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在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上宣稱要「重返亞洲」，隔年歐巴馬總統再發出「領導亞洲」的豪語；國際間都認為美國戰略東移，是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回應。然而，五年過去了，不但事與願違，美國反陷入「全球戰略失衡」的危機。

從東海、南海、印度洋，到黑海、地中海、波羅的海甚至非洲，處處烽火；美國受制於捉襟見肘的國防預算，已無力再當世界警察。偏偏中國大陸於此時機，在全球各洲插旗，當下華府最頭疼的問題是，美國到底應重返哪裡？

如果把地球當成棋盤攤開，中美戰略對弈，你衝我擋、你擠我拆、你封我渡；從南半球打到北半球、從陸地鬥到深海、外太空。現在，美國突然驚覺，中國圍的空似乎越來越大，從亞洲出發，連接中亞、歐洲到跨洋遠征南美和非洲的長龍越拉越長，已經封不住、打不斷，幾乎可以落的子都下了，華府眾多戰略專家正苦惱於美國的下一步棋該怎麼下？

中東、北非持續動盪

亞洲之外的地區，似乎聽聞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而狼煙四起。美國2003年推翻海珊政權之後，布希政府隔年打鐵趁熱，提出「大中東民主計畫」，準備一口氣要用美式民主徹底改造中東，把重建後的伊拉克當作改造中東的樣板。

然而，10年過去了，中東非但沒有看到美式民主在伊斯蘭世界生根開花，給當地經濟民生帶來實質變化，反而造成部落衝突再起，國家機器失能、陷入內戰。美國幫助什葉派在伊拉克得以掌控國家權力，卻反而激化了與居多數的遜尼派教派的矛盾。

2011年3月敘利亞危機爆發後，美國要求總統巴沙爾阿塞德下台，並大力支持反對派，但此舉卻使得極端組織ISIS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趁機在敘利亞茁壯，並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建立「哈利發」國家，教派衝突進一步蔓延到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造成整個地區的持續動盪。

如今敘利亞戰火仍在燃燒；走了軍事強人格達費的利比亞，支持世俗勢力和宗教勢力的兩派民兵，在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等地持續激戰；伊朗核問題談判前景依然艱困；埃及局勢隨時可能再現動盪；以巴停火協議屢談屢破；隨著今年北約軍隊將逐次撤離阿富汗地區，塔利班勢力死灰復燃的陰影再度蔓延。

可以說，從中東延伸到北非地區的劇變，波及20多個國家，5億多人口，上百個敵對的大小部族，如此超大規模的政治動盪，美國已經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就能平息的。

美國反恐措施失敗

尤其恐怖組織近年來的發展，似乎證明美國10年來的反恐措施即將赴諸東流。僅僅在去年，恐怖攻擊威脅就迫使美國暫時關閉20多個在西亞和北非國家的使領館。如今整個中東陷入空前的亂局，ISIS在8月19日公布「ISIS給美國的信」視頻，影片中2012年11月在敘利亞被綁架失蹤的美國記者詹姆斯福萊(James Foley)被處以斬首刑，進一步引發全球極大震驚。

與此同時，以色列一再攻擊加薩哈瑪斯組織，至今迄今已造成近2千名巴勒斯坦人喪生。由於美國每年給予以色列約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國際輿論強烈要求華府應立即調停。但美國要求哈馬斯放棄使用武力，卻無力約束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造成巴人平民傷亡慘重，導致美國與傳統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及以色列的關係都出現緊張，一些地區盟友更採取與美國相反的政策。雖然美國一再調整中東戰略，顯然已難以有效應對。

然而，不論是加薩地帶的衝突或伊拉克危機，中國大陸都有自身巨大的利益必須維護，美國主流媒體一再批評中國大陸利用伊拉克危機，大發石油財。近年來，中國成為以色列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去年貿易額超過2,000億美元。習近平去年曾試圖調解中東衝突，但未能成功。此番美國轟炸伊拉克IS占領區獲得大陸的積極回應，雙方能在解決中東危機上有更好的合作，將是建立兩國大國關係的堅實基礎。

國際恐怖組織轉向大陸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IS領導人巴格達迪點名指責中國大陸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把中國列為首要目標。近來發生在大陸的恐怖襲擊，與北約駐阿富汗部隊及巴基斯坦所遭受的襲擊相似，這意味著境外極端組織逐漸將戰場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轉向中國大陸。尤其是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lP）及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這兩個組織企圖將大批恐怖分子從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敘利亞等地，轉移並滲透至中國大陸境內。

據國際反恐組資披露，TlP目前擁有300至500名受過武裝訓練的骨幹，大多躲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儘管核心人員人數不多，但TlP對中國大陸的威脅不小。該組織負責培訓越境至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中國籍恐怖分子。此外，該組織還通過發送電子郵件、發布視頻等手段散佈、傳播極端反華思想。

另外，老牌恐怖組織IMU由於綁架、襲擊過不少美國人，被美國政府列為「重點反恐對象」。在中亞地區的極端組織中，IMU最具規模和實力，它能發動大規模、有組織的恐怖襲擊，甚至有能力實施武裝割據。該組織在巴基斯坦的分支頭目之一，艾爾布林米，是個狂熱的反華分子，他積極援助TIP，策劃、組織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恐怖活動。來自新疆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前往中東受訓，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經進入伊拉克，參與當地的暴力行動。

隨著2014年北約軍隊逐漸撤離阿富汗，國際恐怖組織可能逐漸將旗下的武裝分子派往大陸，因此，2015年大陸面臨的反恐形勢勢必更為嚴峻。中國大陸不僅應強化在新疆地區的反恐措施，更要加強其他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反恐力度，同時更應尋求和美國合作，全力切斷境內外恐怖分子的聯繫，監控境外恐怖勢力，聯合打擊國際極端組織。

從而中美戰略博弈大可以圍堵、叫吃起手，最終以合局收尾，這不論對中美兩國或全球而言，都是最大的利多。

（作者係國家政策基金會國安組特約研究員、陸委會咨詢委員）

8月4日到6日，美國邀請了非洲54國中的50國，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與非洲國家峰會。未受邀的四國是中非、蘇丹、厄立特里亞、辛巴威。受邀的50國，都有國家元首或政府代表赴會。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召開美國與非洲峰會，也是一個大量展示美國偽善、詭詐和酸葡萄心態的聚會。

在直接談論前述峰會之前，必須大致說說非洲在二戰之後的主要格局。二戰之後，美國乘機拆毀英、法等西歐國家在非洲的殖民帝國，但是那些前殖民宗主國在各自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等範疇，仍有深入的影響力。西方國家往昔在非洲以種族主義為精神底蘊的殖民體制，在二戰後演變出新形態的殖民體制。表面上獨立的非洲國家若有重要天然資源，則該等資源的權利多半在前殖民宗主國手裡。冷戰時期，美、蘇曾在非洲爭奪影響力，但是非洲並非關鍵地區，美國沒有在非洲下很大的力氣。蘇聯解體後，美國基本忽略非洲。即使在盧旺達等地發生種族大屠殺的時候，長年高喊人權口號的美國也未進行可觀的救援、沒有認真阻止屠殺。

美國2003年以虛構的藉口發動侵略伊拉克之後，對非洲的興趣主要是建立軍事基地，以及在北非進行顛覆利比亞的格達費政權。美國2012年的對外投資中，只有1%在非洲。美國2013年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進口總額393億美元，僅占美國全部進口額的1.7%。同年，美國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出口商品與服務總額240億美元，僅占美國全部出口額的1.5%。

在這個破天荒的美國與非洲峰會期間，美國總統歐巴馬酸溜溜地抨擊中國大陸只對非洲的資源有興趣。美國的金融殺手索羅斯甚至宣稱，中國大陸今後在非洲獲取資源，必須遵守西方主導的監管，否則就是「掠奪」。歐巴馬另外對歐洲發出呼籲，希望歐洲和美國一起遏制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美國官方和企業界總計承諾投資與融資330億美元，在非洲發展清潔能源、航空、建築與銀行等。另外，還有未來五年私人投資10億美元在非洲發展小型電力設施。8月6日，峰會宣佈美國與加納、塞內加爾、坦桑尼亞、盧旺達等國成立快速反應部隊。

美國近幾年已經多次抨擊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沒有原則」。所謂的「沒有原則」是怎麼回事？

美國長期以來的「原則」之一是把經濟與政治掛鉤。例如，在談判貿易協定的時候，美國時常指責對方國內的政治情況，並提出政治要求，否則經貿免談，或者經貿必須大幅度對美國讓利。美國偽善地宣稱這樣做是因為美國「有（崇高的）原則」。事實上，美國只是假借動聽的口號來掩飾美國利用資金、技術和市場優勢，來壓迫對方接受美國的政治滲透，甚至某種程度的操控或者撥弄對方的內政與外交。說白了就是「政治必須聽美國的，才有發展經濟的機會」。越是經濟發展落後的地方，如果不屈服於美國的霸權，就越沒有財力投資於教育和基礎建設，於是經濟發展更艱難。這樣惡性循環的悲慘展望，讓美國的訛詐更容易得逞。

中國大陸不怎麼過問非洲國家的內政情況，但一直專心在非洲修路、造橋、建造水庫和發電廠等。中國大陸很多方面的技術不是最先進，但是對某些非洲國家而言，那些技術已經夠用。這使得某些非洲國家改善了內部發展經濟的條件，也獲得較高的自主發展能力，進而削弱了美國霸權規則的有效性。當非洲國家有了更好的基礎建設時，美國就更難封堵他們自主性地發展經濟，也才有機會掙脫自西方殖民帝國時代以來，被西方設定的不利於非洲的遊戲規則。

合理推斷，美國目前不擔心其霸權被直接正面挑戰擊敗，何況中華傳統的戰略文化缺乏西方的蠻橫性，可是，美國擔心其霸權施展的空間不斷縮小而最終消失。換言之，中國傳統王道政治「人立己立」的崇高寬容、和諧、平等的原則，提供了非洲國家不同的選項，盡可能繞開美國所推行的「損人利美」政策。

美國極為嫉恨中國大陸在非洲進行建設時，不干預非洲國家的政治。既然中國大陸立了榜樣，美國也不方便明目張膽假借「普世價值」，在非洲進行政治介入與操控。但是，要美國不介入、不動手操控外國，是絕不可能的。所以，美國利用攪亂北非之後留下的禍害為藉口來組織快連反應部隊，這樣美國就隨時可以在某些非洲國家發動政變。簡言之，美國不能實施政治滲透的陰謀，那就實施軍事介入的陽謀。

作者之前曾在本刊提到，美國會將俄國願意對中國大陸提供資源一事，視為對美國的戰略威脅。現在可以確定，美國的應對策略之一，就是設法減少中國大陸從非洲取得資源。此外，美國希望拉著歐洲國家結夥加強對抗俄國。但是德、法、義等國對於俄國的能源依賴頗大，而且它們在俄國市場的份額也不小。美國此時把手伸進非洲，其用意是加強控制非洲資源與市場，來替代俄國的資源與市場，以團結歐洲國家對抗俄國。美國之所以大量投資非洲的清潔能源，其用意是減少非洲本地的石油消費，將節約的石油出口到西歐。美國在1960和1970年代曾經支援伊朗發展核能發電，目的就是讓伊朗少用石油發電，多出口石油到美國。

為了維持美國支配世界，美國正在主導進行全球冷戰和小規模熱戰，而且布局較大規模的熱戰。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受到美國政府與美國人的高度關注。美國表面上表示樂見兩岸關係改善與經貿關係發展，正面看待兩岸簽署ECFA，也對民進黨支持太陽花學運、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表達不滿，但實際上，美國以是否有利於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優先考慮。

最近以來，美國對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表達出了某種擔憂與關心，一再警告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要台灣自我控管。這一論調與近年美國出現的台灣「脫美傾中」聲音是一致的，就是認為如果台灣與大陸發展更為密切的經貿關係，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就會在政治上轉向大陸，造成台灣與美國關係疏遠，或者讓美國無法有效控制台灣。

美國有越來越多的政要與學者，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尤其是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表達關切。不久前，美國前國務卿、有望於2016年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的希拉蕊，在接受台灣《商業週刊》專訪時公開表示，「台灣要在與中國的合作中取得平衡」，並以烏克蘭經濟依賴俄羅斯為例說明，經濟依賴對政治自主性的影響，「現在你們（台灣）得決定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學到處理此一關係的能力，找出『到此為止、不能越界』的底線」。希拉蕊還警告台灣，「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台灣與中國相處時，要小心一點，精明一點」、「你們正面臨轉捩點，如果中國想要的更多就會施壓，會讓你們壓力罩頂；你們必須以台灣的長期利益權衡這些東西，沒有人可幫你們決定」。顯然，這是美國以老子教訓兒子的語氣警告台灣，要重視經濟對大陸依賴程度，要自行決斷採取措施，否則會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性，意即台灣很難維持政治上的獨立性，那對台灣不利，對盟友美國也不利。

7月31日，行政院長江宜樺接見台北美國商會代表時，商會會長范炘(Thomas Fann)表示，「台灣能否加入大型區域經濟組織，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很重要，就美國而言，希望台灣勿過度依賴某一區塊經濟，以免未來發展失衡，因此美商會會致力推動台灣加入TPP」。同時，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林佳龍於7月訪問美國後對外表示，台灣的擔憂，美國更擔憂，包括台灣經貿向中國大陸傾斜度，關心台灣社會「過度傾中」後，「是否會從經濟談判進入政治談判」。

美國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局外者，為何這樣關注，甚至警告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或擔憂台灣經濟向大陸傾斜？台灣與大陸作為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兩岸經貿關係密切與相依賴增加是應當的，也是自然的，本身不存在是否過度依賴的問題。況且全球範圍的區域經濟整合，本身就會促進區域內成員經貿關係依賴度的提高，這也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

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簽署NFTA，相互經貿關係非常密切，加拿大、墨西哥對美國貿易與市場的依賴度很高，美國為何不關心加拿大、墨西哥在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而關心與擔憂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美國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一度占了台灣出口總額的近50%，美國當時為何不擔憂台灣經濟對美國的依賴，今日卻擔憂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

況且，目前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度，遠不如當年台灣經濟對美國的依賴度，2013年台灣對大陸出口依賴度只有26.8%，即使加上並不合適的香港計算在內，也只有39%。美國為何大驚小怪，一再強調與關心台灣經濟對大陸的過度依賴。顯然，這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而是政治戰略的問題，是美國「以台制華」戰略受到兩岸關係發展，尤其是經貿關係發展挑戰的直接反應，折射出美國不願看到兩岸經濟相互依賴增強，擔心台灣經濟對大陸依賴增加，讓台灣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性，擔心美國失去對台灣的長期控制。

同時，阻礙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也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或亞太戰略再平衡的組成部分。其實，美國不僅警告台灣在經濟上不要過度依賴大陸，而且也向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盟友施壓，避免這些盟友在經濟上紛紛倒向中國，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不利美國對盟友的全面控制。希拉蕊在接受《雪梨先驅早報》訪問時，指責澳大利亞對美國不忠，「不能一方面期待華盛頓為其提供軍事保障，來對付在亞太地區領土爭端和軍事競賽方面愈來愈具侵略性的北京；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貿易夥伴又過分依賴中國」。同時，韓國想認購由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銀行的股份，美國也強烈反對，對韓國施壓，以避免中韓經濟結盟，削弱美國對韓國的經濟、政治控制。

由此可以發現，美國不斷警告台灣經濟不要過度依賴大陸，要求自行制訂「底線」，是美國整個亞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核心就是持續在經濟、政治上控制台灣，遏制美國認為最大戰略對手的中國大陸。美國的施壓，已對台灣產生重要影響，台灣內部已出現一股擔憂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的聲浪，而且已在兩岸經濟合作中逐步表現出來，需要吾人關注。

紛紛擾擾的12年國教，在一片喧囂中，原本可望畫上句點。不管好壞，每個國中畢業生都有學校就讀，因為整體高中職招生數，比國中應屆畢業生還多出幾萬個名額。既然都有學校可讀，媒體、家長、學生似乎也沉澱下來，準備接受事實。

不料，原本已趨平靜的教育類新聞，隨著新北市市長朱立倫8月14日的反對特招，又再度成為熱點。這次關注的焦點，除了入學方式，還延伸到朱立倫的政治前途。不少媒體說，朱立倫挾民意施壓馬英九，謀求未來共主。單純的教育問題，居然可以連繫到政治權力的爭奪，或許是記者們太有想像力，或許教育問題真的也是政治問題。

台北市長郝龍斌8月15日也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先特後免、一試二用，也就是所有學生只要參加一次考試，就可以用同一份成績，分別參加特招和免試的入學。之後媒體報導，教育部在各方的壓力下，終於同意明年採「一試兩用」，且授權各區決定是否續辦特招，不論是先特後免或先免後特，都尊重各區決定。換言之，教育部將權力開放給各招生區的教育主管來決定，也就是由地方首長來決定。燙手的入學問題，在中央與地方互相包容下，似乎得到雙方都滿意的答案。

不過，8月17日，教育部國教署在全國教育會議後發出的新聞稿指出，這次會議達成下列共識：「以免試為主，特色招生為輔，各區各校104學年度原則均提高免試入學名額比率達50%以上。……至於各界關注之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經與會者充分討論，在現行法制先免試、後特招考試的規定下，以縮短期程一次分發到位為原則。」看來教育部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甚至要強推令人詬病的免試入學。

即使朱立倫和郝龍斌的改革方案都得到教育部的承認，但是，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吳敦義副總統日前指出，台灣兩大怪現象：很難考不上大學及結婚少、離婚多。婚姻與教育無關，但是「考不上大學難」卻值得檢討。

2014學年度大學指考放榜，錄取率高達95.73%。驚人的大學錄取率，讓滿街都是大學生。當大學畢業生充斥就業市場，企業在選擇員工時，擁有明星大學的文憑，當然較容易得到雇主的信任。大型企業偏愛明星大學，例如，2014年鴻海校園招募活動，第一站就從台灣大學起跑。看來之所以有明星高中，應該是為了確保能進入明星大學，好讓未來的就業之路比較平坦。大型企業偏愛明星大學的學生，除了學生素質較高外，還看上這些學生長期的辛苦努力，他們勤奮的態度，正是企業未來擴大發展的動力。

因此，教育部若想要廢除明星高中，恐怕應先廢除明星大學。例如，讓台灣大學的學生素質，和即將停辦的永達技術學院齊一，如此一來，學生不必搶著進台大，永達也不必停辦，不是就可以紓減學生的學習壓力，也可以解決私校退場的問題了嗎？

可是，如果台大變成和永達一樣，那未來企業將到哪裡去徵才？如果要廢除明星高中，讓所有高中齊一，那就應該廢除明星大學，讓所有大學齊一，也該廢除明星科系，讓所有學生都可以讀醫學系。但是，一旦連認識不到1,000個英文單字的學生也能讀醫學系，那病人去醫院就診，和去廟裡求藥籤，兩者的結局大概會相去不遠吧！

簡言之，明星高中的存在是因為明星大學存在，明星大學的存在是因為社會需要。教育部要推動12年國教，其實和廢除明星高中完全無關。12年國教的精神是讓所有學生都能得到更好、更適當的教育。所以，做好分流的工作，讓不同發展方向的學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天空，才是12年國教應做的工作。若把明星高中廢除，讓所有高中齊一，再讓全台灣所有學生都共用建中、北一女的月考考卷，這對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折磨，因為會有一半的高中生無法畢業。

12年國教真正的亂源，就是因為教育部不願意去了解現實社會的需要。如果鴻海校園徵才第一站從永達技術學院開始，那12年國教廢除明星高中的目標就有希望達成。但是，鴻海願意嗎？其他企業肯嗎？

我們的社會需要明星大學、需要明星高中。既然如此，教育部也許應該考慮拿掉免試的招魂幡，把經過現實考驗的高中、高職聯考徹底辦好，讓學生適性分流，才是對學生最大的照顧。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發生一連串氣爆後，全台灣震驚，中央地方政府與軍警消防部門緊急動員救災，人民也紛紛積極投入救援與捐輸資源。

隔天，中國大陸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達慰問，各國政府也紛紛致意，全球媒體亦以重要新聞進行報導，大家聚焦於如何在第一時間進行人員救護與安置的危機處理，乃至進行整體事件的危機管理。

但全力投入危機管理的正面方向，不久就迷失在台灣藍綠「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口水中。地方指責以前政府的錯誤政策埋下氣爆管線，抨擊中央不願提撥足夠救災與復原經費；中央除了強調全力協助之外，也指出地方可動用準備金支應重建，以及有相關自治條例可處理管線。

在政治口水混戰下，經濟部長掛冠求去，高雄市副市長、水利局長、工務局長、捷運局長請辭獲准；一陣荒腔走板的政治鬧劇中，受災戶緊接著迎來的是，殘破家園的滂陀大雨，昔日大道成了滾滾黃河……。

難道面對危機的台灣政壇，只能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廝殺，只能是是非不明的推諉卸責，只能是先選立場、再找理由。事實上，意識形態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是錯誤的意識形態不應該是危機管理的指導原則。更精準地說，危機管理的意識形態，必須能夠有效的預防、處理、解決危機，而不是爭功諉過的煽動言語。為了釐清上述概念，本文先論述意識形態的真義，接著據此討論高雄氣爆危機管理應有的意識形態。

啟蒙思想造就了法國大革命，而當時的學者狄崔西（de Tracy）是第一個使用「意識形態」這個字彙的人，他相信，人們可以使用科學去改善社會和政治情況，所以，意識形態正是觀念科學（Science of Ideas）形成過程的研究。

可是拿破崙在逐漸專制獨裁後，與主張共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相互仇視日深，進而指摘意識形態是「知識上貧乏、實踐上無能，特別是危險的政治情緒」，於是意識形態的原意，就擺盪在「理性科學」與「感性謬誤」的極端對比中。

事實上，意識形態是人們解釋周圍世界的主觀認知、模型、理論等，不論是微觀的個人關係，或是宏觀的整合解釋過去與現在，都會染上規範觀點的色彩。當人們面對資訊不足、情勢複雜的環境時，主觀而經濟化的意識形態可以讓人們做出選擇。

各種不同、競爭的意識形態彼此共存，而當人們的經驗與意識形態不一致，他們會改變意識形態的觀點，嘗試發展出新的理性詮釋，藉以符合經驗；也就是當不同的經驗發展出對立的觀點時，能提出相適應經驗觀點者，亦即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所謂的「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就會應運而生。

意識形態應該是「中性」的，但所謂的中性，不是非主觀價值下的客觀概念。它是對過去的省思、對現在的詮釋、對未來的擘劃，其中當然有主觀的判斷意涵，但沒有客觀的是非對錯。

因此，意識形態就是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複雜生活，提供一種簡約性的思維體系，反省社會過去為什麼會這個樣子變遷、詮釋社會現在這個樣子是什麼意涵、擘劃社會未來應該變成什麼樣子，以及提供達成未來理想的行動綱領。

高雄氣爆是危機，這個公共危機對當地人民、地方政府，乃至於中央政府都具有立即而明顯的威脅，而且危機處理的時間急迫、資訊不足，但重點都在於如何因應現有環境與限制，制定有效率與效能的策略及方案，減輕威脅的損害，甚至消弭威脅的存在。

因此當氣爆發生後，危機處理是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包括緊急救護、疏散人員、清查危險、暫時安置、急難救助，以及修復具急迫性質的道路橋樑等公共設施、水電供應等民生設施。即使經費缺乏、人事不足、法規拘束等環境因素侷限，身處第一線的當地政府仍應扛起責任，在有限資源下，盡最大所能，紓緩危機爆發帶來的震撼，安定民心以盡速回復生活正軌。

這樣的作為，正是人民為什麼需要政府，亦即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存在意義與正當性。所以，當政府抱怨資源動用困難、以前政策錯誤、因為黨派爭議而拿不到補助時，聽在遭逢莫名災難、無語問蒼天的升斗小民耳裡，會是什麼感覺？換言之，合乎民眾需求的政府意識形態，應該是可動用的資源，挹注在最緊急的危機處理，讓人民感受到政府不是推卸責任，指摘他人，而是勇於任事，全力解決當下難題，而這種「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政府，才能獲得人民支持。

當然，危機發生前、發生時、發生後的整體危機管理，更要符合民眾需求的政府意識形態；也就是事前的警訊感應、人員訓練，事件中的危機控管、訊息傳遞、資源動用，以及事後的損害評估、復原重建、經驗學習等，都應全面而徹底地建立。

人民需要的不是動輒訴諸藍綠對立，政黨惡鬥的「意識形態」政府，而是需要能善用資源、腳踏實地、解決問題、除弊興利、造福大眾的「意識形態知識企業家」政府，這對相較於北部缺乏資源的南部民眾，更是如此！

7月31日，在高雄市苓雅區商店街晚餐的市民嗅到「瓦斯」氣味，不久當地消防單位接獲報案，電視新聞也出現高雄市瓦斯外漏的消息。幾個小時後，接近午夜時刻，連環的路面爆炸發出高度爆震波，化學物質爆燃引發衝天烈焰，造成市民與救災人員30死、逾300人傷，並且嚴重燒毀周邊民宅及商家的大慘案。而這一件高雄市，也是台灣戰後史上最嚴重的公共安全意外，隔日隨著大眾媒體的傳播，震驚全省，並引發兩岸四地及世人的高度關注。

氣爆本質是人禍

8月1日清晨，志工及愛心捐款、輸送物資等源源不斷進入災區，高雄政治人物則拚命找「禍首」究責，讓這件意外慘案，還上演出一部政府「以百姓為芻狗」的口水動作片。

面對前所未有的重大意外事故，消防人員及基層行政人員難免經驗不足，但高市府團隊的危機處理、責任應對則有必要檢討。例如，高市環保局與經濟部官員8月1日便對外稱是丙烯肇禍，非人刻意為之，顯然在暗示非屬於市府「行政責任」的範疇。隔日，市府官員進一步稱「百分百李長榮要負責」，從目前有關調查來看，榮化的責任確實最重，但市府此言顯然是想逃避行政疏失。但所有卸責的發言都抵不過陳菊在高市官員請辭後，那一句「橫向連繫出問題」(所以與上位者無直接關係)，讓人氣憤。

民眾都曉得，若沒有行政院、地方兩造協調整合救災是無法成事的，而藍綠兩黨、政院及高市則帶著選票考量處理事情，他們的表現民眾都看在眼裡，且反映在民調上。之後不久，高市府改口稱「該負的責任會承擔」，行政院也速撥16億元重建款項予高市。但是，行政院與高市府之間的暗中較勁仍在。例如，行政院表示高市府要有明確的捐款清單與重建經費使用去向，隔日早報上即見到高市府一則半版大「捐款運用方向」的廣告。

氣爆後第二周，災區現場仍感受到災情的嚴重，而且高雄市區景點遊覽車顯然變少了，住宿的陸客也明顯減少。陳菊急忙表示「管線不重埋回」，欲設停損點，足見她本人是有危機感的。

民進黨在高市已執政16年，早先的謝長廷最自豪於捷運及下水道工程，接著陳菊團隊更致力於輕軌工程，這幾大項工程的前置作業中，若市府沒摸清或不知道地下的工業和民生管線情形，可說是極不負責任的市政團隊。

不過，從最近幾次民調看來，氣爆事件似乎尚未衝擊到陳菊的選情，她的哀兵策略和「苦民所苦」的形象，以及「國民黨的中央欺負民進黨的地方」的宣傳，似乎抓住了高雄市民的口味。

石化專區新戰場

行政院在第一時間的反應陷入慣性的藍綠鬥爭模式中，備受批評，但在經濟部長張家祝請辭、換上杜紫軍之後，行政院隨即召開高雄市石化專區會議，回應了陳菊提出的「管線不重埋」、「發展石化業要與高雄人討論」，暫時掌握了氣爆事件善後的主導權，逼得陳菊只好說「一下跳到石化專區好像快了一點」，暫時虛應一番。

石化產業在高雄的分量不只是每年高達4兆產值的經濟帳，還要看到這將影響左營、楠梓、大社、仁武、林園等區極為可觀的就業人口，尤其五輕停役後，就會涉及城市規劃的多種問題。亦即，石化業將成為下階段影響地方經濟、政治關係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誰能提出較好的改造方案，自然有利於未來執政。對此，行政部門較有優勢，可為藍營加分。特別是中油系統關連石化業資本的發展早期與國民黨較有關係，透過石化專區設置，會再增強其連帶感。

但是，石化產業勞工相當部分已成為綠營的群眾基礎，且自謝長廷、陳菊入主高雄後，大力美化市容、修造公園等作法，得到一般市民的支持。市民對「漂亮起來」的高雄多有認同感，更加深對石化產業又愛又怨的心理。

石化業專區另一重點是土地問題，涉及高雄土地開發、建商、房仲業等利益群體。這幾年隨著高市府不斷推出土地重劃、「高雄厝」等行銷，高雄房價持續攀漲，上述業者大都獲利頗豐，紛紛表態「愛高雄」。即便氣爆損及房價，他們也已嗅出未來城市轉型的商機。  

面對即將到來的高市石化業大變動，未來誰主導石化專區這個兼具經濟、政治影響力的戰場，在2014年選舉或許尚未尖銳化，但隨著五輕明年停役，2016年大選勢必會表面化，它是否會帶動藍綠陣營的角力，以及選民結構的鬆動重整，值得注意。

氣爆案的深層因素不啻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城市的治理，落後於時代形勢下的發展必然」。對此，行政院及高市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高市執政團隊對高雄漂亮起來的成果過於自信，以致於輕忽了高雄自身的產業特性，失去對地下空間潛藏危機的警覺性，才終至釀成大禍。

高雄市民在驚遇氣爆之後，也應該有所驚醒，除盡快重建家園，提升防災整合能力外，也要思考城市的發展定位，「以人為本」向前看，建設一個讓市民安心，且可持續發展的高雄。

（作者係勞動人權協會總幹事）

2008年馬英九當選時，挾765萬餘票之姿，又兼掌握國會，民心望治，政治對手完全無力牽制。可以說，民主國家領導人所夢寐以求的治理條件，選民全給他了。但，誰也沒想到，6年以後，馬英九的民調竟淪落至9%，施政動輒得咎，甚至近乎失去統治正當性，除政治對手「逢馬必反」外，馬英九也該自我檢討吧。

馬英九執政以來，受困於三大謬誤：

第一、不統、不獨、不武。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部統一憲法。身為總統，馬英九卻未堅定維護憲法的立場，不能坦然面對兩岸實屬於一個國家而分裂的現狀。這使得不管是教科書、承認大陸學歷、ECFA、經貿談判，都名不正言不順，處處受制於獨派箝制。例如，不管從兩岸關係或從經濟角度，馬政府都沒有能力說服民眾服貿、貨貿和自經區的設立對台灣的利益與必要性，甚至面對獨派鋪天蓋地的扭曲與抹黑時，也只能沉默以對。

最致命的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以台獨為中心思想的教科書課綱，儘管許多人大聲疾呼，必須在剛就任、民氣極高時，修正成符合憲法。馬英九卻不以為意，輕忽其重要性，等到2013年才微調課綱。教科書形塑國民的國家觀念與價值觀，馬政府放任違憲的課綱繼續使用6年，使台灣年輕人內化為只知一邊一國。從3.18事件呈現的新一代台獨面貌，就知道教科書危害深遠。

第二、對全民總統認知的謬誤。馬英九信奉「全民總統論」。他不能理解，只有獨裁政權才有全民總統。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總有一部分的人民不支持，甚至永遠不會投票給你，而這就是民主的常態；領導人可以聆聽民意，完善施政內容；也必須努力溝通說服，建立堅實的論述。馬英九必須了解，即使為國為民建立大功大業，最後也會有三、四成的人民不喜歡你，甚至痛恨你，尤其是在台灣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裡。

馬政府的用人和施政，為了做全民總統，不惜犧牲施政的方向，而這樣的心態使得政績大打折扣，也使得支持者深感遭背叛，更鼓舞了政治對手。綠營逐步加強對各種政策的反對力道，以測試底線。果不其然，幾次測試下來，馬英九逐步軟化立場，妥協退讓。

以國光石化為例，馬英九明明是執行扁政府的政策，而蔡英文居然強力反對自己執政時的政策，最後馬不敵抗爭施壓，全盤棄守。馬英九從此被看破手腳，施壓者知道只要提高反對聲浪，即可對馬予取予求，而馬政府從此已很難順利推動重大政策。

第三、用人不當，並對專業人士不尊重。馬英九雖曾經蔣經國訓練，但他不尊重政治專業，對幕僚不信任。他不喜歡貼近民意的立委，而他的親信政務官多是不知政治運作，毫無政治手腕，甚至欠缺社會經驗的政治素人或青年軍。這使得官員對人民的真實生活無感，許多政策搔不到癢處。即使立意良好的政策，也常因沒有論述、溝通不良而兵敗如山倒，最終使民怨深重。

例如，馬政府為求資金回流投資台灣，對企業和有錢人大開減稅之門，希望資方會因減稅而對員工加薪。但回流的資金卻多半進入房地產，使雙北房地產在6年內上漲超過100%甚至300%。企業獲利且獲得減稅，國民薪資所得卻沒有上升。馬政府和同為國民黨執政的雙北市，對房地產的不正常超漲，既未預先防範，又沒有因應對策。貧富差距深化，加上民生物資漲價，成為民怨之首。

太陽花事件是另一個致命的轉捩點，此後，馬政府幾乎失去了執政的正當性。

3.18晚，當新聞頻道以跑馬燈報導立法院被占領後，台灣就陷入了驚濤駭浪的憲政危機。任何民主國家當國會被占領，領導人都理應在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譴責暴力並保證公權力將立即恢復國會。可是馬英九選擇沉默，讓人民眼睜睜看著立法院被占據24天的荒謬劇，警察不但不驅離逮捕，還保護這批暴民的安全；政府不但不斷水、斷電，場內還有電話與網路訊號，任憑暴徒自由出入，每日上電視通告。學生占領立法院不會嚴重損及馬政府的威信，但當馬政府不能保衛國家機關與社會秩序，官員被喝斥如小兒，那就真的失去執政的正當性了。當然，台灣社會終究不會容忍這樣的失序，但太陽花學運得以得逞，馬政府恐怕是最佳啦啦隊。

太陽花之後，馬政府士氣一落千丈，閣員無論施政或私德，一再失誤下台，連無涉藍綠的12年國教都成為民怨沸騰的火種，而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竟以一下被指控為共諜，一下則是洩密的方式撤職查辦。依目前這樣的局勢發展，馬政府任期最後一年多能不能有效治理，都讓人存疑。

危機迫在眉睫，馬政府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勇敢跳脫自身的限制，大破大立，否則豈僅政權輪替，亡國亡黨之禍，恐怕都已不遠了。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8月中旬，陸委會前特任副主委張顯耀，因不滿在毫無預警的情形下突然遭逼去職，展開一系列反擊，引發台灣政治風暴，也連帶波及兩岸關係。

張顯耀去職案迅速轉為洩密案，他本人也從證人轉為被告，不論未來是否被定罪，其「洩密」內容傳得沸沸揚揚，其中又以「馬習會」的底線，最引人議論。

其實，大陸對「馬習會」的立場很清楚，也從未改變過，就是希望「馬習會」早日成局，但不接受馬英九以官方身分參與APEC，以免破壞一中框架。

一中框架是國共兩黨，在歷經六年的和平發展期，逐漸建立政治互信的情況下，才終於去年6月在「吳習會」上達成的共識：「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如此攸關兩岸政治基礎的重大共識，若因在APEC舉行「馬習會」而損及之，豈不得不償失、因小失大？

APEC是一個國際性大型正式會議，從未出現一個國家有兩個元首或授權代表出席的先例。何況，台灣領導人不親自出席，這是APEC 涉及兩岸問題的遊戲規則，行之多年，兩岸對此亦皆無異議。「馬習會」若選在APEC同時舉行，確實極可能會予人兩岸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印象。即使馬英九刻意謹言慎行，但現場會發生何種狀況，既無法事前預防，當場也不見得能迴避得了。再加上，國際社會將如何解讀，在野的民進黨又將如何扭曲、渲染，都是未知之數。

平心而論，「馬習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標示著兩岸對峙長達65年後，當前在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主席願意面對面，化解因國共內戰延續至今的政治對立，使中華民族從分裂走向統一之路向前邁進一大步。馬英九以執政黨主席身分與大陸新一屆領導人見面晤談，自然比2005年連戰以在野黨主席身分展開「破冰之旅」，意義更為重大，也將對兩岸政策產生實質的影響。此外，「馬習會」無疑用行動昭告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及國際社會：台海問題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必須，也只能，靠雙方協商解決。

馬英九若能體認到「馬習會」以上的重大意義，就應該會同意，首次「馬習會」是不是要在APEC期間及會場見面，他是不是要以官方身分前去，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兩岸，乃至國際社會，沒有人會否認，他代表台灣執政當局，在決定兩岸的前途上有充分的發言權，而歷史也一定會記下這一個讓國家走向完全統一，中華民族走向真正復興的里程碑會議。

隨著時間逼近，兩岸目前又處在張顯耀事件所引發的政治氛圍下，要在11月APEC實現「馬習會」，困難度的確愈來愈大。所幸，馬英九的任期還有一年多，仍有時間在卸任前選擇雙方都滿意的時間、地點實現「馬習會」，而大陸高層也充分瞭解馬英九的任期所剩不多，應好好抓緊難得的機遇，盡早促成「馬習會」。

對「馬習會」，我們樂觀其成、翹首以待！

在淡水河入海口北岸，高聳著巍峨的大屯山，餘脈一直延伸到河口，形成五道丘陵，名曰「五虎崗」。第二崗頭上赫然聳立著一座朱紅的古堡，在綠樹翠竹掩映中格外醒目。這就是台灣最古老的完整建築物紅毛城。

一

走進紅毛城園區，順著長長的台階登上去，兩層古堡前面的平台上，豎立著五彩繽紛的9面旗幟，依次是西班牙、荷蘭、明鄭、清廷、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美國和中華民國。這9面旗幟，在風中敘說著紅毛城的滄桑歷史，也是台灣400年歷史時代的縮影。

二

明朝天啟4年（1624），明熹宗聲色犬馬，任用閹黨殘害忠良，遼東清軍虎視眈眈，大明王朝內外交困風雨飄搖。這時荷蘭為了與中國通商，尋找貿易據點，趁機侵占南台灣。兩年後，西班牙侵占北台灣，並於1628年在淡水五虎崗的第二崗頭上修建聖多明哥城堡。這是一座土造的圓形堡壘，設有5門大炮，利用有利地形監視淡水河口和附近海域。1642年西班牙人被荷蘭人打敗，退出台灣，並焚毀聖多明哥城堡。荷蘭人在聖多明哥城的原址上重新築城，由於當時台灣人稱荷蘭人為「紅毛」，新築之城因此被稱為「紅毛城」迄今。

荷蘭統治台灣38年。38年裡台灣人民不斷抗爭，特別是來台開墾的漢人，頻繁爆發大規模武裝起義，最著名的就是郭懷一事件。郭懷一是明末清初的福建人，荷蘭統治台灣時期漢人的開墾領袖。1652年他率領四、五千人，密謀推翻荷蘭人的殖民統治，由於叛徒告密倉促起事，最終苦戰12天，被荷蘭人殘殺三四千漢人後失敗告終。當時駐紮在台灣的荷蘭人只有一兩千人，若非叛徒告密，台灣的歷史或許就要重寫。

1661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收復台灣。鄭成功奉明朝為正朔，始終抱著反清復明的思想。康熙22年（1683），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奉命攻打台灣，鄭克爽投降，台灣正式納入大清版圖。但紅毛城一直未得到妥善管理，淪為荒城。郁永河在1697年來淡水開採硫磺，看到的紅毛城「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為鬼為毒，無人由知。」

直到1724年，淡水廳同知王研為增強北台灣防務，才重修這座荒廢已久的古城，增其周邊四門。至今紅毛城入口處的台階就是由當年的石條砌成，爬滿青藤的門楣上楷書「南門」二字已有300年歷史。

清朝走過100多年的康乾盛世，逐漸走向衰落。落後就要挨打，中國大地被外國列強的鐵蹄肆意踐踏，隨意一個藉口，就要中國割地賠款，找一個理由，便在中國的土地上放火殺人。1858年，英國以廣東水師在中國船「亞羅」號上捕捉海盜時，扯下英國國旗，有辱英國尊嚴為由，法國以其非法進入廣西的傳教士馬賴被殺為藉口，英法聯軍在美、俄的支持下，襲擊大沽口，進犯天津，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天津條約》，新增淡水為英國的通商口岸。這一規定使得紅毛城又多了一面英國國旗。

淡水開港通商後，英國在淡水需要一個領事館，便於1867年以每年10兩白銀的租金，向清廷簽訂永久租約，將紅毛城作為英國領事館使用，並大規模整修，東側建起領事官邸。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紅毛城園區的規模。

1895年，清廷甲午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民怨沸騰，義不臣倭，武裝抗日此起彼伏，從未間斷。這時紅毛城上仍飄揚著英國國旗。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向美英宣戰，才查封紅毛城。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光復，英國再次永久租用紅毛城作為領事館。1972年英國與國民政府斷交，撤出台灣，委託澳大利亞代管，同年澳大利亞與國民政府斷交，又委託美國代管。1979年，美國與國民政府斷交，紅毛城由國民政府接收。這就是紅毛城9面旗幟的故事。

三

在台灣光復80周年之際，登上紅毛城。它兀立崗頭，依山傍水，三面陡坡；淡水河蜿蜒流來，至此河面寬闊，浩浩蕩蕩匯入海峽；對岸觀音山如金字塔般巍然聳立。

400年來，有多少不同國籍懷著不同企圖的人，站在這裡眺望著同一景致啊！400年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走馬燈似地上演一齣又一齣歷史悲劇。台灣風雲變幻的歷史，都蘊含在這古堡中。它就像一本凝固的歷史書，寫滿滄桑，終於回到中國人的懷抱！

（作者係業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