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城國的元首、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apa Francis) 表示願意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向北京伸出橄欖枝，北京正式表示願意與梵蒂岡進行建設性的對話，逐步推動與教廷改善關係的進程。

教廷(Holy See)是一個內陸的城市國家，領土包括義大利的羅馬，在全市範圍內的一塊有圍牆的土地，總面積約44公頃(110畝)，人口超過800人，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權獨立國家，稱梵蒂岡城國，是習慣國際法的主體。

方濟各積極化解隔閡

方濟各被譽為「人民的教宗」 (The People’s Pope)，是義大利裔阿根廷人，耶穌會會士，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及德語。上任以來，他深切關注國際事務、區域衝突和社會正義，主張個人與國家都需要以愛相待，藉對話、寬恕、修好和愛，與人為善，化解人類之間的隔閡和仇恨，並為移民、婦女、青少年、窮人和弱勢普羅大眾發聲，受到全球天主教信徒的愛戴和敬佩。

方濟各上任後，致力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係。2014年8月第一次訪問亞洲選的是南韓，他在南韓忠清南道瑞山市的海美殉教聖地展覽館內，會見來自亞洲各區主教，並發表公開演說，強調「對話」是亞洲區各教會的本質使命，說「對話並非單純聆聽他人所言，還得理出未透過語言表達出的經驗、希望、夙願、苦難及憂慮。」

教宗的此番講話引起外界的廣泛重視，普遍認為是向中國大陸伸出友誼之手，甚至有媒體認為，這顯示教宗把與中國對話和發展關係定為天主教在亞洲地區的首要工作。而所謂的亞洲國家依次是：韓國、中國、蒙古、越南、緬甸、寮國、不丹和汶萊等國。

在訪問結束前後，他兩次發電報問候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人民。在返程專機上，他又表示，如果可以成行，他願意明天就訪問大陸。

2015年1月14日，教宗第二次訪問亞洲，在斯里蘭卡呼籲和解與追求正義，15日訪菲律賓，在馬尼拉灣畔和海燕颱風災區主持彌撒，與貧民共餐。

方濟各向大陸釋出善意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固然是一個奇蹟，而與此相伴的，還有另一個奇蹟，那就是天主教徒人數增長。目前，中國天主教徒已經接近1,500萬人。

工商業日益發達，人們整天忙碌追求金錢，職場競爭愈激烈，心靈益感空虛茫然，這正有利於天主教的傳播。

2013年3月，教宗方濟各與習近平數小時內先後當選，雙雙履新時，方濟各致函祝賀習近平，中國官方也首次對新教宗當選表示祝賀。中梵之間固然開始有函件往來，但習近平上台後，忙於反腐，二者關係並沒有顯著緩和的跡象。

已故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4及1989年訪問南韓時，因北京不同意，教宗專機只好繞開中國領空。而今，教宗專機首次被允許飛越大陸領空，不少觀察家視此為中梵和解的前兆，習主席對教宗捎來的訊息給予答覆，這很清楚，中梵間已形成和解氛圍，雙邊關係已經向前邁進一步。

方濟各在其首次亞洲行程中打破與北京的僵局，當專機往返飛越中國領空時，方濟各按照教廷禮儀，前後兩次拍發電報向習近平及中國人民表達祝福之意。

根據教廷禮儀，教宗一般會向其專機飛越的國家領導人發送問候。這種問候電文很少會成為新聞，但這次顯然有不同的意義，蓋外界都想知道教宗方濟各在對中國領導人的祝願中究竟說了什麼？電文中說，專機進入中國上空之際，他公開向中國表露善意，送上良好的祝願，祈求和平。

但可能是出於技術原因，發送的這份問候電報沒有傳遞成功，飛機的機長向地面控制塔台發送電文，然後由後者負責轉發給正確的收件人。梵蒂岡方面旋即給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電文副件，通過中國使館重新發送，這份電文確實已經傳達。

結束韓國訪問返回羅馬途中，教宗方濟各又特別向習近平和中國人民再度表達衷心的祝願，呼求天主降福給這塊土地。

另外，教宗方濟各訪問韓國時，為124名韓國歷史上的殉道者舉行「宣福禮」，把他們冊封為「真福」，地位僅次於「聖人」。被冊封者中包括韓國第一位殉道者尹持忠，以及在韓國開展傳教活動的中國神父周文謨。

周文謨於1752年出生在中國江蘇省昆山縣，從小信奉天主教，後在北京教區天主教神學院學習神學，並晉鐸為神父。1794年，北京主教湯士選因周文謨神父的外貌像韓國人，故派遣周神父赴韓國傳教。在韓國開展傳教活動後，韓國天主教信徒急劇增加，短短6年內，教友增至一萬人。但在朝鮮王朝對天主教的壓迫之下，周文謨殉教。

近年不少中國天主教教士和教友前往建於1703年的北京西城西什庫北堂參加彌撒，表示感到與教宗的距離更近，並希望不久的將來，教宗也能訪問中國大陸。

北京的態度是關鍵

方濟各在南韓向亞洲主教發表公開演說，他對亞洲地區尚未與教廷建立關係的國家釋出善意，願與中國大陸、北韓、越南等國對話。

教宗說，天主教在亞洲的首要工作是與中國對話和發展關係。這番談話，一般認為是對中國大陸發出善意的訊號，中梵雙方的關係似乎已出現升溫跡象，也讓很多人推測，大陸與教廷關係是否能向前「逐步邁進」？

教宗方濟各展開首次亞洲之行時，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於他並未前往的中國。1951年北京與梵蒂岡斷絕外交關係，梵蒂岡承認「台北」代表「中國」。後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曾經在一段時間內，對地下教會的天主教徒進行打壓。到1970年代末，大陸才恢復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 

中國的天主教會現分成兩派：一派是「官方的」名為天主教愛國會的教徒，根據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章程，該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教徒人數大約有500萬；另一派則是「忠於教宗的」地下教會，教徒人數據估計約為愛國會教徒的兩倍，約有1,200萬天主教徒，其中大約一半在地下教會望彌撒。

中梵關係微妙，2014年12月達賴喇嘛請求參加方濟各的私人演講，教宗為了那些忠於教宗的中國天主教徒，拒絕與達賴會面。

梵蒂岡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惟中梵建交的主要障礙有三：一是「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矛盾。二是「天主教愛國會」主張自行任命主教，而不需先行獲得教廷同意。教廷堅持只有梵蒂岡才有權指定主教，中國則自行「任命」、「祝聖」主教。對北京而言，任命主教涉及國家內政，不容干預。三是教廷和台北現有外交關係。

儘管天主教在亞洲的首要工作是與中國對話和發展關係，北京對改善與教廷的關係也始終抱有誠意，但北京對於中梵建交，現階段似乎並不熱衷，而願意繼續努力進行建設性對話，並以實際行動逐步推動雙邊關係。

（作者係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凶殺事件，導致12人死亡，8人受傷。該周刊的主要工作人員幾乎悉數被殺。次日一位至今來歷不明的恐怖分子又在街上殺害1名女警，而後又有一名黑人闖入一家猶太人經營的食品店，並殺害了4名猶太顧客。

案發後，媒體焦點集中於第一樁凶殺案，以及該事件所引起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其主要傳達的信息是，法國人民不畏伊斯蘭世界的暴力挑戰，堅決捍衛言論自由與文化價值。與此同時，西方不少國家也舉行了同步的遊行示威活動，以表示他們對法國的支持。

作為觀察者，很難判斷西方民眾有多少能夠認識到：恐怖主義活動始終是一小撮極端分子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也很難揣摩究竟有多少民眾明白：伊斯蘭教世界的絕大多數民眾，都像他們一樣的反對暴力行為？不過，能肯定的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社會之間將更加水火不容，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會，來自伊斯蘭教國家的移民，今後日子將更加如坐針氈。

歐洲早有排外情緒

早在查理案發生前，中西歐社會已不斷提出「船已擠滿」、「歐洲基督教國家不容許伊斯蘭化」的口號。當前歐盟成員國的伊斯蘭教移民人數大約有2,000萬，占總人口的5%左右。絕大多數都是二戰後出於經濟起飛、勞動力不足的需要，而從伊斯蘭教國家引進的外籍勞工。那時，所有歐洲國家對外籍勞工多持著歡迎態度。嗣後，即便在80年代失業問題浮現，右派政黨為了轉移目標而把失業的原因歸罪於「外籍勞工過剩」，開始限制移民人口，但彼時歧視伊斯蘭教少數群體的問題並不嚴重。

80年代國際上發生一個重大事件，即蘇聯為支撐阿富汗的左派政權，而向該國派遣了支援部隊。出於「打擊蘇聯占領軍」    (西方的提法)的需要，美、英、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國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陸續培訓了數萬游擊分子(包括當地民兵與國際激進分子組成、以賓拉登為首的基地組織)。這種「以夷制夷」的策略，最初由美國民主黨設計，而由共和黨雷根總統和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繼續貫徹，直到共和黨小布希時代才改弦易轍。

國際恐怖主義組織起源

1989年蘇聯撤軍之後， 雖然冷戰隨即宣告結束，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卻為了填補政治真空，而利用原先培訓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對一些國家進行騷擾，其中包括俄羅斯、南斯拉夫、中國、伊朗與一些阿拉伯世俗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部分歐洲的伊斯蘭教年輕人由於聽信西方對敵對國家的惡意宣傳，便欣然加入上述的基地組織，並與一些東歐失業軍人、中西歐納粹分子共同組成雇傭軍，到前南斯拉夫進行騷擾。

大體來說，整個90年代恐怖分子配合西方戰略部署的居多，而其中有人由於洞穿西方以夷制夷的策略，突然決定對西方社會倒打一耙，造成破壞事件偶有發生。然而，這些活動，諸如1993年雙子大廈第一次受到定時炸彈攻擊，以及1998年美國駐肯亞與坦桑尼亞的大使館遭到嚴重破壞等等，但這既沒改變西方集團繼續推動以夷制夷的策略，也未嚴重波及歐洲一般的伊斯蘭教群體。

2001年911事件所促發的反恐戰爭可說是一個轉捩點。由於小布希把過去培植的一個個激進組織(包括中國的東突分子)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同時又以反恐為藉口，擴大對伊斯蘭世界的軍事侵略，此外還逼迫伊斯蘭教國家對境內的恐怖主義組織進行圍剿。此政策無異於向前盟友(恐怖主義組織)正面宣戰，並不惜以直接發動戰爭、造成數千美國軍人死亡為代價。除此之外，為「防止恐怖分子的襲擊」，必須加強安全措施、約束人民的自由權利，大幅度增加軍事開支等。於是乎，反恐戰爭一時風聲鶴唳，不僅造成西方人民的不滿，也讓他們一併遷怒於整個伊斯蘭教世界，其中包括對境內的伊斯蘭教移民產生敵對情緒。

2008年歐巴馬當選後，即刻終止反恐戰爭和單邊主義，但又重新拾起小布希放棄多年的以夷制夷政策。具體而言，便是減輕對恐怖主義組織的壓力，重新大規模培訓與裝備恐怖主義組織，並暗地差遣他們前往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伊朗、俄羅斯、中國大陸等地進行破壞。這也是為何在此階段，中、俄兩國原已平息的恐怖主義活動，突然又急劇增加的最大原因。至於單邊主義，除了理解其目的在於「假恐怖主義組織之手打擊敵人」之外，也意味著團結更多的西方盟友(如歐洲聯盟)，以便聯合一起對利比亞、敘利亞等國進行軍事干預。

ISIS崛起

2014年，國際局勢再次面臨一個轉捩點，即從年初開始，前往敘利亞進行顛覆的一支恐怖主義組織逐步入侵伊拉克若干地區(主要為西北部)，並宣布成立伊斯蘭國(ISIS)。這批人，原來招募自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社會，由於不斷讓西方媒體標榜為「民主戰士」，自然吸引了許多歐、美洲的伊斯蘭教激進年輕人    (單是歐洲就有上千人)，其幕後支持者除了美、英、法、以之外，還包括卡達爾、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土耳其(多在土耳其集訓、整編、武裝)。這次他們突然轉移陣地的原因，不外是俄羅斯支援敘利亞的態度突轉強硬，此外，集結於敘利亞的十多個恐怖組織無法協調，甚至互相火拼。

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他們受到迄今靠邊站的伊拉克遜尼派激進人士的熱烈歡迎。至於ISIS是否直接受到美、英集團的指使？是否目的在於伊拉克境內建立一個平行於庫爾德自治區、什葉派勢力的「屬於遜尼派所掌控的第三個國中國」？目前還有待觀察。不論如何，西方媒體陸續展示ISIS的濫殺圖片與視頻，並故作聲勢地「對其進行軍事打擊」的承諾，在西方社會引起一陣「反伊斯蘭」的情緒，也導致各地的遊行示威。

其實，「歐洲伊斯蘭化」根本是無稽之談。原因在於伊斯蘭教人口目前只占歐盟人口的5%。更何況，其第二代子女受歐洲文化影響，生育率急劇下降，完全沒有形成多數的可能。其次，歐洲伊斯蘭教人的處境與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息息相關，而且關鍵在於，早在查理事件案發前，歐洲的排外情緒已在發酵；案發後，該情緒自然會加劇。

不能忽略的是，迄今所有的歐美國家境內發生的重大恐怖主義破壞事件，無一不是疑雲密布。例如，911事件至今，美國官方無法舉出任何「塔利班政府或基地組織幕後指使」的證據。相反的，官方的調查委員會成員紛紛指稱，其調查報告「受到政府的干擾與擺佈」。此次查理案的兇手完全是職業殺手，犯案手法絕非一般恐怖分子所能比擬。更何況，唯一對外展示的視頻竟無法解釋，為何警員頭部遭槍擊卻不見任何血跡？此外，這次破案經過也頗為傳奇，警方竟然能夠在罪犯遺棄的汽車內找到一份身分證，其破案過程與911事件「在廢墟裡找到一本劫機者的完整護照」很是雷同。

作為本文結束語，以下不妨摘錄一段培訓恐怖分子的原始設計人，即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於1998年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的對話：

記者問：你們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使得這些未來的恐怖分子又有武裝，又有技術，你毫不後悔嗎？

布答：就世界歷程而言，究竟什麼是最重要？是塔利班重要呢？還是蘇聯帝國的崩潰？是些瞎鬧的穆斯林重要呢？還是解放東歐和結束冷戰重要？

記者問：瞎鬧的穆斯林？不是一再有人強調當前全球最大的禍患就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嗎？

布答：這是無稽之談！如果認為西方非得採取全球戰略來對付伊斯蘭，則是愚蠢不過。我們只要理性地加以觀察，不要煽情，不帶情緒，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全球性伊斯蘭教運動，伊斯蘭只不過是個擁有15億信徒的宗教。在沙烏地阿拉伯原教旨主義、摩洛哥溫和派、巴基斯坦軍國主義、親西方的埃及、或世俗化的中亞之間，難道會有任何共同點嗎？他們之間的聯繫，決不會比基督教國家之間更多。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歐豪年，1935年生於廣東茂名（現改隸吳川市）世家，自幼喜愛繪畫，畢業於嶺南藝院。17歲在香港師從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1970年來台定居，任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藝術研究所專任教授，台灣藝術大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歐豪年作品講究寫生造境，注重內在人文氣質和情趣，繼承了嶺南畫派的傳統風格和精髓，又具獨特創新的面貌，被稱為嶺南畫派之翹楚。作品不斷應邀在全球各地展出，備受國際藝壇肯定與推崇，1990年至1991年在歐洲七國博物館巡迴展，獲台灣新聞局國際傳播獎章。1993年榮膺法國國家美術當局，巴黎大宮博物館特別獎譽，為中國畫獲此獎之第一人。1994年韓國圓光大學頒授榮譽哲學博士；1995年美國印地安那波里大學頒授藝術學博士，並被譽為「堅持東方人文精神之代表畫家」。之後又陸續獲中興大學、輔仁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2000年設立歐豪年文化基金會，2002年被聘為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永久榮譽館長，2004年美國印地安那波里大學成立歐豪年美術館，2005年中國文化大學設立歐豪年美術中心，2013年北京及上海歐豪年藝術館先後成立，2014年安徽博物院設立歐豪年美術館。  

問：您出身嶺南世家書香門第，17歲就拜趙少昂為師，請跟我們談談家庭背景及趙少昂對您的影響？

歐豪年答：幼時家境猶佳，父母請了老師教讀經史國學。因為居住在沿海城市，很容易看到介紹西方藝術的文章，例如當年的《東方雜誌》就是我必讀的刊物；而家中收藏的文人字畫，我也經常瀏覽，八、九歲時，就因酷愛繪畫，崇尚自然，日夕寫生，逐漸投入美術，大量時間學習字畫。

1949年，我家移居香港，沒多久，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遊歐回港，17歲的我前往拜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在老師創立的「嶺南藝苑」讀書畫畫。

由於我當時已有繪畫基礎、也會寫生，因此，趙老師讓我幫忙指導小師弟的寫生習作。四年後，我就開始參加東南亞巡迴畫展，之後便陸續在日本、香港、美國、德國等地開畫展，將中國書畫的風貌帶到世界去。

少時的庭訓師誨、少昂老師的導引，以及數十年間在國學上的自修，對我的畫學創作與美術教育影響深遠。少昂師曾以高人譽我，足見他的高懷脫俗，正如他所喜畫的輕蟬，時人難望背項。他墨濃筆強的臨池揮灑之情，也令我一輩子印象深刻。

問：是什麼樣的因緣促使您在1970年回台定居？也請您談談來台後的美術教育工作。

答：我1960年首度到台灣訪問，就獲得于右任大老書贈「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為勉。當時，張其盷先生正在籌辦中國文化學院，他懇切邀我來台任教。

1968年，因葉公超先生的推介，我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約舉辦個展。當時陽明山中山樓已落成，蔣宋美齡夫人看到我畫的巨幅《八駿圖》，十分欣賞，特別交代陽明山管理局的人員，將我的大幅畫作運到官邸，給蔣公看。之後，中山樓買下《八駿圖》、《群馬圖》與其他八幅不同題材的畫，永陳在中山樓的大廳。

中國文化學院（後改為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在我來台期間，多次勉勵我回台培育下一代，而葉公超前輩也勸我說：研究中國畫還是要回到中國人的地方，在有根的地方容易成長。我遂於1970年回台定居，那年我36歲，隔年，妻兒也搬到了台北。

我在中國文化大學教書教了幾十年書，退休後，學校還要我繼續開課。我都是自己開車上陽明山，一直到十幾年前，年紀大了，才不再跑陽明山。目前，我是台灣藝術大學的講座教授，美術研究所的學生經常來我家上課。 

問：作為嶺南畫派當代的代表畫家，您怎麼看嶺南畫派的風格，以及您如何融合中西繪畫之長，讓作品更創新、更具時代感？

答：中國傳統繪畫有許多流派，但大多從臨摹古人畫作入手。嶺南畫派在晚清出現，主張「折衷中西、融合古今」。「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好朋友，自始即參加國民革命，思想開通。他們認為，世界在改變，中國也要改變，他們主張以寫生代替臨摹，為中國傳統繪畫注入了新血。

大家都愛說嶺南偏向西方，其實嶺南畫派畫家只是較早認識到，任何學派要生存、發展，就必須掌握時代的精神。嶺南畫派有見識的當代畫家除堅持中華人文精神，如哲學、文學，以至書法，有與畫相通的筆墨趣味之外，還要兼融世界藝術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在保持傳統中國畫的筆墨特色的同時，還主張引進西洋畫法，融合中西繪畫之長，創造出有時代精神、有地方特色、氣氛酣暢熱烈、筆墨勁爽豪縱、色彩明亮、水分淋漓、暈染勻淨的現代繪畫格局和創新作品。

16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西方美術對物體與空間具備準確的表達力，也可以說是西方繪畫的基本功。20世紀東西文化交流，中國繪畫也注意到物的實體與空間兩者之間的關係。當中國畫家對大自然的實體與空間，都有充分的掌握後，自然會有超越的力量，因為西方不懂的，我們原來就懂，我們懂了西方藝術後，就能兼具東西方所長，並且在題材上也更開闊多元。

問：您作品中的題材十分廣泛，從山水，到人物，到動物都有特別的表現方式，請問您是怎麼取材、構思的？您自己認為您的畫作有何特色？

答：我主張畫家應當不限題材作畫，因為知識分子對天文、地理、歷史都應該涉獵。孔子認為君子應該六藝都懂，能精通一藝，猶應未足。

在還沒有師承前，我就已開始寫生，而且慣以水墨或彩墨直接對景寫生。我不獨寫生，更強調造境，即使是寫生，也不只是靜態的景物。舉動物園中為獅虎寫生為例，我都等獅子出洞散步，趁機捕捉動態下筆，每次見到對的角度，就下三兩筆，獅子、老虎來回散步個三、四十趟，畫已經完成。

我畫過的東西就像腦中有了底片一樣，不易忘掉，這是很好的練習。我的動物畫是以運轉自如的水墨法，表現出相對於空像的物像所作完美設計。動物也有人格，我把老虎看作是山上的君子，我曾寫下詩句：「狐鼠依城社，山君嘯嶺皋；物情喻世態，感此動吟毫。」

我畫中有許多古人，包括屈原、鍾馗、李白、蘇軾等，或國劇人物如李逵、武大郎等，也有許多以古代故事，例如張僧繇的「畫龍點睛」，或以詩詞入畫。畫古人是交朋友的一種方式，讀古人的書，模擬古人的神貌，重溫古人的思想，可以體會更多，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修養。

另外，我有廣泛的旅遊經驗，台灣開放探親旅遊後，我遍遊大陸各地，山水成了我畫中的主題。中國人與西方人對自然所持的看法有所不同，西方人以積極的態度試圖征服自然，但中國人則強調與大自然保持和諧親密的關係。古諺「天人合一」，即是一證。我山水畫的特色是用充滿元氣的主題事物、強弱互補的布局，表現出實像與空像的共鳴，用活潑有力的落筆方式及創意的結構，讓畫面不僅達到強調實體，同時也展現空間及適當安排距離的巧妙效果。

說到繪畫特色，我習以拖泥帶水法，以健豪筆沾，使山水畫中岸壁的層次，自沉鬱轉至紋理清晰分明，展現出微妙的墨彩和墨色的「濃、淡、乾、濕、多變」效果。我也經常使用中國傳統的留白，來傳送畫中虛無的精神面涵意，使作品充滿啟發性，更充滿生命力及情感，讓觀者易於共鳴。另外，我也將代表詩詞、書法融入畫中，讓作品不失東方色彩。

問：您的作品長期在國外各大博物館展出，請問在中西藝術交流的過程中，給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您認為中國書畫在世界藝壇能占有主導地位嗎？

答：過去數十年間，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國博物館展覽，得過無數獎項，我個人也獲頒五個榮譽博士學位，但那些都屬私人榮辱，不足掛齒。我比較感到光榮的是，曾於1993年與大陸前輩畫家吳作人，同時獲得法國大宮博物院首次對東方水墨畫所頒的大獎，我認為那是西方藝術中心對中國水墨畫的高度肯定。不過總體來看，世界畫壇至今依然以西方為主軸，中國藝術仍被貶視，這讓我不能釋懷。

追究理由，這當然與西方國家始終是世界強權，而其文化及藝術也隨之成為世界主流有關。不過，物極必反，西方畫風現已雜亂無章。而中國近三十多年來的崛起壯大，極可能改變這種西方獨霸的局面。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很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及弘揚工作。我認為，中國書畫在過去一百年間已取得相當大的進步與成就，我們應以中華民族文化自豪，再取西方文化的精華，融會貫通，在現代環境中更好地發展中華文化。我也希望透過兩岸四地藝術界的共同努力，促使世人以開明的眼界，重檢今日藝壇的秩序，使東方主導的契機提早來臨。

正因對此抱持樂觀態度，所以雖年過80歲，我還在作春天播種插秧的工作，希望中國繪畫有一天能到秋收的時候。

問：請問您何時開始從事兩岸文化交流？也請您談談與大陸藝文界接觸後的感想。

答：1970年代，我就開始與大陸畫家黃冑書信往來，當時炎黃美術館尚未成立，但黃冑已擁有高知名度。兩岸開放後不久，我與陳奇祿、楚崧秋、尹雪曼等文化界人士應邀聯袂同往大陸訪問，我還記得當時是中國文聯出面接待。

我與大陸畫家一見如故，不論兩岸政治局面如何，中國藝術家身在何處，對藝術都有著同樣的理念，也藉作品表達出同樣的心聲。我認為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讓彼此之間，沒有隔閡，心與心緊緊相連。 

從2000年開始，歐豪年基金會每兩年舉辦研討會，探討中國水墨畫藝術的發展，也進行兩岸國畫藝術交流對話。2007年，我們促成了廣州藝術博物院將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人三家百幅畫作運到台灣，在國父紀念館中山畫廊舉辦了嶺南畫派創派三家百年大展。2013年6月，我們又促成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廣州藝術博物院，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行「溯源與拓展－嶺南畫派特展」。2014年5月，兩岸郵政合作以《鴻雁傳書》主題發行郵票，大陸方面由范曾執筆創作，台灣方面則由我執筆。

問：近年來您在大陸畫壇的知名度及影響力更加大幅提升，請問您何時開始在大陸舉辦個展，並設立多個美術館？

答：2000年我在深圳美術館舉辦個展。2001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歐豪年半世紀水墨創作展」，2002及2003年又先後在浙江西湖美術館及南京博物院展出「歐豪年半世紀水墨創作展」，我也受聘為南京博物院藝術顧問，2004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個展，同年受聘北京第10屆全國美展評審委員，並應邀在廣東省美術館辦個展。

2010年我在上海舉辦了「迎世博」特展。 2013年9月29日至10月15日，大陸的黃金檔期，我在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辦個展，北京歐豪年美術館也在同一時間揭幕。2013年11月，上海歐豪年藝術館成立，展出我不同時期的繪畫、書法作品100多件。2014年3月「歐豪年美術館」在安徽博物院內設立。

我希望藉著各地美術館的設立，讓更多中國人能欣賞我們自己的藝術作品，也能以畫會友，拉近兩岸人們彼此的距離。 

問：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人，您怎麼看兩岸關係的前景？

答：我當然希望兩岸能和平、發展，讓中國人的地位提升，讓中國的藝術能成為世界的主流。其實，我早把我的願望寫在詩裡面了。

2005年宋楚瑜訪問大陸時，以我的《海宇清濤》當作見面禮，送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我在畫頂親筆題字：「清濤晏海宇，清議福斯民，風雷今宵酒，明朝日又新。」2013年6月吳伯雄將我的畫《河清圖》送給習近平總書記，我在畫上題詩：「中華兒女景河清，台北欣今淡水平；山麓松高梅竹茂，寒歲耐雪作嘉盟。」這兩首詩都表露出，我這位台海的文化人，真心期盼兩岸政治清明，造福全體中國人，讓中國人的國際地位提升，而兩岸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如何理解國際社會一個中國政策？台灣的國際空間是否被大陸打壓？

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一個中國是長期以來的客觀事實。聯合國和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都實行一個中國政策，按照一個中國的政策處理與台灣的關係，以及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等問題。因此，在當今世界上的所有國際關係和國際組織中，沒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的現象，也就是國際上不存在所謂「雙重承認」、「兩個中國」的問題。

在邦交國問題上，1949年以後，世界各國與中國建交時，都在海峽兩岸兩個政權之間就「政府承認」做出單一性的選擇。自1970年以後，大多數原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陸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中華民國斷交。

2008年馬英九執政，主張兩岸外交休兵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多年維持在23個，但2013年11月14日甘比亞總統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11月18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宣布與該國斷交並撤館（該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尚未宣布復交），致使中華民國邦交國降為22個，分別散布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2)、亞太地區(6)、非洲(3)及教廷。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有172個邦交國。

國際組織方面，聯合國大會於1971年通過第2758號決議後，聯合國體系各專門機構即相繼通過決議，排除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體系的會議、機制及活動。2008年馬英九上任以來，在「活路外交」的架構下，自2009年起連年獲世界衛生組織(WHO)邀請衛生署長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2013年民航局獲邀以貴賓身分出席第38屆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

關於台灣國際空間被打壓問題，大陸反對的是李登輝及陳水扁在其執政時期，不斷推動以「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之「擴大國際生存空間」政策，破壞國際社會一個中國的格局，又以其分離主義外交政策在國際社會一再碰壁時，刻意扭曲為「台灣國際空間被大陸打壓」，激起民眾對大陸的仇視，以撈取其政治資本，而這樣的操作，嚴重破壞了兩岸關係。

大陸當局一向強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這當然包括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近年來，大陸更提出，兩岸應協商涉外事務，以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兩岸在統一前可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前提下，通過務實協商，就台灣的對外關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此外，大陸也強調兩岸應在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上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2016總統大選的暖身起跑已在不遠，這將令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中對「九二共識」話題所引發的討論熱度不會衰減，而圍繞著「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必然會再次被激情討論的話題。但台灣內部朝野雙方與一般大眾的焦點，始終聚於早就被大陸法律吸收而未曾改變的過往事件，並未嚴肅認知與面對大陸的對台政策已開始悄悄轉彎了。

大陸對台政策的發展

1979年元旦的〈告台灣同胞書〉的基本立場是「世界上普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同時認知到「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並指出「這就是我們（大陸與台灣）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其實這也就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基礎。葉劍英在1981年9月30日提出的九條方針，無論對台灣如何優惠寬大，都不出這個方針與框架。簡言之，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首次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國家」指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鄧小平在1983年6月23日會見楊力宇教授時特別指出：「我們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1981年9月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和1983年6月鄧穎超在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消除誤解。」〈葉九條〉主要涉及一些具體的政策，而鄧穎超的談話則高於此層次，她提到：「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雖言「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但說了「一切問題都好商量」，表示〈葉九條〉是最低保證，不是最高上限。

這個基本立場，一直到中共中央14大都未曾改變。而且在14大的報告中獲得進一步的加強：「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所說的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不再是「在統一的大前提下」。

15大繼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只要是有利於祖國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可以提出來。」

16大：「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17大：「台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江澤民時代，大陸對台政策確實曾經放寬，由向來主張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發展出「老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再進步到「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本質不變，只是內外有別，基本核心就是「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體。但是，不可否認的，在「新三句」中，再配合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時期的「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宣示，台灣的戰略空間確實比較大。

對台政策發生改變跡象

到了2012年11月的18大，提法就明顯不一樣了：「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收回了鄧穎超的「一切問題都好商量」，以及14大到17大的「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到了2014年10月的18屆4中全會則變成：「運用法治方式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規，依法規範和保障兩岸人民關係、推進兩岸交流合作。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明顯擺出對台「依法行政」的態度，似乎除了法律，沒什好談的了。

一旦「依法行政」，台灣面對的就是大陸的「八二憲法」與所有其他法律規定及政府命令。長期以來，大陸當局在「一國兩制」，特別是「一個中國」的原則或事實上，不曾放鬆或退讓，而自2000年以來，對大陸當局而言，「一個中國」的代名詞就是「九二共識」，近來有人認為「九二共識」出現內涵上的變化，其實是一種誤解。而真正出現變化的是對台灣的談判空間所設定的寬嚴鬆緊程度，也就是「一國兩制」的「一國」，從「中國」，似乎又退回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兩岸關係可能產生影響

在揮別2014年之前，大陸的艦隊繞航日本一周，意在言外，表面上是劍指東瀛，實際上是一石二鳥。連日本都能繞一圈了，異日必須繞台灣一周時，豈有難處？能繞台灣一周的潛台詞，就是能輕易將台灣一鍋端的意思。對照中共中央18大到18屆4中全會以來的變化，大陸對台政策有可能已經做好兩手都硬的準備。再對照台灣內部朝野實力的大幅變化，接受大陸兩手都硬的政治空間幾乎不存在。兩岸形勢因此成了一個充滿容易引發對抗與衝突因子的場域。

以前老蔣在談到對大陸鬥爭時喜歡講一句話：「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可惜的是，這句話的實用性，並未為後人深刻體會與實踐。當時就已七分政治，自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政治的份量更不斷上升，早就到達了十分，只是台灣當局一直昧於形勢，看不到台灣自己的戰略空間在政治，遲遲不敢與大陸展開政治談判，使得這個最寶貴的戰略空間被擠壓殆盡，台灣的處境越來越被動。依目前世界大勢的發展向量來看，這種被動處境是不可能自動反轉的，最後將面對什麼結果，令人不忍卒言。

當然，事物常常是一體兩面，甚至多面。大陸以「依法行政」的方式對待台灣，或許有國家發展戰略上不得已的苦衷，但香港23條與占中事件殷鑒不遠，台灣的問題比香港複雜許多，只怕物極必反，反則力強，容易扯斷弓弦。一旦事至極端，大陸若無法採取果斷行動，則立場必須調整與軟化，屆時的「依法行政」豈不破功，更加鼓舞台灣內部的獨派氣焰？若採取果斷行動，勢必打亂和平發展的國策，內傷必然不輕，變化難以預言。 

2014年九合一選舉充分反映了一個事實，大陸長期以來的對台政策有值得商榷之處。大陸希望對台政策「入島、入戶、入心」，政策用意「入島」矣，但其政策利益只入少數之戶，並未被大多數人心所領情接受。往南走，向下沉，關心「三中一青」，顯然也沒能落到實處。

如果過去花了大錢都買不到台灣人民的歡心，又引發不小的反感，而今想要以「依法行政」代替，能有多大效果？對大陸自身的發展，或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有多大積極正面的作用？恐怕需要深思計量。這似乎涉及到大陸自身體質的調整，以及更高階的國家發展戰略思考，不是那麼直觀且簡單。

(作者係政治大學國發所博士)

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2013年更走向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的歷史機遇；但是去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讓兩岸關係出現挑戰，九合一選舉更出現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國民黨重大挫敗，兩岸關係似乎陷入一片陰霾。

來台交流的大陸官員雖在太陽花學運後稍微延緩，但不久後即恢復原狀，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也在6月第一次來台參訪，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也於12月來訪。可是大陸官員來台交流確能深化兩岸關係？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對中小企業、中南部民眾、中低收入階級、青年的三中一青政策是否能逐漸強化？

去年3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原訂4月要來台的貴州、安徽、江蘇、福建等省級參訪團均傳出延緩計畫或縮小規模；但學運落幕後，5月起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安徽省委書記張寶順、江蘇副省委書記兼省長李學勇、上海副市長翁鐵慧、湖北副省長王曉東、吉林副省長陳偉根，海協會前會長陳雲林等陸續來訪。

在學運後，大陸官員來台除仍爭取台灣企業前往投資、採購農工商品外，三中一青的成分也加重了；例如增加到中南部參訪的行程、與中小型企業互動，同時也盡量與社會團體、學生、陸配、陸生等各類族群接觸。

同樣的，張志軍6月來台時，雖是國台辦主任首次踏上台灣土地，但政治儀式性的見面不多，除體現親民作風外，更拜會了地方的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托育中心、中小型企業、宗教寺廟，並加入了與農漁民及勞工、青年學生見面溝通等三中一青行程。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去年12月行程也著重基層，不但定位生技、養生、精緻農業為主要參訪對象，還走訪東部與南部的鄉村或部落，在兩岸企業家峰會上演講時也講到中小企業的合作計畫，可見三中一青是核心內容。

但是這樣的交流仍有負面看法。例如對三中一青的採購、契作，可能被否定為統戰、買辦從中賺一筆、訂單無法持久、大規模利益者壟斷市場，甚至大陸與台灣競爭同樣市場、將相關生產技術複製到大陸。因此，雖簽下大筆訂單採購、契作，仍被質疑三中一青不見得能從中獲利、普羅大眾不見得可均霑利益。

筆者建議，大陸官員來台應展開長期性、系統性、全面性的交流，讓經濟的基礎影響上層建築，讓三中一青能真正獲致經濟利益，進而有效推動兩岸之間的認同。

上述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的作法，正符合「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這個詞彙可追溯自1900年代初期，美國教育學者漢尼凡(Lyda Hanifan)提出，社會資本是影響人日常生活的資產，也就是組成社會的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意、友誼、相互同情、社會交往等。

讓社會資本一詞聲名大噪的美國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研究義大利的不同地區，探討地方政府機關的行動速度、工作效率、民眾觀感等，結果發現預算多少或政策架構不是重點，關鍵在於社會資本；他強調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網絡等可促進合作行為，提高社會效率。

總而言之，社會資本意指透過持續性的人際網絡，包括相同的血緣、地域、興趣、職業等關係，在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與價值等規範下，進行互惠性合作。這種社會資本有利於降低行動成本，達成行動者的目標，促進社會發展。

應用到兩岸關係上，大陸官員來訪時，應透過持續性的人際網絡，利用兩岸同文同種的優勢，基於兩岸簽署了21項協議且已實施18項協議，以及彼此往來的良性互動，建構出長期性、系統性、全面性的交流平台，發展出兩岸相互信任的社會資本。

基於此，大陸官員來訪時，除應提出國民待遇、創業基金、產業園區等利多，吸引前往大陸發展外；也應建立台灣出口大陸的更便捷管道，讓相對弱勢的三中一青能分享兩岸經濟紅利。例如ECFA早期收穫清單的綠色通道應該落實，包括製造業的認證標準統一、物流網路便捷，農產品的檢疫標準統一、通關程序簡化，服務業設分支機構與承作業務的審核可以更便捷。

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包括已施行的上海，以及審批通過的天津、福建、廣州等四個自貿區，可成為對台實現優惠的先行先試地點，尤其是包含福州、廈門、平潭的福建自貿區，在地緣、血緣、文緣、商緣、法緣的五緣關係下，更應發揮對三中一青的吸引力。

大陸官員還可考慮在能力所及的範疇內，盡量遵循市場機制，增加銷售管道、降低運輸成本、擴大交易會展、成立批發中心、協助建立品牌、鼓勵電子商務、簡化審批程序，甚至開放國有企業的供應鏈與採購項目，讓台灣的三中一青有機會參與，夯實兩岸的社會資本。

一旦兩岸社會資本積累增加，經濟的基礎漸次影響到上層建築，兩岸認同就會隨著互利共榮的深化而提升，心靈趨於契合，兩岸一家親的目標將可大步邁進。

（作者係成大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成大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1949年國府遷台，因為兩蔣堅決反共，而將台灣納入冷戰體系，在某層意義上，成為美國霸權反中的前線戰堡，但兩蔣畢竟是中國人，所以只是反共，絕不反中，而國民政府的國民教育也信守中華文化傳統，弘揚儒家倫理。

台灣以中華文化和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精神和內容，對照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批孔反儒，突顯了當時中華民國是以中華文化傳統為國家、社會的文化方向。此方向，與400年來的台灣文化意識與方向吻合。

日據時期日帝豢養出一定數量的「皇民台灣人」，彼等依附日帝而擁有豐厚資源且壓迫同胞，是特權買辦階級。但是無論如何，日據台灣的文化主體仍是漢文化，雖然非常艱難，彼時台灣的良知菁英，譬如蔣渭水、賴和、葉榮鐘、陳逢源、蔡惠如…等先賢，都是立基於中華傳統而又學習歐西新學的台灣庶民，他們承繼了父祖德教，以中華人文之學為核心，再增益世界新知，是具有現代知識的中華之人。

台灣雖然只是東亞一個海島，是中國的邊緣，更是日帝的殖民地，可是台灣人民的人文品性及知識觀念，卻表現出高度的新創性和進步性。

光復之後，國民教育的文化和倫理之教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並及於經史子集的內容。此中華傳統文德教化，在文、史、地、公民課中推行，再加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教育。台灣人即在此脈絡中完成其人格和生命之養成，我們是台灣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

然而「皇民化幽靈」一直未死，老蔣禮聘侵華的日本軍頭在台成立「白團」，專門對抗共軍，這是一種徵兆，即因反共之故，竟忘記日本百年侵華割台殺戮國人數千萬的國族大恨，卻倒轉過來親切事仇，國家領導人以親附日寇的今日之我，取代領導全民浴血抗日的昨日之我，此是民族和國家風骨的大墮落，台灣在政、經、社以及文教方面的數十年媚日親日，實屬必然的結果。「皇民化幽靈」當然趁勢而屍活地重返台灣，並占有各個領域的重要位置。

在此大背景下，大皇民李登輝終能在最關鍵時刻攫取大位。李氏深習德川幕府的鬥爭學，深知武士刀不可隨便出鞘，要先韜光養晦，貌似敦厚老實，扮演忠臣良士，以此博得信賴，在國民黨內部逐步深入直至中樞而巧取君位，再以國民黨措手不及的方式，在中樞之地直接拔出武士刀，幹掉中華民國的黨、政、軍、特、教、文的神經動脈。

李氏是皇民化特權買辦階級復辟革命的首領。自其一出，台灣的中華性從此急遽衰退，此後，綠營大小政團及其學術、教育、文化、藝術、報刊、網路等領域，以及青年訓練部門，都在以李氏為馬首的皇民化集團台灣復辟運動大戰略藍圖中，依步驟而分進合擊地展開革命，蔡英文和柯文哲是此大戰略中的兵棋，太陽花黑島青是此大戰略中的卒子，皆經「李登輝學校」及「李登輝學校分部」精心培養。

去年三一八學運及九合一大選政治版圖消長的深層意義，應如是觀。而相對於李氏的復辟復仇記的深沈性和規劃性，國民黨及廣泛的藍營若仍麻木不仁、無心無肝，或提不出高層次思想且可實踐的戰略，則往後的政權保衛戰，亦是具中華性的中華民國保衛戰，必然潰敗而終將喪亡。不管台灣的國號是什麼，都將是日據時代打敗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甚至台灣共產黨的皇民化特權買辦階級，在21世紀屍變還魂，替殖民帝國主子壓迫台灣人民。

這20多年來的台獨鬥爭是台灣總體結構性的全面革命，不止是政權爭奪而已；表面上看似民主的選舉，骨子裡卻是皇民幽靈的復辟和復仇。海峽兩岸反台獨、反殖民主義、反漢奸主義者，是否有所警覺？唯有復振中華正道，且建構大戰略藍圖，才能對抗，並將其徹頭徹尾消滅，若已自棄中華正道，又一無革命方策，則亡無日矣。

（作者係師大東亞學系教授）

每到年末或年初，世界各地總有許多預言家、星象家、國師等，對未來一至五年有關世界、國家、政治人物、影藝名人等的運勢，做出他的大膽預測。極大多數的預言僅能博君一笑，極少能夠瞎貓碰死耗子，像買彩券一樣，一舉中的。

日前《亞洲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半透明的水晶球》，作者張系國教授在文中大膽預言：「蔡英文若執政，兩岸關係可長期穩定；另一方面，台港青年民運能擺脫獨派，開花結果。」

甫從美國大學正教授退休的張系國，離開台灣久了，預測台灣弔詭的政局與兩岸詭譎多變的關係，恐怕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台灣網民喜歡瘋狂轉載他們喜歡閱聽的論述，如此美化蔡英文執政與正面肯定民運效果，必然讓綠營及婉君們如獲至寶。

筆者從美國返台至今，倏乎已過15載。這段期間歷經政黨輪替、紅衫軍倒扁、阿扁下台坐牢、馬英九從高民氣的雲端衰落地面、白衫軍太陽花學運、毒油毒食品危機爆發等等，都有第一手的觀察與體驗，也撰寫過上千篇文章評論台灣、兩岸的政治局勢。不敢說是一流的評論員，但至少寫的不是隔岸觀火、霧裡看花式的表面文章。對張系國這篇文章，筆者有十分不同的看法。或許筆者看到的是不透明水晶球的另一半，既然都是半郎中鐵口直斷，客官覺得誰說的準，就多賞幾個讚，作為獎勵就是。

首先，張系國認為：「兩年後如果民進黨蔡英文執政，兩岸長期穩定關係應該可以確立」。

他的理由，是拿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北京，與中國建交，卻未受到美國保守派的反對為例。因此，他以此類比去年高雄氣爆意外和黑心油事件都發生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卻完全不影響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候選人的選票，表示台灣人有「情義相挺」的傳統。

張系國可能不知道的是，蔡英文在2012大選敗給馬英九後，如何在兩年間厲兵秣馬、臥薪嚐膽，把心力集中放在經營年輕族群、開拓新的票源。她透過小英基金會在各大學招募青年軍，尤其是贊同台獨理念的激進青年，形成力量龐大的網軍，終於在九合一選舉中，成功營造網路輿論一面倒的局勢。她更將南部氣爆、黑心油的政治責任，成功轉移成中央政府因失能失職該負的責任。不知如何面對綠營及網軍淩厲攻勢的馬英九，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在九合一遭到土石流般的大敗，辭去黨主席一職，為失敗祭旗。

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主張，雖然換取了美國的理解，但是被對岸解釋稱為「獨台」；民進黨地方官員一方面紛紛到對岸推銷農產品，一方面指控馬英九是在賣台，更透過太陽花學運分子，占領立法院，阻止審議兩岸的經貿貨貿協議，成功後再論功行賞。九合一選後蔡英文果然信守承諾，公然邀請太陽花領袖分享政治權力。

蔡英文說，只要民進黨贏得政權，中共就會修正路線向他們靠攏，但是，習近平從未，也不可能改變「一個中國」立場，否則他如何能在13億人民前樹立他的威信？如何能繼續保有他的政治權力？

美國需要中國大陸分攤世界警察的責任，也需要大陸的廣大市場與經濟力來振興國內經濟；中美共存共榮的關係，已遠非尼克森年代可比。美國涉台事務的幾位官員對蔡英文當選後的兩岸關係感到悲觀，顯然他們看到的水晶球，要比張系國清楚些。

其次，張系國顯然與台灣許多教授一樣，對年輕世代多保持著開放、容忍、同情，甚至肯定的心情。所以他說：「台港青年民運能擺脫獨派，開花結果。」

可是，自從九合一選舉結束，蔡英文開始對這些幫忙抬轎的學運分子論功行賞時，這些年輕人的過大野心與過低道德標準就逐漸顯露出來。如果張系國常看台灣新聞，一定會知道被拱為神的陳為廷，竟然是個性騷擾的累犯，還差點被民進黨「禮讓」成為立法委員。對陳為廷的不堪過去，其他太陽花學運分子及支持人士，竟然無人對他的行為提出批評，還給了一片讚揚之聲。另一個太陽花學運領袖妖西，申請加入民進黨，竟提出交換條件，要民進黨讓出兩席不分區立委的名額給他們。這些年輕人視法律於無物，玷污了台灣的民主法治。

不像香港雨傘革命的學運分子，必須遵守法律停止霸佔街道，並在事後一個個被司法單位傳訊；台灣學運分子事前不理法律，事後也不需要承擔責任。尚未成為政治人物就已經視法律於無物，如果他們未來果真當上政客，他們將會如何利用權力為非作歹？

主張「依法治國」的習近平，豈會容忍這些台、港小將去影響大陸青年，也學習太陽花學運分子的無法無天？這恐怕又過分低估了習近平改革、反腐打黑的決心。

因此，筆者也學張系國對未來五年，用同一顆半透明的水晶球，對兩岸三地中國人關心的兩件事大膽預測如下：

一、如果蔡英文當選，兩岸友善關係及經貿關係必然停擺。習近平會逼著民進黨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表態，如果蔡英文依然延用她那一套模稜兩可、一五共識那套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恐怕無法糊弄習近平政府。美國則礙於本身利益，對蔡英文的脖子套上枷鎖，不准她胡亂爆衝，好維持台海和平。因此，未來的穩定是靠美國制衡，而非靠蔡英文的模糊主張或個人魅力。

二、台港學運終將船過水無痕，不會在中國大陸激起什麼漣漪。港府未來對未經准許的街頭運動，將採取更迅速有效的阻絕措施。台灣則在民進黨執政後，所有的學運嘎然而止，因為「邊緣顛覆中心」理論，只對國民黨執政有效；民進黨一旦執政，「邊緣」就必須義氣相挺，全力擁護「中央」。中國式民主，未來是依據中共「先法治再民主」的進程，逐步實現，與港台學運無關。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台灣對於中國大陸最近在緊鄰台海中線兩側開闢四條新航路相當意外。基本感覺是，怎麼沒協商？怎麼沒先告知？兩岸不是已有協商的管道？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希望台灣多一分理解，少一分疑慮」，因這些新航線是依著兩岸虛擬的空防邊界開闢的，基本上不會對兩岸和平相處的台灣空防有影響。但台灣當局因感覺未受到尊重而不舒服。 

筆者對這件事的基本看法和理解是，這四條新航線照道理大陸應該研討和規劃了一陣子了，對台灣應當不會有挑戰的針對性。那麼為什麼不先和台灣協商呢？或許是因這四條新航線對大陸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如果先和台灣協商，不知會搞出什麼名堂和意外？說不定，立法院、公民團體也要來軋上一腳，那要協商到什麼時候？反正是在虛擬中間線的大陸這一邊，台灣又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又有什麼好疑慮的？

我們觀察到的是，去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府院及國民黨當局對這事件的處理，充分暴露出無能、無知、無力。不僅情治系統起不了預警作用，在第一線維持秩序的警政人員，也得不到上級主管的強力支持。此外，在第一時間就應將學生排除出立法院的動作，也沒斷然處置，導致事態惡化，讓市井小民及朝野政客更看扁了馬英九政府。

這件原本很單純的兩岸服貿協議，只要總統有魄力，逕行送立法院「備查」即可。美國歐巴馬總統不就一直這樣做！馬英九執政團隊偏偏不信邪，硬是要將已經不是能掌控的立法院吞下去？又難道不知道立法院是王金平的？這樣一來，服貿協議儘管兩岸兩會已談出結論，也等於沒談。這個責任，以事後諸葛亮來看，馬英九及其府院應負最大責任，國民黨也因此在九合一選舉大敗。

如果站在北京政府來看這件事，一定會搞不清楚馬英九在幹什麼！也搞不清國民黨占大多數席位的立法院在做什麼？台灣既然存在如此的不確定性，如此地無法擺平、統一內部的矛盾，那陸方為什麼還要等台灣的立法院、行政院來同意北京的「善意」？

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以後兩岸的諸種問題，北京政府仍然會依照往例願意和台灣協商，但肯定是有一定的時間底線。

北京會更主觀、更積極地看待兩岸互動，只要北京政府認為對台灣民眾是不錯的，它肯定直接拍板。基本原則是利人利己的，一定做；利己不損人的，也可以做；損人損己的，不做。這次北京宣布的新航線，就是這樣拍板定案的。

總之，台灣去年的「太陽花學運」，讓北京的對台政策有了相當的改變，筆者認為這個改變對兩岸未來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

（作者係佛光大學未來學系教授）

2015年1月8-9日，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簡稱中拉論壇）在北京召開，這被媒體解讀為2015年中國「主場外交」的開門紅。值得注意的是，參加此次論壇的拉美國家中，有12個尚未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屬於台灣的邦交國。對此狀況，引發了兩岸媒體和輿論的各種猜測，問題集中在中拉論壇會對未來兩岸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

中拉關係乃水到渠成

中國大陸和拉美地區之間的互動已經持續多年，反映了彼此有意強化雙邊和多邊合作的戰略意圖。在正式召開中拉論壇之前，雙方已進行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

早在2011年12月「拉共體」（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成立之際，時任中國大陸領導人的胡錦濤就表示，從戰略高度看待中拉關係，願同拉共體及地區各國加強交流、協商與合作，這一政治表態反映了大陸希望利用這一新平台，與拉美國家展開高層交往活動。隨後在2012年8月拉共體「三駕馬車」（包括智利、委內瑞拉、古巴等三國外長）代表訪華時，受到大陸的高度重視，雙方就建立中國—拉共體「三駕馬車」外長對話機制達成一致，這意味著中拉雙邊交流機制的初步建立。同年9月，中國大陸與拉共體「三駕馬車」在紐約舉行首次外長對話會，彼此就深化中拉合作和構建中拉整體合作機制達成若干共識。2013年9月，中國—拉共體「擴大的三駕馬車」在紐約舉行外長對話會，雙方進一步形成諸多共識，其中包括成立「中拉合作論壇」。

2014年1月，在拉共體第二屆峰會上，雙方正式同意於年內召開論壇首次會議。經過持續互動交流和前期準備，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巴西期間，實現了中拉領導人會晤，並集體會見拉共體「四駕馬車」成員國領導人（主要由拉共體的前任、現任和後任輪值主席國，以及加勒比共同體輪值主席國組成）。在這次會晤中，雙方宣布建立中國—拉共體論壇，並盡早在北京舉行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可見，在上述相互交流的過程中，中國與拉共體均具有強化交流合作的共同意願，屬於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必然結果。

同時，除了拉共體「四架馬車」之外，中國大陸主要與拉共體這一區域性合作組織進行對等交往，所涉及議題多具有區域戰略高度，並未刻意與拉共體內部成員國保持特殊聯繫。換言之，中國大陸在發展中拉關係時，採取不直接接觸特定國家的作法，體現了無意趁機動搖台灣在拉美地區的「邦交國」，也說明大陸不願刺激台灣方面的敏感神經。

論壇旨在討論經濟議題

此次「中拉論壇」召開首屆部長級會議，並就中拉未來合作規劃與論壇的機制設置等議題達成共識。相較而言，論壇主要目的是謀劃中拉經濟合作的大局，強化雙方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互通有無和相互扶持合作。我們應看到，該論壇有意避開與兩岸相關的政治議題，而折射出強烈的經濟合作意圖，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順應大陸企業和資本對外輸出的必然趨勢。進入21世紀後，大陸經濟實現了十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不僅各類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而且也積累相對充沛的資本。鑒於大陸內部出現產能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現狀，以及大陸經濟整體放緩的客觀現實，大陸資本迫切需要走向海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促進自身發展。而拉美地區資源豐富，工業基礎較好，人口規模和市場潛力都比較巨大，因而比較符合大陸對外投資的現實需要。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大陸對拉美投資累計超過800億美元，2014年估計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這種態勢使得不少拉美國家意識到必須與中國大陸加強經濟合作。

二是打破美國在經濟上孤立中國的戰略意圖。近年來，美國經濟並無太大起色，與中國大陸經濟繁榮發展相比，顯然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衰退趨勢。在處理與拉美國家的關係時，美國政府主要依靠美洲國家組織來整合西半球的經濟，並不看好拉共體的未來發展前景。然而，受自身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與拉美國家的雙邊貿易有所下降，而同期中拉經貿額卻大幅增長，這為密切中拉關係提供了契機。據統計，21世紀以來，中拉貿易年均增速在30%以上，2013年雙邊貿易額達到2,616億美元。這種狀態打破了美國試圖利用TPP等經濟手段孤立中國大陸的戰略企圖。

三是部分拉美國家應對當下出現經濟困難的現實需要。近年來，受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拉美經濟發展狀況並不樂觀，尤其是近期石油價格和礦產等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導致部分產油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不確定性。因此，中國大陸主動擴大進口上述國家的原油和礦產資源，並積極提供貸款來幫助其緩解暫時的經濟困境，具有現實意義。目前，中國大陸成為拉美地區各類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主要買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拉美地區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也促使他們將克服經濟困難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大陸身上。

對兩岸關係可能產生衝擊

近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相對較好，並未明顯受到外部因素的負面衝擊。對於這種態勢，大陸有意主動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條件，在涉外事務上，盡可能合情合理地考慮台灣方面的實際需求，比如同意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不挖取台灣的邦交國等等。

對此，馬政府在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上相對保持低調姿態，這種作法也獲得大陸方面的認同。在此次中拉論壇召開的過程中，大陸媒體有意避免提及台灣邦交國的名字，也沒有過度闡述論壇所蘊含的政治意義。這種作法體現了大陸充分考慮到目前馬政府聲望較低的現實，不願使馬英九在執政的最後一年多時間裡處境更加艱難，否則對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是相對不利的。

在去年11月底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的慘敗使得2016年選情不被看好，這為兩岸關係發展增添了新變數。由於目前民進黨仍未徹底放棄台獨黨綱，一旦在2016年選舉取勝，就很可能使兩岸關係出現波折。因此，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大陸將在2016年選舉之前，繼續維持「互不挖對方牆腳」的兩岸政策，不會主動去結交台灣邦交國。

但是，倘若2016年民進黨上台執政後，繼續像陳水扁時期一樣，在國際社會大搞台獨，從事實質外交活動，大陸方面未必會袖手旁觀，不會任憑台灣當局擴大邦交，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屆時，不排除大陸方面會利用中拉論壇的現實影響力，將台灣在拉美地區的邦交國拉進自己的麾下，從而使台灣邦交國數量直線下降，甚至跌到個位數。

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的唯一辦法是，即便民進黨2016年上台執政，也不要從事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行動。其實，大陸與遙遠的拉美地區國家並無根本性的利害關係，兩岸之爭，無須波及到大洋對岸。只要能夠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大陸將盡可能地創造條件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這種作法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