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日本拓殖大學常務董事的小川哲雄於1985年5月，由東京原書房出版《日中終戰史話》，敘述他陪同汪精衞旗下第一大將陳公博等人亡命日本，以及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把陳公博等人送回中國大陸的經過。

日本顧問安排逃亡路線

1945年8月24日晚上，當時隸屬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軍事顧問部」的陸軍主計中尉，汪精衞偽政權的軍事兼經濟顧問助理小川，在日本駐淪陷區大使谷正的官邸，得到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的命令：(1)領導陳公博一行亡命日本。(2)先到青島，嗣後伺機赴日。(3)所需經費儲備券一億元（合當時日幣約1,800萬元），將經由橫濱正金銀行匯去。(4)25日清晨出發。

25日凌晨，小川趕往主席公舘，陳公博夫婦、經理總監何炳賢、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實業部長陳君慧，安徽省長林柏生、秘書莫國康七人與小川，由總司令部小笠原歡送，分乘兩部車，從頤和路的公館出發，一路上彎了幾條街，到達故宮機場。

他們乘的是MC機，機內前面左邊只有一個座位，給陳公博坐，其餘人坐在用由地氈舖的鉄板上面，飛機往北越過長江，小川下令往東海飛去，隨後問陳公博，是否就直飛日本，降落取鳥縣的米子。陳說「全權交給你，你就看著辦吧」。飛機勉強降落在亂七八糟、全是沙灘的米子機場跑道。

機場沒有任何人影，小川隻身往東北方的松林走去，走出松林後遇到一部老爺卡車，小川請其開到市政府，司機同意了，小川讓陳公博夫婦坐在司機旁邊，其餘的人站在車台上。

在路上，小川借一家雜貨店的電話打給米子市長齋藤干城，齋藤是得悉陳公博一行亡命日本的第一人。當他們到市長辦公室後，齋藤說「遠路辛苦你們了。這裡已經是日本了，請坐請坐，請大家放心。我們一定盡全力，為各位效勞。」齋藤曾任陸軍第五師團軍醫部長、關東軍軍醫部長，因此非常親切。市政府的女職員端來了三大盤白米飯團和黃蘿葡給他們當午餐。

市長只派了一輛消防車給他們用；陳氏夫婦只好坐在司機助理的位子，隨行人員只能掛在消防車前後，車子開到戰時的海軍軍官俱樂部水交社，分配房間後，林柏生才伸著腰說「啊！終於到日本了」，而往裡邊走去。一會兒走出來的大胖副官說：「大臣和次長正在開重要會議，不能見面。親筆信我負責轉呈。」

把三封親筆函交給副官以後，小川到陸軍省幾個單位，但沒有人理他；他垂頭喪氣地離開陸軍省，忽然想起應該去外務省看看。小川走進外務省一個單位，向最靠近門口的一個職員說明來意。這個職員立刻替他打了幾個電話，並請他稍等一下，然後出去。不久滿頭大汗地回來，對小川說：「田尻愛義次官要見你。」遂把小川帶領到次官的辦公室。

東山工作方案作為代號

田尻請小川坐下並說：「辛苦你了」，同時道：「要請你到京都去」。原來外務省已經著手辦理「東山工作」了，根據《昭和史之天皇》作者松崎昭一所發現的資料，內容如下：有關東山商店一行案件（昭和20年8月29日管二）陳前國民政府代理主席一行居留日本期間之處置：

「(1)以東山商店為其假名，一行化名如下⋯陳公博─東公一，陳夫人─東山文子，莫國康─青山貞子，林柏生─林博，陳君慧─西村君雄，周隆庠─中山周（周隆庠可能是我國最後一任駐橫濱總領事周隆岐的哥哥），何炳賢─河田賢三。(2)本案之實施，由外務省擔任。(3)特派遣外務省官員到米子，將一行人移住京都，並令其暫時居住該地。但依情況變化，可能移動至其他地區，並應做準備。在京都，以民間人士之住宅供其住宿。(4)有關本案南京的匯款，設法以18元之行市兌換成日幣。

上述文書，係以大東亞省信紙打字，上面蓋著「極秘」的紅色印章。由此可知，一是由外務省負責處理陳公博一行之亡命；二是關於陳等之亡命，因為日本大使館的聯絡，已經做了某種程度的預測和安排；三是「以18元行情兌換」，顯然是指今井副參謀長在南京大使谷正面前所說的「匯一億儲備券」而言；四是小川於8月26日或27日，從取鳥縣松崎打給陸軍省的電報，確實已收到，因為它說「特派遣外務省官員到米子」。

由外務省送陳公博到京都

外務省派了當地調查官山本晃一和大東亞省支那事務局事務官仲村清市前往米子，以便帶領陳公博到京都。田尻說「他們預定9月1日扺達京都⋯」，小川便直往京都去等他們。

9月1日，陳公博一行告別望湖樓，外務省顧問岡部長二、近衛前首相的私人秘書塚本義照，京都府警察本部特高課警部補（相當於我國的巡官）廣瀨秀夫、和另外一位特高課課員，代表重光葵外相、近衛首相和京都府知事三好（重夫）在福知山車站，歡迎他們一行。

為避開人們的注意，陳公博一行在峨娥車站下車，本來京都府政府安排他們住宿京都飯店，但陳公博不肯住旅館，改住洛西花園柴田一雄的別墅；惟因房間不夠用，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小川和外務省官員都住在京都飯店。別墅由不破貞子照顧，飯菜悉由京都飯店送過去。

9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灣密蘇里軍艦上向盟軍投降。陳公博一行必須另找隱匿處。

9月8日，陳公博夫婦、周隆庠和莫國康住進金閣寺，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和小川搬進對文莊。金閣寺是臨濟宗相國寺派的特別本山，正式名稱為鹿苑寺，於1397年由足利義滿所創建。陳公博住在最裡面的常足亭，其他三人在書院起居。外務省官員則住在俵屋旅館。

安原斯文任陳公博夫婦的日語老師，不破貞子和大原美代子照料其身邊的一切。陳公博每天的活動是讀書、散步、學日語和打麻將。每天早晨，周隆庠（九州大學出身）翻譯報紙的要點給陳公博聽，陳感興趣的，則全部譯出來。中文書只有織田牧送給他的三本。黃昏時刻出去散步，晚上打牌，這是他們唯一的娛樂。9月12日(或13日），陳公博欲以手槍自殺未遂。

放出陳公博舉槍自殺新聞

在這以前的8月30日《朝日新聞》曾報導北京同盟通信社的消息，說陳公博於26日企圖自殺，29日不治死亡。

9月3日，重慶中央社消息說：「陳公博自殺為虛報，實為亡命日本」。報導內容與事實大致相符。9月8日，何應欽總司令向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提出備忘錄，要求岡村轉達日本政府速將陳公博等（有岑德廣，沒有陳公博太太）逮捕，並押送到南京陸軍總司令部。

9月25日，外務省管理局第二部長大野勝已（外相已經換成吉田茂），以東山工作方案負責人的身分，前往金閣寺，正式對陳公博轉達日本政府的意向。其內容是：(1)詳細說明與重慶當局折衝經過，包括何應欽的備忘錄；(2)強調日本政府並非不顧信義；(3)不說日本政府的正式意見，設法套出陳公博的意向，以便處置。

大野帶了一位翻譯官中村。周隆庠陪陳公博在書院等著。大野說：「讓你們很不自由」，接著便說不出話來。至此，陳公博開口了：「大野先生你想說什麼，我已經大概知道了。沒有什麼擔心的事，你放心吧。」

大野告訴陳公博來意，但沒有說出日本政府的意旨。陳公博望著天花板，然後瞪著大野斷然說：「我要回去，回去中國。」陳公博要求大野代其給何應欽總司令打電報，請中華民國派專機接他回去，以便自首。

9月29日，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來了機密回電（總參三電第294號）說：「關於陳公博之回國自首，今井副參謀長和石黑（四郎）書記官已將陳公博的電報和外相的希望轉達何總司令部。二，回國時將派中國飛機，中國方面三人，日方五人前往迎接。三，陳公博夫人及莫國康女士必須全部回國。」

總參謀長又來一電（總參一電第491號）說：關於陳公博回國，中國當局催之甚急。擬於30日派遣專機赴日，請考慮左列事項，進行準備，急回電。左記「一、派遣飛機：中國空軍飛機(C-47)。二、往接人員：顧問部淺井大佐、總軍椙山中佐、大使館石黑書記官外兩名。三、30日先飛抵福岡（雁之巢）。四、飛行許可悉由中國負責。10月1日晚上，陳公博一行人離開金閣寺，前往九州。

陳公博回國受審判處死刑

10月3日下午，陳公博一行人所乘空軍專機飛扺南京大校機場。陳公博先被關在老虎橋監獄，後移往蘇州獅子口監獄。

1946年4月5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始審判陳公博，4月12日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8時槍決。林柏生也判死刑，周隆庠無期徒刑，陳君慧14年有期徒刑，何炳賢8年有期徒刑，莫國康12年有期徒刑。

陳公博太太李勵莊，因陳公博的臨走時要求交給小川，要她照顧陳母和兒子，但陳太太希望回國，乃於11月27日由博多乘船明優丸回國，小川陪她去，船從吳淞砲台左邊，溯黃埔江而上，沒多久就停了。一艘小汽艇接近明優丸，陳太太被五、六名中國士兵帶上小汽艇而去。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史書上關於芮國的記載很少，而且只有貴族和周王之間的政治關係。這幾年的考古出土不僅實證了芮國的所在，也首次揭示了芮國豐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產多方面的資訊，成績無與倫比。這些考古成果使其榮獲2005和2018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周代芮國充滿神秘色彩

位於今天陝西渭南韓城一帶的周代芮國，出現的時間很早，但消失的也早，又因它是個小國，史書上的記載也很少，因此一直充滿著神秘的色彩。早在周文王時，《史記，周本紀》便有「虞、芮之君入周，擬決田地之訟」的記載。《尚書》、《國語》、《左傳》也有敘述芮國國君在西周、春秋時期輔佐周王的事蹟。

歷史上，芮國幾次遷都，國力一度強盛。西元前640年，秦穆公（20年）滅了芮國，芮國從此消失。直到21世紀初，在陝西韓城梁帶村發現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芮國遺址，包括芮國國君墓等，才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讓人們瞭解芮國的實情。

之後，在陝西渭南澄城劉家窪更發現了芮國的都邑遺址，出土了墓葬、夯土建築、城牆、壕溝等，從而實證了芮國封地的確切所在。嚴謹的墓葬形制、喪葬習俗和青銅器銘文不僅填補了周代的歷史遺缺，也展現了芮國多彩的文化和藝術。值得關注的是，在周文化為主體的墓地陪葬品中，還有少量帶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及來自西部文化的精湛器具，表明周代封國與周邊文化之間往來交流的史實。

周代禮器以鼎為核心

西周推行分封和宗法制，形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的分封制度。以宗法為基礎，周王推行禮制，不同等級貴族所使用的禮器數量、組合不同，以彰顯維護等級制度。古代以來，人們依據古籍一直以為「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芮國墓葬出土的用鼎數量，雖然不如古籍記載的那樣嚴格化（墓葬出土有四件列鼎），但的確存在等級的差異。出土的芮公鼎中有銘文：「內（芮）公乍（作）鑄？宮寶鼎，萬年子孫永寶用」。

西周時期，與此宗法制度相應的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合一的政治結構。家族觀念、家族道德互為表裡，以保證血緣貴族世襲的統治。而禮制則對人的身分進行劃分和規範，形成等級制度。周代封國的禮器以鼎為核心，食器、酒器、水器也有相應的組合禮制，如天子九鼎八簋（食器），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而士為三鼎兩簋或一鼎一簋。

劉家窪遺址出土文物珍貴

劉家窪遺址已發掘墓葬200餘座，包括兩座國君墓葬及大小有別、隨葬品規格多少不同的卿大夫或士的貴族墓地，顯示著周代的政治模式。劉家窪曾是芮國重要的都邑，地處古代交通要衝，秦晉相爭之地，出土的芮國國君墓葬隨葬品有240件，包括銅編鐘、石編磬、銅簋、銅鉦、彩繪木俑、漆木建鼓、鐵矛和大玉戈等。《左傳》有記載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與戰爭是國家大事。祭祀發展出禮樂文化，樂的作用在祭祀、宴飲中不可或缺。出土的鐘、磬、鼓等樂器配置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樂懸制度的最高級別，說明芮國貴族對音樂的喜好，極為特別。

劉家窪出土的虎牛等造型的金器，紋飾用青銅器獸面紋和龍紋，顯示與青銅器工藝的密切關係。出土的虎形牌飾金器帶有典型的北方民族特徵，對於探討春秋時期關中與北方之間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還發現迄今唯一的一件長約1.4米的金首銅鐏權杖，十分精美。

「君子無敵，玉不去身」是周代貴族的特徵。玉器的主要作用是禮儀和裝飾。出土的玉器包括有琮，此類琮過去只見於齊家文化，但紋飾則為周代的特徵，可能是由齊家玉器改形而成。此外，還有蠶形的玉飾，顯示絲的應用已經成熟。而蟬形的玉飾物則以蟬的飲而不食、蛻變再生，寄託人們重生的願望。

周代是車馬制度趨於成熟的時代，馬車不僅是交通和作戰的工具，也是等級身分的象徵。車馬的多少成為一個國家強弱的象徵，影響著軍事的實力。劉家窪墓地出土了大量的車馬兵器以及車馬坑，包括各種車馬器具數十件，裝飾精美，反映春秋時代（西元前770年至前403年）征戰頻繁的史實。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本文所指的唯美主義，並非指藝術或文學領域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而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切以美國為中心的價值觀。筆者以為台灣的唯美主義者應認清現實，早日覺醒過來。

美國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以及好萊塢電影的精美包裝，製造出「美國夢」，甚至「美國神話」，向全世界放送。在許多台灣人的眼裡，美國人都很有錢，家家戶戶有汽車、洋房，亮麗光鮮美得冒泡。

不宜過分美化美國

美國為維持超級強權的地位，國防預算世界第一，是典型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國家，只要有挑戰者出現（前有蘇聯，今有中國），則立馬將之汙名化，誣指對方會破壞世界現有秩序，好像「山姆大叔」永遠當全球的「老大哥」是理所當然的。台灣有些媚美派的蛋頭學者，也站在美國的立場，為主子搖旗吶喊，如同家奴，堪稱無恥+無知。

美國自詡為替天行道的「世界警察」，滲透、分化、顛覆、暗算所有不親美的政權，對待小老弟向來是「今日座上賓，明日階下囚」，翻臉比翻書還快，並想盡辦法清除一切違反美國利益的障礙。

尚有政治良心的美國學者，曾勸我們勿跟美國走得太近，以免隨時被無情地出賣。美國背棄盟友的前科累累，罄竹難書。當今伊斯蘭世界的恐怖分子，多為美國一手訓練出來的，但只要跟老美翻臉，立刻會被妖魔化，成為一無是處的人渣、敗類。

1960至1970年代，台北市美國新聞處（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曾大量印製《學生英文雜誌》、《美國歷史》、《美國地理》等刊物，贈送給全台灣的大學生。而基督教的傳教士，也以贈送美國的文具和郵票示好，鼓勵中、小學生參加教會活動。但是，追溯美國早期的歷史，美國人的祖先多為來自歐洲的宗教難民，即同屬信耶穌的基督徒，卻遭受不同教派「非我教派，其心必異」的壓迫。但抵達美洲大陸之後，卻開始殺戮印地安人，繼而奴役黑人，不知其「轉型正義」有無溯及既往？

日耳曼民族中，以盎格魯薩克遜人最好戰，前有大英帝國，今有大美帝國（雖無帝國之名，卻有帝國之實），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成為美國上流社會的新貴族。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近代西方史學集大成者的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曾在20世紀留下預言式的話語：「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他和胡適一樣，「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湯恩比獨特的史觀，雖被西方無數史家批判和圍剿，卻無損其強大的影響力。

美國第41任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曾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1974-1975)，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他就表示「世界的未來在中國」。他經常跟夫人在北京騎自行車逛大街，先後造訪中國大陸27次。晚年經常坐著輪椅上中國餐館，品嘗北京烤鴨，大陸將老布希當作「老朋友」，南京大學曾頒予名譽博士學位。

台灣不該一味親美媚日

台灣走向「媚日、親美、反中」之路，實屬不智。日本人提防朝鮮半島的統一運動，擔心一旦出現強大的韓國，日本人可能會噩夢連連。由於歷史經驗的累積，韓國人的反日情結在東亞最強烈。次為中國大陸，在八年抗戰期間，日本帝國皇軍惡劣和殘酷的行徑，已烙印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恐怕要過好幾個世代才會逐漸淡化。

文化中國外溢的範疇，遠超越政治中國的有形疆界，中華文化是全球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脈絡未曾中斷者，而且同化力最強，連世界上最難被同化的猶太人，在中國都被同化。由此可知，台灣若大搞「去中國化」，無疑是自我空洞化，遲早會成為「失根的蘭花」。

近年來，以西化為核心的全球化，在非西方文化的地區，出現適應不良的現象。不論人文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台灣的學術研究均引用西方的理論，隨著中國的崛起，應該認真思考如何建構中國式的詮釋理論。難道先秦諸子不如歐美的思想家？

猶今之視昔，風水輪流轉

上古時代古希臘曾出現300多個城邦，至今何者留名？近代義大利在統一之前亦出現許多城市國家，各有其小朝廷，也有一批文武高官，彼等的大名有多少為世人所熟悉？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風水輪流轉。

我們應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感到光榮，也奉勸台灣的「唯美主義」者及早覺醒，在有生之年，共同為中華偉大復興盡上一份心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英津教授等合著的《國際領土變更公投案例研究—比較視域中的「台獨」公投》，於2019年12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該書結合世界上領土變更公投的典型案例，通過比較政治研究視角，剖析了「台獨」公投的非法性。該書的出版，對大陸反對關涉領土變更的「台獨」公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該書的寫作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意義。眾所周知，二戰以後，借著民族自決的東風，世界分離運動蔚然興盛。最初，這股分離洪流以民族分離為主，強調分離者的民族身分烙印與宗教語言特質，發軔於東巴基斯坦分離，並在20世紀90年代初，兩個多民族社會主義大國的解體中達到高潮。進入21世紀後，隨著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分離勢力又開始搭乘直接民主的便車，將公投與分離主義結合，民主分離主義逐漸走上舞台中央。一時間，公投成為分離勢力的尖兵利器，一刀刀切割著世界各國本就在全球化衝擊下不斷縮限的主權。

環顧全球，僅在近五年內就發生了包括克里米亞公投、蘇格蘭公投、加泰隆尼亞公投和庫德公投在內的四起分離公投。與世界民主分離大潮遙相呼應，台灣島內「台獨」勢力也高舉自由民主、「住民自決」與「命運自決」的旗幟，故意混淆相關概念，錯置歷史上的領土變更公投案例，為台獨分裂活動提供理據。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圈，都亟待一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深度剖析世界範圍內領土變更公投案例，並以此為切入點進一步透視島內台獨公投實踐的著作，而該書正是這樣的一部著作。

該書一共分為四編24章，第一編是關於自決性公投案例的研究，第二編是關於分離性（民主性）公投案例的研究，第三編是理論概括與探討，第四編是台灣地區公民投票。綜觀起來，該書具有以下五個鮮明的特色：

第一，案例的全面性與典型性。全書共包含世界範圍內16個領土變更公投案例，如西撒哈拉公投、薩爾公投、外蒙古公投、北愛爾蘭公投、波羅的海三國公投、科索沃公投、魁北克公投、波多黎各公投、東帝汶公投、南蘇丹公投、巴斯克公投、克里米亞公投、蘇格蘭公投、加泰隆尼亞公投和庫德公投等。

從發生時間來看，既有歷史上的經典案例，又有近年內討論度極高的熱點案例；從當事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來看，既有早發國家，也有後發國家；從當事國的政治體制來看，既有老牌自由民主國家，也有後獨裁時期的民主轉型國家；從公投類型來看，既有自決性公投，也有民主性公投。可以說，該書的案例選擇既有全面性，又有典型性，基本涵蓋了世界範圍內關涉領土變更的主要公投案例。

第二，研究視角的綜合性與交叉性。在學科背景方面，該書超越了以往研究的單一學科視角，融合了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知識積累，所涉學科包括但不限於：(1)政治學理論，如對公投分類理論的建構；(2)國際政治，如對公投實踐中他國干涉的透視；(3)國際法學，如對現行國際法關於領土變更公投的態度檢索；(4)憲法學，如對各國憲法涉及分離公投條款的梳理；(5)民族學，如對各國公投案例背後的民族宗教因素溯源。

在知識體系方面，該書在傳統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實務研究的基礎上，開拓了分離、自決及公投理論研究的新領域，並與未來兩岸統一模式及統一後的治理方略相銜接，逐步形成了以兩岸關係實務、分離與公投理論、國家統一與政治整合理論為核心，三大知識模組相互支撐、彼此連動的研究體系。

第三，公投分類理論的獨創性。西方學界關於公投的分類學說紛繁浩雜，較為典型的主要有李派特(E. Lauterpacht)和倫尼(Austin Ranney)的分類框架等。與之相較，中國學界的公投分類理論還處在「拿來主義」階段，仍囿於對西方主流理論的再詮釋。然而，該書建構了一套全新的、從邏輯起點與西方主流理論分道揚鑣的公投分類體系，並以此作為全書的基礎分析框架。體系的基本內容是：（1）公投=自決性公投+民主性公投；（2）自決性公投=領土獨立性公投+領土歸屬性公投；（3）民主性公投=全國民主性公投+地區民主性公投；（4）地區民主性公投=對內治理型公投+對外分離型公投；（5）對外分離型公投=協議式分離公投+單方面分離公投。

此框架以「民主」與「自決」作為公投分類的基石，在反對和防止分離勢力假借民主性公投與自決性公投的旗號從事分離活動，具有重大意義。此外，此分類也有助於理順公投與民主、選舉、憲法、自決、自由、人權、主權等相關範疇的關係，以廓清公投之合法行使的限度。

第四，對西方分離權理論批判的系統性。在自由民主主義與「人權高於主權」思潮的影響下，相當一部分西方學者都支持或至少同情分離，他們或將「分離權」視為國際法上民族自決權的擴延，試圖合律化「分離權」，或賦予「分離權」某種「政治自由」、「自主選擇」，乃至「人權」的高尚屬性，積極正當化「分離權」。因此，西方分離理論主要圍繞「分離權」這個核心概念展開，並由此延伸出五花八門的研究進路。

與之相較，中國學界對分離問題的研究尚未建構出可與西方分庭抗禮的理論，導致意識形態色彩較濃，批判多於說理（其實西方分離理論的意識形態色彩也很重，但強大的理論建構能力巧妙掩蓋了這一點）。鑒於此，該書在理論闡述部分著重對西方「分離權」理論進行解構，將其歸納為國際法、道德權利和功利主義三條大路徑，以及民族分離、民主分離和正義分離三條小路徑，尤其關注公投分離背後的「權利」與「道德」敘事，與西方公投分離理論對話，深入挖掘、歸納其觀點要素與論證邏輯，從理論上抽空分離公投的道德基礎，駁斥「公投分離權」的存在。

第五，對台獨公投實踐批判的理論性。長期以來，台獨理論包裝師們一直借用國外有關領土變更公投案例，來為台獨公投注釋與辯護，大陸學界儘管做過一些批駁，但缺乏理論縱深，甚至尚未批判到關鍵點上。2017年底，台灣「公投法修正案」正式通過，大幅下調公投門檻，為日後舉行台獨公投打開方便之門。如何應對「台獨」公投，已經成為擺在大陸面前的一項政治任務。

對大陸來說，必須從理論上回答：為何魁北克、蘇格蘭可以舉行分離性公投，而台灣2300萬人民不能發動獨立公投？台灣問題和魁北克問題、蘇格蘭問題究竟有何不同？該書正是大陸涉台研究界對台獨公投的全面回應，尤其從學理和法理的高度，對台獨公投的所謂理據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在第四編中，該書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獨公投在實質上是分離性公投，而非國際法意義上（或曰得到國際法支持）的獨立性公投，自決權絕非台獨公投的擋箭牌。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網編輯)

陳儀一生清廉正直、勤政愛民。他1945年到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我是來做事，不是來做官的」。陳儀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每日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向孫中山的遺像鞠躬，但下場卻很悲慘，令人嘆息。

陳儀政府並不貪腐，帶來台灣處理政事的主力官員，都是清官能吏，如電力系統的孫運璿、財政負責人嚴家淦、掌握農復會的沈宗瀚、交通廳長任顯群。貪污的頂多是小咖官員，陳儀也都加以懲處，士兵欺壓民眾只是個別少數的現象，事實上，一些士兵上街還受到過去台籍日軍的挑釁。更值得一提的是，陳儀把全省歲出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教育上。

陳自認為對得起台灣人

陳儀一直秉持「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他認為自己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台灣人應該對他好。他也自認為，對二二八事件處理是正確的，所以他在離開台灣時說「我為官清正，並無對不起台灣人的地方！」他相信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

然而陳儀以清官自持，不免失之專己自是，剛愎自用，難免與民脫節，與黨內其他派系失和更是其執政的弊病。

他也太相信台灣人，被台灣同胞歡迎回歸的熱情感動，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也看不出台灣有尚待整合的複雜民族認同。是以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電台、報紙、集會遊行皆任其自由，從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就開放到36家報紙和雜誌。

二二八事件的肇因

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說：「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研究的戴國煇，在其書中也說：「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皇民精英如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這類報紙眾多，長年累月對國府極力醜詆，為二二八譜出了鼓動造反的前奏曲。

詆毀政府言論未必真實

除了皇民餘孽蓄意鼓動反華、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地方的勢力人士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趕忙搶占突然湧現的空位，唯恐錯失政治窄門大開的良機。許多人譁眾取寵，自命賢明，天天罵政府，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二二八之前氾濫的報導和言論，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還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等攻擊政府的文字，通通大鳴大放。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陳儀不干涉言論自由，任譭任謗，政治過度寬鬆，應該是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缺糧與通膨，戰後失業，皇民青年蠢蠢欲動，陳儀卻絲毫不知道他坐在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至於說到「國民黨搜刮台灣民間生活物資，全數運回中國大陸，使台灣一夕之間物資缺乏，有錢買不到東西」，事實上，陳儀抵台時面對的是工業癱瘓、民生物資極度匱乏的台灣，根本沒有大量民生物資「不斷搬往大陸」，他最多只不過運了十萬噸的台糖而已。

與法幣脫鉤保台灣經濟

陳儀為了保護台幣的幣值，主張台灣金融要脫離中央的體系，不跟大陸地區的法幣掛鉤，曾原機遣返來台淘金的孔宋財團，運了十萬噸台糖給中央政府，作為與法幣斷聯的交換條件。這讓法幣在貶值時，台幣不至於跟著貶值，穩定了台灣的經濟，保護了台灣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當時大陸進口台灣農產品，為怕台灣吃虧，還規定用美金計價，可惜大多台灣人對陳儀這個德政懵然無覺。

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藍茲(Kenneth C. Krentz)對陳儀頗為同情。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後撰寫的政情報告中說：「日本統治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孤立，加上和清廷極為有限的接觸，使得島上人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儘管當地出現不少一流人才，但對政治和經濟現實可說完全缺乏瞭解。」他又說：「生活水準雖然比戰前要稍差，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甚至比起戰前日本境內一部分地區，台灣的生活水準都要好得多」、「此間民眾一切以1936年為標準，一切低於當時生活水準的部分，都視為是國民黨政權有意的剝削。」

從以上克氏所述，可見當時完全不是台獨所聲稱的「陳儀官兵將大陸的貪污腐敗無能和蠻橫作風帶到台灣」、「受到國民黨中國人更升級的剝削和極權統治」。至於「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情況並非沒有，但台獨顯然是過於誇張渲染了，與實情相去甚遠。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離台

一般國民在戰後都會共體時艱，上下一心配合政府重建國家，台灣卻有日本人撤走之前刻意扯爛污，濫印鈔票供在台日人肆意揮霍，留下米糧短缺與物價暴漲的爛攤子，民眾不明究裡，把惡果全算在陳儀身上。光復後，台灣人民又認為祖國來了理當更好，吃不到就發牢騷，別有用心者更惡意中傷，推波助瀾。皇民化尚未退燒退熱的青年，光復後在報紙的煽激下，反華的心理和情緒就被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星火引爆了。

二二八以前，陳儀要把軍隊調走，親信湯恩伯勸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結果二二八變生肘腋，陳儀猝不及防，束手無策，坐視暴亂洪流沖捲全台，唯有自我打臉吞回前語，請求派兵鎮壓了。

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其政策及幹部未動，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蕭規曹隨，一切仍然率由舊章？後來陳誠的財經政策，幾乎全部是當年陳儀規劃的，而陳誠至今有人追念，陳儀卻成了罪人。

不肯認錯，從容就義

陳儀離台後閒居上海，由於是老蔣自己要求調兵回大陸，也知陳儀治台並無大過，且素來器重陳儀的為人與操守，召見他三次要他復出，他都堅持不肯，最後在何應欽將軍大力推薦和蔣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儀請其外甥丁名楠帶信給湯恩伯，其意旨是「要湯放棄抵抗，認為抵抗沒有用了，並不是要投共，是要保護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戰亂而痛苦。」結果被湯恩伯舉報投共，陳儀被逮捕。

1950年陳儀被槍刑前，當時參謀次長林蔚、軍政部長俞大維及張群等人曾先後去探望他，勸他向老蔣認錯，寫一紙悔過書，即可恢復自由，在台灣定居，但他始終不肯認錯。

執行死刑時，他身著白色西裝打黑領帶，從容就義，結束了69年愛國報國的悲劇性一生。

(作者係業餘文史工作者)

編按：92歲的作家吳東權是228事件的現場見證人。他在12年前就預寫了這篇「遺作」，本是要在他的葬禮上宣讀分發的，裡面大部分講述的是他在18歲時差點提前畢業的事，惜這段真史因不合台獨給228所造的偽史，一直沒被重視。本刊現把這「遺作」預先刊出如下。

1928年，我出生於福建省莆田縣延壽鄉白杜村，正好是東三省歸附中央，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冬至大如年的節氣裡。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我隨父親的工作到了柳州、桂林、貴陽、重慶，天天躲警報，經常換學校，日機輪番到處轟炸，我家好幾次都只差一點點就被炸中，眼看無辜同胞死傷無數，小小心靈中對日本軍閥的痛恨，愛國的心情，無可復加。

後家父覺得這樣拖家帶眷，隨着職務調動，不但危險，而且勞累，因此將母親和我兩位兄弟送回福建莆田，他自己則重返大後方，參加抗建工作。

離開莆田老家到台灣 

突然，有一天聽說莆田城裡鞭炮冲天，甚至因而失火，燒掉了一條街，原來是天大的喜訊：日本無條件投降。沒有多久，收到了父親從貴陽寄來報平安的信，說：「台灣省光復了，我將申請調到台灣高等法院去工作。」

台灣，多麼響亮的地名，從小學到中學，每次讀到滿清因甲午戰敗，割台澎群島給日本的歷史時，全班同學莫不悲憤填膺，尤其是我，親自體驗到日本飛機在川桂濫炸平民，死傷枕藉的慘狀，更是痛恨交加，如今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父親又要調職前往，而且也要我從福建直接渡台會合，使我興奮莫名。

事有湊巧，二表哥施祖謀的一位長官唐念濤，追隨陳儀前往台灣接收，來電叫表哥趕快前往協助，於是我决定跟表哥一道走。

行前，母親送我到表哥家去會合，走到很遠的大榕樹下，我要母親轉身回家，我看到她眼眶裡的淚水就要溢出來了。

我們坐的是一艘中型的帆船，編號「閩八」，毫無機動力，完全依賴風力，船艙下了貨，上載十幾名男女，只能肩靠肩地平躺在船板上，那天是1946年5月28日。

我在船上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聽說已經看到台灣島，快進基隆港，看到火車了，哪知突來颱風，船老大拋過一根粗繩，把我攔腰綑住在甲板上。第三天風平了，我表哥叫我下艙，說：「幸虧船老大把你綑綁，不然你恐怕已經去見海龍王啦！」

我大難不死，看着帆船駛進一個小港，叫做「公司寮」，那是苗栗縣後龍溪口。然後搭火車到了台北，那是1946年5月31日。

參加了第一屆台灣光復節

初抵台灣，發覺台北市街殘破不堪，許多大樓如台灣銀行、總督府、法院等都被盟軍飛機炸得沒有屋頂，只剩下殘壁，幾條大馬路只在中間鋪有一個車道的瀝青，兩旁都是土石路面，滿街男女大都穿木屐，最繁華的算是延平北路，然而入夜街燈昏暗，騎單車必須在車把手上插一支大香，藉一點紅光避免對撞。

表哥被介紹到廣州街警察學校任會計，我被安插在日產處理委員會文書股任雇員，負責繕寫公文與校對工作，分配宿舍住在延平北路圓環旁邊的「高義閣旅社」二樓。

這家旅社原為中日合資經營，日方股份由政府接收，把二樓十幾間客房作為宿舍，底樓則由本省股東代表陳姓夫婦主持營業，伙食由旅社供應，我和一位姓潘的同事共住一房，上班的辦公室則在台北火車站正對面的一座招商局大樓二樓，每天有交通車接送上下班，生活過得很規律。

當時，中央政府在戰後百廢待舉，全力光復各地淪陷區，根本無暇顧及台灣，全由行政長官陳儀肩負大任，而我也能在光復後的第二年，就來到台灣，參加了在中山堂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光復節，真是感到榮幸。

1947年2月27-28日

次年，1947年，春節過後不久，正是2月27日，下班回到旅社吃了晚餐，和同事一起到浴堂去洗澡，浴堂在承德路，走在半路上，看到天馬茶房對面路旁有警察在抓私煙販子，那些賣私煙的不顧煙酒專賣的禁令，男男女女用一塊方形布巾包了幾十條香煙，攤在街旁販賣，警察巡邏過來時，他們裹起香煙就閃，當時有一位婦人閃得慢了些，被警察逮個正着，要沒收她的私煙，婦人叫鬧拉扯死也不肯放手，旁邊的煙販則吆喝助陣，叫罵警察，民眾圍聚，有人開始鼓噪，對警察叫囂，我看情況不對，有點害怕，拉了同事離開現場到浴堂去。

等我們洗完澡出來，經過天馬茶房前面時，看到一大群人仍然圍在原地叫囂，有東西被放火燃燒，一輛救火車「噹噹噹」地敲着鐘聲駛來，被群眾擋在人牆外面，不准灌救，車上的消防員要群眾閃讓，惹惱了群眾，有幾個年輕人跳上救火車，驀然，有人點燃了油箱，整輛救火車燃燒了起來，群眾已失去自制的能力，大感興奮，狂呼拍掌，我一看苗頭不對，拉了同事，趕緊離開，奔回高義閣。

第二天228，我們照常乘交通車上班，昨晚的事已經淡忘，我的辦公室在招商局二樓，窗口正對着台北火車站的東邊出口處，中午過後，忽然看到那裡聚集了很多群眾，再加上到站的旅客，顯得人數更多，我隔着大玻璃窗看熱鬧，想起昨晚群眾火燒救火車的事，心裡毛毛的，好像有甚麼大事即將發生，正嘀咕間，驀然看見對面火車站出口處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逃跑，一群人在後面追，好幾個已經被打躺在地下，手提的物件也被群眾搶走，還有人朝躺在地下的人踹上幾腳，我大感訝異，叫同事一起到窗口觀看。

文書股一位叫劉春富的打字小姐從樓下上來，一臉驚慌地說：

「在打人啦！」

「為甚麼？打甚麼人？」

「我也不曉得，都在打外省來的人。」

果然，每一班到站的火車乘客出站時，圍在出口處的群眾就尋找外省人猛揍，打得頭破血流，倒地不動為止。因為當年從大陸來台的同胞不會閩南語，而且多穿中山裝、梳飛機頭，一眼就看得出來，再一開口，講的是國語，旁邊的人喊一聲「打死他」！於是數十人立刻揪住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

下午我們已無心辦公，圍在窗口眺望，忽然街上有一群人指着我們，做出兇狠的手勢，嚇得我們趕快拉下百葉窗，不敢再張望，這時，主任秘書下令：提前下班！我立即收拾好公文，跟着同事下樓乘交通車回到旅社。

高義閣的老板娘對我很好，她大約40來歲，胖胖的福態，兩個女兒約模十六七歲，也胖胖的，我是二樓宿舍中年紀最小的，同事們幾乎都是福州人，大家都叫我「伊弟」，老板娘母女也學大家那樣叫我，這天晚餐後，老板娘把我叫到樓下她們一家所住的房間裡，神秘兮兮地告訴我：

「伊弟！明天不要出去，外面很多流氓會打你。」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1947年3月1日驚魂記

我點點頭。3月1日星期六，本來就不上班，同事們在宿舍裡惶惶不安，中午時分，忽然聽到樓下大門口人聲鼎沸，嘈雜得很，我和同事們躲在房間裡，忐忑不安，還好沒有多久，恢復平靜，我下樓探聽究竟，老板娘一臉惶恐地招手叫我到她房裡，喘着氣說：「這批人不講理，要衝上二樓打人，我們好不容易才擋住他們。」

話剛講完，只見她的大女兒拉開紙門驚惶地說：「他們又來了！爸擋不住他們啦！」

大門口果然一陣嘈雜，老板娘對女兒使了一個眼色衝出房門。

大女兒在她房間內用力掀起一張榻榻米，用手勢叫我躲進底下，我還沒有看清那底下的狀況，她就把榻榻米重新蓋上。

旅社是日式木造二層樓的建築，榻榻米下面大約只有兩三尺高，我半爬在榻榻米下，一股潮濕的霉氣夾雜着異味撲鼻而來，驚惶未定中，聽到很多腳步衝上二樓，接着是咒罵聲和打擊聲，樓板上拚拚砰砰地響着，混合着哭嚷的叫聲，喧騰了好一陣子，聲音才逐漸消失，我才發現有兩隻蟑螂爬到我的身上，昏暗中幾隻大老鼠瞪着發亮的眼睛在監視我。再一看同事唐芬廉也在那躲著，我們同「併」相憐。

那榻榻米下惡劣的空氣幾乎把我薰昏，半爬着的身軀已經腰痠背痛，但我腦子裡卻想念着故鄉的母親，要是我被流氓打死，母親還不曉得我是怎麼死的，一定還在盼望着她的兒子，因為我答應她很快就會回家。

正焦急間，榻榻米被掀了起來，老板娘的大女兒探頭下來：

「伊弟，你可以出來了。」

我爬上榻榻米，恍如隔世。

回到二樓，猶如日機轟炸之後的慘狀，每一間宿舍都被打劫一空，我的衣服、皮箱、被毯以及同事們的衣物都被搶走，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放火燃燒；同事當中，個個都被揍得鼻青臉腫，躺在榻榻米上呻吟，人事室江先生右腿骨折斷、二科林青一身是血、陳先生最慘，被打得昏迷不醒，老板指揮服務生正在施救，我整個人癱坐在榻榻米上。

「幸好你躲起來了。」老板娘低聲地安慰我：「他們不會再來了。」

「謝謝老板娘！」我站起來向她鞠了個躬：「你救了我！」

1947年3月6-8日

外面亂了幾天，慢慢平靜下來。3月6日，表哥找了兩位台籍青年來接我，因為表哥認為警察學校那邊比較安全，我跟他們從延平北路走到廣州街，沿途行人稀少，馬路上不時還可以看到一灘一灘的血漬，順着兩旁往水溝裡流，也不曉得是甚麼人的鮮血，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原駐紮台灣的第70軍，據說已調回大陸去接收東北，所以台灣沒有軍力控制局面，以致暴動由北而南，迅速遍及全省。

從3月6日到8日，我們聽到很多可怕的謠言，都說是將要殺盡外地來的人，接着成立了「二二八臨時處理委員會」，由一些在地的士紳出面維持秩序，我們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躲在廣州街警校宿舍裡，挨餓受怕，惶惶不可終日。

3月8日夜晚，聽到街上遠處有槍聲響起，我們怕被流彈所傷，不敢睡在床上，大家都躺在榻榻米的地上，不知道外面又發生了甚麼狀況，一夜未曾閤眼，翌晨，才知道從上海派來的國軍已從基隆登岸，乘火車進入台北市維持治安，社會遂日趨安定。

從此滯留台灣

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二二八事變」，大難不死，只是行李衣物俱被搶劫一空，驚魂甫定，決心返鄉，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可是身無分文，連那隨身行李也沒有了，怎麼回去？況且當時爭先恐後要回大陸的人太多，登記船票，要排到兩個多月以後，我只好硬着頭皮，留下來繼續在原單位上班，先解决生活問題，想多賺一些錢後再返鄉。

家裡聽到台灣動亂，一再來信催促我趕快回去，但是我囊空如洗、兩手空空，沒有面子回家，所以一再拖延，後來看到台灣的治安已經恢復正常，每個十字路口都有憲兵站崗，民眾騎單車經過時，個個都下車哈腰而過，使我漸漸有了安全感，於是將返鄉的行程暫時擱置起來。

後來，我就留了下來。投筆從軍，廳長嚴家淦召見，批准「留薪停職一個月。」然後我進入政工幹部學校。一生，就如此走過來。

(作者係資深作家、劇作家)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大陸許多省市採取封城措施及旅遊禁令。不僅全球不少航空公司被迫取消航班，相關的觀光產業鏈所受到的衝擊將預期比SARS大，無疑是寒冬降臨。

疫情擴散快影響全球經濟

去(2019)年12月底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迅速蔓延，擴散程度超乎預期，一時難以遏阻。

湖北官方首先於1月23日宣布防疫全面進入戰時狀態，武漢市公車、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鄰近的黃岡、鄂州市、赤壁、仙桃、枝江及潛江等多個城市也隨後宣布封城。而包括四大一線城市的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在內的80多個城市都進入「封閉式」管理狀態。中共國務院並於1月26日宣布，延長春節假期至2月2日，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舉措。

此外，大陸及鄰近國家、地區也陸續發布相關的旅遊禁令，如台灣的交通部觀光局也於1月24日宣布暫停出團至大陸。大陸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截至2月20日，大陸31個省（區、市）及境外國家的累計報告確診病例已達74,000多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2,000例。

2003年SARS疫情嚴重，全球經濟蒸發400億美元。此次疫情更有過之，大陸許多省市採取封城措施，受影響的產業愈來愈多；不僅消費、投資及進出口等經濟活動均受到抑制，最終經濟衝擊也隨之擴大。目前各方評估，面對大陸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旅遊禁令，新冠肺炎對全球觀光產業的衝擊預期將比SARS大，無疑是寒冬降臨。

全球觀光產業受衝擊大

不可否認，大陸觀光客是全球旅遊業的最大客源。據統計，大陸出境旅客人次在2018年即達到1.63億人，境外旅遊消費總額達2,773億美元；去年出境旅遊人數則為1億4,792萬人次，人均花費為5,500人民幣。由於大陸觀光客的平均消費高於其他國家遊客，全球許多國際城市、奢侈品牌和零售業均相當依賴大陸旅客的市場。

根據世界旅遊觀光協會(WTTC)所彙整的數據指出，2017年亞洲地區的休閒旅遊業務，為該地區GDP貢獻8,840億美元，2018年估計為1兆美元。大多數大陸觀光客赴亞洲旅遊，最常前往香港、澳門、台灣、泰國、南韓與越南等地；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且持續擴散，亞洲地區的旅遊將受到嚴重影響；包括旅行社、飯店等，至少要承受數月的疫情效應。除亞洲外，不少大陸觀光客也喜歡前往歐洲、美國或澳洲旅遊。根據歐洲旅遊委員會（ETC）的統計，法國是大陸遊客赴歐旅遊的首選，2018年共有2,200 萬大陸觀光客到此一遊，其次是德國、義大利與英國。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大陸早已下令暫停出團，並建議民眾避免出國，結果各國航空公司紛紛減少或取消往返大陸的航班，也抑制旅客人數。其中，泰國旅遊業損失更高達500億泰銖(約新台幣517億元），因此旅遊業占總體經濟21%的泰國央行決定降息至歷史新低；而日本觀光業也相當依賴大陸觀光客，日本觀光旅宿等業者原本期待農曆春節出遊的大陸觀光客，但受到疫情延燒影響，部分高級飯店訂房相繼被取消，而製藥業者大量準備陸客必買產品，也被疫情澆了一頭冷水。

不光是赴日的大陸觀光客減少，日本旅行社也取消出團至大陸。尤其，日本確診病歷不斷增加，進而成為大陸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無疑成為2020東京奧運的一大隱憂，也重創原先奧運將帶來的龐大觀光商機。同樣的，少了大陸客源，巴黎精品業的業績掉了五成。

台觀光業紓困方案將上場

受大陸封城及多國旅遊禁令的影響，航空業首當其衝，長榮及旗下立榮航空宣布2月29日前共取消532個兩岸航班，華航及旗下華信航空2月22日前取消218兩岸航班，這兩大航空合計大砍750個兩岸航班。連剛啟航不久的星宇航空也宣布從2月8日至3月28日期間，澳門航班全數取消。據悉，華航除了主管減薪10％外，更啟動「特殊事假」措施，開放員工預先排定，不接受臨時申請(類似無薪假措施)。

觀光旅遊業更是哀鴻遍野，繼雄獅、可樂旅遊主動取消4月底前中港澳地區出團旅遊，東南、五福旅遊也相繼跟進。估計全台近4,000家旅行社約有99%遭波及，不僅中小型旅行社、遊覽車生意清淡，不少民眾減少餐敘、不逛街，路上顯得相當冷清；餐飲、百貨零售業生意緊縮，首當其衝的整個觀光旅遊業，可謂奄奄一息。

政府估計觀光產值減損約1,800億元(台幣，下同)；但若加計觀光產業，還有消費與住宿的相關乘數效果約2.5倍，大約5千億。據旅行業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統計，截自1月24日到3月31日以前，旅遊業界災損高達1,200億元。針對這波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行政院擬訂《應變及紓困特別條例》草案，預計匡列600億元特別預算，根據交通部、經濟部、農委會及其他部會的需求分配(如表所列)。其中，較引人注意的亮點是，在疫情結束後推出「振興抵用券」，協助夜市、商圈、餐廳提振消費；但強調此券與消費券不同，而能否發揮預期消費乘數效用，仍待後續觀察。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經濟恐慌，蔡政府這時不應該出手干涉市場自動調節機制，而應讓市場價格機能充分發揮，當大家都不買香蕉或抵制貴得離譜的水果切盤，超商的香蕉售價自然會從目前一根20元降價到8元以下的合理價格。

經濟學「定錨效應」提到人們在判斷事物上，常常會不知不覺間過度依賴已經事先存入大腦的資訊，比如看到高速公路塞車就會毫不猶豫地下高速公路，改走一般道路，因為經驗法則告訴我們「一般道路比較不會塞車」，但實際開一趟就會發現，一般道路塞車情況可能比高速公路還要嚴重，可見，這個「心錨」也是誤導人們做出不合理判斷的因素。

抵用券只會造成生產剩餘

針對此次新冠肺炎爆發，蔡政府打算推動為期一年600億元的紓困方案，初步規畫在指定地區發放「振興抵用券」給餐飲業、超商超市零售店、夜市、商圈、賣場等使用，相當於「指定使用項目的折扣券」。比較這次蔡政府發放補貼券的措施，與2009年馬政府為因應美國雷曼兄弟事件，導致全球金融海嘯所發放約830億元的消費券，兩者在性質上可以說完全不同。

消費券發放的對象是全體人民，等同於現金，不限定消費用途，主要用意在於刺激台灣整體消費、振興總體經濟，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每個國人的購買力增加了8,000元，商家也因此而雨露均霑。從經濟學理論來看，消費券的發放可促成「消費者剩餘」(紅利)與「生產者剩餘」(紅利)同時增加的雙贏局面。但發放「振興抵用券」只會創造生產者剩餘，卻無法創造消費者剩餘。所以2009年的全民消費券對社會全體人民來說，效益高於振興抵用券。

另外，從西方經濟史來看，經濟學之父凱因斯主張當經濟蕭條時，政府可以減稅或想辦法提高民間消費刺激社會需求，如此可因消費支出增加，透過乘數效果，產生較高的GDP。此次，蔡政府的振興抵用券則是直接挹助特定產業的商家，而不是發放給全民來消費，兩者性質完全不同。蔡政府這次沒有採取減稅方式，而是以發放振興抵用券，基本上不能轉讓流通。

抵用券無法創造消費剩餘

弔詭的是，蔡政府稱許多因為疫情而受創的產業，竟然包括連鎖超商、連鎖超市等。台灣超商密度全球第一，比郵局還多。其實，1月下旬疫情爆發以來，到超商超市購買日常用品的消費人數並未大幅減少。而且，政府在發放振興抵用券之前，應先解決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超商的民生用品價格貴得離譜，例如一根香蕉產地只要4元，在沒有颱風、肥料及工資都未漲價，全台超商賣的香蕉卻要20元，估計應該是下游超商每一小段時間就悄悄地把售價抬高有關。

現在許多30歲以下的年輕人和藍領工人，每月所領薪資多是基本工資上下，不僅兩根小香蕉就要35至40元，一小盒蘋果、蓮霧切盤售價也將近70元，連一顆小小的茶葉蛋竟然也要價10元，就算把蛋的電費與水費和烹煮成本算進來，也頂多不過5元。而且，各超商超市同業不採取降價方式競爭，而是很有默契地跟漲不跟跌，結果受害的是全民消費者，請問如果這不是聯合哄抬價格，把消費者當凱子，那什麼才是呢？蔡政府難道不能管管這些超商超市？

一般市場的訂價方式有平均成本定價法、平均成本加利潤定價法、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定價法，其中平均成本定價法因訂價最低對消費者最有利，但賣家利潤較低；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訂價法，每單位的銷售價格減去成本的正價差最大，對賣家最有利。觀察近年來台灣超商超市的訂價，顯然已從「平均成本加利潤定價法」，轉變成「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定價法」。

政府應查緝、抑制物價

如上所述，商品價格與工資具有「價格齒輪效果」，也就是價格有易漲難跌的心理「定錨」效應。此次由於新冠病毒疾病疫情影響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升高，許多勞工被迫放無薪假或被迫減少工時，造成收入減少而減少消費，相較於雇主，勞工更需要政府補貼，以保障其維持基本生計才是。

換句話說，蔡政府現在要做的，不是發「振興抵用券」給超商等店家打氣加油，而是嚴加查緝全台超商是否有聯合壟斷拉抬價格，或追查夜市、便當店、餐飲業者是否有聯合壟斷、惡意調高民生物資價格的托拉斯行為。這當然需要《公平交易法》及《消費者保護法》（棒子），與道德勸說（胡蘿蔔）齊用，讓超商自動將許多貴得離譜的商品調降到合理價位，如此一來，才能真正保障消費大眾的權益。

(作者係台灣網路大學校長)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大陸企業例如阿里巴巴、騰訊等龍頭已再度延後復工，而且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業也紛紛宣布延後開工，顯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嚴重波及經濟活動。

由於中國大陸是集中全球許多產品組裝、零組配件供應的世界工廠，如果因疫情擴散而一再延後復工，最直接的影響是，這些相關產業的廠商勢必會陷入「斷鏈」危機，也將使得中國大陸難以維持其既有的經濟光環。

回顧中國大陸1980年代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吸引包括台商在內的歐、美、日、韓等全球許多國際著名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廉價的生產成本及龐大市場潛力的誘因下，前仆後繼前往中國大陸設廠或布局，成為吸引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最重要的地區。

從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每年所公布的「世界投資報告」中可發現，中國大陸每年在全球FDI的流入數量或比重上，始終都獨占鰲頭；特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每年超過千億美元以上的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有一定的貢獻。

不過，上述FDI的狀況在最近幾年已有所變化。依據最近中國商務部所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資統計月報顯示，雖然2019年1月至10月外人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108億美元，但同比卻僅成長2.9%；更值得注意的是，外資新設企業家數同比減少了11,296家，下滑幅度高達32.6％。

而且，在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延燒、加徵高額關稅的影響下，超過50家以上跨國企業將其大陸的生產基地採取緊縮或撤出策略，同時開始移轉至鄰近的東協國家，或正在尋找較適合的第三國家重新設廠或布局。2月10日，美國又取消了對20多個開發中國家的WTO補貼優惠待遇，中國和印度也在其中。

綜上，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在面對各種不利因素之際，應注意以下兩點。

其一，中國大陸在加入WTO時承諾：不以轉讓技術作為市場准入門檻、加入政府採購協議、逐步減少國有企業市場份額、提供外資銀行享受國民待遇、開放外資企業參與通信市場、允許國外電影發行、大幅降低出口補貼、落實保護知識產權、遵守技術貿易壁壘協議等條件。雖然近幾年中國大陸持續增修法規，不斷開放市場，但在執行上並未完全落實，無形中提高了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可能導致他們最終退出大陸市場。

其二，大陸要求外資企業在內部建立黨部組織，這雖可協助外資企業瞭解政策、化解勞資糾紛，但無形中干擾到外資企業的經營活動。在大陸的德國工商總會曾發表聲明指出，如果中共持續企圖影響外資企業，德國企業不排除退出大陸市場，或重新考慮投資策略。

在中美貿易爭端與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中國大陸實體經濟遭到打擊已無法避免。大陸應在短期內加速透過結構改善、恢
復常軌，以免外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更加緊縮，甚至可能縮減
產能，使中國大陸已持續走緩的經濟受到進一步損害，也導致
陰霾籠罩的世界經濟遭到嚴重拖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月3日周一上午，是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威脅明朗化後的第一個交易日，中國股市重挫近9%，全球各地股市也跟著數日大幅下挫。然則，跨入2月下旬，各方從全球宏觀格局做了理性的檢視，悲觀情緒開始趨緩。

可望不比SARS疫情嚴重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正式把在中國大陸和世界多地因新型冠狀病毒(nCoV)所引發的疾病，命名為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比起同屬冠狀病毒的2003年的「重症急性呼吸症候群」(SARS)疫情、2009年的「流感病毒新型變體H1N1」(N1H1)疫情，算是最輕微的一次。

根據國際專家確認，新冠肺炎感染在2月底之前應該可以越過峰頂，也就是總感染人數超過35萬人的機率不高；此次病毒感染的傳播方式不同於SARS，而是與2009年墨西哥等地流行的H1N1引發的全球性流行病毒疫情傳播方式最為相近。SARS死亡率大概約為10%，而H1N1的死亡率不到0.5%，顯見這種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的死亡率，呈現遞減趨勢的曲線；以此推斷，這一波新冠肺炎感染者死亡率實際上可能只在0.2～0.3%之間。。

對世界經濟的衝擊被誇大

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被開放進入全球市場當時，主要是利用看似源源不絕的低工資勞動力生產廉價消費品外銷創匯；入世初時中國經濟以出口為國家經濟活動核心，本國內需的消費者市場仍處在起步階段。依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在2001年以後的不到20年間，中國的年經濟產出總值翻了將近10倍之多，從1.7兆美元增至近17兆美元。

據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資料顯示，中國在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成長了一倍多，從2003年5.3%增至2019年12.8%；中國的人均經濟產出，則從2003年僅約1,500美元，成長到2019年超過9,000美元，致使中國家庭有更多錢購買各種消費品，造就了16億美元的內需市場。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被引申，可能嚴重危害依賴中國製造的零部件企業，從美國中西部和墨西哥的汽車廠，到孟加拉和土耳其的服裝廠。

倘若客戶不能再從中國大陸購買所需物件，勢必導致中國企業廠商削減進口機械、零部件和原材料訂單。例如，減少從亞洲台灣和韓國進口電腦晶片，減少從美洲智利和加拿大進口銅，減少從歐洲德國和義大利進口工廠設備；這勢必會擾亂全球供應鏈，而這種衝擊影響究竟會持續多久，給國際競爭市場社會帶來「莫大不確定性」。

科技產業供應鏈有危機感

回顧2002年和2003年SARS爆發時，國際間也曾有過類似的擔憂。當時，病毒最早出現在廣東省，後來蔓延至大陸各地和世界各國，造成17個國家至少近800人死亡。SARS冠狀病毒出現時，中國的製造業工廠大都是為全球客戶生產供應T恤衫和運動鞋等低階次、低成本產品。

17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科技產業供應鏈的最多元關鍵的重要成分，致使這次疫情爆發，對先進各國財富經濟構成莫大威脅；特別是依賴中國製造業工廠供應的世界性產品，以及益發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消費者的跨國公司，更是備感「經濟大損失」的終極威脅。

以兒童經濟為基底的世界玩具業為例，基於美中貿易戰效應，實際上早已為中國供應可能深受威脅而做了準備。2019年12月，當川普政府威脅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玩具加徵15%關稅時，許多玩具公司都加快了下單速度，趕在關稅生效之前完成訂貨；有些公司為徹底避免加徵關稅，而轉移到泰國和越南生產。但是，2020開年之後，國際玩具製造商普遍都已進入急需重建庫存階段，倘若疫情危殆情況再持續四個月，全球玩具業勢將面臨莫大的問題。

過去十年來，在中國內需市場獲大利的蘋果、星巴克和宜家等跨國民生消費公司，目前都暫時關閉了在中國的門市店面；而大商場的空蕩蕩，讓耐克運動鞋、安德瑪服裝(Under Armour)、麥當勞漢堡的銷售受到威脅。為了阻止病毒擴散，中國政府延長了春節假期，也要求通用汽車和豐田汽車的工廠推遲「復工」日期；而包括美國航空、達美航空、美國聯合航空、漢莎航空和英國航空在內的國際航空公司，也都已取消往返中國的航班。

據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保守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將下滑至5.6%，低於2019年的6.1%；這或將導致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減少0.2%，年成長率跌至2.3%，成為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以來的最低成長率水準。

2021第一季即可升至7.3%

不過，另外一些跨國經濟學家則認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會造成中國赴海外遊客減少，以及中國內需下滑和供應鏈斷裂等情況，在很短暫時間內的確會拉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但就更宏觀、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其實它對經濟影響不至於太過深遠；中國實際GDP年成長率或有可能在2020年1至3月降至5.6%甚至於4.0%，但2020年下半年將迅速復甦到6.1%以上，2021年第一季則可恢復至7.3%。

主要理由是，只要新冠肺炎跨過最艱困的頂峰時期，工廠就可復工，供應鏈的短暫「斷鏈」將可隨之復甦活力，此前被壓抑的需求將浮出水面；就基本面的調研理解，新冠肺炎疫情並不會導致中國國內需求實質性消失，目前所見都只是「暫時性經濟遞後」的短時期緩後罷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經濟也有加速觸底的跡象。

美利率上漲才是更大風險

春節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沸沸揚揚，但並未造成全球股市長時間大跌，原因何在，值得探索。

跨國經濟學家認為，受美中貿易戰爭開打影響而從股市撤資的長期投資人，目前正處在不得不冒投資風險的狀況下，手中持有的「真實資金」(Real Money)，正以1月份《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議》，以及「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改善等作為再投入的契機，有可能在看到疫情趨和緩後，可以再放膽「全面買入股票」。

不過，國際投資人最新關注的焦點在於利率動向。倘若當前穩定在低檔的美國長期利率上漲，則估計目前顯然偏高的美國股票持股水準勢必無法繼續維持；2020年初猶處在1.9%左右的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得美國國債大量被買入，2020年2月初，殖利率一度為之降低至1.5%附近。之後長期利率上漲，美國國債被賣出，使得目前殖利率水準穩定保持在1.6%左右。

不過，目前國際資金投資市場(Call To Action, CTA)的盈虧分界點為1.7%，也就是說，美國10年期利率水準應該在1.7%左右，才符合投資人的決策邏輯；只要超過這個水準，即表示利率上漲，CTA很可能就會被迫清倉而拋售；屆時勢必更可能導致美國利率大幅上漲，而導致國際股價的下行。

所以說，今天國際證券市場沒有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太大反應，國際資金持有者依然看好，美國利息仍屬低點和資金充裕的金融情勢可以持續；然一旦美國聯準會(Fed)再次調高利率，則將對世界金融市場經濟造成莫大震撼，其衝擊影響力，將遠超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態勢的「短暫性激動影響」。

也因此，對於世界經濟前瞻性景氣動向的觀測，利率的動向應該更為重要。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