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筆者留學東京，在日本人的聚會中認識了胡蘭成。那時胡蘭成60歲左右，經常穿著長衫馬褂，在東京顯得特別醒目。他常跟我講他與張愛玲的故事，並對張的個性有生動的描述。

有一次他告訴我，他的日本朋友有剛剛淘汰的報舘印刷機器，如果我拿到台灣去，可以用它來辦報紙或開印刷工廠，將來賺了錢，再付機器的款項。我說我的目的是來求學，而且剛來日本不久，辦報紙開印刷廠將來還有機會，故我謝謝他的建議。他又說，他很欣賞我的文章，有胡適之的氣概（其實我並不喜歡胡適之），希望我能把他的文章譯成日文。因為專門替他翻譯的池田篤紀，文章往往會走樣，惟因我不大喜歡胡蘭成的文章，所以沒有答應他的請求。

胡、張二人的婚姻

胡蘭成曾任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政務次長和法制局局長。他和張愛玲結婚時，胡38歲，張23歲。胡蘭成說，為顧及日後時局變動，不至於連累張愛玲，故沒有舉行儀式，只寫婚書為定。文曰：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上兩句是張愛玲撰寫的，後兩句是胡蘭成寫的。張愛玲的印度朋友炎櫻小姐旁證簽了名。

胡蘭成說，張愛玲從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完全不慈悲布施，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 她的自私是因她一個人在良辰佳節上過大場面，自己的存在格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為一點委屈也受不得。與此同時，張愛玲又非常順從，順從在她是心甘情願的喜悅。胡蘭成又說，張愛玲像小孩，所以她不喜歡小孩，也不喜歡小狗和小貓。但卻喜歡聞氣味，油漆、汽油味她都喜歡聞。她喝濃茶，吃油膩熟爛的東西，她極少買東西，但飯桌上的她絕不吝嗇，同時每天一定要吃點心。她最喜歡買衣料和烟脂花粉。

張愛玲的個性特質

據胡蘭成說，張愛玲使初次看到她的人覺得很不順眼，她從來不迎合別人，也不要人家迎合她，她更不會遷就別人。她用錢都按照自己的預算，處理事情有自己的條理，且不受欺侮，有一次有人搶她手上的小饅頭，一半掉在地上，一半仍拿回來。

她與她姑姑分房同居，在金錢上算得清清楚楚，與炎櫻一起去喝咖啡、吃點心，必先講明誰付錢。她視錢如命，每次用錢都很理直氣壯，不管慷慨或節儉，皆無絲毫誇張。她從不牽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場。

胡蘭成說，張愛玲極不喜歡跟人見面。日本宇垣一成陸軍大將訪問上海時，聽胡蘭成談起張愛玲，很想與她認識，但被她謝絕了。

胡蘭成說，他從來沒有看過張愛玲買書，她的房裡也不堆書。胡蘭成由池田篤紀借來日本版畫、浮世繪等畫冊，張愛玲看了喜歡，池田送給她，她卻不要。張愛玲不看理論性的書，也不喜歡歷史。

張愛玲對批評她的報刊文章，只要看到，都剪下來；寫給她的信，不管捧她的或罵她的，也都保存起來，但她一概不管不回，也不參考。她說「我是但凡人家說我好，說得不對我亦高興。」張愛玲論人，把聰明擺在第一。

張愛玲非常愛胡蘭成。她說「你這個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個香袋兒，密密的針縫好，放在衣箱裡藏藏好。」她用手指撫摸胡蘭成的眉毛說「你的眉毛」，摸到眼睛說「你的眼睛」，撫到嘴巴說「你的嘴，你的嘴角這裡的渦我最喜歡」，並叫他「我蘭成」。

胡自認受張愛玲影響大

胡蘭成很欣賞張愛玲的聰明和才華。張愛玲對他的影響很大，他說：「我在愛玲這裡，重新看到了我自己與天地萬物，現代中國和西洋可以只是一個海晏河清。」他又說：「張愛玲這裡亦有看見自己屍身的驚，我若沒有她，後來亦寫不成《山河歲月》。」

但胡蘭成個性走到哪裡愛到哪裡，張愛玲受不了胡蘭成這一種「博愛」作風，故兩個人終究分手了。胡蘭成死在東瀛，張愛玲作古於美國大陸。

我自己參加過胡蘭成的葬禮，張愛玲離開人間時，我正在香港開會。

胡蘭成贈送過我他的著作《山河歲月》上、下兩冊。

晚年，胡蘭成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的邀請，在文大開過課，但因被罵「漢奸」而回日本去了。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今年（2019）為辛亥革命108周年，當我們緬懷湖南先賢黃興、宋教仁、譚延闓、譚人鳳等人參加革命、響應武昌起義，付出一切代價的熱誠時，尤須感念譚延闓三督湘政，出謀擘劃的諸多貢獻。

早年即同情與協助革命

譚延闓字祖安，別號慈衛，又號旡畏，湖南茶陵縣石牀鄉人。清光緒5年12月14日（1879年1月25日）誕生於浙江杭州。光緒30年參加會試，高中會元，並應殿試，榮膺賜進士出身，以翰林庶吉士任用。其父譚鍾麟，咸豐6年高中進士，並出任翰林庶吉士，為人耿直，負責盡職。因此，朝廷甚為器重。歷任知府、巡撫、兩廣總督等方面大員，政聲甚佳。

譚延闓是一位時代的先驅者，雖然他出身於保守的世家望族，本身又為少年科甲、翰苑清才，但他眼光遠大，思想新穎進步。當時他目睹國家衰弱、清廷腐敗，因而年輕時即有救國救民的宏願，所以當他高中翰林以後，即無意於仕途，反而頗為留意革命與立憲兩派的發展。由於他開明進步的態度，並熱烈支持新式教育，湖南革命黨人最多的明德學堂，即因獲得他大力支持，才辦得有聲有色，明德的創辦人胡元倓對他更是感激不盡。

當時以譚氏的家世背景來說，他是很難成為革命黨員的，但是他對革命黨人的精神卻是非常同情，因此曾掩護黃興脫險。當黃興在明德學堂密謀革命時，因有同志不幸被捕，供詞中連累到黃興，湖南巡撫陸元鼎乃秘密派人準備逮捕黃興。然而，正巧譚延闓的二位好友負責此事；張筱浦（鶴齡）時任提學使，俞壽丞（明頤）在督練處任職。張、俞二人均應譚氏的要求，而不急於派人逮捕，黃興因而得以脫身。

鼓勵新軍響應武昌起義

當時譚氏對於清廷的態度乃是主張立憲，並採取溫和的改革路線，以免國家元氣大傷。因此，他當選湖南諮議局議長後，對於當時的各種形勢均能合情合理處理，並進而積極參加國會請願，以設法使清廷能有所讓步。其後他又公然反對「鐵路國有」的不合理政策，並譴責與反抗清廷官吏的無理壓迫。不過，當他請願不成失望返鄉時，深深意識到全國人民反抗清廷的怒潮，已經高漲到將要爆發的地步，遂暗中與諮議局議員有所商議和準備，以便迎接革命的來到，所以武昌義旗一舉，譚氏便很自然受到湖南人民的熱烈擁護。

武昌起義後，湖南革命黨人陳作新、吳作霖等人到湖南新軍營區內鼓吹響應革命，新軍雖相信唯有革命才能救國，但因陳作新等人微言輕，因此不敢公然反叛清廷。譚延闓時任諮議局議長，遂決定鼓動湘人響應革命，因此對大家表示：「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長官謀之。」

新軍本已躍躍欲試，再聽譚氏這番大義凜然之言後，每人均很高興地說：「譚翰林都說應該革命，我們更應早日響應武昌起義。」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聽到這番話，幾天以後，新軍與巡防營的官兵都聽信譚氏之言，準備響應武昌義舉。

湖南獨立與長沙政變

宣統3年9月1日凌晨，焦達峰率第49標新軍攻入長沙小吳門，陳作新與易堂齡率第50標新軍攻入北門。兩軍會合後，再攻打軍械局，進而攻入撫署，署兵皆逃散，湖南巡撫余誠格趁機溜走。其時，巡防營、水師營均先後叛清而響應新軍，長沙因此迅即光復。統領黃忠浩亦被殺，原來民軍不想殺黃，但他竟不投降，仍欲效忠清廷並開導民軍，遂被殺，其人之死，湘人甚為惋惜！譚延闓與其交往密切，亦為文悼之。9月2日，焦達峰、陳作新得知余誠格逃走，黃忠浩被殺，遂前往諮議局與革命黨人開會。當時，各界人士均未到，只有焦、陳等20餘革命黨人在場，當場推舉焦達峰為正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

其時，又有人對大家建議說：「今大事既舉，然治事無法紀、無權限，何以進行？且湖北以湯化龍為政務部長，今不舉譚延闓任政務，其事必僨。」隨後，唐乾一即為大家列表解釋，主張軍民分治，設軍政部長與都督相等對待，部長以下分總務、財政、交通、民政、教育、鹽政、警政各科，都督以下分軍務、參謀、軍法、軍械各科，雙方各守其職，互不侵犯。大家均同意唐乾一草創的規則，於是焦達峰、譚延闓分別各就都督與軍政部長之職，因此大事遂告底定。

然而當此倉促改革重建之際，缺乏章制規則可循，因此都督府一切事務均顯得雜亂無章，致使人們無所適從。當時，軍、學、紳各界看到都督府內事權不統一，情勢顯得很危險而疑懼不安，大家遂決議模仿英國立憲精神，組織參議院，以譚延闓為院長，設立軍務、參謀、軍需各部，職員幾乎全是諮議局議員。「凡募兵給餉，任免官吏將校，經參議院可決，方得施行。」

軍政部、參議院相繼成立，大削都督之權，至此，正副都督已有名無實而形同虛設。這時，同盟會黨員譚人鳳、曾杰等，擔心都督府內事權不統一，容易遭致敗亡，復建議取消參議院、軍政部，以期能適合軍事敏捷之應付；並另訂章程，將全省軍事、行政、理財、司法各方面權責，完全歸都督掌握。譚延闓便辭去參議院、軍政部各職。

9月10日，焦達峰、陳作新召集各界人士在諮議局開會，會中決定撤廢軍政部、參議院而集權於都督。會議結束後，焦氏回都督府；陳作新到北門鎮壓和豐公司兌換紙幣之亂，梅馨遂遣隊官袁富榮率兵跟蹤，雙方在路上碰面，袁軍即將陳作新拉下馬殺害。同時，又派隊官吳家輇率兵至都督府列陣門外，偽稱有公務請都督判決，焦氏一出門，即被拖至轅門外殺害。焦、陳均屬年輕有為，不幸被害，壯志未伸，湘人深為嘆惜。

任湖南都督維護全省秩序

焦、陳既被亂軍所殺，各軍官兵們即推舉梅馨為都督，梅不答應並表示：「若此，是利之也！不可！不可！吾為湖南斬亂機，保安寧耳，國中自有賢者，其亟舉之。」於是新軍第一師師長余欽翼獻策說：「今舉都督，非資望不能服眾，梅馨既不為都督，則吾輩軍人皆無一可者。如吾意，則莫若選文治派中如諮議局議長譚延闓輩為之。諸君以為何如？」大家便共同表示：譚氏才是真正眾望所歸之人，因而共同決定推舉譚氏繼任都督。

他就職後，首先下令厚殮焦、陳，以酬謝他們光復湖南之功，且親到焦、陳靈位前痛哭哀悼。此外，又命令軍隊各回原防區駐紮。對於焦、陳所募新軍亦不遣散，令其聽候編制。並以都督府機要事宜，委託唐乾一等人全權處理。

譚延闓就任都督後，其一切對內外的措施，頗能高瞻遠矚面面顧到。他的第一步工作是安定地方，維護全省秩序，因而下令嚴禁濫殺與報復，盡量避免流血。以其德望之重，使得一些不法之徒，皆能有所警惕，秩序遂得以安定。

湘軍大力支援鄂軍

隨後譚延闓的視線便轉向省外，以謀推動他省獨立。唐乾一等人即對他建議：「同盟會勢力雖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時並舉。公既出，事無中止，當飛書知舊，乘時響應。現勢宜注意者，廣西、江西、貴州三省，而廣西尤要。廣西苟不應，湘軍援鄂，必有後顧之憂。江西握手則聯絡之，否則以武力相見。貴州即不反正。道路修阻，暫不能為我害他。」於是分別拍電報到各省，派人運動以謀使其獨立。

當湖南局勢逐漸穩定後，湖北的軍情卻日益緊張，清廷不斷派遣大軍前往武昌增援，革命軍所受壓力愈來愈大，因此黎元洪不斷來電請求湖南大力支援。譚延闓這時深深覺得湘鄂兩省具有唇齒相依的利害關係，而且既已參加革命，援鄂乃是義不容辭之事，遂決定在軍事及財力物資方面大力支持湖北的革命軍。

譚延闓在財力物資方面的援助，除匯去銀元50萬兩作為補助武昌軍費之用外，另外又運送米、油、麵粉到鄂，第一次米3千石，油80簍，第二次米5千石，麵粉500袋，油300簍。武昌方面因槍彈甚多，便送給湖南一些以作交換。

湘軍援鄂乃是自湖南獨立來最迫切之事，湖南原有新軍一個混成旅，共約4千人。起義後，每個營幾乎都擴大成為一個師，共計成立5個師，約5萬人。湖南這次招兵之人員素質與以前頗有不同；以前應募入伍的幾乎全是城市和農村貧雇農。這次卻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參加。由上可知，這次人民參軍不是為解決飢餓問題，而是為了參加革命。

陽夏之戰前後長達月餘，各省革命軍之援鄂者，以湘軍出力最多。九月上旬，如非湘軍冒死防禦，漢陽就可能失守。譚延闓為獎勵湘軍勇猛殺敵，為免向隅，特別統一分發獎金並授以特別獎章，官兵們因而感動不已。

對辛亥革命貢獻重大

譚延闓於大力支援湖北革命軍及策動有關各省獨立反正後，即進一步伸展眼界於全國。當臨時中央政府尚未成立時，譚氏便發起及早組織臨時政府，並在南京成立參謀本部，藉以統一北伐事宜。他電告各省，請求贊成並派員組織臨時政府，各省均贊成他的建議，並覆電照派人員以組織成立參謀本部。因此，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遂委任黃興為總參謀，鈕永建為副總參謀，並設參謀部於總統府內，復因各省參謀未能及時到達，而延至2月6日始正式成立。

當辛亥革命成功後，中山先生返國，譚氏首先通電表示歡迎。電文中云：「聞公到滬，飛電傳來，巨躍三百，謹代表全湘千萬生民歡迎，先生萬歲！中華民國萬歲！」這時譚氏與中山先生尚無一面之識，他之通電完全是出自內心仰慕所致。由此通電可知，譚氏並有贊成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意。自此，各省都督、軍政分府以及省議會等相繼通電，均表歡迎擁護之意。

譚延闓由於在辛亥革命前後表現傑出，深獲全省人民的愛戴，因而日後得以三督湘政，協助孫中山與蔣中正完成護法、北伐等革命大業，並在黨國地位步步高昇，終於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等主政中樞的要職。因此可知其一生事業上的成功，洵非偶然。

（作者係大學教師）

蔣中正慣用親信，對美關係這麼重要的外交渠道，內舉不避親，蔣中正親派國民黨權貴孔祥熙，擔任蔣的駐美私人代表，跳過大使館與美溝通，這在中國外交史上，可說是獨特的創舉，影響數十年的對美外交關係。

蔣曾想派孔為其駐美代表

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後，1947年初回到美國，中美關係陷入低潮，蔣中正突發奇想，在1948年派孔祥熙擔任他在美國的私人外交代表，以便在大使館之外，能夠強化對美工作，當時因孔家仗著皇親國戚的特權身分，違反政府經濟管制政策，在上海囤積居奇，爆發弊案，一時引發各界不滿，使得孔祥熙使美案被迫中止。

國府遷台後，孔家仍為蔣中正在美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下管道，除了掌握美國政壇動態，更重要的是，策動美國國會協助國府，這種透過國會運作的外交模式，影響深遠，至今仍可見其效果。從蔣經國時期對美國會運作《台灣關係法》，到現在服膺台獨的民進黨政府，都要透過過去國民黨政府打下的美國國會基礎，運作許多友台法案，可見蔣中正早年遠見，影響台灣與美國關係數十年。

蔣中正對家人十分信任，儘管孔宋兩大家族過去曾有不少非議，蔣依然信任、倚重孔祥熙與宋子文兩人，宋子文卸任行政院長後，蔣允許宋擔任廣東省主席，粵系將領向來與蔣關係不睦，宋子文到廣東，不無為蔣安定後方之意。孔祥熙當時的風評，有如今日時下的金牛，但蔣仍希望重用孔祥熙，在美打開局面，爭取美援，贏取內戰。

孔家憑仗與蔣中正的姻親關係，自恃皇親國戚，不遵守政府法令，大發戰爭財，在內戰戰火頻仍的當下，鬧出全國皆知的揚子案，初始蔣還不信孔家會犯案，認為是有心人士惡意造謠中傷，直到看到證據才大發雷霆。揚子案發生後，不只全國非議，蔣向來信賴的陳布雷又選在此時自戕，蔣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取消了孔祥熙派駐華府擔任他私人代表的安排。

孔家憑特權囤積居奇

根據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下稱蔣稿本)的相關記載，1948年10月蔣在東北為內戰籌畫奔忙，他曾在3日電告上海市長吳國楨，請他轉告宋美齡，已從瀋陽回到北平，數日後回南京。蔣對逐漸惡化的戰局缺乏正確的認識，反而認為東北錦州戰局穩定，遂於8日搭中美號專機離開北平，卻不是如原先所說的回南京，而是前往上海，因為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在上海爆發了揚子案醜聞，蔣經國打算依法懲辦，卻受到宋美齡的壓力，蔣中正便轉往上海處理這個頭疼問題。

10月9日，蔣經國自無錫趕到南京，親自向父親說明案情，但蔣中正可能太過相信孔家，或受到親信的欺瞞，並不完全相信蔣經國的說詞，可見得蔣聰明一世，也有糊塗一時的時候。

根據蔣稿本的記載，蔣聽了兒子對案情的陳述後說，經濟本為複雜難理之事，而上海一地更是全國市儈奸商薈萃之處，詭詐欺罔無所不用其極，故處理尤為不易，即如孔令侃揚子公司囤積一事，尚無確鑿明證，反動派即借題發揮，強欲陷之於罪，否則即謂主辦者徇情縱庇。

蔣藉孔祥熙鞏固對美關係 

揚子案未完，東北戰事開始惡化，與錦州戰事成敗息息相關的塔山因國府部隊擅自撤離，為共軍攻占。另一方面，蔣中正苦思打破對美關係低潮，10月15日函告馬歇爾，孔祥熙為駐美私人全權代表，以便隨時取得聯繫，希望馬氏能惠予多方面協助。

蔣中正派孔祥熙為私人代表，起初受到美國國會肯定，10月31日美參議院分配審查委員會主席勃里奇電稱，歡迎孔祥熙為蔣的私人代表。這時蔣才電告駐美大使顧維鈞，已經派孔擔任其私人駐美代表。蔣對顧說明，孔祥熙的任務是從旁協助，對於經濟與軍事援華，孔祥熙在議會方面間接活動，當較自由。

蔣藉私人代表進行美國國會遊說的想法尚未正式開展，就因揚子案被打破了。

孔家違法鐵證如山

11月4日，蔣中正終於親眼見到孔令侃囤積奇貨清單，蔣為之痛心不已，根據蔣稿本，當9月下旬政府頒布經濟緊急處分令時，孔在上海所經營的揚子公司曾囤積大批物資，匿而不報，後潛赴美國逃避刑責，引起民憤。蔣在日記寫下，黨報社論對他與經國肆意攻擊，毫無顧忌，全受孔令侃父子連累也。人心動搖怨恨，從未有今日之甚也。之前對美援尚有一絲之希望，而今已矣。

蔣中正本來寄望孔祥熙幫他在美國運作援華，但孔家鬧出揚子案這樣的醜聞，這時孔祥熙在美國恐怕不容易獲得美方認可，蔣對爭取美援感到灰心。11月12日，外交部長王世杰對任命孔祥熙為駐美代表，也表達了反對意見。蔣認為這是由於孔祥熙招搖，不知自重所致，徒令他為難。蔣這時請顧維鈞轉告孔祥熙，先前要交給馬歇爾的介紹信不必交，不必以蔣的私人代表名義在華府設立辦事處，不必與杜魯門、馬歇爾正式接洽，以免外人注目。

由於孔家的貪念與投機，又一次讓美方看到國府腐敗的一面，使蔣中正損失了一個爭取美援的機會，只好讓宋美齡代替孔祥熙赴美。11月25日，宋美齡表達由她前往美國，爭取美援。這時的杜魯門政府已對國府失去信心，沒有給宋美齡好臉色看。1948到1949年之交，國府連續在東北與徐蚌會戰失利，內戰惡化，國府在1949年底遷台。

蔣又重用孔家在美勢力

1950年3月，蔣中正在台灣復行視事後，孔家爭議仍然纏繞著蔣，但蔣又重新運用孔家為其在美國的私人外交管道，只不過不是孔祥熙，更不是孔令侃，而是孔祥熙的另一個兒子孔令傑。根據蔣的英文秘書沈錡回憶，後來擔任外交部長的沈昌煥，來台後受蔣重用，但因沈常批評孔宋豪門，不為宋美齡所喜。

沈錡的回憶足證蔣的親信幕僚亦不滿孔家人對國家的危害，但孔家與官邸關係深厚，蔣難免為私情所惑，很難公正看待。有一次，蔣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脾氣，因為《新聞觀察》刊登孔祥熙歸國之謎的報導，令蔣非常不滿。

沈錡回憶，1950年代蔣中正宴請訪台的美國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參議員竇克遜、麥格努森，這兩人與孔家有交情，孔令傑陪來，麥格努森對蔣盛讚孔令傑在美國遊說工作做得好，勝過大使館。孔令傑經常安排美國議員來台灣訪問，拜會蔣中正，搞得非常隆重，官邸的茶會、小宴、餐會不斷，蔣中正還向他們介紹全體閣員，許多人認為不妥，張群與葉公超曾出面要求蔣取消這類活動。沈錡也轉述駐美大使館武官皮宗敢的說法，孔令傑不露面而有權，常引起顧維鈞大使不滿，顧有時說，美國人不知道究竟是誰代表中華民國。沈昌煥也曾對沈錡抱怨，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與美國議員訪華，政府特地把孔令傑叫回來，好像台灣無人招呼他們一樣。

蔣中正因宋美齡之故，無法冷靜對待孔家，引起許多是非，當時《新聞天地》批評孔宋誤國，沈錡說，蔣中正大概聽了宋美齡的訴苦，決定處分《新聞天地》。宋美齡不時幫外國人向蔣中正說項，沈錡回憶，蔣與陳納德為了民航空運隊(CAT)的事情鬧翻，陳納德找上宋美齡幫忙。

軍事機密均由孔家經手

儘管孔家多年來名聲惡劣，蔣因宋美齡的關係依舊信任，連最機密的軍事計畫，都委託孔令傑向美傳達。沈錡回憶，蔣中正要他將K計畫（開案）密封後送回，他想可能是要請孔令傑帶往美國。蔣也曾索取重慶時代美國大使館政治顧問拉鐵摩的卷宗，又要大陸與台灣的兵力比較資料，要得很急，也是為讓孔令傑帶去美國。連台灣鬧出吳國楨案，也是由孔令傑對美傳話。

當時孔家人幾乎是地下外交部，除孔令傑奔走台美之間，按照沈錡的說法，蔣中正的外交晚宴如宋美齡無法參加，就由孔祥熙的大女兒孔令儀代表宋為女主人接待外賓。

華府雖有中華民國大使館，但蔣中正真正倚重的仍是孔家人。蔣曾在日記留下透過孔令傑掌握美國政局的訊息，1968年11月16日蔣在日記稱，與孔令傑談，助尼克森當選，只為友誼，而非別有所求。蔣知尼克森的行事風格，擔心過度靠攏尼克森，會引起民主黨反彈，他又在日記寫下，提醒孔令侃、孔令傑兄弟，對尼克森勿太親熱，以防民主黨左派設法報復。

不料，蔣擔心的民主黨報復並未發生，反而是尼克森當選後，華府開始向大陸招手。孔家人對美國的影響力不小，根據馬英九任內一位國安首長的說法，當年他們在蔣經國掌權的時代，要代表台灣推動美國國會遊說工作，想要約見共和黨參議員高華德，高的辦公室還反問此事是否有問過孔令傑，孔知道此事嗎？

孔家十足權貴家族

即使國府退守台灣，孔家人在台灣還是享盡特權。沈錡回憶，蔣中正下條子，要求外交部為孔令儀辦外交護照，孔令儀一介平民，卻能在管制出入境時代由政府發給外交護照出境，這種特權是許多國民黨高官都無法享有的。外交部長葉公超曾向沈錡抱怨，宋美齡交辦有五個佣人要出國，孔令儀帶一個，孔令傑帶一個，美國總領事游建文帶一個，都是要給孔家用的，另外二人由誰出面還未決定，他怕監察院找麻煩，當時又有人向他檢舉孔令侃與大陸通商，讓他大傷腦筋。

沈錡回憶轉述宋美齡英文秘書孫沂方的說法，孔令儀、孔令偉兩位小姐難伺候，她們亂帶秘書隨員，來台灣入境需要保人，都要找他當保人。蔣礙於私人情面，且需藉助孔家推動美國國會遊說，只好任由孔家予取予求。

駐美大使館問題不少

蔣中正倚重孔家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大使館問題也不少。蔣的美國友人蒲立德當他的面說，一年內四次打電話給顧維鈞，都在上午10時45分到11時之間，從大使到公使參事沒有一人在館，問小職員大使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吳國楨在美國發表反政府的談話後，電告大使館，仍找不到人，兩小時後大使館一等秘書顧毓瑞回電，回說不能告知大使在哪裡。後來蒲立德調查發現，顧維鈞帶著姘婦在波多黎各的聖璜市希爾頓飯店玩樂8天之久。蒲立德也對蔣說，游建文被美國情報局收買，美方先收買了游的小姨子，再拉游建文。

隨著蔣中正年老體衰，蔣經國由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進而擔任院長，乃至當選總統，在這個權力轉移的過程中，蔣經國開始與宋美齡爭奪對美外交工作的主導權。

對美國會遊說被發揚光大

蔣經國逐步將對美外交工作收回到自己手上，他在華府大使館增設國會組，把對國會遊說聯絡工作放回外交體制中，這個安排在當時也是開了先河，因為其他國家大使館設有政治組，卻沒有國會組，前後負責的有仉家彪、程建人、袁健生、沈呂巡、馮寄台等人。李大維在台美斷交時還只是留學生，後來也加入這個工作團隊。這些人也陸續在外交、政壇上占有重要地位。

蔣經國建立的大使館國會聯絡工作，在與美國斷交後發揮了很大的效果，《台灣關係法》是在友我議員支持下完成的，但這一切的開始，都源自蔣中正決定對美國會進行遊說工作。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編按：簡永松先生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出獄後經由不懈的努力及聰明才智，成為成功的企業家，但他始終不忘初心，支持人權，參與統一運動，並好讀書、寫文章，亦為本刊的作者。

2019年10月9號的凌晨寅時，我的父親簡永松在睡夢中安詳地離世了。站在他床邊的我，心中滿是不捨，但我知道是放開手、說道別的時候了。

我的父親一生選擇的路滿是孤獨、寂寞、艱困與挑戰。20歲時，為對抗蔣家專制政權，他坐了6年8個月暗無天日的黑牢。

出獄後，父親在求職過程中處處碰壁，被迫自行創業。他先創立聯盛機電公司，營運步上軌道正要起飛時，卻於1991年不幸遇上澎湖旅遊海難，18位員工傷亡。

2000年，創立喬美公司，傾力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又因台灣官僚體系顢頇無知，不瞭解網路時代的發展趨勢，父親為了應付無窮盡的法律訴訟，消耗了大量的體力及精神。

後來由喬安公司推出的第一項產品「安家30專案」，萃取了民間傳統互助會的精髓，結合網路機制與系統化管理，幫助了許多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取得保障的老、弱、殘、疾，父親希望能因此使台灣達到「老有所終」的境界，也為社會大眾創造更良善、健全的金融環境。

父親晚年因罹患糖尿病引發視網膜病變，造成這幾年眼睛幾乎無法視物；加上15年前因肝硬化到長庚醫院換肝，這些大小手術對他肉體所造成的折磨，可以說是人間少有，但他都默默忍受，極少抱怨。即使在病榻中，他仍思考著公司的營運方向，只是，這些病痛折磨終於使他倒下。

小時候，他嚴父的形象讓我心生敬畏大於喜愛。他教導我的方式，是帶我上景美住家的仙跡岩撿垃圾，做環境清潔；參與國際特赦組織，上街頭發傳單，聲援國際政治犯等，這些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都需要面對人群，讓個性一向害羞的我常無所適從，不知道他為什麼老是要求我參與那些活動，更不了解他為什麼總是喜歡不平則鳴。對於父親曾經是一個政治犯，我更不知道該如何向旁人解釋，也從來不敢向人提起，一度還引為羞恥。

直到我成年後，才漸漸明白父親參與的那些抗爭，都是光榮的印記，是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紀錄。他這幾十年來始終未忘記他的老同志，甚至竭盡一切努力，找尋無辜的受難同志及其後人。2000年12月，他在綠島人權紀念碑周年慶致詞的最後一句話是：對於白色恐怖的災難痛苦，我們可以原諒，可以寬恕，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一旦忘記，它還會再來。

七年前，我進入喬美公司工作，近距離觀察父親待人處事時，才算對他的個性有所了解；看到他對事情敏銳的判斷力，知道他有現今的成就絕非偶然。

父親自幼喜歡讀書，即使視力不佳後，他也總是拿著放大鏡看書，提筆寫文章。在他人生最後幾個月，即使躺在病床上極為痛苦，他仍與來看他的同志談如何使台灣更公平正義，如何進一步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

父親啊！請別再為我們擔憂，您已為喬美公司奠立基石，我們會依照您的遺志繼續帶領喬美公司，在台灣金融科技領域上發光，照福更多社會大眾。

我的三歲女兒簡潔現在常會提起阿公，想找阿公玩，想要阿公帶她去吃冰淇淋，但畢竟她還年幼，過幾年後她對阿公的印象終將會逐漸模糊。沒有關係的，我會常跟簡潔提起她阿公，帶她去看綠島的人權紀念碑，告訴她阿公追求自由民主的事蹟；告訴她阿公的創業歷程，告訴她阿公一生劍及履及，「追求公平正義，百折不撓，永不放棄」的社會主義精神。

(作者係簡永松之子)

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裡痛斥陳儀政府效率低落：「日本人只要僱用18,300人就能推動的行政工作，陳儀的政府卻需要43,000人。」而李筱峰等綠營學者也經常批判光復初期外省公務員大批空降，導致台灣人失業，苦不堪言。但仔細核對史料，即會發現數字被錯置了，完全不可信。

光復後國府未迫害本省人

南一版高中一年級歷史教科書中有這麼一張附圖(見圖一)說，光復後公務員的人數比例；台籍從原本47,000名減至不到1萬人，名額大多被外省人占走，造成許多台籍家庭陷入困境。

這種論調在台灣流傳已久，幾乎已成定論，加上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初，便從查緝走私香菸的誤傷事件，被引導發展成為省籍衝突，外省人在台灣因此背負原罪，該事件在陳水扁執政時期，由國史館長張炎憲定位為「政府刻意消滅本省籍菁英」的陰謀。

錯置數字造成嚴重誤解

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名著《悲劇性的開端》中，也引用長官公署的人事資料，做出光復初期台灣公務員職缺多被外省人占據，導致各種悲劇的結論。該數據顯示台灣光復本省籍公務員被開除大半，見表一。

隨即不少學者附和其說，指責執政的行政長官陳儀與其背後的國民黨政府冷酷無情，甚至有故意迫害台人之嫌。

但，事實是否如此？答案是否定的。參閱圖二可以發現，表中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數字被錯置了，導致所有論述雞同鴨講，甚至胡說八道。作者或許因為失誤，或因其他用意錯置史料，其後引用的學者們也都未曾檢視原始史料，因此一錯再錯，最終想像出此種與事實背離的概念。

台灣有戰後殖民地症候群

戰後部分台人歡欣鼓舞，認為回歸祖國可脫離被殖民的身分，卻赫然發現情況遠不如想像中美好。日本的國力與現代化程度都非當時的民國可比，制度的完備、官員的素質也有差距。

此外，客觀環境極差，戰後世界性通貨膨脹，台灣自身的電力系統與工廠60%以上在空襲中炸毀；加上台灣各種產業依附日本，導致原料、技術、市場通通要重新規劃並建設。只是，中國大陸尚且百廢待舉，還處於內戰，國府根本無法給予台灣任何支援。

日據後期，「皇民化運動」在教育方面下了工夫，台人受日式小學教育的比例達到八成以上，加上管制中文與傳統信仰、習俗的結果，光復後不少台灣人不通中文，只能講日語和台語，僅能與福建人溝通，這造成國府統治上很大的困難。

更多人不能接受的是，留用日本技術人員與空降的外省高層。許多本省人認為日本人離開，可以分配到留下的利益，至少身為同胞該享有平等權利。但事實上，很多企業或工廠一時離不開日本人的管理與技術，而不少台籍公務員不通中文，任職困難。

更重要的是，政府負擔不起原本的行政規模，將總額8萬多的公職砍了近半，雖然台籍公務員仍占多數，但一口氣開除約2萬人，必然造成眾多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但原因並非外省籍公務員的排擠效應，自然也不會是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嚴格來說，外省公務員大量任職於台灣，應該是在1949年之後。

事實上，光復初期，願意到台灣工作的外省人不多，1945年12月20日《民報》報導軍人持械恐嚇民眾，但也附帶說明，因為軍人月薪兌換台幣後僅30元，只夠剪一次頭髮，雖然食宿能在軍營中解決，但難免有其他花費；1946年3月12日，一位外省籍公務員表示被迫調到台灣，月薪830元台幣，伙食至少就要600元，洗衣服也要100元，剩下的根本不夠度日，囊中永遠空空。

汙衊外省人以達政治目的

「外省人」一度被本省民眾視為空降的特權者，但事實上獲得利益者絕非多數。而這批1949年撤退來台的軍民，理論上是對祖國感情最濃厚的群體，但在白色恐怖時期，有不少外省人無辜受害，造成其中不少人對國民黨抱持敵意，後來轉而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創建初期的發展策略是製造族群對立。《新潮流》雜誌上便提過：台灣閩南人占七成，只要在閩南人中得到七成的支持，便可在選舉中立於不敗之地。於是，批判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重要官員都是外省權貴、特權分子，靠吸取本省民眾的血汗獲取利益，這或許正是外省人幾十年來在台灣受到輿論圍剿的主因。

至於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的敘述，與上表比對後可得知純粹是胡扯。該書無論在公務員的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對柯遠芬議會發言、葛敬恩貪污事件的論述，都與美國國務院及我國檔案資料不符。誠然，該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是否真實，意義不大，從朱浤源教授的研究裡便可看出，該書的錯誤至少有六、七十處。這樣一部作品卻影響台灣極深遠，甚至多位教授採用此書作為授課教材，不禁令人搖頭。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教師)

在台灣，凡是五年級出生以前的朋友，皆應聽過由秦孝儀作詞的《蔣公紀念歌》，其中一段如此寫：

重慶精誠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使百萬之眾輸誠何易

使渠帥投服復皆不受敵之脅從

使十數刀俎帝國取消不平等條約而卒使之平

使驕妄強敵畏威懷德

至今尚猶感激涕零

……

對台灣民眾而言，大陸雖有成千上百的名城，但若論在當代中國史上，最能呈現兩岸之間不絕如縷政治與歷史關係的，莫過於南京和重慶。南京是中央政府撤遷來台時的首都，但重慶卻是蔣介石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臨時首都，從1937年至1945年，蔣在這塊屬於巴蜀大地的重慶居住了8年時光。根據統計，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的5年間，日本對重慶進行218次轟炸，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

在重慶大轟炸裡，死亡人數高達1萬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分繁華地區被破壞，就是這種中國人民在受盡苦難與折磨後，仍堅持抗日到底，並抱持著以寡擊眾，化不可能為可能，以空間換取時間，爭取到最後的勝利。世人譽之為抗戰精神，亦可名為重慶精神。

根據統計，1949年大陸約有200萬軍民撤退來台定居。其中重慶來台者20萬名左右，假若再加上抗戰時期曾在重慶工作與居住的各省軍民，人數恐怕更不可勝數。重慶精神絕對不是一個虛幻而美麗的詞藻，而是用血與肉所築起的長城。根據國民政府當時成立的「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在抗戰中，軍民死傷3,500萬人，財物直接損失1千億美元，間接損失5千億美元。

中國人用3,500萬條生命，拼到了最後的勝利，從而光復了台灣，讓台灣同胞重回中國的懷抱。經過了數十年的拼搏，光復後的台灣打造出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贏得世人的尊敬與推崇。在台灣慶祝光復74周年之際，吾人不得不歸功於重慶精神再現台灣。

反觀1997年重慶升格為大陸的直轄市後，奮起直追，經濟成就突飛猛進，尤其是開通中歐鐵路線，積極向外拓展，其拼鬥的精神，彷彿時光重現，繼承了抗戰精神。兩岸同胞一衣帶水，同根同源，思維更是不謀而同，當台灣和重慶為生存尋求出路時，所憑恃的方法與精神，更是英雄所見略同。飲水思源頭，台灣光復不能忘記重慶的犧牲，台灣奇蹟更須銘記重慶精神。

(作者係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

去年初，客委會客發中心委託尖端軍事科技雜誌社，製作客家抗日三傑的紀錄片。我們遂在去年暑假南北奔波採訪抗日後代，並追循其抗日遺跡後完成該片。影片終於在9月公開首映，重現台灣硬頸精神。

2019年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下稱客發中心)特別製作的「1895乙未戰爭紀念影片」，9月27日在苗栗的客家文化館首映。影片中客家抗日三傑的後代獲邀蒞臨現場，還邀請國立台灣博物館、台大歷史系等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透過座談、影像等不同觀點，一同了解這段歷史。當天，筆者以貴賓身分受邀出席；其他抗日義士後代在後學告知下，也參與了該活動。影片播放時，參與該紀錄片劇本創作的筆者感到與有榮焉。

客發中心去年初就有請抗日後代來講自己祖先故事的構想。之後他們在網路上看到了尖端軍事科技雜誌社在2017年開始，所製作的一系列乙未戰爭紀錄片，全集敘述平實而有深度。於是就找該雜誌社製作，一樣由筆者撰寫劇本，開始了該紀錄片的籌畫。客發中心這次未找同屬客委會的客家電視台製作該20分鐘的客家紀錄片，反而找尖端軍事科技雜誌社製作，就是對專業的肯定。

影片製作當時，我們南北奔波的追循當年客家抗日三傑的足跡，包括古戰場，由社長畢中和在現場詳細解說志士抗日的過程，並配合古戰場的空拍，讓觀眾能置身現場，感同志士的勇敢和艱辛。我們還遠至屏東訪問他們的後代，讓現場觀眾能透過後代活靈活現地介紹其先祖抗日的史實，認識乙未戰爭。筆者也藉此機會，獲得第一手資料。

客家三傑抗日的史實

為了訪問吳湯興的後代，我們一路驅車來到位在苗栗銅鑼的渤海堂。渤海堂為吳氏第二大郡望，現今福建吳氏後裔大多出自渤海堂。所以不只吳湯興，當時1895年的抗倭名將吳彭年，也是近現代史上來台著名的吳氏子孫。

吳湯興的家世，根據「吳氏相歧公派下族譜」記載，14世祖吳相歧於乾隆年間(1735-1795)來台，在銅鑼樟樹林庄開基立業，昌明公次女吳秋妹招湯四（別號悅來）為夫，所生的長子譜名興官，過繼給昌明公長子仕能公為嗣，以承鼎吳姓，為因應科舉才改名湯興。湯興育有三子：海坤、海榮、海山，海山奉節過繼黃氏舅門，裔孫現散居中壢、台北、汐止等地。

吳湯興少年入泮，為前清生員(秀才)。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抗日。出身苗栗銅鑼的客家子弟吳湯興，隨即和同樣是銅鑼出身的生員邱國霖、吳鎮洸等人在鄉招募義軍，號為新苗軍，矢志抗日。5月29日，日軍近衛師團登陸澳底，乙未戰爭遂起。6月中旬，台北城失陷，吳湯興召集眾人祭旗，面向北方發誓：「是吾等效命之秋也。」眾人皆起而應和。當時，徐驤起義於苗栗頭份，姜紹祖起義於新竹北埔，簡精華起義於雲林，各率領數百至數千人，吳湯興皆派人送信邀請合作抗日。

6月15日，吳湯興領軍500名與姜紹祖部共同北上支援時，於桃園的楊梅遭遇日軍，兩軍合力攻擊，日軍稍有退卻。其後日軍攻下新竹，圖謀順勢南下。7月10日，姜紹祖首先在反攻新竹城的戰役中犧牲。苗栗知縣李烇與吳湯興商議戰情後，派遣徐炳文赴台中告急，而徐驤力守頭份，日軍無法前進。在台南的幫辦軍務兼黑旗軍首領劉永福，乃命幕僚吳彭年誓師後，北上支援抗日軍。

8月8日，日軍大隊從新竹南下，不久攻陷要地尖筆山。日軍乘勢攻苗栗，該地無城不易防守，吳湯興、黑旗將領吳彭年僅能憑西郊的營頭棟(頂)抵抗，後俱退入彰化。8月24日，日軍涉大甲溪，破葫蘆墩（今豐原市），次日攻破台中。26日，吳彭年分派各隊任務，以吳湯興、徐驤合守八卦山。28日黎明，日軍偷襲攻山，特以一部隊直撲黑旗營。吳湯興迎戰，徐驤也奮勇禦敵，而砲火甚為猛烈，支持不下，吳湯興因而陣亡。其妻聞訊後也投水死。徐驤則轉進到南台灣繼續抗日，最後在曾文溪犧牲。

其他不能遺忘的名單

除了製作影片，客發中心和台灣博物館合作，復刻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作為館藏。筆者想到前年10月在拍攝乙未戰爭紀錄片時，發現在新北客家文化園區所展示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的苗栗地區抗日名冊，可見還有其他被遺忘的名單，希望當局也能和相關單位合作，找尋其後代現身說法，讓觀眾，尤其是年輕一輩，對這段歷史有較客觀和深刻的認識。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美中貿易糾葛加速了跨國企業轉單或移轉基地，導致全球投資區域位移及產業生態體系重組，台灣如何排除投資障礙，積極協助台商回流，藉以加速產業結構轉型，進而再造台灣經濟體質，勢必是朝野政黨在2020總統大選辯論時聚焦的核心議題，甚至可能左右大選勝負。

依據經濟部投資台灣事務所的資料統計顯示，截至今年10月上旬為止，台商回流投資共計核准146家，累計承諾投資金額達6,152億元，預估至年底時可以突破8,000億元大關。儘管稍早之前主計總處指出，若能在落實台商回流投資帶動，加上受惠美中貿易爭端跨國企業轉單的效應，今年台灣經濟成長預估為2.46%，明年則是上修至2.58％，其亮麗表現位居亞太四條小龍之首。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快速

然而，許多學者專家不約而同指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於2001年11月在卡達首都杜哈(Doha)舉行多哈回合貿易談判(Doha Development Round)，幾經努力，最終仍於2008年7月29日正式宣布破局後，現又面對美國重掀貿易保護主義，不但已造成全球貿易量值的萎縮，更導致各國經濟成長下修，這除了使全球各國無不設法排除內部障礙，加速推動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外，更開始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藉以重新構築打造多元出口的管道，進而降低貿易保護的衝擊。

亦即在美中貿易爭端氛圍下，若能透過區域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在達到分散市場風險的同時，可以在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保障等相關領域上獲致相當基本利益，讓經濟因應貿易爭端能產生緩衝的積極效果。其中，以近年以來組織發展最快、成長最大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包括：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之後，由日本主導將TPP 更名為CPTPP，11個會員於去年12月簽署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以及在中國大陸主導下，16個會員逐漸達成共識，即將於明年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兩個組織，其未來發展方向更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

台灣既有優勢逐漸衰退

與此同時，雖然台灣對外貿易金額持續增加、曾經是全球第14大貿易國家，但成長速度頗為緩慢，現在已下滑為第18大。此意味著，並非台灣經濟沒有成長，而是產業結構轉型相對緩慢，加上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金額數量占比極為微小，使得台灣在全球市場競爭中既有的優勢逐漸衰退，貿易占比從最高2001年的2.34%，逐年下降為近年的1.70%左右。

畢竟，台灣受到先天資源條件不足、國內市場規模相對狹小的限制，面對國際政治現實環境及外交孤立的氛圍，拓展貿易是促進經濟成長與維持國家生存發展的不二法門。

依據資料統計顯示，目前CPTPP及RCEP相關國家分別占台灣對外貿易金額的25%及59%，如果台灣無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未來勢必非常不利台灣參與區域內部產業競爭。

尤其，台灣在全球許多產業生態體系上扮演了關鍵角色，若能順利參與CPTPP，甚至突破障礙更進一步參與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將有助於產業加速轉型，進而促進台灣經濟持續成長。

台灣難參與多邊貿易協定

無庸置疑，長期以來兩岸關係糾葛矛盾，始終是台灣參與國際舞台難以跨越的門檻，導致台灣過去20餘年以來，未能與任何一個稍具規模的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的FTA覆蓋率迄今不及一成，落後於南韓FTA覆蓋率的七成。不過，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在亞太各國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同時，台灣內部卻又彷彿置身於國際現實環境之外；加上2014年3月以「反服務貿易協議」為名義所引發的「太陽花學運」，造成兩岸已簽署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後續相關協議諮商談判被迫中止，尤其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後，始終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兩岸發生意識形態對立，台灣更別奢求參與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因此，未來若要台灣經濟持續成長，尤其面對美中貿易爭端迄今未歇，導致全球投資區域位移，以及產業生態體系的重組，朝野政黨唯有致力化解意識形態糾葛，從追求台灣整體利益的基點出發，齊心共謀促進兩岸關係朝向和平穩定發展，同時透過智慧策略和優勢條件突破既有囿限，以綜效化、極大化台灣取得參與CPTPP、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平台的利益，為台灣開闢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這些不但是台灣當局宏觀布局判斷的嚴苛挑戰，而且是必須承擔責無旁貸的重要使命。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從6月初修訂《逃犯條例》抗爭至10月4日訂定《禁止蒙面規例》(簡稱「禁蒙面法」)，香港陷入混亂，由於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消費、投資活動趨向保守，在貿易戰及示威抗爭效應的雙重衝擊下，經濟恐陷入衰退。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8月香港銀行存款，大幅減少近1,111億港幣，創下2018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另外，香港8月外匯存底也比7月減少156億美元，創31年來最差紀錄。高盛集團發現，今年6月到8月，香港有高達40億美元的資金大舉轉到新加坡，但只占香港本地美元存款結餘規模不到1%，幅度輕微，「禁蒙面法」後是否增加仍有待觀察。

其實，資金喜歡到香港的原因就是資本進出完全自由；因此，若未來管制資本進出，則資金大量逃亡的後果不堪設想。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若抗爭活動走上不歸路，經濟還撐得住？

恒生指數跌逾2000點

恆生指數在去(2018)年1月29日盤中曾創下33,484.08點歷史高峰；但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跌逾2,000點。10月4日「禁蒙面法」宣布後，恆生指數曾一度重挫500點。據報導，以港鐵為例，單計客運業務及車站零售設施收入，封閉所有車站一天便會損失約7,250萬港元。自港鐵出現「721」元朗站衝突事件、經常封站及成為示威者攻擊目標後，股價自前波高點下跌至今，累計跌幅已達22%，足見其影響之大。若抗爭愈演愈烈，外資失去信心撤資，是否會再跌個二成至三成呢？值得再觀察。

聯繫匯率制度備受考驗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自1983年10月17日開始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港元以7.75至7.85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勾，也是全球中極為特殊的一種匯率制度。香港曾歷經大風大浪，1997年10月，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成功狙擊泰銖後，又將目標轉向港幣，但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力抗下，三次進攻均未能摧毀港幣，聯匯制度仍然未受影響。近幾年，即使歷經全球金融海嘯、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和美元升值、升息等負面衝擊，港幣均能守著釘住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平安度過一波波的國際財經動盪。

反送中後，受股市及資金流動較大影響，港幣異常動盪；但香港金管局強調，香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流動資金充裕，資產質素良好，有能力應對不同衝擊，維持香港貨幣及金融穩定，似乎已確認聯繫匯率制度不受動搖，也讓聯繫匯率制度將走入歷史的傳言不攻自破；此外，香港財政司司長強調，香港不會實施外匯管制，但其考驗將接踵而來。

房地產價格鬆動

香港長期以來的高房價，讓不少民眾望屋興嘆，一股怨氣也反映在「反送中」的抗爭中；但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動盪不安，必然會衝擊房地產市場行情。

據聞，有許多香港買家開始在多倫多、溫哥華及倫敦等地尋找房地產；香港房價在6月下跌0.3%、7月下跌0.10%後，於8月更下跌1.37%，不僅高出前兩個月，也創2018年12月以來最大跌幅；9月的房價可能會看到約2%的跌幅。若未來局勢難控制，房地產跌幅恐再擴大。

經濟成長衰退隱憂浮現

受貿易戰及反送中抗爭影響，消費及投資大幅減少，進出口及貿易增長明顯衰退，陸客訪港人數亦跌逾四成；香港的總零售額成長率自今年2月開始呈現逐月衰退，甫公布的8月份數據顯示，香港當月零售業績年減23%，創史上最大單月跌幅；第1季零售總額年減1.1%，第2季年減4.2%，「禁蒙面法」更激化港府與民間衝突，預料香港零售、旅遊、交通行業將繼續承受壓力；第3季可能大幅減少。繼2019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跌落0.6%後，2019年第2季僅微增長0.5%；第3季及第4季可能出現負成長。

香港政府對2019年香港GDP實質增長的預測，由5月的2%至3%下調至0%至1%。星展銀行、國際信評公司「惠譽」及香港大學均預估，香港今年度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為零；遠低於前(2017)年的3.8%及去(2018)年的3%，將是2009年(-2.46%)金融海嘯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惠譽於9月6日宣布，將香港的信貸評等從AA+調降至AA，展望亦為「負面」，係惠譽自1995年來首次調低香港的信貸評等；香港經濟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成長有衰退隱憂，應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應盡速恢復社會秩序

美中貿易戰及抗爭高燒不退，確實已對香港政治、社會、金融及經濟造成衝擊，讓東方明珠光環逐漸暗淡。然而，羅馬非一天造成，香港歷經多次金融危機、「97回歸初期的失落」，2003年SARS衝擊等重大事件，均能重新站起來。眾所周知，香港無外匯管制，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及亞洲的主要資本市場。2018年香港是僅次於倫敦和紐約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在亞洲排名第一，也是全球第8大商品輸出地及第15大服務輸出地。

另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於2018年吸納的直接外來投資達1,157億美元，全球排第3位，亞洲排名僅次於中國大陸的1,390億美元。而國際結算銀行三年一度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是亞洲第2大和全球第4大外匯市場；亦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占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9%。今年由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所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分別為第2名(僅次於新加坡)、第3名(僅次於新加坡及美國)。

綜合而言，香港目前的國際競爭力仍強勁，金融中心地位短期尚可保住，但貿易戰及抗爭活動對香港轉口貿易造成了重大影響，導致消費萎縮及投資信心低迷，也抑制了經濟增長，經濟儼然已呈明顯衰退。一旦政治及經濟社會危機未解，復行資本管制，勢必造成外資恐慌性大撤資及流動性風險，則不僅僅是經濟，連金融中心地位都將岌岌可危。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0月8日，美國聯儲會(Fed)主席鮑威爾(Jay Powell)表示，Fed決定恢復購買國債，擴大資產負債表，以防範短期借貸市場脫軌混亂的局面再出現；Fed此次恢復購買國債雖不同於2009年金融海嘯時的量化寬鬆政策，但也會引發經濟強權格局板塊大挪移。

川普推特治國三年，讓美國財政斷崖問題激化，貿易戰自傷經濟、嚴重衰頹，逼使Fed不得不再度啟動應對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的「印鈔救市」貨幣量寬手段；由於即將放出的鈔票數量龐大，不但會改變美國本身內需經濟的演變態勢，也會對全球貨幣戰爭帶來重大衝擊，在在引發全球政經社會的關注。

美國經濟損害程度加大

最近多方經濟數據顯示，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猶豫不決，美國大型企業廠商的整個業務計畫往往一瞬間就被川普推文推翻，貿易戰持續的時間越長，對美國經濟的損害越大；美國ISM公布2019年9月製造業PMI已創下2009年6月以來最糟糕的單月數據，服務業PMI則是降至3年來最弱點；失業率雖跌至50年低點，但民間企業工資成長也在9月繼續向下減速放緩，非農就業總人數成長從2018的每月22.3萬人，放緩至2019每月16.1萬人，尤其從2019年1月的30.4萬人減速至年底的5萬人，意味美國失業率即將向上挺升。

最新數據更顯示，美國經濟放緩趨勢正在加劇中。由於經濟前景黯淡，10月11日紐約Fed已將今年第4季GDP成長預測值大幅調降至1.3%，遠低於先前的預測值1.8%，顯示客觀情勢緊迫，已到了聯邦政府必須出手干預的地步。

「借新債還舊債利息」破滅

從1980年代雷根政府後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盤算：「自己任內，最好每年都可以借1兆美元來收買選民，任期結束時，最好一分錢都不用再借，可以讓政府財政赤字降為0」；而川普政府開始在沒有任何經濟衰退，沒有任何額外戰爭開支的情況下，依然大肆借貸，推高聯邦公共債務直逼25兆美元之鉅；逼得美國聯邦財政斷崖，從2025年起將進入「借新債還舊債利息」的陡峭階段，成為國際市場上一場貨真價實的龐氏騙局。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政府債務/GDP比例，一直呈現下降趨勢，但從雷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政府赤字成為常態：此後老布希增加了1.55兆，柯林頓增加了1.4兆，小布希增加了5.85兆，歐巴馬增加了8.59兆，川普到目前為止增加了4.8兆。除了柯林頓政府時期，幾乎每一屆政府都帶來公共債務的飆升。

「川普債務膨脹」飆速

事實上，截至10月9日，川普政府公共債務總額已直逼23兆美元，債務膨脹速度之快，已遠超過美國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此前官方智庫機構即預估，到2026年聯邦債務會逼近45兆美元，對美國GDP占比將接近250%，或可與全球超高公共債務國家日本一較高低；然則，照川普主政三年期間的公共債務增加態勢，美國公共債務總額會提前突破45兆美元，亦即暴增2.1倍。

從1980年代後半起，美國聯邦公共債務總額一直高占全球國債市場規模的1/3；而美國聯邦政府1988年需要支付的利息高達2千億美元，2018年增至5,230億美元，而據美國財政部估測2019財年利息將達7千億美元，足足是1988年的3.5倍。2018年全球第20大經濟體瑞士的GDP是7,055億美元，第21名的波蘭GDP只有5,858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聯邦政府每年公共債務的利息應支付額，遠高於全球180多個國家的經濟量體總額。

不得不啟動資產購買計畫

自今年9月起，美國經濟情勢驟然逆轉，財政斷崖危機也幾乎同時直線垂墜，這也就是為何川普屢屢重話批判Fed主席鮑威爾若不配合，會拖垮「美國第一」乃至「美國再偉大」願景的根本原因。鮑威爾在主客觀壓力下，不得不由鴿轉鷹，宣布啟動資產購買計畫，複製柏南克所創立的「印鈔救市」套路回應川普，也「預防性」回應國內外經濟大情勢的變化發展。

9月底，紐約Fed銀行已領先向「短期借貸市場」投放數十億美元，用以緩解美國主要金融市場在9月所出現的資金壓力，同時透過銀行業「回購協議」將隔夜拆借利率推高至最高水準的10%；這些短資投放措施，讓所謂的回購利率回復到正常區間(1.8%左右)。不過，市場策略師認為，在欠缺永久性解決辦法的情況下，這種隔夜拆借短資不足的市場壓力會持續出現。

美國金融市場事態已顯示，一旦遇有銀行體系缺乏足夠數量準備金，很可能導致貨幣市場利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其立即可能產生的效應是貨幣市場利率波動性，會阻礙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也因此，Fed決定近期就要逐步增加準備金供應。

要增購3千億短期債券

Fed在10月8日宣布首先採行的措施，就是優先恢復資產負債表的「有機擴張」：定期購買資產，開始增持證券(國債)，保持適當的準備金水準，用以匹配川普政府增高公共債務的美國本身內需經濟新情勢。同時，也在10月降息25個基點，防範因美中貿易戰、英國脫歐及其他地緣政治問題引發的諸多變數衝擊。

而Fed「適當措施」的目的，就是共同達成「支撐GDP持續成長」、「強勁的就業市場」及「通貨膨脹回歸2%」的政策性對稱目標。

跨國智庫機構認為，此次鮑威爾公布的「有機擴張」策略，「準備金供應」的增加速度，可能不足以解決當前國內市場的迫切問題，因此建議Fed最好在未來6個月內，增加購買2千億至3千億美元的短期債券，才更能具體奏效紓解「川普財政窘境」。

簡言之，鮑威爾在貨幣數量戰略上，首先「恢復購買國債」以優先恢復資產負債表的「有機擴張」，而在貨幣價格戰略上則將繼續採取「適時適度降息」。

鮑威爾的兩路並進策略，預計將對世界金融經濟市場，包括國際匯率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乃至全球金融服務業市場的資金流動產生重大震盪；而因此衍生的「川普弱勢美元政策時代」全面性開展，恐怕更將引發全球經濟強權格局板塊的大挪移。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