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1906-1952)，名肇基(譜名友邦)，台灣台北蘆洲望族之後，自小具有強烈民族意識，於19歲時兩度計畫性地與同學攻擊日本人新起(現長沙)派出所，遭日警追緝，乃內渡大陸進入講武堂軍校，後轉進為黃埔二期學生。

李友邦秉持「先從日帝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然後返歸祖國」理念，該理念受到孫中山先生認同，並鼎力支持。李友邦遂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綱第一條明文，本黨宗旨團結台灣各地民族，驅除日帝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中華民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1939年後，李友邦陸續成立「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及四所「台灣醫院」，號召全國各地區的台灣同胞，共同參加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救亡運動。未料於光復後，撲倒在白色恐怖的槍口下。

家母嚴秀峯常常遺憾「李友邦應該死在沙場上的。他的血應該流在與敵人廝殺的戰場上。但他卻死在他一生最深愛的故鄉，死在他為之奉獻了一切、甚至他的生命的台灣。」但是母親也說「假使我們能重活一次，我會毫不猶豫地和我先夫，仍然願意把我們的生命獻給偉大的祖國和有血脈關係的台灣」。

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先父的歷史和功業，被湮沒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歷史的公義畢竟沒有遺棄李友邦。2006年，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蒞臨蘆洲李宅，淚眼致上於白色恐怖時期政府誅殺忠良的歉意；2012年，教育部正視先父帶領台民抗日的歷史，課綱中以抗日民族英雄尊之；2013年，新北市政府建置紀念銅像，並將蘆洲李宅命名為「友邦巷」。

為讓後人瞭解先父的見解，特請《觀察》重刊他72年前寫的〈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作者係李友邦將軍次子）

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文／李友邦＊

美國著名讀物《幸福》雜誌，於去年8月間聯合《時代》與《生活》兩大雜誌的編輯，發表戰後和平方案，其中包括兩個備忘錄，一個專門討論戰後英美關係，一個完全討論太平洋關係；前者評論大西洋和歐洲問題，後者有將南洋島嶼建立新印度西尼亞國，更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全文範圍雖大，然動機欠光明，方法少合理，對戰後中國領土主權之處理尤為荒謬。此項提議實為帝國主義殘餘思想及歷史光榮之自私交織而成，類似狂囈，原無足奇。該三雜誌在美擁有大量讀者，其思想影響所及，當不在小、吾人實有糾正之必要。關於東北四省劃歸蘇聯，非本文範圍，今試就台灣共管問題予以指摘。

原文第四章提議將「夏威夷向西、中途島、威克島、關島以及日本代管的島嶼琉球、小笠原群島直至台灣」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並且說明「國際行政當局應接收島上日本財產，⋯⋯為了尊重中國優越的利益，台灣應劃歸在中國關稅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它為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雖然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由於台灣國際地位的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他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得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這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據第四章的說明，是為了「供給菲律賓一種比他自己在最近未來所能建設的更為有效的防禦能力」的「保衛菲律賓的方法」。故不屑破壞盟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塗改盟友的歷史版圖的篇幅，在第五章中更明白的指出：「我們在亞洲的目的，不僅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的堡壘，而且是對日本實行眼光遠大的政策，使任何侵略根本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彷彿說要建立太平洋安全防區，將日寇與出產豐富地區的南洋與中國隔絕，使之不能死灰復燃，好像台灣不與其父母之邦的中國脫離，就不能盡其在太平洋應盡之防禦任務；而另方面，則對菲島竭盡方法，將「成立一個商約來代替獨立法案中的經濟條款」，務使其「政治上獨立」與「經濟上自由」，為的是有把握使戰後菲律賓的糖，椰子油的生產，以適應美國人為市場以外的市場需要。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帝國主義思想的渣滓與歷史光榮傳統的自私的作祟，把死去的世界從墳墓裡再發掘出來的把戲。所以儘管第四章未能明白提議建立這一個設防島嶼連接而成的橫越太平洋公路，不是想在東方造成任何新的「均勢」，但我們決不會給聲明模糊了視角，失卻透視的能力。他們提議的作用，在這裡必須給予指出：在使台灣脫離其祖國上，充分地對中國，是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懼怕中國富強以後妨礙其在南洋的利益，故事先排除我東南海疆的屏障，攫取中國南部國防海空軍的根據地，以保其控制中國的地位；在東北四省劃歸蘇聯上，則將在中國北部為美國對日寇設下一個強有力的斥堠；如果照案實行，則將使中蘇難以和平相處。他們對日寇始終沒有把「解除武裝」放在第一位的決心，只企圖在威嚇、利誘以及隔離、防禦上來找出解決日本事件的辦法。不顧盟主國威信的損害，大西洋憲章尊嚴的掃地，「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英美）兩國俱欲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這誰要歪曲它，誰就失卻了決勝的力量！

這個方案，雖不一定能成事實，但其反應，給予聯合國作戰上的幫助，必然抵不上蒙受的損失。第一、它否認台灣居民48年如一日的革命要求。更否認中國5年中堅苦抗戰的真意。它將聯合國之間起著不可解釋之疑團；第二、它給予聯合國上一切偽組織對淪陷區人民以侮蔑該國政府之宣傳，一如汪逆偽組織之對中央政府妄稱親美之不當然；第三、當大西洋憲章宣布以後，軸心國即在廣播中諷刺此項文告如第一次大戰中威爾遜總統所倡之「民族自決」的重演，如今該三雜誌竟以奴役世界，分割國族為戰後和平之保障，軸心國將更可以此為有力的破壞了；第四、台灣為了菲島及南洋群島之保衛，而不得回歸祖國，則美國必然在太平洋以另一種姿態為愛好正義民族之敵；第五、兇過自己行動的恐嚇是大害，是便利日閥對厭戰的軍民作激發的宣傳資料；第六、「時間在太平洋上是有利於日本的」提議，徒為盟友間預伏造成一種不應有的糾紛，分散反攻力量，就是給予日寇以坐大良機。

此外如對朝鮮、越南、緬甸之處理，均足以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戰禍，人類浩劫之火藥庫—東北四省。這些不能不說是聯合國家思想輿論界對和平上的欠忠，對作戰上的失著。

我們呼籲全世界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化工作者，給一切有害於聯合國爭取勝利的思想以嚴格糾正；我們必須記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戰事上雖勝利，和平上遭失敗。我們反對披著和平大衣的炸藥血腥的「善後主張」。這是我們對真和平應有的責任。

中國為國際和平重建的要角，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為了領土主權的完整自主，我們必然要繼續奮鬥，台灣及東北等失地不收復，中國的獨立自由境地就仍未達到、則中國必然不放棄戰爭，因為三民主義國家的立場，無侵略他國的意圖，但有恢復本國領土主權之決心；中華民國無奴役他族的野心，但有爭取為自己主人的天職。故日寇佔領事件，不能影響中國史頁版圖，更不能影響我們民族一貫奮鬥的方向。

我們要戰爭勝利，更要和平的成功。我們之所以堅決地反對這滿佈戰爭細菌的提議，就是為了拒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寫於1943年2月1日漳州軍次，原載於《日本在台灣之殖民地政策》。

6月14日早上，突然接到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簡秋燕執行長傳來的簡訊，告知嚴秀峯董事長早上在家裡於睡夢中辭世。嚴秀峯臥病多年，健康狀況因年齡的關係每下愈況，但接獲此不幸的訊息，內心仍充滿無限的不捨。李友邦的抗日事蹟已為大眾所知曉，但知道嚴秀峯的人卻不多，以下對這位前輩做一簡單介紹。

抗日工作，結合連理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國勢日益強大，侵略中國的企圖未曾停止。1937年國民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正式迎戰日本的攻擊。當時17歲的嚴秀峰，家庭富裕，父母親視其為掌上明珠。但她眼見家園已毀，國將淪亡，為挽救國家的生存，加入抗日工作的行列。1939年3月她參加歷史著名的浙東保衛戰，在千難萬險的情況下，完成情報傳送工作，國軍得以掌握情勢，讓日軍落荒而逃、倉促撤退，我軍因此獲得勝利。

由於抗日工作的關係，嚴秀峯見到李友邦為讓台灣民眾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鍥而不捨地努力以赴，深受感動。1941年5月，一對志同道合的抗日夥伴結為連理，繼續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台灣百姓的自由，努力奮鬥。1939年李友邦成立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婚後的嚴秀峯除擔任賢妻良母之外，更要扮演李友邦重要的祕書角色，以及少年團的教育工作，繁忙程度，可見一斑。

1945年抗日戰爭終於獲得成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嚴秀峰雖是一名出生於杭州的女子，但她協助台灣百姓獲得自由，充分發揮了對台灣的大愛精神。

冤屈辛酸，據理力爭

台灣光復後，因陳儀治理不當，發生了二二八不幸事件，陳儀希望藉由李友邦的聲望說服台灣民眾，遭李友邦的拒絕，因此李後來遭到政治迫害，以「叛亂」罪於1951年被逮捕，翌年4月22日遭到槍決。而嚴秀峯也於1950年被扣上「通匪」的罪名，被判長達15年的冤獄。

出獄後的嚴秀峯，為養育子女，四處謀求工作，因是政治犯的關係，在社會的敵視、歧視與漠視下，處處碰壁，但她深知如要在社會立足，就必須接受嚴峻的考驗，於是以做女紅、養鴨、賣菜等粗重的工作換取工資，扶養5個子女，1973年更以微薄的積蓄創立「世界翻譯社」，協助台灣中小企業跨出海外，創造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

出獄後的嚴秀峯雖然已年邁體衰，但誓死為白色恐怖中冤死的李友邦討回歷史公道。她堅信人民自身的力量，不需要依賴當權者，因此以翻譯社的名義整理出版李友邦昔日的著作，並邀請學術界人士，舉辦學術討論會，以公正的態度探討李友邦對台灣的貢獻，獲得各界迴響與肯定。1992年4月嚴秀峯在紀念李友邦的追思大會上宣布，經過多年的努力，李友邦的冤情終於討回公道，她也走出埋藏在心裡的白色恐怖陰影。

保存文化，任重道遠

嚴秀峯一直以保護台灣文化古蹟為志業，也是推動私有古蹟保存運動的重要推手，其堅毅不拔的過人精神，令人欽佩不已。為能解決文化與經濟的相互衝突，1980年代開始，嚴秀峰號召學術界、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辦理多次公聽會，聆聽各界不同的意見。她熬夜爬梳，撰寫萬言陳情書，向政府單位及民意機關陳情，獲得李遠哲院長等四千多人的連署，涵蓋文史界、建築界、文化界及民意代表等，將其理念傳達至社會各界知曉。

1995年4月14日，嚴秀峯所帶領的中華私有古蹟保存促進會向立法院提出「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草案民間版」，該案於1996年12月31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付諸實施。1999年，她再次不畏艱難，成立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以高瞻遠矚的視野、寬廣的心胸，於2006年10月25日，正式開放李友邦故居蘆洲李宅為「李友邦將軍紀念館」，提供民眾參觀，作為永遠的追思，也成功地將蘆洲李氏古宅活化再利用，成為保存古蹟的最佳典範。

以上幾點只是我個人對嚴秀峯女士的回憶，遠遠不足以彰顯其對台灣的貢獻。這位終生為台灣犧牲奮鬥的長者，現雖離開了我們，但其為人處事的精神永遠令人敬佩。

（作者係海洋大學海洋研究所所長）

許多朋友一談到抗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大陸要「正視抗戰史實」、「承認國府在抗戰的貢獻」，每次聽到這些話我就想笑，10年前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大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已直接指出「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但我們呢？我們願意肯定共軍在敵後戰場的犧牲與奉獻嗎？

一聽到共軍，一堆人就破口大罵，說共軍狡詐、欺騙，「游而不擊」、「打國軍不打日軍」等各種謾罵琳瑯滿目，每當聽到此類言論，我心裡就有疑問，孫子兵法開宗明義的一句話，不是「兵者，詭道也」嗎？既然是「詭道」，那用計使詐不正合情合理嗎？怎麼會使計使詐使輸了人，然後批評別人出老千呢？

共產黨游擊戰略指導正確

反共論者最愛提的是「七二一方針」，說中共指導部隊在抗戰的過程中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這也成了國民黨指責共產黨不抗日的「鐵證」。但就當前的史料而言，找不到任何資料可以佐證該說法的真實性，再要問的是這樣的方針有錯嗎？我當兵時，有一次教官說「一旦解放軍登陸，我們的任務就是上山打游擊」，當時我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能打游擊嗎？莫那魯道不是殷鑒不遠嗎？」就這樣，興起了我研究游擊戰的興趣。

在研究的過程中，當我看到「七二一方針」時，回想過去在部隊如何學習設立隱伏基地，輔導長還要去與當地住民「建立良好關係」，作戰指導說要避實擊虛減少與敵正面衝突的機會…等等，這些作為不正是「七二一方針」的指導原則嗎？

游擊戰不是正規戰，因此不該拿正面戰場的思維來看待敵後戰場，敵後戰場倘若不先發展群眾，不先建立地方組織，根本沒有打游擊的可能。因此，發展是重中之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用正面戰場的作為模式，批評共軍的敵後戰場，不是一個持平、令人信服的論點。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破壞

敵後戰場初期是國府的天下，為何在抗戰的過程中豬羊變色，勝利後變成了共產黨的廣大根據地？國民黨總說是共產黨藉抗戰來發展，上文說明了發展本身並沒有錯，那國民黨為何發展失敗？怎不見國民黨反躬自省？總不能一句「共軍狡詐」就杜悠悠之口吧！國民黨之所以在敵後發展失敗，最大的問題當然還是國民黨自己。

1937年7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隨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出陝作戰，緊接著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就跳到1941年的新四軍事件，中間國共雙方為何彼此鬥爭的原因卻沒有說明，反共宣傳中只說共軍「游而不擊」、「打國軍不打日軍」，卻從不說自己如何「摩擦頻頻」、「動作不斷」。

以魯蘇戰區為例，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在萊陽成立魯東行轅，分別由盧斌（中統）與厲文禮（軍統）任主任與副主任之職（厲同時兼任山東省第8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盧與厲屬國民黨內的不同派系，本就不易合作，而盧斌又支持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原屬於厲的第8專員區的掖縣劃歸給共軍駐守。厲文禮氣憤不已，居然教唆部下胡鼎三與萊陽縣長王海如，在1939年5月間偷襲魯東行轅，擄走盧斌等十餘人，至萊陽縣城西北方，用亂石擊破腦袋殺害。此即為當時震驚社會的「魯東行轅事件」。只要親共，連自己人都殺，那對於共軍自然更不能放過，同樣是1939年的3月間，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路經國民黨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所屬王尚志部占據的太河鎮地區，遭到王尚志部的殘殺，同樣成為轟動一時的「太河慘案」。

這兩起事件都早於新四軍事件，可見國民黨摩擦在先，共產黨反擊在後，並非不是事實。或許有人會說，這都是共產黨的抹黑與污衊，殊不知這些歷史清清楚楚地記載在國民黨人自己的史料裡，代盧斌繼任魯東行署（事件後行轅改編為行署）的李先良在回憶錄裡清楚提及，事件受害者中還包括沈鴻烈的姪子，但沈為了顧全大局僅將厲文禮撤去專員一職而已，對厲等人的囂張行徑莫可奈何。

對於「太河慘案」的記載則更清楚，由於秦啟榮後來遭到共軍擊斃，為紀念其殉國所設立的「秦烈士啟榮紀念基金會」，對於其功績大書特書，其中便清楚記載了太河慘案的經過，還提到被攻擊方在遭到攻擊當下表明「我八路三支也」，沒想到秦部居然不但不停火還「益痛擊之」。紀念集編輯者編篡當時已在台灣，在反共思維下，自不覺得當時殺八路軍何錯之有，也正因如此，留下了國民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鐵證。       

國民黨在敵後自毀長城

發生多次摩擦事件後，中共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對國民黨的反共摩擦進行了反擊，也才引發了後續更大規模的新四軍事件，倘若不是國民黨在華北的勢力不足，難保不會另外發生一起八路軍事件。只是，國民黨搞摩擦的結果，並未獲得任何長遠的利益，國府游擊隊依然越打越小，共軍則越打越大。

這是因為國府的游擊隊主要任務是防止日軍與共軍進入地盤，因此彼此間的聯繫與合作不多。國府又派非黃埔嫡系的雜牌軍到敵後戰場，例如：東北軍到魯蘇戰區、西北軍到冀察戰區、楊虎城的部隊被派往中條山，這些正規軍一來對於國府派他們到敵後好消耗他們心有不滿，二來不懂何謂游擊戰，在敵後還是用正規軍的作戰方式，因此，日軍掃蕩老掃到國軍，國軍自然越打越弱，支持不住者便降敵成為偽軍（前述之厲文禮即投敵任偽魯東和平建國軍司令），那共軍對偽軍就更無客氣的道理，國府抨擊共軍「打國軍不打日軍」，卻不敢說這些國軍許多都同時有偽軍番號，是一群「曲線救國」的「國軍」。

應承認共軍對抗戰的貢獻

國民黨自己不敢面對歷史，卻成天要對岸面對歷史，打開敵後戰場的斑斑史料，共軍扛起了抗日的責任，激起了占領區人民的民族意識，組織了民眾打擊日軍補給線，將日軍壓縮於點線之間，使日軍無法抽調更多兵力到正面戰場，減輕了國軍正面戰場的壓力，這些貢獻是必須肯定的。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國共雙方都有人犧牲，抗戰不單只是哪個黨的功勞，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勝利。

抗戰勝利已經70年了，國民黨在台灣媚俗於「去中國化」，因輿論壓力所迫，馬政府才舉辦了一些活動聊表紀念。而國民黨長期以來為了爭抗戰的主導權，製造出來的反共土壤，反倒滋養了台獨，使兩岸中國人無法團結。當我們要求對岸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努力的同時，我們也該承認共軍是敵後戰場的中流砥柱，國共都為抗戰盡了力。如此，才能共同面對歷史，進一步和解的可能，也才能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復興。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今年是乙未割台的120周年，也是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的70周年。大陸和台灣都將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大陸甚至將抗戰勝利與全球反法西斯主義的活動結合在一起，表達中國人反殖民、反霸權的意志。

反帝國殖民侵略主義，是全球人類文明正義之大纛，飽受日帝侵伐凌虐的中華民族，無分兩岸，本應在此之際表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民進黨執政的台南市，卻在7月至8月展出太平洋戰爭末期美機在台南市轟炸造成屋倒房破的殘敗照片，稱之為「終戰紀念展覽」。

 所謂「終戰」，是日本戰敗之後，對其發動侵華戰爭加以推卸無賴的說詞。日本從戰敗至今，從來沒有正式向中、韓及東南亞等被侵略的國家、人民道歉懺悔。他們甚至把侵略戰爭歪曲為日本領導亞洲，反抗西方帝國主義，而不得不然之「義戰」。日本人缺乏正義感和羞恥心，台灣人卻不可以這樣。

台獨分子認為新課綱不該強調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的史事，因為這樣會忽視日本治理台灣的正面性。依據他們的史觀，日本治台給台灣帶來了現代化，將中國清朝落後的台灣建設成現代台灣，抗日分子是「土匪」，本來就是作奸犯科之輩，法應誅滅。

其實，台灣現代化建設不是1895之後由日本帶來的。中興名臣沈葆楨和劉銘傳早在台灣開始了現代化的建設，而且甚有績效。若非日本的甲午侵華之戰，台灣何嘗會於乙未淪陷？中國現代化之路又怎會被橫加斬斷？

台獨有一大本事，就是黑白雙面人，譬如賴清德崇拜八田與一，在八田的坐姿塑像旁擺出一模一樣的姿勢拍照，可是，他卻又可以在「明延平郡王祠」拿香狀極虔誠地祭拜鄭延平王，難道他不知道鄭成功的「成功」及「延平王」的封號，都是中國明朝皇帝賜予的嗎？不想作中國人的賴清德，為何要進入中國的祠宇，祭拜中國的民族英雄鄭延平？照說他應該趁早將「明鄭延平王祠」拆除鏟平。

此種黑白雙面性，正是台獨奪權鬥爭的手法。蔡英文對美國人說「依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政」來施政，卻鼓動青年學生反對課綱微調。相信今年9月28日孔子誕辰日，賴清德還是會去全台首學向大成至聖先師行禮，不過，這些儀式是白的，真正的本質卻是黑的，那就是台灣建國萬歲。

（作者係師大東亞學系、地理系合聘教授）

法律上，投降的是日本，中國是受降國之一，當然毫無疑問是戰勝國。

就中日戰爭實際過程而言，如果不從1932年的一二八第一次淞滬戰役算起，中國的抗戰至少也進行了整整八年。這期間，敵、我實力懸殊，導致雙方傷亡數字的巨大落差。我方三千萬人口傷亡，加上無以數計的財產損失，的確是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

儘管如此，根據日方的數據，我方消滅了日方至少38至40萬的日軍，牽制了150萬以上的日軍隊伍，使得歐洲戰場的盟軍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消滅法西斯力量。

至於「中國是否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方？」，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與「是不是戰勝國」沒有多大關係。至少，中國堅決投入了一場超越自身承受力的衛國戰爭，更何況，參戰國原就不分強弱大小，凡參加同盟國陣營的皆屬國際公認的戰勝國。鑑於此，中國不只是一個戰勝國，而且是一個做出極大貢獻與付出最大代價的戰勝國。

韓戰爆發後，中、日地位易位。中國兩岸當局非但被排除於舊金山和平會議之外，會議主導方還不光彩地安排了一系列違背中國利益的措施。例如，埋下「台灣地位未定論」伏筆；不清不楚地將釣魚台「劃歸」美國的託管區；對放棄日本戰爭賠償等等做出精心部署；給日本安排了一條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出路。當然，這一切也意味著對中國人民的羞辱，以及對抗戰犧牲者的褻瀆。

舊金山和會反映了戰後國際秩序的調整與轉變，可視為圍堵政策的擴大與加強，不論其合理性、道德性何在，絲毫不能抹殺中國曾經是戰勝國的事實。

如果說，有人根據上述討論，得出「中國是戰敗國」的結論，多是出於對國際政治的不了解，或是對中國因內戰割據而使得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以至於讓人欺辱的情況，提出尖銳的抗議與譏諷。

台獨分子目前趁著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時刻提出「中華民國是戰敗國」，其出發點與上述兩種動機截然不同。他們是設想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等同起來，認為日本戰敗等同於台獨分子的戰敗；而且因為戰敗是件傷心丟人的事，因此就沒有參加抗戰勝利慶祝活動的心情與顏面。

其實，時隔70年，許多日本極右派心裡的確是這麼想，因此就想方設法把戰敗國地位提升為「正常國家」。如果這還不夠，最好是把他們不太服氣的中國，再次由戰勝國地位打倒為戰敗國。這批人的衝動固然可以理解，但其盲點卻是沒有意識到，中國早已是個一瞬間可置其於死地的核子大國。更怪誕的是，台獨分子居然會如此無底線地往戰敗陣營裡鑽，而且還把自己送上陪葬的道路。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2015年4月22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雅加達會晤安倍晉三時，指出歷史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希望日方妥善處理歷史、參拜靖國神社與島嶼爭端問題，認真對待亞洲鄰國的關切。

靖國神社供奉著甲級戰犯

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一種祭祀場所。靖國神社位於東京都中心千代田區9段，可說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東京招魂社」，由日本兵部大輔（國防副部長）大村益次郎提議設立，明治天皇下令於1869年建成。當初是為在1868年明治維新內戰中戰死的官兵招魂，主要是祭祀戊辰內戰的犧牲者。後來逐漸演變成日本各場戰爭戰死者和犧牲者的祭祀神社。10年後，改名靖國神社。

除了靖國神社的東京招魂社外，日本還有大量的官祭私祭招魂社。據1934年統計，官祭招魂社有104個，私祭招魂社有34個，這些招魂社於1936年統一改編為51所護國神社。這些護國神社的頂點就是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國內外戰爭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其中大多數是在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軍官兵及殖民地募集的兵。戰後的東京審判虎頭蛇尾，許多明顯符合甲級罪行「破壞和平、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例如裕仁天皇及其族裔等，在美國大力包庇下，竟然未予起訴；乙、丙級罪行（違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反而判有罪，被判絞刑。

截至1971年，裕仁天皇曾經八度參拜靖國神社。1975年10月由「宮中祭祀」而「合併祭祀」。1978年，由於靖國神社將侵華戰爭及二戰期間的日本甲級戰犯供奉於此，裕仁大表不悅，從此不再去參拜靖國神社，這一慣例延續至今。

侵略戰爭元兇也納入合祀

日本老百姓祭奠戰爭陣亡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何把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兇也納入「合併祭祀」？

1978年「秋季大祭」時，靖國神社竟將14名禍國殃民的日本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白鳥敏夫、土肥原賢二、東鄉茂德、東條英機、永野修身、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松井石根、松岡洋右、武藤章的牌位放置於靖國神社，視其為「神」，作為昭和時代的殉難者合祀。從此，靖國神社就成為一個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靖國神社主要的祭祀活動，包括：1月1日的新年祭；4月21日至23日的春季大祭；7月13日至16日的御靈祭；8月15日的終戰紀念日活動；10月17日至20日的秋季大祭。

日本政客為獲取利益團體的支持而參拜靖國神社，靖國神社的主要支持團體包括「日本遺族會」，是日本戰後各種遺屬團體中規模最大的，有104萬個家庭，約800萬人為實際繳納會費的會員。為得到遺族會的青睞，日本政客自然會考慮參拜靖國神社。

1951年吉田茂、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1982年福田赳夫、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1996年7月橋本龍太郎、2001年8月15日、2003年1月14日、2005年10月17日小泉純一郎都曾參拜過，小泉甚至為二戰日軍甲級戰犯立「功德碑」。       

安倍晉三於2012年10月17日以自民黨總裁身分參拜靖國神社，次日67名閣員及議員參拜靖國神社。2013年12月26日，安倍以首相身分再度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引起國際社會嚴厲譴責。2014年安倍未再參拜，但10月17日有110位超黨派國會組織的成員前往參拜。

安倍及其內閣成員高調參拜靖國神社，已經導致日本陷入外交孤立，也令中日、韓日關係在釣魚台、獨島領土問題外新添爭議，使雙邊關係更複雜。

日法院判首相參拜違憲

日本二戰死者家屬、宗教界人士及市民等546人，2014年4月11日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3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侵犯了日本國憲法所保障的民眾和平生存權」為由，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安倍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並向每名原告支付一萬日圓的賠償。原告律師澤藤統一郎表示，：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公然宣揚「靖國史觀」，違反了日本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日本各地民眾針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提起訴訟的行動，對安倍政權造成壓力，促使日本全國形成一股維護憲法的運動。該案審理具有重大意義，審理結果對今後首相的行動也會產生影響。

這並不是日本民眾第一次把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告上法庭。1985年日本民眾就把首位以首相身分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中曾根康弘告上法庭，1991年1月10日仙台高等法院做出判決：政府首長以公職身分參拜靖國神社和岩手縣當局以公款支付香火錢，違反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確定政府首長以公職身分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憲法。日本最高法院之後確認了仙台高等法院的判決。

2001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很多地方市民團體紛紛將小泉告上法庭。2004年與2005年，福岡地方法院與大阪高等法院分別判決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違憲。

安倍明知道參拜行為違憲，但他一心想修改日本憲法，讓日本可以進行戰爭，也承認自己的確在謀劃對中國的戰爭，行使集體自衛權、制定安保法、要和美軍並肩一道，在南海上打擊中國。可見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是備戰的一環，其政治意圖要比小泉更加明確。

甲級戰犯應遷出靖國神社

2014年1月5日，日本前外相前原誠司曾表示，政府對在靖國神社供俸甲級戰犯的問題是無能為力的，希望神社能夠自主地將這些戰犯的牌位「遷出」。前原誠司指出：「供奉甲級戰犯問題，成了阻礙天皇祭祀靖國神社很大的障礙，我們有必要為天皇能夠祭祀靖國神社創造相應的環境。」不過，根據「政教分離原則」，政府是不能要求靖國神社將甲級戰犯的牌位遷出去的，只能希望神社方面能夠做出自主的判斷。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2013年12月28、29兩日，全國電話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主張靖國神社應停止供奉甲級戰犯的比例，在20-39歲年輕人中為37.3%，在40-59歲中年人中為46.2%，在60歲以上老年中為60.6%。反對停止供奉甲級戰犯的比例分別為年輕人40.5%，中年人40.9%，老年人24.7%。

日本自民黨支持者中，有61.9%對安倍晉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表示贊同，反對者比例僅為28.6%。在公明黨支持者中，反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高達47.5%，贊同者為40.5%。

在野黨民主黨的支持者中，贊成和反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比例分別為36.5%和58.5%。日本維新會的支持者中贊成和反對的比例分別為35.6%和59.6%。共產黨的支持者中有86.7%持反對立場。69.8%的日本民眾受訪者認為「有必要顧及」外交關係，大大超過認為「沒必要顧及外交關係」的25.3%。民調結果顯示出，日本選民對中國、韓國和美國等國的強烈反應感到擔憂。

在靖國神社這一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一貫的，要求日本正視、反省歷史，恪守至今在歷史問題上做出的鄭重表態和承諾。韓國總統朴槿惠強調，任何國家如果一再做出違背國際社會普遍的價值和標準、人類良知的行動，那麼無論其經濟如何強大，也絕不會被視為一流國家。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陰謀策劃盧溝橋事變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到極大的災難，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很大的痛苦。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罪行，戰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已根據國際公法做出正義的審判。本來，作為製造災難的日本，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的過去，追探導致這場人類浩劫的軍國主義思想根源，讓日本民族在未來的歲月，避免重蹈前輩軍人的覆轍。

 但是，部分的日本人（包括首相安倍晉三等當政者）並不這樣想，他們認為反省過去，「負罪」的話說多了，會影響日本民族和人民的「自尊心」，妨礙日本民族未來的發展。他們說：「日本人，甚至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們，都時常有侵略中國的負罪感，難道日中關係必須以贖罪的形式出現嗎？」　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一味地反省和過分地強調完全脫離事實的日本人自身的恥辱，並以此作為『贖罪』的標誌，……那樣的態度不僅是可悲的，而且還會失去對方及世界的信任。」　          

修改歷史教科書否認侵略

基於這樣的認知，他們要否認過去父輩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這就必須推翻東京法庭的審判，「重新評價」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以「侵略無罪」的姿態出現於世人面前。而要達到以上的目的，又必須從修改歷史教科書開始。下面的兩段話清楚地表述了部分日本人的心態：

「讓日本無論何時都承擔戰爭責任，而在同亞洲各國的外交關係上以負罪的姿態出現，坦率地說是不合理的。」　

「各出版社的教科書正是貫徹『東京審判史觀』，把我們的父輩視為歷史上空前的戰爭罪犯，片面地判罪於大東亞戰爭，這種史觀必須改變。」　

以上的言論不僅混淆了歷史與現實的區別，而且也混淆了侵略有罪，還是「無罪」的是非。正是在這種有意混淆是非的心態影響下，日本政府通過對教科書的審查，將中小學歷史教科書裡日本「侵略」二字刪去，把日本近代對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屠殺和掠奪的血腥侵略史，竄改為「和平」的「進入」史。近年以來的「教科書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然而，日本政府這種顛倒是非的舉動，引起了中國和亞洲各國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人民的嚴正抗議和譴責，在歷史事實和人類公義面前，他們才不得不改變過來。

雖然，教科書事件引起的風波似乎過去了；但是，日本朝野不願深刻反省歷史，要求「重新評價」所謂「大東亞戰爭」者仍不乏其人。近日媒體曝光有關安倍以中國為假想敵，試圖跟中國開戰的言論，就是這種思想意識的反映。

從日本民族文化找到根源

以安倍為代表的部分日本人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想法呢？我認為必須從日本的民族文化去追尋它的思想根源。

自從進入近代以來，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國力開始強盛，軍國主義勢力亦從此抬頭。當日本從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下解脫出來之際，便把魔掌伸向亞洲人民，它所鼓吹的「解放亞洲」，實際上就是將不平等條約的繩索從自己身上解下來，重新套在亞洲人民的頭上。

而且，由於日本民族文化中長期鼓吹「皇道」、「大和精神」，強調「天皇萬世一系」的血統純一性和種族優越性，往往視亞洲各國人民為「低等」民族，誠如日本史學家山清行寫道：「日本人過去長期存在著蔑視中國人的觀念，雖然最近是好一些了，但一直到戰爭結束前還稱呼中國人為『清國奴』，把他們看成劣等人種。」因此，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各國以「優等民族」和「神國」自居，把侵略亞洲各國稱為「聖戰」，從而將其對亞洲各國人民的統治和奴役正當化，於是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被當作是「發揚國威」來宣傳，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也被當作「皇恩浩蕩」來報導。

以上強調血統單一性和種族優越性的文化思想，便是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猖獗，對外擴張侵略的思想總根源，只要這種思想文化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日本民族便不可能對過去的侵略行為和戰爭罪惡產生真誠的反省意識。與此相聯，類似參拜靖國神社與竄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將會不斷重演。因此，為了真正開啟日本人的反省意識，徹底破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文化傳統，使二次大戰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在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之際，回顧一下盧溝橋事變的歷史教訓，深入檢討日本竄改教科書的思想根源，確實很有必要。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歷史不會重來，但本質相近的狀況會不會循環重演？今年是中國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在將屆紀念日的前夕，昔日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在軍事安全政策上發生了戰後以來最重大的變化，再次以「和平」的招牌，挑明鎖定對象，矛頭對的正是中國。

眾議院強行通過安保法    

6月上旬，在日本國會的憲法聽證會上，憲法學者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小林節、早稻田大學教授笹田榮司及自民黨推薦的谷部恭男都指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制明顯違反了日本憲法第9條，還有約170位憲法學者聯署表達相同的意見，因而帶動、升高了反對安保新法的民意。但7月16日，在場外有近10萬名抗議民眾的包圍下，日本眾議院執政黨就《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下的12個修正案、新法案強行表決，自民黨、公明黨及下一世代各黨居多數贊成，在野的民主黨、維新黨、共產黨、生活黨、社民黨等5黨則退席抵制。

安保新法在眾議院通過，即表示越過山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之後的審議舞台將轉到參議院，若參議院沒投票，60天後法案得重返眾議院，在眾議院占2/3多數的執政聯盟表決後即可逕行頒布。

其實，通過法案幾乎是篤定的，表決前的朝野協商，只是想避免搞到在野黨全都退席這麼難看。安倍知道「民眾對安保相關法案還不是很了解」。地方創生相石破茂7月14日也坦承，「不能說國民的理解有進展」、「（法案）內容極為抽象，很難做實質思考」，可是，作為內閣一員的政治人物，他並未出面要求停止「強行表決」。

安保法擺明是針對中國    

日本為什麼急著要通過安保法案，安倍依慣例，再度藉口「安保環境益發嚴峻」，他7月15日在眾議院和平安全法治特別委員會說「必須注意國際情勢的變化。在東海，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中國公務船屢屢侵入『領海』；在南海，中國大規模填海造地」……等等；安倍一開口就點名中國，不啻印證了日本媒體日前的爆料─6月初，安倍在和各大媒體負責人的「懇親會」上酒後吐真言，竟率直說出「安保法案是衝著中國來的」，並承認正在策謀與中國的戰爭，要跟美軍一起「打擊在南海的中國」。安倍二次當政以來，表面上打著「經濟優先」大旗，實際上重心都集中在外交、軍事，諸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針對」、「衝著」中國而來，只是首次這麼赤裸裸地向傳媒「露白」罷了。

7月16日安保相關法案剛過，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參謀總長）河野克俊在美國華府旋即表示，為因應中國在南海製造緊張情勢，日本未來可能參與南海偵察任務。

眾所周知，日本在東亞不但沒有朋友，還跟許多鄰國存在領土爭議。俄國控制的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領土」，去年東歐發生克里米亞、烏克蘭問題，日本與美歐西方國家一起經濟制裁俄國，不過，安倍還是不斷想邀俄國總統普丁訪日，亟欲改善關係。而韓國的獨島，日本稱之為竹島，且編隸於島根縣，視韓國為非法占領，雙方還有慰安婦問題、擄人強制奴工的訴訟、韓國擬推動國際改日本海稱東海等一連串棘手的爭議，可是，安倍依然處心積慮拉攏韓國，今年曾派親信、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訪韓，與韓總統府祕書辦公室主任李丙琪進行接觸，但沒有談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北方領土」、獨島目前分別由俄、韓管轄，不像釣魚台目前由日本主控，但安保新法卻不見有針對俄、韓之處。

歷史教訓不能忘   

回顧歷史，日本明治維新啟動未久，企圖翻身、雄飛亞洲之際，1874年即藉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1894-95年在美英的支持下，以甲午戰爭打中國、簽割台的馬關條約等，中國是第一個目標，接下來才挑戰俄國。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1905年日俄簽和約，俄讓出在華利益。1910年8月以日韓合併條約，併吞了整個朝鮮半島。換言之，維新後，日本制霸東亞，對付的順序是中國、俄國、朝鮮。

二戰期間，日本也是先在中國戰場擴大占領區，後來再向東南亞的中南半島和美國的夏威夷珍珠港揮軍，……，難道日本戰略真有首選中國的癖好？

雖然，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國際環境也物換星移，但在二戰結束後70年的節骨眼上，軍國主義基因又在日本少數罔顧民意卻握有政治權柄的政客身上發作，透過議會表決，拿到集體自衛權及與外國搭配軍事行動的護符，這不得不令中國人擔心。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迎接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對海峽兩岸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本人以為，理解抗戰勝利，必須正視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正視國共兩黨分別是抗日戰爭的兩個領導中心。

抗戰是民族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西安事變以前，是否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即是否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國家仍然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能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導致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國土。

中共在長征途中就發表北上抗日宣言。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終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9月，蔣介石發表公開談話，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上抗日前線。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是一個領導中心，共產黨也是一個領導中心。

兩個戰場支撐抗戰大局

要認識抗戰，首先要認識抗戰是靠兩個戰場支持的。兩個戰場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兩者戰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國民黨掌握政府，它有幾百萬軍隊，可以調動全國資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軍的進攻，當然非它莫屬。那時候中共領導的紅軍剛剛結束長征，損失巨大，只有幾萬軍隊，要它走上正面戰場是不可能的。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前，正面戰場的形勢還是好的，雖然首都丟了，上海、武漢、廣州都丟了。武漢失守以後，正面戰場的形勢就不那麼好了，國民黨政府還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誘降的策略。國民政府的重要負責人汪精衛終於投敵。1938年後，中共領導的軍隊開赴敵後，在敵人後方建立根據地，牽制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日本不能放手在正面戰場進攻作戰。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日軍周旋，與西南大後方相比，其艱苦程度不難想見。如果沒有敵後戰場，抗戰是支持不下去的。

共產黨未擁有國家軍隊，不能調動國家資源和人力。它領導的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都是很窮的地區，出產也不豐富，人口甚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戰初期不過幾萬人，到抗戰勝利也不過百萬。但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卻拖住了侵華日軍的一半以上。設想，沒有敵後戰場，日軍全部壓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上，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持兩年以上嗎？正因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拖住了日軍半數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使得正面戰場可以從容組織抵抗。

正面戰場雖然敗仗居多，犧牲慘重，但畢竟阻滯了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圖謀。因此，對正面戰場作戰的軍人，我們要肯定他們的功績，高度評價他們的犧牲精神。但如離開了敵後戰場對日軍的牽制，離開了敵後根據地對日本占領者的騷擾和打擊，正面戰場堅持的時間也可能極為有限。

反過來也一樣，只有敵後戰場，沒有正面戰場，抗戰局面會更艱苦，付出的犧牲會更大，也沒有把握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拖住在中國大部分的日軍，使它既不能迅速滅亡中國，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及亞洲其他地區。這是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巨大貢獻。

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是中國民族戰爭的特點。這個特點，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和西方戰場，都是唯一的，在亞洲和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種情形。法國號稱歐洲最大強國，但據學者研究，德國發動侵略波蘭和法國的戰爭時，波蘭和法國共有130個師，德國只有98個師，其中38個師尚未經過訓練。德國在西部邊界經過訓練的師只有11個，而法國在那裡部署了85個師。如果法軍敢於攻打德軍的西線，一定可以將其攻破。但是，法軍抵抗德軍只堅持了6個星期，法國就投降了。如果法國戰略指揮得當，法國國內又有敵後戰場存在，法國就不至於敗得那麼慘。

誰領導抗日戰爭？

說抗日戰爭是國民黨領導或共產黨領導，都不準確，都不符合歷史事實。國民黨政府可以領導正面戰場，可以領導敵人未占領的大後方地區，卻領導不了敵後抗日根據地，領導不了敵後戰場。反過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持久戰理論等主張，領導了全國抗戰，但抗戰的客觀形勢離不了國民黨的配合。因此，正確地說，抗戰的領導是通過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來分別實施的。

說國民黨是領導中心，是因為它掌握政府，指揮著國家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沒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單憑共產黨的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獨立支撐全國抗戰大局的。抗戰後期，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國際聯繫作用也不可忽視，他們代表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等，談判廢除《辛丑條約》和治外法權，蔣介石作為中國領導人出席開羅會議，做出從日本手中收回台灣等地的決定，並參與建立聯合國，這些歷史事實應該受到尊重。

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宣傳、推動並堅持民族統一戰線，讓民族戰爭所必須具備的團結維持下來，而且，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後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著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共產黨還團結各民主黨派，利用各種宣傳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抗戰的政治動員，形成了人民的抗戰熱情，這種熱情又轉化成抗戰有形和無形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

共產黨曾批評國民黨在抗日大局上動搖，是因為國民黨在抗日中不忘記反共，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幸好，國民黨至終沒有放棄抗戰的旗幟，否則抗戰前途不堪設想。

客觀地說，在抗日戰爭的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域性的，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中心所發揮的領導作用，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承認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沒有削弱、否定共產黨領導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認共產黨領導中心，也沒有否認國民黨政府領導中心的地位。雙方其實都是通過各自的領導能力來實現的，是在又統一、又矛盾的鬥爭中實現，是不能相互取代的。這種情形，是中國近代史進程所決定的，是1920年代中國開始走上上升趨勢所決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這是不值一駁的。說國民黨正面戰場總是一敗塗地，說國民黨總是消極抗戰，也是不合適的。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又統一、又鬥爭的過程中，二者力量的消長發生了變化，國民黨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共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並且歷史性地改變了政治力量的對比。抗戰初期，國民黨領導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戰中後期，共產黨領導中心的作用越來越大。

日本怎樣看國共兩黨

侵華日軍怎麼看國共兩黨的抗日呢？曾做過日本首相、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

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宮親王，化名若杉參謀，廣泛考察中國戰場以後，對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幹部發表講話說：「在我看來，這樣的日本軍隊，是無法與中共對陣的」。從日本政府和軍方的態度，也多少可以看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力量的消長。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50年裡，台灣人可謂悲苦到了極點，這原因是日本以暴虐方式統治台灣。綜觀半個世紀當中，台灣人沒有停止過對日本的反抗，不管是早期的武力反抗，或是到了晚期的體制內對抗。

1945年，台灣人對時局愈來愈樂觀，為什麼呢？看看以下事例即可得知：1945年3月10日日本首都東京遭受美軍大轟炸，死亡105,400人，此舉對日造成大打擊，4月1日美軍登陸琉球，此後日本戰況愈加不利。5月2日蘇軍攻陷德國首都柏林，8日德國旋即戰敗投降，5月25日東京再次遭受大轟炸，5月31日台北遭受大轟炸，6月中旬琉球陷落，盟軍已接近日本本土，此時日本已經陷入困境並且孤立無援矣，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人，對脫離日本重回祖國懷抱更有信心，已到了翹首以望之境。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從此日起到10月25日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兩個多月當中，台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歡欣若狂開啟新生命

8月15日，中午12點，台灣人從收音機的播放中，親耳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可以說是大喜過望，溫和的抗日民族運動家林獻堂就因為精神興奮至極，而無法入睡。著名的醫生也是文學家的吳新榮則是嚇了一跳，高興到了極點的他，特地跳到溪中洗落50年來的戰塵及苦汗，又向海面大聲喊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開」即「開啟」之意，就是針對脫離日本、回到祖國這件事情，感到將是新生命的起始。看到這句話，不禁讓人感嘆這是何等的期盼與氣魄啊！

林獻堂認為日本統治台灣50年，以武力建制之江山，必將以武力失之，但是他沒有料到日本之敗如此之快。

光復之初，台灣人殷切期盼祖國之情，還可以從這首〈祖國軍歡迎歌〉看出來：「旗風滿城飛，鼓聲響山村，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五十年來暗天地，今日始見青天，今日始見白日；大眾歡聲高，民族氣慨豪，我祖國軍來，你來何堂堂，五十年來為奴隸，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這詩是吳新榮所寫的，從歌詞中的「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可見其「企盼祖國，希望國軍快快來到」的情愫，溢於言表。但是高興之餘，對於前途，多數人卻是茫然不知，因為祖國何時到台，尚在未定之中。

在不安中等待政府接收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在高興之餘，也有一種不安的情緒，例如原來的公職或教育界人員就有失業的憂慮，他們擔心政府接收後，不會繼續錄用他們。吳新榮記述「8月15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不安，和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需要再努力、勉勵。」這種不安的心情，可以說相當普遍，吳新榮觀察他的朋友，幾乎每個人都有這種心情，可見當時台灣人處在一種又期盼，又憂慮的雙重矛盾中。

9月5日，台灣人紛紛傳說，中國政府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儀已經到了陽明山，副主席謝春木也到了霧峰，此謠言9天後證實是假的。日後事實證明，陳儀的正式職稱是行政長官，也未設置副主席，因此謝春木當然沒有就任該職。

9月11日，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曲譜傳入寶島，而且開始傳唱，但是有人一邊唱，一邊懷疑是黨歌之誤，因為歌詞裡頭有「吾黨」兩個字。

9月中旬在台南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台中也成立了「台中歡迎籌備會」，熱烈準備歡迎國民政府到台灣。9月23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南分團籌備處成立，不少熱心青年紛紛參加。

10月4日各地傳說中蘇開戰，或是美蘇開戰，以及蘇軍已經包圍北平、美蘇兩軍在朝鮮衝突等，有識之士擔心台灣尚未來接收，若中國再對外作戰，「此是吾人最憂慮之所在」。蓋恐怕台灣地位有所變化。

台灣人自主維持治安

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尚未到台灣之時，由於處於無政府狀態，台灣人憂慮治安惡化，8月17日，開始籌組治安之事，台中士紳陳炘與林獻堂、黃朝清、林衡權等籌商治安問題，計畫成立一治安維持會。此日距投降才三天。20日，林獻堂與許丙、藍國城到台北，拜訪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提出治安問題，安藤表示會繼續負責治安，但移交時或不免發生枝節，那時尚請協助等語。

綜觀在國民政府尚未到台之時，各地方有一些小摩擦，如賭博、毆打警察及役場職員等，不過並不嚴重，基本上治安是非常良好的，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人奉公守法，並且具有高度自制能力，同時也顯示他們安心等待國民政府的到來。

到南京欲參加受降典禮

日本投降後，其對中國的受降儀式，於1945年的9月9日上午9點在南京舉行，典禮由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主持，地點在陸軍總部大禮堂，日本方面由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向何上將呈遞降書。至此八年抗戰正式結束。這一天神聖的受降儀式，原本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樑等六人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之命要參加的，他們8月31日從台灣飛抵上海，9月8日到達南京，準備第二天參加受降典禮，但臨時接到日本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的通知說，不必參加典禮，而林獻堂竟然沒有爭取，造成遺憾。

次日，何應欽問林獻堂為何沒有參加受降典禮，何應欽隨後把受降書給林獻堂看，又引導林獻堂參觀受降場地，向他說明受降情況。由於何應欽的熱心，總算多多少少彌補了台灣人未能親身參與受降典禮的遺憾。

熱烈歡迎陳儀蒞台

10月10日，台灣人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國慶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辦，會眾有2千多人，可以說是盛況空前，此時行政長官陳儀尚未到台灣呢。到了24日，台灣人確知陳儀將在次日抵達台北主政，滿街貼標語，吳新榮高興得「張燈結彩，奉告祖先」、「齋身沐浴，清淨我們的心情」、「燒香報告祖先」。這種情形不獨他一人而已，是普遍存在於台灣民眾之間的。24日下午，陳儀一行人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熱情的民眾與士紳到機場歡迎。10月25日，台灣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下午召開全台光復慶祝大會，由林獻堂擔任主席，致開會辭，氣氛熱烈，盛況空前。自此日起，台灣不再是無政府狀態了，台灣人對迎接新生活充滿期待。

有關1945年10月25日這第一個「台灣光復日」的詳情，筆者在《觀察》雜誌2014年10月號寫過一篇專文介紹，請讀者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五大要點，可以看出自日本投降至台灣受降的兩個月又十天的日子裡，台灣這塊土地的諸多情況。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抗戰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脫離日本重返中國70年的今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謹以本文來紀念。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