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先前宣布取消市府訂報，隨後更傳出要擴及高中職以下公立學校，使得媒體大肆報導，外界更是群起反彈，不過他解釋，「自己最大的興趣就是閱讀，讀報也是閱讀的一種」，並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否定報紙的功能。他也說教育局是「解讀錯誤」、「學生當然是要看報！」但他又補充，現在學生大多都在滑手機，買實體報紙的不多。

柯文哲最大的特色就是愛講話，因此深獲媒體喜愛，卻也常常講錯話，但說過的話跑不掉。

柯文哲曾在臉書上表示，上任當天走進辦公室就發現，每種報章雜誌都有，這是「非必要的東西」，市長室不需要訂這麼多報章雜誌，而第二天首度進行議會報告時，也向媒體透露，「不曉得訂那麼多報章雜誌要幹嘛！我又不看，乾脆就取消」、「網路新聞看一看，就好了啊！」

上頭長官的政策，身為下屬的教育局自然是照辦，但想不到引發外界反彈後，柯文哲倒自己先轉彎了，並質疑是教育局「解讀錯誤」。正所謂「官大學問大」，上頭的這樣講了，教育局隨後也只好改口，「若是供學生學習、提供民眾閱覽、掌握時事等用途的報紙，會持續訂閱，不受影響。」

退報風波逐漸延燒，除文化界掀起一陣反彈外，身為重大受害者的教育界更是一陣撻伐，有受訪學生就表示，報紙對國字及成語的學習很有幫助，更可以增廣見聞，若是真的停掉會覺得很可惜，以後想看的時候只好自己去買。

不僅學生反彈，老師們也同樣持反對態度，並表示電子報所得到的資訊實在太瑣碎，報紙會有較為完整的論述，希望這項政策還有轉圜的餘地，更有老師直接將矛頭指向教育局說，「今天市長一句話，教育局就停訂，真的不曉得身為教育從業人員的專業在哪裡？」、「別的局處怎麼決議我們不管，但教育就是不能廢！」，從中不難看出該政策確實存在很多問題。

閱報一直是教育及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如今在網路世代的影響下，許多年輕人都缺乏閱讀及書寫能力，柯文哲若想用自身在網路平台上贏得選舉的模式治理台北市，恐怕既不切實際，也不能為大眾所接受。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柯文哲自上任以來陸續實行許多「新政」，卻也引出許多爭議，這都是因他一意孤行，許多政策事前未做功課，沒有了解實際情況所致，也使得自己說出來的話一再改口，若是未來再如此下去，恐怕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市政工作也可能因時常轉彎而難以前進。

去年12月25日議長選舉亮票風波不斷，而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又於去年11月針對多年前的亮票案做出無罪判決，引起社會譁然。究竟，議長大位為何能讓無數議員競折腰，冒著被刑事制裁的風險也要亮票呢？而法院對議員亮票又有何見解，值得我們探討。

議長參選人為何要買票？

《地方制度法》(地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議長、主席對外代表各該議會、代表會，對內綜理各該議會、代表會會務。」又根據相關地方議會組織章程的規定，議長的法定職權有「維持議場秩序」、「裁決議事程序問題」、「主持議事程序」等等。

看似平凡無奇的議長法定權力，卻因議長綜理會務，掌控了議事程序權，儼然成為地方土霸王。「詐領公款，收受賄賂」的前基隆市議會議長黃景泰，以及「過高屏溪殺人無罪」的屏東縣前議長鄭太吉，都是利用議長職權作惡的例證。

就因為議長大位有如此魅力，所以有意參選者為求勝選，會用各種手段唆使新科議員投給自己。因此，「亮票」就成了檢驗議員有沒有依約投票的手段了。

議員亮票的是是非非 

關於議長選舉的亮票到底應不應該處罰，法院的見解不一。

首先，我們需知道議長如何選出。依據地制法第44條規定，議長由議員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所以，議長選舉應該是無記名投票。

既然是無記名投票，有議員亮票，法律不是就該加以處罰嗎？然而，議員亮票沒有直接處罰的規定，導致法院於審理時，必須以刑法第132條的「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加以審理。但如引用該條處罰議員的亮票行為，又會引起一番爭論，例如「議員是公務員嗎？」、「選舉議長算是議員的職權嗎？」、「議長投給誰算是機密嗎？」等等疑問。簡言之，議員亮票是否違法，在法律上是灰色地帶。

各地法院在不同時期審理議員的亮票案件，有不同的判決，差異很大。

民國(以下同)83年可謂是議長選舉亮票的黃金時期，以纏訟10年的台中議員亮票案為例：該案中涉嫌亮票的議員，於選票中之候選人姓名位置有明顯的折痕作為記號，以茲辨識。而後台中高分院於93年度重選上更(四)判決中認為，議員當然是屬於刑法上的公務員，議員選舉議長，而且議長選舉是不記名投票即為秘密投票，因此選票的內容是屬於應該要保守的秘密。因此，議員亮票應該要依刑法第132條加以處罰。

87年的雲林亮票案，被告議員故意在選票自己的姓名處，摺直線摺痕，利用唱票人員，於開票、唱票的過程中，將其摺痕公開暴露。台南高分院於89年度上易字第272號判決中，認為亦適用刑法第132條加以處罰。

其他如83年的南投亮票案、83年的桃園亮票案，判決理由都相同，為省篇幅，恕不贅述。

近年來法院判決則大不一樣。以99年的高雄議員亮票案為例，被告議員走出圈票處後，將選票攤開未摺起、選票正面朝上、緩步行走，而讓他人得以知悉選票內容。高雄高分院於103年度上易字第283號判決被告議員無罪，堪稱近期見解的代表。法院判決的理由是「議員選舉議會議長，只是在選舉議會之代表人、會議主席、處理議會內部事務之首長。所以，議長的選舉與法律賦予議員的職權無關，因此選舉議長不是刑法規範之公務員犯罪」、「議員於議會議長選舉時為亮票行為，並無處罰明文」、「依照議會自律，民意代表其職權行使之程序或行使投票權之議會內部行為，於不違反憲法的範圍內，得依議會自訂議事規範加以進行」、「所以，如果議員有違反議事規則，應該由議會的紀律委員會加以處理，而非由司法機關加以偵辦、審理。」採同樣見解的有99年的台中亮票案、99年的新北亮票案。

應以法律規範亮票行為

由早期及近期的判決，可歸納如下：

(一)早期法院以嚴格的法條文義加以審理。即議員選舉議長，是法定的權限；而議長的選舉結果，對國家也有一定的影響；既然是秘密投票，因此議員們不得亮票。簡言之，早期法院認為亮票雖然沒有直接規定，但是亮票的行為應該依刑法第132條加以處罰。

(二)近期法院則是以議會自律、權力分立的角度加以審理。即議員選舉議長只是在推舉議事主席，並不是法定權限；且議長法定職權僅為議會的代表人，與國家政務無直接利害關係；而亮票行為應該由議會自行處理，並非由司法機關加以偵審。

不過，如果議長的職權僅只是「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議會」，議長候選人還會不惜傾家蕩產來選議長嗎？藍綠兩黨又為何會不計代價，也要保住議長大位？議長的職權真如法院說得如此無關重要嗎？另外，為什麼一般選民亮票得要被處罰，而議員亮票就無罪，難道議員是特權階級？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訴求，近期法院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只許議員亮票，而不許百姓亮票」的謬誤判決。縱使法律無明文處罰，立委們為何遲遲不肯推動修法？是因為怠惰而不為也？還是怕得罪樁腳而不能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由於長期鑽研禁書問題，收藏禁書及批判查禁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致關心這議題的朋友，大多都知道我的筆名「史為鑑」，每當有關這方面的討 論或展示，朋友們很直覺地就會想到找我，而二二八紀念館、國家人權委員會、中正紀念堂等政府機構，三次有關禁書問題和言論自由的特展，都會輾轉來向我借去數十年的珍藏。而我的筆名「史為鑑」，竟然也與禁書畫上等號，比本尊還要出名，不久前還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在討論，史為鑑是不是石文傑？甚至還有人在網拍拙著《禁》(1981年台北四季出版社)，因此似乎應該公開我如何走上研究禁書這條路的始末因果。

記得初中時，因英文老師陳智賢的教導，讓我學會音標，學會自己查字典，學會自己念生字，也講一口標準的英語 。因為他喜歡透過郵購買很多書，每次去找他，就在他書房翻箱倒櫃，他也不以為意，因此我才接觸到李敖、柏楊、王尚義、陸嘯釗、李聲庭等知名作家，也學會了向台北出版社索取圖書目錄，利用郵政劃撥郵購書刊雜誌。記得當時文星書店最火紅，詎料所購買的書籍竟常常遭到查禁，出版社還寄來了「圖書目錄」告訴你哪些書被查禁了，無法寄達，問你要退錢或改買其他書籍？

基於好奇心，於是到附近鄉鎮的大小書局，尋找漏網之魚，往往大有斬獲，每次都如獲至寶，倍加珍惜。當然我們也透過陳老師的引介，認識專門出版英文書籍的虹橋書店，買到不少學習英語的書，如《英語九百句型》等，也知道Chomesky這位語言學大師。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查禁書刊、查禁制度和相關的法規，只是始終不明白這些書為何被查禁？

因為去買文星叢刊和集刊，我還買了《文星雜誌》，記得還買到遭查禁的一期（90期），簡直樂歪了，視為珍寶。不久書店老闆告訴我，該雜誌再也買不到了，因為被新聞局「勒令停刊」了，自此我才又知道「停刊」這一回事，而警備總部、新聞局，也深深刻畫在我的腦海深處。

後來我考上台中一中，這是中部地區的重點高中，人文薈萃，學校附近的公園路有幾家舊書攤，兜售《自由中國》半月刊、《文星雜誌》、《人間世》、《厚黑學》、《性史》等禁書，我和同學段鍾潭、程萬春、趙國慶、唐中南等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諍社，分頭蒐購全套的《文星雜誌》，後來他們都去念自然組，就把全套雜誌交予我保管，至於《自由中國》雖不夠齊全，但也差不多。台中一中的圖書館有豐富的收藏，李敖、柏楊等人的禁書亦多齊備，我們輪流閱讀，幾乎把圖書館的禁書讀遍了。只是不知這些珍藏還保存完好否？以及學弟們是否還有此雅興－閉門讀禁書，不亦快哉？

高二時，經服務於台中一中訓導處的李媽媽－李敖的母親張桂貞─的安排，我們在李敖的家－太平路宿舍，與李敖談了兩小時，對李敖風度翩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印象十分深刻，李敖頓時成為我們的偶像。我下定決心要當李敖的學弟，考上台大歷史系，這個願望後來終於實現，幾年後李敖在所著的《李敖回憶錄》中，曾兩度提及我倆的交情。 

到台北念大學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如願以償後，我悠遊於台大的自由學風和豐富的圖書館珍藏，課餘徜徉於牯嶺街、廈門街舊書肆，終日沉澱於知識殿堂，知性、理性又感性，好不快活。

大二時擔任班代表的我，為服務同學，翻印了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出版），因為該書對於歷史研究具有入門功能，為歷史學者所喜愛。詎料竟遭到警總約談，因顧頡剛是「陷匪學人」，依照《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其著作列入《查禁圖書目錄》。所幸班上一位田姓女同學幫忙， 才有驚無險、化險為夷，還受到警總官員的禮遇，因他父親是警總副司令田樹樟。從警總平安回來，讓很多同學鬆了一口氣，我也受贈一本《查禁圖書目錄》，如獲至寶，從此按圖索驥，到處蒐集禁書，才使我禁書一牛車。

當時台灣盛行翻印大陸時期的禁書，以及近幾年大陸學者的學術著作，如明倫出版社、樂天出版社、泰順書局等，一時洛陽紙貴，讀書人書架上若沒有幾本禁書，似乎趕不上潮流。我幫他們自舊書攤、圖書館找書，給他們影印再版，賺取3、5本贈書。我也在宿舍大量批書，轉賣給師生，竟然連生活費也有了著落，而我也被戲謔為「石買辦」、「石老闆」。

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我應高中時英文老師林柏榕校長邀約，到台中一家私立高中擔任國文老師，這對茫茫不知所向的我，的確有安身立命之感，一年之後，結婚生子，在中部定居。課餘我開始注意正蓬勃茁壯的黨外運動，因距離省議會很近，因此結識了黨外人士如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蘇治芬、紀萬生等人，我開始蒐集黨外書刊與政論雜誌，以及各種文宣資料，我也認識了吳哲朗、陳婉真、賴茂洲、陳博文等黨外人士，當時吳、陳利用張俊宏的議會會館，編印一份地下報－《潮流報》，我往往能先睹為快，有了最完整的收藏，30年後我把其中部分收藏送給施明德辦公室，曾得到巨大的迴響。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這些朋友紛紛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逮捕，鋃鐺入獄。情治單位特地到我任教學校的校長室逼供，但因我確實並未前往高雄，加上一個文弱書生，豈能動粗？最後才簽下切結書，暫時放過。在審問的過程中，情治人員一再追問流傳於坊間的兩本書－《明代特務政治》（吳晗著）、《人權論集》（胡適、羅隆基等著）是何人所印？是否為我所提供？（事實上是我拿給陳博文印的），3個月後，為了搜查黃天福發行的《鐘鼓樓》雜誌，我家還遭到軍警人員荷槍實彈，在三更半夜進行搜查，把全家人整得驚駭萬分，不知所措。

課餘我喜歡在黨外雜誌舞文弄墨，其中以探討言論自由和書禁制度者為多，也因此認識了司馬文武、康寧祥、李筱峰、史非非（范巽綠）、劉守成、吳福成諸好友。1981年2月台北四季出版社要我把所寫文章和相關文章集結出書，出版《禁》一書，總結與清算國民黨當局數十年實施戒嚴，戕害、壓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罪狀，據說警總對於是否查禁《禁》一書，傷透腦筋，數次開會討論都沒有結果，畢竟《禁》被禁可是一場大笑話。而「史為鑑」作為筆名，則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由於過去用盡金庸小說的人物作筆名，到最後連自己都弄不清楚，內人因此以音義相近，加以所學是歷史，給取了「史為鑑」一名，從此「史為鑑」為大家所熟知，反而本尊被忽略了。

後來我每年都撰寫一篇「年度禁書報告」，讓警總恨得心癢癢的，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最後一篇還登在美國《台灣與世界》休刊號，其中有兩篇文章後來蒙國史館的青睞，收進該所出版的叢書中，讓我備感榮幸。直到後來因為投入教師人權運動及教育改革行列，我才結束與禁書的不解之緣，近年還有3個單位向我借了珍藏，拿去展示。

如今時空環境大大改變，禁書已成過眼雲煙，年輕一代不易體會當年與禁書官捉迷藏，鬥智、鬥法、鬥耐力為言論自由而拚搏，多次與牢獄擦身而過，那種辛酸血淚、驚心動魄，有驚無險，每當回想起來，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甲午史鑒》是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和中國華藝廣播公司2014年攝製推出的紀錄片。「史鑒」即「鏡鑒」，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長期關注兩岸關係的我，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屆滿兩甲子之際看到該片，感觸良多，特寫下以下感言。

此前，關於甲午海戰的歷史，兩岸已有諸多媒體回顧了甲午戰爭從發動到結束的過程。比如台灣的電視台就做了關於翁同龢、劉永福、劉銘傳、張之洞、林則徐、左宗棠等人的專題。製作人挑選了這些歷史人物較為人知的典故，搭配不同的主題，將歷史場景串聯起來。專題中也採訪了多位知名的專家學者對歷史做解讀。但是，就台灣人民對於割台的反應和他們之後所進行的抵抗運動，特別是乙未年間割台後全島群情激奮、抵抗日軍侵略，以及兩廣總督張之洞和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支持等史實，卻一直未能有一個系統性的梳理，而這恰是《甲午史鑒》在汗牛充棟的紀錄片中，特別關注、着力的重點。

《甲午史鑒》突出了乙未年割台後，台灣軍民殊死抵抗日軍侵略、清朝地方督撫和百姓支援台灣抗日的歷史，並且有針對性地採訪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南成功大學林德政教授，海戰將領丁汝昌後人及台灣退役將領，記錄了他們根據史料的研究，又透過歷史照片、影片、繪圖，把那段慘烈的歷史，以及中國、日本這兩個國家的畸變，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在卷帙浩繁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必須「以小見大」，通過一個事件，看到該事件的前因後果，甚至一個國家民族數百年的興衰。從這個意義來看，「甲午」絕不僅是一場記憶中的戰爭和一次簡單的紀年，它是兩岸人民一起走過的歷史，也是兩岸中國人共榮共辱，命運與共的最佳證明。

去年9月2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說了一句話：「去其國，先去其史」，我心有戚戚焉。該話出自龔自珍的《古史鉤沉》，完整的句子是「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過去多年來，在我與台灣歷史學者向馬英九政府建言，應該針對李登輝、陳水扁的「去中國化」、「文化台獨」教育文化政策進行全面撥亂反正時，也經常引用該話。可惜，六年多過去了，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日據時期、台灣光復的敘述仍有不少偏頗、脫離史實之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台灣年輕人可輕易獲取空前大量的資訊，卻因所受教育的影響，又因眾聲喧嘩、人云亦云，導致思想混亂，近來又因堅持台灣要有所謂的「主權、民主、國際空間」，而逐漸失去正確的史觀及國家民族意識。要扭轉、矯正這些錯誤的認知，除應加強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的融合外，最根本、徹底的方式應是還原歷史真相，讓台灣與大陸被人為切斷的歷史關連再度連結起來，以化解認同上的歧異。《甲午史鑒》紀錄片的攝製，顯然帶有正本清源的強烈企圖心。

這部紀錄片沒有刻意隱藏或肆意渲染製片人的立場、觀點，而是用一種散文式的語言，平穩、循序漸進地陳述事實。在第二部分的「國殤」中，它講到「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當時台灣人民就明確指出割讓台灣將失散天下人心，他們也立即展開了自主保台的行動，丘逢甲等台籍士紳紛紛成立了臨時的抗日機構，例如唐景崧在北部地方，劉永福在中、南部地區，就組織民眾進行抗爭。」

它也提到台灣「很多的詩詞裡都講到『孤臣無力可回天』，台灣落入日本之手，開始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歷史。對於日本的統治，台灣的反感是非常強的，這絕對是異族統治，至少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人有差別待遇，這種差別待遇造成後來不斷的抗日事件。孤兒心態下的一個自保，希望在自保之後，能夠重新回到中國的懷抱。」

還有「（日本）在戰略規劃的時候，明確寫了要佔領中國的大陸，首先要在南面佔領台灣，守住南洋的大門，那是一個屏風。北邊要佔領中國的東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對台灣的問題，它是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的想法。」

這些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不避諱問題的直率陳述，可望讓觀眾不僅挖掘到很長的歷史脈絡，且更加清晰地認識日本這個遠東鄰國拼命脫亞入歐的目的所在，也應對日本至今為何仍在歷史問題上聒噪不休略窺一二。

《甲午史鑒》作為一個歷史陳述者，釐清並還原了諸多歷史現場，喚起我們共同的記憶及省思。當然，要完整詳細地記錄及詮釋甲午戰爭的起因、始末及影響，是一個巨大的工作，遠非一部紀錄片所能承載和完成，兩岸中國人應該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共同努力，發掘更多的史料，加強研究，以真實歷史認清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相、台灣人抗日的歷史，以及台灣光復對中華民族從衰弱走向復興的歷史意義。

影片最後指出：「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起點，我們再次回眸那場戰爭，120年的苦難輝煌，讓我們對待那段屈辱的民族記憶無比坦蕩，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讓我們走出了甲午；而中國統一大業尚未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還未走出甲午。」

甲午戰爭那一場海戰我們敗了，但在全體國人堅毅不拔的努力奮鬥下，70年前我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光復了台灣，洗刷了屈辱衰敗的國恥，並在21世紀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大國，兩岸關係也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不過，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歷史創傷，經台灣島內外有心人士的利用、誤導，讓不少台灣民眾至今存有特定的心態，也成為我們推展兩岸關係時必須面對、化解的心結。尤其，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卻利用西方勢力壓制中國崛起的意圖，繼續不斷對中國挑釁、圍堵，更採取「以台制中」策略，使兩岸關係頻頻受到外力干擾，這些都讓我們不得不提高警覺，也更深刻體會兩岸中國人必須團結一致，才能共謀民族復興。

甲午戰爭對所有中國人都是一個刻苦銘心的教訓。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願今年兩岸當局及人民能共同慶祝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以凸顯兩岸本是命運共同體。

這幾年來，冒出個歷史大冤案，說228中白崇禧是台灣的救命恩人，因此蒙冤受謗，被蔣介石忌恨迫害。

這，完全不是事實。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白先勇在《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一書中，描繪那「在台關鍵16天」，說別人都是草菅人命，就他父親仁慈寬大，清查濫捕濫殺，挽救許多無辜的性命。還有在送往刑場路上又被赦回的人說：「你父親的一道命令，讓我多活了66年。」

但白崇禧卻是最主張對暴徒要從嚴懲辦的。他一到台，就給蔣介石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等，鎮壓最為得力。」

在228中，有兩個大壞人，彭孟緝與柯遠芬，他們濫殺無辜；但白崇禧這個大好人，卻對兩個大壞人有截然不同的評價。白崇禧指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賦性剛愎，不知悛改。」但對彭孟緝則極嘉讚，許為模範軍人：「擇善固執到底而削平全省大亂，誠功不可沒。」　　

白讚彭，就是他違抗行政長官陳儀的軍隊不出營的命令，獨斷專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斷然下山平亂，殺了近一百人。　

白崇禧是1947年3月17日到台宣慰，21日他在高雄召集全台上校以上的軍官講話，就大讚彭孟緝。隨後他到嘉義，這裡是暴民攻打水上機場，攻防最激烈的所在。25日，因到機場談判勸降而被押多日的四名「和平使」市議員潘木枝等，在火車站前被槍決示眾。

白先勇說：「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

白崇禧說：「『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幸經陳長官敏捷及鎮靜處理，社會秩序即告恢復。關於此次事件主動之共黨及暴徒決從嚴懲辦。」

幾年前白先勇出了一本《父親與民國》，第一章就是寫他父親在228中如何寬仁愛民，化解仇怨。事實上，白崇禧功業彪柄，228宣慰在其一生經歷中可謂並不突出，在白的一生行傳中，實在排一章來談都不夠格。而且，白崇禧在善後中並沒有襄公之仁，他的一切作為都是想如何最好地來鎮懾平亂。白也並不寬仁，相較與228，那殺戮更烈的大case，1927年412上海清黨，就是白的廣西部隊主持的，那才是白的「慧眼識破好機」。白絕不是仁慈的人，作軍人，也不能以此相繩。

新復之地需靠兵力維持

說白崇禧要對暴民以司法輕判，完全不是事實，1948年2月25日，事件一年後，白呈蔣電文，仍主張軍法審判：「以茲鎮懾，經職一再權衡，期於切合實際，台灣省特殊環境，請仍維持由軍法審判速予結束因事變所生各案。以維政府威信。」

平亂後，由於台灣防務仍顯空虛，白報蔣說：「必須將要塞充實兵力，應以維持基隆、高雄官兵各6000人，馬公3800人為標準，加強國防實力，以應不時之急。」

蔣介石日記載：「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現時惟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白先勇說他父親，「後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在台灣民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這完全是子虛之言。事實上，當時威權極重的時代，沒有人會去考慮「民間聲望」，也沒人會去誣陷228誰處理不當，只會以平亂有功相勵，連對陳儀都沒以此來公開誣他。而且若說有「名望」就犯了蔣忌，那為何陳儀留下的幹部，嚴家淦、任顯群、柯遠芬等都還受重用？可見228根本不值得再提，更不會以此為論忠衡奸的標準。

白先勇說：「父親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更因徐蚌會戰，國軍大敗，期間父親曾發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蔣須下野，才能和談。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白先勇這裡說得很對，這也是歷史常識，但為了譁眾取寵，白先勇曲筆一轉，竟說：「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對蔣中正政權，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如此防範唯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這，完全是自我抹粉，不合事實，損人不利己，白崇禧地下有知也會啼笑皆非。若「感恩」此理由為對，那陳誠土地改革，在台灣民間聲望更高，蔣為何不忌陳？再說，白對彭孟緝讚許最力，蔣為何不以此猜忌彭，還倚為最心腹將領？

白到台為蔣嫉忌監視，一是因為這位「小諸葛」與蔣一直有隙，二是到台後蔣完全黨政改造，局面是陳誠與蔣太子的天下，白崇禧當然不能再做事，不只白，很多老將，何應欽、顧祝同都是如此。

至於監視，是蔣介石穩定政權的手段，他對誰都如此，連張群都有一大疊起居註，對葉公超當然更是，不單只是對白，這與莫須有的「台人感恩」完全無關。

若要說「宅心仁厚，寬大愛民」，那最如此的是行政長官陳儀，他一再交代懷柔忍讓，3月6日接彭孟緝電報說已下山平亂，急怒，立電責彭：「輕舉妄動，應負此次肇事之全責。著自電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營，聽後善後解決。」

後來知道蔣介石已派兵來台，且暴徒要他投降，陳儀才在8日電彭：「貴司令英明果敢，當機立斷，打破和戰苦悶迅速平定高雄屏東南台嘉義等地，全省因而底定，功在國家，可欽可慰。」

白崇禧是9日接蔣令赴台宣慰，他即與來京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和陳立夫擬定《處理台灣事件辦法》，李翼中把事件全怪到陳儀身上，故白建議蔣：「台灣省主席人選，請主席先行決定」。

本來11日，白崇禧就要啟程赴台宣慰，但陳儀不贊成，當夜致函白：「關於改組省政府及民選縣市長等問題，原宣佈須請示中央核定，一俟二十一師全師到達，秩序大致恢復，隨即電請大駕蒞臨，宣達德意。」

白先勇說：「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此言實係誇大，白來台時全台已恢復平靜，只有埔里一帶的謝雪紅「27部隊」還有點戰鬥，斃匪7人。實在要說極恐慌的，是外省人。

17日白崇禧到台，第二天就赴台灣警備總部，表示「此次台灣發生不幸事變，賴陳長官迅速處置，在台陸、海、空軍以少數兵力，對機場勤務、要塞、倉庫之守護、治安之維持，確已盡忠職。待增調國軍抵台，始於短期內，將變亂大致平定。」、「對此次事變傷亡官兵及深明大義、富於國家、民族觀念之台胞」，予以讚賞。

白對事件原因自有分析

然後白崇禧從北到南，視察全台，前後5天，電蔣報告：「密查此次台灣事變之遠因，乃由台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偏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台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台專賣局緝私事件，藉題發揮，因少數共黨份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台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台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事變係野心者有計劃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非少數奸黨所能全面鼓惑，不過利用台人排外心理，推波助瀾而已。今後治台方針與職在京所擬者確有修改之必要，請俟視察完畢，與陳長官詳商再提具體方案，以供採納。」

27日還在台大法商學對6,000人訓話，指出「毆打公教人員及眷屬，種種殘暴行為，慘不忍聞，此實有過於滿清義和團盲目打外國人的不智行為。」白剴切告喻台胞，說因日據50年，「致光復後不能馬上全都交給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時代連一小學校長都是日本人，各軍政要職中本省人並不在少數。」他認為「即如二二八處委會中均係無政治眼光、無智、無能力的一群，其中實無一人可以辦領導政治工作的，即中央要派來台之公務人員全部離開，以短期間之處委會一切表現及行為，實不能成功。」

白又在廣播中說：「其企圖，直欲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其行動，亦極偏狹殘忍，內地來台幫助台灣建設，及教育台灣子弟的公教人員及其眷屬，被暴徒擊斃、擊傷者，在千人以上。」「按照軍法，對此暴動內亂分子，本當處以極刑，但中央為寬大處理，即予嚴正審訊，除首要主犯以懲辦，以振綱紀外，其情節較輕者，即准具保開釋。」他認為，「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條，要軍隊、要塞繳械，更要接收政府機關」、「充分表現幼稚、無常識、不度德、不量力」。他相信，台灣大多數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義的，「這種罪惡，絕不能加在整個六百多萬台胞身上。」　

此時白崇禧已對事件有清楚瞭解，對陳儀的處置也甚為認同，他電告蔣介石，認為「此次台變內容並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目下對被劫之多數械彈，與共黨兇犯之竄匿，正待加緊追繳，清剿一切，善後尚須審慎處理。」建議「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鈞座勿輕許諾，以免增加善後困難。」蔣介石批示同意，說：「陳長官查辦案亦已打消，勿念。」

4月2日，白崇禧飛返南京，呈送蔣台政改進意見。行政方面，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可即改組為省政府。各縣市長民選於暴徒尚未肅清、地方秩序未完全恢復前，可暫緩議。也就是說，白崇禧考察了台灣，知道起亂之因，就是陳儀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開放民主之故，故不宜再蹈覆轍，實行直選。

當時，最慘的是外省公教人員，被毆打殘殺，因此事後紛紛想攜眷離開台灣，白崇禧於3月20日，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公務員講話：「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分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陳儀浩氣磅礡留萬古

事實上，真正該被肯定的是陳儀，其大義凜然，堅持法治的態度，令人動容。柯遠芬就說，暴徒包圍警察局、憲兵團，要求就地槍決前晚查私煙擊殺暴徒的缉私員傅學通，警總軍法處本已被迫同意，但陳長官卻正色曰：「此事完全為一法律事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絕不能接受暴徒要求。人可廢，法不能廢。」

白崇禧在台南謁鄭成功祠，撰聯留贈：「孤臣秉孤忠，浩氣磅礴留萬古；正人扶正義，莫教成敗論英雄。」這幾句話，正好可作為陳儀一生的總結。

白崇禧對二二八的處理大致不差，但是絕非其子先勇所說的是多愛護台灣人，台灣人多感激。事實上白處理的原則是執行蔣的命令。蔣從來主張從寬處理，白也從來沒有一點刻意討好台灣人的意思。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心臟病發逝，有輓聯說：

「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

上聯實係溢美之詞，下聯才是228陰魂不散的關鍵所在，就是後來的政府退居台灣，反攻大陸未成，漢河絕斷，國家分裂之故。白崇禧說的：「台灣為我國國防重鎮，中國不能分離台灣，台灣更不能離開中國。」正是他為228事件所下的結論暨認定起亂的原因，這才是切中實際，高瞻遠矚之見。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我同父親張我軍（1902-1955）相處，包括孩童時期，不足20年，永別至今已68年矣。我對他的瞭解和認識，主要是通過編輯他的文集和全集，撰寫有關他的文章，收集資料，調查研究而來。現在把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做些回顧。

他的成就從苦讀而來

我們張家開台一世祖，是清康熙年間，從福建南靖渡海赴台，到我父親應當是第7代。先祖們在板橋地區同平浦族人一起開墾、種植和漁獵。18世紀以後，成了板橋大戶林本源家族的佃戶。所以，父親出生於貧窮之家，同他青年時代的摯友，名門之後的連震東（連衡之子）、洪炎秋（洪棄生之子）等人的家境相差懸殊。

父親的基礎學歷是讀完日本人辦的公學校。他越過中學階段，畢業於北京的高等學府，其間還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又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京、津、滬一帶知名的翻譯學者和日文、日語教授。這一切都靠他的奮發圖強、刻苦攻讀。

父親公學校畢業後，開始半工半讀，跟一位叫趙一山的台北老秀才研習古典詩文。到廈門後，就讀於美國人開辦的同文書院，學習英語和現代科學知識，並參加詩社活動。他把所有的業餘時間全部用於讀書學習。

父親的苦讀，引起善於識人用人者的關注和扶持。一位是台灣新高銀行經理林土木先生，父親小學時的老師。林先生見父親勤奮聰明，就介紹他到銀行做小工，一年多後成為雇員。林先生又帶他去廈門分行工作，使他有機會跳出台灣島，來大陸接受五四新思潮的薰陶，成為他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 

另一位是吳承仕先生，我父母從台北到北京後就租住在他家的廂房。吳先生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兩校的國文系主任，親眼目睹父親拼命苦讀，出於惜才愛才之心，就幫他由私立的中大，轉學到國立的師大，直到畢業。父親在師大受業於周作人門下，因而在日文翻譯和日語教學方面受到周作人的提拔。

炮轟台灣舊文壇

台灣著名老作家王詩琅說：「正式向（台灣）舊文學開炮的是始自張我軍，繼後懶雲（賴和）、楊雲萍等人的創作，則是其實踐」（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長及發展》）。

父親在新文學運動時發表的數十篇評論文章，毫無顧忌地指出：日本的台灣總督，利用台灣一些舊詩人沽名釣譽的心態，以「賜茶、吃酒、請作詩」為誘餌，推行懷柔同化政策。所以，他炮轟台灣舊文壇，主要矛頭是對著日本殖民主義的。

炮轟舊文壇後，父親遭到台灣舊文人的圍攻和漫罵。如老詩人連衡（連雅堂），他是一位愛國者，力主保持舊漢文，以抵制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但他卻誤以為提倡新文學就是主張「漢文可廢」。父親在答覆他對新文學的誤解時，明瞭新文學就是漢文學。對有的老詩人「以老賣老」、「以老壓人」，父親是毫不畏懼的。在《覆鄭軍我（即舊詩人鄭坤五）書》中，他理直氣壯地說：「在真理面前，我是決不知道有什麼老前輩，什麼謙遜，什麼情分」；即使因主張新文學而「置身於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敵…些小事，於我何有哉？」

對光明充滿期盼

父親一生懷著對中國光明前景的憧憬和期盼，希望台灣早日光復，國家統一富強。他在青年時代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曾寄望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後來他堅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會成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到20天，父親在《華北新報》接連發表五篇文章，為光復後治理台灣獻策。包括清除日本同化政策遺毒，樹立台胞國家觀念；在台實施德政、廉政，撫恤民生疾苦；軍隊要遵守紀律和普及國語國文等。那時國民政府官員正忙於搶占地盤，發「刼收」財，誰會理會這些建議？

待父親回到闊別20年的家鄉，親眼見到台灣在光復後的種種亂像時，他對家鄉前途的理想和願景徹底破滅。1949年台北六四事件發生，弟弟張光直因「共黨嫌疑」的莫須有罪名被捕入獄，父親才感到大禍臨頭。

在1951年那個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歲月裡，父親胸中的苦悶無處宣洩，又無法擺脫，只能用隱晦的詞語，在稿紙上寫下一篇不能公開，也無處發表的散文：《春雷》，以略述衷腸，並向後人表明心跡。在他孤寂無助，愁病交加，面對密布的烏雲之際，他依然翹首等待「春雷一響」，滿懷「對晴天的無限希望」，亟待「一親久別的陽光」。

《春雷》一文中的這些由衷之言，是他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和反抗，是對光明社會的嚮往和期盼，這使我對他深感敬重！

（作者係張我軍公子、筆名何標）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15年後成立專責外匯管理機構以來，20年間外匯儲備規模總共成長了78倍。根據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2014年12月底公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對外金融淨資產17,962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則累積達38,877億美元，即將突破4兆美元大關，締造了國際經濟發展史新猷，但也引起世人對超額外匯存底可能肇致對外溢出的衝擊產生莫大的關切。

占世界外匯儲備總量1/3

20多年來，中國外匯儲備一路向上累進攀升，在2006年增達8,536億美元，第一次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外匯儲備額最高的第一大國，當時就已引起全球一片驚歎。但是，更讓國際觀察家意外的是，2006年起，中國外匯儲備竟如脫韁野馬，節節躍升，不斷刷新歷史記錄，且連續8年高居全世界第一名，至2014年3月底，曾一度直抵3.95兆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1/3，比全世界第二位的日本足足高出將近三倍之多，亦即多出達2.85兆美元。

1996年中國外匯儲備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在當時，即使是對於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抱持最為樂觀態度的專家學者，都不會料到如今這般龐大規模的樣態。從整體演進趨勢來看，除2011、2012年，經濟成長率有所放緩之外，中國經濟躍升勢頭，一直迅猛不可擋。而最近，2013年度又大幅度暴增達5,080億美元，一舉成為中國歷年外匯儲備積累增幅最大的一年。

這種發展態勢，最近被專研國際經濟學的學者專家批評是「一種愚蠢式成長」的國家外匯儲備形態。這種論述看法，主要基於兩大重要理由：一是總外匯儲備額的規模太大，遠遠超出一國經濟發展所必要擁有、具備的合理性邊界範圍；另一則是，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成長大勢，迄今看不到有可能中止，甚或暫時稍微停歇一下腳步的任何跡象。

對於長久以來總是饑渴於「外匯稀缺年代」的絕大多數亞洲國家而言，「外匯儲備」一向被視為一個國家實力與社會尊嚴的象徵。在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只不過體現於中國的是「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現代版本。

亞當‧斯密的重商主義理論認為，一國積累的金銀財帛越多，則該國越加富強；而要促使一個國家社會變得更加富強，就應盡量讓其「出口必須大於進口」，因為惟有貿易出超才可能導致更多貴金屬淨流入。這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什麼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都會傾向於採取「出口導向型戰略」，以期能夠更積極有效地發展其國家經濟的根本原因。

外匯儲備應為適當數額

但究竟多大規模數額的國家「外匯儲備」乃為適當，曾經長期任職於美國聯儲會Fed的耶魯大學權威國際經濟學者羅伯崔芬(Robert Triffin)教授，在其1960年出版的《黃金與美元危機》一書中所提的合理國際收支理論，就把國際貿易中的進口作為唯一的一個變數，用國際儲備對進口的比例(R/M)來測算最適度的儲備量，認為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應該與其對外經濟貿易進口需求額度之間，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關係：一國R/M比例應以40%為最高限，20%為最低限。按全年外匯儲備對進口額的比例計算，約為25～30%左右；即一國的外匯儲備總量應以滿足約3～4個月的進口需求額度作為標準，其能滿足2個半月進口需求額度是其最低限度。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國際儲備管理指導》，對於國際儲備的實務標準，就是以羅伯崔芬R/M比例做為通用標準的。

若以羅伯崔芬R/M比例標準為評量，2013年中國大陸總進口額為19,504億美元，5個月進口約為7,800億美元；就此標準看，則2013年的中國3.82兆美元外匯儲備其實早就超標，高出了389%的驚人水準，這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長久以來齊聲要求中國政府放鬆干預，讓人民幣匯率能夠真實依市場機制浮動升值的重要理由。

貨幣危機可能性加大

20世紀末期以來金融危機的頻繁，加上1980年代中期之後全球化運動普及，「外匯儲備」的缺乏，很容易肇致一個國家社會在外部衝擊之下，必須承擔極高的政治經濟調整成本。因此，「外匯儲備」相對於短期外債的比率指標，亦即「外匯儲備/對外債務比例法」，引起高度重視；大量的實證研究也顯示，該比率越低，發生「國家級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

IMF於2000年所公布的《外部脆弱性的外債與國際儲備關聯指標》文件，即建議所有協定國家應該使用「外匯儲備」相對於國家短期外債的比率指標，作為分析國際儲備適足性的基準；「外匯儲備/對外債務比例法」認為，一國的適足外匯儲備總量，以「占全部外債餘額的40%」為宜。以此比例法來評量今天大陸外匯儲備的適足性，則截至2013年底，中國外債餘額為8,630億美元，對應的外匯儲備標準，事實上僅須要3,452億美元即已適足，而此一適足數額根本連現有外匯儲備總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顯見中國外匯存底超額問題確實極其嚴重。

中國外匯儲備過度超額持有，已帶來三方面負向效應問題：

第一是，中央銀行收受大量外匯資產，必須持續擴張「人民幣基礎貨幣」，勢必更為加劇2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體質中原就存在的「嚴重貨幣超發問題」，使銀行業經營失能，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第二，依現行樣態，有超過八成以上的中國外匯儲備，主要投資於美國國債等高流動性「美元資產」，但投資報酬率很低。截至2014年10月，美國國債總額12.8兆美元，中國持有其中1.252兆美元，占比9.78%。儘管今天中國持有的「對外淨資產」高居全球第二位，但是2008-2012年間的國際收益累計淨虧損，竟然超過7,000億美元；究其根本原因，乃中國的對外資產投資報酬率，遠低於對外債務總成本負擔率。更弔詭的是，根據世界銀行調查，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報酬率高達22%，而中國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元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卻只有3%。

第三是，國家政治經濟安全性的隱患增高。一旦發生國家間的對峙，或地緣政經風暴，中國外匯儲備資產遭受凍結或其他意外損失，都勢非不可能。此前，大陸中央銀行總裁周小川深知箇中奧妙，早自2011年起已多次公開表示，中國現行迭迭高升的外匯儲備狀況，事實上，早已超過中國實際總需求的「合理」水準。

人民幣升值與資本開放

要抑止中國外匯儲備超額溢出問題的惡化，避免引申國內「資產泡沫化」經濟危機之爆發，以至構成人民幣強烈升值的基礎變數惡化，則習李體制主政當局，恐怕只有兩條路必須要走：一是撤除政府的干預，讓人民幣依循國際市場法則，做必要的積極升值，二是對外經常帳管制的自由化，擴大資本帳戶的更大幅度開放。

人民幣自2005年開放匯率改革以來，固然已升值19%，但由於採取的不是一次到位的「明快升值策略」，而是小步緩慢走的「單向升值策略」，升值幅度遠低於歐美官方預期至少39.5%以上的水準，以致十年來反而更加誘發熱錢嚴重流入，加劇大陸外匯儲備持續上升趨勢；國際熱錢一邊享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一邊又可同時享受大陸與先進國家之間「顯著利率落差」的利益，可謂是最難以抵抗的「雙重利益」誘惑，豈能輕易就被中國管制法規所驅趕？

今天，大陸經濟已然步入痛苦的「新常態」轉型期，但對外貿易帳戶還是維持30年來的長期順差強勢，以2013年為例，實質貿易順差高達2,598億美元，儘管大陸當局稱此一貿易競爭力，完全建立在「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低估」上，卻無助於化解其在國際市場所承受「人民幣必須升值」的壓力。

跨國金融機構分析認為，2015年中國貨幣政策的持續寬鬆舉措，意欲促成人民幣匯率的「積極貶值」，然就連最保守的判斷也認為，在2015年底前，人民幣固有繼續擺盪在6.1~6.3區間內「微幅波動」的可能；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離岸市場交易的擴大增加，大陸民間企業遠赴海外投資所肇致「對於人民幣需求」的大幅增高，勢將促使2015年人民幣匯率邁向更寬幅雙向波動的「新常態」發展，因此，看到人民幣價位一舉突破5字頭下限的可能性極大。

另一方面，與人民幣升值策略相比，對外經常帳管制的自由化，並擴大資本帳戶更大幅度開放，可能是當前大陸政府可以有效降低外匯儲備超額壓力的另外一項不錯的選擇。

一方面，擴大資本帳戶的更大幅度開放，可以化解國內資產價格過度高估（特別是房地產）的問題，讓境內投資人積極轉向海外市場，擴大資本流出，有效消化超額外匯儲備；二方面，擴大讓個人和民間企業自由決定其外匯的使用，增進資金的更有效率投資營運使用，落實「藏匯於民」，也有助於減少貨幣超發的壓力，讓中國境內資產泡沫的危險性得以積極降溫。

（作者係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大陸當下正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腐敗治理和依法治國，分別被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比較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現代國家建設是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一項基礎性、前提性工程。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至關重要，可以從兩個維度來加以透視：

國家能力之維

國家能力是針對失敗國家現象而提出的一個概念，失敗國家現象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尤其二戰後，在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歐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推銷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西式自由民主，結果卻未帶來理想的民主，反而是政治無序、經濟無效和社會分裂，很多發展中國家因此陷入動盪甚至分裂，淪為失敗國家。在這種背景下，國家能力的概念和理論被紛紛提出來。

國家能力是指國家執行目標的能力，包括強制能力、合法化能力、汲取能力、調控能力等。美國日裔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國家能力強，並不代表國家干預範圍廣，理想的國家應該是國家能力強且干預範圍有限的國家。

自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通過新制度和新技術的良性互動，國家能力大幅提升，中國的國家能力則相對不斷下降。尤其在晚清時期，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即便統治者有決心，限於國家能力不足，最終也無力回天。民國時期，雖然中國人致力於尋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在現代國家建設上取得很多成就，但是由於軍閥混戰和日本入侵等原因，國家能力仍然不強，國家貧弱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

1949年後，大陸進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在國家的調控能力、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國家軍事能力等方面成效顯著。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走了彎路，國家能力尤其是國家經濟發展能力和外交力都受到較大影響，並未得到充分發展。改革開放後，大陸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國家能力大幅提升。目前來看，大陸的政治合法化能力、經濟發展能力、軍事能力、國際影響力、外交力等都獲得較大發展，未來大陸將進一步通過深化改革、治理腐敗、推進依法治國等提升國家能力，建立有效國家。通過比較政治研究可以發現，在當今世界的範圍內，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比，大陸的國家能力建設的確十分耀眼。

國家自主性之維

工具主義國家論者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斯考切波、埃文斯等回歸國家學派的學者則強調「國家的自主性」。

國家自主性是指國家制定並不簡單反應社會組織和階級利益的政策，也就是說，國家應成為公共利益，而非個人或集團利益的代表。自主性國家是與依附性國家相對的一個概念，前者意味著國家能夠一定程度滿足公共利益，而後者則意味著國家淪為特定個人或集團的工具。然而，國家或政權的合法性，主要源自國家對公共利益的滿足，而非個人或集團利益。因此，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除要提升國家能力外，還需要強化國家的自主性，二者缺一不可。例如，晚清統治者意識到國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主觀上意圖通過新政、立憲等破除滿人的集團利益，更多地凸顯國家的公共利益性，以換取政權的合法性，挽救統治危機。但是，晚清政府的國家能力太弱，所以終究難以扭轉時局；再例如，法西斯主義國家歷史上國家能力（尤其是軍事力）較強，然而，國家自主性則較弱，國家成為法西斯主義者推動侵略擴張的工具，因此同樣難以避免國家政權解體的結局。

以國家自主性之維來透視大陸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發現，其重要性較國家能力之維更大。原因在於：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大陸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但也形成了很多利益集團。依據利益集團理論可知，利益集團的形成本身具有某種必然性，按照多元主義的觀點，恰恰是多元利益集團通過競爭和平衡，最終實現政治和經濟的均衡和發展。然而，大陸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超越利益集團一般意義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化建設的相對不完善性，獲得較大部分的改革紅利。這些利益集團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阻礙，他們想將既得利益固化，這就破壞了國家的自主性。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進一步強化國家自主性，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獨享國家的改革紅利。以此觀之，大陸強勢反腐，正是在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獨享改革紅利的局面。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將進一步提升國家自主性，使得改革紅利惠及廣大的人民群眾。

綜合上述，國家能力主要是強調國家的效率之維，即建設有效且有限的現代國家，而國家自主性主要是強調國家的公平之維，即讓國家發展的成果公平地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之間分配。從這兩個維度來看，大陸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極為必要，是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重大問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年來，「習式旋風」席捲全球，引起世界輿論關注大陸領導人治國理政的具體做法，也有不少媒體有意探尋中共高層在把握國內外宏觀局勢的經驗之道。為更好地實施戰略決策和引領國家發展方向，大陸領導人注重從多個管道獲取相關訊息，其中集體學習制度就屬於更新知識和開闊視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我們通過對集體學習制度的梳理，來深入理解大陸領導人在政治決策之前的各類準備工作。

運行機制特色明顯

大陸領導人主要是那些擔任副國級以上職務，或者部分排名靠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共高層就嘗試開展集體學習，在起初舉辦過若干次法制講座後，因種種原因而中斷。進入1990年代，為駕馭市場經濟的現實需要和及時研判各類新情況、新問題，江澤民等大陸領導人比較重視集體學習和系統補充各類知識，使得舉行此類集體學習的次數比較頻繁。自2002年中共16大之後，胡錦濤等大陸領導人將該集體學習的地點、人員範圍和政治級別固定化，通常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部委負責人才有正式列席學習的資格（參見表1）。此後，集體學習成為歷屆大陸領導人的一門必修課，形成了機制化的運作方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彰顯團隊合作精神。目前，大陸政治的核心決策圈當屬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其中若干名常委（通常為7人或者9人）則屬於大陸最具實權的政治人物。這些政治局常委之間既有分工，也相互配合，同時也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負責。因此，參加各類集體學習活動本身就是開展工作的現實需要，同時也向外界展現了大陸核心政治精英團結互助的政治姿態，這有利於保持穩定的整體局勢。這種集體學習的最大益處是，能夠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部委負責人共同瞭解特定議題的現況，從而有助於在研判相關議題和凝聚共識時減少各類阻力。

二是涵蓋領域極其廣泛。治國理政需要全面把握國情世情，及時掌握最新態勢，這就要求特定政治人物不僅應具備總攬全局的政治能力，而且也應具有運籌帷幄的政治智慧。是否具備這兩項基本政治素質，除了擁有政治天賦和實踐經驗外，顯然需要大量補充學習各類新知識。大陸領導人各類集體學習活動中所涉及的領域極其廣泛，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軍事、黨建、歷史、科技、能源、環境、衛生、教育、民族、民主、三農等各類議題。正是通過對上述議題的系統學習，大陸領導人更具政治家的風範，在具體決策時的眼界和視野會更為廣闊，所實施的宏觀政策往往具有前瞻性，這對大陸長遠發展是極為有利的。

三是間隔時間相對較短。在知識結構不斷更新的現代資訊社會，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均需要主動學習，否則就可能落後於時代的發展步伐。大陸領導人進行公開學習並無可厚非，但能夠在20多年的時間裡有系統、有規劃地有序進行，是值得肯定的。通過比較中共14大以來的各類集體學習情況，不難發現每一次集體學習的間隔時間並不長，通常是每隔兩三個月舉行一次，有時間隔時間更短。意味著大陸領導人具有主動學習的現實需求，定期就特定敏感議題邀請專家進行系統講授，加深對相關議題的理解程度，進而有助於針對全局高度和整體層面做出政治決策。

精心準備每一次學習

作為最高層級的集體學習，主要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直接承辦和負責。在此，通過區分主辦者、講解者與學習者的不同目標訴求，能使我們較為清晰地把握集體學習的基本過程。

一是主辦者力求萬無一失。目前，大陸領導人的集體學習活動基本上由「中辦—相關部委—相關科研機構」三層共同協作完成。通常由中央辦公廳牽頭，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選題，交由相關部委負責完成具體工作（選擇主講人和編撰講稿）。在此基礎上，以集體備課的方式組建相關課題組，交由兩組不同人選同時準備課題，並進行具有競賽式的多輪試講，進而挑選整體表現相對優異的一組負責講解（通常為兩名主講人），而另一組則處於候補狀態，主要目的是一旦出現意外情況時能夠及時遞補。

二是講解者期望獲得認可。講解者主要任務是將課題組擬定好的選題內容，向集體學習成員系統講授。能否成為正式講解者往往需要經過嚴格考驗，通常會舉行三輪試講，課題組成員、相關部委領導和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領導都會參加試聽講。除講解內容正確無誤外，講解者的聲高、語調、語氣、語速等諸多演講要素均應符合基本要求。只有經過全面充分準備之後，講解者才會被正式安排參加具體講課活動。

三是學習者重視討論交流。自2002年以來，大陸領導人歷次參加集體學習的場所固定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個會議室，參加學習的領導按由外向裡、由後到前順序，依次是各部委領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通常，整個學習時間一般大概在120分鐘左右，兩名主講者按照計畫分別講解40分鐘後，剩下時間就留給大家討論和提問。在此過程中，各學習成員能夠相互交流討論，這對及時研判一些疑難問題是有積極意義的。在全部討論結束後，往往由中共總書記進行總結發言，並宣布相關學習活動結束。

精英政治的可取之道

當今世界，治國理政主要存在著兩種運行模式，即精英政治和大眾政治。前者強調先知先覺的政治精英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大眾只需接受精英領導，即可實現政治發展和社會穩定；後者關注社會普通大眾在重大政治決策中的參與作用，而政治人物只有在尊重多數意見的前提下，推行具體政策主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為了全面提升政治精英的綜合素質，目前大陸實行集體學習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期望這些精英不辜負社會大眾的期望，能夠在決策品質與決策效率之間實現某種平衡。

在目前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國家都要面對內外局勢高度關聯的客觀現實，某一領域或地區的重大問題很可能在短期內波及到整個全球社會，進而引發諸多不穩定因素和潛在風險，這就要求決策機構能夠做出迅速反應。因此，為了及時應對各類現實挑戰，大陸領導人的集體學習制度不僅成為完善精英決策的重要環節，而且也是具有啟發意義的特色制度安排。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2015年1月出刊的《名利場》(Vanity Fair)上發表了題為《中國世紀》(The 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文章指出，2014年是美國能夠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中國以第一的姿態進入2015年，看起來還將保持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不是永遠的話。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回到了它在人類歷史上長期佔有的地位。

斯蒂格利茨的主要依據是，2014年4月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統計報告。根據這份報告推算，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法測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14年底就超越了美國。何謂購買力平價法？簡單而言，就是統計時一國的貨幣匯率並非按照實際市場匯率折算成美元，而是通過比較兩國貨幣的購買力確定換算比率。例如在美國一個漢堡包賣4美元，在中國賣16元人民幣，那按購買力平價就是1美元兌4元人民幣，而不再是市場上1：6左右的匯率，也就是說，人民幣的購買力將被人為調高，由此折算的GDP也會跟著變大。

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某種層面上，其實不必擔憂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一的經濟體。世界經濟並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的增長與美國是互補的。中國快速增長，將會購買更多美國商品，帶來繁榮。如果美國以零和博弈的意識形態看待中國崛起，將中國的所得看為美國的損失，那麼美國就會採取遏制中國的政策，而這些行動最終將被證明是無效的，並且會進一步傷害到美國居於領導者地位的自信心。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掉入這一陷阱。

斯蒂格利茨認為，當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時，美國應趁此機會，轉移外交政策，遠離遏制中國。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出現一個穩定的、運行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對雙方都有好處。鑒於歷史的記憶和尊嚴，中國無法接受現有的全球體系，因為該規則是由西方所設定，由西方國家和企業受益，並反映出西方的觀點。不管美國喜歡與否，都必須與中國合作，而雙方都應該希望能達成合作。斯蒂格利茨指出，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形成，這是新經濟現實的結果，如果美國以錯誤的方式做出回應，就會有反彈的風險，其後果是不正常的全球體系或全球秩序，這顯然不會是美國想要的。

斯蒂格利茨並沒有詳細鋪陳中國世紀已經到來的各種跡象，他的論點也不新穎。早在2007年1月11日《時代》週刊的封面文章，標題為〈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開端 〉(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文內用的就是「中國世紀」，通過《時代》周刊駐北京、曼谷、巴黎，甚至包括非洲多個國家共12名記者的聯合採訪報導，為讀者勾勒出「中國世紀來臨」的畫面。該文章指出，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實，21世紀注定是中國的世紀。文章稱，美國應該拋開成見，更加積極主動地與中國合作，這樣才有利於其自身及全球經濟發展。一個影響力不斷提升，但同時也在不斷消除與世界對抗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不受歡迎呢？只要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路線，中國的日益強大根本沒有什麼值得西方國家擔心的。

另外，許多研究機構和金融組織都使用過類似「中國世紀」的說法。但中國對於這個提法，並沒有沾沾自喜，而是戒慎恐懼，深怕高處不勝寒。

首先，中國深知，這種提法固然表明全球對中國經濟實力有一定的認可和尊重，但中國在其他許多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種提法很容易被人誤解成中國要在各方面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從而擴大「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並加深美國的猜疑。中國完全理解美國對當世界第一的執著，並擔憂美國失去這一地位之後會採取的作為。為化解這一點，中國提出了建構「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它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為核心；更想突破崛起大國與守成霸主必然產生衝突這一歷史魔咒。它是以「新答案」解決老問題，其基本共識是在21 世紀的中美關係，必須避免大國對抗和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切實走出一條新路。

其次，中國認為「中國世紀」提法仍局限於過去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是基於歷史上大國興衰的經歷。過去幾百年，新舊大國交替，往往伴隨著戰爭，給人類帶來沉重的災難。中國相信，世界各國應在和平競爭與互利共贏的框架下，共同進步繁榮。中國立足於和平發展，強調堅持合作共贏，建立新型的國際關係，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中國的整體實力肯定可以在21世紀升至世界前列，但21世紀不應該只屬於中國或某一個大國。它應該是全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世紀，是徹底擺脫貧困，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世紀。地球有足夠大的空間，應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

總之，中美應該是解決世界問題最強有力的合作者，美國不需要因為中國成為頭號經濟體而感到不快，相反的，美國應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世界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係。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