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習近平講話中提到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引起社會各界廣泛討論。本文旨在探討「一國兩制」為何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式，也針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應注意的事項提出幾點意見。

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

首先，針對「一國兩制」為何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最佳方式，提出三點意見。

（一）可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會見台灣促統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說，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習這次說，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史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由於中國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兩岸迄今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

另外，習近平在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的講話（下稱「7.1講話」）指出，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十九大報告說，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式。

綜上可知，台灣問題與港、澳回歸前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台灣雖早在1945年就脫離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重回中國版圖，與港澳在回歸前皆屬殖民地不能相提並論，不過，台灣光復僅僅四年，兩岸人民就因國共內戰長時間隔絕，各自經歷了不同的政經發展，導致意識形態及生活方式大不相同，這也成為台灣民眾對統一心存顧忌的最大理由。再加上台灣歷史教科書一步步切割台灣與中國的紐帶關係，導致年輕人的國族認同產生錯亂扭曲。

既然台灣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在解決問題時就應採特殊方式，以確保台灣民眾在統一後可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二）促使兩岸以和平方式統一。大陸40年前就提出以和平方式統一，習這次更強調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依筆者見，和平統一對全民族最有利的理由如下。

(1)從大陸戰略思維來看。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習近平說「解決所有問題包括台灣問題的關鍵要靠大陸自身的發展」，而經濟建設需要和平的環境，尤其，大陸要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更須確保國內外及台海之間維持一個和平環境。

(2)從台灣人心思變來看。隨著大陸崛起壯大，對台政策更加清晰堅定，台灣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統一是大勢所趨，尤其，民進黨2016年二度執政以來因施政不力，又堅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經濟不振、政治亂象叢生，連台灣一向引以為傲的民主都快成為「失敗的民主」範例。而大陸經濟快速並持續成長，向世人證明其制度有合理性和競爭力，也使得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好感度已超越惡感度。兩岸和平統一指日可待，何需武統？

(3)從國際社會期待來看。「一中原則」雖早已成為國際共識，但仍有不少國家，特別是美國，常以「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為由干涉中國內政。作為倡導和平發展與世界大同的領頭羊，中國理應盡量避免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

不過，習也再次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但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子。由此看來，大陸會繼續堅守和平統一立場，但決不會讓統一的歷史任務無限期拖延下去，更不會坐視島內外台獨分子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三）符合台灣民眾利益及國家根本利益。理由詳述如下。

(1)符合台灣同胞利益。當鄧小平40年前說統一會讓台灣同胞過上更好的生活時，沒有多少台灣民眾相信，甚至有人消遣不願認大陸這個窮親戚，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崛起壯大，兩岸政經實力日益消長，台灣愈來愈多人相信統一後日子會更好。

習這次又表示，將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台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從過去一年大陸推出的31項惠台措施，到頒發居住證，到最近通過台灣中小學老師可赴大陸教書，已吸引了台灣青年爭先恐後前往大陸升學，中壯年優秀人才赴大陸任職，而且使台灣民眾對大陸好感度大幅增加，這證明個人的切身利益決定著民心的走向。

(2)符合國家根本利益。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憲案，憲法寫入「中國共產黨領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標誌著中國將繼續走一條與西方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道路，決不會改旗易幟，也不希望受到干擾。而台灣，一向以實施美式民主為傲，特別在不能以「不願認窮親戚」排斥統一後，民主就成了朝野「拒統」的神主牌。儘管近年來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制度自信」已在喪失中，但經過數十年的反共親美教育洗腦，要台灣民眾放棄自己熟悉的制度，的確有困難。

更重要的是，兩岸統一後若不採行「兩制」，會嚴重衝擊大陸實行的單一制體制，並難以找到兩岸同胞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習近平在「7.1講話」說的「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其道理完全適用於統一後的兩岸。

兩制尊重差異、相容並蓄

其次，習近平這次說「一國兩制」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這些特質對當前解決台灣問題至為關鍵，理由如下。

（一）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台灣在經濟上長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政治上採多黨政治、普選制度，雖近年已產生諸多致命的弊端，但大多數人仍堅持維持現有制度及生活方式。而大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被正式納入中共黨章及憲法，這代表兩岸未來會繼續走不同的道路，它雖使台灣一些長期堅持要以西方資本主義價值為主，實現「一國良制」的人夢醒，但要台灣立即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困難重重。只有實行「兩制」，制度不同才不再是統一的障礙。

（二）「兩制」不是「一國兩制」不被接受的問題所在。台灣大多數人反對「一國兩制」，除因「一國兩制」被不分藍綠的政黨及政治人物刻意污名化外，主要在於對「一國」或統一有所疑懼，而非對「兩制」有意見。也有人擔心「兩制」是暫時的。因此，只要台灣民眾知道「一國」不可迴避，必將審時度勢，轉而支持「兩制」，為自己爭取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及權益。另外，大陸既主動提出「一國兩制」，有何理由不照章行事？再說，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大陸，豈會不謹守兩岸協商的台灣基本法（暫定），自毀信譽？

（三）台灣不會「香港化」。有人因香港遭遇不少問題，而質疑「一國是真，兩制是假」，其實，台灣方案根本不可能有「香港化」的問題。

(1)「兩制」指的是台灣將與大陸實行兩種不同的政經制度，跟港澳關係不大；最淺顯的例子是，香港回歸21年仍沿用英美法，從未恢復死刑，這與大陸和台灣均採大陸法系，均未廢除死刑決然不同。(2)1980年代擬定的香港基本法，所有內容都是為維持當時的香港現狀，台灣方案最快也要等到2020年，中間至少相隔40年，怎麼可能一樣？(3)香港問題有其歷史及社會背景，也受到外力不當影響，大多數問題並非出自「一國兩制」的實踐。更何況，香港實踐正好提供了很多寶貴經驗，供吾人思考。

（四）兩岸仍須相互了解尊重。兩岸既實行不同制度，任何一方就不得對他方的制度說三道四，甚或刻意干擾。不過。為促使台灣民眾對大陸體制有所了解，並加以尊重，大陸應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大陸當代政治體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制度、領導人養成教育，人權及少數民族保障等政策。

台灣方案應注意事項

最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研討工作涉及範圍極廣，有必要先成立法政、經濟、社會、文教等組別，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各種問題進行梳理，最後再加以彙整，做出初步建議。筆者先提幾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此拋磚引玉。

（一）兩岸政治分歧亟待化解。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領土與主權從未分裂，復歸統一是結束兩岸的政治對立。習這次更明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要化解兩岸政治分歧，就不能迴避中華民國定位、「一國兩區」、「一國兩府」、「一國兩治」等問題，但台灣方面切勿天馬行空，或漫天要價，違背了「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在國號問題，民主應尊重多數人的意見，台灣方面若太過強求，恐怕反失民主精神。

（二）具體內容必須考量利弊得失及後果。大陸對於兩制的具體內容，先後有「葉九條」、「鄧六條」、「錢七條」。但隨著時間久遠，台灣政治生態及國際形勢又發生巨變，30年前的承諾是否應保留，必須深入討論其利弊得失及可能後果，再做定奪。另，由於台灣方面從未回應大陸的任何承諾，因此，未來即使不納入或修改某些內容，並無背信之虞。

（三）要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台灣的政黨政治、普選制度應可保留，但必須防堵弊病，以免後患無窮。例如，如何限制政黨不能有台獨黨綱？如何禁止台獨主張列入競選政見？如何限制民代在問政時刻意破壞兩岸關係？台灣選民選出的行政長官是否須經中央認命，或改採報備形式？這些問題攸關「兩制」在台灣實踐的成效及台灣的長治久安，至為重要。

（四）兩岸合作撰寫中國近代史。台灣國族認同問題不亞於香港，應及早落實兩岸共用史料、共寫史書政策，邀集兩岸歷史學者撰寫包括台灣史在內的中國近代史。也應就兩岸如何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加速兩岸融合發展，提出具體有效方案。

在設計「兩制」台灣方案時，應考量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遵循「三個充分」；參照過去承諾；考量香港實驗的經驗教訓、借鑑外國相關經驗等五大要素。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講話，是大陸推進國家完全統一的綱領性文件。在講話中，習近平提出要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於是如何具體落實這一任務，就成為大陸學界和政界未來一段時間的一項重要任務。筆者認為，設計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必須考量以下五大要素。

第一，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根本原則。

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指出，「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這句話其實正是設計「兩制」台灣方案時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其旨在確保兩岸統一後，中央政府能夠對台灣地區行使有效管轄。兩岸統一之後，必須確保國家整體安全、中央在台灣地區的主權行使、以及未來兩岸雙方的發展利益。

套用中央在治理香港問題上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實現中央的全面管轄權與台灣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學界和政界必須在確保這一原則的前提下，來研究和設定台灣的高度自治權，這也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前提和基礎。這是一個不容談判的原則，未來的「兩制」台灣方案必須在這一原則下設計。

第二，習近平的三個「充分」論述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遵循。

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這三個「充分」是今後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根本指標和基本遵循。

具體而言，第一個「充分」是針對台灣有區別於港澳的歷史背景、現實因素、「主體性」形態等。香港和澳門分別有「一國兩制」的香港方案和澳門方案，台灣與香港、澳門的情況有所不同，故需要有別於香港和澳門方案的台灣方案。

第二個「充分」是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是大陸單方面的制度設計，並將結果強加於台灣方面的「粗暴方案」，而是積極鼓勵台灣同胞共同參與、兩岸人士共同建構的雙邊共用安排。未來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應當是在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個共識性方案。

第三個「充分」體現了大陸的「暖心」，因為大陸體量大、人均GDP不高，有些台灣民眾擔心統一會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也有人擔心統一會使台灣自由民主受到限制。針對此，習近平做出了承諾，旨在讓台灣民眾放心。

所謂「感情」問題主要是指，多年來台灣當局一直以「國家」符號來治理台灣，台灣民眾對這套符號已抱有感情。今後如何處理，取決於未來兩岸雙方的協商，但不論結果為何，其前提必須是不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第三，20世紀80年代大陸官方對台灣方面的承諾，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參考。

既然先前的大陸領導人曾就「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施方案，對台灣做出過承諾，大陸學界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就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這些承諾。但是，遵循承諾並非意味著原封不動地照搬承諾。

我們要看到，這些承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時過境遷30多年，如今不論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局勢，還是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岸力量對比出現了根本性、結構性的逆轉，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給大陸未來治理台灣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並加上國際社會的複雜多變。

考慮到這些，我們認為，鄧小平先生當年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面的構想，並非完全適用於現在，未來設計台灣方案時不能無視以上變化而照搬原承諾。筆者認為，未來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對於鄧小平先前的「承諾」，我們只能與時俱進地「參照」，而不能原封不動地「依照」。

第四，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實踐資源。

在香港回歸以前，「一國兩制」不僅是中國對區域高度自治模式的重大探索，也是世界上不曾有過的破解國家統一難題的首創性制度安排。21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給予我們設計台灣方案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但無法迴避的是，香港方案中曾因個別制度設計的瑕疵，而給後續「一國兩制」實踐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這些問題在未來台灣方案的設計中，必須有意識地予以防範和避免。

筆者認為，凡是不利於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轄權的制度安排，中央應堅決一律予以改造或捨棄，不能在台灣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再重複出現類似香港的疏忽。

第五，國外處理中央（或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必要借鑒。

二戰以後，民族國家大多面臨如何處理國家的整體統一性與地區差異性之間關係的問題，並設計了種種制度，安排來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從近十幾年的國外實踐來看，西方國家先前的制度安排也遇到了挑戰，尤其是早發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紛紛出現公投型分離主義的問題，這些反映出二戰以來，西方國家解決中央與高度自治地區關係的傳統模式出現了問題。

為此，我們必須要有國際視野，通過比較政治研究，梳理、總結與汲取國外處理中央（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權力關係的經驗教訓，以便我們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加以參考。

總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儘管歡迎台灣各界代表性人士參與設計，但最終方案的形成還是取決於大陸方面。

一般來說，兩岸力量對比變化、兩岸政治談判的成效、大陸對統一後治理有效性的評估、台獨勢力的消長狀況，以及台灣社會對於統一的態度等等，都將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大陸官方對統一問題的研判，進而影響「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研究員)

我認識胡秋原先生，大約在1952年左右，是將近70年前的事情。因我喜歡拜讀他的文章，故自動去拜訪他並向他請教。當時，我來往的前輩學人蠻多的，包括任卓宣、鄭學稼、阮毅成、戴杜衡、江觀綸、周世輔、溫崇信、吳曼君、王撫洲、林衡道諸位先生。

胡先生是學貫東西的大學者、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論家。他一下筆便數萬言，像他這樣思路分明、滔滔不絕、一氣呵成，能寫數萬言的學者，中外並不多見。人多說，胡先生的筆尖帶感情，誠非虛言。

我非常欣賞胡先生的作品，所以在留學日本期間曾把他的〈中國之悲劇〉、〈毛澤東有思想嗎〉、〈給日本的公開信〉譯成日文，分別在日文雜誌發表，後來與任卓宣的〈新民主主義批判〉，加上我的三篇拙作，以《中國之悲劇》為書名，於1976年，由東京世界情勢研究會出版社出版，頗獲日本讀書界好評。

記得1961年春天，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三組主任的馬樹禮來日本考察，在東京黨部舉行了一次留學生座談會。座談會之後，馬先生要我留下來跟他個別談話。馬先生告訴我，是胡秋原先生特別介紹我。

從此以後，我經常和馬先生取得連繫；在紐約期間，我組織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創辦《中華青年》季刊，從事愛國活動，都是在馬先生指導之下進行的。

而此時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留美學生在華府召開反共愛國會議時，特別邀請了胡先生前來做專題演講。當時胡先生出國有困難，故我特別請馬先生為他解決問題。胡先生的精彩演講使與會的所有留學生精神百倍，信心大增。

該會議後，胡先生來紐約我家住了幾天。胡先生不管請客或作客，是從不講客套話的。他什麼菜都吃，而且吃好了就站起來離開座位，也不說一聲「你們慢慢用」，並去漱口。他嗽口是蠻大聲的，真是很特別。同時一坐下來就看書刊，或討論問題，極其健談，聲音又大，好像年輕人在爭論的樣子。我很喜歡他這種毫無拘束的作風。

胡先生有時候給我寫信。他字寫得很大，字形極為特別，開始時常不容易看懂，後來習慣就好了。我時為他找日文資料，並為他主持的《中華雜誌》和《世界評論》寫文章。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胡先生的是，1966年我要由東京轉往紐約繼續求學時，簽證需要2,400美元保證金。我因錢不夠，遂與胡先生商量。他立刻要他的千金采禾和女婿羅茂能，替我寄來一份2,400美元的存款證明。我到紐約之後，馬上簽字把錢還他們。

胡先生15年前去逝，我謹以此文懷念他。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孫中山最早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1923年與越飛簽署了聯合聲明，推動國共合作。本文旨在探討他改變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仔細研讀國父孫中山的遺囑，會知道他每一句話皆有所指。

首先，「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是改組後中國國民黨的屬性；「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要國人與平等待我的蘇聯親善。

其次，「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前面三本巨著是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建國程序，尤其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是他尋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資、外才與技術，共同開發中國的期望。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指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和日本訣別，與社會主義國家靠攏的宣言。

最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孫中山留給我們努力的目標。

蘇聯積極尋求與中國聯盟

從遺囑中可看出，孫中山晚年已傾向國共合作，並將外援的對象從帝國主義者，轉向反帝國主義者。

1917年蘇聯爆發大革命，列寧取得政權，先後成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共產國際組織，並向反帝國主義者尋求聯盟，東方的中國成為首要聯合對象。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蘇聯革命興趣不大，但已意識到社會主義將是世界未來的潮流，惟他們心儀的社會主義是歐美流行的改革型社會主義，而非蘇聯革命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北京政府處理外交的無能，以及看到各國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展開，他們開始探索蘇聯大革命，把馬列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一支來介紹及學習。

為尋求中國聯盟，共產國際依列寧指示，陸續派員來華活動，除孫中山外，他們也選擇陳炯明、吳佩孚為結盟對象。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與北京段祺瑞政權對抗，但他的政府卻得不到列強承認，更受到桂系排擠，政權始終不穩。

為了實現中國統一，孫中山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展開內外結盟。因桂系向直系軍閥靠攏，攻打皖系段祺瑞陣營，居於策略考量，孫中山尋求與皖系合作，最後順利回到廣州重掌政權。當時共產國際頻頻派員與孫中山接觸，但孫1918年在上海撰寫實業計畫時，期待英美資本家來華投資，故未將蘇聯當作外援對象。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來桂林，會見忙於籌備北伐的孫中山。馬林曾在印尼從事共產革命，與印尼回教民族主義者有合作經驗。他認為國民黨過於鬆散，因而向共產國際推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並建議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便於伺機取得控制權。

孫中山瞭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有共通性，例如：「實業計畫」可減少階級差距，「平均地權」可緩和貧富對立。但當時中國正爆發直皖戰爭，孫中山認為，這是北伐的好機會，馬林向他建議組成一個聯合各階級的政黨，尤其是工農大眾；設立軍官學校，擁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等事宜，但都遭到孫中山謝絕。沒想到，一年後的1922年8月，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有了重大的改變。

孫中山接受國共合作

孫中山開始進行國民黨的改組，他雖然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他還是於1923年1月與越飛簽署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進行國共合作。同年3月，孫中山三度回到廣州，建立了一個強化大元帥權威的政府外，還積極從事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以及設立黃埔軍校。

從國民黨改組到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可看出孫中山已全然接受國共合作，讓中共參與代表大會，並使國民黨從「孫中山黨」轉為「國民的黨」，在黃埔建校與建軍上採取了蘇聯紅軍規制。

孫中山改變的幾大原因

孫中山之所以改變，應有以下幾大原因。

首先，孫中山的改變，出自1922年陳炯明的叛變。陳炯明的叛變讓孫中山在上海苦思策略，以求東山再起。此時北方雖由直、奉軍閥共掌北京，因爭奪地盤及組閣問題衝突不斷，加上黎元洪總統被迫去位，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引發各地撻伐，粵奉皖三系聯合夾攻直系。直系吳佩孚雖先發制人，馮玉祥卻陣前倒戈，造成直系大敗，北方混亂，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是。

其次，孫中山的改變，出自日本政府對南方政權的不友善。眾所周知，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抗日情緒逐漸高漲，日本在華盛頓會議結束後，不僅國際地位驟升，在中國的既得權益（特別是滿蒙）亦未被解除。這段時間，孫中山不斷派員到日本，向日本政府尋求支援。

1921年3月，廣州二次政府成立前夕，孫中山邀請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到廣州。宮崎告知日本報導他的南方政府「赤化」、「與陳炯明交惡」及「財政困難」等訊息。孫中山指責日本當局侵略中國，支持北方政府，排斥南方政府，使他不得不轉向別國求援。他期望宮崎、萱野二人能向日本朝野宣傳廣州政府的發展，並給予瞭解與支持。

1923年11月，孫中山致函剛當上日本遞信大臣的犬養毅，請山田純三郎帶回面交犬養毅，「勸日本倘能覺悟放棄侵華政策，亞洲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向赤露而去矣。」此時孫中山已在年初簽署「孫越聯合宣言」，並發表「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從信函內容可以瞭解，如日本願意援助的話，他傾蘇的態度是可調整的。

孫中山最後一次對日本的期望，是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時。他從文化切入，說明東方王道文化與西方霸道文化的差異，並以中國、英國為例。他說，「中國講王道文化，以仁義感化人，尼泊爾至今還尊崇中國為上國；英國講功利強權，用洋槍大砲壓迫人，埃及、印度時刻都想脫離英國。」他接著提到，「歐洲有一個新國家，就是蘇聯，受到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所以他要和東方攜手」。

孫中山在演講最後提出「要以王道為基礎，團結亞洲各民族，共同抵抗歐美的霸道文化。」並問日本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干城？」

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可說是孫中山與日本訣別的一場演說。對孫中山而言，他多次表達中日要親善，但都得不到日本的回應，連最後一次訪日也沒有日本官員與他接觸。再從現實環境來看，中日俄聯手也不可能，因為日本在中東鐵路及外蒙等問題上與蘇聯有所衝突，何況此時日本侵華的氣燄不斷高漲。

再者，孫中山的改變，在於他對自己的三民主義充滿信心。他雖在1923年進行了一連串國共合作事宜，但他於1924年1月、3月及8月，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民族、民權、民生等三大主義；並公布《建國大綱》。連他北上的行李中都裝滿《孫中山講演集》、《國民黨講演集》、《農民章程及同宣言》、《國民黨週刊》及《三民主義》等8千餘冊書籍。他到北京時，受到眾多手持「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旗幟的民眾歡迎，更增加他要將三民主義推廣於全國的決心，可惜他1925年3月即病逝，中國政局也進入國共紛爭時期。

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孫中山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為他創造了勝出政治舞台的條件。他不顧挫折與失敗，為的是要再造共和。不管他透過談判、聯盟、討伐或向外求援，最後都以破滅落空收場，但他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正確性，始終深信不疑。他可說是一位「最能為國家而與內外勢力妥協者」，也是一位「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副研究員)

1月2日，習近平在北京《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纪念會上，發表了他就任6年多來最重要、最完整的對台講話。筆者聽完講話，不禁回憶起26年前他在香港專訪習近平的往事。

1993年1月初，中共14大剛開完不久，全黨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習近平已從閩東的寧德山區調往省會福州，由中共寧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我則已定居香港數年，時任《香港經濟日報》中國部主任。

一天下午，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廳的電話，詢問我是否願意專訪習近平，我回答說，當然可以啊。隨即約好當晚7時半，到李嘉誠給習近平安排的中環希爾頓酒店頂樓一間套房採訪他。習近平當時率領福州市一個訪問團在港招商。

晚上7點多，他剛吃完晚飯回到房間。我告訴他，香港各界都很想了解他，因他是中共新一代年輕幹部，其父習仲勳在改革開放後曾任廣東省委書記，港人也很崇敬習仲勳。房間內有一長沙發，他讓我坐沙發，自己拉了個椅子坐在我旁邊。他拿起我給他的報紙，認真看了我在香港專訪聶榮臻女兒、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聶力中將的專版報導，很是欣賞。他說，聶力啊，我叫她聶大姐。

我拿出錄音機放茶几上，開始一問一答，足足談了兩小時。他不僅談他對福州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計畫，也談他對香港與福州經濟合作的大計，唯有介紹他自己時不願多談。不過，我還是繼續追問了他個人的一些情況，因為香港人很想了解。

我問他：能不能談談您的個人的一些情況，例如您的父親習仲勳、太太彭麗媛的近況。他笑著回答，「這些事就不談了，我就是我，不要把我和父親連在一起。但可以告訴大家，父親身體還可以。我一直是靠自己闖事業的，一個一個台階往上走，一個台階也沒落空過。」我還問他，海外有傳聞說，中共14大後，他將調到中央任職，有這麼回事嗎？他說，「我從來沒想到哪兒工作，一切都由組織安排。我現在能夠把這個市委書記做好，就不錯了。」

當晚，我回到報館，立即整理錄音，整理出一大版文章，大標題為：內地省市領導談改革開放─習近平：福州按市場規律引外資改造企業。我還找來著名畫家靳尚誼畫的彭麗媛油畫作品，把它翻拍為照片，配上「元老之子、妻為名歌唱家」附文，整版圖文並茂，內容豐富。隔日報紙正式刊出。新華社香港分社朋友隨即轉來兩罐福建茶葉給我，說習書記謝謝我。

習近平從政後重視做事，專訪他實屬不易。刊登報導的《香港經濟日報》當年在港有較大的影響力，不左不右，中間色彩，深受財經界、政界及外交界歡迎。

專訪習近平的報導發表後，在港引來好評。港人對習近平刮目相看，認為他是中共元老的優秀後代。報導也獲很多外國媒體、台灣媒體轉載。有意思的是，文章導語中預言，習近平可稱是中共跨世紀的接班人，當年的研判，近20年後真的成為事實。

我第一次見到習近平是在1985年，當時他剛從中共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調升到廈門，任主管對外開放的副市長，是當時省委書記項南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借將調來的。此後，習近平在福建工作了整整17年。

那年秋，副省長王一士帶隊到廈門調研廈門及閩南三角洲經濟發展規劃，參加的有省對外經貿系統負責人等，我是省報負責對外開放報導的記者，隨團採訪。習近平是該次活動的主要策劃者。我們在廈門兩天，後又去漳州，住在漳州賓館，他談了很多對廈門經濟特區建設的思路和想法，也對漳州市及閩南地區開放建設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

十餘年前，我從香港新聞界轉行做學術研究，一直關注及研究台灣問題。這次習近平提出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近平提出的是統一戰略，大陸今後將牢牢掌握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和主動權。習很了解台灣，交了很多台灣朋友，對台灣人民有深厚感情，他主張兩岸一家親，中國人幫中國人；他對國家完全統一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對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充滿信心。

俗語說，既有菩薩心腸，也有霹靂手段。習絕不會容忍台獨等分裂國家行為，假如台獨分子真的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他絕不會坐視、不會留情。我希望台灣當局千萬不要誤判，以為與大陸對抗、猛搞台獨不會有事。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

近年來，中國崛起正成為世人熱炒的話題，但與之相伴發生的中華古文明之再生、再造輝煌，卻被世人忽視了。這一個對中國和世界意義更為深遠的大事，理應受到應有的關注。

再造輝煌之「再造」，隱含著中華文明曾經由儒道造就過數千年的輝煌，後來衰微了。宏觀地看，中華文明在河洛的原生時期，在地氣、人氣、文氣的交織作用下，就具有一種先天的生命週期，每隔若干年，就會生場小病，每隔百十年甚至數百年，就會生場大病；小病小衰，大病大衰。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是從大病走向康復，從衰微走向輝煌；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開頭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衰世亂世，合是盛世治世，兩者就是這種週期現象的經典表述。近現代中國自清乾嘉之交以來，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難歷程，再次印證，這個週期循環律仍在起著積極的作用。

之所以如此，要從中華文明成型的源頭去找原因。中國是個道地的農耕文明，自然要從形成農耕文明的地氣、人氣、文氣三個維度去找尋答案。農耕文明最根本的地氣也即構成河洛華夏農耕文明的基本物質條件或生態條件來說，從其原生期，就與農耕文明不可或缺的「水」資源結下了生死緣，所以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成為中華民族的神話美談。

夏禹通過治水改造山河，奠定了中華文明千秋萬代賴以存續的物質基礎，並確立了中華民族生存的九州基本疆域規模。這個物質基礎的地氣支撐了中華文明至今數千年的存續，並由此衍生了中華文明的人氣─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以及文氣─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的標誌性特徵。

這些標誌性特徵先後造就了秦漢、隋唐、明清初期中華文明的輝煌。但是到了近現代的這個節點，也即到了清中葉乾嘉之交時期，構成中華農耕文明賴以存立的水土資源與人口的矛盾形成難解的尖銳矛盾；質言之，水土資源已不足以養活當時劇增的人口，誠如乾隆時期的人口學先驅、中國的馬爾薩斯─洪亮吉(1746-1809)在其《意言‧治平篇》中所言，「（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以致帝國的人口從清初的一億左右猛增至四億之多，造成農村破敗，人民流離失所，社會動盪，終於爆發了回亂、太平天國、捻亂的空前社會大動盪，使帝國陷入前所未有的王朝危機，並預示未來中華文明將面臨更深刻的人口危機；試想：如果今天，仍然沿用傳統儒家的重農經濟思想，不思與時俱進，中華大地的水土資源，如何能養活今天多達14億的龐大人口？

迫切呼喚嶄新的治道

但是，當時的學術界以乾嘉時期考證學派的繁瑣，以及當道的宋明理學的玄虛，在在顯示，古老的儒道中華文明已到了江郎才盡、陷入「哲學貧困」的地步，正在迫切呼喚嶄新的治道。然而，此後的各個世代，自龔自珍直到孫中山的無數仁人志士，中經太平天國「離經叛道」的上帝教，雖然都艱辛地想克服這個尖銳的矛盾，探索出新的治道，但最終均以失敗告終。

風雲際會，到了五四時期的歷史節點，中國共產主義的先行者李大釗，從異國他鄉，剛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找到了一套可以徹底解決這個矛盾的思想和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一副內足以使當時病入膏肓的中華古老文明起死回生，外足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工商文明挑戰的靈丹妙藥。

找到中華古文明再生靈丹

之所以說馬克思主義是靈丹妙藥，首先是，它為古老的中華農耕文明，找到了工業化時代新的驅動歷史車輪前進的動力，取代了儒道唯心的心性論，即科技生產力論。

馬克思主義在《共產黨宣言》裡承認，資產階級握有打開自然界深層奧秘的鑰匙—科學技術，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正是自稱不知農、不知兵、視科技工藝為雕蟲小技的孔子，所代表的儒道，在近現代工業化的世界歷史大潮中，所嚴重缺乏的安邦定國大智慧。

其次是，它在中華農耕文明被迫與西方海洋工商文明接軌的節點，為中國找到了一整套足以抗拒和應對資本主義，以及其衍生的帝國主義運作規律的完整理論和實踐方法。

第三，它是唯物的、科學的、辯證的，與儒道的反科學的唯心辯證思維正好相反。

第四，它是海陸二維思維，海陸並重的經濟、政治和國防三位一體的思維；政教（化）合一公天下的的一元專政，與自由主義的多黨議會政治水火不容。

第五，以現代的產業工人階級取代傳統的農民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將之轉化為建設現代化中華文明的生力軍、先鋒軍。

最後是在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方面，中國主流思想儒道的核心價值不外立足於農業社會主義的「仁」、「義」、「公」三個基本範疇，而與立足於工業化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勞苦大眾謀求福祉的思想，似曾相識、不謀而合，從而可以互容互補。這是馬克思主義有助於古老中華文明再生的人氣和文氣。

這些正是治療古老中華文明痼疾的奇效藥方。幸好這時在李大釗的鼓吹傳播之下，中國先進的知識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是，中國人被儒道長期牢牢封閉了的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緊箍咒被砸碎了，思想被解放了；此後的中國，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主導下，其生產力得以飛速發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和科技奇蹟，直到近年來特別是在軍工業、航海、航天、高鐵、一帶一路、基建等方面，均取得井噴式的大發展，在國際上為中國贏得了「基建狂魔」、「中國速度」的美譽！中國人也自豪地讚譽說：「厲害了，我的國！」

近現代農工商業並重

其中與民生密切有關的是，已經完成的南水北調的東線、中線工程（西線尚在論證），以及目前正在論證的一項將西部的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水，通過黃河、河西走廊、武威、酒泉、嘉峪關、玉門、庫姆塔克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和田、喀什，全長6,118公里、覆蓋遼闊乾旱的新疆和大西北的「紅旗河」的跨世紀工程。

據權威專家稱，這項曠世工程，沒有資金、技術、人才、經驗上難以克服的障礙。果如所言，一旦得以立項上馬，必將徹底解決洪亮吉揭示的中國水土資源和人口之間的尖銳矛盾；從而在夏禹治水的四千年之後，再次改造河山，使中華大地傳統的農耕自然生態，也即地氣轉變為近現代農工商業並重的地氣；從而保證為中華古老文明再造輝煌，永續繁榮，提供牢固永續的物質基礎。追本溯源，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說厥功至偉。

中華古文明浴火重生

但必須強調，馬克思主義源自西方掠奪性的海洋文明，先天帶有西方理性主義的印記，所以當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時，特別加入中華文明標誌性的仁性價值觀，以符合中國傳統的人情國情。此後，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各個世代，又加以充實闡發。特別是毛澤東，這位集蘇格拉底「哲王」的智慧、孔子「聖王」的仁德於一身的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奠定了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領導風格和氣質酷似毛澤東的習近平主席，於2017年分別在日內瓦的達沃斯論壇和聯合國萬國宮，首次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以中國元首的身分，自信地向世人闡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新中國社會主義文明的要旨，明確宣示中國的傳統美德，揭示富有強國擔當責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世界觀和價值觀，並具體開出治世良方。

可以說，習總的演講，標誌古老的中華文明，在注入馬克思主義的新血液之後浴火重生，展現蓬勃的生機，占據人類文明德慧的世界制高點，從而使中華古文明，於千年後再次登頂世界之巔，再造儒道之後的輝煌！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

《國文天地》是台灣知名的中學國文教育刊物，其出刊宗旨為「發揚中華文化、普及文史知識、輔助國文教學」，卻長期一手從事兩岸文教交流，一手刊載台獨文章。這種歷史暗角如不清理，恐非國文教育與兩岸學子之福。

2018年5月11日，《國文天地》雜誌社與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簽署「合作編輯出版」的協議，該雜誌將可通過福建師大在大陸的學術影響力，讓更多高校讀者看到。從兩岸文教交流的角度來說，這是值得樂觀其成的好事。然而，《國文天地》一手從事兩岸文教交流，另一手卻刊載主張「台獨」的文章，這種歷史暗角若不經清理，恐怕不是國文教育與兩岸學子之福。

以該刊2012年9月號，新竹清華大學台文所原所長陳萬益策畫的「台灣文學和語文教育」專輯為例，陳萬益主張「台灣文學」對照「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因而「台灣文學」應屬國家文學，並非區域文學。又說「台灣文學」之所以定位曖昧，其關鍵在於台灣的政治身分不明確。然而，如此明確地「以文學道政治」的套路，《國文天地》豈會不知道？

尤其是，陳萬益認為「台灣文學」指涉的概念和對象，並不包括台灣傳統的漢詩漢文，而是1920年代源自西方文學觀念的新文學；又認為高中國文教本的台灣文學被限縮，最主要的原因是古文篇章太多云云。這般古/今、中/台（中/西）、文/白二元對立的敘述套路，身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發起人之一的《國文天地》總編輯陳滿銘，應該怎麼看？

再如中興大學台文所所長廖振富，只因為溫家寶朗誦了林朝崧的「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兩句詩，就刊文指其為「統戰目的」、「政治的感性包裝」，並藉此疾呼台灣師生要對台灣文學加緊補課云云。其實，溫家寶朗誦的中國古詩詞很多，按廖振富的邏輯說來，台灣師生難道不需要對中國古詩詞加緊補課？這不是《國文天地》的宗旨嗎？台灣文學和大學裡的台灣語文系所本可正當存在、合理發展，但不幸被框限為「中/台對立」的政治性存在，因而扼殺其合理的發展方式和生機，可謂作繭自縛。《國文天地》對此沒有撥亂反正、力挽狂瀾，反而任其自生自滅，這其實是走到「普及文史知識、輔助國文教學」的對立面去。

再以台中市新民高中國文教師顏利真為例，後者在《國文天地》分享其「本土化教學經驗」的母語教讀：（妻）：「參啊！賰的錢khiam7起來，ka7阿嫂彼枝金花贖轉來毋是較要緊？」三頓踪無門，按怎通有賰？過勞又帶病，景緻迷茫一四界。浮輕的性命，沉重的社會；贌幾坵田，才會種出稱花？

顏利真刊文的結論是：「我更強烈的感受到台灣必須儘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如此公然將語文教育和本土化教學當成台獨政治工具，令人疑惑《國文天地》要怎麼自圓其說？

2013年12月，《國文天地》與台灣文學館、師大國文系合辦「台灣文學教育的回顧與開展」座談會，並在《國文天地》第29卷第10期推出相關專輯。陳萬益為此再度刊文稱頌美國學人李慕思(Mource A. Lee)，推銷那套「英/美＝中/台」的所謂「正常化」邏輯，並認為島內台文系所的發展限制是「中國化」的教育體制使然。台獨學人的思維是把台灣文學線性地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如此才便於套用「英/美＝中/台」的抽象邏輯，而不考慮兩者無法類比的地緣、歷史、政治和社會實際。

葉石濤通過對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社會經濟性質的分析，發表〈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其結論是「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答案顯然不是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但是，在那場座談會擔任引言人之一的姚榮松卻表示，從台灣文學的內涵來看，台灣文學課程中的民間文學、傳統詩文戲曲、日殖台灣新文學、戰後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等五大領域，已說明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異質性」：我們不再承認台灣文學只是漢文學的一支，而是結合台灣這塊土地所發展的特有文學，當然也不能視為中國文學大傳統下的「小傳統」，而是道地具有台灣味的文學。

姚榮松的問題不僅在於把台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對立面，而不考慮內在於台灣的中國文化(學)傳統；也由於他把中國現代文學總體化，而不考慮中國文學內部之間的複雜和差異程度，其實不小於或大於台海兩岸之間的文學差異性。這種無視或無識，自然是基於把中國文學「對象化」、「他者化」的主觀需要。然而，號稱要「發揚中華文化」的台北《國文天地》，又是出於什麼目的而讓這種文章見刊？

師大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國文天地》顧問莊萬壽刊文稱：「現代人必須知道現代國家與古代封建王朝或城邦不同。1861年才有義大利，1871年才有德國。中華民國是開國於1912年的。我看過一本名教授的著作說：『我國唐朝』真是荒唐。」（見〈現代化與現代性〉，《國文天地》2013年8月號）。那麼，《國文天地》總編輯陳滿銘說：「我國對古典文學教育，向來都十分重視。因為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先民即開始創作，……。（《國文教學論叢》，p. 3）」對莊萬壽來說，豈非「真是荒唐」？

陳滿銘又說：「從文學風格來看，在我國，自曹丕〈典論論文〉與劉勰《文心雕龍》開始，對風格概念，就探討、發展得很好，這可由傳統有關的許多論著中得知，……。而我國涉及此『剛』與『柔』的特性來談風格的，雖然很早，如南朝梁鍾嵘的《詩品》、唐司空圖的《二十四品》、宋嚴羽的《滄浪詩話》等，……。（《篇章結構學》p. 332-333）」以莊萬壽的「現代性」邏輯來看待陳滿銘三復斯言的「我國」，又豈非「真是荒唐」？

《國文天地》雖刊載大陸學者的文章，但又刊載「去中國化」學者的分離主義文章。所謂學術交流或多元意見，實不宜與出刊宗旨相悖。筆者從一名讀者和國文教員的身分來看，《國文天地》應該對自己的出刊宗旨負責，以免誤人子弟。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美國總統川普只顧「美國優先」，不顧別國死活的作為，不僅引起國際社會不滿，就連美國外交界也看不順眼，2018年一年就有三位著名的外交菁英先後撰書對此發出警訊。

《挑戰和平》

第一本書是去年4月出版的暢銷書，書名是《挑戰和平：外交的終結與美國影響力的衰落》(War on Peace：The End of Diploma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fluence)。作者拉南法羅(Ronan Farrow)是從事調查性報導的新聞記者、普立茲獎得主。他曾與前主管東亞太平洋事務及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大使共事過。

本書專訪了季辛吉國務卿以次的歷任國務卿，以及200多位卸任及現任外交官。法羅對川普逼退了許多有經驗的資深外交菁英，任由國務院高級職位懸缺不補、大砍國務院及國際援外計畫預算30%，約88億美元，而國防軍費卻高達7,500億美元，大不以為然。

法羅指出，美國曾透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了波士尼亞的內戰，卻任由軍方與中央情報局主宰阿富汗問題，而使得郝爾布魯克大使無用武之地。美國外交機構一向是增進美國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今國務院已無往日燈火通明的景象。資深外交官不是被迫離職，就是遭到冷落，紛紛求去，且至今尚有二、三十位駐外大使迄未補實，包括美國重要盟邦的沙烏地及土耳其，影響美國對外關係至深且鉅。

法羅認為，川普未經國務院評估，即逕自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伊朗核協議」及若干聯合國附屬組織，使得美國的國際信用掃地。川普以其個人喜惡推行外交，破壞了美國外交體制，打擊了外交人員的士氣，根本是倚仗美國強大的軍力，將外交「軍事化」。他也感嘆，美國駐外大使館快要變成推銷軍火的「代理商」，長此以往，終將付出嚴重的代價。

《當心法西斯主義復活》

第二本書是《當心法西斯主義復活》(Fascism: A Warning)，也是去年4月出版，立即列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作者是柯林頓任內的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歐布萊特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國務卿，也是美國公眾最欽佩的公職人員。她是生在捷克的猶太後裔，其父曾任捷克駐南斯拉夫大使，二戰時因希特勒占領捷克而避禍倫敦，戰後返回布拉格，後因1948年捷克共黨執政，其父被迫去職，全家以政治難民身分移民美國。歐氏1957年歸化為美國公民。

歐布萊特以其二度親歷法西斯統治的體悟，憂慮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下，法西斯主義有復活的跡象。她認為，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崛起，無不源自經濟、社會或政治動亂，反對黨內部的分裂與無力，以及對保守勢力的姑息與退讓。當今若干民主國家出現反民主的強人，諸如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維茲、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等領導人，均在利用極右派民粹統治國家。

歐氏認為，川普的強人作風有傾向法西斯統治的跡象。首先，川普讚賞普丁、金正恩，卻嚴厲批評歐洲民主盟邦─德、英、法的移民政策。其次，川普苛責美國本身優良的民主體制，諸如聯邦調查局、法院及第四權的新聞界。再次是川普與世界各國交往採取「零和博弈」方式，並以「美國優先」之名為所欲為。她並且說，川普是當代美國歷史上「最反民主的總統」，因此，美國公眾應提高警覺，設法團結共和、民主兩黨有識之士，阻止此種反民主趨勢繼續發展下去。

《珍惜每一天》

第三本書是去年9月出版，也被《紐約時報》列為暢銷書的《珍惜每一天》(Every Day is Extra)。作者是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他也是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1985-2013)，並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本書敘述凱瑞服務公職50年的所見所聞及他對人生的體悟。其中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是作者1966到1969年在越南擔任快艇艇長及巡邏艦長，與越共作戰三次負傷，因戰功榮獲紫心勳章等多個勳章。但他退役後因感戰爭的殘酷，於1970至1971年間，積極參加越戰退役軍人反戰(VVAW)活動，擔任發言人，並曾應邀在參院終戰委員會上作證。

其二是凱瑞擔任國務卿期間，在他的主導下，美國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5+1)，於2015年10月完成「伊朗核協議」，凱瑞又代表美國於2016年4月與其他171國，共同簽署了「巴黎氣候協議」。

凱瑞認為，透過談判，促進國際合作，會使美國的未來更好，這是他擔任公職所追求的目標。他也對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及「伊朗核協議」，並恢復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經濟制裁，極為不滿。凱瑞批評川普做了極危險的決定，不僅有損美國自身的安全與信用，也疏離了歐洲盟邦，是一種缺乏常識與戰略思維的決策。

川普難獲國際支持

上述三位作者皆為美國外交菁英，他們都擔憂川普採取「伐兵」重於「伐交」的手法，將使美國長期所擁有的國際影響力日漸消耗，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川普這種急功近利的性格，能得人心嗎？能獲得國際支持嗎？

(作者係退休大使)

當美國需要台灣的時候，會主動派遣配備核彈頭的戰術飛彈，駐防台灣，當台灣不再是美國的重要利益時，美國不僅禁止台灣研發核武，不肯賣先進武器，也不讓台灣納入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下，一腳把台灣踢到一邊。

美國對於兩岸問題一直腳踏兩條船，完全以其自身利益優先，並不考慮兩岸政權的優劣。1949年美國放任國共內戰情勢惡化，等著塵埃落定，再選擇與勝利的一方建立關係，未料1950年韓戰爆發，打亂了美國的如意算盤。這場戰爭拖了三年，韓戰停火後，美國基於冷戰考慮又開始拉攏台灣。

美國主動將台海核武化

中共在韓戰結束後，開始調集韓戰參戰部隊到台灣海峽對岸，造成了第一次台海危機，在這個危機背景下，台美在1954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該約一直到1979年美國與北京政府關係正常化後才被廢止。1957年美軍將配備戰術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部隊進駐台南空軍基地，至今基地外仍展示著當年美軍遺留下來的屠牛士(Matador)飛彈。

不久後，美軍也將戰術核彈儲放在台南基地，到1970年代美軍在台都有核子武器駐防，但當美國打算與北京建交後，不僅撤出台灣的核子武器，甚至不願意把台灣放在美國核子保護傘下，更不允許台灣發展核子武器自保。

華府從尼克森開始，歷經福特、卡特三任政府，急切完成與大陸關係正常化，中華民國的存在變成了台灣問題。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政治承諾，一夕之間全部毀棄，從最初美方主動表達在台駐防有核彈頭的戰術地對地飛彈，到後來台灣苦求美國以書面向台灣保證，一旦中共犯台，美方要動用核子武器，都遭到美方以沒有必要為由回絕。

韓戰在1953年經過冗長的談判後停火，中共將韓戰參戰部隊轉換到台海，台海情勢升高，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9月3日，共軍炮擊金門。次年1月18日，共軍攻占一江山，大陳島失去屏衛，台灣海空兵力不及掩護，百般無奈下，國府與美國合作在2月8日至2月11日之間，將大陳島居民與守軍部隊撤回台灣。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主動以當時相當先進的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駐防台灣，可用來攻擊大陸東南沿海的機場，協助國府反擊共軍。屠牛士飛彈可配備核彈頭，是有核子攻擊能力的地對地戰術飛彈。

日本排斥核武  台灣歡迎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檔案，1956年5月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他相信中華民國必然歡迎這項措施；當共軍攻擊台灣時，屠牛士飛彈將有效反擊大陸的機場。

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原本是要將1957年2月派駐日本的屠牛士飛彈，輪調台灣，因為美國空軍在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協商有關屠牛士駐防日本的問題前，就先對外宣稱屠牛士飛彈駐防日本與台灣，美軍決定在與國務院協商前，先暫停這項計畫。

屠牛士飛彈的核子彈頭，對於曾遭原子彈轟炸的日本來說，太過敏感，尤其美軍才在1952年結束了7年的占領，不到幾年，又要在日本駐防有核子攻擊能力的部隊，引發日本內部爭論。

美國國防部在1956年7月通知國務院，將以配備屠牛士飛彈的第17戰術飛彈中隊駐防日本，17中隊的一個分隊以臨時任務的方式，駐防台灣，希望國務院提供政治觀點的分析。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卿羅伯森致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瑞表示，日方對於導入任何擁有核子攻擊能力的新武器都十分敏感，建議最好在計畫部署屠牛士飛彈之前，先向日本官員徵詢意見。

羅伯森表示，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除可增強台灣防衛能力，提高台灣士氣，還可讓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為之振奮。

美國務院1956年8月30日電告駐華大使館，希望國府同意讓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我外交部9月2日向美國大使館表示，歡迎美國在台部署屠牛士飛彈。

儘管台北與華府很快就有共識，但久久沒有下聞。1957年2月27日，國防部長俞大維與美國務院官員會面時表示，趕快部署很重要；美國國防部告訴他已經批准，現在正在等國務院的決定。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官員馬康衛說，國防部與國務院都同意會積極推動這項計畫，但仍有一些技術問題要克服。

同年3月6日，中美雙方對屠牛士飛彈進駐台灣展開協商，當年下半年屠牛士飛彈部隊開始進駐。第17中隊原本是要派駐日本，因為過早曝光，引起日本國內反對，便改駐防台灣。

美訓練軍機核彈轟炸上海

在美國1970年代將琉球歸還給日本之前，美軍曾將核子武器儲放在琉球。日本NHK製作過一部講述美軍在琉球儲存核子武器的紀錄片，其中美國空軍F-100的退休飛行員巴塔葛立雅(Norman C. Battaglia)說，他在琉球接受了低高度轟炸訓練(LAB)，那是以低空接近，躲避雷達偵測，然後在到達目標區之前迅速爬高投擲核子彈的飛行訓練，當時美軍以硫磺島作為轟炸訓練的場地。他告訴訪問者說，他接受的訓練是用原子彈轟炸上海。

美軍第17戰術飛彈中隊，是美軍第4個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在佛州奧蘭多成立，不久改番號為第11中隊，1956年7月1日派往德國駐防。1956年6月8日美軍成立第19戰術飛彈中隊，是第5個屠牛士飛彈部隊，但17天後19中隊番號取消，所有人員併入先前的第17中隊。

17中隊在派駐台灣之前，從1957年4月10日開始，在佛州卡納維爾角進行密集訓練，同年5月中旬試射完成四枚屠牛士飛彈後調往台灣，11月在台灣完成部署，1958年6月又改番號為868戰術飛彈中隊。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這些部隊後來在1962年6月離開台灣。

1958年八二三砲戰期間，屠牛士飛彈沒有派上用場，共軍砲擊金門，其戰機與國府空軍激戰，但沒有進犯台灣。美國參謀聯席會計畫在共軍犯台時，出動駐防關島的B-47轟炸機，對大陸實施核子攻擊，但是否動用核武仍需白宮同意。

美撤出核武蔣經國無奈

1962年屠牛士飛彈撤出台灣，美國同時在台灣配置戰術核彈，之後尼克森政府為打開對北京的外交關係，決定撤出台海的核武器，美方儲放在台灣的核彈也從1974年7月開始撤出。

美國雖在台部署核武，但始終對台灣存有戒心。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1974年4月3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在履新前拜會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斯勒辛格告訴安克志，必須在撤出戰術部隊之前，先撤出在台南的核子武器，不讓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某些無法預見的行動。

1974年5月1日，安克志尚未到任，代理館長來天惠拜會行政院長蔣經國，蔣經國說他知道美國在台儲放核子武器，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協議，美國自然可以撤走這些武器，但希望不要公開。當時台灣軍方正秘密展開研發核武與飛彈。

美不讓台納入核子保護傘

1978年12月28日，美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前來台北，針對斷交後諸多外交、軍事合作問題進行溝通。根據克里斯多福在12月30日發給國務院與白宮的電報指出，參謀總長宋長志向他表達台灣迫切需要先進戰機，諸如F-16與F-18，宋長志還要求美國將台灣放在核子保護傘下，並給台灣書面保證，在中共威脅台灣時，美國會動用核子武器。克里斯多福說美國不同意出售F-16或F-18，但會提供防禦武器給台灣；美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提供台灣書面安全保證。

中共早在1960年代已擁有核武與地對地導彈，而台灣研發核子武器在1970與80年代兩度遭到美國制止。從1979年華府與北京建交以來，兩岸雖曾在1990年代有導彈危機，但北京從不曾威脅對台動用核武。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繼去年，今年己亥年，對南北韓而言，又是一個新的挑戰，也是一個嶄新的機會。韓民族的共同目標很簡單：和平、繁榮及統一，繼續透過「文金會」來協商、落實。相比較，蔡英文當局拒絕兩岸協商，實在不自量力、自挖墳墓。

邁入2019年，南韓總統文在寅、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以及美國總統川普彼此間交換了的賀年信，都一致傳出「喜訊」。首先，第4次「文金會」將於4月在首爾登場。而更讓文在寅和金正恩受到鼓舞的是，川普也宣布加入談判行列，第二次「川金會」可望於2月底在越南舉行。

新年川普收到金正恩的親筆信後，不僅表示非常滿意，並且對舉行第二次「川金會」充滿信心，顯示美朝都願意各讓一步，美國會把談判的重點放在長程洲際飛彈(ICBM)上，而北韓則著重在經濟利益。

兩韓2018創造多項奇蹟

其實，文在寅和金正恩兩人在去年一年內就創造了三次「文金會」，一口氣達成的《板門店宣言》、《平壤宣言》，活生生記錄了南北韓走向和解合作之路。該等宣言大部分以兩韓未來的經濟合作與交流為主，透露出兩韓有意共同追求經濟繁榮，逐步走向統一。若與1月2日「習5條」內容對比，有頗多雷同之處，值得蔡英文好好學習。

文在寅和金正恩二人，在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盧武鉉，以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兩次高峰會談的基礎下，承先啟後，往前再推進一步，順利達成這兩份宣言協議，將南北韓牢固綁在一起，逐步走向「命運共同體」。

「文金會」具體成果

第一、共同主張「一個韓國」原則。兩韓目前雖各有國號、國旗及憲法，甚至在聯合國各擁有席次，但均堅持國家未來統一，希望早日解除軍事敵對，走向和平與共榮，不再是國際擔心的朝鮮半島火藥庫。

兩韓不斷努力在國際場合以「一個韓國」呈現。例如，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兩面不同的國旗，在國際奧運會上換成一面朝鮮半島地圖，並用民謠阿里郎替代國歌，這樣就讓雙方不再為國號、國旗和國歌爭吵，強調「韓民族是一家人」和「一國兩制」。

第二、文在寅主張「兩韓經濟一體化」。文在寅主張，今後南韓經濟發展應拓展至北韓，北韓的天然資源及人力，正好能融合南韓的科技與資金，互補性高，各有所取，可以共同攜手進入世界市場。

文在寅再三強調「先經濟、後統一」。兩韓於1950年經過一次慘痛的「韓戰」教訓後，韓民族流過不少淚水及財產損失，南韓人民好不容易從廢墟中締造了「漢江奇蹟」，擁有今日的富庶生活。現在，他們認為這個成果應該與北韓同胞分享。

第三、兩韓「應通盡通」。目前，北韓因遭受美國和聯合國的制裁，使得兩韓經濟關係被制約，但雙方克服萬難，盡量打開「38休戰線」鐵門，舉辦鐵公路開工典禮，甚至要把鐵路直接延伸至中國大陸、俄羅斯及歐洲，這種雄心壯志令人印象深刻。

甚至，兩韓國防部長互換協議書，並在聯合國部隊的見證下拆除軍事設施。兩韓彼此不再互相心戰廣播喊話。在這種和諧的情勢下，每年舉行的美韓聯合軍演也不得不喊停。兩韓正朝著撤離駐韓美軍、簽署終戰協定及和平協定的方向努力。

第四、美朝或兩韓談判不提政治體制不同。北韓目前實施的政治體制，不同於南韓及美國，但不論是「文川會」或「川金會」，都未涉及政治體制。這顯示互相尊重各自的選擇，也因此創造了會議的良好氣氛。

兩岸關係現不如兩韓關係

近日，南韓大進大學教授、前統一部次長金炯錫應邀來台，在一場「九合一選舉後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與前景」會議中率直地指出，過去他在統一部任職時，關注兩岸關係的演進，當時非常羨慕台海兩岸和平發展，但現在，台海兩岸在與兩韓統一的競賽中，台灣恐怕要學習兩韓了。不知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聽了這句話，有何感想？

1月2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卻被蔡英文斷然拒絕。如果小英繼續緊抱台獨，繼續說一些與國際現實不合的「夢話」，後果令人堪虞。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