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李錫奇美術館一事，在野呼籲、在朝呼應已逾30年，洛夫文學館則至少逾5年，但至今都尚未成事，我不禁納悶自問，也問過許多作家朋友：為什麼我們不能自立自強，自己建立起金門作家的文學館？

每隔一陣子，地方主政者就會對建立文學博物館表示樂觀其成、願大力襄助云云。不久前《金門日報》又有鄭愁予文學館的相關新聞報導，這回乍看也煞有其事，因為此事是由議員提案、官員應允執行，縣長公開宣布推動並囑咐文化局長，而文化局長立刻再往下交付文化園區管理所，請所長研擬是否立專館或在園區闢一專區。

看到這裡，我不禁在心裡自問，也問許多作家朋友：為什麼我們這麼單純，永遠信任執政當局呢？我們難道就不能自立自強，自己建立起作家的文學館嗎？我這念頭一發動即不可遏止，於是便有了如下的構想。

私營博物館可有不少特色

我的構想是，金門作家個人藏書萬冊者不乏其人。金門海外僑鄉作家且先不計，僅金門台灣兩地作家，粗估50人，每人藏書若平均以2,000冊計，共有10萬冊。手稿、書札、筆墨文具、相片、獎座、獎牌、獎盃、獎狀、書影、活動影音影像等資料應不計其數。如再跟海外僑鄉招募書冊，則藏書不虞匱乏矣！文學館則有三種形式。

一、作家各人在自家建置書房或專區專櫃，編館號：金門文學館1館、2館、3館…，依此類推。即每名作家私人館藏是金門文學館之一部分(分館)，李錫隆分館1、王先正分館2、楊樹清分館3…，依此類推，50座分館總合起來就是金門文學館總館。平常或特定日子可互相、排序輪流舉辦讀書會、新書發表會、研討會、座談會，或其他聯誼活動。這就是讓原本屬於私人的生活體驗公共化，也讓個人觀點互相聯結，呈現出更為全面、寬廣的社會功能暨圖景。

二、每位作家捐出藏書若干，由某村鎮提供一棟房舍。如瓊林怡穀堂這樣現成的公共空間，建置一所金門文學館。

三、金門作家有地有餘屋者不少，由某一作家自建自營館舍，或由作家故居權充，50、100坪大小皆宜，建置一所民營的金門文學館。且作家故居兼具發揮歷史保存和作家紀念的性質。

上述三者的營構，都具備了公營文學館所沒有的優勢及特色，即這種文學館所建構的公眾性，既不會扼殺私密性，又不會妨礙個人化。作家親自建構、參與此文學館，豐富、鮮明、主導、多樣化了文學及生活層次，提升作家角色在社會的發聲權，也為個人及文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

要往下普及也要往上提升

去年，金門縣長楊鎮浯提名新文化局長時，說了一段話，我記憶猶新，謹抄錄報章記者轉述如下：「文化是一種常民的生活態度，是一種島嶼美學，更是這片土地可以傳承的價值觀，期待他(筆者按：指新獲任命的文化局許局長正芳)能讓文化業務更客觀地跳脫出藝術的框架，結合觀光、教育，更普及在民眾心中。」縣長宣揚文化要更全面性，要融入社會普羅大眾，大致上沒錯，但話說回來，文化要陽春，也要有白雪。文化要往下普及、大眾化，也要往上提升、精英化。二者並行，不可偏廢。

事實上，作家文學館正好可以肩負上述二者的功能。文學就是生活，金門文學展現的就是金門的生活體驗，再整理、深化、凝聚成集體族群的歷史記憶。無論是私人或共同生活體驗的書寫，文學都可以產生文化的凝聚、延展和深化。發揮歷史整理和反思的作用，建構當下的身分認同。

金門作為一個海濱鄒魯、無金不成銅、無金不成銀的朱子教化之地，既沒有一部地方文學史，也沒有一所具備型制、符合規格、編列相當預算、有常設展的地方文學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學館可展現一個地方的心靈美學及文明成就、文化尊嚴，可向先祖表示不敢或忘的虔敬、源遠流長的傳承及追懷，向當代和後代子孫表示我們開創新局的職責和決心。

假如能由作家自己建立起一座文學館，這座文學館不需求大，只需求有心，我們或許做不到官府文學館的大型館藏展覽、文學講座、會議及交流，駐館作家計畫、翻譯及海外推廣計畫、國際文學交流計畫、跨媒體創作及交流計畫、文學獎及創作補助計畫，文學史的編寫等等，但諸如創作班、讀書會、文學營及教育活動、地域生活文化導覽、文學旅遊等小而巧的文學活動，則仍可保有作家自己的私有優勢。

結語

「文要有學，學要有館」這是當年以小說家董啟章為發起人、支持在西九文化區創設香港文學館的聯署書、刊登在《明報》的廣告標題。

我願借花獻佛，敬獻給金門作家們，「文要有學，學要有館」，但求人不如求己，我們要比香港作家更有志氣，發出更大的宏願，讓民間引領官方，讓最後的勝利屬於文學。

(作者係作家、中華金門筆會會長)

2020年過年和清明連假，筆者搭乘南迴鐵路上全台僅存的普快車，此時正逢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之際，讓我體會到人類是否應該停下步調，思考一下台灣的環境，讓該列車有喘息的片刻。

南迴線上普快車可以開窗

因聽聞南迴電氣化全線完工後，南迴線可以開窗的列車就會停駛，我在過年連假期間，睽違了16年後，再次搭上這班火車。因新冠疫情影響，月台上並沒有預期中趕來搭該班列車的人潮。當柴電機車牽引三輛藍皮列車早早到達起點站枋寮後，我在空蕩蕩的列車上選了靠海側的座位。

大夥趁開車前先解決了手上的中餐。正午12點多，火車一路奔馳到枋野交會站（號誌站）。列車上乘客透過開啟的車窗，和站長互道「新年快樂」，一路上對疫情恐懼的心情到此煙消雲散。過大武站後，鐵路以凌空之姿觀海，一幕幕列車出隧道的海景，引來乘客一陣陣的讚歎。

再從枋寮搭普快車去台東

4月的清明連假，我再次搭這班普快車去台東。適逢疫情全球大流行，配合台鐵的防疫政策，一大早從嘉義南下數小時的火車旅行，只能悶著看風景。好在中途選在屏東佳冬這個客家小莊逗留，體驗蕭家古宅等古樸的建築，讓人喘了一口氣。

中午11點來到枋寮站月台，原定會早來的普快車，因對向火車誤點而姍姍來遲。不過，此次遊客並不多，一上車，大家可自由選取想要坐的位置，任你選擇比梅花座更大的距離，並盡可能把所有窗戶打開透氣；並且不開電扇，享受窗外的自然風。

列車開出後不久，通過昔日鳳山、恆春縣交界的率芒溪，也就是今日的士文溪，一路上是讓人垂涎欲滴的愛文芒果樹，點綴著魚塭、椰子樹，展現南國的風情。不久便到達加祿站。它在當時選線時稱嘉祿，清代則是稱嘉鹿塘，是通往恆春縣城重要的軍事據點。

該站有偌大的站場，為了應付單軌通車的區間，普快車在此停靠許久，隨後往台東的自強號也加入等待的行列。此時，手機突然收到細胞簡訊，針對附近恆春、墾丁洶湧的人潮，對民眾發出勿往警告。我慶幸此南迴線沒有經過恆春，否則這台車一定會大爆滿。

列車出加祿站後，窗外出現海天一色的風景，而屏鵝公路也近在咫尺，因疫情開車出遊的人變多了。左側的山還遠在天邊，列車卻進了一段不短的隧道，這是鐵工局人員譽為全台唯一的嘉和掩體。

停靠到內獅後，可看到月台上中國宮廷式建築風格的雨遮獨步全台， 但月台和天橋上卻顯得冷清，因為除了這班普快車，每天僅有往台東對開的區間車才會停靠在這裡，來此朝聖的鐵道迷比乘客還多。但是，隨著將來恆春觀光鐵道的興建，此站將成為轉運站，從此開始轉運。  

沿路由窗外凝視遠方一支支電線桿，讓人很快可「回首來時路」，並辨識出隨後會經過的路軌方向。沿途的枋山、枋野站，列車也只是過水停靠一下。

從枋山到大武最為艱辛

從枋山站須連續不停地開上40分鐘，才會在台東的大武站停靠，這兩站距離長達27公里。是南迴最為艱辛的一段工程。回想當年剛卸下台南鹽務總局提調的胡鐵花（胡適之父），千里迢迢赴台東擔任知州的路上，沿途記下：「被凶茸、歷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升崖懸、下墬壑眢，則此行險苦可知矣」所以，在開闢這條鐵路時遇山鑿隧道，遇水則架橋，隧道、橋梁即占全線的一半。

火車自枋野3號隧道鑽出後，進入從單線(軌)變成雙線的中央號誌站，隨即要穿越中央山脈的中央隧道。此時柴電機車奮力爬坡，並氣喘吁吁地發出濃厚的柴油煙味，迴盪在這長達近10公里的長隧道。

南迴從大武到以溫泉著名的金崙這一段，是看海的絕佳路段。但因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與老天借道，與海洋爭地，景觀比以前遜色了許多。例如，昔日從南迴鐵路第一長橋─金崙溪橋所拍攝到的金崙溪出海口，可觀察到恆春半島海岸漂沙的現象。如今出海口興建了南迴公路的高架道路，視野已經破壞。而南迴電氣化工程部分路段捨棄原來的隧道，而以高架方式繞山，也讓將來南迴線多了看海的景觀。

藍皮車將何去何從？

和早期沒有鐵路相比，居民從台東到南台灣，要搭公路局的車子走南迴公路，受顛頗之苦。之後還要在枋寮過夜，隔天再繼續搭車前往，現在的人可說是幸福多了。

今日普悠瑪已開到枋寮，隨後南迴全線電氣化通車，這種會停小站的藍皮車到底將何去何從？過去它大量存在西部鐵路幹線上，後來窗外兩旁綠油油的稻田逐漸消失，被櫛比鱗次的社區大樓和工廠取代。於是，空氣開始變糟，人們關上窗戶，開始選擇空調的列車。如今，正當疫情肆虐之時，空曠通風的空間成為首選。藍皮車的存在與否，考驗著人們的智慧。人類是否應停下步調，思考一下我們的環境，讓該列車有喘息的片刻。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蚩尤是中國上古時期九黎族的首領，神話傳說中的戰神，苗族最為尊敬的先祖。1992年，中國史學界將蚩尤與炎帝、黃帝置於同一聖殿，蚩尤終於被正名，成為中華三大始祖之一。如今北京市張家口的涿鹿黃帝城是炎帝、黃帝、蚩尤「三祖」合流的古蹟地。

涿鹿歷史源遠流長，人文底蘊深厚，4,700多年前，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炎帝、蚩尤在這裡征戰、結盟、融合，開創了中華文明史，史稱「千古文明開涿鹿」。

目前涿鹿仍保有黃帝城、炎帝營、蚩尤寨等遺跡遺址23處。1990年代，涿鹿縣提出「炎黃蚩是共祖，各民族是一家」的「三祖文化」概念，如今已經成為頗具影響力的文化品牌。

蚩尤被列為「三始祖」之一

1995年9月25日，由中華先秦史學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及河北省涿鹿縣人民政府等單位共同發起，在河北涿鹿召開了「全國首屆涿鹿黃、炎、蚩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這次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正式將蚩尤與黃帝、炎帝並列而稱之為中華民族「三始祖」。

來自海內外40多位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專家教授，經實地考察和對出土文物的鑑定，並結合多年的研究成果，一致認為黃、炎、蚩是中華民族的三位始祖，糾正了幾千年來對蚩尤的不公正評價，肯定蚩尤作為少數民族的代表，同樣為中華民族的早期發展做出了貢獻。

首屆涿鹿「黃、炎、蚩三祖」會議結束後，根據會議的提議，涿鹿縣人民政府開始籌備修建「中華三祖堂」。1998年7月，「第二屆全國涿鹿黃、炎、蚩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又在涿鹿舉行，而「中華三祖堂」也同時落成開放，堂內壇上高坐著中華民族三位始祖的塑像：黃帝居中，炎帝居左，蚩尤居右。

「三祖堂」的建成和開放，說明蚩尤在中華民族早期發展史上具有與黃帝、炎帝同等的地位。

黃帝、蚩尤涿鹿之戰

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以來的古籍對蚩尤傳說的記錄相當豐富。相傳蚩尤面如牛首，背生雙翅，是牛圖騰氏族和鳥圖騰氏族的首領。他有兄弟81人，都有銅頭鐵額，8條胳膊，9隻腳趾，個個本領非凡，驍勇善戰，勢力強大。

古籍提及蚩尤最多的是，他和以黃帝為首的部落聯盟所展開的激戰，具體情況有三種說法：第一說見於《史記·五帝本紀》，即黃帝在阪泉之戰中戰勝炎帝後，蚩尤作亂，黃帝又在涿鹿之戰擊敗蚩尤，從而鞏固了天子之位。

第二說見於《逸周書·嘗麥篇》，即蚩尤驅逐赤帝（炎帝），赤帝求救於黃帝，二帝聯手殺蚩尤于中冀。

第三說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即蚩尤率兵攻伐黃帝，黃帝令應龍迎戰，雙方在冀州之野大戰，蚩尤兵敗被殺。

儘管三種說法略有差異，但蚩尤與黃帝曾經交戰是無疑的。戰爭過程十分曲折，且極具神話色彩。蚩尤善戰，「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作大霧，彌三日」，黃帝「九戰九不勝」、「三年城不下」。《魚龍河圖》載黃帝「不敵」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凡授黃帝兵信神符」，即依靠女神「玄女」的力量方才取勝。

蚩尤結局，傳說多稱兵敗被殺，或者臣服於黃帝，並主軍事。後來天下又亂，黃帝畫蚩尤的形像，威懾天下，天下都以為蚩尤不死，並且居黃帝之幕府，於是「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蚩尤戰敗被黃帝擒殺的結局傳說甚多，蚩尤被殺之後，其屍體被肢解，這亦見於多種古籍，今日所見較早的有《孔子三朝記》、《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引《皇覽》等書，都說蚩尤被殺之後，「身體異處」，或言「身首異處」，這大概是「五馬分屍」或磔刑的源頭。

如此看來，中國古代各種刑法中最殘酷的「磔刑」，是由黃帝發明的。這當然是一種調侃。黃帝之所以肢解蚩尤，可能與古代風俗和宗教信仰有關，有學者認為這與古代「獵人頭」的風俗十分相似。

各地的蚩尤冢

蚩尤的冢墓見於記載的有好幾處，且都是實體冢，而非衣冠冢或疑冢，這在古代人物中即使是傳說人物也十分罕見。

古籍裡明確記載的蚩尤冢墓有兩處，即《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引《皇覽》所說的壽張闞鄉城和巨野重聚兩處。《皇覽》所記云：「蚩尤首級冢在山東省汶山縣東平郡壽張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東省山陽郡巨野重聚，大小與闞冢相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首異處，故別葬之。」這兩處蚩尤冢所在的具體地點在今日何處，恐怕已無法完全弄清。《皇覽》所言的「巨野」就在今日山東巨野境內。

第三處蚩尤冢則位於湖南武陵（常德），據說武陵地名是因蚩尤冢而定名的。

重慶彭水蚩尤九黎城

千百年來，祭祀軒轅黃帝陵和炎帝廟成為傳統祭祀大典，充分體現了中華兒女對人文始祖的崇敬與懷念。遺憾的是，在之前，全國沒有一處祭祝中華三祖之一蚩尤的地方。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座最大的苗族傳統建築群─重慶市彭水蚩尤九黎城應運而生。

伴隨著它的建成，這個擁有三大世界之最的苗族文化建築群緩緩地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今後，全國的蚩尤後裔都可來這裡祭祀他們的祖先。並且，每年農曆4月初9，蚩尤九黎城都舉行大型祭祀活動，公祭蚩尤始祖；每年9月初舉行「九皇齋節」，弘揚九黎部落精神。

蚩尤九黎城總體布局為旅遊核心區、旅遊服務品和休閒娛樂區三大區，由40餘處單體景觀建築構成。旅遊核心區包括九道門、九黎宮、九黎部落、北斗七星神鼓亭、苗王府、蚩尤大殿、禹王宮、三苗長廊、九黎神柱等。旅遊服務區包括美食一條街、停車場、旅遊商品交易市場、遊客中心、員工生活區等。休閒娛樂區包括九黎文化廣場、演武場、戲樓等。

彭水歷史文化悠久，自古以來苗族先民們在此繁衍生息，孕育了古老的黔中文化、鹽丹文化、苗族文化，是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苗族民歌《嬌阿依》發祥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境內居住著苗、土家、蒙古、回、仡佬、侗、藏、彝、哈尼、壯、滿等11個少數民族，是重慶唯一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大縣。目前正以苗族後裔祭祖聖地的特有形象聞名全國、走向世界。

蚩尤在古代軍事史的地位

蚩尤在我國古代科技上的成就和貢獻是值得重視的，他在我國科技史上的地位應給予充分的肯定。總之，蚩尤是我國古代冶金業的第一人、兵器製造業的第一人、天文氣象事業的第一人；蚩尤在我國古代科技的這幾個重要領域，貢獻甚大，居功甚偉。我們甚至可以說，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蚩尤是一個新時代的代表：以蚩尤的「造冶」為標誌，宣告了我國古代社會從石器時代跨入金屬時代。

蚩尤是我國古代科技文明的一位開創者，這樣的評價，蚩尤是當之無愧的。

（作者係大學教師）

金門除以戰地聞名，傳統的閩南建築也很有名，《王氏宗祠》就是知名的民俗文化村。《王氏宗祠》係由從金門到日本神戶發展的華僑-王國珍(1843-1903)所興建，其養子王敬祥(1871-1922)曾追隨孫中山革命，為建立民國而努力奔走。

王國珍創辦「復興號」

1868年日本被迫開港，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的王國珍，從金門帶著戲班到長崎發展，除在各地華僑慶宴上表演外，也販售商品。基於《中日修好條規》已簽訂，他決定在大阪、神戶開設「復興號」經營貿易。當他在日本站穩腳步後，家族成員也相繼來到日本，他無子嗣，收下兄弟之子：敬祥、敬火、敬立及敬春四名作養子。其後再聘同鄉的陳興東、周起博來神戶負責海產業務，復興號的版圖逐漸擴大。

1899年前後，王國珍漸將生活重心移往金門山后興建「王氏聚落」。王宅占地1,230公頃，1876年開工，唐山師傅設計，建材來自漳泉等地。聚落先以二房王奕庭的宅第為中心，再往左右擴增，共花了25年完成16棟二進民宅，以及一棟海珠堂鄉塾、一棟王氏宗祠，作為公共空間，合稱「山后中堡十八間」。

海外創業是艱辛的，王國珍一面邀集金門鄉親來日本發展，一面整合四大房成員。他將復興號分為22股，山后祖宅分為16棟，照「房」及「丁」，將產權分給王家四大房子孫，作為維繫復興商號運作與凝聚家族的力量。

王敬祥擴展商業版圖

王國珍在大阪、神戶設「復興號」商社，但1885年才以同鄉黃禮蘭的「廣駿源號」作為保證人，向神戶海關登記註冊。王敬祥就在此年來到大阪，並於1889年接掌經營權，1893年再轉往神戶二號館（海岸通3丁目）工作，該地前臨港灣，後有公園，是神戶外國商號及外國人居留之地。

復興號在此從事對上海等地的船貨及火柴貿易。日本的火柴九成輸往大陸，而阪神的火柴輸出96％是透過華僑來經營，1902年，「復興號」的火柴貿易額在24家華商中名列第15。

華僑出國打拼，血緣、地緣或業緣所組成的公所及會館是支撐華僑的力量。復興號的商業版圖在家族成員及同鄉的打拼下逐漸擴展，但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打入日本社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才能嶄露頭角。

1893年阪神中華會館創建時，復興號的捐款雖非最高的1千日圓，但也捐出600日圓之多。其後，為取得會館的土地所有權，福建幫的王敬祥與廣東幫的麥少彭、三江幫的吳錦堂聯名，各出資2萬日圓作為基金，將中華會館法人化，並取得土地所有權。1907年王敬祥被推舉為神阪中華會館第二任理事長，同時還擔任神戶同文學校的副理事長。

1907年，王敬祥等華僑與神戶財界重要人士創建「神戶海上運送火災保險株式會社」，承攬保險業務。1910年起，王敬祥又擔任橫濱正金銀行神戶支部華商的信託代理人，他不僅受到神戶華僑、經濟界的信任，還與瀧川儀作、松方幸次郎、小寺謙吉等日本政治家、企業家、文化界人士維持不錯的交情。

王敬祥支持民國成立

王敬祥身處海外，卻心繫家鄉。神戶華僑多為貿易商人，又是梁啟超等立憲保皇勢力的據點，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本對辛亥革命抱持謹慎的王敬祥，隨著局勢變化，讓他感受到革命勢在必行。為關懷起義後會有人傷亡，他組織了中國紅十字日本分會，熱心參與紅十字救援捐助。又為讓中國早日恢復社會秩序，700名華僑集會於神戶中華會館，成立中華民國僑商統一聯合會，在會長王敬祥的帶領下，募集經費、成立義勇隊赴上海參加起義。

當時南京臨時政府雖成立，卻無法掌握與北方的議和，此時正擔任橫濱正金銀行神戶支部信託業務的王敬祥，除呼籲日本政府早日承認中華民國外，也開始為中日經濟合作奔走。期間，他偕赴日的革命黨員拜會外務省及東京市長尾崎行雄，試探貸款的可行性，更前往上海與黨政要員接洽，擬創辦專營海陸軍軍械、軍用物資的「興業貿易株式會社」，還被邀請擔任為解決財政困難而設立的「中華銀行」在日招股經理一職，可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王敬祥支援中華革命黨

民國成立，王敬祥等人率先成立國民黨神戶交通部，響應宋教仁在北京改組的國民黨，並推舉吳錦堂為正部長，他和楊壽彭擔任副部長。

1913年2月，孫中山卸下臨時大總統之職後拜訪日本，3月13、14日，為歡迎孫中山來神戶，神戶國民黨交通部會同神戶各界華僑團體，在中華會館設宴款待孫中山一行6人，不足經費就由王敬祥和陳源填補。王敬祥等人還陪同孫中山拜會中華會館、同文學校、舞子吳錦堂別莊（今「孫文紀念館」）及川崎造船場等地。在中華會館的歡迎會有多達1,500人參加，當時兵庫縣的華人只有2,470人，聲勢之大可想而知。

1913年8月孫中山討袁失敗，與黃興等人亡命日本，並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王敬祥除募集資金外，還被孫中山委任為神戶大阪支部長，協助黨員許崇智（福建討袁軍總司令）、劉佐成〈福建討袁軍組織專員）、黃伯群、陳楊鑣、施明、黃展雲等人到福建策畫討袁。該起義雖因計畫不周詳，未能發動，但獲孫中山讚許「足下為國為黨，苦心不已，紉感和似。」

發展實業是振興中國之路

袁世凱死後，孫中山重返中國政治舞台，王敬祥目睹日本因振興實業而走上富強，他和有姻親關係的板橋林家林爾嘉，參與閩省僑領所發起，以調查中國資源，便於開發的「實業討論會」。1917年3月，又加入由神戶僑領所成立的「日支實業協會」，並獲得律師草鹿甲子太郎、日本燐寸（火柴）株式會社本多一太郎等實業家的響應。

王敬祥認為，發展實業是振興中國的出路。他回福建，參與陳清機的「閩南民辦汽車公路股份公司」招股籌建公路的計畫，可惜未及見到泉州至晉江安海的泉安公路完工，就於1922年6月病逝神戶，其事業由長子王重山接掌。

王重山繼承的復興號以神戶為基地，往廈門、上海、天津、大連、營口（牛莊）、哈爾濱及新加坡、安南（越南）、印尼泗水等地擴展，形成一個龐大的東亞貿易網絡。但他經營得並不順暢，還必須償還父親因援助孫中山革命所遺留的債務，照顧12位弟妹的生活外，又受到1937年戰爭的影響，導致在大陸、東南亞的復興號日漸衰退，戰後王家的經濟已大不如昔。

各位到金門旅遊時，不妨前往「民俗文化村」走走。除欣賞王國珍為金門僑鄉打造的閩式祖厝之美外，還可追憶身在異鄉的王敬祥，為關懷祖國，不惜耗盡家產，協助孫中山革命的心境。總之，「王氏宗祠」為中華文化保存了傳統精神。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副研究員)

軍事變革向來包括科技、組織兩個層面，習近平就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多次針對解放軍的部隊組織提出新的想法，一般較為熟悉的有戰區的建立、海空軍部隊的擴充、火箭軍的組織規劃等，其中合成營的建立、發展，成為近三年解放軍最為顯著的亮點。

一般來說，軍隊改革往往會朝兩個目標/方向前進，第一是軍事科技的變革，第二是部隊組織的變革。後者往往和外在環境的變化有直接關係，所謂的外在環境包括敵情威脅、作戰對象、戰術戰法的變化等。以往解放軍以軍區型態為主，軍改後不但改編為「戰區」，戰區更勝以往的軍區，部隊更為靈活，在指揮調度上更為精簡。少數的地面部隊為適應現代戰爭，「合成營」是解放軍現階段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何謂合成營？

冷戰結束後，以往的地面部隊大規模決戰的景象幾乎無法看到了，為適應現代戰場的多變性，各國針對陸軍做出許多革命性的改變，包括數位化、輪型化、多功能化等，美國陸軍透過輪型裝甲車和主力坦克進行混編，達到火力快速支援的目的與戰術原則。

2015年中國針對周邊威脅提出新的戰略報告書，在《中國的軍事戰略》國防白皮書的「國家安全形勢」特別指出，為因應美軍及周邊情勢的威脅，陸軍必須適應新形態的作戰環境。傳統上，中國陸軍仍舊在軍區/師部底下分成裝甲旅、機步旅、步兵旅等各種形式/兵力結構的部隊，海軍又下轄陸戰隊作為兩棲作戰的主力，兩棲登陸與地面作戰分別為陸、海兩軍不同的軍事專長。

中國陸軍原以大規模的地面作戰為訓練主軸，但21世紀後，陸軍從傳統的地面決戰，轉型為小規模、地區性、輕裝、快速、兩棲等特點的作戰形式，基於外在作戰環境的變化，「合成營」已正式從概念轉變為部隊的編組，以適應新作戰環境的到來。

合成營的編制

「合成營」按照型態可區分為重型合成營與中型合成營。相關的部隊編組仍以兵種專長作為編組依據。一般來說，「合成營」由戰車連、步兵連、火力連、通訊連、支援保障連等組成，一個合成營的數量原則上以800-1,200人不等，雖然和傳統的戰車營、步兵營相比，人數下降，但總體戰力及靈活度則更勝以往。

此外，中國「合成營」最大的特色在於，增編5人的參謀，依照專長大致上區分為作戰參謀、首席參謀、情報參謀、火力參謀與戰鬥勤務參謀。他們的加入使「合成營」的作戰調度、後勤資源、指揮聯絡更加靈活。

合成營的主要裝備

（一）99式坦克。99式坦克為「合成營」的主力裝備，不僅是中國陸軍的主力坦克，其強大的機動性與火力、防護力，更是戰場上的保證。具體來說，99式坦克車身配有一座48倍徑ZPT-98 125毫米滑膛砲，在公路的行駛速度約為80公里/小時，在鄉間的速度則約為65公里/小時，大幅提升了作戰機動力。

此外，車身採用焊接砲塔以增強防護性，其中砲塔以複合裝甲為主，更具備移動中射擊的能力，為目前解放軍最為強大的坦克，也是最有能力和西方國家主力坦克相互比較的重裝備。

（二）04A步兵戰車。ZBD-04步兵車又稱為04A步兵車，2019年中共建國70周年閱兵已正式亮相。新型的04A步兵戰車最大特徵在於配備披掛式裝甲，車體兩側安裝屏蔽裙板，車頂配有頂部雷射警告裝備，能直接和北斗衛星進行戰場連線，使戰場上資訊的獲得/傳送更為迅速。

04A步兵戰車的編制數量原則上以14輛為主，步兵戰車和坦克的相互搭配，不僅能促成「步戰合一」目標，坦克車還能直接提供火力支援或近距離的掩護，配合步兵戰車上的士兵，一舉完成作戰任務。「步戰合一」是各國陸軍執行的戰術，中國陸軍透過「合成營」的步戰合作，更能發揮聯合支援的功能。

（三）70式122公厘自走砲。傳統上，自走砲因火力強、機動性能好、射程遠，往往為支援地面部隊遠距作戰的首選。新型自走砲在配備衛星定位系統、車身穩定系統、精確彈藥後，不僅射程更遠，精確度和一般飛彈不相上下，這使得地面部隊愈來愈倚重自走砲。

70式122公厘自走砲最大射程為11公里，每小時可跑56公里，最大作戰距離為500公里，它不僅是步兵、坦克火力支援的首選，更是合成營中扮演遠距火力支援的角色之一。

PLL-05式自行榴砲

「合成營」除要面對一般的地面作戰，因其部隊設計與組織編配，山地戰也是合成營的任務之一。山地因地形崎嶇，火力的需求為輕便、快速、易保養等特點，PLL-05式120公厘自行榴砲早在2005年裝備部隊，如今因軍改，成為合成營中重要的火力支援，更是山地戰與島嶼戰中近距離支援步兵的裝備。

雖然其火力無法和坦克或自走砲相比，但因車體小、作戰範圍大、機動性能好、具備兩棲登陸能力，PLL-05式上的120公厘榴砲，成了「合成營」的編制首選。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當今，主動相陣雷達(AESA)的應用範圍極廣，除了前文介紹的機載型產品外，陸基型和艦載型產品的種類也相當多，如新竹樂山雷達和神盾戰鬥系統SPY雷達。目前，因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綜合射頻單元(發射模組T/R-M)陣列隨之改良進化，並衍生出模組化設計的趨勢。本文討論僅限於中國艦載主動相陣雷達，以055型萬噸驅逐艦和無人巡邏艇(JARI-USV)為代表。

主動和被動相陣雷達

簡單地說，主動相陣雷達(AESA)是具備射頻單元的雷達(有源雷達)，而被動相陣雷達(PESA)則是無源雷達。一般而言，綜合射頻單元陣列的集成數愈多(面積愈大)，則探距性能愈強。而因運作時產生的高耗電和高溫，主動相陣雷達所需的配套措施也較多，如高功率發電機和散熱裝置等。甚至，較大型的陸基型產品，還附設發電廠(供電)和水池(散熱)。

綜合射頻單元陣列

目前，全球現役的驅逐/巡洋艦多採用主動相陣雷達，以2面旋轉式(英國45型)或4面固定式(美國勃克級)為主，開機時可360度全方位掃描，避免舊型雷達的掃描空窗。

中國艦載主動相陣雷達，現已改為模組化設計，有大幅提升探距性能、降低研發/製造成本、後續維修/升級簡易等優點。綜合射頻單元陣列，是由天線陣列、反射板、盲配板、纜線、水冷散熱裝置、功分、數位陣列模組(DAM)組成。綜合射頻單元陣列的集成，便成為一整面的主動相陣雷達。射頻單元前端後接寬頻數位波束成型(DBF)分機，具備雷達、通訊、電戰功能。雷達系統後端則以高速光纖網路接上高性能伺服器和戰鬥系統(戰系)，負責處理雷達回波訊號。

055型萬噸驅逐艦

由於055型的體積、排水量都屬上乘，因此具備的作戰功能也超越一般驅逐艦。由055型的艦橋外觀來分析，由下往上分別為S波段偵搜雷達、L波段警戒雷達、C波段協同作戰雷達和X波段偵搜雷達。055型側面還增設海平面偵搜雷達，專門負責對掠海來襲的反艦飛彈預警。由於雷達數量多，因此冷卻水的使用量也相當驚人。由055型參加中國海軍的觀艦式照片，可清楚觀察冷卻水排放的多寡。據傳，055型採用柴電複合動力或全電力推進，這也反應出雷達系統供電的實際需求。

055型總共配置112具(前64後48)冷熱共架垂直發射器(長度9m內徑85cm x 85cm)，數量為中國海軍現役船艦之冠。此外，055型還配置1門130mm口徑艦砲、1門1130型30mm口徑近迫武器系統(CIWS)、1座紅旗10型(HQ-10)短程飛彈防禦系統(24枚)、2座3聯裝魚雷發射器和2架反潛直升機。

055型除了排水量大、垂射系統(VLS)數量多之外，也可發射多種新型飛彈，如：鷹擊18型反艦飛彈(YJ-18)、各型巡弋飛彈(鷹擊18型/長劍10型)、海紅旗9B型防空飛彈(HHQ-9B)、紅旗19型反導彈飛彈(HQ-19)、魚8型垂射反潛魚雷等，對空/對海/對地目標均可攻擊轟炸。其中，鷹擊18型反艦/巡弋飛彈均為仿造俄羅斯俱樂部M(Club-M)系列，可由船艦垂直發射或由潛艇魚雷管發射。

20噸無人作戰艇(JARI-USV)

JARI是「江蘇自動化研究所」的英文縮寫，江蘇自動化研究所是中船重工716所的對外稱呼。無人作戰艇模型曾在阿布達比防務展中公開展示，現已有實體船問世。排水量約20噸，配備30mm口徑機砲遙控武器站(RWS)、8聯裝垂射系統(VLS)、324mm口徑魚雷管、4面微型雷達、光電偵搜系統、導航系統和衛星天線，可謂是多用途的無人作戰艇。

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可大幅縮小綜合射頻單元陣列，進而將主動相陣雷達微型化。由尺寸來分析，無人作戰艇的微型雷達，推測為氣冷式而非水冷式，探距性能有限。目前，中國研發這類微型雷達，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除了機載、艦載版本之外，還有車載版本。如裝甲車輛配備主動防禦系統(ADS/APS)，便可使用微型雷達來預警，偵搜半徑為5~1000公尺範圍。

據傳，伊朗等國對無人作戰艇有興趣，採購可能性頗高。伊朗海軍有21艘加迪爾級迷你潛艇，由北韓南聯級潛艇衍生而來。該型潛艇排水量120噸，攜帶2枚533mm口徑重型魚雷。伊朗希望這些迷你潛艇，能在波斯灣有效牽制美軍船艦。而無人作戰艇，可掩護迷你潛艇進行牽制任務。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民視前董事長田再庭是我好友，也是我的台大學長，他唸法律系，我讀歷史系，兩人年紀相差十來歲，然而兩人相知相惜，宛如忘年之交。

兩人初相識是在台中市台大校友會，該會由一群事業有成，社經地位頗高的校友組成，台中市歷任市長幾乎都出自台大。畢業後我回到台中，任職私立立人高中，因涉世未深、財力淺薄，蒙校長林柏榕、也是我台中一中的英文老師引進，才能親炙諸學長的風範，追隨大家的腳步。

令我最感佩、也影響我一生的是田學長向來主張，台大人要有「自由人」的風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堅持，我因此常向他請益。

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李文忠面臨學校退學時，田學長提議校友會去函母校校長，請他務必慎重處理；另一就是我提議將台大校慶由1945年改為原先創校日的1928年，田學長對此大表贊同，甚至主張致函台大，要求更改校慶日期和年代，後來都獲得正面回應。

不料，之後我自費印發了何懷碩的〈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文章給學生，觸犯了當時的禁忌，因為救國團要學校全面散發丁邦新的〈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我便被趕出校園。其實，我只是要學生多角度看問題，培養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校長何清松卻要我另謀高就。

走投無路之餘，我和李勤岸、盧思岳三人發起組織教師工會，以保障教師的尊嚴與權益，後來又找到林玉体、張國龍、鄭邦鎮等教授創立「教師人權促進會」，以推動教師工會為目標。對此，田學長大表贊成和支持。

之後有一次，同事廖顯阜老師邀請了田律師、民進黨台中市黨部主委賴茂州、何清松和我，一起在興農餐廳吃飯。宴席中田再庭突然提議立人高中再聘石文傑一年，以冰釋過去的誤解與不快，可惜何校長堅持不肯，我也因會務繁忙而淡忘。

田律師不但在律師界蜚聲各界，企業投資也頗有成就，他家住豐原興農山莊高級住宅，我每次去豐原，一定登門造訪，暢敘共餐。後來我到新竹幫忙某立委助選，高票當選後，冠蓋雲集，我卻悻悻然回到台中，在家待業。田學長恰好立委連任失利，為讓我妻小圖個溫飽，他毅然將服務處改為「田再庭律師法律服務處」，請我當服務處主任。然而，非法律系出身的我，又涉世不深，所幸台大法律系畢業的王昌敏兄及時相助，才免於尷尬。

後來民視創立，田極力希望我到該台服務，但那時我恰好考上國中教師甄試，想重拾教鞭，予以婉拒。之後他接任民視董事長，每次電話拜年，他都謙稱他只是不管事的董事長。我倒想提醒他一句話：當年的「自由人」主張，應在民視內部懸為鵠的！ 

我們兩人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但彼此都服膺自由主義精神，包容異己，尊重異見。他受到好友蔡同榮的影響，有「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但又不脫法律人的公正理想，因此常擺盪在政治人與法律人之間。他很欣賞李敖的作風，不僅每月購閱李敖所編的《千秋評論》和《萬歲評論》叢書，還會和我討論作品內容。總之，田律師對我是亦師亦友，但鐘鼎山林，人各有志，我只好遙相祝福。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台灣實施新課綱後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很荒謬，令我不禁想到一則故事：有兩個人去動物園看到一隻斑馬，一個人說那是白馬，因為他看的時候欄杆把黑條條都擋住了，另一個人說是黑馬，因為欄杆把白條條擋住了。

這本三民書局所出根據新課綱撰寫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有非常多離譜之處，本文只論有關豐臣秀吉的部分。該書附有一份歷史大事年表(見圖)，第一行就寫：1593萬曆21年，豐臣秀吉向台灣的「高山國」發出招諭文書，要求納貢。似乎意味著是豐臣秀吉的詔書開啟了台灣的信史與文明。

《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

中國的史書早在第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就提及「會稽海外─有夷州和澶州」，而從第三世紀的三國時代開始，漢族就來到夷州(夷洲、今台灣)，其後隋、唐、宋、元、明不斷，均載於史冊。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台灣被稱為夷洲；隋、唐、五代、北宋、南宋稱為流求；元代改為琉球；明初稱小琉球；明朝中葉官方稱為「東番」；明末亦稱「北港」、「大員」、「台員」。「台灣」名稱出自台南安平的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台窩灣」社的社名，意為濱海之地。

三國孫權曾派大軍到台灣

《三國志‧孫權傳》記載：「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年春二月，…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乃是說三國東吳黃龍二年(230)正月，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帶領上萬士兵出海去夷洲，帶回幾千名夷洲人到東吳；但士兵們因病(註：可能是瘧疾)死去十之八、九。孫權假借衛溫和諸葛直違背詔令，把二位將軍關進監獄，隨後處死。二位蒙冤而死，但卻留下漢人開台壯舉的英名。

當時隨軍去夷洲的沈瑩著有《臨海水土志》，其中記載「夷州，又稱『夷洲』，在臨海郡東南，去郡二千里。…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戰，得頭，著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彰示其功。」這些地貌、地理位置和獵頭的習俗，都說明夷洲符合台灣，而非今琉球或其他島嶼。

隋煬帝三度派兵赴台

7世紀的《隋書‧陳稜傳》和《琉球國條》記載從大業3年(607)到6年(610)，隋煬帝三度派遣朱寬、陳稜、張鎮周前往台灣(時稱琉求)。特別是最後一次，出動兵眾萬餘人從義安郡(今廣州、潮州一帶)出海，經澎湖群島登陸台灣，在今豐原一帶「虜男女數千人而歸」。隋煬帝不久喪國，經略台灣遂無人後繼。

對於當時台灣居民的生活方式，《隋書》記載：「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黍、麻、豆等；…所用武器有刀鞘、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又皆薄少，多以骨角輔助之。」說明當時台灣以漁獵和較原始的農業生產維生。

另外，《隋書》還提到「琉球人初見船艦，以為商舶，往往詣軍中貿易。」可見在隋代時，已常有商船從大陸到台灣，與當地居民通商貿易。

南宋時閩台貿易頻繁

南宋偏安江南，民間與台灣有更多的來往。陸游多年在福州任職，曾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主管茶、鹽事物，寫了《感昔》：「行年三十憶南游，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說明南宋時福建與台灣貿易頻繁。南宋時泉州對外貿易繁盛，澎湖成為泉州航行去呂宋(今菲律賓)的中轉站，大陸漁民也經常到澎湖捕魚或停留。

又據趙適著《諸番志‧琉球國》敘述：「旁有毗舍耶，…，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宋史‧汪大猷傳》記載：「汪大猷…，起知泉州。毗舍耶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毗舍耶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可見當時宋朝已在澎湖屯兵。至於在宋代經常侵犯福建臨海居民的毗舍耶人，有學者認為是當時台灣南部的原住民。

元代在澎湖設置巡檢司

元代在澎湖設置巡檢司，也曾派使招諭「琉球」(台灣)，擒130餘人而還。當時的旅行家汪大淵寫的《島夷志略》，其中敘述台灣：「琉球土潤田沃，宜稼穡。…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黃豆、黍、硫黃…、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可知當時台灣和大陸通商不斷，也是大陸商舶往來南洋各國經常停留之處。

明初頒布海禁但交流不斷

明初朱元璋撤銷澎湖巡檢司，並頒布海禁，影響到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延緩了台灣的發展。鄭和七次下西洋，但他以為台灣「地乏奇貨」，遂未造訪。雖政府不鼓勵，但明朝中晚期大陸沿海出現許多亦盜亦商的海上貿易集團，他們多以澎湖為根據地，後被明軍所逼轉入台灣。其中規模最大的有林道乾、林風、顏思齊、鄭芝龍。明朝水師為追剿海盜、倭寇，曾多次進軍台灣。

據1602年隨沈有容追擊倭寇到台灣的陳第在《東番記》說：「東番(今台灣)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北港)、加老灣，…大幫坑，皆其居也，…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所斬首，剔肉存骨，懸之門，…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把16世紀末台灣居民的生活、風俗，以及與大陸的交流描繪得十分細緻。

16世紀即有大陸人遷台

《明史·雞籠山》載「雞籠山(註：指台灣)在彭湖嶼東北，又名東番，…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逃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而雞籠遭倭寇焚掠，國遂殘破，…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已為常。」林道乾於1566年聚眾3,000、巨艦50餘艘前往魍港(今北港)屯居，作為根據地。而另一位海盜首領林鳳，也於萬曆元年(1573)經澎湖前往魍港駐紮。當時魍港已是海商、海盜及漁民活躍的地點。漢人以布、鹽、銅簪、瓷器，瑪瑙與原住民交換鹿皮、鹿肉、魚等物品。

由以上史實可知，中國從第一世紀東漢開始直到明代，都記載了台灣居民的社會、生活、風俗，以及與大陸的交流。這些史籍除了《東番記》都比豐臣秀吉1593年所發的招諭文書早得多；清初編輯的《明史》更說早在16世紀中葉，具規模性的大陸民間集團已到台灣屯居、貿易，為台灣帶來文明的曙光。

豐臣秀吉的兒戲、幻想

豐臣秀吉(1537-1598)是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的武士大名(諸侯)，出身貧寒，早先依附織田信長，獲得武士身分。1582年，織田信長在京都本能寺遭到家臣明智光秀叛亂而自殺，豐臣秀吉得以脫穎而出。1580年代末，討平各方大名，基本上統一了日本，自任太閣(丞相)。1590年代初，豐臣秀吉幻想征服大一統帝國明朝，遷都北京；並四處散發告示，要求琉球、朝鮮、呂宋(南蠻、今菲律賓)、高山國(台灣)、暹羅、瀾滄王國、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今印度果阿)及葡屬澳門等國向日本稱臣、納貢。結果沒有一個國家理會他。豐臣秀吉兩度派大軍侵略朝鮮，結果被朝鮮及明朝軍隊擊敗。豐臣秀吉於第二次出征朝鮮時(1598年)憂憤而死。

豐臣秀吉向台灣的「高山國」發出招諭文書，要求納貢，完全只是其個人的幻想，不可當真。台灣新歷史課本犯了把斑馬說成白馬、黑馬之錯，滑天下之大稽！

(作者係旅美文史研究者)

曾永賢是台共運動史上，由「左」轉「右」的特殊人物。年輕時是共產主義者/職業革命家；他被捕、自新後成為「反共時代」的中共問題專家；晚年以中共通和日本通的角色進入總統府服務，李登輝曾派他負責「國家統一委員會」籌備工作，也曾以「密使」身分，與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晤面。

2010年底，國史館出版《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不久後曾先生親筆簽名送我一本存念，我至少讀了三次。

一生充滿傳奇

曾永賢一生充滿傳奇，2019年12月4日辭世，嵩壽96歲。他不好出風頭，與人無爭，臨終時囑咐家人不發訃聞、不舉行喪禮，交代火化後將其骨灰撒入台灣海峽。曾先生辭世海葬，這種乘化而遊，不依故丘，漚滅歸海，放下一切的哲學態度令人欽敬。

據我所知，台灣政治人物舉行「海葬」的只有二人，一位是吳稚暉，另一位便是曾永賢。猶記于右任臨終自賦辭曰：葬我於高山兮，望我故鄉。我在此也為曾老賦辭曰：葬我於海峽兮，魂縈兩岸。

在年齡上，曾永賢是我的前輩，我對他自然敬老尊賢。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意用春秋之筆對曾老蓋棺論定，我寫此文，只是基於我對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認識與情感。

「中共問題」專家   

我對他的認識，基於兩人在一起的「時間性」。第一段時間是我與他在調查局第四處（昔對外稱「薈廬」，今兩岸情勢研析處）共事13年。開始時我以「曾老師」尊稱他，他引用他的長官/老友姚孟軒的話告訴我：「要把四處當成和尚廟，研究就是修行。」薈廬藏有與中共有關的為數逾萬的原始文件與資料，有些資料連中共本身都沒有，歐、美、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都來過薈廬。《康隆報告》的起草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稱薈廬：「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寶庫」。此語不虛，曾是真正的「中共問題」專家，也是第一個影響我對「中共」研究產生興趣的人。

曾永賢在薈廬一待就是37年，我待了13年就辭職出國留學。這13年中，我不但以他為標竿努力學習與研究，也認識了當年與曾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黎明華、劉興炎、陳福星等人。後來曾先生推薦我到政大東亞研究所進修，教我「中共黨史」的居然是當年主其事設計誘捕蕭道應、曾永賢、陳福星等人的前「台灣省調查處長」郭乾輝（即中共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陳然、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郭潛、自新轉向後為政大東亞所教授的郭華倫）。此外，也因曾先生的關係，我在座談會上認識了當年曾的上級領導洪幼樵。在這些人物中，曾永賢是最後過世的一人，但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已凝聚成我研究「台共」的興趣。

第二段時間是我留學回來在中山大學服務期間，有機會參加「中華歐亞基金會」，當時曾先生以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身分，受聘擔任該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兼執行長（董事長是張京育），我擔任董事兼大陸所召集人。基金會的主要活動是國際及兩岸交流。我每次去大陸參加兩岸問題研討會或學術訪問歸來，曾都會問我開會的情況，並關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這段時間前後有14年。

年少即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曾永賢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多次籌備/主持「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有一次在東京開會，晚宴結束後，他帶著我和其他幾個年輕學者，到銀座小酒館體驗真正的日本傳統文化，他解說《源氏物語》令我折服，讓我認識到他的人文面。

有了長達27年的相處與共事，自然有感情，我稱他為「曾老師」，除了尊敬，也彰顯我對他由淺入深的認識。

曾永賢生於1924年苗栗銅鑼，受到他二哥曾永安的影響，1939年他15歲那年便負笈日本，在東京與二哥同住了兩年。他回憶說：他二哥與一群銅鑼年輕朋友1930年代就去日本留學，他們「很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具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鼓勵來日本的學生讀理工科系，準備將來為建設中國做出貢獻」。曾說他二哥和這批青年人自組讀書會，他們讀三民主義、實業計畫，而且討論十分熱烈。

曾永賢這時首次接觸到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日文版，他說對他影響較深的是民生主義，它認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其實就是社會主義」，他說可以把三民主義「當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是一種很溫和的社會主義」。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這個時候日本正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為了改姓名問題，他大哥（曾永清）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和二哥徵詢意見，曾永賢首先反對，二哥也接著反對，於是二哥回信告訴大哥：反對曾家將漢族姓名改為日本姓名。曾先生回憶說：「在銅鑼庄的公職人員、士紳中，沒有改姓名的，只有我們這一家。」這裡可以看出，少年的曾永賢和他二哥一樣具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

進入早稻田大學開始左傾   

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民族解放與共產主義思潮流行的時代，凡具有民族意識覺醒的人通常都會有階級意識，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受到的民族壓迫，加上他二哥的左派思想，匯聚在曾永賢的身上，讓他1943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系）時開始左傾。

曾說在早大圖書館工讀時，他藉著每周清理禁書庫，「趁機看了不少馬克思、列寧等人的書」，列寧談論戰略與策略問題特別吸引他，原因是「較能真正與革命行動密切結合，所以看了很多列寧的著作」。可見曾永賢是個革命實踐論者，他於1946年參加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在早稻田校內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便是明證。曾說，他還請了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商學院長北澤擔任指導教授，同時又請了一位立教大學副教授來主持讀書會。在讀書會上，曾「最先閱讀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右稚病》」，這說明曾永賢由少年步入青年，實際上，也是由民族主義走入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年底日本共產黨召開全國協議會。曾永安參加了大會，並告訴曾永賢：「這次大會朝鮮共產黨派二人列席參加，表示回程時可以帶兩個人搭他們的便船回朝鮮，而且負責送這兩個人去中國東北。」於是永安問永賢：「要不要去？」曾永賢說：「我去」。然而會議結束後，日本共產黨決定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共聯繫，曾回憶說「我就去不成了」。如果這次曾去成了，我想他會由東北轉往延安，直接參加「中國革命」，他日後的個人歷史可能就要改寫。

曾回憶說：「1946年春，既然去不成中國大陸，我就決定先回台灣『搞革命』了。」可見二戰結束時，曾永賢原本是要去大陸參加共產革命，「機會」錯失後，才打道回台為「解放台灣」開始「搞革命」。

回台「搞革命」、入黨    

1946年5月，曾永賢由日本回到台灣。他說「搞革命」必須先從宣傳活動和群眾運動入手，他回到家鄉銅鑼，藉著辦「國語講習會」教育、組織群眾，同時自己刻鋼板辦了《先鋒》報（日文版）。曾說直到1947年，「我（才正式）成為職業革命家，開始『跑路』」。原因是，他辦「國語講習會」時，注意到一位學生會員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日文版），該學生帶著曾去見他老師何集淮。何曾二人晤談甚歡，何邀請曾去謝雪紅處吃飯，曾、謝二人便如此認識。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曾永賢在台中參加謝雪紅的「人民政府」、「人民作戰本部」，也加入「二七部隊」（武裝民軍），主要負責文宣，爭民主、反獨裁。國民黨軍隊南下台中鎮壓平亂，曾永賢、何集淮、蔡伯勳等一百四五十人由台中撤離至埔里。謝雪紅在埔里與曾等會合後，謝建議他們退至山區建立武裝基地。這時的曾永賢並不是台共的地下黨員，他說：「我完全是因為共產主義思想，才加入謝雪紅的組織。」可見他是先有理論，後有革命實踐，直到國府「清鄉工作」結束後，1947年6月才由洪幼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監誓，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

被捕後向「右轉變」   

1949至1950年初，「省工委」主要幹部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陸續被捕後，北部地區地下黨份子在陳福星、黎明華、曾永賢領導下重建省工委黨組織，不久蕭道應也由南部北上參加新的黨組織。為了「退守保幹」，曾永賢等隱匿山裡，建立武裝基地（如鹿窟、烏塗窟、三峽、白毛山、旗山），圖與執政當局做最後對抗，由於形勢逼人，敵不過國府的聯合小組圍剿行動，最後一一被捕，一場台共「搞革命」的行動以失敗告終。

誠如曾所說，台共失敗的原因主要是違反了「地下黨」工作的原則，其次是台灣交通方便，高山地區有管制，地理環境不適合建立根據地進行長期武裝鬥爭，再次是國府實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把共產黨在農村搞「農民運動」的條件摧毀殆盡。

曾永賢說，1952年被捕後，向「右轉變」的心理掙扎，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因為政治上的「轉變」較易，張國燾便是一例，心理、理性上的「轉變」較難。不能也不宜以被捕/自新/轉變，把曾永賢看作「右傾機會主義者」，或是共產黨的「叛徒」。

曾自己說：「青年時代由於嚮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且加入日共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返台後繼續追求理想，毫無顧忌地參加中共在台的地下黨活動。這些過程都是主動的，也是順理成章的。」這說明了他青年時期的「左」，不是被逼或被動的。他「自新」後，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匪情研究」，已「領悟」並「拋棄」了「馬列主義」，他說這不是「離經叛道」，只是「回歸正道」。

絕非「台獨論者」

有一次在聊天中，曾對我說：「毛澤東說『馬克思在樓上，我在樓下，這一輩子爬不上去了』。這話有意思。」可見他心裡的「經」與「道」，應該另有所指。至於「回歸正道」，我的解讀，他不是回到西方資產階級式的自由民主，而是保持社會主義的元貞/原真，在此解讀邏輯下，他說的「我絕不承認自己是有些人所說的『反共八股』和『恐共病』」一語，也就不難理解了。

曾永賢由職業革命家轉變為反共主義者，其間的發展過程充滿傳奇性和戲劇性，他有知識分子的理想，有馬克思式的革命熱情，有自我反思的智性，也有為台灣追求未來的胸懷，他絕非「台灣主義者」，更非「台獨論者」。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2019秋，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辦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特展。甲骨文是最早成體系的漢字，蘊藏著大量商代的史實和社會、政治、生產、文化的資訊。它不僅是中國人的共同文化根源，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瑰寶。2017年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它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永為中國人所珍惜。

清光緒25年(1899)金石學家王懿榮斷定，長期以來被當作藥材甲骨上的刻畫符號是商代文字。同年，王襄和孟定生在天津開始購藏甲骨。從此人們開始了對甲骨文的研究。經過100多年幾代人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已具備漢字基本造法

甲骨文以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為主，大約有4,500個單字，已經識別的約占三分之一。甲骨文字異體較多，但已具備「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漢字的基本造法。對比甲骨文和之後的篆、隸、草、行、楷等書體，讓人們瞭解漢字的溯源和演化一脈相承。

商人占卜，先在龜甲（牛骨）上鑽孔，再以火炙使其產生裂紋，從裂紋以判吉凶，並將過程用當時的文字記載下來。甲骨文例一般包括(1)前辭（敘辭），記錄占卜的時間（干支名）、占卜者和地點。(2)命辭（貞辭），記錄占卜的事情。(3)占辭，根據甲骨裂紋判定吉凶。(4)驗辭，記錄占卜後的印驗情況。但許多卜辭只有前辭、命辭，或只有命辭。占卜者稱為「貞人」或「卜人」。貞人的身分涉及王、卜官、工官、小臣，以及其他的臣僚和宗子。已斷定的商代貞人有100多位，他們的年代可以作為甲骨文分期斷代的重要標準。

卜辭使商代成為信史

對甲骨文卜辭的研究，使商代由傳說成為可信的歷史，特別是1917年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證實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中商王的世系基本可信，從成湯到帝辛（紂）都為17世，差別的是前者為29王，而後者為31王。結合《史記》史料和甲骨文的出土記載，給了我們瞭解商代歷史、政治、社會和人物新的管道。

司馬遷的時代應未知甲骨文，他不愧是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史記》中關於遠古的記載很可能不再是虛構的神話，這對探尋中華文化的根源意義非凡。

商王掌握軍權和祭祀權

商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掌握著軍權和祭祀權，自稱「一人」、「余一人」。王以下有婦、子、侯、伯等近親貴族或異姓諸侯，以及官吏的輔佐協助治理。

商代把祭祀和戰爭列為王國的大事，從成湯滅夏，戰爭貫穿商代歷史的始終。戰爭中獲取的羌方之人，稱為「獲羌」，通常都被作為祭祀時的人牲使用。甲骨文的卜辭顯示，商代的軍事組織、作戰方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

商代的領域概念分為王畿、四土、四至三個層次。王畿為內服（中土），以王邑為中心，王邑之外的近郊稱東南西北四「鄙」，再遠外的區域稱東南西北等四「奠」，「奠」就是後來「甸服」或「畿甸」中的「甸」之由來。王邑、鄙、奠三者構成「王畿」。四土為外服（四方：東土、北土、西土、南土）是王朝控制的區域。再周邊的四至（四戈）則為疆域以外的範圍。此外，還有方國，分布在王朝勢力的周邊。當方國臣服於商時，便被納入勢力範圍之內，反之，則游離在外，這就形成了商代疆域的複雜多變。

農業、田獵為重要活動

商代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收成的好壞關係到王朝的大事。商王經常卜問「受年」（收成）與否。圍繞著農事，他們常舉行各種占卜和祭祀上帝、山川神祗與祖先的活動。商人觀察四季自然的規律，以便及時播種和收成，逐步發展出天文曆法的知識。

卜辭中的田獵活動稱為狩或田，大都是商王的遊田逸樂，或帶有軍事意義的狩獵。每於田獵之前，總要卜問是否可狩獵及狩獵的地方、參與人員、方式、對象乃至會否有所收穫等。可見，商人對於田獵的重視，也顯示田獵在社會活動（如祭祀時大量用牲畜）中的重要地位。

商人認為疾病源於天神或祖先的降災，從甲骨文看，治療方法只有占卜。卜辭中有大量關於求生、受生、有子到分娩的記載，反映了商人對於繁衍人口的重視。

甲骨文的卜辭顯示，商代崇拜上帝，也祭祀祖先（舊臣）神和自然界的神。商人把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土地人格化，敬奉其為上帝的使臣，而加以崇拜祭祀。宗廟是最重要的祭祀場所。玉兵器如：玉刀、玉戈、玉鉞、玉戚（類似玉斧，兩側有鋸齒狀扉棱的兵器）等禮儀用器，廣泛地用於祭祀活動。

甲骨文出土雖然以殷墟一地為主，但1950年代以來西周甲骨出土不斷，集中在陝西周原和岐山周公廟，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也發現了近千片，字數超過2,000字。西周甲骨是商代甲骨文的延續，是研究商周關係和西周早中期歷史社會的重要資料。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