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珠海航展的介紹影片出現了一段發動機畫面。從影片來看，該型發動機的外型精緻，尾部有推力向量控制(TVC)噴嘴，官方雖未正式說明，但外界揣測是否為傳聞中的渦扇15型(WS-15)發動機，又稱「峨嵋發動機」。

渦輪噴射發動機(Turbo Jet)

渦輪噴射發動機(Turbo Jet)和渦輪扇葉發動機(Turbo Fan)的不同處，在於渦噴發動機為進氣扇葉段/燃燒段/噴嘴段設計，排廢溫度高；而渦扇發動機則為高旁通比的渦輪扇葉機組，並有逆（反向）推力設計。這是將螺旋槳扇葉包覆在整流罩內，排廢溫度低。一般而言，高速飛行的戰機普遍採用渦噴發動機；而低速飛行的民航客機、運輸機或轟炸機，則多採用螺旋槳或渦扇發動機。

渦噴發動機的研發作業，則因工程複雜、測試繁瑣等因素，往往曠日費時、甚至失敗收場。問題如下：(1)進氣扇葉段的葉片數量、材質、排列、角度、鍛造、焊接等項目，關係到進氣量的多寡和使用壽命，更是重要關鍵。(2)燃燒段的燃燒室，藉由吸進的新鮮空氣混合油氣，燃燒產生爆炸並從尾部噴嘴段噴出產生推力。(3)尾部噴嘴段，普遍會加裝後燃器(AB)，藉由注入油料而在噴嘴外爆炸燃燒，以產生額外推力。通常，渦噴/渦扇發動機會熄火的主因，多半是飛行攻角(AOA)過大而進氣量不足、吸入廢氣或吸鳥（鳥擊）造成扇葉受損等。

中國自製的國產發動機

外界質疑中國是否有能力自主研發出國產發動機，或僅為仿造俄製發動機。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仿造不失為進步的捷徑。目前，中國自製的渦扇10型(WS-10)，又稱「太行發動機」。外界推測其最大推力為120─130kN（千牛頓），約和俄製AL-31FN型相當，但渦扇10型的使用壽命尚未公布。

2018珠海航展，殲10B型使用推力向量控制(TVC)的渦扇10B型(WS-10B)，也展現傑出的過失速機動性能。不過，某些專家認為渦扇10型僅用於驗證測試，而非量產版本。

而AL-31FN型，是中國引進數量最多的俄製發動機。AL-31FN型普遍用於殲11型、殲15型、殲16型和殲20型等戰轟機上，產品成熟度相當高。先前，在印巴空戰中表現傑出的JF-17雷電（FC-1梟龍）戰機，也採用俄製RD-93型發動機。(註1)

渦扇15型(WS-15)

而本文主角─渦扇15型(WS-15)，研發進度一直停留在傳言階段。目前，僅透露出最大推力達180kN，約為歐洲颱風戰機(EuroFighter Typhoon)EJ-200型(90kN)的二倍。2018珠海航展官方洩漏的影片，正好可以成為外界觀察的管道之一。

俄羅斯曾研究美國F-22A猛禽(Raptor)戰機的普惠(P&W)F-119型上下二維向量噴嘴，結論為發動機噴嘴若由圓形改為長方形，將喪失至少10%-15%的推力。因此，過去業界多採用圓形噴嘴，包括推力向量控制(TVC)。而本次影片顯示，該型發動機的固定圓形噴嘴由內部軸承旋轉控制，為360度全向位轉動，兼顧向量控制和最大推力需求。鋸齒狀外型噴嘴（類似F-35系列），也是匿蹤考量設計。因此，可推論該型發動機是配合匿蹤戰機所研發，極可能是渦扇15型(WS-15)。

對照空重18噸級的F-22A猛禽戰機，空重25噸級的殲20型戰轟機若換裝2具渦扇15型，則推重比將大幅提升，性能更勝中國空軍現役的戰機。不過，也有傳言指出，該型發動機為渦扇19型(WS-19)，未來將配裝於FC-31型鶻鷹戰機上。近日，FC-31型的預量產型機照片曝光，修改幅度頗大。FC-31型是中國航艦未來的主角，適用於彈射甲板航艦。

目前，中國自製第2艘航艦正進行組裝中，極有可能為彈射甲板。隨著FC-31戰機和艦載預警機曝光，加上彈射甲板的新航艦正在建造中，中國下一代航艦隊的雛型已具體呈現。

高超音速衝壓發動機

據傳，中國已開始研發超高音速（高超音速）(Hyper-sonic)衝壓發動機，並進行多次空中投放飛行測試。這類發動機，不但可配裝於超高速飛行器，也可以用於飛彈。(註2)目前，計有美、俄、印度、中國等國研發超高音速衝壓發動機。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註1. 成飛公司已公布FC-1梟龍Block 3型升級改良方案，將換裝主動相陣雷達(AESA)和攜帶雷射標定莢艙(Laser Guide Pod)，並可使用精確轟炸的雷射導引炸彈(LGB)。巴基斯坦宣稱，預計量產50架同型的JF-17雷電Block 3型。

註2. JF-17雷電戰機使用的CM-400 AKG超音速長程空對地飛彈，是巴基斯坦空軍最強大的對地攻擊武器。CM-400 AKG的用途為防區外快速打擊，能全程在大氣層內機動飛行，具備超音速突防性能；同時，末端導引採用紅外線和地形追蹤等模式，命中率極高。

中華民國在奧運競賽，不能使用國名、國旗、國歌，究竟是誰造成的？除了國共內戰形成兩岸分裂，美國也在1979年與北京政府建交後對我落井下石，真相就在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中。

東奧正名公投不被認同

台灣去年11月的東奧正名公投，表面是爭取以台灣之名參加奧運，其實是為台獨張目。該公投案未通過，顯示台獨無法獲得大多數台灣民眾認同。

台灣的運動選手在國際運動競技場合，只能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賽、採用中華奧會會旗、唱國旗歌，這與兩岸因國共內戰分裂及國際現實都有關，並不是台灣任何人的主觀意願可以改變的。

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並不清楚，中華民國在國際運動競技場合所受到的種種待遇，其實更多是來自美國對國際奧會的壓力。

兩岸議題鬧上奧運會

兩岸在1949年之後互爭中國正統，引發不少政治問題，在奧運也同樣引發爭議。初期中華民國占優勢，但隨著冷戰情勢改變，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屢屢受到質疑。從1952年到1980年，只有芬蘭舉行的赫爾辛基奧運，北京曾派代表團參加，當時也因北京參加，台灣在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下退出。

之後，澳洲墨爾本奧運、義大利羅馬奧運、日本東京奧運、墨西哥奧運、西德慕尼黑奧運，儘管北京沒參與，可是台灣參加時也都遭遇名稱問題，也始終沒有獲得解決。而北京因為台灣問題，在赫爾辛基奧運後，直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由國際奧會解決了台灣的名稱問題後，才正式派代表團參加。

1970年代開始節節敗退

兩岸的鬥爭，隨著北京進入聯合國，北京與日本建交，到了1976年蒙特婁奧運出現重大變化。當時加拿大已與北京建交，遂拒絕台灣選手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入境，台灣方面抗爭無效，最後被迫退出。

美國從尼克森當選總統後，與中國大陸有了旋乾轉坤的發展，國安顧問季辛吉1971年密訪北京，安排尼克森隔年訪問北京，雙方簽署「上海公報」，再歷經福特總統，到了卡特總統就任後，中美終於1978年確認建交意願。美國1979年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台灣對外關係大幅萎縮，也連帶影響了參與奧運的問題。

美國直接向國際奧會施壓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1980年初，國務院通知所有駐外單位，因美國不滿蘇聯出兵占領阿富汗，扶持親莫斯科的政權，卡特決定發動杯葛莫斯科奧運，而大陸也以總理華國鋒的名義發表聲明表示，由於蘇聯不顧聯大的決議，繼續占領阿富汗，因此當下在莫斯科舉辦夏季奧運並不恰當。美國在發動杯葛莫斯科奧運的同時，仍不忘打壓我方。

1979年9月美國國際傳播局的官員雷世納(Herbert Rathner)，向美國的奧委會委員羅斯福(Julien Roosevelt)遞交了一份信函，指稱中國參加奧運比賽是國際奧委會的決定，但在政府往來的部分，美國在1979年1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同時，美國撤回對台灣當局的外交承認，因此不承認代表中華民國主權象徵的符號，包括中華民國的國旗與國歌，希望國際奧委會能夠尋求解決方案，避免運動比賽政治化，造成主辦國或國際奧委會難堪。

同年10月，國際奧委會在名古屋開會，決定以通訊投票方式處理美國政府的要求，並將美國政府的信隨票寄給所有成員，這個決定引起台北當局的抗議，但奧委會並不理會，投票結果否決了台灣在奧運使用中華民國國名、國旗、國歌。台灣當局無奈，宣布不參加1980年在美國舉辦的冬季奧運與夏季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並開始與國際奧委會談判尋求解決之道。

1981年3月23日，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沈家銘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薩瑪蘭奇在洛桑國際奧會總部，簽訂「國際奧會與中華台北奧會協議書」（後被稱為《洛桑協議》或「兩會協議」），確認台灣從此以後只能以「中華台北」名義出賽，並採用國旗歌與中華奧會旗。1984年洛杉磯奧運，大陸以中國名義參賽，這也是北京中斷參與奧運會數十年後，第一次重新回到奧運場合，而台灣是在蒙特婁奧運後，以中華台北名義恢復出賽。

推翻奧會模式困難重重

1980年之後，奧會模式成了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模式，不過，「中華台北」的英文Chinese Taipei，其實也可以譯成「中國台北」，但台北當局從不做此主張，以免衍生爭議。

近年來，中華台北屢屢遭到台獨人士批評，主張棄之不用，而改用台灣之名。該主張不僅不了解洛桑協議的來龍去脈，更沒認清兩岸分裂造成的爭議絕非台灣片面主張可以改變，因為中華民國雖不被承認，但也不代表可以使用台灣之名，如台灣當局撕毀洛桑協議，破壞國際間的默契，必將使台灣蒙受其害。

兩岸幾十年來在奧運名稱上你來我往，令人無限感慨。而現在兩岸的爭鬥，已從一個中國的正統之爭，進階到遏止台獨的層次，只是台獨人士寄望於美國的聲援前，應知道最初出賣台灣的是美國。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自由時報》5月7日社論將五四運動比作太陽花運動，說兩者都是青年學生關心國是、提倡民主的表現。坦白說，蹭五四運動百年熱，並不能為太陽花防腐；畢竟五四學運是為了抗日反帝、救亡啟蒙，太陽花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台灣是五四的淵源之一

話說回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運並不完全是同一回事，而今流行的五四概念是比較廣義的。從運動脈絡來看，五四是19世紀末、特別是1895年以來，中華民族反帝救亡運動的延續與發展。而1895年日帝割據台灣，正是以台灣作為進占中國大陸的前沿基地。由此事實看來，並不像《自由時報》社論〈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和史觀〉說有人「把台灣民主歸功於五四」云云；恰恰相反，台灣正是五四關心國是、提倡民主的淵源之一。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經常以民主運動的形式來表現，例如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只不過，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的歷史研究出現日殖有功論與先住民南來（南向）論兩個熱點，以作為區隔大陸淵源的敘述範式，〈建〉文便是這種範式的旨意。比如它稱：「五四發生在中國，台灣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處於明治維新之後的大正時代，比中國先進很多。當時西風東漸，台灣不僅文化藝術思潮受『大正浪漫』影響，政治社會運動也因民族自決原則及『大正民主』而勃興，一個文明現代的公民社會已在成形。」

其實，日帝殖民台灣期間，所謂民族自決與民主政治從未在台灣實現過；否則也不會有跟進五四的台灣新文化運動，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

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張我軍在1924年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只不過，因為日據關係，中國舊文學的「破舊殿堂」還在本島「苟延其殘喘」，因此張我軍以胡適和陳獨秀的新文學精神，「欲率先叫醒那裡頭的人們，並請他們和我合力拆下這所破舊的殿堂」。

《台灣文學史綱》作者葉石濤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1920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而台灣的「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抗日民族解放為鵠的底政治運動。其目標在於反帝、反封建，……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又說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刺激而孕育發展，所以一開始就有強烈的民族性格」；更說從1920到194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特色，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環節，民族性格濃厚，是抗議和抵抗的文學」。

由張、葉兩人的說法來看，〈建〉文所謂日殖時代「一個文明現代的公民社會已在成形」，可知「大正浪漫」的主體想像，信非虛言。但是，想像並不能取代當時台灣處於日本殖民地、而非日本主體部分的現實。五四運動時期，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教授吉野造作向其中國友人表示：「侵略主義的日本，不獨為貴國青年所排斥，抑亦為吾儕所反對也。」正是日本在19世紀末侵略中國、割據台灣的刺激，才引發其後中國人的改良民主與革命民主兩條路線的運動，並延續、擴散、匯流為五四民主運動。

日殖台灣下的民族運動

五四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其「強權」指的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巴黎和會列強。尤其日本，正是大正日皇在位時的1915年強占山東省、並對民國政府提出苛虐的21條；這一年的台灣，則發生余清芳反殖抗日事件。然而100年後，〈建〉文竟然欣慕日殖的現代性，謳歌「大正民主」是如今台灣民主的根源？〈建〉文無識余清芳、賴和、蔣渭水、張我軍、林獻堂、楊逵、葉石濤等人的事蹟或證言，卻侈談「從五四影響的解讀，可看出社會上對歷史文化的理解，仍相當欠缺以台灣為主體的自信及必要建構」，好意思這麼說嗎？

20世紀初，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核心是擺脫日殖的民族運動，而不是趨附「大正民主」的公民運動。大正日皇於1912年至1926年在位，然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台灣社會運動史〉部分，清楚寫到林獻堂於明治42年（即1909年，但實際是此前兩年，即1907年）在日本奈良市受到梁啟超的啟發。1911年梁啟超來台，林獻堂再度受到民族主義的感召。這件事早於五四、早於「大正民主」，但失憶的〈建〉文則沒有這種主體史觀。

事實上，親睹1907年梁啟超與林獻堂相遇的彰化人甘得中，於1913年留學東京時也曾訪識革命黨人戴傳賢。後者告以大陸革命派致力討袁，無力濟助台灣；台人宜改變鬥爭方法，交結日本本土權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的壓迫。可見，大陸改良派與革命派要角，均建議台灣人以「文鬥」方式反抗日殖。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認為，梁、戴二人對於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的路線，「真有暗夜明燈的作用」。而「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殆無議論餘地」。

正如前述，台灣的民族運動包藏在民主運動裡，對象是日本殖民當局。這種鬥爭方法，被啟蒙於辛亥革命前夕，早於所謂「大正民主」，也早於五四學運。眾所周知，蔣渭水正是在「大正民主」時期，投身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被判刑拘禁的。大正日皇晚年還成了精神病患，「大正民主」並未落實為日本社會的公民意識，才有後來軍國主義支配整個日本，並壓迫台灣成為南向侵略基地的歷史事實。

超越五四才是紀念五四

如此來看，〈建〉文所說：「把民主自由的進展主要歸功於五四，出自對台灣歷史的輕忽，偏於從中國的立場或史觀論事，不能站在這塊土地與人民的角度平實看待。」其實，恰恰是該文輕忽台灣歷史的主體，膜拜日、美等民主「先進國家」的自卑心理所致。

這種自卑心理，倒是有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承。100年前的國人心理是矛盾的，既愛國又崇洋；或者說，許多人是用崇洋的方式來愛國，當時許多進步人士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魯迅、錢玄同都主張過廢除漢字；陳獨秀說，中國若不免亡國，則寧可亡於白種人，而不願亡於黃種人。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指出，五四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場西化運動，而不是排外運動。這是當時的時代局限使然，只要從運動脈絡的源頭，即19世紀末的中國遭遇來回顧，就不覺得奇怪。

事實上，五四時期的西化運動一直延伸到1960年代的台灣，也延伸到1980年代的大陸。甚至在1979年的台灣，在1989年的大陸，民主和美國幾乎是同義詞。而且，民主被全球視為最高價值，被美國視為歷史的終結，已是20世紀的定論。〈建〉文無論怎麼吹噓台灣民主，在思想上都沒超過百年前的格局；無論怎麼強調主體史觀，在心態上卻是扈從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這是西方中心論的必然邏輯。

因此，五四的進步性與局限性，既要繼承，也要批判；否則便走到紀念五四的對立面去。談中華復興，必然要超越西方中心論，更要超越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這也是台灣歷史和文化主體自覺的所在。正因為林獻堂、蔣渭水、葉榮鐘、莫那魯道等人的民族立場和氣節，台灣歷史與台灣人才沒自失主體性。

古人類不是台灣歷史主體

當然，〈建〉文意圖切割台灣與五四的脈絡，主要還是出於「一邊一國」的政治目的。為此，它幫張炎憲生前主導的《典藏台灣史》做廣告，說全書超越了「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漢人史觀云云。其實，不過是再拿「原住民史」說事，把台灣說成是南島語族的「祖居地」，為台灣當局的南向政策打文化地基而已。

關於台灣先住民族群源自大陸華南的學術研究成果已多，但〈建〉文比較凸出的一點是，說《典藏台灣史》強調「從考古學來說，台灣至少已有三至五萬年的史前人類活動史」。問題是，這樣就能成為「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依據嗎？依據現代人「走出非洲說」，大約六萬年前那些現代人的祖先來到中國；依據現代人「多地區進化說」，非洲古人類來到中國的時間早於一百萬年前，然後交叉進化成現代人。

無論採信哪一種說法，舊石器時代以前的古人類活動，都與「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風馬牛不相及。〈建〉文這種失常的主體史觀焦慮，其實是不敢置信中華復興，害怕西方中心論退潮的自卑心理造成的。從歷史脈絡來看，這種心理殘疾已超過100年了，它是中華民族所需要矯治的主體缺陷。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逯耀東教授(1932-2006)的主要史學論著《糊塗齋史學論稿》五種─《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魏晉史學及其他》、《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胡適與當代史學家》即將再版。

逯教授雅好鄭板橋法書，書齋壁上掛著板橋「難得糊塗」橫幅，欲以為齋名；逯夫人李戎子女士笑說：「還難得糊塗，你幾時清楚過？」遂去「難得」二字，而名曰「糊塗齋」。

逯耀東五大史學成就

逯教授才氣橫溢，文如其人，時而氣勢澎湃，猶如千軍橫掃，時而粗獷豪放如「那漢子」，時而細膩秀美婉如雍正小楷。逯教授著作，橫跨文史，史學論文69篇，史學論集10本，散文集15本。其史學成就包括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長城史。逯教授以城的形成與發展，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分成築城、衛城和拆城等三個階段。所謂「築城」，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建築小城堡開始，到秦帝國將西北邊疆許多城連綴起來，築成一座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萬里長城。逯教授認為長城不僅是一條國防線，也是自然與人文地理的分水嶺，更是農業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極限，分割農業與草原文化的疆界。

至於「衛城」時代，從漢高祖的平城之圍開始，是成熟的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從此，長城內外民族的衝突，互有勝負，而大量草原民族因此內移至長城以內，而與農業民族文化融合。

至於「拆城」，因為近代以後侵略中國的「夷狄」，不再是從北方騎馬翻越長城而來，而是帶著堅船利砲從東南海上來的。中國面臨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遂用夷變夏，師夷之長技，進行現代化。城牆被視為封閉保守象徵，因應現代化拆除城牆的藩籬。中國在拆城的過程進退失據，近代的許多悲劇種因於此。

第二部分是北魏鮮卑拓拔氏的文化轉變。逯教授從漢與匈奴間的緩衝地，長城外農業與草原過渡地帶的「甌脫」出發，討論鮮卑拓跋氏從平城到洛陽文化轉變的歷程。「甌脫」居中媒介，草原與農業文化涓涓滲連、相互交流。其後匈奴南徙時，遷入這個地區居住，逐漸放棄遊牧而定居，與漢人雜居，學習適應農耕生活，俟機翻越長城，進入中國。

永嘉風暴後，五胡十六國在黃河流域建立統治政權，就是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互動發展的結果。鮮卑拓跋氏部族是最後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歷史殘局，總結秦漢以來的發展，而孕育出的胡漢融合，為隋唐帝國建立基礎。逯教授運用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北魏宗室墓誌碑文的姻婭關係資料，發現孝文帝以政治力量斬斷中原士族社會的婚姻關係的鎖鏈，使北方貴族和中原士族通婚，消除草原與農業文化殘餘的矛盾，使其政權得以持續。

第三部分是漢晉史學史。逯教授的史學史研究始於裴松之《三國志注》，聯繫《史記》「太史公曰」、裴松之《三國志注》與司馬光《通鑑考異》，找到三者的傳承關係。他發現裴松之引用的魏晉史學著作許多是《隋書‧經籍志》沒有著錄的別傳，有別於正史列傳的個人傳記。別傳始於東漢末期，盛於兩晉，是魏晉時期新興的史學寫作形式，反映魏晉史學特殊的時代性格。

逯教授以魏晉時期的社會與思想變遷為基礎，探討這批新興史學著作的特殊性格和形成背景，完成博士論文《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為範圍所作的分析》。

《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是逯教授晚年的力作，田餘慶先生說：這是逯教授「在其長期醞釀的史學史研究思路中，關於漢代史學的最後成果。」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不幸遭遇李陵之禍，受到現實政治無情的摧殘和壓抑；如何以「隱略」避免觸犯時諱，委婉地「述故事，整齊世傳」，真實保留歷史記錄，是司馬遷面臨的難題與考驗。

逯教授深入解讀《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尋繹太史公在《史記》全書中的架構安排、篇章聯繫、撰寫方法及個別紀傳的背後深意，描繪出司馬遷藉由《史記》的傳世，抒發滿腔抑鬱，達成自我超越。書中精彩之處，不勝枚舉，例如指出《史記》中有兩個黃帝，神仙的黃帝擺在〈封禪書〉，歷史的黃帝置於〈五帝本紀〉；修正趙翼的〈匈奴列傳〉的次第皆無意義說；結合漢武帝時代主要大事「外攘夷狄」，闡明本紀與列傳的經傳闡釋關係，諸列傳與征伐匈奴相關的內在邏輯關聯性；解釋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是學術意義的「拾遺補藝」，有系統地整理孔子以降散亂的圖書文獻，總結上古學術。進而將系統材料納入時間框架，探討歷史的因果，走向「通古今之變」。

這本書是逯教授畢生研究中國史學的心血結晶，充分顯現治史之深廣與思慮之細膩。書稿完成後，逯教授著手寫序，傳達太史公撰史之「抑鬱與超越」心境，並抒發其深意，題曰「殘燈」。惜尚未定稿，遽歸道山，留下莫大的遺憾。所幸逯教授高足李廣健、陳識仁和黃清連等三位教授通力合作，以長達44頁的〈導言〉闡明逯老師的心志，為師「續燈」，至為感人。

第四部分是中共史學。民國以來，為復興中華，史學界主流揚棄傳統，一切跟著西方走，至今不衰。中國史學全盤西化，沒有自己的問題，沒有自己的解釋体系。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自力更生」，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史學，重建中國歷史詮釋體系。可惜和政治結合過分緊密，史學淪為馬列毛思想經典著作的注釋。尤其在文革後期，配合權力鬥爭，製造「儒法鬥爭」的影射史學，根據政治教條把史學變成單純的公式，對某些歷史特殊現象作主觀論斷與無限擴大的解釋，抹殺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價值。

文革過後，史學工作者自我反省與檢討，自覺史學要從依附政治思想的泥沼中拔足出來。但仍然困難重重，於是有「史學危機」的呼聲。逯教授汲汲堅持歷史的獨立尊嚴、史學工作者的獨立人格態度，以此審視中共史學的發展，完成《史學危機的呼聲》與《且作神州袖手人》。

第五部分是中國飲食歷史文化。在廣大的讀者心目中，逯教授最受青睞的是他的中國飲食歷史文化論著和散文。相關文章散在1987年以後出版的散文集如《祗剩下蛋炒飯》、《已非舊時味》、《肚大能容》、《寒夜客來》等，尤其《肚大能容》、《寒夜客來》皆加副題《中國飲食文化散記》，最為重要。

逯教授是美食家，追尋美食，品味美食，不分地域，不分大館小攤。逯教授會吃，還會做，除研讀歷代食譜食單外，還經常與廚房大師傅切磋、琢磨研發新菜色。當今許多飲食史論著，由於作者對飲食多無實務經驗，且好引洋人社科或人類學理論，以炫耀洋理論為能事，文字艱澀難懂、枯燥無味；使有味的飲食文化淪為無味的論述。逯教授從實際飲食和菜色出發，論飲食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政治意涵，而且還像月旦人一樣地品評飲食，建立「全方位，接地氣，有人味」的人文學飲食歷史文化研究。

逯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回到台灣大學任教，開始在歷史學系講授《中國飲食史》和《飲食與文化》，選課與旁聽學生濟濟一堂。學期結束，師生在天然台湘菜館，展開品味之旅。

逯教授由飲食史悟得中國文化「和而不同」的傳統。他以大陸的臭豆腐和台灣的大腸蚵仔麵線為例說明，這兩種風味完全不同，看似相互排斥的佳餚，在台灣竟能配對組合同在一家小吃店或路邊攤上供應。光復以後，尤其1949年隨政府遷台而湧入台灣的大陸移民，帶來全國各省的飲食文化，幾十年下來，不同的飲食文化，相互交流，共存共榮，說明了台灣的「族群融合」。再進一步，逯教授又將「和而不同」延伸作為治學要方、處世至理和為政要道。

不甘「且作神州袖手人」

逯耀東的老師很多，影響其人生態度至深的是沈剛伯先生。沈先生聰明睿智，見識高超，才氣橫溢，卻以「量才適性」、「淡泊寧靜」為寶箴，一輩子不參與政治，拒共產國際勸說於前，辭國民政府邀請於後，終身致力於學術教育事業，但從不改其關懷國計民生的心志。

逯教授生性豪放熱情，讀中學時，曾以一封〈致前方將士書〉，蒙牢獄之災三月有餘。入室為剛伯先生博士弟子後，深領先生「量才適性」、「淡泊寧靜」教誨，始悟自己的滿腔熱血和豪放曠達個性，並不適合從政。但逯教授橫溢的才華，難以隱沒，仍為當政者所賞識。1976年，蔣經國先生主政，全面推動「十大建設」，以建設台灣為當務之急。建設台灣亟需人才，培養青年才俊更是急中之急。於是開辦「國家建設研究班」，學員都是有發展潛力、擁有博、碩士學位的精英。這批精英後來成為政府的人才庫，與逯教授一同被選入第一期28位學員，後來相繼出任黨政要職，唯一沒做官的，正是秉承沈先生教誨的逯耀東。

放過從政報國的機會，並不意味不問國家大事。1977年鄧小平復出，領導大陸改革開放，海內外華人振奮，咸欲看到大陸擺脫文革陰影，展望未來，追求中華民族全面復興。於是各種言論如百花齊放，大陸人民雖不能自由公開辦報刊，但私刻鋼版油印的雜誌和小冊子猶如雨後春筍，香港文化界更是興奮，《明報月刊》與《七十年代》成為海外華人爭相搶閱的雜誌。

此時逯教授已被香港中文大學禮聘，任教於新亞書院歷史系。他不甘於「且作神州袖手人」，利用香港學術文化的優勢，爭取對未來中國前途的話語權。逯教授透過好友幫助，默默地辦了一份銷路不讓《明報月刊》、《七十年代》的《中國人》月刊。創刊宗旨：「《中國人》月刊是為中國人創辦的。不論現在你在哪裡，祇要你是中國人，都希望你能為中國和中國人說出想說、該說的話。」逯教授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人民的關懷，盡現於真情的筆尖。

嚴厲批判台獨歷史課綱

1991年，逯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回到母校台灣大學繼續教書，指導研究生，以言教傳播中國學術與歷史文化的精髓，以身教傳承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中國命運的關懷，和對國家民族大節的堅持。

無奈台灣自李登輝當政以來，政治上，藉民主化挑動族群矛盾；教育上，從中學教科書課綱和編寫著手，藉本土化行去中國化之實，誇大日本殖民統治的近代性，加強對日本的認同，以取代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甚至為日本侵華惡行如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辯護，宣揚「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台獨造勢。青年學者為求生存，不敢攖其鋒，甚至有助之為惡者，即使逯門弟子亦不能免。他們參加中學歷史課新課綱的制訂，大幅減縮中國歷史的分量，把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國史併入世界史。甚者，取消中國史併入東亞史，把中國史當作外國史講授。他們還聲稱「開羅宣言」無效，台灣地位未定，不屬中國；慰安婦非被迫，而是自願報效。

逯教授為此痛心疾首，寫了一篇致弟子的公開信〈雪人已融〉，勸戒迷途弟子，「腰桿子要挺直，不要讓政治干涉歷史」，不要忘記「人就是人，人必須站著走路，因為人是有脊梁的」。雖然弟子後來曾向逯教授解釋，但逯教授的痛心，一直到過世之前仍難以釋懷，視為心中一大憾事。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今年4月，記者有緣隨「人間大美」參訪團，造訪了山西省晉城市、長治市境內的千年佛寺。其中法興寺文物管理所所長張宇飛，自21歲忍受孤寒，駐守深山古剎守護國寶，迄今已26年，未來他還要繼續守下去。

法興寺創建於北魏，原稱慈林寺，歷經齊、周、隋、唐，成型於宋，並更名為法興寺，至今有1,600多年歷史，是長治建築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占地面積最大的古寺廟群，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張宇飛所長的導覽下，記者參觀了這座藏於翠雲山腰裡的經典寺廟。

「法興寺原建於慈林山，因年代久遠，加上所在位置是煤礦主要採掘區，致地面塌陷，寺廟有傾倒被毀危險，經國家文物局反覆勘察研究，確認無法原址修復，便於1984年批文，准其搬遷翠雲山，原樣復建工程歷經十多年完成。」張所長指出，法興寺重要寶物包括唐代石舍利塔、燃燈塔，及47尊體量超過1.5米的大型人物塑像，其中24尊是宋塑、23尊是元明彩塑。而圓覺殿內的12菩薩繼承了唐塑的豐腴造型餘韻，又融入北宋寧靜精緻的人文情調，在中國彩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崇慶寺為防盜招收文保員

聽著張所長侃侃而談法興寺歷史沿革，及其文化藝術價值，記者頓時被殿內端莊大度的菩薩像吸引，亦對今年才47歲，卻已從事文保工作26年的張所長感到好奇，「何以在年紀輕輕的20少年，選擇深入山林守護國寶？」

面對記者提問，張所長坦言，「從事文保員，完全是人生意外。」他細述了踏入此行的來龍去脈：1991年，長子縣色頭鎮崇慶寺發生佛頭被盜事件，長治市府很快抓到賊犯。檢察院為量刑定罪，特別拍攝佛頭照，拿去北京找國家文物局鑑定，再憑結果裁定刑罰。當時北京專家去上海開會，透過電話說明「不可只憑照片鑑定文物」，待日後安排時間去山西看實物。然長治工作人員為完成使命，決定轉乘火車去上海找北京專家。未料專家看到佛頭照後，十分震撼，認為是極品，將之訂為國家一級文物，長治檢方再據此判主犯死刑。

於此期間，長治市府為了不讓文物再被盜，決定招聘守廟人，看守文物，但由於寺廟地處高山，一直找不到適合人選。

21歲守廟入山住破屋

1993年，張宇飛從父親口中得知此事，覺得自己可以去應徵，「我少時有個夢想，希望長大當作家，只是初中畢業後便四處打工過日子，沒上大學是我心中一個遺憾。知道崇慶寺招募文保員，我想寺廟很安靜，很適合看書寫作，再加上當時喜歡看《聊齋》，書裡很多談狐說鬼的故事都發生在古廟裡，於是就去應徵了。」

張所長老家在長子縣北韓村，距離崇慶寺40公里遠。他至今記得，「上山的車子穿梭山間小路，搖晃得很厲害；進入廟門赫見兩棵參天古樹，十分陰涼，當下有點後悔，不過還是咬牙住下來了。」

26年前的崇慶寺，不但沒水沒電，房間沒有門，屋頂還破洞，夏天躺在屋子裡，透過天花板縫隙可以見到夜空繁星點點。張宇飛剛開始覺得挺浪漫的，然而，到了冬天就慘了，寒風灌進來，刺骨得叫人受不了，他只好自製「兩層門」擋風—先在門框掛草簾、再掛布簾。

日日夜夜與寶物相伴之餘，張宇飛把握時間研讀《覺海慈航》、《了凡四訓》等書，充實知識。若想回家，就走到4公里外的公交站牌等車，但因班次太少，後來改騎腳踏車，大約騎三個多小時才能到家。

面對如此艱苦的生活條件，才21歲的張宇飛不知道自己能做多久，直到發生兩件事，激發他以保護國寶為畢生志業。

被遊客疑神經有問題

第一件事是，某日省裡有人來此旅遊，張宇飛慎重簡單地向貴賓們介紹這是天王殿，那是千佛殿，「他們聽了很驚訝，出了廟門就問『這年輕人是否精神受刺激，怎麼年紀輕輕一個人，願意待在荒涼寂寞的地方，怎麼知道這些神佛名字？』我心想，為何把我當成不正常的人了，這些是北宋雕塑，都是難得珍品啊！」

第二件事是，中央美術學院學者專家及中央電視台等媒體界，組織了山西寺廟彩塑考察團，由團長錢紹武先生帶領90多人，來崇慶寺考察。「縣府知道專家來，趕緊帶著失竊的佛頭安在羅漢上，錢紹武先生一看到這些大小比例與真人略同的羅漢，神態生動自然，十分激動，認定是宋塑寶物。我很佩服錢先生眼光，當時立下心願，有朝一日要讓大家知道這些文物的藝術價值。」

自此，張宇飛更加專心鑽研寺廟文化，得空便往縣城書店跑。他當時薪資一個月135元人民幣，不是很多，卻很捨得花錢買書。「父親買了馬書田先生寫的《超凡世界—中國寺廟二百神》給我，開啟了我對文物的認識。」於此同時，張宇飛也持續向有需要的遊客講解佛教知識，「沒想到還真有人聽，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自創口訣講解受歡迎

1997年，張宇飛被調到法興寺，除了續任文保員，又兼任解說工作。1998年，他認識了前來法興寺修復塑像的民間藝人。白天，他看民間藝人工作；傍晚，與民間藝人聊藝術，第一次閱讀到梁思成先生編寫的《中國雕塑史》，如獲至寶。從那時開始，他如飢似渴地閱讀彩塑碑刻等文化專業書籍，待積累一定知識後，他又跟前來法興寺的專家進行交流。

張宇飛執行解說時，為了引導遊客能看到古文物的美，不斷反省調整講解方式，「剛開始照書講，但遊客聽不懂；說得通俗些，大家又記不住。」後來張宇飛將文史美學、雕塑地輿等知識統合再歸納要點，並自創口訣。

例如說到「一般人如何欣賞寺廟」，他創造了「從大至小5字訣」：「山、寺、殿、佛、僧」。山，首先察看寺廟位於哪座山嶺，研究山型等；寺，次看廟堂大院布局藝術；殿，三看殿塔建物結構；佛，四看雕塑碑碣；僧，五看宗派，屬儒釋道哪家。

經過深入淺出，提綱挈領，張所長講解文物像極了傳道家，果然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解說對象包括國家、省市各級領導。此外，他還於2011年出版了個人專著《佛影》，並與清華大學教授趙炳時、於兆雄合著出版了《國之瑰寶─長子法興寺崇慶寺》。

守護國寶為人生價值

26年來，張宇飛從一名農民工成長為古文物專家，為守護國寶，把寺廟當家，就連春節都在寺裡度過。他表示，「國家把這些千百年的文物保護好了，我作為文物保護工作者的職責便是顧好它，把它所承載的文化講好，這是我的價值所在。」

對於記者參訪，張所長語多珍惜，「能與台灣朋友相識，是無比殊勝的緣份。有句話說『世界上最美好的是一個靈魂照亮了另一個靈魂』，我這個微弱的光照亮大家，大家也回應我溫暖，希望我們互相照亮溫暖下，能持續共同為文物保護工作努力，這不僅是山西的事，也是全體中國人責無旁貸的事。」

4月29日，「無極藝術會館」在桃園市青埔特區開幕，現場嘉賓雲集，包括台北縣前縣長周鍚瑋、鎢鋼大王廖萬隆等政商界人士都到場祝賀，大門兩側擺滿了各界送來的鮮花，為一向寧靜的青埔帶來一股熱鬧的氣息。

無師自通 傳奇人生

「無極藝術」的創始人李登元，研究道學多年，藉由所獨創的「一筆畫藝術」，展示了一筆畫圖騰的奧秘，線條柔和多變，兼具抽象之美，盡得道教文化底蘊，因此命名為「無極藝術」。作品曾在法國羅浮宮展出，兩岸都有藏家收藏，是一位很獨特的藝術家。

他和我都是雲林人，且居住在台北天母，「無極」的創始店即在天母忠誠路。可是，兩人卻素昧平生，直到最近他將會館搬遷到青埔，還成為我的鄰居，才發現彼此的同鄉情誼。因此，兩人一見如故，我也對他傳奇的一生充滿好奇，尤其是無師自通，投身一筆畫創作的過程，有如洪通的再版，更讓我想深入瞭解。

幼年際遇成了靈感來源

1958年，李登元出生於雲林北港鄉下，他父親幼年失怙，為了生計，祖母不得不改嫁。父親成家後以賣魚維生，每天凌晨即要騎腳踏出門，先到魚市場批貨，再到各村落叫賣，母親則到農地打零工，二人收入有限，從小家境十分艱困。

李登元自幼體弱，五歲之前還不會站立，母親工作時常把他放在三合院的竹叢下，讓他在地上爬來爬去。地上常有被風吹落的竹枝，他便會挪動屁股，過去把那些竹枝撿起來，在地上隨意塗鴨。

他一邊畫，一邊看著天空，上面時有白光劃過，好像在畫畫一樣。他覺得天空就像一塊大畫布，便學著將那些線條畫在地上，用來打發無聊的時間。當時他只是出於好玩，從沒想要畫出什麼，直到後來他無師自通，創造出一筆畫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他靈感的來源。

求學創業過程備嘗辛苦

更不可思議的是，有一次他和母親到外婆家，外婆煮了一鍋豬腳給他吃，回家的第二天，他竟然能站起來，一個星期之後甚至就能走路了，看到的人無不嘖嘖稱奇，都以神跡看待。此後他就像一個正常的小孩，可以四處去玩耍，當然也就忘掉了畫畫這件事。

他讀小學時，放學回家除了做功課，還要養豬、割草、撿拾地瓜簽，挑水回家讓母親煮飯，日子還是過得很辛苦。因此，國小六年級時，他便離開北港老家，到北部投靠親戚，白天在土城的紡織廠當學徒，晚上則到三重格致中學讀夜間部，唸完之後再唸空大補校，求學的過程備嚐辛苦。

他開始畫畫是在入伍當兵之前，靈感仍是天空的白光，但線條卻是紅色的，他認為紅色代表血液，也象徵生命力，會讓人感到喜悅和震撼，畫好之後大多送給同學當紀念。很多人看不懂，都說他畫的是現代抽象畫，他也不多做解釋。

退伍後，他到二哥開設的烤漆廠工作，所接觸的都是鐵板和油漆，工作十分繁瑣。他開始異想天開，在咖啡色的底漆上，用絲瓜布沾上油漆在上面塗抹，之後再噴上油精，居然浮現出大理石的紋路，令他一陣驚喜，認為可以拿來創業。

中年後潛心創作一筆畫

當時台灣的工資已高，工商界紛紛轉往大陸投資，他也隨著這股熱潮到大陸設廠，生產仿古傢俱，憑著他的獨門工法，果然大發利市，賺了不少錢。可惜後來因誤信股東，公司很快被掏空，他落得血本無歸，只好黯然回到台灣。

此時他已年過半百，痛定思痛，決定不再涉足商場，便重拾早年的畫筆，希望能走出不一樣的人生。他開始潛心創作一筆畫，一改他早年使用的硬質硃砂筆，而改用柔軟的毛筆，從柔軟多變的線條，中西合併的抽象造型，慢慢悟出創作的理念和人生的哲理。

一筆畫代表人的一生

簡言之，一筆畫即源自人的生命源起，那就是臍帶，與母親血肉相連的那條細小的生命紐帶。吮吸母親的營養之後，胎兒才有血管和經脈，再發展出骨骼和肌肉，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生命個體。

李登元以這個論述為基礎，來闡述生命與人生，因為很少人注意到，這條線對於自己生命價值的重要。他認為，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幅完美的一筆畫，而且線條都不一樣，就像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和緣分也不全然相同。

因此，如何尋覓自己的初衷緣分，創造自己的人生旅途和生命價值，可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每個人假如都能透過這條看似曲折，卻又萬變不離其宗的線條，不斷地尋覓、探索，最終都可找到自己的人生軌跡，回到生命的原鄉。

(作者係作家)

30年前，台灣「藍綠主流」藉六四事件揚棄「大中國認同」，進而走上「一邊一國」路缐。30年後，兩岸對比，大陸吸取教訓、煥然一新，而台灣卻沉淪自欺、執迷不悟，似乎已没有明天。

1989年6月4日，由大北京地區的大學生、各高校年輕教師，在當年4月15日發起的，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的「反貪腐」、「反官倒」運動，選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集會，表達抗議並訴求深化改革，但後來很快地因外力滲透介入，運動的原始訴求出現了質變。

廣場學生運動發生質變

廣場上的學生領袖群組一方面以革命英雄自居，但另一方面無法有效駕馭從各地聞風聚集的龐大群眾，以致形成類似「文革」前期參與派系「造反有理」般的混亂難局。不少男女學生甚至在廣場上享受不受任何拘束的烏托邦式自由放任。而尤其弔詭與神秘的是，有大量不知來源的露營帳篷、寢具、防潮墊，附帶避孕套等，源源送進廣場。揆其用意，主要是為維持廣場上的學生人數。

此外，很巧的，由於中蘇之間終於同意結束雙方長年的邊境軍事對峙，戈巴契夫親自到北京簽署和平新約，而成為1989年國際新聞要聞，吸引了世界各國記者上千人群聚北京採訪，他們也「順便」報導了天安門廣場上盛大的「民主運動」，而引發轟動海外的關注，也從此衍生了各種對北京局勢的揣測及抹黑。這無寧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背後髒手集團最為樂見的發展，而事實證明，美國早已介入，它有準備、有方法地通過設計、操作、引導了這一場被它稱為「天安門民主」的「學生革命」，來促成中共政權的鄧後路線的權力內鬥，甚至引爆內戰。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情報分析員、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駐中國大使李潔明退休後所撰寫的回憶錄，經ClA審檢後，准予公布的相關內容（諸如及時秘密收容、保護方勵之），已證明了以上事實。

美國強力介入操控

可以認為，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與CIA）在這場迅即被質變為中共中央權力接班衝突，由少數核心學生頭頭代理演出的角力鬥爭中，非常成功地介入並扮演重要角色。這直接指出，中共中央至少有一方不惜引入、借助外力。因此，廣場上的核心學生群組，亦無異是在間接地為當年美國不可告人的「拆散中國戰略」服務。

必須指出，廣場上成立的高功能廣播電台，是直接轉播北京地區地球軌道上，美國專業人造衛星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新聞節目。美方事後坦承，VOA為擴大、惡化這一場騷亂，特別重組、強化了它的「中國部」，由CIA幹員何龍主持，工作人員擴編到50多人，24小時提供「假新聞」，進行煽動／欺騙。內容重點在分化、挑撥、企圖製造「軍事政變」與部隊間的交火。

事實上，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廣播系統，很快地便與大陸22個城市廣場上出現的類似運動建立了連線，向學生、市民密集播送美國情報間諜部門所精心編造的大量「假新聞」。問題嚴峻程度，已到不堪想像的地步。這當然涉及外神內鬼裡外協作。絕大多數的學生不過是無知盲動的芻狗犧牲品。但這也暴露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在中國的兩面兩手策略，從未停止過輸入「顏色革命」，而且幾乎得逞。

激勵中國人追求民族復興

可以相信，北京當局與大陸青年、知識分子階層，因受到巨大的震撼，而醒悟國家處境的艱難不易，都厚積了爾後追求民族復興的潛在動力。

30年後的上述真相追述，意在強調，「中美關係全面正常化」的真實面，其實包含了全新的與高危害性的「關係不正常化」危險，六四是一件震撼與血淋淋的最初實例，其餘波與時激盪，至今未平，教訓慘痛，不容淡忘。這也是六四後，有幾位大陸青年發表《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闡述回歸民族認同、國家利益立場的主因。這是彌足珍貴的覺醒，對中國而言，價值應高於百年前的五四。

30年前在台灣旁觀整個六四事件的源起、落幕與後續發展，特別是因此而衍生出的不同海外華人社區的「反共反中」偏執言行，以及台灣「藍綠主流」借機揚棄「大中國認同」，進而掩耳盜鈴地走上「去中國化」台獨政治，在社會、文化上「一邊一國」的路線。

30年後兩岸對比，大陸是吸取教訓、有所作為，而今非昔比煥然一新，台灣却成為六四的間接受害方，沉淪自欺、執迷不悟，似乎已沒有明天。

(作者係本刊主筆)

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辦，有40位國家元首、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齊聚一堂，150個國家、92個國際組織約6000餘位外賓共襄盛舉。

與兩年前的首屆論壇相比，出席本屆論壇的領導人更多，有首屆論壇就參會的俄羅斯、義大利、瑞士、希臘、巴基斯坦、匈牙利、塞爾維亞、哈薩克斯坦等國領導人，還有首次與會的奧地利、阿塞拜疆、汶萊、埃及、新加坡、巴布亞新幾內亞等14國領導人。

「一帶一路」提供發展機遇

外國領導人積極出席，無疑是以行動對「一帶一路」投下信任票，彰顯了「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力、合作吸引力。以奧地利為例，作為中立國和歐洲高度發達的國家，它對「一帶一路」的支持，具有重要的示範效應。中奧的合作包括成都至維也納的中歐班列、深圳至維也納直飛航線開通，以及奧地利南部物流中心建設等，雙方在基礎設施、先進製造、金融、電信等領域合作潛力巨大。憑藉地處東西歐交界處的特殊區位優勢，奧地利有望成為「一帶一路」和歐亞互聯互通建設上的節點國家。

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帶一路」的吸引力在於提供發展機遇。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是太平洋島國地區首個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建設備忘錄的國家。近年來，包括公路、港口、橋樑等一系列基礎設施在內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在巴新開工，大大提高了巴新人民的生活水準，也讓整個南太平洋島國地區獲益。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的中國和埃及，在千年前就已在絲綢之路上相遇，亞歷山大港是連接古代歐洲與東方貿易的樞紐，蘇伊士運河則貫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將海上絲綢之路一直延伸至歐洲。而現在，埃及是最早表示支持「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埃及的「2030願景」、「蘇伊士運河走廊」等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緊密對接。

習近平傳遞出積極信號

在第二屆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講話。主旨演講傳遞出積極信號，增加了區域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信心。在開幕式前，習近平與智利、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多國領袖舉行閉門會議，並簽署多項合作協定。

雖然西方及部分領導人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但今年有40國領袖出席圓桌峰會，其中包括奧地利與葡萄牙兩位歐盟成員國的領袖。

瑞士於4月29日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這也是繼義大利後另一加入的歐洲國家。截至4月24日，中國已與126國和29個國際組織，簽署了174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債務陷阱已被證明不存在

「一帶一路」遭美國華府批評是「虛榮計畫」，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領導人都未出席這次高峰論壇。美、印最常批評的是「一帶一路」會帶來「債務危機」。這兩國各有各的政治目的：美國憂慮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上升，而印度為南亞大國，擔心中國進入南亞，會影響印度的國家利益。

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孟珂琳(Catherine McGuinness)透露，論壇上許多國際人士都談到參與國的債務問題，她說：「中國代表在會議上表達了一帶一路資金穩定及可持續進行的重要性。」

日前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否認「一帶一路」專案會帶來債務危機。中國財政部長劉昆也表示，中國將致力讓「一帶一路」維持下去，會防範債務風險，並將透過多重管道支援融資。

關於開發項目引發環保議題，中國選擇通過國際組織的合作，嘗試化解環保爭議。參加高峰論壇的秘魯外貿暨觀光部長瓦斯克斯(Edgar Vásquez)證實，秘魯已加入「一帶一路」，中國是秘魯主要的貿易夥伴，秘魯不存在債務陷阱問題。

菲律賓稱南海爭議可擱置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與習近平見面時，主動提及南海主權問題。菲律賓貿易和工業部長席洛佩斯(Ramon Lopez)表示，南海主權爭議可以暫時擱置，兩國領導人皆重視雙邊合作，並想維持和平。這和中國對南海爭議的提法高度吻合。不過，洛佩斯也表示：「只要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就能保持良好關係。」另外，與中國關係緊密並不代表不能與其他國家繼續當朋友。

中國會進一步向菲律賓投資10億人民幣、進口菲律賓水果，並引進菲籍英語教師赴中國任教。

中美關係進入「新常態」

在過去一年裡，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經濟造成破壞性後果。但中美的爭端遠遠超出貿易的範圍，它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在角力。

雖然中美貿易談判還沒有結果，美方甚至自5月10日起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但雙方持續對話磋商。無論中美未來達成什麼樣的貿易協定，中美之間的關係已和過去有所不同。兩國可能採取「選擇性脫鉤」，在某些領域建立「完全合作、繁榮、互利的關係」，但在其他領域設置障礙，特別是與高端技術有關的領域。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系兼任教授)

明代大航海家、戰略家鄭和是一位重要的中國歷史人物，他七下西洋的壯舉，給人類歷史留下深刻影響。吾人應把他放在世界歷史進程的大格局中，考察其所拓展的海上絲綢之路。

鄭和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航海家和戰略家，更是一位中華文明體系的建構者和傳播者。鄭和航海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將當時已充分發展成熟的傳統中華文明，通過王道的方式傳播至整個東方世界，建立起以王道為規則的東方世界文明秩序（相當於現在的國際法），充分展現了中國作為海洋強國和文明大國的風範，使東亞和東南亞數十個國家紛紛要求內附於中國，建立起友好睦鄰的傳統宗藩關係制度，使中華文明體系走向世界。

在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諸多文明體系中，以鄭和為標誌的明代中華文明體系是首創；之後才有英國工業革命後建立的英聯邦體系，以及二戰後美國模仿明代中國傳統宗藩關係而建立的新宗藩關係（即美國與其盟國之間建立的安保體系）。因此，明代以王道為核心價值觀的中華文明體系，以及它作為第一個海洋強國展現出來的大國風範和經驗，是十分值得重視和發揚光大的。

一、中國其實是第一個建立起世界性文明體系的國家。鄭和下西洋時率領的龐大艦隊有數十艘寶船，軍士多達2.7萬名。那時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這麼強大的海軍，明代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海洋強國。第一個世界文明體系就是靠這樣的一個海洋強國建立起來的。

二、中國的文明體系不同於西方殖民主義，我們只是輸出文明，而不占有他人土地。明朝以儒家的價值觀為主體，以禮學為行為規範，用王道而非霸道的方式輸進當時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在一種傳統的安保體系下，通過冊封制度建立起朝貢貿易關係。明代以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作為後盾，建立起一套世界文明秩序，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中國當前的經濟基礎、軍事力量證明我們的硬體已經上去了，但軟實力、價值系統、整個國民素質還沒有達到明代那個時代的高峰，所以現在要建立海洋強國，還有不少有待加強改善之處。

三、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也曾試圖建立自己的一套文明體系，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以便取代傳統中國的文明體系。但日本為何一直建立不起來？主要原因是，日本沒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文明和價值系統。而且日本向外擴張的方式和作法非常粗暴，完全是靠武力占領人家的土地和掠奪資源，結果以二戰結束而宣告徹底失敗。

四、繼明代中華文明體系之後，近代以來，英國也曾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英聯邦殖民主義體系。原因是英國自有一套很誘人的價值系統，雖然英國當年也是靠堅船利炮打開人家的國門，但它在當地建了不少醫院、教堂、學校，實施了一些便民、利民的措施，而且英國殖民主義的文明又是經過文藝復興以後形成的一套價值系統，這套價值系統在近代史上應該說是先進的。當然，英國主要也是靠強大的艦隊，才能把文藝復興後建立的文明推向世界，從而建立起「日不落帝國」。英國建立的英聯邦體系維持了起碼300年的歷史。

綜上可知，海軍非常重要，特別是近代，海上強國在世界上肯定是大國。但近代英國由於戰線拉得很長，占據了太多殖民地卻沒有辦法管理，所以許多殖民地在二戰後都紛紛脫離英國宣告獨立。

五、二戰後，美國取代了英國，建立起以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核心價值為主體的美式文明體系。美國這套文明體系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場。如果我們現在要努力地超越它，起碼要發展出一套讓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夠接受的共同價值。

美國的成功主要靠三個方面：第一是有強大的海軍及它在戰後建立起來的安保體系；第二是美元本位的全球金融體系；第三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系統，這套價值系統非常有效。然而，美國過度追求公平和人權，很多人好吃懶做，社會生產力和效率慢慢下降。再加上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過度使用武力和擴張，也導致世人對美式文明價值系統逐漸失去信任。

美國現在面臨著依靠其自身力量難以解決的三大挑戰：一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衝突；二是美元本位受到嚴重挑戰；三是美國所標榜的普世價值系統也面臨嚴重挑戰，主要是因為根據這套價值系統所建立起來的制度，無法解決效率跟公平之間的矛盾。

六、道路的正確選擇是中國崛起的最根本要素。目前中國的制度設計力求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效率調動了整個國家的生產力，能做到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優越性。另外，樹立文化自信，把普世價值和中國傳統文化、優秀文化結合起來，建立一套新的價值系統，如果能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一套人類普遍接受的共同價值，那麼就可以取代美國和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這樣建立起來的中國文明體系便不容易倒塌，因為它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加上中國人民勤勞勇敢、聰明智慧。

中國近期提出的兩個目標非常正確：一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是「一帶一路」倡議。如果說鄭和時代建立的中華文明體系是以白銀為本位的體系；那麼英聯邦體系便是以黃金為本位的體系；戰後美國建立的文明體系是以美元為本位。那麼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建立起以人民幣為本位的一套制度文明體系。目前中國的國力正處於上升時期，人民幣也很堅挺，越來越受國際社會的歡迎。基於此，中國建立起人民幣為本位的文明體系和海上強國為期不遠了。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東亞海研究室主任)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把「中國夢」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願望對接起來，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

中共十九次代表大會提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思想為核心，構建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整體布局。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和參與全球治理是達成這一目標的前提和路徑，而「一帶一路」則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思想的重要實踐平台。

2013年秋，習近平先後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希望以創新的合作模式，讓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共用和平，共同發展。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實現共贏，將自身的發展機遇與世界各國分享。

「一帶一路」體現了沿線各國人民應對挑戰的共同努力，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為彌合貧富差距鋪設橋樑。「一帶一路」建設承接歷史，面向未來，是一個統籌陸海文明、共創繁榮的世紀發展藍圖。

南北共進，縮小差距

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大機器生產階段一路走到今天的資訊時代，世界經濟形成了長期不平衡的國際分工：歐美國家作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起國，控制著資本、技術、市場、知識產權和規則制定權，而將其他國家做了兩種定位：一類國家被塑造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另一類國家則成為全球生產的原料供應者。

1964年77國集團提出，將廣大欠發達國家群體更名為發展中國家，代表欠發達國家期待改變不合理的世界經濟分工格局，共同努力消滅貧窮。然而，半個世紀過去，南北差距並未得到解決。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同時也極可能加劇不平等，特別是有可能再擴大資本回報和勞動力回報的差距。2000年9月，189國代表在聯合國千年峰會上通過了《千年宣言》，承諾在2015年前實現在1990年的基礎上，將全球貧困人口比例減半、普及小學教育、促進男女平等、降低母嬰死亡率、抗擊愛滋病和瘧疾、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和推動發展全球夥伴關係等8項目標，即千年發展的目標。

2012年9月，聯合國發布《全球發展夥伴關係：讓言語成為現實》報告，對「建立促進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進展表達不滿。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為此舉行記者會稱，全球夥伴關係進展乏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發展援助在2011年首次開始下降。聯合國新出台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也遭到部分發達國家推卸責任。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對聯合國建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以及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積極回應，而且以實際行動告訴世界，實現平衡的發展要做行動隊，而不做清談館。2018年6月習近平在青島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上特別指出，要通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觀去「實現各國經濟社會協同進步，解決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問題，縮小發展差距，促進共同繁榮。」

「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平衡的發展、發展機會均等。「一帶一路」建設帶動新興經濟體向資本、技術、知識經濟轉型，幫助原先的資源輸出國開始增強內生發展動力。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中國與一大批國家的經濟協作，實現全球範圍內的平衡發展。這有助於人類共同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平衡發展，也有利於防止北方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富國俱樂部」，與南方「貧國共同體」的對立。

陸海聯動，統籌發展

自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歐洲人憑藉航海技術發現了新航路，也催生了近代資本主義和海上貿易。歐洲列強通過海上貿易建立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市場，從而形成了內陸經濟與沿海經濟的差距。今天幾乎所有富裕地區都是沿海地區。一些內陸國家被資本主義跨國企業定格為資源和原料的提供者，其經濟一致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因為缺乏經濟機會，一些國家的青年不得不以勞動移民的方式，向經濟發達的海洋國家尋找生存機會。這幾年引起歐洲社會震盪的「移民問題」，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欠發達的結果。這正是為什麼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制定者特別提到，應通過全球合作，來滿足內陸國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要，要滿足最不發達國家的特殊需要。

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地融合陸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內陸和海洋遞進發展。這種融合經驗用於「一帶一路」的意義在於，把全球的現代海洋文明與絲綢之路古代輝煌文明結合起來，讓沿線國家再次走上繁榮文明之路。「一帶一路」特別強調陸海統籌，通過基礎設施連通，促進主要經濟要素在內陸經濟和海洋經濟間流動，從而實現統籌發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亞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資訊技術為陸海統籌提供了技術條件。2017年12月，中國與許多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聚焦「數字經濟」，強調「開放共用」，積極搭建中國與世界互聯互通、共用共治的平台，彌合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為全球互聯網的治理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把陸海統籌作為全面開放新格局的組成部分，把促進經濟要素的高度流動作為包容性發展的重要內容。習近平主席說：「隨著商品、資金、資訊、人才的高度流動，無論是近鄰還是遠交，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

中國與相關國家一起發展起來的交通和通訊網絡就像「路由器」一樣，讓商品、技術、資訊、資本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更廣泛、便利、平衡的聯通和流動。中國政府重視把握技術創新帶來的機會，加強資訊基礎設施的建設及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跨區域的物流網路，能源互聯網，高標準的自貿區網路，以及匯聚各國青年才俊的創業空間建設，給絲綢之路的內陸國家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和體驗。華為、中興等中國技術企業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消弭數位鴻溝，提供技術和方案，為陸海聯動統籌發展做出貢獻。

應對低迷，面向未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一直處於下行期，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凸出。增長動能不足和創新減緩是當前全球經濟的主要問題，世界經濟正處於動能轉換的換擋期，這個換擋期包括科技創新的積累、人口增長和結構變化，以及貿易和金融模式轉型。各國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又影響了部分國家通過國際經濟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的意願。一些歐美國家基於提升國內短期經濟成績的需要，採取了保護主義，改變了其原先預設的多邊貿易體制發展方向。

「一帶一路」倡議的主動作為，就是堅持創新驅動和激發增長動力，要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絲路基金」的設立、亞投行的創辦，以及「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的成立，為激發世界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提供了金融支撐；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的各種貿易協定，提升了相關國家的市場活力。

下一次產業革命是全人類經濟發展的希望所在。為了實現人類在和平基礎上的共同繁榮，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結伴不結盟」，以經濟優勢互補和相互發展需求為基礎，發展夥伴關係。中國與瑞士建立了「創新戰略夥伴關係」，與芬蘭建立了「面向未來的新型合作夥伴關係」。「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合作，是在為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和繁榮打下堅實基礎。

「一帶一路」既是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又是對世界的一次新貢獻。中國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加強創新能力的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也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和服務網路。從杭州G20峰會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政府在世界經濟低迷的當口，承擔起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

「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倡議變成共識，從願景轉變為現實。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於解決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強調國際社會應本著合作共贏精神，加強發展政策對接，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有效促進阿富汗及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期待更多國家加入參與

全球最大的政治就是發展。習近平在青島上合組織峰會上，總結了17年來上合組織構建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夥伴關係的經驗及其意義。中國不搞勢力範圍，不培養代理人，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通過「一帶一路」實踐來建立新型國際關係。

廣大發展中國家已以行動對「一帶一路」做了回應。大多數歐美國家政府也表示願意參與其中，促成全球發展大業。然而，還有極少數歐美發達國家還處於困惑之中，這大多源自於他們的霸權思維和對全球治理權的壟斷，以及他們對非西方國家整體發展的不適應。

正如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所言：「全球治理制度缺乏的是競爭者的存在。要使治理體系的權威能夠被接受，使其有效率並受人尊重，那麼就必須要有某種聯合起來的力量來制約權力的任意使用，或謀取私利而使用權力，保證權力的使用至少是部分地為公益著想。」歐美少數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態度，說明他們無法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解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反而計較於歐美影響力與中國影響力的此消彼長。

美國一些政治人物多年前曾將非洲稱為「沒有希望的大陸」，如今面對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又開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施加政治和安全上的壓力。美國前國務卿提勒森2018年曾說，中國的「一帶一路」投資可能解決非洲基礎設施落後的缺口，但會危及非洲的自然資源、經濟和政治穩定。非盟委員會主席當即回應：「我認為非洲國家很成熟，足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締結夥伴關係。」美國不願意花費精力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卻不遺餘力建立「價值觀、政治同盟」，或軍事安全概念的「印太戰略」，去瓦解中國與相關國家共建「一帶一路」促進發展與繁榮的努力。

中國歡迎其他大國以與中國同樣的方式參與，共同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讓整個世界平衡、包容、持續地發展。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一帶一路」建設符合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及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更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求發展求幸福的期待。「一帶一路」事業必定能發展壯大，在實現人類共同發展的歷史中留下輝煌一頁。

（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上海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