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初爆發的敘利亞危機，迄今已經整整持續了五年。該危機產生時僅是國內的政治問題，經過持續發酵，如今演變為一場國際性危機。截至目前為止，這場危機沒有終結的跡象，並且還在不斷蔓延，它像一個漩渦，將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其中，不斷產生新的問題。五年過去了，以民主化為開端的敘利亞危機，究竟給敘利亞人民和國際社會帶來了什麼，值得我們探究。
「阿拉伯之春」開了頭
巴薩爾‧阿薩德的父親哈菲茲‧阿薩德曾統治敘利亞近30年，巴薩爾於2000年當選敘利亞總統，並於2007年和2014年兩度連任。巴薩爾強勢執政，引發了很多敘利亞反對派及其支持者不滿，不過，鑒於巴薩爾的強勢鎮壓，反對派並未對巴薩爾政權構成威脅。
2010年12月，以突尼西亞危機為開端，阿拉伯國家出現新一波（有稱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被西方學者稱為「阿拉伯之春」。所謂「阿拉伯之春」主要是阿拉伯國家中的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家的反對派以民主的名義反對統治者，不是要求進行選舉，就是要求現任政府下台。由於部分國家的反對派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因此，阿拉伯之春又帶有很強的「顏色革命」色彩，並不單單是國內反政府運動那麼簡單。
突尼西亞危機很快在2011年初蔓延到敘利亞。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敘利亞的反對派以民主為名，通過街頭運動和暴力對抗要求巴薩爾下台。結果巴薩爾不但沒有下台，還強勢鎮壓反對派，反對派進而採行武裝對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
在西方國家看來，西式民主化是普世的政治發展模式，因此，非西方國家應該盡快落實競爭性選舉民主。且不論民主化是否為普世價值，有一點至少是明確的，任何國家的人民不應該為民主化付出過高的代價，比如國家喪失政治穩定、人民生活水準急速倒退等。退一步講，即便如西方所說，民主化是普世價值，敘利亞要求民主化的過程也是草率的、不道德的，它使敘利亞陷入內戰，人民流離失所，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政治精英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衍生恐怖主義與難民危機
由西方國家看來，敘利亞巴薩爾政權、利比亞格達費政權、埃及穆巴拉克政權都是獨裁政權，是應該被推翻的對象。回過頭來看，在這些強權政治精英的統治下，政治秩序的確好於當下，一旦強權統治受到衝擊或者被推翻，所釋放出來的衝突往往會衝擊政治穩定，進而衍生出一系列更為棘手的新問題。在敘利亞危機中，巴薩爾強權統治受到衝擊衍生的兩大問題是恐怖主義和難民危機。
由於敘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陷入內戰，無暇顧及打擊恐怖主義，在這個間隙，極端的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地帶興起並壯大。它們不僅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攻城掠地，還在西方國家發動一系列恐怖主義襲擊，這進一步刺激了西方國家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直接武力介入敘利亞危機，使敘利亞危機從國內的政治危機演變為國際政治危機，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
敘利亞內戰和ISIS興起後，敘利亞人民不僅沒有迎來民主，反而不得不被迫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淪為難民。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國家，這對歐洲國家的承受能力形成挑戰，從人道主義考慮，他們不得不接收部分的敘利亞難民。在恐怖主義對歐洲國家發動襲擊後，歐洲國家擔憂難民中混入恐怖分子，威脅到本國的公民安全，再加上考慮經濟的承受能力，不少歐洲國家已拒絕分攤難民。西方國家在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時，未曾想到會以恐怖主義襲擊和難民湧入的方式為此買單。
發酵成國際社會的分歧
敘利亞危機爆發後，在巴薩爾政權去留的問題上，西方國家一邊倒地支持敘利亞反對派，要求巴薩爾下台。當恐怖主義問題出現後，尤其是巴黎遭到特大恐怖主義襲擊後，加上俄羅斯也在巴薩爾政權的請求下參與打擊ISIS，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敘利亞危機已經不單單是巴薩爾下台那麼簡單。美英德法等國增派軍事力量打擊ISIS，一方面要打擊恐怖主義，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敘利亞政府軍和俄羅斯打擊敘利亞的反對派。
以反對巴薩爾獨裁政權肇始的民主化運動，結果把敘利亞變成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如今西方國家騎虎難下，介入也不行，不介入也不行。雖然西方國家增加打擊力度，但目前恐怖主義並沒有消除的跡象，恐怖主義不斷在西方國家製造恐怖攻擊後，很多其他西方國家並不想捲入到這個泥沼裡。
阿拉伯國家中，遜尼派穆斯林國家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也要求巴薩爾下台。敘利亞是什葉派穆斯林國家，同為什葉派穆斯林國家的伊朗自然支持巴薩爾政權。
與西方國家相反，俄羅斯一方面要打擊恐怖主義，另一方面也要阻止西方國家和敘利亞反對派打擊巴薩爾政權。俄羅斯雖然不涉及穆斯林教派爭端，但是不能看著親俄的巴薩爾政權被親西方的反對派推翻，尤其敘利亞塔爾圖斯港是俄羅斯的重要海外軍事基地，一旦反對派執政，西方國家將進一步滲透中東，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將受到威脅。
俄羅斯的介入和打擊敘利亞反對派，引發土耳其不滿，土耳其以俄羅斯在打擊敘利亞的土庫曼人和侵犯土耳其領空為由將俄羅斯戰機擊毀，此舉引發俄羅斯極度憤怒。俄羅斯立刻對土耳其實施一系列制裁，俄土衝突隨即升級，並且有擴大的趨勢，這是敘利亞危機衍生的又一問題。
在敘利亞問題上，中國大陸並未直接介入敘利亞危機，也未介入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衝突，但表明了兩點：一是反對外部勢力，尤其是西方國家武力推翻巴薩爾政權，乃多次動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權力否決西方國家主導的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主張由敘利亞人民來決定敘利亞的未來；二是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打擊ISIS，但嚴厲譴責恐怖主義。在很多西方國家對敘利亞這個泥沼避之猶恐不及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確需要謹慎決策，避免直接捲入其中。
綜合上述，五年後回看敘利亞危機的時候，有一點經驗是明確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絕非民主化那麼簡單，在這些國家，還有經濟成長、腐敗治理、政治穩定、政府能力、抑制貧富差距、彌合社會分裂等諸多問題。如果簡單強行推行民主化，忽視有效的國家治理，民主化的結果往往不是理想民主的到來，而是政治衰敗，甚至導致國家分裂和戰爭等政治災難。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2015年12月4日至5日的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大陸宣布，未來三年將在對非洲援助和經濟合作上提供600億美元的資金。台灣民眾多半認為這件事只是眾多國際新聞的花絮，較有深度的報導也只認為中國大陸對非洲國家的影響力是建立在鉅額的援助之上，或者認為這是中、美、日的競爭日趨激烈，將雙方的競爭延伸到非洲大陸的一環。但事實上，這個新聞有著台灣民眾更需要關注的焦點。
推廣不同的發展模式
就中國大陸而言，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不只是經濟上的合作，還包含更多戰略上的考量。當西方國家關注自由和人權時，大陸認為應該最優先考慮的是，提高生活標準和國家的獨立自主。以大陸媒體自己的評析，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不僅在非洲購買資源，還在銷售一種發展模式。
因此，當西方國家關注的焦點在2015年中國所提供的600億美元，認為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是靠鉅額的資金時，卻不知，10年前中國大陸在非洲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就已經超越了歐美國家。以2006年的中非合作論壇為例，中國對非洲國家所提供的經濟援助並沒有超過歐洲和美國，但在非洲國家所獲得的正面效應卻遠大於歐美國家。
以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來看，其原因是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歐美國家的援助則以某些政治條件為前提。以中國傳統文化來看，更深刻的因素在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多視權力為利益的一種，而中國傳統文化則認為，權力與利益是相互支撐的關係。對於權力與利益的界定不同，正展現在雙方對於國際事務的界定。
建立命運共同體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大陸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開始快速成長，而經濟實力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資本。2002年中國政府強調國防與經濟平衡發展，使其國防實力迅速提升。2012年後新一代領導人開始走向大國外交，走向奮發有為的外交政策。
中國的崛起勢必改變21世紀的國際秩序，但能否紓解當下的國際問題，則不單取決於中國選擇哪一條道路，而是中國的選擇能不能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從2015年中國與美國重申將繼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與英國決定構建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非洲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可見中國為了面對外部環境的惡化，為了爭取更好的國際支持，已不只是擴大經濟共同體的發展，而是更深入地將經濟共同體升格為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就是實現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的途徑和手段。
21世紀中國的崛起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有人把焦點放在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有人則議論中美爭霸是否會形成新一輪的冷戰格局。歸根究底，西方國家都認定中國會走美國爭霸的道路，這使得任何討論中美關係時總免不了有合作與衝突的拉扯，更可以形容是剪不斷理還亂的死結。
其實，探討中國如何取代美國，不如探討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改變原有的國際秩序結構，更有意義。前者只是討論換誰當老大，國際秩序還是一樣紛亂，而後者則是探討紛亂的國際問題是否有可能獲得紓解。當日本依然堅信軍事同盟是其安全最重要的堡壘，中國則已經提出以建設命運共同體作為解決紛爭的藍圖。
軍事同盟vs.命運共同體
台灣媒體在報導國際格局與區域局勢時，擅長解析西方國家的結盟政策及西方結盟體系如何封鎖假想敵人，卻很少有興趣探討為何在西方國家熱衷於拉幫結派的過程中，大陸始終採行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台灣媒體也習於套用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分析時事，並在引用西方媒體的資訊時，常常有意無意地將中國大陸的外交活動，簡化為拉幫結派的動作。
在這種邏輯下，2015年的國際局勢，在台灣民眾的眼裡，就浮現出一邊以美、日為首的體系，以及一邊以中、俄為首的體系，而兩個集團正在進行對抗的印象。這使得台灣民眾在面對國際事務上，常常先入為主地認為兩岸關係處於敵對狀態，台灣需要美、日的幫助。這種邏輯也使台灣民眾以為台灣只能在中美強權的博弈中被動地接受結果。
總之，在面對國際事務越來越複雜的趨勢中，台灣民眾不能對於自身命運的考量越來越簡單。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台灣民眾應嚴肅思考台灣究竟是要選擇與大陸一起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未來，還是繼續站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前線。
（作者係新北市人，現為武漢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三個公報」指的是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及八一七公報。
1960年代，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爭霸日趨激烈。美國出於全球戰略考慮，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緩和中美關係。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上海公報），開啟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美國在公報中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在公報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表示「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同時宣布與中華民國結束外交關係，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軍隊。這表明鄧小平1975年提出的建交「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全部都被美國接受了。
但美國並未放棄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1979年1月16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成立「美國在台協會」，台灣同意組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作為與美國的聯繫機構。同年4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簽署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該法稱美國仍將「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這嚴重違反了中美建交原則和美方承諾，當時就遭到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對。
1981年1月雷根政府上台後，美國對台軍售日益成為影響中美關係最嚴重的問題。經過艱苦的談判，中美兩國政府於1982年8月17日發表了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重申「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並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三個公報之後，中美雙方又於1997年、2009年、2011年發表三份聯合聲明，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這六份文件為中美雙方處理台灣問題確立了指導原則，使得中美關係雖時有波折，但總體保持穩定發展的趨勢。
不過，台灣問題作為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美國的政策始終存在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逐步認識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對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加強美台實質關係，利用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進行牽制。
郭震遠，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學士，北京師大環境科學研究所、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碩士。曾任國家環保局工程師。1985年進入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先後任世界經濟與科技發展研究室副主任、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室副主任。現為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教授。
張麟徵，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化、輔仁、淡江等大學兼任教授，專長為國際公法、國際關係史等領域。另也曾任民主團結聯盟第一副主席。現為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前瞻基金會董事長。
紀欣問：11月7日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進行了舉世矚目的「馬習會」，使兩岸關係又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不過，1月16日，至今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極可能當選總統，請問兩位：蔡若當選，兩岸關係會有怎麼樣的發展？
郭震遠：蔡英文會搞和平台獨
我認為，蔡英文如果執政，兩岸關係將出現新對抗，而不是冷和平。大陸絕不會容忍和平台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台獨。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促統」與「拒統」的關係。「促統」與「拒統」是對抗性矛盾，但在特定的條件下，對抗性矛盾也有可能用非對抗性的方式來處理。例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能和平發展，就可以協商談判方式逐步解決問題；如果特定條件不存在，對抗性矛盾就又要按對抗的方式處理。
當然，蔡英文不會一上台就公然搞台獨，因為陳水扁前車之鑑，殷鑒不遠，幾乎可以肯定她不會，也不敢這麼做，因為不僅大陸會反對，美國也會反對，即使她得到多數票，也不代表台灣社會贊成走向台獨。
我認為蔡上台後，對於兩岸交往交流方面，她會把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化，兩岸交流城市交流化，兩岸問題國際問題化。例如，兩岸經貿成為國際貿易，兩岸文化交流成為國際文化交流，而非同一個文化的內部交流，並且加速「去中國化」。這就是蔡英文的和平台獨。在這種情況下，我最擔心的是，有些人對蔡英文和平台獨的危害估計過輕，認為她不公然搞台獨，不推動法理台獨，就可以坐下來談，就可以繼續和平交流，但是，她其實是在為實現台獨做準備，她很可能認為台獨成功不必在我，但在自己任內的四年或八年，一旦國際情勢或大陸情勢有變，她就可以立刻台獨。因此，我們要高度關注，也要設法把蔡英文搞台獨的一切路都堵死。
張麟徵：蔡英文會推動「去中國化」
蔡英文主觀的想法確實如郭教授所講，但能不能做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蔡英文在「馬習會」後立即說，「馬習會」框限了台灣人民的選擇，其實是她的很多想法在「馬習會」後已經被斷了後路。
「馬習會」是在一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平台舉行，習近平又在會中講得很清楚，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九二共識」，其內涵就是兩岸同屬一中、同屬一國，這等於把兩岸關係的法理給定了位。如蔡英文要把「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化」，國際社會應該不敢接招，所以這方面問題不太大。
至於要把「兩岸問題國際問題化」，也有非常大的難度，例如，兩岸經貿合作就很難國際問題化，因為如果沒有得到大陸的善意回應，蔡英文現在想要推的加入TPP及RCEP，其實都沒有可行性。至於「兩岸交流城市交流化」，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或許為蔡英文開了一條路，大陸在這方面應該更加謹慎。只要大陸不接招，蔡英文在這方面的計謀就不可能得逞。
郭教授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蔡英文會推動「去中國化」。我相信，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會盡量繼續閃躲，講維持現狀，但不談維持現狀的基礎。我認為她不敢法理台獨，她沒有那麼笨，陳水扁是前例，但她會在現有的基礎上深化「去中國化」的政策。
「去中國化」經過李扁20年的經營，馬英九七八年的不作為，已深入台灣整個年輕世代，所以蔡英文才會說「台獨是年輕人的天然天分」。這一點比較令人擔心，因為如認同問題不解決，就算兩岸藉由某種形式忽然之間有了不同的發展，就如當年柏林圍牆倒塌一樣，統一之後的路還是會很難走。
在東西德統一前，雖然東德嚮往西德，但由於兩邊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落差，東西德統一後經過了一段很艱辛的路途。兩岸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不大，但在認同上有很大的落差，大陸要跟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認同的人統一，當然會遭遇相當大的困難。而這個問題大陸又插不上手，完全要靠台灣自身的力量來撥亂反正。國民黨執政時都顯得無心也無力，在野後認同問題只會更嚴重，因為蔡英文會軟土深掘，一直往前走。我認為，這是兩岸關係最大的考驗，也是台灣統派最大的挑戰。
郭震遠：兩岸文化應定位為同一文化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說要撥亂反正，脫胎換骨。這個話鄧小平在1978年也曾說過，但他可是大刀闊斧地做，改革的深度之深，廣度之廣都很驚人，可以說改變了當時所有人的觀念，而馬英九似乎只有良好的願望，卻沒有行動。撥亂反正都沒做好，怎麼可能脫胎換骨呢？
2008年以來兩岸文化交流得到迅速發展，但一直停留於自發性、民間性交流，無法機制化，其根本原因在於沒有把兩岸文化交流定位為同一文化內部的交流。兩岸關係如因民進黨上台進入新對抗，兩岸文化交流機制化就更難實現。
兩岸文化差異的出現和保持，是兩岸長期隔絕，而恢復交流時間又過於短促的必然結果。但是，兩岸長期隔絕本身就是人為因素造成的，而在長期隔絕中，人為影響又強化了兩岸社會心態的疏離感，增加了兩岸歷史觀的差別。在1949年到1988年的兩岸對抗時期，兩岸經歷了40年的完全隔絕，而且台灣當局長期推行反共教育，在台灣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共、恐共社會心態，至今仍有重大影響，形成了兩岸文化重要差異之一。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中，李登輝、陳水扁大力推行台獨路線，大肆宣揚台獨史觀，大搞「去中國化」，導致台灣社會民粹氾濫、台獨氾濫，形成兩岸文化重要差異之二。
對於客觀存在的兩岸文化差異，我們不可視而不見，而應通過持續擴大兩岸文化交流予以有效消除。例如，兩岸的語言文字近年來已有明顯趨同；至於人為製造出的文化差異，特別需要大陸方面更加主動、積極地引導，以期早日「建立兩岸共同史觀」、「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使兩岸文化交流發揮配合兩岸人民的目標。
問：兩岸領導人都見面了，但台灣當局還是要花鉅款向美國購買軍火，兩岸之間是否至今仍存在著敵對狀態？兩岸需不需要簽署和平協議，正式終止敵對狀態？
郭震遠：兩岸敵對狀態依然存在
我個人以為兩岸現在仍處於敵對狀態。我寫過幾篇文章專門談結束敵對狀態的問題，因為大家對這個問題似乎愈來愈淡漠，甚至以為兩岸一家親了，敵對狀態不存在了。但實際上，從法理上來說，敵對狀態並沒有結束，實際上也仍然沒有結束。我常說別人我不知道，我到台灣很受關注，從入境台灣的第一秒鐘就被盯著，只差沒給我裝一個衛星定位機。所以怎麼能說沒有敵對狀態呢？既然仍有敵對狀態，當然有必要簽署和平協議，終止敵對狀態。
張麟徵：要先解決認同問題
一旦政權輪替，人們就很容易體會出兩岸之間的敵對狀態尚未結束，所以簽訂和平協議是有必要的。不過，目前看起來，如果不能把民進黨台獨勢力解決掉，簽了也未必有用，因為只要民進黨一上台，他們就會把它作廢，所以也不必白費功夫，最重要的還是解決台灣最根本的認同問題。
問：台灣的民調顯示，多數人主觀上不希望統一，但又認為兩岸一定會走向統一，有人稱這種現象為「被統一的焦慮」，兩位怎麼看這個問題？另外，台灣不分藍綠都說兩岸政治體制不同是不願意統一的最大原因，有人因此堅持只有在大陸改變政治體制後，兩岸才能談統一，對此，您們有什麼看法？
張麟徵：領導人需要有前瞻眼光
任何人只要不想統一，就會找各種藉口，我覺得根本不用去甩他們。從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這幾年的發展，就不難看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一定是普世價值，而西方國家又利用民主做了哪些好事。政治體制只是一種形式，執政者有沒有能力治理國家更為重要。
我覺得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有前瞻眼光、有魄力、有擔當的領導人。馬英九曾在最好的時機坐上大位，卻沒有交出好的成績單，馬英九之後的朱立倫、王金平、吳敦義，乃至洪秀柱，其實都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量，能讓藍營所有的人萬眾歸心。基本上來說，台灣就是等待被統一，民眾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焦慮，反映出，大家都知道，除了被統一之外，台灣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呢？
蔡英文在綠營裡頭爭取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可以說是因緣際會。阿扁敗了之後，沒有人要領導民進黨，她臨危受命，2012年敗選之後，又很積極地在備戰。綠營其實有很多人知道，蔡英文未必是最合適的人選，但現在的勢在她身上，只能順勢而為。另外，綠營的人比較現實，他們認為一旦拿到總統大位，就會有幾千個位子空出來，大家都等著分一杯羹。藍營內部則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堅持，很難團結一致，整合成功。
郭震遠：兩岸問題不是制度之爭
台灣想用自己這一套所謂的民主制度去統一大陸，可謂癡人說夢話，當年國民黨掌握了中央政權尚且沒能實現，如今怎麼可能實現呢？這不是政治立場或政黨之爭，而是政治及軍事實力的問題。當然，東歐一些國家，因為歷史、地緣的原因，他們轉變了，但也並非都往好處轉，俄羅斯原來想變，卻完全不可能。
很多人都對國民黨的前途感到悲觀，其實，台灣不是把選舉稱為「選戰」嗎？選戰就是打仗嘛，勝負兵家常事，只要人還在，志氣還在，這一仗輸了沒關係，下次怎麼把它打好，贏回來才是重點。
問：兩位認為兩岸統一會採何種方式？統一的條件何時才能成熟？習近平一上台就說，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他肯定很想逐步解決政治分歧問題，但如果蔡英文一直不接受兩岸同屬一中，那大陸會怎麼做？
郭震遠：要把一切走向台獨的路堵死
大陸從沒說要用戰爭方式、武力方式統一，而是不排除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比戰爭、比武力要廣泛太多了。例如，冷戰和熱戰，核心都是戰，戰就是對抗衝突，冷戰時期美蘇爭霸、衝突矛盾、軍備競賽、核武威脅等等，但畢竟沒打，所以叫冷戰。非和平方式的含意太廣了，除了戰爭以外的所有方式，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式都算，當然也包括武力。
國際及兩岸的形勢發展都是千變萬化，我不知道未來台灣會出現什麼樣的社會局面。但我相信，大陸在蔡英文上台後，一開始肯定會有一個觀察期，只是時間不會太長，之後就會一步步來。蔡英文認為，只要挾持台灣所謂的民意，就可以迫使大陸就範。大陸絕對重視台灣的民意，也把爭取台灣民心作為對台政策的第一要務，但絕不會屈從於所謂的台獨民意。對大陸來講，解決台灣問題是從1949年以來幾代領導人和大陸民眾的強烈願望，而且隨著大陸實力的增強，大陸怎麼可能屈從於台獨民意？簡單講，我認為大陸對台政策應該把台獨的一切後路堵死，這樣才能置死地於後生。
張麟徵：台灣除統一沒有其他路可走
我不覺得要用到非和平方式，用經濟、外交的籌碼就夠了。大陸應該不會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因為那個後遺症很大，而且，台海問題不需要用武力就可以解決，也就是說，殺雞不必用牛刀。
有些事情的發展會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例如，這兩年的國際政治真是風雲變化，兩年前沒人會想到「一帶一路」，兩年前也不會想到ISIS問題會這麼嚴重，兩年前知道南海有問題，但沒想到南海問題會如此嚴峻。
我覺得習近平是一個難以預測的人，看他這幾年的表現，他在大陸打老虎打得嚇嚇叫，外交上表現得可圈可點，兩岸關係也懂得大開大闔。例如，我們都覺得「馬習會」是黃掉了的事情，可是怎麼會突然幾天前傳出來，然後就會面了，而且釋放那麼多籌碼給台灣，稱馬英九為台灣地區領導人，二人互稱先生，記者會可以放中華民國名牌，誰想到了？我是沒想到。因此，我認為他會有辦法處理台海問題。
我也覺得習近平不會讓，而是會用繩索給你越拉越緊，拉到台灣要窒息的時候，老百姓會起來反抗，台積電現在就出去了呀，所有這些人都到大陸去了，他們會用腳走出去。當台灣經濟越來越衰退的時候，大家就會起來反了，難道肚子空空，還要繼續支持蔡英文、支持獨立嗎？當然是生活優先。所以，統一是必然的事。
安峰集團董事長朱安雄的妻子吳德美於12月6日去世，令人不禁回憶起1990年代的本土性金融風暴。
當年朱安雄任監察委員，後又任高雄市議會議長，吳德美任立法委員。這一對台灣政壇最風光的夫婦檔，曾經雙領風騷，縱橫台灣政壇，然而，晚景卻很淒涼，尤其吳德美至死刑期未滿，朱安雄因議長賄選案棄保潛逃，儘管該案2015年5月已過追溯期，但其子表示，父親還有其他案子仍未宣判，不打算回台奔喪。
1990年代黑金政治猖獗
1990年代是台灣政商不分、黑金政治最猖獗的十年。高雄中興銀行王玉雲、高企郭金生、台中商銀劉松藩、泛亞銀行楊天生、力霸集團王又曾、安峰集團朱安雄、萬泰銀行許勝發、台東企銀游淮銀、東港合作社郭廷才、宏國集團謝隆盛、宏福集團陳政忠、達永興集團劉炳偉，不是國民黨的中常委、中央民代，就是地方議會正副議長等。在1999至2000年發生本土性金融風暴時，這些金融機構及財團紛紛發生擠兌及財務週轉失靈的問題。
1997年東亞發生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專家克魯曼評論「政商關係」是東亞主要病因之一。因為特權壟斷經濟資源，以致缺乏成本觀念與風險意識，形成資源浪費與無效率的使用。
1999年台灣金融亂相的兩大禍源是法紀不彰與政治氾濫。政治氾濫簡單說就是「政治干擾經濟專業」與「政商關係袒護不法」。
1990年代由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為穩定政權，結合地方財團，政商關係密切，這些政商不分的財團正是1999年台灣本土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依筆者之見，當時的問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政界人士從事商業與金融業，缺乏專業能力；(2)政治考量下的政策性投資與貸款，背離了金融專業的判斷；(3)靠特權容易取得經營權及資源，成本與風險意識低；利用高槓桿財務經營，造成後遺症；(4)權貴有恃無恐，遊走法律邊緣，助長投機，終於走火入魔；(5)主管機關忌憚權貴，縱放玩火，結果玩火自焚。
安峰倒帳達344億元
以安峰集團（含峰安、安峰及振安）的朱安雄為例，當年安峰集團向某國營金融機構申貸數億元，該金融機構鑒於安峰集團經營不善，財務結構不良，只核貸5,000萬元，朱安雄董事長藉監委年度巡查國營金融事業的機會，在財政部多位金融首長及財政部官員面前，點名羞辱這位年高德劭的羅董事長。
另一例證是筆者服務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時的親身經歷。
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朱安雄要出來攪局，李登輝主席勸他專心經營事業。他要黨營事業財務資助，要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26億元，並向中華開發貸借30億元。當時開發內部分析安峰集團三家公司財務報表資產及營收都嚴重灌水；朱氏夫婦有挪用資金，圖利私人；且鋼鐵事業低迷不振，安峰集團負債比率過高，已無繼續經營成功的機會，建議拒貸。
朱安雄聞訊後先是怒斥中華開發前往查徵的同仁；繼而吳德美到劉泰英面前哭訴。決策高層認為，「工廠關掉關係到眾多家庭之生計，中華開發負有工業開發之使命」，妥協結果將貸款金額從30億元降為9億元。撥款一周後，安峰集團即宣告週轉不靈，朱氏夫婦潛逃海外。黨營事業加中華開發共倒帳35億多。據估計，安峰集團造成的銀行倒帳合計約344億元。
民進黨執政竟讓安鋒重整
安峰集團1999年發生財務危機申請重整。當時單單安峰公司就積欠銀行139億元，公司毛損9.1%、利息費用率高達12.4%，且集團三家公司虛開發票11.6億元，公司資產也有嚴重灌水之嫌，因此經濟部未予核准重整。稀奇的是，號稱反黑金的民進黨政府卻在2000年執政後同意安峰集團重整。不還本，也不付息，卻能繼續將公司資產租予外商代工。每月由大股東收取數千萬元代工費，中飽私囊，持續多年。
1998至1999年發生本土型金融風暴時，大家都批判那是國民黨縱容黑金政治的結果。終於2000年政黨輪替，我們又看到紅頂商人繼續成為新政府的資政與國策顧問，如林榮三、王又曾。國民黨時期為人垢病的企業紓困，到了民進黨執政，又同意安峰集團、東帝士、宏國、慶豐、長億、大穎、台鳳、桂宏、國豐等企業集團紓困，凍結了銀行債權2,200億元。
1999年這一波本土金融風暴留下4千餘億元的銀行呆帳，靠著金融重建基金及減免金融業5％營業稅才逐漸彌平。經十餘年金融整頓，金融業逾放率從2000年近10%降至目前0.35%，付出的代價不小，後世應警惕。逝者已矣，但歷史留下的殷鑒不遠。
（作者係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資深產業顧問）
近來有幾個重大的併購案震撼了台灣。其中包括了美光對華亞科的全額收購，也看到了紫光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參股。立法院日前達成協議，在經濟部未向新國會針對敏感技術、產業存續的IC設計產業，以及紫光欲入股矽品、力成、南茂等三家台灣封測廠案提出專案報告以前，經濟部投審會不得通過相關投資及併購案。看來紫光的參股案已經進入擱置狀態。為因應紫光的競爭，日月光也立即加碼20%到與紫光相同的價格百分之百收購矽品股權。
紫光參股為何引軒然大波
坦白說，美光全額收購華亞科沒有問題，日月光全額收購矽品也沒有問題，為何紫光參股25%就會釀成軒然大波？台灣未來仍會持續碰到紅色巨鱷來襲的收購問題，乃至於併購問題，這背後值得我們再三思考。
「紫光問題」從小處看，是一家企業是否讓中資入股的問題，但從大處及國家整體戰略眼光著眼，則是台灣企業、產業與對岸的競合關係，應該如何掌握分寸的政策與大戰略問題。從政府到產業界、學界、社會大眾，都該做好準備、建立面對問題時的討論共識，不要再深陷情緒與意識形態之爭了。
台灣廠商在90年代，憑藉著政府優惠信貸的支持與資本市場上充沛便宜的資本，成功地進入了幾個主要資本密集產業的國際供應鏈，例如LCD與半導體產業。初期技術主要仰賴國外技術母廠的專利授權，但高科技產業演進速度極快，產品或技術的週期往往只有幾年的光景。廠商只要一個週期在技術與產品的開發、或資本投資上被競爭者超越，就容易被淘汰，台灣的DRAM，LCD等兩兆雙星產業被韓國後來居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高科技行業要成功，資本、技術與市場缺一不可。
紅潮為何要入股台灣？
台灣廠商為何成為紅潮入股或併購的標的呢？中國長期經濟高速發展，加上近年寬鬆的信貸環境，使得大陸累積了巨量的資金，必須尋找消費或再投資的標的，因此，近年大陸的資產價格與股市均曾出現過狂飆。以紫光為例，它的PE值（股價盈餘比）達到驚人的150，換言之，其借貸利息僅為0.66%，而台灣優質公司的PE值僅為16，投資報酬率高達6.66%。這樣千載難逢的「PE套利」機會，又豈止紫光會心動而已？
併購狂潮一波波而來，其實是台灣上市科技公司的股價低於其合理價值所衍生的必然現象；也是美國與大陸對台灣資本市場上的正常套利現象。然而，美日歐、甚至大陸股市都曾在今年創下歷史新高的時候，為何台灣的股價反而被低估了？根本的原因是，台灣極可能面臨政黨輪替，而未來的執政團隊在確保政治、經濟前景與兩岸關係上，無法給予投資人足夠的信心。因此，投資人選擇退場觀望，卻提供了境外資本併購的天賜良機。
紫光案衍生不少問題
「紫光問題」還衍生其他四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一，站在矽品的立場來說，紫光最初提案的不影響經營權入股，且以較高的55元價格參股，是遠優於日月光的全額收購及45元收購價的。選擇與紫光合作，是廠商針對自身利害對所提條件進行相關評估的結果，紫光與矽品的參股條件應該是彼此的善意和妥協的結果。政府干預且強制廠商違反協商結果，並一面倒地站在另一方，其實是對市場秩序和倫理的破壞。再退一步想，矽品引紫光來與日月光進行競價，使日月光不得不提高收購價格，對矽品的股東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此，紫光就成為矽品在與日月光併購攻防時的「白馬騎士」。這在併購實務是經常可見的策略運用，政府何需干預？
第二，許多優質台灣科技公司的過半股權為外資持有，以矽品為例，逾56%的股權為外資法人所持有，卻為何不容許陸資入股？可以容許外資所持股過半，且沒有IP（智慧財產權）的疑慮，那為何純入股24.9%，且不涉及經營的紫光，會有IP的疑慮？
第三，立法院要求經濟部不得通過陸資的相關投資及併購案，明示不允許台灣公司成為陸資子公司，卻無法避免成為陸資「孫公司」的可能。然而，只要PE套利的機會仍在，透過第三地的隱性套利，陸資仍將源源不絕。如此，未來複雜的股權關係將更難稽核，也不利於健全的管理。
第四，如果報導屬實，日月光也在大陸取得極低的資金成本，顯然其能夠與紫光較勁的原因在於兩者的資金成本相差不大。然而，從大陸募得的資金最終也必須向大陸投資人負責。日月光的資金其實也應屬於「陸資」。這顯然顛覆了很多人對何謂陸資的想像。
陸資入股、併購不必擋
近來陸資已經完成一連串高科技大廠的入股或併購活動。相較於1980年代的「市場換技術」，紫光的作法可以稱為「市場換股權」或「資金換股權」，而且台企並非大陸資本的唯一選擇，比起對中國大陸嚴防死守的台灣，相對更加開放的韓國、新加坡等地的高科技廠商不失為更好的選擇。例如，星科金朋、鏡頭大廠OV科技、記憶體大廠SD、硬碟大廠WD、圖芯科技等。而英特爾(Intel)、三星等國際大廠也相繼在大陸投資，日前英特爾投資16億美元，對成都工廠的晶圓預處理、封裝及測試業務進行全面升級，並將英特爾最新的「高端測試技術」引入中國，預定將於2016年下半年投入量產。
大陸本土高科技業的崛起已勢不可擋，台灣如想要憑藉一己之力，單方面對大陸技術封鎖，既無法阻擋大陸半導體產業體系的發展，反而有可能讓自己在整個產業供應鏈裡邊緣化。
過去30年主要是產業商品的時代，廠商靠實體產品與技術競爭生存。未來卻已經成為金融商業時代，公司證券化及併購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對台灣廠商而言，除了繼續在產品與技術上創造價值之外，若沒有進入大陸的供應鏈體系，則市場展望堪虞；沒有與更低成本的資本嫁接，例如，日月光一樣進入大陸資本市場，或引入大陸的私募資本，不但容易在長期的資本支出競爭上落敗，也容易在資本市場上成為圍獵的獵物。
未來來自大陸的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台灣的實體經濟，會成為一個「新常態」。這對台灣其實不是壞事，不但可修正廠商偏低的價值，也可讓台灣廠商取得更好的市場機會與更低的資金成本。
操弄所謂的「趕工賣台」囈語的政客，應該看看當年「根留台灣」政策下，台灣面板與記憶體產業的覆轍，殷鑒不遠。更應該自省：其實自己才是造成併購紅潮的幕後推手。
（作者係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鹿港鎮舊稱「鹿仔港」，位於彰化縣西北部，西靠台灣海峽，東以洋仔厝溪支流及安東二排水與秀水鄉相鄰、南以鹿港溪與福興鄉相鄰、北以番雅溝與線西鄉及和美鎮相鄰。全境高度均在海拔10公尺以下，面積71.802平方公里，全區分為沖積平原、海濱低地、及潮埔地（海埔新生地）三個部分。鎮內人口約8.5萬人，是彰化縣人口第4多的行政區。
完整保留漢族習俗文化
鹿港俗諺云：「頂到通霄，南到瑯嶠」。鹿港作為最接近大陸的台灣港口，清代官府指定為台灣對渡內地泉州府的正港（官方口岸），由於鹿港對渡泉州府晉江縣蚶江港，吸引大量三邑仕紳家族於此通商和定居，漢學文風鼎盛冠於全台。
清朝時期，鹿港是台灣對唐山經商最大港口，曾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後因港口淤積和日據時期縱貫鐵路行駛山線，讓鹿港經濟發展停滯。但由於發展歷史甚早，市區內留有不少古蹟，形成重要的觀光資源，以蝦猴、地方傳統小食、傳統糕點、傳統工藝最為人所知。
鹿港是清代漢族家族移居重鎮，是少數保留完整漢族習俗、文化、文物、古蹟的台灣古鎮，在地鹿港人深以此為榮。鹿港繁盛時碼頭區的主幹─舊街，今之埔頭、瑤林、大有三條街道，曲折的紅磚巷道兩旁林立著重新整修過的舊式店屋，奧妙的內部格局和舊式的外觀耐人尋味。
鹿港天后宮
天后宮前身為天妃廟，創建於明萬曆19年(1591)，是台灣唯一奉祀湄洲祖廟開基媽祖神尊的廟宇，為國定古蹟。信徒遍布全球，為研究史料、考證古蹟、探索民俗信仰等各方人士眼中的瑰寶。
清康熙22年(1683)，施琅奉命征台，特請福建湄洲天后宮「媽祖」神像之一前來坐鎮護軍，全軍平安渡海。戰事結束後，施琅將軍族弟施啟秉、族姪施世榜（彰化八堡圳的創建人）懇請「湄洲媽」留在鹿港，供鄉民奉祀。湄洲媽立基後，鄉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媽祖廟的香火更興旺鼎盛，鄉民之後覺得媽祖廟型制太過狹小，便將舊廟遷至「粟倉內」進行改建，直至施世榜獻地，於雍正3年進行擴建工程，歷經嘉慶20年、同治13年、日據昭和2-11年幾度重修，始有今日的建築規模。
現今的天后宮型主要完成於1927年，由辜顯榮等96位地方人士組成「鹿港天后宮改築總代」負責募資，由大木匠海同師主持重建工程；1933年三川殿重修，王益順主持，邀集彩繪、木雕、石雕名師共同修建。整體工程於1936年始告竣工，1959年後陸續修建凌霄寶殿及牌坊，自此廟宇主體維持該風貌至今。
天后宮牌樓係1973年由鹿港大木匠師施坤玉設計，後由施金鐘施做，屋頂上的斗栱及樑柱是以水泥鑄模而成，燕尾式的廟宇飛簷起翹，曲線流暢。牌樓採四柱三間式的建築，牌樓樑柱原為朱紅色，2003年重修時改漆為鎏金色。
三川殿為歇山重簷的結構，五開間的正面設有五門、中開三門，旁邊設有八卦月門、正面牆壁是以花崗岩、青斗石混合雕砌而成，精采的石窗透雕，剔地起突的龍虎石雕，精緻的彩繪及棟架上的木雕皆為名家之作。木雕多以封神榜、隋唐演義及三國演義為故事題材，少部分木雕為原舊廟宇所留下的作品，由以李煥美為首的鹿港匠師施做。石雕石材以泉州石及青斗石為主，被學者喻為是台灣廟宇石雕的經典，為蔣馨家族石匠蔣文華、蔣梅水的作品。彩繪為郭新林及柯煥章二位大師在1945-1956年間的畫作。
八卦藻井被當作是皇帝尊貴的一種象徵，是建築物中最尊貴的作法，其功能為隔斷過高的空間，保持室溫及避免灰塵下落，能塑造室內富麗堂皇的效果。丹墀位於鹿港天后宮三川殿與正殿之間一個下凹的平台，平時供信眾祭祀參拜之用，有通風、採光、敞開、緩衝空間的功能。
正殿是三開間的正面，殿中神龕供奉湄洲媽祖的寶像，是天后宮的鎮廟之寶，左右配祀千里眼手執戟，眼觀四面，以及順風耳手持斧鉞，耳聽八方，其青面獠牙的造型，有著驅邪止煞的意味，為泉州匠師連詠川所雕塑。
鹿港新祖宮
鹿港新祖宮正式名稱為敕建天后宮，建於清乾隆53年(1788)，為彰化縣定古蹟。是台灣唯一一座由皇帝下詔以官費興建的媽祖廟，因是天子御賜建廟，在廟前立有「文武官員至此下馬碑」。
因台灣林爽文事件擴大，清廷派將軍福康安自泉州府出航渡台，於鹿港登岸。事件結束後，官方選擇在鹿港寬敞處興建媽祖宮，經費由官方撥款，不足處由日茂行捐輸。因鹿港當時已有天后宮，新建的媽祖宮便稱「新媽祖宮」，簡稱新祖宮。
日據明治28年(1895)，日軍將新祖宮作為倉庫之用，戰後新祖宮的廟貌更形頹敗。1955年，在周定山主持下開始整修，將廟宇可用的木料、石雕移作正殿使用。1974年，將大殿主體結構以鋼筋混凝土構造仿傳統木造建築，在正殿前興建鋼筋混凝土的拜亭與附屬設施。
新祖宮正門對聯描寫媽祖信仰與施琅、福康安的關係，至今用於媽祖出巡的54付儀仗中，執事牌還寫有「奉旨特察」與「文武官香」。正殿面寬七開間，明間神龕供奉主神天上聖母，鎮殿媽祖神像是一尊軟身神像，鎮殿神像之前為開基媽祖。開基媽祖神像左側供奉持日扇女官、捧印女官與順風耳，右側供奉持月扇女官、持劍女官與千里眼，千里眼與順風耳身著官服的扮相。
鹿港南靖宮
南靖宮早期香火鼎盛，為專屬於漳州移民的信仰中心，一度與龍山寺、地藏王殿與天后宮，合稱鹿港四大靈廟。
清康熙22年(1683)，施琅滅明鄭政權，清廷於次年採納施琅等人的建議，頒訂三條海禁，限制船隻及人民來台，因泉、漳米糧不足，台灣與大陸商人貿易來往頻繁。清乾隆時期(1736-1795)，漳州府的南靖鄉民為祈求渡海來台順利，奉請原鄉的關聖帝君同行，在抵達鹿港後經商順利，這些「廈商」有意為關聖帝君集資興建廟宇，於乾隆48年以廈郊名義，在舊稱「港墘」的埔頭街現址興建南靖宮。
南靖宮原為鹿港三座以原鄉移民為信仰的「人群廟」之一。清乾隆至道光年間，台灣漳、泉、閩客族群間為爭奪地盤而械鬥頻傳，泉州人仗著人多，逼使漳州人與客家人遷移他處，南靖宮由泉州地方仕紳接管，喪失人群廟的性質，成為埔頭街附近居民祭拜的「角頭廟」。經過多次修整，2000年被指定為縣定古蹟，2003年又再度修復，隔年完工，完整保留了南靖宮的文化資產。
南靖宮為三川殿與正殿構成二進一院的格局，廟門兩側的門扇有簡單的紅底金字書法，門楣上方斗拱與南靖宮字樣。門神是秦叔寶(571-638)與尉遲恭(585-658)的彩繪，是鹿港匠師王鍚河的作品，技法細膩嚴謹。正殿的瓜樑結構、神龕等雕刻，由薪傳獎李松林、李秉圭父子兩位大師施作。正門兩旁對聯為鹿港文人朱啟南所撰，廟內天井的左邊書法是王漢英的墨寶，右邊則為王重五的作品。
南靖宮正殿主祀關聖帝君，廟方敬稱為伏魔大帝，正殿兩側供奉關平太子與周倉將軍，為護法將軍隨侍左右。
鹿港藝文館
縣定古蹟鹿港藝文館係由鹿港公會堂整修而成，原址為於清朝乾隆34年(1769)興建的蘇府王爺廟─萬春宮，早期被稱為「王宮」，是鹿港八大郊商之一的「廈郊」會館。日據時期改建為公會堂，台灣光復初期改稱中山堂，之後改為老人會館。2008年開始整修，2010年竣工，內部規劃為藝文展場。萬春宮被拆掉後，廟中神像等文物，被安置到與慶昌行陳家關係密切的鹿港鳳山寺裡面。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平鎮褒忠祠亦稱義民廟，創建於清乾隆56年(1791)，是林爽文事件中，廣東客家人組織義軍支援清兵打仗，皇帝賜「褒忠」所致。乙未戰爭時，客籍（家）出身的吳光亮，以「抗敵守土」的義民精神，號召南桃園的客家志士自由抗戰。義軍前進指揮所就設在褒忠祠，打響平鎮區保鄉衛土運動的第一戰。
8月26日，位於桃園市中壢在地的中原大學主辦《韌性客庄研習營》的《乙未戰役記憶探索》座談，筆者受邀主講《乙未戰爭與客家精神》。隨後，桃園龍潭導覽協會理事長徐鳳園發表《乙未戰爭‧桃園四大戰役影響與展望》。
平鎮褒忠祠的由來
座談會所在的褒忠祠也稱褒忠亭，隸屬桃園市平鎮區義民里。附近有聯新國際醫院、復旦中學、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等，生活機能頗佳。褒忠祠內供奉義民爺的牌位及神像，是全台義民廟中最先有聖像的廟宇。政府在1955年間特頒定每年農曆7月20日為義民節，為全台宗教最早有節慶日的宗廟。
廟內目前可見的最早史料，首推咸豐10年（1860）8月所立的《重修廣興庄褒忠亭碑記》。該碑記載：「自乾隆伍拾六年間我鄉民急公向義，遵奉憲諭，星夜爭先，赴救府縣，各竭忠勇，務除寇亂，以安官全民而已。果爾馬到功成！蒙上憲保奏朝廷，親自御筆「褒忠」分別獎賞慰勞義民，所有沒于王事者。時在鳳（鳳山縣〈今高屏地區〉）南既立亭祀，而淡（淡水廳）北缺焉，將何以崇聖典而妥義靈耶？茲廣興莊前總理宋廷龍首倡義舉，就地築亭一座。…咸豐柒年總理宋寶雲復倡義重修，增其式廓後堂，原舊前堂更新，敝者葺之，略者詳之，竹苞松茂，儘制度之得宜。」
該碑所提乾隆56年間「鄉民急公向義」、「赴救府縣，各竭忠勇，務除寇亂」，指的是乾隆52年（1787）在台中大里杙（大里），由漳州人林爽文發動的民變事件。因「廣東、泉州等庄」的客家人、泉州人組織義軍支援清兵打仗。乾隆皇帝乃賞給廣東、泉州等莊「褒忠」、「旌義」里名。今日，位於雲林縣北港鎮義民里旌義街的義民廟，以及新竹縣新埔鎮枋寮的褒忠亭義民廟，皆是因此事件而建廟。
而「時在鳳南既立亭祀，而淡北缺焉」一句，說明「鳳南」的今六堆客家地區的茄苳腳（今屏東縣佳冬鄉）已有褒忠亭祀，而「淡北」的今南桃園卻沒有，故宋廷龍當初才倡議創建褒忠亭。據該廟的簡介，它是由新埔鎮的枋寮褒忠亭分香奉祀。祭典轄區有今中壢區、平鎮區、楊梅區等13大庄的信眾。
褒忠亭在1933年後改稱「宋屋褒忠義民廟」，因其所屬的廣興庄，在清乾隆9年（1744）由客家先民在此拓墾，它和大湳尾與高山下三個墾庄，合稱「宋屋」，意指宋姓客家移民所集散的聚落。
大湳尾戰役的打響
1895年乙未，日軍近衛師團於陽曆6月22日攻占新竹後，當時坐鎮台南的客家抗日義首劉永福，要求駐守新竹、苗栗兩處的前台灣鎮總兵吳光亮，如「該處兵力，卑薄吃緊難恃，可將其統領飛虎新苗各軍移駐台灣（台中）府城（今彰化），再添營勇，以固半壁。」客籍出身的吳光亮乃以「抗敵守土」的義民精神，號召南桃園的客家志士自由抗戰。
於是，當日軍以桃園到新竹的劉銘傳鐵路所串起城鎮，組成兵站補給線後。據守南桃園的龍潭坡（今龍潭區），大嵙崁（今大溪區）市街、安平鎮庄（今平鎮區鎮興里）的客家抗日義軍，以中壢西南方的宋屋一帶因有埤塘、沼澤溼地作為天險，加上劉銘傳鐵路和清官道（今台一線）沿著此地鋪設，坡陡路斜，是襲擊敵軍的好場所。因此，宋屋戰區便位居南桃園抗戰的第一線前哨地，義軍前進指揮所就設在褒忠祠。
隨後，客家義軍襲擊日軍運糧車隊和兵站基地，並破壞電線，造成台北到新竹之間的聯絡中斷。6月24日駐守台北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派遣澀谷在明中佐（中校）率領兩個步兵中隊約600多人南援，25日來到大湳尾時，當地客家義軍宋阿榮等阻止，打響平鎮區保鄉衛土運動的第一戰。
「大湳尾之役」的來由
桃園四大戰役之一的「大湳尾之役」稱呼，首見於前台灣省文獻會編纂委員陳漢光（1921-1973）的《台灣抗日史》（守堅藏書室，1948）；日軍戰史則稱「6月25日廣背庄附近之小戰鬥」。廣背庄約位於今平鎮區平鎮里，土地公潭一帶。靠近縱貫線鐵路，即劉銘傳鐵路的遺址，大湳尾則在鐵路北方不遠處。
前引《台灣抗日史》描述該戰役為：「新竹失後，日軍人據中壢街，並設兵站。義民張兆麟、徐子勳、宋阿榮等率子弟軍數百人駐廣興庄義民廟，廿三日襲擊日軍兵站，日軍受創後自台北調澀谷中佐率大隊來助，潘良（又作潘龍）、邱明琳、黃德、謝乞、張生、陳富、劉秋、劉長、彭相、徐傳、趙英、胡元等為響應新竹廿五日之逆襲，於是日清晨，分率數百人分據大湳尾及上店仔庄村落內，以阻日軍南援。八時四十分果有日軍數百人自北而南，義軍遂開槍阻擊，日軍受創不能進。激戰數刻，日軍不勝，遂冒死衝鋒先後三次，均不敵而退。嗣引火焚屋，潘良見四面火起，知不能久抗，收隊欲還，不幸為日軍所陷，死傷數十人，潘良亦死，是日日軍亦頗有死傷。」
在「大湳尾之役」犧牲的潘良，是大嵙崁防蕃將軍余清勝的副將，當余將軍決定順應《萬國公法》及大清下達駐守官員內渡命令時歸順日軍，潘良則表示保家衛土乃職責所在，便歸順吳光亮的旗下。
大湳尾戰役後，日軍從軍記者嘆道：「去年日清（甲午）戰爭之際，兵站線綿延長達五百餘哩（約近一千公里），兵站部的設置也為數不少，但此次兵站線受到抗日軍如此猛烈的襲擊，這還是頭一遭。」
北白川宮親王遂派代理近衛步兵第一聯隊長的第一大隊長三木一步兵少佐（少校），從台北到中壢守備兵站補給線，並沿途掃蕩。於是，有6月28日和7月1日安平鎮戰役的濫觴。日軍在安平鎮吃了敗仗後，向日本大本營求援。陽曆7月初，從中國東北來援的山根信成少將率領的近衛第二旅團組成的山根支隊，兵分三路掃蕩南桃園地區，7月14日攻占龍潭坡，7月15、16日攻陷大嵙崁。
建立紀念公園和戰祭活動
1932年，日本當局為籌建紀念北白川宮親王，於1895年7月30日在中壢新街的仁海宮（媽祖廟）舍營，規劃在仁海宮前方臨石頭溪（今新街溪）微高地點興建紀念碑。原址建於1875年的聖蹟亭則遭到拆除。加上1961年春，日本仁海宮國際關係責任調查團，為蒐集與親王有關物品以奉還其親屬而來，受到當地人士協助。日人用5千元將仁海宮門板買回帶回故國，交給北白川家，再由北白川家奉獻給靖國神社寶物館。可見殖民歷史的傷痕深深刻在中壢人的心中。
直到2015年乙未抗日兩甲子，在日軍安平鎮忠魂碑的原址，由張安樂出資興建抗日紀念碑和忠義亭，並首創平鎮戰祭活動。當時的桃園市長鄭文燦進而在平鎮區及龍潭區，舉辦2018年乙未客家戰役文化季，成為客家委員會「客庄12大節慶」之一；並將褒忠祠旁的第8公墓遷葬改造，催生平鎮第一座義民歷史公園─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除呈現桃園四大戰役，並用藝術景觀喚起民眾的歷史記憶，成為歷史教育地點。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聯經出版社出版的《華夏再造與多元轉型：明史》，與過去眾多類似著作不同之處，在於以「告別惡評」來「正說明史」，關注明代「多元發展」和「再造華夏」的面向。
以告別惡評來正說明史
說到明代，我們很容易就聯想到專制、特務與文字獄，負面評價居多，彷彿這近300年的明代就只有黑暗的一面。這本《明史》強調：明朝不僅不是中國衰落的轉捩點，反而是處於元朝和清朝之間的一個再生的階段。與其被刻板印象所遮蔽，我們可以更立體多元地正面看待這個時代。全書的〈序論〉命名為「告別惡評：明代的歷史地位」，首先溯源惡評形成的脈絡，並梳理近年來學界如何重新評價這個被簡化、誤解的時代，以及其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從而為讀者展開新視野下的明代。
民國以來一些片面的明史書寫，影射歷史，以古非今，助長了對明代不公允的評價。影響較大的有吳 、丁易的書。當時，蔣介石為抗中共不信任知識分子，實施言論管制，引國民黨部進入大學；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特務殺害。本名葉鼎彝的丁易是1930年代的文學家，為反國民黨而遭特務追殺，其《明代特務政治》就是通過錦衣衛影射現實的特務政治。這本禁書在1970、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中，有人從日本帶回來偷偷翻版流傳，大為暢銷，壯大了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在西南聯大從事反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吳的《朱元璋傳》，把朱元璋寫成了一個特務治國、殘殺功臣的專制暴君，即以蔣介石為影射對象，當時大受讀者歡迎。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認為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是主因之一；因此嚴格思想學術的控管，厲行審查圖書的出版與流傳。《明代特務政治》、《朱元璋傳》自然被列為主要禁書，最近去世的「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呂士朋教授，即因閱讀吳《朱元璋傳》而入獄。黨外運動人士偷偷印製，地下流傳，用影射史學論著來支持反對運動。讀過《明代特務政治》、《朱元璋傳》，對明代的惡劣印象就自然更深入人心。
明太祖為民安田里剛猛治國
「元朝不是不偉大，每個時代都有它偉大的地方。」當時北方歷經金、元253年的統治，不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文化發展都比宋代落後，兩百多年沒有好好發展，曾經恢復一些，又被破壞，很多人都逃到南方去了。明太祖接手的其實一個爛攤子，百廢待興。長於民間，深受疾苦的明太祖，其建國的理想，首要「民安田里」，所制訂的政策就是要盡快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讓人民安居樂業。為此，以國家力量的直接介入，主導計畫，強力執行。「這就不可能自由放任，讓老百姓自由地慢慢找出路。」
明太祖推行全國戶口普查（「黃冊」）掌控人口和土地資源、以政府信用發行寶鈔以利流通、邊民內徙、移民實邊以加強邊防，強行大移民以調整土地與人口比例及振興農業，頒行《六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以教化人民等。其中黃冊制度，這個十年一度的戶口及資產普查制度更是走在時代的前沿，18世紀歐美才普遍採行，海峽兩岸是1950年代中期才首次實施。依《大明會典》、《大明律例》行事之官僚體制，雖然中央朝政懈怠混亂，各級政府仍能照常運作。完善的科舉制度，不斷從全國各地無功名官位之家選拔士人，為政府補充官吏的新血輪。朝政大事開放大臣廷議，重要官員出缺也開放廷推，不由皇帝獨斷。不但針對前朝遺下的殘局，而且有走在時代前沿的壯舉。因此，明太祖在位的30年間，就能把殘破的局面扭轉過來。這就是為什麼本書花了三章來寫明太祖的原因。
明太祖痛恨官吏殘害平民，為了儘快讓人民「安居田里，各安生理」，對有礙人民福祉的貪官汙吏、皇親貴族毫不留情，連侄子和女婿也不放過。本書與一般不同的是在於強調太祖剛猛治國外，非常注重明太祖的禮治，施以道德教化，社會安定而民和，才是治國的根本。禮治有時而窮，則輔之以法治。明太祖治國是禮法並用而非專用刑殺。
現代人最關心言論自由，以之為主要人權。因此，特別關注明代的文字獄。由於知識分子不滿政府對思想文化管制，顧頡剛、吳等「借古諷今」地論述明太祖大興文字獄迫害士人成為定論。他們主要是根據《朝野異聞錄》、《閑中今古錄》等明代中期以後出版的野史，離明初洪武已一、二百年，且其中記載互相牴牾，甚至有不少杜撰的故事。現代學者陳學霖、王春瑜等均有專著，一一澄清，認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史料不宜輕信。」評價歷史人物要依據史實，而不是二手傳播的傳說。但明初的確有不少士人因文字致禍，如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蟠虎踞」等句觸怒朱元璋，一併被腰斬於金陵。其實這源於士人對大明開國並不擁戴，並拒絕出任新朝官職而引發的文字獄。明太祖《大誥三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良有以也。我們不能因此方面的專制就抹煞太祖的「再造華夏」之功。
其實即使到了政治很黑暗的明代後期，民間言論還相當自由，社會上盛行以現實為背景的小說、戲曲，甚至流行描寫當代的人與事的時代劇，譏諷時政。明代政治黑暗並未完全壓制言論自由，反而是到了清朝，各方面管得越來越嚴，其對學術文化的箝制遠甚於明朝。以地方誌的編撰為例，明代方志多由地方士人編修，遇事都很敢言，他們會在地方政府主編出版的方志中以〈史臣曰〉體例，批評地方政治、制度的規畫執行及政治和社會風氣。清代的方志有定制，內容整潔，看不到批評的文字。
主張一視同仁、和平共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太祖的民族政策與天下秩序觀，頗值得今天世人參考。明太祖認為各民族「同生於天地之間」，「有才能者，一體擢用」。承認民族的差異，要「因俗而治」，如「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但也希望藉教化，泯除民族間的差異。明太祖相信：「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他的天下不等於只有「中國」，還包含「外國」，外國與中國同生於天地之間，各有其獨立存在的地位。對於外國應該「從其自為聲教」，中國不能也不必征討外國，不必把外國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只要「修兵自固，永安境土」。這就是明太祖在《皇明祖訓•祖訓首章》標舉大明鄰近15國為「不征之國」的宣示：不侵略鄰國，不干涉鄰國內政，以經濟互利，維持國際關係，建立和平的天下秩序，實可為當今追求世界新秩序的借鏡。
論述明太祖以其遺詔為總結是本篇特點。歷代雄才大略的君王如秦皇、漢武，均自誇偉大，不捨人生，並做出許多追求長生不死的蠢事；明太祖卻能自謙「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並且說已悟「得萬物自然之理」，能活到71歲高齡，「其奚哀念之有？」明太祖在位31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終能「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更是歷代皇帝罕見的。其治國雖然剛猛，屢興大獄，功臣官僚死者無算，亦為歷代罕有，但其意在掃除實現「民安田里」之障礙。孟森先生認為這是明太祖鑒於元末以來吏治敗壞，官吏欺壓百姓，不得已而用重刑整頓吏治。在「民權不張」的時代，如果「不能使官吏畏法」，官吏便會「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這是「國家豢千萬虎狼以食人」。所以，除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就「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
當然，受到時代的局限，明太祖一生的作為，既為使人民快速脫於元末戰亂之苦，安居樂業於田里，也是為鞏固和永續朱家的大明皇朝。於公於私，確如王夫之論秦始皇的名言，也可謂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重多元發展，再造華夏
明朝的政治可以批判的地方很多，但它同時也留有不少空間，讓社會、經濟和文化得以更多元地發展。中華文化最優雅的那一部分，文學、戲曲與棋琴書畫各種藝術，在明代中期以後百花齊放，再現華夏文明的風華。現在講得最多的《牡丹亭》便是在那時候誕生的。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便充分肯定明代的歷史地位，除文化上的進展和經濟上的繁榮，明朝的國威依然穩固，低稅收、開放的社會也給予人民廣闊的選擇餘地，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以至海外移民，更遑論充滿魄力的海上擴張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明朝疆域廣袤，人口眾多，國民富庶，康聖皇帝盛讚大明王朝「治隆唐宋」；我們展開14-17世紀當代的世界地圖，大明顯然是同一時期世界上最富強國家，無可與倫比的。
明代中期以後，經濟、社會、文化多元發展，社會經濟形態轉型，手工業與市場經濟蓬勃，對外貿易空前擴展與繁榮，不僅經濟規模為當代世界之最，而且為世界市場的中心，不落後於正在興起的西歐。社會多元發展，階層間流動率高，為近代以前世界之最。陽明思想興起，注重啟迪個人心性良知，振衰起敝，並透過出版、講學及小說、戲曲，重塑儒家思想文化，普及民間。城市繁榮，市民識字率高，尤其江南，連撐船的稍公也識字；言論開放，批評時事戲曲小說盛行，市民運動蜂起，敢於挑戰朝廷惡政。
晚明江南士人文化的發展更是璀璨優雅，為今人所嚮往。美國耶魯大學著名中國研究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說過，若能再活一次，他希望活在17世紀明朝的杭州，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也說，他想生活在萬曆時代今上海周圍的松江府。讓當今西方漢學大家嚮往的朝代，絕對不是專制黑暗所能概括的。
永樂皇帝說：比較漢、唐、宋盛世，「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洲；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大明王朝很有骨氣，中國歷史其他朝代所難及。身在晚明、《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也從社會經濟民生立論，肯定所處時代為「聖明極盛之世」。明代多元發展的結果再造了華夏文明的盛世。
正說歷史與普及讀物
無論讀史或寫史，我們是以當今的自己為主體，所謂「古為今用」，就是把歷史為今天的我們服務；「所以，不同時空有不同的歷史寫作，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依我們的需求重寫。」今天中國人因清末以降的衰落，而從歷史檢討國族衰敗的原因；因此多以批判、檢討祖宗犯的錯誤，於是難以正視優良的傳統與文化精華；看到的都是祖先歷史的負面，甚至只有醜惡面，而興「醜陋的中國人」之念，盡說中華民族的劣根性；遂致失去對自己的民族與文化的自信心，學生不想再讀自己的歷史，主張歷史教育要「去中國化」，甚至說要完全去除中國歷史課程。《聯經中國史》的出版，正是針對此類虛無主義的撥亂反正之正。
寫書是給廣大的讀者讀的，學術性堅澀的文字不受讀者歡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聯經這套中國史沒有加註，並以較通俗和通順的文字，以期吸引更多讀者。由於作者群都是學院出身，初次嘗試科普寫作，難免文字仍不夠通俗易懂，還請讀者包涵。對於推廣歷史教育，除像聯經這樣出書外，還可以適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性，進一步整理選錄書中的精華，利用影音平台傳播如TikTok、YouTube等一般人喜看的媒體，擴大影響力。
是集體寫作的成果
這本明史是六位作者的集體創作，由筆者擔任主編，並擔任論述明代歷史地位的〈序論〉和論明太祖開國及治國方略、立國宏規的第一至三章的作者。其他五章的作者為王鴻泰、邱澎生、邱仲麟、唐立崇、巫仁恕。1980-90年代，他們在台大歷史學系跟隨筆者一同研讀明清史，是當今史學界的佼佼者，這次在各自負責寫作的篇章中，充分展現了他們研究明史的專長。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2021年5月21日，著名的傳播學者與文史專家習賢德教授猝逝，享年70歲。由於正值新冠疫情期間，紀念他的追悼會延到2022年3月26日舉行，他生前奮力編撰的巨著《鷹揚台海》，也在同日由磐石書房出版。兩年後的2024年3月，他的家人和朋友又將多年來收藏的800多幀照片，重新選輯，編成《鷹揚台海》下冊，合為本書第二版。
在這兩本由親友戮力編輯完成的巨著中，展示了習教授幾十年來念茲在茲、矢志不移，奔波兩岸、努力搜羅的空軍史料、照片和專文。不但補足了軍史上這一頁重要的篇章，也讓這些英勇犧牲的亡魂，令後人撫今追昔，感念悼懷！
我與習教授相識於1988年的台大校園，他是博士班研究生，我是任課老師和論文指導教授，每周相見，教學相長。當時我還特別敦請業師胡佛教授領銜指導，經過近9年艱苦卓絕的不懈努力，他以近700頁的篇幅，完成了博士論文《孫中山先生的美國觀》。本書於2008年在上海出版，是迄今為止這一領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台海鷹揚五十年的血淚篇章〉一文中，習教授指出，愛台灣不是口號，能拿出具體行動證明愛台灣當然不一而足，「但若有誰…能不惜捨命，壯烈成仁」，他就是「具有神格的台灣恩人」。從1949年1月到2014年10月，為了保衛疆土而殉難的1461位空軍人員中，一共有台灣籍193人、四川籍145人、江蘇籍118人、湖南籍112人、廣東籍103人，以及其他大陸各省市共790人。這些重要的資訊和數據，正是習教授提供給後人的寶貴見證。
多年來，習教授詳細考察了新店碧潭空軍公墓1,100多位殉難者的資料，努力查清他們的部隊職稱、籍貫、年齡、學經歷、殉職時間和原因。他在〈空軍忠烈將士護台永垂不朽〉中寫道：「每年329至清明前後，空軍弟兄和海內外家屬，會陸續湧向碧潭西岸，捧著鮮花、素果、紙錢，為音容宛在的故人仔細抔土修整，前後十多天香火繚繞，此起彼落的低聲啜泣哭祭，令人感觸鼻酸」、「碧潭烈士公墓松竹花草繁茂，斗換星移間，雄鷹一族將不斷為護台而壯烈殞落成仁，重複著覆蓋國旗、在至親友見證下公葬的哀慟場景。鷹塚傳奇，必與日月同光，永留人間。」
對於習教授非凡的努力與卓越的貢獻，前行政院長、國防部長、空軍總司令唐飛將軍說：「研究軍史難，空軍史更難」、「賢德先生專業與毅力兼具，行道擇難，披荊斬棘，深入中華民國空軍史30年以上，路基已成，然中道溘逝，令人扼腕！」
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夏瀛洲將軍也說：「情牽空軍，習父為空軍軍官，英年早逝，賢德幼年失怙，對父親生前服務的空軍愛烏及烏，新聞專業在身，就全力探訪蒐集中國空軍的史料及人物誌。我在民國81年空軍官校校長任內，賢德老師為考證空軍史料，來訪而結識。多年來，每逢814空軍節，賢德總會獨自到新店空單公墓默訪英烈致敬，並仔細觀察墓碑上軍略功績，除了充實其寫作史實資料，亦為緬懷先烈致敬，這種精神令人感佩！」
在新版上冊裡，刊載了習教授多年來的史料分析、軍史探索與心路歷程，包括〈天虎、黑貓、紅狐，再見了〉、〈空戰羅生門〉、〈二二八時誰殺了這個空軍小兵〉等文。在〈誰是台海空戰的最後烈士〉一文中，他指出：「1967年1月13日爆發的一一三空戰⋯失蹤的楊敬宗在空軍烈士墓仍有衣冠塚」，「筆者因緣際會，曾獲福建前省長習近平指示台辦協尋楊烈士遺骨。奈何楊氏家屬拒簽授權書，讓最後一場空戰疑雲，坐失15年前即可畫下人道句點的最佳時機。」
在下冊圖片輯中，則增加了戰鬥篇、偵照篇、黑蝙蝠篇、黑貓篇、漠星篇、象駝篇、海鷗篇、雷虎篇、幼鷹篇與感懷篇等新內容，其中有許多是過去罕見的歷史見證與圖片紀錄。習教授不但仔細查找相片中的相關人物和故事背景，還盡可能找到他們的生活照和家人的合照，拼接出一幅又一幅生動鮮活的空軍生活史。我在展卷拜讀之際，深深佩服他用功之勤，用力之深，用心之切。這是一生的志業，鞠躬盡瘁，後人不能不為他以一己之力、嘔心瀝血，竭盡所能，完成一項本應由軍史館承擔而未竟的艱巨使命。讀完此書，心有所感，不能不由衷敬致欽佩之忱！
30多年來，習教授與我常相往來，切磋與共，時相砥礪，我還曾在他主持的輔大傳播學院任教多年。對於他剛健自持、奮發有為而堅毅卓絕的人格風範，知之甚詳，且心誠服之。現在，看到這兩本新書問世，彷彿看到志在凌雲的雄鷹，不畏艱難險阻，振翅高飛，羽化而登仙！
（作者係政治學者、中流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