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2月 20日，印度總理莫迪前往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藏南地區（印度稱「阿魯納恰爾邦」），參加建邦日活動，並為一條新修的鐵路線和發電站剪綵，引發中國大陸強烈不滿。

當天，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大陸政府從不承認「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堅持透過談判，公平合理地解決兩國邊界問題；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不要採取任何使邊界問題複雜化的舉動，以維護兩國關係良好發展；印度此舉既不利於雙方妥善解決和管控分歧，也不符合兩國關係的發展大局。

2月 21日，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約見印度駐華大使康特，表達印度執意安排領導人前往爭議地區活動，損害了中國領土的主權和權益，蓄意凸顯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

過去幾十年來，中印兩國在喜馬拉雅山脈地區的領土邊界劃分上一直有爭議，並曾經在1962年發生過短暫的中印邊界戰爭，而有關邊界問題引發的緊張情況至今仍時有發生。中印的土地爭端涉及三大塊區域：

（一）東段是中國的藏南地區，即印度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中印兩國都宣稱藏南地區屬其領土。中國認為，目前由印度占領的83,743平方公里阿魯納恰爾邦地區全部屬於中國的領土，尤其是位於藏南的藏傳佛教聖地達旺。這個歷史古鎮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時期曾一度被中方占領過。

（二）西段是中國新疆阿克塞欽地區(AksaiChin)，面積約37,250平方公里。 AksaiChin是突厥語，意思是「中國的白石灘」，係指印度西北邊境的克什米爾地區，印度則聲稱該地區是其領土。阿克塞欽地區的歷史一直含混不清，過去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當局和西藏、滿清帝國似乎沒有精確劃界的需要。進入現代國家階段之前，國際疆界大多如此。在西部的劃界需要，與19世紀英國和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擴張和對抗有關。英國擔心俄羅斯在該地區有圖謀，所以建議將喀喇昆侖山口作為邊界，以便在新疆和印度之間設立緩衝區。

1880年代初，中國和印度同意將喀喇昆侖山口作為邊界的標記。1890年代中期，中國認定阿克塞欽是中國領土。1899年英國向滿清政府建議，整個阿克塞欽地區屬於中國，邊界要按照喀喇昆侖山脊劃分。這其實就是今天的中印控制線，但中國未對上述建議做出回應。倘若當時中國做出回應，就不存在今天中印關於阿克塞欽地區的爭議。

 （三）中段是達旺等幾千平方公里區域。中國不接受印度在1951年占領東北邊界的達旺，因達旺並非印度從英國殖民當局手中繼承的土地。印度聲稱占領達旺時，中國未做出任何表示，構成國際法上默認既成事實的「默許」(acquiescence)。其實當時國共內戰尚未結束，大陸又忙於應付朝鮮戰事，故無力顧及達旺，決非默許。而且，當時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曾向印度提出抗議。達旺的門巴族同中部西藏人的差別，還不如康藏、衛藏、安多的差別大。如果中國政府能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將會極大幅度地削弱印度在東部爭議領土的談判地位。

鑒於美國遂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戰略中心東移，遏制中國崛起。2009年起，美國邀請印度參加美日聯合軍演。2011年，美、日、印三邊戰略對話，擬將印度、澳大利亞融入《美日同盟》，制衡中國。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於2015年1月中旬訪問印度新德里時，故意挑撥離間，指稱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的領土」，中國外交部立即提出抗議。去年9月初，莫迪訪問日本，普遍被認為是印、日兩國試圖聯手抗衡中國在亞洲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中印兩國就邊界問題舉行過14輪會晤，都未能達成共識，但確立了一項政治原則，就是「雙方不打」。2013年10月23日，中印兩軍簽署《爭議邊境防衛合作協定》，重點是維持邊界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中印兩國都知道衝突無助於解決問題，也不符合各自的根本利益，但解決的前景依舊同以往一樣渺茫。這可能也反映了中印兩國對各自未來發展的預期。中國基於對未來崛起充滿信心，不怕擱置爭端，而印度則擔心同中國綜合國力的差距會不斷拉大，未來在領土爭端中將面對更強大的中國。

分析人士認為，中印領土邊界問題會處於長期擱置的狀態，雙方達成共識的機率很低。原因一是爭端面積太大，二是雙方立場相差太遠，三是兩國在領土問題上都不願意讓步，因為依據中印兩國的法律，政府無權就領土歸屬問題片面做出決定。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鄭建邦，1957年1月生，湖南石門人。1976年8月至1978年10月在遼寧省阜新縣知青。1978進入東北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1982年10月本科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2年10月至1985年2月，擔任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教師。1985年2月出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央)宣傳部主任科員、副處長，1989年6月陸續任民革中央聯絡部副處長、處長。1993年3月出任民革中央聯絡部副部長，2000年11月出任民革中央聯絡部部長，2010年12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並兼任聯絡部部長。2012年7月開始出任民革中央專職副主席。

鄭建邦曾任第9屆、10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11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簡稱全國政協）常務委員。2013年3月出任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簡稱青聯）第6屆、7屆、8屆委員；第2屆中直機關青聯副主席；北京市第6屆、7屆青聯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6屆理事會理事。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紀欣問：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即將屆滿70周年，作為著名抗日將領鄭洞國將軍的嫡孫，且為民革中央的負責人之一，您如何看待這場戰爭？

鄭建邦答：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這場侵華戰爭，是中華民族近現代以來的一場空前的災難，國家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在戰爭中傷亡的中國人計有3,500萬人，財產損失更是多達5,000億美元以上。但是，由於包括台灣愛國志士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奮勇抵抗，加上美英蘇等反法西斯盟國的支援，中華民族終於浴火重生，贏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

抗戰勝利洗雪了近代中國百餘年來所蒙受的恥辱，收復了包括台灣在內的神聖領土。同時，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的勝利也為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和正義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轉折，中華民族從此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紀念抗戰歷史，緬懷抗戰先烈，是要牢記「落後就要挨打」這條歷史鐵律，努力把國家建設得富強起來，讓兩岸的中國人再不能受人欺侮。

中華民族有著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中國強大了，也絕不走歷史上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的老路，我們要成為構建世界和平和正義的堅強柱石。對於日本，我們更不能冤冤相報。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兩國人民應當成為平等的好夥伴，共同致力於亞洲和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建設事業。

問：您在祖父鄭洞國將軍身邊生活了很長時間，也撰寫出版過他的回憶錄，請問他曾告訴您哪些在抗戰中令他難忘的經歷？他對您有哪些影響？

答：家祖鄭洞國將軍是黃埔一期的，也是最早投入對日作戰的一批中國軍隊將領之一。早在1933年春，時任少將旅長的他，就隨中央軍第17軍參加了長城抗戰，在古北口一線與日軍浴血廝殺了兩個多月。從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到抗戰中期，他縱橫馳騁，南征北戰，先後參加了平漢線北段的保定戰役、漳河戰役，以及徐州會戰、豫西會戰、武漢會戰、廣西昆侖關戰役、宜昌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一系列重大戰役。抗戰後期則前往印度，負責重新打通滇緬國際交通線的緬北反攻戰役。

家祖生前，我幫他整理回憶錄，有機會瞭解到那些戰爭的慘烈場面。例如1939年底的廣西昆崙關戰役，他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與號稱「鋼軍」的日軍精銳第五師團血戰兼旬，全殲敵21旅團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以下5,000餘人，一舉攻克昆侖關天險。但我軍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將士陣亡5,000餘人，還有包括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在內的11,000餘名官兵英勇負傷。

家祖指揮的榮譽第一師擔任戰役主攻，攻克了昆侖關周圍許多重要高地，消滅了大批日軍，日軍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就是被該師鄭庭笈團擊斃的。戰役期間，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還專門發電嘉獎家祖和榮譽師的戰績。不過榮譽師的損失也非常慘重，所屬三個步兵團，戰鬥結束後僅餘不足800人。半個多世紀後，回憶當時的戰鬥場面，家祖還曾感慨地連連說：「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呀！」

1943年春，家祖被派往印度擔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和副總指揮，協助美軍將領史迪威將軍反攻緬甸，與衛立煌將軍指揮的滇西中國遠征軍遙相呼應，殲滅滇西、緬北10餘萬精銳日軍，重新打通了滇緬國際交通線。

1945年1月，家祖因戰功卓著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這是國民政府最高等級的軍功章，一個中國軍人一生中能榮獲這枚勳章，無疑是莫大的榮耀！據說家祖是這一級別勳章的第109位獲得者。

說到家祖對我的影響，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堅定，在任何困難面前都不退縮。其實這也是那個時代許多黃埔軍人的共同特徵。

問：由於您的家庭背景及工作關係，您對中國抗日戰爭有較一般人更多的認識，請問您對國軍和共軍在抗戰期間的表現有何評價？

答：中國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上的全民族抗戰。以國軍為主的正面戰場，和以共軍為主的敵後戰場在戰略上相互配合、遙相呼應，使日本軍隊在遼闊的中國土地上首尾難顧，愈陷愈深，最終遭致戰敗。無論國軍和共軍，在對日作戰上，都非常英勇頑強；無論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都是中國抗日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是毋庸置疑的。

我這裡要特別提一下，在國際上鮮少被關注的中國東北抗戰情況，以及東北抗日民主聯軍（簡稱抗聯）。

918事變後，抗聯於白山黑水間堅持了十餘年的艱苦抗戰，他們在冰天雪地、眾寡懸殊的極端惡劣環境裡，與裝備精良、野蠻凶殘的日本關東軍反覆周旋、搏殺，在重創日偽軍的同時，自己也蒙受極大的犧牲。除了在戰場上壯烈犧牲的楊靖宇、趙尚志等著名抗聯將領，也有一位為大陸人民所熟知的抗聯女英雄趙一曼。她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有勇有謀，屢立戰功，至今當地老百姓還流傳她騎著白馬、手揮雙槍在日軍陣中馳騁衝殺的故事。不幸的是，她於一次戰鬥中負傷被俘，在獄中受盡日本人種種慘絕人寰的折磨，終不屈服，最後英勇就義。還有8位抗聯女戰士，在一次戰鬥中陷入絕境，為了避免被俘受辱，相互扶攜著投江自盡，這就是讓人們傳頌至今的「八女投江」故事。在抗聯的隊伍中，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當然，除了918事變後，馬占山將軍在黑龍江省奮起抵抗，國民黨方面於日滿統治初期在東北也有不少義勇軍，犧牲了不少愛國志士。我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民革同事伊忠義同志，其父伊作衡烈士就曾在軍統系統從事抗日反滿的地下工作，被俘後堅貞不屈，最後被日本人在獄中殺害。國共兩黨的這些先烈，無論生前身後，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樑，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

問：現在日本的一些右翼勢力，以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為名，極力淡化或掩蓋日軍當年在侵華戰爭中的暴行，您如何看待這些事情？

答：日本軍隊的殘暴是舉世聞名的。我同事、朋友的祖輩、父輩有很多人被日軍殺害，我家在湖南石門家鄉的房產，也在1943年底的常德會戰中，被日軍化為灰燼。

侵華戰爭中，日軍強徵慰安婦、進行活體解剖試驗，還悍然使用化學、細菌武器，製造無人區等暴行，都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抵賴不掉的。例如1937年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淪陷時，日軍在南京城內大肆屠殺、姦淫、搶劫整整49天，有30多萬中國軍民罹難，財產損失更不計其數！又例如，日本二戰期間在中國使用芥子氣、路易氏劑等糜爛性毒氣炮彈等化學武器，其中一些未使用的毒氣彈，在撤離時就隨意遺棄在中國各地，尤以東北發現的居多，戰後不時發生掘地觸碰毒氣彈，致使毒氣洩漏引發了傷亡事件。

1997年中日兩國同時加入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根據規定，日本必須盡快銷毀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日本政府於2000年開始在南京、武漢、廣州、石家莊實施小規模挖掘銷毀，預計將於2016年完成小規模處理、2022年完成大規模處理。根據日本內閣府負責處理遺棄化學武器室2014年底的統計，日本政府已從中國約50個地點，挖掘出約4.7萬發毒氣彈，並已處理了約3.7萬發。2014年11月，日本又開始啟動銷毀在吉林省的40萬枚毒氣彈。

我認為，日本人若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正常國家，就必須以史為鑒，深刻反省，堅定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努力取得中國和亞洲相關國家及整個國際社會的諒解。在這方面，德國是日本的榜樣，希望日本人認真學習德國人真誠悔罪的態度和作法。

問：海峽兩岸都有人至今無法走出被日本侵略殘殺、台灣被割讓殖民的歷史悲情，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答：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必須努力走出歷史悲情，不僅要有民族自尊心，也要有民族自信心。

這裡不妨補述一件鮮為人知的塵封往事：據家祖當年的隨從參謀、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黃仁宇先生，在其回憶錄《黃河青山》中記載，抗戰剛結束時，時任國民政府第三方面軍副司令長官的家祖，一度負責監管整整一個師團的日本兵修整滬杭公路。某日一隊日本兵生火造飯時，不慎將房東的茅屋燒毀。負責看管的中國士兵起初還擔心當地農民們會報復這些曾經凶殘無比的日軍，引起流血衝突，但事情卻出人意料地平和解決了。第二天，一個聯隊的日本兵決定餓一天肚子，將全部伙食費賠給房屋受損的房東。家祖聞知後內心不忍，他不想讓這些戰俘餓著肚子幹活，打算把這筆伙食費補發給他們，卻被黃仁宇勸阻了。黃說，日本人在中國幹了許多壞事，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就讓壞事、好事並存在那裡吧。

家祖生前從未對我講過這件事，或許他早就把這件事忘了。我讀到這一段時卻思忖許久，聯想起小時候生活在東北地區，不少家庭收養了日本人戰敗回國後遺留下的孤兒，我們和他們在一起玩耍，彼此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同。或許是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早就鑄就了中國人這種寬仁、善良、自信的基因吧！

問：民革作為中國大陸八大參政黨之一，您又是全國政協常委，您認為民革在參政、議政上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特別是在推動兩岸關係、化解兩岸政治分歧上，發揮了哪些功能？

答：民革正式成立於1948年1月1日，黨員多半是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係、同民革有歷史及社會聯繫、同台灣各界有聯繫的人士，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和不斷進步的精神，一直是民革追求的目標。

作為參政黨，民革的主要功能就是8個字：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在參政議政方面，民革圍繞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社會進步等重大課題做了大量工作。遠的不講，近一、兩年來，民革針對法治中國建設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見和建議，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總體框架，到司法體制改革的具體設想，很多意見都在中共18屆4中全會的決議中被採納。

由於民革有特別的歷史和工作淵源，我們一直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作為民革的重點工作。在這方面，民革努力在兩岸各項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且針對兩岸關係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多方建言、發表政見，受到各界廣泛好評。如海峽經濟區建設問題，就是民革較早提出來的，現在已經成為國家重大的發展戰略。我曾於2012年春11屆全國政協5次會議上，代表民革中央，就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問題做過大會發言，引起兩岸各方的熱切關注。今年1月上旬，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還率領我們幾位副主席專程前往福建平潭，就結合兩岸經濟合作的前景，平潭自貿區建設問題進行深入調研。

同時，民革也非常關注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問題。去年春天，民革在12屆全國政協2次會議提出「關於建立健全兩岸四地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提案，具體建議兩岸四地應建立跨境消費糾紛協調處理機制，以保護四地消費者的權益。該案不僅是該會議40餘個重點提案中，唯一涉及兩岸議題的提案，還受到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重視。會後，國台辦、國家工商總局等部門還專門與我們一道商討該提案的落實問題。此外，民革近年來還就兩岸青年文化創意產業合作、兩岸婚姻中的合法權益保護、兩岸健康養老產業合作、向金門供水等問題，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

問：請問民革對於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將有何紀念活動？您是否希望兩岸能聯合舉辦活動，共同紀念這兩大盛事？

答：在去年春天的12屆全國政協2次會議上，民革就曾提案建議隆重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將根據國家的總體安排，積極協助有關部門做好各項工作。

此外，民革各級組織也將運用自身的特點，開展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如祭祀抗日先烈，出版抗日圖書和音像作品，舉辦紀念座談會、書畫展、歌詠比賽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民革各級組織近年來搶救性地採訪、錄製了海峽兩岸數百位抗日老兵的音像資料。民革雲南省委會組織的《最後的抗戰老兵》攝製組，還於去年9月專程到台灣，採訪了包括楊劍秋、都凱牧、張夢辰等多位健在的中國遠征軍老兵。他們都90多歲了，但回憶起他們參加過的高黎貢山戰役、騰衝戰役、龍陵戰役，畹町戰役、史迪威公路通車典禮、芒友會師等重大歷史事件，都能對著鏡頭娓娓道來，讓觀眾從他們的敘述裡看到那一幕幕戰火硝煙的場面。我們打算集結出版這些資料，並送給兩岸有關博物館及紀念館，讓更多兩岸民眾能夠看到中國軍人的英勇事蹟。

兩岸攜手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光復70周年，是民革十分期待的事情，我們一直在為促成這段歷史佳話而努力，希望能有所成績。我相信，兩岸共同紀念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會進一步深化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骨肉情懷，我更相信，只要兩岸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就一定能戰勝過去，迎接美好的未來！

主權為國際法的基石，主權完整又體現在一國領土完整之上。如果允許一個國家內部的部分人民或少數民族擁有自決權，主張與母國分離獨立，當然會影響到該國的領土完整。國際法不支持這樣的要求，因為領土完整被視為國家的重要利益。

 兩國交戰，戰敗國常把一部分領土割讓給戰勝國以換取和平。時移勢遷，以後割讓國要求收回割讓之土地時，如中國收回台澎，西班牙要求收回直布羅陀，該割讓之土地在去殖民化後，是應回歸祖國，還是應由人民自決，曾引起爭論。解決這些紛爭，首先需要釐清之事，就是該系爭領土是否原來曾屬於某一個國家的主權範圍。答案如為是，則應歸還原主權國，該地人民並無自決之權。答案如為否，該地人民就有自決權。

基於同樣的立場與推理，香港與澳門的主權歸屬得以解決。英、葡兩國如同所有的殖民國家，在聯合國成立後，自動將香港及澳門列入聯合國的非自治領土名單上。中國大陸也像西班牙一樣，進入聯合國後，即於1972年3月10日通知聯大「給予殖民地及其人民獨立宣言執行情況特別委員會」，主張港澳二地為中國的領土，將在適當時間收回，並籲請該委員會將此二地從非自治領土名單中剔除。所以1997年香港與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並沒有引起該兩地人民有無自決權的問題。

台灣本為中國領土，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之下，根本不存在台灣人民有無對外自決權，爭取獨立的問題。台獨份子常常以魚目混珠的方式，做不當比擬，例如強調「東帝汶都可以自決獨立，台灣為何不能？」、「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都可以獨立，台灣為何不能？」、「北美13州都可以脫離英國獨立，台灣為何不能？」台獨份子故意混淆各地不同的處境，例如刻意不說東帝汶、新加坡前身都是殖民地；或不提分離必須付出代價，例如隱諱北美13州的分離運動是經過戰爭，而且打贏了才成功。

國際上，經和平分離獨立建國的例子極少，斯洛伐克脫離捷克獨立算是一個特例，但那也有特殊歷史與現實國際政治的背景原因。

中國是全世界都承認的主權國家，當前的問題只是中國境內現存的兩個政府，各自有效統治了一部分領土（儘管所轄領土大小相去懸殊），雙方應如何解決這個由內戰衍生出來的，既對峙又交流的特殊關係。

台獨份子將兩岸政府原本重疊的主權主張，即一個中國原則，轉換為分割中國主權，分裂中國領土，「一中一台」的訴求；想利用國際法上殖民地與非自治領土人民才能享有的「自決權」包裝「台獨分離運動」，不僅違反國際法的規定，在現實上也絕對不可能成功。

2014年發生在台灣、香港的三個事件表明，港台民眾有中國認同缺失問題，其中又以青年一代問題最為嚴重，並出現明顯的代際差異。

三事件均凸顯認同問題

一是台灣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的參與主體是以學生為主的青年群體，他們表面以民主之名反對馬政府黑箱操作服貿協議，實際上反服貿源於「恐中」心理，大部分台灣民眾（含青年）不知道什麼是服貿協議。

在2013年10月28日的調查中，僅有16%的台灣民眾清楚服貿協議的內容，即便太陽花學運中的2014年3月21日，也僅有31%的民眾清楚服貿協議的內容（資料源自於TVBS民調中心，下同）。受「去中國化」和台獨教育影響，大部分台灣青年學生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因此，他們相信民進黨所言，認為大陸與台灣簽訂服貿協議意在從經濟上捆住台灣，進而在政治上逐步吞噬台灣。20-29歲的青年中，63%不支持服貿協議，遠高於30-39歲的49%，40-49歲的38%，50-59歲的38%和60歲以上的33%。

二是香港占中事件。占中事件中，香港青年學生（經由學聯、學民思潮等學生組織發動）同樣是主體。由於中國認同的缺失，他們很容易在泛民派的煽動下，以占中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要求中央撤銷8‧31行政長官普選決定，改由公民提名行政長官。

據調查，對於占中行動，15 -24 歲的青年群體中，67.7%表示支持；25-39 歲支持的比例為36.9%；40-59 歲和60 歲或以上支持的比例分別為27.6%和22.1%。可見，青年群體較支持占中（資料源自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下同）。

三是台灣九合一選舉。九合一選舉的一個新特徵是所謂第三勢力的出現，這在台北市長選舉中特別明顯。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之所以能夠勝選，台北青年群體的支持十分關鍵。2014年11月27日的調查顯示，20-29歲的青年群體中，67%支持柯文哲，而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的群體中，支持柯文哲的比例分別為52%、45%、36%、32%。台灣青年對柯文哲的支持，既反映他們對「一個中國」原則的不滿，也反映出他們對民進黨搞台獨的擔憂。

柯文哲具有綠營背景（有稱墨綠），他雖未直接主張台獨，但他目前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國名是台灣，國號是中華民國。這一主張得到台灣青年的支持，同樣反應出他們的中國認同缺失問題。

台灣20-29歲的青年中，有88%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僅有7%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的群體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分別是74%、71%、67%、63%，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分別是19%、15%、22%、20%。可見，20-29歲青年群體比其他群體的中國認同要弱得多。香港18-34歲（80後）的青年中，38.1%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僅4.3%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而35-54歲和55歲或以上的群體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的比例，分別為24.9%和21.7%，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比例為8.7%和12.7%。同樣可見，18-34歲青年群體，比其他群體的中國認同更弱一些。

港台認同相似性比較

港台認同從表面上看有以下幾點相似性：其一，港台青年的中國認同整體呈現下降趨勢，且較其他群體更為嚴重，而香港認同和台灣認同（以下簡稱港台認同）卻呈現上升趨勢；其二，港台青年群體更多地站到對抗大陸的一方，較理解或支持香港泛民派和台灣綠營政黨；其三，在港台青年群體中，青年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最缺乏中國認同，往往充當對抗大陸的先鋒，占中事件和反服貿學運都說明了這一點；其四，都以民主之名對抗大陸，將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混淆，無視「一國兩制」的包容性，藉著港台青年政治上不認同大陸，強化大陸與香港、台灣的敵對；其五，港台青年對大陸政治制度都缺乏瞭解，且存在誤解，以西式民主為準繩，認為大陸不民主，進而弱化中國認同。此外，港台青年在對抗大陸的行動中，出現互動和相互聲援的現象，足見其中國認同缺失問題的共性。在此背景下，台灣綠營以「現在的香港就是未來的台灣」論調誤導台灣青年，進一步削弱台灣年輕人的中國認同。

從實質上的相似性來看，有學者對港台民眾的港台認同逐漸增強表示擔憂，認為這會對中國認同產生衝擊。但是，部分港台學者辯稱不必擔心港台民眾（包括青年）的港台認同增強，大部分港台民眾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台灣人，這與北京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北京人一樣。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港台認同的特殊性，它們不是一般意義，或者根本就不是地區認同，而具有以下特殊性：

其一，港台認同都有主體性。主體性身分認同強調港台都是獨立主體，政治經濟制度與大陸完全不同。該主體性身分認同意在撇清港台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看重二者的並列關係，尤其主體性的台灣認同很大程度上已演變為國家認同。

其二，港台認同都有異質性。面對中國認同，港台民眾首先意識到自己與大陸的不同，這進一步促使港台認同清晰化。異質性尤其表現在政治認同上，大部分港台青年看來，大陸是「不民主的」，這種觀念強化了他們的港台認同，削弱了他們的中國認同。

其三，港台認同都有優先性。2014年的調查顯示，即便在雙重身分認同下，42%的香港人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中18-34歲的青年群體認同該表述的比例較其他年齡層高，達到44.5%，台灣也有類似情況。這意味著在中國認同與港台認同發生衝突時，港台民眾往往會弱化或拋棄中國認同。

港台認同差異性比較

港台認同也有不少差異性：

其一，台灣青年缺乏中國認同是對國家認同的混亂。在大部分台灣青年的觀念中，國家就是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即便部分台灣青年還有中華民國認同，他們觀念中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以上兩種情況中，台灣認同已經絕對優先於或實質取代了中國認同，只有很少部分台灣青年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的中國認同。

相比，香港青年並不存在國家認同混亂問題，而主要是缺少中國認同。香港青年基本認同中國，但在主體性、異質性和優先性的身分認同下，更看重香港認同。所以，台灣青年的台灣認同更具「國家主體性」的特徵，而香港青年的香港認同則具「地區主體性」特徵，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實質較香港青年更低。

其二，台灣青年更多地表現出「恐懼中國」甚至「敵視中國」特徵，對大陸堅持統一感到擔憂和不滿，這與台灣認同的「國家主體性」密切相關。香港青年則達不到敵視中國的程度，更多的表現為「敵視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管治香港表示不滿。

其三，台灣青年缺少中國認同導致其在綠營的煽動下，反對兩岸經濟和政治關係走向深化，最終可能走向台獨。香港青年缺少中國認同導致其在泛民派的煽動下，對抗中央政府，破壞香港政治穩定，給西方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可乘之機。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大腸花開，出關播種」，一群新的世代在台灣誕生了，他們滿口公平正義，骨子裡卻滿是政治算計，他們高呼「民主人權」，實際上卻踐踏公理正義，搞革命他們不敢，講民主他們又沒有風度，他們自命不凡，好像只有他們才能作台灣的救主，他們是一群「革命無膽，民主無量」的「胡鬧世代」。

革命無膽 

照胡鬧世代的說法，他們是願意承擔責任的，但當警察對他們的違法行徑加以制止與逮捕時，他們卻高喊「警察打人」、「不要拉我內褲」，面對司法的起訴，我們沒有見到大義凜然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反倒見到一群自怨自艾的小媳婦們，哀怨地說「警察也有錯，為什麼警察沒事？」

他們自稱衝撞體制是為了改變社會，當有人質疑他們行為違法亂紀時，他們總愛類比孫中山、黃花崗72烈士。當質疑者反問他們是否要革命時，他們又為之語塞，否認他們有任何革命的意圖，但倒掛國旗、羞辱過往執政者的行為，又充分顯露他們意圖顛覆政府的本質，只是他們沒膽真的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坐穿牢底、橫屍法場，只會躲在他們反對的體制的保護傘下，以避免遭受嚴厲制裁，盡其所能地小打小鬧，滿足他們扮演正義使者的快感。

民主無量

胡鬧世代喜歡唱高調，他們很愛談民主、談人權，但他們的行為卻徹底地反民主。他們反對「黑箱服貿」，卻霸占議場，不准人民選出的代議士入內開會；他們要言論自由，卻率眾包圍媒體企圖製造寒蟬效應；他們說罷免是人民的權力，卻對法律規範的禁止宣傳罷免視若無睹，用盡各種不光彩、鑽漏洞的手段宣傳罷免案，反正「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胡鬧世代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他們出生於衣食無缺的時代，成長的過程中受盡寵愛，他們自認是社會的菁英份子，應該為社會上的問題發聲，這本是好事，只是他們的領頭者有其政治陰謀，為了遂行他們顛覆政府的目的，無視於民主的基礎是法治與尊重，引導許多空有熱血卻無理智的青年四處胡鬧，企圖不付出任何代價，逼使社會接受他們的所有訴求。

暴戾之氣蔓延全台

在去年3月大腸花學亂發生時，我曾經說過這場運動終將「一事無成」，這是指它的正面效應，事實證明，胡鬧一年的結果，對台灣社會毫無幫助，果真一事無成。不過，就負面效應而言，則可說成果豐碩。

大腸花的負面效應就是「用暴力解決一切問題」，只要我們人多、聲音大，就可以要他人就範。所以，即使占領者退出立法院，台灣社會的暴戾之氣卻已種下，緊接大腸花而來的反核運動，占領忠孝東路嚴重妨害交通，包圍立法院者甚至趴上立法委員的座車加以攔阻，行動一次比一次激進。

暴戾之氣繼續向民間蔓延，為了拿不到一張優待券，2千多人包圍原燒燒肉店，要求店家給個交代；餿水油事件爆發，民眾拿著非問題商品前往受到餿水油波及的犁記糕餅店，退貨不成便逼店員將餅吃下，否則不肯善罷甘休。台灣社會越來越暴力，警察被大腸花打為國家暴力，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的形象受損。公權力難以執行的結果，甚至引發了信義區聚眾襲警，將警察活活打死的事件。如今警察被逼得都必須鳴槍示警，才能保護自身的安全。

處理學亂失當，敲響了馬政權的喪鐘，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等同於肯定了大腸花的暴力路線。更盡一步迫使馬政府釋放阿扁，用近乎配合到底的手段，達成了陳水扁保外就醫的心願，台灣法治蕩然無存，「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成為社會大眾對司法的既定印象，破壞法治的惡果，終於今年2月11日爆發。

就在大腸花即將屆滿一周年時，高雄的大寮監獄傳出槍響，6位受刑人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司法不公的不滿。這6人死得壯烈、死得令人動容，他們不是英雄，但卻個個是好漢，他們控訴為何陳水扁可以如此容易保外就醫，許多比他更需要救治的受刑人卻無此待遇。

放不放陳水扁，從來就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馬英九要放阿扁，就該承擔責任頒布特赦令，這樣其他受刑人就不至於如此不平。馬英九受大腸花與胡鬧世代所迫，選擇開法律方便之門的方式來處理，最終換來6條生命死諫收場。

司馬遷曾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大寮6遊俠的敢做敢當，實令胡鬧世代汗顏，只是倘若政府依舊軟弱，法治持續不彰，大腸花鬧事份子得不到應有的制裁，那胡鬧世代依舊會繼續違法亂紀，台灣的社會公義也難有所彰顯。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太陽花事件即將周年，過往的參與者積極籌備紀念活動，甚至醞釀再起抗議。其實，隨著時間推移，事證釐清，已可放下激情，冷靜檢視太陽花的荒謬，以及它成就了什麼，而代價是什麼。

占領，蓄謀已久

占領立院的原因，通說是因2014年3月17日，立委張慶忠以30秒時間宣布完成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學生反對，並於18日晚間趁警員不備，衝入立院。

謊言。

從2012年以來，相同的一群人，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為非猖獗」三人組及一批獨派學者，便試圖攻占國家公署。2012年12月，他們多次衝撞行政院、襲擊立法院，自行宣布總統、行政院長和警察違憲；2013年1月，他們首度闖入立院；同年5、6、7月，多次衝撞政院及闖入立院；同年8月，他們對政院潑漆砸蛋、在立院牆上撒尿、打傷警察、在政府機關留下國罵、占領內政部、拆政府、撤國旗；同年10月，他們闖破封鎖線，占領總統府前廣場……。2012年起，他們累積了無數的造反能量和經驗，終於2014年3月18日如願以償地占領國會。

占領國會，始從2013年7月籌畫(如圖一)，非偶然，是計畫中的必然。因議題不是重點，占領才是目的。無關30秒，無關民主。誠如林飛帆所言，他們要的，就是「奪回這個國家」、「對抗這個政權推翻它」、達到台灣獨立的目的。他們做的，就是造反；他們要的，就是推翻。

黑箱，欲加之罪

服貿談判前早已公開，簽署前向國會進行過3次專案報告，經濟部就46種服務業的公會代表264人，展開111場的溝通，並在立院召開20次公聽會。簽署後，又召開144次說明會，更依據產業別辦了16場公聽會，其中民進黨辦了8場。3月18日前，服貿協議在立院，準備進入逐條審查、表決。

依法，國民黨可讓服貿直接生效，然因民進黨一再杯葛，遂同意逐條審查。委員會中，國民黨數次希望開會，但民進黨破壞議事規則、霸占主席台，拒絕審查。3月17日，民進黨仍霸占拒審，當張慶忠拿起麥克風，民進黨立委一個個將張推倒、壓在地上毆打，張只好在慌亂中宣布依據法規送交立院。

什麼法規？

2002年9月，陸委會主委蔡英文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提出第5條草案，主張兩岸協議僅需行政部門片面決定即可。10月初國親兩黨深覺不妥，在第5條第2項加上「並送立法院備查」等字眼。蔡英文特別加上「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理」等字眼(如圖二)。亦即，蔡英文認為如有必要時，兩岸協議可以「黑箱」處理。

上述表明，服貿不僅不黑箱，而且透明得很。國民黨同意立院審查，而無需立院審查的法條出自蔡英文。國民黨希望透明逐條審查，不要審查的是民進黨。種種內容均有案可查，「反黑箱」的學生卻視而不見。

鄭秀玲與郝明義等獨派教授對服貿協議的不實懶人包，煽惑無數人民，如謊稱開放大陸勞工或開放出版業等。儘管經濟部一再出面澄清並非事實，然缺乏媒介的宣揚，數萬學生對服貿造謠仍深信不移。

獨裁，無所不在

不是為了30秒，黑箱指控不存在，服貿弊害全是謊言，太陽花台獨親日的立場倒是十分明顯。選「太陽花」因「向日」，著「黑衫」因「黑潮」為親日暖流，選3月30集會，是日本吞併琉球日。

根據自由之家的評比，台灣近年在民主及自由層面，名列前茅，媲美歐美。不知學生口中的「獨裁」何在？

無民意基礎占據國會、攻占行政機關、鼓動群眾包圍政黨、倒插國旗、盤查行人、包圍媒體、威脅警察、宣揚罷課批鬥老師、國罵粗話滿天喧囂、霸占馬路、逃避刑責拒絕承擔……，洋洋灑灑惡行，林飛帆之語可作總結：「戰爭結束的時間就是馬政府低頭的時間」、「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

他們要的不是道歉或修法，要的是臣服。服貿、核四、路權、兩岸監督條例，到後來面對刑責，他們表現相當一貫，「若你不向我低頭，你就是違背台灣人民，我就號召群眾包圍你」。破壞法治、脅迫官員、綁架民意、以暴力恐嚇手段遂行己意，才是標準的獨裁心態。

民主法治，踐踏殆盡

民選的政府官員，兌現選舉政見，經合法程序通過服貿，正是「民主」的表現，吾人的民主，為代議民主。立法、行政、司法三者權力制衡，若立委濫權，自有人民罷免、司法裁決等方式解決。然當人民占領國會、攻占政院之際，權力誰來制衡？少數抗議人士，阻撓由1,600多萬合格選民選出的立委正常行使憲法職權，當然並非民主。

學生云，為理念進去。然理念無高下之分，若人人皆以理念號召，宣稱自己正當，幹盡一切事情，誰能判斷對錯？

因此，現狀判斷是非的標準，即是法律。法律不對，就應呼籲立委、號召群眾，對立委施壓修改，或以身試法，以承擔刑責代價，凸顯法律的荒謬，引起重視，此亦為公民不服從的本意。因法律是人類社會的共識與約定，違法便是對其餘成員的不尊重。太陽花要角以身試法、卻又企圖逃避刑責、譴責國家暴力，只是純粹的違法，毫無理念可言。

不符合公民不服從，更開啟社會亂象。大家不遵守遊戲規則，社會就只能淪為以暴制暴的叢林法則。未來蔡英文執政，藍營若號召占領政府機關，始作俑者的太陽花切莫反對。

功成，今非明是

台灣忍受經年之亂，耗費大量社會成本資源，在謊言、陪葬民主法治及執政者退縮的配合下，成就學運美名。太陽花之後，台獨聲勢高漲，民進黨大勝，蔡英文也準備接下2016年的大位。太陽花要角個個成了光鮮亮麗的明星，上盡節目大賺通告費、組成無數政治團體大賺捐款，並獲得無比的崇拜與政治前途。而曾被唾棄得一文不值的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也成了他們追逐的目標。陳水扁、蘇貞昌、游錫堃的子女紛紛競逐立委，而原本渴望成為第三勢力的太陽花，也因「理念不合」，裂解為時代力量、社民黨等數個政黨。哪有理念不合？說白了，就是人人不甘伏下，皆想競逐2016年的立委大位，陳為廷若非逾越民進黨底線，民進黨爆出襲胸事件，也欲一展長才。原來，他們口中的「民主失靈，捍衛民主」，就是要「捍衛他們上台才靈」。

靠著反中與反服貿，台獨起來了。而台灣的經濟發展、兩岸的交流往來，退步了。未來有兩種可能：蔡英文擁抱台獨，繼續反「九二共識」，兩岸和平發展陷入危機；另一種可能是，蔡英文將「九二共識」換一種方式說，概括承受兩岸所有的經貿協議，服貿當然也不反了。

(作者係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學生)

太陽花，轉眼之間一周年。回顧去年此時，從占領立法院、進攻行政院到包圍警察局， 台灣竟一度瀕臨「無政府」狀態。一年過去，台北地檢署對這「三大案」進行起訴，輿論又出現「司法追殺」、「政治迫害」的批評。媒體披露，林飛帆和陳為廷接受偵訊時表示，他們是在行使「公民不服從」，要求檢方從憲法高度考量，不要起訴他們。

到底要談民主還是搞革命

學運份子被起訴後，我被公視請上節目討論此事。我說，「公民不服從」的意涵，是個人用消極不配合的方式，拒絕履行國家要求的義務，藉此反對個人認為國家違反良知的政策，同時承認這樣做是違法的，願意承擔應得的刑罰。19世紀的美國哲學家梭羅，藉由「公民不服從」，反對他認為違反人道的奴隸政策及美墨戰爭，並為此甘願入獄。後來的印度聖雄甘地，希望避免與英國殖民政府正面衝突，進一步將「公民不服從」引申為「不合作運動」，倡導和平非暴力的反抗手段。

太陽花三大案，皆是主動進攻的積極手段，怎可套用被動性質的「公民不服從」？且「公民不服從」儘管只是消極的不配合（如拒絕納稅、服兵役），仍願為此接受罪責，聲稱「公民不服從」的太陽花，卻連被起訴都難以接受？

猶記得另一位參與太陽花的社運要角妖西曾說，太陽花是一場「準政變」的革命。我便以此問當天節目裡同台的太陽花陣營代表、2013年發起「公民1985」的柳林瑋，是否同意這個看法？柳林瑋對此否認。然而，他卻又表明太陽花的確是要「推翻政府」。我不解：民主國家，不是以選舉方式換政府嗎？這不叫革命，叫什麼？

其實，台灣媒體真是對太陽花極盡寬容，當天公視節目，用了「公民不服從」為題，企圖為他們開脫，將矛頭指向不願意撤告的政府。然而，同台另一位參與太陽花的女孩李品涵，竟高聲地說：「革命又如何？台灣400年來被外來政權殖民，革命又如何？」

我真不忍講白：當民主變成革命，我們也不必在這兒討論政府撤不撤告、警察打不打人了。革命，那就直接真槍實彈，殺人不眨眼了。

你們，真打算這麼幹嗎？

就在上該集節目的同時，高雄大寮監獄爆發囚徒劫持典獄長的空前事件。幾個小時後，6名重刑犯自戕前，寫下聲明，控訴阿扁出獄，司法不公。同樣都是抗議不公不義，占領政府如果可以，為什麼劫持典獄長的手段就不行呢？我又想起林飛帆說，他們占領立法院，是「懷抱理想而來，承擔責任而去」。自戕的囚徒，用生命承擔他們的控訴，這些不願被起訴的學生，又承擔了什麼呢？

不三不四一場轟趴

憑這點，他們真稱不上革命。說白了，不過是在那太陽花的一個月裡，集體搞了一場轟趴，一場狂歡派對。想想大陸文革後四人幫大審，江青曾在庭上說，革命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革命不講法律，就是要顛覆。既要顛覆，便不會有黃花崗72烈士，整天指控清廷是「國家暴力」的荒謬笑話。

太陽花轟趴，猶如一場遊戲、一場夢，夢醒之後，在現實生活裡，造成的結果是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民進黨裡一堆根本沒參加太陽花的年輕世代（其中不乏地方派系、政二代、官二代），也靠著太陽花創造的青年風潮，紛紛搶攻政治席位。號稱跨越藍綠、「白色力量」的柯文哲，更是這波浪潮的最大獲利者。如今，連蘇貞昌的女兒、游錫堃的兒子也說要因應太陽花的「世代交替」，角逐明年立委選舉，而那些發起太陽花的要角們，卻在體制內找不到合適的參政定位。台灣的政治，並未如媒體頌揚誇大的那樣「翻轉」，更沒有什麼「超越藍綠」，主流氛圍就是全面綠化，一切仍在老舊的政治結構下進行。

太陽花無時無刻都強調自己是在捍衛民主，宛如「民主」的化身，卻又採取反民主的革命手段。但是，他們也不敢真的革命，不三不四，最後成了一場轟趴。某種程度來說，這比革命來得悲慘，因為大家心裡根本沒有方向，只是宣洩自己對現實的不滿，然後繼續讓老舊政客收割，決定我們年輕一代的未來。

固然，太陽花帶動了年輕人關心政治，但它給年輕人的，除了反國民黨、反政府，還有反中國。然而，到底台灣的發展方向怎麼走？太陽花提不出主張。

有學者指出，太陽花的動員能量，來自台灣青年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恐懼，看似擔心區域整合會犧牲弱勢的利益，卻只「反中」，而不反抗自由貿易或更大的美國霸權。因此，太陽花的本質就是台灣吵了20餘年的台獨，根本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

只怕自己的未來自己毀

太陽花女孩李品涵對我說的那番「外來政權」論，其實就是台獨的典型論述，這讓我想起大學時代，曾經遇過一個外型甜美可愛的女同學，在我面前舉起纖纖玉手，堅稱為了台獨發生戰爭，也是「必要之惡」。我十分疑惑，她說這話的同時，到底知不知道這「必要之惡」的背後，是要付出橫屍法場、家破人亡的代價？

連被起訴都不願承擔的這群人，用了一堆冠冕堂皇、華麗動人的辭藻，將台灣的年輕人帶往台獨的方向。然而，他們多數只是把台獨拿來當作電音熱舞，爽爽就好，並非決心為此革命。這其實就是台灣20餘年來的政治循環，綠的不時拿「台獨」作為台灣政黨鬥爭的工具，並以此奪取政權，也僅此而已。太陽花不過是這種模式的「升級版」，換湯不換藥，繼續毒害本該跳脫這一循環的年輕一代。

馬英九剛剛執政時，「野草莓」便利用爭取集會自由的名義，在陳雲林來台時鬧事，一系列的「台獨學運」從而展開。這些年來，我一路對抗反旺中、反課綱微調、反服貿協議運動，發現這些無非就是同一群人換換招牌，為台獨意識形態服務。終於，這一系列的台獨學運到太陽花達到了巔峰，蔡英文藉此穩坐綠營共主，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轟趴結束後，許多人不願從太陽花大夢中醒來，於是柯文哲又延續了他們的夢。但回歸到現實，「台獨學運」永遠只是學運，檯面上獲取政治利益的政治人物，樂得繼續利用台獨掌握權力。

僅僅不到一年總統又要改選了。這些差不多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的學運分子，或許還能辦上最後幾場轟趴，熱鬧一下。明年此時，即便是蔡英文當選，台獨既不會成真，也沒幾個人認真，如同當初為ECFA吵翻天，最後也是不了了之。服貿協議，太陽花時鬧得震天響，等民進黨執了政，你認為就不繼承了嗎？

當台獨變成轟趴，是喜也是悲。喜的是，台獨真的是紙老虎，不足為懼。悲的是，成千上萬的台灣青年，被太陽花教成了台獨的腦，在虛假的夢裡走不出去，愈陷愈深。他們還天真地以為，這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孰不知， 如此下去的結果，最後只是繼續內耗空轉，落了個「自己的未來自己毀」！

（作者係抗獨史陣線召集人）

過去20年，兩岸政府都積極打房，且動用了諸多宏觀金融經濟手段及微觀租稅措施，然而幾年下來，卻出現房價越打越高。究竟孰以致之？

大陸鬆綁政策見效

大陸採嚴格宏觀調控政策手段「打房」，始於20多年前江澤民、朱鎔基體制時代。當時是基於大陸崛起速度加快，整體經濟景氣乍現過熱現象，而資產泡沫危機在國際上正風傳日炙，尤其是江朱為抑止沿海區域都會城市房價暴升，而採取了「高度操作金融工具手段的宏觀調控措施」。這項政策，經過胡錦濤、溫家寶體制的賡續加碼作為，以及提高力度的增強行動，表面上看似有效防制了資產泡沫危機的爆發，但在實務經濟構面，卻也使得整體內需經濟的成長動能受到莫大損傷。

自胡溫體制任期後半，國務院已在政策手段上有了大轉彎，改為用力鼓吹「國民生活素質提升應該優先於經濟成長率的數字追逐」的新策略，為了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的放緩，埋下打一劑預防針的伏筆。

然則進入2013年後半，中國大陸經濟放緩態勢已趨於「急轉直下」，而且也看得到，打房政策已然嚴重損傷了整個國家的實力基礎，以及對外的國際競爭力地位，因此激起習近平的嚴肅警覺，而在2014年上半年開始對外公開發出「尊重市場」、「跟隨市場」的新論述，針對內需經濟骨幹的房地產市場，進行分段式的政策性大鬆綁。

2014年11月，大陸官方公布的房地產景氣指數為94.30，跌破歷史最低點，民間的地產業界亦看衰房市，官方預測也普遍認為，未來五年，大陸開發商能夠存活者僅有20%，其他80%都會痛苦死亡。

因此，李克強總理隨即宣布鬆綁「房地產限購政策」，大力鬆綁對於房地產業的嚴管嚴控政策措施。自2014年12月起，大陸不但不再打房，甚至開放鼓勵購置第二房，以及增生二胎政策。這些行動立即帶動住宅銷售的反彈，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也有限度地「下調放貸利率」，帶動商業銀行利率開始下調；對於一線城市之外的所有地方政府，也已普遍鬆綁房產限購，有效抑止了大陸土地市場的進一步下滑。比較特別的是，實施限購令而取消限購的城市，情勢都為之好轉，但不曾實施限購令的城市，則市場依然低迷。

2014年11月21日，大陸央行意外再宣布「非對稱降息」，房地產抵押貸款再度降息，顯然大大有助於提振購房心理，市場交易隨之一振。

中國指數研究院2月1日發布2015年1月份全國百城房價指數顯示，自2014年5月份以來指數連續8個月下跌之後，首見微幅向上返漲0.21%，全國新建住宅平均市價回到人民幣10,562元/平方公尺(換算約合每坪新台幣15.2萬元)，顯示，自2014年12月起習李體制對房地產業嚴格宏觀調控措施的新鬆綁政策，已見到具體正向的效果。

台灣打房產生負向效應

過去十年間台灣財稅、金融部門，尤其是彭淮南，做出舉世中央銀行總裁從來未有人做過的「狗拿耗子」之事，竟也獨攬了台灣打房的壯舉任務，積極迎合「仇富反商」及「社會公平正義」的虛妄意識形態，連年熱衷「積極打趴房價」，一味「重課房產稅及奢侈稅」、「嚴厲抽緊房產銀根」，已然達到「驅趕社會資金出走」、「削弱國民財富實力及潛能」，足以肇致全台灣「悶」經濟更悶、更窘的「負向效應」。

台灣打房看起來是要「讓青年人也買得起自有房屋」。事實上，今天台灣家戶為單元的「自有房屋」者所占比率，高達86%，已是全世界自有房屋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換句話說，在今天台灣社會想買自有房屋而沒有購買的青年家戶比例，根本連1.5%都不到，打房的最終結果，既不能圖利這些1.5%的青年族群，也挫折、嚴重打擊了86%的「絕對大多數家戶與國民」，使其「資產保值、增值」的願望與期待完全落空，甚至因此造成國民購買意願及能力的重大折損，以致挫傷了整個經濟的進步發展。

從發展經濟學的歷史驗證中可以發現，既往採取「打房政策」的國家，在厲行嚴格打房措施下，固可因此僵滯物價膨脹壓力，但是其能產生的最明顯負向效應是，嚴重損傷民間財富及國家經濟基礎動能的蓄積，特別是國民消費意願及消費能力必受重擊，重度挫折經濟發展；而嚴厲打房的結果，亦使社會資本能量及家戶民眾心理同告挫敗。而當整個社會財富具告縮水、內需市場交易活動鈍化之後，經濟就難免要全面陷入停滯，乃至頹敗的渦漩中，一切只有退步，難以向前。

兩大因素使打房無法成功

用國際發展的實證經驗來看兩岸的政策與現實，可以發現，兩岸的「積極打房」政策都告失效，主要是兩大重要經濟社會因素使然。

第一是，兩岸都處在加速度城市化(urbanization)的進程中，根據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從1965年至今的50年間，全世界人口的分布有積極向都會城市集中的趨勢。1965年，全球人口有15%聚集於城市化區域，但是今天入住城市的人口總數則加速到占全世界總人口的68%以上，聯合國甚至預計到2050年此一比率更將超過85%。基本上，無論台灣或大陸，人口分布的結構演變狀況，與全球大趨勢是同步同向一致發展的，而更因為有了「後進效應」（即後來者比較容易在更短時間居上之效應）的現象，使得大陸的城市化速率超越台灣，一旦人口集中到城市，對城市房地產的需求自然更迫切，自然帶動更大的金流、物流與商流，益發使得城市房地產價格在「稀缺性」(scarcity)的作用力下，一路挺升上去，而絕無向下走低的可能性。這不是總體經濟手段、融資貸款的框限，所能輕予囿限得了的。

第二是，一直以來，房地產就是國民財富儲存與累進的重要工具，在先進社會固然有證券市場、虛擬財富工具可以作為取代，但是房地產財富比率，仍然占有一定的顯著水準；這種狀況在兩岸社會財富的儲存與累增尤其明顯。大陸的「國富」累進也同樣具有「後進效應」，並將很快超越台灣。

任何國家只有民富，才能成為卓越國家。所以越是先進繁榮的社會，越不會採用類似「反市場」的剛性公權力，來強力壓抑國民資產的成長發展，當然也不會專為房地產業設置「特意打壓」的政策工具。兩岸的打房措施，顯然違反了國家發展的基準理則。

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在歷經30年的宏觀調控「高壓打房」激烈手段之後，2014年習李體制已回歸「尊重市場之路」，不再打房，甚至鼓勵民間購置房產，以厚植「國富」動能。彼岸的最新演變，以及先進社會慘痛的歷史驗證，值得馬英九、毛治國政府重視。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今年是大陸全國人大出台《反分裂國家法》（以下簡稱反分裂法）10周年，如果沒有人提醒，當年參與「牽手護台」遊行的民眾，恐怕早就不復記憶；去年10月28日中共18屆4中全會提出「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該決定），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台灣方面特別關注的是該決定的第七項「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中的第（六）點「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

其內容有以下幾個重點：一是運用法治方式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二是完善涉台法律法規；三是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原則…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四是依法保護…台灣同胞權益；五是加強內地同香港和澳門、大陸同台灣的執法司法協作，共同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從大陸現行法規來看，五個重點中至少一、三、四項與反分裂法相關，然而，我們卻沒有看到台灣在野陣營的鼓噪和不安，相對與反分裂法出台之際，台灣綠營的激情演出，真不可同日而語。

動武法 vs. 和平法

2005年3月14日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反分裂法，震撼了台灣，因為所有解讀均擺在第八條條文：「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當年對於否定兩岸的「九二共識」（本質上就是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堅持台獨黨綱的民進黨而言，讀到第八條好像是直接針對民進黨的條款，確實無法接受，因此，稱之為「戰爭法」、「對台用武法」；然而，比較尷尬的是不主張台獨的國民黨，法理上對第八條不應有所誤判，可是基於民粹主義式解讀，台獨既是台灣的氛圍，不得不跟進反對，結果形成大家都只讀第八條。

這種片面的解讀，其實和台灣長期認定中共是專制政權的邏輯是相互矛盾的，因為中共如是專制政權，則何不以政策治台，這樣就更可以隨心所欲，想變就變，要打就打，何必訂出法律，給自己添手續、加麻煩？

或說中共以黨領政，黨做了決定，國務院、全國人大不可能有意見，所以無所謂「麻煩」，然而中共將政策底限法律化、公開化，在鬥爭策略上也不高明，因為這條法律也可反面解釋，只要不搞台獨，中共的軍事力量對台灣就沒有意義。更直接地說，法律限制了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因此，台灣在不獨情況下的「現狀」，就有了法律的保障，所以在反分裂法通過後，「和平統一但絕不放棄武力」、中共在東海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福建省的導彈部署，以及解放軍不時放出的「晚打不如早打」、「開戰就是決戰」等言論，大大降紙。即使後來民進黨政府發動「入聯公投」，中共也沒有重覆1995年、1996年的大規模軍演和導彈試射等，反而是由美制台。足見台灣當年的解讀是不全面、不周延的。

反分裂法的立法背景

反分裂法的背景主要有二。

一是當年的台灣正積極準備改變中華民國憲法，民進黨的制憲和國民黨的修憲，先是陳水扁在2002年8月提出的「一邊一國」論，到了次年11月11日在「民族主義、民主發展與東亞安全國際研討會」重提「台灣相對於對岸的中國『一邊一國』」之外，還提出「以公投決定新憲法是制憲，而非修憲」、「在2006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舉行『公投催生新憲法』，在2008年5月20日台灣當局新領導人就職後實施。」的「行憲時間表」；2003年的11月27日立法院在深夜三讀通過《公投法》，似乎是有方法、有步驟地推動「法理台獨」，這種形勢迫使相對弱勢的「胡溫體系」，不得不有所因應。簡言之，反分裂法是「急獨」逼出來的結果。

二是當年中共內部面對台灣「法理台獨」時間表問題，出現兩派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這是台灣選舉的伎倆，以公投法門檻之高，根本不可能通過，而且中共根本否定了公投法的效力，所以主張不必隨民進黨的作為起舞，而打亂大陸自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但主張「打」的意見比較居上風，他們有方案，還有高漲的大陸民意在支持。所幸胡錦濤採取了發展優先的戰略，但也不能不了了之，以免外不足於正告北京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遏止台獨挑釁，內不足以終止強硬派喊打壓力，造成統治正當性弱化，危及胡錦濤的統治權位。

2003年11月胡當局開始研議以法律手段取代政治手段的遏制台獨作法，從而按「確立指導、人大起草、專家論證、分片座談，修正條文、常委(人大)討論、報黨核定、送交人大」等有步驟地推動制定法律；一方面將政策的紅線、彈性紅線，轉為法律的紅線、硬性紅線，另一方面也使得黨中央在處理台灣問題上，不論是和、是戰，都能掌握主動，有所依據，同時也強化了胡錦濤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底氣，免去強硬派不斷請戰的干擾。依此背景，反分裂法的戰略目標是遏止台獨，戰術目的是統一大陸內部對台政策的雜音。是有條件的止戰法律。

反分裂法與兩岸和平 

進一步從反分裂法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是追求統一過程中台灣的法理定位）的內容來看，總共2條11款，皆為推進兩岸交流，促進兩岸理解，增進兩岸互信的作為，包括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加強兩岸文、經、體、衛和學術交流，推動兩岸有助和平制度化的協商、談判等，對比2005年以來，不論民進黨政府提出「終統」、「第二共和」、「外館正名」、「入聯公投」，北京當局在輿論上嚴厲批判，國際上全力封鎖，但在兩岸交流交涉等方面並未中斷，如2005年的國、親、新三黨主席的大陸行，特別是連戰與胡錦濤的新聞稿，倡議兩岸的和平發展願景，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軸；到2006年與民進黨政府達成台灣居民春節包機直航，2008年胡錦濤在兩會期間提出「曾經主張台獨的人，只要願意回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仍將歡迎。」都說明反分裂法制訂之後，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不論在速度、幅度和質量上，都大大不同於反分裂法制訂之前。換言之，反分裂法第二部分的內容，特別是第六條，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從中共要求「依法治國」的角度來檢視反分裂法，應該說大原則都已得到印證。

依筆者見，中共所說的「依法治國」，其實正確地說應該是「以法治國」，亦即「法制」(rule by law)，一切事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甚至也強調執法者必須守法。為什麼依然不同於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其關鍵在於執法者是否守法應由誰來認定，也就是法律的解釋權在誰？在中共的政治概念中是不贊成分權制衡，所以最終的解釋權應歸屬在黨的手裡，即在黨委書記手裡，這樣終究並沒有解決黨大，還是法大的根本問題。依此思考中共治理兩岸關係時，在大原則、大政策、大方針、大方向上的法制沒有問題，然而落實到個別案例，具體台商的時候，往往除了「法」之外，關係依然是重中之重。

（作者係銘傳大學教授兼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舊金山灣區，世人皆知。東方也有個灣區，就是中國珠江口。從香港起，經深圳、東莞、廣州、中山、澳門，至珠海橫琴島，無疑是一個生機勃發、錢潮湧動的灣區。不同於美國舊金山，中國灣區有東岸、西岸兩個區塊，東岸之發達已為世人稱羨，西岸亦有長足進步，但較之東岸差距不小。拙文據此提出「灣區西岸」概念，並就其崛起的相關問題略述陋見。

首先應明確，所謂灣區西岸，大體上以虎門大橋為北端，包括廣州市南沙區、中山市翠亨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珠海市橫琴新區，地理上共處西江入海八門之內，歷史上曾同為香山一縣（今日南沙北部舊屬番禺，南部則多為十數年來填海新造之地），文化上均以嶺南為主，兼有客、閩二系，近代以來開風氣之先，接世界之軌，一路相伴而行，以上諸多共性相連相通，確為一相對單獨與完整的區域。

灣區西岸有良好基礎

從發展角度看灣區西岸，該區域有許多優勢。

一有良好基礎。位於西岸的廣州、中山、珠海三市部分地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天然的區位優勢及自然資源，現有的經濟規模、社會發展及人文精神，為該區跨越式發展，提供了豐沛的資源和條件。

二有戰略空間。不同於東岸幾無土地可用，西岸仍有大片可供規劃、發展的土地，為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城市移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

三有後發優勢。有差距者亦為有潛力也，可後來居上。僅以南沙、翠亨、橫琴三個開發區而言，其占地之廣，投資之大，實力之強，在中國大陸各地皆屬罕見，足以支撐西岸20年的強勁發展。國家「一路一帶」戰略的實施，2016年底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和即將興建的深中通道，更為西岸騰飛安裝上了翅膀。

要以新思路發展灣區西岸

灣區西岸的發展處於歷史關頭，其規劃從一開始就應有新理念、新思路。

首先，要用「全面深化改革」六個字統領思想和行動。勿庸諱言，西岸發展也面臨一些瓶頸，如：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依賴粗放型增長的路徑相當嚴重；轉方式、調結構任務十分艱巨，內需乏力問題愈見突出，以及面臨城市升級、產業轉型的雙重壓力和經濟下行的現實難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只能靠全面深化改革找出路，探新路。正因如此，就不應該照葫蘆畫瓢，而應該創新地、大膽地先行先試。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嘴上唸的是佛經，心裡想的卻是酒肆。

其次，要良性互動，整體聯動。西岸各市雖然有行政區劃上的分際，甚至有「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但經濟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不應因市界、關口，而人為地分割。廣州作為省城，中山作為強市，珠海作為經濟特區，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各有優勢，合則共贏，彼此之間皆應樹立互利共榮的理念，打破一切阻礙發展的藩籬，以深度合作、融合，求得整體聯動，攜手跨越。

再次，應該走資訊化、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發展的新路子，萬不可再走30多年來各地常見的工業區、開發區之類的老路子。尤其不宜承接高耗能、高污染的產能和傳統產業，不以房地產為心理依靠、以GDP為追求目標。值得思考的一個方向是深化改革，科技創新，激發民間活力，扶持星河燦爛的中小企業，壯大民營經濟，催生龍頭企業，帶動新興的產業集群。

澳門可發揮重要作用

在灣區西岸崛起的進程中，澳門以其獨特地位，且正尋求多元發展，可以發揮以下重要作用。

一是補強。從經濟實力來看，澳門人均所得位居世界第四，其民間資本充裕姑且不論，政府每年可動用資金高達2,000億美元。不僅對於澳門參與橫琴新區建設保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對於翠亨新區和南沙開發皆可視情況擇項投入，實現強強聯手，發揮1+1＞2的效益。

二是聚合。澳門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在行政、立法上，人員、物資、資金、技術流動上，與灣區西岸諸市鮮有矛盾，更無衝突，因其超然，更多的是合作互利。有些事，有些項目，甚至有些開發構想，由於體制機制、政策法規、行政區劃管理等原因，某市如一時不易起步，不妨借與澳門合作以構成支點，進而吸引周邊，各發其力，共襄盛舉，求得做大、做強。

三是牽引。澳門有500年中西交流的歷史文化，有中國與葡萄牙語系國家聯繫的紐帶，有與香港、台灣及東盟各國的交往管道和合作基礎，在灣區西岸崛起的過程中，當可先行一步，利用既有的條件，實現無縫對接，帶動西岸諸市的產業、企業，如生技、觀光、會展、文創、海洋等，一同步入快速通道。

海峽兩岸是命運共同體。30多年來，數以十萬計台商在珠三角創業，對他們而言，灣區西岸是一個新概念，但對位於西岸的諸個城市並不陌生。在新一輪改革大潮裡，南沙、橫琴兩區新近掛牌自貿區展開新前景，翠亨新區作為兩岸交流基地注入新元素，八門啟航，五桂勢湧，顯示灣區西岸崛起正式鳴槍。可以預見，這裡將再度成為台商投資的熱土，尤其是台灣中小企業、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創新、創業、創人生的理想之地。

隨著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台灣與灣區西岸之間的交流將會大步開展，經濟將深度合作，民眾往來將走向深度融合，人文精神交匯和社會和諧建設亦必寫下新的篇章。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辦事處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