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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30 四月 2026

3月22日深夜,紐約拉瓜迪亞機場(LaGuardia Airport)加拿大航空快線(Air Canada Express)8646班機在4號跑道降落時,撞上一輛正在穿越跑道的機場消防救援車。兩名加拿大飛行員當場死亡,機上和地面共有41人送醫。這是該機場30多年來第一起致命的航空事故。

該事故備受關注,因為它非空中事故,當時既沒有極端氣候,也不是典型的機械故障,飛機已經獲准降落,消防車卻進入同一條跑道。這場悲劇會發生,問題出在最後幾十秒鐘航空管制指揮的失誤。

應該是塔台工作人員出錯

這起從蒙特婁飛紐約的短程跨境航班,機上有72名乘客和4名機組人員,飛到紐約時已近午夜。在它準備降落前,有一架美聯航空2384班機在起飛過程中出現系統警告,隨後機上又傳出異味,乘務員身體不適,最後機組宣布緊急狀態,正因如此,機場出動消防救援車輛。這反映出塔台為了另一場突發情況,進入了高壓狀態,接下來就是關鍵的最後幾十秒。

根據塔台錄音,消防車向塔台請求,在Delta滑行道處,穿越4號跑道,塔台給了許可,但幾秒鐘後,管制員突然意識到,同一條跑道上還有一架已經獲准降落的加航客機正在接近,於是無線電出現管制員連續大喊停下、停下、停下,可是為時已晚,撞擊事故還是發生了。

對加航的駕駛員來說,那是再正常不過的落地階段,他們認為跑道已經清空。如果前方突然出現一輛本不該出現的重型車輛,留給飛行員的反應時間非常有限。從倖存乘客之後的描述,飛機接地後,有非常明顯的急剎動作。最終的結局,駕駛艙承受了最直接嚴重的撞擊,兩名駕駛員都喪生。倖存乘客都說駕駛員盡了全力,那最後一刻的減速,救了後艙所有人的性命。

對消防車司機而言,該車不是誤闖跑道,而是在執行對美聯航緊急事件的救援任務,而且是在得到塔台許可下進入跑道;他腦海中根本不會想到會有飛機從空而降。

最後,塔台是整起事故最敏感之處。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目前確認的是,管制員同時兼顧不止一個崗位。媒體指出,在拉瓜迪亞這種大機場深夜低流量的時段,一名管制員同時兼顧空中和地面管制並非罕見。這正是問題的關鍵點,因為它直接把這起事故帶到系統性問題上了。

每個系統都發生問題

第一個系統問題是深夜的崗位合併。也就是說,批准飛機降落的人和批准消防車穿越跑道的人是同一個人,他同時處理兩套邏輯,一套是空中的落地流量,一套是地面的緊急應變,這會把人拖進一個認知超載、犯錯的區間。

第二個系統問題是長期人手緊張和疲勞風險。美國的空管系統缺人已經不是短期的事了,全美國目前缺3000名航管人員,長期人手不足帶來加班的疲勞和壓力。大家擔心的是這個系統是否早已透支,是不是把太多風險壓到一線的一個人身上,如再次碰到突發事件恐怕還會出事。

第三個系統問題是溝通和最終確認問題。此次飛機是在獲准的情況下落地,消防車也按照獲准路線進入跑道,塔台並非不知道跑道上同時有飛機和車輛在動。問題出在關鍵的那一秒,整個系統裡似乎沒有一個在最後一刻可出來護底的技術防線,也就是跑道入侵警報系統未發揮作用。涉事的消防車缺少觸發這套警報系統所需的關鍵設備。當晚不只是人和流程之間出現漏洞,連最後一層把關的技術系統也未發生作用。此次是從溝通確認,到技術把關的層層設防安全系統都出了錯。

美國機場安全存在隱憂

2025年初華盛頓雷根機場也發生過非常相似的悲劇。一架民航客機和一架陸軍的黑鷹直升機相撞,67人遇難。兩起事故都是工作人員在壓力很大的運行環境裡,判斷流程和技術保護出現了鬆動。簡言之,是同一種風險連續兩次出現最壞的結果。

過去數月來,飛行員已經透過NASA的匿名安全報告系統,多次對拉瓜迪亞機場的運行節奏和安全風險提出擔憂,有些風險已經存在很久了。連趕去參加調查的專業人員,在機場安檢處都被卡了好幾個小時。這反映出美國機場安保系統出了問題,出事的不只是某一個塔台、某一條跑道,而是從空管到安保,從運行到應急,都明顯出現問題。

此事震撼了整個加拿大,媒體報導了兩名飛行員的家庭和成長經歷,令加拿大悲痛,經常往返於美加間的旅客也開始對美國航空系統產生不信任。川普的態度更令人反感,好像死的是加拿大人就跟美國沒有關係。加拿大人一向不喜歡川普的行事作風,這次事故更加深了他們對川普的厭惡感。

總結拉瓜迪亞事故,很難再被簡單地歸咎為一次深夜裡的操作失誤,它更像是一個長期處於高壓的系統,在某個臨界點上一次無奈的爆發。從年久失修的鐵路到頻繁發生的空難事故,都訴說著美國的社會運行基礎已長期處於治理失衡的狀態。而且這個系統早已被壓力壓的撐不下去了,卻還在假裝一切正常!

(作者係美國航空太空醫學專家、航空醫官,具飛行執照)

週四, 30 四月 2026

曾幾何時,「歷史的終結」被視為鐵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彷彿是人類治理經驗的巔峰。社會主義與其所指引的道路,則被許多論者輕率地歸入失敗的檔案櫃中。然而,步入2026年的今天,從美國的「川普改革」,到日本以高市早苗為首的「保守革命」,這些打著「拯救資本主義」旗號的政治運動,其背後浮現的混亂與矛盾,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那個被視為永恆典範的制度,是否正走向它自己所描繪的黃昏?

而與此同時,以中國大陸、新加坡為代表的、在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或深受其影響的國家,所走出一條條各具特色、且將人民福祉置於核心的發展道路,也讓原本的排斥與不解,逐漸轉化為深沉的思索。

資本主義危機與反動浪潮

過去我們相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調和一切矛盾,科技與成長終會把繁榮帶給每個人。但眼前的現實卻令人困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陷入金融化陷阱,虛擬經濟不斷膨脹,實體經濟卻停滯不前。資本收益率遠高於勞動收益,社會財富向金字塔頂端集中。這種依靠信貸擴張堆砌的成長,讓國家與金融巨鱷形成畸形依賴。如果連被視為「民主燈塔」的國度都無法避免這種宿命,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這種失衡直接催生了政治上的極端反動。在美國,被全球化遺忘的底層工人因製造業外移而淪為「沒落中間層」,他們的憤怒成為川普崛起的重要土壤。過去10年間,日本竟是全球極少數實質消費不升反降的發達國家,沉重的負擔讓就業人口收入持續縮水。數據顯示,在近期選舉中,高市早苗代表的保守勢力,在工作年齡層的所有世代都獲得遠超過中間派政黨的支持。這股勢力打著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確」的旗號,看似在挑戰現狀,實則是在逃避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深刻改革。看著曾經被視為理性典範的選民,將希望寄託於情緒口號,不免讓人對這個體制的自我修復能力畫上問號。

大陸與新加坡的不同實踐

正當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內耗分裂時,中國大陸與新加坡的發展成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過去外界總習以「威權」概括這兩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但深入審視其發展脈絡,便會發現背後「以人民為中心」的實質內涵,遠比想像中複雜且具說服力。

大陸踐行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遠超選舉層面的民主制度,致力於將14億多民眾的聲音融入國家發展政策,這與資本主義社會「四年一次投票權」的民主形式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民主制度的根基,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的「為人民服務」。其優越性具體體現在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中:短短40餘年,大陸從落後農業社會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約8億人口擺脫貧困,建構起覆蓋超過13億人的基本醫療保險網,以及超過10億人的基本養老保險網。以河南基層案例為例,一戶失去獨子的家庭可透過村內黨員與村民代表的民主評議,被及時納入動態監測管理獲得實際幫助。這種直接回應民眾急難的治理模式,顯示大陸體制從根本上避免了國家權力與社會大眾相分離的弊端。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實踐展現了另一種可能性。其「居者有其屋」計畫,讓超過八成國民居住在政府興建的組屋,實現極高住房自有率;中央公積金制度涵蓋退休、醫療、住房等多元社會保障功能;透過廣泛教育補貼和醫療補助,確保了社會流動性與基本生活尊嚴。這些政策雖在經濟上採取市場機制,核心目標卻是公平正義與集體福祉,也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與人民分離」的歷史性超越。當親眼見證這些案例,原本基於意識形態的排斥,便不得不讓位於對事實的尊重,原來不同的民主制度真的可以走得通。

高市新政:新保守反動

回頭審視被稱為「高市經濟學」的日本新政,其本質在對比下格外清晰。這套政策的核心並非解決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病灶,而是試圖透過國家主導的大規模舉債將資金注入特定戰略產業,用財政擴張掩蓋殘酷的現實。在日本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已超過250%的情況下,高市政權一方面排除即刻增稅,另一方面大規模增加防衛與產業投資,這無疑將是國家財政推向更危險的境地。

這種政策的代價最終仍由普通民眾買單。為維持積極財政,日本央行不得不繼續超寬鬆貨幣政策,導致日圓持續貶值。雖有利於特定大型出口企業,卻因進口成本激增而引發嚴重的「輸入型通膨」。當物價上漲速度遠超過薪資成長,日本民眾實質收入持續下降,生活壓力更日益沉重。分析指出,高市早苗的經濟政策「並不能真正改善日本民眾的處境」,她只想將資金投向特定產業,其中有些項目甚至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更令人擔憂的是,高市的右翼立場損害了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的關係,對日本經濟構成嚴重利空。

這一切顯示,「高市新政」實質上是將革新與進步完全掏空的「歷史的反動」。它非但未解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反而利用民族主義議題轉移民眾對經濟不公的注意力。這不禁讓人思考,如果連日本這樣以精緻治理著稱的社會,都只能在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政治光譜中搖擺,那麼我們曾經對這個制度所抱持的樂觀與信仰,是否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幻覺?

結語

歷史的趨勢往往是在喧囂口號與平靜現實之間展現真貌。資本主義世界的保守反動浪潮,如高市新政看似來勢洶洶,實則是在結構困境中的無望掙扎,代價最終仍由民眾承受。這讓信仰者開始懷疑那豈是唯一的道路?而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以全過程人民民主將治理與人民福祉緊密結合,取得矚目成就。新加坡的經驗同樣證明,社會主義追求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能創造繁榮穩定。這些發展讓原本排斥的人開始認真審視其背後的歷史邏輯。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週四, 30 四月 2026

日本高市內閣近日將中日由「最重要雙邊關係之一」,調降中國為「重要鄰國」,又挑馬關條約簽約日派艦慢速穿越台海,更為軍工產業開拓國內外市場開大門,其「反中強兵」措施似乎看不到盡頭。

日本極為依賴中東的油、氣能源,而美以伊戰爭打打談談,荷姆茲海峽持續雙層封鎖,歹戲拖棚,令日本備感困擾。然而,高市政府的應對方式,與全球大多數國家的「遠美親中」迥然不同,它還在加碼反中,並大力釋放自身的武裝實力。

把中國降為「重要鄰國」

日本心知肚明,美國越來越不可靠。但現今在亞洲,特別是東盟國家,除了菲律賓,幾乎都與中國大陸政經關係密切,日本已無能力改變此一結構,於是積極拉攏歐洲國家。

4月1日,法國總統馬克宏訪日與高市在東京峰會,雙方同意在AI、區域安全、軟實力上密切合作,聯合聲明裡卻首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接著,日本的反中姿態在外交年報上也不遮掩了。4月10日,外務省發表2026年版的外交藍皮書,其中就中日關係的表述,從2016-2025年10年間的「最重要雙邊關係之一」,將中國定位降格為「重要鄰國」。

4月12日,在東京舉行的全日本自民黨黨員大會上,高市提出她念茲在茲的「修憲新願景」,宣稱「由日本人自主修憲是自民黨的基本方針,現在時機已經到來,是否應翻開那嶄新的一頁,讓我們堂堂正正向全體國民發問」;她希望明年召開黨大會時能在修憲方面取得一定的進展。自民黨所謂的「修憲」,講白了就是修掉第9條中妨礙日本「強兵」、開展軍武的文句,並讓自衛隊「軍隊化」。可以說,高市現在所推動的事,正是將以前自民黨拐彎抹角,不敢放手做的事,全都攤到檯面上來賭一把。

日艦擇期挑釁穿越台海

4月17日,日本以「自由航行」為名,由海上自衛隊村雨級護衛艦「雷」通過台灣海峽,南下參加20日的美菲等7國的「肩並肩」聯合軍演;這是日艦第四次穿越台海,高市上任後的首次。

從一些特別的時間和動作可以判定日方在蓄意挑釁:(一)當天是131年前馬關條約簽署日;(二)「雷」不是快速或正常速度通過,而是大減速,原本四五小時的航程,硬是花了約14小時,且其砲塔沒蓋砲衣,砲管沒調低,根本就是在高調耀武揚威;(三)另兩艘參加軍演的直升機母艦「伊勢」及運輸艦「下北」是從台灣東部海域南下,反證了「雷」走航線的刻意。這些都凸顯,日方企圖武力介入台海,割裂兩岸,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大陸對此表達抗議,而且兩天後東部戰區就組織了133號(包頭)艦艇編隊,穿越橫當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演訓。看來,中日關係短期內非但沒有緩和的跡象,說不定還可能更糟呢。

售澳洲11艘先進護衛艦

「高市經濟學」的策略之一是把國防產業當成經濟成長的引擎,活化軍工製造創新,發展成可促進安保、帶動經濟成長的軍民通用科技。日前大「生意」來了,4月18日防衛相小泉前往墨爾本,與準同盟國澳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勒斯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日本將向澳洲出口「最上級」的護衛艦11艘,總價值約100億美元;首批3艘在日本由三菱重工建造,首艘預計2029年交艦,其餘8艘澳洲自建;每艘可搭載約90位艦員,滿載排水量6200噸,續航里程可達1萬海里,配備32單元垂直發射系統,裝備防空和反艦導彈,有反潛作戰能力。

日本不僅大賺一筆,還可降低自身武器研製成本,與澳洲靠近,融入美英AUKUS集團,開拓武器出口,提振軍工企業,有一石多鳥的作用。

高市推動出口殺傷性武器

4月21日,高市內閣正式透過修訂「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及其運用方針,廢除救難、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五類型限制,首度允許向海外出口具殺傷性武器,堪稱是二戰後的又一次重大政策轉彎。

新規定依裝備是否具有殺傷力或破壞力,分為武器與非武器;防空雷達等屬於非武器類,其出口地不受制約;護衛艦、飛彈等武器類,僅限於出口給與日本有簽訂「防衛裝備品與技術轉移協定」的美、英、法、德、菲等17國。新規定仍禁止向衝突當事國出口致命性裝備,但如政府高層認定該出口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可以個案處理。

二戰後,日本利用「和平憲法」打著「和平國家」的名號,在武器生產上非常低調,通常只替美國做武器後勤維修,或研發部分高端零組件。但事實上,日本從戰前到戰後始終保有很強的傳統軍工企業,譬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三菱電機、東芝、日本電器等,皆是世界名列前茅的軍工企業,它們在研製飛機、護衛艦、潛艦、發動機、雷達、飛彈技術、電子偵察領域均有不錯的實績。

如今一旦擺脫長年的出口限制,這些企業又可大顯身手,擴大國內外軍工市場。菲律賓考慮購買其退役的護衛艦,印尼看上潛艦,沒簽協議的波蘭有意在無人機、反無人機方面合作。

或許日本也希望藉由鬆綁武器出口規定,增強對中國大陸、北朝鮮及俄羅斯等東亞對手的嚇阻力。但這項措施是「雙刃劍」,日本作為特定陣營的武器兵工廠,固然可以發武器財、戰爭財,但也容易捲入區域武器競賽和戰爭漩渦,當然也會激起國際社會對其「再軍事化」、「新型軍國主義」的警戒。

週四, 30 四月 2026

2026年春季啟動的軍事行動,本質上是一場針對全球能源生命線的「空間剝奪」。站在地緣戰略的制高點俯瞰,中東不再僅是石油產地,而是一個破碎的棋盤。我們能感受到空氣中凝結的煙硝與海浪拍打著受阻貨輪的沉悶聲響,這不僅是地緣衝突,更是對二戰後海權秩序的根本性挑戰。

從地緣戰略來看,荷姆茲海峽不僅是物理上的窄道,更是全球經濟的「動脈瓣膜」。伊朗利用其漫長的海岸線優勢,實施了一場精準的空間封鎖。這種封鎖並非全然的軍事摧毀,而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常態化」,讓保險費率與航運成本飆升。海峽兩岸的雷達訊號交織成網,任何非盟友船隻的進入都等同於一場豪賭。

這種地理宿命導致了全球運力的「空間性流失」。當好望角重新成為航運的主戰場,地理距離的拉長直接轉化為時間成本與通膨壓力。海峽內部的靜默與外部海域的擁塞形成強烈對比,這場「通行權」的博弈,實質上是大國在重新定義,誰具備維護區域安全的戰略資格,而非單純的能源買賣。

地緣戰略中,資訊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殺傷力的武器。華爾街與政治核心圈共同構築了一種「延後-突襲」的循環,這種戰略欺騙旨在製造市場的集體誤判。在關鍵的外交窗口期,市場往往會出現短暫的樂觀情緒,但這背後往往隱藏著衛星雲圖上頻繁的部隊調動,這種視覺上的安定感與數據上的威脅感,正是機構收割散戶的最佳掩護。

這種信用破產的後果會使所有外交協議隨時被撕毀。當權力核心利用盤後訊息操控流動性時,地緣博弈已變成一場「金融特種作戰」。一旦以色列或伊朗決定打破這種病態的平衡,那些迷信「談判必能解決問題」者,將會在瞬間失去所有防禦空間。

這場危機受衝擊最深的歐盟與英國,其戰略脆弱性在於高度依賴遠程能源供應鏈。可預見,歐洲的製造業核心將會因能源成本的抬升而向外轉移。而日本在亞洲海權體系中,也正承受著輸入型通膨對其貨幣政策的擠壓。相較下,具備能源自給能力的國家,正展現出強大的戰略抗壓性。這不再是GDP的競爭,而是關於生存韌性的競賽。在這種地緣格局下,資產的安全性不再取決於獲利能力,而取決於該資產是否位於大國羽翼的保護傘下。這種權力位移,將會把資金推向更具地緣安全性的孤島。

面對這一地緣政治的臨界點,防衛路徑必須從擴張轉向保存。在戰略收縮期,任何過度的槓桿都是對未來的透支。地緣戰略最安全的防禦是保持機動性,這反映在財務上,即是極高比例的現金與實體對沖資產。在這個破碎的時代,保留撤退的能力,比追求進攻的機會更具戰略價值。

2026 年這場地緣震盪,正將人類帶回以「實力與地理」為核心的舊時代。唯有洞察空間邏輯、警惕戰略欺騙,並在混亂中嚴守紀律與彈性,才能在這一場決定未來國運與財富的賽局中,守住生存底線。

(作者係國防大學前主任教官)

週四, 30 四月 2026

4月20日,《華爾街日報》刊登《川普在戰爭問題上公開表現得趾高氣揚,但內心卻充滿恐懼》(Behind Trump’s Public Bravado on the War, He Grapples With His Own Fears)文章,揭露了川普處理危機的情況。當飛機失事與外交危機在白宮西廂蔓延,我們看見的不是一位冷靜的戰略家,而是一位深陷「撤退衝動」與「體制慣性」夾縫中的領導人。這場博弈的本質,在於個人政治生存的算計,如何與華府長期建立的治世邏輯產生無法兼容的錯位。

川普是典型的交易型領導者,習慣判斷對手弱點以獲取實利。這種「以小博大」的模式,讓他過度依賴對手的服從;一旦遭遇如「伊朗革命衛隊」(IRGC)這類不按牌理出牌的對手,這套劇本便顯得乏力。然而,他對政治風向很敏銳,當撤退成為維持政治生命與財政收益的唯一解方,他本身或比任何智庫成員都更早感知到失敗的徵兆。

白宮會議室內的空氣因空調運轉而冷冽凝結,他指節敲擊紅木長桌的聲響顯得刺耳。他對著幕僚怒吼,不只是軍事自信的崩解,更是對眼下這張親手簽下的支票,恐將由政治前途全數買單的恐懼。

與此同時,美國建制派決策圈深陷「維持霸權」的結構性陷阱,視伊朗為必須拔除的毒瘤,力主軍事升級。這群幕僚深受「沈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的影響,他們無法接受在沒有「大勝」的情況下撤出,因此持續簇擁總統加碼。這群幕僚忽略了戰爭的非線性特質,以及中東複雜的代理人網絡與歷史宿怨。

當白宮在會議中爭辯,他們看不見前線指揮官盯著監控螢幕時的疲憊,也忽視了國防部(戰爭部)內部對戰爭動員成本的冷硬評估。這種戰略幻想,讓川普在「想退」與「被迫進攻」之間,陷入了嚴重的決策失能。

宏大的戰略博弈,最終必須回到市場與民意接受檢驗。真正的震盪並非發生在五角大廈的冷光螢幕,而是在清晨的加油站。當油槍跳停,計價器數字如心跳般劇烈跳動,駕駛們的焦躁不僅是錢包縮水,更是一種生活秩序失控的真實觸感。當這股壓力從華爾街蔓延至「鐵鏽帶」(Rust Belt),華府智庫那套關於「全球戰略布局」的華麗簡報,在民眾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些日常的物理性壓力,往往比外交辭令更能擊碎政治幻象,也更能迫使權力中心認清殘酷的現實。

這場劇變或許正揭示出:強國的衰退往往不是來自於敵人的致命一擊,而是來自於決策層無法在傲慢與務實之間,尋找到最後的退場機制。當民意對這種無止境的軍事糾纏感到厭倦,川普面臨的不僅是伊朗的挑戰而是執政基礎的流失。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當領導者的意志與國內經濟現實脫節,無論如何精算,最終都將被市場機制與民意投票強制修正。綜觀這場中東危機,不僅是美國在全球權力調整期的陣痛期,更是關於一個國家如何學會適時收手,避免在盲目擴張中耗盡國本的嚴肅課題。

(作者係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週四, 30 四月 2026

在去(2025)年6月上一輪中東衝突正酣時,習近平曾與普丁特別通話,談到「當前中東局勢很危急,再次印證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今(2026)年4月中東戰事僵持不下之際,習近平在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時又強調,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俄要體現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擔當。在大陸的外交語境中,「(新的)動盪變革期」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都是對國際戰略環境的研判。最近中東戰事便是百年變局的佐證,也是動盪變革的寫照。

百年變局 變亂交織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第一次出現是2017年12月的大陸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當時習近平談到「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又強調「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對外工作具備很多國際有利條件。」由此可見,在這個概念問世伊始,大陸對國際形勢的研判比較樂觀。

然而,隨著美國加強對華遏制,加上全球疫情的衝擊,北京開始意識到「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2020年8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百年變局的變化,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首次提到「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衝突和動盪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十五五」規劃綱要,研判未來五年國際環境:「世界變亂交織、動盪加劇,地緣衝突易發多發,全球治理赤字加重、安全問題凸顯;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風險積累;大國博弈更加複雜激烈,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明顯增強。」

戰事印證世界亂象叢生

首先,美、以聯手對伊朗持續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嚴重激化了中東地區的地緣衝突。尤其是美國和以色列開戰伊始,便「斬首」了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完全不把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放在眼裡。作為反制措施,伊朗不僅對以色列境內的目標進行了回擊,還打擊了駐有美軍基地的沙特、阿聯酋、卡達等海灣阿拉伯國家。與此同時,以色列大舉進攻黎巴嫩,企圖削弱乃至剷除伊朗扶持的真主黨武裝。伊朗的另一地區盟友葉門胡塞武裝則對以色列還以顏色,中東亂成了一鍋粥。

其次,中東戰事的影響已外溢到全球,使本就動能不足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例如,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海運石油、約五分之一的海運液化天然氣、約三分之一的化肥出口都要經由荷姆茲海峽,該海峽被封鎖,不僅導致原油價格飆升和通貨膨脹高企,還會刺激化肥價格上漲,影響全球農業價值鏈穩定甚至危及糧食安全。

再次,美國在中東戰事中大量使用人工智慧(AI),不啻打開了潘朵拉盒,使人類面臨巨大風險。據媒體報導,美軍至少使用了Palantir公司的Gotham平台和Anthropic公司的大模型Claude。Claude將哈米尼的出行記錄、作息習慣、保鏢換班規律等數據進行全域關聯分析,推算出他的隱藏地點、逃生路線超過1000種可能性,並按照概率從高到低排序,最終的預測準確率接近99%。對此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已發出警告,讓AI過度影響戰爭決策,讓演算法掌控人的生殺大權,不僅違背戰爭倫理,還可能導致技術失控。

戰事見證世界變革趨勢

第一,美國軍力神話破滅。雖然川普吹噓在伊朗取得決定性勝利,但現實是伊朗跟美國打得有來有回,難分勝負。截至4月上旬雙方停火時,美軍傷亡已超過400人,E-3預警機、F-15E戰機、KC-135加油機、薩德系統雷達等先進裝備被損毀,軍備損失近50億美元。即使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美國在伊朗的主要目標一個都沒有實現,反而暴露出美國軍力的短板。

第二,石油美元體系瀕臨破裂。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元霸權的基石,美元霸權又是美國霸權的支柱。美國向海灣阿拉伯產油國提供軍事保護,產油國選擇用美元結算原油。然而,隨著美國軍事神話破滅,美國又無能力保障荷姆茲海峽的航行自由與安全,中東戰事勢必會加速「去美元化」的進程。已有歐洲金融機構預測,未來運往亞洲的原油可能改由人民幣結算。

第三,國際社會公道是非自在人心。這次美國事先未與以色列之外的其他盟友充分溝通,因此,無論是歐洲還是亞太盟友,普遍不贊成美國對伊朗開戰,衝突開始後都和美國保持距離。比如,西班牙明確禁止美軍使用在該國的軍事基地打擊伊朗。義大利、法國也對美軍限制開放軍事基地。在荷姆茲海峽護航議題上,盟友的態度也很冷淡,德國和澳洲乾脆直接拒絕美國的請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巴基斯坦等國積極勸和促談,將美國和伊朗拉到談判桌前,避免戰事失控,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

結語

美以伊激戰一個多月,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最終只能接受停火談判。雖然中東戰事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中東和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嚮往更美好的生活是大勢所趨,我們作為旁觀者,也要對人類的未來有信心。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週四, 30 四月 2026

今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軍事攻擊,至今仍未停止。在這一場戰爭中,其他國家的反應不出眾人意料之外,唯獨英國與西班牙的表現較為特殊,值得關注。

英國再度展現靈活外交

從2025年12月開始,法國、韓國、愛爾蘭、加拿大、芬蘭等國領袖相繼赴北京訪問。這一波訪中潮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總統川普一系列的強制作為,引發世界各國高度不安,於是重新評估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尋求擴大自己的戰略自主空間。

在這最新一波的訪中潮裡,英國首相施凱爾於1月28日到訪北京,29日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雙方進行長達80分鐘的會談,顯示英國精準掌握國際風向。川普曾警告英國不要與北京深化商務關係,但施凱爾表示,英國無須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選邊站,並將英中關係定位為一種務實的作法:在管理地緣政治風險的同時,支持國內經濟增長。

美國此次攻擊伊朗,英國僅提供有限支援,令美國不滿。川普宣布自4月13日起封鎖荷姆茲海峽,施凱爾又公開表示反對,宣稱不會參與相關行動,且將持續避免捲入戰火。美國與英國之間雖然有過獨立戰爭,但美國獨立後兩國關係始終如膠似漆,尤其在國際上,英國始終無條件支持美國。英國在過去兩次世界大戰和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也一直都是美國的堅定盟友。

但針對伊朗事件,施凱爾在國會表示:「對於我方決定不參與首波打擊,川普總統表達了他的歧見。但我的職責是要判斷什麼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我也已經這麼做,並堅持我的決定」。施凱爾的態度,清楚展現了英國尋求戰略自主的意圖。

施凱爾在訪中期間,引述習近平所說的瞎子摸象故事,表示英國與中國大陸的接觸是為了看清全象。今日英國雖然已經沒有19世紀大英帝國的榮光,但仍保有優秀的外交傳統,即使與美國有著傳統緊密關係,卻不盲從,冷靜地以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西班牙嚴正向美、以說不                    

伊朗駐西班牙大使館3月26 日表示,鑒於西班牙對國際法的尊重,伊朗對來自馬德里的任何請求持開放態度,並特別提及荷姆茲海峽。伊朗向西班牙釋出善意,顯然是回報西班牙對美國與以色列攻擊伊朗持反對態度。

西班牙於3月10日在官方公報中稱,西班牙已終止駐以色列大使這個職務,未來駐特拉維夫大使館將由臨時代辦負責。西班牙罕見地主動將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是因為對以色列的作為深為不滿。

以色列於2023年10月對加薩地區發動攻擊後,西班牙即禁止向以色列運送武器的船隻和飛機進入西班牙港口或領空。以色列則於去年5月以西班牙主張承認巴勒斯坦國為由,召回駐西班牙大使。如今西班牙永久撤回駐以色列大使,使兩國的外交關係陷入冰點。由於以色列身後有美國的強力支持,西班牙此舉也等同向美國說「不」。

美國與以色列聯合攻擊伊朗後,西班牙總理桑傑士不但公開譴責,並拒絕美方使用西班牙境內兩座美西共同營運的軍事基地,對伊朗發動攻擊,迫使15架美國軍機調離西班牙南部的軍事基地。川普對此深為不滿,揚言將切斷與西班牙的貿易。但桑傑士不為所動。

桑傑士於3月5日在總理府發表演說稱:主權不標價,西班牙的靈魂也不是用來交易的商品。他表示,西班牙反對中東持續戰爭帶來的災難。他強調人類重大災難皆因戰爭而來,西班牙不會因為害怕遭到報復,就成為對世界有害且違背我們價值與利益事務的共犯。桑傑士的和平主義獲得廣泛的支持與讚揚。

去年11月30日,宏都拉斯舉行總統大選。川普在選前公然表態支持保守派國家黨候選人阿斯夫拉。今年1月3日下令美軍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將馬杜洛總統夫婦押送出境。川普政府這些違反國際慣例,直接干預中南美國家內政的行為,引起西班牙極度不滿。

中南美洲國家絕大多數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獨立後仍然與西班牙維持緊密關係,並得到西班牙的多方援助。歷史因素使得西班牙對中南美洲國家始終帶有特殊情感,眼見美國霸凌這些西語國家,自然感到憤怒。如今挺身而出,也是對美國過去的「門羅主義」做出回應。

桑傑士4月11至15日第四度前往大陸進行正式訪問,也等於向美國表態。西班牙雖然是北約盟國,但在外交事務上對美國並非言聽計從。西班牙又為歐盟會員國,對西語世界也深具影響力,率先反制美國與以色列,會不會影響歐盟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集體動向,值得關注。

和平與利益是金科玉律

教宗良十四世對當前國際局勢深有所感,4月11日在和平祈禱守夜活動中稱:「不要再炫耀權力!不要再有戰爭!真正的力量體現於為生命服務」。教宗對和平的呼籲,引發世人共鳴。

英國與西班牙在美伊戰爭中與美國保持距離,固然是為了中東和平,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這驗證了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Lord Palmerston)的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作者係退休大使)

週四, 30 四月 2026

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軍發動「史詩怒火」與「咆哮雄獅」行動,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造成包括最高領袖哈米尼等在內的40名政治與軍事高層領導喪生,後續數周內伊朗核設施、煉油廠、導彈生產基地等重要設施又遭到重創。然而,一個多月過去了,伊朗並未如預期「摧枯拉朽」般倒塌。

相反的,新任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哈米尼迅速繼位,革命衛隊主導的臨時領導機制運轉有序,伊朗繼續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反擊以色列與美軍基地,並封鎖荷姆茲海峽。世人都在問:這麼一個被制裁了40多年、通貨膨脹接近50%、外匯儲備從1200億美元縮水至100億之下的國家,為什麼在狂轟濫炸下,沒崩沒亂、沒投降,還能站著繼續抵抗?

伊朗有自主的軍工體系

放眼中東,沒有一個國家敢說能關起門來製造出所有武器裝備,但伊朗做到了。伊朗90%以上的國防裝備是自己造的,從地面部隊用的坦克裝甲車,到防空部隊的雷達系統;從空軍的教練機到海軍的導彈驅逐艦,甚至潛艇。

最關鍵的是導彈和無人機。伊朗擁有中東規模最大、型號最全的導彈庫,現存可用彈道導彈1500到2500枚。霍拉姆沙赫爾-4型遠端彈道導彈,射程2000公里。覆蓋以色列全境和所有中東美軍基地,命中精度在30米以內,突防速度16馬赫。伊朗更建成了全球最龐雜的無人機作戰體系,庫存超過8萬架,平時月產5000架,戰時可翻倍。美軍用幾百萬一枚的愛國者導彈,去攔截幾百美元一架的自殺式無人機,根本不划算。

伊朗的軍工體系完全嵌在山裡;七成國土是高原山地,在這片山地下挖了數百座「地下導彈城」,核設施和指揮中心及導彈生產線和濃縮鈾離心機深埋山體,常規的炸彈根本炸不穿。

抵抗型經濟+社會凝聚力

伊朗被封鎖了40多年,早就摸索出了一套「抵抗型經濟」。伊朗的糧食自給率超過90%,就算一滴油都賣不出去、外匯帳戶全被凍結,伊朗人照樣有飯吃。伊朗又用本幣結算、用黃金交易,中國和伊朗用本幣結算占比已達到68%。2026年伊朗官方通脹率達到48.6%,里亞爾對美元的匯率已到150萬比1,食品價格一年漲了72%,普通工人月薪只有70美元,一公斤牛肉要花掉月薪的1/4,2/3的人口陷入絕對貧困。的確有不少人上街抗議,但更多人選擇沉默,甚至選擇支持現政權。

在西方眼裡,伊朗是一個神權專制國家,只要外面壓力夠大,內部就會爆裂。但伊朗人是波斯民族,從居魯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的盛世,讓伊朗人深以為傲。當以色列的戰機飛越伊朗領空,當美國的航母駛入波斯灣,當川普在電視上說將「徹底摧毀伊朗經濟」,伊朗人以波斯人的身分在憤怒,而這種憤怒立即轉化成了政治支持。哈米尼死後伊朗沒有亂,並在最短時間內推舉其次子接任最高領袖,革命衛隊沒有趁機奪權,政府的行政機器照常運轉。

40多年的外部壓力讓伊朗政府學會了在失去零件的情況下繼續運轉。還有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那張深入到社區、工廠、學校等的基層網路,在戰爭時期變成了政權控制社會的毛細血管。西方導彈打過來時,原本對政權不滿的人也會暫時放下成見,因為外敵當前,誰也不想當亡國奴。

伊朗有獨特的地緣政治

荷姆茲海峽最窄處只有33公里,卻承載著全球20% 的石油運輸量,每天有接近2000萬桶原油從這裡通過。卡達的液化天然氣也從這裡走,占全球液化天然氣貿易量的20%。3月1日伊朗宣布禁止船隻通過荷姆茲海峽,這引起全球能源市場瞬間痙攣。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單日跳漲13%,衝到每桶82美元,之後一路飆漲到100美元高位。卡達和阿聯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被迫暫停,歐洲約15%的天然氣供應斷了。油輪繞經好望角航程增加40%,運價突破每天5.3萬美元,保險費率飆升300%。海灣產油國的原油運不出去,儲油空間接近耗盡,被迫減產。

摩根大通的分析師算了一筆賬,若荷姆茲海峽完全關閉,中東產油國在連續生產25天後將不得不全面停產,這就是伊朗的「同歸於盡式威懾」。這才是伊朗真正的護身符。沒有人敢真的滅掉伊朗,因為滅掉伊朗的代價會使整個中東能源體系崩潰。美國可以空襲、制裁、搞斬首行動,但對派地面部隊入侵伊朗,則不得不仔細掂量。1945年後,美國打過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場地面戰爭有好下場?

最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俄兩個大國的支撐。近年來中國不僅斡旋伊朗與沙特恢復外交關係,還促使伊朗加入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 。目前是伊朗最大的交易夥伴,估計購買了伊朗約九成的石油,並且用本幣結算。此外,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俄伊兩國簽訂了20年全面戰略條約。有中俄這兩大國在背後支撐,伊朗的外交和經濟就不會徹底孤立。

結語

軍工自主保住了國防、經濟內迴圈保住了民生,社會凝聚力保住了政權,地緣底牌保住了生存底線。伊朗這種韌性,制裁打不碎,空襲炸不爛,斬首砍不斷,他們更知道妥協換不了和平,讓步換不來尊重。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也沒有人知道最終結局是什麼。但有件事很清楚:伊朗不會倒下。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週四, 30 四月 2026

2026年3月底到4月中旬,四部性格迥異的台灣電影-《搜查瑠公圳》、《陽光女子合唱團》、《角頭:大橋頭》、《器子》像是約好了一般,在大陸各地的銀幕上接連綻放。這種「集體登陸」的盛況,不僅讓兩岸影視圈感到振奮,更像是一記溫柔的提醒:當政治的圍牆試圖隔絕視線,文化的藤蔓早已在牆腳悄悄纏繞,開出了共鳴的花。

202602 19 23

這不禁讓人想問,究竟是什麼樣的魔力,讓這股「台灣浪潮」能夠穿透意識形態的防線,在大陸觀眾的心中激起漣漪?

《搜查瑠公圳》看見共同的家

第一聲驚雷是由《搜查瑠公圳》引爆的。這部戲表面上是一部冷靜、理性的懸疑推理片,但走進戲院的觀眾,最後帶走的卻是滿懷的感性。導演賴俊羽用了一種近乎考古的偏執,在銀幕上重構了1960年代的台北。那是一個我們在教科書上鮮少觸碰、卻在長輩口耳相傳中依稀可見的時代。最讓大陸影評人驚艷的,不是精準的美術道具,而是那場「方言的交響樂」。在台北的街角,四川話的辣、上海話的軟、山東話的硬,與本土閩南語交織在一起。

「方言是故鄉的聲音,也是回家的路。」這句話在豆瓣、小紅書上被瘋狂轉載。對於大陸觀眾來說,這不只是在看台灣往事,更是在看那一代1949年在大時代遷徙後的共同宿命。這種共鳴超越了地緣政治,直接觸及華人社會最核心的「家園感」。當影片中那些帶著各地口音的角色在瑠公圳邊尋求真相,大陸觀眾看見的是那種斷不掉的血脈連結,那是中華文化無遠弗屆的具象化體現。

《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淚水

如果說《搜查瑠公圳》是冷色調的歷史打撈,《陽光女子合唱團》則是暖黃色的情感噴發。這部片子在台灣創下7.4億元台幣的票房神話,它在大陸的公映更像是一場「情感的傳染」。在監獄這個極端、壓抑的背景下,一場合唱、一份母愛、一種女性間的相互救贖,成為跨越海峽最強而有力的通用語。

在北京、上海的影城大廳,巨幅的《陽光》海報被擺在最醒目的位置。這說明兩件事:(1)大陸市場對於台灣高品質內容,展現出極大的文化自信與開放態度;(2)台灣電影在處理「微小而偉大」的情感時,確實有著獨步華語影壇的細膩。當A-Lin的主題曲旋律響起,戲院裡不分南北的啜泣聲,證明在純粹的人性光輝面前,任何政治偏見都顯得蒼白無力。

打破「小清新」刻版印象

長期以來,大陸觀眾對台片的印象停留在「陽光、校園、腳踏車」的清新濾鏡裡,但《角頭:大橋頭》與《器子》則徹底翻轉了這個刻板印象。

《角頭:大橋頭》帶著濃郁的本土江湖氣息。那種對義氣的極致追求、對家族的絕對忠誠,以及閩南語台詞中那種噴薄而出的生命力,讓大陸觀眾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這種「江湖」本就是中華民間文化中一個充滿張力的切片。大陸引進方(如中影集團)展現了高度的專業與包容,保留了影片最原汁原味的氣場。

《器子》則是用暴力美學包裹著深刻的社會反思。張孝全飾演的「最強老爸」在復仇之路上對器官買賣黑幕的追擊,不僅滿足了觀眾對類型片的感官刺激,更引發了兩岸社會對於「人命代價」的共同思考。

這兩部片子的熱映透露出一個清晰的訊息:兩岸影視交流早已跨越了互相觀察的階段,進入了「市場自然選擇」的成熟期。觀眾不再因為它是台灣片而看,而是因為它好看而看。這種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才是文化交流最堅實的基礎。

ECFA紅利與不對稱焦慮

這四部台片的密集亮相,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那是2010年簽訂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協議的制度保障下,台灣電影進入大陸不受配額的限制。這項惠台政策至今依然發揮著巨大的能量。大陸對台灣電影門戶大開,讓台灣影視人才在大陸這個「全球單一票房榜首」的市場中分一杯羹,共用超過1千億人民幣規模的產業紅利;但反觀台灣對於大陸電影目前依舊採取每年10部的「抽籤制度」。

當大陸影迷可以為《角頭》熱血沸騰時,台灣觀眾卻無法在戲院看見像《哪吒2》或《南京照相館》這樣優秀的大陸作品。這不僅是台灣影迷的遺憾,更是兩岸文化往來中一塊亟需被推倒的磚牆。

2026年春天這場台灣電影熱像是一面多稜鏡,映照出兩岸關係中冷與熱的交疊。它告訴我們,即便官方溝通斷了,影視文化交流這條血管依然頑強地跳動著。大陸市場的廣度與深度,為台灣的創意提供了實踐的戰場;而台灣電影的人文情懷,也豐富了大陸觀眾的審美層次。這不僅是商業的成功,更是心靈的對接。當我們坐在黑暗中,與大銀幕上的角色同呼吸、共命運時,兩岸的物理寬度彷彿消失了。我們領會的是同樣的文化符號,感動的是同樣的民族心脈。我們期待未來的兩岸影視交流,能從這種不約而同的熱潮,走向更深層、更對等、更具全球視野的雙向奔赴。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

週四, 30 四月 2026

近年有關中國大陸對統一後台灣方案的研究,多集中於統一後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配置,對立法權乃至整體民意代表制度的設計則著墨不多。然而,現代政治不僅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更有自下而上的監督、制衡與回應。因此民意機關如何調整強化,使其能有效反映真實民意,也應一併考量。

民意機關的存續與改造

台灣自解嚴前,即逐步建立多層級民意代表選舉制度,迄今已成為其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礎。尤其近年來民進黨依託現行憲政架構,掌握行政、司法與監察體系後,立法院遂成為現行體制中,少數仍可對執政黨形成實質牽制的機關。2024年賴清德以四成得票當選,更使得立法院具有凸顯分裂授權與多元民意的政治意義。正因台灣民意機關具有深厚歷史經驗與制度價值,若兩岸未來統一,應保留既有民意機關並進行調整與強化,使之成為推動兩岸融合的重要制度支點。

中央民意機關設計本非單純仿效西方議會制度,而是依循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的理念,將傳統國會功能一分為三。國民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修憲、領土變更等主權性的權力;立法院掌理法律制定與預算審議權;監察院則兼具中國傳統監察制度與西方議會調查權精神,對公務機關及公務員行使調查、糾舉與彈劾權。此安排一是使不同性質的公權力由不同民意機關分別承擔,二在於分散民意代表權限,避免掣肘行政權。

然而,自李登輝主導修憲以來,國民大會歷經擴張、削弱,最終終止運作;監察委員則由原先帶有民意基礎的間接選任,轉化為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任命制官員。監察權的人事來源既日益依附總統的意志,其監督效能難免受制於執政者本身。因此,李登輝時期,黑道與地方派系橫行,官箴敗壞,前屏東縣長伍澤元的四汴頭弊案,直到伍過世都未彈劾成功。而蔡英文支配下的監察體系更是接近癱瘓,無法對具重大爭議的高端疫苗採購案進行調查。

在此情況下,台灣現行制度中真正保有民意基礎,並能對執政黨形成制衡者,幾乎僅剩立法院。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對龐大財政支出與政策擴張的節制,也表現在其足以影響兩岸關係的走向。2014年民進黨藉由立法程序拖延與政治操作,阻撓兩岸服貿協議完成審議,即是明顯例證。

設立全國民意機關之必要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立法會雖由本地選出的議員組成,不論直選或功能界別,本質上仍多局限於香港既有政治與社會菁英的權力分配。這種由本地利益結構主導的民意機關,未必有助於國家整合,反而可能將大陸因素轉化為地方政治動員的資源。對無法進入既有圈層的大陸新移民,香港反對派長期抱持排拒態度並加以醜化,部分建制派亦樂於將其視為自己的選票禁臠,同時壟斷中港交流管道,雙方的行為都是在強化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隔閡。

直到涉港國安法施行、阻撓融合的政治力量退場後,香港社會才逐步出現大規模北上與民間交流升溫的新局面。此一經驗顯示,若僅由地方政治勢力壟斷「孤地民意」的詮釋權,非但無助於融合,反而可能加劇政治邊界與身分對立。台灣未來統一後,切不可重蹈此一路徑,也必須審慎防範此風險。

基於上述觀察,兩岸統一後,台灣最需要的不是取消既有民意制度,而是對其加以重構與提升。具體而言,可考慮融合原國民大會與監察院的部分性質,在台灣設置一個具有「全國主權性質」的新型民意機關。其組成代表亦可參考第一屆國民大會的區域代表制,由包含台灣在內的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及特別行政區共同選任,使之成為國家整體政治架構中,代表中國在台行使主權、承擔整合與監督功能的重要部門。現行立法院則可繼續存在,兩者形成分工有序、各具職能的兩院式結構。

民代需有為民請命的職能

同時,新的主權性民意機關應吸納監察院制度中的調查與糾彈功能,使陸籍與台籍代表得依台灣人民聲請,依法調查各級機關與公務人員的失職、違法與濫權情形,並在必要時行使糾舉、彈劾權。如此一來,台灣人民在統一後不僅不會失去監督政府的制度管道,反而可藉由跨區域、跨身分的民意機關設計,避免地方政治勢力壟斷監督權與話語權,進一步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與問責強度。此種安排不僅有助於保障台灣民眾的權益,也有助於在制度層面建立兩岸可長可久的互信。

總而言之,兩岸統一後若欲取得穩固基礎,不能過度依賴行政權的單向推進,也不能僅憑抽象的民族敘事與國家認同,而必須建立一套能使兩岸人民真實參與、有效表達,並切實監督的制度安排。台灣的特殊性不僅在於其歷史處境,更在於其長期形成的民意政治經驗。這份經驗若能被妥善吸納,而非簡單抹除,將可成為兩岸融合的制度資產,而非政治包袱。因此,如何保留並重建台灣地區的民意機關,不只是制度技術問題,更是統一工程能否取得社會正當性與人民認受性的關鍵。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