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鄧小平於1987年4月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為何強調香港回歸後，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鄧小平這番話，在吾人研討「兩制」台灣方案的當下有何啟發?

鄧小平的「五十年論」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發布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明載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依據「一國兩制」的構想來治理，其後香港人士成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回歸後，實踐「一國兩制」，從此「一國兩制」由鄧小平的口頭承諾，變成了香港的法律和制度。

然而，在長時間西方話語權的影響下，大家對北京的「承諾」或是「法律」，並不信任；因此，「一國兩制」，對「五十年不變」的說法，就有許多的質疑聲。雖然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在2007年時，曾經消聲匿跡過一陣子，但隨著香港特首的「普選」問題，2014年引發香港「占中運動」的動亂，於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又成為外界質疑的話題。

最近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建議，自然又在海內外引起正反不同的熱議，正反的議論都有。而不信任的、質疑的聲量和分貝似乎比較高，這篇短文，希望能從鄧小平當年的講話出發，了解鄧小平究竟是怎麼說的，我們重新審視和解讀，以便我們更好地討論「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以及未來的發展。

應辯證地解讀「原典」

鄧小平講法最完整的一次，應該是1987年4月16日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談到「一國兩制」的方針，強調香港回歸後，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記錄了當年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全文不過4,400餘字，鄧在開場之後，就說「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註一)

我們重讀鄧小平的講話，立即感受到鄧小平所談的「不變」一直是從唯物辯證的角度，同時講兩個方面的「不變」，是「兩個不變」，不是單方面的、片面的不變。

「講話」一開始就說「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50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為什麼鄧小平的講話一開始把「一國兩制」和改革開放並列為大陸的「不變」，從後面的講話內容來看，鄧小平企圖引導人們從唯物辯證的角度了解，什麼是「不變」。鄧小平認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全部時代裡，「一國兩制」都不會變。為什麼？「一國兩制」的不變，是由「改革開放」的需要所決定的。

接著鄧小平估計中國大陸的發展速度，「（達到下世紀中葉）人均4,000美元的水準，15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就是6萬億美元」，此一估計十分保守，但在此估計下，「改革開放」對「一國兩制」的需要是不變的。現在的中國大陸早已超過此一目標，「一國兩制」是否就可以改變呢？鄧小平說「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

變與不變都有前提條件

從鄧小平的精神來看，所謂「沒有理由變」因為大家都繁榮了，所以沒有變的需要，其實這裡所謂的「不變」，是以「變」，尤其是大陸的「變」為前提，如此說來，「一國兩制」的不變其背後的依靠是不同的，先是需要，後是不需要。

然後鄧小平講「不變」的條件：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顯然前者是後者的前提，沒有政局穩定不變，一切的不變就都失去依靠，大陸如何維持「政局穩定」依賴社會主義，依賴中國共產黨領導，所以大陸的政策就不會變。

那麼「不變」是不是一切不改呢？他特別舉當時（1987年）物價的波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例子，他說「有人議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收」，即指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變」，鄧小平說「不變」必須從「從大局來看問題」、「從全域看」，而「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他講「我們要用事實證明這個 『不變』。」

另一方面之所以要變，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不變，他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所以他總結出「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他又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

最後，鄧小平也講香港的政治，他似乎敏銳地預測到香港回歸之後，大陸可能遭遇的政治麻煩，他談了三點：制度、普選和自治。在制度設計方面，他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認為「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鄧小平而言，「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普選，鄧小平說：「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對於自治，鄧小平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所以，「香港自治」是以互不損害彼此為原則，他說「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

這三點所談的，似乎都是香港所謂自由派人士和反華人士最不願意聽的，當然也就是他們攻擊和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藉口。但對鄧小平而言，他是從「唯物辯證」的立場談「不變」，是同時指大陸的制度和香港的制度都「不變」，所以他說「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

從以上來看，鄧小平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的講話，既不能用形式邏輯地靜止不動來理解，也不能用機械邏輯式單方面不干預的方式來理解，所謂辯證式的理解，首先必須從全局，從長時段去了解，不能只計較一時一事的具體措施。

其次，必須以穩定為前提，沒有穩定的政局就不會有不變的政策，則繁榮發展也都要落空。

其三，必須從兩方面互不損害為「不變」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互相促進式的、共同變化式的「不變」。

台灣方案應以香港為鑑

從鄧小平1987年的講話來看，「一國兩制」絕非台灣所謂的統戰伎倆，因為這是立基於大陸改革開放的需要，也立足於國家統一的需要，以及台、港、澳不再受外人擺布、利用為基礎。所謂「需要」就是利益，既有利益自然就不是權宜之計。而刻意將「一國兩制」視為對台統戰，正是一切污名化的源頭。

同時，從鄧小平的講法，「一國兩制」是長期存在於同一體制內，相互競爭、相互發展的制度，即使中國大陸發展了、繁榮了，為什麼「沒有變的必要」，因為雙方可以相互觀摩，尋找第三種可能，例如鄧小平在談香港政治所想像的香港可以普選，但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大陸不會搞「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但是「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在人類經歷了冷戰終結、金融危機和政治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之後，重讀鄧小平的講法，更覺得格外睿智。

就香港「一國兩制」成敗的關鍵，大家都只認為與北京的干預程度成反比，其實鄧小平一開始就很清楚地說明了自治的限度，部分港人從挑戰北京出發，刻意測試北京的耐力，加上香港轉型遲緩、發展滯後，從而凸出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可以說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越強，則香港人可以保守和爭取到的利益也更多。

台灣的「一國兩制」方案，更需要先明白這一點，否則也會陷入香港的困境。

註1：2017年全球GDP總量超過10兆美元大關的只有美國與中國，美國是19.36兆美元，中國為12.25兆美元，雙方差距已縮小至1.6倍。對比1978年，雙方的差距高達15.7倍，2018年美國的GDP總量突破20兆美元大關，而中國也突破14兆美元。

（作者係本刊主筆、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2月1日，德、法、英三國發布聯合聲明，推出歐洲商業結算機制INSTEX SAS系統，用以取代美國獨擅全球的SWIFT系統後，美元危機更形具體化。2019下半年或更早，就將是美元霸權正式陷入「王者崩壞」危機的開始。

誰來繼承金融貨幣霸權

進入2019年，美國的金融世界霸權地位遭到結構性的撼動與衝擊。而未來究竟可以接替美元地位的會是人民幣，還是歐元，正受到全球的矚目。

美元地位遭到大挑戰，起自於2013年「石油人民幣」的崛升與擴張，以及川普高壓制裁伊朗，因而衍生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以及歐洲發動INSTEX（歐洲商業結算機制）取代SWIFT系統。

自1947年布列敦森林體制以來的美元霸權強勢，主要建立在六項基磐上；惟這一基磐目前正面臨人民幣為首的多元挑戰。

第一重挑戰在於外匯存底的對比。1980年代全球化運動後，美國外匯存底一直處在赤字2千億美元上下；相反地，中國的外匯存底則年年持增，最近十年更維持3兆美元上下的水準，讓美國的劣勢益形凸出。

第二重挑戰在於貨幣發行的規模。中國躍登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國際間皆認為，中國的名目與實質GDP都將在2025年前大幅超越美國，中國貨幣發行的規模與範疇當然會勝過美國。

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石油美元替代黃金，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貨幣發行基礎；但2013年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其規模直逼石油美元，同時獲得OPEC及非OPEC產油國的接納與支持，這當然是動搖美元地位的一支巨棒。

「本幣結算機制」普世化

第三重挑戰在於占有政府官方準備的貨幣份額。美國占有率長期持高，最高達76%，最少不低於24%；但人民幣占比目前已超過11%，難保不在2030年前直追美國，成為動搖霸權美元地位的最大挑戰者。

第四重挑戰在於占全球市場交易結算的結構比。人民幣國際化的最重大突破，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本幣結算機制」普受各經貿對手國的接納，造成國際外匯交易市場的「脫美元運動」。

第五重挑戰在於國際流通交易數量的總量比率。中國自2015年已成為全世界第一大貨品貿易國家，無形中，美元在國際交易的流通數量份額逐漸被壓制縮小。

第六重挑戰在於全球金融銀行服務支援系統，即國際商業結算機制的效能與效率。

川普連坐制裁伊朗引反彈

2018年11月5日，川普向全世界宣布，對伊朗能源、銀行等領域發起最嚴厲的制裁，同時，並強硬提出任何國家、企業如繼續和伊朗進行商業往來，將立即遭到美國制裁。歐洲國家受衝擊最重，才會引發德、法、英三國在2019年2月1日，聯手正式開啟INSTEX運作。

美元之所以能全面宰制全世界，主要是自從1973年以來，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國的金融銀行服務體系機制，都必須完全依賴SWIFT系統，全球商業交易基本使用的是美元，其運作也離不開美元系統，而這個SWIFT系統受美國「完美控制」；任何國家只要使用美元，就無法閃避美國的宰制，這正是過去大半個世紀，美元一直高踞全球貨幣霸主的基磐所在。

歐洲欲擺脫美元束縛

德法英開始建立INSTEX系統，擺明就是要取代美國單獨、完全掌控的SWIFT系統。這對美元和美國雄霸世界的金融服務系統，都構成重大打擊。

其實，早在50多年前，歐洲就有過擺脫美元的嘗試。當時帶頭的是法國，選取的工具是黃金，雖然那次「用黃金挑戰美元」的努力未獲成功，但歐盟已醒悟僅僅「歐元國際化」並不足以應對美元壓力，必須要能一舉占據金融咽喉要道，才能擺脫美元交易系統的束縛。此次法、德、英三國所聯合建立與伊朗商業結算的機制INSTEX SAS，旨在簡化歐洲經濟體與伊朗之間的合法財務匯款，這項機制初期主要應用在針對伊朗人民重要民生關聯的外匯交易領域，包括藥品、醫療設備和農產品等，這也正是歐洲國家當前出口伊朗的最大宗。

而此前歐盟早已展開獨立於美元之外的歐洲結算體系(SPV)，就是建立在歐洲貨幣基金，並獨立於SWIFT系統外的結算機制體系，同時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多個主要石油消費大國，也主張應該在石油交易領域，擺脫美元的掌控，建立一套以歐元交易為主體的商業結算體系。

大半個世紀以來，美元之所以在全球金融服務體系保持主導地位，並成為國際間的主要儲備貨幣，除了美國的經濟綜合實力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元壟斷了包括石油、黃金等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也同時間接控制了主要的「國際貨幣清算中心」，換言之，任何國家一旦被美元限制結算，就根本無法進行國際商品交易；而伊朗的石油產業就是面臨這樣的風險。

CIPS已延伸至148國

2012年初，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開發的獨立支付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InterbankPaymentSystem, CIPS)，可替代SWIFT系統，完成部分國際結算業務，進一步整合人民幣的跨境支付結算管道和資源，採用即時全額結算模式，支援客戶匯款和金融機構匯款等支付業務，滿足全球各主要時區跨境人民幣貿易、投融資業務等的結算要求，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CIPS系統於2015年10月8日正式啟動，截至2018年3月底，CIPS共有31家境內外直接參與者，695家境內外間接參與者，實際業務範圍已延伸到148個國家和地區。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最近的報告顯示，2018年第一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處理業務32.87萬筆，金額達人民幣5.45兆元，每日平均處理業務5,388.74筆，金額達893.91億元。

倘若說SWIFT系統是統治「美元經濟圈」的利器，CIPS系統就是開展強化「人民幣經濟圈」的利器，而歐洲的INSTEX機制也當然是鞏固拓展「歐元經濟圈」的利器。由於歐洲與中國這兩大貨幣經濟圈，已籠罩整個歐亞大陸板塊，以及絕大部分非洲及多數中南美洲國家地區，CIPS及INSTEX機制一旦完全取代SWIFT系統，「美元經濟圈」必將退縮到北美洲一隅，這鐵定會激起川普先發制人，粗暴地對付盟友。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台灣內需消費不振其來有自，政府不對症下藥，積極改善薪資結構、提升薪資水準，並思改善兩岸關係及提升觀光品質，卻試圖以急功近利的撤錢補助政策挽救傾頹的觀光及消費，恐是徒勞無功。

農曆年剛過，今年適逢金豬年，芸芸眾生祈求諸（豬）事大吉，財源廣進；但一向神準的南鯤鯓代天府竟357年來首度抽不出國運籤，是否意謂國運及景氣不佳，引人遐思？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於1月21日公布2018年的經濟成長率為6.6%，創下28年新低紀錄。據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中國大陸GDP降1%，台灣GDP將下降0.2%。台灣去年12月接單急跌逾一成，其中來自大陸及香港的訂單金額劇減10.3%，為2016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以電子產品及機械產品減少最多。緊接著，台灣經濟研究院於1月25日公布2019台灣經濟成長率 (GDP) 最新預測值為2.12%，較11月預測微幅下修0.08%；主計處則於2月13日二度下修2019年經濟成長2.27%，較先前預測數據下修0.14%；除出口因素外，內需消費僅持平、美中貿易戰晦暗不明、政經情勢紛擾不斷是下調主因。

台灣內需長期不振

台灣為小型的開放經濟體，對內仰賴內需消費及投資，對外則端賴出口。如表1所列，自1990年以降，消費占GDP比重一直維持在52%至53%左右；而消費成長率由1980至2000年的7.9%，大幅下降至2001至2016的2.4%，近2年更低於經濟成長率。投資在1995年時曾達28.02%，但2005已降至24.46%，2015至2017年均在20%至21%之間，成長幾乎停滯。出口占GDP比重則在1990年後快速上升，2010年達到70.92高峰後下降，2017年占比為65.18%，是最重要的成長引擎。

端出五道牛肉救觀光消費

2008年金融海嘯後，馬政府以舉債新台幣858億元方式，發放每人3,600元消費券；希望透過消費乘數效用帶動經濟成長；但後經評估，消費券對GDP的貢獻僅約0.28~0.43%。而蔡政府為推動新南向觀光市場，交通部觀光局多次編列預算，提高境外包機旅客來台獎助金額；結果雖然來台人次增加，但對消費並沒有產生顯著效果。另蔡政府憂心景氣寒冬降臨，今年將採取五大刺激消費政策，包括減稅措施、促進國內旅遊、辦理大型活動、鼓勵節能低碳消費及電動汽、機車免徵貨物稅等。

就補助國內旅遊而言．觀光局於今年1月實施「暖冬遊的國旅全台住宿補助方案」，預計挹注9.8億元新台幣經費；估計可增加25萬個客房住用數，帶動約50萬人次前往各地深度旅遊，並帶動超過55億元效益，但這如意算盤可否達成目標？

未對症下藥　恐徒勞無功

第一，消費往往決定於可支配所得，但台灣經常性平均薪資成長率低於物價成長率。這使得一般民眾因可支配所得減少而降低消費能力。根據主計處2017年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全台近900萬名勞工中，有逾300萬人月領的經常性收入不到3萬元；月薪5萬以上者僅163.6萬人；而且有六成的勞工是低於5萬元的平均薪資。不僅許多年輕人因低薪沒錢花，連老年人也不敢多花錢；尤其許多退休公務員，因年金被砍，可支配所得減少，便開始縮減非民生必須的開銷，久而久之，對消費及投資產生的抑制效果日趨明顯。

第二，因憂心未來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努力儲蓄者、降低消費者與日俱增。據萬事達卡調查，台灣消費者將每月收入撥出24%作為儲蓄，遠高於亞太區平均值18%。主計處預估，2018超額儲蓄（國民儲蓄毛額減掉國內投資毛額）達2.28兆台幣，超額儲蓄率（超額儲蓄占國民所得毛額GNI比率）為12.49%，連續6年破一成。超額儲蓄意謂消費及投資不振，不利於經濟成長提升。

第三，生產成本持續攀升，環保議題抬頭等，使不少廠商將工廠遷移至海外。這不僅導致投資量能下降，外派主管及眷屬長年居住海外地區，也使得消費地點移至海外，無法挹注島內市場，導致消費市場動能持續下降，且市場規模逐漸縮減。

第四，國人連假出國旅遊增加。根據觀光局統計，2017年國旅人次較2016年少了700餘萬人次；同期間出境人數則達1,565萬人次，再次刷新紀錄。其中，91%集中在亞洲地區。而主計處的統計資料亦顯示，台灣人出國旅遊消費總支出達7,216億，年增8.6%，高於在國內的旅遊消費。況且，政府採一次性補助只是催化劑，若要吸引旅客再來，住宿條件、餐飲、景點環境等品質絕對是重要關鍵；否則補助結束，旅客也不會想要再來。

綜合言之，政府施政必須對症下藥，解決長期結構問題。首要之務應是努力拼經濟、促進經濟成長、改善薪資結構、提高薪資水準才能有效提高消費。尤其，大陸觀光客在2015年達418萬人次高峰，年消費金額達新台幣2,137億元，約占GDP的1.2%；但近年兩岸關係不若以往，陸客來台人數在2016年降至351萬人次，2017年更減至273萬人次；2018年1至11月僅246萬人次。這導致2017年觀光外匯收入減至新台幣3,749億元（2015年4,589億元），足足少了841億元。不少業者叫苦連天，倒閉者時有所聞。

筆者以為，政府若不亟思如何改善薪資結構，提升薪資水準，並設法改善兩岸關係及提升國內觀光的品質，卻以撤錢補助的政策挽救傾頹的觀光及消費，恐怕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四位祖輩皆為反清鬥士

我的祖父黃興，字克強，湖南長沙人(1874-1916)；他是華興會創始人、同盟會領導人之一、辛亥革命先驅、開國元勳。1907年起參與並指揮了辛亥革命等11次起義中的8次，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歷任戰時革命軍總司令、陸軍總長兼參謀長、南京留守、討袁總司令等職，1916年10月31日病逝於上海，終年42歲。1917年4月15日國葬於長沙岳麓山。章太炎悼黃興的輓聯「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為其一生做了蓋棺論定。

祖母徐宗漢，原名佩萱(1876-1944)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907年襄辦華僑學校，加入同盟會。1910年參加新軍起義，擔任聯絡工作，密設革命機關。廣州3.29起義時，曾秘製炸彈，運輸槍械至廣州。事敗之後掩護黃興至港療傷因而結緣為夫妻。後參加「東方暗殺團」活動。武昌保衛戰中，抵鄂參加救護傷病。漢陽失守後赴上海，組織「廣東北伐炸彈隊」，任隊長。「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美國，從事反袁活動。五四運動時發動和領導上海女界聯合會，晚年致力撫育遺孤和抗日救國。68歲時病逝於重慶。人稱「香山女俠」。

外祖父張繼，字溥泉，河北滄州人(1882-1947)。1905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先輩，國民黨元老，曾任參議院院長，駐日代表，中央監委，國史館第一任館長……張其昀曾稱讚溥泉先生的全人格：「儒家的心地，墨家的肩膀，道家的面孔，法家的手腕，四者兼備於一身。」與張繼私交甚佳的于右任以「冒別人所不冒的險，吃別人所不能吃的苦，負別人所不肯負的責，忍別人所不願忍的氣」為溥泉先生為人的最佳寫照。1947年12月25日，張為審查民意代表候選人，積勞成疾，病逝於南京，享年66歲。國葬時于右任的輓聯稱：「開國推元老，勞生以苦工。」

外祖母崔震華，河北慶雲人(1886-1971)。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畢業。早年曾進行反清活動，歷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議會參議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1949年隻身隨蔣介石赴台，與家人天隔一方，唯賴監委薪洽度日，幸得焦仁和之母趙文秀認為義母，晚年蒙焦家多方照顧。1971年病逝於台灣，終年85歲。

黃興屬於全中華民族

黃興1916年病逝於上海時，先父黃一美僅三歲。我個人前半生從中國到美國，只忙於謀生，無念也無暇去瞭解祖父。直至2005年擔任北加州湖南聯誼會會長後，所到之處─特別是故鄉湖南，人們異口同聲地表達對祖父的仰慕之情，我才較深入的學習，瞭解祖父的生平事蹟。開始接觸時，總是夜不能寐，思緒萬千，停留在祖孫之情。現在，我已漸漸跳出家庭範圍，仰望之際，我明白了，他是屬於中國歷史的，屬於中華民族的。

祖父有以下幾點，特別令人難忘。首先，他以自己一生的言行完美地詮釋了「篤實」、「無我」。而這四個字已成為黃家祖訓。其次，從數以千計為黃興國葬而題的輓聯、悼詞中，我保留了最深刻的32字：締造共和，再創民國，名振中外，功在河山！以誠修身，以信孚人，不居其功，不在其位！

最後，也是最讓我感佩的是左舜在《黃興評傳》(1968年初版)中，提到章太炎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八期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曰「革命之道德」。列舉革命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凡四點，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左先生說「我默察六十年來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兩點已屬難能；對這四點能一一躬行實踐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無出克強先生之右者。」這是對祖父為人最全面而貼切的概括，我試舉例說明。

（一）知恥。祖父20歲時便知清廷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軟弱無能。甲午戰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辛丑」條約，割地賠銀……領受到國家與民族蒙受的奇恥大辱，決心「投筆從戎」。「華興會」因此誕生。

除了知國恥外，他一生參加反清武裝起義近10次，每次均「以死報國，義勇蓋天下」(章士釗語)，表現出最高的軍人本色。由於種種原因，有些戰役失敗了。但黃興從不諱言自己打過敗仗。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當時黃興在香港籌款，擬再次暗殺李准。宋教仁電促他北上，動身之前，他曾和譚人鳳賦詩一首，曰：「懷錐不遇粵運終，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者，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對武昌起義的喜悅與讚歎，勇於知恥的真情流露，人盡可知矣！

（二）重厚。黃興之為人，在重厚方面尤為突出。他做人持重敦厚，一生重行為，淡泊名利，秉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理念，尊崇孫中山，自己甘居於輔佐位置。1907年7月，孫中山先生離日前，得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鈴木久五郎饋金15,000元，以2,000元留作「民報」經費，餘款悉充起義軍費。章炳麟、陶成章等借孫未經同盟會同意，發起攻擊，要罷免孫之總理職務，改選黃興。黃興從香港覆函表示：「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莫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

自武昌起義後，他迭辭大元帥、南京留守、內閣總理，拒受袁世凱頒贈的上將、勳位不勝枚舉。1912年9月12日及15日，兩次覆函袁世凱，請辭陸軍上將，表示「患難舊信，多遭慘斃，獨膺上賞，只增凄痛。」10月11日袁世凱電告授予勳一位，復電辭拒不收，指出：「民國肇造，烈士堪悲，國慶紀念，彌增感痛，興歷年奔走，幸保餘生，分所應為，何勳可紀？」

曾長期追隨黃興左右的李書誠，曾感慨地說過：「克強是個最平實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戰身先士卒，愛護袍澤，做人推誠務實，容忍謙恭，受謗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說己之長。」

章士釗在〈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一文中說「吾恃以論交唯一武器，在『無爭』兩字，然恃此以御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大於我。且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

（三）耿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孫中山與黃興均為君子，他們雖是革命同志，但亦有意見分歧。討袁戰爭失敗後，中山先生在東京倡議組織「中山革命黨」，並擬定章程及入黨誓言：「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條件，凡入黨者必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要求於誓約署名下需按指模，此舉頗不為部分同志所接受，黃興亦以「前者不夠平等，後者幾近侮辱」不同意，且不加入。其堅持原則之耿介可見一斑。但其後，黃興出國赴美，仍在海外各處宣傳討袁，協助籌款，維護孫中山的威望。

民國元年4月13日，上海舉行追悼宋教仁大會，當時南北局勢已陷破裂狀態，對於追究宋案主凶之事，各界噤若寒蟬。旋知袁世凱在北京也開大會追悼宋教仁，黃興憤極，立即又撰一輓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韾，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其耿直與無畏流露無疑。

（四）必信。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事前的策劃十分周詳，而且籌得的款項為歷次之最（共有17萬餘，其中海外華僑捐募近10萬）。但結果失敗了，原因很多，如事前準備較久，消息洩露，出現內奸，敢死隊因缺乏槍械，從800人減至300人，特別是原定分為四路發難，但29日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隊臨時未動，以致黃興一隊成孤軍奮戰。黃興痛心之餘，決定由他一死拼李准（清水師提督），以謝海外僑胞援助，維護黨人信譽。

誠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決定性的關頭，不計成敗的孤注一擲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某個戰役的成敗得失，而在於人心的順逆，有的起義雖然悲壯地失敗了，但其潛在的影響和威力卻是不可低估的。孫中山是這樣評論是役之壯烈與影響之偉大的：「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為之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有人說，黃興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而我更懷念他平實的一面，尤其偏愛他1912年10月25日生日當天，在離湘8年，第一次歸省途中，於船上所作〈三十晉九生日感懷〉：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好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作者係美國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顧問、黃興之孫女）

李敖於去年(2018) 3月18日上午10點59分在榮民總醫院與世長辭。當時作者正在廣東南海出席紀念康有為的學術會議，敖之噩耗，經過手機，不到幾分鐘就傳遍大陸，與會學者多為之扼腕。

李敖雖於2015年發病，兩年後病情轉重；然知其求生意志甚強，應能轉危為安，所以消息傳來仍不免感到驚愕。

李敖在台大歷史系高我兩班，常見他在校園內穿著長衫飄然獨步，有時也有美女伴行。李敖服兵役後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與內人陸善儀同班。1978年我應台師大之邀客座一年，當時李敖初出獄。他原被判十年徒刑，後來減半。我曾寫信給白宮為李敖與柏楊鳴不平，卡特總統的發言人哈定卡特(Harding Carter)還回了我的信，說已經注意到此事。回到台北客座的那一年，曾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之邀，為人間副刊寫了一篇〈李敖復出〉的短文，並承高兄邀宴，得與李敖及其女友劉會雲歡聚。

李敖出獄後大顯身手

李敖出獄後，很多人都以為他已過時，被社會遺忘了。我在1980年代初偶有機會回到台北，記得在他的金蘭大樓裡見面時，看出他有點消沉，有點無力感，但我認為他仍然潛力無窮，我有詩為證：「山門獨打苦辛多，不忍臨流看逝波；仍有如椽巨筆在，寸陰可貴莫蹉跎」。果然他後發的爆發力無窮，更由於解禁之故，使他能在電視「笑傲江湖」節目，大顯身手30年，我也曾受他之邀，客串了幾次。

我自2003年從美國退休回台定居後，始得與他常常來往。李敖從不參加婚喪喜慶，也不過生日，但少數幾個好朋友總是在他4月25日生日時與陸善儀（4月28日生日）一起過，在仁愛路的福華飯店聚餐，遺憾的是他沒能過84歲的生日。

李敖很想活久一點，以便完成他80冊的大全集，甚至曾賭氣說，想要比宋美齡活得更長。畢竟人算不如天算，當我在南海突聞敖兄之喪，不禁有感而發：「南海忽傳島上喪，同情兩岸感滄桑；雖知病魔侵君久，仍盼東皇使命長；鶴去樓空增寂寞，朝來暮往失狷狂；風騷獨領成追憶，魂魄歸來返故鄉」。

李敖是極具爭議性人物

眾所周知，李敖是極具爭議性的人物，有的人恨他到不行，也有人愛他到不行。據我的觀察，中下層的一般老百姓非常喜歡他，例如有一次坐計程車，司機聽到我們講李敖，知道是李敖的朋友，下車時還向我們敬禮。他曾捐出古董文物義助慰安婦，老阿媽們當然感激。知識界討厭他的人反而居多，原因是他瞧不起那些趨炎附勢、曲學阿世之輩。由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殷海光、李敖、陳鼓應、陳平景等在白色恐怖的威權時代受到迫害，所以敖之最恨戒嚴後，冒出許多不相干的自由主義知識者，便忍不住加以撻伐，那些人哪會不討厭他呢？更何況他鋒芒畢露、直言無忌，得罪之人，自不能少。

特立獨行、絕不屈服

無論喜不喜歡他，無人能不佩服他特立獨行與不屈服的硬骨頭。他在最嚴酷的戒嚴時代，敢於挑戰威權，幾乎以一人敵一黨，雖坐牢受刑，仍毅然不屈，其勇敢與膽識無人可及。他因彭明敏案坐台獨的冤獄，若附和台獨，陳水扁執政時，何患沒有高官厚祿？但他不僅堅持統一，而且自稱中國台灣的李敖，而且第一個表態支持「一國兩制」。因在他看來，如不能獨立，沒有比兩制更好的安排，何況台灣那一制可盡量滿足台灣的需求，却被一筆抹殺。在李敖眼裡，台灣頭腦不清的「渾蛋」太多，當然也有人雖心知肚明獨不得也，但為了短暫的政治利益，鋌而走險，不惜一路走到黑。

據我的瞭解，李敖原來也想當學院裡的學者，但他開智得早，台大歷史系的課程他早已讀過，說他讀的書比許多教授還多，並不為過，他有關宋代婚姻的學士論文寫得相當精彩。

胡適生前關心李敖情況

他在大學讀書時很佩服胡適，胡適也通過姚從吾與李敖來往。胡適如未於1962年早逝，很可能會延攬李敖進中研院。我偶爾翻到1978年9月8日的日記，那天張朋園、汪雁秋夫婦在自宅請客，席間陶希聖說，胡適於死前曾向姚從吾關心李敖的近況。

李敖後來沒有那麼敬重胡適，主要是覺得胡博士以他的身分和地位可以做得更多而沒有做，胡有時也不免鄉愿，當然他也不以胡適那樣親美為然。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大家「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李敖的姐妹們都出國留學，他就是不出去，因他對美國沒有好感。

李敖畢生沒去過美國

李敖畢生沒去過美國，後來還寫了一本奚落美國的驚人之作《陽痿美國》。他早就厭惡美國蠻橫的霸權，認為美國人不可靠，他在立法院曾極力抵制買美國的武器，說出「當看門狗還要自己買骨頭」的名句。

如今當局不僅親美，而且以抱美國大腿自豪。川普以毫無政治經驗的商人當上美國總統，毫不掩飾地說 「美國第一」，明白宣告美國不會因幫任何國家或地區，而損及自己的利益。然而，當華盛頓為了遏制北京崛起，不惜打台灣牌，台灣的執政者居然見獵心喜，投懷送抱，更加緊抱大腿，殊不知殷鑒未遠，今日年紀稍長者對卡特與台灣斷交時的失望、沮喪與憤怒，應該記憶猶新吧！

我在美國居住40年，又讀過、教過美國史，深知美國具有嚴重的「道德上的自負」(moral pretension)與「政治上的偏狹症候群」(political parochialism)而不自知。美國開國以來就高唱「人人生而平等」，卻有奴隸制度，我以此相問，答案是「奴隸不是人而是財產」。美國主張自由經濟，重視私人企業，卻以國家之力呼群喚侶，藉故來霸凌一家私人企業華為，何異一群頑童在欺侮一個優資生？全球化原是美國人倡導的，現在卻極力反對，原來美國本以為全球化等於美國化，結果看起來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尤其「一帶一路」進展順利，美國懼怕全球化會成為中國化，不免以霸道之心度中國王道之腹，何以至此？

老年得子，呵護備至

李敖不得已走出書齋，邁向荊棘的社會；他的不羈性格與威權體制衝撞，代價不小，一生備嘗艱困與苦難。不過，他也有相當得意之事，除了擁有一支生花妙筆、滔滔不絕的口才，以及說不盡的豔福之外，就是老年得子，憐愛得很，呵護備至。

敖之愛子之深，絕不願兒子李戡再走自己辛苦的老路。李戡原在北大學經濟，畢業後先後到美國華盛頓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改學歷史，現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我曾向敖之祝賀他後繼有人，他的大量藏書與資料也有了歸宿，應是他臨走前最大的安慰。我感覺到，李敖這位強人心裡最軟的一塊應是寶貝兒子，希望兒子能夠在學術界順利發展，話裡話外頗有託孤之意，戡戡也不再叫我叔叔而尊我為師。李敖病危期間，戡戡幾度遠從英國回家，日夜照顧，父子情深，令人動容。

立志做全中國的李敖

李敖常說：台灣小島把他小化了，他是中國的李敖，他寫文章每注明「李敖在中國台灣」。他曾說：「如果誰能讓中國強盛，我願意放棄自由主義。除了大唐盛世，現在才是最強的」。李戡追憶，李敖來不及見證的是兩岸的和平統一。李敖喜引陸遊詩，要李戡將來「家祭無忘告乃翁」。李敖應已魂歸故土。走筆至此，念及天人相隔，歡聚不再，感歎何已：

骨化成灰塔裏魂，

音容笑貌夢中尋；

如今頓失知心友，

夜話何從叩墓門？

（作者係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2018年底，美國川普總統宣布將從敘利亞撤軍，不僅引起各盟國震撼、美國防部長馬提斯辭職，也導致中東國際格局和政治情勢出現重大變化，特別是土耳其、伊朗在本地區坐大，更引起阿拉伯國家的疑慮。

敘利亞北部成為新熱點

1月19日，川普宣布要從敘利亞撤軍，給了土耳其進攻敘利亞北部庫德族很好的藉口。親土耳其的敘利亞自由軍(FSA)，開始對庫德族控制的曼比季(Manbij)展開攻擊，土國坦克和重武器也加入攻擊行動。土國總統厄爾多安曾說，土耳其進入敘境主要是還給阿拉伯和庫德族自由權，但他現在卻警告，庫德族如不從曼比季撤退，土國將以武力驅逐之。最近土耳其幾次軍事行動，已在敘國北部的東、西地區取得重要軍事據點。

這發展自然引起俄羅斯極大關切。庫德族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代表團最近訪問了莫斯科，該組織過去一直是美國對付伊斯蘭國(ISIS)的重要伙伴。SDF要求幼發拉底河附近地區的安全，應由敘國政府軍維持。

俄聯邦國際事務委員會專家阿赫梅托夫表示，土耳其只希望控制土敘邊界地區，而不想全面占領該地區；俄羅斯也不想捲入庫、土的衝突，莫斯科頂多在一旁對情勢發展作壁上觀。

美土關係惡化

川普宣布撤軍引起盟國不滿，也未得到土耳其的諒解。美國國安顧問波頓及武裝部隊參謀長鄧福德上將最近訪問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與土方協商美國撤軍問題。波頓表示，除非美方得到確切保證，否則不可能撤軍，美國並指責土耳其壓迫庫德族。厄爾多安對此極為不滿，拒絕接見波頓等人，而改由土國國防部長、總參謀長與美方會談。土國國防部長阿卡爾要求美國，收回過去向庫德族提供的武器，並關閉美軍在敘利亞的基地，或交還給當地政府，而「當地政府」是指親土耳其的土庫曼部落軍。

俄聯邦國際事務委員會研究員馬爾達索夫表示，目前很難看出川普撤軍的真正意圖，到底是民粹主義還是國安單位的謀略，抑或是一種誘使各國在敘利亞角逐的一種手法。安卡拉希望占領敘利亞北部的東、西地區，大馬士革希望收回東部能源利益，庫德族希望繼續控制本地區，三方的企圖顯然相互衝突。此外，沙國、阿聯酋和埃及都不希望美國將敘利亞北部地區移交給土耳其。

戰爭仍可能爆發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日前宣稱，以國未來在敘利亞的行動將更積極，以阻止伊朗勢力擴大，以國軍力只會增加，不可能減少。該國前國防部長李伯曼則表示，美軍撤退後，敘利亞和黎巴嫩北部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大增，阿塞德政府和真主黨勢力也將擴大。以色列認為，目前情勢尚未明朗，但不表示伊朗已勝券在握，必須注意的是，土耳其將對敘國境內的庫德族發動大規模攻擊行動。如果安卡拉獲勝，將可控制敘利亞北部地區，使伊朗在敘利亞的影響力相對緊縮。此外，IS的殘餘勢力在敘國東部仍具威脅性。

法國認為，ISIS的攻勢雖已衰弱，也失去了90％的土地，無力再進行大規模作戰，但哈里發並未完全就殲，未來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所以法國不會撤軍。

俄國總統普丁表示，目前看不出美軍有撤退的跡象；過去華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從阿富汗撤軍，但從未履行諾言。俄軍事觀察家列雅明表示，美國撤軍對以色列和波斯灣國家影響不大，目前阿塞德已控制敘利亞大部分的領土，包括敘以接壤地區，因此盟國無法阻止伊朗對敘利亞的運補。

土耳其和俄羅斯兩國不僅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接近，雙方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合作也極為密切。土耳其希望成為中東的領袖，至於俄羅斯則希望經由中東達到國際權力的平衡。對安卡拉而言，最近中東的情勢發展，為土耳其提供了恢復昔日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光榮的機會，這也就是安卡拉致力進入奧圖曼土耳其故地的原因所在。但對俄羅斯而言，如能重返中東，便可與華府平起平坐，所以俄土兩國達到戰略層次的合作，對美國會構成極大威脅。

俄敘能源合作前景

敘國媒體報導，美國撤軍後，俄國極可能派遣一支小規模武力占領這能源地區，俄、敘及庫德族將共同打擊IS在敘利亞的最後根據地，過去這一盛產石油、天然氣的地區一直由美軍控制，SDF便在美軍睜一眼、閉一眼的情況下，肆無忌憚地走私能源。

2018年12月14日，俄、敘簽署了一項能源開採合作商業協定，俄羅斯取得在敘利亞探勘、開採及運輸能源的各項特權。2018年10月俄聯邦能源部長諾瓦克表示，俄國公司已在敘利亞進行能源項目活動，但當時幼發拉底河東岸仍為美軍掌控。目前對SDF而言，能源走私賺錢與否無比重要，因為美軍撤退後失去保護的SDF，將隨時面臨土耳其的攻擊，SDF已開始向俄國靠攏，SDF不僅願與大馬士革對話，也同意由阿塞德政府占領曼比季，但該組織有關共組聯邦的要求，卻遭敘國政府拒絕。

分析認為，SDF、敘利亞和俄羅斯三方未來的合作極為困難，因為SDF領袖在美軍撤離後，不僅向俄、敘靠攏，同時也與國際聯軍接觸，特別是後者堅決反對由土耳其單獨占領敘國北部的能源地區。SDF聯合主席阿赫麥德最近訪問巴黎，除要求提供援助外，並希望法方在敘利亞設立禁航區，法國同意目前該國在敘利亞的空軍、防炮及其他工作人員約一千人將繼續駐留。事實上，法國、歐洲和以色列輿論普遍支持庫德族，過去土軍攻擊敘境內庫德族時，北約及歐盟各國就曾要求將土耳其從北約逐出。

俄科學院世界經濟貿易研究所專家伊凡諾夫認為，美軍撤退將造成土耳其、伊朗及阿塞德政府的衝突；美國既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也不樂見其中東最大敵人伊朗勢力擴大，因此撤軍行動可能會無限期拖延。

敘利亞外交孤立情勢改變

今年敘利亞在政治、軍事發展上將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中東各國正考慮與大馬士革恢復往來，阿拉伯聯盟願重新接納敘利亞，此一情勢轉變是由沙烏地、阿聯酋、埃及和以色列共同協調後的決定。英國《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報導指出，四國情報單位認為阿拉伯世界應恢復對話管道，以消除伊朗在敘利亞的勢力擴大，以及阻止土耳其占領敘國北方的東、西地區。

他們主張採取以下方式拉攏敘利亞，以對抗伊朗、土耳其：(1)美國支持阿塞德政府，波斯灣國家及以色列願在阿富汗問題上提供資金以為交換。(2)要求伊拉克降低土耳其對其國會某些派系的影響力。(3)邀請敘利亞重返阿拉伯聯盟，使伊朗失去對其影響。阿聯酋已向敘國派出大使，巴林也在大馬士革設立大使館，阿拉伯聯盟主席巴希爾的內戰以來首度訪問敘利亞。2011至12年阿盟成員國曾共同譴責阿塞德政府鎮壓反對派，現在各國卻願意放棄過去的不快。1月9日，阿拉伯聯盟在開羅開會時，曾討論與敘利亞關係正常化的問題。

各國除討論與大馬士革恢復關係外，並就支持敘利亞西北庫德族的問題進行磋商。中東各國擔心美國撤退後，庫德族將失去經濟、軍事上的支持，遭土耳其占領。波斯灣各國除卡達之外，均認為土耳其、伊朗對本地區極具威脅性，前不久沙國曾提供資金給庫德族，協助敘國北部地區穩定。事實上，敘利亞在內戰期間，外交上並未完全孤立，除與埃及、約旦往來，以色列也經由阿拉維教派和基督教民兵與大馬士革接觸。

結語

土耳其企圖控制敘利亞東部能源豐富地區，並對庫德族採取軍事行動，已引起國際聯軍的極大不滿，特別是波斯灣國家和以色列對伊朗、土耳其在敘利亞勢力的擴張極為不安。美國已表示，除非獲得確切保證，否則不可能撤軍，所以未來撤軍問題恐怕會無限期拖延下去。

近年土耳其積極推動「泛奧圖曼主義」，企圖成為中東霸主，俄國則希望經由中東達到國際權力平衡，進而取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俄土結合已使美國在中東的地位受到嚴重挑戰。為阻止土耳其、伊朗在敘利亞坐大，波斯灣國家不僅恢復與大馬士革的外交往來，阿拉伯聯盟也準備重新接納敘利亞，華府在中東的戰略恐怕得全面調整。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美國川普總統2月15日得意地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諾貝爾委員會推薦他角逐和平獎。17日日本媒體馬上披露，安倍是應川普請託才這麼做的。也有日本官員緩頰稱，「在外交舞台上，受委託而推薦諾貝爾和平獎的事例並不罕見。」

原來，去年6月「川金會」後，川普就利用與安倍會談時，以北韓已停止實驗核武、試射飛彈為由，探詢可否推薦。僅此一樁，川普就覬覦獨攬和平獎，而將金正恩，以及從中幫忙的習近平與文在寅晾在一邊。

近來歐美齟齬頻生，川普又不滿文在寅在兩韓合作上跑太快，而美日間有緊密的「安保條約」，於是挑上向來對美國唯唯諾諾的安倍作推薦人。安倍沒有拒絕的本錢，也希望能從中得些好處。果然，川普近日表示要在5月造訪東京，作為日本新任天皇接待的第一位外國元首。

不過，日方會這麼快招認，恐怕也是有點「心虛」，川普有啥和平形象？前一天，2月16日，德國總理梅克爾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嚴厲抨擊川普政府專斷獨行，破壞多邊主義，在經貿關稅、核武裁軍協議上不顧盟邦，已使得國際秩序分崩離析。梅氏演講博得滿場掌聲，顯然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正在消蝕，不再那麼受歡迎了。

安倍心知肚明，川普上任以來，迄今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2017.1)、巴黎氣候協議(2017.6)、伊朗核協議(2018.5)、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8.6)、美俄中程核飛彈條約(2018.1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12.31)，這些都是美國強勢主導過的國際組織及協議，川普卻一一打破，硬要重建一個成本更小、更有利於美國霸權的國際架構。他還挑起中美貿易戰，攪亂世界經貿原有的節奏；派軍艦至南海海域、台灣海峽對中國大陸挑釁。

2017年4月6日，川普曾下令向敘利亞發射59枚戰斧巡弋飛彈，2018年4月14日又聯合英、法空襲敘利亞，再發射66枚戰斧飛彈；近日更準備出兵干預委內瑞拉內政，整垮馬杜洛總統，扶持自行宣布為總統的瓜伊多執政。

當然，安倍也可能是基於接下來美日將展開貿易談判，先給川普做個順水人情，減少壓力；或者近來日韓關係惡化，需要美國出面協調等等，一定有盤算。可是，堂堂首相竟乖乖當川普的抬轎郎，總有點糗，不馬上抖出是應美國的要求，哪承受得了國內外的質疑？

其實，根據日本媒體報導，安倍自己也想學外叔公、1974年和平獎得主、前首相佐藤榮作（以「非核三原則」獲獎，卻與美國私訂核密約，事後證明佐藤是個大騙子），非常垂涎諾貝爾獎。他或許自以為完成修憲、解決與俄國的北方四島問題，再與之簽和平條約，和平獎就可能到手。只不過修憲至今尚無實績，與俄國總統普丁商談也毫無進展。

其實，世界上很多領導人都對諾貝爾和平獎趨之若騖。例如，李登輝在任內曾三度被提名，而且還請學者銜命專程去拜託台南某知名企業老闆出錢「打點」國際，只是最後沒談成，不了了之。

諾貝爾和平獎被政客玩成互相標榜、沽名釣譽的外交禮品，吾人只能希望，諾貝爾委員會不會再度上當受騙。

美國1970年代打開與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無非是想利用北京，作為解決蘇聯問題的槓桿。40年後的今天，川普政府出現友台的聲音，美國國會通過許多友台的法案，其實也是以台灣為槓桿壓制中國大陸。

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關係，總以為共產圈是鐵板一塊，因此改變原先政策，重新與從大陸撤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積極往來，但進入1960年代後，美國陷入中南半島的越戰泥淖，無法自拔，隨著西方國家殖民地紛紛獨立，第三世界力量出現，國際局勢劇烈轉變，到了1970年代，因為中東問題而來的能源危機，以及國內通貨膨脹，讓美國的國際地位面臨重大考驗，美國要自越戰脫身，又得在國際上解決美蘇對峙的核武危機。

美國在不同階段利用兩岸

北京與莫斯科1960年代起了嫌隙，鬧了十多年，越鬧越僵，珍寶島事件衝突弄到雙方劍拔弩張，雙方都認為對方會發動戰爭。在這個當口，美國利用中蘇矛盾，從尼克森總統時期開始，積極發展美中關係，無非想藉中蘇矛盾，試圖找到解決美蘇矛盾的契機，美中關係成了美國用來對蘇聯產生壓力的槓桿。

40年過後的國際環境早已大不相同，美中雙方的矛盾不亞於早年美蘇爭霸的矛盾，美國藉貿易問題開始對北京施壓，亦藉此與西方盟國建立圍堵北京擴張勢力的聯盟。這時，美方注意到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執政，正好提供了美國打台灣牌的機會，便似有若無地對台灣表達善意，透過國會通過友台法案，以及美國政府親近台灣的論述，皆是利用民進黨政權與北京當局的矛盾，以在北京後院放火的方式，向北京施壓。

美國此時對台灣的眉來眼去，不過是藉機調戲北京罷了，以追求美國的利益為最優先，美國並非真的支持台獨運動，因為台獨成真的話，等於最後攤牌，台灣對美國來說，反而失去槓桿運用的價值。

美國曾放棄台灣拉攏大陸

考查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可以看到，美國當年如何放棄台灣，追求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從這些歷程看來，對照今日，更能讓我們理解美國的涉外政策，其不變之處在哪裡。

卡特在1976年擊敗福特，1977年1月上任。當時華府與台北的外交關係已岌岌可危，美國不論共和、民主兩黨執政，都熱衷與北京發展關係，卡特就職不久後，很快就安排與北京方面的代表見面。

美國國務院的檔案顯示，1977年2月8日，卡特與北京派駐華府的聯絡處主任黃鎮會談，這是卡特第一次與中方人員會面。卡特說「上海公報」是中美關係的基礎，黃鎮回應違背「上海公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

卡特也表示，在解決中東、南部非洲、裁減武器、恢復和平、確保安全，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等問題方面，雙方應該分享資訊與想法。黃鎮說，彼此確有很多共同點，例如，雙方都必須面對蘇聯的擴張主義與侵略。

卡特與黃鎮的對話，並沒有超越尼克森以來美中進行對話的基礎，雙方尋求合作，尤其在面對蘇聯這個對手方面，美國要將北京拉到己方，增加對蘇聯交涉的籌碼。

斷交後仍緊緊控制台灣

幾個月後的1977年7月30日，卡特召集了國務院、國防部、國安會相關人員開會，根據這場會議的紀錄，國安會幕僚奧森柏格說，美國在台灣繼續存在，對中國大陸是有幫助的，我們可以不讓台灣發展核武，阻止台灣與蘇聯發展關係，也不能讓台灣獨立。卡特不解，詢問奧森柏格意所何指。奧森柏格說，美國在台灣像是個控制閥，如果台灣現在宣布獨立，《防禦條約》就會失效。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補充，不鼓勵、也不促成創造一個獨立的台灣，並應說明，美國不承認一個獨立的台灣。

這場會議顯示美國政府的態度，是在放棄中華民國的外交承認後，仍不放棄對台灣的控制。美國對台灣緊抓不放，一直持續到今天，其中防止台灣倒向蘇聯，不允許台灣有自主的外交政策，是美國真正的考慮。也就是說，雖然美中雙方有「上海公報」，乃至於後來的「建交公報」，但在台灣問題沒有獲得解決之前，美國不願意放棄對台灣的政治影響力。過去40年來，從美國介入台灣核武發展，到台灣不敢有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切以美國馬首是瞻，都可以看到美國牢牢掐住台灣。

卡特與中方人員在2月的第一次會面過程中，卡特用了許多時間談論美蘇核武談判問題，黃鎮亦對蘇聯持續自1960年代以來的敵對態度，顯示美中雙方對於蘇聯問題有大致相同的立場。尼克森時代的外交操作，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在與北京建立穩固的關係後，可以使美國對抗蘇聯的第一線，由大陸的太平洋沿岸推進到外蒙古邊界。

美蘇關係才是美最高利益

儘管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持續推進，一直到1979年雙方關係正常化後，往訪非常熱絡，但卡特政府內部開始有不同的看法。國務卿范錫雖然認同推進美中關係，但對美國戰略政策有向中方傾斜的跡象，而非過去十年來的平衡策略，表達了嚴重關切，他說這個傾斜可能會造成嚴重問題。

1979年9月18日，范錫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卡特。范錫表示，積極推進美中雙邊關係與擴大全球合作的領域有重大利益，也使得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更加正常化；尋求防堵蘇聯在包括東南亞、南亞、以及非洲等世界上有紛亂的區域獲得戰略優勢，我們也有重大的利益。在某些方面而言，美中的全球或者戰略利益，是平行的；雙方也會在聯合國或是其他地方緊密合作，追求共同的目標。

范錫認為，這不代表美國應該與中國大陸建立軍事安全關係，因為這可能最後會朝靠攏中方移動。此政策意味著我們放棄希望與蘇聯改善關係。若造成這種印象，不只會增加美蘇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會使歐洲與日本等盟邦，認為我們突然有重大的政策轉變。范錫主張，平衡的三邊政策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必須建立在以下特定基礎上：(1)對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必須比莫斯科與北京雙方之間的關係更好。(2)中蘇的武裝衝突不符合美國利益，目前中蘇的敵對狀態如果結束，也不符合我方利益。(3)與中方的關係，包括安全關係的可能性，可以讓蘇聯的行為收斂。但我們被迫或進入這個安全關係，就可能失去這個槓桿。(4)我方的中國政策雖可促成中國與西方靠攏，但不應該排除或減少美蘇關係改善的機會。

由於當時的副總統孟岱爾剛結束訪問大陸的行程，卡特政府考慮派國防部長布朗隨後訪問大陸，范錫認為，在中方仍無重要人士回訪的情況下，並不妥當，尤其在美蘇核武談判處於僵局下，安排布朗訪問大陸活動，可能會強化蘇聯的疑懼，懷疑美國要建立一個對抗蘇聯的聯盟，另一方面，中方也可能解讀美國打算要與他們建立軍事安全關係。

台灣不該錯誤解讀美政策

范錫的態度，無非顯示美國雖要借助北京力量牽制莫斯科，但卻要避免過度倒向北京，解決蘇聯問題才是美國最大的問題，如今美中關係的推進，美國利益仍然是最高考量。從卡特政府以降，歷經雷根、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川普歷任政府，美中關係持續演進，直到北京的力量無法再被忽視，川普政府為鞏固他們認為鬆動的美國領導地位，美中雙方的摩擦升高，這時台灣也成了美中展開鬥爭的一個可運用的籌碼。

美國的態度至為明顯，台灣不該錯誤解讀來自美國國會，甚至美國政府的許多訊息，儘管有那些友台法案或決議，美國卻不能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或允許台灣獨立建國，美國對於一個沒有外交承認的國家展現許多友善姿態，似乎是很大的善意，但其實禁不起深入思考，美國只要與台灣結成同盟不就成了，但美國沒有，美國介入兩岸關係，無非是要使台灣為其所用，而非考慮台灣的未來，一旦美中關係趨緩，台灣又將被美國擱置一旁，畢竟美中的利益遠遠大於美台結盟。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又將擺一桌滿漢全席。兩人此次選擇的菜餚豐富，但口味依舊不同，只能說比前一次的新加坡會談向前推進一步，距離「棄核」目標，尚有一段坎坷之路。

舉世注目的「川金二會」終於在美國、北韓及南韓三方面的協商努力下，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這是「棄核」會談的另一回合，尤其，美國此次信誓旦旦不許再發生如第一次般的「空手而回」，只有表面華麗，具體內容空虛。因此，美國在會議前努力做足準備。

美國會前對南北韓不滿意

川普把這項重任交給國務院專責北韓事務的特別代表畢根(Stephen Biegun)擔綱。畢根旋於2月6至8日經由首爾飛往平壤，直接與北韓國務委員會對美特別代表金赫哲展開談判。9日在南韓會見外交部長康京和等人時，畢根說只是交換意見，探詢彼此底線，並不是「協商」。顯然，美朝之間仍有歧見待整合，他已預告美國將持審慎態勢。

畢根在首爾表現含蓄且語多保留，但數日後在美國接見由南韓國會議長文喜相率領的國會議員訪問團時，卻表露出不爽，似乎是在平壤吃鱉了，而向首爾發洩怨氣。畢根直言「父母講話要一致，子女才能順從」，暗批南韓「獨行」，要南韓與美國採取「同步」對付北韓，這頗讓南韓朝野議員感覺當面受到訓斥。

此刻，川普也出爾反爾，有意無意地加入「施壓」南韓的行列。10日美韓經過10次協調，剛簽好駐韓美軍分攤金增加8.2%後，12日川普就對外宣布，經他打了幾通電話，南韓政府就另行決定增加5億美元，讓文在寅政府錯愕，好不容易把「撤軍」事擺平，怎麼又吹起無端的「大風」？韓國人普遍認為，此舉係川普的「小人」動作。

南韓猛打日本，刺痛美國

南韓不願逆來順受，使出一套「猛打日本、刺痛美國」的反擊方式。南韓把日本殖民統治韓國36年時期的舊事搬出來，經過南韓最高法院宣判要日本企業為強徵工人及兩國軍事對抗做出賠償，加上近日文喜相直接要求日皇就慰安婦事道歉等，讓日本全國上下連日來對南韓砲聲隆隆，看不到韓日紛爭何時能落幕，美國的「印太防衛」失據，讓川普頭大。

13日，南韓《東亞日報》引用青瓦台的消息獨家報導，文在寅已下令情治單位安排金正恩於3月底至4月初，3天2夜訪問首爾和濟州島的行程。這等於告訴美國，南韓在「川金二會」結束後，將立即推出自己的「文金四會」節目，不會按照美國的節奏行動。

兩韓分裂係外力介入結果

文在寅和金正恩兩人都知道，兩韓分裂分治70年之久，是因為美、日等周邊強國的外力干擾及兩韓之間彼此隔閡所致。因此，兩人會好好把握韓民族與歷史所賦予的嶄新契機，迎接兩韓統一時代的來臨，不再是一個令國際社會嘲笑的國土分裂國家。

若從台灣看兩韓的轉變，可以勾勒出，一個東北亞的新政治地圖將很快出現在世人面前，屆時，台灣就越變越小了。眾所周知，台韓與美國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尤其，自1953年韓戰結束後，駐韓美軍協助南韓保衛領土與人民安全至今，但在南韓政權不斷輪替下，近年美韓同盟關係已大不如前。特別是，在支持前總統李明博和朴槿惠的保守派人士眼裡，文在寅是100%屬於「左派」的「反美、親北」人士。正好，又碰到「愛錢」的商人川普當上美國總統，提供了文在寅和金正恩攜手同心的良機。

世人皆知，北韓自韓戰後，在金氏王朝三代全力投入國防建設下，如今已成為世界級擁有核武的國家之一。金正恩自去年1月新年賀詞宣布將「核武與經濟併進」政策改為專拼經濟，向北韓人民保證不再「餓肚」，首先需要南韓經濟奧援，因此才能夠演出2018一年內達成3次「文金會」的歷史記錄，兩韓親密程度實屬罕見。

美朝會各有讓步各取所需

說實話，「文金會」和「川金會」如同一個銅板的兩面息息相關。一般認為再次促成「川金會」的幕後功臣是文在寅。文在寅和金正恩變成「命運共同體」，相互拉拔走上世界舞台。這也說明，川普雖用美麗堂皇的各種經濟籌碼勾引金正恩，但絕對無法一手主導。

此次「川金二會」，美國將解除對開城工業區及金剛山觀光等制裁，甚至宣布「終戰宣言」及簽署「和平協定」，以換取美國所希望的階段性「棄核」目標，包括：廢棄對準美國的洲際飛彈、寧邊核設施、原料等，以保障美國的國土及人民生命安全。

看到川普一切以「美國優先」的策略，小英和民進黨政府的「聯美抗中」作法，不僅會作繭自縛，走不上世界舞台，也不會得到國際現實政治的認同，剩下的只有自我消滅一途。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孟晚舟事件使得加拿大、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嚴重緊張。華為公司被視作中國高科技崛起的縮影，因此受到美國六大情報機構和美、英、加、澳、紐西蘭 「五眼」情報聯盟集體抹黑、抵制及打擊。

加拿大應美國的要求，趁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溫哥華機場轉機時，將孟女逮捕，把她關押了將近10天。美方指控孟晚舟涉嫌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將通訊設備銷售至伊朗，並就此提出引渡要求。

加中兩國關係空前緊張

北京強烈回應，認為加拿大應該釋放孟晚舟，而加國也有權力可以做得到。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盧沙野表示，這次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就像被朋友捅了一刀。10天後，加拿大法庭宣布孟晚舟獲准保釋，但須居住在溫哥華的住所。目前正等候加拿大法庭就美國的引渡申請做出裁決。

隨後，北京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扣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和商人，並將一名加拿大男子羅伯特謝倫伯格(Robert L. Schellenberg)，以其在大陸販毒，原本判15年有期徒刑，但上訴庭將原判決改判為死刑。不少加拿大政府人員均認為這些案件都與孟晚舟有關，導致加中兩國關係空前緊張，外交危機升級。

美引渡請求存在法理缺失

正當中加關係陷入低谷，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John McCallum) 試圖緩和兩國關係，就孟晚舟事件接受加拿大當地的中文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對孟晚舟的引渡請求存在缺陷，孟晚舟有以下幾項論據可以反駁：

(1) 一國必須尊重他國的領土主權、法域完整與司法獨立；

(2)美國的法律不是國際法，沒有逾越國境的法律效力；

(3)美國既然不贊同國際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轄權( Universal Jurisdiction)，它對伊朗的制裁令就沒有逾越國境的法律效力；

(4)加拿大有尊重國際法的義務，而沒有執行美國法的義務；

(5)加拿大本地法律沒有長臂管轄權(Long Arm Jurisdiction)，引渡孟晚舟不符合加美引渡條約規定的「雙重犯罪地原則」(Double Criminality Principle)；

(6) 長臂管轄權根本違反中立法規，美國1935年、1937年訂立中立法，並且修訂實踐，即使在戰爭時期，交戰國也必須尊重非交戰國的中立地位( Neutrality Status)，中立國得與交戰國一方的敵人繼續通商貿易。他指出，孟晚舟有充分的理由拒絕引渡，孟能在法庭上對美國的引渡要求給出 「很有力的反駁」。

麥家廉大使表示，如果美國直接銷案，放棄對華為高管的引渡要求，對加拿大而言，就「太好了」。他也誠懇地表示，不希望中國和加拿大的關係發展成這樣，並希望中美能儘快達成協議，好讓美國放棄引渡孟晚舟，不要再讓加拿大卡在中間難為。

麥家廉這一言論立即遭到美國和加拿大國內的「聲討」，指麥家廉是「政治干涉司法」，要求總理杜魯道解除麥家廉的職務。麥家廉之後也承認自己說錯話了。1月24日晚，杜魯道表示，不會因此就召回或開除麥家廉，理由是這麼做對加拿大在處理與中國的分歧上「不會有任何幫助」。不過，杜魯道於1月26日表示，目前由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的副手吉姆尼克爾 (Jim Nickel)任臨時代辦。

麥家廉被免職，似乎證實了美國對孟晚舟的引渡請求存在法理上的缺失，美國針對孟晚舟的指控是政治性的「莫須有」。

加拿大大學陷入財務困境

或許沒有任何地方比在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更能體會加中的緊密關係。該校有數以千計的中國留學生，因而有「十億中國大學」的外號。該大學還因持續大規模擴建，而有另一個外號：「建造工程進行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可以想像學校很多資金都仰賴外國留學生的學費，其中大陸學生人數最多。

該校資料顯示，兩年前，外國學生只不過占全體學生的四分之一，但所繳學費卻超過加拿大學生，花費總額為2.34億加元(1.77億美元)。倘若中國決意為了孟晚舟事件懲罰加拿大的話，這部分收入可能就會面臨威脅。事實上，在孟晚舟被埔後，校園裡加中學生關係出現緊張狀況，而學校也開始擔心是否會陷入財務困境，也不禁懷疑：加拿大是否應繼續充當美國的馬前卒？

美國藉機打擊中國高科技

美國指控華為多項罪名，包括銀行及電信欺詐、妨礙司法、竊取商業機密和智慧財產權，以及阻礙司法，洗錢和違反對伊朗制裁禁令，標誌著中美兩大經濟體的對抗急劇升級。

華為近來在西方國家遭遇的一系列禁令，是美國情報機構設計的傑作。美國對孟晚舟的起訴是在動用國家情報機構的集體力量，來抹黑和打擊特定的中國企業，作法是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以「莫須有」的藉口，損害、甚至扼殺企業的正當合法經營，這種作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各國當然都有權利維護國家的資訊安全，但美國所領導的國際情報合作機構一直圍堵中國旗艦企業，意在把華為排除在5G市場之外。

從表面上看，貿易談判和孟晚舟事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應混為一談，但既然後者在這個時間點發生，要將其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何況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夫雷稱，華為公司對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富商索羅斯也點名，美國應處理華為和中興這兩家公司。歸根究底，這一連串的爭端，是美國擔心中國在5G資訊網路技術進展上占主導優勢，這關乎政治較量與科技競爭，當然加劇了貿易談判的難度。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