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強化對加薩的軍事占領與控制，卻未同步建構穩定的治理機制，其戰略目標與現實落差逐漸浮現。哈瑪斯具備高度組織適應力，未因領導層潰敗而瓦解，且停火談判中的人道走廊亦被雙方轉化為戰術工具。美國對以色列雖援助不減，對其軍事行動的實質牽制有限，顯示華府政策方向失衡，亦暴露對以巴衝突的責任迴避態度。

以色列對加薩的軍事控制

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已達成對主要城市與交通走廊的控制。然而，這種軍事優勢並不自然地能導致穩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原因在於該地區長期缺乏可持續治理的架構。以色列並未明確表示將在戰後長期占領加薩，也未提出由哪一方接手地方行政與公共安全，而這正是造成權力真空與動盪風險的關鍵因素。若僅依賴以軍維持治安，勢必面對高昂的人力與資源消耗，同時也將會遭到國際壓力與合法性的挑戰。

然而，以色列若尋求建立代理治理架構，則必須面對其正當性問題與遭到抵制的風險；任何未獲當地民眾接納的治理形式，將為反抗與恐怖行動提供溫床，加深衝突循環。此外，加薩當地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醫療、水電、教育系統幾近癱瘓，短期內難以恢復，這將進一步削弱政治穩定的實質條件。政治成果需建立在社會服務、秩序維持與合法治理併行的基礎上，單靠軍事行動無法填補上述缺口。

哈瑪斯高層被殲滅的衝擊

哈瑪斯自2007年掌控加薩以來，其組織運作高度分層，領導核心雖具決策功能，但實際作戰與基層動員多仰賴分散型單位。以色列近期對其指揮體系的精確打擊，確實造成領導層斷裂與指揮鏈中斷，特別是在加薩南部區域，使得哈瑪斯短期內無法有效統籌火力與戰術調動。然而，該組織早已因應以色列多年的高壓作戰模式，建立了備援性的通訊與小組行動網絡，使其基層細胞具備一定程度的作戰與伏擊能力。此種結構削弱了中央領導被清除後，對整體行動力的致命衝擊。

此外，哈瑪斯長期投入地下通道建設與物資儲備，使其部分作戰單位能獨立運作，延緩整體潰散的時程。領導人雖遭殲滅，並不代表其意識形態或組織記憶隨之終結，部分指揮權可能由二線指揮官接手，形成更為隱蔽且難以預測的行動模式。在情報系統無法完全滲透的前提下，以色列仍難即時掌握所有潛伏單位的動態。而境外資金與物資的持續輸入，也可能維持一定的組織活性。哈瑪斯是否會轉型為更具流動性與非集中式的武裝運作架構，將是接下來對地區安全評估的核心課題之一。

「人道走廊」影響作戰節奏

在人道走廊議題納入停火的談判框架後，其對戰場節奏的影響遠不僅止於短暫的攻勢暫停；藉人道走廊的劃設，以軍能更清楚辨識敵我混雜區域，並降低誤擊風險，同時為即將展開的區域掃蕩建立清晰的地理邊界，這種空間重整的過程有助於將戰區從混合型都市地形轉化為可控的作戰格局。其背後實際的意圖，與純粹人道考量相比，更多指向作戰效率與地面部隊的風險控管。

對哈瑪斯而言，民眾混居狀態本身就是一種戰術屏障，一旦失去，將使得以軍空襲與地面行動更加無阻。此外，在人道走廊區域，哈瑪斯雖面臨行動受限，卻也可趁機進行重整與轉移部署，其是否借此模糊戰力位置，或利用走廊周邊設施再建立伏擊據點，對以方而言則是持續的戰術風險。故人道走廊並非單一善意設計，而成為雙方策略交錯運用下的空間與時間資源競爭場域。

美國一面援助一面施壓

長期以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建立於軍事援助與政治庇護的雙重架構，但在加薩衝突進入深層地面行動後，華府政策開始出現雙軌並行的特徵，即一方面持續提供先進武器與情報支援，另一方面則強化對軍事行動道德界線的施壓，特別是在拉法地區行動推進後更為明顯。此種支持與節制並存的結構，已逐步形成對以軍作戰自由度的牽制。

此外，美方在國際場域的表態逐漸轉向「有條件支持」，此舉雖未明確削弱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執行力，但對其戰略規劃時程與戰果展現節奏已構成實質壓力。為維持對美援依賴的延續性，以色列須配合華府在戰後安排、人道援助與平民傷亡控制上的期待，這種政策折衝必然會反映至戰場上行動指令的制約與範圍調整。以軍雖仍保有主動作戰的權限，但在多場戰術推進中可觀察到進程趨緩與攻勢收斂，顯示美方立場已內化為以軍決策中的一項重要變數。

結語

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雖展現高度操作能力，但美國政策的不一致性對其戰略延展構成實質掣肘。一方面美方持續提供軍援，一方面卻對行動範圍與戰後安排施加道德與外交壓力，形成雙重訊號；此類模糊立場既無助於衝突終結，也削弱盟國對美國政策的信任。可想見，美國在中東維持影響力的方式，若僅止於技術援助與外交表態，卻缺乏具體責任承擔與長期穩定設計，勢將陷盟邦於高風險戰略孤立中，而長期遭受以色列轟炸，讓加薩居民更陷在恐懼和死亡威脅的陰影下。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筆者經常接到朋友的詢問：同樣是聯合國大會（簡稱聯大）通過的決議，為什麼2758號決議具有這麼強的法律效力，能讓聯合國系統在短時間內更換中國的代表，而最近這幾年高票通過涉及俄烏議題的多項決議，對俄烏戰爭卻沒有產生實質影響？此外，美國知名的台海問題學者葛來儀，在其相關著述中也多次質疑聯大2758號決議的法律效力。

眾所周知，聯合國的權力中心是安全理事會（簡稱安理會）。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安理會通過的決議一般都有法律約束力，特別是在涉及全球和地區安全議題上的，只要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至少不反對）並獲得通過的決議，就能得到較好的執行。其中典型者如1991年11月29日安理會通過的第678號決議，授權聯合國會員國對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進行軍事打擊，最終恢復兩國邊界。

涉內部事務才有法律效力

同樣按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聯大通過的決議只有在涉及聯合國的內部事務時，才有法律效力或約束力。這些內部事務主要包括：接納新的會員國、停止會員國的權利、將會員國除名、審核聯合國預算、會員國會費分攤，在聯合國內部設立輔助機關等。對於那些在本質上不屬於聯合國內部事務的議題，如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環境治理、公共衛生、糧食危機等，聯大只能發出呼籲、提出倡議或建議的權力，此類決議無論對聯合國系統或其會員國，都沒有法律效力。因此，最近幾年聯大雖圍繞著俄烏議題高票通過多個決議，但對俄烏戰爭的進程並無實質影響。如果有影響的話，主要體現在國際道義層面。

而2758號決議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在當時中國的兩個政治團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蔣介石政權）中，選擇哪一方作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個問題顯然既不是接納新的會員國，也不是停止會員國的權利，更不是將會員國除名，而是在一個既有會員國（中國）內部的兩個自稱有權代表中國的政治團體中，選擇其中一個作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個選擇權屬於聯合國而非中國，更非中國內部這兩個相互競爭的政治團體。

聯合國可決定何方代表中國

說這個選擇權屬於聯合國而非中國，可能有人會不解。但事實就是如此。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台海兩岸圍繞著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就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而兩岸各自背後是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因此這種爭奪實際上也是兩大陣營在聯合國角力的縮影。或許是為了使這種競爭有章可循，聯大於1950年12月14日通過了題為《聯合國承認會員國代表權》的第396（5）號決議，其中規定：「凡遇主張有權代表某一會員國出席聯合國者非止一方，而該問題又為聯合國的爭執點時，則此問題應依憲章宗旨原則並就個別情形予以審議；凡遇此種問題發生時，應由大會審議之，…。」

此後，聯大幾乎每年都圍繞著中國代表權問題展開博弈。1950年代，美國主張「暫緩討論」的提案均獲通過。進入1960年代後，聯大的力量對比變化趨勢明顯對台灣不利，美國為了繼續支持台灣，從1961年起主張這個問題是「重要問題」，需經聯大以超過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才有效。這樣拖過了1960年代。到1971年第26屆聯大討論此事時，美國以「驅逐中華民國為重要問題」提案首先被聯大否決，意味著此問題只需聯大簡單多數（超過50%）通過即可。美國又提出「雙重代表權」（即兩岸皆可成為聯合國會員）方案，但未經表決，即因2758號決議的率先通過而成為廢案。

2758號決議通過後，聯合國系統內的各機關和專門機構很快依據該決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而決議文本中所稱的「蔣介石的代表」、時任台灣外交部長的周書楷先生，早在該決議尚未表決但能預見到表決結果的情況下，為了避免被當眾「驅逐」的尷尬，自行宣布退出聯合國。這就使得2758號決議過程較為順利，實際上加強了它的法律效力。

多數國家遵守習慣國際法

不過，前述聯大第396（5）號決議中還有如下條文：「大會或大會駐會委員會對此種問題所採取之態度，就其本身而言，並不影響各會員國個別與該有關國家間之直接關係。」也就是說，選擇特定方為某會員國在聯合國合法代表的聯大決議，只對聯合國系統內的各機關和專門機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經社理事會、人權委員會、國際法院等）有法律效力，而對聯合國各會員國並沒有約束力，對聯合國之外的其他國際組織也沒有約束力。

但2758號決議通過後，很快有大量國家把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也有大量不屬於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方面的代表要麼被排除出去，要麼經過協商更名後保留下來。這說明2758號雖對聯合國會員國和其他國際組織沒有法律約束力，但絕大多數會員國和國際組織仍然願意遵循該決議。這種現象在法理上屬於習慣國際法，即大家約定俗成，遵守某些本來對自己沒有強制約束力的國際組織決議、多邊國際條約、國際習慣或規範，久而久之就形成共識和行為模式。這也是2758號的法律效力來源之一。

最後總結一下，聯大2758號決議的法律效力，至少來自三個方面：(1)它屬於聯合國內部事務，聯合國大會有權通過表決做出決定；(2)1950年的聯大396(5)號決議為聯大2758號決議的法律效力，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3)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遵循聯大2758號決議，源於對習慣國際法的遵守。希望葛來儀們以後在質疑聯大2758號決議的法律效力和聯合國大會的造法功能時，先研讀一下聯合國憲章的相關規定，熟悉聯合國大會關於這類問題的既有決議。

（作者係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俄烏戰爭持續超過3年。這一場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不僅打亂了兩國原有的秩序，也深深影響到歐盟國家的發展步調。

歐盟身受俄烏戰爭之害

甚多歐盟國家一向仰賴俄羅斯的能源供給，俄烏戰爭爆發後，歐盟國家追隨美國拜登政府，對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此項制裁雖然損傷了俄羅斯的能源收入，卻同時造成若干歐盟國家能源短缺，物價上漲，使得一般民眾身受其害，民怨日漸升高。

另一方面，大量的烏克蘭難民湧入鄰近的歐盟國家。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截至2024年底，已有超過670萬烏克蘭難民在歐洲其他國家尋求避難。這些滯留的烏克蘭難民，擾亂了當地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也給當地政府帶來極大的工作負擔。如果俄烏戰爭迅速結束，難民可以返回烏克蘭，收留國政府只須採取短期照顧措施。但戰爭持續不斷，使難民收留國在短期接待措施與長期收容計畫之間陷入困境。

歐盟國家基於維護國際正義的精神，對烏克蘭伸出援手，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也獲得歐洲人民的認同與支持。但是，先利己後利人是人類的本性；反之，若自身難保，或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自然難以援助他人。俄烏久戰不歇，使得甚多歐洲人民生活日漸艱困，對這場戰爭自然產生反感，也降低了對本國政府的向心力。民心變化間接地助長了極右民粹聲浪，為歐盟國家埋下不安的種子。

極右勢力不利歐盟團結

波蘭於6月1日舉行總統決選投票，保守派候選人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以50.89%的得票率，勝過華沙市長佐薩斯科斯基（Rafal Trzaskowski），當選波蘭新任總統。

納夫羅茨基雖然願意援助烏克蘭，但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大量烏克蘭難民占用了波蘭的社會資源，主張波蘭人民應優先獲得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資源。他在競選時承諾將檢討現行難民政策，確保波蘭公民權益不受影響。由此看來，是波蘭人民對俄烏戰爭的不滿，成為納夫羅茨基獲選的助力。

由於納夫羅茨基推崇川普，仿效川普而以「波蘭第一、波蘭人優先」為競選口號，並且一向反對歐盟的氣候和移民政策，因此被人認為是「疑歐派」。雖然波蘭總理圖斯克支持歐盟路線，但納夫羅茨基獲選總統，必然對波蘭的歐盟政策產生掣肘作用。有學者指出，納夫羅茨基出任波蘭總統，將使得歐盟在處理地緣政治上面臨更大的分歧。

不僅如此，葡萄牙的極右翼政黨也於5月18日的國會大選中，超越社會黨，成為葡萄牙第二大黨。雖未取得執政權，但也反映出葡萄牙民意對現狀的不滿。羅馬尼亞與德國的極右翼政黨也雙雙成為兩國的第二大黨，再加上法國、義大利、荷蘭、匈牙利、奧地利的極右勢力，嚴重威脅到歐盟的傳統路線。

軍備預算排擠既定目標

川普二度執政後，大幅調整美國對俄烏戰爭的態度。不但減低對烏克蘭的軍援，並要求歐洲國家自行承擔今後的安全防務。歐盟領袖3月6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緊急峰會，討論大舉增加國防支出。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發表電視演說，研擬與歐洲盟友討論擴大核威懾。但是，德國、義大利、波蘭和西班牙拒絕組建維和部隊，顯示歐盟國家對軍事問題的意見紛歧。

儘管如此，由於擔憂俄羅斯於數年內對歐盟其他國家發動攻擊，5月27日歐盟成員國部長在布魯塞爾批准成立規模1500億歐元的軍備基金，主旨在透過資助歐盟聯合計畫的方式打破國家壁壘，促進歐洲國防產業發展。但此一走向，與歐盟成立以來既定的發展方向有明顯差距。歐洲國家在二戰後展開歐洲統合運動，最終目標就是遠離軍事問題、消除戰爭的可能性。

二戰後的歐洲，經由煤鋼共同體、經濟共同體，逐步擴充，實現貨幣聯盟、關稅同盟、歐元區，並以「申根協定」達成共同疆界，獲得了長期的和平與經濟繁榮。但如今美國要求歐洲自己負責安全事務，就使得歐洲陷入困境。為了安全問題，編列鉅額預算，必將排擠其他方面的支出。

歐盟執委會於2024年3月20日通過「2025-2027展望歐洲策略計畫」，重點工作包括：綠色轉型、數位轉型及更具韌性、競爭力、包容與民主的歐洲，以因應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數位轉型及人口老化等全球重要挑戰。但在執委會2025年的工作計畫中，清潔工業政綱、人工智慧工廠倡議、農業與糧食願景也列入國防白皮書。前三項工作的目標，都專注於環境、潔淨能源、交通運輸，為歐盟打造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發展環境。也都是純粹的和平用途，有助於社會繁榮與安定。但是，國防白皮書卻與前三者南轅北轍。歐盟編訂此計畫，完全是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也完全脫離了歐洲統合運動的初衷。

恢復和平是當務之急

歐盟為了因應俄烏戰局的發展，被迫將軍事安全議題列為當前工作重點，但此一走向對歐盟的前途有害無益。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區，能夠在戰亂中正向發展，逐步走向康莊大道。以今日的實際狀況而言，戰爭只會給軍火工業帶來利潤，卻對一般平民造成傷害。歷史上的戰爭往往是由少數執政者的錯誤造成，既然如今民主意識興起，人民就應以適當方式糾正執政者的錯誤，還給人民安全和平的生活。

（作者係退休大使）

2020年中方宣導成立中國—中亞（C5+1）、2021年中國—中亞外長召開首次實體會會議、2023年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召開、 2024年中國—中亞監測在西安成立。2025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哈薩克阿斯塔納出席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在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峰會不僅開啟了中國和中亞國家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新篇章，也為變亂組合的世界注入正能量。

中國—中亞合作快步成長

習近平在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發表主題演講，強調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關稅戰、貿易戰沒有贏家，單邊主義、保護與霸權主義注定傷人害己。他也回顧了首屆峰會以來中國—中亞合作取得的重要進展，包括中國與中亞國家貿易額增長35% 、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鐵路專案正式啟動。並宣布，將向中亞國家提供15億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習近平在峰會首次提出「中國—中亞精神」，即在長期實踐中，中國與中亞國家探索形成「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品質發展推進共同現代化」的「中國—中亞精神」。具體來說，就是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國家不分大小一視同仁，有事商量著辦，協商一致作決策；堅持不懈互信、同聲相應，堅決支持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堅持主權、完整和民族精神，不做任何損害各方核心利益的事；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互為優先夥伴，互惠發展機遇，照顧各方利益，實現多贏共生。

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的亮點，還包括習近平與中亞五國元首共同簽署了《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宣布簽署具體共建「一帶一路」、人員往來便利化、綠色礦產、貿易暢通、互聯互通、工業、海關等領域12份合作文件。習近平也與中亞五國元首共同出席了「中國─中亞」減貧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沙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和貿易暢通合作平台揭牌儀式。此外，各方商定由中國主辦2027年第三屆「中國－中亞高峰會」。

中國—中亞合作的影響力

習近平在峰會主題演講中指出，公正合理、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是影響中國—中亞合作的重要內容。換言之，中國—中亞機制並非侷限於本地區，而是具有超越C5+1的國際力量。

根據中國與中亞五國簽署的《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4條，「各方高度重視開展政治磋商，利用包括高層訪問在內的各層級會晤機制，定期就中國和中亞國家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協調立場。」第9條規定「在聯合國及各自參與的其他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內，加強溝通與協作」。

由峰會發布的《阿斯塔納宣言》，有大量涉及國際和全球性事務的內容。例如，雙方將加強在聯合國等框架內的政治對話與合作，就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交換意見、協商立場；共同努力鞏固以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制，支持國際貿易規則與時俱進，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協作《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和《巴黎協定》，強調各方應恪守《巴黎協定》的目標、原則和制度框架，特別是共同但又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推動《巴黎協定》全面有效落實，共同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另外，宣言也提及「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引起台灣當局關注，但這正顯示台灣問題確實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世界各國必須加以尊重。

習近平就以伊衝突發聲

當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習近平在峰會期間首次就以伊爆發衝突發聲，並得到中亞國家領導人的理解。

習近平表示，「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造成中東地區緊張局勢驟然加劇，中方對此深感擔憂。中方反對任何侵犯別國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行為。軍事衝突不是解決問題之道，地區局勢不穩定不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各方應避免緊張事態進一步升級。中方願和各方一道努力，為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結語

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孫壯志認為，在已經啟動的一系列中亞與大國的「 C5+1 」框架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機制啟動最晚，但發展最快、成果最豐富，也受到中亞國家的高度重視。相信在「中國—中亞精神」的指引下，中國—中亞機制不僅要為建構中國—中亞共同體貢獻力量，也要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合理的方向發展。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南韓第21任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共同民主黨提名的李在明取得近半數選票，成為新一任總統。由於選前李在明曾出現類似「棄台論」的發言，所以台灣媒體、網路輿論對李的當選保持觀望。中央社等媒體則引用南韓民調結果，試圖說明李在明一定會修正其自身立場。

但台灣看世界的構圖與真實世界差距頗大，韓國亦然。例如2024年12月3日尹錫悅宣布戒嚴，全世界只有民進黨在臉書粉專上宣布支持。戒嚴失敗，民進黨的言論引來南韓民間鋪天蓋地的攻擊，台灣形象也一落千丈。由此可知，台灣當局對南韓的民情不夠了解，判斷失準。究竟南韓會如何看待中美外交及台灣問題，值得更深入探討。

南韓民調未充分顯示民情

首先，南韓民調無法充分顯示民情。諸多南韓民調如「韓國研究」（Korea Research）在4月16日發表的民調顯示，南韓人對中、美、日、俄、朝五國的好感度，依序為美國53分居首，日本51分居次，中國大陸則僅有32分。但同時南韓許多電影，如2024年最賣座的電影《破墓》，是以「日本殖民者破壞韓國風水地脈」為主軸；而2023年的《首爾之春》則以全斗煥的「雙十二政變」為背景，敘述全斗煥、盧泰愚與美軍交好，美國默認了全、盧的政變而阻礙了南韓的民主化進程。

南韓民調中的「親美親日」，與南韓賣座電影裡充斥的「疑美反日」有著極大落差，某種程度也證明南韓內部的政治認同高度分裂，但台灣媒體卻總愛引用這類民調，來佐證南韓必定「親美反中」，這勢必會造成對局勢的誤判。

左右派差異只在如何統一

其次，南韓左、右派的差異只在於「和統」與「武統」。尹錫悅任時曾表示「台灣問題是全球性議題 」，李在明隨即提出「（韓國）同時對大陸和台灣說謝謝就好，為何要招惹中國？」、「為什麼要干涉中國內部問題？」之後，南韓保守媒體如《朝鮮日報》、《中央日報》等均發表社論抨擊李在明，而台灣方面也開始一廂情願地進行二分法，說尹錫悅「親台」，而李在明「親中」云云。但這兩位總統的對台言論其實是圍繞在「兩韓如何統一」議題上展開的。

南韓親美保守派認為，南韓必須靠美國的力量逼迫大陸放棄朝鮮，以摧毀或併吞美韓的方式統一。但疑美的自由派則認為，應與中美兩國保持等距外交，讓大陸了解到兩韓統一不會危及自身安全，最終達成和平協商式統一。「國家統一」在韓國是政治正確，最強硬的親美派往往是最強硬的武統派，而並非想藉美國之力割據或獨立，這是台韓民心的根本差距。

南韓不願成為亞洲版北約   

最後，疑美的絕非李在明一人，當前南韓多數人拒絕成為「亞洲版北約」。4月23日，共同民主黨、祖國革新黨及進步黨等22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聯合提出「不干涉台灣決議案」，主要訴求有三：(1)韓國不在兩岸衝突時對中國大陸進行軍事、政治或經濟上的干預。(2)美軍不應動用駐韓美軍處理朝鮮半島以外事務。(3)反對日本提出的「單一戰區」構思。「單一戰區」是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與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4月14日舉行防長會談時提出的；主張東海、南海、朝鮮半島及包括菲律賓、澳洲、美國在內的周邊國家，組建成「單一戰區」（one-theater），讓這些國家合作，共同防堵中國大陸。如果「單一戰區」果真成立，就是事實上的「亞洲版北約」。

「亞洲版北約」的概念出來後，南韓自由派立刻對之抨擊，認為美日不該私相授受，決定韓國的前途。《韓民族報》社論更指出，日本身為擁有「憲法九條」的非戰國家，在面臨戰爭威脅時可有明確理由拒絕出兵，但南韓卻不是非戰國家，如果單一戰區成立，台海發生衝突時，南韓極可能在美、日的威逼下，讓年輕人為大國利益而血灑戰場。

民進黨不應當製造假象

民進黨心心念念「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駐韓、駐日美軍會協防台灣」，但南韓多數人認定，駐韓美軍唯一的功能是「應對朝鮮」。由於中國與朝鮮半島相連，南韓軍隊在韓戰時期又有被中國志願軍痛擊的經驗，故南韓一直忌諱與中國軍事對抗。南韓再親美、視美國為盟友，亦不可能為台日的安保犧牲自己。

國際關係複雜而敏感。俄烏衝突至今，北約內部已在「援烏」與「制裁俄國」兩條路線上產生歧異，因為每一個國家有自己的地緣政治訴求。南韓與台、日相較，不僅地緣政治訴求不同，戰爭記憶落差更大。台灣當局總喜歡用簡單的二分法，搞「親美或親中」辨別敵我，但南韓在李在明執政下，勢必難以延續尹錫悅對美一邊倒的政策，也不太可能對台灣如尹錫悅那麼「友好」。

而且，「親美」在南韓絕非神主牌，從親美陣營的朴瑾惠、尹錫悅均任內就被彈劾下台即可得知。當「疑美論」已逐漸成為世界主流的此刻，台灣民進黨還用「民主同盟」製造日、韓會幫忙打仗的假象，那不叫幻想，叫詐騙！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所博士生）

新任南韓總統李在明上任一個月餘，在各個領域的表現都與尹錫悅政府不同。外交上，他分別與美國總統川普、日本首相石破茂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電話，並希望在G7首腦會議上能與川普、石破茂會晤，但因川普提前離開未能如願。至於中韓關係，李在明邀請習近平出席11月在南韓舉行的APEC會議，兩國關係能否更上層樓，端視習近平是否會出席該會。

李在明已明確表示，不同意美軍在南韓擴建薩德基地。加上他提出對中國和台灣都說謝謝的「務實外交」，引起川普不滿，認為他不能「兩面討好」，應該說清楚講明白。

有關兩韓關係，李在明要求停止空飄氣球與心理喊話，立即受到金正恩的「同等」回應，李在明登上平壤的土地只是遲早的問題，而絕對不是一場夢。南韓新任總統都有「促成和平統一」的使命感，李在明在城南市長和京畿道知事期間，就曾與北韓來往，如今這都成為他的寶貴資產。

李在明有「五件前科」，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在國會不會放過他。但首爾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法官提出憲法第84條：「總統除了內憂與外患罪外，在職期間不受刑事追訴」，原定6、7月要做的判決都無限期延後。

執政黨設立了「三個特偵組」，要徹查尹錫悅夫婦，並已投入120名檢察官調查，看來，尹錫悅夫婦無法逃避牢獄之災，金建希已藉身體不好提早住院治療。

對李在明施政有信心的南韓民眾高達52%。前駐俄羅斯大使魏聖洛和前統一部長李鍾錫，日前分別出任了國家安保室長與國情院長的重任，對四強國家和北韓問題，輔佐李在明制定新決策。

李在明在出席G7前，緊急召集了南韓五大企業董事長與六大民間企業組織負責人，保證自己會解決企業的困難，甚至把自己的手機號碼告訴他們，歡迎他們隨時指教。

李在明提名的民政首席因財產問題等「落馬」，南韓資深媒體人指出「總統用人不能私相授受」。尹錫悅的失敗也是敗在內閣人事問題，前國防部長就是尹錫悅的高中學長。南韓透過選舉趕走了尹錫悅，不會再容忍新總統只用自己人。

李在明在網站上公開徵選「內閣人選」，獲得不少掌聲。李在明在提名人事上是否能公開透明，將是他的成敗關鍵。南韓明年6月將舉行全國地方選舉，該選舉也是李在明的「期中考試」。

李在明的「首場」國際舞台秀，因缺了「川李會」，失色不少。但坦白說，南韓人民並不在乎川普，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及兩韓關係的穩健發展。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5月21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南非總統拉馬佛沙（Cyril Ramaphosa）時，指控南非出現「針對白人農民的種族屠殺」。現場播了一段影片，影片裡南非反對派領袖馬勒馬（Julius Sello Malema）在大唱「槍斃白人阿非利卡農民」的歌曲，還有數千個十字架排列在道路兩邊。川普稱這些十字架是被謀殺的白人農民埋葬地，並指控南非政府允許這些人占領土地、殺死白人農民。

面對川普猝不及防的設局，拉馬佛沙冷靜地回應，他並不否認南非確實有犯罪問題，但受害者大多數為黑人，而馬勒馬作為少數黨，他的言論不能代表南非政府的立場。據了解，目前南非七成五的農地的地主為白人，而白人僅占總人口的8%，他們取得土地始於白人當政時期。

5月25日，川普針對俄羅斯於當天清晨針對烏克蘭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表達強烈不滿。他稱普丁「徹底瘋了」，直言「我對普丁很不爽」，並強調對無辜平民遭到轟炸身亡「非常不高興」。

川普無端指控南非，嚴厲譴責俄羅斯轟炸烏克蘭，卻繼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而不久前以色列又在加薩走廊北部和南部展開「大規模地面行動」。巴勒斯坦衛生官員表示，以色列夜間空襲至少造成130人身亡。事實上，以色列狂轟濫炸，殺害加薩無辜百姓的消息已可謂罄竹難書，但川普卻從未加以譴責。2024年，國際刑事法院還對以色列總理納塔雅胡、前國防部長加蘭特和哈馬斯領導人發出逮捕令，指控他們在加薩衝突期間犯有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隨後川普政府對國際刑事法院四名法官實施制裁。

更令人髮指的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5月16日爆料，美國政府計畫將百萬加薩的巴勒斯坦人「永久遷往」動盪的利比亞，假借「人道安置」之名，為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減壓」。儘管美國駐利比亞使館迅速否認，稱該報導毫無根據，但此事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美國政策的冷酷與虛偽。

從伊拉克到敘利亞，再從阿富汗到葉門，美國發動的每一場戰爭或介入，都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家園化為廢墟。而如今，加薩地帶正深陷空前的人道危機，以色列持續的轟炸已摧毀基礎設施，食物、水源、醫療資源幾近枯竭。據聯合國的資料，2023年10月以來，加薩超過5萬人喪生，70%以上為婦女與兒童。然而，美國非但未推動地區和平，反而傳出要將加薩人民遷往利比亞的驚人計畫。這不是人道救援，而是赤裸裸「以人換錢」交易，也暴露了美國中東政策的冷血本質：難民是可被交易的籌碼。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米價騰貴、日債出現嚴重危機，日本這些之前很罕見的麻煩，都被石破政府碰上了；就算日前日鐵併購美鋼案逆轉勝，似乎覓得了應對川普的通關密語，但石破受到諸多內憂牽制，在日美談判中尚未有所發揮。

日本7月要舉行參議院選舉，對石破首相來說，自然希望施政越平穩越好，可惜他運氣欠佳，連爆內憂，使得好不容易到手的美鋼收購案，也無法使他開心。

米價民怨小泉任農相救火

日本自去年7月起，因有大地震警告，引發民眾恐慌囤購食米，加上日圓匯率低迷，觀光人潮大增，以及年輕世代外食比率提升，而出現缺米現象。米價不斷攀升，迄今幾乎漲了一倍，讓向來以米飯為主食的日本國民吃不消，釀成30年來最大的米荒，堪稱「令和米騷亂」，超市裡的米經常被搶購一空。  

日本國內稻米的自給率高達99%，但過去曾有長期限制稻米產量（減產或改種其他作物）來穩定米價的政策，這回農政機構、負責產銷的「農協」都未事先精準預判需求暴增，一旦出狀況就頗難收拾。2、3月政府多次釋出儲備米，但效果不彰，偏偏5月18日時任農水相的江藤拓在政治募款活動上大辣辣地說「自己從來沒買過米，支持者主動送來的米多到都可以拿去賣了」，民眾無法接受，逼得石破21日緊急請小泉進次郎接任農林水產大臣。小泉改採由政府直接與零售商簽約等方式平抑米價，但只是治標，距恢復米價及供需正常還有一段距離。

日本債券爆嚴重信心危機

美國4月宣布對等關稅後引發美債大跌，曾迫使川普大轉彎，未料到了5月日債也拉警報。2024年日本國債占GDP比率為251%，全球無出其右者，所幸其持有者九成多是日本國民、國內金融機構。

日本債市動盪，政府還在大量發行國債，但主要買家、日本銀行卻開始減購。其財務省亦遭逢20年期國債標售失利、長債殖利率創下新高，出現近40年來最嚴重的信心崩盤危機，震驚全球金融圈，更讓各國央行與投資機構高度關注。5月19日，石破在國會坦言「日本財政比希臘更嚴重」。

日債如果爆了，不僅會重創日本，還會透過套利交易、國際資本流動等管道，波及全球資金流動、利率、金融市場的穩定。因此全球投資人和各國央行都在密切注意日本債市的變化，這也成了石破政府一大隱憂。

日願對美奉上尖端技術

這一陣子，在日美經貿博弈上日本倒有所斬獲。川普3月在國會演曾提到，為強化國防工業，要重建美國造船業，這讓日本嗅出：美國是以重視經濟安全的立足點來加強其國內生產。此後便努力構想滿足美國此一需求的諸多辦法。6月初日本輿論就提出許多建議：可以日本破冰船「白瀨號」的技術為基礎，跟美國共同開發、生產新的破冰船；運用日本的設計與零件，共同打造專業汽車運輸船；研究對美國提供稀土等重要礦物的加工、冶煉技術。由此可知，日本為了讓美國不對日本徵高關稅，並建立新的經濟合作關係，願意向美國供應資金、奉上在各領域所擁有的尖端技術。

日本對於川普阻撓日本製鐵（日鐵）收購美國鋼鐵（美鋼）感到非常痛苦，認為世界市場充滿了大陸生產過剩的廉價鋼鐵製品，日鐵的高度技術和資金如果投資美鋼的話，即可提高美鋼的競爭力。

日鐵可讓美鋼再次偉大

日鐵循著滿足美方要求的套路，近日果然獲得重大突破。6月13日，川普根據「美國海外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查結果，簽行政命令推翻前總統拜登阻止日鐵收購美鋼的命令；宣布就日鐵收購美鋼的計畫，已「批准了兩家公司的合夥關係」。日鐵以141億美元取得美鋼100%的普通股，美鋼成為日鐵的子公司。根據雙方協議，美國政府在經營重要事務上享有「否決權」的「黃金股」，川普的行政命令也載明，為確保美國「(鋼鐵經濟)國安」，必要時，總統有權向這兩家公司下達進一步的命令。

此收購案獲准，日方認為是「被美國政治翻攪」後好不容易實現的大型整併，打開了日美合作的新大門、新象徵，也締造了日本鋼鐵廠過去不曾有過的海外投資規模。美鋼長期為設備老舊所苦，粗鋼生產掉到世界20名以下，往後居世界第4位的日鐵可以提供汽車用高強度鋼板、造船用厚鋼板等，讓「讓美國煉鋼業和製造業再次偉大」。

日鐵想方設法取得美鋼，至少有兩大目的：一是在巨大的美國市場建立基地，二是結合美國，蘊蓄可對抗中國鋼鐵業的競爭力。而美國是要利用日本的資金和技術，重整鋼鐵業旗鼓。表面上看，日鐵峰迴路轉拿下美鋼了，但因協議裡有美國的「國安」作前提，又握有「否決權」，那麼公司經營的核心權力究竟是在日鐵，還是在美國政府手裡，未來還有得瞧呢。

從此一發展不難看出，被川普關稅壓得喘不過氣的日本，又回到了熟悉的親美框架內，儘管石破與川普在加拿大G7的會談未有具體成果，但雙方會繼續由部長級談判代表協商。日本已摸清跟川普打交道的模式，但更重要的是，得先把日債等內憂顧好，這樣才會有底氣跟川普周旋。

美國尚未成立，哈佛大學就已矗立在北美大地。故美國人常言：「哈佛大學在前，美利堅在後。」川普近來極限施壓哈佛，一方面令數千名哈佛學子從天之驕子淪為「學術難民」，哈佛從原來的學術殿堂淪為政治靶子；另一方面更企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和體制，馴服美國的教育界、學術界、科技界和新聞媒體，鞏固其個人的政治基礎，重塑「上帝選民」的現代政治文明典範。

川普對哈佛大學的詰難

4月上旬，川普政府以凍結聯邦經費，要脅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常春藤大學改革治理結構、招生和聘任政策。同月14日，哈佛大學選擇硬槓白宮，拒絕聯邦政府的整改要求，川普政府隨即凍結哈佛大學22.6億美元的聯邦經費，並威脅將取消哈佛大學的免稅資格，並要求哈佛道歉。16日，美國國土安全部（DHS）致信哈佛大學，要求其提供外國學生參與反猶活動及其相關記錄，隨即遭到哈佛嚴詞拒絕。國土安全部長諾姆（Kristi Noem）旋即宣布，取消兩筆該部向哈佛大學的財政撥款，數額超過270萬美元。

不僅如此，4月28日教育部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還對哈佛大學啟動各種調查，說是要打擊反猶主義、反種族和性別歧視。哈佛自4月14日起已收到川普政府957份行政命令，要求學校配合政府調查，否則將面臨凍結聯邦資金。在嚴峻的挑戰下，哈佛大學一方面不得不在二級市場拋售其流動性資產，以緩解財務危機；另一方面發動了法律戰，起訴川普政府，指控其侵犯了大學的學術自由和憲法權利。哈佛還聯合了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150多所高校校長於4月21日發表聲明：譴責川普的無理要求是前所未有的越權，嚴重背離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觀，干涉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不折不扣的歷史大倒退。

5月22日，川普政府直接撤銷哈佛大學的「學生與交流訪問學者項目」（SEVP）認證，強制現有外國學生轉學，並威脅要把此作法推廣到其他常春藤大學。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資料顯示：2024-2025學年哈佛總共招收了6,800名外國學生，占總數的27%。其中，中國大陸學生是哈佛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大部分外國學生支付了全額學費，僅2023-2024學年他們就支付了高達3.84億美元的學雜費，為當地創造了3,900個就業機會。

6月4日，川普宣布對哈佛外國學生實施簽證限制，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則加碼宣布：美國很快將開始撤銷大陸留學生的簽證，嚴加審查所有來自香港和大陸的簽證申請。不過，6月5日「習川通話」中，川普向習近平保證美國不會停止招收大陸學生，國務院也於6日晚間恢復哈佛大學相關簽證的申請。但此事是否會就此罷休，還有待觀察。

哈佛蒙難根源：文化戰爭

面對川普政府的倒行逆施，哈佛稱如果沒有外國學生，哈佛就不是哈佛。前財政部長，也是哈佛大學名譽校長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譴責這是「惡毒的、非法的、不智的，是暴政」，是將教育霸主地位拱手讓人。對沖基金巨鱷Citadel創始人兼CEO Ken Griffin認為川普對哈佛的攻擊，無異於「攻擊美國最卓越的品牌之一」，其行為玷污了美國的國際信譽。

川普濫用國家名器，打壓哈佛等高等院校，鎮壓政治反對派和知識階層，令美國一步步向封閉社會靠攏，背後隱藏著不同黨派和族群對美國未來政治走向的期望和思考。雙方在非法移民、邊境管理、槍支氾濫、墮胎權、LGBTQI+、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性政策（Diversity, Equality and Inclusivity，DEI）、全民醫保和氣候正義等問題上齟齬不斷。這不僅是左派和右派、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派之爭；也是進步主義和傳統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爭，更是一場席捲全美國的文化戰爭。

以川普為首的共和黨人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突出機會平等和個人主義，奉基督教信仰為圭臬，指控哈佛「反猶」、「極左」，是對美國民主和生活方式的致命「威脅」。就連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資深教授平克（Steven Pinker）也認為：哈佛患了「錯亂綜合症」(Derangement Syndrome)，缺乏多元性和意識形態自省，對不同觀點和人物包容度低。根據《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202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3/4的哈佛教師是自由派，保守派只有2.9%。川普等保守派認為對哈佛的打壓恰恰是美國民主的「制度自衛」，是維持和增強民主制度免疫力和開放性的必要舉措。但是，川普的行動已從根本上破壞了美國大學的多元文化和學術共同體，損害了美國的軟實力和國際聲譽。

美國民主政治的慢性潰瘍

在川普統治下的美國，反建制、反精英和反智識的民粹主義甚囂塵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民主黨和共和黨歧異難解，政治極化猖獗，各種內部矛盾和衝突相互交織強化，美國的治理體系和能力日趨弱化，自由主義無力應付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和矛盾，使得美國民主逐漸走上一條衰敗之路。與此同時，這又反過來使得新權威主義、保守主義死灰復燃。二者的零和博弈，只會強化敵我分明的鬥爭意識，摧毀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性、開放和寬容，阻礙自由民主的深化和鞏固，使公共生活距離高品質民主越來越遠，最終令整個國家陷入以暴易暴、人人互害的罪惡淵藪！

（作者係浙江大學青年學者）

6月5日，美國政壇爆發了一場極具震撼性的風暴：全世界最有錢的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槓上了最有權的美國總統川普。這對昔日稱兄道弟的最佳拍檔，接連在自家社媒上公開互相攻訐，導火線源於人事命令和聯邦預算的分歧。

川、馬失和的導火線

首先是川普撤回了對馬斯克盟友以撒曼（Jared Isaacman）擔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長的提名。以撒曼與馬斯克的SpaceX公司關係密切，曾參與該公司首次私人軌道飛行，是馬斯克在航太領域的重要商業夥伴，馬斯克強烈支持以撒曼獲得此職位，但川普在獲悉他曾為民主黨人捐款後，立即撤銷對他的提名。馬斯克向同僚抱怨，他曾捐給川普數億美元，卻換來「朋友被扔出局」的結局，對此他深感羞辱。

第二個導火線是川普推動的「大而美稅改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5月22日，美國眾議院以215票對214票的一票之差通過該法案，川普稱之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重大勝利，但馬斯克卻重批它是「噁心的怪胎」（disgusting abomination)。該法案包括數兆美元的減稅措施並增加國防開支，同時允許美國政府增加舉債，預告美國的預算赤字將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增加約6千億美元。更關鍵的是，法案中逐步取消電動車稅收抵免，直接影響到特斯拉公司。馬斯克公開抨擊該法案，稱其將「使本已龐大的預算赤字大幅增加至2.5兆美元，並讓美國公民背負沉重且無法持續的債務負擔」。

川普表示：伊隆（Elon）知道這部法案的內部運作過程，......突然有意見是因為他發現我們要砍掉「電動車強制令」（EV Mandate）。川普還暗指馬斯克是因離任而心懷不滿。馬斯克則透過X平台以一連串推文駁斥，並轉貼許多川普過去的老貼文，一條批評共和黨提高債務上限，一條主張「若預算無法平衡，任何國會議員都不應連任」，並配文冷嘲熱諷：「說得真有道理，寫這些話的人現在去哪裡了？被替身取代了嗎？」

川普隨後在自創媒體平台Truth Social上回擊馬斯克，他寫道：「伊隆快要失控了，我讓他離開，我取消了他的電動車強制令—那個強迫所有人購買沒人想要的電動車的政策，然後他就徹底瘋了！」川普還表示：「在我們的預算中，最簡單的省錢方式就是終止伊隆的政府補貼和合同，這能節省數十億、數百億美元。我一直驚訝拜登政府沒有這麼做！」

馬斯克與美政府關係密切

據《華盛頓郵報》統計，過去20年，馬斯克的商業帝國累計獲得了38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支援，包括各種援助、補貼和政府採購訂單。以SpaceX為例，它與國家航空航天局和五角大樓簽署的合約總價值達220億美元。2024年，與聯邦政府的合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而華盛頓的太空項目，包括軍事用途的項目，很難脫離馬斯克的服務。SpaceX公司已成為美國航太事業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該公司的「龍」飛船是目前唯一能從美國本土將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站的載具，這一獨特的地位使其在美國航太格局中占據著關鍵地位。

繼川普於Truth Social平台上威脅取消馬斯克與政府的合約後，這位富豪在X平台上宣布將暫停「龍」飛船為NASA服務，馬斯克雖在幾小時後收回這一威脅，但他已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破壞能力。

依照SpaceX二號人物肖特韋爾（Gwynne Shotwell）的說法，該公司與美國政府簽署的合約總價值為22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與NASA相關，涉及「龍」飛船專案和「阿爾忒彌斯」（Artemis）計畫，後者旨在2027年重新將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這場風波凸顯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當關鍵技術掌握在少數私營企業手中時，政治分歧可能會對國家重要專案產生巨大衝擊。

目前雙方似乎都在尋求緩和關係，但這次衝突已暴露出美國航太和國防部門對馬斯克企業的高度依賴。如何在維護政府權威與依靠私營創新之間找到平衡，將是美國面臨的重要挑戰。

馬斯克在川普2024年總統競選中投入超過2.5億美元的獻金，成為川普最重要的金主之一。他還利用自己的X平台（原Twitter，擁有超過2億粉絲），提供了川普強大的輿論支援。馬斯克的支持不僅帶來資金和影響力，還為川普贏得了科技界和商業精英的認可。馬斯克認為他在川普勝選及共和黨掌控參眾兩院上居功最偉，他期望川普勝選後獲得政治影響力。他真正渴望的是能參與國家決策、影響政府舉措，特別是在太空探索、電動汽車、人工智慧等，與其商業帝國密切相關的領域。

馬斯克不具有官員身分

川普勝選後確實給了馬斯克政治回報。他設立了「政府效率部」（DOGE），並任命馬斯克為負責人。這個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削減政府開支，提高行政效率，馬斯克最初宣稱要削減2兆美元的聯邦政府支出。隨著工作的推進，原目標被下調至1兆美元，而實際效果更遠低於預期。儘管馬斯克獲得這一頭銜和一定的影響力，但他始終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員，沒有法定的行政權力，所有的影響力均來自川普的授權。這種非正式的身分使馬斯克的政治影響力極為脆弱，當馬斯克試圖推動自己的議程，特別是與川普核心政策相衝突的議程時，這種脆弱性就暴露無遺，就如中國的政治諺語所言：「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馬斯克作為全世界首富當然不會乖乖認輸，俯首就擒。6月5日下午，馬斯克在X平台發起一項民意調查，詢問是否應「在美國建立一個真正代表中間80%民意的新政黨」，名稱就叫「美國黨」 （The America Party）。迄今已有近200萬參與者，其中超過8成都說「是」。馬斯克還暗示川普應該被彈劾。

在與川普保持數月的密切關係後，馬斯克現在可以因掌握內部資訊給川普製造麻煩。6月5日，他在沒提供證據的情況下宣稱，川普政府之所以在公布涉及性犯罪者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的事上故意拖延，是因川普的名字也出現在裡面。馬斯克寫道：「立此貼為據。真相終將大白」。眾議院民主黨人迅速大作文章。對此，川普立即在Truth Social平台上表示，終止政府與馬斯克旗下各公司（包括Space X和特斯拉）的合約，將是「節省我們預算最簡單的方法」。

去年馬斯克的公司獲得17個政府機構，近100份總計30億美元的合約承諾。曾任白宮首席戰略師、資深顧問的班農（Stephen Bannon）呼籲對馬斯克的「移民身分展開正式調查，因為我堅信他是一名非法移民，應立即將他驅逐出境。」馬斯克是在南非出生的歸化美國公民。班農還呼籲調查馬斯克使用毒品的狀況，撤銷馬斯克的安全許可。川普不僅可以簽署行政命令打擊政敵，還能指示司法部等聯邦機構發起調查，他甚至可以終止馬斯克主導的一些計畫，例如「政府效率改革專案」，或調整對南非白人群體的政策立場，而這些都是馬斯克極為關注的議題。

馬斯克現明顯處於劣勢

馬斯克在與川普的權力博弈中處於明顯劣勢，這種不對等源於幾個關鍵因素。首先，川普擁有憲法賦予的行政權力，而馬斯克只是一個沒有官方身分的商業領袖。其次，川普控制著政府資源和政策工具，可以直接影響馬斯克企業的命運，而馬斯克只能在輿論和市場上施加壓力。最後，川普在共和黨內擁有廣泛的支持基礎，而馬斯克的政治盟友相對有限。中國古有明訓：「富不與官鬥」，此之謂也！

馬斯克的競爭對手和企業是直接受益人，而民主黨及相關政治勢力也因川普牽扯其中而獲利。川普因面臨政治壓力使他與馬斯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考慮到馬斯克的影響力和資源，川普也不願完全切斷關係。這種微妙的平衡可能會隨著衝突的發展而改變，特別是如果馬斯克繼續公開批評川普政府的政策。馬斯克需要認識到，在美國政治體系中，商業成功不等同於政治權力，政治影響力需要通過合法的制度管道獲取。如果他繼續挑戰川普的權威，不僅會失去政治影響力，還可能會對其商業帝國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馬斯克一開始向川普發難，其公司股票立即下跌14%。

在這場錢與權的鬥爭中，馬斯克落敗是必然的。這或許也是馬斯克之後在X平台上坦承「做得太超過了」的原因，但兩人真的能和好如初嗎？另外，馬斯克唯一可得以自慰的是川普的任期只剩三年半，而他還能活40多年！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