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中旬，就恐怖主義問題方面，連續發生了幾件令人矚目的事件。首先，12月16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塔利班分子武裝攻擊了一所軍方公立學校，至少135人被打死，其中多數是學童。為何巴基斯坦成為打擊目標呢？

巴基斯坦成為打擊目標

早於1980年代，巴基斯坦就與美，英，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一道，以打擊蘇聯占領軍名義，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培訓民兵；同時又由賓拉登出面，從全世界伊斯蘭教文化圈招募激進分子組成基地組織，並令其成員接受游擊與爆破訓練。

從此，這些恐怖分子便在全世界展開顛覆活動，其中以俄羅斯、巴爾幹、印度、中國大陸、阿拉伯世俗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最為激烈。他們也就是後來顛覆利比亞、敘利亞和最近侵略伊拉克的主要成員。

911事件後，美國以「基地組織襲擊雙子大廈」 為藉口，展開「反恐戰爭」，對一系列國家進行武裝侵略，同時又逼迫巴基斯坦政府配合打擊阿富汗、巴基斯坦兩國的塔利班與基地勢力。這就是造成2001年之後，塔利班游擊分子對巴基斯坦採取報復手段的直接原因。

2008年歐巴馬擔任總統後，順應美國民眾的期盼，一度終止了反恐戰爭，由是巴基斯坦與恐怖分子之間的關係也開始有所好轉。然而，繼伊斯蘭國勢力於2014年10月擴張至伊拉克，並再度成為美國打擊對象之後，巴基斯坦便又得面對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攻擊，以至於發生上述的白沙瓦市屠殺兒童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美國眾議院對中央情報局的設立黑獄，以及從事酷刑行為的調查顯示，中情局(CIA)迄今提出的所有證明（即911事件為基地組織或塔利班所為），均是子虛烏有。此外，從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的活動看來，與美國的官方政策根本是息息相關。這點，還需要從其他事件詳細加以介紹。

土耳其翻臉

另一件極為反常的事件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於2014年11月下旬在一個伊斯蘭教國際會議上，突然對西方盟友破口大罵，說是「（西方人）來到伊斯蘭教世界的目的不外是覬覦石油、黃金、鑽石和廉價勞工。他們帶來的只是爭執與糾紛，其動機之不良不容懷疑。他們貌似忠厚，其實卻巴不得看到我們及孩子的死亡。我對遠在12,000公里外的人士對我們提出沒完沒了的無理、自私要求感到厭煩…。」毫無疑問，埃爾多安總統罵的是4天前才造訪土耳其的美國副總統拜登。為什麼土耳其政府突然反目呢？

話說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土耳其便扮演著西方勢力的尖兵角色。無論是支援前南斯拉夫反政府勢力方面，或給予俄羅斯境內伊斯蘭教分離主義支援方面，都表現得不遺餘力。此外，中國大陸的東突分裂主義組織甚至長期在伊斯坦堡建立其海外活動的大本營，因此，對大陸也造成極大的傷害。囂張的時候，其領導人甚至誇口要「建立從中國長城至愛琴海的突厥大帝國」。

2010年發生的一系列阿拉伯之春運動，包括埃及動亂、利比亞的崩潰，尤其是敘利亞的顛覆戰爭，土耳其當局更是明目張膽地把本國當作國際恐怖分子的培訓與集散基地。如今，即伊斯蘭國問題出現後，美國卻突然要求土耳其出面對伊斯蘭國進行打擊，這對土耳其伊斯蘭教政府而言，不只是火中取栗、引火燒身，又不能給本國的伊斯蘭教群體一個妥善的交代。於是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除破口大罵外，還即刻與俄羅斯簽訂了一個石油、油氣協定，允許俄羅斯將資源取道土耳其、最終輸送至歐洲國家。

約旦也參與其中

除土耳其外，眾所周知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爾，是長期以來積極支持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宗極端分子的兩個重要國家。然而，12月24日消息傳來，竟然有一架約旦的戰鬥機在伊拉克為恐怖分子擊落。這事，的確有些突兀，原因是約旦與瓦哈比宗極端組織的關係一向比較疏遠。迄今觀察界所知悉的是，前往敘利亞進行顛覆的恐怖主義分子，不僅獲得土耳其的支持，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約旦經過整編，而後偷運至敘利亞境內。如今，約旦的戰鬥機在伊拉克遭擊落，說明約旦的參與之深，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但是，約旦又圖謀什麼呢？

早在1991年老布希時代攻打伊拉克時，便已私下制定「三分伊拉克」的計畫。該計畫最終由小布希2003年正式通過打垮薩達姆政府而得以推行。但是，美國在伊拉克建立的新局面還不是原來所計畫的什葉派、遜尼派與庫爾德派共同組成的三個「國中國」，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庫爾德自治區與什葉派所領導的弱勢中央政府。換言之，直到伊斯蘭國進入伊拉克之前，伊拉克的遜尼派始終是靠邊站，並形成最大的敵對勢力。

為填補政治真空，2014年10月敘利亞境內的部分恐怖主義勢力成立了「伊斯蘭國」，並且井然有序、毫無阻力地入侵了伊拉克西北部地區。之所以如此順利，當然是伊拉克政府以及庫爾德自治政府不做任何抵抗。除此之外，這股人數不過2,000人的隊伍，還受到伊拉克遜尼派極端分子的支援與加強。如此這般，原來設計的三個「國中國」便就此形式上獲得實現了。

其實，「伊斯蘭國」並非一般性國家，其「國體」的正確譯名應當是「酋長國」，也就是遲早要按中世紀的作法，推出一個望族出身的領導人。這方面，約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與敘利亞共同建立過一個以哈希姆望族為首的聯合酋長國。如今再由約旦王室選派適當人選，填補伊斯蘭國（占領了敘利亞東部與伊拉克西北地區）的領導位置，當是自然不過了。更何況，與其讓極端分子掌控伊斯蘭國，不如讓一向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的約旦王室成員主持其政局。當然，該部署還不一定能夠取得伊斯蘭國各個勢力的共識，這就成為目前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伊斯蘭國發動攻擊的最大原因。

應正確認清恐怖主義組織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認清以下幾點：

一、恐怖主義組織就是美、英集團的戰略資財，只會充分加以利用，頂多剷除部分搗蛋分子，但絕不會悉數消滅；

二、直接打擊部分恐怖主義分子，並藉此擴大為「反恐戰爭」，主要是美國共和黨的策略。利用恐怖分子來「以夷制夷」，則是民主黨的一貫主張。這說明為何最近美國國會共和黨的勢力突然加強，致使民主黨政府勉為其難地做些「打擊伊斯蘭國」的姿態。然而，民主黨政府的最終目的，還在於建立一個易於控制的「伊斯蘭遜尼派自治政府」；

三、美國民主黨的「以夷制夷」策略，嚴格說來，對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其實更加不利。原因在於，2008年歐巴馬上台後為貫徹「以夷制夷」策略，便正式結束了反恐戰爭，轉而加強恐怖主義組織的武裝，以使其顛覆利比亞及敘利亞。同期間，原已大體平息的恐怖主義事件，卻在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又從此激烈增加。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九合一選舉結果出爐，執政黨兵敗如山倒，各界紛紛將原因歸咎於失守青年選票，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更於選後順勢推出I-Voting網路投票，號稱「自己的局長自己選」，並於當選不久後立即開跑，不過實行後卻也引發許多爭議，造成新市長上任前，人事安排就搞得烏煙瘴氣。

網路投票率偏低

柯文哲在贏得台北市長選舉後，外界皆認為是網路宣傳起到關鍵性作用，媒體也如此認為。柯文哲在嚐到甜頭之後，立即推出I-Voting，並宣示「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柯文哲宣稱I-Voting是場全民參與的運動，並指出網路投票在全球早已行之有年，台灣若是仿效這做法，屆時無論是市府的預算，抑或是對政府官員等的評價，都可以透過網路實際參與，「全民都可以是市長」，不過他似乎沒想到會掀起接下來一連串風暴。

因為他所謂基於公平正義的I-Voting，已遭到實際數據打臉。以勞動局長來說，他宣稱的18歲以上的台北市民，或是工作於台北市的民眾作為條件的話，符合條件的人數就至少有300萬人，然而登記投票者卻僅有20,412人，連千分之四都不到，淪為一個選舉笑話，這種由少數人選出來的官員，有何民意基礎？倒還不如由柯文哲自己選擇的官員來出任，自己的責任自己扛，這才是一個有擔當政治人物應有的風範。

再來則是這制度的普及問題，柯文哲宣稱「全民參與」，卻沒有想到科技面及年齡族群等現實的狀況，雖然台北市擁有龐大的網路資源，但從較為年長的投票者來看，光是智慧型手機等設備的操作就有問題了，更別談事前的登記等前置作業。

而剩下較高的可能比例則為青年網路世代，但細分看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此制度，除了媒體的報導外，該制度主要還是透過網路宣傳，網路世代中也有一定的分流，並非所有人都會瀏覽相關的網站，從這裡開始，投票人數就已經遭到限縮，至於登記及實際參與投票的人，也因此就不是那麼顯著。

遴選遭質疑黑箱作業

當初柯文哲在政見中表示，會有5個與民生相關的局處首長交由I-Voting決定，卻在選前兩周宣布文化、教育及社會等局長，改由遴選委員會及市長共同決定，最終只有勞動局長完全實行I-Voting。

只是沒想到，遴選制度也波折不斷，選後不到三周，柯文哲所找的18名市政顧問及遴選委員會委員就接二連三辭去職務。許多遴選委員除抱怨自己未受尊重、如同「衛生紙一般用完就丟」，也指出遴選過程不夠透明、程序早已被柯系「醫療霸權」壟斷，形同球員兼裁判的情形。文化局長遴選委員會召集人陳其南更重砲轟擊，說文化局長的遴選根本是「充滿欺騙與作弊」，如此情況除被外界認為是「在野大聯盟」整合的失敗之外，遭質疑的黑箱作業，也為新市府的人事蒙上一層陰影。

其實，早在當初柯文哲喊出在野大聯盟時，外界就認為他在面對多方派系時，恐怕很難在人事方面取得平衡點，這麼說並不是說柯文哲不能選擇自己信任的人，身為市長本來就有權決定人事，不過如今號稱「全民參與」，卻又遭人質疑不夠透明，無疑令人感到誠意不足，這就是矯情！看來這些制度都需要重新檢討。

青年牌、網路不是萬靈丹

這次九合一大選一面倒，從民眾到媒體，以及實際參與選戰的政治人物，紛紛認為這是一場由網路主導的選戰，青年世代更在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不過回過頭來看，其他族群也很重要，其他族群是否能參與其中也是一個問題，而這也成為這次I-Voting票選局長結果出籠後，備受關注的焦點。

掌握宣傳及互動管道很重要，倘若好好利用網路的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但青年牌與網路世代也不是萬靈丹。用網路選勞動局長就出了問題，而這恐怕不是柯文哲以一句「制度沒有一次就完美」帶過就好，未來這制度的檢討將會是柯團隊的一項大考驗。

展望未來台北市政，柯文哲市長上任前後，各種新政策已經被叮得滿頭包，除人事遴選問題後續發展備受關注外，青年網路世代的動向又將如何影響市政也會持續為外界追蹤。

九合一選戰國民黨大敗，除了新北市在內的少數幾個縣市守住以外，國民黨可說是全線潰散，有人說這彷彿是當年的徐蚌會戰，如今綠營已經兵臨城下，馬上就要大舉渡江，國民黨恐怕只能迅速收拾細軟準備辭廟別京了，只是許多人心中都有疑惑，究竟什麼原因導致國民黨敗得這麼慘？為何短短的六年時光，馬英九可以從眾人擁戴的救世主，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呢？

打擊友黨不遺餘力

要了解徐蚌會戰的慘敗，就得從抗戰勝利之初看起，日本宣布投降的當下，國民政府與國軍被壓縮到西南一隅，為了摘下勝利的桃子，避免共產黨搶占淪陷區，國府只得命令日軍、偽軍就地防守等待接收，而八年時間長期在淪陷區打游擊的游擊部隊，也一同協助防備共軍的入侵。沒想到等到國軍部隊到達接收地站穩腳步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裁撤偽軍與地方游擊部隊，令這些在敵後流血流汗的游擊戰士們氣憤不已，甚至傳出乾脆投共去的想法。

當時的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副總長白崇禧就反對裁撤，但軍政部長陳誠則堅持裁撤的意見說：「他們要到共產黨那裡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鍋煮掉」、「打一個也是打，打十個也是打」。最後陳誠的意見被採納，所有的偽軍與游擊隊全部裁撤，這些在敵後奮戰的游擊隊員們悲憤之餘，便「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老子投八路」加入共軍去了。結果游擊隊原本守備的地區變成三不管地帶，共軍乘虛而入，國軍失去了左右協防的友軍與眼線，形勢更顯孤立，最終被各個擊破。

今天的國民黨也是如此，為了勝選不斷訴求「泛藍團結」，壓縮友黨─新黨與親民黨的生存空間，只要稍有不同意見便被扣上「破壞團結」的大帽子，結果新黨與親民黨難以生存，宋楚瑜在氣憤之餘便走向逢馬必反的路，甚至不惜與綠營合作，只為拉下馬英九；新黨雖仍堅守泛藍友軍的立場，但席次嚴重縮水到連要生存下去都困難重重。但是扼殺友黨的結果，並沒有使國民黨更好，在立法院的政黨協商中反倒必須獨自面對綠營多個黨團的掣肘，在議場外也沒有友軍與友好團體能站出來聲援，整個輿論於是一面倒，國民黨只能處於挨打的局面。

南師北調，北師南調

抗戰勝利後對於派誰去接收東北，國民政府內部有許多想法，蔣介石想來想去還是派了非東北籍的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捨棄了放張學良出關主持東北大局的想法，結果許多東北軍的舊部不願受國民政府指揮，轉投支持共產黨的張學思，使得國府只能靠武力維持東北局勢，從緬甸調上來的國府精銳─新一軍、新六軍，在沒有地方的支援下，孤立於大城市的點線中，最後在遼瀋戰役被殲滅殆盡，整個國共鬥爭的局勢因此徹底逆轉。

此次國民黨在基隆市長的選戰也是如此，原本初選過關的黃景泰因為輿論的不支持，硬是被拔掉他的參選資格，並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甚至還動用司法力量將其收押，達到不讓他參選的目的。國民黨另外空降了與基隆淵源不深的謝立功來參選，使得原有的地方勢力大表不滿，加上黃景泰的弟弟黃景南代兄出征，國民黨提名的謝立功在雙重夾殺下中箭落馬，綠營成功拔除國民黨在基隆的執政權，為北台灣多插上了一支綠營旗幟。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抗戰勝利後接收淪陷區可說是一場新的浩劫，許多接收大員被稱之為「劫收」大員，透過威逼利誘侵占淪陷區人民的財產，劫收大員們各個五子登科、荷包滿滿。更慘的要屬偽幣(中儲券)的兌換了，國府用法幣兌偽幣1：200的方式來兌換，造成淪陷區民眾的財產瞬間縮水成為赤貧，連國民黨大老陳立夫都說「我們幫共產黨把人民變成了無產階級。」

馬政府也是同樣的情況，對於軍公教的18%與年終慰問金，綠營一有質疑，馬政府說砍就砍，讓許多軍公教人員感到被羞辱，好像他們真的是綠營口中的「米蟲」與「雜碎」，因此憤而拒絕再投票給國民黨，國民黨自己為淵驅魚，又怪得了誰？

而幫國民黨打仗的戰將，如蔡正元就好比國軍將領張靈甫一樣，孤軍深入打得遍體臨傷，才發現自己陷入重重包圍，友軍們卻各個保存實力見死不救，張靈甫馬革裹屍死得其所，但藍營戰將確落得一身罵名被社會唾棄，這樣的氛圍下還有誰願意為藍營效命疆場？藍營自然只剩隨波逐流之輩，難有對外一心的戰鬥力。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國民黨倘若不能以史為鏡，改變自己的作為模式，那終將會被掃入歷史的灰燼中被世人所淘汰。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國民黨敗選，原因諸多，但歸根結底，即淪為選舉機器，缺乏中心思想。

在全球經濟失落之際，人民對於生活困蹇的不滿反映在對執政者的懲罰。然排除此部分選民，主因在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無中心思想就無戰鬥力，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無戰力則宣傳效果不佳，政績不顯；無戰力則國會控制不力，政策受阻；無戰力則政治鬥爭無能，導致輿論與選舉大敗。

綠營只問立場、提倡戰功

綠營人士的中心思想，即是台獨，或是獨台的兩國論。堅定的信念為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台灣人必須當家作主。姑且不論此信念的荒謬與否，台獨的信仰產生龐大的力量，他們的目的不是要選舉，而是要革命。

革命，便是他們口稱的正當性，因此法律不能拘束；道德不能干涉；是非不能過問；司法要聽其指揮，要抨擊對手，造謠抹黑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護航同志，雙重標準司空見慣。

所以太陽花學運多次違法，稱反抗國家暴力，有正當性；陳水扁貪污洗錢，民進黨鮮有批評，如今更積極營救；陳其邁說「等民進黨執政，把馬英九抓起來關」；游錫堃說「道德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林飛帆說「禮貌不是最高價值」；為陳菊氣爆背黑鍋的副市長能再回來；若有綠營被起訴、被判刑，民進黨從主席到立委到議員，必定齊聲痛批「司法辦綠不辦藍」；霸占主席台近百次、毀損公家機關、毆打政府官員，一個個都是英雄。

綠營人士的成功，概括12字：台獨革命、團結對外、提倡戰功。

因為有了信仰，反國民黨即成了目標，任何利於目標，皆需維護，能征善戰者重用提拔，被敵攻擊者團體支援。不問派系，不問輩分年紀，不問是非黑白，只問立場、戰功，後勤支援不斷，試問：綠營能不強大嗎？

國民黨怯戰又好內鬥

反觀國民黨，山頭林立不說，在主帥「溫良恭儉讓」及「不惹爭議」的主導下，全營瀰漫著一股怯戰、避戰氛圍。馬英九試圖當全民總統，討好及重用綠營人士，一如唐太宗重用魏徵，廣博心胸成大業，卻忘記，古時貳臣效忠，是因只有一個皇帝，沒得造反，而今執政者天生有一個敵人，就是反對黨。適度給予反對者利益，是為了社會和解，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一再和解，就是退縮。

例如教科書，當年李登輝、陳水扁將政治介入教育，全面「去中國化」，教出一代又一代的台獨學生，國民黨當年不乏抗議，然而，馬英九主政六年多不過推出「課綱微調」，強化史實上日本對台灣的侵略；引起爭議後，甚至定調「日治、日據，不宜硬性規定」。此立場其實就是對反對者的鼓勵！

此外，每當有教授學者發表對兩岸經貿看法，支持政府施政、駁斥謠言時，馬英九總擔心對方是來謀取官位，因此不僅不予鼓勵，甚至暗中打壓，請問，哪個學者還要為國民黨背書？

例如服貿，依往例可於立法院盡速通過，被民進黨一再杯葛，變成逐條審查，又被太陽花一鬧，承諾先立法再審查。放任國會被占領、警察驅離受懲罰，當主帥都已投降，還有誰要應戰？曾有國民黨青年希望上街頭、上節目與太陽花對戰，卻因上層怕惹爭議，而遭封殺。又曾有國民黨青年自作主張上了節目，得不到鼓勵，反被黨內圍剿「講太爛」。諸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公共政策及意識形態上，民進黨多次發起行動，國民黨或因不想惹爭議，選擇沉默，於是版面上一面倒地顯現民進黨就等於民意，更加重了國民黨的怯戰心理。

除了怯戰，就是內鬥。在藍綠爭鬥上，但見綠營砲火猛烈，藍營龜縮城內，每人都想保存實力，每人都想別人當惡人，甚至主帥也頻頻投降，於是無人敢戰，偶有一將出城殺敵，後方無援，待該將敗陣，自家人還要落井下石。長此以往，誰要為藍營說話？

蔡正元被割闌尾的理由，便是他力抗太陽花，為國民黨辯護，請問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他有什麼錯？如今除了少數和他一同被列名的委員，竟無人幫其說話，更多的是幸災樂禍、推波助瀾。缺少了信仰與對抗的力量，只會對民進黨唯唯諾諾、喝酒跑攤的選舉機器，當然比不上革命鬥爭的民進黨。

政治人物本應主導民意

或以為，戰鬥過於偏激，選民不喜。此言差矣！攻占立法院、行政院，夠偏激了，但正因無人認錯，反被美化成眾所稱頌的「學運」。政治人物不能依隨民意，要主導民意。

國民黨若想重振，一要找回中心思想，獨台沒有前景；二是黨內放棄排資論輩，採首功制；三是檢討層峰組織，即時作戰。否則國民黨，只會再敗。

(作者係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陳為廷自爆襲胸，甚至還是性騷擾累犯，網路上的反應比我預期激烈。一些PTT的網友訝異，王炳忠不是陳為廷的「宿敵」嗎？怎麼這次講得比很多人中肯？有人稱我在網路世界「由黑翻紅」。其實，我一直沒變，變的是多數人走出了對陳為廷的「神化」想像。

希望「友人」不要害他

陳為廷事件一爆發，我就誠懇地在臉書上呼籲，希望他周邊的「友人」不要害他。根據陳為廷受訪所述，他的友人一直勸他「又不是道德完人」，何必為了參選「冒人格謀殺的風險」。這種口吻反映的心態讓人害怕。選舉是自願為民服務，實在不必說得好像是人民欠你的樣子，何況這也無關「道德完人」，又不是要做到毫無道德瑕疵的「聖人」，這只是一般人都不應做的違法行為，是人對人的最基本尊重。

所以我當下就善意提醒陳為廷，友人講這種話，是要把他更加鎖死在神壇上，是一種「捧殺」。對陳為廷而言，只有卸去「神化」，才是自我保護，也是解脫。

但不幸的，後來發言的幾位陳為廷的友人及前輩，幾乎還是維持一種革命英雄的高調，林飛帆繼續提「道德完人」，王丹提「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以及洪崇晏提「罵陳為廷的都閉嘴」。一時之間，別說他們一直以捍衛民主的公民運動者自居，其中一位還是為人師表，這種言論還真讓人以為是出自從未受過教育者之口。

重新檢視政治特權

人們要理解發生在這些公民運動者的標準落差，最直白的答案就是藍綠有別、黨同伐異。有網友就貼圖說：「陳為廷就因為選對顏色，所以襲胸可以原諒，還留言鼓勵；如果現在主角換成是王炳忠，不敢想像他的下場…」。剛上任的綠黨桃園市議員、知名臉書「我是中壢人」創始者王浩宇也問網友：「假設，今天襲胸的是王炳忠，我們能用同等標準看待這件事情嗎？我們能接受他成為一個立法委員嗎？」

有些人不願面對這當中的藍綠標準不一，便又扯到男權宰制等問題，但我認為，我們的確應該檢視這一路以來，社會給予「太陽花」分子的高度寬容。

對我而言，占領立法院、進攻行政院、包圍警察局這些行為，比性騷擾造成的傷害更廣、更深，但也許對一般台灣人來講，國會還是相對遙遠的，而性騷擾卻是切身有感的事，也因此更為在意。只是，如果還想從這次事件獲取更多啟示，那就必須深究這一路以來他們享有的強勢話語權，或我稱之為「政治特權」的形成過程。

簡言之，早在「太陽花」占領立法院以前，由媒體及學者引導的主流輿論就給「公民運動」賦予先天的「政治正確」。無獨有偶，這些能夠獲得輿論特殊關愛的「公民運動」，皆是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內含反中意識形態的獨派。從2008年陳雲林來台期間的「野草莓」，到近期的「反旺中」、「反課綱微調」及「反服貿」，無一不是如此。他們得到「政治正確」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他們反中的意識形態，經李登輝、陳水扁長達20年動用執政資源推動「去中國化」的結果，已經深入媒體、學界、網路各個場域；二是在西方「普世價值」的壟斷下，似乎一打出「民主牌」、「人權牌」，所有質疑就得噤聲，違法亂紀的行為就能取得正當性。

然而，真正的民主，本就不該有既定的「政治正確」，或讓特定的人或意識形態享有「政治特權」。要捍衛真正的民主，第一步必須收回對那些「公民運動」者的特權。

神化、醜化大可休矣

這次事件，不少人也關心我似乎在網路世界的形象翻轉，或者當初可能就是惡搞我的網友，說我怎麼「恢復正常」、「換一個人」了。事實上，相對於陳為廷及「太陽花」的領袖被吹捧，我一直是被主流輿論醜化、丑化的角色。一些獨派網友說，「王炳忠除了思想是統派外，其實也挺正常」，那麼持平而論，我到底做了什麼違法之事，可以任由你們不斷羞辱，甚至假我名義散播猥褻不堪的圖文？不必神化也不必醜（丑）化，你我都只是發表自己看法的凡人而已。

而在眾多關於陳為廷襲胸的發言者裡，最令我詫異的，還是王丹。他竟在臉書上一度發文，稱如果是我襲胸，他「應該不會意外」，而後雖然修改原文，承認這是氣話，仍令我一陣唏噓。我曾經聽過他的演講，還在會後和他拍照，之後只因為我們政治立場不同，他居然為了維護一件不對的事如此兇狠。我也因而想起另一位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他曾經也是我懷抱過的「民運英雄」，竟在我跳出來反對學生占領立法院後，公開用「奴才」一詞指名道姓地數落我。

只能說，這些年的這些人、這些事，讓我更加驚覺到政治的殘酷，我也希望經過此事，人們終於體認，是該停止神化、收回特權的時候了。

（作者係抗獨史陣線召集人）

吳國禎，1947年5月出生於花蓮，1970年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化學系，1971年赴美留學，1976年獲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負笈美國期間，曾參與台灣留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與中國統一運動。1975年首次到大陸訪問。1977年赴大陸定居，任職於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1995年轉任北京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至今。研究領域為分子光譜學與混沌理論，著有《分子振動光譜學：原理與研究》、《分子高激發振動：非線性和混沌的理論》、《拉曼譜學：峰強中的信息》等書。這些書在台灣的書店也有出售。

吳國禎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省代表團成員，1997年後轉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現為全國政協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台灣同學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國禎近年來關注保釣運動史料的蒐藏與研究，推動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成立「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並參與保釣史料匯編、出版工作。同時，勤學書法，筆耕不輟，強調人文與歷史的重要性，相關隨筆文章於2002年集結出版《在歷史面前》一書。

問：您從1977年就從美國到大陸定居工作，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本省人，請您談談在台灣的成長與求學過程。

吳國禎答：我在花蓮出生、長大，中學讀的是在台北建國中學。1970年從新竹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接著就到金門服役。

那時，清華大學學生都是理工科的，抽到步兵的同學很少，我們班上就我一個人，也就我一人去了當時是戰地的外島。我在金門當排長，我們的排就在湖下村的海邊，當時我才23歲，要管排裡那麼多人，就得動點腦筋。部隊裡各色人馬都有，三教九流，不像大學裡的同學那麼單純，學會如何帶領他們，對我而言，是一個考驗及訓練。

金門海岸風景非常漂亮，我當時就感到，如果兩岸沒有戰爭，給大家旅遊，那多好。1971年當完兵，我去了美國留學。

問：您在美國留學時參加了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這個運動是您人生的轉捩點，請問您當時為何投入保釣運動？您又如何評價至今已長達40多年的保釣運動？

答：美國在1945年戰後就代表聯合國託管琉球群島，尼克森時期把琉球劃歸給日本，也把釣魚台列嶼包括在內都交給日本（後來美國說，它交給日本的僅是行政權）。這個事情在留美、歐的台灣學生裡發生很大的觸動，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美國居然要把釣魚台跟琉球一起給日本。所以，1970年底到1971年初，很多台灣留學生參加了保衛釣魚台運動，應該說是那時候的潮流吧。現在籠統稱為「保釣運動」，其實在那個時期，除初期的遊行示威、呼籲保衛釣魚台外，以後相當長的時期裡，大家關注的是台灣的歷史及現況、1949年後大陸的發展，以及一些世界性的熱點問題，如中東、第三世界的問題，中美台關係等等。

當時兩岸沒有接觸，但我們認為，大陸不管怎樣，都是自己的土地，台海兩岸存在的只是政治對立而已。留學生們對大陸的感覺既熟悉又陌生，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在台灣嚴格禁止來自大陸的訊息，193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例如茅盾、魯迅、巴金的作品，在台灣就很難看到。

海外留學生對周恩來總理都非常感佩。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11月下旬有5位留美的台灣學生到了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是白天、晚上都辦公的人，他們從晚上10點鐘談到隔天淩晨4、5點。事後來看，這是兩岸關係一件破天荒的大事，1949年之後的頭一回。

參與釣運的台灣學生多半從小接受國民黨的教育，去美國以後，開闊了視野，看到了整個世界與大陸的情況，感受到歷史的走向，從而改變了態度，重新認識共產黨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這是很難得的。

這段台灣留學生的歷史，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兩岸關係歷史的一部分，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比較遺憾的是，這段歷史現在知道的人並不多。

問：您當初為什麼會決定到大陸定居？在生活上曾有過難以適應的問題嗎？您什麼時候再回到台灣？

答：我1975年第一次去大陸訪問，拍下近千張珍貴彩色照片，紀錄了當時大陸純樸的一面。

1976年在美國完成博士學業，但因曾參加釣運，上了黑名單，回不了台灣，又不想長期留在美國，於是隔年6月到了北京。我先在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工作，一直到1995年，我才到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任教。

我記得，剛到北京時，生活比較苦，冬天老吃大白菜，這與之前在台灣及美國的飲食習慣差別很多。後來，我在北京結婚了，並生了一個女兒。我記得女兒小時候總是說「爸爸真可憐，都沒有親戚」。直到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我的女兒才見到台灣的親戚，而那時，她的奶奶已經過世了。

我一直到1993年，才終於被台灣方面允許回到闊別22年的家鄉。那次回去主要是探望父親，之後我曾多次回台，除了見親人外，也曾在中央大學客座半年。

問：您近年來致力於釣運史料的收藏、整理與研究，請談談相關的過程，以及釣運史料的意義與重要性。

答：當年在美國釣運的學生辦了很多刊物，都很寶貴，人會凋零，但史料應該被保留下來。由於我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書，跟學校一講，他們也很接受我的想法。2007年開始，保釣刊物、資料、文獻就逐步收集起來，捐獻給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我與各地的朋友聯繫，一呼百應，大家都熱心地捐贈出手上的資料文獻。朋友中有回去台灣的，他們也開始把手邊保存的資料文獻，捐給新竹清華大學。但比較起來，北京清華大學收集到的最多。

北京清華圖書館也對「老保釣」做口述歷史的工作。這些年凡來北京的朋友，我們就找機會將他們參與的歷史錄下口述。幾年做下來，竟然做了70多人的口述，有上百小時的錄音。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還成立了「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對收藏的文獻進行研究。

歷史資料、文獻放在那裡不用，是死的東西，利用起來才有意義。大陸上有那麼多的台灣研究機構，但過去沒有人從事釣運的研究。我認為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可以「古為今用」，為什麼呢？因為這段歷史講的就是兩岸關係的突破，而且，不少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人都是70年代成長的，和那段歷史都有關係，把那段歷史搞清楚，對當今民進黨和國民黨的矛盾，應該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是有現實意義的。

我希望收藏、研究這些資料，能夠達到幾個目的：第一，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是愛國運動，保釣資料中心可以作為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第二，大陸對外部門總要有一些諮詢機構，儲備資料能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保釣資料中心可以作為相關部門的資訊機構。第三，保釣資料中心可以作為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平台，台灣的學生、老師來北京閱覽參觀，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們也才會知道，台灣人並非都像今天這樣主張台獨的。

問：您在北京工作定居之後，有了更大的視野，就這個特別的經歷與角度，您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的變化呢？

答：1978年，我開始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省代表團，前後有20年的時間。1997年後，改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同時也擔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到現在已經17年，應該讓年輕人來接手了。

政協委員的工作是關心國家大事，我專注的主要還是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我在80、90年代對台灣問題有過不少發言，留下一些稿子，台灣的朋友覺得這些東西，無論內容對或錯都具有參考價值，因此幫忙集結為《在歷史面前》這本書，2002年在台北出版。

為什麼取名為《在歷史面前》呢？因為我認為80、90年代是兩岸關係變化的一個關鍵期。

當前的兩岸關係變化之大超乎想像。雖然現在台灣社會的思潮有點混亂，但我相信，只要正確的政策能持之以恆，事情總會起變化的，和平發展是歷史的潮流，誰反對誰就走不到歷史的主流上，就會被淘汰。

問：您是一位物理學者，但從您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您非常重視歷史。就您對歷史的理解，您認為台灣的前途與出路在哪裡？

答：台灣的前途，我們得多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如果跟台灣的朋友講這個觀點，他們大概會覺得我說得不對，大家肯定會說現在是民主時代，要靠投票來決定。但是我所要強調的不是投票的能耐，而是歷史的過程與脈絡。

2008年我寫了一個提案，建議國家博物館能開設一個展覽室，把清朝時期，包括戰後民國政府收復台灣，各種有關台灣的文獻、文書都展示給大家看。我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看從康熙收復台灣，到光緒建省，到甲午割讓台灣給日本，再到1945年台灣光復，大陸的政權確實和台灣的命運緊密相關。我們看，如果北京不要統一，台灣不就早獨立了嗎？和平解決兩岸的問題，包括現在對台灣的和平發展政策，都是北京提的，若非如此，兩岸現在可能還在互鬥、內耗。

客觀地說，歷史和現實就是這樣的，只是很多台灣人不願意正視，不願意承認罷了。我認為，大陸的對台工作及兩岸關係的發展，不能夠只集中在經濟層面，而應該在文化、教育、歷史各方面展開全面的交流、連絡。

問：台灣自治同盟是大陸八大參政黨之一，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台盟的歷史及當前的工作？

答：大陸上，除了執政的中共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工商業聯合會和無黨派人士參與全國的政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也是其中之一。台盟是2.28事件後，由謝雪紅等一些台灣人士在香港成立的，主張台灣的自治和民主，後來參與了中共的建國。這些民主黨派都是全國性的政黨組織，唯獨台盟是地區性的，由台灣人士組成，但也參加全國的政治活動。這當然是由於台灣問題的歷史原因所致。

中共中央會由總書記定期召開會議，和八個民主黨派的中央負責人協商各種全國重要的政治事務。民主黨派的成員在國務院及各省、市、自治區、縣等均任有部長，副職的省長、市長、縣長等。因此，這些民主黨派也稱作參政黨，這和外國的反對黨是不同的。

問：您目前也是台灣同學會的會長，請問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自成立以來，辦過哪些活動？

答：台灣同學會是由從台灣到國外留學後來到大陸定居、工作，以及近年來直接從台灣來大陸、工作的學者專家組成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主要功能在於聯繫會員感情，加強會員間的聯繫、交換經驗，我們也會反映會員的意見和建議，並為會員排憂解難、提供服務。每年暑假，台灣同學會會舉辦夏令營，邀請大陸各地及台灣的朋友討論兩岸關係，並到各地走走。

問：您長年在學校教書，接觸的都是大陸一流的青年學生，對年輕人一定有獨到的觀察與想法。您對兩岸青年在學習與生活方面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答：台灣校園報紙《兩岸犇報》請我開闢專欄，每個月寫一篇，每篇約一兩千字，談些人生經歷、所思、所感，以及大學生關注的一些問題，例如科學、物理、社會方面的問題。因為我住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荷清苑，專欄就取名為《荷清苑書簡》。

我的專欄文章無所不談，頭一期就寫怎麼過好大學的生活，文章內容包括對人生、生活的態度。當然，我也介紹一些大陸的情況，但都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讓台灣年輕人學會如何看待大陸的事情。

我平時也喜歡看些文史方面的東西，我覺得一個人只能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年代、相對固定的地方。現在當然可以四處旅遊，不過絕大多數人、絕大部分時間還是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人們是只能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年代，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閱讀文史來瞭解歷史，擴充生活空間，特別是擴充生活時間。有句話說：「上友古人」，確實如此，當你瞭解更多歷史之後，就會增加智慧了。

現在兩岸的年輕人，都缺少歷史的教育和知識，也因此看問題往往「天馬行空」，隨意主觀認定，而不顧客觀的現實。其實在西方、美國的教育裡，中學教育除了重視語文之外，其次就是歷史。我們現在很多教育都走偏了，精力都集中在數理化，我就反對這個。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語文和歷史，特別是歷史，一旦有了歷史感，看問題就會比較清楚。因為今天是從昨天過來的，今天還會走向明天，所以歷史感很重要，歷史教育應該是教育的核心。

行政院早在2013年1月14日就率先提出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Taiwan FEPZ)，採取有限定點港市區域試點策略，推動經濟自由及市場開放，以為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爭取加入TPP、RCEP等，以及擴大洽簽FTA協定作為準備基礎。但是，卻一直受到反對黨派的堅決抗爭，並採取高強度技術性杯葛，加上國會的悖逆民主程序正義，消極遲滯延宕，使整個經濟自由、市場開放計畫方案走不出程序委員會大門，長達兩年時間，至今猶不知何時才可脫困。

然則，對岸的國務院，竟在落後台灣腳步整整7個月之後，快速議訂同樣要競逐對外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計畫草案，且在2013年9月下旬就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方案計畫(China PFTZ)，於10月1日正式掛牌運作實施。

這在程序正義角度上看，光是兩岸同樣都持有推動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企圖下，台灣「先發卻後不至」，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後發先至，且已化為具體行動落實執行」，則已注定這場兩岸競合經濟自由開放的賽局中，台灣已先輸了。

台灣示範區計畫被限縮

從一開始，台灣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目標，就是要作為振興對外貿易輸出，以及打破台灣悶經濟的重要突破口，同時，也要作為啟動鬆綁法規，採行局部試點「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政經改革窗口，爭取更廣泛對外洽簽FTA的機會。此策略立意本身的企圖心，一方面是以製造業商品經濟「外銷出口、突破市場」的效率便捷化及數量擴增為目標，一方面則是為了能有效達成增擴「單純雙邊協定屬性」(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自由貿易協定(FTA)洽簽的新機運。

也就是說，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一開始就跟對岸發展策略思維不盡相同，並沒有針對性地要為服務產業的升級進步、增進全球競爭力，以至於積極改善國家長期服務業貿易赤字問題，從全世界市場競爭關係結構性的角度，來作為規劃設計的主軸思考。也因此，對於極為關鍵性的總體經濟手段工具，包括貨幣政策、租稅政策及勞動力政策，都在「未研商、就否決」下，事先就予以排除。換言之，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計畫早已確定，完全不做「任何範圍或程度上自由開放的配合配套措施」的安排。同時，也缺乏藉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為積極加入「局部多邊協定性質」(partial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區域整合方案，包括TPP、RCEP等，做準備與安排。

也因此，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的初始稿及兩年來陸續修訂的各版本中，幾乎看不到有針對台美TIFA平台、歐美日商會，以及其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方案，包括RCEP、東北亞經濟圈協定等關聯機制，對於台灣政策措施解決僵局的策略方法及改善建議，做過任何「針對性地」的回應或必要的調適。

甚至反倒是，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送審的過程中，不斷遭到來自社會的民粹抗爭，而公民社會瘋狂叫囂的「衝擊影響」，竟然就把既有尚稱完妥的示範區計畫，隨意「限縮裁減」，甚至做出「根本性轉向」的無釐頭調整，使得整個示範區計畫草案連要達到「振興出口經濟」及「擴大雙邊FTA洽簽」的作用價值，都已到了「不會再有可以達成之任何機率」的地步。

因此，即使在2015年馬英九的任期內，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通過立法院審議，成了案，恐怕也只會淪為「馬英九經濟學」的粧點藝術，根本不可能達到讓台灣「經濟自由、市場開放」，以期達到積極參與FTA洽簽及區域經濟整合方案的價值了。

上海自貿區成果斐然

而上海自貿區方案，則打從一開始設定，就立基在WTO架構之上，有效利用「規則異化」的條件空間，一方面要讓大陸服務業產業，尤其以金融服務業、運資通服務業及知識經濟服務業為主軸，積極有效與國際接軌，提高其全球市場競爭力。二方面則要提升上海市的城市經濟宏偉願景，使其轉變成為世界級都會經濟及世界級商務重鎮。三方面才是要拉抬全中國整體產業對外的國際商貿能力與動能。

在這一政策思維下，大陸政府手中可以動員的幾項總體經濟手段工具，包括貨幣規則政策鬆綁、金融服務業創新營運規範鬆綁、人力資源利用政策(含外幹、外勞引進)鬆綁、租稅政策減免、通關便捷化政策加速度，就成為最重要的配套措施了。也由於這些自由化的作為，讓自貿區方案在落實執行14個月不到的時間，已大大激勵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前進步伐，也使得投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服務業有了大躍進的發展，「滬港通」正式開通之後不到二周，上海股票市場就立時轟天而起，每日交易量突破1兆人民幣的爆量。

上海自貿區原本設定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服務業自由開放、國際接軌，並且有效提升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同時，也要讓上海市的城市經濟升級進步，成就為世界級金融商務大埠。因此，自貿區方案中特別著重金融服務業的自由開放、運資通(包括ICT、電信、運輸)服務業的自由開放，以及知識經濟服務業的自由開放，其所設定的格局眼界，都是以世界級的戰略目標為著眼，而不是只限定在亞太區域整合(一體化)及FTA的擴大洽簽之類狹隘有限的戰術層次。

就在這不過14個月之後的今天，讓國際社會從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運作中，所能夠看得到的具體進展成果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進步伐正在因此跳躍邁前，先進金融服務業紛紛擠進來，上海證券場深度廣度的加速擴張   (成為兆元交易量的世界級市場)，多國企業總部的進駐數量倍增，已出現直逼日本東京的氣勢，而世界級電商產業及廠商的群聚結市、國際級醫療保險服務業的搶進、海空航運服務業的密度聚落、知識教育訓練學習產業的高級化發展(全世界高貴的MBA 課程及媲美最先進國家的講師待遇水準)、國際人才的積極搶進，都成為大陸經濟發展轉進「新常態」的最前沿新亮點。

上海自貿區掛牌運作距離「三年檢討成效」初階目標的2016年，尚有20個月時間，但它目前所達成的實質成果，已然令國際社會高度有感、大為側目。這些既見的發展成果，對於大陸內需市場因自由開放而壯大，以及製造業部門被帶動向上升級進步，乃至勞動力市場躍升成長，都有極其正面的促進作用。固然此發展方向會讓中國營商條件成本大幅提高，但也因此為大陸消費購買力帶來蓬勃的新生機。

相較檢視台灣越輸越多

相對地，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開放範疇、內涵及程序，卻是一路淪陷在每走一步就多加限縮一步，每一季每一個月都有不同的因緣事故，而不斷改小改窄改淺，改到成為只見自由開放的表象，卻看不見有內涵的「一片拼湊看板」，根本已看不出在增益台灣對外競爭力與吸引力的實質正義上，究竟還存在多少價值？這讓台灣在此一經濟開放賽局中，輸得更多。

也就是說，台灣先發後不至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同一期間，因為社會民粹及反對黨派的攻擊威嚇下，越發自我限縮與矮化的結果，今天躺在立法院等待審議的示範區計畫內容類項，以及可以經濟自由、市場開放的範圍程度，已然驟降至僅及「國內經濟級」及「社區經濟層次」而已，恐怕真正據以付諸實施，竟連有效扭轉當下「悶」經濟的能力都有所不及，更遑論要做為整個台灣經濟社會，參與TPP、RCEP，以及擴大簽洽FTA的基礎了。

最近幾個月，為努力促進台灣能夠早早加入歐巴馬力推的TPP行列，美國政府經濟政策主管單位對於兩岸在積極推動自貿區與示範區之間，究竟會有競爭還是合作關係，對於未來TPP與RCEP的競合發展又會有何影響，展現出高度的關注。

但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競爭態勢與合作可能性，若從前揭的比較論評分析中，無論從格局、策略路向、類項範疇、總體經濟措施手段、配套機制、法規鬆綁調適作為，以及既已落實執行的狀況，當可確切認定：兩岸的自貿區與示範區之間，恐怕並不存在任何具有將來性的相互競爭餘地，也沒有太多可合作關係的空間機會；尤其是，在兩岸服貿協議沒有生效實施的支撐之下，將更是難上加難。

當所有亞太區域主要經濟體都在積極以經濟自由、市場開放手段，爭取占有全球競爭市場的一席地位，即使近鄰主要國家，已然有日本的跨洲際攻勢開放，南韓的新亞洲經濟戰略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全球化開放，新加坡的強化商務行銷重鎮開放，無一不是都要加入積極競爭，以爭得更佳的全球大市場戰略地位；然則，此其同時的台灣，卻仍然陷困在「鎖國自閉」、「絕對屏障自我小小確幸」，讓不過僅有一點點「打得出去」意味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服貿協議，都持續無限期地躺在國會議場門前，這已成為台灣被世界邊緣化「求敗求死」的象徵，確實讓所有知者、識者為之扼腕不已。

真不知道，天天心想、口呼「愛台灣」的民眾，究竟是怎麼看、怎麼想台灣今天這種困窘樣態的發展？真的不會為之憤怒生氣，也不想奮力振作、反擊殺出去嗎？

（作者係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一般來說，經濟體要達到更好的經濟效率，該經濟體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資源配置的最優化（資源配置效率）；(2)使用最佳技術（技術效率）；以及(3)規模經濟。

台灣身為小型且資源匱乏的經濟體，其實更需要仰賴自由開放的經濟環境。閉關自守則產業難以達到規模經濟；無法引進境外競爭，加速台灣各種資源達到最佳的資源配置，以實現比較利益；也無法引進境外最佳技術及管理模式，來加速台灣的產業轉型。

由此觀點來看：台灣經濟的崛起有相當的必然性及偶然性。如果在承平時期，台灣可在中美日三大經濟體之間，扮演「萬國津梁」的自由港角色，則經濟崛起誠屬必然。然而，二戰之後，馬上是國共內戰，隨著二戰之後的冷戰架構，使得台海成為冷戰前緣，所幸為了支持冷戰前緣的盟國，美國片面開放了市場給日本及亞洲四小龍，使其成為北美市場的生產製造基地，從海外而來的大規模訂單、技術及競爭選擇，造就了台灣經濟起飛。除了歷史機運的偶然之外，還有正確選擇的政治路線，傳統儒家社會強調的教育及秩序，貢獻了台灣過去的經濟崛起。

然而，198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戲劇性地改善，扭轉了冷戰格局和經濟社會局面。東亞戰略主軸的轉換，使得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尤有甚者，伴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第二共和時代，開始擁抱資本主義與全球化，台灣與世界資本投資湧入中國大陸，使其成為世界工廠，創造了迅猛的經濟增長，使得台灣在國際經濟貿易分工中的製造角色，發生了重大改變。

即便在李登輝政府「南進政策」以及「戒急用忍」的負面干擾之下，台灣的經濟依賴仍從美國、日本逐漸轉向了大陸。在2001年經濟衰退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大陸市場仍支撐了台灣經濟於不墜。即使在民進黨執政的2000年以後，大陸仍超越美國成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地，可見，台灣對大陸的依賴不因政權的更迭而改變。同樣地，即使2016年再次發生政黨輪替，台灣依賴大陸的系統慣性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但台灣社會並沒有真正認識到現有一切的經濟成就，在過去及現在，其實都仰賴美國及大陸片面給予的「近FTA優惠」。2014年3月，學生發起的反服貿運動中所散發出來的濃厚「反中」與「反全球化」意識，其根源就是過去20多年提倡的所謂「台灣主體性」的開花結果，其概念，簡言之，就是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於是經濟的獨立於大陸成為一種必須的手段，以免落入「以經圍政」的陷阱，故台灣主體意識者顯然也認同「下層物質基礎決定上層經濟結構」的假說，害怕大陸經濟的迅猛崛起，導致兩岸經濟進一步連結，恐慌之餘，遂產生了反中、反全球化的「孤島意識」。

其實，韓國比台灣更早經歷反全球化運動，其反全球化運動遠比台灣的動員規模更大、更激烈。2006年11月，反對韓美自貿協議的7.4萬名群眾在全國13個城市示威，襲擊7個城市的政府大樓，但仍不能動搖韓國政府堅定地與各大經濟體逐一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區的決心。韓國目前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有10個，其中與歐盟、美國的FTA係於近三年才生效，韓國在談判中的FTA有9個，包括中日韓FTA、RCEP等，再加上即將生效的加拿大及澳洲2個。韓國的全球化布局已然成型。

中國大陸與韓國的崛起，其實對台灣在向全球化的開放中是後來居上。全球化讓中國與韓國順利融入了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了他們各自的比較利益，優化了資源配置與技術進步，再加上規模經濟，所以成長為耀眼的經濟大國。台灣卻因反國民黨與「反中」而進一步限縮開放，反而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分工的格局中進一步地被邊緣化。

經濟是台灣一切的根本。小經濟體不尋求開放，不尋求區域經濟整合，北韓或古巴就是眼前的例子。區域經濟整合看起來仍然方興未艾，中國大陸經濟仍然擁有強大的成長動能，台灣面對新的政經格局必須務實、自信與開放，加速融入東亞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區。FTA當然不是廠商競爭優勢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建構與維繫台灣完整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之一。

如果台灣與主要的出口市場大陸無法完成雙邊的FTA，台灣廠商最簡便的因應方式就是前往大陸投資設廠，來規避可能的貿易障礙。這樣受影響最深的當然不會是廠商，而是台灣及那些無法離開的人民。

（作者係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選舉就像辦政治嘉年華會，經濟不佳，生活困難，最少還有政治可以麻醉，要不然，日子還真的很難過。儘管如此，在某種程度上，選舉的結果還是可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現況及公民水準。套用柯文哲的話：「台北市民的平均 IQ超過100」，選舉結果證明全台灣公民的 IQ平均超過100。總歸一句話，台灣社會還是有希望的，至少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怎麼壞的；自己的錢是被誰偷走的；自己的心血是被誰剝削了。簡單說，就是死，也要知道是怎麼死的。

選舉結束了，人的生活並沒有結束，社會的生計也不能結束，太陽從東邊升起時，大家還是要繼續苦命的工作。只是，我們希望當選的政治人物要更辛苦地工作，所得要有正當性，行事要有正義，而老百姓可以合理工作，取得正當所得，普遍能夠脫離貧困情境，不要做得半死，從日出做到深夜，只看到黑心財團算計我們的辛苦錢，卻陷我們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苦海：住，住不起；食，食不得；行，行不順；衣，衣不著。我們雖然曾經浸淫於政治嘉年華，但還是寧願過著安定舒適的生活，政治嘉年華只當成一場戲碼，熱鬧之後，可以付之灰滅。

連勝文敗在陷入老窠臼

選舉結果也隱含著「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意義。 以台北市的選舉來看，連勝文敗在「親小人、遠賢臣」，完全違反了諸葛亮當年勸誡劉禪的話。在選戰的戰略定位上，連勝文又搖擺不定，他忘了第一階段是如何打敗丁守中的，他是以「大明王朝的批判論」確立超越藍營教條的戰略軸線。但選戰開始後，他卻調回頭陷入老窠臼和泥淖之中。權貴並沒有罪，但權貴的成長思維是「重現實、缺乏理想」，沒有理想，就不可能取得別人的共鳴。

其次連勝文未從選民的角度思考；選戰訴求應該擺在「如何解民之苦和如何滿足民之欲」。最後，連勝文應該培養大氣。既然選戰都打到了藍綠對決的戰術階段，就應該公開宣布與丁守中搭配競選，至少藍營選民不至於分裂。任命歐晉德、李鴻源及黃敏惠為高級顧問，對選情根本沒有加分。國民黨的文化就是這樣，用人只考量權力運作的需要、忠誠度及個人好惡，連勝文走過世界性的場域，卻未能跳脫同樣的用人策略，殊屬可惜。

柯文哲應求之於專業

從另一方面來看，柯文哲就顯得理想有餘，而務實不足；在動盪的時代及困難的社會情境，人們期待改變現況，理想容易取得選民的共鳴。柏林的高牆容易推倒，冷戰的權力可以結構崩解，但是意識或情結的高牆並不容易推倒，東西德民族情感這麼深厚，都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一次選戰就要推倒超過半世紀築起來的意識高牆（包括族群、階級、世代及政治），並不容易。不過，任何改變總需要起頭。

其次，柯文哲的當選「得之於民意」，但是城市治理需要「求之於專業」。而在現代化的社會，民意與專業之間的衝突處處會遭遇到，這將會是柯文哲市長的一大挑戰。另外，從公共政策學的專業來看，市政資訊的透明化是民主政治的主流，應該要做；但還是有些資訊需要某程度、某階段的隱藏需求，不該公開的時間公開也會出嚴重的問題，讓政治不時地介入行政專業或程序，也是不可取的治理模式。

至於共同決策的主張，柯團隊需要深入研究可行的模式。在現代化的時代，資訊公開還可以勉強做得到，但對於相同資訊的不同解讀就很難處理，這關係到資訊解讀能力、解讀角度及利益立場的問題。所以，共同參與決策還有可能，共同決策殊屬不易。

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要求所有政策都需經過說明會及公聽會的程序；說明會是要求政策資訊的公開，而公聽會是要公民參與決策。但是，現實的運作上，說明會不可能公開完整的資訊，一來是能力問題，二來是必要問題；另外，公聽會並不做決議，所以沒有強制力，只是讓人民發聲。為彌補民主的不足，以及追求政策運作的順暢，說明會及公聽會確實有必要，它們可讓決策者說服人民，或被人民所說服。

最後，時代已經邁入了量子科學的知識文明，知識典範正在快速轉移，所有遊戲規則都已經改變；停留在舊思維，就不可能把台北市帶入全球城市網絡，成為智慧型的城市。過去國民黨並非有意把國家治理搞砸，而是對典範的轉移無感或無知，柯文哲的當選並不能代表一切問題的解決，應該戒懼謹慎。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九合一選前，蔡英文為激勵民進黨候選人的士氣，提出「區域聯合治理」。這不僅是地方包圍中央，其實也有「司馬昭之心」，「棉被埋細針」的用心。「區域聯合治理」，最重要的目的，獨立經營民進黨的縣市區域，不管是中央預算撥付或是地方預算，均拿來當自己的預算來使用。這會造成為台灣整體發展所建構的各種公共建設的軟硬體投資，都有可能為「區域聯合治理」而破局。

首發第一槍的就是台北市與宜蘭縣。這兩位無厘頭縣市長，逕自宣布北宜鐵路將採直線，通過翡翠水庫集水區的路線。事實上，經過幾年來的環境評估，北宜鐵路，最好是不要蓋，就算要蓋，也必須避開翡翠水庫。這個已定奪的北宜繞道鐵路，本來就勉強通過評估的。如今北宜縣市長「王八對綠豆」，兩人決定要蓋「北宜直線鐵路」，這真的是權力使人腐化，還沒上任就在享受「腐化」的爽快？可以看到，這樣的決定，最後就是拖延不做，因為根本不能做，倒楣的又是選民，那也活該，選民自作自受，這就是民主的代價。

「區域聯合治理」就是想孤立中央決策，經營地方勢力。蔡英文圖的是牢牢掌握2016年總統大選的地方資源，作為她蹲跳的基本盤。她的一切目的，就是為了掌握台灣民眾貢獻的稅金；地方政府的行政資源，就是利益分配。如果，這樣能成功的話，馬英九政府今後的政令，恐怕出不了總統府和行政院。台灣將成為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冶」的兩個政府，一個是「馬英九政府」，一個是「蔡英文政府」。

為了爭取選民，民進黨「區域聯合治理」的縣市，可以先從民粹政策，人民有感的老人年金先著手，將每人每月提升到一萬元。這樣不就人人受惠，人人都是民進黨的鐵票。諸如此類屬於「民粹政黨」的施政，到最後吃苦受累的總是享受「民粹」成果的選民。中南美洲，不是已有前例嗎？委內瑞拉的查維茲把外國人趕跑，沒收石油企業，把石油所得作為財政基礎，實施全民免費健保、免費教育等等，結果造成貧富對抗，政府貪污腐化，貧民福祉也因財政陷入困境而無力承擔。會有這樣的下場，主要是因為賣油所得一起花，全國選民像中了頭彩，卻沒有發展經濟及推動公共建設，沒有了工作機會，還撐得下去嗎？

台灣看來也會在政黨的各種利益衝突中空轉。李登輝的4年直選總統，陳水扁的8年，馬英九的8年，一共20年的原地踏步，年輕人靠著選票翻轉了這次地方大選，難道看不出「區域聯合治理」將會造成台灣另一種內部的對抗和衝突嗎？

這些政客，愚弄台灣百姓，台灣的民主道路走得很辛苦，如果又陷入蔡英文的民粹陷阱，所有台灣人，包括台灣失智、失能20年，正在成長的年青人，還有現在40歲的壯年人，你們別想有什麼未來了。

（作者係佛光大學未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