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慧型手機到人工智慧（AI）晶片，台灣製造的晶片無所不在，支撐著全球數位化浪潮。尤其在5G、生成式AI和高性能運算（HPC）等前沿技術的推動下，台灣不僅在晶片製造與封裝測試領域穩居全球第一，在設計領域也位列第二。然而，伴隨著地緣政治緊張與供應鏈脆弱性的挑戰，台灣的角色益發關鍵。本文將探討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歷史成就、政策支持、全球影響力及其未來的挑戰，揭示其如何成為全球科技命脈的霸主。

從起步到全球領軍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崛起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數十年深耕的成果。1960年代，外國企業如通用儀器和飛利浦在台灣設立封裝廠，開啟了產業雛形。然而，真正的轉捩點出現在1970年代，當時台灣政府將半導體視為經濟轉型的關鍵，積極推動技術引進與本土化。1973年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成立，1976年ITRI與美國RCA公司簽署技術移轉協議，為台灣奠定了晶片設計與製造的基礎。

1980年聯華電子從ITRI分拆成立，成為台灣首家民營半導體企業。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創立，開創了晶圓代工模式，專注為全球客戶製造晶片，不僅帶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快速成長，也重塑了全球產業分工。從新竹科學園區的建立，到1990年代的產業集群形成，台灣逐步構建了完整的半導體生態系，成為全球的供應鏈樞紐。

打造世界級半導體強國

2020年推出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進計畫」，明確將半導體列為重點，旨在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領導地位。政府透過稅制優惠、研發補助和基礎設施投資，吸引國內外企業參與。2023年修訂的《產業創新條例》，為投入高研發企業提供25%的研發費用稅額扣抵，並對先進製程設備投資給予5%的稅額優惠，進一步激勵技術創新。

此外，2023年公布的「晶片驅動台灣產業創新方案」計畫，在2024至2033年間投入3000億新台幣（約90億美元），聚焦AI晶片、先進製程及異質整合技術的研發。該計畫目標在2033年前將台灣IC設計的全球市占率從20%提升至40%，並維持先進晶片製造80%的市場份額。同時，政府積極建設南部半導體走廊，如高雄楠梓科技園區，以分散地震等風險並擴大產能。這些政策不僅鞏固了台灣的技術優勢，也吸引了微軟、應用材料等國際巨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

台灣的人才培養策略同樣關鍵。政府與大學合作，確保半導體專業人才的穩定供給，並透過國際合作吸引全球頂尖人才。2023年台灣半導體產業僱用約31.7萬人，研發人員近6萬，展現了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強大競爭力。

科技命脈的掌控者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2023年，台灣晶圓代工市占率達75.2%，封裝測試市占率為50.4%，IC設計市占率19.3%，位居全球第二。TSMC獨占鰲頭，掌控全球90%以上的7奈米以下先進晶片製造，客戶包括蘋果、輝達等科技巨頭。聯發科、聯詠科技等設計企業，也在手機與顯示驅動晶片領域名列前茅。

台灣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市占率，更在於其支撐全球科技進步的能力。從5G通訊到AI運算台灣晶片無所不在。2023年全球半導體需求中，通訊占32%、汽車占17%，顯示晶片在數位化浪潮中的重要性。台灣半導體產業2023年總收入達4.34兆新台幣，占台灣GDP的18.4%，出口額1670億美元，占總出口38.5%，凸顯其經濟支柱的地位。

然而，台灣的集中優勢也帶來風險。2020至2022年的全球晶片荒，暴露了供應鏈的脆弱性，尤其是汽車產業因晶片短缺遭受重創。地緣政治緊張，特別是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局勢及美中科技戰，加劇了全球對台灣依賴的擔憂。為此，各國積極推動半導體「去風險化」，如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和歐盟的《歐洲半導體法》，均試圖提升本土產能。

應平衡風險與機遇

為因應地緣政治挑戰，台灣半導體企業加速全球布局。TSMC投資65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建三座先進工廠，預計2025年起投產4奈米晶片；日本熊本兩座工廠投資逾200億美元，2024年底量產；德國德勒斯登工廠則專攻汽車晶片，預計2027年投產。聯華電子與力晶科技也分別在新加坡與日本投資建廠，顯示台灣企業對全球化策略的積極回應。

儘管海外擴張步伐加快，台灣本土仍是核心。TSMC承諾至少將一代領先的技術留在台灣，並在高雄、嘉義等地興建2奈米工廠，預計2025年投產。2023年TSMC在新竹設立全球研發中心，強化下一代技術開發。台灣半導體企業計畫在未來五年內投資1200億美元，擴建20餘座新廠，確保本土產能領先全球。

這種「根留台灣、布局全球」的策略，不僅回應了客戶對供應鏈多元化的需求，也為台灣企業開拓新市場創造機遇。例如，TSMC的日本工廠帶動了當地供應鏈發展，吸引台灣材料與設備商跟進投資。

不過，台灣半導體企業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技術競爭加劇，1奈米以下製程研發成本破百億美元，需企業與政府強化資源整合；中國大陸、韓國等競爭者積極追趕，地緣政治風險亦使投資信心不穩；永續壓力日增，半導體製程耗能耗水，台灣需加速綠色技術轉型以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全球產能擴張帶動人才爭奪，台灣面臨美、日、歐等地競爭。

儘管挑戰重重，台灣憑藉著完整產業鏈、技術優勢與靈活布局，仍保有強勁競爭力。2024年產業收入預估成長17.7%至5.11兆元，展現AI與5G需求下的復甦動能。未來須在創新、合作與風險管理間取得平衡，持續引領全球。這不僅是產業的成就，更代表著科技未來的縮影。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6月12日印航班機AI 171墜機迄今已兩個月，當真相透過兩個黑盒子的內容逐漸成形，全球航空界驚覺此事故非駕駛員的人為疏失，問題出在系統軟件的失能、設計上潛在的缺陷。看起來，波音787的全自動化問題，比2018年、2019年兩架波音737MAX墜機更為嚴重。

是誰關了燃油開關？ 

7月12日，印度航空事故調查局（AAIB）依規定在事發的30天內，公布了空難初步調查報告，發現兩具引擎燃油開關曾被切斷，監視器畫面亦顯示，緊急發電裝置「衝壓空氣渦輪機」在起飛後不久就已啟動，顯示引擎失去了動力。

該機座艙語音記錄器（CVR）錄到飛行的最後時段，一名機師問另一名機師為何切斷燃油，對方回答他沒這麼做；兩開關切換時間只間隔一秒鐘。據《華爾街日報》透露，座艙語音記錄器可分辨出機長、副駕駛的聲音，此次起飛操作是由副駕駛主導、機長監控。在飛機自跑道爬升時，副駕駛質問機長為何將燃油閥開關切換至「切斷」（cutoff）位置，機長則相當冷靜地否認。最後的Mayday求救信號也是副駕駛的聲音，但來不及呼叫班機代號 AI-171。

看過初步調查報告後的資深民航機師指出，事發時，飛機正在離地爬升，副駕駛應該是雙手全力操控操縱桿，機長應該是兩手空著在旁監控，才有空關閉燃油開關閥。燃油開關閥在機長的右前下方，操作時因有保險設計，不可能因誤觸而關閉。《華爾街日報》暗示事故是蓄意的自殺行為。對於該報爆料是機長關閉了燃油閥開關，民航駕駛員協會（ALPA）極為憤怒，認為它故意誤導事件的責任歸屬。尤其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缺席審判，調查小組未包括ALPA的代表。

機尾內部有燃燒跡象

7 月20日，調查小組公布飛機尾部的狀態，不似機頭、機身因撞擊起火燃燒。機尾部分外型尚稱完整，但近黑盒子處小區域內壁有煙燻現象，導致黑盒子外型嚴重燒損；應該是在前次航程時，尾部感應器（TCMA）就已記錄失能。調查員檢查電線起火應該是在起飛前，激發引擎FADEC自動關閉了油門通路。

機尾處鋰電池走火，輔助動力裝置 ( APU ) 線路起火，是肇事最重要的證據。波音787夢幻機量產之初，就因鋰電池問題而延後兩年推出。 而此次波音787機身有漏水跡象，漏到下層電子箱的位置，是否因此引起鋰電池起火，還有待進一步探究，但已顯示出此次空難實屬機械方面的失能。

黑盒子呈現驚人一幕

 一切發生在飛機離地後 22秒，副駕駛下達指令收起起落架，機長予以確認，但緊接者一片寂靜壟罩，隨後持續不斷的警報聲，飛機正在失去高度，飛行員反覆發出指令，語句交叉重疊。但情況並未好轉，攻角過大，發動機仍在轉動，但升力已完全喪失；求救信號Mayday簡短而急迫，隨後一片寂靜，只剩下機組人員拚盡全力試圖重新控制飛機，做最後努力。

讓專家們驚異的是機組人員的鎮靜，或許他們還未意識到問題所在，也沒時間去理解。而2000多項飛行參數給出的答案是，起飛後僅14秒，襟翼（為飛機提供最大升力關鍵的部件）已被完全回收。當時飛機時速尚未達到足夠水平，過早的操作導致飛機瞬間喪失全部升力，迅速下墜。機艙內儀表顯示機翼是展開的，這意味者機組人員始終認為他們是處於安全飛行狀態，但實際上他們被本應保障他們安全的系統所誤導了。

國際航空界將矛頭直指波音公司，讓人們不禁想起 2018、2019年，兩次B-737 MAX墜機都是因軟件故障導致。而2025年1月一架波音737 MAX 9在俄勒岡上空飛行時，後部艙門整個脫落，機身留一個大洞，原因是螺栓未被正確安置。事後波音的首席執行官為此辭職，美國航空管理署(FAA)下令暫停波音737MAX的生產線。

猶記得吹哨人巴納特 ( John Barnett ) 多年來持續對波音的安全提出警告，卻在公聽會的前一晚死在旅館的停車場，官方說法是他自殺，但航空界沒有人相信那是事實。

波音787的襟翼控制系統本應具備多重的保護機制，包括備用馬達與編碼器。但只要一個傳感器出錯，加上遲延維護，就足以釀成悲劇。有內部消息指出，在事故的一個月前，左側襟翼執行器出現收回遲緩的現象，被送檢修，其中部分零件被更換。又據內部維修人員透露，該次換件因缺工具，扭距傳感器的校準程序被延遲、亦未標示為追蹤項目。 調查單位亦在追蹤，襟翼狀態的錯誤指示，是否會誤導飛機的計算系統（TCMA），自動推力調整系統（FADEC）是否會因此出現異常反應。數據證實自動油門系統的運作顯示飛機在正常爬升，發動機輸出的推力值符合系統預設的算法，但由於襟翼實際產生的升力遠低於系統的預設值，攻角迅速上升，最終導致飛機失速墜毀。換言之，飛機自以為運作無誤，飛行員也以為一切正常，但原本用在保障安全的系統不但未能拯救危機，反而傳導了誤導性的信息。

結語      

有舉報人多次檢舉波音負責787裝配的查爾斯頓工廠存在生產流程被要求加速，檢測步驟則被省略等問題。總之，印航空難不僅是一項技術層面的故障，而且是波音管理階層全面崩塌的結果。波音文化若不徹底改變就沒救了！

（作者係美國航空太空醫學專家、航空醫官，具飛行執照）

以伊12日戰爭期間，伊朗發射大量地對地火箭、彈道飛彈、高超音速武器、巡弋飛彈、無人機等，重創以色列台拉維夫等城市。但以色列空軍精準轟炸，擊斃多名伊朗高層人員並摧毀多個武裝設施；美國空軍B-2轟炸機投放GBU-57巨型鑽地炸彈，炸毀伊朗核設施。至此，伊朗當局應強化空軍實力，以殲敵於境外；中國殲10-CE型戰機具備物美價廉、性價比高、實戰經驗等優點，便成應急首選。

伊朗空軍的現況

伊朗為中東地區產油國，過去曾和伊拉克長期交戰，即著名的「兩伊戰爭」。目前，伊朗擁有巴勒維王朝引進的美製F-14戰機、F-4戰機、俄製MiG-29戰機、自行研改的F-5閃電雙垂尾戰機等，總數約150架。但上述戰機設備老舊、武裝落後、缺乏後勤支援；平時只能當電影道具充數、戰時則無用武之地。以伊12日戰爭期間，即有數架伊朗戰機（F-14）遭空襲摧毀。

據傳，伊朗將採購中國殲-10CE型戰機、早期預警機、紅旗系列防空系統等，組建一支純中國武裝系統的空軍。伊朗曾考慮採購俄羅斯Su-35S，但俄方始終未正面回應。雖然，Su-35S性能優異，但在俄烏戰爭中屢遭擊落，其生存性頗令人擔憂。

印巴空戰的經驗

印巴（印度-巴基斯坦）空戰後，巴國飛行員表示受過中國軍工企業的教育訓練，可適應高強度戰場環境。巴國殲10CE型為鴨式佈局、單發動機設計，配備主動相陣雷達、電戰干擾裝置、先進數位化座艙，可使用霹靂10E型、霹靂15E型等短、中程空對空飛彈。若和印度飆風的鴨式布局、雙發動機配置、單價昂貴等相較，殲-10CE型可謂以小搏大、性價比高。

殲-10CE型採用視距外作戰（BVR）、利用資料鏈接收目標方位、發射霹靂15E型後，立即關閉雷達隱匿行蹤。後續由早期預警機中繼導引擊落印度飆風、Su-30MKI、MiG-29等戰轟機，並安全返航。上述過程即所謂「A射B導」或「A鎖B射C導」系統化作戰，使用相同規格（中國）資料鏈才能實現，而這也是印度的最大罩門。印度空軍的現役戰機、早期預警機來自印、美、法、俄，資料鏈整合極為困難。

目前，巴國殲-10CE型仍由成飛公司製造，而JF-17雷電則在巴國境內授權製造。從巴國空軍的卓越表現，可看出中國軍工企業在售後服務、後勤保修、教育訓練等項目確實下足功夫。由於巴國殲-10CE型表現優異，曾傳出伊朗、埃及、奈及利亞、印尼、馬來西亞等國有意採購。不過，印尼最終選擇和土耳其簽署TF-X匿蹤戰機採購協議，並未採購殲10CE型。

殲-10CE為外銷出口型號

成飛公司的殲-10C型戰機，為求最佳的機動性能，改用小前翼配合三角翼的鴨式布局，並增設腹鰭翼以增加穩定性。殲-10C型簡化機身外觀以利匿蹤，並改為蚌式進氣口（DSI）。此種設計由凸包（鼓包）配合一體成型的大型整流罩，可遮蔽發動機葉片以增進匿蹤效果，並改善超音速性能。上述蚌式進氣口，也用於中國殲-20型、FC-1梟龍（JF-17雷電）和美國F-35系列戰機，是目前最先進的設計。

殲-10型的航電系統為全新多功能顯示器儀表板，和過去戰機的機械式儀表板不同。機鼻配備一具全相位的杜卜勒射控雷達，內建多工模式，具備視距外、多目標接戰性能。據稱最大搜索距離160公里，仰視搜索距離100公里，俯視搜索距離80公里。飛行員使用頭盔瞄準具，可發射偏軸（離軸）短程空對空飛彈。

據照片顯示，殲10-B/C型的座艙罩前方增設紅外線追蹤裝置，應該是針對匿蹤目標所設計。另修改機鼻雷達罩外型，杜卜勒射控雷達換成主動相陣雷達，最大搜索距離可能增為200公里以上，持續掃描範圍也加大。若配合新型中/長程空對空飛彈使用（霹靂15型/霹靂17型），將大幅增進空戰性能。

殲-10型的固定武裝為一門23公厘口徑雙聯裝機砲，機腹和翼下掛點可攜帶副油箱、KG600/800自衛干擾吊艙、KZ900偵測吊艙、OC5雷射照明吊艙、鷹隼3晝夜瞄準吊艙、傳統鐵殼炸彈、全球定位導引炸彈、雷射導引炸彈、霹靂8B型/10型/11型/12型空對空飛彈、鷹擊91反輻射飛彈。酬載最重者為500公斤級武器系統，包括GB1/GB3雷射導引炸彈、GB2A滑翔增程衛星導引炸彈、GB3A滑翔增程雷射導引炸彈、GB6A動力增程布撒武器等。

殲-10型空重9噸，正常起飛重量12噸，最大起飛重量19噸，最大航速2馬赫。目前，量產的殲-10型均採用俄製AL-31FN發動機，推力為123千牛頓。據照片顯示，有數架最新的殲-10C型換裝中國自製的渦扇10A/B型發動機，推力為132/135千牛頓，又稱「太行發動機」。渦扇10B型更採用噴嘴向量控制，以提高戰機的機動性。西方專家認為，定型的渦扇10型推力約為120千牛頓，和AL-31FN相當。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兩棲作戰向來仰賴攻擊艦的運輸、卸載、支援及與其他艦隻的合作。目前中國人民海軍的船艦數量已達世界第一，075與076二種兩棲攻擊艦（Amphibious Assault Ships）是人民海軍體系化作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面對強權競爭與挑釁之際，兩棲攻擊艦將持續在特定爭端海域進行「實戰化」操演，為潛在的衝突做好準備。

075型兩棲攻擊艦

075型兩棲攻擊艦由擁有豐富造艦經驗的「滬東中華造船廠」承製，該集團長期協助人民海軍進行相關艦隻的建造與開發，包括早期的071、072、073登陸艦與726氣墊登陸艇等，中國政府決定在2011年啟動相關艦艇的研究計畫，經數年討論，最終決定在2018年動工。首艘075型登陸艦「海南號」已於2019年下水測試，2021年4月正式服役，目前部署在人民海軍南部戰區，共同應對南海地區複雜的主權爭議。

075的二號與三號艦分別是「廣西號」與「安徽號」。廣西號於2019年動工，2021年12月入列人民海軍東部戰區服役；安徽號於2020年開工建造，2022年11月進入人民海軍東部戰區服役。兩艘兩棲攻擊艦專門應付東海的釣魚台列嶼與複雜的台海情勢，在解放軍想定的攻台計畫中，列為其主戰部隊之一。最新的四號艦「湖北號」於2025年8月正式服役，目前部署在南部戰區。

075兩棲攻擊艦滿載排水量約4萬噸，和美軍「胡蜂級兩棲突擊艦」（Wasp-class）不分軒輊，整艘船艦長度為232公尺，寬度為36.8公尺，吃水深度為8.1公尺，採用「直通式」甲板，以柴油作為其燃料來源，艦上各種操作人員約1100人，登陸部隊據推測應能乘載約1600名海軍陸戰隊員，最高航速23節（每小時46.3公里），能裝載3艘726型氣墊船、攜帶40-60輛兩棲突擊車與30架直8與武直10直升機。

觀察兩棲攻擊艦有兩個重點，一為滿載排水量，排水量的多寡和裝載力有直接關聯，二為船艦上的飛機與登陸艇性能。075艦攜帶的726型氣墊船最大航速80節，巡航速度約50-60節，能搭載一輛96式戰車或80名武裝士兵，96式戰車的性能與美軍M1系列戰車旗鼓相當。飛行甲板上的「直20J」為中型運輸直升機，性能和美國海軍SH-60海鷹直升機相仿，「武直10」為武裝直升機，性能和美國海軍陸戰隊AH-1Z直升機一致，兩款直升機在執行「多層雙超」戰術時，武直10能掩護運輸直升機針對灘岸或城市進行「垂直立體登陸」，配合海軍其他作戰艦的支援、兩棲攻擊艦的氣墊登陸艇與空軍戰機、轟炸機、電戰機的掩護，解放軍海軍早已具備完整的三棲作戰能力。

076型兩棲攻擊艦

隨著大陸「軍工體系」發展成熟，2020年大陸政府對於新款兩棲攻擊艦有了初步構想，技術上要求將「電磁彈射」技術安裝在新款兩棲攻擊艦，2023年針對新一代兩棲攻擊艦進行動工，2024年12月下水測試，預計在2027年列裝服役。計畫配置在解放軍南部戰區，從大公、文匯報得知，首艘076兩棲攻擊艦「四川號」正在進行所有的測試，該級艦不但是全世界首款將「電磁彈射」技術應用在兩棲攻擊艦的船隻，也是首款將無人機部署在大型兩棲攻擊艦的艦種。

076型兩棲攻擊艦的長度約252.3公尺，排水量超過4萬噸，採用雙艦島模式，利於平時與戰時的指管通情，為強化整艘艦的航行穩定，四川艦特別使用燃氣動力與電力等綜合動力系統，為全艦提供穩定的動力。艦體甲板能攜帶40餘架各型直升機、定翼機與無人機以進行垂直立體登陸作戰或空戰，而解放軍將電磁彈射技術應用在兩棲攻擊艦，據推測其戰場構想，應為076艦攜帶定翼機與「無人機」對敵進行作戰有關，在戰術應用上屬於新穎的技術，而美軍目前僅在大型核動力航艦配置無人機，對於傳統動力的兩棲攻擊/直升機艦尚未部署無人機。

四川艦甲板因配備電磁彈射技術，在艦載機的搭配上更為靈活，除能攜帶傳統的直升機，也能部署無人機與定翼機。據推測無人機以「攻擊-11」為最可能，該無人機是由「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開發的機種，2013年11月首飛，2016年正式服役於大陸海軍。下一代的空戰在構想上將由無人與有人機進行搭配，無人機將發揮「忠誠僚機」的功能，亦可達到降低戰損的目的。

在定翼機的配置上，根據「美國海軍新聞網」（USNI NEWS）推論，大陸海軍有可能將測試中的殲-35隱形戰機部署在軍艦上，雖然其推論仍有待驗證，但殲-35是大陸自主開發建造的隱形戰機，外型與美軍F-35相似，而殲-35配備兩具發動機，在推力與飛行運動性能上都勝過F-35。殲-35與殲-20為陸方自主開發的第五代戰機，這顯示中國是繼美國之後使用兩款隱形戰機的國家。

結語

預計075艦未來將建造8艘，076艦則預計建造4艘，其作戰潛力將投射到更遙遠的海洋。解放軍海軍的最終目標是具備跨洲與跨洋作戰能力，而兩棲攻擊艦伴隨著萬噸大驅、巡洋艦、航空母艦，形成「體系化作戰」的一環，人民海軍最終將徹底擺脫1895年「甲午海戰」之恥，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美國總統川普這幾個月來，推動了一些會深遠影響美國科學界的政策。首先是從3月起，陸續取消聯邦政府對大學研究的補助，理由是學校未能妥善處理反以色列在加薩戰爭的校園示威活動。哥倫比亞大學首當其衝被砍了約4億美元（下同）。緊接下來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針對跨性別運動員的政策，被聯邦政府凍結1.75億資助；普林斯頓大學也因校園反猶行為的調查，被暫停2.1億；布朗大學5.1億、康乃爾大學10億、西北大學約7.9億的聯邦補助也遭到凍結。

任意刪減對私立大學補貼

4月11日，哈佛大學收到川普政府的來函，列出哈佛若要維持與聯邦政府的關係，必須滿足一系列要求，審查內容涵蓋學生、教職員的立場，並要求修改大學的治理結構與聘用制度。哈佛校長艾倫賈伯（Alan Garber）4月14日在發給全校的公開信裡寫道：「大學不會放棄其獨立性，也不會放棄其憲法保障的權利」，他補充說：「不論哪個政黨掌權，政府都不應該干涉私立大學教什麼、錄取或聘用誰、或進行哪些研究。」川普政府的回應非常快，隔天就宣布凍結來自聯邦機構、總額超過22億、為期多年的研究補助。白宮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小組還指控哈佛，在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中容忍對猶太與以色列學生的「嚴重騷擾」。

有一位研究太空物理的傑出教授，正在執行一項5年期、總經費450萬的研究計畫，尋找銀河系以外行星存在的證據。計畫才進行一半，發現研究經費被砍，計畫必須終止。他無奈地向記者抱怨：我不知道我在尋找系外行星，跟反猶太主義有什麼關連？

企圖影響學術期刊內容

4月初，美國司法部檢察官Edward R. Martin Jr.向包括NEJM、CHEST等醫學期刊發函，詢問其審稿流程是否存在偏見。這被視為一種威嚇式的調查，意圖阻止學術期刊刊登不符合政府意識形態的研究結果。接下來，5月27日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部長小羅伯特甘迺迪宣布，將考慮禁止聯邦研究員在NEJM、Lancet、JAMA這些「受大藥廠操控」的期刊上發表論文，並提議創建一個自己的官方醫學期刊。這個構想如果成真，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強制要求所有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都必須在這個官方醫學期刊發表，以便於官方執行審查。

6月3日，川普政府終止了幾個重要的聯邦科學研究機構，包括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在內，對Springer Nature（即出版Nature系列期刊）的訂閱合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更明確表示，這些期刊所刊登的都是垃圾科學。這次停止訂閱涉及金額約2,000萬。而未來會影響美國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政策，無外乎5月底白宮公布2026年的政府預算，其中對國家研究機構預算刪減的幅度史無前例，這裡面對科學界影響最大的包括以下幾項。

刪減國家研究機構預算

一、國家衛生研究院：預算將從2025年的480億削減至 270 億，減幅約 40%。具體作為還包括裁撤多個研究所（如少數族裔研究所、護理研究所、佛格蒂國際中心）和裁員1500人。佛格蒂國際中心是詹森總統在1968年成立的機構，提供獎學金給第三世界優秀的科學家到美國進修、交流，對促進生物醫學界的合作扮演了重要角色。1970-80年代，佛格蒂國際中心每年提供一位台灣青年科學家到美國進修一年，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就曾拿到資深科學家獎學金。

二、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擬將經費從90億削減至39億，降幅近 57%。同時被要求裁掉目前員工1700人的50%。NSF是支持美國大學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機構，基金會主席面對一連串的政策指令，他宣布提前辭職。

三、NASA：科學預算從 75億下降到 39億，減幅 52% 。多項重點太空任務（如羅曼望遠鏡、火星 Sample Return、Gateway月站）都面臨取消。

四、環境保護署（EPA）：預算將從約91.4億減至約41.6億，減幅 54%，為過去50年來最大砍幅。重大影響包括取消州級水環境基礎設施補助，縮編職員等。

五、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被建議削減科學預算26–27%，尤其是研究部門（OAR），砍幅達74%。將取消氣候、海洋實驗室與大型研究計畫 。

六、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擬從92億削減至 52億，削幅約44%，將縮編傳染病預防項目。

刪除一座LIGO鬧出笑話

或有人說政府主動刪減預算，為納裞人省錢不是件好事嗎？這涉及很多複雜的問題：包括對基礎科學的價值認定，科學機構有沒有浪費，有限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等。但政策的決定必須要有合理的依據和邏輯。6月12日出版的 Science就報導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預算刪減案，值得分享。這個案例的主角是一個用雷射干涉儀，來接收宇宙中重力波訊號的觀測站（簡稱LIGO）。

愛因斯坦1915年發表了他的廣義相對論，他認為巨大質量的存在會使周圍的時空彎曲。這個理論預測太陽背後恒星發出的光，經過太陽周圍的彎曲時空，它走的路徑非直線而是會轉彎。這個預測在1919年由英國愛丁頓觀察東非全日蝕時，太陽背後恒星出現的位置而得到證實。在1916年和1918年後續的研究中，預測兩個巨大黑洞互相吸引而繞行時，就會引起時空的擾動，這個擾動會以波的形式從源頭向外傳播—這就是重力波。於是NSF於1990年花費約4億美元，分別在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的漢福德（Hanford）與東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頓（Livingston），建造兩座利用雷射干涉儀，來接收宇宙中重力波訊號的觀測站。

為什麼要建兩座LIGO觀測站？理由其實很簡單，前面提到干涉訊號是因為重力波影響臂長的微小變化（通常約為 10⁻¹⁹ 公尺）所產生。你怎麼曉得這麼小的距離變化，是來自重力波，還是鏡子的風吹草動所造成？雖然把鏡子放在真空中以避免空氣的擾動，同時加上各種防震措施，但你永遠不能排除訊號可能來自附近高速公路的汽車，或其他人為的活動。因此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在3,000公里以外再建一個一模一樣的觀測站。當重力波從一個觀測站傳到另一個觀測站的時間，大約是10毫秒 (3,000除上光速)。如果兩個觀測站相隔了10毫秒，收到了相似訊號，那這個訊號來自天體碰撞產生的重力波，可信度就提高了很多。兩個觀測站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定位重力波的來源。

LIGO 2016年2月報告第一次偵測到重力波的訊號。這個重力波來自距離地球約13億光年外的兩個黑洞合併的活動。兩個黑洞的質量分別約為 29 和 36 個太陽的質量。兩座 LIGO 探測器同時偵測到一個明顯的「唧唧叫」訊號，持續約 0.2 秒，剛好是兩個黑洞螺旋接近、合併，形成一個單一旋轉的黑洞的時程。更重要的是，兩個觀測站偵測到訊號之間的時間差為 7 毫秒，證實這是一個真實的天文事件。這個突破性的觀察，除了再次驗證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同時也標誌著一個全新領域的誕生：重力波天文學。

2017 年 8 月 17 日，另一次約 1.3 億光年外兩顆中子星螺旋碰撞產生的重力波被偵測到。更重要的是，它們同時精準地預測到這個中子星螺旋碰撞的方位。這個資訊立刻讓世界各地與太空中的各種望遠鏡，迅速同時轉向天空中的這個區域，目睹了隨後戲劇性的爆炸場面—這就是所謂的「千新」（kilonova）。「正是因為有兩座探測器，這一切才成為可能。這就是他們為什麼要蓋兩座觀測站的原因。」三位領導LIGO計畫者，因2016年首次偵測到重力波而獲得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川普政府對科學研究預算刪減計畫，2026年將迫使NSF必須關閉其中一座LIGO干涉儀，這項刪減預計可節省約2000萬美元，卻會大幅削弱LIGO探測並定位產生重力波的劇烈天體事件的能力。

一個有趣的評論認為，LIGO遭腰斬的提案，或許反映出，這項計畫在白宮預算管理局（OMB）心目中的地位。「OMB的人知道，這項計畫重要到不能完全砍掉，但他們對其中的科學並不瞭解，才會覺得可以只砍一半。」

（作者係陽明交通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教授）

許倬雲老師走了，享年95歲。得知他往生的消息，讓我不禁回憶起61年前，1964年第一次上許老師中國上古史課的情景，他拄著拐杖費力地上了講台，但一開口介紹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課業要求，聲音有力而堅定，同學們立刻全神貫注起來。許老師32歲從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就返台任教，那個時代台灣還沒有博士課程，許老師還是個洋博士，令人崇敬。老師結合考古研究成果和文獻授課，不僅介紹一些社會科學方法，還指導我們閱讀期刊論文。

首開風氣的歷史系所主任

許老師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 中譯本2006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鄒水傑譯），就是用社會學理論探討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當時老師的第一本書《心路歷程》剛由文星書店出版，其中《介紹何著〈明清社會史論〉》，介紹研究社會流動的先驅何炳棣（1917-2012），運用進士、舉人題名錄及同年齒錄中的三代履歷做統計分析，開啟了我研究社會史和社會流動的興趣，後來我譯注何炳棣老師的《明清社會史論》時，運用了比何老師多近三倍的樣本，研析明代社會的向上流動，即源於此。

此外，許老師鼓勵學生去社會科學系所選課，我因此選修了鄉村社會學家楊懋春老師（1904-1988）的中國社會史課，又在張漢裕老師（1913-1998）的指導下，研讀他翻譯的韋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協志工業叢書，1960）。另外，老師又從美國延請陶晉生教我們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他是陶希聖的公子，宋遼金史專家。

1965年，余又蓀主任因車禍去世，許老師接任台大歷史系和研究所主任，開展許多改革與建樹，台灣的第一個史學博士班就是許老師創辦的，第一個研究生組成的定期論文發表研究會，以及定期出版刊物《史原》，也是在他指導下促成的，而且他還向有關單位籌措經費支持。當時台大歷史系老一輩老師年事漸大，尤其世界史師資有短缺之虞，許老師為此向哈佛燕京學社爭取到資助，送年輕老師到英美日等國學習世界史。許老師認為中國現代化要向西方學習，要瞭解西方如何興起，學習西方歷史是重要途徑。

留下重要遺產且愛護學生

1970年以後，許老師去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但一直關注台灣史學界的發展。1985-1991年，我接任主持台大歷史系和研究所事務，在許老師的協助下，取得史語所、近史所的同意，每年與台大歷史系合辦為期一個月的研究生暑假研習營。許老師主持社會經濟史研習，另請余英時主持思想史，除主持人講課外，又常請海內外專家學者作短期講座，各校研究生聞風而至，講堂場場滿座，討論時發言盈庭，是史學界一大盛事，當今台灣史學界的主流人物大多參加過這個暑期研習營，當他們取得主導地位後也沿襲了此一傳統，如史語所與新史學社即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研習營。這可以說是許老師留下的重要遺產。

許老師不僅協助台灣史學界的發展，在學生學習和寫論文遭遇困難時，他總是盡力幫助，知無不言。許多同學能赴美名校深造，都是經過許老師的推薦，甚至爭取到獎學金。我在台大歷史系任滿系主任，轉赴香港科技大學任講座教授，參加創校工作，建設人文學部，以及後來到暨南國際大學參與創校，建設歷史系所、出任教務長，許老師的從旁推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許老師是我在史學生涯中的貴人。許老師相當看重研究上古史的杜正勝，但對杜後來主導中學歷史課綱改革並不認同；當《亞洲週刊》記者詢問此事時，許老師只說了杜是「身不由己」，而不願公開指責，足見他對學生的愛護與厚道。

我懷念許老師不只於此，許老師堅韌不拔的精神令人敬佩。他雖不良於行，但上課時不會一直坐著，有時也會拄著拐站起來講，一站就是一整堂課。後來他改裝了一輛三輪摩托車方便出行，在台大校園經常會看到他駕車的身影。許老師自行克服了許多生活起居的困難，例如他堅持自己洗碗，即便經常打破碗。更了不起的是師母孫曼麗女士，陪伴、照顧他58年。師母和內人王芝芝是同班同學，又是好朋友，這加深了我們兩家人的關係。

離台卻從未停止關心台灣

1970年，長期任台大校長的錢思亮（1908-1983）卸任，閻振興（1912-2005）接任校長。相較於錢校長承繼北大注重學術自由的學風，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閻振興黨派色彩濃厚，校園氣氛隨之變化，許老師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史所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台灣一些政學界人士紛紛指責台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身為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老師，由於和美國學界及相關基金會的牽連，成為被指責的重點對象之一。這應該是許老師決定赴美教書的原因，但赴美並未影響許老師對台灣的關心。

1970年以後，台灣進入政治轉型期，許老師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發表時政諍言，想協助國民黨民主化轉型。蔣經國總統去世後，許老師向企業界募款成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時值美國學界缺乏研究經費，蔣經國基金會的成立，尤其北美分會，資助了美國多所中國研究機構、學者的研究，這使得美國對蔣介石的研究從負面轉為正面。基金會對推動台灣的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研究幫助也很大，例如1990年我代表台大歷史系申請到收集、整理台灣史研究文獻的計畫，完成了《清代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編目，彙編現存清代檔案中的台灣史料，編譯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明代鄭成功家族與荷蘭史料目錄，也收集到美國國家檔案館珍藏的台灣光復初期照片。

2024年許老師又將他所獲得的「唐獎」5千萬獎金全數捐給蔣經國基金會，用以成立「許-孫獎學金」，鼓勵青年投入漢學研究。

「中國」刻在許老師的心裡

許老師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的苦難。誠如何炳棣老師所說的，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許老師不贊成錢賓四和張蔭麟以中國人為中心的立場，他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的視野做研究。杜正勝等人濫用了許老師的歷史解釋，在建構中學歷史新課綱時，把中國史放到東亞史、世界史中來講，進而在中學課本中去掉中國史，這完全誤解了許老師的立場。許老師是希望我們不要以狹窄的民族主義來看世界，但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歷史當然應該是主體。許老師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台北英文漢聲出版社，2006），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的闡釋，讀者應該不至於會錯意。

許老師一直堅決反對台獨，這一點從他對李登輝的態度可以觀察到。他早年曾支持過李登輝，但後來愈來愈不認同李的很多做法。許老師曾告訴我，有一次李登輝託人轉告希望見面，就在李安排的見面時間前他飛離台灣，他說他不願意見到李登輝。

許老師早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台灣，沒訪問過大陸，也沒回老家探親。但大陸改革開放後，他常有機會接觸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生和教授，也看了很多相關報導，對大陸的印象逐漸改觀，尤其在對李登輝失望後，他開始到香港、大陸講學，親眼看到大陸的改變與進步。近年來，他在美國又看到美國日益衰敗、原形畢露，中國情懷在他心目中不斷加強。這應該是許老師在接受許知遠先生採訪時，說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時，有那麼大的情緒波動之故吧。

許老師和何炳棣老師長期在美國生活，也先後入了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希望百年後將自己遺體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何老師已歸骨金華老家，許老師也在無錫築好墓園，就等著「九州同」的那天到來，我們去祭告了。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台大歷史系前系主任）

大陸外長王毅7月4日在柏林向德國總理梅爾茨表示，希望德方像當年中國無條件支持德國統一一樣，支持中國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作出的努力。德國是否支持中國統一？德國的經驗能否成為兩岸統一的借鏡？都值得探究。

德國由分治實現統一

王毅除希望德國支持兩岸統一，也相信德國新一屆政府會尊重大陸的核心利益，繼續恪守一中原則。德國外交部發布的消息避重就輕，僅強調台海問題只有雙方協商才能找到解決方案。但德國政府根本沒有理由反對中國統一。

眾所皆知，二戰後德國遭到列強硬生生地分成東西兩地區，通稱東德與西德。1972年，在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的努力下，西德與東德簽訂「基本條約」，大幅改變兩者之間的敵對關係，這是自分治以來雙方首次建立正式關係。儘管東西德相互承認，但彼此不能將對方視為外國，這是一項極為關鍵的基本原則，奠定了東西德日後統一的基礎。

二戰後的蘇聯及東歐國家在治理上偏重政治，輕忽經濟，未顧全人民的生活，使得經濟衰退，終於引發人民追求改變的決心，也致使柏林圍牆倒塌，兩德實現統一。充分驗證生活幸福才是人民追求的最高目標。

越南統一模式未成慣例

越南在二戰後，同樣遭到列強分成南北兩個地區。1959年9月26日，北越共軍與南越正式開戰，展開長達約15年的越戰。美國投入大量軍力協助南越，但美軍與南越久戰無功，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迫使美國逐步撤軍，再加上南越政府未能贏得民心，最終讓越共在1975年攻陷西貢，以武力方式實現越南統一。

歷史上以武力實現國家統一的不乏前例，但必然會造成大量建設破壞與人員傷亡，並不是實現統一最理想的方式。越南以武力方式統一，雖與其他國家無關，但此一結果並未得到普遍認同。西德的實力勝過東德，但仍堅持以和平方式謀求統一，此一態度值得高度讚賞，德國和平統一的實例也成為國際間公認的理想模式。

統一以增進人民福祉為旨

越南統一前，北越實施社會主義一黨專政，越南統一後依然如此，但政府各項施政仍旨在促進國家進步，改善人民生活。德國統一前，西德實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執政者也以增進人民福祉，營造有秩序的社會為目標，德國統一後也依然如此。兩國相比，統一的進程截然不同，統一後的政治體制也不相同，但政治體制的差異並不妨礙統一，只要執政者的施政目標在於增進人民福祉，便能得到人民的認同，集中力量共謀國家發展。

兩岸分隔後，台灣的領導階層高瞻遠矚，使台灣的經濟突飛猛進，社會和諧，人民生活獲得大幅改善。雖然有異議人士指稱當時政治不民主，但政府卻創造了經濟奇蹟，各項發展均遠勝中國大陸。可惜好景不常，自從李登輝執政後，基於台獨意識，集中精神於政治鬥爭，使得台灣逐步向下沉淪。短短20年間，台灣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跌落至敬陪末座。尤其是民進黨執政後，精於政治算計，卻施政無方。使得台灣道德淪喪，是非不辨，政治與社會亂象叢生，有識之士無不對台灣前景擔憂。

反觀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後，各項建設突飛猛進，頗有經濟起飛的勢頭。果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至今日一線城市的進步已超越台灣任何一座城市。尤其是交通建設及年輕族群的科技創新屢創世界紀錄，人民的生活環境獲大幅改善。

一中政策是國際主流

王毅7月2日在布魯塞爾與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舉行「第13屆歐中高階戰略對話」。歐盟在對話後發布的聲明有兩個重點：（1）重申歐盟遵循自己的一中政策；（2）歐方反對任何一方透過武力或脅迫手段片面改變現狀。民進黨當局的回應刻意忽略第一點，強調第二點，試圖讓台灣人民誤以為歐盟無條件地支持台灣。

歐盟對台海和平表示關切，主要是擔憂如果台海發生戰事，會影響現有的國際秩序，打亂歐洲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如同俄烏戰爭爆發後，造成若干歐洲國家能源供給短缺，導致物價上漲，使人民遭受無妄之災，也造成政府的困擾。歐盟希望台海和平其實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兩岸和統是大勢所趨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句寫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中國歷史學家幾乎一致認為「魏晉以降，由北制南之勢已定」。從兩岸分隔迄今各自的發展趨勢來看，兩岸人民未來的幸福指數已經清楚地呈現，更加印證歷史學家的論斷。

大陸堅持兩岸統一，但追求兩岸人民心靈契合。換言之，會尊重人民既有的生活方式。可惜台獨人士執迷不悟，一心倚美謀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言：「台灣與大陸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李登輝發起台灣化進程，希望脫離中國。但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只能使台灣人在統一過程中更加痛苦」。新加坡支持兩岸統一，一方面是認為從歷史、文化、傳統的角度觀察，看不出台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看清台獨運動不可能成功。事實上，人民追求的生活目標是安居樂業，以兩岸發展現況及未來前景而論，何者更具吸引力不言而喻。

坦誠協商是最佳途徑

文化部前部長龍應台4月1日在《紐約時報》論壇版發表專文，聲稱台灣的時間不多了，必須及早研擬對策，而不是毫無作為以拖待變，更不能坐等強權決定台灣的前途。然而，最令人憂心的是，台灣政客和人民遲遲未針對什麼是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進行全面性的反思和探究。

大陸提出「兩制」台灣方案後，遭到台灣全面排斥，但斷然拒絕並不能解決問題。兩岸關係剪不斷，台灣不可能永久自外於中國大陸。面對兩岸注定走向統一的態勢，台灣必須冷靜思考應如何應對。務實面對問題、進行理性思考才是當務之急。為了自身的幸福，台灣人民應該認清歷史的洪流無法阻擋，及時選擇正確的道路。

（作者係退休大使）

抗戰大片《南京照相館》上演後，引起部分網民的負評，理由是影片「過度血腥」、「宣揚仇恨」等等。作者認為影片中的確有些畫面不適合兒童觀看，但片中所演的只是還原史實，更沒有「宣揚仇恨」，因為製造仇恨的不是電影，而是1937年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民所做的惡行惡狀。

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已逐漸被世人公認， 在大陸還被訂為國家公祭日，但日本右翼政客和右翼分子卻一再否認大屠殺的真相，怎能不令人憤怒呢？中國人恨的從來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右翼政客和右翼勢力，他們從來不反省、不道歉，每年還要去參拜擺放戰爭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近年來，日本新防衛白皮書還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鼓譟「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不是在對中國人製造新的仇恨嗎？

撰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美籍華人作家張純如，在被問及為何要寫這本書時說， 「在學校及市立圖書館裡，我找不到任何相關資料，連我的老師們居然對這件事也一無所知。」她的書在美國出版後，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使她陷入抑鬱症，最後開槍自殺。但另一位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作品《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卻被視為「人類文明的牌匾」，廣受西方肯定。

《環球時報》8月5日用「認知霸權」來形容西方世界的認知體系定義。正是這種認知霸權，使西方人對中國在二戰期間對全球反法西斯做出的的巨大貢獻，以及中國軍民的巨大犧牲視而不見。日軍在中國各地的虐殺欺凌，似乎只是「遙遠東方的某個事件」而已。難道對白人的大屠殺是犯罪，對東方人的大屠殺就不是犯罪？

中國記者高穎講過一句話：「對歷史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同理，對歷史的淡忘或冷漠，也是對當年死難的民眾和抗日志士的莫大褻瀆。當然，在發行影片時，發行商可以提醒家長不要帶年幼的兒童觀影，也應引導輿論不要將仇恨情緒引向一般日本人，以避免產生盲目的排外日思想。

（作者係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在全球各地舉辦紀念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國際民調機構如皮猶（PEW）等顯示，幾乎有高達九成的日本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也有多個網紅去日本街頭訪問年輕人，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及二戰時日本曾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戰。日本成年人則僅知道有南京事件，但完全不知曾發生大屠殺。

已故華裔學者、《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作者張純如，在上世紀訪問了上百位受害人，她得到的結論是，每一名受害人在死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屈辱、虐待，有的是幾分鐘，有的是幾小時、有的甚至長達幾天遭到飢餓和身心的虐待。而慰安婦的受害者則是數年，細菌戰的受害者則因皮膚潰爛終生受苦。讀者在閱讀受害人的遭遇或照片時，都有不忍卒睹之感，便可以想像，受害者當時的身心多麼疼痛。

1937年12月南京到底有多少受害人，一直是個有爭議的未知數。當年南京審判官方的數字是30萬人，但經過幾十年各方資料的查證仍有很大的分歧。日本一直狡辯只有幾萬人，以降低其罪惡感，中國大陸則保持30萬人，但有些研究則認為有高達40萬人之多，中間差距就是不確定的失蹤人口。對家屬而言，親人失蹤造成的痛苦往往比死亡更難耐。

和二戰後德國政府主動提供資料的作法，日本在戰後卻極力掩蓋公布事實的真相，造成中日雙方在戰後有更大的認知分歧，也使得中國人至今沒有辦法接受及原諒日本。而日本政府最近幾位首相都不再發表二戰結束的演說，但卻對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大肆宣傳，也定位自己才是二戰的受害人。

多年來，日本政府及學術界都認為，自己會戰敗是因在軍事上輸給美國，最後投降是因為美國投下原子彈。對於中國戰場，日本認為他們是碾壓式的勝利，所以從來不願意跟中國道歉、賠償。其實，日本在22次，超過10萬人以上的會戰中，有逾半數曾經使用毒氣，而且在台兒莊、萬家嶺、芷江、崑崙山及幾次長沙會戰，也遭到軍事上的挫敗。由於使用了化學武器及細菌戰，日軍就算打了一些勝仗，也不是光榮的。

對於日本政府幾十年來對二戰不負責任的態度，日本人民根本是無知，兩岸中國人則應在悲痛中找到有效的反制措施。在關心日本的戰爭責任時，我們必須了解日本發動對中戰爭的動機和目的；在做二戰總結時，我們一定要從高點切入，掌握宏觀及微觀，見樹且見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正確的方法，讓這個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暴行得到撫慰，以慰當年受難的軍民同胞在天之靈！

（作者係退休軟體設計師）

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約》，日本向中國勒索了2億3千萬兩的賠款，約等於當時日本兩年的財政預算。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中國卻沒拿到一分錢的賠償，主要原因是中國分裂為兩個政府所致。

多年來有一種傳言，說抗戰一勝利，蔣介石就倡導「以德報怨」，放棄對日索賠，這並非事實。所謂「以德報怨」是國民政府為力拼國際地位，爭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不惜一切與日本簽約，因而放棄賠款後的遮羞之辭。抗戰勝利時，蔣介石發表的談話用了「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沒說「以德報怨」，也沒說放棄賠償。

國府並未放棄對日本索賠

1946年10月29日，《賠償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一條規定：「行政院為調查統計抗戰公私損失，規劃對於日本責令賠償及審議、支配賠償物資，設立賠償委員會。」該委員會即開始從事中國損失的計算。1947年2月行政院公布的損失為：直接損失311億美元，間接損失204億美元，戰費損失41億美元。總損失為555億美元。同時，外交部與盟國商討拆遷日本工廠及物資作為賠償。有關各國分配問題，美國主張中、美各占30%。外交部認為中國犧牲最大，至少要占40%。1948年外交部擬訂了《對日和約草案》，其中領土條款規定日本將台灣、澎湖及琉球歸還中國，日本在10年內向中國賠款350億美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韓戰爆發後，美國要培植日本為反共基地，立場完全轉變，一手導演了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既排除了兩岸的中國政府，違反戰時所簽「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的華盛頓聯合宣言，又讓日本逃脫了主要的賠償責任。以「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為理由，反對拆遷日本物資作為賠償，而以「透過日本人的勞役以恢復生產、打撈沈船與其他相關作業」代替，而且規定「此項賠償不得加諸額外負擔」，譬如日本不負擔原料製造。

日本後變卦拒付任何賠償

美國為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舊金山會議，在表面上，主張讓日本自己選擇與兩岸哪一邊簽約，但暗地裡施壓要日本選擇國民政府。蔣介石要用與日本簽約來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在中共反對《舊金山和約》下，同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約。但日本看穿了蔣介石患得患失的心理，在談判中、日和約時，拒絕支付任何賠償，也拒絕直接講明歸還台灣、澎湖給中國。國民政府在簽訂《中日和約》時，實質上同意了《舊金山和約》。《舊金山和約》裡與中國有關的條文，尤其是領土和賠償的規定，都在《中日和約》裡引用。

兩個和約有兩點主要的不同。《舊金山和約》第10條：「日本放棄，一切有關中國之特別權利與利益，包括源自1901年9月7日簽署於北京之最後議定書條款、其附件、書簡與文件所衍生之對中國的利益與特權；同時，同意放棄前述議定書條款、其附件、書簡與文件。」《中日和約》引用了這一條，但加上「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30年即1941年12月9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明確表示廢止《馬關條約》。這是一個進步，廢除了《馬關條約》，也就間接承認歸還台灣給中國了。

另一點是有關賠款。《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應用「透過日本人的勞役，以恢復生產、打撈沈船與其他相關作業」來賠償盟國的損失，但日本在《中日和約》不肯承擔。國民黨政府要以簽約來表示自己是正統，怕日本選擇與中共簽和約，不敢堅持立場，在簽訂的《中日和約》議定書裡寫明：「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14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為了一黨的利益，把14年中國人民的國仇家恨、巨大損失一筆勾消。這是一個退步。

日本終承認台灣歸還中國

日本能對國民政府持強硬態度，除看穿蔣介石的用心外，更重要的是有美國的支持。1951年8月23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轉給國府美國國務院的文件，表明美國促使日本與國民政府簽約的條件是「中國政府不尋求對多邊條約作重大的修改」。9月17日更對外交部長葉公超說：「國務院並請余明告閣下，在研擬任何草案時，貴方須注意避免使用技術上的詞句，以暗示台灣已因該條約之簽定而在法律上成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葉公超沒有爭辯地遵從了美國的要求。賠償議題也因日本不肯承擔，而用「自動放棄」來遮羞。

1978年8月12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規定「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而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合聲明》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則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開羅宣言》宣稱「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所以在此和約中，日本終於正式承認台灣與東北一樣，歸還了中國。

放棄對日索賠固然出於蔣介石的私心，但歸根結底是中國分裂所致。如果當時中國只有一個政府，日本就無法以戰敗國的身分，用選擇簽約為餌，威脅引誘國民政府放棄賠償。即使日本有美國撐腰，中國可以拒絕簽訂沒有賠償的和約，而以沒有終止戰爭狀態、日本仍是侵略國為由，採用否決權阻止日本進入聯合國。從這個歷史教訓可知，中國的分裂為國家和人民帶來極大損失。中國只有統一，一致對外，才能防止外國從中取利的悲劇。

（作者係旅美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