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它是一個根植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文化傳統，不僅未因中國進入工業化的現代社會而退隱，而且更成為所有炎黃子孫最堅強的認同紐帶，以及凸顯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特質。

近兩百年來，中華文明迭遭西方文明衝擊，至今未曾稍歇。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政府廢除農曆，改奉世界通用的太陽曆，正式定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八世(Gregory VIII)於 1582年頒布的曆法為全國通用的西曆，以西曆1月1日為元旦日，改傳統農曆元旦為春節。但民間依然視陰曆正月初一為一年新的開始，此後遂有了兩個新年。西方文明還帶來了基督教，並奉創教者耶穌的誕辰為耶誕節。

衝擊如此之大之深，民俗春節卻巍然屹立如昔。概因為中華文明崇尚實際，從春秋時期開始，思想全面專注於世間之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因素逐漸萎縮。一般而言，中國信仰一直停留在比較初級的階段，向來都以祖先崇拜來代替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功能，所以當百分之百漢人原創的儒家老莊思想，在魏晉之際已是山窮水盡難以為繼時，佛教應運而起，迅速填補了中華文明信仰上的部分空白，即使理性入世如儒家也並不排斥這個過程，此後出現唐末兩宋以來，揉合了外來佛教思想，更新過的新儒家思想。

音樂隨著市民文化興起

在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徒先過聖誕以示宗教虔誠，後過除夕新年回到世俗歡樂，使其精神世界得到平衡。中華民族雖歷經西方文明洗禮，但民俗春節集宗教世俗意義於一身，精神世界仍然完好，並未分裂。

近代歐洲市民社會興起後，市民文化相應而生。到了19世紀後半期，日益成熟的市民社會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流行文化。特別是20世紀的美國，生產力空前發達，適合小市民胃口的流行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成長。以往只有歐洲王室才能享受到的高尚生活，都被引入美國加以市民化，使得普羅大眾都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娛樂生活。不過，平民百姓更喜好屬於他們的流行音樂。

西方歌謠陸續引進中國

今天西方世界紀念耶誕慶祝新年兩大節日，音樂必不可少。既有傳承中古的宗教音樂，也有成百上千，多由美國人創作的流行歌曲為節日助興。其中原創於英國的兩首作品值得一提。

Greensleeves是一首英國民謠（中譯《綠袖子》失之於野，不雅不達），相傳為英王亨利八世所作。史稱他喜好音律，尤善長笛，因偶遇一綠衣女子，留戀不已而吹出Greensleeves一曲，抒發朝夕思慕之情。故事有點像楚襄王夢遊雲雨中的巫山，邂逅女神，與之交歡。曾幾何時，Greensleeves 逐漸成為英語國家耶誕音樂會上的必備曲目。

Greensleeves何時引進中國已不可考，而另一首英語國家歲末送舊迎新必不可缺的歌曲《友誼萬歲》( Au Lang Syne)倒是有跡可尋。此曲本為蘇格蘭民族詩人伯恩斯(Robert Burns)以傳統旋律填上他的詩作，成就了名曲。

1940年好萊塢出品的大片《魂斷藍橋》伴隨援華美軍一起來到中國，片中別離曲《友誼萬歲》迅速傳遍全國。有華文憲君遂將此曲填上新詞，名為《驪歌》，勉勵畢業在即的莘莘學子為深處危難的國家民族奮鬥犧牲，驅逐日寇，光復河山。曲調繞梁，歌詞感人，唱遍大後方各個校園。詞曰：驪歌初動，離情轆轆，驚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訓，謹遵所囑，從今知行彌篤。更願諸君，矢勤矢勇，指戈長白山麓。去矣男兒，切莫躑躕，矢志復興民族。

中文歌詞寓意深切，要比伯恩斯原旨更勝一籌。抗戰勝利至今已75載，當年千千萬萬少年俊秀唱著驪歌踏出校園，怕都已作古。但生於今天的中華兒女，重溫此歌，更當恢宏志氣，完成先輩留給我們復興民族的偉大使命。

1946年美國電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以大夥高聲合唱《友誼萬歲》結束全片。辭舊迎新之際，鄰里慷慨解囊，親故凱旋歸來。劇情簡單卻動人，頗能準確掌握大戰剛剛結束後，一些人性真情的流露。

祝賀歌曲表達走出苦難

同樣的年份，同樣的時代背景，在中國出現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恭喜恭喜》，多年來高居賀歲歌曲之首。今天人們回憶此歌，頂多只追溯到鄧麗君的版本，大家歡唱此曲慶賀新年之際，已然忘卻原作者以及作品原意。時值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剛剛結束不久，深陷淪陷區，飽經滄桑的陳歌辛終於盼到了勝利，興奮喜悅之情可以想見，但八年煎熬，滿腹心酸苦楚，久久不能釋懷。於是當時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創作詞曲，迎接勝利的到來，高興中透著悲涼，是那時心境的真實寫照。如此方能理解最後一段歌詞，作者本意不在慶賀新年而在抗戰勝利。此曲當時原唱應是姚敏、姚莉兄妹二人。

其實，今天流行的賀年歌曲中，不少都是抗戰勝利後短短的三年時間寫成的。除《恭喜恭喜》外，1948年陳氏還寫了《大拜年》，《賀新年》於同年出自張帆之手。此外還有陳棟蓀詞、姚敏曲、吳鶯音首唱的《大地回春》，還有黎錦光作、梁萍唱的《恭喜大家新年好》。這些歌曲內容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借著祝賀新的一年到來，表達走出往日苦難，大家能有個安穩美好的未來。可惜，國民政府未能體恤民生，不思休養生息，一味剿共，最終敗逃台灣。

1949年後，有不少上海人遷往香港，他們慘澹經營，促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取代了上海，成為新的流行文化中心。數不盡的國語電影、歌曲不停地流向台灣。也不停地流向東南亞各地華人社會，凝聚他們繼續心向中華。姚敏、張露合作的《迎春花》和《小拜年》兩首賀年歌，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出現於1950年代的香港，傳承流行文化，別具意義。

(作者係民間歷史研究者)

近來，號稱「西方八國聯軍」的美國和歐盟等國，為反制中國華為公司，利用全球媒體大肆傳播其負面消息，包括該公司的負責人遭加拿大警方逮捕、將引渡美國受審；該公司的手機、通訊設備疑似安裝後門程式(backdoor)，將使用者的系統訊息回報至深圳總公司等。以上手段，均企圖影響華為公司在全球5G通訊市場的布局。

後門程式非僅華為安裝

所謂後門程式(backdoor)，是指製造商在通訊零件、軟體中，安裝隱藏(惡意)程式，也稱為「木馬程式」。但如同反制華為公司的國家所言，是否真為隱藏（惡意）程式，見仁見智。因為，難道市面上出售的其他品牌手機、通訊設備，就沒有安裝後門程式嗎？

其實，絕大部分品牌手機和通訊設備，都有安裝類似的後門程式。如定期通知使用者更新軟體/作業系統(update)、除蟲(debug)等。只要使用者開啟手機上網，就會自動和製造商連線，讓製造商清楚使用者的系統訊息。甚至，許多防毒軟體也會在使用者上網時，回報系統訊息給防毒軟體公司，這不也是後門程式的一種？若安裝後門程式就是萬惡不赦，那上述通訊業常態也應該誅殺殆盡，防毒軟體公司應該關門大吉才對。

至於將使用者的系統訊息回報至深圳總公司，也並不可信。若有心人真要竊取通話紀錄，利用竊聽技術就可以得逞。市面上有許多竊聽相關的機件，包括手機內部/外部裝置皆可供使用。若華為公司真要利用後門程式，收集使用者的系統訊息，那每天的通訊流量就大得嚇人，公司系統能否負荷也是一大問題。

F-35B墜機與晶片無關

先前，美國軍事媒體報導指出，量產型F-35系列戰機使用部分中國製造晶片(chip)，可能安裝後門（木馬）程式，危害戰機飛安和資訊安全。但根據調查，最近一起美國海軍陸戰隊F-35B垂直起降(STOVL)戰機的墜機原因，是美國製造發動機的油管瑕疵，讓F-35B戰機在空中懸停時，瞬間喪失發動機推力而墜機，飛行員彈射逃生。所以，真正危害F-35系列戰機的禍首，不是中國製造的晶片，而是美國製造發動機的油管。

正因華為在5G通訊市場的研發進度遙遙領先其他競爭者，許多競爭者才紛紛組成遊說團體，甚至和政府組織掛鉤，以各種理由來影響華為在全球5G通訊市場的布局。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美國智庫「2049計畫協會」研究員易思安在他《中共攻台大解密》一書中描述中共攻台作戰的想定，渡海作戰首選攻擊地點，將會是新北市林口海湖沙灘；但攻台作戰實際狀況可能與他的想定有相當大的落差。

根據國軍漢光演習想定，共軍攻台作戰，林口海湖沙灘確實被列為解放軍攻台作戰首選地，但研判共軍主力，不會採取兩棲登陸搶灘的方式，而是氣墊船打前鋒、由機降部隊奪取台北港、空降部隊奪取桃園國際機場，攻擊兵力不會全從林口附近登陸，而會是擴展到金山、萬里、淡水各地海岸，同時進行滲透襲擾，估計解放軍自海峽對岸渡海出發，國軍只有三個小時的反應時間。

沒有制空權就沒有制勝權

國軍的情報單位早在十年前，就已發現解放軍實施的「摩托化步兵旅奪港」軍演，目標就是台北港，手段是兩棲快速突擊與直升機機降，快速占領台北港周邊要地、開放港口碼頭。再以海峽號或海洋拉拉號這類快速滾裝客貨輪，迅速進港進行「行政下卸」，一艘萬噸級滾裝貨輪可以裝載一個機械化步兵營，進港2小時內可完成下卸、調整部署後發起攻擊；「奪港」可讓車輛輜重直接運過來，比透過傳統兩棲搶灘登陸運送有效得多。這也是當年國軍為何將具備快速反應戰力的海軍陸戰隊66旅北調林口，把台北港的防務作為該旅主要任務的原因。

整個演習兵推都是在國軍仍然保有空優的狀況下，進行反登陸、反空降的逆襲。但共軍在國軍仍然保有空優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發動渡海攻擊的。反之，如果共軍已經完全掌握空優後，任何地面的反擊作戰都將是一場殘酷的屠殺，這種作戰模式可從美軍在伊拉克利用無人攻擊機進行「反恐作戰」得到印證。

無人機展開蜂群式攻擊

共軍掌握空優後，高空層的「察─打一體」無人攻擊機，將編成偵查監視群、電子干擾群、空中打擊群，飛臨台灣上空，以「蜂群式群飛攻擊的模式」進行地毯式、大範圍的詳細查察，對藏匿的火炮、導彈陣地或掩體裡人員、武器、集結中的部隊，都能很快被發現與鎖定，如有任何行動，都將遭到毀滅性打擊。

無人機可在野戰防空無法覆蓋的空域，使用機載武器直接進行攻擊；或召喚戰機投放防區外布撒器，使用「反裝甲末敏彈」、「區域封鎖子彈藥」，阻絕裝甲集群的集結出擊；或召喚遠程火箭炮兵對集結的部隊進行打擊。

大陸在國際軍武展推銷的遠程火箭炮兵，是用衛星定位導引的遠程火箭炮兵，射程可達400公里，精準度可達20公尺，能攜帶子母彈、鑽地彈、末敏彈、電磁脈衝彈等各種彈型，威力驚人。

除直昇機外，大陸擁有為數不少的運─五運輸機，可在鄉間道路或高爾夫球場起降，其雷達隱匿性好，可以低空掠海飛行，非常適合共軍特種部隊以小部隊滲透，進行貼近偵查，封鎖交通要道、奪取導彈陣地、通訊中心或軍事指揮所等重要軍事目標或占領機場周邊制高點，發揮關鍵性的奇襲效果。

國軍不會為台獨而戰

國軍對於共軍跨海作戰的想定，仍停留在「文攻武嚇，軍演轉為攻擊」的陳舊思維中，高科技武器已改變台海的作戰型態，制空權的爭奪會在極短時間內結束，緊接著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態勢渡海作戰，哪需要敲鑼打鼓地用軍演作掩護？

大陸擁有多艘快速滾裝貨輪，長期穿梭於台灣海峽，往返於中國大陸沿海的港口。如果「機步旅奪港」是解放軍攻台的模式，為隱匿其軍事行動，部隊會分別先在離台灣較遠不同的港口，非常低調且隱密地登船，然後航渡到接近台灣的國際水域，一旦共軍奪得制空權，即可緊隨第一波空降突襲成功的部隊進港靠岸、迅速下卸，國軍的反應時間將被壓縮到僅有一小時。

根據《聯合報》報導，軍方指出，依據國軍想定，解放軍會以一部先奪控澎湖列島，進而奪取台中港，主力則集中於北部林口附近，實施空降與兩棲登陸，直指台北中樞要域。若共軍機降部隊能夠奪控台北港、空降部隊能控制桃園國際機場，兩者被迫開放，台灣防衛與政經情勢就大勢已去，根本不需要打巷戰，就足夠達到「以戰迫降」的態勢。

由於民進黨當局明目張膽地搞台獨，違背了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同時也背離了國軍維護國家主權、領土與國家統一的神聖使命，國軍現在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近年錯誤的國防政策與沒有經審慎規劃的兵力裁減，造成國軍現在缺官、缺兵的窘境。

根據《亞太防務》報導，陸軍的機步旅及裝甲旅，由於嚴重缺員，許多裝備都遭封存，國軍的士氣和戰力如何可想而知。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大陸海軍近20年的發展異常迅速，一方面是要符合國家的戰略目標，二方面則是為滿足日益抬頭的民族意識，最後則是要在亞太地區建立能與美軍較量的海軍部隊，無論如何，大陸海軍已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海上力量。

近岸防禦時期（1949-1979)

早年的大陸海軍，因預算及國家戰略政策因素，海軍的發展不被重視，當時在大陸領導人毛澤東的指示下，相繼成立北海、東海與南海三大艦隊，同時將海軍定位成陸軍的支援部隊，平時負責「近岸巡邏」，戰時協助「近岸殲敵」，原則上作戰範圍不超過40海浬，並以輕型兵力為主。在此發展的原則下，大陸海軍當年的船隻噸位普遍為小型化、輕型化，也造就海軍貫徹「游擊戰」的作戰模式。受限於早年國家建軍政策及科技水平，大陸海軍實力欠佳，是三軍當中戰力最為薄弱的軍種。

近海防禦時期（1980-2012)

然而，1980年代以後，大陸因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對於海上運補的安全需求大幅提高，對外受到「海洋公約法」的影響，對內海軍當時的建軍原則受到海軍司令劉華清的影響，特別提倡建立「現代化海軍」，不但從早年的近岸防禦衍生到近海防禦，更認為未來的海軍的作戰範圍將擴及到「第一島鏈」所有海域，包括：黃海、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等，在軍艦的政策中，90年代相繼完成「旅大Ⅱ型」與「Ⅲ型驅逐艦」，「旅滬級」、「旅海級」驅逐艦，「江滬Ⅱ型」改良護衛艦，「江滬Ⅲ型」與「江衛級」巡防艦等建案。

這時期的大陸海軍船隻，在船隻設計上、武器設備上，仍優先採取西方國家的裝備，至於水下的潛艦部隊，則多數採用俄羅斯的核能/傳統動力設備來發展自身的潛艦，其中，最著名的自製柴電動力潛艦為「宋級」潛艦，為大陸海軍在柴電潛艦的設計上做出巨大貢獻。

此時期的大陸海軍，無論在戰略、戰術、噸位、武器性能等，都早已超過早年的發展水準，此時期的海軍不再以近岸防守為主，其任務從「協同」陸軍、空軍進行反制作戰，「改為」維護國家領土、海洋權益、海盜打擊、人道救援、外交訪問等為主。

此時期的海軍進行全面革新，整體實力上更有能力與美日海軍較量，成為海洋強權也是大陸海軍的發展主軸，新一代的海軍兵力更強調遠距作戰，不但先後在2012年成功改良大陸第一艘航母遼寧號，自製的001A航母也在2017年下水測試，海軍艦載機也陸續到位，大陸新一代的油彈補給艦亦相繼出爐，自製的002航母預計今年下水測試。雖然大陸海軍距離建構完整的遠洋海軍尚有一段距離，但過去30多年的建軍發展，已奠定大陸海軍往後朝向遠洋發展的實力基礎。

遠洋海軍時期（2012至今)

2012年中共18大會議明確指出，未來大陸要實現「中國夢」、「亞太夢」，其中，在海軍的發展上，除了持續建設現代化的海軍外，還將配合「一帶一路」的建設藍圖，特別是建立「海上絲綢之路」需要海軍的支持。

大陸為突破長年的「麻六甲海峽困境」，將在位於南亞的孟加拉、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到非洲的吉布地、尼日、安哥拉與賴比瑞亞等國，鋪建海上絲路。海軍部隊必須保護航行於此的貨運船隻，其中能源的運輸，尤其大陸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持續成長，海軍的任務也包括維護能源運輸路線上的安全與穩定，同時維護大陸在海外的海軍基地。

由此顯示，經濟上的需求亦刺激大陸海軍的成長，但國家戰略更是首要因素。由於地緣的關係，大陸海軍必須優先顧及第一島鏈、印度洋、非洲附近海域與北冰洋，再以大西洋與東太平洋為輔，面對亞太地區的美日海軍部隊，大陸為顧及主權及國家尊嚴，海軍朝向遠洋、船隻大型、電戰化已是發展趨勢，按照該政策的持續發展，全世界最終將會看見一支能與美軍抗衡的中國海軍航行於海上。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苗栗縣的南庄鄉近年取得了國際慢城認證，但這座融合漢原文化的山城，卻擺脫不了商業氣息，尤其是南庄抗日的故事，來訪的遊客大多不知，雖然各個相關景點都立有該事件的說明牌，卻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位於苗栗縣山區的的南庄鄉，是一個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多元族群交融的寧靜村落。早年林礦業發達，到了21世紀轉型為觀光。除了秋天（農曆10月15日，客家話稱「十月半」）舉行的矮靈祭、賞花熱潮的桐花季，以及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等，會吸引外來客前來，其他大部分時間這裡的步調大多是緩緩的、靜靜的。所以，在2016年6月成功取得了國際慢城 (Slow City) 組織的認證。不過，當局為了創造和活絡地方經濟，選擇用夜市或商圈商業的手法包裝老街，然僅少數標榜地方的小吃之外，很多商家賣的東西，同樣可在其他老街看到，很難讓遊客感受到「真正歷史的況味」。

兩百餘年前開墾

源自加里（裡）山風美溪的東河，在南庄街南側與發源於八卦力山的南河 （又名蓬萊溪）匯流後，下游始稱中港溪，再流經頭份的斗換坪到竹南鎮塭子頭出海，全長約54公里。加上地近雪霸國家公園、四面環山，在這秀麗山林，清澈透底的河川間，造就了美麗的觀光景點。露營區 、山莊、民宿遍布整個山城。在晚秋，漫步在東河旁東江部落的落羽松林間，也可悠閒的度過一個下午；而走在串連南庄老街與南江老街的康濟吊橋上，也可愜意地體驗南庄老街山城的風貌與溪流景色。

南庄在清代文獻多名為「南莊」，意為向南開發的村莊。開拓者黃祈英為來自廣東的客家人，於清嘉慶(1795-1820)末孑身來台，至斗換坪，與南庄的賽夏族貿易。後從其俗，改名黃斗乃，並娶番女為婦，名為「番割」，生兩子。隨後，積極邀其鄉人等入山，約為兄弟，也各娶番女，與番往來，遂墾南莊之地，後隸屬台灣府苗栗縣竹南堡管轄。

1860 年代台灣開港後，樟腦利益極受重視，中部製腦區地位因北部番害嚴重而崛起，苗栗內山的樟腦資源為眾家必爭之地。據來台傳教的馬偕博士等人的記錄，此區有複雜無比的勢力爭奪。此時，南、北獅興（今南庄鄉的蓬萊村、南江村）仍為番界，沿山一帶群峭摩天，深林繁密，樟樹尤多。賽夏族各番社，共計有番丁200餘名，北獅里興社土目為絲大尾，南獅里興社土目為日阿拐，另有獅頭驛社（今南庄鄉的東河村）土目張有准。新竹文獻稱其：「性頗馴狎．腦戶雜處，煎熬日眾．查獅里興一帶由獅頭驛南入十餘里，雖壑絕巖深，地少平坦；然數年後，大樹為墟，若墾而耕之，可得良田數百甲。」

光緒初年，台灣巡撫岑毓英將南庄未墾埔地的墾批交付竹塹的閩籍士紳林汝梅，光緒8年(1882)林汝梅向岑毓英回報獅里興等社皆已歸化，而林汝梅也在此設墾號經營腦業。光緒10年(1884)獅里興、獅頭驛等番社反悔襲擊林汝梅等人的山場，翌年圍攻林汝梅在南庄的公館，後適逢黃南球率隘丁夜襲生番才得以解圍，但此舉也使得南庄的勢力落入客家人之手。

此後日阿拐與絲大尾等土目在南庄、獅潭等地靠著向入墾墾民收取山工銀，在劉銘傳實施開山撫番後，日阿拐、絲大尾及張有准等土目也招漢佃開墾，成為地方有勢力者。光緒13年日阿拐因協助撫番有功，劉銘傳奏請軍功六品，為國子監大學士。光緒20年(1894)22歲時，響應山東賑災捐銀肆拾參兩貳錢，由山東巡撫奏予監生。其裔孫日進財現珍藏有「戶部執照」、「監照」、「捷報」等文獻。

南庄抗日事件

光緒 21 年(1895)，日本據台，翌年在南庄成立撫墾署，派員至南庄攫取貿易資源─樟腦。後來，日阿拐起而宣稱：「彼等日人為搶奪吾人祖先所傳下之土地，而欲陷吾人於困厄者。彼等開墾者依恃日本官憲之擁護以逞其慾望，吾人不可不同心協力以擊破之。」成為抗日的引爆點。

明治35(1902)年7月4日，南庄支廳管內南方八卦力的一名巡查與數名隘勇，在巡邏途中和原住民起衝突，巡查受傷；又傳來南庄支廳管內各番社有不穩的情報。7月5日，新竹廳長發給警察本署長的文件紀錄顯示，聽聞6日會有數百名南庄生番襲擊南庄街的消息，為警戒並安撫人心，要求派遣警部1名、巡查10名前往南庄支廳戒備，警察本署長隨後回覆說，為安撫人心，應派遣若干軍隊。次日兒玉源太郎總督親自下令混成第一旅團長，派遣守備隊駐紮，而日阿拐則聯合大東河等附近番社的賽夏及泰雅族的原住民起事，於7月6日包圍襲擊南庄支廳，史稱南庄事件，又稱為「日阿拐事件」。

南庄事件後，日阿拐躲到鹿場，有人通報日本警察將來襲，乃順著風美溪往上進入加里山區逃匿，翌年抑鬱以終。南庄抗日事件後，賽夏族人原居之大部分番地被劃入普通行政區。台灣光復後，大致循日據時的行政區分，在南庄設鄉，劃屬平地鄉。

光復後煤礦業發達

日據時代就開始開採的南庄煤礦，到光復後創造了南庄史上最繁華的時代。當時中港溪流域的竹南、頭份、南庄居民，幾乎都以打炭（客家話，採煤的意思）為主副業，邊種田邊打炭。當時洗煤水汙染造成的黑水河，每逢颱風大雨過後，有許多人至河床打撈煤炭，成為客庄少見的奇景。

那時大部分的商店都跟採煤產業有關，光是戲院就有4家，目前僅存的南庄戲院，尚可看到當時的風光。後因南庄鄉的礦業和林業沒落，再加上天災和社會結構改變，人口大量外遷，南江老街也因此黯淡下來。

南庄未來的展望

如今，南庄這座山城，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一景一物，足以辨識當年南庄抗日的歷史，但隨處仍可看到南庄事件的解說牌。

當地目前僅以百年郵局、老庄長官邸、乃木崎等日據時期留下的遺跡，作為招攬遊客的景點，作者建議，不妨效法另一慢城嘉義大林活化萬國戲院，成為文化藝術展演空間的模式，活化南庄戲院，作為活絡當地歷史文化的起點，可擺脫台灣老街普遍具有的商業氣息。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18年歲末的山東行，讓身為台灣抗日志士的後代，實地看到了抗日運動的源頭。作者無論走訪濟南，或威海衛、劉公島的營區，都不禁想起家族參與抗日的艱辛歷史。

濟南慘案及歷史烙印

抵達濟南，就想起從小家母黃素貞敘述「濟南慘案」對她的衝擊。那時母親是初中生，隨著原籍台灣北部汐止人的外祖父母，全家旅居福州，以販售汐止生產的茶業為生。外祖父母當時算是台灣日據時代旅居福州的「日僑」，但外祖父受孫中山同盟會的感召，平時經常參與同盟會旳演講並定時捐款，同時也希望子女能在大陸受中文教育，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母親常說，她在學校時知道幾個同學是台灣人，但彼此不敢相認，更不敢講台語（閩南語）或日語，因為當時大陸同學抗日情緒高昂，若不小心透露出自己是「日本僑民」，那就麻煩大了！

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與日軍發生衝突，日軍乃蓄意地屠殺6,000餘名中國軍人與民眾，並於5月11日攻占濟南。家母當天跟著同學上街參加抗日遊行，晚上則接獲日本領事館人員的通知命令，要連夜撒僑。原來日本人深怕中國人報復，採取了撤僑行動。家母就跟著外祖父母抱著懷裡的妹妹，連夜落難似地搭上返回台灣的輪船，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台灣。過了三個月，母親才在反日聲浪稍平靜後再返回福州。

父母一起赴內地抗日

1931年瀋陽發生「918事件」，家母及外祖父母再度返回台灣，但因時局變化太大，無法再回到大陸，就在台灣以教授漢文維生。當時日本禁止台灣人學習漢文、禁止講漢語，而台灣人懷念祖國的心從未稍減，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的家父蕭道應，與上下期的醫學院同學均心向祖國，一聽到有從大陸回來的語文老師私下教授漢語，均成群結隊地成為母親的學生，也因此兩人結下良緣。

家父1940年醫學院畢業後，與家母一起赴大陸，追隨丘念台參與在廣東敵後區「東區服務隊」的抗日聖戰。1945年抗戰勝利後，家父以上校軍官、台灣兵俘虜營政戰主任的身分，帶領著上千名被徵召入伍的台灣兵，經廣州花地返回台灣，隨即成為台灣最早的法醫學本土師資，之後並擔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第一位台灣人主任。

甲午戰敗清庭割讓台灣

到了威海，不能不令人想起甲午戰爭與清廷割台。

甲午戰爭中，淮軍體系的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戰鬥可分為豐島海戰、大東溝艦隊決戰、威海衛保衛戰等幾個階段性戰役。但甲午戰爭不光有海戰，還有陸戰。甲午戰爭的陸地主戰場在遼東半島。同為淮軍體系的陸軍在遼東卻打得很好，尤其是馬玉昆部，一度打得攻入遼東半島的日本陸軍精銳師團沒脾氣，幾乎讓日本大本營一度想放棄遼東半島。可見清廷在戰術上有與日本一博的實力，但輸在清廷戰略上的失敗與喪失信心。丁汝昌提督在海戰後轉戰旅順、威海衛，幾無後勤支援，加上山東陸戰失利，才造成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甲午戰敗，清廷決定割讓台灣。「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雖然「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亦形成台灣同胞奮起抗日的火花，連續數十年激烈的武裝抗日，造成日人無法駕馭台人，甚至提出要將台灣統治權賣給英、法的主張。當時日本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台灣人民，1895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造成玉井、楠西、南化、左鎮及周邊地區村莊，遭遇日軍毀滅性屠村，人口銳減，受創極深，台灣人的抗日行動才由武裝抗日，轉變成文化抗日。

屏東六堆步月樓之役

1895年(光緒21年)，清廷甲午戰敗；4月17日被迫簽下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割日。日軍近衛師團進兵台灣，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10月9日嘉義陷落。10日下午，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下令各部隊集結登陸枋寮。11日晚上9時30分，日軍第二師團18,000人，於枋寮登陸完畢，隨即兵分三路進攻，即令占領茄苳腳。

我的老家屏東佳冬（茄冬腳；六堆之左堆），距離枋寮約10公里。茄苳腳原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擁有柵門、城牆、刺竹林等防衛設施。六堆義軍在蕭光明的帶領下，藉著清軍遺留下來的軍火，鎮守四個主要柵門。日軍上級商議之後，決定進攻位於東柵門的蕭宅步月樓。步月樓樓下有門，日軍必須經過此門才可以進入茄苳腳。

我的高祖父（來台第三代）蕭光明（時任六堆副總理、左堆總理），率領義軍鄉勇，在「茄苳腳」步月樓奮力抵抗日軍，數百鄉勇抵抗數萬日本大軍，無異以卵擊石。在戰鬥中，堅守東柵門的蕭光明次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蕭升祥，不幸壯烈犧牲；率領大刀隊迎戰於南柵門的蕭光明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於戰役結束後不久去世。

日軍派兵增援包圍義軍，從左右兩翼突破，相繼衝進村內，放火焚燒。午夜0時30分，日軍占領了茄苳腳，這場連婦幼都投入的「步月樓之役」慘烈結束，現場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作者係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50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有少數人，即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一代當時的年輕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史明，親身經歷過228的「革命起義」後，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228「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主要原因在於年長的台灣人依舊懷有中國情結，而未加入「打阿山」的「228革命起義」，導致年輕人勢單力孤，最終失敗。史明因此說老一輩的台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當他小時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的國家觀念已是全然相反。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對日本戰敗感到如喪考妣，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大多為台灣老一輩的人。

台韓對日本殖民認知不同

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過日本殖民的韓國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接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做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把衰落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選擇，自以為認同日本即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於是皇民化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做日本人為榮。

福澤諭吉不瞭解中國文化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脫亞入歐的成功，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19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儒家的民本思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在日據時期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經長久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否定與詆毀受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作法，在世界殖民史上乃獨一無二，也形成了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台灣青年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則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自然而然形成崇拜日本，鄙棄中華文化的價值觀。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感到仰慕和嚮往。為了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

媚日仇華造成台獨思想

即使日本戰敗了，他們認為日本是敗於美國，並非中國，而且戰後日本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人的優秀和堅強。這些哈日族至今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光復初期，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產生摩擦，更使得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228就是因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的。

繼之而起的是，台獨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228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而「反共」只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

（作者係旅美文史工作者）

日據時代台灣先民的抗日是一部血淚史，但綠營執政以來，「親日反中」史觀當道，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這既羞辱了抗日先民的犧牲，也將使台灣新生代「失根」、找不到生存發展方向。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據台之初即撰文說，割取台灣的目的在土地、物產而不是人民，應該「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台灣人），盡量沒收土地，舉全島為官有地」，且再三強調，「凡有反抗形跡者，應盡予誅殺」。啟蒙大儒都這樣說了，台民豈能好過？

然而，李登輝、鄭弘儀高調聲稱自己或長輩當過日本人、日本兵；每年2月底，綠營免不了要大大消費「二二八」，「促轉會」只追究1945年8月15至1992年11月6日國民黨執政期間的問題，卻對之前的日本殖民統治放水，乃至中學教科書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這對得起當年無數抗日先民的犧牲？

《運動史》反證台民訴求

筆者數次閱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又稱《台灣社會運動史》），是1939年7月28日發行版本的重印版。該書原是總督府內部傳閱的秘本，由曾擔任「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的鷲巢敦哉負責編纂，收集了當時總督府大量的官方檔案，偵蒐、審訊資料，記述1920-3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的文化社會運動。

由於是殖民當局委託編寫，代表官方立場，在對付台人抗日的情況下，難免會有誣陷、誤認的可能，但細嚼其用字遣詞、評論，很容易了解當時日本當局看待台灣人的態度。看撰文者的解說，可知殖民政府的觀點，看所錄抗日活動的宗旨、文宣，則可反證當年民眾的訴求與處境。

先回顧一下日據時代的分野。台灣割讓後，日軍從基隆澳底登陸，一路南下攻擊台灣抗日義軍，連續發生大嵙崁燒殺、大莆林對婦女暴行、阿公店屠殺等，日本當局視抗日軍為「匪賊」、「土匪」，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誰武裝抗日、忤逆日本統治，誰就是「土匪」。

從1895年的乙未戰爭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之間，台灣人武裝抗日20年，日本也在台灣殺伐了20年；期間1902年殺了林少貓，同年還在中部利用歸順典禮誘殺騙殺抗日分子；1907年又發生北埔事件。西來庵事件時，總督府法院一舉判860幾人死刑，蔚為世界法院「奇觀」（日本侵略半個亞洲、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戰後被判處絞刑的甲級戰犯僅28人），當時台灣能武裝抗日的人幾乎都被殺光，而且沒收槍枝，民間再也沒有武器裝備對抗日本了。

當局嚴控8種社會運動

此後台灣仕紳、知識分子改採文化、民族、政治等運動與殖民當局周旋，《台灣社會運動史》就是記述這時期的事情。書裡中國人都寫成「支那人」，朝鮮人則為「鮮人」，皆為歧視用語，稱台灣人為「本島人」，這顯然也沒將台灣人當成日本人；在台日人則稱為「內地人」。

該書依序分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右翼運動，共8章，前7章記述的都是抗日、反日團體的活動。極諷刺的是，最後第8章親日、附和日本政策、拍日本馬屁的台日聯合右翼運動、大亞細亞運動，總督府也沒把他們當「自己人」，照樣以日警監控。

鷲巢從一開始的文化運動及之後的章節多次貶抑說「台灣文明開發尚淺，大多數民眾『無智蒙昧』」。文內對任何事件、活動的人物、開會地點（某人住處或料理店）、時間、來龍去脈、過程中的對話矛盾和論辯；每個人的出身（家鄉、讀過的學校、工作過的地方）；某集會出席者的化名、本名，出席人數；某人持有什麼文件、宣傳品（海報及其內容），幾件，各人負責什麼工作、區域；海內外（台灣、朝鮮、日本、…）組織人數；有何會議結論、方針、目的、宣言，在什麼地方辦過什麼活動、什麼演講、聽眾幾人，導致分裂的人物及其提案內容，在日本、中國大陸成立的團體等統統查得清清楚楚，鉅細靡遺。

有「特高警察」偵蒐痕跡

因此，該書將文化協會44位主要幹部和會員列表姓名、鄉里、現住所、學經歷、職業、出生年月日；各分部會員多少、增減幾名、有無整頓，日警都知道，連共黨派來的「細胞」是誰也瞭如指掌。筆者2002年訪談參與過文化協會的許月里老太太時，她就很困惑地說，「我們非常機密的會議、文件，為什麼日警都拿得到？他們確實厲害」。

1911年日本警視廳就成立了負責思想控制的秘密政治警察單位「特別高等警察課」，1925年又為對付共產黨，通過「治安維持法」，據說鷲巢擅寫文章，然從該書論述不難感受有思想管控、偵防技術融入其中的痕跡。

當年參與活動者，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王敏川、張深切、王詩琅、林季商、蘇新、蕭來福、王萬得、謝氏阿女（謝雪紅）、剛軍（郭德金）、簡吉、蔡孝乾、張維賢、邱琮（丘念台）等名字躍然紙上，有的還交叉在文化、共產、農民、工人等運動出現。這可看出，那時台灣人的抗日組織不計其數，可惜的是，被日警調查、偵蒐、監控的組織，其文件、資料絕大多數都軼失，《社會運動史》反成了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珍貴史料。

台人學生在校備受歧視

試舉一平實的例子：1928年台中師範學校發生糾紛。該校校規規定「禁止講台語」，而該校日籍舍監有一次發現台籍學生用台語交談，翌日朝會就訓斥學生說「台語是清國奴語」、「要講台語就滾回支那去」。

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立即發出傳單，寫著「我們現在被禁止使用台語、民族差別待遇（被歧視）、讀書受限制、會面外出的自由被剝奪、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被剝奪等，所有的自由都被剝奪」…「全台灣被壓迫的學生諸君，我們還能相信他們所說一視同仁、內台融合、共學制等的美麗辭藻嗎？那些日本老師雖然常說沒有差別待遇，但就是對我們差別待遇」。

那個時代，日本人或極少數講日語的台人家庭小孩讀小學，出身不常使用日語的台人家庭小孩讀公學校。小學與公學校的師資、設備、課程內容有差，升學考試以小學的課本為準。中學以上才是日人、台人共學，但這只是名義上好聽，事實上日人、台人的所得待遇差別很大，日人薪俸一律比台人多，依不同職業台人薪水通常只有日人的四至六成。譬如，師範學校日人一個月領津貼15日圓，台人只能領9日圓。台籍學生還得忍受日籍老師、同學的欺凌與歧視。學校開運動會，日本學生的家長有座位、有看台，台人學生的家長沒座位、沒看台，要來參觀，就等於是罰站看比賽。

扭曲日據史將使台灣失根

台籍學生若參加活動抗議，很容易遭退學處分。之後，有的去日本，有的則去大陸讀書，深受民主主義思潮、一戰後的民族自決思潮、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朝鮮獨立起義、共產主義等各方面的衝擊和影響。學成返台繼續對抗殖民政府，但總督府持續專制獨裁，控制嚴厲，有的人甚至被送進大牢，因此成效很小。

透過《社會運動史》，可以看到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的迫害與壓榨，但台灣從李登輝當政開始即改寫歷史，「親日反中」史觀當道，為配合意識形態及政治鬥爭，現在的教科書、獨派刊物都為殖民統治講話乃至讚頌，這無異是在羞辱台灣抗日先民，長久下去，台灣新生代將會是失根的一代，而失根的人是不會找到發展方向的！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超過70年，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已大幅改變，各方對事件的論述不斷進行調整。相關當事人、目擊者甚至研究學者們，對事件的認知有落差，其論述也因時、因地、因立場而有所改變。

姑且不論事件的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群眾來收拾殘局，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戒嚴之後，社會環境肅殺，情治單位嚴格監控，自然也不允許公開討論此議題。二二八平反運動更挾帶省籍隔閡與本土悲情，歷史傷痕與受難家屬的血淚，一直是反對黨崛起的最大政治資本。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中，口述歷史占極重要成分，主要是因為官方文獻及檔案被認為是加害者的紀錄，部分不太為學者接受。台灣學者陳翠蓮說過，「戒嚴時期，統治者試圖抹滅民眾的歷史記憶，與二二八有關的記述無法在公開場合出現，因此想瞭解二二八事件只能由回憶錄、傳記或者小品中濾出線索。」

一般而言，檔案為第一手史料，最為重要；包含口述歷史在內的回憶性資料當然亦有價值，但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易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現今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問題，可大致分為四點。

訪談對象集中於受難者

習賢德曾完成《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中央警校台幹班的集體記憶》，希望以這部作品，「平衡近年較偏向純以受難者之主觀，回顧史事的取向」。他訪問了37位當年參加台幹班的警員，其中有人被參與的群眾毆打，大多數人的武器被奪，但在政府「放棄抵抗」的命令下，只能與其他外省人被集中「保護」，到現今還被認為是「加害者」。

作家李喬曾為撰寫歷史小說進行田野採訪，對口述歷史的侷限性及錯誤傾向有所認知，他表示，除了故意胡扯之外，敘述的內容有誤，有幾種可能︰(1)當年年紀小，或原本就沒看清情況，記憶本身有誤；(2)原本就只是聽說，經過長時間沉澱自我內化變成親身經歷；(3)人的記憶力有限，受到他人論述影響，填充了變形的記憶；(4)人類本身有自行修補記憶的本能，尤其「內心有愧」的人常會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

他提到，這些缺失比起某些「歷史家」基於政治立場而造假，僅是小瑕疵；且口述歷史可以透過數量的累積，「量大為正」，達到一定比例時，錯誤的說法會被比對出來。

但除了早期的政府出版品外，現今能見到的各種相關口述訪錄，以受難者作為對象的比例占絕大多數。拿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口述訪問系列為例：《淡水河域二二八》書中27篇訪錄，有25篇受訪者是受難者家屬或親友；《花蓮鳳山二二八》受訪者多為張七郎家族的親友；《諸羅山城二二八》29位受訪者中，前20位是受難者及其家屬，後面的9位「市民」中，有7位參與了攻擊紅毛埤彈藥庫及水上機場，只是沒被政府追究責任，僅有兩位算是旁觀見證人；《噶瑪蘭二二八》中，受難者及見證者各13人，但見證者中，曾被軍警審訊者超過半數。

誠然，受訪的數量大到一定程度時，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與問題，但是當受訪對象集中於天秤的其中一側，那麼恐怕得到的只是某一方想要的結果。在利益相同的情況下，受訪者們共同建構出對單方面有利的二二八論述，在這個理論架構下，或許也建構了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一般的「台灣民族」雛形。

受訪者身分及立場矛盾

日本人戰敗離去時，不少台灣青年中的佼佼者，滿懷抱負與熱情迎接祖國，卻親眼目睹國民黨官僚的貪污腐敗和專制跋扈，成為熊熊的烽火在二二八事件中爆發，他們對中華民國深感失望，因此加入中共，參與各項政治啟蒙運動與地下組織工作，陳英泰便是其中之一。

陳英泰所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及《再說白色恐怖》，提及他加入中共地下黨，並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情況，以及被捕後的見聞及經過。他提到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接受省文獻會訪問前，受訪人士多已認知到，訪問內容與自己罪名的平反及政府正研議的補償有關，因此「發言應比較慎重，有所保留，不能隨便亂講」。與陳同屬地下黨的呂沙棠，受訪時便否認參加「叛亂組織」。

互助會在集體受訪之前，還要求所有成員統一口徑，既不能談與地下黨組織的關係，也不能講為何被捕的案情，還不能提及別人的事，避免彼此相互矛盾，破綻太多，兜不起來。當受訪者具有上述共識後，所做出來的訪問紀錄，一方面想要說明當年自己激於義憤，挺身對抗腐敗政府，與國軍對抗的英勇事蹟；另一方面為了得到平反與補償，又得強調自己無辜受難，身分及立場就難免既矛盾又困惑了。

訪問者本身立場偏頗

訪問者的立場也是問題。曾親身參與嘉義水上機場戰鬥的陳正雄接受訪談後，向周婉窈反應，他不願意積極參加相關座談會，因為曾遭到預設立場的質疑，並以質問犯人的態度對待：

前年曾受台大歷史系研究所林姓學生前來做口述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訪問，初聯絡時，我先不作預設立場下歡迎他來，不料林君以嘉義飛機場已死有三、五百名，那麼全島估計該如史明所說有十萬名為論點，認為我所述，實際戰鬥接觸嘉義飛機場攻防最烈，約死亡80至120名，傷者50餘名；如國軍尚未來台施援前，因戰鬥而死者，全省計最多不超過1000名，綏靖工作開始後被捕約1,000-1,200名，傳說兩、三萬名乃包括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捕人員(包括檢肅匪諜案外省人)之說法不實。好像檢察官開庭問犯人似的口氣、態度，花費了約二小時的錄音中，令我不愉快。

陳正雄向那位研究生說明，嘉義水上機場的戰鬥中，民軍在最初接觸戰時占絕對優勢，但後來發現缺乏彈藥補給後，節制使用而使雙方陷入對峙；國軍的援軍登陸後，風聲一到大家連忙逃離，沒有太大死傷。但即使如此，該研究生仍不願相信，最後訪問中斷，不歡而散：

如此說明，林君尚執不信態度，我一時生氣說：「我是參加者，我已將我所知、所經歷過的說給您聽，不論實、虛，您當時尚未出生，圓扁您都不知，況事先既要求您勿持有預設立場才來。我損失同胞，給全台灣人帶來了無限心身痛苦，夢碎可再夢，心靈的傷痕壓在心底……，百般忍耐至今，您竟用猜疑態度口氣對待他人，讓我失望。我講實能得到甚麼？我講虛又能得到什麼？既不太相信，那枉費您時間，我也不願勾起一段痛恨之回憶。請回吧，對不起。」我遂下逐客令。

在這種敏感的口述歷史進行當中，訪問者若有抱持預設立場，再加上刻意引導，勢必影響訪錄的內容。綠營對於二二八死亡人數極為堅持，當年日本留下的戶籍資料大致完整，至今只能找到千人左右的受難者名單，但仍以「人口學統計」做出的18,000到28,000人數為準，凡有異議者多受抨擊。畢竟日據時，各種抗日及政治事件中死傷動輒上千，光是《警察沿革誌》檔案中記載，被殺害的台人數量就超過16萬，若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不夠多，就失去炒作價值。

文字編輯上下其手

吳銘能曾撰文表示，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期刊的部分內容，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經過重新編排納入《高雄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這個過程中，編輯者刻意增添一些主觀用語強調悲情，甚至進行意識形態的改變。

例如將當時慣用的「日據」改為「日治」，「外省人」改為「中國人」，有時也將「國民黨」改成「中國」，將民眾憤恨國民黨的窳政，轉向整個中國。另外，為了強調台灣人的悲情，添加諸如「劫後餘生」、「餘悸猶存」、「逃過一劫」等詞語，都是原文未見的。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訪錄內容卻被刻意做了這些修改，雖不確定是否為迎合政治需要，但實在有違學術道德。這反映出，某些人將主觀意見混雜在客觀史實內，促使台灣人價值觀改變。

大陸學者褚靜濤表示：「國民黨官方史料有編造的成份，而口述歷史錯繆處也不少，對這些史料必須批判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貶低口述歷史的價值，也不必迷信口述歷史，而將官方檔案棄置一旁。」

當然，我們不應因噎廢食，輕視口述歷史的成果，但相關訪錄缺點實在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若加上訪問者、編輯者甚至主辦單位有特定立場或目的，其成果實不忍卒睹。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以下稱珠三角九市），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7年底總人口約7,000萬人，2017年大灣區經濟總量約10兆元人民幣。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

空間布局方面：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快速交通網絡與港口群和機場群，構建區域經濟發展軸帶，形成主要城市間高效連接的網路化空間格局；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支持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城市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增強城市綜合實力。

科創方面：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向港澳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支援粵港澳有關機構積極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允許香港、澳門符合條件的高校、科研機構申請內地科技項目，並按規定在內地及港澳使用相關資金。

基礎設施方面：支持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建設和澳門機場改擴建，實施廣州、深圳等機場改擴建，開展廣州新機場前期研究工作，研究建設一批支線機場和通用機場；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推動珠三角無線寬頻城市群建設，實現免費高速無線局域網在大灣區熱點區域和重點交通線路全覆蓋；推動降低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並研究取消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

產業方面：以珠海、佛山為龍頭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以深圳、東莞為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電子資訊等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支持香港在優勢領域探索「再工業化」。

金融方面：擴大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擴大香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進行跨境投資，擴大兩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管道。

教育方面：鼓勵港澳青年到內地學校就讀，提供與內地學生相同的交通、旅遊門票等優惠政策；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研究開放港澳中小學教師、幼兒教師到廣東考取教師資格並任教；進一步完善跨區域就業人員隨遷子女就學政策，確保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順利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研究賦予在珠三角九市工作生活，並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同等接受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的權利。

人才方面：支援大灣區建立國家級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建立緊缺人才清單制度，定期發布緊缺人才需求，拓寬國際人才招攬管道；鼓勵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擔任內地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務，研究推進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報考內地公務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