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朱瓦特級(DDG-1000)是歷年來最特殊、最具爭議的驅逐艦,從研發到量產成軍,都充滿各種不確定性。朱瓦特級產量從32艘縮減為3艘,在服役後也面臨先進火砲系統缺彈、改裝高超音速武器系統等突發狀況,堪稱命運多舛的傳奇艦種。
研發歷程漫長
最初,美軍在下一代水面艦(SC-21)的研究過程中,由於海軍刪減預算等因素,單價接受程度最為重要。SC-21強調新型水面艦可擔負防空、水面、岸轟、陸攻任務,並在有限預算內達成最佳設計。1997年6月,以海上攻擊、長程精準火力轟炸為主的DD-21概念成形。1998年4月,美國海軍成立DD-21執行辦公室,負責進行全系統的研發作業。
但小布希政府上台後,反恐戰爭開打,遂開始積極推動美軍轉型,並對前任柯林頓政府的軍品採購進行全面審查。DD-21首當其衝,高達6.5億美元的預算被大幅刪減至1.5億美元。因此,該案被暫時擱置。
2001年11月,五角大廈(國防部)批准DD-21改名為DD(X),並保留了該案中的複合動力系統(IPS)、先進火砲系統(AGS)、匿蹤功能(Stealth)、資料鏈(Data Link)等項目。此外,DD(X)具備多用途、靈活性、海陸聯合作戰等性能,具有較高損益比。最後,該案獲得美國國防部的支持,美國海軍命名為朱瓦特級(Zumwalt Class),並取代斯普魯恩斯級/紀德級。
2006年10月,美國海軍獲得採購2艘朱瓦特級的預算編列25.68億美元。2007年6月,再獲得採購材料和設備的預算編列1.9億美元。同年8月,朱瓦特級的複合動力系統(IPS)進入測試階段。當初,美軍透露首艘朱瓦特級(DDG-1000)預計2012年下水,而後每年量產2艘,總數達32艘。但因海軍的需求改變,最終產量從32艘縮減為3艘,舷號分別為DDG-1000、DDG-1001、DDG-1002,為美國海軍建造數量最少的驅逐艦。由於建造數量銳減、單價飆升,每艘朱瓦特級造價高達30億美元,約為勃克級驅逐艦的3倍。
特殊外型、動力系統
朱瓦特級的外型非常特殊,稜角分明。巨大艦島和穿浪船艏,迥異於現役各型水面艦。因其匿蹤性能需求,各項武裝均隱藏在砲塔和甲板下方,外觀幾乎看不到常見的火砲飛彈。因此,有媒體戲稱朱瓦特級是外星戰艦。
朱瓦特級採用複合動力系統(IPS),可提供強大推進性能和充足的電能,以應付船艦驅動和電戰系統需求。(請參考附表)
武裝配備
朱瓦特級的標準武裝為:(1)前方甲板的2門先進火砲系統(AGS),可發射155公厘口徑火箭推進增程榴彈(LRLAP),有效射程達100英里(160公里)。(2)直升機庫上方配置2門MK-46 30公厘口徑鏈砲砲塔,可應付水面目標。(3)MK-57垂射系統(VLS),由雷神公司和聯合防務公司負責研發,可使用改良型海麻雀短程防空飛彈(ESSM)、標準系列飛彈(SM-1/SM-2/SM-3)、戰斧巡弋飛彈等。朱瓦特級配備20具MK-57,每具MK-57內可容納4枚,共80枚各型飛彈。MK-57採用環繞船艦外圍的設計,可避免一般集中式發射箱被擊中後引發連環爆炸,並提高船艦本身的安全性。
最初,朱瓦特級曾傳出將安裝電磁軌道砲(Rail Gun),並有模型展示。但電磁軌道砲的研發並不順利,後由先進火砲系統(AGS)取代。目前,朱瓦特級前方甲板配置2門先進火砲系統,每門下方彈艙可容納900發砲彈。原先,火箭推進增程榴彈(LRLAP)已問世,但朱瓦特級建造數量僅有3艘,配置砲彈數量大幅縮減,其單價上漲至80萬美元,極度昂貴。2017年,川普政府便砍掉這項產品預算,朱瓦特級面臨有砲無彈的窘況。
最新消息
稍早,美國海軍透露,將在2024 年前把現役2艘朱瓦特級的先進火砲系統,改為海軍版高超音速(極音速)武器系統。美國陸軍和海軍合作研發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彈體(C-HGB)進度順利,除了彈體通用,由洛馬公司研發的三聯裝先進裝載模組(APM),也可安裝在車輛或船艦上。由官方公布的示意圖來看,朱瓦特級僅拆掉前方1門先進火砲系統,就可改裝4具高超音速武器發射器。上述作法,也算是提升打擊速度和保留岸轟火力的折衷方案。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一代哲學家思想家李澤厚於2021年11月初駕鶴西歸。消息初傳,難免不心中一怔。40年前經好友推薦,拜讀了李先生三部大作,頓有驚睹天容之快意,消遁胸中之塊壘。
李證明中國哲學文脈未斷
概因此前經典古籍束之高閣,封塵已久,乏人問津。而史學家陳寅恪過世之後,他紀念王國維時所揭櫫「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怕是亦隨風雨洶湧而消逝。只剩下年邁的馮友蘭孤獨無奈地低吟:「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這哪還是那位30年前抗戰時期,於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環境艱難困苦,他泰然處之,陋室孤影秉燭夜書,正氣昂然地揮動如椽巨筆,完成《貞元六書》,不負「為往聖繼絕學」之重託?這又哪還是那位學問道德均在胡適之上,全國士林敬重,後學仰望的當代大儒?以至於當時哀莫大於心死地認為,文史哲學界的文脈已斷,香火難續。
是以李澤厚的三本書適時出現,無異荒漠甘泉,久旱逢霖。閱畢更有「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的亢奮之感。惟此刻惆悵,光陰荏苒,不知不覺間已是40年。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世間又失去了一位學問大家。
翻閱紀念文章時,方知李先生生於1930年,享年91。憶及當年文史哲學界那些師長同窗同行同事們,在政治運動的巨浪一波接一波襲來的腥風血雨中一一倒下,先生以高齡善終於一座宛如鑲嵌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山腰上,景色優美精緻,童話般恬靜的小鎮,既幸運且幸福,然否?
或許當代陽明先生自認學貫中西,認同孟子東海西海聖人同心同理之說,抑或透悟康德理性主義,因而不再困惑於落葉歸根的中國傳統思想。是耶非耶?
文革時期學術自由受擠壓
新中國建國後十幾年裡,不斷強調學術為政治服務,學術自由的空間受到擠壓。到了文革爆發,學術更為現實政治鬥爭的一時需要服務。其中文史哲三大文科首當其衝,淪為重災區。
文革前奏曲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吳在抗戰西南聯大時期已是一位出色的年輕歷史學家,尤精斷代史明史,學界公認的明史第一大家。那本《朱元璋傳》立論精闢,發人未發,且文采斐然,達到孔老夫子文質彬彬的要求,不知風靡過幾代年少學子,包括1970年代大學課堂上的莘莘學子如筆者。這樣一位才學俱佳的君子清流,建國後學而優則仕,卻難免文人相輕,也幹過一些整人冒進的蠢事,到頭來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
文革初期暴起暴落的戚本禹原非習史,進入中南海工作後,探知毛澤東酷嗜《廿四史》,遂突擊研習歷史。先靠著批判史學界老前輩翦伯贊「反動學術權威」,博得毛澤東青睞。1930年代,學術界圍繞著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展開了一場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翦伯贊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而蜚聲學界,與范文瀾等人,同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奠基人之列。
文革爆發後,近佞之臣戚本禹揣摩上意,刻意挖出解放前夕香港攝製的老電影《清宮秘史》來上一頓大批判。劍鋒充滿殺機,招招指向毛的政治勁敵劉少奇,必除之而後快。權力場中,戚某踩踏多人頭顱,得以扶搖直上。可憐翦伯贊不堪肉體摧殘和人格凌辱,選擇自盡了結一生。死後在其衣袋中發現紙條一張,上面三書毛澤東萬歲,聞者唏噓!
青少年的郭沫若才華橫溢,如耀星般華光四射,建國後逢迎上意,天天忙於修改過去的著作。只因毛澤東生性好反傳統,對秦始皇、曹操等人情有獨鍾,郭沫若便拿出自己巔峰時期的力作《十批判書》,將其批判得一無是處。只不過他們都有意廻避了兩千年歷史之問,何以「天下苦秦久矣」?何以「秦二世而亡」?總不好老是歸咎於儒生,繼續拿陰謀論或誤解論來搪塞吧。
毛澤東喜好「三李詩作」,故郭沫若對如何評價那位「志為平民百姓歌」的詩聖杜甫,可謂傷透了腦筋。毛與郭二人都認同公論,歷來律詩第一當推杜甫,而毛亦以律詩見長。但20年裡,郭沫若幾番來回反覆折騰,到了晚年,居然把原先捧為古代勞動人民的喉舌,打成欺世盜名的人民公敵。字字血淚、句句憤慨的呼號怒斥,都變成了大毒草。好一個古為今用!說穿了不過是今人戀棧權位,恣意拿古人開刀,毫無學術尊嚴。只可惜,真實的自我在反覆無常中迷失了,無休無止的自我否定,終至迷失自我。士大夫無德無行,雖五代馮道亦難與郭沫若比肩。學界尤其史學界當深切自省,以往事為戒。
無須用激烈手法解決矛盾
此等暴戾之氣、乖張繆行充斥當時的學術界,流風所至,禍延後代。直到今天,文人中仍不乏周小平之流的基本教義派,亟思時空倒置,回到以階級鬥爭為綱,一抓就靈的年代,聞之每每冷汗直透衣衫。
自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一次又一次,中國已經革了65年的命了。當今中國國勢已上升到空前的盛世,切切不能忘記,這是國家民族以數不清的血肉生命為代價換取來的,應當備加珍惜。任何社會在任何階段都存在矛盾,有矛盾才是常態。難道直到今天14億國人還是缺乏智慧,做不到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拿不出更好的辦法,還得仰賴革命與暴力那種簡單原始粗暴的手段,來解決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矛盾,使得來不易的巨大成就,毀在基本教義派的手中?此輩頭腦簡單,愧對整個國家民族曾經付出的高昂代價,太不長進了!
李澤厚被冠以「中西馬」
文革結束後,學術界浩劫餘生,忙於療傷止痛,無暇顧及那片荒蕪苦旱已久的思想田園。此時李澤厚所著《美學論集》、《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這三本書次第問世,為乾涸多年的中國學術界降下了及時雨,故而聲名大噪。他的著作也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飄揚海外,旋即轟動台、港思想界,傾倒眾生。當地讀書人爭相求購他的著作,竟至一時洛陽紙貴。
大陸對李澤厚讚譽有加,冠以全中國難得一位貫通了「中西馬」的思想大家。中即中國傳統思想,西即西樣哲學,馬即馬克思主義。這可是幾十年間中國思想界嚮往的涅磐境界,無數學子一生為之皓首窮經,苦思冥想,卻始終明月當空,可望而不可即。
更有論者認為,李澤厚哲學思想方面的造詣,已超過老一輩如馮友蘭、朱光潛、賀麟、金嶽霖等,接受過嚴格西方學術訓練的中國第一代哲學家。他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至今尚無人能出其右。擁有如此盛名,李澤厚卻始終不群不黨,未染上學術界流行的通病。他在士林中特立獨行,迥異於那些徒子徒孫遍天下的「大師」、「學閥」,以及那些自命風流瀟灑,好在學與官之間那個高危地帶,遊走的「官迷」。或許這也足以解釋他之所以能夠毫髮無損,安然渡過文革浩劫。
李澤厚寂寞身後事
概亦如此,40年後,他寂寞身後事,大陸之外反響寥寥,遠不及三個月前同樣是在美國離世的余英時。
余氏久居美國學術要津,桃李滿天下,身後自然追思文章如潮湧。雖爭論不斷,毀譽交加,蓋棺猶未論定,倒也十分熱鬧。四年前金庸去世,他的葬禮更加風光熱鬧,社會名流冠蓋雲集,各方花圈條幅溢滿靈堂。巧的是,李澤厚與金庸相遇論交於1980年代,屬老相識。未知當時他是如何蓋棺論定這位香江文人老友?
李澤厚自視甚高,曾拒絕嗟來之食,對自己的學術造詣很是自負。大學問家總是認為,自己的真知灼見能超越時代的限制,都認為著書立說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可傳之百世。然而,時代始終在不停地變動,後人還是能看出前人帶有或深或淺的時代色彩。這是後世學者的優勢,也是學術研究的要求。讀書人必須以提昇要求自我,做到溫故知新。
(作者係旅美民間歷史工作者)
許多人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具有中國特色」幾個字不甚了解,我的猜測是,當年小平同志發起改革開放時,左派勢力仍然相當强大,所以他在逐步引進資本主義時,給予了一個沒有人能批評的詞:「中國特色」。若實事求是的話,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確名稱,應當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大陸學術界已公開肯定,中國模式是一個混合經濟體:社會主義爲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爲輔的經濟體系。
說中國特色暗指資本主義仍然是比較表面化的認知,其實,如果繼續挖掘,就會發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含義並不止於資本主義,它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對此,必須話說從頭。
探討中國往何處去?
從清末到民初,在受到列強近百年的蹂躪之後,有識之士開始討論應對之策,也就是「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大問題。他們提出了兩條道路,一是中體西用,一是全盤西化。在五四運動前後,中體西用的選項基本上已經被摒棄,剩下的就是全盤西化,而全盤西化那時已分為兩條道路,一條是走美國的自由主義,另一條是走蘇聯的共產主義。在這兩條道路的選擇上,前輩沒有訴諸於理性討論,而是訴諸於戰場上的對決。如果我們把日本軍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噪音除掉,國共對決的結果是,共產主義贏了。
1949年,中國人用鮮血答覆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那就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
美式民主是從1776年開始實行的,它是根據當時歐洲知識界精英提出的理論,由新大陸上的精英,也就是被後人稱為「建國之父」的一批人(包括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等七位)設計了一套可操作的系統(憲法、普選、三權分立、保障個人財產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然後把這套系統落實在新大陸上。在落實的過程中,他們又做了許多修正,還打了一場慘烈的內戰,加強這個系統的可操作性。到今天,它已經操作了將近250年(雖然,由於國內目前的嚴重分裂,使它的操作性出現問題)。
另一方面,蘇聯的共產主義是1917年才付諸實施的,它落實的時間短,可操作性到底如何,能不能長期運作,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年,仍然是個未知數。所以,走蘇聯道路的風險很大。可是,如果我們設身處地來替當時的激進青年們著想,當他們讀到《共產黨宣言》時,那一定是熱血沸騰的,他們會相信,其中揭示的理想境界,不但是中國應當追求的,也是全人類都應當追求的目標。
蘇共主義操作失敗
老子說,「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旨哉斯言!這是人類的一個矛盾:智者必須為人類的前途做出規劃,而吃瓜群眾無可避免地會成為他們設計的美麗願景的祭品,或被實驗者。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說白了就是平均主義,但這是一個無法實際操作的概念。
老實說,這並不需要像海耶克那樣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來告訴我們。大家都可以想到,如果我們想把一種物件平均分給一些人的時候,我們必須有權力這麼做。所以,要想平均分配某些產品,我們必須能夠確保有人能夠製造出這些產品,並且有權力分配這些產品。也就是說,為了能夠公平分配實物,社會上的權力分配就必然不平等,絕對分配權必然需要絕對控制權。但反過來,如果人人權力平等,那就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強者必然得到更多的實物,弱者喝西北風,實物的分配就不可能平等。這個兩相排斥的情況告訴我們,共產主義缺乏可操作性。此地的敘述極端簡化,但是道理並不複雜,那就是:理論雖好,但無法落實。
毛澤東非常執著平均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在這方面花了許多心思。據我的粗淺瞭解,他想用不斷革命的方式來達到權力平均和物質平均的目的,而這就導致了文革,使中國在他去世時陷入了全盤崩潰的危機。
物極必反,置之死地而後生,面對絕境,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政策。不能不說,這中間也帶有相當大的運氣成分。試想,如果沒有鄧小平呢?那中國的前途會如何?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
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前30年裡,它實行的政策基本上是跟隨蘇聯的,雖然做出一些局部調整,主要政策包括計畫經濟、工業國營,發展重工業和農業集體化。毛澤東晚期甚至想要超越蘇聯,向共產主義的理想躍進。儘管他是天縱英明,可是他完全不瞭解西方社會科學裡所說的可操作性,他也不瞭解蘇聯的那一套並沒有經過長期驗證,是否可行是個未知數。
現實是,計畫經濟作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制度,是不具備長期可操作性的。結果不但蘇聯走進死胡同,中國也同樣走進了死胡同。由於毛心急,中國陷入死胡同的時間還比蘇聯早了十多年。
萬幸的是,被趕出領導班子之後,小平同志有時間思考問題,而他知道中國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必須急轉彎,而且他仍然擁有足夠的魄力和威望,來從事這件艱巨無比的工作。
1978年11月,中共舉行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放棄階級鬥爭,改為以經濟發展為核心。大陸隨即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其中既有迅速的生產力提升,也有為了打破計畫經濟而推行的雙軌制,帶來了普遍的腐化和通脹。對一個開始鬆動但依然貧困的社會,腐化和通脹構成了巨大危機。
也就在這段時間,整個1980年代,大陸思想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學生首次接觸到西方的經典政治書籍,也有大批青年到美國和歐洲留學。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他們腦洞大開之後,產生了一個共識,那就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中國失敗了,那麼,在全盤西化的兩條道路上就只剩下一條道路,那就是向西方學習,引進歐美的自由主義。
是在這個共識之下,加上國內的通脹加腐敗的社會環境,學運在大陸遍地開花,最後終於引爆了六四,而這幾乎打斷了中國向改革開放邁進的步伐。
中國決定走自己的道路
之所以會認為自由主義是中國唯一可以走的道路,那是因為年輕一代根本無法想象,中國還有第三條路,那就是走自己的道路,而鄧小平悟出的道理就是,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什麼是自己的道路呢?那就是基本政治結構不變,實事求是地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的道路上,既然資本主義是成功的,那就引進資本主義,東亞四小龍的經驗是成功的,那就引進四小龍的經驗。引進不拘一格,全國各地都可以試點,進行它們自己選擇的模式,成功的就加以擴大,失敗的就拋棄。因為走自己的道路沒有模式可以照搬,所以它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實質上,這條道路非常自然地引導出一個可能連鄧小平都沒有察覺的現實,那就是,它實際走上了原先被拋棄的「中體西用」道路。
「中體」不再是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而是以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為體,「西用」則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把西方的任何好東西都拿來用。那麼,什麼是中國的傳統政體呢?它當然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定義下的民主政體,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體。
中國傳統政體分為二系統
簡單說,中國傳統政體分為兩大系統,一個是帝王世襲系統,另一個是選賢舉能的行政系統(官僚系統)。這是一種非常穩定的政治安排,但因為是世襲,皇帝可能殘暴、昏庸、年幼等而使朝政不修。皇位繼承也時常出現皇子之間、後宮、外戚與宦官等爭權與弄權的問題。
可是,它的優點在於,把政權的爭奪局限在一個非常小的圈子裡,不至於擴散到整個國家,所以國家內部沒有分裂勢力,官僚的治理能力得以保存。只有在外敵過於強大,或國家徹底衰敗,才會導致改朝換代。即使改朝換代、分合之後,大一統的局面仍然得以維持。相對而言,羅馬帝國消亡後,歐洲就分裂成無數小國,結盟殺伐,爭奪權力和爭奪地盤的事件從未停息。
中國的體制是打下天下的人坐天下,所以一旦坐天下,誰擁有政權就不再是問題,剩下的問題是如何治天下。自從漢朝的董仲舒獨尊儒家之後,治理天下也有了規範,那就是修齊治平、選拔賢能。帝王世襲制與精英官僚制的結合體,就是中國獨有的政治模式。該模式的特點是:它具備很強的連續性和治理能力。
長期的歷史驗證還告訴我們,它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而且,這種政治安排可以說是在中國人的血液中循環,想要全盤更換,那就是自找苦喫,可能導致滅亡。它是老式的中國模式,在這個老模式的框架裡注入了新內容,就是新的中國模式。
中共採取了新的中國模式
中國共產黨取代了帝王世襲制,基本上使權力鬥爭局限在黨內,縮小了鬥爭的範圍,而共產黨本身也是一個嚴格的精英體制,遠比一個皇室的控制更有效:它深入群眾,無遠弗届。國務院取代了過去的官僚系統,負責行政管理。兩個精英系統各司其職,有效互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到了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迎頭趕上」,也即將做到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的後半。
為什麼中國模式能夠使中國迅速發展,在短短的40年中就趕超上來了呢?
第一,它是集體主義,能夠進行頂層設計,制定長期目標、集中力量、有序前進、照顧全面、鍥而不捨。第二,它縮小了權力鬥爭的範圍,鬥爭主要在黨內高層間進行,代價很低,不會造成整個社會分裂。第三,它專心致力於治理國家,政策有持續性,不像民主制,把社會上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消耗在不事生產的競選活動上,並且因之製造社會分裂,政策也因政黨輪換而左右搖擺等。第四,作為全民的政黨,它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它存在的目的是為全民服務,而不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第五,它徹底務實,向全世界吸收知識、人才和物資,並且有能力通盤調配資源,以達到最好的效果。第六,因為它制定目標,所以在發生偏離目標時會很快自我修正、調整,自我糾偏的能力特別強,遠超過需要更換政黨才能改變方向的民主制度。
中國模式會繼續演變
正是因為這個中國模式把權力問題在小範圍內解決,不像西方把龐大的精力放在爭奪權力上,所以,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福利等多方面,就能取得巨大成就。這是西方為什麼一定要在意識形態上,否定中國模式的根本原因。
中國模式還在繼續演變中。因為它在過去40年間不斷變化,使得西方學術界創造了幾十個不同的形容詞來描述中國模式。到底它會繼續演變成什麼形態,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如果它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不斷自我改進的作法,相信明天必然會更好。
中國模式是世界上少數堅持一黨治國的模式。鄧小平在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時,就把重點放在「放權讓利」上,現在看來,如何在一黨治國的基礎上,保障人民的個人權利,保證司法獨立,建立獨立的言論體系等,很可能是今後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自1895年開始,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對台灣產生巨大影響。而隨著台灣的光復,國民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去殖民化政治經濟文化改革。戰後接連的國共對峙與冷戰格局,讓並未完成的「再中國化」瀕臨瓦解,認同的撕裂與複雜的東亞現實,加劇了台灣尋找自我認同的道路。如何正確定位台灣與台灣人,成為戰後相當長時間內未能解決的複雜問題。
日本殖民統治與皇民化運動
甲午一役台灣淪喪,日本開始了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對台灣施加殖民手段,以圖化台灣為日本之利益延伸。對於日本的殖民化舉措,我們可粗略概說為「皇民化過程」,即以行政獨裁體制為基礎,以經濟控制土地歸轉為主旨,榨取台資以彌補國內空缺,同時伴隨以皇民化為意圖的教育革新奴化台人。皇民化運動造成台灣新生世代對中國認同的消解與漢語言文化的喪失。
抗戰勝利使台灣再次在主權層面上回歸中國,這也成為對台去殖民化的基礎,並隨之開展了以國民政府為主導的去殖民化運動,對光復初期及此後去殖民化的行為分析,有學者試圖從「解殖」與「反殖」兩種話語出發予以闡發。
台灣光復後的解殖與去殖
解殖是針對政治與制度的轉型改造,首要是建立在地社群自我治理的行政及立法體系,即解除外來統治者、在地精英與底層殖民地人民之間不均衡的剝削與依附關係,並且梳理包括剝削與依附在內的、前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人民共用的依賴於意識形態、價值、生活方式、身分、記憶和效忠等層面共通的經驗、對彼此施加影響的整個動態的互動脈絡。而反殖是以清算殖民統治的遺緒為目的的去殖民行為,是對過去直接的清算與割裂,以達到去殖民化的目的。
國民政府去殖民化運動主要有行政的再建構、教育去皇民化、經濟接收、中國話語的回復與認同塑造、統一話語的構建。隨著1947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撤銷,代之以大陸的省制,行政體制建設完成。依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南京國民政府接收在台日產,包括原屬日本政府管轄下的公產、投資的企業、個人私有財產和查獲沒收打撈財產等四類,其中又以企業和房地產為大宗。向無地的台灣民眾放租土地,以原有日本企業為基礎進行經濟重建,試圖去除日本在台的影響;但因資金匱乏,以及日本昔日對台經濟的破壞,而難以立見成效,加之接收過程中出現貪腐,引發台灣民眾及知識分子的不滿。
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教育,剝離了數代人對中國文化的深層認知,也模糊了基於民族、國家與文化的認同。教育變革顯得十分迫切,當局曾針對時局宣稱:「光復了的台灣必須中國化,這個題目是明明白白沒有討論的餘地」。通過去符號化、改組地方行政,在市縣分別設立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科或股並設置督學,逐漸施行同大陸相近的教育制度以進行教育「去殖民化」。以推行國語教育,少言日語,廢除日姓,拆除富有日本文化的廣告、文化建築、標語來剔除原有的日本因素。通過「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智、仁、勇、誠) ,重組被不平等條約帶來的在外國文化影響下,懼外、媚外心理所造成的「中國固有文化系統的破碎」,恢復民族自信心。傳播三民主義、培養民族精神與中國文化,消解殖民時代的教育創傷,並重構「中國認同」,鼓勵學術研究,獎勵文學創新與中國化論述,試圖重新聯結大陸與台灣的文化紐帶。在國民政府與台灣各界的努力下,國語運動的推行與國族話語再造產生了積極作用。
去殖的成效與產生的爭議
抗戰的勝利令台灣民眾數十年的壓抑與苦悶得到釋放,從而引發民眾對未來的期待。但隨著大陸內戰硝煙日漸瀰漫,國民政府將精銳作戰部隊留置大陸,而選派了非精銳部隊登陸台灣。散漫佝僂且破敗的軍隊形象,讓台灣民眾感到失望。而政府部門出現的貪腐醜聞更觸動著民眾的神經;隨後因日本對台經濟的破壞,與國民政府調控不力引發了米荒,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使得國府的政策轉向高壓,從而更造成民眾的反感。
被動去殖民化運動,也引發不同群體對自我身分的認知混亂。國語運動雖大抵消解了日本的影響,但政府「一刀切」的舉措與言論,卻不斷引發台灣民眾不滿。官方常以國語的好壞評判是否為台胞,甚至以奴化未盡阻止台灣精英參與政治,令台灣民眾在權利與身分層面產生被歧視的心理,民眾雖積極少言日語,但卻注意到政府公職人員卻多係日本留學生,或原來台灣政府的公務員以會說東洋話為榮,多以日語與台胞交談。
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民眾產生了強烈的認同創傷,僅憑國語運動是難以完全彌合的,國民政府也缺乏有效的引導,單純以民族主義話語標榜傳統意識,實現對日本影響的擺脫,反令民眾陷入迷茫與困窘,簡單割裂過去與現在的反殖話語,難以產生真正的認同。
對國民政府而言,去除日本對台影響無可爭議,但國共對峙局面的明朗、冷戰秩序下的反共,似乎解除了反殖的正當性。國民黨和日本保守派重新結盟,這時思考反殖對雙方都顯得尷尬。
台灣既無法完全主導「中國」這一地緣政治的概念,也缺乏接觸東亞他國的合理性,尷尬的身分使政府與民眾引發一場自我認同的狂潮,即「小中心化」與「台灣─中國」主體論建構。民眾去日本化的未完全、再中國化的不成功,去台灣主體性的塑造,最終導致20世紀末期解嚴後,台灣民主化進程下的陸台撕裂。
無論是台灣因地域的獨立而產生的自我考量,還是陸台間聯繫密切卻始終區別的社會情境,抑或是殖民話語的持續影響、政治層面的衝擊,均對今日台灣時局產生重大影響。因對政治的失望,殖民時代的敘事悄然重現,以台灣認同為外衣,影響著台灣民眾的思維意識。政治台獨或許並未成為真正的台灣共識,但若文化台獨漸成主流,便會對統一或一個中國的話語產生劇烈衝擊,撕裂一旦完成,便會成為真正的問題。
(前者係閩南師大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後者係閩南師大歷史地理系學生)
美中雙方在政治、經濟方面摩擦不斷,許多好事者期待美中開戰,其實,雙方只有在1950年代朝鮮半島的韓戰,曾發生雙方軍隊大規模正面交鋒,過去數十年來雖有零星摩擦,卻沒有真正大打一仗。大陸連續拍攝《金剛川》與兩集《長津湖》等韓戰電影,敘述共軍如何在物資劣勢下,頑強對抗美軍,尤在嚴寒天氣下進行的長津湖戰役,共軍重挫了美國陸軍與陸戰隊,這是美國軍隊少見的挫敗,從美國陸海軍保存的歷史資料中,亦可見當年戰事的慘烈。
1950年6月,北韓軍隊突破北緯38度線後,大舉進攻南韓,一度將美韓聯軍擊潰,美韓聯軍僅能退縮到洛東江,屏障洛東江,與北韓軍隊形成對峙。在東京的盟軍總部內,麥克阿瑟大膽地籌畫發動仁川登陸,攻擊北韓軍隊後方,北韓軍隊攻勢頓挫,往北撤退,美軍一路追擊,跨越38度線。北京當時透過外交管道,向美方傳達,若美軍跨越38度線,中共不會坐視,美方不以為意,美國陸軍與陸戰隊,加上韓國軍隊,一路北進到鴨綠江畔。
美軍攻克平壤,隨後陸戰隊前進到了朝鮮半島東北部的長津湖一帶。當時已經入冬,美軍以為北韓軍隊已呈敗象,他們馬上可以回家過耶誕節了,卻不知共軍早已渡江支援北韓,雖然寒冬造成許多士兵受凍,部隊戰力受到影響,卻仍能悄悄地在長津湖美軍陸戰隊的四周形成包圍圈,狠狠地打擊美軍,鬆散的美軍狼狽潰散,但很快地運用外海航空母艦起飛的空中武力,造成共軍很大傷亡,共軍缺乏空中優勢,又碰上零下的氣溫,作戰條件艱困,讓美軍從興南港兔脫。
中美韓戰電影陸續上演
大陸拍攝了《金剛川》、兩集《長津湖》等膾炙人口的韓戰戰爭片,美國好萊塢也不甘示弱,11月要上演《決戰38度線》(DEVOTION),這是一部敘述美國海軍航空隊參加長津湖戰役的故事。美國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拍攝韓戰戰爭片,在《長津湖》一片引發話題後,好萊塢籌拍了這部韓戰電影頗耐人尋味。
根據美國海軍保存的歷史檔案,對1950年12月長津湖戰役的激烈戰鬥,有相當詳實的記述,許多是參戰部隊的戰鬥詳報。在長津湖戰役中,美國海軍出動雷伊泰號、菲律賓海號,福吉谷號等三艘航艦,航艦上的戰機對包圍圈外的共軍部隊進行綿密打擊,尤其投擲了燃燒彈,造成共軍很大傷亡。
美軍檔案顯示戰況激烈
雷伊泰號當時的作戰報告,描述了當共軍第20軍與27軍包圍了美軍陸戰隊後,美國海軍航空隊如何提供空中攻擊支援,在惡劣的天候下掩護陸戰隊突圍。根據雷伊泰航艦的作戰報告記載,1950年12月1日這一天,艦上所有戰機持續全體出動,在長津湖周邊提供密接空中支援,掩護遭到共軍包圍的陸戰隊,任務區域有暴風雪,但是戰機仍然利用儀器飛行,執行了22次攻擊任務,包括夜間攻擊。
雷伊泰號航艦上面的戰機,從12月1日到26日,將近一個月的嚴寒天候下,執行了許多次對地攻擊任務,總計有1124次,攻擊時數3210.9小時,航艦作戰天數25天,其中發動航空攻擊有18天。
雷伊泰號航艦上的戰機,由空中朝地面共軍投擲了1927枚大小炸彈,2207枚大小口徑火箭,50機槍與20機砲發射了36萬8940發,燃燒彈投擲了4萬6144枚,照明彈40枚。共軍的地面砲火擊落F-4U戰機2架,A-1攻擊機3架,擊傷F-4U戰機 4架,A-1攻擊機9架。
雷伊泰號上的戰機,對長津湖周邊地面共軍152個集結區,發動空中攻擊,造成共軍傷亡,估計約8000人到1萬人。根據雷伊泰號的作戰報告,戰機在空中觀測。判斷擊斃250人的傷亡情況,但是地面部隊實際查核計算,傷亡高達擊斃2000人,可見美軍藉著空中優勢對共軍造成非常慘重的傷亡。
美國海軍戰機對地面攻擊,除了造成共軍部隊傷亡外,也造成其他損害。根據雷伊泰號作戰報告,總共摧毀338棟建築、共軍占領的城鎮7個、彈藥庫2個、燃料庫9個、補給庫4個、卡車21輛、機關車頭2輛、火車列車1列、牛車42輛、吉普車2輛、馬匹130隻、牛3隻、迫擊砲陣地4個、機槍陣地4個。
雷伊泰號航艦上的海軍戰機,對地面攻擊損害了84棟建築,鐵路棧橋2座,公路橋1座,戰車1輛,裝甲車1輛,卡車17輛,機關車頭4輛、火車列車5列、牛車4輛、吉普車3輛、指揮所1個及砲兵觀測所1個。
僅僅是雷伊泰號上的戰機,在短短一個月內就造成多達1萬人共軍部隊的傷亡,菲律賓海號航艦的作戰報告粗略推測,造成共軍傷亡3,000到4,000人。可見當時戰況慘烈,以及地面共軍損失慘重。共軍在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等地都發動了猛烈攻勢,受到天氣寒冷與美軍空中攻擊的影響,共軍戰鬥持續能力漸感不支,終讓美軍突圍成功。
美軍頑強戰鬥成功突圍
共軍出動20軍與27軍包圍長津湖周邊地區,轄下約有8個師的兵力,但受到天候嚴寒的影響,許多士兵有凍傷,無法執行作戰任務,減損了這8個師的戰力,共軍在沒有空中優勢下,幾乎是靠著決心與意志堅持戰鬥,但人的耐力還是有極限。
受困的美軍陸戰隊遭受共軍圍堵,仍然能夠在最初的潰敗後,重新站穩腳步,收攏部隊,逐漸打出一條生路,也顯示美軍陸戰隊的頑強戰力,是個可敬的對手。在美國海軍戰機猛烈的空中攻擊掩護下,這些受到共軍包圍的部隊成功地自長津湖突圍。突圍部隊抵達興南港,搭上海軍船艦撤出之前,還有一場艱困的戰鬥,他們必須經過水門橋,這座橋早先已被包圍的共軍部隊炸毀,部隊一時無法通過,這時美國展現了大國的實力,美軍擁有充足的物力與資源,共軍炸橋,美軍就搭出一座橋來,這時共軍的戰鬥力已經減弱,讓美軍迅速地搭建了橋梁脫困。
美軍運用龐大的物力與資源,用空投方式,將搭建橋梁的材料送進包圍圈,讓工兵部隊應急搭出一座橋來。根據美國陸軍韓戰戰史記載,12月7日,美軍運輸機空投了8個2 ¼ 噸的浮橋橋段,這8個浮橋橋段有一個意外飄入了共軍陣地當中,一個降落地面時毀損,這顯示美軍空投能力還不錯,只有一個投入共軍陣地內,與國共內戰時期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國府空投糧食彈藥進包圍圈,大部分都為共軍所截獲。之後的奠邊府戰役,法軍空投物資也經常落入越盟戰線手中,這或許與包圍圈的大小有關,影響空投的準確。
美軍工兵部隊運用其餘完好的6個浮橋橋段,很快地搭建了應急橋梁,讓受圍困部隊順利往興南港撤退,最後有11,000名美軍陸戰隊員與1,000名其他士兵從興南港撤出。陸戰隊員衝破包圍圈,但共軍勇猛的打擊能力已讓美軍刮目相看,不再敢藐視這個敵人,韓戰最後雙方打了個慘和,但美中雙方都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美國在二戰光榮勝利,越戰因美國青年大量逃兵,或上街反戰,搞到全美四分五裂,該二戰役均受到大量關注。其實,美國還因冷戰之故,莫名其妙地派兵跑去朝鮮半島,結果死傷眾多,韓戰為美國人帶來不小的傷痛,卻沒有像越戰或二戰受到矚目,變成了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美中開戰不符合美國利益
隨著近年來美中關係的緊張,不少好事者鼓吹美中開戰,尤其台灣不少政客期待美中能夠大打一仗,台灣即可以趁勢搞台獨。不過,美國因為愛打仗,吃了不少虧,儘管美中情勢緊張,雙方貿易摩擦不小,但北京也算是核武國家,美國基此多少會投鼠忌器。當年北京沒有核武,都敢於上前線與美軍打個你死我活,何況現在擁有戰略核武與洲際彈道飛彈,美國可用政治手段壓制北京,若是動刀動槍,很可能得不償失,大西洋那一頭的歐洲才真正是美國關心的核心利益所在,亞洲只是美國要面子須一較長短,真要搞到損兵折將,華府可能還要思量再三,究竟是否會協防台灣,那就留給大家猜。
美中還沒有真的打起來,彼此卻都拍了韓戰電影,在片中雙方打得激烈。但筆者相信,當客觀環境改變,華府與北京還是需要合作,這才是大國該有的胸襟。至於台灣,如果還以為美國會有情義可言,那就太天真了,但台灣人似乎也從來沒有聰明過。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戈巴契夫的政治生命早已定格於31年前的那個冬夜,但當他的肉身最終於2022年8月30日消逝時,仍然在全世界激起一陣波瀾。在西方,政客們對戈氏推崇備至。在他的祖國俄羅斯,官方雖禮遇有加,民間則褒貶不一。
中共當局曾與蘇聯相愛相殺半個多世紀,因此當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的死訊傳來時,立刻啟動了中國人關於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記憶。儘管不能把蘇聯解體的責任完全推給戈巴契夫一人,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灰飛煙滅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乘風破浪,百年中共仍然生機盎然。撫今追昔,令人不勝唏噓。
大陸輿論對戈氏蓋棺定論
戈巴契夫逝世後,微博相關話題的點擊量一度高達7.7億次,各種討論超過8萬條。雖然輿論對戈巴契夫的功過是非眾說紛紜,但無論是一般網友,還是專家學者,主流意見對戈巴契夫蓋棺定論—他是一個反面教材。
例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就直言不諱戈巴契夫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人物」。張維為認為,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評價,主要取決於兩點:第一,他多大程度實現了自己提出的目標;第二,他的人民怎麼看待他。具體來說,戈巴契夫當初提出「新思維」的時候,目的是要完善社會主義,但最後卻葬送了社會主義,葬送了蘇聯。蘇聯解體後,不甘寂寞的戈巴契夫曾於1996年競選俄羅斯總統,結果得票率連1%都不到,可見他被自己的人民拋棄了。
不僅如此,張維為還作為親歷者,披露了2009年戈巴契夫在一次國際演講活動中的花絮。在回答一位英國記者:歷史將如何評價你的問題時,戈巴契夫不僅自詡為「好人」,還將關心大自然和環境保護列為他的重要政績,當場引發聽眾譏笑。戈巴契夫作為政治家的失敗,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政治學會常務副會長張樹華,在《環球時報》發表了題為《戈巴契夫的迷思與西方謎局》長文,同樣認為戈巴契夫雖在西方享受花團錦簇,但在俄羅斯早已身敗名裂。作者援引了俄國一次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民調資料顯示,有72%的俄羅斯人認為,戈巴契夫時期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該文指出,蘇聯和俄羅斯曲折的政治進程像是一面鏡子。戈巴契夫和蘇共在「民主化」等問題上犯下「顛覆性錯誤」,最終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都打了敗仗,其深刻的教訓值得汲取並牢記。
那麼,戈巴契夫到底做錯了什麼?或者說,中共做對了什麼,從而避免了重蹈蘇共的覆轍?
戈巴契夫做錯了什麼?
雖然俄羅斯不少評論家斷言,戈巴契夫背叛了社會主義,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但平心而論,戈巴契夫改革的初衷絕對不是為了「亡黨亡國」,相反的,他想要力挽狂瀾,重振蘇聯社會主義。但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受挫後,戈巴契夫病急亂投醫,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自毀長城,最終導致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積重難返,在短短數年間走向土崩瓦解。
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國家,它的國名中不包括任何民族或地理元素,將不同人群和他們生活的地理單元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就是「蘇維埃」(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就決定了要維繫蘇聯的團結與穩定,進而實現強大和振興,就必須堅持和完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這一蘇維埃制度的核心,必須堅持走適合蘇聯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然而,面對當時國內外錯綜複雜的形勢,作為蘇聯共產黨的掌舵人,戈巴契夫沒有把狠抓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擺上優先的議程上,更沒有自我革命的勇氣與能力,反而將黨的機器視為推進改革和鞏固個人權位的絆腳石。在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戈巴契夫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放棄了蘇共的領導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更被棄之如敝屣,代之以令人不知所云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一時間歷史虛無主義空前氾濫,蘇共的歷史、蘇聯的歷史和領袖人物被全盤否定,加劇了政局混亂與人心渙散。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將蘇聯解體視為前車之鑒,痛心疾首於「在那場動盪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什麼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
即使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戈巴契夫也有重大失誤。蘇聯經濟的頑疾是國民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長期落後,人民生活水準亟待提高。因此改革的突破口理應是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市場供應,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但戈巴契夫的起手式卻是推動所謂「加速戰略」,仍然以重工業為重心,結果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消費品市場更加緊張。加上物價飆升,盧布貶值,蘇聯人民沒有從改革中獲益,自然對戈巴契夫和蘇共心灰意冷。
遭到國內民意反噬的戈巴契夫,於是更加沉迷於西方廉價的掌聲中,最終眾叛親離,淪為孤家寡人。用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茹科夫的話說,戈巴契夫喪失了與人民大眾的血肉聯繫,喪失了其應有的代表性與先進性,這一切注定改革失敗。
中共做對了什麼?
答案可以在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找到。該決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十大歷史經驗,分別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於鬥爭、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自我革命。
中共與蘇共之間自然不可生搬硬套,但中共經過艱苦奮鬥,付出了巨大代價,才取得的這些寶貴經驗,對其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無疑具有重大啟示作用。可以肯定的是,戈巴契夫正是在這些方面栽了大跟頭。
反觀中共,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同樣面臨嚴峻挑戰。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鄧小平等領導人意志堅定,寸步不讓,從而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擊退了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進攻,捍衛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
蘇聯解體後不到一個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針對「六四」之後大陸極「左」回潮,改革開放進退維谷的現狀,鄧小平心急如焚,大聲疾呼「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
「南方談話」終結了姓資姓社之爭,推動大陸不僅走出了蘇東劇變的陰霾,而且邁上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車道。無怪乎2004年,在參加美國前總統雷根的葬禮後,戈巴契夫對時任北京駐美大使的李肇星說,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沒有一個鄧小平」。
結語
儘管大陸輿論對戈巴契夫的總體評價十分負面,但外交部發言人行禮如儀,肯定戈巴契夫曾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做出積極貢獻,對其逝世表示哀悼。這首先是出於外交禮節,戈巴契夫是舉世公認的重要政治人物,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表達了哀悼。
其次是實事求是,戈巴契夫在回憶錄《蘇聯的命運》中,引用了大陸前外交部部長錢其琛的一段話:「戈巴契夫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和政治家,其缺點和優點自然有待後人來評價。但是他此次訪問北京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必將在中蘇關係史冊上寫下濃重的一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此乃中共的自信使然,畢竟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今年分別是吳健雄110歲冥誕及楊振寧百歲嵩壽華誕。吳健雄畢業於1934年的南京中央大學,當年中央大學所在地,學術一脈相承的南京東南大學,特別在今年5月舉辦了吳健雄110誕辰的紀念會。在學術與私誼上與吳健雄都有密切關係的楊振寧,也受邀在紀念會上發表短文,再次重述他對於吳健雄科學識見與實驗成就的一貫評價,可以說是紀念會上的一個科學歷史見證。
二人皆為中國科學里程碑
在20世紀的物理科學上,吳健雄與楊振寧都以他們在近代科學上的過人識見,以及他們自身所涵育的中國文化傳統,走出了中國科學家在近代物裡科學上的一個里程碑,這也是他們受到推崇的一個道理所在。
由於我寫了他們兩人的傳記,很清楚瞭解到,他們對於自己在科學上的成就,不是因為他們能比擬於西方的一些科學家。今年5月底,在南京東南大學紀念會上,我在發言中特別引述了吳健雄自己所說的一段話,「中國人總覺得,說我是中國居禮夫人,好像對我了不得,對我恭維了,其實對我並沒有恭維。」正是用意於此。
楊振寧得到我們社會的肯定,當然源自於他和李政道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兩個中國人,但是後來有人問起楊振寧,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時,他的回答卻是「改變了中國人不如人的心理」,清楚看到他對於自己文化傳統一種自信心的看重。近些年有一些說法,總喜歡強調楊振寧的物理風格,在20世紀中可以說是承愛因斯坦與英國大物理學家狄拉克以降,同樣展現精妙數學與玄奧物理微妙關聯的一代大師,但如果我們看楊振寧近年一些對於科學的看法,即可知道,他承襲自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宇宙奧秘一種未可能盡知的哲思。
科學在文化中的定位問題
這些現象的背後,當然牽涉到科學在文化中的定位問題。回顧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近代科學進入中國是一個面對外強壓迫,由輕藐抗拒受到屈辱挫敗後,不得不「屈服勉從」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最為象徵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在「五四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以圖「救亡」、「啟蒙」的歷史呼聲的背後意念,事實上與觸發「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民族主義動機,是有著矛盾的。然而,起自歐西文化傳統的近代科學,如何能在我們這個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帶來真正的啟蒙,也就是許多人談到的所謂「五四」的未竟啟蒙,值得我們重視。
「五四」之後對於科學啟蒙反思的唯一機緣,乃是1923年的所謂「科玄之辯」,然而那個對於科學進入我人文化思想的辯論,僅及於言辭表意的爭論,未有深入對傳統文化的啟蒙辯詰,反倒留下一個「科學與玄學」的對立表象,深入人心。
其實被中國地質先驅人物丁文江貶抑為「玄學鬼」的張君勱與梁啟超,不單中學根底深厚,起草民國「五五憲草」的張君勱,對儒家思想與法哲伯格森的直觀哲學,頗有深研,還曾撰文討論中國現代化與儒學復興。「戊戌變法」核心人物的梁啟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領袖,1919年遊歐回來發表的《歐遊心影錄》,直陳在歐洲所見西方文明的悲觀前景,倡議要恢復自我文化傳統。張、梁二人非但不是丁文江口中的所謂「玄學鬼」,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甚至西方思潮的認識深度,豈是鑽研地質學窄門,只知強調科學「證據」,甚至認為不是科學方法得到的結論,都不是「知識的」丁文江所能望其項背。
英國也有科學與人文辯論
其實在近代科學萌生的英國,也有科學與人文的辯論,先是19世紀浪漫文學詩人柯立芝與社會改革家邊沁的辯論,晚期則有文學評論家阿諾德與生物學家赫胥黎的人文與科學論戰。英國的兩次論戰,人文傳統都站在強勢地位,科學的功利主義只能奮力以搏,也因此,歐洲對於科學一直有著較為強大的質疑反思傳統,反觀我們對於科學,只有奉為圭臬的崇仰。
此後我人歷經軍閥勢力內戰,日寇侵略,以及國共對峙、國土分裂之局,所謂科學對於傳統文化的啟蒙反思益發沒有蘊生機緣。尤其在冷戰世局的大氣候中,科學與國家軍經需求的依存益顯,美國前總統艾森豪警示的所謂「軍工複合體」,其中核心力量正是由科學「實徵致用」而來的堅船利砲,加以人口快速增殖,冷戰之後經濟資源競爭日益嚴峻,科學面向立竿見影的急切求功,可謂日甚一日。所謂科學的文化反思,就是素有傳統的歐洲都衰微乏力,我們文化一向執念於迎頭趕上,更不可能關注無關宏旨的科學文化啟蒙之事了。
科學須克服種族主義遺緒
前幾個月倒是有一件事關科學文化反思的事例,值得一提。當今科學界公認執牛耳地位的英國《自然》科學期刊,居然邀請四位非洲裔血統的科學研究專家,共同撰寫了一篇社論,題為「科學必須克服它的種族主義遺緒」,主旨說科學出自人類好奇心,得到對於宇宙自然的更佳瞭解,但是其知識的運作之效則與人類主觀意念密切相關。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國家以其所認定的「理性」科學,在非洲推動奴隸殖民,甚至擴及全球,因此科學思維中留下許多種族主義信念,影響至今未去。
科學是人類智能思維的產物,自不可避免受到人類信念與偏見的影響,當今的許多科學活動,由概念創生到因果設定,甚至是價值判準,無一不受到來自過往歐洲種族主義那種唯我獨尊信念的影響,產生出由白種人建立優越文明的偏見。社論也說,這種種族偏見不去,科學就不能展現其可能帶來的更好文明價值。
這篇《自然》社論也提出明證,指出19與20世紀因為歐洲科學家以膚色、人種來界定人的智能階層,造成了優生學風行一時,甚至得到西方許多所謂大思想家和社會領袖的支持。被當今遺傳學界高度評價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雖然倡議人類有共同遺傳先祖,也反對奴隸制度,但在他寫的《人的源起》名著中,還是有著以白人為最高層級人種的種族主義觀點,20世紀以解構DNA而獲得諾貝爾獎的華生(James Watson),公開說出認為黑人智力不如白人的想法,引起軒然大波。
「優生論」雖因導致納粹主義而遭到污名貶抑,上世紀科學界也得到共識,認為種族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非純由生物現象決定,但在西方政治知識界的所謂白種人與西方文明優越論,依然深入社會人心,也顯現出,西方主導近代科學的所謂「理性」主義,是多麼的虛假和經不起檢驗。
吳楊皆挑戰貶抑傳統心態
但是,相對於當今主流科學界的反省思潮,整體中國傳統的文化氛圍,承襲「五四餘緒」的所謂「科學就是啟蒙」,依然蔚為主流,科學界盈庭之聲,乃是科學知識絕對價值的堅持,對於一切不合於絕對科學標準的知識,輕者貶抑為偽科學,甚者更譏為愚行騃思,依然未脫百年前面對歐西強權挫敗時的「欣羨西學,貶抑傳統」心態。
造就今日中國社會如此的文化氛圍,與科學進入我人文化傳統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清季末年,面對一系列的挫敗屈辱,眼見家邦凋敝,對比歐西列國的民生富強,欣羨之餘,衍生出的是對於自己傳統的全然否定,認為國之不國,民不聊生,皆是傳統文化貽害,不去責怪強梁盜匪的侵門踏戶,反倒說自己的閉關自守是愚行騃思,亦見我們因屈辱挫敗,而生自卑情結之深之重也。
在此次紀念吳健雄110誕辰,以及慶祝楊振寧百歲嵩壽的歷史機緣中,相對於吳健雄感嘆於中國人對於自己傳統的不夠重視,以及楊振寧對現今一些科學追趕熱潮的頗多保留,近些年,在近代科學不同領域,做出與國際比肩成績的中生代優秀科學家,多的是更深入科學主流大潮的殷切著眼,少有由文化傳統的回顧反思,加上資源投入豐沛,追求指標明確,所謂科學「啟蒙」的深意,多認為無關緊要,甚至是無謂多餘的。
去年大陸出版了《楊振寧訪談錄 百年科學往事》,是一本事關科學文化頗有些新意的書。在這本前幾年對楊振寧8次的訪談紀錄中,近百歲之齡的楊振寧,相當坦率地說出自己對學術工作所體會到的一些感受,對於認識學術人物的直率評價,也直言對一些科學家為人處世的欣賞或不欣賞。如此直白對於人與事的評論,是過去中國學術界大老很少做的事,也展現出不同於過往,我們社會談論起科學總都是正面看待的常見調子。
在這幾百個或長或短的問答中,可以看出楊振寧沒有一般科學界唯科學理性的思維,他一向不避諱自己在科學工作中的主觀好惡,也不全然摒斥一些科學家在成名後追求科學之外的玄想。他在訪談中說,「科學會有世俗的成功,但永遠追不上自然的複雜」,可以說是對於我們一直忽略的科學「啟蒙」問題,一個相當深刻的評註。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
依據台灣近期公布的民調顯示,蔡英文支持度下挫至45.7%,降低了7.3%,創今年以來新低;其中對蔡英文處理國事的方法就有40.7%的民眾不贊同,增加了5.6%。另一份民調結果也顯示,蔡英文的負向評價高達46.5%,上升5.5%。蔡英文民意支持度何以不斷下滑,本文將從防疫、就業、安全三方面進行分析。
防疫無成效
台灣防疫政策一直有嚴重的缺陷,漏洞百出,防疫旅館變成傳播疫情的旅館;桃園機場成為防疫的破口,自美國飛抵台灣的航班陽性比率高卻不停飛;疫情並未能有效控制,但民眾居家隔離政策卻不斷放鬆。
在物資方面,從口罩、疫苗的短缺,到快篩試劑、治療藥物的缺乏,執政者所謂的「超前部署」,卻是每個環節都「沒有想到」。而且對於有意捐贈疫苗的民間企業及機構,執政者深怕別人搶得先機,完全不顧及台灣民眾的健康與性命。執政者始終置百姓的生命於不顧,而以「政治考量」為優先,這就是台灣防疫的最根本問題所在,也引發了不少民怨。
根據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資料,通報新增確診病例起起伏伏的創新高,累計2022年以來確診人數已超過600多萬,累計死亡破萬。這數字顯示,台灣的疫情並未真正受到控制,這些數字關係的是民眾生命與健康的高昂代價。
大陸對防疫始終本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嚴格管控,使疫情受到控制,難怪有台灣民眾覺得這樣的政府,遠比躺平的無能政府有用。畢竟政府本該保護人民不生活在隨時可能受害的恐懼中。
就業無機會
自2022年2月以來,就已經陸續傳出有台灣人被騙到柬埔寨、菲律賓、緬甸等地,從事非法工作。他們被詐騙集團以高薪名義騙到柬埔寨等國家,抵達後即被扣押證件,遭受囚禁,被迫從事非法工作,如不聽從則有生命危險。
另根據主計總處公布,台灣的失業率為3.74%,創近8個月新高,失業人數達44.2萬人,月增8,000人。以年齡來看,中年就業人口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而六都之一的台南市,中年失業危機最嚴重,45至64歲的中年人口失業率高達2.7%。
台灣整體就業情況不佳,使民眾出走國外就業受騙者達5,000人次以上,政府卻以官話卸責,未及時出手救援,這樣的情況怎不令人寒心?正如台北市長柯文哲當眾喊話蔡英文:「如果人人都能安居樂業,誰想冒險遠走他鄉?如果不是走投無路,怎會想去柬埔寨淘金?」
相對於台灣當局未展開實際援助工作,大陸卻努力在柬埔寨對台灣同胞及時救援,民進黨不但不感激,還噴政治口水,甚至抹黑幫忙援救的民間團體與個人,這看在受害者家人眼裡,又有何等感受呢?
安全無指望
近年來台灣已從安居樂業的寶島,變成了黑槍與詐騙氾濫的犯罪之島。民進黨執政6年以來,台灣治安問題急遽惡化,發生槍擊案的數量從2017年95起、2018年83起、2019年86起、2020年84起,到2021年100起。一年發生100起槍擊案,等於平均每3.65天就發生一起,可見槍枝氾濫問題嚴重。
根據統計,從2017至2022年全台共查獲槍枝9,290枝,彈藥超過31萬發,民間黑槍火力強大令人瞠目結舌。此外,台灣民眾經常遇到詐騙案件,過去兩年受理的詐騙案件已是所有刑事案件之冠,案件數更從2019年的62,361件,迅速上升到2021年的97,871件。雖然共查獲了408個詐騙團夥、羈押了上百名嫌犯,但2021年詐騙案件不起訴的比率超過五成,多數嫌犯還逍遙法外,讓受害者求償無門。
中正大學犯罪研究所的調查指出,民眾對治安的滿意度已從2019年的66.5%、下降為2020年的52%,2021年則僅剩51%。對於台灣媒體經常抹黑的大陸,其國家統計局組織的15個主要民生領域滿意度調查中,民眾對社會治安滿意度高達83.6%,位列第一。
兩岸合作造福人民
對一般民眾而言,無非就是希望有安居樂業的美好生活,在防疫、就業、安全等方面得到保障。大陸8月10日發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中提到:必須堅持為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謀幸福,始終致力於實現兩岸同胞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相信這樣的大方向,對於台灣民眾而言,正是內心深處的渴望。為了滿足民眾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兩岸可以尋求合作,強化百姓生活上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有關抗疫方面,中國大陸已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22億劑新冠疫苗,是國際抗疫合作的重要貢獻方。民進黨絕不可再以一己的政治私利,不讓台灣人民享有維護生命健康的基本人權。
就業方面,西漢•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台灣雖然是高科技產業一枝獨秀,從業者的收入豐厚,但占近99%比例、在高達80%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工作者,大部分生活都很苦,貧富差距嚴重,急需外界活水挹注。
大陸既已逐漸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具同文同種優勢的台灣民眾應把握契機,開放大陸的資金進入台灣,讓台灣繼續發揮小而美的優勢,這對台灣當前的悶經濟是一帖良方,民進黨豈可因意識形態、為一黨之私而加以阻攔?
至於治安方面,如果經濟改善,誰還會冒著犯法的風險去買賣黑槍、製造黑槍,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若台灣人能把握大陸提出的31條、26條、11條、22條等惠台政策,享有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甚至更優惠的待遇,自然可享受美好生活。每天將愛台灣掛在嘴上的民進黨,是不是該迷途知返了?
(作者係天津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所長)
近月以來柬埔寨詐騙案頻傳,不少台灣民眾被高薪誘騙,至柬國從事詐騙及人口販運案,淪為詐騙、人蛇集團的人球,慘遭限制人身自由、毆打、性侵,甚至傳出活摘器官等悲慘情事。日前又傳出台灣三名男子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公寓遭槍擊身亡,現場尋獲子彈、短槍及K他命。死者為台南黑道幫派份子,有多項前科,引起台灣社會震驚。
儘管行政院長蘇貞昌指政府將盡力救助,絕不縱容黑道和境外的犯罪集團勾結,盡全力防範及破除黑幫詐騙集團連結的巢窟。然民眾受到柬埔寨槍殺案、詐騙案的影響,對民進黨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產生「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其意係指當公權力一旦失去其公信力時,無論其治理行為如何,社會大眾均會給予負面評價。
據8月21至29日TVBS新聞網所進行的網路民調顯示,不僅顯示蔡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及缺乏公民信任;同時也凸顯出公民權維護、兩岸司法互助及共同打擊犯罪已陷入困境。
首先,民眾不信任政府治理能力。據網路投票顯示,近年來台灣社會詐騙案件與過往相比,85%的網友認為詐騙案件變多。高達86%的網友認為,政府在避免民眾受柬埔寨詐騙案危害上沒有作為,其中61%更表示完全沒有作為,認為有作為的比例只有13%。對航警在機場舉牌宣導民眾應當心赴海外打工會被詐騙,61%網友認為沒有幫助,高於認為有幫助的37%。民調顯示,絕大多數民眾認為政府毫無作為,且批評機場舉牌方式的成效有限。
其次,凸顯兩岸政府在處理柬國詐騙案中治理能力的不同。針對台灣民眾在柬埔寨被詐騙監禁一事,中國大陸外交部表示,高度重視台灣民眾在海外的安全和權益,已接獲20名台民求助,並成功營救部分受困人員。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與柬國政府一直保持密切溝通,協助查找解救受困人員;並宣告「我們將繼續密切跟進相關案件,遇困台灣同胞及家屬,可及時聯繫中國駐柬使館尋求幫助」。由於台柬沒有邦交關係,既無領事館也無辦事處;必須透過台灣駐越南胡志明市的辦事處協助,其人力資源相當有限,形成兩岸當局對於犯罪防治治理成效上有極大差異。
復次,民進黨政府將詐騙案「甩鍋」給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民眾根本不採信。外交部長吳釗燮指控,中國大陸實施「一帶一路」,使「西港經濟特區」淪為詐騙的溫床。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曾銘宗則呼籲:「我們要求外交部不要打嘴砲,營救國人把他救出來才重要」,也質疑這是「抗中保台」路線的後遺症,蔡政府硬生生地轉移企業經營市場,曝露台灣在外交及兩岸路線上的困境。
據媒體報導,全球反詐騙組織成員指出:「救一個人的速度,遠遠比不上案例新增的速度」。目前該組織救出了大約100人,但台灣民眾最難救,大概只有二、三十人。至於非政府組織協助犯罪治理及受害者救援管道,主要仍是透過中國大使館的協助。顯見在遵守「一中原則」的國際社會,台灣處理好兩岸關係,比處理好外交關係更為重要。
再者,也引發憲法權益爭論。根據民調顯示,83%網友有聽說過被高薪招募至柬埔寨打工的人,很多會被要求從事詐騙等不法行為,13%網友沒有聽說過這種事,4%不確定是否有聽說過。這顯示公民對社會詐騙案頻傳應具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權」。同時,54%網友贊成「政府禁止民眾前往柬埔寨」,41%不贊成。支持者認為,應禁止台灣民眾前往柬埔寨,除非可出示在當地投資經商或有正當工作證明。反對者則認為,若禁止民眾前往柬埔寨,會侵犯自由遷徙移動權,可能涉及違憲。正反觀點僅差距13%,顯示主張截然對立。
最後,兩岸欠缺司法互助及共同合作打擊犯罪機制,將使詐騙案件難以解決。8月26日,柬埔寨警方,在美國、中國大陸與聯合國的國際壓力下,掃蕩了西港,共計營救出35名中國公民,逮捕3名人蛇集團嫌犯,分別是1名台灣籍男子與2名中國公民。此項緝捕行動的情資由中國公安提供,由柬、中兩國共同打擊詐騙案及人口販運。
柬埔寨西港地區在禁賭後,轉變成詐騙集團的基地,中國祭出勸返令,禁止中國民眾至海外進行詐騙,此一嚴格的勸返令使西港當地詐騙園區人力短缺,便轉向吸納更多台灣人。由於台灣與東協國家都沒有邦交,且這些國家遵循「一中原則」,民進黨政府對柬埔寨詐騙案根本束手無策。民進黨政府唯有理順兩岸關係,使之導入制度化、正常化、機制化的軌道發展,才可能有效防治跨境海外犯罪事件。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高端疫苗公司過去從無生產次蛋白疫苗的經驗,藉助攀附權貴,食藥署、衛福部為其護航,對內力阻台北市自行採購疫苗,外阻郭台銘、慈濟、佛光山的捐贈,為其創造注射空檔期,共注射了286萬餘劑,造成60人死亡,每十萬人的死亡率為2.1。依歐美終停AZ疫苗的經驗,高端去年就該下架了。
一場騙局、只為圖利
高端疫苗自始就是一場騙局,從設計開始用全球獨一的免疫橋接法。設立檢核標準時利用學界集體開會之名,衛福部食藥署上下其手的曲解,規避全球的統一標準,且以劣幣驅逐良幣,淘汰有經驗的國產聯亞疫苗。
高端疫苗只完成3,700人部分二期的實驗,美其名第三期實驗將在巴拉圭進行,事後也只做了1萬人的研究,未取得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緊急授權使用(EUA)。蔡政府卻於2021年7月17日貿然給予EUA證明。罔顧第三期三萬人實驗未做,蔡英文將台灣老百姓當成白老鼠提前試打,其中甚至還數次干預股市。
即使高端疫苗獲授權緊急使用,法律上也只有一年的期效,一年內若無法提供完整的資料核定,就無法成為正式上市的疫苗,也就是該疫苗的壽終正寢時。換言之,過了今年8月高端疫苗就不得再使用;當然更談不上取得WHO的EUA,接種者能暢遊世界各國。
高端疫苗一開始就不想走正途,巧立名目,用台灣百姓為芻狗,作為少數人圖利的工具。作為高端門神的前衛福部長陳時中、食藥署吳秀梅署長,不應為個人營私升官鋪路。
政府以高價採購500萬劑不被國際承認的高端疫苗,花了44億元的特別預算,自去年8月23日開打以來,致死率嚇人,民眾擔憂成效早就無人敢打。如今僅用掉286萬餘劑,所餘210萬餘劑早過了一年,理應全數銷毀。政府多花的18億元是丟到水裡了。
衛福部還被踢爆,有78萬劑不翼而飛。衛福部辯稱,其中66萬劑交給高端自行運用,另12萬劑則是耗損。所有數據都兜不起來,不禁令人懷疑高端是否交足500萬劑貨源?其中官商是否有不當圖利?
衛福部去年7月通過緊急授權時,要求高端一年內提出保護效益報告,如今時效早過了卻未見報告公布。而衛福部長早就功成身退,轉而參選台北市長,還替高端圓謊,全無誠信可言。難道疫情指揮中心、衛福部對高端疫苗的成效全無評估,完全不知情?還是只扮演門神角色為高端護航?這如何對620多萬感染者、萬餘死亡者的家屬交代?
AZ疫苗因高血栓症遭禁用
AZ疫苗開始啟用之初,因造成罕見的血栓症,多國的核准與使用受阻。芬蘭在使用4個月後禁用。美國始終未給予 EUA,日本在採購後接種受阻,第一批142萬劑送給台灣了。
台灣一開打AZ疫苗後,就出現猝死的負面消息,讓不少民眾擔憂。隨後,阿斯特捷利康出資進行研究,了解罕見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TTS),在接種第一劑與第二劑的風險差異。根據《刺胳針》披露的結果發現,施打第一劑AZ疫苗出現TTS的機率是每百萬人8.1例;但當施打第二劑AZ時,再出現TTS的機率降為每百萬人2.3例,此機率和未接種疫苗者差不多。
整體而言,英國AZ疫苗注射後,靜脈血栓發生率為百萬分之6;至於血栓發生後之死亡率為 35%。而亞洲黃種人血栓發生之機率遠低於白人,只有白人十分之一的機會。即使如此,歐美各國已停止注射AZ 疫苗,而以mRNA疫苗取代。但對國人而言實無此顧慮,不必庸人自擾。
高端低安全、高致死率
高端屬次分子疫苗,有如B肝疫苗、子宮頸癌疫苗,副作用極低、屬極安全的疫苗,民眾都寄予厚望。不料,高端疫苗去年8月23日開打,一周內有648,678人注射,死亡6人,且其中多人死於罕見的主動脈剝離症,出人意料之外。兩個月後完成148萬餘人注射,共30人死亡,死亡率高達百萬分之20。
相較之下,高端之致死率遠高於AZ血栓的發生率,衛福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卻未宣布停打,顯屬失職。
今年9月15日加上第三劑之追加,累計高端注射人數達286萬人,死亡60人,死亡率高達十萬分之2.1。如此低安全標準、高致死率的疫苗,依歐美標準早就被禁用了。更何況現已過了EUA或疫苗的有效期,屬違法注射,食藥署有失職之嫌,應該查辦。
結語
陳時中藉職權罔顧全民生命安危,在疫苗採購上,內擋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自行採購,外阻郭台銘及慈善團體慈濟、佛光山的捐贈義舉,全無誠信。所作所為一切以政黨利益考量,依顏色辦事,棄全民安危於度外。
如今防疫徹底失敗,BA2迄今尚未清零、BA5尚未達峰,已造成一萬多人死亡,還厚顏狡辯。回顧這兩年多來,陳時中對武漢「小明」回台的刁難,對美國萊豬進口時的放水失職,足證其人能力有限、宅心不厚,這種人能為台北市民所寄託嗎?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