛，但從未對外輕啟戰端；鄭和七下西洋，不攻略他族一寸土地。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世界並不太平，戰爭、饑餓、疾病仍然威脅眾多國家與地區人民的生命。宣傳和平統一、和平發展理念的重要意義更加凸顯，應當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特有的和平基因，從「和諧兩岸」到「和諧世界」，發揮「和」文化的魅力，給世界其他國家人民以感召和啟發。
二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中共的政治主張。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堅定奉行和平對外政策，沒有發動過一場侵略戰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對外用兵的基本準則，從未違反。和平統一政策看似簡單、自然而然，但是，對崇尚武力、有侵略擴張傳統、缺乏戰略耐心的國家而言，是不一定會提出的；即便提出了，也不一定會真正地貫徹執行，否則，他們就不會像今天這樣隨意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了。美國的大多數總統沒有從軍或者擔任軍隊較高職位的經歷，但是，無論他們是何出身，似乎都有天然的動武本能。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吧！
三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當代中國的和平發展理念。和平發展是中共和國家基於自身國情、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做出的戰略抉擇，並已經上升為黨和國家意志，且轉化為國家發展規劃和大政方針，落實到中國國家建設、對外交往以及處理兩岸問題的具體實踐中。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對內求發展、求和諧，對外求合作、求和平，是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改革創新，通過與各國友好相處、互利合作，並為全人類發展進步做出應有貢獻。
在兩岸關係上，就是通過大交流實現大發展，兩岸經濟、文化、社會全面融合，為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和平的發展觀，包括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之一，這一點，500年也不會改變。中國的崛起，包括解決統一問題，將是世界的機遇，不會是世界的威脅。
四是和平統一的觀念源自兩岸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骨肉同胞關係。兩岸一家親，血脈裡流淌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不可磨滅的。民族強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亂，是同胞共同之禍。血脈相連的一家人都有願望避免兵戎相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儘管雙方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上有分歧，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分歧是暫時的，發展會填埋溝壑，時間會消弭隔閡，今後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發展，都不會脫離共圓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大框架。
我一直認為，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做得最偉大的一件事，就是統一文字，使得方言差異不亞於今日歐洲諸國不同語言的中華民族各諸侯、部落、地方得以凝聚，使得認同、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內部關係的主流，使得大一統的大方向得以框定。贏政這一創舉減少了多少戰爭與流血，僅僅這一點，中華民族就比歐洲文明先進兩千年，對世界和平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五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反對外國遏制戰略的現實需要。列寧在近百年前的1916年指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百年來的戰爭史，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的先見性。當今世界，外來干涉是和平的最大威脅，二戰後絕大多數戰爭都有大國策動、干涉背景；冷戰結束後，熱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直接站到了前台，肆意對中小國家動武；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矛盾與國際矛盾相互交織，使得戰爭的發生、發展、進程、結局變幻莫測，但透過撲朔迷離的戰爭迷霧，透過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理論慧眼，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這場鬥爭的主線，那就是西方世界與發展中國家、基督教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顛覆與反顛覆、控制與反控制、取代與反取代的激烈角力。當前，有關國家為遏制中國崛起，推行「以台制華」戰略，挑撥利用兩岸矛盾，其謀劃之長、用心之深、著力之重，令人歎為觀止。
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後，美國小布希總統公開揚言「將竭盡全力協防台灣」，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據蘭德公司報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已做出預案，挑動兩岸軍事衝突對抗，以削弱、打擊中國。如果沒有發生911事件，台海形勢很難說會如何發展，但絕不是911以後的發展軌跡。面對昔日列強的後代，兩岸只有走和平、合作、融合之路，才能避免上人家的當，才能不給他們任何置喙之地。
台獨是和平處理和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障礙，也是亞太與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能否遏制、消滅台獨，攸關台灣民眾的利益，攸關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攸關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作者係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秘書長）
近年來，南海周邊國家挑起同中國的南海主權爭端，加上美國、日本、東協等國家和組織的插手，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升級。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兩岸很多學者主張，兩岸應該共同捍衛中國的南海主權。然而，南海主權合作屬於敏感的政治性合作，難度較大，要不要合作只是問題的一面，更為現實的是能不能合作？合作的空間究竟有多大？以什麼方式合作？
南海主權合作主要是南海島礁主權的合作，因此，要研究兩岸南海主權合作，必須要先弄清南海島礁的三個具體現狀，再針對性地分析合作的可能性及空間問題。
南海島礁的實際控制權
第一個現狀，南海島礁的實際控制權。依據南海島礁當前實際控制的現況，可以將其劃分為：（1）中國大陸實際控制的島礁，包括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中的八個島礁；（2）台灣實際控制的島礁，包括東沙群島、南沙太平島及中洲礁 ；（3）南海周邊四國侵佔的南海島礁，包括越南侵佔的南沙29個島礁，菲律賓侵佔的南沙9個島礁，馬來西亞侵佔的南沙5個島礁，汶萊侵佔的南沙1個島礁。在分析兩岸南海島礁主權合作時，必須要區分清楚具體屬於三種中的哪一種情況。
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
第二個現狀，各方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
其一，兩岸各自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現狀。中國大陸宣稱對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等所有南海九段線內的南海島礁擁有主權；台灣也宣稱南海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依據1993年台灣行政院公佈的《南海政策綱領》，其中前言規定：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及東沙群島，無論就歷史、地理、國際法及事實，向來為我國固有領土之一部分，其主權屬於我國。
其二，南海周邊四國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現狀。兩岸各自對全部九段線內的南海島礁持主權聲索，南海周邊四國有主權聲索的南海島礁包括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主要是黃岩島）。
有些島礁是三方有主權聲索，例如中國大陸、台灣、菲律賓都對黃岩島有主權聲索，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都對曾母暗沙有主權聲索；有些島礁是四方有主權聲索，例如中國大陸、台灣、越南、菲律賓都對太平島有主權聲索；有些島礁是五方有主權聲索，例如中國大陸、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都對司令礁有主權聲索。
根據實際控制權的不同，台灣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並不相同。一是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台灣當局排斥包括大陸在內的所有其他方的主權聲索；二是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台灣排斥大陸、越南和菲律賓的主權聲索。但是在太平島主權爭端中，台灣又會利用大陸對太平島的主權聲索，震懾越南和菲律賓；三是台灣不能控制的其他南海島礁，台灣當局雖然有主權聲索，但是受實力限制，其主權聲索對大陸的排斥性要弱得多，很多情況下，在中外南海島礁主權爭端中，對大陸抱持著默契和支持的態度。
各方對主權聲索的實力
第三個現狀，各方落實南海島礁主權聲索的行動能力。各方對南海島礁有主權聲索是一個方面，還需要考慮其行動能力。行動能力主要受到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能力的影響，此外，還有地理位置，即距離本土較近的一方，地理上比較有利。
具體來看：其一，中國大陸的行動能力。長期以來，受綜合國力限制，中國大陸雖對南海島礁有主權聲索，但並無充分的行動能力。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高，維護南海島礁主權的行動能力不斷提高，目前是南海主權爭端中，捍衛中國南海主權的主要力量。
其二，台灣的行動能力。目前來看，台灣當局雖對南海島礁有主權聲索，但其落實能力在不同的南海島礁有所不同。對於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和南沙太平島，台灣基本上能夠有效維護中國的南海主權，既排斥大陸的主權聲索，也排斥南海周邊國家的主權聲索。但是，對於台灣沒有實際控制權的其他南海島礁，其落實主權聲索的行動能力相對有限。
在涉及第三方時，與處理主權聲索的方式類似，台灣維護南海主權的行動有所不同。
一是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東沙群島距離台灣島較近，台灣宣稱擁有主權，排斥大陸的主權聲索，不會接受大陸任何宣誓東沙群島主權的舉動。當然，在兩岸關係現狀下，大陸不會貿然刺激台灣。
二是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台灣在太平島上建有飛機跑道等軍事設施，排斥大陸、越南、菲律賓的主權聲索，視太平島為南海主權的象徵。但是，由於太平島在南沙群島，距離台灣本島較遠，且越南和菲律賓對其有主權聲索，越南還頻頻採取行動挑釁台灣當局，因此台灣不會對大陸的主權聲索過度反應，此舉並非承認太平島屬於大陸，而是為了利用大陸震懾越南和菲律賓。在中外太平島主權之爭中，這有利於捍衛中國的太平島主權，對大陸來說，這只是「最不壞」的選擇，其能否成為最好的選擇，有賴於兩岸徹底實現統一。
三是台灣不能控制的其他南海島礁。台灣維護這類南海島礁主權的行動能力有限，目前中國大陸是主要力量，台灣通常一方面在言論上聲稱對南海島礁擁有主權，另一方面基本默認大陸維護南海島礁主權的行動。可見，除了前兩種情況可以將台灣視為南海島礁主權爭端中的一方之外，第三種情況下，台灣當局很難成為有實際意義的一方，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台灣當局的行動能力有限，二是大陸排斥台灣當局參與南海主權爭端的國際場合。但是，恰恰第三種情況，才是最主要的中外南海主權爭端。
綜合上述，在研究兩岸南海主權合作時，必須要考慮到上述南海島礁的三個具體現狀。實際上，南海島礁的具體現狀不同，兩岸在不同南海島礁上進行合作的可行性、程度和方式等也不相同。例如，兩岸在南海周邊國家實際控制的南海島礁上的合作難度，就小於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而兩岸在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上的合作難度，又小於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總之，根據南海島礁的三個具體現狀，分析兩岸南海主權合作，較具現實性、可行性。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