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太空資產在軍事運用上的地位日益提升,如何強化國防與太空系統的整合,已是攸關國際秩序穩定,以及集體安全能否維繫的根本性課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與歐洲聯盟(歐盟)在安全戰略層面雖有部分交疊,惟兩者在太空政策導向、軍事資源運用與集體防衛制度設計等層面,存有明顯分歧。此種差異不僅影響歐洲太空戰略的整體效能,更可能在重大安全挑戰上削弱其整體的應對能力。
北約與歐盟太空戰略有異
北約長期以維繫成員國集體安全為根本宗旨,其對太空領域的關注,係出於維持整體防衛韌性及通訊、導航、情報蒐集能力的考量。北約並未自詡為太空科技或軍事太空能量的獨立培育者,而是強調可調用成員國既有的太空資源,以鞏固軍事指管體系;換言之,北約將太空視為一項工具性資產,服務於傳統陸海空聯合作戰的架構,並未追求技術自主或產業自主。
相較之下,歐盟在太空政策上的立場更具主權導向,致力於發展歐洲本位的太空科技體系,包含軍民雙用衛星系統、地球觀測與應變通訊網絡,意圖透過強化自身能力,來減少對第三國(特別是美國)的技術依賴。歐盟將太空視為戰略資產與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平台,且將太空產業納入其整體產業政策發展架構,藉由建立「戰略自主」的太空防禦機制,提升整體歐洲戰備的能量。然此種自主性追求,往往造成與北約之間協調困難,特別是在安全事務資源配置與應變責任歸屬上屢有歧見。
太空資產整合有困難
雖然歐盟與北約皆認知太空戰略地位重要,惟由於雙方的制度架構與政策目標迥異,導致太空資產整合在實務上充滿障礙。首先,成員國在太空硬體系統開發上各自為政,衛星平台、地面接收系統與情報傳輸鏈路等標準不一致,導致彼此間難以即時共享與聯合應變。再者,歐盟成員國並非全數為北約成員,而北約成員中亦有數國不屬歐盟體系,這使得太空威脅事件可能牽動責任界定與政治回應機制,進而延誤集體防衛行動的時機。
此外,雙方在太空軍事運用的法制建構上亦存有落差。北約對太空威脅的應對主要以第5條集體防衛條款為準,但其適用於非傳統攻擊類型(如衛星干擾、軌道武器攻擊)時是否足夠具體,仍存在法律與戰略模糊空間。相對來說,歐盟對此尚未建立具體的防衛條款,僅透過政策宣示與資源投入來強化太空安全準備。
構建歐洲太空防衛一體化
鑑於當前安全威脅日益向太空與網路延伸,歐洲若欲強化其整體防衛能量,勢須正視北約與歐盟太空政策整合的制度瓶頸與戰略矛盾。
首先,應建立跨組織的太空情資共享協議,將衛星偵蒐、通訊中繼與導航功能進行系統對接,形成可操作的聯合應變架構。其次,應推動歐盟與北約成員國就太空硬體平台標準化進行協商,逐步整合地面控制設施、太空資產運作協議與資料傳輸協定,以消弭系統間的不兼容性與作戰效率落差。
再者,北約與歐盟宜共同設置太空安全聯合指揮部門,賦予其法定權責以主導太空防衛危機的聯合研判與應變部署,並設立雙軌溝通機制,確保情報流通與指揮統一。此外,歐盟可考慮建構具軍事色彩的太空部隊編制,培育專屬人才以充實其軍事自主能量,並與北約架構內的傳統部隊協同演訓。惟此發展必須建立在互信與互補的基礎上,避免資源競奪與政策衝突。
戰略信賴與制度融合
太空防禦不僅涉及軍事操作,更是對國家核心利益的防禦延伸,因此任何聯合機制之成立皆需奠基於政治互信與利益對齊。北約雖具有穩定的軍事聯盟結構,但歐盟在多邊政治協商與主權保留間維持高度敏感,導致若無具體制度設計保障其政策自主性,恐難以獲得全體成員共識。此外,北約向來以美國為主導力量,而歐盟則希望擺脫美國在軍事事務的主導權,形成潛在張力。
若此結構性矛盾不能獲得妥善處理,無論在太空政策的共同設計或行動機制上,皆難免流於表面合作、實質分歧。因此,雙方需透過跨組織協議框架建立清晰的權責範疇,並由獨立的協調單位負責推進太空防禦事務,以確保政策延續性與行動一致性。唯有如此,太空安全合作方可從策略構想化為實務成效,形成足以應對太空威脅的防衛體系。
結論
在當代戰略環境迅速演變之際,太空不再只是科學探索或產業發展,而已躍升為國家安全核心構面之一。歐盟與北約身為歐洲安全體系的雙核心,如何處理彼此在太空政策與軍事運作上的差異,將直接影響區域安全與應變效率。唯有正視各自制度與戰略導向的分歧,並以務實且制度化的方式推進整合機制,方能在太空威脅下展現集體回應的能力。太空防禦與防衛太空,終將是安全戰略中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雙重課題。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飛速發展,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的普及已滲透至社會各層面,然這項技術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對民主體制構成潛在威脅。其生成看似真實的文本、圖像與影片的能力,使虛假訊息的傳播更加難以辨識與防範,動搖了民主賴以生存的信任基礎。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慧為案例,探討其對民主弱化的衝擊,分析其在資訊生態、政治參與及社會團結方面的影響,並提出應對之道。
人工智慧與虛假訊息擴散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技術進展,使虛假訊息的製造變得簡單且高效。以深度偽造(Deepfake)為例,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2023年報導,全球逾90%的深度偽造內容被用於製作假新聞或詐騙影片,且生成成本在5年內下降近70%。這意味著,幾乎任何人都能創造足以以假亂真的內容,干擾公眾對事實的認知。
虛假訊息的快速傳播衝擊民主的資訊生態。民眾需依賴準確資訊做出知情的選擇,但生成式人工智慧製造的虛假訊息,如虛構政治人物的言論即可影響選民的判斷。以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顯示,約32%的選民接觸過疑似人工智慧生成的虛假訊息,其中17%承認其影響投票意向。這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能放大虛假訊息的傳播範圍,並改變公眾認知。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慧還使虛假訊息的個人化程度提升。透過分析用戶的線上行為,技術可生成針對特定人群的內容加深社會分裂。例如,2022年英國地方選舉中,一段由生成式人工智慧製作的假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廣泛流傳,影片中一位虛構的政治人物聲稱將大幅提高稅收,導致部分選民對該政黨產生誤解。雖然事後證實影片為偽造,但其造成的信任損害已難以逆轉,這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濫用,可能在短時間內對民主資訊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
扭曲政治參與、侵蝕民主
生成式人工智慧改變了民眾參與政治的方式,雖看似促進參與,但實際上可能扭曲動機並侵蝕信任。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2025年的報告《人工智慧會深化民主嗎?》(AIは民主主義を深化させるか?)顯示,在一項模擬政策討論中,45%的參與者對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政策建議缺乏信任,認為其可能受技術偏見影響。這顯示其不透明性可能引發懷疑。
更嚴重的是,生成式人工智慧可被用於操縱公眾意見。例如,2021年韓國地方選舉中,一個生成式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散布針對候選人的負面訊息,據首爾大學研究,該機器人兩周內接觸50萬選民,23%表示受影響。這不僅扭曲了選舉公平性,還讓民眾對民主過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此外,當民眾對資訊真實性失去信心時,參與的意願便會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3年的調查顯示,38%的美國民眾因接觸到虛假訊息而對選舉感到倦怠,甚至認為「投票改變不了什麼」。這種現象在多個國家均有類似表現,例如在2023年的德國聯邦選舉中,部分選民因懷疑線上資訊的真實性,選擇放棄投票,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若被濫用,可能導致民主參與萎縮。
造成社會分裂、極端化加劇
生成式人工智慧可能加劇社會分裂與極端化,強化「回音室效應」,使民眾難接觸多元觀點。歐盟委員會2023年的報告顯示,自2020年以來,歐洲極端主義言論在社群媒體上成長65%,部分疑似由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例如2022年法國大選期間,一段假影片引發社會爭議,雖然事後證實影片為偽造,但已造成選民間分裂。
在中國大陸,清華大學2024年的研究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應用增加,針對特定議題的極端化言論成長40%,加劇了民眾對立。此外,在2023年的印度地方選舉中,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的假新聞虛構宗教衝突,導致緊張局勢加劇,顯示該技術若被濫用,可能成為破壞社會團結的催化劑。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裂不僅限於國內層面,還可能影響國際關係。例如,2023年一則由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的假新聞報導,聲稱某國政府支持恐怖活動,雖然之後澄清,但已引發外交緊張。這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影響可能超越單一國家,進一步挑戰全球的民主秩序。
可能解決之道與未來展望
面對生成式人工智慧對民主的挑戰,應採取多面向對策。首先,政府需制定更嚴格的技術規範,例如要求生成式人工智慧內容標記來源,並對濫用行為施以重罰。其次,科技公司應開發更有效的虛假訊息辨識工具,例如利用人工智慧檢測深度偽造內容,並提高透明度以重建公眾信任。
此外,媒體素養教育至關重要。學校與公民團體應教導民眾辨別虛假訊息,並鼓勵批判性思考。例如,北歐國家如芬蘭已將媒體素養納入義務教育,其民眾對虛假訊息的辨識能力顯著高於平均水平,這一模式值得借鑑。
最後,國際合作不可或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影響跨越國界,各國應共同制定規範,分享技術與經驗,以應對這一全球性的挑戰。只有透過多方努力,才能確保這項技術不至於成為民主的絆腳石。
結語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潛力令人振奮,但其對民主的衝擊不容忽視。從虛假訊息擴散到政治參與扭曲,再到社會分裂,這項技術正侵蝕民主根基。若不加以規範,其可能加速民主弱化。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應當合作,制定技術規範,推動媒體素養教育,開發虛假訊息辨識工具,方能讓技術進步與民主價值平衡,確保人工智慧成為助力,而非隱形殺手。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颱風戰機(Eurofighter Typhoon)是第一款歐洲多國聯合開發的多功能戰機。聯合開發不僅降低研發成本,也能均攤研發風險,對於歐洲地區而言,軍事的假想對手為俄羅斯,國防科技的競爭對手則為美國,因此開發一款多功能、低成本的戰機,符合歐洲國家的安全利益。
發展歷程
1971年開始,英國與當時的西德對新式戰機產生需求。1983年,英、法、德、義大利、西班牙開始執行「未來歐洲戰機計畫」,但5國對戰機的發動機、雷達、引擎等持不同意見,尤其法國堅持採用自身研製的發動機,經過多年協商、合作後,法國率先退出戰機開發計畫,最終由「英德義西」4國聯合開發,1994年3月原型機正式亮相,帶給參與的4國及公司莫大鼓舞,最終於1997年簽約、生產,2003年首批戰機正式服役。
戰機製造共分成4條生產線,阿萊尼亞公司負責左機翼、外襟副翼、尾部機身;英國航太公司負責前機身、座艙罩、尾翼等;空中巴士集團德國分部負責主機身;空中巴士集團西班牙分部負責右機翼、前緣縫翼,目前該戰機相關的零附件、後勤業務由歐洲戰機公司負責。颱風戰機不僅是歐洲航太的代表作,也為歐洲提供了約10萬個就業機會,背後的發展意義超出傳統的國防安全。
在研發過程上,英國軍方要求須具備「高速攔截」的能力,能在巴倫支海與挪威海執行攔截俄羅斯轟炸機與戰機,德國則要求能在東歐平原上空與俄羅斯進行「近戰纏鬥」,因此颱風戰機的性能居於美軍F-15與F-16戰機之間。在所有任務中,颱風戰機著重在「制空作戰」性能,因此採用前置翼三角翼的設計,機身大量採用複合材料,使得戰機相對輕盈,有利於執行緊急攔截的作戰任務。
颱風戰機的外型也是亮點之一。和美、法、瑞典戰機相比,颱風戰機的設計更為簡潔,此特點大幅降低「雷達截面積」(Radar cross-section, RCS),使其空戰性能始終維持高水平,經服役數十年之久,仍為優秀的空優戰機。
在實戰方面,英國皇家空軍2021年12月在敘利亞上空擊落一架敵方無人機,是颱風戰機唯一的參戰紀錄,近年隨著歐洲情勢日益惡化,英國皇家空軍也加大參與北約的演訓、巡弋任務,今年4月2日英軍颱風戰機飛抵波蘭東翼,聯合美、澳洲執行「紅旗」演訓。
性能諸元
颱風戰機由1-2名飛行員操作,機身長度為15.96公尺,翼展為10.95公尺,高度為5.28公尺,機身右側配備一個伸縮型的空中加油管,最大燃油量為11,020磅,正常起飛重量為16,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為23,500公斤,配備兩具EJ200渦輪發動機,最大的後燃推力為20,230磅。最大的飛行速度為2馬赫,海平面最大飛行速度達到1.25馬赫,每秒爬升率為318公尺,實用升限為19,812公尺,機翼下最多能掛載3具副油箱,最遠航程為3,790公里。
武器裝備上,機腹下方配備一門固定的27mm機砲,備有150發砲彈,機身下方共有13個武器掛點(機翼8個、機腹5個),能掛載9,000公斤(19,800磅)的武器彈藥。在短程制空作戰方面,戰機能配備美製的響尾蛇飛彈、歐製的IRIS-T飛彈等,在中、長程制空作戰方面,能配備美製的AIM-120系列、歐製的流星空對空飛彈。在對地打擊任務方面,颱風戰機能掛載美製的AGM-65小牛飛彈、英法製的暴風影巡弋飛彈、德國與瑞典製的金牛座KEPD 350等,由於能同時攜帶美製、歐製的武器裝備,大幅增加其戰術的彈性運用,也能符合不同客戶的任務需求。
颱風戰機目前生產超過750架,主要訂單包括德國空軍201架、義大利空軍120架、西班牙空軍118架、英國皇家空軍160架、沙烏地阿拉伯空軍118架等,其餘尚有卡達空軍24架、科威特空軍28架、奧地利空軍15架,阿曼空軍12架。主要的大戶德國、英國、西班牙已將早期的颱風戰機除役,因此現存在部隊的颱風戰機僅有540架。
競爭對手和最新改良
颱風戰機側重空戰性能,因此對空防需求的客戶而言相當適合,它除了要面對美製戰機的競爭外,最大的對手乃是法國的飆風戰機。飆風戰機能執行對地打擊與空戰任務,但因造價相對高,在國際市場的銷售紀錄不到300架。
颱風戰機總共經過五批次的性能提升,近年來歐洲戰機公司陸續針對相關性能提出升級方案,尤其以2016年所推動的「百夫長計畫」最為著名,相關的升級系統包括換裝「主動相位陣列雷達」(AESA)、適型油箱(機背)、發動機的向量控制系統、飛彈/雷射警告器、航電系統、加裝防禦輔助電子系統(DASS)、神射手標定莢艙、被動紅外線追蹤系統、外掛式紅外線莢艙、AN/AAQ-28 LITENING先進目標莢艙等。由於颱風戰機有著製造批次的差異,英國皇家空軍預計將「第二批次」的戰機延壽至2040年,「第三與第四批次」則可能延壽至2060年。在延壽颱風戰機的過程,歐洲各國向美方採購新款的F-35系列戰機,以求能在傳統空戰與下一個世代的空戰中持續獲得空優。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2025年3月21日,川普總統宣布美國空軍下一代制空權(NGAD)標案,由波音公司F-47原型機得標;4月1日,美國海軍下一代戰機(FA-XX)標案由美國諾格公司F-45原型機得標。上述二項重大標案為全球軍火界投下超級震撼彈。
T-7A紅鷹
2016年9月13日,美國波音公司(Boeing)和瑞典飛機公司(SAAB)在聖路易斯工廠,舉行合作研發T-X高教機儀式,並準備參加美國空軍下一代高教機(T-X)標案。T-X具備泡形座艙罩,前後座有高低差,飛行員視野良好;兩側進氣口類似JAS-39獅鷲和美洲豹戰機的混合產物,單發動機搭配雙垂尾加強操控穩定性。據廠商表示,T-X採用F-404型發動機,並具備超音速性能、合理價格和波音體系的強大支援。未來,T-X將包括高教機、地面訓練和支援項目。
美國空軍下一代高教機標案的競標廠商,包括波音公司T-X、英國航太系統公司和美國諾格公司(Northrop Grumman)合作研發的鷹式、義大利李奧納多公司的T-100(M-346)、洛馬公司和韓國航太工業合作的T-50A等,合約總額達100億美元。最終由波音公司T-X得標,型號改為T-7A紅鷹。目前,T-7A已生產多架原型機,並進行廣泛測試作業,將在短期內量產服役。此外,T-7A可攜帶武裝,成為輕型攻擊機。
F-15EX鷹二式(Eagle II)
2015年美國空軍協會在馬里蘭州的國家港灣舉行航太會議和技術展覽會。會中,波音公司首次公布F-15 2040C,主要升級項目包括全新雙發動機、主動相陣雷達、新版作戰軟體、增設翼下和適形油箱掛點等,可一次攜帶並發射12枚AIM-120C空對空飛彈或對地攻擊彈藥。同時,透過資料鏈傳輸進行多機聯合作戰,充當F-22A猛禽戰機的空中搭檔,可大幅提升總體戰力。
當時,卡達也向波音公司採購72架F-15QA,合約總額211億美元,能讓F-15生產線維持至2020年。2021年5月,升級型號改為F-15EX,並進行首次試飛。美國空軍對F-15EX期望甚高,並已下訂單採購。據傳,美國空軍將首批F-15EX部署在嘉手納基地,搭配F-35系列共同作戰,以提高東亞地區國家應對威脅的能力。未來,F-15EX將可選配AGM-158C長程反艦/巡弋飛彈,任務種類更多元化。
目前全球多個國家空軍也對F-15EX有極大興趣,並列入採購清單。同時,傳出南韓空軍將大幅升級F-15K機隊,而日本空自也將大幅升級F-15J機隊。因此,波音公司至少有300架F-15系列的新機、升級訂單,可謂成果豐碩。
F/A-18E/F超級大黃蜂
歐巴馬在卸任總統前,批准波音公司出售40架F/A-18E/F給科威特,包括32架E型單座機、8架F型雙座機。其中,包括80具F414-GE-400發動機、41具主動相陣雷達、40門M-61 20公厘口徑火神機砲、240枚導引武器、45具AN/ALR-67(V)3雷達警告接收器,合約總額達101億美元。該項目將替換該國空軍現役39架F/A-18C/D大黃蜂戰機,並和28架歐洲颱風戰機共同作戰。
F/A-18E/F座艙可選配全幅式單一大型多功能顯示器,讓飛行員觸控操作。上述訂單若再加上美國海軍EA-18G咆哮者訂單,波音公司的F/A-18生產線維持到2020年。2024年3月21日,美國海軍通過增列預算,要求波音公司再交付17架F/A-18E/F Block 3超級大黃蜂國際通用型,生產線將延後關閉。此外,波音公司也積極向國外客戶推銷該型機種。
超級大黃蜂國際通用型可攜帶封閉式武器吊艙。該型吊艙可攜帶4枚AIM-120或2枚AIM-120加2枚500磅級聯合直攻彈藥、或2枚AIM-120加4-6枚小直徑炸彈、或1枚1000磅級聯合直攻彈藥、或1枚BLU-109ER巡弋飛彈、或1枚聯合打擊飛彈。
波音公司曾公布F/A-18F攜帶4枚AGM-84J空射型魚叉反艦飛彈的測試影片,並強調超級大黃蜂有二倍於F-16C/D的酬載能力。近日澳洲空軍F/A-18F Block 2成功試射AGM-158C長程反艦/巡弋飛彈,澳洲空軍F/A-18F Block 2也攜帶魚叉反艦飛彈進行測試。未來AGM-84J Harpoon將和AGM-154C JSOW搭配使用,其中魚叉反艦飛彈射程為100-270公里,可攻擊水面艦或固定陸上目標;JSOW依靠動力滑翔,並可透過資料鏈更新全球定位系統導航,可攻擊水面艦或固定陸上目標。
結語
影響波音公司現況發展的因素,除產品的市場競爭外,美國政局更迭也是其一。2016年,川普曾抨擊歐巴馬的全新的「空軍一號」行政專機(747-800改裝)造價超過40億美元,成本已經失控,因此川普很有可能會取消該筆訂單,繼續沿用現役的空軍一號行政專機(747-200改裝)。
目前波音集團包括商用機部門、軍用機部門、太空部門等。近來商用機部門生產線問題叢生、虧損嚴重,導致執行長下台換人;太空部門因星際飛船研發不順也可能會打包出售;軍用機部門則表現突出,屢屢得標並穩定交機,成為波音集團的主要獲利來源。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1884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和台灣爆發,清廷派遣劉銘傳前來台灣負責防務,並取得勝利。次年,清廷正式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這標誌著台灣從邊陲海島,邁向現代化治理的轉捩點。這一舉措不僅具有深遠的戰略和行政意義,也標誌著中國在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力下,逐步展開近代化自強運動。
劉奠定台灣現代化基礎
在那個外患頻繁、內憂不斷的晚清時代,劉銘傳敢於革新,善於借鑒西方先進技術,推行多項改革措施,包括建設鐵路、電報、煤礦和機械製造廠等,為台灣植入現代治理的雛形,被譽為中國近代工程現代化的先驅之一。
劉銘傳主政期間以「交通先行」為核心,規劃了現代化藍圖。他主持修築了中國首條自主建設的鐵路—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在當時中國尚無成熟鐵路技術體系的背景下,具有開創性意義。他還引進西方機械技術,成立台北機械局、礦務局和船政機構,架設台灣至福建的海底電纜,創辦郵政總局,並引入外資發展航運。這些建設使得台灣成為東亞物流的樞紐,年財政收入從90萬兩增至390萬兩,貿易額年均增長30%。此外,他通過清丈土地、整頓稅收,查獲大量隱田,顯著提升了財政效能,使台灣在近代技術上躍居中國的前列。
作為久經沙場的淮軍將領,劉銘傳深知台灣的戰略地位。1884年他剛抵達台灣時,正面臨法國入侵的危機,他變賣家產籌措軍費,以「以弱勝強」的戰術取得滬尾大捷,粉碎了法國占領台灣的野心。戰後他加強防務,重建基隆炮台,設立機械局自製槍械彈藥,並引進德製武器,奠定了台灣軍事近代化的基礎。這些舉措不僅捍衛了領土完整,也通過實戰驗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可行性,增強了台灣的防禦體系,使其從昔日防務薄弱的邊境,成為不容忽視的堡壘。
劉銘傳不僅打破「武夫無文」的刻板印象,還設立「番學堂」教育原住民,推廣漢文化與農耕技術;創辦西學堂、電報學堂以培養科技人才,甚至將自己的俸祿投入孤兒保育院的建設。他還修繕鄭成功祠,並題聯「創基業在山窮水盡,享俎豆在舜日堯天」,進一步加強台灣與中原的文化紐帶。他創設新政機構、整頓吏治,重視民生事務,推廣教育、改革稅制,在有限的任期內,嘗試用現代治理理念改革傳統行政模式,展現其治理台灣的開明思維。
台灣建省的歷史意義
1885年台灣建省不僅是行政區劃的調整,更是中央政權加強邊疆治理的戰略舉措。從歷史視角來看,其意義有三:一是行政整合,劉銘傳將台灣從福建轄下的「道」升格為省,劃分成3府1州11縣5廳,奠定了今日台灣行政區劃的雛形;二是主權宣示,建省直接回應了列強對台灣的覬覦,通過制度化治理,確立了「中國不可分割」的法理依據;三是現代化試驗田,台灣成為晚清洋務運動的先鋒,其鐵路、電報、郵政等成就,為全國提供了範本。
2025年是台灣建省140周年,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紀念,更是一次深刻的時代回顧。從1885-2025的140年間,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光復至今,成為中華歷史版圖中獨具特色的存在。台灣建省的舉措,其歷史延續至今仍具有高度啟發性。它提醒我們:制度建設與基礎工程的投入,是國家邊疆整合與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基石。
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局勢下,劉銘傳堅守「自辦自控」的原則,並大膽引進外資與技術。這種「在主權優先下的務實合作」模式,為當前科技自主與全球化博弈,提供了借鑒。例如,他在推動基隆煤礦中外合資時因爭議辭官,反映了改革者需在開放與自主間尋找平衡。劉銘傳通過融合教育促進族群團結,修復歷史遺跡以增強文化歸屬感,揭示了「人心回歸」的重要性。當前兩岸關係需要超越經濟依存,深化文化共鳴與歷史記憶的再聯結。
紀念劉銘傳的時代意義
劉銘傳時代台灣的繁榮得益於閩台聯動(如海底電纜直通福州),今日兩岸產業互補仍需延續這一邏輯。在美西方技術封鎖的背景下,整合兩岸的科技資源,將成為突破「卡脖子」困境的重要途徑。儘管劉銘傳在任僅五年,但他所開創的制度與建設,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台灣的社會與整體發展。
1895年清廷因甲午戰敗而被迫割台,1896年元月劉銘傳臨終時大呼「還我台灣!」,該語與他治台時「曠宇天開」的豪情,勾勒出一位改革者的精神面貌,他既有捍衛主權的鐵血意志,也有開創時代的遠見卓識。今日重溫這段歷史,不僅是為銘記「台灣自古屬中國」的史實,更是為汲取劉銘傳的改革魄力。在百年變局中,兩岸同胞若能以劉銘傳的精神共謀發展,則台灣的區域優勢與大陸的規模效應結合,必將成為振興中華的「雙螺旋」,譜寫新時代的「山海協奏曲」。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今年3月,台灣當局居然聘請了日本退役自衛隊幕僚長岩崎茂擔任行政院政務顧問,任期一年。岩崎茂2012-2014年曾擔任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指揮日本陸、海、空自衛隊聯合作戰。日本最近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負責統一指揮自衛隊各軍兵種協同作戰,而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則主要是在軍事方面輔佐日本首相及防衛大臣。
賴清德會於3月13日叫囂中國大陸是「境外敵對勢力」,並加緊展開軍事演習,或許與他聘了日本軍政顧問,有恃無恐有關,但解放軍東部戰區4月1-2日舉行了代號為「海峽雷霆-2025A」的對台環島軍演,說明賴當局若想把台灣從中國版圖切割出去,會觸犯《反國家分裂法》,必然會遭到歷史的唾棄與懲罰!
在歷史上,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征戰殺伐的同時,尤其擅於進行政治、軍事滲透。無論是針對朝鮮半島還是中國的傀儡政權,日本都曾派出軍政顧問,圖謀從高層內部控制對方,所幸中國歷史上賣國求榮,並聘用日本軍政顧問的政客無一善終。
袁世凱與日本「二十一條」
早在110多年前,日本便利用辛亥革命後,袁世凱與反袁勢力的鬥爭及中國軍閥混戰,派遣軍事顧問到中國,結果始亂終棄。
袁世凱曾是中國清朝末年將領和北洋軍閥領袖,1884年率兵在朝鮮半島擊潰日軍,但1912年卻憑藉手中兵權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通過南北議和當選大總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機對德國宣戰,出兵中國山東。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日本獲得山東的一切特權;將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等租借權延長99年;中國的沿海港灣、島嶼不得讓與或租借給其他國家;中國警政機關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聘用日本人做軍政顧問;日本也獲得鐵路、礦山的開發權。
袁世凱為獲日本支持,在日方威脅利誘下接受了「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並聘請立花小一郎(後任日本關東軍首任司令)、阪西利八郎(日軍第二代「中國通」間諜頭目,袁世凱為其取名班志超)等大量日本軍官擔任軍政顧問與教官。
1916年2月,袁世凱自稱「洪憲皇帝」,將國號改為「中華帝國」。這遭到孫中山先生強烈譴責和蔡鍔等人舉兵反對,同時也激起中國聲勢浩大的反日愛國運動。日本出於其特定政治目的,一方面支援中國的反袁勢力,迫使袁世凱放棄帝制;另一方面則利用袁世凱等軍閥實現日本在華利益訴求。同年6月,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身亡,時年57歲。
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
袁世凱去世後,日本又開始支持、拉攏軍閥段祺瑞,迫其簽訂了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策劃所謂「滿蒙獨立」,進一步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1919年1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與會代表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歸還山東,但遭到列強拒絕。於是,同年5月4日,中國爆發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發起示威遊行,發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等正義呼聲;發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泣血吶喊。全國各地也爆發了罷工、罷課和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迫使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日本不放棄介入中國內政
1926年,奉系軍閥張作霖為對抗馮玉祥為首的國民軍,聘請了日本陸軍大將本莊繁(關東軍司令)擔任軍事顧問,但因張不能滿足關東軍霸占中國東北鐵路、資源的要求,而於1928年6月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
1939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兩年後,派遣陸軍中將影佐禎昭擔任汪精衛偽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及特務機關長,但「以華制華」的結果,汪精衛被治死在日本。
1949年蔣介石為對抗解放軍,又通過原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糾集舊部,推舉原日軍第23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組成「白團」擔任軍事顧問,直至1969年,結果不言自明。
袁世凱被永遠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賴清德當局又聘用日本軍政顧問,讓自己淪為分裂國家的危險集團,這一方面暴露出賴當局的心虛與軟弱;另一方面也證明日本染指台灣的野心未泯。不過,賴清德再度勾結日本,對抗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大陸,只會加速其滅亡時間。而「五四運動」所展現的中國青年愛國熱情與精神力量,則伴隨著每年一度的「五四青年節」繼續傳承下去。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蔣經國始終對在1936年發動西安事變,綁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張學良耿耿於懷。蔣經國生前鮮讓外人知曉他對張學良的好惡情緒,但其日記中,留下了對張學良的感想。來台後,二人表面上相敬如賓,但蔣經國的日記裡留下充滿對張學良的猜忌懷疑,張也直到蔣經國死後才離開台灣,這與他對蔣經國的戒慎恐懼有關。
蔣經國批張學良「粗妄」
在高雄開始負責看守張學良的蔣志太,在大陸時期加入憲兵,來台後看守張學良多年,後來再調往蔣經國擔任總統時期的七海寓所,負責安全任務。蔣志太回憶張學良60歲生日時,蔣經國與毛邦初、于豪章等來祝壽,蔣經國喝了很多酒,酒酣耳熱之際,摟著張學良說「我叫你大哥」,張學良也說「我叫你老弟。」
蔣、張兩人稱兄道弟,但實際情況恐非如此。蔣經國日記1960年6月1日顯示,是董顯光邀請蔣經國參加張學良的壽宴,並非張邀請或蔣主動參加。蔣經國當天寫下「余與張共處約三小時,此人之個性粗妄如前,口口聲聲說他不會裝假,這是多餘之言。」
張學良看病都不能用本名
蔣志太說,他跟在張學良身邊那幾年,蔣經國與張的互動不多。有一次卜少夫在《新聞天地》雜誌發表「十問張學良」,想要親自訪問張學良,張請他去買這本雜誌,拿著雜誌自問自答。上面立刻有了指示,不可洩漏張學良的行蹤,另一位負責看守張學良的劉光乙也告訴張學良,這段期間不能外出,不可對外發言。蔣志太回憶所及的《新聞天地》風波,出現在蔣經國日記,1961年1月13日蔣記載,「月前卜少夫來訪,問起張學良之近事,余以朋友身分勸其不必求見張。」
根據蔣志太的說法,張學良在台期間,個人存款是用另外一位副官「蔣友芳」的名義開戶,張學良去診所掛號用的是蔣志太的名字,這些都是為了隱匿張學良的動態,不使外人輕易知道張學良的所在。西安事變影響了蔣經國對張學良的看法,也讓張學良內心糾結。蔣志太說,每年12月12-25日(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張學良都不出門,他都待在家裡反省。
張學良與親生子女分離多年,難得見上一面。1961年,張學良的女兒張閭瑛與先生陶鵬飛二人,接受國府邀請訪問台灣,蔣經國親自陪著張閭瑛探視張學良。蔣經國也曾指示張祖詒多關心張學良,張祖詒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擔任秘書室主任,後升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曾於1980年陪張學良夫婦前往金門參訪。張祖詒回憶,蔣經國認為張學良平日非常寂寞,指示他多陪陪張學良到處走走,因此與張學良成了莫逆之交。
受宋美齡囑託協助張建屋
蔣經國對張學良猜疑多過喜好,1960年7月30日蔣經國寫下抱怨張學良的文字。當時國府放寬對張學良自由限制,允許張學良購地建屋,張學良拉著他的英文老師董顯光與蔣經國,三人四處覓地建屋,最後決定在北投建屋自住。蔣經國表面上配合,卻在日記寫下不耐煩的感受,蔣經國認為花這麼多時間與精力做這事,於公於私都沒有必要。抱怨歸抱怨,張學良新屋開工時,蔣仍前往致賀。1961年3月7日,蔣經國記載,張學良為建屋上梁邀他聚餐,二人相談甚歡,蔣經國還買了鞭炮燃放。蔣經國對趙一荻的處境表示同情,形容趙一荻陪侍張學良20多年,毫無怨言,是女性中不易得之者,也對她的命運感慨無已。
在蔣經國看來,蔣介石對張學良是有恩情的。1961年11月29日,蔣經國寫下對張學良比較正面的看法,他認為張學良曾為蔣介石辯護,表示張學良至今不忘父母對他的恩情。另外,同年8月15日,因張學良新宅即將完工,約了蔣經國看房子,蔣在日記寫下感想,「建築與布置非常豪華,一個罪人和犯人能得到如此享受,乃我父親的寬宏所賜也,旁觀張之最近言行,其心並未安定下來,亦未覺悟其個人之罪惡也。」
張學良由情治單位招待所遷入新屋,蔣經國認為這表示張學良已重獲自由,1961年8月26日他寫下「歷史上大事件,到此告一段落。但細察張學良之為人,今天還是偽而不誠,虛而不實,奸詐之心甚盛,對其不但不可信,而且應嚴防之,以免發生意外,他之所謂信基督教,不過是一種偽裝而已,張自以為聰敏,其實則是非常愚蠢的,人之本性難改矣。」
張學良遷入自己修建的房屋之前幾天,寫信給宋美齡報告喬遷日期,也提到蔣經國的協助。從該信內容外界才知道,蔣經國並非主動協助張學良覓地建屋,其實是受宋美齡的囑託。
蔣經國始終不信任張學良
宋美齡無疑是張學良的重要友人,張接受基督教信仰就是受宋美齡的勸說。張學良受洗後,與陪伴他多年的趙一荻在台北杭州南路禮拜堂完成婚禮。1960年12月3日,蔣經國評論張學良信教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雖然董顯光信以為真,但他仍以為張學良的行為虛浮衝動,本性未改。張學良結婚在媒體曝光後,張寫信向宋美齡說明原委,擔心引發當局誤會,這個舉措與顧忌蔣經國所轄的情治機關有關。
張學良在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離開台灣,寓居美國夏威夷,一直到他去世。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龍應台日前在《紐約時報》刊登投書「台灣的時間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而面對川普的「狂人稅」,賴清德卻要「脫中入北」,即要台灣脫離中國,進入全球北方國家,這看似不相關的兩件事其實意謂著:台獨末路近了,兩岸將要實現和平統一。
孫中山先生曾說:凡「反對和平統一者皆吾仇」,也說過: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習近平也曾引用中山先生的話:「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但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既未弘揚孫中山思想,更沒有落實其三民主義理想,因為國民黨的公職大多都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那其心中的民族主義在哪裡?國民黨黨員好像無法罷免黨主席,那民權主義還存在哪?這次國民黨舉辦的「中華民國國父」短片創作大賽,獎項竟然只有現金「券」,這是哪門子的民生主義?
有人說:倘若兩岸談統一,那一定會由中國共產黨來主導,但若沒有台灣人的參與、同意,兩岸怎麼可能和平統一?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布 40 周年的紀念會上鄭重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若沒有台灣人參與、提供意見,「兩制」台灣方案要如何產生?
有人說:兩岸統一,中華民國就會「被消失」、台灣就會「被併吞」。其實,鄧小平於1983年6月26日與台籍美國教授楊力宇對話時就說過:和平統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適你吃掉我。該談話後被整理成「鄧六條」,其中第五條就是「和平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
國際社會的「G7」早已變成「G2」,以綜合國力而言,北京已可「平視美國」,若它只強調誰的拳頭大就是老大,為何到現在仍然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給出答案:「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也有人說:北京須以武力為基礎,排除台獨勾結外部勢力,才有統一的可能。的確,2024年初台灣有六成選民投票支持「反台獨」的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只有四成選民支持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但過去一年,民進黨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及社會資源,進一步「倚美謀獨」,大力推動「台獨課綱」。賴清德最近面對美國川普的「狂人稅」,不僅要盤點農、工、石油、天然氣、國防部的大量採購計畫,也不排除台灣重要的製造業如電子、資通訊、石化及天然氣等產業外移至美國設廠;甚至企圖讓台灣脫離整個中國,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面對賴清德與川普勾結,讓代表少數的台獨政權綁架多數台灣民眾,立志要遏制台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北京,當然不能宣布放棄以非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因此有人說,北京不放棄使用武力,恰恰是為了不使用武力。
(作者係新黨輿情中心副主任)
1980年代,鄧小平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目標所提出的一國兩制,係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希望據此原則對台灣做出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設置方案。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發表「習五條」,重申「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並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此後各方專家提供各種可能的「台灣方案」,但筆者以為所謂的「兩制」台灣方案,可能會因統一的條件與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規劃。
自1949年以來,台灣當局及民眾一直對兩岸統一有所疑慮,最大的問題就是兩岸所實施的制度不同,但是,從1996年李登輝當選首任直選總統後,兩岸之間最大的歧見已悄悄有所變化,主張台獨或分裂國家者除了誇大兩岸制度的差異外,更不斷從族群、文化上,割裂兩岸關係,以及影響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同,而賴清德則是總以上之大成。
江宜樺曾將國家認同分成三個主要層面,第一層是族群認同、第二層是文化認同、第三層是制度認同。如果兩個原先統一但後來分裂的政治實體,在三個認同層面都能達成一致,或較弱勢的政治實體接受較強勢政治實體的制度模式,走向統一的機率自然較高,例如1990年的東、西德合併。如果缺乏制度認同,但兩個政治實體在文化與族群認同上有強烈共識,最後未必能採和平方式統一,但統一後的阻力或治理成本會相對較小,例如1976年南北越的統一。但是,如果只有族群認同,甚至連族群認同都慢慢在淡化中,兩個政治實體要走向統一就非常困難,而且統一後的治理成本也會相當高,例如現在的南北韓及台海兩岸。
除了主觀上的兩岸認同,還必須考慮兩岸目前所處的環境。《反分裂國家法》第8條提出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統一的三個情況,筆者認為台灣有可能走向動亂、外部勢力也可能加大介入。也因此,筆者對「兩制」台灣方案提出以下初步的看法:
一、 對台灣實施高強度統治:筆者認為當台灣民眾除了否定中國大陸的制度外,也逐漸拋棄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加上台灣內部動亂,或外力干預,例如川普對中國大陸的關稅戰及貿易戰得逞,並表明放棄「一中政策」,甚至不反對台獨,大陸被迫採取非和平方式或包圍台灣,兩岸即使統一,台灣民眾的抗爭強度升高,治理成本增加,大陸勢必派軍隊駐台,並任命大部分官員。
二、 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空間:如果台灣大多數民眾仍認同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而美國在中美關稅戰及貿易戰均告失敗下,退出第二島鏈,致使台灣內部的台獨勢力退卻,兩岸當局達成和平協議,進而共議統一,這時大陸會給予台灣「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三、 給予「準邦聯制」兩岸模式:如果美國在中美關稅戰、貿易戰大敗,明顯無力干預國外事務,這讓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制度給予一定肯定,「兩制」台灣方案或可考慮「準邦聯制」,亦即台灣民選領導人不需經北京同意,北京不指派官員來台,但雙方可針對國防、對外關係建立決策平台,達成一致決策。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延續2000多年的帝制結束,中國第一次建立共和體制,「國體」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定義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認為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1949大陸採用新國名緣由
1946年6月,國共兩黨開始全面內戰;1948年春,中國共產黨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第三條第五款:提出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黃炎培和張志讓寫了《提議國名定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的節略,提出: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時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理由是「民主」、「共和」兩個名詞並無兼列的必要,因為按我國現代所用「共和」一詞,似純係翻譯西文republic一詞,與「共和」一詞在我國經典的原意並無關係。西文republic一詞並非不可譯為「民主國」,蓋西文democracy與republic兩詞含義原無根本區別,前者係指民主的政治體制,而後者係指民主的國家,民主、共和並無兼列的必要。至於簡稱「中華民國」,雖名稱較舊,「中華民主國」名稱較新,然「中華民國」四字最為簡短方便,恐終不能廢棄。
同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提出討論要點,首先就是「對國家名稱有不同意見」。支持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理由是,這個國名把民主、共和、人民這幾個關鍵字都體現出來了。林勵儒提出,國家名稱無論用哪一個,皆簡稱「中華民國」,故有把國家性質表明的必要。張奚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人民民主國」好,有「人民」一詞就可不要「民主」一詞,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democracy)來自希臘字,與人民意思相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雖長,解釋起來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爾喬亞」(Bourgeoisie,即資產階級)的國家。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支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是救中國,不是亡中國,新中國取代舊中國,是新政府取代舊政府,不是新國家取代舊國家,共產黨反蔣不反孫。
同年9月22日,董必武指出: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共和國說明我們的國體,「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把民主重複一次。9月26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有代表提出新國名「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接受用「中華民國」為簡稱的意見,在起草新政協共同綱領和組織法草案時,特別註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27日下午,新政協決定去掉國號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新中國唯一的正式國名。
1949年中國第二次建立共和體制,區別於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社會主義共和制。
中國台灣問題的由來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當局和駐台日軍向中國投降的儀式在台北市隆重舉行,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台灣及澎湖列島重入版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時國共仍處於內戰,隨著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1950年3月蔣介石復職,重建了政府。自此海峽兩岸正式呈現對峙、分治的局面,這就是中國台灣問題的由來。
海峽兩岸都自稱「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爭奪外交承認,展開激烈鬥爭。1949年10月2日,蘇聯率先表示與已遷至廣州的中華民國行政機構斷絕外交關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外交承認,接著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朝鮮、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民主德國、越南、南斯拉夫等國相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底至1950年春,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尼、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等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台灣當局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維持47個邦交國,1951年其邦交國從52個降至38個,1964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1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有42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85國。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中美共同發表《上海公報》,1976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降至27個。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一直在爭奪「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時將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邦交國降至22國。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88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有22個,1992年李登輝時期達到30個,陳水扁時期降至23個,蔡英文時期降至13個。
2008-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台海兩岸間實現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但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的經貿、文化政策,困住了兩岸關係發展,2024年賴清德上台後更大力限制兩岸交流,升高兩岸政治對立,導致兩岸形勢處於險境。
政治二元對立=零和博弈
1949年10月以來,大陸認為中華民國已亡、不復存在,台灣當局堅稱「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迄今存在」。按照國際法,中國全部領土上只能有一個「主權」,所以,兩岸的「主權」主張是衝突的,不可調和的,絕非「同一」的。從此衍生出的「一個中國」政治涵義,兩岸的立場、觀點、利益也必然矛盾、對立,大陸主張「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台灣當局則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兩個政治實體分治兩岸,兩岸互不隸屬」。「政治的二元對立」在兩岸間產生「對立、排斥意識」,讓兩岸政治關係成為「零和博弈」,會導致災難性後果,損害兩岸民眾的生命、自由、經濟等根本利益。
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共同點:建立共和體制,建設現代中國,尋求民族獨立自強,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如果兩岸從共同點出發,容忍具體的分歧點,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可為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能逐步化解「人為的」敵我、鬥爭意識。
新中國1949年棄用「中華民國」,台灣當局卻憑「中華民國」國號、法統,在台灣地區施行統治,並維繫在國際上的外交承認。如今台灣當局雖不爭「中國代表權」,但兩岸均自稱主權國家,在國際法上的衝突一直未得到解決。反思1949年關於國號的討論,對今天如何處理兩岸關係「政治的二元對立」,具啟蒙價值,如果打開思路有益無害。
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
大陸方面,要堅持國家的社會主義共和制「國體」不變,也需鼓勵創造性思維,在《憲法》裡面要允許「小幅修訂」的空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後面,可以考慮用括弧註明「代稱中華民國、簡稱中國」,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正式國名」,「替代國名」是中華民國。因此,「中國主權」不變,在國際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同一的國際法主體,不是對立、競爭。這絕不意味著兩岸互相承認「主權」、分割「主權」,絕不意味著大陸承認台灣當局為「中華民國」政府,大陸只要證明自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如此就合乎邏輯地、完整地構建了「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與堅持「中華民國主權」,是同義、同一的,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因為「一中原則」的本質是中國主權的唯一性。
既然台灣當局自稱「中華民國政府」,那麼(一)「立法院」選舉,台灣方面就要與大陸進行「政治協商」,大陸居民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行使「權利」;(二)兩岸比較、競爭「中央政府代表性」;(三)「代表性」遵循的機制即「代議制」,兩岸必定需要比較、選擇、競爭。
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兩岸就不會產生主權的排他性問題,就與國際法相容。沒必要搞主權上的鬥爭,兩岸就獲得緩和空間,防止擦槍走火、滑向戰爭的危險。「低對抗的、溫和的」中間道路才是最合理的選擇,都著力回應「顧民生」訴求,恢復兩岸的人員、旅遊、經貿往來,兩岸人民通過誠心的、平等的交流,培育出「理性的、包容的社會意識」,兩岸和平發展,最終找到化解「政治的二元對立」,雙方均可接受的機制。
(作者係旅加國際法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