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戰爭中,火砲的威力不曾稍減,為持續給予地面部隊火力支援,自走砲為陸軍相當重要的一款火砲系統,同時搭配機動力、射程長、威力大等優勢,已成為各國步兵火力支援的利器。
M-109A7自走砲
M-109A7自走砲為M-109系列最新的火砲系統,也是美軍下一代自走砲的主力。對美軍來說,M-109系列自走砲已服役超過半個世紀,首輛M-109A1自走砲於1963年開始服役,從早期的M-109A1/A2/A3/A4/A5/A6,到最新款的M-109A7自走砲,不僅結合最新的射擊技術,為因應現代戰爭的複雜多變,相關的彈藥支援車也一併升級,成為該型自走砲的最佳搭檔。
M-109A7自走砲是「貝宜系統」(BAE System)公司的產品,全車總重約38.1噸,車體長度9.1公尺,寬度3.15公尺,高度為3.25公尺,新款的A7自走砲僅需4名人員操作,分別為指揮官、駕駛、砲手、裝填手。能攜帶39枚M284 155mm砲彈,車頂配備一挺口徑為12.7mm的M2機槍,車體引擎型號為V903,能輸出675匹馬力,作戰(行駛)距離為300公里,最大行駛速度為每小時61公里,而155mm 39倍徑火砲最大射程為30公里,若使用「神劍精準砲彈」(Excalibur Projectile)則射程將達40公里,但美軍對M-109A7自走砲的射程仍嫌不夠遠,持續針對該型火砲的口徑進行升級,因此研發配備58倍徑XM907火砲的M-1299自走砲,預計射程將達70-100公里。
M-109A7整輛車體以美軍的M2布雷德利裝甲運兵車為基礎,使得當初開發新款的M-109A7的成本大幅降低,在實際作戰中,自走砲車會以排、連級為單位出擊,為確保作戰過程能及時補充,M-992彈藥補給車也會隨行出動。
M-992彈藥補給車能攜帶90枚各式彈種,包括3枚M712銅斑蛇導引砲彈,99個推進藥包與104個引信,為強化彈藥在戰場的輸送,M992彈藥補給車配備一套自動運轉設備,能在人員不離開車體的狀況下補給彈藥,提高人員的安全性。
目前美軍訂了M-109A7自走砲,潛在客戶為台灣的40輛,短期內M-109A7總銷量仍無法和早期的M-109A5、A2相比,最終能否獲得國際訂單仍有待觀察。
DITA8輪自走砲
自走砲的車底在多數國家都是履帶設計,鮮少有輪型自走砲。但隨著各國公路網快速發展,有少數國家開始嘗試開發輪型自走砲,2021年在捷克首度亮相的DITA8輪火砲,是一款罕見、優異的自走砲。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戰解體前,捷克斯洛伐克是率先使用輪型自走砲的歐洲國家。
DITA8輪自走砲為8輪裝甲車,整輛自走砲僅需駕駛、車長二人操作,拜車內先進的自動化系統,車內配備一具M4控制面板,能和車載武器系統(Onboard Control System,OCS)連線,大幅降低輪型砲兵所需人力。
DITA8輪自走砲為「神劍陸軍」(Excalibur Army)公司所開發,整體車輛僅約29噸,車體長度為13.02公尺,寬度為3公尺,高度為3.1公尺,最大射速為每分鐘8發,連續射擊則為每分鐘3發,配備一門45倍徑的155mm自走砲,副武器則為一挺12.7mm白朗寧機槍,該車最大的作戰範圍600公里,速度為每小時90公里。
DITA8輪自走砲的最大射程為39公里,與世界上多數的自走砲射程相當,配合強大的輪型機動力與速度,能快速在歐陸地區移動,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烏克蘭政府多次爭取該款自走砲,隨著川普即將上任,後續北約成員是否會軍援烏克蘭軍方充滿變數。
捷克自製的DITA8輪自走砲車問世不久,其整體性能不輸傳統的軍武大國,目前國際訂單雖相當有限,但隨著歐洲國家加速軍事轉型,未來會加大投資在陸軍火砲部隊,屆時DITA8輪型自走砲勢必會獲得更大的外銷機會。
PLZ-05系列自走砲
1980年代,中國解放軍開始研製自走砲,PLZ-45為第一代自走砲,之後又開啟研發與生產第二代自走砲PLZ-05系列,也是目前解放軍的主力火砲。
2005年開始服役的PLZ-05系列自走砲,估計至今生產了約288輛。該款重量高達45噸,車體長度11.6公尺,寬度3.38公尺,高度3.55公尺,操作人數為4人,配備一門52倍徑的155mm火砲,最大射程為40公里,若加裝「火箭助推彈」,射程可延伸至70公里,大幅優化解放軍陸軍的長程打擊。
PLZ-05系列自走砲能在每分鐘射擊3-5發,整輛自走砲配備裝甲焊接,車體正面能抵禦14.5mm機槍的射擊,兩側則能防禦7.62mm口徑機槍的射擊,作戰範圍550公里,每小時行駛速度55公里,最初該車馬力設計為800匹,後續提高至1000匹馬力,大幅提升了PLZ-05系列自走砲的機動性能。
早期的PLZ-05A自走砲僅能攜帶30發155mm砲彈,改良的PLZ-05B則能攜帶60發砲彈,也因車體變大,其整車重量粗估增至50噸。改良後的PLZ-05B的砲塔增大,據推測解放軍可能將其換裝成「無人砲塔」,同時該型自走砲也會以「步兵戰車底盤」為基礎進行更換,改良方式與美軍的M-109A7自走砲相同。
從美軍最新改良的M-109A7,到捷克陸軍新型的DITA 8輪,再到解放軍自行研製與服役的PLZ-05,均顯示自走砲在現代陸軍火砲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係淡大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近日中國六代戰機橫空出世,一夕間徹底瓦解美國在軍事科技全球性輾壓式的領先,這是第一次出現美軍在後追趕的窘境,在今天以前美國根本不知軍事科技上在後追趕的滋味,更難堪的是,美國還不知何時能把第六代戰機飛上天。這一記悶棍打得美國暈頭轉向,未來所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恐怕會變成廢棄物,美軍印太司令描述的地獄景象更像燒向自己的烈火。賴清德對此只能沉默以對,繼續朝空中揮舞唐吉軻德的棍子欺瞞青鳥。
美國民主成為笑話
拜登在卸任總統前夕,突然宣布特赦犯有重罪嫌疑的兒子,理由是不信任美國的司法。身為父親的角色不難理解拜登的心情,但作為美國總統,吐槽自己國家的司法,完全失去一國元首的格。四年任期的拜登徒留一個痴呆老人的形象,恰好印證了美國真的在走下坡,而繼任的川普高調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實則是美國早已不再偉大,兩個七老八十得老頭子,一前一後,把美國推的東倒西歪。
拜登是個偽君子,川普則是個真小人,卻何其不幸成為美國前後任總統。百年美式民主演變到今天,既選不了賢又舉不了能,實乃制度最大的反諷,要它有何意義呢?
無可諱言,西方是所有最先進的代名詞,不知從何時開始,西方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霸權,包括文化、教育、經濟、科技、軍事、影響力,占有壟斷性的優勢。《經濟學人》總編輯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在其《西方的命運》一書中,特別指出,西方之所以為今天的西方,根源在它的開放性、權利平等及社會信任,也就是對外門戶開放,對內平等看待所有人。西方崛起曾遭逢不少重大挑戰,諸如一、二次大戰、美蘇冷戰及金融海嘯,多虧開放與平等,西方都化險為夷。
既然西方具有如此優良的傳統,何以今天步履蹣跚?其根本原因在沒能看到被刻意遮掩的醜陋面。按照西方歷史的論述,英國大憲章、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為現代西方民主人權制度的重要里程,但是,暴力被美化成爭取自由的必要手段,若民主真的那麼高尚,何以巴勒斯坦人至今仍流離失所?美國何以至今未對印地安人補償及道歉?這種虛偽的雙標也恰可用來解釋烏克蘭人的生命為何輕如草芥。
神話背後的霸權裂解
再以美國南北戰爭為例,戰爭本質是南北雙方菁英對經濟發展方向的認知不同,進而衍生武裝衝突,解放黑奴只是北方最省成本的招兵買馬,南方失敗有多重原因,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就是黑奴制度。如果南北戰爭最重要的目標是解放黑奴,何以「黑人的命也是命」至今仍是美國黑人的主流運動?即使歐巴馬當過兩任美國總統,黑人依然是美國社會的底層。從另一個角度解讀,西方的人權並非天生,而是一個貪婪的種族對其他種族進行掠奪的結果,若無殖民掠奪,財富怎麼會從被殖民國家流向西方國家。
開放與平等在殖民征伐中取得重要的正當性,當財富積蓄到相當程度後,教育、科技、文化、軍事才成為當代的主導力量。過去數百年間,老大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及美國等西方國家間輪流做莊,自大到無視有色人種的尊嚴,只有你無條件接受我定義的國際秩序,哪有什麼平等共治可言?
1980年G7剛成立時,其GDP占全世界總量的61.7%,當時中國與印度各僅占約1.66%,到2023年G7的占比縮小到29.9%,金磚國家則成長到32.2%,美國及G7發展已落後於中國的發展。換言之,過去40年,財富明顯地由西方轉移到中國為首的南方國家,重點是這個轉移並沒有靠戰爭、殖民及掠奪,至多就是勤奮、紀律、學習。西方喜歡說中國靠竊取、模仿、保護主義、壓榨等不乾淨的手段,而擺在眼前的事實,中國的和平崛起沒有靠戰爭發財。
時至今日,西方國家的吸金能力大不如前,但人民的物質欲望絲毫不減,對外發展日益艱難,內部則持續寅吃卯糧,只能靠借貸維持表面經濟的榮景,問題是數不清的帳單、還不完的債務,這種情況還能撐多久?這個老大的位子還能坐多久?
綠媒刻意唱衰中國經濟
2016年川普上任提高關稅、封鎖移民、停止參與多邊國際組織、終止多個自由貿易協定,徹底地鎖國。川普連任失敗,爆發美國第一次暴民衝進國會山莊打砸,看在全世界民主國家的眼裡無不瞠目結舌。原本期待拜登上任後能一改鎖國政策,沒料到他推出不少針對中國的地區安全聯盟,又更大程度地封鎖晶片及相關先進科技對中國輸出,但從華為的茁壯與英特爾的衰落,即可見阻擋科技就是在加速培育對手,美國選出的政治人物如此弱智,國家還會有希望?拜登更大的敗筆是,無能制止俄烏戰爭及以色列入侵加薩,這個老人嘴上談價值同盟,卻無法自圓其說其人權價值。
台灣政界、綠媒近來口徑一致,聲稱中國經濟已進入日本式的失落30年,似乎唱衰中國就是台獨的勝利。中國高速發展30年,當然會有轉型的必要,目前在核能、高鐵、造船、航太、通訊、汽車、綠能等尖端產品已有一定的領先地位。台灣錯把中國轉型所引發的暫時性減速當成未來長期的衰退,就是一樁笑話。賴清德上任後更激化台海局勢,為洗腦青鳥,乃花費極大力氣主張無中生有的認知作戰、在地協力者,錯估事實的結果導致民進黨接二連三地在立院表決失敗,即使唆使青鳥傾巢而出,也無助扭轉執政黨的敗象!
(作者係退休大學教授)
截至2024年4月底,台灣所得稅租稅減免項目133項、營業稅30項、貨物稅18項、菸酒稅2項、遺產稅及贈與稅共27項與證交稅及期交稅共7項。其中部分稅式支出是否允當,本文擬加以探討。
稅式支出應符合公平原則
「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最早由美國學者沙瑞提出,是政府除了實際直接的支出外,對特定個人、群體或事項提供租稅減免、稅基減免、稅率優惠等措施,所造成的稅基侵蝕,台灣於2020年訂定「稅式支出評估作業辦法」,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稅額扣抵、稅基減免、成本費用加成減除、免稅項目、稅負遞延、優惠稅率、關稅調降或其他具減稅效果之租稅優惠方式,使特定對象獲得租稅利益的補貼。
以租稅公平性而言,如果稅式支出的好處由高所得者享受較多,將違反所得愈高應繳納愈多稅負的垂直公平原則,尤其,從財政收入面來看,過度或浮濫的稅式支出亦將使國庫收入減少,進而影響國防、交通、教育、社會福利等各項公共支出的運作及政策推行。近年來,OECD與EU亦逐漸重視稅式支出編列,要求會員國須在預算書裡揭露更多稅式支出資訊,顯示對稅式支出重視的程度。
稅式支出得符合租稅慣例
參考OECD所訂的「有害租稅競爭報告」(Harmful Tax Competition)及BEPS行動計畫「有害租稅慣例-2018年租稅優惠制度進展報告」(Harmful Tax Practices-2018 Progress Report on Preferential Regimes)規定,台灣「稅式支出評估作業辦法」要求各業務主管機關在制定或修正稅式支出法規時,必須按照「稅式支出法規是否構成潛在有害租稅慣例檢核表」,檢視稅式支出是否構成有害租稅慣例。
構成潛在有害租稅慣例的情形包括:(1)對於租稅優惠採行藩籬制度保護該國經濟,例如排除居住者適用該租稅優惠規定。(2)資訊透明度不足,使其他國家難以得知該資訊,無法採行防禦措施,例如以預先核釋(Advance Tax Ruling),或透過行政命令、租稅協商對特定企業提供租稅優惠,或是資訊訂有保密規定或保護措施,使稅務機關無法進行有效資訊交換,阻礙其他國家或地區稅務機關審查,使納稅義務人受惠於免稅或低稅負的環境。(3)當事人(企業)與另一方訂有保密規定,例如銀行保密條款,以致稅務機關無法取得相關資訊。(4)各機關訂定超過政策所需之合理、必要範圍的減免稅。
此外,各機關所訂稅式支出法規或是在法規內所訂稅式支出租稅減免優惠,如果出現以下情形:(1)不要求當事人提出實際從事經濟活動的證明。(2)租稅優惠僅止於誘導原先在某一國家境內發生的經濟活動,轉移到提供該優惠制度的國家,但並沒有顯著產生新的經濟活動。(3)提供租稅優惠國家的當事人(企業)經濟活動及其規模,與其所進行投資或產生所得數額出現非對稱、不成比例的情形,如有以上情事,即有可能被認定該稅式支出規定違反國際租稅公平競爭,並具有有害租稅慣例之情事。
台灣稅式支出執行情形
台灣財政部從2005年開始編列所得稅稅式支出報告,此後陸續在2018、2020與2021年增加「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遺產稅」、「贈與稅」。目前稅式支出評估系統採雙軌制,減稅法案除了事前(ex ante)稅式支出評估報告外,總預算案(總說明)尚需提報事後(ex post)稅式支出報告,各稅式支出稅目報告則收錄在各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預算籌編重要相關事項」內,以此編算並推估未來五年稅式支出對整體稅收的影響,以進一步探討台灣稅式支出的合宜性。
高檔農漁貨免稅未必合宜
根據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6類規定,自力耕作、漁、牧、林、礦全年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餘額為所得額,再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以及財政部所訂「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成本及必要費用率為收入之100%,也就是自力耕作、漁、牧、林、礦的所得實質上為「免稅所得」。
再根據台灣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9-21款規定,飼料及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農、漁民銷售其收穫、捕獲的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漁民銷售其捕獲的魚介、稻米、麵粉之銷售及碾米加工,免徵營業稅。上開條文應該是考量台灣早年農漁民生活困苦。只是,2025年1月5日在日本東京豐洲市場舉行首度拍賣,來自青森縣大間港重達276公斤的黑鮪魚,以2.07億日圓(相當於新台幣4,337萬元)結標,另外,來自北海道函館的400公克裝生海膽,也以700萬日圓 售出,山形縣出產的500公克裝高級櫻桃品種「佐藤錦」,在山形縣天童青果市場也以150萬日圓售出。顯見高檔未經加工的農漁貨售價,一點都不輸給一般商品。
結語
台灣近年來,有不少獨資合夥商店專營高級未加工農漁產品的門市銷售,獲利非常可觀,但根據現行所得稅法與營業稅法,卻完全免繳一毛所得稅與營業稅,對比每月領微薄薪資的上班族來說,是否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不無疑問。筆者因此建議,財政部應當修法,至少對捕獲每條動輒數百萬元的黑鮪魚漁民課徵所得稅與營業稅,以符合租稅水平公平。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根據中國大陸乘用車資訊聯席會2024年11月的統計資料顯示,日系車在大陸汽車市場的銷售比例占10.3%,中國自主品牌銷售比例則高達68.4%,其次是德系的13.5%。面對來勢洶洶的特斯拉和以比亞迪、小鵬、小米、理想和蔚來等中國造車新勢力,不僅德國車企如大眾、奧迪、寶馬和賓士苦苦掙扎,日本車企也岌岌可危。2023年大陸出口522.1萬輛汽車,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
日本車企的沒落
近年來中國電動車市場呈現井噴式增長,研發時間大幅縮短,從概念到落地生產平均大概18個月,比日本品牌研發的周期縮短一半,而且在用戶體驗、智慧互聯、產品設計、自動駕駛和數位技術等方面都取得長足進步。根據滙豐銀行(HSBC)和瑞銀(UBS)等公司的行業預測報告:2025年中國境內電動車銷量將超過1200萬輛,年增長率20%。反觀日本車企,卻長期執迷於燃油車的過往成績,遲遲無法向電動車轉型。
2024年11月27日,美國彭博社的調查統計顯示:本田、豐田和三菱等日本傳統車企,不僅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節節敗退,而且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等地的市場份額也被中國電動車品牌蠶食。從2019到2024年9月,日本品牌在新加坡下降了18%,在印尼下降6.1%,在泰國下降12%,在馬來西亞下降4.9%。日本占全球乘用車產量的份額從1998年的21.6%,下降至2023年的11.4%,中國則從1998年的1.4%,猛漲到2023年的38.4%,成為全球汽車製造的中心。
中國車企憑藉著完整的產業鏈、核心電池技術和人力資源等優勢,生產效率極高,同時人工成本和電站建設成本低廉,導致電動車的價格競爭力極強,比亞迪電動車的成本比西方同類汽車低30%左右,在東南亞、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加速擴張,而日本汽車品牌則正逐漸沒落。三菱汽車直接退出中國市場。2024年11月,日產(Nissan)裁員9000人,產能削減20%,第三季度營業利潤下降85%,公司股票自2024年1月以來已下降30%。為此,2024年12月23日,原本互為對手的本田(Honda)和日產不得不抱團取暖,啟動合併事宜,強化雙方在電動車和自動駕駛領域的競爭力和技術優勢。一旦合併成功,新的汽車集團有望成為全球第三大汽車集團,預期在2026年8月前完成上市。
日本車商豐田(Toyota)也計畫在上海獨資建廠,專注生產旗下的高端品牌Lexus電動車,計畫2027年前後投產。這一切都是為了回應中、美汽車製造商所帶來的挑戰,鞏固自身在汽車領域的領先優勢。
日本汽車行業的路徑依賴
制度經濟學領域存在著一種「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一種制度、組織或結構一旦沉澱穩定下來,很容易被鎖入,生成一條特定的路徑,此後的制度變遷都會沿著這條特定路徑演化,難以擺脫,這就是制度模式的自我強化效應,它阻礙了人們對制度框架做出劇烈變動。以豐田、本田和日產為代表的日本汽車業,憑藉終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兩大法寶,曾在全世界開疆拓土,所向披靡。當中、美紛紛轉向電動汽車時,日本企業拒絕轉向電動汽車。一方面由於原本的燃油車業務利潤豐厚,公司核心決策層無法割捨既得利益,投入大量的技術、資本和科研人員另起爐灶,去開發一個前途未卜的領域,更何況還有失敗的可能。另一方面,由於電動汽車相較於傳統汽車,零部件少了30%到40%,這意味著一旦轉向電動汽車,會有大量的汽車從業人員面臨下崗分流,日本政府將會立即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所以,日本汽車行業的轉型,不僅得不到企業層面的認同和支持;日本政府也不支持大規模發展電動汽車產業。
在中、美市場急劇向電動車轉型之際,日本車企因缺乏技術創新,始終無法在這兩大主戰場推出可競爭的新車。例如本田制定了到2040年逐步淘汰燃油車的目標,其工業議程已大幅落後於競爭對手。
日本汽車業衰敗的後果
日本曾憑藉物美價廉的汽車出口,成為舉世聞名的汽車王國。但根據瑞銀預測,中國汽車到2030年將占33%的全球市場份額,遠高於2023年的17%。這將擠占日本車商的市場份額,使其失去市場主導地位,甚至會被中美兩國的汽車製造商排擠出主要市場,這對出口導向型的日本經濟來說,不啻是一次毀滅性的重擊。
同時,電動汽車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涉及電池技術、車載軟體、充電設施和電動馬達等多個領域的高端技術,一旦未及時趕上,很可能會失去引領下一代產業的機會。此外,當前日本和聯合國都在推廣能源轉型和減少碳排放,如果日本汽車工業不能及時轉型,不僅會導致日本車商在出口市場上因不符合法規而被排斥,加劇日本的產業衰退和技術滯後;而且拖累日本能源轉型和碳中和目標的完成,進而使得日本喪失在全球治理、通用技術和環境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和定義權,進而讓日本構建多樣化、多層次的彈性能源結構功虧一簣!
日本汽車相關的製造業和配套產業的就業人數為552萬人,占GDP約2.5%。如再加上售後服務、零部件製造及其他相關的供應鏈,所占比例會更大。一旦日本在電動汽車競爭中落敗,將會導致大量汽車從業人員失業,帶來新的社會危機,衝擊日本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這不僅會給日本經濟復甦蒙上不確定性,也可能削弱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
(作者係浙江大學青年學者)
隨著2025年1月20日川普重返白宮,國際社會聚焦於其秉持「美國優先」理念,「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願景,未來美國經濟政策的方向。然而,美國民眾最關心的議題莫過於川普政府如何消弭「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生活壓力。誠如川普在選前批判拜登政府,過去四年來,忽略了通膨對美國家庭生活的威脅。
回顧2022年以來,美國消費物價年增率急劇上揚,許多家庭因受通膨壓力,生活陷入困境。雖然2024年12月通膨年增率下滑至3.4%,但仍屬偏高水準,使得中低收入家庭難以感受物價略為緩和,這似乎說明,通膨議題是協助川普勝選的重要關鍵之一。
通膨衝擊中低收入家庭
其實,全球極富盛名的牛津經濟研究院在研究報告中指出,新冠疫情爆發後,「通膨衝擊」對美國家庭的預算造成持久影響,其中住房、食品、服裝、汽油和公用事業等與生活相關類別的價格上揚速度,超過整體消費的價格,此現象對許多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衝擊;亦即自通膨升溫以來,收入在最底層的20%家庭,必須將較多比例的支出分配在購買生活基本用品上,嚴重排擠了可以自由分配的份額,例如沒有較充分的預算安排家庭旅遊。
由於川普在經濟政策思維上,始終堅持以關稅為手段,甚至宣稱在首任總統期間,對中國大陸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並未造成明顯通膨。川普認為,其他國家「讓美國的就業機會減少」,主張對各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除將有助於減少進口,降低對外貿易赤字外,還可以將其缺口轉換為提高美國生產供應,則本土業者能以「較高」的薪資提供美國勞工就業機會,藉此解決美國底層社會所存在的失業、低薪、貧窮問題,進而緩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提高關稅將造成物價惡化
然而,許多經濟學者專家不以為然地指出,川普以民粹的思維盲目提高關稅,恐將造成物價更加惡化,根本無法解決通貨膨的壓力。再者,川普似乎忽略在前任總統期間,對大陸進口的產品採取分批加徵關稅,其稅率最高僅有25%,而且未對其他國家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依據「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估計,如果平均加徵20%的關稅所可能衍生的通膨,將會對家庭實質所得出現逆向影響,其中最底層20%的家庭收入將減少5.7%,中等所得家庭則將減少4.6%,至於最頂層1%的家庭僅減少1.4%。
果不其然,川普在重返白宮前,發表未來將會對墨西哥、加拿大進口產品加徵25%的關稅,中國加徵10%關稅的主張後,馬上讓美國的市場再度籠罩在通膨可能復燃的陰影下。其實,從美國密西根大學最新公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在信心指數大幅提高的同時,消費者對未來一年通貨膨脹的看法頗為悲觀,普遍認為川普的關稅政策,將會使得美國物價再度上揚。
此外,投資銀行高盛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從「中、加、墨」三國進口的產品,占美國整體進口貨量的43%,一旦川普實現其關稅政策,按照其計量模型進行推算結果,將會造成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的物價指數(PCE)上升0.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核心PCE或將重返3%以上。而且,耶魯大學經濟學者最近表示,雖然美國加徵關稅,未來四年可以獲致3,000億美元稅收,但這些國家如果採取關稅報復,將會導致2025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增加0.75個百分點;若美國家庭選擇國產或關稅較低的進口產品替代,則CPI增幅仍將達到0.65個百分點。
聯準會放慢降息步調
另一方面,過去兩年來,為有效抑制通膨,美國聯準會(Fed)透過持續升息政策,讓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從2022年1月的7.5%歷史新高,下降到2024年11月的2.7%。2024年12月19日,聯準會將利率調降1碼的同時表示,美國勞動市場雖持續降溫,但預測未來通膨可能復燃,需要放慢降息的步調,在2025年1月30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前,必須持續觀察通膨、就業數據的變化;亦即考量未來加徵關稅對美國通膨及經濟復甦的影響,以作為2025年是否調降利率的參考。
由此顯示,川普的關稅政策呈現矛盾現象,例如在貿易方面,川普希望透過關稅減少進口,藉此彌補貿易逆差,卻又可能同時增加通膨壓力,進而造成美國中低收入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很顯然的,川普未來四年的總統任期,若要追求「美國優先」,達到「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願景,在再度執政初期,與其過度執著於加徵關稅議題,不如將政策核心聚焦於如何促進景氣熱絡較有利的議題,例如:鬆綁監管及減少賦稅等,讓經濟成長的幅度超過3%以上,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威脅,否則他將難以實現美夢!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低空經濟」在中國大陸既有條件及政策的支持下,儼然已成為新的經濟成長引擎,其規模正不斷擴大。而台灣發展條件受限,有賴政府端出強而有力的政策扶持。兩岸若能在此方面交流合作,則有助於彼此的互惠成長。
「低空經濟」通常指1,000 公尺以下的載人和無人空中活動,即以支持各類航空器低空飛行與運營而建立的綜合經濟形態,包括低空研發製造、消費運營、基礎設施、綜合保障等,進而形成低空產業鏈。發展低空經濟有兩項關鍵任務,一是改造升級傳統通用航空業綠色化、智能化,二是培育壯大新興無人駕駛航空新業態。換言之,低空經濟就是「低空飛行+經濟活動」,其涉及領域多元、產業鏈條強勁、應用場景複雜、輻射效果明顯,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角逐的新領域。
全球低空經濟發展概況
伴隨技術的發展和政策的逐步開放,低空經濟逐漸成為各國探索經濟增長的新方向。在全球範圍內,低空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不平衡的局面。一些航空業發達的國家,如美國、歐盟成員國、加拿大和澳洲,早已建構完善的通用航空體系。美國擁有世界最成熟的低空經濟市場,其通用航空器貢獻了數千億美元的經濟效益。歐洲則將低空經濟與觀光產業結合,例如熱氣球旅遊和輕型飛機探索服務。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國家也在積極布局低空經濟。中、印、巴西等國家逐步放寬空域管制,支持創新應用,並吸引國內外企業進入市場。
然而,低空經濟發展也面臨許多挑戰,如空域管理政策的限制、技術標準的不統一,以及潛在的安全問題,端賴各國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共同努力解決。
大陸發展低空經濟現狀
大陸當局對低空經濟發展持積極支持的態度,並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關於深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見》,逐步放寬低空空域的使用限制,試點建立分層管理模式,包括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及融資支持。其民航局並於2022年印發《十四五通用航空發展專項規劃》,多個城市和區域被設為低空經濟試點,例如廣東珠海、四川成都,重點探索無人機物流、城市空中交通等創新應用。
2024年初,大陸兩會將低空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並將其定義為「新的增長引擎」。統計顯示,2023年民用無人機產業規模達到1,174.3億人民幣,深具發展潛力。國家發改委並於2024年12月底成立「低空經濟發展司」,負責擬定發展戰略,並將其定義為「新的增長引擎」。這表示官方大力推動「低空經濟」發展。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宣布要打造「天空之城」。
進一步言之,大陸擁有發展低空經濟的諸多優勢:(1)幅員遼闊,涵蓋多樣化的地形與氣候,為低空經濟的應用場景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例如,在農業領域可利用低空技術進行植保和測繪;在旅遊業可開發熱氣球、直升機觀光等特色服務。(2)隨著無人機、自動駕駛技術和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大陸已成為全球無人機製造和應用的領導者。(3)擁有完整的航空產業鏈,涵蓋製造、運營、維修及相關配套服務。
2024年上半年,大陸新註冊的無人機將近60.8萬架,持有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營運合格證的企業總數超過1.4萬家,持有無人機操控員執照的超過22.5萬人。無人機主要用於快遞物流、農業植保、應急救援和環境監測,包括:(1)物流運輸:京東、順豐等物流巨頭早已開展無人機物流配送試點,尤其是在偏遠地區,無人機成為提升物流效率的重要工具。(2)旅遊觀光:多個地區開發了直升機觀光項目,例如黃山和桂林。(3)農業應用:低空植保無人機已成為大規模農業生產的重要工具,有效降低了勞動成本,提升了作業效率。(4)應急救援:低空經濟在自然災害救援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汶川地震中的應急物資投送。
台灣的發展現況與挑戰
台灣的低空經濟發展處於起步階段,相較於大陸、歐美等地仍有較大差距。目前低空經濟有以下幾點特色:(1)台灣擁有一定的無人機製造能力,例如漢翔公司與多家新創企業合作。無人機主要用於農業噴灑、環境監測及簡單的物流配送。(2)部分觀光景點,如日月潭和阿里山開展了直升機觀光服務,但規模較小,未形成完整的產業鏈。(3)台灣地形以山地為主,農田相對分散,低空無人機的植保應用尚未普及。
坦言之,台灣低空經濟的政策相對保守。空域管理較為嚴格,通用航空和無人機飛行需經多層級審核,限制了行業發展的靈活性。此外,台灣低空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較為滯後,缺乏專業的航空運營機構與訓練基地。發展也面臨挑戰,如(1)軍事需求與民用需求衝突,導致低空空域開放進程緩慢。(2)台灣地理面積較小,人口密度高,導致低空經濟的應用場景受限。(3)缺乏完整的低空經濟產業鏈支撐,對外部技術與資金的依賴較高。
結語
低空經濟作為新興的經濟增長點,具有廣闊的市場潛力和社會價值。針對兩岸的不同發展狀況,筆者建議,大陸應持續推進空域管理改革,進一步降低通用航空和無人機的准入門檻;加強技術創新,推動無人機與智慧城市、綠色經濟的深度融合;完善產業政策,加速構建標準化的產業體系。而台灣應推動空域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平衡軍事與民用需求;加大對無人機和通用航空企業的政策扶持,促進技術自主化;應借助大陸成熟的產業鏈資源,實現優勢互補,使低空經濟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關鍵動力之一,並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便利與福祉。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每次遇到台灣當局有不友善的偏獨舉措時,北京政府往往以撤除兩岸間部分經貿關係作為懲處手段。這種作法或許可以讓大陸民眾感到欣慰-台獨分子理當受罰,這是罪有應得。大陸網民甚至還有「窮台」的主張:既然台灣出口相當依賴中國大陸市場,那就該切斷兩岸經貿,讓台灣經濟受到重創,台灣在承受不了後自然會轉向接受統一。
不過,這類「窮台」觀點若真能產生效果,那台灣支持台獨的比例就不應該逐年增加。2023年1月「觀察者」網站,刊登了雁默的「為什麼窮台不是好主意?」文章,闡釋了「窮台」不會讓台灣屈服,且同一個國家內的統一問題,和針對其他反中國家的報復,是不同的兩件事,可以用「窮X」來對付其他反中勢力,但「窮台」即使真能獲得效果,其難堪的後果還是必須處理,更何況根本就難以獲致效果。筆者完全同意這種觀點。
「窮台」作為未必有效果
從歷年來支持台獨和統一的民調升降,就可以看出這種作法沒有效果,因為偏獨的比例可以說是一路上升,完全不受「窮台」作為的影響。就算影響統獨的因素很多,但若在窮台作為後立刻做統獨民調,相信也會看出,它對於統一毫無幫助。
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在台灣,明確支持統或獨的並不太多,大多數人皆是沒有強烈立場的維持現狀派,他們對統或獨後的狀況基本上不了解,也難以預判,所以只要對我的生活沒啥影響,要獨要統都沒什麼意見。然而,如果北京發動「窮台」作為,那對民眾的生活極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就會有些人受到挺獨政府的宣傳,認為如果未來統一,台灣將會失去目前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因此轉而支持獨立。換言之,幾乎所有「窮台」的作為,都是在為獨派增添柴火,打擊統派勢力,即使該作為也可以達到部分懲罰台獨的目的。
再者,台灣選民支持挺獨政府的只有四成,另有六成選民不挺獨,但所有「窮台」作為會不分藍綠地施加在全台民眾身上,其中打到的其實以不挺獨的居多,這和北京一向宣稱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說法完全背道而馳,台灣沒有幾個人會樂於接受這些「窮台」作為,只會對北京和台獨政府一起咒罵,並可能由中立轉向挺獨。
「窮台」讓兩岸民眾都受害
北京對台施加的「窮台」作為,包括在ECFA的「早期收穫清單」中,排除部分石化、機械和車輛零件、水果,以及取消團體赴台旅遊。表面上看,減少了台灣對大陸出口的機會和收入,但實際上大陸方面也會失去從台灣進口廉價高值水果,以及短途出境旅遊的機會,大陸企業和人民也都是受害者,只是受害者分散在全民中,不容易看到對民眾的傷害。而造成更大傷害的是,近20年來嚴厲封鎖台灣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努力。表面上看,這可以封鎖台灣用免除關稅和其他非關稅障礙和外國貿易的機會,讓台灣消費者無法獲得更低廉的消費品,企業也無法獲得更低價零組件來生產終端產品、提高競爭力的機會。可是,若以RCEP或CPTPP而言,由於中國大陸就是成員或已申請加入,這其實也會傷害大陸本身,讓大陸平白失去對台免關稅出口、企業免關稅獲得零組件來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競爭力的機會。而且,兩岸之間沒有FTA,其實是將台灣推向對抗的陣營。
應讓台人體會兩岸一家親
大陸外交部門一直宣說,「自由貿易協定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台灣不能適用。這其實未必正確,否則香港也不可能在世貿框架下,和全球8個經濟體或國家簽署了FTA。而台灣不僅和幾個中美洲邦交國陸續簽署了協定,也在2013年和新加坡、紐西蘭以「獨立關稅領域區」身分簽署了FTA,北京當時並未表示異議。顯然,簽署貿易協定並非一定要以國家為要件,北京持續以此杯葛台北,雖然讓台灣貿易受到打擊,但一方面無法顯著傷害台灣的經濟,另方面也無法從中獲利,甚至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
最重要的是,民進黨政府正好拿此大作文章,說北京在兩岸分隔下就不分藍綠都要打擊,未來統一後,會對台灣民眾更好嗎?這種說法具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每次台灣想要加入CPTPP,或想與其他國家簽署FTA遭到冷淡回應時,就是台獨政府加強「教育」民眾抗拒統一的契機,即使並非真心企求簽署、進行自由貿易,來得罪弱勢產業選民-包括製造業的傳統產業和農業。
北京若能體認這些「窮台」作為無法達成目標,且還要付出代價,就應該逆向思考,改變過去的杯葛性作法,改採支持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FTA,只要台灣是以世貿組織「獨立關稅領域」的身分簽署,就像和新加坡、紐西蘭簽署一樣。這會被台灣民眾視為是一種友善的行為,是將台灣人當成自己人,讓台灣民眾有一種「兩岸一家親」的感受,比起其他各種說教式的宣傳效果會好上千倍。同理,兩岸ECFA早收清單被暫時停用的部分應盡快恢復,只要表明是對台灣民眾釋出善意,而非向台獨政府妥協即可。
當前的世界已無法關起門來幹事;只有當台灣民眾支持統一的比例夠高或占了大多數時,大陸要求統一才會有正當性;可以獲得國際的支持,或至少不表示反對,到那時美國等反中勢力就難再強行干預台灣問題了。
了解這個道理,北京應考慮改變「窮台」的思維和作為,讓台灣民眾感受到大陸的同理心和誠心暖意,統一大業才可能在短中期轉為樂觀,企盼大陸政府能慎思明辨。
(作者係華梵大學特聘教授)
川普屢次稱「中國是我們的敵人」,因此,從2017至2021年川普政府拿起大錘,捶打美中關係,使中美關係降低到數十年來的最低點。川普1月20日重返白官,未來四年美中關係會如何,引起世人關注。
川普第一任政府主要官員使用最極端的麥卡錫式語言來描述中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說:「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已經進到大門內」,「中共將不惜一切代價破壞我們在美國和西方的生活方式」。川普前首席策略師班農(Steve Bannon)寫道,「中國已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大經濟和國家安全威脅」。聯邦調查局局長雷(Christopher Wray)警告說,「中國威脅危及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計和我們的安全」、「中國政府的野心無非是在經濟和技術領先地位上超越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稱,中國發起一場經濟閃電戰,這將使它登上全球經濟的至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超級大國。
美國不允許他國勢均力敵
川普政府的《2017年國家戰略報告》稱,「中國試圖取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擴大其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範圍,並重新調整該地區的秩序,使之有利於中國。」但美國並不位於印太地區,怎麼可能在那裡被「取代」呢?該報告稱中國和俄羅斯「正在爭奪我們的地緣政治優勢」,我們陷入了「大國競爭」、「必須恢復軍隊為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大幅提高軍隊迅速殲滅大量敵人的能力」、有「超越世界上所有其他武裝部隊的殺傷力,以確保美國的兒女永遠不會參與勢均力敵的戰鬥。」
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框架》解釋稱,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最大利益之一是「維護美國的首要地位」,以及維持「在世界增長最快地區的外交、經濟和軍事的優勢」,以使得中國不會發展出新的「勢力範圍」。換言之,美國必須確保-中國在亞洲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會大於美國。
《紐約時報》指出,「川普和拜登政府都不得不努力解決如何在美國似乎衰落之際,維持其全球霸權的問題」。因此,在兩黨總統的領導下,美國限制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發展;它的「維持全球霸權」願望被視為合法和良性的。
美國不應在亞洲發號司令
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後,美國政客互相指責誰「丟掉了」中國。這種說法暗藏一個默認的假設,即美國擁有中國,而中國不受美國控制的想法,讓美國人感到恐懼。如今,美國正試圖通過軍事方式向中國證明,它不可能在它自己的後院成為地區霸主。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組成三邊軍事同盟(AUKUS),來反擊中國的軍事擴張。2022年《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藍圖,用美國的基地、軍事力量和日益軍事化的夥伴國,組成一個網絡來包圍中國,將中國的軍隊封鎖在其領土內,並削弱其經濟。北京認為,美國的印太政策明顯是為遏制中國而制定的。
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對中國的「威脅」有清晰地描述:「中國的存在本身就讓美國受不了」,他指出中國從未威脅過美國,但「對美國的主導地位構成了挑戰」,中國的威脅在於它的存在。
當中國在吉布地建立其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時,被視為「改變全球權力格局,削弱美國主導地位,將歐洲置於國際事務邊緣」計畫的一部分。那麼中國應該怎樣看待美國在全球80個國家,建立了750個海外基地呢?當中國與小島所羅門群島達成安全協定,打算開設海外第二個基地時,美國立即對所羅門群島施加壓力,中國稱該行為是試圖在南太平洋恢復「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不僅如此,美國艦艇經常假借自由航行遊弋於南海海域,對中國造成威脅。反過來說,如果中國艦艇也效仿美國,經常到墨西哥灣倘佯,美國能無動於衷嗎?
台灣使中美關係更敏感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當中最敏感的議題。美國對台灣自決的支持,事關維持美國在亞洲的勢力,與意識形態無關。美國認為兩岸若復歸統一,中國即可控制世界上最尖端的技術,並有能力切斷對日本和韓國的石油運輸,它可以利用這個優勢,要求關閉在這二國的美國軍事基地。美國明知如此,卻不僅不試圖促進兩岸友好關係,反而鼓動台灣成為一個導彈覆蓋的刺蝟島,以抵抗大陸。而令人擔憂的是,美國有不少人認為,美中為台灣問題開戰幾乎不可避免,問題是何時發生,而非是否會發生。
美中的緊張關係被描述為國際關係中典型的「安全困境」,即國家戰略規劃者認為他們所做的是防禦性動作,但另一方認為是威脅性動作。中國只要閱讀美國公開的文件就知道,美國希望保持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控制。美國或許以為自己的行動是出自理想和仁慈,但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意圖阻止「勢均力敵的鬥爭」,並保持消滅任何挑戰美國權力者的能力。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2005年稱,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緊張局勢也隨之加劇,這是因為「美國不容忍同等水準的競爭對手」,並「決心繼續保持世界唯一霸權的地位」,即使這可能觸發一場毀滅人類文明的戰爭,也在所不惜。
美國著名的左派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出版的新作《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美國外交政策如何危及世界》(The Myth of American Idealism—How U.S. Foreign Policy Endangers the World)第六章「大中國威脅」(The Great China Threat),明確指出,緩解美中關係緊張的起點,是美國應該照照鏡子,問自己對中國提出的要求是否公平,美國是否願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還引述馬丁路德的:「我們必須學會像兄弟一樣生活在一起,否則就會像傻瓜一樣,一起死亡!」他最後勸告美國「要停止無謂地挑起衝突,從中國的角度思考問題,真誠地理解和合作,與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共用一個星球!」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回顧2019年,川普第一任期便曾公開提議要買下格陵蘭,此天馬行空的想法不僅引發國際熱議,亦凸顯美國對北極地區的高度重視;川普第二任期就任前再次表達欲購買此島的興趣。格陵蘭作為丹麥的自治區,具備無可替代的地緣價值與資源潛力,早已成為北極博弈的焦點。
位處地緣核心
格陵蘭位於北極圈內,是全球最大的島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賦予其在北極航道與全球軍事戰略中的無可取代性。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對格陵蘭的關注始終未曾減弱,1951年美國便與丹麥簽署《國防協定》,在格陵蘭設立圖勒空軍基地;該基地至今仍是美國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任務包括對俄羅斯洲際導彈威脅的早期預警及北極地區情報監測。冷戰結束後,雖然地緣對抗有所緩和,但因氣候變遷與北極資源潛力的釋放,格陵蘭的地緣重要性再度凸顯。
丹麥作為格陵蘭的主權國,面臨內外雙重壓力。一方面,格陵蘭自治政府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尋求平衡,並逐步表達對獨立的嚮往;另一方面,美、俄、中等大國對格陵蘭地區的關注日益升高,使丹麥不得不加強對北極地區的管控,並在國際政治中謹慎應對這一敏感議題。
從稀土到能源
格陵蘭被認為擁有豐富的資源,包括稀土金屬、石油、天然氣及漁業資源。然而,這些資源的開採與利用存在諸多技術與環境挑戰;以稀土金屬為例,格陵蘭雖儲量豐富,但由於氣候條件惡劣及基礎設施不足,其開採成本遠高於中國的供應體系。同時,格陵蘭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也使得大規模開採受到嚴格限制。
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則面臨技術與市場風險。北極地區的油氣資源儘管潛力巨大,但冰層融化的不確定性、基礎設施匱乏,以及全球能源市場的波動,使這些資源短期內難以實現規模化開採。川普過於高估格陵蘭資源開發的可行性,而忽略了長期投入與環境風險。此外,北極航道的開通雖然縮短了歐亞航運距離,但其全年可用性受限於冰層融化的速度,且航行安全風險極高。當前北極航道的經濟效益尚未完全顯現,對其戰略價值的評估仍需謹慎。
軍事與地緣對抗
川普提出購買格陵蘭,反映出美國對北極地區軍事與地緣政治的深度憂慮。俄羅斯早已將北極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並在近年積極擴建極地軍事設施,包括部署先進武器系統、建設核動力破冰船隊,以及強化北方艦隊的作戰能力。這些舉動顯示出,俄羅斯試圖將北極地區納入其影響範圍的企圖。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藉經濟合作與技術投資等手段,佐以「冰上絲路」為其戰略目標跟進。儘管中國並非北極國家,但在北極理事會具「觀察員國」的地位,使其能以經濟手段推動極地開發的目標,且中國與格陵蘭在稀土開採上的合作已引起美國高度關注。於此背景下,美國試圖透過強化對格陵蘭的控制,維護其在北極地區的主導地位。故購買格陵蘭,對美國而言,不僅是鞏固軍事優勢的關鍵,也是在極地博弈中對抗俄、中兩國的重要手段。
國際合作面臨挑戰
儘管北極地區的競爭日益加劇,但國際合作仍然是維持該地區穩定的重要機制。北極理事會作為區域多邊協調機構,一直致力於促進環境保護、持續發展與和平利用北極資源。然而,北極理事會的影響力受到地緣對抗的限制,特別是在美國、俄羅斯與中國的博弈加劇後,該機構的中立性與執行力面臨嚴峻挑戰。
在此情況下,川普的提議顯得過於單邊化,忽視了北極地區多邊協作的必要性;美國若無法與丹麥、格陵蘭自治政府及其他北極理事會成員國建立有效合作,將很難在北極問題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啟示與結論
川普購買格陵蘭的提議,無論從軍事、經濟還是外交層面都展現出,美國對北極地區的長期戰略企圖。然而,此提議的實現面臨多重挑戰:格陵蘭自治政府與丹麥堅決反對、北極資源開發的技術與環境難題,以及國際社會對單邊主義的抵制等,這些均讓此構想成為不切實際的政治主張。
未來,北極地區將繼續是全球大國競爭的關鍵場域,但也應是國際合作的潛在典範;如何平衡地區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多邊機制與大國利益,將決定北極地區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格陵蘭事件所揭示的,不僅是美國在極地博弈中的焦慮與企圖,也提醒我們在面對新興地緣政治挑戰時,應更加重視合作的可能性,為北極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創造更多機會。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024年12月29日,美國前總統卡特與世長辭,享年100歲;今年1月9日美國政府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為他舉行國葬。卡特在擔任第39任總統時(1977-1981),由於通脹飆升、失業率升高、處理伊朗人質危機失敗,使得他競選連任失敗而黯然下台。
相較於國內治理,卡特短短四年留下諸多外交遺產,例如他促成埃及和以色列締結歷史性的和平協議、簽署《巴拿馬運河條約》、與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達成限制核武器的協議,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促成中美建交,改變了亞太乃至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卡特與中國結緣甚早,卸任後又多次訪華,持續關心中美關係。
卡特與中國的淵源
卡特1924年生於喬治亞州的一個農場主家庭,1930年代他的舅舅在海軍當報務員,經常隨部隊到訪中國港口,他寄給卡特的照片和他所描述的上海、青島的街景與美國完全不同,這令年幼的卡特好奇。卡特從小又從傳教士口中瞭解到中國需要幫助,於是他每周會捐出5分錢,支持傳教士在中國建設學校和醫院。
1942年卡特到喬治亞理工學院讀大學,第二年獲得眾議員史蒂芬佩斯的推薦進入海軍學院,畢業後加入海軍服役多年,一路升至上尉。1949年春,卡特跟隨「鯧魚」號潛艇到了上海和青島,看到碼頭上擠滿了向外國海員乞食的災民。1979年初,鄧小平應邀訪美時與卡特聊起一段往事,原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卡特正隨「鯧魚」號在上海港口停留,而幾乎同一時間鄧小平在上海附近,指揮解放軍展開渡江戰役。隨著中國的內戰吃緊,「鯧魚」號撤離大陸水域,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卡特也迎來25歲生日。
實現中美建交
雖然尼克森早於1972年就展開了「破冰之旅」,但由於水門事件爆發、中美蘇三角關係波詭雲譎等原因,中美關係正常化遲遲未取得實質性突破。有人建議卡特,推動中美建交爭議較大,應留到第二任期再處理,但卡特的外交議程「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改正一個30年來的錯誤,因為我們從1949到1979年一直未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為此他跳過立場保守的國務卿范錫,而改由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負責操盤中美建交談判。
1978年5月20日布里辛斯基訪華,卡特指示他向中方說明:「美國已下定決心準備向前邁進,積極談判,搬開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種障礙」。由於當時多數國會議員反對「棄台」,因此卡特決定繞開國會,所有的函電都從白宮直通中南海。在卡特和鄧小平的共同推動下,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兩國自次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卡特在鏡頭前說,「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卡特將中美關係正常化視為自己「一生中最英明、最正確的決定之一」、「在白宮期間完成的最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成果」。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1979年以來太平洋沒有發生任何戰爭,部分原因是我們與中國的良好關係」。鄧小平於1979年1月訪美,卡特不僅在白宮隆重接待,還親自陪同鄧小平夫婦觀看甘迺迪中心的文藝表演,當晚也成為「卡特當政期間最風光的一個晚上」。當然,卡特簽署了《與台灣關係法》,為中美關係留下了隱患。
卡特回憶他與鄧小平之間的一則小故事。某天凌晨3點,卡特被一通電話驚醒,他的科學顧問普雷斯說「鄧小平有一個問題想問您」,卡特答「讓他等到明天早上再問吧」,普雷斯說:「鄧小平現在就要您的答覆,中國可以送5000名學生去美國大學嗎?」卡特讓顧問回覆鄧小平「送10萬學生過來還差不多」。不久後大陸派出了52名訪問學者赴美。
致力於中美友好事業
由於被伊朗人質危機弄得狼狽不堪,卡特在任時沒有訪華。1981年8月剛卸任的卡特受邀訪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告訴他:「我真誠地希望中美關係不要停滯,要繼續發展下去。發展中美關係是全球戰略的需要,也是中美兩國的共同需要。」1982年致力於和平與公益事業的「卡特中心」成立。1990年代卡特中心跟中國殘聯合作,幫助殘疾人引進義肢生產線,對聾啞學校特種教育教師開展培訓。後來卡特中心還應中方邀請赴大陸觀察村民選舉,在海外講中國的故事,增加中美相互理解。
汶川地震發生後,已屆85歲高齡的卡特攜同夫人於2009年11月親臨四川省邛崍市,主持「仁人家園義工周」,為低收入家庭建造房屋。卡特中心中國專案主任劉亞偉回憶了一件往事,2021年1月卡特打電話問他,是否認識拜登競選團隊的人,目的是希望拜登就任後能給中國留學生再發簽證,劉亞偉為卡特起草了一封信,通過布林肯轉交給拜登。拜登就職後不久,就取消了川普以國安為由不給外國留學生簽證的決定。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卡特弔唁簿上留言—「時至今日,兩國和世界人民仍在享受中美建交帶來的和平紅利、發展紅利。希望美國新任領導人能珍惜卡特留下的遺產。」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