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1月11日是「司法節」，其由來是因為1943年1月11日，中國與美國、英國簽訂了平等新約，廢除治外法權，讓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從此完全廢除。不過，很少人知道，當時在淪陷區另有一批人也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人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轉向「和平運動」

汪精衛，兩岸絕大多數人一聽到這個名字，必定大吐口水，各種難堪的話語紛紛出籠。像汪精衛這樣的「漢奸」、「賣國賊」，怎麼會跟廢除不平等條約有任何關係呢？

要瞭解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就必須把當時的相關事件重新排列清楚，才能推敲出汪精衛的心路歷程。朱子家在《汪政府的開場與收場》裡提到，南京保衛戰失敗後，中日在中國各地打得不可開交，德國駐中大使陶德曼奉命調停，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務委員會議中，連蔣介石都表示可以接受陶德曼所提的調停條件。但日方野心太大，在未立即得到中方答覆的情況下，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表示「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該聲明發表後，中日雙方都沒有退後的立場，使得陶德曼調停失敗，鎩羽而歸。

隨著戰事的持續擴大蔓延，騎虎難下的近衛被迫在同年12月12日再次發表「近衛三原則」，承諾和談成功後，會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並歸還租界，只是之前的調子拉得太高，重慶國民政府難以與日本展開談判。

汪精衛看到中日戰爭的慘況，對於持久抗戰感到憂心，他認為，既然有和談的機會理當試試，因此以「精衛」自居的汪精衛，就成了這麼一個犧牲者的角色。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著名的「豔電」，表明他的和平立場。汪精衛在「豔電」第一點，就強調交還租借與廢除治外法權，「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只不過，汪精衛的和平主張因近衛內閣突然倒台，以及在國內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遭到國民黨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情況下，以失敗收場。本來汪精衛的想法是，失敗就出國而去，對於出面組織偽政府的態度並不積極，沒想到國府卻派人暗殺他，導致其重要幕僚曾仲鳴遭到誤殺，在國府趕盡殺絕的刺激下，汪精衛選擇前往淪陷區，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以下簡稱汪政府）。自此汪精衛的一生將以悲劇收場，也就無可挽回了。

汪精衛不忘中山先生遺教

汪政府與日方的談判折衝過程，邵銘煌教授在〈汪偽政權與日本的一場政治秀〉一文中有相當詳細的介紹。1942年國慶日，美英為了拉攏重慶國民政府，宣布決定放棄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等特權。不過，中英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僵持不下，拖延了整個談判簽約的時間。與此同時，汪精衛在成為偽國民政府的主席後，並未忘記過去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初衷，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不遺餘力。

日本獲悉美英二國正與重慶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擔心對方談判成功，造成對汪政府的打擊，因此加速與汪政府之間的談判。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對華新政策」，宣布交還在華租界、撤銷治外法權，讓汪政府處理在華敵產（英美等同盟國）。就在汪政府用對美英宣戰的交換條件下，1943年1月9日，日本與汪政府間簽訂〈中日共同宣言〉，同時簽訂〈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協定〉，正式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兩天後的1月11日，美國才拉著英國，與重慶國民政府簽定新約，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汪政府在2月9日設立「接收租界」及「撤銷治外法權」兩委員會，3月30日在杭州、蘇州、漢口、沙市、天津、福州、廈門及北平等地，舉行交還接收儀式，汪政府就此自日本手中正式收回專管租界及北京使館區。為呼應日本交還租界的舉動，法國維琪政府、德國和義大利也宣布採取同樣措施，交還租界與北京公使館區的行政權。

1943年2月23日，維琪法國政府宣布放棄治外法權並交還租界，並於7月22日與汪政府簽訂「法還滬租界協定」，交出上海法租界。在汪政府正式接管上海的那一天，汪精衛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怎樣建設新上海〉演說，汪說「今日是上海整個的、完全無缺的、屬於中國的紀念日子」，中國領土內「國中有國」的現象一掃而空。

戴高樂的法國政府直到1946年2月28日才與國民政府簽訂中法新約，比起汪政府慢了許多。因此，從廢除不平等條約來看，雖然汪精衛是在特殊時空背景下達成目標，但能逼日本軍國主義猛虎吐出嘴上肉，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美英雖然聲言放棄在華的不平等權利，其實他們的權利早因日本的侵略而喪失殆盡，因此美英所謂「放棄在華特權」，根本全是空話。反觀日本，卻是必須吐出自己到手的利益，無怪乎重光葵在向東京的報告中說「日本的措置，與英、美的空話不同，站在可以成為現實的措置之立場，我方略勝一籌。」

汪精衛是愛國的失敗者

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們勢不可能因汪政府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上有所斬獲，就將司法節改到與日本侵略者簽約的1月9日，但當我們在紀念司法節的同時，是否應承認在日寇侵略的鐵蹄下，慶幸有人自願背負「漢奸」的罪名，為淪陷區的百姓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呢？

根據不少生活在汪政府統轄下的民眾回憶，當時雖為亡國奴，但整體生活尚屬小康之局，人民還能有基本安居樂業的生活。李敖在聞少華的《汪精衛傳》序言中提到「現在人們罵馮道，但歷史卻有異說。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士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汪精衛能「屈身以安人」，對淪陷區的人民來說，難道不正是地湧菩薩嗎？

周佛海於汪精衛下葬後，在他的日記中說：「今日目視汪先生靈櫬入土，覺是非恩怨到此已煙消雲散，吾輩何必認真以自尋煩惱？至汪先生，今雖蓋棺，尚不能論定是非功罪，當以今後時局轉移為依歸也。」

如今時局已轉移70多年，也許重新論定汪精衛的時機已經到來。汪精衛的女兒在談到父親時說：「蔣介石是愛國的成功者，我父親是愛國的失敗者」。或許愛國的失敗者，是對汪精衛最正確、也最公道的評價。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廣州中山大學是一所赫赫有名的重點大學，1930年代這裡曾匯聚了眾多的著名學者，本文所要介紹的許地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33年時任教中山大學，講授社會人類學、中西文化史、民俗學、中國禮俗史等課程。作為一個傑出的學者和文學家，許地山還有一個特別的身分，那就是他是1893年2月生於台灣台南的台灣人。

許地山自幼即赴大陸

要知道許地山是怎麼到大陸去的，就要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開始講起。甲午戰爭導致次年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清廷把台灣及澎湖割讓給日本。許地山的父親許南英(蘊白)原是光緒庚寅年(1890)的進士，素負民族大義，不願被日本統治，割台議起，參與台灣民主國，任籌防局統領，日軍據台後一路南下，許南英兵力不足以抵抗，先遣妻兒回大陸，然後散盡家財給部下，自己再渡海回到祖國定居，就因為這樣，三歲的許地山回到大陸成長就學，最後成為當代文壇名家。

回到大陸後，許地山跟父親許南英到處遷徙。父親曾在廣州參與評閱縣試與府試的試卷，家就住在葯王廟興隆坊；又擔任廣東幾個縣的知縣，如徐聞縣、陽春縣、陽江縣、三水縣等，也當過陽江同知。地山和哥哥們跟在身邊，也熟習了廣東風土民情，乃至於廣東話。父親進士出身，本就飽於國學，地山兄弟們在他調教之下，自然奠定了根基。

許地山和廣東淵源很深，受教於父親之外，中小學教育則是在廣東受的，後就讀廣州隨宦學堂，民國成立後他到緬甸仰光僑校任教，1917年北上入學燕京大學，攻讀文學，畢業後繼攻讀同校宗教學院，取得神學士學位。1923年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之後再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在英國與舊友老舍重逢。

許地山文學成就高

許地山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他在1920年代就開始嶄露頭角，1921年1月4日他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參與創立「文學研究會」，此會與創造社齊名，宗旨是「介紹世界新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同時參與的有茅盾、周作人、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   (聖陶)等人，這些人都是現代史上著名的文學家，如茅盾解放後曾任文化部長。此派成員主張為人生而藝術，他們介紹寫實主義、批評思想，提倡反應國民性的作品，呼籲檢討中國舊文學。

由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一直居中國新文學的領導地位，這份重要刊物在文學研究會成立的同月發刊12卷1期，此期完全革新為新文學的大本營，戰鬥對象是鴛鴦蝴蝶派文學。許地山在這一期寫了第一篇小說：〈命命鳥〉，此後幾乎每隔一或二期就有小說發表，12卷4期刊〈商人婦〉，12卷7期刊〈黃昏後〉，19卷11期刊〈在費總理的客廳裡〉等。1922年4月發行的13卷4期，一口氣登出許地山所寫散文10篇：〈蛇〉、〈笑〉、〈三遷〉、〈願〉、〈愚婦人〉、〈蜜蜂和農人〉、〈愛地痛苦〉、〈信仰地哀傷〉、〈暗途〉、〈山響〉。堪稱是小說月報的最大支持者。

文學家之外，他還是一個宗教學者，他在燕京大學雙修文學與神學，之後到美國、英國留學，主要就是研究宗教史、印度宗教和哲學、人類學等。他見長於道教與佛教的研究領域，著有《道教史》、《中國道教史》。他的宗教觀是認為宗教是社會的產物，他在所著〈我們要什麼樣的宗教〉一文表示，宗教對人類的需要是普遍的，凡宗教全都想解決人生目的的問題。凡宗教必不滿意於現實生活，以現實生活是病害的，都想辦法去驅除它或改正它。凡宗教必有一特別的理想。而生而為人不免有理想、有慾望，所以想尋求安康，宗教的感情因此生起。

由於許地山在宗教上著力甚深，他的文學作品包含著宗教因子。著名的華裔美國學者夏志清(1921-2013)，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闢有專節論述許地山，對他極為肯定，言他小說的特色是：幾乎在他所有的小說裡都試著要讓世人知道，慈悲或愛這個基本的宗教經驗，在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他給他的時代重建精神價值上所做的努力，是一種苦行僧的精神，光憑這點，他就已經值得尊敬，並且在文學史上占得一席之地。

沒有人料得到，更讓人震驚的是，年僅49歲的許地山，竟然在1941年8月4日毫無預警地在香港家裡猝逝了，只能無奈地說天妒英才，當時他是香港大學教授，受到港大校方器重，也受文學界友人愛戴，且家有賢妻，加上兩名年幼的子女，手邊更留下無數藏書及待完稿的資料及卡片。

好友老舍說他「有學問沒架子，是一個極天真可愛的人」、「極用功，讀書很多」，中國文學香港分會的會務，老舍拜託他幫忙，他盡心盡力去做。有些年輕人從內地逃到香港，身上沒錢，許地山經常援助他們，以至於積蓄不多。

許地山猝逝後，留下豐富藏書與一雙兒女，藏書存在香港大學，直到1950年代方被澳洲坎培拉國立大學收購。一子周苓仲   (從母姓)才10歲、一女許燕吉才8歲，幸好妻子周俟松畢業於北京師大數學系，擁有大學學歷，加上友人幫助，能外出就業，她含莘茹苦地把一雙兒女從香港帶回大陸，輾轉於桂、湘、川三省，好不容易地帶大他們。這裡專說女兒許燕吉。

許燕吉人生遭遇艱辛

燕吉在2014年1 月過世，享年81歲。2013年她出了《我是落花生的女兒》，該書弘揚了父親許地山的成就，也描述了自己的經歷。

故事從父親的猝逝寫起，她形容父親的去世是「天崩」，自此開始鋪陳她的一生。抗戰時，她過的是逃難的生活，從香港跑到湖南，輟學一年，之後先在廣西柳州讀香山慈幼院小學，這是民國初年曾任國務院總理的熊希齡之妻創辦的，戰爭一起從北京搬到廣西。燕吉後來遷回湖南衡陽續讀小學，1944年衡陽被日軍圍困，跟著湘桂大撤退到貴州獨山，就讀國立十四中，11月因為日軍進攻至獨山，又隨母親翻山越嶺到重慶，就讀著名的重慶南開中學，住校讀書，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燕吉和母親見面，周俟松嘆氣說這回台灣收回來了，可是妳爸爸看不到了。可見許地山生前經常向妻子說他自己是台灣人，想回台灣去。

事實上，許地山和周俟松結婚之初就曾一起回台灣故居看過，他一生如他父親許南英一樣，一直念念不忘台灣。重慶南開中學舉行抗戰結束慶祝會，老師問許燕吉籍貫，燕吉答我是台灣人，老師說她瞎扯，燕吉說我真的是台灣人，全班都笑了，可見當時中國人對台灣了解不夠，也可見燕吉受爸爸許地山很深的影響。

解放前夕，燕吉在南京明德女中、南京三女中就讀，國民黨將領衛立煌的女兒衛道蘊和她同學，衛立煌的太太韓權華又和燕吉媽媽中學同學，所以衛家叫她每天中午去衛家吃飯，燕吉說衛立煌不擺架子，對燕吉問東問西，還說到他在福建漳州打共產黨的事。

歷史記載南京是1949年4月23日解放，在此前一天燕吉目睹國民黨軍隊由北向南撤退，掉隊的軍人躺著呻吟，向路人乞討；4月24日早上老百姓才看到精神不失飽滿的解放軍進入南京城，軍官在巷口向人民講政策。

對於現代中國人來說，1950年代的劃分左、右派，是一頁難忘的歷史，凡是被劃為右派者，坐牢、下放、改造隨之而至。

燕吉1954年從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畢業，分配到石家庄「河北省農業科學研究所」工作，她負責管牛，可說是學用合一，正當春風得意時，突如其來的風暴打亂了美好遠景。

首先是肅清暗藏反革命運動，研究所叫工作人員寫過去覆歷。一次同事約她到市區逛街，她隨口說去不了，因為要填寫那些「鬼材料」，就這麼一句話，被那位女同事告上去，幾天後全所開大會，黨委書記說她把組織上要的材料稱為「鬼材料」，是抗拒態度。接著幹部批判她留戀香港，幻想帝國主義重來，不久公安搜查她的房間翻箱倒櫃，連被子、日記都搜了，旋即被囚禁，工作停止，進行隔離審查，硬說她加入過「聖母軍」(天主教聖母御侍團)，燕吉明明沒有加入，最後給的結論是「政治歷史問題，免予起訴」，恢復自由，但前後已折騰了8個月。

一年後，先是大鳴大放運動，緊接著反右運動，燕吉因為坦白向機關領導提過意見，質疑黨領導也可能犯錯，因此得罪了領導，埋下被鬥的伏因。同時所內同事誣告她說過「匈牙利事件給我出了氣」，意指她幸災樂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上一句對同事說的「你吃不飽就來個反飢餓大遊行吧」玩笑話，幾樣事情加起來，1958年1月被劃為右派，罪狀是：攻擊肅反運動、挑撥黨群關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群眾滋事。從此她只能做粗工，而原本她是專業畜牧人員。幾個月後宣判她是「新生現行反革命」，刑期6年。

燕吉入監後做苦工，織過布，也養過豬，更糟的是她流產了，先生為了劃清界線和她離婚。1964年8月刑滿出獄，卻找不到能接納她的地方，燕吉走投無路，只好到河北省第二監獄「就業」，工作地點就在監獄裡面，主要工作是協助管犯人。

燕吉在那裡待了4年，直到1969年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改造」，分發到河北新樂縣落戶，一年半後因為收入無法生活，乃遷到地處黃土高坡的陝西武功縣官村，嫁了一位目不識丁的老農，自此人生有了轉變，告別不堪回首的17年。1978年11屆三中全會後，政策大轉變，1979年9月燕吉正式摘掉右派帽子，獲宣判無罪。若自1958年算起，燕吉已渡過21年辛酸的生命歷程。

父女兩代都經歷了現代中國的動盪歲月，父親許地山生於清末台灣，因甲午割台回到大陸，才華洋溢，歷任燕京大學、中山大學及香港大學教授，名滿天下，著述豐富，只可惜太早過世，否則他的創作與學術成就會更高、更大。

女兒許燕吉幼小喪父，幸賴母親呵護養大，解放後畢業於大學畜牧系，在農研單位發揮專長，卻遇上反右與文革，遭受20多年的磨難，她的一生見證抗戰與解放後的大時代，晚年又獲回復台灣籍身分，曾任南京市「台盟」、「台聯」幹部等職務，某種意義上，聯結上了她父親許地山揮之不去的台灣情。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丘逢甲生於清同治三年農曆11月28日，西元1864年12月26日，比孫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早兩年，出生在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祖籍廣東省嘉應府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

丘逢甲才情早發，幼年即留有詩作，虛歲14歲（足12歲）就入了學，中秀才。青少年時作的竹枝詞80首，現今留下的只剩40首，仍可看出他對台灣歷史、地理、人文、習俗的深入瞭解。

第一首就是敘說唐山過台灣的淵源：「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繁；二百年來蕃衍後，寄生小草已生根。」

十多歲的少年已在竹枝詞中點出台灣人多由潮、惠、漳、泉等州來，由明鄭而清，愈來愈多人在台灣紮根落戶、開枝散葉了。

此外竹枝詞其他首，對台灣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全涵蓋，未弱冠的人即有全面的觀察；博厚的器宇；深豐的學養是歷來少有的。

丘逢甲1887年23歲中舉，次年取進士，被光緒帝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卻不屑為京官，很快地回到台灣主持三座書院，以教育台灣後來者為職志。他甚至責成小他九歲的三弟丘樹甲作全台採訪，寫了《台灣通志》。丘樹甲未滿13歲即中了秀才，備受重視，尤其長於經濟貿易。

1892年光緒壬辰年(18年)整年，丘逢甲寫了不少詩，彙集一起，計249首，再補上前五年他進北京趕考見聞，整整282首詩，無論報導、敘事、記情、感懷、思考，無酬酢虛空之作，充滿對這塊土地、桑梓的愛和關注。尤其是〈老番行〉滿滿是對原住民的同理心，〈大甲溪〉、〈濁水溪〉更是空前絕後的報導文學史詩，而其中顯露對萬物的種種情愫，更是卓越而特殊。

但因為他20多歲就主持重要書院，引來許多嫉妒。而更不幸的是1894年他30歲那一年，甲午戰爭爆發，次年1895年乙未馬關割台，丘逢甲與兄長號召族人、鄉親、學生成立義軍抗日，並於1896年寫下〈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義軍從北、桃、竹、苗、中，全都是客家人，三角湧、龍潭、南崁、北埔一路死戰。許多人犧牲了，日軍對激烈抵抗者，一致以「土匪」稱之，台灣警察沿革誌（日本台灣總督府廳記錄）就將丘逢甲稱為土匪頭子。對「土匪」一律以屠殺、焚莊、清鄉方式處理之。

反而是那些與之妥協者可以安居下來，對配合日軍的地痞、宵小反而予以各種恩澤，如予以名位、專利權，將從抗拒者沒收來的田園山產分與之。

丘先甲、丘逢甲於葫蘆墩、東勢最後地點抵抗日軍，無兵器、無糧餉之下，36名義軍決心返大陸祖居地鎮平，妻子兒女，諸弟妹們留在柏莊，但是，先是地痞來搶劫，接著日軍來焚莊。丘樹甲帶嫂子、妻子、侄兒離開，家裡仍存些文物寄好友。但邱先甲立即化名邱德來返台，仍被日人所執，出獄後，千餘甲山園田產盡被沒收。

日據下邱先甲仍設漢文學堂，讓日據後才出生的兒女讀漢文。而回廣東的丘樹甲，20幾歲就早逝，丘逢甲則先後在潮汕主持書院，設嶺東同文學堂及開創報紙，在閩西上杭設傳習所，一切作為皆為培育下一代，為國儲備人才。

最可貴的是，無論多窘迫，遇到最悲慘的：兄弟分離，胞弟、親子死亡，或生活困頓，他仍然筆耕不輟，留下數千首詩。而他的詩一本初衷，就是關懷土地、歷史、時事、人文風情以及國家的未來。

丘逢甲培植了許多革命黨員、黃花岡烈士、開國元老，1913年到台灣抗日犧牲的羅福星先烈就是他的門生。

孫中山革命成功，丘逢甲到南京為之籌經費，使他能當選臨時大總統。可惜家國之大悲，早已使丘逢甲的健康惡化，民國一成立，他竟病逝。1912年2月，實際上他不滿48歲。

他的三兒子丘念台（前二子皆早逝）秉承父親遺志，常寄書給在台灣的小堂弟妹，不只民國新教科書，國文、地理、歷史，甚至版刻唐詩，四書，京劇譜、尺牘，以及民國初年的注音符號等這些書。他從沒有想到連他的堂弟媳婦，姪女、姪兒們都受惠。

我個人仍然保留一些念台伯於民初寄給父親的書籍，一部分捐給了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作珍藏，我仍留存了一些，尤其是母親署名讀過的舊書。

這些約有百年歷史的書，封面上有些加上一行字「鎮平丘琮寄」。丘琮就是丘念台，也就是逢甲叔公的兒子。那些書代表了一個傳承，文化的、血源的，一切一切。

在逢甲公150周歲，我們把失佚多年，30年多重現的〈柏莊詩草〉從歷史博物館借出來，原跡重現，附加打字版。一併把先甲公手寫的藥帖印製出來，加上一些念台伯的相關史料遺墨皆重現。我們已盡最大的能力，希望以後能更周全。

（作者係作家、丘逢甲姪孫女）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強調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的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寄希望於台灣1700萬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台海兩岸和平統一方案」的九條方針(俗稱葉九條)，其中包括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

1982年12月，第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讓實行「一國兩制」成了一項基本國策。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東西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針對和平統一提出六條內容    (俗稱鄧六條)：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終審權、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去台，台灣的黨政軍均由台灣自己管。

1989年6月，中共第13屆四中全會公報宣布：「和平統一祖國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這是我們的基本政策。」

1993年8月31日，國台辦和新聞辦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說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它的基本內容是一個中國、兩制並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

2000年2月21日，國台辦和新聞辦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強調「一國兩制」允許兩岸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互不強加於對方，這本身就是民主的；兩岸不同的社會制度不應構成和平統一的障礙。同時，台灣與香港、澳門有不同特點，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可以比香港、澳門更為寬鬆。

2001年9月10日，錢其琛副總理在「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壇開幕式上表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解決台灣問題，可以實行比港澳更寬的政策，他並列舉了七條具體內容（俗稱錢七條）：繼續使用台幣；繼續保有軍隊；單獨關稅區；繼續保持政府架構；大陸不拿台灣一分錢，不會調動台灣資金；台灣人民、企業家保有原有財產；人事自主，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

2002年11月8日，中共16大政治報告概括了實現「一國兩制」對台灣同胞的四大好處：一是台灣可以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不變，高度自治；二是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將得到充分的保障，永享太平；三是台灣經濟可以大陸為腹地，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四是台灣同胞可同大陸同胞一道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

2005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

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內涵有以下三點：一是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二是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三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治理改革在大陸政治體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是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建立，這是大陸經濟持續繁榮的制度基礎。進入新世紀，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繼續推進，但向一些新的方向發展：

法治型政府

中共15大就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新世紀以來，大陸繼續推進法治型政府建設，並在2004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法治型政府建設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

一是執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政府治理的新立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立法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前提，其中與政府治理相關的法律包括《政府採購法》、《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審計法》、《行政監察法》等；

二是政府依照執政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制定系統的行政法規體系。自2003年以來，從第374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開始，截至2014年8月23日通過第654號《企業資訊公示暫行條例》，單國務院令的發布數量就達到280多條。倘若加上各類通知、規定，以及國務院各部會和地方各級政府制定的規章，行政法規的數量將更多。中共18屆4中全會系統提出「依法治國」後，大陸法治型政府建設的步伐將更快。

服務型政府

服務型政府是政府公共性的集中體現，新世紀以來，民生社會建設成為大陸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主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投入總量不斷增加。以2013年中央財政公共服務支出為例，教育支出人民幣21,877億元，增長3%；醫療衛生支出8,209億元，增長13.3%；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4,417億元，增長14.6%；交通運輸支出9272億元，增長13.1%。

其次，更加注重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服務要更多地覆蓋西部、農村、民族等落後地區，這在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和各類文件中越來越多地被提到。再次，重視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制度保障。以教育為例，國務院在2006年提請全國人大制定《義務教育法》，將公共教育法制化。最後，注重政府服務人性化。比如2006年1月1日正式開通的中國政府網以及政府的相關電子化建設，方便了公民辦理相關事宜。

責任型政府

新世紀以來，大陸政府更加重視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及時負責地回應公民的訴求。在責任型和回應型政府建設中，發布會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尤其是針對公民關心程度比較高或影響比較大的個別事件，政府及時通過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公民的質疑進行回應。

例如2011年7月23日，溫州發生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事故發生以後，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承諾依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嚴肅追究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事故調查處理的全部過程要公開透明，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隨後在2011年12月25日，國務院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調查組發布調查報告，就公民的疑問逐一進行了回應。隨著責任型政府建設的推進，系統的領導問責機制基本在大陸建立起來。

廉潔型政府

廉潔政府建設在新世紀以來歷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基本都有論述，足以證明廉潔型政府建設是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從政府廉政建設的基本方式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作風建設。《國務院工作規則》第11章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紀律和作風建設提出了詳細的要求，在作風建設中，模範、表率、先鋒等帶有道德示範意義的廉政建設方式依然非常重要，比如先進人物和事蹟的報告會制度。

其二，法治建設。作風建設僅僅是廉政建設的一個方面，法治建設才是反腐倡廉建設的核心環節，例如《公務員法》的制定。此外，《國務院工作規則》第7章和第8章就監督制度和廉政建設做出了詳細規定，國務院在政府監督方面主要從監督主體的多元化和監督機制的制度化兩方面來進行，集中對一些大案要案進行查處。18大以來，在中共紀檢監察制度下，大陸開啟的強勢反腐是廉潔型政府建設的又一有力之舉。

其三，廉潔型政府建設還需要政府資訊和工作的公開化，提倡「陽光型」政府建設，例如《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的頒布和實施。

公開型政府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公開型和透明型政府又有了新的特徵。新媒體一方面為政府資訊公開提供了便捷的管道，比如2006年1月1日中國政府網正式開通，繼而在2007年8月5日國務院又頒布《資訊公開條例》，將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建設制度化。另一方面，互聯網又為公民參與和對政府製造輿論壓力提供了管道，比如新近流行的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技術，迫使政府公開信息。此外，中紀委、監察部等也利用網路新技術開展監督舉報，配合廉潔政府建設。

在大陸政治中，由於立法、司法、政府內部等主體監督作用發揮還不完善，媒體監督是廉潔型政府建設的重要管道。政府發布會制度也是國務院治理公開化、透明化的重要特徵，可以肯定，互聯網在未來大陸政府治理改革的過程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參與型政府

大陸政府治理改革更加注重公民參與，中共18屆3中全會也明確提出完善協商民主機制。首先，注重群眾和專家參與政府決策。《國務院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國務院及其各部門要健全重大事項決策的規則和程式，完善群眾參與、專家諮詢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第18條規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必要時應舉行聽證會」。其次，完善政府聽證制度，建立了包括行政處罰中的聽證和公共決策中的聽證兩大模式。

以公共決策中的聽證制度為例，發改委在2008年12月1日開始執行《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要求「定價機關依法制定（調整）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過程中，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採取聽證會形式，徵求經營者、消費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對制定價格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論證的活動」。政府治理過程中注重公民的參與，可以從源頭上消除公民的不信任，以更好地實施政府的公共政策。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期，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在台灣各大書店熱銷。其實，治國理政的新思路和新經驗不僅需要政治精英系統總結，更需要借助特殊機制予以貫徹落實。為使新的執政理念迅速傳遞，大陸的專項會議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

會議安排有特色

專項會議機制主要是指為能在全國範圍內對一些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形成共識，以中央名義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的高規格工作會議或座談會，如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等（參見表1）。從涵蓋領域看，主要涉及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民生、區域安全、民族團結等具有全局性和關鍵性議題。從會議任務看，主要是對專項議題的具體進展進行頂層設計，並以舉國之力攻克所存在的各類難題。從參會級別看，在中共總書記親自參會的同時，主要由那些與會議主題相關的各領域負責人（通常至少具有省部級領導級別）參加。因此，專項會議機制具有典型的大陸特色，已成為中共從全局視野和整體利益高度，謀劃國家發展的基礎平台之一。

首先，在會期時間選擇上，開會時間選擇具有一定規律。對於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通常都在每年年底或第2年年初召開，這樣便於總結經驗或設定新的發展任務，同時也能在時間上與國家年度稅收調整和政府預算安排保持一致。對於協調區域平衡發展的專項會議，相關措施的績效回饋需要一定時間週期，因而往往每隔幾年才召開一次，比如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迄今只召開了6次。

其次，在會議的具體安排上，通常都只有一天或兩天左右的正式會議時間，但這並不會降低相關會議的品質。正如大陸的其他高層會議一樣，此類會議的重心放在前期的充分調研和內部協商，只有在達成基本共識之後才會正式召開會議。因此，公布中央決策、學習和宣傳會議精神，成為相關人士參會的任務。通常情況下，各級各地政府機關會從實際出發，將中央會議精神轉化為政府具體的工作安排，從而使中央號召落到實處。

形成機制有原因

為何大陸能夠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上述各類專項會議機制呢？這與中共從戰略高度統籌各類利益關係的執政理念密不可分，在成因上主要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自1978年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努力提高全體居民的生活水準和實現現代化成為新的時代任務。為吸引國外資本和西方先進技術，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轉型成為當時大陸與世界市場接軌的必然選擇。如何促進不同地區有序發展，防止出現一窩蜂式的盲目發展，就需要中央政府在一些基礎領域有目標、有計畫地予以引導，這成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產生的重要原因。

同時，由於大陸經濟發展起步較晚，長期以來農業人口比重過大，因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有序的轉移。為讓農村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來，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規劃設計和政策引導，為此中共專門召開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但主動減少農業人口並不意味著農業地位的下降，確保糧食安全和滿足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在大陸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這也不難理解中共堅持每年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初衷。

二是促進民族團結的需要。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大陸的少數民族群體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或偏遠地帶，由於這些地區經濟欠發達，條件相對艱苦，造成部分少數民族成員生活水準相對偏低。如果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於廣大內陸地區，容易引發民族矛盾，比如經濟因素就成為近年來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凸顯的重要原因。因此，為實現各民族地區的共同繁榮，大陸以召開中央座談會的形式，以集體智慧集中謀劃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大計，不僅根據需要及時安排重大民生專案，而且還要求其他省市以「一對一」的方式實施對口援助。

三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需要。近年來，大陸經濟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突出，比如各地出現了因拆遷問題造成的暴力事件等。同時，由於大陸司法審判制度尚不完善，以及周永康等人在主持中央政法委工作時存在一些亂象，造成近年來大陸各地出現不少冤假錯案，引發輿論強烈反彈。在此背景下，大陸專門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力圖系統整頓政法領域的失序狀態。此外，大陸社會中存在著炫富和過度攀比等浮躁心態，尤其是一些年輕群體熱衷參加選秀、比美等活動，期望借助此類捷徑來快速成名致富，這些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容易扭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引發了社會熱議。

具體實效有差異

從專項會議的具體實效看，應針對不同類型而有所區別。一方面，涉及經濟社會領域的專項會議召開次數頻繁，每年都有相應的目標任務安排。但目前大陸經濟體已經高度國際化，受世界經濟形勢波動影響明顯，因而這些專項會議的具體措施並不一定能夠完全兌現。另一方面，涉及社會內部穩定方面的專項會議，通常是針對特定議題才會專門召開，能夠有所針對地制定相關措施；同時，涉及外交領域的專項會議，主要是結合時代背景和國際局勢變化而系統調整外事工作。因此，這類專項工作會議往往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往往效果比較顯著。

總之，作為一種落實執政理念的專項會議機制，已成為大陸的一項制度化工作安排，反映了中共能夠及時從宏觀層面制定、發布和調整內外政策及其具體措施，這其中所蘊涵的相關經驗是值得借鑒和總結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幾年來，亞太形勢出現一些重要的新情況，形成以「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為特點的亞太安全新形勢。這一新形勢的形成，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種處於動態平衡中的相對穩定的形勢，將可以在未來較長時期中存在，並且有利於保持亞太地區的發展繁榮。

亞太安全形勢發生變化

1990年代中以後的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保持相對和平穩定。但是，2010年以來，亞太安全形勢出現一些新情況，不僅受到廣泛關注，對於變化影響的評估也出現明顯分歧。分歧涉及多個方面，最關鍵的是：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及其影響是全局性的，還僅是局部性的？即這些變化是否導致亞太安全形勢的根本性改變，亞太地區是否由總體和平穩定變為總體對抗緊張？

一、  局部爭端明顯加劇，造成亞太安全形勢動盪。

2010年以來，亞太地區一些局部爭端明顯加劇，導致相關國家的雙邊關係嚴重下滑。包括：日俄島嶼主權歸屬爭端加劇；韓日慰安婦問題爭端激化；朝鮮半島北南雙方關係持續處於不穩定之中；中日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以及與日本戰爭罪責相關的一系列爭端激化；中菲、中越關於南海若干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等。這些局部動盪，導致中日、韓日、中菲、中越雙邊關係嚴重下滑。

儘管具體起因和內涵各不相同，亞太地區動盪緊張有兩個重要的共同特點。其一，局部爭端的激化十分明顯，有的甚至已達到嚴重程度。例如，中日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的爭端、中越在西沙海域的爭端、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摩擦等等。其二，這些爭端雖已達到嚴重程度，但都在可控範圍內。中日關於釣魚台主權爭端，儘管兩國的船機在相關海空域頻繁巡邏，但並沒有「擦槍走火」而引發軍事衝突；中國981號鑽井平台在中國西沙群島海域作業，遭到越南大規模騷擾，甚至越南國內發生嚴重反華暴亂，但事態最終被控制，中越沒有發生軍事衝突。

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這些局部動盪確實導致亞太安全形勢發生變化，但變化又是有限的。但必須看到，這些局部動盪緊張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消除，因為這些局部的爭端都直接關係到當事國的核心利益，而難於退讓。

二、  某些國家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形勢重要的隱患。

近幾年，美日、美菲軍事同盟大為強化。其中，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並不是冷戰時期亞太地區軍事同盟的簡單加強，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新特點。

2012年以來美菲軍事同盟強化的力度很大，雖然還沒有達到冷戰時期美菲軍事同盟的水平，沒有重新簽訂全面的軍事同盟條約，但實際的軍事合作已經廣泛推進，包括：美軍人員以演習輪換為名，實際進駐菲；菲對美重新開放蘇比克灣軍事基地；美菲頻繁舉行聯合軍演，而且規模明顯擴大；美對菲軍援不斷增加等等。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完全針對中國，針對中菲的南海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但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並沒有引起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明顯關注，因而也沒有對亞太安全形勢產生較大衝擊。對菲而言，美菲軍事同盟的強化，實際只具有有限目標，即針對中國而決定的。

美日軍事同盟從未淡化，但2012年底安倍再次在日本執政後，卻明顯地進一步強化。一方面，美日具體的軍事合作，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持續推進。包括：美軍的F-35飛機、魚鷹飛機，以及新型雷達等先進的武器裝備持續調入日本部署；美日各種類型的聯合軍事演習頻繁舉行，而且規模不斷擴大等等。另一方面，美日軍事同盟中的戰略合作出現突破性發展。主要是，在美國首肯和支持下，日本以改變憲法解釋的方式，實現了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由此；日本自衛隊將可不受限制地在全球範圍與美軍協同進行軍事行動。

雖然美日都聲稱，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是為了應對中日釣魚台主權歸屬爭端，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但實際上，美國迫切需要得到日本實際的軍事支持，以擺脫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力不從心的困境；日本則迫切需要得到美國的首肯和支持，以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實現成為「正常國家」的大國戰略。所以，強化美日軍事同盟不僅受到中國及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重視，也從而成為亞太安全形勢變化的突出熱點，是亞太安全最大的隱患。 

三、  亞太地區繼續保持總體上的和平穩定。

儘管局部動盪緊張明顯加劇，但亞太地區總體上繼續保持和平穩定，延續了199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與東歐、中東、南亞、非洲，以及拉美等地區一直處於戰亂比較，顯得尤為突出。

亞太地區能夠持續保持和平穩定，首先取決於，亞太地區存在保持地區和平穩定的強大潮流；其次則取決於，地區內發生的各種局部動盪緊張，儘管長期存在，但始終可控，始終不會在地區內成為主導方向。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曾經發生多場局部戰爭，規模大、延續時間長，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但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經濟合作廣泛推進，成為亞太地區最強有力的主流趨勢。這是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地區的主要保證，地區內各國也深獲其利，故而這一主流趨勢難以動搖。

如上分析，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亞太地區的總體和平穩定是鞏固的；但已經出現的局部動盪緊張，一時難以消除而將持續存在。所以，亞太地區正在形成「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的安全新形勢。這不同於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總體上呈現對抗與戰爭的安全形勢；也不同於過去十幾年中，亞太地區不僅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也不突出的安全形勢。

亞太形勢變化的因素

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是多個重要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這些因素中，有的是一直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在近幾年明顯激化；有的則是在近幾年才出現，但迅速發揮重要影響，這主要有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和中國的明顯強大。

一、  歷史遺留問題激化亞太地區局部動盪緊張。

近幾年亞太地區受到廣泛關注的一系列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實際上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其中，俄日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韓日獨島（竹島）主權歸屬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以及中菲、中越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都是1970年代以來出現的爭端遺留問題。此外，日本與中、韓關於戰爭罪責問題的爭端，是二戰遺留問題。

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長期存在，近幾年受到內、外部原因影響更加激化，達到從未有過的嚴重程度，從而直接導致亞太地區出現局部動盪緊張。

島礁主權歸屬爭端，直接涉及當事國領土主權完整，涉及各國的核心利益，此為這些爭端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近年來，一些國家出於不同目的，不斷強化對於相關島礁的控制或爭奪，激化了爭端。例如，日本主要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目標，強化對於南千島群島（北方四島）與俄國的爭端，對於獨島（竹島）與韓國的爭端，以及對釣魚台與中國的爭端；越南主要出於維護其所竊占的南海島礁及附近海域，年產量高達2,000餘萬噸石油的巨大利益，大力強化對其控制，從而嚴重激化了與中國的爭奪；菲律賓則主要出於轉移國內政治、經濟困難的需求，強化對所占南海島礁的控制，激化了與中國的爭端。

日本完全出於其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需要，在近幾年，否定二戰罪責的言行，如否定「慰安婦」事實，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解禁「集體自衛權」等，大大激化了與中、韓的相關爭端。這些都屬於爭端激化的內部原因，是爭端和當事國自身發展變化的結果。至於外部原因，則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鼓動和中國明顯強大的刺激。

二、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亞太地區局部動盪的外部原因。

美國是亞太地區國家，但不是東亞西太平洋國家。近幾年來亞太地區的動盪全部發生在東亞西太平洋區域，而美國針對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亞太戰略調整，正是導致這一區域內相關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爭端激化的最重要外部原因。歐巴馬政府於2010年提出亞太戰略調整，而發生於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局部動盪緊張，也正是在2010年以後迅速明朗化。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因果關係。

2010年第一季，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戰略，2011年第四季又相繼提出「轉向亞太」、「亞太再平衡」等戰略，而亞太地區明顯加劇的局部爭端，為美國提供了發揮平衡者、主導者作用的機會。美國把握了這些機會，迅速以平衡者的姿態插手亞太地區各個局部動盪。從各個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到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美國無一不積極插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以平衡為名的插手，實際上很不平衡，美國在宣稱鼓勵和支持和平處理爭端的同時，採取了支持爭端中一方的行動。例如，在與中國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中，美國無例外地支持與中國對立的一方，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在日本否定戰爭罪責引發的爭端中，則明顯支持日本。顯然，美國這種「平衡」作用，只會進一步激化這些局部爭端，而且在較長時期中難以消除。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在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企圖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以攻為守」的戰略舉措。但是，美國的「力不從心」，在其亞太戰略調整中，時時、處處都有清楚的表現。美國試圖通過支持局部爭端中的一方而進行平衡，並稱之為運用「巧實力」，但卻使美國陷於明顯的困局。最突出的就是，由於美國插手與中國相關的局部爭端，並且無例外地支持了中國的對立國，所以，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一著手進行，即被普遍認為是「圍堵」、「遏制」中國。儘管歐巴馬政府一再公開否認這種說法，反覆強調「中美關係是21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中美關係的發展始終曲折，顯示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對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帶來重大損害。

三、  中國明顯強大，既導致局部動盪緊張加劇，又促進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2010年以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的科技、軍事實力也迅速增強。對於中國明顯強大及其影響，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有著兩種不同的判斷和反應，並從而導致中國明顯強大，既是發生局部動盪緊張不可忽視的原因，又是促進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明顯強大的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一再冒出。亞太地區少數國家，主要是那些與中國之間存在歷史遺留問題的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更迅速增強。他們認為，中國必會憑藉明顯強大的實力，以強硬手段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以武力處理相關島礁的主權歸屬爭端等問題。所以，這幾個國家，一方面各自大力強化他們所占島礁的控制；另一方面，出現聯合對抗中國，並企圖借助美國力量遏制中國的動向。這是近年來，亞太地區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的重要原因。

其實，中國並未因自己的強大而產生稱霸的念頭。「不稱霸」是中國在1970年代就提出的理念，至今40多年沒有改變，而且不斷豐富、強化。近年來，中國以更加清晰的理念、更堅定的行動，向世界，首先向亞太地區國家展現了決不會陷於「國強必霸」傳統邏輯的決心和信心。不論是周邊外交、亞太地區外交或全球外交，中國都展現出「親、誠、惠、容」的理念；爭取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以及落實「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行動等，也因此得到越來越多亞太地區國家的肯定。中國提出的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路線、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更受到亞太地區國家廣泛歡迎。在消除亞太地區國家疑慮的同時，中國積極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合作，從而使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

結論與展望

一、近幾年來，亞太地區出現局部動盪緊張，但他們都具有明顯的局部性與有限性，其影響不會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但這些局部動盪緊張，往往涉及國家核心利益，難以消除。所以，這些局部動盪將在亞太地區長久而局部、有限地存在。

二、保持和平穩定仍然是亞太安全形勢的主導方向。主要原因是各當事國都重視對爭端的控制，防止爭端的擴大和升級。近十幾年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合作，有效保障了各國的發展、繁榮。所以，未來時期中，總體和平穩定將始終是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主導方向。

三、「總體和平穩定，局部動盪緊張」已成為亞太安全新形勢的基本特點。亞太安全新形勢可以相對穩定存在的基礎在於，總體和平穩定有利於亞太地區各國的發展、繁榮，符合地區內各國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

四、中國的明顯強大，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有重要影響。中國摒棄「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始終堅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就一定可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為保持亞太地區總體和平穩定做出重大貢獻。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美國與古巴經過18個月的秘密協商，並在教宗方濟各的斡旋下，於加拿大進行了8次會談，詳盡地討論了細節和重大的歷史問題。2014年10月，在談判進入關鍵時刻，梵蒂岡作為東道主提供場地讓雙方高層小組密會，敲定協議的最後規定，11月6日，中期選舉之後兩天，歐巴馬總統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宣布新政策 。12月初，美國國務卿凱瑞在梵蒂岡會見教廷國務卿樞機主教彼德羅‧帕羅昂，12月16日歐巴馬與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通了45分鐘電話，12月17日兩人先後宣布兩國關係解凍。由於雙方參與談判的人數有限，加上保密到家，因此讓人感覺事出突然。

拉丁美洲集體左轉

從種種跡象看來，這次是美國採取主動，也是國內外大勢所趨促使美國與古巴修好。而其中最重要的國際因素，非拉丁美洲集體左轉莫屬。

美、古關係是美國同拉丁美洲關係的核心問題。自1998年以來，左翼領導人已經在拉丁美洲四分之三的國家上台；南美洲的3.65億人口中，近3億人口生活在左翼政府的統治下，拉丁美洲正在集體向左轉。左翼浪潮正在席捲美國的「後院」。對美國而言，發生在自家後院的這一重大變局，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美國政府發現，在拉丁美洲它幾乎找不到幾個可靠的盟友；與此同時，跟美國作對或保持距離卻成為一種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相信美國的經濟處方，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政策經常碰壁。布希政府對古巴採取強硬措施，不僅損害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也阻礙了美國同這一地區其他國家開展建設性合作。這個問題隨著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愈顯突出。

菲德爾‧卡斯楚是拉美左派的元老，12屆美國政府對古巴政權的敵視不僅沒有摧毀，反而使卡斯楚政權更鞏固，CIA屢次企圖刺殺卡斯楚未遂更增加了他的聲望。拉丁美洲左翼政權同情古巴是美國50餘年封鎖政策的受害者。正如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所言：「在古巴問題上，美國幾乎遭到所有國家的反對。」美國對古巴長期實施孤立和制裁政策，反而使自己陷入被拉丁美洲國家孤立的境地。

2009年在巴西召開的拉美33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領導高層參加的峰會，沒有邀請美國，反而邀請古巴與會，並且通過一項特別聲明，要求美國嚴格遵守國際法並履行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全面解除對古巴施行近50年的封鎖。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芙表示，加強與古巴在各方面的合作是反對美國封鎖古巴的最好方式。自1992年開始，聯合國大會每年都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制裁的決議。

梵蒂岡起到重要作用

1996年菲德爾‧卡斯楚訪問梵蒂岡，會見了教宗約翰‧保羅二世。1998年約翰‧保羅二世訪問古巴，他批判禁運造成一般百姓生活困難，並要求解禁。他的繼承人本篤16世於2012年訪問古巴。2013年，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總主教豪爾赫馬里奧‧貝戈利奧成為教宗方濟各，這是梵蒂岡第一次選出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方濟各力求在南半球振興天主教的影響力，期望在外交上更獨立，不要受歐洲或美國世界觀的影響。他熟悉古巴事務，在擔任總主教時曾經訪問古巴，與哈瓦那大主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2014年4月，梵蒂岡和古巴慶祝建交79年，並在羅馬一個教堂舉行圖片展。方濟各任命的國務卿彼埃特羅‧巴羅林紅衣主教曾任駐委內瑞拉（古巴最親近的盟友）宗座代表，他充分瞭解拉丁美洲動態及古巴所遭遇的困難。梵蒂岡高層對拉丁美洲局勢有最直接的瞭解，它一貫反對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梵蒂岡在全球有超過10億的信徒，在拉丁美洲具有巨大影響力，它的介入起到了無可取代的作用。

佛州選民組成及立場有變

美國大約有200萬古巴裔居民，其中約有150萬聚居在佛羅里達州，他們流亡美國憎恨卡斯楚，集體投票立場堅定，誓死反對放鬆制裁古巴，他們的勢力曾經足以左右佛州選情，而佛州是美國大選兩黨必爭的大州，很難想像沒有拿下佛州，共和黨可贏得總統大選。高爾競選總統時，就是因為佛州的計票問題，以些微的差距失去佛州而飲恨，而歐巴馬兩次大選都在佛州獲勝。如今流亡的古巴第一代難民逐漸凋零，新一代的古巴裔選民有親屬在古巴，他們更為務實、更為開放，並且隨著波多黎各新移民的大量湧入，他們的影響力超過古巴裔選民。

根據對邁阿密郡的民意調查，68%的人對與古巴恢復邦交持積極態度，30歲以下的年輕人更有88%贊成。佛州的拉丁裔人口越來越多元化，對波多黎各和其他拉丁美洲移民而言，古巴問題並不是首要問題，歐巴馬兩次大選勝利都得益於這種情勢。

根據路透社2014年7月至10月的調查顯示，在3.1萬的受訪者中，大約20%反對美、古建交，43%贊同，37%表示不確定。《紐約時報》10月的調查，美國人中10個有6個支持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2014年年初，佛蒙特州民主黨參議員派翠克‧萊希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傑夫‧弗萊克，在《邁阿密先驅論壇報》合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促請歐巴馬改變對古巴的政策，並聽取全國大多數民眾的意見，放棄冷戰的殘餘。民意讓歐巴馬敢於翻修早已過時的古巴政策。

共和黨議員出面反對

歐巴馬表示，「美國將要結束 過時的作法，開啟美、古關係新篇章」；「我不相信，我們要持續再做已經做了50多年的事情，我期待有一個不同的結果。50多年的禁運並未產生顯著的效果，我們可以同古巴進行更多接觸。」一般咸認為，歐巴馬此舉表明，他並不心甘情願作為跛腳鴨，在未來的兩年裡，他仍然想要有所作為，外交是屬於總統的權力範圍，美、古關係解凍顯示歐巴馬敢於踏進過去10個總統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區，這或將成為歐巴馬僅剩兩年的執政生涯中，最主要的一項政治遺產。

歐巴馬政府需要以改善美、古關係為突破口，全面發展同拉美各國的關係，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但歐巴馬的行動不會一帆風順，首先是來自國會的反對聲浪。目前共和黨在眾議院掌握246席的多數，在參議院掌握54席的多數。眾議院議長博納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已經表示反對歐巴馬的行動。批評最激烈的來自古巴裔國會議員，來自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馬‧魯比奧和德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梅南德斯，他們宣稱將在任命大使和提供建立大使館的經費方面百般杯葛。

恢復外交關係固然屬於總統的職權，但解除禁運卻需要國會通過，以目前參、眾兩院的組成看來，這將是一個冗長艱難的過程。因此，歐巴馬雖然堅持放手一搏，但前路多艱，非一蹴可及。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東亞大國日本，二戰前是軍國主義侵略國家，戰後則是美國保護下的經濟強權，以「和平國家」自居，卻與鄰國纏結著複雜的歷史恩怨和經濟合作、競爭關係，因此，日本領導人及執政當局的史觀、性格和立場，都牽繫著東亞大環境的安定與否，動見國際觀瞻。

政權公約老調竟被期待

由於施政爭議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看好時機，11月21日斷然解散眾議院，才隔了兩年，12月14日又舉行了一次大選。執政的自民黨11月25日公布「政權公約」，標題很霸氣「恢復景氣只有此道」，還是推「安倍經濟學」；列出的「經濟重生、加速復興」、「重建財政」、「地方創生、推動女性就業活躍」、「安全‧安心、教育重生」、「進行俯瞰地球儀積極的和平主義」、「改革政治」、「修改憲法」等目標全是老調；講強化企業競爭力，提高日本「賺錢的能力」固然不錯，唯實際政策皆缺乏新意。

可是，在野黨更差勁，有的準備不及，有的零星薄弱，批判、對抗「安倍經濟學」欠缺說服力，對日本面臨的困境提不出解決之道，遂形成自民黨、公明黨聯盟對其他黨呈現「一強多弱」的狀態。選民沒什麼選擇，而且，自民黨的政策才實施到中途，未到論成敗的階段，而「安倍經濟學」裡「大膽的金融政策」，發動日圓貶值，有利於大型企業出口（中小企業則成本推高，很慘），股市上漲，海外遊客到日本旅行、購物變多了，至於GDP連兩季負成長，為防範景氣更糟，安倍宣布原先預定2015年10月的調高消費稅（至10％）措施，延後一年半實施，使得恢復景氣轉為樂觀，乍看之下，「安倍經濟學」是有成效的，選民仍有期待。

因而，不久前安倍政府兩位女性閣員出狀況去職，還有連續29個月貿易入超等，似乎都不是問題了。在這種氛圍下，選民再給當政者機會，讓執政聯盟一舉獲得超過眾議院三分之二議席的絕對優勢，有了修憲的本錢。

這次選舉本來應該是對安倍政府兩年執政的審判，可惜在野黨沒有與執政黨一較高下、謀求政黨輪替的實力，投票率僅有52.66％，選舉就像為安倍的政策再次背書，為安倍長期執政鋪路。

中日與韓日關係是關鍵

美國也很注意日本的情形，但關注的是其景氣，歐巴馬總統說「歐洲、日本減速，美國的景氣也可能後退」；日本延後消費增稅，美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公司雖表示是「適當的判斷」，但一般市場對擱置重建財政評論欠佳。2014年12月上旬，穆迪(Moody's )信評調降了日本國債的信用評等。《華盛頓郵報》說得中肯「選民沒有熱情」、「很多選民儘管質疑安倍經濟學可否復興經濟，但幾乎都沒有想要換政黨」。

選舉前夕，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日本《讀賣新聞》非但沒有對戰前日軍的暴行有所反思，居然還大嗆「不能容忍片面的反日宣傳」，認為中方說有30萬人被殺「缺乏客觀的根據」，強調 2010年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裡日方所提的「20萬人是上限，尚有4萬人、2萬人的推估」。日本輿論抱持這種態度，其與東亞鄰國的關係，怎麼會不顛簸呢？

中日領導人，相隔3年，2014年11月亞太經合會上，習近平與安倍會晤了，雙方國防單位協議設置「海上連絡機制」，有了改善的徵兆。不過，大陸仍用「歷史意識」檢視日本，海警局的船隻也繼續在釣魚台海域巡弋。

韓國總統朴槿惠雖然在歷史問題與中國合作，但日本似乎嗅到可能變化的線索。2014年12月1日，朴槿惠與來訪的日本經團連榊原定征會長等人會談時，表示就歷史問題會推動「韓方整飭環境」，日本覺得這是韓國在公開場合首次「對日讓步」的發言。只是，朴槿惠就慰安婦問題相當堅持，安倍亦頗強硬，兩人何時會談，現在還沒譜呢。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二戰結束70周年，中、俄、韓已同意共同舉辦紀念活動，安倍新政府如果依舊僵硬地視為「反日共鬪」，不道歉、沒反省，那對東亞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完全沒有幫助。

這次日本選民寄望「安倍經濟學」能改善日本的經濟環境，然而，對安倍的捧場，極可能無意間也「漂白」了集體自衛權立法、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刪改憲法第九條等具有軍事野心的修憲政策。日本2013年4月已布建好間諜衛星的「4星體制」，斥巨資購買火力兇猛的F-35戰機，又積極和美國演習練兵，偏離「和平國家」越來越遠，以安倍的個性及對政軍的興趣，豈會將之拉回？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美國參議院12月4日通過《軍艦移轉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出售四艘派里級導彈巡防艦給台灣，1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簽署該法案，批准售台武器。

據瞭解，美國計畫於2015年淘汰所有派里級導彈巡防艦，取而代之的則是瀕海戰鬥艦。而此次售台的4艘佩里級是泰勒號(Taylor)、卡爾號(Carr)、蓋瑞號(Gary)與艾羅德號(Elrod)，艦齡均已20多年。

此消息一出，立即招致中國大陸外交部門及軍方的強烈反應，並稱將做出進一步反應。台灣則除表達感謝外，還聲稱這彰顯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對《台灣關係法》的具體行動，充分展現台美關係堅實穩固、互信友好。

台灣高價購買美國軍備

台灣國防部2014年10月公佈的年度國防報告書中提到，兩岸形勢雖然緩解，但台灣仍受解放軍武力威脅，且兩岸軍力優勢已明顯向中國大陸方面傾斜。

馬英九於2008年上任後，被指稱未能實現國防預算占總預算3%的承諾，美國則多次發表報告稱，台海軍力嚴重失衡、優勢大幅傾向中國。

小布希總統卸任前夕，通過了總值逾60億美元對台軍售，台灣當時提出的七個軍購項目中包括柴電潛艦。台灣希望取得的8艘潛艇，一直在歐巴馬的軍售批准範圍之外，由於美方並不製造柴油潛艇，美國的軍火公司必須證明有能力設計製造，或找到外國公司合作生產。美國海軍司令部和台灣海軍曾多次反覆討論製造潛艦事務，但一艘都造不出來。馬英九日前向到訪的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台灣已決定自行製造潛艦，希望美方能給予技術方面的協助。

全新派里級巡防艦每艘造價約320億餘台幣，美國占盡台灣的便宜，通過對台出售的這批二手舊軍艦，售價比起出售新軍艦的價格稍低。台北國防部稱，對此採購，已完成建案程序，於2015年編列相關預算，後續將依軍售規定辦理，並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以便獲得符合作戰需求的船艦載台和戰鬥系統。

這批二手軍艦都是美國在1980年代下水服役的，艦齡已近30年，將取代此前台灣從美國取得、艦齡已約50年的諾克斯級軍艦。四艘軍艦中，除2013年已除役的「卡爾號」外，其餘都是仍在服役的美軍「熱艦」，其中包括「蓋瑞號」，該艦是2014年夏天參與美軍環太平洋軍演的軍艦之一，比起從前售台的除役後、已封存的冷艦，「熱艦」可節省保養、重啟的費用，交接程序也更快。

大陸強烈反對美對台軍售

北京政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19日，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台灣問題事關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保留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中方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回應說，對台軍售問題攸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批評美方上述行徑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及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的精神，與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趨勢及中美兩軍關係良好發展都背道而馳。中方將密切關注形勢發展，視情況作出進一步回應。

依筆者所見，中國大陸如何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現實。如果中美關係不佳，華府處理兩岸關係就會變得更困難。

軍售政治意義大於實質

美國對台軍售是一項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並非僅是一般性武器裝備交易，而是涉及中、美、台三邊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因三方各自有其利益考量、各持己見，以致產生利益衝突。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符合中美共同戰略利益。北京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特別是依《八一七公報》，停止售台武器。

華府不論是根據《台灣關係法》或《八一七公報》，都須考量國內外的政治情勢。美方認為，過去兩岸軍力相對平衡，但隨著中國大陸軍事預算的增加，變得越來越不平衡；台灣面臨對岸一系列軍事挑戰，需要在武器方面更新，這不是為了台灣與大陸的軍力平衡，或是提供攻擊性武器，而是保持台灣基本的防禦能力；如果兩岸軍力差得太遠，台灣會缺乏意志。故美國對台軍售的政治意義大於實質，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美國利用軍售或技術移轉、軍力平衡、確認對台灣安全的承諾、支持美國業者參與台灣安全事務，不惜干涉中國的內政。

中美軍事關係有三大障礙

1980年代以來，中美軍事關係基本狀態是走走停停，時斷時續。中斷交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對台軍售。中國大陸曾指出，中美軍事關係發展有三大障礙：對台軍售首當其衝，其次是美國軍用艦、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進行大範圍抵近偵察，以及美國在2000年通過《國防授權法》，禁止中美在12個領域進行交流。

而今，中美兩軍的「三大障礙」依然存在，同時還產生了網路、地區安全等東海、南海、中日、美日聯盟體系都糾纏在一起的新問題。

此前美國曾經批准一批對台軍售後，中國大陸也一度中斷與美國的軍事交流，表達不滿。

美台關係會繼續維持友好，在美台安全關係上，軍方頻繁互動合作，2014年約有2,500名美國國防部人員訪問台灣，比2013年提高25%，台灣軍方訪美也超過1,500人次，花的全是台灣納稅人的錢。回顧歷史，美國總統從沒有超過4年任期不對台軍售的。歐巴馬在任期內對台軍售已逾百億美元。不過，他對前小布希也一度列入軍售清單的F16 C/D型戰鬥機，則始終未予提及。

台灣空軍希望取得F16 C/D型戰鬥機，此型戰機是大陸軍方事先特別點名美國不得售台的武器，中方曾威脅美方若出售將導致「嚴重後果」。

在歐巴馬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被派到台灣進行說明，向台灣稱美方並未拒絕售台F16，但仍在進行評估中。雖然美方沒有明確拒絕出售F16或更多套的愛國者三型導彈裝備，但台灣仍表達對美方以評估為由推遲軍售的擔憂。

美國政府也力圖處理好對台軍售問題及與中國大陸發展關係，因此，面臨困難的選擇：一方面，國內法要求協助台灣自衛，另一方面，避免捲入西太平洋不必要的摩擦和衝突。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