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3月13日，被譽為與諾貝爾文學獎最接近的台灣詩人楊牧過世。楊牧本名王靖獻，早年筆名葉珊，1940年生於花蓮，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東華大學講座教授。代表作有《時光命題》、《涉事》、《長短歌行》等詩集及多本散文集。其作品已被譯成多國語言，2000年獲國家文藝獎。

話說1987年，我為了探討台灣現代詩裡的現代主義，曾對11位前輩詩人發出問卷，請教他們與歐美現代主義的接觸與影響。楊牧的答卷說，「流派方面我幾乎未曾肯定追隨過，雖然我心目中的現代詩大師包括了葉慈、艾略特（後略）。這些詩人的觀念和技巧在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對我產生了啟發的作用」。當被問及吸納過程的可能改變時，楊牧只說，「我一方面盡力捕捉現代主義之意識與精神，一方面絕難忘懷古典之美。這也許是『某些改變』所在」，而未做進一步的申論。

楊牧的詩確與葉慈詩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下，賴芳伶的《新詩典範的追求》使我眼睛為之一亮。賴芳伶在書中討論《時光命題》時，把楊牧詩與葉慈詩（根據楊牧的《葉慈詩選》）並讀；於是，楊牧詩中對葉慈詩的母題、意象等指涉歷歷可見。就比較文學研究而言，「接觸」的層面已建立，廣義的「影響」已見端倪。

賴芳伶所引楊牧詩集《涉事》後記，謂「21世紀只會以即將逝去的舊世紀更壞─我以滿懷的全部的幻滅向你保證」。這一個重要引文也含有葉慈詩〈二度降臨〉的情緒與思考方向，只是後移了一個世紀。

楊牧的「英雄主義」也與葉慈有關

在賴芳伶的詮釋裡，楊牧在《涉事》所表現的「英雄主義」，比他年輕時的學術論著〈論一種英雄主義〉，似乎更為繁富。

就我的觀察，這「英雄主義」也與葉慈有密切的關係。葉慈的「英雄主義」源於古哈嵐(Cuchualain)傳說，他的《古哈嵐傳奇》最後一劇是〈古哈嵐之死〉，於1938年底完成。葉慈更於翌年1月13日寫就〈古哈嵐的慰藉〉。其時距葉慈之死已不遠，此詩可看作葉慈對古哈嵐母題的總結。

比對〈時光命題〉、〈航向拜占庭〉

把楊牧的〈時光命題〉和葉慈的名詩〈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ne)並讀，可看出楊牧的改變。

〈航向拜占庭〉

那不屬於老人的國度。年青人

臂彎裡互牽，鳥兒樹上歌唱，

─那一一朝向死亡的世代─

鰻魚瀑布，鯖魚羣海，

魚、肉，或禽，於整個長長的夏季，讚美著

所有被孕、被生、然後死去的東西；

全被情慾之音所抓住，忽略了

永恆的智性留下來的紀念文物。

老年人只是沒用的東西，

一件破衣掛在手杖上，除非

靈魂鼓掌而高歌，

為人生滄桑的外衣的每一破片而高聲歌唱。

這裡沒有歌唱學校教我歌唱，只有供研究的

龐大於自身的紀念文物。   

所以我航海而來至

拜占庭聖域。

啊！聖哲們，站在神的聖火裡，

一如教堂壁上黃金嵌畫繪出的圖像，

請自聖火下來，漏斗般旋轉下來，

作我靈魂的歌唱導師啊！

吃掉我的心吧！那心，病於慾望，

囚禁於死亡中的動物軀體；

它不懂得自己是什麼。啊！請把我連結於

永恆的藝術形相中！

我一度來自自然，我就永不

從自然界裡塑造我軀體的形相；

除非如此的一個形相，

如古希臘的金工，用鎚煉精純的黃金鑄成，

好讓打盹中的國王醒著；

或者安置在金枝上歌唱，

告訴拜占庭的貴族與夫人，

什麼已過去，正過去，或將要來。

（因行文之便，用本人的中譯）

楊牧在他的詩裡，用一個私我的愛情母題、一個難忘懷的東方的婉約，去「置換」葉慈詩中以鯖魚禽鳥等為象徵的生生死死的情慾世界：「每次對鏡，我都認得她們/許久以來歸宿在我兩鬢」。接著，楊牧更單獨把鯖魚挑出，並發揮鯖魚回歸產卵地的生物朝向，衍化為「在鯖魚游泳的海面/我在探索一條航線」。那航線是生命的回歸、藝術的回歸。

葉慈詩中的「拜占庭」代表著藝術的王國，是「永恆的藝術形相」，他來之初是為了可教他靈魂歌唱，為生命的每一破片鼓掌歌唱（那代表著葉慈對現世生命的謳歌），但最終卻獲得更高的藝術真諦。楊牧則用他慣有的婉約語調，說「珠玉將裝飾後腦如哲學與詩」，說「傾全力將歲月顯示在傲岸的額」。

對藝術的高峰，人生境界的極致，楊牧有別於葉慈的知性描述，說「在將盡未盡的地方中斷，靜/這裡是一切的峰頂」。「靜」可謂得東方哲思之神韻。這些「置換」可說是楊牧與葉慈的對話，也似乎洩漏了楊牧內心深處的中國文化情懷。

（作者係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教授）

蟳埔村是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的漁村和歷史文化名村，位於泉州灣晉江下游的左出海口岸邊，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在明清時屬晉江縣，民國時屬臨海鄉所轄。原名前埔村，某次媽祖誕辰時，晉江洋埭村村民聯合敬奉一幅緞面彩帳，無意間把「前埔」寫成「蟳埔」，村民並不以為意，反而認為此地盛產紅鱘、蚵蝦，用蟳埔命名更為妥切，因此沿用至今。

蟳埔村有千餘年歷史

蟳埔村早在唐宋時已開始開發，至今已有千餘年歷史。明代曾設鷓鴣巡檢司（相當於今日的派出所），並設置銃台，以抵禦由海入江的倭寇，保護郡城的安全。由於地處泉州灣晉江下游出海口，依山臨海，逐漸發展成一個以漁業為主，工農商為輔的漁村。全村九成以上的人口從事漁業，包括海洋捕撈、養殖、水產加工，海產買賣生意等，人口大約6六千多人。

蟳埔村於2003年改為社區，但仍保存傳統漁村的面貌，村內有社區辦公大樓、小學、幼稚園、衛生所等文教衛生單位、一座對台貿易碼頭，此外還有一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蟳埔順濟宮主祀媽祖是村民的信仰中心。

蟳埔村是漢族聚居地，但雜姓混居，居民有15個姓氏，以黃姓為大宗，約占了七成，也有少數民族。有趣的是，還有旅居台灣的台胞約一千多人，都是早年在海上捕撈，被國軍撤退時連船帶人帶往台灣。他們先是當兵，後作勞工，最後在台灣成家立業、子孫相傳，成了名符其實的台胞。

蟳埔村是泉州市三大漁港之一，另兩個是崇武和深滬。停泊在港澳內的機動漁船有四、五百艘，其中一百多艘為遠洋漁船。內海以流刺蚵株養殖為主，養殖面積達7千多畝，同時兼種紫菜、海帶等，可做成各種海產食品。其中以「蟳埔蚵」最富盛名，是泉州地區的特產，經濟價值最高，產值幾乎占全村工農業產值的一半。

順濟宮主祀媽祖配祀觀音

蟳埔村的歷史人文資源非常豐富，具有閩南風格的古建築、寺廟、民宅比比皆是，五彩繽紛，頗富特色，其中又以順濟宮最具代表性。

順濟宮始建於明萬曆年間，清順治18年(1661)加以擴建，1931年重修。該宮坐北向南，現存為兩進，中有拜亭，外有拜埕，還有旗杆夾石及百年古榕樹數棵。大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據傳施琅平台時曾蒞宮求籤靈應，平台後於清康熙24年敬奉一匾「靖海清光」，並於右下方落款：「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敬立」，所懸木匾為近年重立。

順濟宮主祀媽祖，祀有大媽、二媽、三媽，配祀觀音。由於村民都是虔誠的信徒，信仰也十分廣泛，除了順濟宮外，全村還有14座寺廟，包括土地公宮、王爺宮、城隍公、陰公等，其中王爺宮最多，共有8座，最大的一座是全村共同祭拜的「聖公聖媽」。

每年農曆正月29日，是順濟宮媽祖「巡香」的日子，也是蟳埔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節慶活動，至今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廟方都會舉辦踩街遊行，來表達對大海的虔敬，並祈求在媽祖的庇護下，來年出海捕魚能平安順利，滿載而歸。

當天一早，盛裝打扮的蟳埔婦女便會挑著黃竹筐，盛著自家準備的貢品，到順濟宮燒香許願，祈求風調雨順，合境平安。遊客也絡繹於途，專程趕來參與這場宗教界的盛會，把廟方的拜埕擠得水洩不通。繞境隊伍抬著媽祖的神轎出發後，更是萬人空巷，鞭炮聲不絕於耳，還有各式陣頭的表演，已成為蟳埔村最富地方特色的宗教民俗活動。

蚵殼厝民宅、鷓鴣姨

蟳埔村的另一個特色，是傳統的蚵殼厝民宅，看起來老舊，但至今保持得相當完整，大多數村民仍居住於內，主要座落在東海街上，共有30多棟，占了蟳埔村的一半。

蚵殼厝的優點是可以就地取材，隔音效果良好，與牆模厝一樣，冬暖夏涼，不怕蛀蟲。它的牆體堅固，據說可以抵擋火炮的攻擊，因此民間稱之為「千年磚，萬年蚵殼」。

蚵殼厝有大小之分，大的帶有天井，即二進，小的只有單獨一棟，但都建築得十分講究。蚵殼厝之間的小石巷曲曲折折，兩邊是海蚵殼搭建的殼牆壁，錯落有致，形成沿海漁村非常獨特的古民居風景線，外人進到裡面彷彿走入迷宮，可能要請村民指點，才走得出來，非常有趣。

巷弄裡最常見的便是蟳埔阿姨，又被泉州人稱為「鷓鴣姨」，因明朝曾在此建立鷓鴣銃台，之後又在附近設置巡檢司，負責海防及向船舶抽收稅款。清康熙年間，巡檢司遷移至今之蟳埔，因此泉州人便把來自「鷓鴣口銃台」及「鷓鴣巡檢司」所在的鄉村婦女，都統稱為「鷓鴣姨」。

蟳埔女與惠安女常被拿來做比較，她們都是很能吃苦耐勞的女性，在服飾上堪稱是泉州民俗的兩朵奇葩。惠安女用頭巾把頭包得剩下臉部，呈倒三角形，而蟳埔女則在頭部的裝飾上下功夫，梳成「田螺頭」。

蟳埔女愛戴花，從兒時梳辮子開始，她們就喜歡把色彩鮮豔的菊花、玉蘭花、山茶花插滿雙鬢。待到15歲左右，親人就要為她們「梳髻」，把秀髮盤在腦後，梳成圓髻，佩上金銀首飾，中間橫插一根象牙筷子，圓髻四周戴上幾串鮮花綴成的花環。逢年過節便是女孩們爭芳鬥豔的時刻，一個個髮髻就像姹紫嫣紅的小花圃，看起來特別美艷。

「蚵仔煎」吸引老饕

可是蟳埔女長大嫁人，成為蟳埔阿姨後，因要從事生產工作，又被稱為「粗腳氏」。即使在封建社會，她們也是不纏足的，當男人出海捕魚時，家務、農活、以及養殖海蠣、扛網挑魚這些粗重的活兒，自然落在她們的身上。

每天天剛亮，蟳埔阿姨就得出門做生意，她們踩著腳踏車，或騎著摩托車，載著滿簍的魚產，騎往各個菜市場，或沿途叫賣，形成了市街或馬路上常見的「潯埔阿姨魚檔」，已成了蟳埔村的日常風景。

由於蟳埔位於泉州灣入海口，山海交匯，水中微生物豐富，出產的海蠣特別肥美。蟳埔村民把山上的條石、雜石搬到海灘上，二條、三條架成一株，讓它們浸泡在海水中，過了一段時間，條石上便會附生出海蠣來，當地人稱為「種海蠣」。著名的閩南風味小吃「蚵仔煎」就是以蟳埔蚵作原料，所煎出來的美食。

遊客只要走進蟳埔村，便可看到蟳埔阿姨們圍坐在自家的門口，老、中、青三代都有。她們頭戴鮮花，腰系圍巾，坐在板凳上一邊聊天，一邊熟練地用小鐵錐撬開海蚵殼。她們把剛剝下來的新鮮海蚵，拌上鴨蛋、韭菜和薯粉，用花生油一煎，一道香噴噴的蚵仔煎便出爐了，許多老饕聞香而至，因此村內的海產店或路邊攤總是香味撲鼻，座無虛席，相當熱鬧。

我就是眾多的老饕之一，除了來吃蚵仔煎，還來看蚵殼厝。走在曲曲折折的巷子裡，兩旁都是海蚵殼搭建的殼牆壁，看起來有點粗糙，細看之下才發現十分精緻；而最大的驚喜，便是隨時會與頭戴鮮花的蟳埔阿姨們擦身而過。她們即使已然老邁，佝僂著腰身，但步履仍然穩健，在村子裡穿街走巷，來去自如；或駐足與親友寒暄，閒話家常，感覺特別親切，或許她們才是蟳埔村最美麗的風景吧。

(作者係作家)

300年前，八里因位在淡水河口的重要位置，成為先民開發台北的首要之地，不但躍升北台第一市鎮，也是艋舺(今台北市萬華區)繁榮的幕後功臣。

淡水河口的八里(今新北市八里區)舊稱八里坌，和舊稱滬尾的淡水相對。因位在河的南岸，故有「八里左岸」之稱。曾經以港口繁榮一時，成為清代北台灣第一個市鎮，但後來沉寂許久，近年才因社會和公安事件登上重要版面。本文將以台灣方志為骨幹，輔以日據、清代時期的文獻，深入解讀八里的前世與今生。

八里在清代的開發

清代八里的開發，屬於台北平原拓墾史的一環。清康熙36年（1697），來自大陸福建的旅行家郁永河從台南走陸路來到北部。農曆4月27日這天，他記述「自南崁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為濕。至八里坌社，有江水為阻，即淡水(河)也。」在八里坌，他搭乘了凱達格蘭族人稱之為「莽葛」（即後來所稱「艋舺」）的獨木舟渡了淡水河。由這段記載也可知，當時這條從桃園南崁沿著今天的林口台地的路線經過八里海岸。

八里的開拓，可從乾隆2年（1737）2月，林天成（即林秀俊，一號成祖，1699-1771）墾號裡三人共同訂立的合約中記載，因康熙59年和其他人合同「置北路淡水大加臘 （今台北市萬華區新店溪沿岸一帶平原）、八芝連林（今士林區）、滬尾（今淡水）、八里坌、興直（今新莊、泰山、五股一帶）等處五庄草地，其大加臘四庄已經節次開墾」來看，八里地區已於此時開墾；加上八里坌所在的淡水港港南，因水深，所以「商船依八里坌出入停泊」，其後人口漸多，地方上大小聚落逐漸形成。

如挖仔尾庄的漁村聚落，雍正2年(1724)就已成街，為船舶聚泊之處，且有渡船來往淡水對岸的油車口(今滬尾砲台山腳下)。另外，先民利用此地淡水河口八里坌岸上的淤泥，搭棚架養蚵；且利用由此到下罟子庄的岬角間遠遠相連的白砂，進行牽罟的方式捕魚。「米倉」的地名，則是代表清代曾設穀米倉庫於此。據清代舊志記載，康熙60年（1721），「淡水社船由舊制四隻增設為六隻，特准運糶淡水米粟以濟漳泉」、「乾隆八年定社船為十隻。」皆透露出該米倉曾接濟對岸福建的漳、泉同胞。

躍升北台第一市鎮

1721年(康熙60年)清廷平定朱一貴之亂時，來台參與戎幕的藍鼎元主張在北台灣地區增置兵防，設官治理。他建議「再二十年，淡水八里坌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過抑，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於是，清廷開始重視北台灣的防務，除了在雍正10年(1732)將康熙57年(1718)所設、轄五百名營兵的淡水營守備（上尉），向上升一級為都司（少校）。直到乾隆24年(1759)移駐艋舺為止，八里坌都是當時北部台灣最重要的軍事重鎮。

另外，為了加強控制北部地區，雍正元年（1723）調整行政區劃，原諸羅縣境內劃出彰化縣與淡水廳(管轄大甲溪以北)，更在雍正9年（1731）設置了隸屬台灣府淡水同知(淡水廳行政長官)的八里坌巡檢來管理台灣北部的治安，當時管轄的地區包括整個大台北以及基隆一帶。可見，近300年前，八里坌是北部台灣的行政中心、首要之地。

巡檢署落成後，八里坌庄民有錢的獻地捐銀、沒錢的出公工，構築了一座土牆城堡，將巡檢的辦公廳舍圍起來，作為巡檢的駐地。該衙署在乾隆15年(1750)因風災傾壞，而移駐新莊。至於八里坌城堡，據同治10年(1871)陳培桂修《淡水廳志》記載：「城堡在觀音山西，周圍約里許，乾隆初年紳民捐建，舊駐巡檢。今改堡亦圮，僅存形跡。」此即當地人所稱的舊城，指的是八里國小對面的地區。

艋舺繁榮的幕後功臣

台北盆地逐漸開發後，淡水河成為北台灣主要的水路交通孔道。當局繼乾隆49年，增開彰化縣的鹿港為正口，與對岸泉州的蚶江對渡後的第4年(1788)，又增開八里坌為正口，與福州的五虎門對渡。在淡水同知監督下，由留駐的水師汛司負責進出商船的查驗工作，無照船隻私渡船戶，根據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有照商船則驗明放行。乾隆年間(1735-1795)，台北盆地已大致開發完成，漢人移民聚集日多，兩岸貿易日盛，輸出以米穀、鹿脯為主，而自福建輸入棉花、布帛、雜貨、農具、鍋、碗、瓢、盆等民生日用品。但八里坌因腹地有限，造成後來在台北盆地活動漢人的市鎮中心逐漸向南發展至新庄，再移動到東岸大加臘的艋舺。

八里坌開為正口後，艋舺商業更加繁榮，為八里坌最主要的內港，乃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當時進出淡水河的商船均必須先在八里坌接受查驗後，始能出海，或溯淡水河而上至艋舺裝卸貨物。清道光年間，八里坌因淤淺，「(淡水河)口內近山有沙一線，商船不便，皆依北岸之滬尾出入停泊。」加上台灣對西方的開港通商，光芒逐漸被對岸的滬尾所奪。

曾是抗日的重鎮

八里因形勢險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為該處增添許多遺跡和傳說。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所建的觀音山砲台，火力可充分瞰制淡水河口。它雖未在1895年乙未抗日戰爭中發生作用，但對當時想挾持停靠在滬尾的總統唐景崧座船的亂兵，起了威嚇和遏制之用；隔年元旦，欲反攻台北城的抗日義士，利用觀音山的「出火號」，重新舉起抗日的旗幟；繼起的抗日志士廖添丁，也利用觀音山的複雜地形，數度和日警周旋。後在荖阡坑(又稱老梅坑)的山腹一處猴洞內就義，後人乃建祠紀念。

對八里未來的展望

前述旅行家郁永河走過，後來成為八里鄉民魚場的綿長沙灘，在日據時期開發成八里海水浴場，但因台北港的興建，風情不再。而八里也因此再度擔任和對岸(平潭島)對渡的角色。期待當局能利用境內的挖仔尾漁村所保留傳統閩南聚落及生態保留區等，讓遊客重新認識「八里左岸」的前世今生，那就像一則古老悠遠的拓墾故事和抗日傳說，混合了些許的想像，會令人流連徘徊其中，驚艷不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16年，中國國民黨二次交出政權，國會席次不過半，政黨資源大幅減少，顯示其政黨競爭力已經急速衰退。2018年，國民黨雖然贏得地方首長選舉，成果輝煌，但2020年大選却再次失利，而且這次選戰曝露出其團隊組織管理及運作的嚴重缺失，政黨競爭力流失。有關組織管理方面的缺失，大企業領導人和組織管理學者專家相當清楚，筆者不在此多言，謹就選民的中華情部分提出觀察所見。

台灣處在大陸東側，中華民族早在明清朝代就大批前來台灣開疆闢土、建立家園，而官府也在台灣行使治權，其間雖曾被歐洲國家短期占領部分地區，但整個主權始終屬於中國，台灣人交往者也是大陸沿海地區鄉親。

對台灣影響最大的是，1895年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如果只考慮6歲入學到12歲畢業的國民教育年齡層，概算一下，1895年12歲的少年人到1945年已62歲；而光復時已滿12歲不必再入國民小學(筆者沒有查到，當時國民政府對此有特別的處理方式)，那麼這些當年12歲以上到62歲的台灣老居民，根本從來沒有受過任何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反而，接受了6年的日本國民教育，或再加上6年的日本中等教育，或又再加上4年到7年的日本大學教育，甚至擔任日軍軍官，他們在國族認同上當然不會有中華情。

再說，從1945年台灣光復到2016年是71年，當年6歲的小孩子這時已77歲了。他們在過去71年間透過個人、家庭及參與社會活動，對台灣政治社會顯然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力。

1995年李登輝就開始「去中國化」，接下來陳水扁當政的8年中華情日益淪喪，2008年中國國民黨重返執政，馬英九雖握有執政權，卻未在8年任期內匡正「去中國化」的教育，甚至姑息養奸、隨波逐流。也難怪2014年會發生太陽花事件，對年輕人影響甚大。

2000年出生者今年剛滿20歲，由於成長過程完全缺乏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作為首投族的他們，幾乎都毫不猶豫地投給蔡英文，還認為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

建議長輩們不要怪年輕人，從台灣1895年割讓給日本到現在已經125年了，這125年間的大幅演變，絕非年輕人可以用現代世界的一切去想像。

台灣光復初期，台北每個區之間都是稻田，走路及騎腳踏車是主要交通工具，戰亂造成社會蕭條，當時人們三餐不繼，現在的年輕人怎麼能想像？尤其，第三代的年輕人是享受台灣經濟起飛的寵兒，若非從學校和家庭中學到從前社會的困苦與奮鬥，豈能自省自覺？

建議年青朋友們多去認識老祖宗的智慧，中華五千年文化傳承中，嚴肅的有儒道墨法、四書五經。古典通俗文學小說有封神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西廂記、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白蛇傳等，不僅文字情懷俱佳，而且相當有趣。《孫子兵法》及《易經》為西方各國極力推崇。中醫、武術、氣功、民族音樂及舞蹈、服裝、藝術也廣為世界所推崇。佛經的文筆修養也很好，並以發揚儒家思想、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為宗旨。

有果必有因，漠視中華情的結果已清楚顯現了。

(作者係競爭力及政黨組織發展觀察員)

據媒體報導，最高法院於3月6日為一件2012年底發生的惡性重大殺人案進行言詞辯論，請台大醫院吳建昌醫師說明被告有無「教化可能性」，以作為是否判處死刑的依據。吳醫師回應指出：「教化可能性」並無明確的定義，一個犯人是否有教化的可能，應該是由法官自己來判斷，「我不能越俎代庖」。

旨哉斯言！長久以來法院把「教化可能性」當成殺人重犯的免死金牌，這樣的執法迷思如今被台大醫師的一句話點破。從而也可讓社會一起來省思：法院輕縱殺人重罪，既讓無辜受害者死不瞑目，遺屬亦難甘服；究竟該如何還給被害人的人權公道，始符合善良百姓的法律感情？

就法論法，其實「教化可能性」根本不是法律所規定的免死量刑理由；何況這也只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而今執法者竟憑此就放惡徒一馬，豈是刑事法制之本旨？

況且，若用「無期徒刑」來取代「死刑」，不但需耗費人民納稅錢養他一輩子，更占用牢獄空間。難怪目前各監獄人滿為患，管理上徒增困難，以致弊端叢生；甚至還要擴建監獄，豈非台灣之恥？

觀乎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標準的審酌事項，都是在犯罪當時或之前所存在的因素，例如：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行為人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損害等等；至於「犯罪後之態度」，也是屬於行為完成、迄法院裁判時的情形。

而今所謂「教化可能性」，則是指判決確定之後、犯人服刑的狀況，刑法上根本未列此為法院量刑審酌事項。況且，刑法第57條開宗明義就宣示「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因此，犯人未來服刑的教化結果如何，並非法院是否判處死刑所應考量。何況衡諸經驗法則，法官於裁判時，顯然無從審酌及此。

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款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罪行的懲罰。」足見針對「最嚴重罪行」，法院還是可以判死刑的；至於什麼樣的犯行才符合「最嚴重罪行」的要件，自應本於公平正義的法制本旨來認定。從而，筆者建議司法院應公開宣示「對於最嚴重罪行，該判死刑就判死刑」的刑事政策。這是通案，無涉審判獨立的問題。

目前台灣監獄人滿為患，據官方統計，近年「人口監禁率」大約每10萬人就有270人在監，對比鄰國日本的50人、南韓的100人，實在高出甚多。而「以無期徒刑取代死刑」或是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所謂「教化可能性」作為免死判決的理由，於法、於理、於情都站不住腳。依筆者之見，「司法改革」就應該從這裡改起。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故其政治體制框架大致相同。但因受歷史傳統、社會發展、地理狀況、經濟構成、文化特點、人口數量和法律體系等因素的影響，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呈現明顯差異。

兩者行政體制的差異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行政長官的參選資格方面。香港將「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作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參選條件，而澳門將「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作為行政長官的任職條件，而不是參選條件，澳門基本法只要求行政長官在任期內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從總體上看，澳門行政長官的當選資格比香港寬鬆。

（二）在行政長官的職權方面。澳門行政長官比香港行政長官的職權廣泛，其中有四項職權是香港行政長官沒有的，即制定行政法規並頒布執行；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依法提名和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依法頒布授予獎章和榮譽稱號。

（三）在政府的組成和運作方面。兩個特區行政機關的具體設置（司、局、署、處）多有不同，除澳門設有檢察院，香港設有律政司等之外，澳門還有政府主要官員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院長申報財產並記錄在案的規定，而香港則沒有這樣的明確要求。

（四）在代理行政長官者的資格方面。澳門行政長官出缺時，代理行政長官者需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還必須遵守澳門基本法第49條規定，需具備擔任行政長官的條件。而香港則只規定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誰出任臨時代理者。

兩者立法體制的差異

兩者立法體制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立法會主席、副主席方面：(1)香港立法會僅設主席一人，而澳門立法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代理。(2)香港立法會主席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擔任，澳門立法會主席、副主席則由在澳門通常居住滿15年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3)澳門立法會主席在就職時，除宣誓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外，還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項規定是香港基本法所沒有的（參見蕭蔚雲等《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澳門科技大學，2002年，第103-104頁）。

（二）在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方面：(1)香港立法會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而澳門立法會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沒有「在外國無居留權」和「中國公民」兩個條件限制，只規定立法會主席、副主席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2)在香港，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香港立法會議員，但其所占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20%，澳門則沒有類似的規定（參見郭天武等：《回歸後香港與澳門政治體制比較研究》，載《行政》1998年第3期，第882頁）。

（三）在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方面：(1)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沒有委任議員，而澳門立法會的大部分議員由選舉產生，少數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2)香港基本法有關於「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到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之規定，而澳門基本法則沒有這一規定。

（四）在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方面：香港立法會對政府提出的法案和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法案、議案，採取不同的表決程序；普通法案、議案的表決只需過半數同意即可，涉及香港特區重大問題的法案、議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澳門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則簡單得多，除澳門基本法特別規定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事項外，立法會的法案、議案由全體議員過半數通過（參見前引蕭蔚雲等著作，第101-106頁）。

兩者司法體制的差異

由於香港和澳門的法制傳統不同，香港從英國繼承的是普通法傳統，而澳門從葡萄牙繼承的則是大陸法傳統，這造成香港和澳門兩地的司法體制在制度設置上也存在很大不同，主要表現在：

（一）機構設置不同。(1)法院的組成體系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體系，一方面是按地區設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設置。在地區層面，設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區域法院，在全港範圍內設立一個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上設立終審法院。香港根據專屬管轄原則還設有獨立於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訴訟案件的專門法庭，例如土地法庭、勞資審裁處等。而澳門法院原則上是按審級設置，設有低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在低級法院內可根據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澳門按法院功能設有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和稅務訴訟，同時保存了原刑事起訴法庭的制度（曾忠恕：《淺析澳門特區司法制度與其他地區司法制度的比較》，載《社會科學家》，1999年第6期，第44-45頁）。

(2)檢察機構的設置不同。在實行普通法制度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設置獨立的檢察院，檢察職能由律政司下轄的刑事檢察科和民事檢察科負責。律政司屬於行政機關，其工作人員屬於政府公務員，而澳門實行的是大陸法制度，法院與檢察院分立設置，兩者是並列的司法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保留了這一制度，設立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檢察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院的組織、職權和運用由法律規定。

（二）法官制度不同。(1)法院院長資格的不同。出任香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而對於出任澳門終審法院院長者則無此限制。(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在澳門則無類似作法。(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成立前在香港任職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門基本法無相似規定（參見前引曾忠恕文，第45頁）。

（三）法律制度不同。在香港特區，法律的概念是廣義上的法律規範體系的總稱，它由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構成。而澳門實行歐洲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只有由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由行政長官制定的行政法規不能稱為法律。

（四）司法原則不同。香港法院的有些活動原則是澳門法院所沒有的，譬如，香港法院在審判的過程中，除實行司法獨立原則和司法公正原則外，還實行遵循先例原則和陪審制原則，澳門作為大陸法系地區，不實行遵循先例原則和陪審制原則。

因情況不同政治體制有別

以上比較表明，中央在設計香港和澳門特區政治體制時，充分考慮了兩地的不同情況，故做出制度設計上的差異。筆者在此分析兩個特區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差異，並非要將目前香港和澳門實踐「一國兩制」出現不同效果，歸因於兩者政治體制的差異。眾所周知，造成兩地實踐效果不同的原因是複雜多元的，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故不在此展開分析。

此外，通過以上對香港和澳門兩地政治體制的比較分析，不難預知，未來兩岸統一後，對於台灣政治體制的安排，一定會在尊重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政治現實、制度性質、經濟發展等基礎上，進行改造和設計。

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在成因、性質、解決難易、制度特徵、外部力量介入程度等方面均不相同，未來兩岸統一時，大陸方面會充分考量這些因素，而不會「一刀切」地將港澳模式直接套用於台灣。正如大陸領導人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的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兩岸開放後，我在北京姨媽宋寶真家裡，讀到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姨媽說：「你外公宋紹唐於1903年（光緒29年）與汪精衛一同以官費留學生身份，由上海同船赴日本留學。1905年，兩人又同時在東京參加孫中山所創設的同盟會，結為志同道合的革命好兄弟。民國成立後，他前程似錦，沒想到他竟變成了大漢奸，我們也只有為他感到遺憾與嘆息。」

聽了姨媽的一席談，始知宋汪兩家有一段密切的革命情，不禁令我對汪氏的兩極表現感到嗟嘆外，並對他的人格特質感到興趣。

汪精衛於1910年4月謀刺大清攝政王載灃，事敗被逮後寫下口占五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像這樣的愛國青年，怎麼會在抗戰伊始之際，即率而豎起白旗，甘作亡國奴呢？的確令人費解。2012年6月9日，聯合報副刊曾同時刊出薛仁明與宇文正兩位學者所寫有關汪精衛的「艷電」等文章，再次凸顯出汪氏先作民族志士，後作民族罪人的兩極表現，也再度引起我研究他的興趣。

汪精衛自幼聰明愛國

汪氏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1883年5月4日生於廣東三水，為書香子弟，天資聰慧，家教嚴峻，14歲即能詠詩作詞，出口成章，其國學造詣深厚，古典詩詞一流，被譽為中國美男才子。

1903年，汪氏20歲留學日本，學習東瀛政治。1905年，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行列。1910年4月，捨命謀刺攝政王，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聲譽鵲起，名震天下。嗣經大清政府判處死刑，幸有肅親王善耆出面斡旋，念其年輕氣盛，人才出眾，而改判終身監禁，免於一死。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獲釋。

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汪氏贊襄孫中山，運籌帷幄。袁世凱上台，汪氏與孫中山同進退，後轉赴法國留學，吸取歐美新知。孫中山舉起「護法」大旗，汪氏參與戌機。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1924年，孫中山抱病北上謀求全國統一，汪氏為機要秘書，隨侍在側。孫中山病重期間，汪氏為其遺囑起草人。孫中山逝世後，汪氏為繼承人，集黨政大權於一身。1927年，北伐底定長江流域，汪氏主張國共合作，共謀建設新中國與抵抗外侮，而蔣介石則主張清黨。迨抗戰軍興，蔣氏主戰、汪氏主和，雙方主張又陷水火難容之境，在縱橫捭闔、政壇爭鬥中，終敵不過蔣氏而敗陣出走河內，遂發表「艷電」，公開主張停止流血對抗，與日本謀和，致淪為大漢奸。

汪精衛為何堅持謀和

和與戰是國家民族在危亡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誰是誰非、孰優孰劣，難作定論。就蔣汪二人而言，他們都是處心積慮為救亡圖存而努力，日後的情勢變化誰也無法預測。但在民族意識高昂，同仇敵愾沸騰之際，凡對敵主和者通常會被視為投降或是漢奸。如今，國共內戰與中日戰爭已成為歷史，應可找出汪氏明知主張謀和形同降敵的氛圍下，為何不惜換來漢奸罵名，堅持與日謀和，其所持立論如何？其內心苦衷如何？

鄉前輩靳鶴聲（1898-1998）早年留學日本，1927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靳氏受命主持南京黨務並兼組織部長。寧漢分裂前後，經中央授意，針對日本戰與和的問題，曾數度與汪氏謀面協商，對蔣氏與汪氏二人戰和的立論之爭，知之甚稔。1949年靳氏來台後，遽補為國大代表，我們同是山東菏澤鄉親，相交甚密，我曾在其台北內湖寓所，傾聽有關蔣、汪二氏當時主張戰與和的立論點滴，茲歸納略述如後。

汪力主與日謀和的理由

汪氏力主與日謀和的理由如下：⑴民國肇造未久，軍閥割據甫平，中國正值百廢待舉之秋，無力對抗強敵。⑵日本維新之後，工業先進，已是一個現代化的軍事強國，中國槍砲土製，不堪一擊，雙方相差懸殊，如何能打一個現代化的戰爭？⑶對日抗戰是置中國全民於殺戮戰場之上，一經戰起，燒殺姦奪之慘像，當在意料之中，為政領導者為何仍帶著全民要往煉獄火坑裡跳？⑷謀和旨在阻止日本侵華的軍事全面勝利，避免軍民傷亡。⑸謀和後原中央與地方政府架構仍照常運作，一切仍然照舊。⑹與強敵謀和，當然要受到強敵某種程度的委屈和左右，但在「戰則亡國傷民」、「和則偏安待復」的情勢下，應留下日後「徐圖恢復」的機會。⑺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今日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為民，盡力效命。

汪氏曾以激動地口吻再三提及「人生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身軀生命，一個是名節生命，過去，為了建國，謀刺攝政王，我的肉身該死而未死。現在，為了救國，對日本避戰謀和，思想單純的群眾會罵我是漢奸，這正是我第二生命-名節的死期到了，為了拯救全民於水火，該犧牲的時候就去犧牲吧。於心無愧天地，漢奸罵名何懼！歷史自有公斷。」

汪指責蔣只靠口號抗戰

汪精衛說，蔣氏高呼「抗戰到底，絕不妥協」，但抗戰不能只靠口號，如沒有積極的辦法可行，怎可以「螳臂當車」之勇來領導全民抗戰？蔣在節節敗退之下，也只有喊出「以空間換取時間」口號，來拖延亡國的時間，因殺戮的戰場在中國大地，時間拖延越久，則軍民傷亡越多，這種置全民生死於不顧的策略，是在愛國救民或是禍國殃民？

汪也認為，蔣氏清黨在排拆與中共合作的機會，現在是日本人打中國人，來日也許是國共兩黨對打，中國人打中國人了，所以主戰者會害了中國人，也會遺患中國人的子孫。黨政軍高層多傾向謀和，就連孔祥熙和張群等也不例外，但蔣氏卻力主抗戰到底，一意孤行，所以大家只有明哲保身，三緘其口。

胡適、余英時都同情汪

胡適是汪氏的至交，在抗戰伊始也力主與日本以和平談判解決，其所持理由是：「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見《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203頁、2004年台北聯經社）。胡適認為汪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為了「建民國」，他要做犧牲軀體的烈士，為了「救民國」，他要做犧牲名節的烈士。

哈佛大學史學教授余英時曾為2012年新版汪著《雙照樓詩詞藁》寫了長達25頁的序文，其中表示對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下建立政權有極大興趣，並希望找到一個合理合情的解釋。

汪氏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的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會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汪氏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從征服者的宰割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衛一人獨有，它是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

余英時特在其序文中列出汪氏1943年重陽（陽曆10月7日）的《朝中錯》：

城樓百尺倚空倉，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滄桑。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這首詩應是汪的最後絕筆（次年即亡故）。參照他1910年被逮後的口占五絕與1939年的舟夜七律，從這首詩中可察覺到，汪氏力主謀和旨在救神州於沉淪，拯全民於水火。余堅決不相信汪氏的憂與愁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的虛偽做作。

汪氏主張和平救國

蔣氏視革命同志胡漢民與李濟琛為寇仇的那一幕，也令汪氏心寒。加之蔣氏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後的唯我獨尊及凌人氣勢，對汪氏的出走，應負起很大責任。

汪氏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氏個人與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1939年1月4四日，汪氏覆孔祥熙（時任行政院長）信中說：「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仁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於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1959年，第1冊20頁）。」

汪系主和關鍵人物周佛海曾在1937年10月6日日記中，記下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國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見《周佛海日記》上冊79頁）。這也和汪氏預言對日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同出一轍。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這首舟夜七律詩，是汪在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所寫，非但沒有半點興奮得意的情緒，反而在詩句中出現「神州重見百年沉」沉淪之音，這表示他擔憂的不是國府主席的高位，而是能否拯救國人於水火。所以才在他建立南京新政權，就任國府主席的前夕，浮現憂苦不樂之情。

「和平奮鬥救中國」是汪氏跟隨孫中山的一貫主張，南京汪政權成立後首先建立的陸軍即名為「和平救國軍」。他主張和平救國，並非從抗日才開始，尤其遇到船堅砲利的日本強敵，明知雞蛋與鐵球相撞，會「粉身碎骨」，為何要做螳臂當車之勇，陷全民於刀下？這就是他主和反戰的基本理念。

汪劫後殘灰，戰餘棄骨

1944年11月10日，汪氏脊背殘留子彈引起骨腫瘤惡化，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旋即移屍中國，葬於南京梅花山麓。抗戰勝利國府由重慶還都南京，1946年1月竟指派工兵以炸藥爆破汪氏墓，開棺焚屍滅跡（見聯副薛教授文）。從此，汪氏成了自己詩句中所說的「劫後殘灰，戰餘棄骨」。

歷史人物的忠與奸，都是好教材，為何要毀屍滅跡呢？蔣汪二氏都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雖為政敵，但人既已死，又何須以鞭屍粉骨相待？日本侵華血海深仇，猶能對之「以德報怨」，又為何獨不放過汪氏死骨？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即將汪氏之妻陳璧君逮捕入獄，進行審判，她在審判庭上慷慨激昂再三強調，無論對日主和或主戰都是在救亡圖存，都是在救國，何來漢奸之有？嗣經孫宋慶齡與何香凝多方積極為汪妻奔走，勸她表示後悔之意，以免牢獄之災，但她堅拒漢奸罪名，也謝絕了宋、何兩位的一番美意，最後死在獄中。

汪的歷史公斷還會改嗎？

1944年11月10日汪氏病故於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後，慘烈的國共內爭又點燃了戰火，這正如汪氏所預言，真的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了。當時所能看到勝利後的神州大地，是哀鴻遍野，滿目瘡痍，民生凋弊，人民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由於國共兩黨在海峽兩岸的長期執政，在中國的正統歷史裡，汪氏當然是個頭號大漢奸，辱罵之、唾棄之尤嫌不足，誰敢說不宜？但汪氏與日本謀和，在南京成立新政府之日起，嗟嘆之、惋惜之、讚揚之，此起彼落，也未曾或斷。

為2012年新版《雙照樓詩詞藁》擔任審訂並作序的詩詞教研專家葉嘉瑩，對汪氏的觀感，曾口占絕句一首：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現在，我也借用曾於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後被蔣氏殺頭的陳儀先生最後一首絕筆詩，來表達我個人對汪氏的看法。

平生事業悲劇多，歷史循環究如何；痴心愛國渾忘我，愛到痴心即是魔。

汪氏說：「於心無愧天地，漢奸罵名何懼？歷史自有公斷。」如今，汪氏亡故已逾甲子，其屍骨雖滅，但心魂未散，現正待歷史為之公斷焉。

(作者係執業律師)

甘肅彩陶文化的歷史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已經明晰，範圍涵蓋甘肅的東部、中部、河西走廊及青海的東部、寧夏南部，西至新疆東部。出土的彩陶器具不僅具有實用的功能，其上的彩繪紋飾反映著大量先民社會活動生產的資訊，以及對自然美的理解和感悟。中華的史前文化引人遐想，更值後人珍惜。

甘肅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彩陶的地區之一，具有獨特的彩陶文化。彩陶是將礦物質顏料塗在泥坯上，經過焙燒形成的紋彩陶器，其上的紋彩不會脫落，遠古的文化藝術由此得以保存下來。我國黃河、遼河、長江等流域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中，都發現有精美的彩陶器具。甘肅彩陶文化（以甘肅為主，旁及周邊的陝西、青海、寧夏和四川）是在融合當地及周邊不同民族文化，以及吸取中原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

甘肅彩陶文化歷史悠久

從8,000年前的大地灣文化開始，經歷了仰紹文化、馬家窯文化（這階段為新石器的農業文化）至齊家、四壩、辛店、沙井文化（這段時期為農畜牧業相容的文化），時間跨度達5,500年，在世界諸多彩陶文化中延續時間最久，具有獨特完整的風格體系，特別是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代表著中國彩陶藝術的巔峰。

甘肅的彩陶文化綿延數千年，但一直沉寂地下，直到1920年代才被發現。1923-1924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在甘肅青海考察發現了甘肅彩陶大部分有代表性的遺址，揭示了甘肅悠久的史前史和特色鮮明的彩陶文化。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發現了四壩文化，1961年馬家窯文化被正式確認。1978年甘肅考古人員在秦安大地灣發現中國北方最早的彩陶遺址，找到了仰紹文化彩陶的源頭。至此，黃河中上游彩陶文化的歷史序列基本確定。

紋飾分成自然及幾何兩種

甘肅彩陶紋飾大約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紋樣，包括植物、動物、人物、景物；一類是幾何紋樣，如條帶、線條、三角形，方形、菱形、多邊形、圓形。二者有區別，但也不能絕對分開。一般而言，自然紋樣逐步過渡到幾何紋樣，後者更多體現了人們的觀念意識和抽象思維。多種方式的圖案組合變化加上色彩，賦予彩陶無限的表現力和想像力。

大地灣文化（距今約8000-7000年前）的居民聚居在渭河邊岸，從事農業生產。他們製造的彩陶紋飾簡單、色彩偏暗，產生了中國北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史前文化。

仰紹文化（距今約7000-5000年前）的彩陶多使用黑彩，線條簡潔明快、圖案規整有序。晚期的仰韶彩陶圖案繁多，間有紅彩，還有鯢魚、蛙、犬等圖案，尤其漩渦紋的出現，對稍後的馬家窯文化產生巨大影響。

馬家窯文化至沙井文化

早期的馬家窯文化（稱為馬家窯期，距今約5000-4700年前）彩陶以黑色為基調，參有白彩，形成濃墨重彩的風格，盛行漩渦紋、水波紋、同心圓紋、網格紋和平行線紋以及蛙、鳥等紋樣。中期的馬家窯文化（稱為半山期，距今約4700-4300年前）是巔峰階段，精品彩陶器大多勻稱圓潤，常以黑色鋸齒帶和紅色條帶鑲嵌構成各種連續的漩渦紋，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晚期的馬家窯文化（稱為馬廠期，距今約4300-4000年前），彩陶成為權力和財富的象徵。黑紅兩彩被單一黑彩取代，紋飾粗獷且抽象化。器型種類增多，盛行紅色陶衣，出現了單耳筒狀杯等特色彩陶。主要紋樣是，四大圓圈紋、變體神人紋、網格紋、回形紋和折帶紋。後二者對青銅時代的裝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距今4,000年前後，我國其他地區的彩陶已基本消亡，甘肅歷史進入青銅時代，但境內的彩陶依然豐富，出現了齊家（距今約4,200-3,700年前，和中原的龍山時代晚期、夏代同時）、四壩（距今約3,900-3,400年前，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辛店（距今約3,400-2,800年前，商代至西周晚期）、沙井（距今約3,000-2,500年前，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等地域文化。此時甘肅地區氣候逐步乾燥，居民生產以半農半牧或畜牧為主，帶耳陶器大量增加，紋飾由水紋、水族動物紋變化為以草原戈壁的陸生動物紋為主。

沙井文化是我國最晚的彩陶文化，此後彩陶文化就消失了。

彩陶紋樣變化多端

原始先民將所見的自然物象提煉為藝術形象，簡潔生動。這些形象有些是單純的裝飾，有些蘊含著信仰。彩陶中的植物紋樣主要為花瓣、葉片和果實。馬廠時期植物紋最多，形成最美麗的裝飾紋樣。進入青銅時期以後，植物紋就逐漸消失。

鳥紋最早出現在仰紹文化早期，形象生動寫實。仰紹文化中期出現圖案化趨勢，到了仰紹文化晚期則只凸出鳥的眼睛，脫去其他外形，並趨於水流漩渦形態。馬家窯期的鳥紋表現為鳥旋轉纏繞的式樣，鳥頭部變成圓點，身體變成漩渦線條。仰紹文化早期盛行魚紋和蛙紋。魚紋存在時間不長，但蛙紋及其變體形象一直延續到馬家窯文化晚期。魚紋和蛙紋彩陶當和人類早期的生殖崇拜有關。青銅時期，甘肅從宜農變成半乾旱、半沙漠地帶，生產方式變為畜牧和狩獵，彩陶出現了犬、羊、鹿和蜥蜴等反映畜牧特色的紋飾。

彩陶紋飾中體現原始信仰的是鯢魚紋與神人紋的結合，反映了原始信仰中靈魂互通的樸素思維。上古時期，樂舞與原始信仰關係密切，宗教功能之外也是社會交流的重要手段。陶製樂器和彩陶上的舞蹈紋是原始樂舞的見證。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蔣經國雖貴為蔣介石的長子，但因他有蘇聯背景，美國對他充滿疑慮，並多所打壓。美方安排蔣經國訪美，表面上給足面子，由艾森豪總統在白宮親自接見，但國務卿杜勒斯當面給蔣經國難堪，1954年6月更施壓讓他辭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1950年代上半段，是蔣經國一生受到最多政治打壓的時候。由於蔣經國作風強硬，讓許多國府人士不以為然，包括張群、陳誠等人都擔憂蔣經國的作風，會讓美國拒絕援助台灣。

蔣經國不僅受到國民黨派系與國府將領的掣肘，美軍顧問團更懷疑蔣經國在蘇聯學習的背景，即使蔣經國開誠布公，允許美軍顧問到部隊實際去看政工人員的工作，但仍無法取信美方。美國邀請蔣經國到美國參訪，卻被國務卿當面教訓一頓。1954年6月，蔣經國辭卸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職務，這大概是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搜捕囤積居奇的經濟罪犯，遭到各方反彈後的又一次挫敗。

美藉援助干涉國府運作

國府遷台前後，美國為其自身利益，積極介入國府內部問題，甚至主動向國府列出軍事防衛與行政管理名單，要求孫立人負責軍事，政治委由吳國楨負責，國府若不照辦，美國將不提供援助。國府拿人手軟，只好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孫立人先擔任台灣防衛司令，後任陸軍總司令，不過，國府對兩位文武官員處處設防。

蔣經國來台後，第一個重要工作是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也因此職位與追隨他父親的許多將領發生了矛盾。當時為了防範來台軍隊軍心不穩，蔣經國所指揮的政工人員在部隊中引起不少糾紛。從中情局1950年代的極機密檔案可以看到，許多軍隊對政工人員不滿。

當時以海軍與政工人員的矛盾較大。海軍內部派系複雜，抗戰後，國府甚至撤銷海軍總司令部，改設海軍處，不久後又恢復海軍總部，但由陳誠、桂永清等陸軍將領接管海軍，可見蔣介石不信任海軍。內戰後期，海軍艦隊在長江叛變，僅有部分船艦逃出，更讓蔣介石懷疑海軍的忠誠。

根據中情局解密的檔案，1951年時部隊士氣低落，海軍很害怕蔣經國的政工人員舉報，海軍補給艦在日本及台灣之間運油，船上總有政工人員，而且除艦長外，還有另一位可供替補的艦長。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表示反對，卻於1952年4月被蔣介石撤換。

海軍向美告狀對抗蔣經國

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有一份美軍顧問團海軍顧問貝耶立(Beyerly)給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的報告，他說他曾於1951年11月2日告訴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政戰局（總政治部）造成華府對台灣有很不好的印象。桂永清請他把這些事情當面告訴蔣介石，因為沒有人敢對蔣說實話。

11月8日上午，貝耶立見到蔣介石，親口告訴蔣，華府有許多不利國府的報告，最受爭議的是政戰軍官侵犯了軍事指揮官的責任與權威。貝耶立也向蔡斯建議，此時是調整政戰局的時機。

另一份國務院解密檔案可以看到，1951年5月蔡斯抵華任美軍顧問團團長後，於6月15日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他對國軍部隊的觀察報告。同月27日，蔣介石在總統府邀集中美雙方要員，針對蔡斯的報告進行會商。7月6日，美國大使館代辦藍欽以機密電報回報國務院稱，中國政府需要防範軍隊及民間發生叛亂與陰謀破壞，但了解情況的美國人與部分中國軍官認為，政工制度在軍隊與民間的運用有嚴重缺陷，對軍隊效率是弊多於利。

1951年國府將領與美方裡應外合，向蔣介石與蔣經國施壓，希望廢止政工制度。此外，根據1951年7月美國國務院的極機密檔案，美方向國府表達美援物資必須由美方有效地監督與管制，這引起國府內部有不同的看法，陳誠、吳國楨、張群等人主張配合美方，以爭取美援物資，但從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可知，蔣經國當時力排眾議，反對受到美國控制，外交部長葉公超告訴美方，美國這樣做，幾乎是逼國府投降。

蔣經國之後為了大局退讓一步，允許美軍顧問團派人到總政治部實際了解狀況。1951年12月5日中情局極機密檔案顯示，蔡斯接受蔣經國的提議，指派一位顧問實地觀察政工人員在部隊上的實際作法。

有人藉美勢力反對蔣經國

中情局一份1951年10月27日標題為「蔣中正與蔡斯對蔣經國地位有所爭執」的機密檔案顯示，蔡斯認為政治部是秘勤組織，是非民主的。在中美雙方有歧見之際，孫立人支持美方蔡斯的立場，督促蔡斯去找蔣介石，好好談談這些問題。這份檔案提到，蔣經國認為是他在蘇聯14年的經歷，造成美方對他不信任，如果他有美國的背景，美方一定會肯定他推動軍中政治教育的作法，而不會罵他是模仿共產黨。

1952年4月，吳國楨辭去省主席前往美國，此事造成中美關係的波瀾。吳在美國不斷批評國府，尤其是蔣經國，1954年甚至在美國雜誌撰文大罵蔣經國搞警察國家。幾個月後，藉著蔣介石第二任總統上任內閣改組時，蔣經國辭去總政治部主任職位，緩解了美方的壓力。

杜勒斯當面指責蔣經國

在蔣經國離開國防部的前一年，1953年10月，美方邀請蔣經國出訪。根據國務院的檔案，1953年10月1日蔣經國會見國務卿杜勒斯時，雖然態度謙和，極力降低姿態，但杜勒斯仍表示，不認同蔣經國為維持台灣安全情勢穩定所做的努力，擔任蔣經國翻譯的沈錡不敢將杜勒斯的不滿翻譯出來，現場沉默了一下子。杜勒斯見狀，又再一次指責蔣經國，並舉美國的經驗告訴蔣經國，處理安全事務不需要這麼嚴厲，翻譯如實把杜勒斯第二次的講話翻譯出來。根據國務院的檔案記載，蔣經國聽了杜勒斯的批評，只回答了幾句聽不太清楚的話。顯示蔣經國並未料到會被杜勒斯如此批評，當場氣氛很尷尬，只能隨便敷衍了幾句話，使得國務院在場的記錄人員，根本聽不清楚蔣到底說了什麼。

蔣經國訪美，雖然見到艾森豪總統，但拜會國務院時卻遇到難堪的事，看來美方沒有減緩施加在蔣經國身上的政治壓力，加上國民黨內鬥還在醞釀，1954年2月吳國楨在美國刊登廣告，再次批評國府與蔣經國，反蔣經國的政治浪潮一波波襲來。蔣經國後來感嘆地告訴衣復恩，他成了眾矢之的，可見當時他內心承受的壓力。

蔣經國辭去政治部主任

為了維繫對美關係，同時穩定國府內部，在飽受美方壓力與國府內部權力鬥爭之下，蔣經國辭去總政治部主任職位，但同一時間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也被奪去兵權，調任總統府參軍長。這項人事安排，很可能是蔣介石為了平衡各方的力量使然。1955年，孫立人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後被指控涉及部屬發動兵變，辭去參軍長。國府忌憚美國壓力，僅軟禁孫立人直到蔣經國去世，才由另一個親美的李登輝釋放。

吳國楨在美國四處告洋狀，影響中美關係甚大，也造成對蔣經國的巨大壓力。1954年3月4日，蔣經國寫信給陳大慶說，「弟一生與人無所爭，而今日所欲爭者，乃爭國家之獨立而已。」不久。蔣經國很無奈地被迫離開國防部。根據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手札，1954年6月26日，蔣經國以機密電報告知在美國的宋美齡，張彝鼎接任政治部主任，兒定7月1日移交。7月9日，蔣經國致函張國疆，「四年餘來服務軍隊，由於自己年輕學淺，未能達成任務，於心有愧。今奉命調職，自應深加反省，並將一本有過必改之決心，以圖報效黨國於未來之時日。」

蔣經國交卸總政治部主任後心情仍未平復，7月11日，蔣經國致俞國華函云「弟對吳某之毀謗，始終並不介意，但此種惡意宣傳，對於國家之利益，與父親領導之威信，確有很大之損失。且皆因弟個人之關係而引起如此事件，此乃於心最感不安者，自知有罪也。今已奉命調職，對於一切自應深加反省，以圖報效黨國於來日。俞部長擬派弟為國防部次長之厚意，無任感激，請代致懇切之謝意。」

同日，蔣經國又寫信給衣復恩說，「雖然感覺到無官一身輕，但是大敵當前，豈可偷安。最近半年來，我已成眾矢之的，但是能夠殺傷我的身體的人，絕不能殺傷我的靈魂。」蔣經國也寫信給江國棟，「我對於此事乃經過再三之考慮而決定的，並已完成辭職之手續。」蔣經國又在16日寫信給鄭彥棻，「在台灣忙了四年多，難免有錯處，錯處確實很多。」

從這些私人信函可以看出，蔣經國雖對朋友說是奉命調職，但實情可能是吳國楨在美國不斷指控台灣當局搞特務，國府內部反對勢力藉機攻擊蔣經國，加上美方持續不斷施壓，才決定請辭，對於俞大維安排國防部次長的心意，也表達懇辭，不過，幾年之後，蔣經國還是回到國防部擔任副部長與部長。

擺脫美國蔣經國掌控大局

1954年6月，蔣經國離開國防部總政治部，緩和美方的政治壓力，蔣經國下台，孫立人也同時下台，轉任閒缺。這個局面是以退為進，兩三個月後，國府就發表蔣經國接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地位與權力反而提高。一年後，台灣發生孫立人案，算是蔣經國對美方還以顏色，拔除美國在國府內部所扶植的勢力。

在1950年代結束前，保密局改制為情報局，多年來與蔣經國始終不和的情報局局長毛人鳳病逝，至此，蔣經國的政治路途上，僅剩下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可以匹敵。陳誠病逝後，蔣經國接替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才完全擺脫美方勢力的干擾，這時的蔣經國反而與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Ray S. Cline)交好，鞏固了他是唯一可以代表蔣介石與美交涉的地位，美方也不得不默認蔣經國為接班人與代言人的地位，昔日胯下之辱終得一雪。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蕭道應1916年生於屏東佳冬素有抗日傳統的客家望族，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學部，是台灣法醫學的開創者，青年時期與妻子黃素貞前往大陸，參加全民抗戰，抗戰勝利後回到台灣，參加中共「解放台灣」的地下黨革命鬥爭。蕭一生充滿傳奇，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為台灣尋找出路。

蕭道應說他自己是「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主要是指他為中共「解放台灣」而做出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最後以「悲劇」收場。蕭被捕後，命運之神未讓他走向馬場町「從容就義」，反而以「自新人員」被安排進入公職機構從事法醫檢視鑑定工作，退休後，調查局仍聘請蕭擔任第六處法醫顧問，直到2002年87歲病逝。

革命伴侶、民族主義鬥士   

蕭道應、黃素貞這對革命伴侶，是民族主義鬥士，又是「職業革命家」，他們不是貪生怕死的庸碌之輩，「生」與「死」早已被他倆置於度外。蕭「自新」後進入調查局法醫部門服務，其實是「就地監管」，這是國民黨對待「政治敵對者」的傳統作法，重慶時代蔣介石對待離開延安的張國燾也是如此。

我考入調查局在「展抱山莊」受訓時，訓練所安排我們學員們去調查局第六處（科學鑑定/法醫）參訪學習，在場曾聆聽一位副處長級，有醫師氣質的人物講解法醫檢視案例，他的名字叫蕭道應。因此，在年齡上蕭是我的前輩，在公職意義上，他算是我的長官，後來我對他了解越深，對他敬重就越多。

去年蕭先生哲嗣開平兄親手送我一本新書《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黃素貞、藍博洲著，台北：人間出版社，2019），讓我有機會對這位前輩/老長官的思想理念、人格風尚、人生際遇有更深的認識、尊敬與感受。限於篇幅，本文只談蕭道應早年的抗日與革命生涯，且圍繞著他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思想意識與政治實踐，作為對這位前輩的基本回憶。

流著民族主義基因的血液

蕭道應出身屏東佳冬素有抗日傳統的「步月樓」客家望族，他血管裡流著的是有民族主義基因的血液。身為一個出生在台灣的中國人，據蕭開平說「父親一直思考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如何堅守一個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

蕭道應讀台北高等學校時，他堅守作為一個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是：見到日本學生粗暴地欺負台籍同學時，他心存反感，並找機會討回受傷的民族自尊心。開平兄還說，他父親自幼喜穿唐裝，在校並正告過日本及台灣同學，「除非以中國人、戰勝國的人民身分」，否則他不會「以被殖民的次等國民（身分）去日本讀書」，果然蕭道應未曾去日本留學，反而以第一名成績考取台北帝大醫學部，可見蕭道應的民族意識強烈到令人尊敬的地步。

蕭道應的民族意識高過族群意識。蕭道應晚年回憶，他與閩南籍同學許強在台北高校讀書生活時說：「在高校，我們最初遇到的問題便是閩客之間的問題。通過討論以後，我們發現我們彼此都認為應該『反封建』。首先，我們認識到，人本來是動物，而動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這是動物所有的最低本能表現。所以，我們兩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也就是說，互相都要摒棄『狹窄的民族意識』（族群意識）。」

除了「反封建」，蕭道應還和許強談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蕭說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不能用「改良主義」反抗日本的殖民主義，最消極的態度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備，要認識出「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這個「事實」。為此身分認同，蕭後來用積極的態度前往祖國大陸，以行動參加了全民抗戰。

蕭開平還說，他父親讀高校時，就由台南親戚介紹一位顏姓望族閨女並論及婚嫁，只因一日共同出遊，在火車由台北經圓山站路過半山腰上的日本神社（今圓山大飯店處）時，這位顏小姐隨著日本人起立恭敬地朝神社行了個大禮，蕭道應因此改變主意，回頭解除婚約。另外，也讓我與開平兄同感納悶的是，他父親去日本開會及旅遊時，每次旅程中上廁所，巴士都停在日本神社邊，蕭道應都拒絕下車。開平說：「父親怎麼可能一整天不小便？」我的詮釋是：不是不想小解，而是拒絕在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神社上廁所。

赴大陸參加全民抗日聖戰

1929年蕭道應進入高雄州立中學校就讀時，就認識同具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浩東（和鳴）。1937年，日本開始在台灣推行「皇民化」，宣布禁用漢文，此時正在台北帝大醫學部讀書的蕭道應，遇到由福州回到台灣的黃素貞。蕭與鍾浩東一起跟著後來成為蕭夫人的黃素貞，學習北京話（國語）、學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此時，中華民族對日抗戰已經爆發，蕭、鍾二人一面學國語，一面籌組準備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的「醫療服務團」。1940年1月，蕭道應與同具民族意識的黃素貞結婚，4月蕭自台北帝大畢業，7月蕭氏夫婦離開台灣，前往大陸參加全民抗日民族聖戰。

蕭、黃二人抵達上海時，蔣碧玉（蔣渭水女兒）及李南鋒來接船，接著轉往香港，要與鐘浩東在九龍會合。據蕭夫人回憶，他們四人去香港時，在船上把日本護照丟棄入海，以示對日抗戰的決心，這可再次看出蕭道應們的民族意識。

蕭道應四個人與鐘浩東在九龍會合後，旋即前往廣東東江流域的惠陽，參加丘念台組織的「東區服務隊」。由惠州到韶關的河上行船途中，蕭道應看到中國人民的韌性：「拉夫整日在岸上耗費勞力，用繩索拉著船身往上游緩慢爬行，只吃一個白米飯團、喝幾口河水就能整日幹活」；「多位老百姓來到醫護所，整條腿都已爛到見骨了，經我換藥治療一、二次，他們竟能迅速康復，不久又能生龍活虎的走動了！」如今回想，就是這種中華民族的堅忍韌性，取得了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

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原台灣民眾黨劉雪漁與張旺等東江縱隊所屬的「台灣解放同志會」，在廣州羅浮山成立「華南台灣人民解放聯盟」，不久後東江縱隊與蕭道應接觸，蕭由民族主義開始轉向社會主義。

回台入黨配合解放台灣

蕭於1946年6月由汕頭回到台灣，經老師杜聰明推薦任教於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系，7月蔡孝乾在中共華東局授意下，在台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而曾永賢早於兩個月前已由日本返回台灣。1947年底蕭道應由張志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張志忠領導下擔任統戰與社會調查工作，此時「解放台灣」對蕭道應而言，是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的政治社會實踐。

從1947到1949年，蕭道應扮演的角色是「職業革命家」，他曾在鶯歌地區沿路書寫紀念二二八標語，曾在台大醫學院擔任支部書記，曾在台共「省工委」指示下努力做好群眾工作，也曾在三峽烏塗窟由張志忠、陳福星（老洪）主持的幹部學習班，與曾永賢等二三十個「職業革命家」，集體學習台灣山地形勢與游擊戰術，以便擴展游擊根據地。

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轉變期中，國民黨的「反共」也更加凌厲，「省工委」被政府破獲後，台共的重要幹部一個個被抓捕後槍斃。1950年台共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指示》，餘下的台共，以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為首組織臨時領導機構（重建「省工委」），此時蕭道應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及誘召「自首」的情勢下，仍然堅持獨立作戰，跳出舊據點，開闢新基地。

國民黨政府為了摧毀「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由幾個情治單位成立「特種聯合小組」，利用「打進去、拉出來」等各種偽裝方式想要徹底解決「剩餘台共」。1952年4月25日凌晨3點半，蕭道應在三義魚藤坪自己構築的新山洞內，與「特種聯合小組」行動人員肉搏40分鐘後就地被捕，晚間9點曾永賢也在山洞內被捕，午夜陳福星也被捕。

自比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

「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以失敗收場，蕭道應形容自己是「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但此「悲劇」不應由蕭一人承擔。有人指蕭被捕後「自新」是「共產黨叛徒」的行為，他自嘲《自新報告》不是自己寫的，也沒有簽字；蕭被捕後在大龍峒留質室，對他與張志忠的事情全部保留，毫無暴露；張志忠（革命時期蕭的上級/直接領導）在牢中還跟石聰金（蕭的前廣州珠江南岸「花地」革命同志）說：「蕭道應有不得已的苦衷，相信他，他是唯一和敵人抵抗，劇烈格鬥並受傷流血才被捕的人，相信他，聽他的，並且將牢裡鬥爭的情形告訴他。」

開平兄說，晚年他「父親的心情是複雜與沉重的，他無法承受自己身為『共產黨叛徒』這一事實」，「自新」之後，「拒領調查局法醫室薪水，消極抵制」。既然《自新報告》不是蕭道應自己寫的，也沒有簽字，張志忠被判死刑後還說「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相信他（蕭），聽他（蕭）的」。由蕭的「自嘲」和張對蕭的「相信」，說明蕭並不是「共產黨叛徒」。

一個出身屏東佳冬望族的高級知識分子，蕭以作為「台灣的中國人」自豪，能放棄個人私利，為了民族的解放及台灣的未來，毅然參加對日抗戰，回台後以政治實踐配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後雖扮演了「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但我們必須公平、客觀、理性地對待「身為台灣的中國人，將最後一塊破碎山河補回去」的蕭道應。

此外，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蕭道應，他的理念與作為，在今日台灣當局親美媚日的荒謬現實時空中，會起著令人反思國族認同與台灣歷史命運抉擇與走向的作用。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