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公布致日本首相石破茂、韓國總統李在明的信件，表示美國將自2025年8月1日起，對所有日本和韓國的輸美產品徵收25％的關稅。只是，川普的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也許還有變數。

今年4月2日，川普在白宮玫瑰花園發表演說中展示了一份圖表，要對日本徵收24％對等關稅。日本向來對美國言聽計從，所以川普當時就說和日本很快就能達成一致，但這次日本一反常態，屢次忤逆美國的要求。4月16日，日方談判代表團由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率領抵達華盛頓，日本以最恭順的態度，成為第一個與美國舉行關稅談判的國家。但將近三個月時間過去了，雙方舉行了七輪談判，日本談判代表跑了七趟華盛頓，依然沒有談攏。石破茂一再重申，他將在與美國的談判中，要求取消所有加徵的關稅，尤其是針對汽車的關稅措施。

日本為何開始大逆不道？

原因不是不想答應美國的要求，而是真的沒辦法答應，不答應日本還能撐一撐，能苟延殘喘，一旦答應，日本可能馬上崩盤！

在川普看來，日本一直對美國順差，2024年就順差了550億美元，川普認為日本不應該再從美國賺走那麼多錢，要求日本改正錯誤，美日貿易必須平衡。可是日本真的是有苦說不出。因為日本現在幾乎就只對美國順差，整體上卻一直是逆差狀態。

從2020年開始，日本連續5年貿易逆差，最高峰的2022年，日本逆差1503億美元；其中僅在2024年，日本對中國的逆差就達424億美元。看到這個資料實在令人意外，多年前，日本產品曾經橫掃全球，外匯存底世界第一。但日本不是沙烏地阿拉伯、不是俄羅斯，可以賣資源掙外匯，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工業國。無論是礦產還是能源，日本全靠進口。

日本鐵礦石100%需要進口，稀土97%需要進口，銅100%需要進口。能源也是等同於沒有，石油99.7%需要進口，煤炭99%需要進口，天然氣97%需要進口。甚至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也只有37%，最近還在鬧米荒，不進口連肚子都吃不飽。逆差對日本是要命的，如果長期處於逆差狀態，日本的外匯儲備就會消耗殆盡，連進口原材料的錢都沒有了，那還搞什麼工業？現在川普要美日貿易平衡，那等於日本唯一賺外匯的機會都沒了，無異是要了日本的命！日本為何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日本產業曾稱霸全球

在日本產業最囂張的時候，電子消費品、半導體、汽車、鋼鐵、造船五大產業獨步全球，每年為日本賺取巨額外匯。可以說，日本在相當多的製造業領域，都做到占據全球的半壁江山，甚至於壟斷的局面。1980年代「日本第一」的口號響徹全球。隨便舉例：日本彩電曾占全球65%的份額，錄影機占98%，隨身聽占89%，空調壓縮機占78%，微波爐心臟占91%，數控機床占70%，精密軸承占65%，工業機器人占55%，伺服電機占61%。甚至太陽能板在20年前，夏普、京瓷和三洋這三家日本企業，就占據了全球市場的51%。1973年日本造船同樣達到了巔峰，占據全球份額的50%以上。

從1980年開始，日本就是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一直延續到2023年，盤踞王座達43年之久。可惜，到今天，以上的光環，全都變了調！日本高鐵最高峰時占據全球73%的技術專利，現在中國高鐵占全球73%的里程；挖掘機日本曾占全球的58%，現在中國占63%。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現在是中國；全球最大造船國也是中國。日本的家電品牌曾輾壓全球，現在中國空調占據全球82%、冰箱占76%、電視機63%、投影儀89%。日本的產業寶座一個個丟了，而中國一個個走到全球最前列。日本曾經一個松下就占全球電池市場份額的38%，現在則是寧德時代的天下；現今日本各領域無死角地被中國超越。

原來的優勢產業丟光了，新的產業呢，無論是互聯網、AI還是新能源，日本一個都沒抓住。現在日本就剩下三個陣地了。一個是光刻膠，日本信越化學占全球份額72%，但中國南大光電已實現了突破；一個是碳纖維，日本的東麗集團占據全球份額61%，但中國的中複神鷹在加速追趕；這兩個領域日本最多也只能再撐兩年。還有一個是日本的AV小電影，這個沒人和它爭，但也掙不了多少錢。

想想40年前，我們所看到的所謂好品牌都是日本貨，日本製造無所不在，也代表了高品質，在早年，學生有一個日本的SONY隨聲聽就是莫大的榮耀。但中國製造逆風飛揚，用40年的時間徹底輾壓掉了日本製造。不僅日本製造在中國銷聲匿跡，中國製造更全面反攻日本，現在日本有多依靠中國製造？且不說普通的衣食住行，就說一兩個資料，山東曹縣，僅一個縣就供應了日本90%的棺材；福建泉州惠安縣，僅一個縣就供應了日本90%的墓碑。沒有中國製造，日本人死都死不起！

風水輪流轉歷史反噬日本

今天，日本原來的優勢產業丟的已經快沒了，而新的領域無論是互聯網，還是AI或是新能源，日本毫無建樹。2023年東京車展上，豐田章男在比亞迪展台90度鞠躬，身後電子屏顯示著日本對華汽車零部件出口暴跌，而此時此刻中國的零配件已全線反攻日本。這不僅是產業王座的崩塌，更是日本作為工業國最深的恐懼。一邊是向資源出口國乞討原油，一邊又要向製造業新霸主進口零配件，簡直是開啟了產業的死亡螺旋。

現在川普要日本再簽署另一次廣場協定，無異要從已骨瘦如材日本身上吸血，日本如何續命？中國曾差一點淪為日本殖民地，如今風水輪流轉，歷史的迴力鏢反噬日本，天道不欺，確有其道理。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6月13日，以色列悍然向伊朗發動空襲，斬殺了多名伊朗軍方高官和核科學家後，美國又加入對伊朗核設施的轟炸。正當人們憂慮中東是否會因此大亂時，6月25日，以伊雙方又忽然戲劇般地宣布停火。起先人們一頭霧水，但細細一想，恍然大悟：原來，各方都打不下去了。

以色列也實行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的終極目的是要推翻伊朗現政權。它雖是中東軍事強國，但無奈體量太小，一交手，才發現伊朗不是加薩，蛇吞大象，談何容易？伊朗儘管處於劣勢，但仍有一定的韌性，接連25輪的密集導彈砸向以色列，使得以色列的鐵穹的導彈攔截率從最初的90%跌至65%左右。

其次，每天數億美元的燒錢，也使得以色列很難將這場戰爭打下去。最大的成本是攔截伊朗「分散而飽和」式的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僅此一項每天的花費就高達數千萬至2億美元，若這場戰爭持續一個月，據估計以色列將耗資120億美元。伊朗也不想將這場戰爭打下去，國內經濟困難，政局不穩，也害怕戰爭會使得其神權統治驟然崩潰。

美國雖和以色列目標一致。但也面臨國內國際的一系列難題。何況，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印太，如果長久地陷入中東亂局泥淖中不能自拔，顯然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於是乎，在美國向伊朗三處重要的核設施投下14枚巨型鑽地炸彈後，美以就宣布已完成摧毀伊朗核設施的既定目標；而伊朗也宣布導彈飽和式地攻擊了以色列，還襲擊了美軍卡達基地，挽回了點面子。於是三方均同意停火，各自宣布了自己的重大勝利，皆大歡喜。外界評論道，這場歷時12天的戰爭，特別是後期，具有明顯的「表演性質」。

表演暫時告一段落，卻由此引起人們一些深刻思考。當今世界已愈來愈小，各種變亂交織出現，熱點衝突層出不窮，一點火星都可能引爆全球大戰。而一旦出現衝突，又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評說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訂這個標準？

有人說，以色列攻擊伊朗是合理的。一旦這個「邪惡」國家擁有核武器，就很危險。但問題是以色列擁有核武就不危險嗎（據說它已擁有核武器）？加薩的悲劇已證明以色列反人類的殘暴和無底線性。以色列軍隊連加薩的援助物資分發點都轟炸，醫療機構、新聞記者、聯合國工作人員均成為其導彈下的犧牲品。僅在3月18日一天就炸死了200多平民。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以色列的殘暴絲毫不亞於希特勒。「與我們在加薩看到的景象相比，二戰中最令人震驚的照片和視頻都黯然失色。」據說以色列對伊朗的擁核有極其強烈的危機感。但反過來說，伊朗不也是同樣如此嗎？IAEA是不是也該核查一下以色列是否已擁有核彈？集體屠戮平民，種族清洗，轟炸醫院等人道設施，戰爭罪就是戰爭罪，又何來民主、專制之分？

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在哪？

當今世界，沒有誰喜歡伊朗這樣的神權國家。該國宗教極端，統治黑暗，貪腐叢生，民不聊生。但問題是，伊朗又是一個主權國家，除了它國內的人民，誰有權對伊朗來實行政權更替？如果說，僅僅是因為瞧著某個國家不順眼或聲稱被某個國家嚴重「威脅」了，就可以悍然向其發動攻擊，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豈不也有某種正當合理性？

同理，是不是中國大陸也因受到威脅，就可以對周邊某些國家發動軍事行動？看看大陸東部、南部周遭，幾乎布滿了瞄準的導彈。在韓國有薩德；在菲律賓有堤豐；在日本超過1000枚遠端導彈其中半數瞄準中國，這比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機」不知要嚴重到多少倍！是不是中國也可以向這些國家或地區發起攻擊？以今天大陸的國力、軍力並非難事。

中國向來主張和平解決問題。問題是，像中國這樣自古以來就秉持「和合」理念的大國在當今世界有幾個？如果大家都不受國際法約束，各行其是，恣意妄為，這個世界豈不亂了套？

如何破解千古難題

因此，這個世界哪個國家說了都不能算，只能是某個國際權威機構說了算，包括人類共有價值觀、戰爭的正當性標準等。理論上，這個權威機構應該是聯合國。但聯合國目前很像春秋戰國時期的周天子，有其名而無其實，連小小的以色列都可在聯合國議事大廳裡咆哮公堂，肆意侮辱秘書長。如何使聯合國有名又有實，有責又有權，這是當今全球治理的千古難題。這將是一個凝聚全人類共識的漫長過程。

首先，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要適當地讓渡部分權力，例如行使戰爭權、核武器管控權等等，以服從聯合國的統一管理。聯合國一旦通過決議，就應具有法律的剛性和強制性。

美國必須先想通。回顧1991年的海灣戰爭，不正是在聯合國的授權下，美國才發動了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企圖吞併科威特的懲罰性軍事行動嗎？該次行動甚為成功，也大得人心。但後來，美國不把聯合國當一回事了，肆意違反聯合國憲章，攻打伊拉克，又占領阿富汗，結果如何呢？一敗塗地，一地雞毛。至今元氣都沒有恢復過來。

當然，維護和強化聯合國權威，知易行難。但捨此一途，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作者係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對峙，它更是領導階層判斷力的試煉。當決策核心未充分整合多元觀點，低估風險或誤判局勢時，戰爭就可能成為錯誤選項，並將災難推向無辜的平民。今年6月，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軍事衝突，即反映出領導層未能以全局視野衡量安全風險與政治後果，導致災難性連鎖反應。這場由錯誤決策催化歷時12日的武裝衝突，最終在多方壓力下簽訂停火協議，不僅揭示決策過程的結構性缺陷，更對國際安全秩序拋出深刻的警訊。

決策結構中的失衡陷阱

在現代安全與軍事政策制定中，決策錯誤並非單一事件或短期因素使然，而是長期體制失衡與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此次對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行動，揭示兩國政治與軍事決策架構中出現制度性問題。以美國而言，國家安全決策多集中在行政核心圈層，由國安會與總統周邊顧問構成的緊密體制，容易排除國會或戰略智庫的異議。在快速回應威脅的名義下，決策過程往往跳過必要的多層評估，造成戰略行動基礎薄弱。

以色列亦呈現類似的傾向。其安全決策體制雖看似多元，但實際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理與國防高層，在政治危機發生時開戰尤易淪為政治求生工具。此次行動顯示出決策並非源於長期安全評估或區域穩定戰略，而是內部壓力與維繫領導人政治地位的結果。伊朗方面則因其封閉體制與政策透明度不足，導致資訊回報體系斷層，使領導人難以掌握全貌並做出理性應對。三方共同的結構問題在於缺乏制衡機制與多元參與，導致關鍵決策受限於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利益框架，使戰爭成為錯誤政策的延伸。

戰略嚇阻的錯置操作

嚇阻理論在國際戰略中原本旨在維持戰略穩定與避免武裝衝突，尤其是涉及核能議題時，其核心精神在於使衝突成本高於收益。但此次行動顯示，領導人將嚇阻概念錯誤轉化為主動出擊的藉口，破壞其原初目標。川普在無確定證據支持伊朗將立即構成核打擊威脅的情況下，選擇先發制人，不僅削弱美國在全球戰略的自制形象，亦加劇國際社會對其動機的不信任。

以色列則進一步將嚇阻操作為內政動員的手段，透過軍事行動塑造敵我對立來鞏固執政的正當性，其長期效果是對外戰略透明度下降，對內民意操作加劇，並使得國際協調的空間緊縮。

然伊朗的報復行動亦呈現，其對「象徵性打擊」與「維持國家尊嚴」的扭曲理解，忽略了反制行為，實則是對其民間社會構成更大的傷害。戰略嚇阻之所以失效，正因領導人選擇將其當作戰爭正當性的修辭工具，而非國際安全理論的制度化指導原則。當嚇阻不再基於風險管控與威脅對稱，而服膺於選舉動員、民意操作或政權穩定需求時，其所引發的不穩定性，遠超過其能保障的安全假設。

戰場上缺席的人道思維

戰爭之所以令人震驚，不僅在於其破壞力，更在於平民往往被迫承擔其代價。在此次衝突中，無論是空襲造成的基礎設施毀壞，或是飛彈攻擊引發的難民潮，都可見決策過程中，對倫理責任的制度性忽視。美國與以色列於行動前，未就人道影響進行足夠模擬，也未啟動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流程，顯示其戰爭規劃架構中，並未將平民保護納入核心要素。軍事技術雖已可精準區隔軍民設施，但戰場實際執行層面未見同等標準，反映出倫理指導原則在決策體系中，依舊僅止於象徵層次。

此外，伊朗以民用設施為核活動掩護亦違反人道法規定，加劇平民暴露於風險中。此類行為的問題在於，國家層級並未建立完整的戰爭人道風險評估機制，領導階層缺乏對平民傷害承擔具體責任的政治文化。在國際法規存在的前提下，各方卻以主權與安全為由規避問責，實質上破壞了國際體系的合法性基礎。倫理責任不應淪為戰爭後的道歉詞彙，而應成為軍事行動設計初期即納入的制度規範。若領導人持續將人道災難視為戰略成本之一，而非應全力避免的核心目標，則戰爭將會不斷把平民推入苦難。

結語

此次衝突揭示一項根本問題：當政治領導者缺乏制度性自制、無視倫理責任並誤用戰略原則，戰爭便不再是最後手段，而成為誤判與偏執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作為擁有高度軍事資源與決策影響力的國家，其行動模式具高度示範效果；若其錯誤行動不受到批判與檢討，將誘發其他國家仿效，進一步侵蝕國際法秩序與人道保障的機制。伊朗的政策封閉與高風險反應模式，凸顯了威權體制對資訊透明與危機處理能力的局限，亦應受到等比例的檢視。

戰爭從不應是領導人鞏固政權的工具，也不應成為選舉語言的延伸舞台。真正負責任的國家，應透過建立跨部門的決策機制、強化國會與社會監督、納入倫理與風險評估模型等制度性改革，確保政策選擇不再將人民置於不可承受的苦難中。唯有建立起制度性的決策邏輯，並對人道真誠尊重，國際社會才可能從錯誤中學習，走向更穩定且有尊嚴的和平未來。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025年7月24日，第25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北京舉行。2025年正值中歐建交50周年，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如何總結經驗，開創雙邊關係的未來，深受輿論矚目。

中歐峰會前夕雙方摩擦接連不斷，峰會本身也被質疑乏善可陳。然而，正如習近平在會見中指出的，「中歐之間沒有根本利害衝突和地緣政治矛盾，合作大於競爭、共識多於分歧的基本面和主基調沒有變。」尤其，相較於中國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中歐能夠保持最高層交往與各領域的對話本身就彌足珍貴。因此，第25次中歐北京峰會完成了承前啟後的任務。

中歐峰會曾被看衰

從常理來講，在50周年紀念峰會前夕，雙方應盡力塑造和諧的輿論氛圍，並為峰會的成功舉行積累前期成果。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人們更多看到的似乎是相互指責和彼此制裁。先是今年6月20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實施國際採購工具（IPI）措施，禁止未來5年內中國醫療器械廠商參與歐盟500萬歐元以上公共採購合同的招標。作為反制，中國財政部7月6日宣布，對於4,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醫療器械政府採購專案，排除歐盟企業參與。

7月8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闡明歐盟對華三大優先關切，包括中歐經貿關係再平衡、經濟去風險和全球議題外交。在演講中，馮德萊恩表達了，在市場准入、產能過剩、稀土出口管制等方面對中國的不滿，並指責中國在為俄羅斯的對烏戰爭提供經濟支援。面對歐盟的強勢施壓，中方的回應也毫不客氣—「希望歐方認識到，當下需要再平衡的是歐方的心態，而不是中歐經貿關係。」

就在中方官宣馮德萊恩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即將連袂訪華的同一天，歐盟宣布在第18輪對俄制裁中，將部分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列入清單。隨後，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向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提出嚴正交涉。另據彭博社和《金融時報》報導，歐盟領導人的在華行程，將由原定的兩天縮短為一天，並且歐盟將暫緩與中國簽署氣候行動聯合宣言，這使得輿論對中歐峰會的預期一降再降。

根據峰會結束後歐盟發布的新聞簡報，歐盟領導人果然在烏克蘭問題、貿易不平衡、稀土出口管制、人權、台海等議題上，當面向中國領導人表達關切或施加壓力。在峰會開幕致辭中，馮德萊恩直言不諱「中歐關係正處於轉捩點」。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馮德萊恩又重申「中國如何繼續應對普丁的戰爭，將成為未來歐中關係的決定性因素。」於是一些外媒用「分歧難解」、「未取得顯著成果」，甚至以「聾子對話」、「註定失敗」來為峰會蓋棺定論。

峰會引領中歐關係發展

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中歐競爭不斷加劇，再疊加美俄等第三方因素，歐盟對華認知漸趨負面，中歐分歧被持續放大，這是客觀現實，中國並沒有迴避。中國始終堅持通過對話增信釋疑、管控分歧，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歐盟對外行動署亞太總司長科旺斯特倫在接受中國媒體專訪時指出，「對歐盟而言，我們的兩個核心關切非常明確：一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二是中歐之間的經濟結構不平衡。」對此，中國領導人在峰會上都做出明確回應。

在烏克蘭問題上，習近平強調「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中方一貫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主張勸和促談，宣導標本兼治。」在峰會結束次日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進一步披露，烏克蘭問題不是也不應成為中歐之間的問題，但願意跟歐方保持溝通。事實上，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更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歐盟的事情，歐盟不該揪住中國不放。

在經貿問題上，習近平主張「相互依賴不是風險，利益交融不是威脅，…中歐經貿關係的本質是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應該也完全能在發展中實現動態平衡。」針對歐盟對稀土出口管制的關切，國務院總理李強倡議雙方可以打造「升級版」中歐出口管制對話機制，保證中歐產供鏈穩定。在出席中歐企業家座談會時，李強還提出，中歐可以進一步發揮經濟互補優勢，聚焦服務貿易、科技創新、綠色經濟、第三方合作等領域，培育更多合作新增長點。

相較具體議題，中歐峰會更重要的價值是為雙邊關係提供戰略引領。習近平總結了中歐建交50年的經驗和啟示，並就中歐關係未來發展提出三點主張，包括堅持相互尊重，鞏固夥伴關係定位；堅持開放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摩擦；踐行多邊主義，維護國際規則秩序。對此，歐盟領導人的反應積極，強調歐方致力於深化歐中關係，建設性處理分歧，推動雙方合作在平衡、對等、互惠基礎上持續取得更多積極成果。歐盟還表態歐中要擔負責任，共同堅持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峰會當天發表的《中歐領導人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就是最好的例證。

雖然中歐之間的確存在分歧或爭端，唱衰挑撥中歐關係的聲音也不少，但承前啟後的中歐北京峰會，標誌著中歐關係平穩過渡到下一個50年，而且中歐關係前景可期。

（作者系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組織學院副教授）

日本政壇跌宕起伏又上演了一齣好戲，一幕日美關稅硬槓、一幕自民黨參議院選舉慘敗與逼宮聲浪，一幕美日談判關鍵性突破，石破茂的首相生涯猶如是在「國難」與「國益」之間反覆躍動。

川普的關稅施壓曾將石破弄得喘不過氣來，出人意表的是，在自民黨參議院選舉重挫後，川普又像「及時雨」般地救了石破一把。

川普關稅加壓，石破頑抗

7月7日，川普在其「真實社群」公布對日關稅稅率25％的信函，挑明美日貿易逆差是由日本關稅、非關稅政策及貿易壁壘所造成的，8月1日起，美國將對日本進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稅；如果日本出於任何原因，決定提高對美產品的關稅，無論日本提高多少，美國將會把該數字加在現行的25%關稅上。看這幾句話即知川普對日本有多狠，而稅率勢必會對無數企業造成重大衝擊。

過去三個月來，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七次赴美交涉，使盡渾身解數，但關稅比4月不降反升1％！石破對此表示「遺憾」，並做出「繼續交涉」的指示。石破不甘示弱，在參議院選舉街頭演講時說，「國家利益之戰，不能被輕視！即便是盟友，也要堂堂正正地維護我們的利益」，對比過去歷任對美國唯唯諾諾的「YES-MAN」首相，石破坦率陳詞令人耳目一新，許多人都沒想到他這麼強硬、有個性。

不過，石破的「硬漢」形象，遮掩不了米價翻倍、通膨加劇、債市不佳、與美談判未果造成經濟、金融的窘迫，乃至自民黨政治獻金入私人口袋的醜聞未能徹底清除，使得石破內閣的民調一路下跌，只剩約兩成。

自公聯盟參議院淪為少數

因此，執政聯盟的自民黨、公明黨在7月20日的參議院半數改選，以及1席補選中大減席位，分別只得到39席、8席：加上未改選的部分，選後參議院自民黨101席、公民黨21席、立憲民主黨38席、國民民主黨22席、日本維新會、19席、參政黨15席、日本共產黨7席、令和新選組6席、日本保守黨2席、社民黨2席、未來團隊1席、無黨籍等其他14席。

自、公聯盟合起來122席，不到參議院半數的125席，淪為少數。另一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右翼小黨異軍突起，侵蝕了自民黨的保守派票源，讓自民黨陷入苦戰，特別是議席增加了13席的參政黨，其創黨人神谷宗幣（去年520曾隨國會議員團來台慶賀賴清德就職）學川普運用煽動性議題，主張「日本人優先」，反對（有色）外國移民，主打反對「外國人受優待」、以免「治安惡化」之類的排外政策，助長了選戰期間的仇外氛圍。今後像參政黨這型的政黨，很可能會成為左右日本政壇的「關鍵少數」，加速日本政治保守化、右傾化和民粹化。

自、公聯盟去年10月眾議院大選、今年夏天東京都議會選舉都輸，這次參議院再輸，三連敗，在參眾兩院淪為「雙少數」，未來施政更困難。儘管石破表示有意「續任首相」，但其領導自然會受到黨內外的嚴峻挑戰。去年總裁選舉時的最強競爭對手高市早苗，選前就說要再出馬、前首相麻生太郎則認為選輸不宜繼續執政，甫被拔擢的小泉進次郎也變臉反對續任，還有一些地方黨部召開會議要求石破下台；在野黨當然更希望石破走人。

問題是，各個在野黨的政策立場分歧，在外交、安保、核電等政策及憲法議題上南轅北轍，根本無法達成共識，所以在野黨要組成聯合政府的機率非常低。日本現在所面臨的美國壓力與國內難題，不論是自民黨或是在野黨，根本無人有足夠的分量和能力罩得住局面，誰上來都恐怕都是短期、過渡性質，當箭靶。

日美談成協議為石破解危

正當一套套逼宮劇本浮出、石破寶座岌岌可危之際，川普7月23日突然宣布，美日完成一筆「史上最大」的貿易協議。日本一般商品的對等關稅降到15%；同時，日本將向美國投資高達5,500億美元（多在製藥、半導體領域），美方可獲得其中90%的利潤，也將創造美國數十萬個工作機會。日本也將對美國開放汽車、卡車、稻米及其他特定農產品進口，並承諾購買數十億美元的美國軍事與工業設備。

日本政府強調，這是赤澤團隊努力談判的結果，能在8月1日截止前達成協議，對維護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石破表示，輸美汽車和零組件稅率降至15％，且不設進口配額限制，為全球首例；關於稻米，日本維持「最低准入」框架，增加美國米的比重，並未損害日本農業利益。赤澤在美補充，貿易協議不涉及國防支出，也不包括鋼、鋁徵收的50%關稅。

原來沒有的關稅現在有了，只是川普基於日本承諾鉅額投資美國「用錢換關稅」，將先前恫嚇的高稅率降了不少，但日本官民普遍給予高度肯定，最直接的反應是，當天日經指數狂飆逾1500點，漲幅達3.5%，創下一年以來的新高。豐田、本田車廠的股價亦上演慶祝行情。因為日美達成貿易協議，減輕了日本經濟的不安前景，也給了央行升息空間。石破在與黨最高顧問麻生太郎、副總裁菅義偉、前首相岸田文雄會面後，順勢否認了先前辭職的傳聞，表示還會繼續擔任首相。早先一邊倒要石破下台的輿論部分翻轉，甚至出現「請勿辭職，首相加油」的聲音，與下台論進行拉鋸。看來石破可暫時喘口氣，但能撐多久很難說！

當歷史回望21世紀初葉的世界秩序變遷，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置於舞台正中央，作為一個主動瓦解自身霸權結構的主體。川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來，其「美國優先」外交政策撕裂的，不只是跨大西洋聯盟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是更深層地摧毀了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穩定器的信任資本。

在這場看似孤立主義的退卻行動中，中國大陸悄然收穫了一場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勝利—它不需與美國正面對撞，便迎來了國際體系的裂縫。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不再由新興大國發起，而是由霸權國家的自我解構所促成。

川普拒絕有代價的領導權

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赫然屹立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指出，國際秩序的穩定仰賴一個具備意志與能力的霸權國，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與執行。從1945年起，美國主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創設聯合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開始，美國深諳此理論邏輯，藉由資源投射與制度安排重構戰後世界。在這樣的秩序下，即便如中國這樣的後進國家，仍能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體系中逐步壯大。然而，這套系統的代價是高昂的。作為「秩序提供者」，美國必須長期承擔全球軍事駐防、經濟援助與安全保證的成本，並接受來自盟國，甚至對手的制度性搭便車行為。

川普之所以成為秩序的顛覆者，不在於他是否比過往更具攻擊性，而在於他公開拒絕這種「有代價的領導權」。他質疑北約、日本、韓國的安全依賴，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甚至對WTO動手動腳，都是美國不願再為全球提供無償公共財的反射性反應。若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這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復辟，而是霸權衰退的典型症候—霸權國開始感覺其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從而選擇削減國際承擔。

美戰略撤退為中創造機會

這樣的「戰略撤退」為中國大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縫隙。按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中美關係或正處於「修昔底德陷阱」中，即既有霸權與崛起大國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然而，若以川普的秩序破壞為視角來看，這一陷阱正被意外地「繞開」：中國無需像20世紀的德國、日本那樣，與美國正面對抗，它只要穩步擴張其影響力，便可在美國自退後填補權力真空。無論是推動「一帶一路」、主導亞投行、強化金磚機制，抑或在全球南方倡議制度性替代品，中國都展現出「秩序塑造者」的潛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中，誰來承擔秩序更替的成本，是一個長期困擾新興大國的核心問題。過去蘇聯挑戰美國失敗的一大原因，便是它無法提供一套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規則，也無力支撐其全球戰略擴張。中國大陸亦深知秩序塑造的結構代價，因此在許多場合避免與美國直接正面衝撞，選擇潛移默化、分區塊布局。然而，當美國主動退出規則設定場域，這些代價便開始由華盛頓自身吸收，讓北京得以在未付出等價成本的情況下，漸漸推進其全球治理的理念。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崛起可高枕無憂。制度正當性、全球接受度、金融與軍事能量的可及性，仍是中國打造新秩序的瓶頸。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在內政撕裂、極化政治與「後全球化焦慮」下，似乎正逐漸失去過往推動國際主義的戰略自信。拜登雖試圖重建盟友關係，但在川普主義陰影未散的美國政治中，孤立主義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更廣義而言，這場由美國發起的「秩序自肢解」行動，也讓我們重新檢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可持續性。

哈佛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智慧權力」（smart power），主張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來維持全球領導力。若美國放棄這種平衡，轉而訴諸單邊主義與制裁外交，那麼其軟實力將隨制度瓦解而喪失，最終讓全球陷入真正的無政府狀態。

世界進入多邊多層次時代

當今世界不再有單一大國能以一己之力，提供全球治理的所有公共財，而進入了一種多邊、多層次、跨域競合的後霸權時代。在這樣的格局中，歐盟、日本、印度、甚至一些中等強權如印尼、土耳其，也開始尋求在區域或功能性領域中主導議程。而這種權力的分散與權威的稀釋，正是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實質體現。

在結構轉型的時代，地緣政治的比拼，已不僅是國力的較量，更是話語權與制度想像力的競賽。誰能提出更具吸引力、更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全球治理模式，誰就能在碎裂的秩序中重塑中心。而美國若繼續選擇內視、拒絕承擔秩序領導的責任，將非但失去過去的霸權地位，更可能喪失重新建立信任的歷史機會。

從歷史結構的高度看，川普的出現並非意外，而是美國戰略焦慮的症候化身。他並非刻意讓中國更強，而是讓世界更加不需要美國，但秩序轉換恰好可能不在於誰崛起，而在於誰主動退出。

（作者係國會法案主任、新政評論創刊人）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發動「崛起之獅行動」，率先向伊朗發動攻擊，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伊朗以火箭、飛彈和無人機回擊後，美國也對伊朗進行大轟炸。這一場軍事衝突再度揭開了國際正義虛偽的真面目。

以色列、俄羅斯同因不同果

以色列攻擊伊朗核子設施的理由是，伊朗的核子設施不僅限於和平用途，而是企圖製造核子武器。國際原子能總署曾於2023年3月指出，伊朗福爾多基地的鈾濃縮純度已達83.7%，非常接近製造核武所需90%的濃縮標準。以色列因此認為，必須及時摧毀這項企圖，以免伊朗建造出核子武器，對以色列構成毀滅性的生存威脅。發動軍事攻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權，屬於正義之舉，也因如此，美國不僅未譴責以色列，甚至協助以色列，於6月22日凌晨直接對伊朗採取進一步攻擊。

反觀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則全然不是如此。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發動軍事攻擊的理由是，烏克蘭政府欺壓殘害烏東地區俄裔人口，同時試圖加入北約，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由此看來，俄羅斯發動軍事攻擊，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及烏東俄裔人口的生活權，理應站在正義的一方。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將俄羅斯的行動定義為侵略，不但嚴加譴責，還祭出經濟制裁。俄羅斯與以色列同樣主動對鄰國發動軍事攻擊，西方世界的反應截然不同，其中的差異在於西方國家主觀的認定。

以攻擊伊的正當性不足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世界各國應該一律平等，既然美國等先進國家擁有核子武器，甚至印度與巴基斯坦也擁有核武，伊朗沒有理由不能發展核子武器。以色列憑藉自己單方面的研判，斷定伊朗一旦製成核子武器，將用來攻擊以色列造成大滅絕，因此率先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此舉是否具有正當性不無疑問。

根據刑法原則，必須有確鑿罪證才能處罰，而刑法採取無罪推定原則，基本精神在於「善意始終是推定的」，除非法院經過審判並證明被告有罪確定，否則應推定被告無罪。這意味著原告有舉證責任，而不是被告需要證明自己無罪。 由此看來，在以色列不能證實伊朗已製造核子武器之前，無權對伊朗實施懲罰。以色列此舉有未審先判、未判先罰之嫌。

事實上，伊朗在20世代曾簽署過《核不擴散條約》，已經在這國際規範的框架中。如果美、俄等核武大國認為，其他國家發展核武是威脅和平，那麼手握上千枚核彈頭的國家更該率先裁軍，以身作則。

強權介入助長區域動亂

以色列與伊朗的宿怨來自於國際強權的安排。以色列境內的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徒心目中的聖地。在歷史上，曾經由古埃及帝國、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東羅馬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區交由英國託管。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於1947年11月29日通過181號決議，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託管地成立一個猶太國家。於是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獨立建國。國際強權漠視伊斯蘭人民的立場，將耶路撒冷完全劃歸於以色列，埋下了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衝突的種子。以至於以色列建國至今，至少與鄰近國家發生5次重大的武裝衝突。

1978年埃及與以色列和談後，美國完全將中東及亞西納入勢力範圍。然而伊朗在1979年出現了與美國敵對的何梅尼政府，從此美國就與以色列及沙烏地阿拉伯聯手對抗伊朗。2023年3月10日，在中國大陸的斡旋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邦交，不但加強中國在中東與亞西地區的影響力，也使得美國與以色列頓失對抗伊朗的助力。俄烏戰爭爆發後，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這也是美國決心制裁伊朗的因素之一。

國際強權決定正義

俄羅斯總統普丁與習近平6月19日通話，雙方一致譴責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行動，認為該行動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規範。雙方也都認為，以色列及西方對伊朗核計畫的疑慮，不應該透過軍事手段解決，而應尋求外交途徑取得共識。以色列的奇襲造成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總參謀長、多位將領及多名核能科學家死亡，但美國並沒有譴責以色列，也沒有對以色列祭出制裁。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從加薩走廊向以色列發射3千餘枚火箭彈，引發以色列強烈的報復行動，不但對加薩走廊進行大規模轟炸，全面封鎖加薩，也對加薩走廊發動大規模的地面攻勢，大量平民遭到殺害，另有約230萬巴勒斯坦人及20多萬以色列人流離失所。2024年11月21日，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前國防部長加蘭特、哈瑪斯高級將領穆罕默德戴夫簽發逮捕令，指控雙方犯下戰爭罪。但納坦雅胡依然故我，不僅發動奇襲伊朗，甚至有意刺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推動德黑蘭的政權更迭。

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與價值觀，評斷國際之間的是非對錯，美國與以色列更仰仗強大的軍事實力，直接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這就是世人看到的國際正義。在此國際現實下，執政者必須審時度勢，自謀生路。這是千古不變的鐵律。

（作者係退休大使）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7/8月一期，刊載了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前國防部助理部長、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提出者奈伊（Joseph S. Nye, Jr.）合寫的文章：《漫長的美國世紀的終結：川普與美國權力的根源》（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奈伊已於5月6日逝世，此文是他最後的遺著。

文章指出，川普既試圖將美國強加於世界，又試圖疏遠美國與世界。他在第二任期伊始就炫耀美國的硬實力，威脅丹麥放棄格陵蘭島的控制權，並暗示將收回巴拿馬運河。他在移民問題上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布對世界各國徵收對等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

川普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的交易夥伴施壓，表明他認為當代相互依存模式增強了美國的實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市場的購買力，以及美國軍事實力的確定性，這些優勢賦予華盛頓對其夥伴施加高壓手段的條件。

川普外交政策將削弱美國

即使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強大的原因，他卻適得其反地運用這種優勢削弱了美國實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實力是基於那些能夠增強美國實力的相互依存模式，包括源自貿易關係的硬實力和有吸引力的軟實力。作者認為，川普現行外交政策的延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對自二戰以來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帶來益處的國際秩序的瓦解。川普為了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力量，誤入歧途，最終可能會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著名的出版商盧斯（Henry Luce）稱之為「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戛然而止。

川普政府忽視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別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賄賂或吸引力來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占上風。

作者認為，川普似乎過分熱衷於脅迫和美國硬實力的運用，但他似乎並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進行脅迫，會削弱美國盟友的信任；威脅巴拿馬，會重新喚起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了吸引力，從而忽略了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源泉。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失敗的策略。

軟實力即使在短期內也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具有吸引力，它就無需過多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這個國家良善且值得信賴，他們就更容易被說服，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作法。面對霸凌，他們或許會順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交易夥伴不可靠，就有可能拖延，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彼此的長期相互依存。

2024年5月，蓋洛普在其調查的133個國家中，發現美國在81個國家中占據優勢，中國在52個國家中占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如果美國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並在國外恃強凌弱，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將在未來4年，因美國政府的過度行為而不復存在。

川普等西方民粹主義者崛起，他們將全球化描繪成一種惡魔般的力量。實際上，全球化僅僅指洲際範圍內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實力，而川普對全球化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貿易帶來了德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國民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衝擊，有時是外國政府蓄意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體提高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增強了美國的實力，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以及其對全球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

移民對美國利多於弊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以大規模的跨國界人口流動為特徵，這是另一種主要的相互依存模式。移民豐富了文化，並為接收移民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將擁有技能的人才帶到能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因此緩解人口壓力，也會受益於移民的匯款。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

川普指責移民造成了顛覆性變革。儘管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顯然對經濟有利，但批評者很容易將其定性為短期有害，並可能在某些群體中激起強烈的反對。移民常常被指責是各種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罪魁禍首，移民問題已幾乎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政治議題。它使得川普在2016年當選，並在2024年讓他重返白宮。

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信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旅行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作者認為，這對美國的實力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因為美國過去幾十年因移民的活力和生產力而增強。

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沒有任何一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人類相互依存的必要性。然而，川普政府卻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取消了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持。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實力的關鍵泉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對加速發現和創新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前，科學活動和網路擴張幾乎未引起負面的政治反應。任何衡量全球化對人類福祉的利弊清單都將其納入積極的一面。正因如此，川普新任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政府削減了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包括那些投資回報率高，在推動現代世界創新步伐，將提升美國威望和實力的領域。

儘管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通過取消資助、限制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全球最優秀學生的難度來扼殺它們。這種作法很難令人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的文化戰爭炮火。這無異於一次巨大的自殘。

全球的相互依存不可逆轉

該篇文章最後指出，全球的相互依存不可逆轉。只要人類不斷流動，不斷發明新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這種相互依存就將持續下去。畢竟全球化已長達幾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及更遠的時代。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大航海時代，隨後歐洲的殖民擴張塑造了如今的國家邊界。19-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改變了農業經濟，蒸汽機和電報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服務型經濟。數十億人的口袋裡都揣著一台電腦，其中存儲的信息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

世界大戰暫時逆轉了經濟全球化，擾亂了移民流動，但只要沒有全球戰爭，只要技術繼續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就將繼續下去，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存在，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境傳播。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能帶來惡性影響：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表明這場危機不分國界。

為了重塑全球化，造福共同利益，各國必須協調一致。為了使這種協調有效，各國領導人必須構建和維護聯繫、規範和制度的網路。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得在中心節點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上最強大的國家，從而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不幸的是，川普目光短淺，癡迷於與貿易不對稱，而與制裁相關的強制性硬實力，這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代價，卻忽略了美國才是真正的司機，因此他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

總之，作者認為，川普似乎沒有理解美國的力量來自相互依存，他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押注於自身的軟弱，最終將加速終結漫長的「美國世紀」。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今（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在加薩屠城尚未結束，突然偷襲伊朗，不僅轟炸軍事與核子設施，而且暗殺重要的軍事與政治領袖及核物理學家。西方媒體照樣不譴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入侵主權國家伊朗，更把猶太國的情報機構說得神乎其技，伊朗不堪一擊，大敗虧輸。其實，此戰以色列踢到鐵板，最後看到苗頭不對，拖美國捲入，轟炸伊朗，摧毀其主要核子設施後，主動停戰，草草結束了為時12天的戰爭。

以伊交惡背景

伊朗於1979年爆發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政權，與美國交惡，視以色列為美國在中東的鷹犬。幾代的伊朗神權領導人認為：以色列強占了伊斯蘭人的土地，猶太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者的國家。伊朗負有伊斯蘭教義的責任，破邪顯正，抗拒美以。而以色列指伊朗要滅猶太國為藉口，非除之而不快。兩國雖然相距千里，相視分外眼紅。

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與加薩的哈瑪斯（Hamas），反猶自不在話下，還給予金錢、軍事及政治上所有的援助。伊朗不僅可借由代理人來對付以色列，而且可以鞏固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再加上伊朗有製造核彈的能力，以色列感到如鯁在喉、芒刺在背。以色列雖早已有不對外公布的核彈，但一副我可以有，不允許你有的模樣，所以鼓動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川普居然乖乖照做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仍心有未甘，處心積慮，一直想要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以防其製造核彈。當他遇到川普即感到機會來了。

川普親猶太深入骨髓，不僅視以軍清洗加薩如無睹，而且繼續提供軍經援助，更隨納坦雅胡起舞，想要將200多萬劫後餘生的加薩居民全數攆走，把加薩建成另一座蔚藍海岸。川普還懲罰在美國抗議以色列暴行的美國大學與大學生，甚至要制裁審判納坦雅胡的國際法庭。以色列既有川普撐腰，若不出手，更待何時？

以色列鳩占鵲巢

以色列自1948年5月建國以來不斷擴張，意圖併吞整個巴勒斯坦，建立大以色列國。稱霸中東的野心昭然若揭。以巴戰爭不斷，以色列無往不勝，1948年與1956年的兩次戰爭，以軍輕易獲勝；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僅用了6天就大獲全勝，占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以及敘利亞的戈蘭高地。1973年10月6日，埃及乘猶太假期出其不意突擊以色列，以色列仍然猛烈反擊，遂予季辛吉展其穿梭外交的長才，成功調停以埃，埃及以收回西奈半島，交換承認以色列並與之建交。以、埃各為私利顧不得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了。

以色列繼續欺壓巴勒斯坦人，侵占約旦河西岸土地，建立猶太屯墾區，又把加薩圍困猶如露天監獄，雖然聯合國主張兩國論，但以色列絕不允許巴人建國，而美國一意偏袒、置若罔聞。巴人無助只能打不對稱的恐怖襲擊。哈瑪斯於 2023年10月7日以敢死隊突擊以色列，打死千餘人，俘虜200餘人作為人質。西方世界譴責恐怖攻擊，其實在恐攻前，以色列先在邊境殺害巴人，並封鎖邊境7日，哈瑪斯才被迫動手，而以軍則以反恐為名開始報復，大開殺戒，種族滅絕的情景經由電視展示在世人眼前，不忍卒睹！

以色列更視伊朗為哈瑪斯的後台老闆，不時由特務出手，刺殺伊朗政要與科學家。伊朗前總統萊西（Ebrahim Raisi）2024年5月19日因直升機失事身死，繼任人對以色列的挑釁反應軟弱，更令以色列有恃無恐。

以色列踢到鐵板

以色列對付穆斯林國家不擇手段，更有靠山川普在旁，悍然偷襲千里之外的大國伊朗，號稱先發制人。西方媒體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十惡不赦，嚴加譴責與制裁不留餘地，但對以色列入侵伊朗完全是兩樣情，好像是除暴安良、弔民伐罪，雙標滿滿，在報導上更盡量渲染伊朗被打的慘狀。其實，當伊朗憤而飽和反擊，導彈突破鐵穹，炸到以色列南北及中部基地，包括政經重鎮特拉維夫的空軍基地在內。以軍8200網路間諜部隊的總部也遭到攻擊，以方拒絕並禁止實況報道，但如今媒體發達，欲蓋彌彰。官方強調只有28人死亡，好像是皮肉之傷。事實上，至少有超過3千人受傷，估計有300棟房屋倒塌，13000人無家可歸。以南貝爾謝巴城（Beersheba）的索羅卡大學醫療中心（Soroka hospital）、市內的一個托兒所、以及魏茲曼科學研究學院（the Weizmann Institute）的生命科學大樓，海法港的巴贊石油天然氣廠（the Bazan oil refinery in Haifa）、海水淡化廠、以西的貝內貝拉克（Bnei Brak）市的殘疾兒童康復中心，拉馬甘（Ramat Gan）的鑽石交易中心，以及總理別墅，均被擊中損毀。

以國死傷人數較少是因有很多避難所之故。但經濟的損失難以估計，除每天1億美元的軍費外，重建廢墟的費用更是不菲。以色列先發制人，反而吃了大虧，損人害己！

以色列作家克瑞特（Etgar Keret）告訴記者說：損失慘重！他於停戰之夜，才能在特拉維夫家裡睡好覺，他的許多好友失去了家園，特拉維夫已面目全非，他家鄉拉馬甘的街道幾乎全毀。以色列雖屢經戰火，但從來沒有受到如此重創。伊朗的飛彈何以如此厲害，能夠命中目標，達到摧毀以色列的效果？美國控制的GPS何以沒有發生作用？都拜中國北斗衛星之賜也。

終於草草收場

以色列沒料到伊朗導彈如此厲害，狹小的國土經不起密集攻擊，如果繼續打下去，很可能會圓了伊朗滅以色列的心願。以色列突襲成功是短暫的，因伊朗雖受重創，但未被擊潰，更未投降，反而凝聚了伊朗的人心，擴大悼念死難將領與科學家，引發同仇敵愾，滅以之心益堅。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統治地位屹立不搖，想要改變伊朗政權的企圖，也徒托空言，核武計畫並未胎死腹中，卻很可能春風吹又生。

納坦雅胡以無重磅炸彈摧毀伊朗核子設施為由，強拉美國參戰。川普終於在開戰後第9日，命7架B2 重轟炸機群以重磅鑽地彈，夜襲福爾多（Fordow）、納坦茲（Natanz）與伊斯法罕（Isfahan）三處核子設施。川普未經驗證效果就說已徹底銷毀，然後主動停火，立馬抽身，以免捲入泥潭。實際上，60% 的濃縮鈾去向不明，何況不能排除核設施可能分散到別處。戰況對以色列並不有利，繼續下去，以色列的飛行員很可能會被打落俘虜，猶太人的傷亡也會增加，而伊朗反而會加強國家的團結，經過以色列的羞辱後會出現更強硬的領袖，覺得製造核彈更有必要。德黑蘭的巴勒斯坦廣場立有2040年毀滅以色列的倒數時鐘，以軍入侵時將之擊毀，但重建何難？

兩敗俱傷一場空

納坦雅胡宣稱此戰為「歷史性的勝利」，說伊朗的核子計畫「已付諸東流」（down the drain），殊非由衷之言，嘴硬而已。伊朗已漸恢復，其國土大於以色列75倍，伊朗人口8600萬對以色列的950萬，伊朗不乏可以重建核設施的據點，從濃縮鈾到發展核武器，新的科學家也會冒出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預測，伊朗可於幾個月內重啟濃縮鈾。

以色列不惜工本，長途遠征，想要摧毀伊朗核彈於搖籃之中，但反而更堅強了伊朗的擁核決心，成功云乎哉？川普也自稱成功，全是扯淡！最令人不齒的莫過於：納坦雅胡於停戰後訪美，與川普言歡時大事諂媚。這位在加薩犯了人類罪的以色列總理，竟敢提名助紂為虐的川普競選諾貝爾和平獎，和平何辜！諾貝爾何辜？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館長（陳之漢）赴大陸訪問開直播，引發台灣社會諸多爭議。他回台後又大肆批判賴清德及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使爭議持續延燒。

館長自稱「以民間交流為目的」，在大陸訪問時多次發表「兩岸同屬一中」、「我也是中國人」等言論，返台後更稱其遭側翼打壓與輿論獵巫，引發兩極化的爭辯。支持者認為這展現了民間網紅直言的風格，肯定其持兩岸和平立場；反對者則批評其已陷入中共統戰與認知作戰圈套，受其銳實力影響，甚至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而不自知。

館長現象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兩岸關係、統獨選擇、國家認同、公共論壇媒體與輿論操作等議題的複雜性與分歧性。許多台灣民眾希望兩岸維持現狀、避免戰爭，此種集體社會的心理反應，不應被解讀為迎合大陸統戰；而更多是對兩岸日增敵意的集體憂慮，以及一種反戰情緒宣洩。

館長自認為務實派，其政治立場的轉變或許可扭轉激進台獨對台灣的傷害。民進黨主政下從蔡英文到賴清德，台灣的政治環境急速惡化，越來越極化，不僅損及政黨政治、族群和諧及國家認同；也導致中間溫和派的聲音及力量逐漸被邊緣化，失去支持和平發展穩定的中間緩衝地帶。

館長是否受中共銳實力影響

反對館長訪陸者以為：（一）質疑為認知作戰工具：許多台派與深綠陣營批評館長被中共利用，成為統戰樣板，甚至是「在台協力者」。此觀點在網路流傳尤其強烈，批評館長「一下說台獨，一下又說是中國人」，顯示其政治立場搖擺不定，失去誠信。（二）批判背離原有價值主張：館長曾強烈批評中共與支持台灣主體性，如今卻政治立場轉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台獨，這導致部分粉絲感到對台獨的背叛與幻滅，可能更加強化這些粉絲的反中態度。

關於館長是否落入中共認知作戰或被統戰的爭論，若他僅只是個人行為表達反戰立場，應不算被「招募」或「協力」或受誘。若館長有配合大陸特定安排、宣傳性質過強，如配合官媒製作內容、配合特定統戰語言，即可能被界定為受到認知作戰「利用」及被統戰的風險。即使館長的原始動機未必是親中或支持兩岸統一，但卻易被標籤化成「親中」，甚至賣台的象徵。館長則認為自己具有雙重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是中國人」。

台灣社會約有四成民眾具有複雜的國族認同，既認同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文化上承認中華文化，政治上認同中華民國國民。然館長言行反覆、政治立場變化太快，缺乏一貫性與深度思考，讓外界質疑他是否出於個人政治及商業的利益，而非基於價值信念。從其返台的言論判斷，他具備雙重認同：認同中華民國、反對台獨、反對戰爭；支持大陸和平崛起、兩岸和平發展。

儘管館長並非核心政治人物，但他與政黨領袖及政治人物保持潛在的合作夥伴關係，這導致民進黨批判館長訪陸成為中共認知作戰及統戰的樣板。當館長公開支持大陸和平崛起、批判民進黨政府的言論時，立即激起反彈的聲浪，尤其在年輕世代與本土派中，館長更被批評為「投共」、「為敵宣傳」、「淪為統戰樣板」。

館長現象具有多重意涵

館長訪陸引發熱烈討論具多重意涵及影響。首先，加深了台灣社會對兩岸政策的爭辯及衝突。台灣社會討論熱烈但分散，尤其網路各方觀點相當對立，這顯示公眾對名人政治立場的審視提高，且各政黨間及其支持選民立場迥異，館長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台獨，以及倡議用大陸而非中國稱呼對岸。這固然有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此恐深化藍白及綠營、反中及和中、交流促進者與限縮者之間的對立與衝突。

其次，促進台灣社會對大陸統戰的認知更新。民進黨政府可能從加強教育及強化對境外敵對勢力的警戒，防止代理人、同路人及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安全，積極進行法制規範及制度建構。

再者，對未來兩岸互動模式的影響。民進黨政府對兩岸民間交流可能採取更嚴格的審視，尤其是高知名度人士如網紅、藝人、企業家、社會知名人物的兩岸互動。大陸當局也可能基於館長的經驗教訓，調整其對台策略，更加具隱蔽性、精準性及針對性。

最後，館長現象體現中共銳實力的影響收效。「軟實力」側重文化吸引力，「銳實力」則更強調通過信息操控、輿論引導等方式，塑造政治氛圍與社會認知。大陸在館長事件展現的統戰手法，可能被認為是運用銳實力的案例。

館長事件具有雙面刃效應

作為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網路紅人，館長的言行與立場的轉變將對其粉絲產生示範效應。部分年輕人可能受到館長的影響，對兩岸交流持更開放的態度，反對台獨、認同中國人及反對民進黨；但也有部分年輕人可能因反感館長的立場轉變，從而更堅定「反中」立場，甚至認為館長受到中共統戰、銳實力的影響。

台灣自詡是一個民主社會，館長應有表達政治立場的自由，即使是親中言論，也不應簡單被標籤化為叛國、親中賣台。台灣社會需要建構一套具辨識力的媒體素養、公民教育與戰略思維。館長敘事固屬個人言論自由表達，既是一種政治表態著重其個人政治及經濟利益；但同時也是一場大陸結合統戰策略、認知作戰與銳實力運用的社會實驗場域。就此而論，「民間自由交流」正常化有其必要，只要不存在兩岸國安風險，任何人都不應被標籤化「中共在台協力者」。綜言之，網紅人物應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政府不應在開放社會中尋找敵人，反而失去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形象。

（作者係佛光大學副教授兼學生事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