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主權爭端中，南海周邊四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對抗中國大陸的策略之一是將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和複雜化，借助外力制衡中國大陸。具體措施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將美國、日本、國際仲裁法庭等域外國家和國際組織引入南海主權爭端，二是將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借助東盟聯合對抗中國。
東盟開始介入南海問題
東盟(ASEAN)是一個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組織，成立的初衷是為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領域創造合作交流及共同發展的條件，同時提高東盟的政治地位，維護民族獨立。1967年簽訂的《曼谷宣言》和1976年簽訂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都未涉及南海問題，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是199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
1992年大陸發布《領海及毗連區法》，東盟外長會議開始關注南海問題；1993年東盟決定接納中國大陸為特邀代表，出席7月召開的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並在會上討論了南海問題；1994年的東盟外長會議上，菲律賓、印尼等國提出有關南海問題的建議，並將南海問題寫進會議的公報中。
1992年東盟發布《東盟南海宣言》，是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的轉折性事件，標誌東盟開始介入南海問題。該宣言規定：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主權和管轄權問題；在不損害直接利益國家的主權和管轄權的前提下強化合作；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基礎上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1992年，大陸外長錢其琛在參加第25屆東盟外長會議時，基本肯定《東盟南海宣言》，在與東盟六國外長就南海問題進行磋商後，大陸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願意在條件成熟時與有關國家談判尋求解決的途徑。對大陸來說，考慮到東盟一體化，如果能夠有效發揮東盟對成員國，尤其是南海周邊四國的約束作用，對於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具有積極意義。
依據《東盟南海宣言》的第4條—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基礎上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的規定，2002年大陸和東盟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主要內容包括：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和平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防止南海主權爭端擴大化；在南海主權爭端解決前，強化政治信任，加強經濟、科研、執法等功能性合作。
《東盟南海宣言》僅僅是東盟國家之間簽訂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宣言，中國大陸並未直接參與，對於中國大陸沒有強制約束力。《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則是中國與東盟簽署的第一份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既對東盟國家有約束力，也對中國大陸有約束力。
從1990年代東盟國家之間簽訂《東盟南海宣言》，到21世紀初大陸與東盟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雖然出現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但是尚未全面化，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東盟主張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反對使用武力，這對於維護地區穩定具有積極意義；其二，東盟並未直接介入大陸和南海周邊四國的南海主權爭端，而是堅持不損害直接利益國家主權和管轄權，這一定位並不違背直接當事國解決海洋主權爭端的慣例；其三，東盟主張強化地區經濟、科學考察等功能性合作，這對於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往來有積極作用。
以上幾點與大陸官方的南海政策具有較大共識，因此，大陸也利用東盟外長會議、中國-東盟10+1會議、東亞峰會等中國與東盟共同參與的國際會議場合，就南海主權爭端交換意見，以發揮東盟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建設性作用。
南海爭端「東盟化」
近年來，南海周邊局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一是中國大陸強勢崛起。改革開放以來，大陸長期推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相對處於「守勢」，這有助於為大陸崛起爭取和平的周邊環境。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大陸適時地將外交戰略調整到「奮發有為」，這意味著大陸將更為主動地維護南海主權。
二是南海周邊四國（主要是越南和菲律賓）加緊侵佔中國南海島礁。東盟國家基本都看到了南海豐富的資源、重要的戰略位置等，加緊侵占中國的南海島礁，擴大在南海的活動。
三是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大陸在遵守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前提下維護南海主權的行為，被美國等域外大國歪曲為對南海和平的「威脅」，為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美國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聯合東盟和日本介入南海主權爭端。
在這種新的南海周邊局勢下，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正在發生一些質的變化。由於越南和菲律賓極力將南海主權爭端納入東盟會議的議題裡面，其他東盟國家大多對中國崛起表示「擔憂」，再加上美日等國的炒作，東盟正在由「維護南海和平」向「介入南海主權爭端」的方向演變。
自1992年《東盟南海宣言》公布至今20年來，在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和對話中，東盟竭力在南海問題上塑造東盟「對外一致」的形象，從而將南海問題置於「東盟—中國」對話的關係中。這有兩點可以證明：
其一，2007年通過的《東盟憲章》規定，「在亞細安（東盟）對外關係方面，成員國須在團結一致、共同進退的基礎上，協調並致力於達成共同的立場及採取共同的行動」。可見，相較於《曼谷宣言》，經過40年的東盟一體化建設，《東盟憲章》更加強調東盟對外關係行動的一致性和協同性。一旦南海周邊四國站在對抗中國的立場上，在《東盟憲章》的約束下，很難避免東盟也站在中國大陸的對立面。
其二，近年來東盟會議頻繁發表有關南海問題的言論，意在對中國施壓。例如，2015年4月27日，第26屆東盟峰會發表主席聲明，對南海正在進行的填海造地活動表示嚴重關切，重申維護南海和平、安全和穩定及航行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
大陸的應對之策
針對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大陸主要採取如下應對之策，這兩點也被稱為「雙軌制」。
其一，反對多邊機制，主張雙邊機制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南海主權爭端是中國大陸和南海周邊四國之間的主權爭端，解決只能由當事國之間進行雙邊對話，這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裡都有明確規定，東盟不是直接當事國，無權介入南海主權爭端。
其二，積極發揮東盟在南海主權爭端中的建設性作用。東盟雖然不能介入南海主權爭端，但是可以對其成員國發揮約束作用，同時能夠為中國和南海周邊四國解決南海主權爭端提供對話平台，因此有必要重視其建設性的作用。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正式開業營運。截至1月17日，57個創始成員國中已有30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批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下稱協定），並提交批准書，股份總和占比達74%。根據協定，至少要有10個簽署協定的成員國提交批准書，且其初始認繳股本的加總數額不低於認繳股本總額的一半，協定才告生效。
打造成新型多邊開發銀行
亞投行首任行長金立群1月1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信心把亞投行打造成一個真正的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它會「擁有非常好的制度體系」：董事會和管理層之間有明確的職責分工；亞投行不設常駐執行董事會，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金立群也強調，亞投行的核心價值觀是「精幹、廉潔和綠色」。要做到這一點，首要之舉就是依照高標準建立典章制度，打造強有力的企業文化。
亞投行的競爭力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中國目前有4兆多美元的外匯儲備，民間大量的資金也在尋求投資管道，因此亞投行有先天的資金優勢；第二，從籌劃到正式成立只有18個月，足以證明中國人的辦事效率極高；第三，中國人「在商言商」，亞投行的投資與政治脫鉤。
談到亞投行的評級問題，金立群希望評級機構可以考慮到兩點：第一，亞投行的實繳資本占註冊資本的20%，在類似機構中為最高；第二，亞投行擁有一流的管理層；即使是最壞的情況，亞投行也可以從巨大的中國市場獲得資金。金立群透露，亞投行的第一波投資可能會在2016年第二季展開。
亞投行被認為是中國試圖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的舉動之一，並被認為將挑戰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對此，金立群說，「太平洋和印度洋足夠大，歐亞大陸足夠廣闊，可以容得下多一個小小的多邊發展銀行。有什麼好擔心的呢？」這個說法與習近平曾對美國說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不會相互競爭的原因有二：一是市場投資需求巨大，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的投資加在一起都解決不了融資需求。二是亞投行是在亞洲國家改善基礎設施、需要巨額投資的歷史時刻應運而生的，它的投資項目是基礎設施，而且主要在亞洲地區。
中國在亞投行的地位
中國在亞投行的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主導有兩層意思：一是持股比例決定話語權，二是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具有先天優勢。按現有各創始成員的認繳股本計算，中國認繳297.804億美元（占比30.34%），不但是第一大股東，也擁有最大的(26.06%)投票權，這意味著中國對重大事務擁有「一票否決權」。
對此問題，金立群回應，中國目前的高持股和投票權比例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除了首批57國之外，至少還有20多國在門外排隊，隨著新的成員國不斷加入，中國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將被逐步稀釋、「攤薄」。而且「攤薄」不是平均的，中國的股份比例會相應下降得更多。
有關美國及日本還未加入的問題，金立群說：「亞投行的大門將一直對等候入會的國家開放」。
筆者以為，美國已主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則主導亞洲開發銀行，他們各自有可以掌控的投資和融資管道，自然付得起「不加入」的代價。
不過，美國政府雖然受國內政黨政治的掣肘，但遲早會加入亞投行，因為亞投行投資亞洲國家的能源、電力、鐵路、公路、港口和城市建設、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將造成長遠的和持久的影響，美國不可能長久不加入亞投行。
至於日本，中國目前的GDP已兩倍於日本，購買力平價(PPP)已三倍於日本，日本應該認清這個大的趨勢，應該把亞投行看作是一個機會，而不要把它變成失去的機會。
亞投行與中東國家發展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中不少為中東國家，當前低油價令中東能源大國不得不加快經濟轉型步伐，以擺脫對石油貿易的依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雙方合作開闢了新的發展前景。
未來10年，中阿雙邊貿易額有望達到6,000億美元，而杜拜龍城已成為中東國家「向東看」的縮影。杜拜龍城2004年開業，目前有中國商店約3500家，是中國在海外最大的商品集散貿易中心。龍城二期正在擴建，預計可容納商店約8,000家。
從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到北非的埃及，從橫跨歐亞的土耳其到伊朗，都對與中國發展經貿夥伴關係興趣濃厚，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為彼此間的深化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沙國2016年開始實施新的「五年計畫」，力促經濟多元化。擁有製造業優勢的中國和擁有能源、投融資領域優勢的沙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進行合作，將有助於推動雙方經濟轉型升級。
埃及正籌劃以高技術產業為主體的「蘇伊士運河走廊經濟帶」，中國與埃及等中東國家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合作前景廣闊。
伊核問題的破冰，為伊朗重啟對外經貿合作鋪平了道路，也可預見中伊雙方在高鐵、航空、通信、電力、工程機械、產業科技園區等領域，有巨大的合作潛力。
台灣加入亞投行問題
有關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問題，金立群表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都可以加入成為成員。台灣並非世界銀行成員，曾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申請加入，但遭到拒絕。按照亞投行協定，各意向創始成員國應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國立法機構的批准，才能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
他也指出，台灣是「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亦即只能由中國同意，或代為申請。「作為中國自己家裡的事，由我們自己家裡的人來討論」，明顯道出中國大陸對台灣加入亞投行的立場。
近年來大陸快速發展、國際實力壯大，而台灣反而在綠色政黨的炒作下，統獨對立與「中國」劃清界線，抵制一切與「中國」有關的事物，網路上甚至有人鼓吹不要認同「中華文化」。如此病態的思維若繼續惡化下去，台灣不只經濟會更邊緣化，恐怕連固有文化也會垮掉。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2016大選，不論是民進黨贏得總統及立法院多數，或第一次參選的時代力量一躍成為第三大黨，都與青年選票有著密切關係。
青年返鄉投票激增
近兩三年來，台灣陸續發生許多大型青年社會運動，包括洪仲丘、太陽花及反課綱微調等，無論立場如何，都顯示青年對於政治參與比以往有興趣且更主動。
自2014年九合一選舉以來，年輕選票使台灣整個政治板塊產生劇烈變化，今年大選又適逢寒假期間，年輕人投票更加踴躍。這次總投票率為66.27%，是10年來最低，但台灣智庫調查發現，20-29歲年輕族群的投票率卻高達74.5%，同時，20-39歲的族群，有近九成支持蔡英文，只有不到一成投票給朱立倫。
這也顯現青年及首投族將會是選舉的主要戰場，國民黨之所以大敗，也被外界說是不夠重視青年，不但黨內勢力通通由老一輩壟斷，執政不佳，青年政策也做得不夠到位，國民黨與年輕一代的距離越來越遠。
反觀獲勝的民進黨，從資深天王級人物，到蓄勢待發的中生代，以及最年輕的青年人才都有，許多青年入黨沒幾年就能當上議員，或位居行政首長身邊的要職，縱使黨內資源相對較少，但青年人就是不怕沒舞台。
第三勢力趁勢而起
在經歷兩大黨輪流執政後，整個大環境還是沒改善，政局越來越混亂，青年普遍感到失望，這也造就了小黨林立。但許多主打破除藍綠的第三勢力，只有時代力量是最大贏家，其他黨不是成績普通就是兵敗如山倒，其中親民黨只有3席不分區，勉強在立法院保住一個黨團，與其合作的民國黨則是一席都沒有。
綠社盟原本呼聲極高，並宣稱不分區一定過5%，結果出來後卻僅有2.5%，區域立委更是全軍覆沒。就其原因，黨內大多是溫和學者、堅持理想的社運人士、以及對主流政治失望的青年，雖廣受好評，但因與現實脫節，缺乏基層的支持及組織動員能力，導致最終的失敗。
反觀「時代力量」，一開始就積極靠攏民進黨，取得宣傳及選戰話語權，結果三席區域立委全上，不分區在民進黨最後喊出告急牌後僅取得6.1%(兩席)，但還是直接躍升國會第三大黨。不過，它先前一方面與民進黨過於接近，一方面又宣稱要終結藍綠惡鬥，未來在國會動向，將備受關注。
剖析「時代力量」區域候選人，每個人都有其故事性，也懂得大做宣傳。以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來說，過去就積極參與台獨、藏獨等政治活動，又曾是民進黨競選總部青年部執行長。洪慈庸則挾洪仲丘事件的高曝光率及白衫軍的社運能量。有「學運戰神」之稱的黃國昌，藉由先前在學運期間的發言及表現，吸引了眾多太陽花青年支持。這些富有故事性的候選人除了為自己打響知名度外，也直接拉抬了自家的不分區政黨票。
綜觀這次第三勢力政黨，除了宋楚瑜及徐欣瑩的親民黨與民國黨外，其他呼聲高的政黨大多與民進黨合作，民進黨也禮讓了幾個區域立委，但選舉結果顯示，一個靠別人禮讓的政黨，是不能稱為第三勢力的，充其量只能說是側翼，或是泛綠政黨而已。
周子瑜成了最後一根稻草
選舉前一晚，周子瑜道歉影片瞬間在網路上流竄，使得許多年輕人相當憤怒，這也成為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藍營政黨來不及反應，導致事件直接延燒至選舉當天，似乎也預告著選戰將更加慘敗。
其實，就選舉結果來看，本次總統大選投票率66%是自直選以來的新低，何以蔡英文可以獲得56%的選票？當中青年選票就占了大多數，這跟道歉影片脫不了關係。
周子瑜事件直接激化藍綠對立以及台灣本土意識，這也導致原本民調大好的「時代力量」及綠社盟受到影響，許多綠軍選民自動歸隊，希望能強化本土派的主流政黨，最後使得民進黨在大選獲得總統大位及國會的穩定過半，進而達到完全執政，是否會造就多數暴力，未來仍值得觀察。
國民黨敗選，而且敗得很慘，這早為意料中的事，一年前的九合一，同樣是這樣的結果。九合一敗選的主因，在於太多藍營支持者「教訓國民黨」，一年後這些人仍不原諒國民黨，而且是從生氣到洩氣、失望到絕望。算一算，這次蔡英文的得票和4年前比，其實並未增長多少，卻有將近150萬的藍軍「消失」了，根本不出門投票。
敗選了，當然就要反省與改革。然而，令人疑惑乃至不可思議的是，國民黨敗選後被提出來的首要改革事項，竟然是「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說穿了，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去中國」，上一回大搞「去中國」的那個人，名叫陳水扁。從中華郵政到中國石油，全讓陳水扁換了招牌，連「中華民國」也差點給改掉。
如今，重啟「去中國」風潮的換成了當年反扁的國民黨，唱戲的主角是所謂由國民黨青年世代組成的「草協聯盟」。選舉期間從洪辦發言人再變身朱辦發言人的徐巧芯、李正皓，跟著在太陽花時請辭落跑、自稱「台獨分子」的國民黨「前發言人」楊偉中，洋洋灑灑提出「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應該公開討論」的改革主張。事後，徐巧芯還特別澄清，他們不是主張國民黨要改名，而是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公開討論。
問題是，為什麼需要討論「中國國民黨改名」這個議題呢？他們到底唱的是哪齣戲？
其實答案也不難理解，改名只是這齣戲的幌子，真正的劇情就是這些國民黨青年口中的「路線大辯論」，亦即國民黨也必須跟上李登輝、陳水扁辛苦了20年的「去中國化」之路。去年的換柱風波，朱立倫指稱洪秀柱「偏離國民黨長期的主張及主流民意」，其實就已經是檯面下的路線之爭，如今只是繼續選前沒吵完的路線問題，並且從檯面下浮到檯面上而已。
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國民黨裡早就窩藏了一批認同「去中國化」的人，才會精準地掌握選後的時間點，假借「改革」的外衣挑動這個議題。當然，辯論路線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如果國民黨確定了「去中國化」路線，以後就不要再用「反台獨」騙選票，可以名正言順地讓新黨取代中國國民黨。未來的立委選舉，也不必再用「防止民進黨更改國憲」的理由催票，因為既然國民黨都「去中國」了，那如中華民國跟著「去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理由反對？
當然，新黨絕不認同這麼做，所以堅持國民黨不應「去中國化」的洪秀柱，被說成了會讓國民黨「新黨化」。有意思的是，如果要這麼說，那「去中國化」的這條路應該是「台聯化」，自身已失去路線的國民黨，到底是要新黨化，還是台聯化？
也許你會問，如果是「時代力量化」呢？很抱歉，要做「時代力量」還必須敢衝敢撞，國民黨沒有這個能耐。
（作者係青年政治工作者）
2016大選結果，果然毫無懸念由綠營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時隔67年國民黨再次體會到了什麼叫1949。本來大家以為國民黨經此大敗，總該好好反省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沒想到媒體報導，國民黨祕書長李四川居然說，「周子瑜是敗選原因之一」，還有人形容，周子瑜效應比2004年3.19陳水扁兩顆子彈的催票效果還可怕。
國民黨會大敗早就是眾所周知的事，那還欠黃安或周子瑜出來催票？由於國家認同的混淆不清，年輕人血液早已混入台獨與獨台的成分，周子瑜事件只是讓這些年輕人更堅定反中，或許有些本來不投票的人因此去投了綠營，但這與大選的勝敗還差得遠了，國民黨自己沒種承擔敗選的結果，還好意思把責任推給黃安，無恥的行徑令人作噁。獨派人士既然敢公然宣揚台獨，為何還要怕黃安舉報呢？國台辦說「不能一邊賺大陸錢，一邊搞台獨」，那就該拿出實際作為，證實所言不虛。
這次周子瑜事件徹底暴露了藍營真正的問題。綠營炒作周子瑜道歉本是天經地義，但一堆藍營的人也以為這事攸關「人權」與「言論自由」，全體一起跟著綠營痛批黃安，陸委會居然還公開要求國台辦約束大陸民間行為，這種公然「反民主」、「反人權」的言論，顯示整個藍營徹底向綠營下跪投降。結果，羅志祥說「我是中國人」被台灣網民圍剿，卻不見那個人出來聲援他的人權與自由？假如國台辦比照陸委會的荒唐行為，要求陸委會約束台灣民間反中行為，我們能接受嗎？
周子瑜與羅志祥所受到的差別待遇，說明這是台灣國對中華民國的內戰，兩個國家的人奢談什麼自由與人權？
藍營敗，就敗在藍營上至高層下至選民，通通沒有「革命意識」。藍營以為自己在「選舉」，台灣在走自由民主、政黨政治的路；獨派卻是在搞「革命」，他們要革中華民國與中華文化的命，選舉對上革命，勝負當然立判，沒有革命意識的藍營，怎能不越打越輸？要對付革命，唯有用革命的方法對付之，獨派要革中國的命，我們唯有革台獨的命，才有辦法不總是落在下風。
在周子瑜的事件中，藍營若有革命意識，就該記得毛澤東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推波助瀾炒作道歉影片的獨媒當然是敵人，所以，我們該嚴厲譴責獨媒藉機操作反中意識，這才是面對這次事件的正確作法。
藍營的人民群眾倘若還不覺醒，丟掉那些對選舉與人權的幻想，好好準備與獨派展開一場意識形態的徹底戰鬥的話，那只會一次又一次地看著綠營在台上耀武揚威。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剛完成總統和立委選舉，擁護西方民主者自然借機宣稱，台灣經驗證明中國人適合實行西方民主，因此中國大陸也該實行類似西方的民主制度，到底中國目前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
首先須釐清本文要探討的是，中國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而不是中國人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後者的關鍵在中國人的個人素質，而前者則須考量中國的國家整體狀況。研究這個議題，若直接列舉中國的獨特之處，以獲得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的結論，這樣的「中國例外論」就像某些議題的「美國例外論」一樣，難以令人信服，因此筆者寧先探究西方民主的適用性通則，再應用此通則於中國現況。
西方民主適用於民族國家
西方的民主思想源於古希臘和羅馬，衍生出不盡相同的民主制度，在此西方民主泛指以大型選舉選拔政治人物的政治制度，一般包括選舉總統、總理、國會議員、省長、縣市長等。
西方民主的根源在於個人主義，因為對個人的尊重，統治者需要被統治者的同意，於是有選舉制度，而民主的主要目標還是個人主義，要追求個人的自由及尊重個人的差異，從尊重個人的差異推進到尊重地區的差異，因之，民主一般支持地方自治，從尊重個人的差異也自然會推進到尊重民族的差異，因此民主一般也支持所謂的「民族國家」，即具有相同認同的一群人，例如同一種族形成一個國家，換言之，西方民主特別適用於民族國家，若一個國家不是民族國家，其人民有不同的認同，則根據民主，即由人民作主的原則，這個國家應該分裂成多個民族國家，即所謂的「民族自決」。
西方民主不只在觀念上會傾向分裂非民族國家，實現西方選舉制度也趨向達成這樣的結果。選民一般傾向投票支持同種族、同宗教、同地區或同意識形態的候選人，國家因此容易形成區域化，另一方面，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必然強調差異性，容易造成支持者的認同差異，甚至形成對立。若這個國家不是民族國家，那有獨特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的地區自然愈趨獨特，會傾向自治，甚至要求獨立，國家就很可能陷入分裂。
西方民主是從歐洲開始大行其道。歐洲一向盛行個人主義，在歷史上少有統一的時候，國與國之間爭戰多，使國家的內聚力增強，終於形成近代的民族國家，也成為民主發軔的溫床。雖然如此，近年卻有蘇格蘭想脫離英國，以及加泰隆尼亞想脫離西班牙等獨立運動，恰印證了西方民主與民族國家的關聯性，以及選舉式民主易導致非民族國家的分裂，也顯示民族國家的內部一致性要求頗高，連英國和西班牙都未必能達到。
除民主國家內部有要求獨立的呼聲，非民族國家因實行西方民主而分裂的例子也不少，最顯著的是蘇聯。因戈巴契夫的急遽政治改革，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使世界強權蘇聯突然解體，不同種族的加盟國紛紛獨立，蘇聯只剩現在的俄羅斯，還與一些獨立的過去加盟國斷斷續續交戰不已。種族複雜的南斯拉夫與蘇聯類似，1990年「一黨專政」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瓦解，改實行多黨制，經過近10年的戰爭，原南斯拉夫終於分裂成7個國家。近年烏克蘭東部地區依附同種族的俄羅斯，與中央對抗、作戰，爭取全面自治或獨立，又是一個民主國家因多種族而分裂的例子，至今尚未解決。
中國應有自己的選擇
無論從概念上分析，還是觀察實例，都可以獲得同樣的結論：西方民主適用於民族國家，非單一民族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常導致分裂，而分裂國家的領土要如何劃分幾乎都免不了戰爭。美國把適合民族國家，但不適合非民族國家的西方民主推祟為普世價值，推行到全世界，不知道是思慮不周，還是刻意誤導？
中國一向不是單一民族國家，包含新疆、西藏、西南和東北都居住了許多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跟漢族不同，少數民族和漢族一般相處融洽，但新疆的維吾兒族和西藏的藏族仍有部分人想要獨立，目前不成氣候，若中國實行西方民主，民主化會形成區域化、差異化，使新疆和西藏的地方政府都可能傾向獨立，那中國非分裂、內戰不可，中國正在蒸蒸日上，同心協力快速發展，有必要冒分裂和內戰的風險，去實行西方民主嗎？
質疑者可能以美國為例反駁本文的觀點，美國是多種族國家，卻能成功實行西方民主。不過，美國和中國很不一樣，幾乎已沒有原住民族，沒有一個種族聚居在一塊，各個種族分散居住在北美大陸，因此不會形成屬性獨特的地區，雖有少數屬性獨特的城市，卻絕不足以獨立自主。美國的所有人民都是一點一滴加入這個沒有過去的新大陸，人們因此幾乎忘掉過去，沒有選擇地融入新環境，一切重新開始，因此簡單多了，中國和多數其他國家卻沒有美國這樣幸運的新環境。
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已實行西方民主，有些成功，失敗的也不少，由於歐美先進國家實行民主制度，很多人不加思索地就接受西方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歐美之所以先進，得力於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恐怕遠多於民主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因此不可不慎，不能人云亦云。
本文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分析西方民主的適用性，不免忽略一些其他重要議題，如民主制度的決策效率、執政的正當性等，不過對於中國這樣的非單一民族國家，認清西方民主可能造成分裂的重大影響，無疑是最重要的，有這樣的認識，中國未來應該有兩種選擇：探索出一條異於西方民主的民主化道路，或等到中國的種族融合更成熟完美時，再引進西方民主。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早在1980、1990年代之交，美國新保守主義戰略家即頻頻提出「創造性混沌理論」(creative或constructive chaos theory)，意指獨大的美國採取宏觀調控手段，向局部地區置入不穩定因素：如遣送恐怖分子，或挑撥族群、民族、教派關係，或在金融市場動盪、物價上漲而出現社會抗爭之時，透過非政府組織及代理人的影響力，突然樹立「建立公民社會」、「追求自由民主」的價值標籤，以達到推翻政府，製造區域性混亂的目的。最終，則由美國趁亂建立「新秩序」。所謂「新秩序」，絕非社會學意義地解決問題，而是使該地區分裂、瓦解、互相削弱、喪失獨立自主的能力，以至於聽命美國成為永恒。
必須留意的是，處於宏觀地位，微觀世界絕對是「混亂不堪，甚至野蠻落後」（主流媒體的主要宣傳內容）。任何地區一旦陷入微觀的混沌境況，則外面的宏觀世界始終是個享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幸福」，且令人羨慕、崇拜、膜拜的世界。更加可悲的是，處於弱勢的地區，永遠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成為混沌策略打擊的目標，因此永遠是以一個個脆弱的個體，面對強大的國際霸權集團力量。
中東不再是美對待的重點
如今，放眼望去，整個伊斯蘭教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地區，除了少數供美國驅使的海灣國家，或稱「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宗的塔利班國家」之外，基本上已一敗塗地。那麼，下一個製造混沌亂相的對象，究竟是不屬遜尼派的伊朗呢，還是不屬「新教、天主教聯盟」東正教文化圈的俄羅斯呢，還是屬儒家文化、華夏世界的中國？
筆者以為，伊朗實力太過薄弱，更何況1970年代末期當巴勒維政權崩潰、民族主義勢力取而代之，其伊斯蘭教勢力還是靠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才突然登上政治舞台。如果美國政府當時拒絕庇護巴勒維，美、伊兩國的關係絕不致於惡化或對立。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在於美英集團聲東擊西，令人無法揣摩其首先對付的國家究竟會是俄羅斯，還是中國？探討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國的國際功能與戰略地位切入，並做一對比。
中俄誰會被美國選中？
就前者而言，首先，中國是一個具有2,500年商業資本主義經歷的社會，其眾多勞動力不僅均具備獨立勞作的能力，且多數擁有不經太多培訓而投入於各個工商業產鏈的特點。鑒於此，自從1980代初中國得以進入國際市場之後，當仁不讓地吸收了國際市場最大份額的投資資金，並在短短的20年間發展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加工出口區，由是，為國際市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商品，對各個社會的物價穩定和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至於俄羅斯，這個歷史上向來處於集體勞動協作、不曾與國際市場結為一體的國度，除了提供原料之外，似乎難以擺脫其邊緣化的地位。基於一己利益的考慮，西方集團自然不會貿然放棄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
就戰略地位而言，俄羅斯固然從蘇聯瓦解以來遭遇了嚴重的經濟蕭條而導致國防開支大幅削弱，但它畢竟是個擁有5,000千顆核導彈的超級大國，而這種「互相保證毀滅」的力量，始終對西方集團構成最大的威脅。正是因為如此，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全球性經濟蕭條、石油需求減少，並促使油價不斷跌落，從而沈重打擊俄羅斯的財政能力之際，西方集團毫不猶豫地製造了烏克蘭政變，以及加劇了對敘利亞的武裝干預。其目的無他，不外是同時製造幾個「阿富汗戰爭」，再度將俄羅斯拖垮。
果真西方的戰略部署得逞，下一步會如何建立東亞的「新秩序」呢？根據上文的分析，筆者還認為，即便繼續維持中國加工出口的功能，但至少會促使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四分五裂，互相箝制，使之永遠不會對周邊與西方集團構成任何威脅。鑒於此，達賴喇嘛與李登輝一度提出的「七塊論」建議，絕非空穴來風的異想天開，而是多年來西方戰略家，如布里辛斯基曾提出過的理想藍圖。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台南市是台灣六都之一，位於台灣西南部，西臨台灣海峽、東臨阿里山山脈、北與嘉義縣鄰接、南與高雄市鄰接。面積2,191.65平方公里，為台灣各縣市中平原區比例最大、地形最平緩的城市，農耕地面積全台灣第一。阡陌交錯，公路道路為全台最多，全市遍布文化古蹟，多元文化並存。
台南市設籍人口約186萬人，其政府所在地分別位於安平區及新營區，採雙市政中心模式。
台南以宜居樂活城市著稱
台南為南台灣，乃至於整個中南部的文化、學術、教育、科技重鎮，除校本部在台南的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外，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科學園區、陽明交通大學的南部分址也都設在台南。台南市現以傳統小吃、古蹟文化、夜市商圈、旅遊度假、山川田園、溫泉戲水吸引觀光人潮，以宜居樂活城市著稱。
一個走過200年歷史的公園
湯德章紀念公園位於台南市中西區中山、民生、公園、中正、南門、開山、青年路交會處，造型圓形平面，空間由兩個植有草皮、喬貫木的綠色環帶及圓形水泥平台所構成，台南市政中心，台南州廳、合同廳舍等重要官方建築都曾集中在此。
日據時期，公園中央放置了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的銅像，稱為「兒玉公園」，二戰後改放孫中山先生的銅像，改稱「民生綠園」。1998年，為紀念228事件在此受到處決的湯德章律師，改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
台南測候所歷史悠久
台南測候所位於台南市中西區，1898年建置完成，是日據初期第一批設立的測候所之一，是台灣現存最古老的氣象建築。其建築中央有高約12公尺的圓柱形風力塔，塔身四周環繞著較低矮的一層樓18邊形辦公空間，座落於昔日台南府城的最高點，舊名為「鷲嶺台地」。由於建築中間有一個白色高塔，老台南人稱呼它為「胡椒管」。1998年台南市政府將其公告為市定古蹟，2003年經內政部公告為國定古蹟。
台灣文學館幾經變革
國立台灣文學館是台南市中心最重要的地標，由日籍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在1916年落成使用，為日據時期的台南州廳，是台南最高的行政中心，促進周邊街道變得熱鬧繁華，許多重要官署都設在州廳周邊。二戰時遭到盟軍轟炸毀損，幾經修復維持原樣，二戰後長期為台南市政府所在地，現在則是台灣文學館。
文學館採用馬薩式的建築風格屋頂，大門口有著典雅的歐、日融合圓柱，充滿濃厚的異國風格，館內有豐富的台灣文學館藏。台灣文學的發展從早期原住民、荷蘭、明鄭、清代、日據、戰後，世代更迭，族群交融，孕育出豐厚多元的內涵。惟因歷史與政治傾軋，有不少文學書冊與相關史料隨世流失，散迭各處，殊為可惜。
為能有系統蒐集、保存、研究這些珍貴的文學資產，台南文化界人士極力奔走呼籲，希望成立專責機構。
1991年文建會提出設立「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經行政院通過。1994年調整政策，擬將「現代文學資料館」併入「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其中設立「文學史料組」，引起不滿。後經文化界人士多次協商、溝通，行政院終於1998年復將「文學史料組」提升為「國家文學館」，於2007年定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
台南市美術館1館
台南市美術館1館主體建築原為1931年落成的台南警察署，為台南市定古蹟，是一棟裝飾藝術式樣(Art Déco)的建築。1館新舊融合的空間展示著台南在地藝術家及其他地區重要藝術家的作品，以美感教育為發展目標，提供多元藝術活動。1館建築與林百貨同為梅澤捨次郎所設計，館舍以古蹟建築為主體，透過古蹟修復再利用，結合周圍空間重新規劃設計。
展示空間有1,024平方公尺，分成10間展覽室，全館已於2018年8月完工，同年10月17日試營運，2019年1月27日與2館同時開幕，以建築修復展、典藏捐贈展和作品修復展與世人見面。
孔子廟展現完整閩南建築
台南孔子廟300多年來歷經數次重大整修，在台灣傳統建築中占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孔子廟展現最完整的傳統閩南建築，採標準的「左學右廟」格局，前殿後閣的三合院分三進兩廂。右廟第一進為大成門，分別設立名宦祠、鄉賢祠、孝子祠、節孝祠，中進是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兩側有東、西兩廡奉祀81位先賢、77位先儒。
禮器庫、樂器庫分別位在東、西廡的北邊，是收藏禮樂器之處。後方有崇聖祠（原啟聖祠），由18根柱子支撐的敞廳，屋頂為硬山式燕尾，祠內中央神龕供奉孔子5代祖先，兩旁分別為以成書院、典籍庫。左學部分設置明倫堂與文昌閣。空間格局東側立有泮宮坊，南有泮池。外設禮門、義路、大成坊及半月形牆垣。占地達9,007平方公尺，現存建物多達15棟，是全台孔廟中建築物最多者。
台南孔廟有兩處空間以「泮」為名，分別為泮宮坊、泮池。泮宮坊為清乾隆14年(1749)建造，為仿木構造之石坊；泮池為圓形，與庭園相接的牆上嵌有「思樂泮水」石碑。早期「泮宮」代表的是諸侯的學校，泮宮坊為舊時孔廟最外面的出入口，日據時期開闢南門路時被分隔開來，成為今日狀似兩處景點的模樣。
大成門及文昌閣
台南孔廟-大成門是以6根柱子支撐的木構架，每組門扇上面不繪門神，共設108根門釘，不書寫任何楹聯，以示對孔子的敬重。
台南孔廟大成殿現在的樣貌是1977年所整建的，是孔子廟建築群中層級最高者。居合院中間，位於高起的台基上，呈現一種崇高的意涵。前方露台為祭孔典禮表演佾舞的場所，殿內高懸清朝康熙皇帝以來，除了末代皇帝溥儀以外，所有元首頌揚孔子的匾額。
傳統古制中，文昌閣主祀神文昌帝君和魁星，與孔子完全無關。但由於中國人歷代重視科舉考試，文昌帝君和魁星相傳能庇佑考生，因此孔廟也建有文昌閣。台南孔廟內的王昌閣1樓為方形，2樓為圓形，3樓為八角形設計，2、3樓皆有小外廊。2樓主祀文昌帝君，3樓供奉魁星爺，故稱為魁星樓。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18世紀末福建漳州人吳沙率眾開墾蘭陽平原，而有了現今宜蘭以「結」、「城」、「圍」等特別的字不斷重複的地名。礁溪溫泉雖在日據時期才普遍開發利用，但因位置重要，在歷代軍事上扮演重要的腳色，陸續有清代伐木工頭林泳春的民變及林李成、林火旺的反殖民奮鬥。
以溫泉聞名的礁溪鄉，在宜蘭縣地理位置上具有特殊的優越性。西北負湯圍之高山（雪山山脈），巍巍挺立，直聳雲霄。東南臨蘭陽平原之田圃，一望無涯，遙接海際。今天宜蘭線鐵路、國道五號、北宜公路，皆由北而南穿越本鄉。此外，礁溪在歷史上也扮演重要的腳色。
重要灌溉水源的龍潭湖
在舊稱「四結」的宜蘭線四城火車站西方約3公里山腳下的龍潭村，有一個龍潭湖。它在清代時和池上的著名景點─大坡（陂）池，擁有相同的稱呼。30餘年前筆者在宜蘭服兵役，在蘇澳的武荖坑下基地時，曾從此夜行軍，走到龍潭湖旁的草地野營。當時無緣對龍潭湖一親芳澤，只對附近台塑的台化工廠印象深刻。近期舊地重遊，昔日的台化工廠今已轉型為龍潭湖畔悠活園區，提供遊客生態教育導覽和教育活動。
而沿著龍潭湖畔步道遊賞山光水色，正如日據的1933年《礁溪庄管內圖》〈礁溪庄勢一覽〉所描述：「四季水量豐富，呈紺碧色」；「魚類水面高高跳躍，水鴨也來遊。」龍潭湖也是礁溪境內重要的灌溉水源，清咸豐2年(1852)刊行的《噶瑪蘭廳志》描述：「四圍圳，在廳北六里，寬八尺，長千丈。由民合開，上引大坡水，自大坡至四圍（今吳沙村）及馬麟社（今玉光村）、踏踏莊（今玉田村）止，約灌田二百甲。每年修築，聽民自鳩。」因宜蘭多雨，加上平原滿布低漥的水池，農民利用鴨子識水的天性，讓宜蘭從清代起，就是台灣養鴨產業重要的基地。現今龍潭村旁的吳沙村開蘭路，有一座打造循環共生的鴨子生態園。
蘭陽八景之一的礁溪溫泉
200餘年前，吳沙率墾民從今新北市的澳底往宜蘭市前進開墾的途中，在礁溪看到乾掉沒水的谷地，命名為「礁坑」。按，《台灣語典》：「乾，水涸也。多用礁字」後因洪水將該谷埋沒，遂命名為「礁溪」，這條溪即今天的湯圍溪。礁溪溫泉主要分布於湯圍溪溫泉溝兩側谷地的湯圍（今德陽村）和白石腳（今玉石村）地區，為全台少見的平地溫泉。
湯圍在清代時因通生番界，設有湯圍隘，屬頭圍堡，配有隘丁8名。因該地山谷環抱及溫泉溝於水田中央餘煙裊裊，道光17年(1837）刊行的《噶瑪蘭志略》和日據初《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有如此生動描述。「遠望熱氣蒸騰，泉中若沸．附近田園多被泡傷」、「未幾清之某官巡行到此，知其泉之能爽人心身，毫無毒害。乃取而飲，且浴之，並以其効用佈告眾人」，「土人無冬夏，澡浴於此。」但礁溪溫泉在日據時期才普遍開發利用。公共溫泉設施最早出現於1915年，在離礁溪驛東北約500公尺的圓山公園（今礁溪溫泉公園），有磚石構造的公共浴場。其前控萬頃青田，隔洋遙望龜山島，被列為「蘭陽八景」之一。今天除了礁溪溫泉公園，在湯圍溝溫泉公園也設有免費的泡腳池。
先民的拓墾和建置
昔日宜蘭縣城郊的金六結有國軍營區，是筆者當兵時的師部所在。今礁溪境內也有十六結（今三民村）等不少以「結」為名的地名，和其他「城」、「圍」等特別的字不斷重複的宜蘭地名，隱藏著漢人開發此地的遺跡。清嘉慶元年（1796）福建漳州人吳沙率領漳、泉、粵籍墾民進入原住民平埔族定居的蘭陽平原，最初在頭圍庄烏石港附近築土城─頭城，並逐漸往二圍（今頭城鎮二城里）、三圍（礁溪鄉三民村）、四圍（礁溪鄉四結村）前進。因此有了今日北邊地區的頭城、二城、四城。墾伐團隊再以十人為基礎劃分成數個拓墾單位，稱為「結」，數十結再成為一「圍」。
嘉慶17年(1812)蘭陽平原中央的五圍（宜蘭市）成為噶瑪蘭廳治所在，為避免與廳治衝突而將頭城改為「頭圍」，並駐有縣丞，即今天的副縣長。同治13年(1874)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後，噶瑪蘭廳升格為宜蘭縣，雅稱蘭城。此時，從台北走淡蘭古道越過草嶺後，要進達「蘭城」，有「一關橫截大道，是為北關。由是進達蘭城，水程以沙崙為咽喉、陸程以礁溪為扼要：北來之門戶，於斯為固矣。」所以，礁溪在歷代軍事上扮演重要的腳色。
從美麗家園到殺戮戰場
和台灣其他地方一樣，來到宜蘭拓墾的漳州移民大都以務農為主，既樸實但也有反叛的性格。進入19世紀，由於宜蘭老樹「林密菁深」、「中有樟樹為戰艦需，例由官給資採辦」，伐木工頭林泳春在大坡建立開採樟樹的匠寮，因私煮樟腦獲利，得罪官府。道光2年(1822)林泳春「嘯聚四圍大坡地劄寮成黨，霸踞山場」，次年3月滋事，圍頭圍縣丞署，10月於礁溪被官軍擒獲。
明治28年乙未年(1895)底，為了配合抗日軍襲擊台北城的行動，宜蘭出身的林李成等，於12月30日，率領游擊隊進圍宜蘭縣城的日軍。日軍第四師團混成第七旅團，於隔年1月12日登陸蘇澳，1月17日占領礁溪，19日攻占頭圍，接著進行清鄉工作。1月13 - 28日期間，整個宜蘭「被誅戮者達1,500人，燒毀家屋1萬間，蘭陽平原大半已呈灰燼。」
林李成內渡中國大陸後，由其屬下林火旺（礁溪林尾庄人）承續統領之權，手下約有700人左右。兒玉源太郎總督轉以「等待歸順、究明土匪真相，對不降者斷然討伐，以圖剿滅之軟硬兩手政策」發布「匪徒招降令」。明治31年(1898)7月28日，後藤新平民政長官親自出席於協天廟（礁溪驛南方1.2公里的關聖帝君廟）西方的楓樹林（後為礁溪公園）舉行的歸順儀式，參加者約有300人。日方對於林火旺這一批日據以來數量最多的歸順者不敢掉以輕心，讓這些人承包了北宜公路的修建工程。明治33年(1900)3月22日林火旺被處决。此後宜蘭再無大型的武裝抗日行動。
武暖石板橋有悠久歷史
在距四城車站南方約500公尺，有一座建於清代的武暖石板橋，又稱「四圍橋」。建於光緒17年(1891)，是昔日礁溪與宜蘭來往官道所在的橋樑。地處今礁溪鄉光武村，為原住民平埔族奇武暖社的範圍。該社屬於濁水大溪（今蘭陽溪）北至烏石港的西勢社番二十社之一。嘉慶15年(1810)，「歸沐王化，始赴官控理…（台灣）知府楊廷理乃舉漢人為各社總理，設立通事、土目，約束社眾，造報丁冊，教以人事，薙髮著衣，始知置備耕牛、農具，漸通漢人語言，亦知愛重銀錢，烹調飲食矣。惟倫常、祭葬、婚婣尚沿舊習。」
直到日據後的明治29年(1896)9月30日，才開通從基隆到宜蘭蘇澳的軍事道路─陸軍路，即今天台2線濱海公路和台9線平原段公路，武暖石板橋遂回歸平靜。
未來的展望
今年4月3日花蓮大地震也影響到宜蘭的觀光，且震後振興補助方案未將宜蘭列入。而過去十多年，礁溪因溫泉區過度開發與抽取，已導致溫泉資源減少，水溫及水位下降。當局應在宜蘭好山好水的條件下，為遊客建立吳沙「唐山過台灣」後，篳路藍縷開發宜蘭，以及先民在乙未保台和反殖民時的英勇事蹟，當作史跡探索行程。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1907年7月5日的《民報》，刊登了章炳麟的《中華民國解》。該文開篇中說：「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那麼山陽是哪裡？緣何章炳麟說「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呢？在探討這一現象時，我們需要瞭解「山陽」這一稱呼背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
「山陽公國」的建立和發展
東漢末年的建安25年10月乙卯日(西元220年)，漢獻帝劉協禪位；11月癸酉日，正式登基兩天的曹丕奉劉協為山陽公。時山陽即山陽縣，縣域大致在今河南省焦作市區及周邊地區，今焦作市山陽區牆南村山陽故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山陽縣政府所在地。曹丕讓劉協在山陽縣建立山陽公國，國都定在鹿城（今焦作市修武縣李固村），行漢正朔，封邑一萬戶。4位封王的皇子降為列侯。魏明帝青龍2年(西元234)3月庚寅日劉協壽終正寢，嫡長孫劉康襲第二任山陽公。西晉太康6年(西元285)，劉康之子劉瑾襲第三任山陽公。劉瑾在位4年，其子劉秋襲第四任山陽公。西晉永嘉3年(西元309)7月，劉秋被胡人汲桑所殺。山陽公國歷經四任山陽公，存在90年。今焦作市修武縣七賢鎮古漢山村有漢獻帝禪陵，劉協、劉康、劉瑾均安葬此地。
劉協建立山陽公國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首先，山陽地區地理位置優越，山川秀美，物產豐富，適合作為劉協的遷居之地。其次，山陽地區歷史上曾是漢朝的重要疆域，有著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劉邦、劉秀起家之前都曾在此留下奮鬥的佳話。選擇這裡作為山陽公國所在地，既體現了對漢朝歷史的尊重，也便於劉協在這裡安度晚年。
此外，山陽公國的建立也是曹魏政權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曹丕篡位稱帝後，為了穩定政權，需要妥善處理與劉協的關係。將劉協遷至山陽，並賦予他一定的封地和權力，既是對他的優待，也是對他的一種監視和限制。這種政治安排既體現了曹丕的仁慈和寬厚，也反映了他對權力的牢牢掌控。
「山陽公國」被帶到日本
《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和《續日本紀》等多部日本史書，記載了同樣的歷史事件：山陽公國發展到西晉太康10年(西元289)時期，與第四任山陽公劉秋同輩的劉阿知，感覺時局接近天下大亂，便對其家族成員說：「我久在此地，恐有覆滅之禍。聽說日本境內較中國安定，我決定率家族東渡。」於是該年5月初一，劉阿知帶領長子劉都賀、舅舅趙輿德及族人劉國鼎、劉濤子、劉鶴明、劉信子等男女共2,040人，歷經千難萬險東渡日本。山東威海的劉公島據傳即為他們東渡途中的中轉站。同年9月5日他們到達日本，不僅帶去了中國的文化、技術和制度，同時也將「山陽公國」當作「中國」的稱呼帶到了日本。
東漢時期，中日之間有使節往來，溝通聯絡感情的慣例。劉阿知及其族人到達日本後，天皇賜劉阿知姓東漢使主，賜劉阿知長子劉都賀姓直。劉都賀的孫子東漢直掬生有3子。仁德天皇60年(西元372)4月8日，東漢直掬太郎忘孥直被賜姓阪上；雄略天皇16年(西元471)10月初一，東漢直掬次郎山本直被賜姓大藏，東漢直掬三郎波木直被賜姓內藏。
到了大藏春實的第9世孫大藏種直，生有5子，形成5姓：太郎大藏賴種移居高橋城，以高橋為氏；次郎大藏幸種，移居江上城，以江上為氏；三郎大藏種雄，以秋月為氏；四郎大藏種成，分居九州原田城，以原田為氏；五郎大藏種景，以波多江為氏。大藏氏後裔分衍繁多，除前述5姓外，尚有三原氏、田尻氏、原氏、小金丸氏、鞍手氏、岩戶氏、美氣氏、山崎氏、古賀氏、枝吉氏、米倉氏、海頭氏等分支。上述姓氏在日本百家姓中，其中高橋排列第3，僅次於佐藤、鈴木。
日本稱呼中國為「山陽」
在當時的日本人心目中，漢朝的地位很高，再加上劉阿知家族給日本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很受日本人的歡迎，大大促進了日本文明的跨越式發展；漢朝變成「山陽公國」也被日本人所接受。劉阿知家族歷經4個多月的奔波到達日本後，應神天皇安排他們定居在高市郡檜前村。劉阿知長子劉都賀將紡織技術傳到了日本，被尊稱為都賀王。4-7世紀的大和政權時期，劉阿知家族或在政治領域，或在軍事領域叱吒風雲，成為軍政界名人；到日本各地或開荒種地，或興修水利，成為地方豪族。日本天皇對劉阿知的曾孫東漢直掬格外看重，將他的孫子淳王的女兒許配給東漢直掬，並封為准大臣。其太郎官拜大宿禰、征夷大將軍，是當時日本最早統兵最大的官；其次郎是管理天皇財政的要職官員；其三郎從事天皇朝庭的內務管理。
朱雀天皇時期，任征西將軍的大藏春實，平定天慶3年(西元940)藤原純友叛亂立下卓越戰功，得到天皇嘉獎和賞賜，在九州原田築城。之後大藏家族長期擔任長門守、太宰大監等顯貴職務，負責管理朝廷財政，成為日本大藏省（今財務省）的得名由來，大藏家族也因此而得名。內藏家族負責朝廷內事務，成為內務省名稱來源。大藏家族衍生出來的原田、秋月、高橋家族，曾為城主（相當於諸侯）。阪上家族出過負責朝廷軍事的征夷大將軍—阪上田村麻呂，其後裔還衍生出丹波氏家族。其中，丹波康賴任宮廷典藥要職，著有《醫心方》。波氏家族掌控日本皇家醫藥機構—幕府醫學館千年之久，至今仍被津津樂道。其中著名漢醫學家丹波元簡(1755-1810)負有盛名，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明確表明自己是漢獻帝劉協後裔，漢名劉蕆庭，號桂山。
劉阿知將漢文化傳至日本
日本古代史權威專家阪本太郎(1901-1987)在1950年代編著的《日本史概說》中說：「劉阿知家族及其後裔傳到日本的漢文化，無論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還是在物質文化方面，都給了日本文化以劃時代的影響。精神文化方面傳入日本的漢字、漢籍以及儒教和佛教，決定了後來日本文化的性質；物質文化傳入日本的水利、灌溉、養蠶等農業技術以及建築、雕刻、織布、冶金、制陶等各種工藝技術及其製品，都為當時日本人生活水準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
劉阿知及其後代在日本的生活和發展，促進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他們帶去的中國文化、技術和制度，對日本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同時，日本在接受這些外來文化時，也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和理解。在這個過程中，「山陽」這一名稱逐漸被日本人所接受，並用來稱呼中國。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演進，「山陽」在日本的使用逐漸發生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背景下，這一稱呼所蘊含的文化認同和象徵意義也有所不同，但更多地被用來表達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借鑒。
劉協後裔到山陽尋根祭祖
日本九州的原田城，是大藏春實因戰功卓著而被封為征西將軍後建築的。崇德天皇天承元年(西元1131)，這支中國漢朝皇帝後裔正式以原田為姓，至今還保存著完整的族譜，並且在九州福岡市建立漢太公廟，定期到太公廟祭祀。1980年代以來，原田家族多次專程到中國劉邦、劉徹、劉秀、劉協墓地祭奠，緬懷感恩。
高橋通泰是日本海外炭開發供給株式會社社長，65歲時從一個親戚處得知自己是中國漢朝皇帝後裔。他查閱了《日本書紀》等大量與家譜相關的書籍後，證實了親戚的說法，並自稱是漢高祖劉邦的第71代後裔。
高橋通泰認為，明治維新後日本發動甲午戰爭，進而發動入侵中國全土及整個亞洲的戰爭，嚴格禁止日本公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後裔，又公開宣稱日本神國的歷史比中國歷史還悠久。在這樣的情況下，高橋通泰的先祖為避免家族成員遭難，隱沒了家族的完整歷史。他還發現高橋和原田同宗共祖，由於原田家族很早就被剝奪了城主的地位，故而相對自由，完整家譜才得以保留下來。有一天，他在家裡發現「心光院釋劉岳周常居士」字樣，知道是祖父所寫曾祖父的戒名。由於「劉」字在日本很少使用，高橋通泰據此推斷：祖父非常清楚自己是中國漢朝皇帝的後裔，但未敢告訴子女。
高橋元種的家人都瞭解高橋元種的歷史，並且以擁有這段歷史為榮。高橋元種共有6男3女，其中有個男孩叫統昌，是高橋通泰以上12代先人，所以高橋通泰小時候就聽家人講起過這段舊事。然而，世事滄桑，高橋通泰的爺爺只是山口縣農村的一個地主，其父叫晃，是南滿(瀋陽)醫學堂畢業的外科醫生。高橋通泰搞清楚家族史後，成立了高橋元種公後裔聯誼會，發行《智伯陽來》會刊，聯繫家族近百個，常舉辦祭祖、聯誼等活動。高橋通泰收藏有高橋元種後裔聯誼會編修的《日本島田高橋家系圖》。
1970年代以來，高橋通泰曾多次到中國，並在中國開辦6家煤炭、水產行業的公司，年貿易總額在2億元以上。他說來中國尋根、開辦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讓日本人清楚：中日不僅一衣帶水，而且血緣緊密，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小塚齊是日本大通株式會社社長、河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廳顧問，在日本經濟界享有盛譽。小塚齊2000年在焦作遊覽時表示：漢獻帝劉協的後裔在日本人口數量龐大，形成的日本姓氏難以數清。這些後裔中很多人成為日本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界的精英名流。日本有些地名與焦作的地名相互對應，例如日本有河內郡和山陽道，焦作古地名有河內郡和山陽縣。此外，日本河內地區前方後圓形狀的合葬墓，同焦作漢獻帝陵的類型是一致的。
結語
劉阿知等2040人移民日本，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將「山陽公國」的稱呼帶到日本，很快成為日本社會中地位尊崇的新貴族，衍生出阪上、大藏、內藏等數十個姓氏，使得「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成為共識。因此，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日本文明來自中國、來自山陽。近幾十年來，不斷有日本人到山陽故城、鹿故城、漢獻帝禪陵尋根問祖。
綜上所述，日本曾稱呼中國為「山陽」，這一現象背後蘊含著複雜的歷史背景、文化交流、政治因素和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通過對這一稱呼的探討，可以更深入地瞭解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關係和文化交流，以及這種交流對兩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作者係焦作市中學教師、非遺專案山陽城傳說代表性傳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