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絲路的形成是以經濟和文化為主要動力,在19世紀由於外來因素而命名。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亞、非、歐大陸上綿延數千年之久的經貿文化交流之路,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
「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在這兩個名詞出現時,正是他們都步入歷史低潮的時候。然而,近年英國歷史學者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 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認為,這條偉大的人類文明之路正在復興。
古典全球化與中國的代稱
絲路經濟其實源自「古典的全球化」。弗蘭科潘認為,聯繫中國、非洲和歐洲的「絲綢之路」,存在了兩千多年。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韓森(Valerie Hansen)根據兩處西元前5世紀的考古遺址,指出長程的陸路貿易早在西元前幾世紀便已展開;只不過文書上最早的絲路貿易,是因為記載西元前2世紀張騫的事蹟才出現的。
韓森還根據烏茲別克斯坦出土的絲綢,以及在新疆發現的高加索人種遺體,推論中歐道路的開通及中國出口絲綢都在西元前1200年,也就是早在商朝的武丁時期。而張騫出使西域主要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且時間也比上述考證的結果晚了許多,更重要的是,他晚於秦始皇時代的絲路商賈烏氏倮。
依據大陸學者何新的考證,至少在西元前3世紀秦昭王嬴則的時代,西亞人就已稱其東方的中國人為「秦」(Sin)或「秦那(秦人)」(Sina)。猶太人則至今仍稱中國為「秦國」(Sinim),稱中國人為「秦人」(Sine)。Sine後來演變為西語Sina,Sina又演變為漢譯梵語佛經中的「支那」,以及西文中的Chin和China,其詞根都源於「大秦」。
韓森也指明,拉丁文中用以表示絲綢的serica,來源於希臘文指稱「中國」的Seres;而源於拉丁文和梵文的英文China一詞,則是從「秦朝」這個名字發展而來。此外,古希臘人已經輾轉接觸到中國的絲綢,並稱中國為「絲國」(Seres,賽里斯),而Ser就是「絲」的音譯。由希伯來語Sin和古希臘人稱的Ser來看,「秦」與「絲」同是絲綢之路上,久負盛名且高度相關的文明。「秦」與「絲」既是古代華夏文明區的代稱,則「中國」在當時意謂華夏文明中心,也是「天下」的核心。就如韓森所說,中國人確實是世界上最早製絲的民族。
秦始皇對絲路有奠基貢獻
由於匈奴在戰國時代對華夏農耕社會形成重大威脅,甚至控制了中西陸路交通,以致張騫在西域看到中國瓷器時,才發覺民間早就從海路與中東地區貿易。韓森則認為,張騫在今日阿富汗北方的市集裡見到的蜀布,必是經由陸路貿易而來。但無論海路或陸路,在秦漢以前的絲路經濟應該是零散的、小規模的交流型態。
正如《絲綢之路》作者劉迎勝所說,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才使中原作為一個整體與匈奴對抗。否則,若像西周以前那樣依靠禮制而相對鬆散的封建組織,或至東周進一步各自為政的型態,都難以應對縱橫草原的遊牧部族。而匈奴既以遊牧和掠奪為主,就必然影響到華夏農業生產與中西絲路經濟,是以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對絲路經濟發揮了正面貢獻。可以說,長城的長度就是「暴秦」的集權程度,同時也是華夏的富裕與文明程度。
秦始皇的大一統作為,改變了先秦時代絲路經濟上的零星狀態,使繼承秦制的漢代能以一個華夏整體來驅動絲路經濟,給促進絲路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錢穆認為,秦代政治的背後實為一種高遠的、傳統的理想,又說秦政是順應時代潮流而為的進步政治,其指的就是秦始皇完成大一統的新局面。這個新局面為絲路經濟奠定了基礎。
(一)帝制。秦始皇首創「皇帝」稱謂,並首先將「大一統」的歷史觀念落實為相對穩固而集權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結構上更為規範化與制度化,並由此展開2000多年別具特色的社會經濟模式。皇帝制度使得距今2240年前的中國,開始有了當時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府,並開啟規模較大的絲路活動。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就有徐福公園和徐福墓,以及流傳2000多年的徐福故事。
(二)法治。多數學者認為,秦代是世界史上第一個較全面實行法治的古代王朝。而中國的法家學說,是世界上現存第一套真正的國家理論,秦始皇的制度證明這套理論的可行性,且為漢朝皇帝全盤繼承。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秦朝用法律的形式將各種人際關係、人際互動和社會秩序固定下來,並運用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法治的施行。這意謂在歷史上,秦始皇奠立了作為絲路經濟起點所需的社會秩序的基礎。
(三)官僚。秦始皇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世襲的官僚體系,任人唯能、唯智、唯功,從而保證了行政素質與效能。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秦代中國最早建立了韋伯所定義的現代國家,即中國最早發明一套基於能力,而非基於個人身分的官僚任用制度。加上法治的行政規範,就符合管理學上的效益需求,這也是促進絲路經濟安定與繁榮的條件。
(四)郡縣。郡縣制的目的在於維護君權至上的國家結構,但它也反映了人口、經濟和交通等歷史條件的客觀演進,所以自東周後期已逐漸成為諸侯國的基本制度。秦朝郡縣制是由中央政府任免地方主官,各地重大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而地方官吏雖形成初步分權和制衡,但仍擁有相較於後世郡縣更多的自主權。秦始皇實施郡縣制以維護中央集權,使地方「甚足易制」,且不再「樹兵」。這對於穩固地大物博的經濟環境,起到正面作用。
(五)度量衡。秦始皇26年下詔:「一法度衡石丈尺。」除以秦的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單位和進位制外,並由中央政府頒行統一的標準量器。凡製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皇帝詔書全文。為有效施行統一的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採取定期檢查、大力宣傳和繩之以法等政策。比如《雲夢秦簡》中的《效律》,就明文記載對違規者的懲處。度量衡制度與工具的統一,有助於商品流通與經濟活動,同時也是健全賦稅制度與保證王朝財政的前提。從《雲夢秦簡》的《秦律》來看,秦代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規範相當嚴密,國有經濟規模龐大,能工巧匠很多,工商業空前發達,由此奠定了絲路經濟源頭的制度與規模。
(六)文字。秦代以小篆為統一書體,也通用隸書。既維護統一,又兼顧便民,連《雲夢秦簡》也是以隸書寫成。後世的楷書則是在隸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秦始皇統一文字是順應當時發展的需要,對消除隔閡、打破人為壁壘及拓展經濟活動都有巨大助益。
(七)貨幣。秦朝中央政府掌握唯一的鑄幣權,並制定貨幣金融法規《金布律》,以保證法幣的流通。所謂法幣是規定金屬貨幣本位制,即以黃金為上幣,單位為「鎰」;以外圓內方形制的銅錢為下幣,單位為「半兩」,但布在實際生活中仍充當貨幣使用。統一貨幣有利於商品交換、賦稅徵收和經濟發展。秦始皇使貨幣在全國範圍起到更好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的作用。其中方孔圓形的錢幣形式自此沿用2000多年,而這正與絲路經濟的長度同步。
(八)交通。「欲求富,先開路。」在陸路方面,秦始皇治馳道於全國,築五尺道往雲貴,建楊越新道達南海,修直道通九原郡(內蒙包頭市西南)。這些公路網同時也是驛站網,交通網即是信息網。在水路方面,他開鑿或疏浚靈渠、鄭國渠、都江堰、鴻溝、秦渠、琵琶溝等,溝通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南北重要水系,形成水運交通網。秦始皇能在當時條件下建立水陸交通網,完成「車同軌」的事業,不但有利於政治和軍事統一,更使得早期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和文化的整體,為絲路經濟建立了源頭活水來的硬體條件。
(九)邊防。秦始皇的邊防政策不是簡單的閉關自守,而是能促進南北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並進一步奠定和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對匈奴的防禦思維,則是出於先秦以來在文化上的夷夏之辨,維護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經濟行為。在南北實邊方面,他對南越與西南夷設置郡縣、修築通道、派兵戍守、甚至移民墾荒。對河套地區也是設郡縣、駐重兵、修道路、置移民。至於萬里長城,是防止匈奴南侵,修築一道由關隘、城台、城牆、烽燧組成的東西向大型軍事屏障,同時也拆除妨礙交通與統一的割據性建築。正因如此,秦始皇既為絲路經濟的起點打造相對安定的環境,又為絲路經濟的模式建構一個多元而大型的參照。
(十)巡行。錢穆說秦始皇在十年之間五次巡行。秦始皇的巡行固非有形的建設,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比起許多宮鬥型的宅男皇帝,巡行天下的秦始皇形象還是較好的。而從絲路經濟的層面來看,秦始皇的巡行不只是簡單的炫耀,而且還包含對上述建設的驗收與宣傳。
為何始皇貢獻被後人忽略?
一般認為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其實,西安同時也是絲路的中心。而今日的西安就是漢、唐的長安,也是更早的秦都咸陽。
咸陽位居關中盆地,勢險形勝,且物產富饒。秦代雖不過15年,但秦始皇以咸陽為中心所締造的大一統制度,成就了漢代盛世,成就了唐宋元明,正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實踐。因此,從海陸絲綢之路這個「古典全球化」的概念來說,秦代堪稱「絲路經濟的黎明」。而正如黎明的曙光,以秦祚如此短暫,竟能綿延秦制2000多年,從全球的範圍來看,足以說明秦始皇的奠基性貢獻是空前的。
就絲路經濟而言,秦始皇還堪稱「絲路貿易的推動者」─如同韓森所說,政府在絲路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他們是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秦始皇的大一統本身,就是戰國以來社會經濟,尤其是交換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1975年冬,在湖北省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簡可知,秦代經濟活動相當繁榮而有序。《秦律》已包括保護外邦商人、強化市場管理、統一產品規格與計畫生產、以及培養技術工匠的立法。
《史記》提到一位隴地商賈烏氏倮,他以飼養牲畜來換取絲織品(「繒」),再將那些絲織品進獻戎王,戎王則以十倍的牲畜作為報償。烏氏倮以此賺來滿山滿谷的牛馬,更賺來「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由此可見,秦始皇極為重視經濟活動對帝國的影響。可以說,作為古絲路的起點與中心,秦始皇的大一統作為使華夏成為一個更大、更有序、更具效能的經濟體,驅動這片古絲綢之路的運轉,直到19世紀。
只不過,因為初創帝制的秦朝年代過短,其後的漢代卻長達400年,自然演成說「暴秦」者眾的現象,就連外國學者也看出「暴秦」有被誇大的情形。比如韓森從《雲夢秦簡》律文來看,認為漢代史家誇大了秦法的暴虐,甚至認為秦始皇在位時並未發生農民起義,直至名聲不好的繼任者在位,舊諸侯才藉機鬧分裂,而隨著局勢惡化,農民才開始譴責「秦朝的暴政」,要求建立一個新王朝。
總之,一旦後世偏向「暴秦」的代代傳說,就容易在主觀上由漢代獨攬歷史功業,而忽略了秦始皇在絲路經濟上具有奠基性貢獻的地位和影響。
弗蘭科潘認為,「一帶一路」是正在復興的絲路經濟,也是中華民族再次貢獻給人類和平繁榮的機會。那麼,秦始皇被忽視的對絲路經濟奠基性的貢獻,或也將迎來重新評價的機會吧。
(作者係竹林高中學生)
二二八事件成因早有許多論述,但台灣仍有不少持特定立場的政黨及團體,為了政治需要,在沒有客觀的證據下,誇大死傷數據與事件過程,也刻意忽視外省人在事件初期遭受迫害的事實。
外省人傷亡遭刻意隱匿
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檔案可以查到,二二八事件初期,在台外省人受到台灣暴民的傷害,許多無路可逃的無辜外省人,被迫逃入美國領事館,尋求保護。然而,這些暴民任意殺害無辜外省人的行為,最後卻被要求不可以問罪,數十年後,在台灣紀念二二八事件時,甚至刻意隱匿外省人遭到台灣暴民殺害的悲慘實情,好似只有台灣人才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
根據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報告,3月1日報告稱,2月28日傍晚有外省人與本省人10人到15人死亡,暴民攻擊的對象只針對外省人,動亂擴及基隆,台北以南火車不通。1日凌晨,有11位外省人,包括8位婦女與小孩,逃入領事館尋求保護。1日下午回報,警察對聚集在鐵路局外的暴民開槍,2位到4位本省人被打死。15位外省人又逃入領事館,不久之後,有7位外省人翻牆逃入領事館,領事館外面的暴民,立刻朝領事館扔石頭攻擊。
3月1日早上,有2,000位至3,000位本省人到公賣局抗議,中午時分,1位到3位外省警察被暴民用棍棒打死,群眾在下午越聚越多,憲兵在政府機關外保護,造成某些民眾傷亡,暴民衝入旅館,搜尋外省人毆打,許多外省人逃上街頭避難。暴民在街上燃燒汽車,把公賣局的存貨放火燒掉。暴民攻占廣播電台,對全台廣播,動員台人集體反抗。
21師來台屠殺係偽史
台灣光復後,重慶當局派遣62師與70師來台駐防,因為內戰情勢升高,又在二二八事件前調回大陸,事件發生後不久,緊張情勢緩和,台人不希望南京方面派兵到台灣維持秩序,但是台灣暴亂蔓延全島,政府仍派整編的21師來台維持秩序。21師來台後的情況出現不同說法,台獨人士利用公私媒介,尤其是網路傳播或媒體造謠,甚至編造歷史,指控21師自基隆上岸後屠殺台人。
陸軍整編第21師145旅433團第1營少校營長賈尚誼近年公開發表他的回憶,指出他當時正在蘇北如皋附近與共軍作戰,突然奉命前往台灣,立刻以強行軍方式,趕赴連雲港,搭乘海軍中字號船艦馳台鎮暴。3月9日晨,抵達基隆港碼頭登岸,乘預置的火車趕赴台中,進軍霧社,追捕潛台共幹謝雪紅歸案,趕抵霧社山區時,謝女已連夜奔逃,穿越中央山脈東竄,此際恐已渡海遠逸矣。此後即分別先後駐紮過埔里、東勢、集集、水裡坑、日月潭、潭子糖廠、嘉義、屏東、東港、林邊等台中以南各地,維持治安,直至8月中秋為止,6個月中名為鎮暴,實為戍守,與民相處和諧,從未開過一槍,射過一彈,什麼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形容詞,在他蒞台後(3月9日起至中秋為止)連一個死人都未曾見過,劍拔弩張的事態,亦不曾發生過。
賈尚誼說,所謂殺人如麻、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事發前九天因未親歷,不敢妄斷,但3月9日以後,所謂的鎮暴部隊絕無此等情事發生;其部隊(官兵共約700人)到台後,全省已風平浪靜,從未傷過一人,假如他所述不實,必遭天譴。
21師回到大陸後,改編為21軍,轄145師、146師,擔任長江防務,當時南京另派230師給21軍。21軍過去屬川軍系統,230師非川軍,是新組建的部隊。1949年4月共軍渡江時,145與146二師不敵,往上海方面撤退,230師激戰後也往上海撤退。不過,國史館發行的蔣中正事略稿可以查到,在共軍渡過長江時,叛變的國府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之後居然被21軍捕獲,就地正法。
21軍在上海與共軍周旋
5月共軍第三野戰軍第9兵團與第10兵團,對上海展開攻擊。根據國府淞滬防衛司令石覺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時21軍在資安碼頭搭乘海康輪撤往舟山。石覺並未提及21軍撤退部隊的番號,但大陸百度網站上,可以查到當時是145師與146兩師撤退舟山。
根據石覺的口述歷史,21軍從長江撤退後,退至上海江灣地區,殘部在上海市區擔負蘇州河以北防務,包括虯江碼頭、楊樹浦、黃浦江西岸。石覺所指21軍殘部,應係沒有隨船撤退到舟山的230師。
上海戰役後期,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劉昌意被任命為淞滬警備副司令,是國府在上海軍事行動最後的指揮官,所轄有51軍、21軍、123軍,戰力皆不強。劉與共軍密商停火。
大陸軍事作家劉統在戰上海一書提到,5月27日共軍27軍進入上海市區後,攻入楊樹浦發電廠一帶,遭遇21軍230師,當時230師由副師長許照指揮,共軍找到許照在陸軍大學進修的教官蔣子英前來勸降。2019年5月27日,《上觀新聞》有篇訪問蔣子英子嗣蔣任剛的報導,蔣任剛稱蔣子英是到230師現場來勸降。劉統引用國府54軍8師師長施有仁的回憶,守軍75軍、21軍、123軍由上海直接撤往浙江或舟山,這個說法符合石覺的回憶。
21軍所轄230師留在上海與共軍作戰,是與共軍27軍接觸,與網路上所說的共軍31軍消滅21軍並不吻合。21軍大部分的人都搭船逃往舟山,僅230師在黃浦江以西,蘇州河以北作戰。共軍31軍當時作戰區域在浦東,目標是高橋,與230師的防區隔著黃浦江相望,兩個部隊根本沒有在戰場上交過手。
台籍老兵的回憶未必可靠
國府62師與70師調離台灣後,分別改編成62軍與70軍,62軍配屬17兵團侯鏡如指揮,駐地天津塘沽,遼瀋戰役最後關鍵階段,但17兵團在錦州兵敗。
1949年1月的平津戰役期間,62軍在天津被共軍消滅。有網路稱,62軍與70軍在台曾徵台籍志願兵,62軍台籍士兵被共軍俘虜,與70軍的台籍士兵在戰場上廝殺,但未引述任何具體可靠的資料來源。
62軍在戰鬥過程中是否有台籍士兵被俘,仍待進一步考據。62軍在平津戰役遭共軍消滅後,台籍士兵編入共軍序列,不排除有這種可能,但當時淮海戰役已結束,這時被俘的台灣人,不太可能以共軍身分現身在淮海戰役國府的2兵團70軍。
就算共軍31軍有俘獲台籍士兵,到了共軍攻打上海時,原屬共軍10兵團的31軍歸9兵團指揮,負責浦東地區戰鬥,整場戰役都未與21軍接觸,但在高橋地區曾與國府12軍交火,很可能是有人把12軍與21軍搞混淆了。有關21軍被台籍共軍消滅,許多來源出自台籍老兵,但與史料有非常大的出入,可能是老兵的回憶有誤。
國府70軍曾在台招收志願兵,那些台籍士兵可能在70軍山東作戰期間被共軍俘虜,也可能是後來重建的70軍,在淮海戰役時被共軍俘虜,這些台籍士兵編入共軍31軍,也許是誤傳,即便是真,共軍的31軍在上海作戰期間並未遭遇21軍,更何況二二八時在台的21師,回到大陸改編為21軍後,將原先145旅與146旅升格為師,另增加的230師則與二二八事件毫無關係,145師與146師早已上船離開上海,只有230師留在上海市區與共軍27軍作戰。
錯誤的史料仍繼續被引用
根據二二八事件的檔案,3月8日基隆發生動亂,那天準備上岸的部隊,是來自福州的憲兵第4團第3營、憲兵第21團第1營,及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楊亮功是在基隆部隊肅清街頭後才到台灣。被指控射殺平民的21師438團則在3月9日才登陸基隆。
如果基隆港在前一晚已經平息衝突,加上宣布戒嚴,隔日岸上怎麼可能會出現怒吼民眾?
有關21師來台的暴行指控,多出自21師的何聘儒。何聘儒曾在大陸發表文章稱,3月8日午前438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就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438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他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在碼頭附近一帶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何聘儒後來否認自己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說法。大陸作家馬民康的祖父馬國榮曾任21軍146師的團長與副師長,他問過何聘儒有關《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一文的真實性,何說了三點:(一)該文寫於1961年,正是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的時候,是根據鬥爭需要寫的。(二)當時人在師部,是隨機關和家屬一起後去的台灣,下面部隊的實際情況並非親眼所見,都是聽別人說的。(三)具體時間,經過十幾年,記憶不太準確。
雖然原作者都否認了,但台灣仍選擇相信21師有施暴的事實。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衝突與部隊鎮壓,在年代久遠、當事人不存在了、或主觀的政治偏見下,出現許多偏離事實的情況。僅僅是國府整編21師的過往,數十年後仍有不同版本,但從許多有公信力、具參考價值的史料中,至少可以整理出客觀的史實,接不接受就看個人的判斷力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895年10月孫中山第一次起義失敗後,與鄭士良、陳少白於11月12日首次到達日本神戶,17日扺橫濱,創立興中橫濱分會,從此與日本結下不解之緣。孫一生共去了日本17次,前後大約住了9年半,得到日本友人、華僑和留學生的支持贊助。
在日本停留十幾天後,孫中山以返國無期斷髮改裝,重遊檀島。鄭士良則歸國收拾殘局。陳少白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孫便介紹之前在檀香山認識的日本友人菅原傳給他。後來少白再經菅原介紹認識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此為革命黨人與日本人士相交的開始。
1897年至1899年滯留日本
1897年8月16日,孫中山由英國經美到達橫濱,下榻陳少白寓所,稍後宮崎寅藏(即宮崎滔天,以下簡稱滔天)和平山周由中國大陸乘船返回橫濱,他倆將行李安置在旅館後,即去找陳少白。是時少白剛巧去了台灣,遇到穿著睡衣的孫中山。
滔天與平山力勸孫暫留日本,但孫以舉兵在即,急需回國,不肯答應。但翌日卻往見平山周在東京有樂町的居所,並告訴他思考一夜决定暫留日本。於是由平山周陪孫往訪犬養毅,投宿數寄屋橋的對鶴館。
在對鶴舘登記名字時,平山以孫用實名逸仙會有諸多不便,瞬間連想到方才經過日比谷中山侯爵公舘前面,乃寫下「中山」的姓氏,但不知該如何寫名字時,孫將名薄拿過來,於「中山」下面寫了「樵」字,並說明此為「中國之山樵的意思」。這是日後孫號「中山」的由來。
為了孫中山的居留,犬養說服外相大隈重信,大隈原則上同意,惟當時外國人要在特定地區以外的地方居留,必須經過地方政府許可,因此以平山語言教師的名義提出申請,但主辦人員怕事,旋由外務省簡任參事尾崎行雄電請東京府知事久我通久幫忙,才於10月12日核准下來。
孫中山與平山起初居於麴町區平河町三十番地五丁目,生活費用大部分由平岡浩太郎負擔,坂本金彌也出力不少。惟因居所太過接近清廷駐日公使舘,十分危險,不久便遷往早稻田鶴卷町,與平山、可兒長一同住。新居靠近犬養宅,同犬養毅來往更加方便。於此前後,孫中山為華僑子弟設立中西學校,後改名大同學校,犬養毅任名譽校長,亦即今日橫濱中華學校的前身。
在東京將近三年的時光,孫中山經由犬養毅介紹,認識許多日本政要、財界人士。
1898年9月,戊戍政變失敗後,康有為由滔天陪同,梁啟超則由平山周陪同,先後亡命扺達日本。10月26日,犬養、滔天等欲從中協調,促使孫、康、梁會談,但為康所拒。未久康、梁成立保皇會,並於12月23日在橫濱出刊機關報《清議報》。
1899年3月21日,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9月,孫中山趁康不在日本期間,想與梁啟超等保皇會分子合作,但終因康有為的反對而告吹。
1900年惠州之役失敗
1900年6月11日,孫中山自橫濱動身前往香港。此為應李鴻章之「請」而前去的。同行者有鄭士良、陳少白、滔天、內田良平、请藤幸七郎,旅費則由兒島哲太郎和中野德次郎負擔。
孫因香港政府禁足5年尚未滿期,不能登陸,遂轉往西貢;俟福本誠來更至新加坡,以便與滔天等會合,但被驅逐,由此經由香港,再次返回日本。
這段期間,滔天、內田和清藤三代表孫,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會談,他們向劉學詢提出兩個條件:(一)特赦孫,保障其生命安全;(二)由李鴻章借孫6萬元,以便清理孫多年亡命生活的欠債。劉學詢答說:第一點需請示李鴻章再作回覆;第二點他可以負責,並約定第二天於香港先交3萬元,其餘3萬元匯到新加坡。滔天等往新加坡,主要想促成孫與康的合作,惟因康有為得到其在橫濱的徒弟電告有人要謀殺他,因而以為滔天等即為「兇手」;結果取自劉學詢的一筆錢和兩把日本刀卻為滔天和清藤,帶來莫須有的坐牢災禍(內田有事先離開新加坡才倖免)。
1900年7月20日,孫從香港赴神戶,完成舉兵準備;8月起程前往上海,惟8月9日發生自立軍起義事件,受其影響,各地搜索極嚴,未能上岸,立即返回橫濱。9月25日,孫中山和內田、平岡、山田等急赴台北,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會面,洽商合作事宜,對方約定支援軍人、彈藥武器。
10月8日,惠州三洲田起義,菲律賓獨立軍讓與的彈藥,因被中村彌六欺詐而未能送出;同時,取代山縣有朋的伊藤博文內閣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禁止援助革命黨人,惠州之役受挫。山田良政在三多祝戰死,是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外國人。
1900年底至1903年
1900年11月16日,孫中山第四次來到日本。12月14日,由橫濱華僑溫炳臣陪同,前往和歌山會晤他的「難兄難弟」南方熊楠。孫於1897年在倫敦結識南山,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同年春天,孫往返於東京、橫濱之間,與亡命志士章炳麟、秦力山、程家檉等交往。更與馮自由等留日學生接近。
1903年1月7日,孫經由香港抵達安南;之後又由安南路經西貢再回到橫濱。此時,橫濱興中會會員減少,跟孫來往者只有十多人。但自從成立抗俄義勇軍和國民教育會以後,各省留學生相繼發行《湖北學生界》、《遊學譯編》等雜誌,以喚起民族意識,鼓吹民族主義。孫更透過馮自由,與留學生聯絡來往者多達數十人。
1903年1月18日孫離日赴港,滯留6天,重返日本。4月26日,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發起召開中夏亡國紀念會。章炳麟請孫來,獲孫承諾,但日本政府卻命警視廳警視總監將之解散。但當天仍有數百人到開會地點上野精養軒集合,孫亦率十餘人由橫濱赴會。當晚,孫召集同志在橫濱永樂樓補辦紀念會。
1905年7月第7次赴日
1905年7月19日,孫第7次到日本。這次雖只居留兩個多月,卻十分重要。7月28日,孫在20世紀之支那社與宋教仁、陳天華等人會談,主張各省革命勢力合作。翌日,宋教仁、陳天華等華興會會員討論是否與孫合作。
7月30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的黑龍會(內田良平宅)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籌備會。中國17省學生代表70多人參加;滔天、內田良平等人也出席,一共100多人,由於人數太多,致使地板塌下去,大家喊叫:「我們把清朝踏扁了」而哄堂大笑,並通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誓詞。
8月13日,東京留學生於麴町富士見樓舉行歡迎孫中山大會,聽眾逾千人,盛況空前。是時孫以「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為題演說,宋教仁擔任口譯。
一個星期後,在赤坂區靈南坂的坂本金彌宅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大會,制定章程,選舉各部門負責人,推孫為總理,黃興任實行部長,宋教仁、張繼、胡漢民、李烈鈞等為幹事;滔天、平山、萱野三人特准加入同盟會,後來萱野的盟友和田三郎、池亨吉也獲准為會員。
8月28日,日本政府禁止發行「20世紀之支那」,因此一個月後更名為《民報》,章炳麟任主筆,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論戰,每期出四、五萬部。孫在「民報發刊詞」正式提出三民主義的主張。此後在中國各地組織同盟會分會。
10月7日孫偕萱野至西貢籌款。路經長崎時,經金子克安排與俄國革命黨員尼古拉拉塞爾會晤,是中俄革命派聯繫的開端。
1906年10月至1907年2月
1906年10月9日,孫由西貢抵達日本。11月15日夜與滔天、平山周、和田、萱野等人,在孫寓所和俄國流亡人士格爾雪尼徹夜暢談。12月2日,於神田錦輝館舉行《民報》周年紀念慶祝會,孫發表題為「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的演講。
1907年2月17日,應清廷的請求,日本政府開除了與革命黨有關係的留學生39人。2月25日,內田於赤坂三河屋歡送孫中山,黃興、章炳麟、劉師培、胡漢民、宋教仁、內田、滔天、清藤、和田等人作陪。內田與外務省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交涉,令其拿出7千圓,手交孫6千圓,剩下的1千圓用於前述三河屋宴會。孫遂於3月4日自動離日,前往新加坡,胡漢民、汪兆銘、池亨吉和萱野長知同行。
推翻滿清後的1913年
1913年2月13日,孫搭乘山城丸抵達長崎,隋行的有馬君武、戴季陶、何天炯、袁華選、宋耀如,山田純三郎、滔天前往迎接,14日至東京,歡迎者兩千多人,在東京期間,孫曾與桂太郎長談兩次,對桂太郎擬以中日德聯盟,驅逐英國勢力的主張至表同感。為了實現鐵路政策,孫又前往長崎、東京、橫濱等地視察鐵路,同時與實業家接觸。
3月13日出席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歡迎會,講「黨爭乃代流血之爭」。孫在這期間,曾向華僑留學生和日本各界演講六次,主題為中日應該如何親善合作。3月20日,到熊本縣荒尾村為滔天母親掃墓;訪問長崎日乃出新聞社長鈴木天眼社長夫婦,晚間出席華僑歡迎餐會。獲悉宋教仁遇刺,3月23日乘天津丸出航長崎,25日扺達上海,滔天、島田經一及菊池良一同行。
由於第二次革命失敗,孫於1913年8月9日搭乘郵輪伊豫丸亡命神戶。從台北赴日途中,在船上以電報通知萱野長知。另一方面,日本應袁世凱的要求,擬拒絕孫上岸,於是犬養毅、頭山滿與日本政府強硬交涉,終於獲得政府默許孫居留。
8月18日,孫到達東京,居赤坂區靈南坂町二十七番地海妻猪勇彥邸,孫在此住了兩年多,是頭山滿的安排。安川敬一郎受頭山之託,負擔孫亡命兩年半的一切費用。此後兩個月左右,為貸款、購買武器事,孫先後與飯野吉三郎、山本條太郎、益田孝、森恪、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等會晤、密商,但均告失敗。
1914年至1916年
1914年5月11日,孫致大隈書函,希望日本援助革命黨,並以對日本開放中國市場,作為廢除領事裁判權的條件。6月13日,在東京召開中華革命黨選舉大會,孫被推為總理。7月8日,在築地精養軒舉行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參加者三百多人,孫當選總理。設本部於青山,發行《民國雜誌》。11月25日,孫與宋慶齡在梅屋庄吉公館結婚。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對中國提出「21條」要求。12月中國發生第三次革命。
1916年2月20日,因秋山定輔的斡旋,久原房之助貸款70萬圓。此時日本政府採取漠視民間援助革命黨的方針。孫則認為革命黨必須獨立活動,4月27日離開東京返國,同時要求海外同志回國參加革命行列。滔天、戴季陶、廖仲愷、張繼同行。
1924年底永別日本
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13日自廣東出發,17日抵達上海,19日發表對時局的主張,孫想北上天津,但上海、北平之間的交通因軍事行動而中斷,故決定乘船經日本到天津。21日,孫中山夫婦、李烈鈞、戴季陶等人乘上海丸由上海出發,23日抵達長崎受到兩三百人歡迎。當晚從長崎啟程,24日抵達神戶,受到四五千人歡迎。25日在神戶的歡迎大會上演講「中國內亂之原因」。28日在神戶高等女學校演講「大亞洲主義」,戴季陶擔任口譯。當晚在東方飯店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30日上午,孫一行人在「歡送孫總統」大旗飄揚中,告別了神戶,也從此永別日本。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1957年我出生於花蓮,在我出生二年前,也就是1955年2月,台海發生了大陳島撤退歷史事件,而我就是「大陳義胞」的第二代。
我是大陳義胞第二代
我從小在花蓮的「大陳新村」長大,耳濡目染,對此一歷史事件自然比一般人更為關心和熟稔。也因身上背負著「大陳義胞」的印記,有比常人更為深刻的國族認同和歷史滄桑感。大陳島不僅是我地理上的故鄉,也是我血緣和文化上的原鄉,在我成長和認知的過程中,常被這股鄉愁牽引著,試圖在政治現實和文化的想像中,尋找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
大陳島的位置及居民生活
廣義的說,大陳島是屬於浙江省台州灣外的一群列島,我們統稱之為「大陳島」,其實這眾多大小島嶼分屬浙江省內的不同縣境,「大陳島」乃其主島,屬溫嶺縣。大陳島又分為上大陳和下大陳,僅有一水之隔。這些島嶼或山丘,有些甚至與大陸相連,退潮後即可徒步登陸。一江山更是一座名符其實的孤島,位於大陳島西北方,面積只有1.2平方公里,地質全為岩石,一向沒人居住,偶爾成為漁民的避風所。
因此,大陳島的歷史很短,只可追溯到明末,島上居民多來自浙江沿海及閩北地區。這麼一個人煙罕至,草萊未闢的蕞爾小島,卻在20世紀冷戰時期的國共戰史中名留青史。
不管是一江山戰役或大陳島撤退,乃至日後「大陳義胞」的誕生,都為這個動盪的時代下留下歷史見證,其背後的因果關係頗值得細究。
一江山戰役慘烈
一江山戰役是1949年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後最重要的一場戰役,當時為了戰略考量並保有反攻大陸的契機,國府希望能固守金門、馬祖,以及浙江外海的大陳島與一江山。但中共為防止台美簽訂共同防禦協定,1954年1月,決定以大陳島及一江山為第一波攻擊目標。共軍的海空軍主力逐漸南移,附近海域頻頻爆發零星的海戰,掀開了此一戰役的序幕。11月1日起,共軍開始出動戰機對鄰近各島展開轟炸。
1955年1月,在共軍猛烈的轟炸下,我方艦隊根本無力回擊。共軍取得制空權及制海權的優勢後,隨即採取海上封鎖的策略,一江山成了名符其實的孤島,處境岌岌可危。1月18日清晨8時,共軍以空中轟炸與地面砲擊猛烈攻擊一江山,並集結了5千多名部隊,於12時半開始登陸,國軍歷經數十小時激戰,次日清晨全島淪陷。司令官王生明將軍引爆手榴彈自盡,官兵全部陣亡,共軍的傷亡也十分慘重。
國府決定撤離大陳島
一江山失守後,共軍日夜輪番轟炸大陳,大陳島的防守益形困難。台灣距大陳島240多公里,為大陸到大陳島距離的20餘倍,中共的米格16從浙江沿海的路橋機場起飛,只要5分鐘便可飛臨大陳島上空,台灣要與之對抗,在物資補給與戰力維持上相對不易。何況前一年的12月2日,台美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大陳島並不在共同防禦的範圍內,國府經過多方評估後,決定主動撤離大陳島,以加強鞏固台灣本島的防守,國防部因此策劃了「金剛計畫」,由美國第七艦隊和國軍合力展開大陳島軍民撤退行動。
1月30日,國防部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經國乘坐「藍天鵝」水上飛機抵達大陳,準備執行撤退任務。2月3日全島舉行登艦演習,4日美國海空軍也在東南海面上空進行聯合軍演。6日第一批老弱民眾先行乘船撤離,8日全島軍民分梯次登艦,至12日為止,總共撤走17,132名大陳島居民及部隊、游擊隊萬餘人,動員了台灣及美國各式艦艇300餘艘,大至航空母艦、重巡洋艦,小至登陸艇都有,在美國第七艦隊護航下抵達台灣。
大陳居民先在基隆港上岸,在基隆停留大約一至兩個星期後,政府再陸續安排到全省各地安置,包括台北、桃園、宜蘭、花蓮、台東、高雄、屏東等縣市。「大陳新村」、「一江新村」等名稱都是安置大陳居民的所在,當時被稱為「大陳義胞」。
母親是土生土長的大陳人
我的母親顏冬領是土生土長的大陳島人,1938年9月29日出生於上大陳。大陳面積只有9平方公里,除了簡陋的漁村聚落,少有商家,居民的生活十分落後。
母親7歲時生母便過世,由於家境貧寒,後娘不讓她唸書,而留在家裡做家事,從小就在惡劣的環境中長大。上大陳沒水沒電,居民喝的是井水,晚上點的是煤油燈。由於土地貧瘠,農作物生長不易,居民所吃的米都是從浙江運來的,只要沒船上岸,就沒有米飯可吃。
上大陳的居民大多以捕魚為生,我的外公顏安玉平常做些小生意,但每年3月漁季來臨時,也常帶著大舅划竹筏出海捕烏賊。為了方便出海,村民總是在小港澳邊搭起簡陋的草寮,晚上便住在裡面。由於村民的捕撈工具和方法十分簡陋,漁獲量始終不多,居民的生活一向很困苦。
一江山失陷後,中共的軍機轉而大肆轟炸大陳島,幾乎無日或已,居民每天都活在戰爭的陰影下,只要敵機一來,防空警報嗚嗚一響,一家家扶老攜幼,都要忙不迭地找防空洞躲警報。
一天中午,共軍的飛機又來轟炸,母親帶著10歲的小舅舅躲在防空洞裡。因為警報來得突然,大家都來不及吃午飯,到了下午一點多,小舅舅的肚子餓了,吵著要回家吃午飯,拿了家裡的鑰匙就往洞外跑。跑不到100公尺,剛好碰到他二叔,不由分說拖著他便往回跑,剛進防空洞,一顆炸彈便迎空而降,炸得天搖地動,小舅舅僥倖地保住一條小命。母親每次提起這段往事,仍心有餘悸,直呼戰爭真可怕。
母親全家終於抵達台灣
大陳島撤退前夕,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底哪些人可隨國軍撤退?每天有不同的說法。先是傳言只有軍人,接著說學生也可以。有些家庭安土重遷,堅持要留守家園;有些家有病患或行動不便的長者而不願撤離。面臨生離死別,走或不走,真是讓人難以取拾,欲哭無淚。
母親一家是希望走的,但又怕走不了。二舅是軍人,小舅舅還在讀書,他們都能走,母親既沒讀書,又沒當兵,深怕一個人被留下來。蔣經國來了之後,宣布所有的人都要走,對那些原本不想離去的家庭,他也一家家去拜訪勸說,在他再三保證下,最後所有人都上了船。
母親帶著簡單的行李、棉被和日用品,隨著家人搭小帆船出海,再上了軍艦,2萬多軍民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船舶和艦艇。他們看著漸去漸遠的大陳島,以及一輩子不曾離開的家園,沒有人知道此次一別,是否還能重返家園?台灣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和印象,卻也只能勇往直前而終於到了台灣。
時值隆冬,台灣海峽的風浪洶湧,母親生平第一次漂洋過海,船艦啟航沒多久便暈船,但強忍著起身離開船艙,一個人坐在甲板上休息,呼吸著新鮮的空氣,身體才逐漸平息。
船行約莫七、八個鐘頭,只在海上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基隆。一行人下了船之後,在軍方的安排下再搭火車前往七堵,在一間小學暫時安頓下來。
乍然來到異鄉,眾人雜沓,學校裡亂紛紛一團,大家都忙著尋找各自的親人,直到整個家族再度聚首,母親這才鬆了口氣。可是不到一個禮拜,他們又要勞燕分飛,各奔東西了。軍方隨即展開意願調查,每個人按照各自的職業和專長,分派到不同的縣市去。外公是做生意的,一個人去了屏東的潮州。大舅是務農的,原先也跟著到屏東,後來又回花蓮捕魚。二舅在軍中服務,便分發到高雄,叔公是捕魚的,自願到花蓮去。
父母親在花蓮安身立命
當時全省共有36個大陳新村,花蓮是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一個,母親就跟著叔公等顏氏族人到了花蓮。這個依山傍海的美麗港市,就像個純樸、清新而親切的台灣姑娘,伸開雙手,迎接母親的到來,那年她只有18歲。
一切命中注定,1948年7月,我的父親葉永強從浙江溫嶺搭乘「太平輪」來到台灣的花蓮。幾經轉折,與母親在這兒相遇。1956年,二人永結同心,攜手迎向人生另一旅途,顛沛流離的苦難日子終於成為過去。可是因兩岸情勢逆轉,台灣海峽的風浪阻隔,他們再也回不了故鄉了。
浙江溫嶺的大陳島,成了他們午夜夢迴縈繞不去的記憶。花蓮是他們人生的另一個開始,這個異鄉也成了他們永遠的故鄉。
(口述者係高雄市副市長、筆者係作家)
為嚴防少數不肖商家任意哄抬民生物資售價,建議在行政院下成立物價督導小組,定時召開物價督導會報,嚴懲或開罰不肖商家哄抬售價的失當行為。
民生商品飆漲是政府失靈
市場機制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著人們從自利的動機出發,在競爭與合作關係中實現互利。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柏雷多(Vilfredo Pareto)曾說,如果任何調整都不能使一些人在調整後境況變好,而其他人的境況至少不變壞,這種狀態就是最好的,也就達到了「柏雷多最優」(Pareto Optimal)。
只是,觀察台灣近年來民生用品價格不斷飆漲,最明顯的就是餐飲店、麵包店、超商與超市的民生商品,近4年幾乎漲了一倍,數年前一個波蘿麵包售價22元,如今已經漲到40元,4年前超商賣的一根香蕉8元,如今已經漲到20元,茶葉蛋也從4元漲到8元,超市的小番茄從一盒40元漲到一盒99元。旅日多年的友人日前到台北商店街消費,赫然發現4年前一碗麵售價80元,最近已經悄悄漲到180元。
事實上,這些商品都是需求彈性很小的民生必需消費品,他們價格之所以在短短幾年內飆漲一倍,並不是因為市場需求增加引起的需求拉升通貨膨脹,也不是因為生產麵包的原物料麵粉,種植香蕉或番茄的肥料成本增加,麵條的原料成本上升,或是政府水電費調漲,所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那麼,台灣近年來的物價動型通貨膨脹,究竟是什麼造成的呢?
租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主要原因是商家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租稅轉嫁指的是,稅法上規定納稅人將自己所繳納的稅款轉移給他人負擔的過程,例如汽車製造商通過提高價格,將所繳納的稅款向前轉嫁給消費者負擔;成衣製造商通過壓低棉花收購價格,將所繳納的稅款向後轉嫁給生產者或種植農民負擔;商品供應商將所繳納的關稅轉嫁給消費者負擔。
人為哄抬商品售價
除了租稅轉嫁,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商家「人為哄抬商品售價」,特別是民生用品物價倍數飆漲。說穿了,就是少數業者商家為了多賺點錢,不顧消費者的權益,看準大多數消費者不得不買。
在原物料成本沒有什麼變動,商家不斷調漲商品售價的情況下,對少數高所得階層來說影響很小,但對大多數中低所得、弱勢家庭,或基層退休公教族群來說,卻是雪上加霜。因為政府對中低收入戶的補助並沒有增加,基層公教人員退休金已經腰斬,加上逐年減少,而民生商品物價年年悄悄上漲,才是令人憂心的事。
民生用品漲會讓窮人更窮
根據經濟學理論與實際經驗發現,物價與工資類似,具有「價格僵固性」,易漲難跌。像是麵包、牛肉麵或便當這類民生用品的零售價格,一旦漲上去,就很難跌回到原先的水準。如果政府沒有立即處理,之後就很難控制物價了,這就是「政府失靈」。
嚴格地說,這類民生用品價格飆漲,會造成全體社會成員購買支出增加,以及實質所得購買力下降。人們可以不買鑽石,但不能不吃麵包。這道理很簡單。多數勞工薪資所得用於消費支出的比重,高於有錢人消費支出占收入所得的比重,民生用品價格連年飆升,等於是變相對社會中低所得階層的處罰,讓窮人變得更窮。勞工朋友的薪資上漲幅度趕不上物價飆漲,不能開源,只能節衣縮食。
經濟衰退大多是由於市場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給不足,一旦生產的產品少了需求,企業就不肯再去投資,因此,放更多的錢到中層與底層人們的口袋,刺激需求,才能避免掉入一個社會多數人都不願意消費的「節儉的矛盾」迷思。
此外,民生物價飆漲,會造成躉售物價或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容易讓外界誤以為GDP提高,但事實證明,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質GDP不升反降。
物價上漲還會造成另一個迷思是,即使某一年GDP提高,但國民所得卻愈來愈少,日子愈來愈苦,這種經濟上認知的合成謬誤,是因為民生物價飆升造成中產階級變窮人,窮人變得更窮,但基尼系數擴大,某一年度或某一期間有「GDP成長的假象」,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社會的所得分配更不公平」。更多中低所得階層的人因為付不起高額房租,被迫選擇在條件更差的環境居住,也沒有能力維持自身或家人的基本健康照護。這些問題都是GDP無法呈現的盲點,值得留意。
應速成立物價督導機構
市場失靈,商家任意哄抬民生用品物價,社會像是處在「無政府狀態」,老百姓不是實驗室的白老鼠,政府如果不對店家任意哄抬民生必需商品價格加以管理或處罰,受害最深的還是窮人與弱勢團體。
相信40歲以上的民眾還有印象,1980年代經濟部曾經有一個物價督導小組,並定期召開物價督導會報,針對不肖商家隨意哄抬商品售價情形加以管控,甚至對商家失當的行為開罰,實施成效口碑良好。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這麼重要的單位竟然裁併到公平會,不可否認的,為民喉舌,伸張正義的形象已不復當年。
保護消費者權益是天經地義、刻不容緩的責任,否則按照少數不肖店家這樣漲下去,估計不久的將來,台灣恐怕會變成辛巴威,一麻袋新台幣換一個麵包,到時候就後悔莫及了。
(作者係台灣網路大學校長)
1月15日,美中兩國簽訂《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US-China Phase One Trade Deal),使得延燒超過兩年的美中貿易戰出現暫時性和平,至少在今年11月美國大選前,不至於再有衝突升級的可能。
要求中國新增進口商品
綜合外電報導,《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下稱協議)全文逾90頁,其中中國在未來兩年必須增加進口2000億美元(下同)美國貨品與服務,加強保護商業機密與智慧財產,大陸拓寬金融服務業等市場准入、避免操縱匯率。
2千億美國商品,包括製成品800億(大量汽車、車輛零組件、飛機、農業機械、醫療設備以及半導體等商品)、能源商品500億、服務350至400億,而早先承諾的每年採購4至5百億美國農產品未改變。當然,中國方面認為「相當有信心」可以達到此一承諾,主要集中在大豆,及較小數額的水果、豬肉、家禽肉、穀類、高粱等農產品。
美國保留繼續加稅權利
依據協議,華府同意暫停原定在2019年12月15日價值1,600億的陸商品增稅,並僅對1,200億中國商品關稅降至7.5%,至於其他2,500億的中國貨品關稅仍維持在25%。也因此,中方含糊表示「也會相應降低部分對美產品的加徵關稅」;而弔詭的是,儘管中國一再呼籲美方撤除所有自貿易戰以來的關稅,也聲稱雙方會推動「加徵關稅措施由提高朝降低方向轉變」,但川普政府仍堅持,直到第二階段貿易談判達成共識,甚至在今年11月總統大選前,都不願再降原先加徵的所有關稅。此即表示,川普仍保留了往後繼續加徵關稅的權利,這種談判姿態,不啻對國際市場投下不確定的因子。
川普並未要到「美國利益」
貿易戰爭發動以來,觀察家都想要瞭解川普及其團隊究竟想藉由高關稅壁壘戰實現什麼?以及是否已經實現?
截至目前為止,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川普要的「大幅度削減美國貿易逆差」是個錯誤的經濟治國目標;但他卻執意認為「當一個國家賣出的多、買進的少,就是贏的國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川普任內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不減反增,從2016年的5,440億,增加到最近12個月的6,910億(截至2019年10月)。
尤其,川普想要消除的貿易逆差是製造業的產品。儘管他一直對「偉大的愛國農民」信誓旦旦,但現實上他並不看重美國農產品出口。這次和中國達成協議,竟然只得到中國籠統的「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承諾。
川普團隊另一個目標是冀望制止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經濟超強,一口咬定中國「企圖竊取美國的未來」;然而,協議雖包括保護美國智慧財產權的承諾,卻未觸及「促進中國企業全球崛起的龐大補貼網」。
而且,川普一再對外堅稱「是中國在承擔關稅支付給美國人」,但中國產品對美國的出口價格絲毫沒有下降,也就是說,川普所加徵的關稅全數落在美國消費者和企業身上。因此,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其實導致了美國家庭消費價格上漲、公司企業利潤降低。儘管說,隨著中國承諾要加購美國農產品,美國農民可得到暫時的緩解,但來自巴西等國的生產商卻趁著美中貿易戰在中國填補了美國出口商留下的空白,未來更可能增加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激起強烈科技自主化意志
特別是,中國同意加強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再強迫外國企業將技術轉讓給中國公司,也同意放寬對外國投資的限制。
這對在華投資營運的外資企業是一個大好消息,事實上,中國原本就希望未來能夠成為一個更具活力、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體,而保護智慧財產權有助於中國製造業部門的升級發展。至於開放某些特殊領域,例如銀行業和保險業,更可以有效刺激中國金融產業部門的競爭和創新。許多看似中國讓步的部分,恰好加速基於利弊考量應有的改革進程,這正是中國從協議內得到的「真正裡子」。
簡言之,協議的衝擊改變,不但沒降低中國人科技自主化的渴求,同時還激勵了中國人接受「必要改變」的強烈意志。中國也將採行刺激措施,包括地方政府增加支出、降低稅收和增加銀行信貸等,以避免經濟成長發生停滯。
中國可能是最終贏家
美國一直要求中國不要以人為方式讓人民幣貶值,中國已同意讓貨幣價值由市場決定。避免美中貨幣摩擦,有助於當前全世界外匯市場的穩定。
美國推遲到下一階段貿易談判的事項包括中國對企業的補貼,特別是對「中國製造2025」的政策性補貼措施,但中國不想因他國干涉改變任何國內政策。
再者,由於川普政府反覆無常,任何「貿易敵對」狀況都可能因他的突發奇想而再次爆發。因此,國際智庫咸認為,在川普及其團隊慶祝協議是重大勝利的同時,恐怕不能否認該協議將導致美國經濟受到長短期損害;一旦塵埃落定,川普恐怕才會發現中國才是最後的贏家。
對戰情勢還可能再恢復
儘管這次簽署的只是第一階段協議,卻足以防止美中貿易戰繼續擴大,對世界經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也可為下一階段談判創造良好的對話氛圍。但絕不可忘記,自2018年3月23日美中貿易戰開打後逐漸擴大的貿易戰規模至今並未降低多少,而美中兩強彼此間的深層矛盾尚未得到實質解決,曾爆發的「極限施壓」與「強穩對抗」情勢,將來還有恢復甚至升高的可能。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蔡英文雖以高票連任,但台灣青年低薪、高失業率、高房價、少子化、人口老化、退休年金破產疑慮、人才外流等問題未解;兩岸僵局依舊,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不易,未來四年將面臨極大挑戰。
由此次大選可以看出,政治議題凌駕經濟議題之上;蔡英文雖以高票連任,但未來四年的經濟挑戰絕對相當大。而且,美中貿易戰的不確定因素仍在,地緣政治風險及兩岸關係冰凍,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懸而未決,將影響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青年就業困境首當其衝
青年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棟樑,投資青年就是投資台灣的未來。由此次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年輕選民對蔡英文的支持遠勝於韓國瑜;其重要關鍵在於民進黨把「護主權」炒得很成功,讓泰半以上年輕人傾力相挺。然而,四年前蔡英文競選時,指出了青年就業的困境,也提出了美好的願景及相關政策,諸如減輕學貸、擴大租金補貼、投資青年就業、支持創業,並以補助形式施行;但目前看來效果並不彰顯。
根據主計總處於2019年底所公布的10月失業率統計顯示,20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仍高達12.86%,不僅較2018年同期的12.15%高出0.71個百分點,更為整體失業率3.72%的3.5倍。即使是25至29歲的青年失業率亦將近7%。此外,蔡政府上任以來,連續4年調漲基本工資,未來還可能繼續上調。基本工資的訂定標準應該是滿足「最低基本生活需要」;調漲基本工資雖可讓最低薪資的族群賺取更多錢,但對年輕人低薪的困境並無實質幫助。這次選舉,蔡英文再度對青年喊話:「下一個四年,我要繼續為台灣的年輕人衝一波」,相關政策重點如表1所列。
除了相關政策並未有太大改變外,這種消極式的撒錢補貼,其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俗話說:「與其給他魚吃不如給他釣竿,還要教他釣魚與釣技」,若能將經費用於青年的學習及技能的提升,如出國留學補助,對提升青年的國際競爭力及薪資水準,應該有較大的助益。
經濟新模式不能紙上談兵
蔡英文在2016競選期間提出的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包括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後來又加「新農業」及「循環經濟」,也就是「5+2」。其產業重點是「創新、產值、就業」,目前尚有進行中。
在此次選舉中又表示,要推出2.0版有六大目標:(1)透過台商資金回流及相關的綠能、前瞻、都更、金融業升級等計畫,落實投資潮成為經濟成長動能;另強化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AI(人工智慧)跟5G的應用,將台灣打造成「亞洲高階製造及研發中心」。(2)要全力發展綠能產業,讓台灣成為亞洲綠能產業的領頭羊、綠色供應鏈的核心。(3)適度放寬金融法規,開放更多財富投資的商品及引來更多金融人才,吸引更多資金到台灣,把台灣發展成「亞洲金融資金調度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4)成立國家融資保證機制,順利完成重大的投資計畫。(5)用更好的制度,吸引更多國內外優秀人才。(6)進一步落實分配正義,讓全民分享經濟發展果實。
持平而論,「經濟新模式2.0」大部分只限於紙上作業,目標並不易達成。首先,「五缺」問題必須能確實解決;再者,欲成為「亞洲金融資金調度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必須有(1)英語化環境,但台灣國際化程度不足,雙語難以推行。(2)放寬資本管制,香港沒有外匯管制,新加坡對外匯管制也相當鬆,且外匯交易量大;而台灣央行對外匯管制一向嚴謹,外匯日均交易量明顯偏低。(3)寬鬆稅制,台灣稅制較星港為嚴苛,不易吸引大量的投資者在台註冊公司。(4)國際金融人才,星港二地國際化條件佳及低租稅率,自然能夠吸引國際金融人才,台灣在攬才方面則屈居弱勢。
另外,台灣已有公股銀行配合政策貸款,何須再設「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改善兩岸關係能改善經濟
蔡英文連任後,大陸仍會釋放更多「惠台」措施,以吸引台灣青年人才及台商。1月13日天津就推出惠台「46條措施」,為台灣民眾赴天津學習、生活、工作、創新創業提供「同等待遇」;按往例,其他各省應會陸續跟進。
此外,大陸也可能繼續杯葛台灣加入區域貿易協定;若然,台灣未來出口貿易的動能將更形萎縮,影響經濟成長。截至2019年1至10月的統計,台灣對大陸地區(含香港)的出口比重仍達39.7%,顯示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仍相當高;意謂蔡政府執政近四年來,雖積極推動新南向,但成效不彰,也無法降低對大陸經貿的依賴。而台商資金回流應是短期現象,不可過度期待。
兩岸自簽署ECFA以來,大陸對台累積減免關稅約388.8億人民幣。筆者建議,蔡政府應設法打破兩岸僵局,向大陸釋出善意,繼續維持ECFA,才能保持台灣的出口動能;也唯有改善兩岸關係,台灣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才有希望。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國用無人機在伊拉克機場刺殺伊朗訪客,絕對是違反國際法的。川普威脅如果伊朗報復,他必採取更嚴厲的制裁,包括炸毀伊朗的文化遺產,更違背了1954 年「關於武裝衝突下保護文化財產的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但美國總統居然在新年選擇這個軍事行動,實在令人驚訝。
伊朗在三天哀悼蘇雷曼尼後,立即向在伊拉克的兩個美軍基地發射了15枚導彈。美方稱沒有人員傷亡,也就沒再採取軍事報復行動。但中東緊張局勢,仍有觸發戰爭的可能。
美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1)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伊朗是否會報復,短期和長期對美國的威脅。(2)川普決定實行刺殺的程序是否合法,尤其行政單位對立法單位沒有事前照會,違背了制衡制度。(3)美國憲法賦予國會對外宣戰的權力,參、眾兩院皆抗議川普擅自採取近似戰爭的軍事行動。而對美國此舉是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行為的準則,則沒有太多討論。
美國兩黨也一致認為蘇雷曼尼是美國的敵人,國會議員在意的是他們對外宣戰的權利被侵犯。川普不認為他需要先向「國會八巨頭」(Gang of Eight,指的是參眾兩院正副兩黨領導人和兩院情報委員會的正副兩黨領導人)通報,即使在伊朗採取報復行動之後,他對美國的後續行動仍持此種看法。但國會不以為然,故有人建議再通過一次「戰爭權力決議」(War Powers Resolution,國會於1973年11月7日通過,旨在用國會的力量約束美國總統對外發動戰爭的權利),來限制川普的權力。
2001年9月18日,在911後,國會為反恐通過「授權使用武力決議」(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賦予總統以武制恐的權力,但刺殺伊朗的蘇雷曼尼是否適用此法,例如蘇雷曼尼是不是恐怖分子,有沒有在美國從事恐怖活動,法學界基本上是否定的。
1月8日,一架民用737波音班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近郊墜毀,全機176人死亡。11日伊朗政府承認是軍方「非蓄意地」誤擊,引起伊朗人民不滿,西方媒體報導則凸出有人要求哈米尼下台。
伊朗承認誤打並願意賠償,對蘇雷曼尼事件有緩衝的作用,對世界緊張局勢有降溫的效應。在美國大選剩下不到10個月之際,民用機的犧牲或許是老天為人類安排的滅火器,消消復仇者的火氣,讓中東問題不要在大選年愈演愈烈。
另外,美國兩黨雖爭權激烈,但對外態度則多半一致,對伊朗如此,對中國也是如此。因此,不論11月哪一黨候選人當選,往後美中關係都不可能是坦途。美中貿易談判拖久,對川普有選舉連任的考量,但對中國來說則可換取多一點時間,以便從容應變。而台灣對美國來說,只是「制中」戰略的一顆棋子,要付出的代價很高,例如美國在台灣大選後馬上要求對台銷售豬肉、牛肉、軍火等等。
政治是短暫的,而文化社會傳統是長遠的。成功的政治人物應當了解名留青史的意義。蔡英文必須知道這一點。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
美東時間2019年12月18日,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以228票對193票,通過彈劾川普案遞交參議院的決議。2020年1月15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簽字移交彈劾案文時表示「今天寫下歷史」,隨後七名民主黨眾議員將彈劾川普的文件送達參議院。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三次彈劾總統。
美國參議院在1月16日中午成為彈劾法庭。根據《參議院彈劾規則》,當總統或副總統遭到彈劾時,要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來主持審判。因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來到參議院和100名參議員一起宣誓,將執行「公正的正義」,走完流程後,審判21日進入公開辯論。對此,川普依然在推特上批評彈劾全是「騙局」。 1月21日,雙方正式在參議院展開辯論。若三分之二參議員(陪審團員)認定川普有罪,川普便會遭到解職,職缺由副總統彭斯取代。但民主黨目前在100席的參議院中僅掌握到47席(含2席無黨籍),若要將川普定罪,除了民主黨陣營不能有人跑票,還得從參議院共和黨人中拉到20票,難度極高。
濫用總統權力及阻礙調查
彈劾川普案分兩部分,第一項指控川普濫用總統權力,壓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川普對手的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和其子亨特進行貪污調查,查明亨特是否利用他父親的權勢而在烏克蘭的天然氣公司布利斯馬擔任董事、支領乾薪,以便作為攻擊拜登的黑材料。川普是以發放國會已經核可的烏克蘭軍事援助3.91億美元,以及邀請澤連斯基訪問白宮作為交換條件。第二項指控川普阻礙國會調查。川普命令其前任和現任官員,拒絕國會的傳喚出席作證,同時拒絕交出檔案和其他證據,從而阻礙憲法賦予眾議院的監督、調查權力。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發布的彈劾報告長達658頁。第一部分介紹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調查川普案件的過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憲法規定的彈劾標準,第三部分展示川普濫用職權的細節,第四部分指出川普妨礙了國會向白宮問責的能力。該委員會得出結論稱,川普「陷入了一種行為模式: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請求外國干預選舉,並試圖妨礙調查。他肯定會繼續走這條路。」報告又說:「如果川普繼續留任,他將繼續威脅美國的安全、民主和憲法制度。」
漢密爾頓在世會同意彈劾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秉承川普的心意,希望速戰速決,並在未審理之前,就表明川普無罪,這種未審先判的作法,顯然違背開國元勳對參議院應該獨立審判的初衷和期望。在整個辯論中,雙方頻繁引用美國開國元勳的經典名言。被引用最多的是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因為他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有11篇寫到總統權力的文章,其中有兩篇專門討論彈劾。
漢密爾頓擔心美國未來會出現野心勃勃、貪得無厭和狂妄自大的總統,主張將彈劾條款寫入憲法第2條第4款: 「合眾國總統、副總統及其他所有文官,因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和輕罪被彈劾而判罪者,均應免職。」他又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6篇指出,彈劾權是立法機構防止行政部門侵權的重要制約手段;立法機構之一有控告權,另一有審議權,避免同一批人同時擔任原告和法官;也才能防止任一派系進行政治迫害。由於判決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對於無辜者的保障有此補充條件,就將達到最完整的程度。
川普以扣住軍援和邀請訪美,要脅烏克蘭總統介入美國選舉一事,而這也有可能成為訛詐川普的把柄,從而影響國家安全。事情被揭發後,川普又以行政權力阻礙國會調查,從而破壞了三權分立、監督制衡的憲法精神。相信漢密爾頓若在世,肯定會同意對川普進行彈劾。
川普被彈劾還可能連任?
1968年詹森遭到眾議院彈劾,以一票之差僥倖逃過參議院的定罪,但從此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1974年尼克森以辭職避免了被彈劾,但當年的期中選舉民主黨乘勢增加了眾議院43席,並於兩年後贏得總統。1998年柯林頓倖免於被參議院定罪,而領導彈劾的共和黨議長紐特金格里奇卻丟掉了他自己的席位。
有人分析,這次民主黨的目的不是要通過彈劾趕川普下台,因為他們知道做不到,其真正目的是要在2020年的大選中,把彈劾的利劍懸掛在川普的頭上,使他連任失敗。
不過依據蓋洛普最新民調顯示,川普的支持率並未降低。《波士頓先驅報》評論,民主黨發起的彈劾可能激怒美國選民,使得川普獲得更多選票。因此,不能排除川普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後,仍贏得連任的總統。
(作者係旅美時事評論員)
美國在伊拉克公開狙殺伊朗將領的行為,招致國際譴責,俄、中不僅在聯合國安理會以「雙否決」阻止美國有關提案,俄、中、伊三國更在接近荷莫茲海峽的阿曼灣舉行聯合軍演,與美軍互別苗頭,川普的中東戰略顯然受到俄、中挑戰。
美伊衝突情勢升高
1月3日,川普在未知會美國國會的情況下,下令美軍在巴格達國際機場以無人機狙殺了來訪的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人民動員」的副指揮官穆罕迪斯等8人。
蘇雷曼尼是伊朗的英雄,因此其遇害必然會引起中東緊張情勢升高。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誓言要對美展開「最嚴厲的報復」,美國政府緊急呼籲國民立刻離開伊拉克,各地美軍和以色列軍也進入戰備狀態,波斯灣衝突似乎一觸即發,國際油價亦因此大幅上漲。
美伊關係緊張在國際政治上產生極大震撼。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接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來電說明,外長王毅則分別與俄、法及伊朗外長就中東情勢交換意見。王毅向俄外長拉夫諾夫表示,中、俄同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應堅決反對美國濫用武力,並要求美國尊重伊拉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拉夫諾夫說,俄羅斯願與中國密切合作,為國際緊張情勢發揮建設性作用。伊朗外長札里夫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冒險行為。英國的《每日郵報》則分析,由於伊朗在中東的特殊地位,以及與俄、中的特殊關係,在川普和哈米尼的強硬作風下,極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1月8日,伊朗對美國駐伊拉克的兩處軍事基地發射導彈,展開報復。哈米尼強調這是給美軍的一記「耳光」,還不足以懲罰美國。然伊朗的報復行動相當審慎保守,顯然不希望事態擴大。而川普自我緩頰說,伊朗未對美軍或伊拉克人造成傷害,基地受損有限,美方不打算還擊。札里夫也在推特上表示,報復行動點到為止,伊朗是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採取並完成自我防禦的適當行動。顯然美伊軍都有意讓局勢降溫,特別是在俄、中反對、歐盟不支持的情況下,川普的中東政策受到極大抑制。
俄、中、伊聯合軍演
在美伊緊張關係日益升高之際,自12月27日起俄、中、伊三國一連四天在波斯灣和阿拉伯海附近的阿曼灣,進行「海上安全地帶」聯合演習。這是自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以來,首度與俄、中兩國舉行聯合軍演。伊朗軍方表示,面對海上恐怖主義及海盜威脅,透過演習可穩定區域安全及世界和平。中國軍方發言人吳謙亦稱,此次演習係三國「正常的軍事往來」,與「區域情勢無關」。由於阿曼灣距國際油輪必經的荷莫茲海峽不遠,戰略地位重要,而軍演時間適值美國退出伊朗核協定、恢復對伊制裁,以及華府準備組建海軍聯盟進行巡弋,故時間極為敏感,顯然有向美國對抗之意。
觀察家分析。近年俄、中、伊三國關係緊密,且均受到美國不同程度的打壓,因而採取共同行動以展示實力。最近美國提議組建多國海軍聯盟至波斯灣巡弋;俄羅斯提出「集體安全」倡議,並受到中國大力支持,伊朗主張「荷莫茲和平奮進」計畫。事實上,這次俄、中、伊已彰顯了三國密切軍事合作。儘管俄、中保持低調,但伊朗海軍司令汗札迪卻表示,軍演充分顯示三國已達到有意義的戰略合作。不過。普丁19日在莫斯科的記者會上表示,雖然近年俄、中往來密切,但雙方並未打算建立同盟。
俄、中的戰略合作
部分美國專家認為,川普這次冷處理伊朗攻擊的作法,是在避免與伊朗升高衝突、捲入中東戰爭,影響美國無法聚焦與俄、中大國競爭,包括在烏東及東亞地區如南海、東海和台海的各種挑戰有關。這可由最近俄、中的積極外交可見一斑。譬如,1月7日普丁突然前往大馬士革,與阿塞德總統就敘利亞戰後重建等議題會談,這是2011年爆發內戰後,普丁首度造訪敘國首都。8日普丁又至伊斯坦堡和土耳其總統阿爾多安,共同出席「土耳其溪」天然氣管道的通氣儀式。該管道是俄國繞開烏克蘭向土耳其、巴爾幹、南歐輸氣的重要經濟項目。也是對抗美國削弱其對歐洲天然氣供應的一項重大勝利。
而中國不僅無視美國制裁,繼續從伊朗大量進口石油,且向德黑蘭提供37億美元貸款,換取伊朗油礦的開採權。此外,中國還準備協助修建從伊朗、伊拉克到敘利亞的鐵路,使「一帶一路」計畫經南亞而到地中海。北京認為,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制裁伊朗,真正企圖是要阻止中國與伊朗的直接往來。因為中國自從取得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後,「一帶一路」向中東、非洲擴展即將落實,這也是中國積極支持伊朗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地緣和歷史層面來說,中國涉足中東政治雖有其侷限,但從2016年初,習近平中東之行以來,北京的中東戰略已浮現,中東是「一帶一路」重點地區,因此與俄國合作成為必然的選擇。
結語
美伊的相互攻擊受到國際同聲譴責,儘管在兩國領導人自我克制的情況下,暫時緩解,可是,基本矛盾仍在,這炸彈隨時還可能爆發。近年美國在中東的戰略不斷受到挑戰,在敘利亞,受到俄、土、伊三國反對,在伊核問題上,則受到俄、中抵制,也得不到歐洲國家的支持。無疑的,川普的強硬作風,將使得俄中戰略合作更為緊密,美國在國際問題上必將面臨更大的阻力。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