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我寫的《「一國兩制」在台灣》在台北出版，隔年7月出版了增訂版。該書之後被翻譯成英文(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aiwan)，2006年11月在美國華府國會圖書館舉辦了新書發表會，當年聖誕節前夕，華府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買了500多本書，由會員親自送到每一位聯邦參眾議員的辦公室。

當年我會寫這樣一個在台灣長期被視為禁忌的主題，是希望台灣民眾能了解「一國兩制」的緣由及內涵，從而認識「一國兩制」其實就是在一國之下，能維持現狀的最佳方式。

可惜將近20年過去了，台灣也經兩次政黨輪替，「一國兩制」卻始終遭到不分藍綠的政黨、政治人物污衊，尤其，2016年後民進黨當局甘為美國「以台制華」的棋子「倚美謀獨」，2019年後更藉著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唱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所幸大陸始終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方針，而且「兩制」內涵在中共十八大後更加豐富、與時俱進了。

在十八大後更加具體化

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統派代表時說，「『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這「三個充分」扼要精準地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核心意涵。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強調：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茂榮；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才能正確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這段話完全適用於同樣因歷史遺留問題，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台灣。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布40周年的紀念會上，宣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並首度提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他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狀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制度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同時，他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

該講話等於實質啟動了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引起民進黨當局的恐慌，加大力道污衊「一國兩制」，甚至說「反對一國兩制是台灣社會的共識」，並由陸委會嚴禁政黨或個人與大陸探討「兩制台灣方案」。

不過，台灣當局的高壓政策並未阻擋「兩制台灣方案」日益具體化，特別是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後，有突破性的發展，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2022年的最新發展

一、香港回歸25周年講話

2022年7月1日，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5周年講話中強調：「一國兩制」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番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高度肯定的講話，立即安定了香港人心，也駁斥了國際社會有心人士對香港是否會長期實踐「一國兩制」的質疑。

習近平又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實踐留下四點寶貴經驗及啟示：（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也就是港澳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自治權，但港澳同胞必須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二）落實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才能夠把特區治理好。（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把香港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中，才能保證香港長治久安。（四）香港的根本利益同國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綜上可知，「兩制台灣方案」須有幾個特點：（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台灣可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則有全面管治權；（二）統一後必須由「愛國者治台」；（三）中央政府會支持台灣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二、第三份對台白皮書

2022年8月10日，國台辦與國新辦聯合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統一事業》白皮書，分別從五個部分論述統一的構想與具體作法。與前兩份白皮書相比，第三份白皮書從「反獨」推進到「促統」，並且勾畫出「統一後」的基本架構，表達了中共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實現國家統一的立場和政策。其中「一國兩制」出現次數達15次之多。

白皮書第五部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有三個重點，一是統一對台灣人民有實質的好處，包括可運用大陸的廣闊市場、「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二是台灣能擁有一定的國際空間，且能共享民族復興的榮光；三是統一有利於區域和平穩定發展，不會損及任何國家、任何人的既有利益。由於白皮書未提及「不會派駐軍隊和行政官員駐台」，引起台灣社會普遍關注，但也凸顯，「兩制」的內涵會依台灣政治局勢及兩岸關係發展與時俱進，為的是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

此外，白皮書再度呼籲兩岸開展民主協商，強調「兩岸協商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並期許兩岸各政黨、社會各界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三、中共二十大報告

10月16日，習近平在二十大政治報告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這是中共首次將對台總體方略寫入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顯示解決台灣問題不僅是中共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也是新時代的重點工作，未來必將有更多、更具體的對台政策出台。

報告接著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最有利」、「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絶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中共繼十六大報告後首次重申「絶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顯示中共今後會採取一切措施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主要是針對外來勢力和「台獨」分裂份子。

報告也指出「我們堅持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堅定支持島內愛國統一力量，共同把握歷史大勢，堅守民族大義，堅定反「獨」促統。偉大祖國永遠是所有愛國統一力量的堅強後盾！」這段話除高度肯定台灣的愛國統一力量，也期待統一後將由「愛國者治台」。

四、中共通過黨章修正案

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會上通過黨章修正案決議，涉台部分加入「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內容。大會並稱，充實這些內容，有利於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對此次增修條文，我有幾點看法。

首先，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寫入黨章，顯示「一國兩制」對推進兩岸統一將發揮關鍵作用，而將其與「反對和遏制『台獨』」並列，則顯示中共體會到，若僅反對和遏制「台獨」而不促統，恐將使兩岸分隔的現狀固定化、持久化；唯有積極促統，才能有效反「獨」，積極促統就必須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其次，我以為採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八個字，而非其簡稱—「一國兩制」，有兩層意義。

第一是凸顯台灣，與香港、澳門一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十多年前我就開始倡議，在表述兩岸之間的關係時，多採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理由如下。

（一）馬英九雖承認「九二共識」，但八年任內每次提及「九二共識」，總強調「一中各表」，又稱「一中是中華民國」，使「一中」在台灣被淡化、異化了。更有民進黨人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一中一台」。採用「兩岸一國」表述，可有效避免這些問題。

（二）美國政府一面稱其「一中政策」未變，一面通過各種法案強化對台關係，包括正在參眾兩院審議的「台灣政策法」，拜登甚至四度稱「會協防台灣」，又一再放話「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不得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不少號稱堅守「一中原則」的國家也跟著美國起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表述，可提醒西方國家不要介入台灣問題，否則將違反「不得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準則。

第二是凸顯一國之內，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制度並存。鄧小平先生1984年6月在〈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選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此可知兩種制度指的是，港、澳、台三地，因歷史因素，可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在特別行政區內維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但這並不表示三者實行的制度要一樣，更何況香港與澳門的現行制度也不一樣。

此道理淺顯易懂，但就是有西方學者，例如曾在柯林頓時代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公開建議，大陸應將「一國兩制」改名為「一國三制」，以凸顯台灣的「兩制」實踐會與港澳不一樣。希望這次中共黨章加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可為不瞭解「一國兩制」緣由及內涵者解惑，也杜絕有心人士繼續混淆視聽。

五、習拜面對面會談

11月14日，習近平與拜登在印尼峇里島G20場外首度面對面會晤。習近平在會中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美國不能也不應逾越的紅線」、「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出現《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三種嚴重情況，中方必將依法行事」。

拜登回應，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也表示美方「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反對北京對台採取「越來越強硬的強制性行動」。

習近平這次提及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是要強調，儘管中國希望看到並致力於保持台海和平穩定，但該法第八條明文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若發生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依法行政的中國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實現統一。這明示美方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火，也是向台灣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厲警告。

不過，同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美國一再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就應該認清「一國兩制」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發揮關鍵作用。而台灣所有希望避戰、謀和的政黨及各界人士更應加強研討「一國兩制」。

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涉及複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應及早由兩岸學者專家及各界代表性人士研討、探索。尤其，中美及兩岸關係均日趨嚴峻複雜，不能排除統一隨時到來的可能性，因此應未雨綢繆、加緊準備。以下我簡單談一下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第一，應遵循習近平多次提出的「三個充分」。第一「要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我們要針對台灣的歷史背景、現實因素、「主體性訴求」等，設計出有別於港澳方案的台灣方案。第二「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表示「兩制台灣方案」必須是經過兩岸共同研討、達成的共識性方案。第三「是要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統一後，除個人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可得到充分保障，台灣民眾還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永保太平，經濟更加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民生更加改善，在國際上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第二，統一後，必須確保中央在台灣地區得以行使主權、確保國家的整體安全、確保兩岸雙方的發展利益，這三者缺一不可。我們必須在確保這一原則的前提下，研究和設計「兩制台灣方案」。

第三，「兩制」內容須與時俱進。大陸曾在「鄧六條」、「錢七條」對台灣釋出諸多善意的承諾，但台灣從未回應，而如今不論是台灣的政治生態或國際環境均發生巨變，加上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之前的承諾雖仍有高度參考價值，但不能全部照搬、照用。原則上，台灣可保有自己的行政及立法機構，保留不損害國家主權的法律，保有自己的貨幣政策、自行管理財政事務，保留及改善台灣現行的勞健保等福利措施。第三份白皮書未提「不派官員、不駐軍」，顯然是為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所做出的必要調整。

第四，應當禁止違背「一國兩制」的主張。政黨政治、普選制度在台灣行之多年，應予以保留，但任何政黨不得在黨章中宣揚分離主義，違背「一國兩制」，任何競選文宣及政見不得有分裂及仇中的主張，各級官員及民代不得發表破壞「一國兩制」的言論。

第五，重編歷史教科書、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台灣國族認同問題不亞於香港，兩岸應及早共用史料、共寫史書，特別是包括台灣史在內的中國近代史，以恢復正確史觀。從香港經驗可知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在台灣可從弘揚中華文化開始做起。

第六，統一後要由愛國者治台。鄧小平在1984年就說「港人治港的標準必須是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該標準簡單明確，相信只要認真發掘、培養，必可找到不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支持統一，且學有專長、人品端正的「愛國愛台者」。

結語

我建議在兩岸學政界共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同時，應加強宣導「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法理事實，也應設法讓台灣民眾了解「統一不是被吃掉」，而是結束政治對立。

近期俄烏戰爭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慘烈情景，已讓台灣民眾對台海兵凶戰危感到憂心，11月26日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又大敗，顯示台灣主流民意似有轉變。

民氣可用。儘管民進黨當局短期間不會願意在「一中」的前提下開展對話，台灣主張統一的政黨及各界人士可與大陸對口單位開展民主協商，激起台灣社會對「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熱潮。平實而論，當台灣民眾認知統一是大勢所趨、無可迴避時，最關心的必定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及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因此，兩岸共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勢將成為實現兩岸統一的前哨戰。

高端疫苗的安全性，經年齡因素校正後，死亡率是AZ疫苗的2.8倍，是BNT疫苗的2.9倍，是同型疫苗Novavax的4.4倍。其實，高端開打第一周，就有6人死亡，其中有2位死於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塡塞，當時就應該立即下架。最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數據顯示，注射第三劑高端的死亡率，較第一、二劑要高12倍，更加證明政府未及早下架高端是錯誤的。

高端疫苗安全性引發爭議

陳宜民教授根據疾管署(CDC)的資料表示，打高端的疑似死亡率是打BNT疫苗的2.88倍，呼籲政府應盡速公開高端防護力的資料，引起爭議。高端公司認為，CDC時序相關的死亡通報與疫苗二者間沒有因果關係，因此認為具公衛背景的陳宜民是刻意扭曲事實，並已委託律師對陳教授提告。

高端表示，每種疫苗因適用年齡層不同，開打時間不同，死亡的通報率自然有落差。舉例來說，台灣BNT較晚開打，且BNT適用族群涵蓋低齡族群，因此若僅以通報率來看，AZ死亡通報自然會遠遠高於BNT。在未校正的情形下，此數值並不具有科學意義。高端同時公布兩組數據：食藥署10月12日公布的Covid-19分齡層每十萬劑的死亡通報數，5-11歲為0. 1，12-17歲為0. 2，18-49歲為0.7，18-64歲為1. 2，50-64歲為2. 2，65歲以上為9.6，顯見隨年齡增加死亡人數倍增，65歲以上組較65以下組相差至少達8倍以上。

截至10月19日，高端公布的各種疫苗注射每百萬劑的通報死亡數，Novavex為4. 5人，BNT為6. 8人，高端為19. 6人，莫德納為22人，AZ為56人。

年齡因素校正後的真相

比較高端與AZ疫苗的安全性，依年齡層校正後：AZ在台最先開打，疫情中心安排由85歲以上長者優先，然後80、75、70，65歲以上分梯次施打。年歲越長者，因跋涉、日曬、候診等因素，造成高死亡率。65歲以上AZ注射者，與高端注射對象限於18-64歲間的青壯年相比較，排除8倍年齡因素，AZ校正後百萬死亡人數降為7人，與高端19. 6人相比，高端死亡率較AZ高出2.8倍。

隨後入台的為莫德納與BNT疫苗，二者皆屬mRNA疫苗，前者注射單元劑量較大，因此兩者通報死亡數相差3. 2倍，BNT較安全，副作用亦少。

事實上，疫苗的安全性應與同類型的疫苗相比較。高端屬次蛋白疫苗，如同B肝疫苗、子宮頸癌疫苗，應該極為安全，它應該與同屬次蛋白的Novavax比較才對，但它的致死率卻是Novavax的4.4倍。

陳宜民講的是不同疫苗的安全性比較，高端公司卻強調死亡通報數與疫苗兩者間沒有因果關係，談的是兩回事，風馬牛不相及。高端告學者卻不敢告疾管署或媒體界，豈不怪哉！

高端疫苗與主動脈剝離

高端疫苗頭兩天接種就有4位猝死，4天內死亡達6例，死亡率為每10萬人有1.72人。其中56歲陸姓男作家，注射次日死亡，經解剖死於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填塞，另一位41歲王女接種當日下午台大急診，電腦斷層診斷為大片主動脈剝離，不及安排手術就死於診間。

主動脈剝離是70歲以上長者罕見的疾病，今發生於中年人、年輕女性，豈能說非因果關係？事實上，高端疫苗的安全性早在開打第一周就見分曉，當時若下架停打，就不至於到今天百餘萬人還須重打。

至於高端的效應至今存疑，WHO不承認，接種者去不了日本，等於要打到第六、七劑才能赴日。疫苗若沒問題，高端為何願意承擔3,500元PCR的費用？高端早該在8月底前完成疫苗效能報告，卻拖延到10月底才交卷，害得衛福部長、中央疫情指揮官等人須夜訪陳時中競選總部，密會三小時。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高端說不清保護力效應

就在高端疫苗EUA面臨廢止前夕，食藥署以超高效率的速度舉行疫苗效益審查委員會，半夜公布14位審查委員全數通過，一個得不到國際認證、走不出台灣的疫苗，一夕間突然保護力大增，後來才曝光連疫苗保護力評估報告都是由疾管署代為操刀。若說衛福部變成了高端的附隨組織，一點也不為過。

高端疫苗保護力評估報告無法交卷，疫情指揮中心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於11月4日公布高端疫苗注射後中重症與死亡的分齡數據，並不能取代高端應提供送審的保護力評估資料。這是兩組完全不同意義的數據。試問高端敢將政府代打的數據，當成高端疫苗保護力的評估報告，上報世衛組織？

至於審查委員的名單，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搬出各種理由推託、拒絕公布，也難怪各種傳聞四起，最後迫於壓力公布了14位委員的專業背景以為搪塞。14位委員有哪一位敢說，疾管署的數據可取代高端未作的保護力評估實驗？這是全體委員一年前對高端有條件通過EUA時，要求必須後補的資料，高端至今未補，審查會又如何能讓其過關？衛福部迎合上意罔顧人民生命安全，恬不知恥！

政府花了22億採購500萬劑高端疫苗，注射了306萬餘劑，使用率為六成。過期疫苗銷毀報廢量為120萬劑，還有50萬劑於11月16日屆效，兩者達採購量的三分之一，何其浪費公帑！

結語

台灣的防疫與疫苗政策，政治掛帥，專業放一旁。從一年半前陳培哲院士退出高端疫苗審查委員會開始，到後來傳染病專家張上淳從中央防疫小組淡出，已反映出真相。只是蔡政府無良、官吏似虎，一切為利益，一切為選舉，百姓淪為刀俎。政府Omicron防疫失敗，820多萬人感染，死亡超過14,000人。

高端疫苗早就沒人敢打，恐怕連高端自己都不敢繼續生產，政府卻勇敢地繼續給予EUA。前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也自我感覺良好，不過，11月26日台北市民就會用選票給他打成績了。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共同富裕」是對市場經濟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解藥，惟政府不能忽視財政。以下針對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財政狀況加以探討。

中國財政收支現況分析

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的GDP指數，2015到2021年分別為107、106.8、106.9、106.7、106、102.2、108.1，其中2020年因受到疫情影響，GDP指數較前一年減少，由106降至102.2，惟2021年的經濟成長回溫，GDP指數較2020年增加，由102.2升至108.1。

財政收入的主要稅基是源自於GDP。從表1的2016至2021年的財政收入可知，除了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GDP稅基減少，進而導致財政收入下降之外，其餘年度的財政收入，均呈現隨著GDP稅基增加而遞增的趨勢，財政收入與GDP的同向變動顯示，並未出現明顯的稅基侵蝕現象。

財政以「量出為入」為原則，與私人企業的「量入為出」原則不同，例如國家興建高速鐵路，品質安全第一，一定是找最好的廠商興建，而不會選擇最低標的廠商來承包。財政支出可以一窺政府在一個會計年度，各項支出科目用途和金額，表1顯示2016到2021年的中國財政支出，除了2021年的財政支出較2020年略減外，其餘年度的財政支出均呈現遞增現象。

財政收入減去財政支出的餘額是「財政餘絀」，可衡量一國某一會計年度的財政收支情形，表1顯示，2016到2021年的「財政餘絀」分別為-28,151億元人民幣（下同）、-30,493億元、-37,545億元、-48,468億元、-62,766億元與-43,119億元，2020年因疫情緣故，中國政府採取凱因斯擴張性財政政策，當年度財政支出大幅增加，但2021年經濟逐漸回溫，當年度財政支出大幅減少，2021年財政餘絀較2020年減少19,647億元，財政缺口明顯下降。

中央的財政收支情形

國家財政是由中央和地方兩者所構成，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央和地方個別的財政收支情形。首先探討中央政府從2016到2021年的財政收入，可從表2發現，自2018年起，中央財政收入呈現遞減走勢，而2016到2021年的財政支出，則顯示2019年以來的財政支出呈現持平略降的走勢。整體來說，中央的財政餘絀由2016的64,058億元降至2021的37,316億元，顯示中央政府控管財政缺口已逐漸奏效。

地方的財政收支情形

再觀察地方財政收支情形，同樣地，除了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導致財政收入下降外，其餘年度的財政收入均呈逐年遞增趨勢，而且2021年的地方財政收入已超越2019年疫情前的地方財政收入水位，顯示地方財政已恢復原來水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16到2021年地方財政支出，見表3，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尤其2020年的疫情導致當年度財政支出大幅增加6,840億元，與中央財政支出減少的情形不同，2021年的地方財政支出並未下降，而是繼續上升。

比較2021年中央與地方財政顯示，地方財政缺口是中央財政缺口的2.68倍。簡單來說，中央財政缺口已獲得明顯的改善，地方財政缺口仍待改善。

回顧歷史，1994年大陸將稅收包干制改為分成制，當年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率是中央75%、地方25%。自2016年起，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改為中央占50%，地方占50%，中央將增值稅25%讓給地方政府，由於增值稅稅收占全部稅收比平均高達60％，這也讓地方財政缺口不致繼續擴大，因此，如何改善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避免地方財政缺口擴大，是地方政府當前的重要課題。

公債餘額的變動情形

公債是一國政府以稅收作為償還保證所舉借之債務，是一國籌集國家建設資金的重要財政手段，特別是投資大、建設週期長的國家專案，包括能源、環保、機場高鐵交通等基礎設施，企業或個人可能無力投資，或不適宜由私人投資興建，此時需要國家來承擔投資建設的重責大任。

觀察中國大陸近年來公債餘額的變動情形，2016-2021年的公債餘額分別為120,066億元、134,770億元、149,607億元、168,038億元、208,905億元與232,697億元。2020年由於疫情，當年度公債發行額40,867億元，達到高峰，2021年公債發行額仍有23,792億元。由於公債最後仍須透過稅來償還，將來須還本付息，今天的債務暗示了未來的高稅率，或較低的政府支出。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中美兩國領袖11月14日利用在印尼召開G20的機會，舉行首度面對面的會談，雖未將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圍堵中國科技作為會談焦點，但難掩中美已經從貿易的糾葛，提升為先進科技的較量。

中美兩國過去透過增加貿易，促進全球經濟成長；不過，面對全球疫情持續、經濟衰退及通膨等不利因素的威脅，如何維護好本國的利益，已成為兩國的優先考量。

2021年1月拜登上任後，他的對中政策思維雖遵循了川普時期的路線；但過去一年多來，美國不僅通過了《晶片與科學法》提高晶片製造能量，也推動了美台日韓「晶片四方聯盟」(Chip 4 Alliance)，甚至採取了「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措施，拉攏盟國共同打擊中國的科技發展，進而阻止中國科技產業成為全球的霸主。

拜登提高對中科技管制

回顧2018年3月美國對中國掀起貿易戰後，在對中科技管制上要求外國企業在其轉用於政府及軍事的科技或軟體產品上，如果其中「美製」科技元素含量占總值的比重超過25%，就必須接受美國的監管，以直接斷供中國科技的「外國直接產品原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DPR)為政策。不過，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半導體管制禁令僅限「華為」；拜登政府則包括：人工智慧(AI)、超級運算、28家中國實體淪為「華為第二」、31家中國實體列入「未經核實」(Unverified List)清單，並要求其相關中國企業在60天內須允許美國官員進入檢查，甚至要求美國公民、永久居民不得在中國半導體業界工作。

因此，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些可能是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採取的最嚴格斷供政策，而且是中美科技戰火煙硝最濃厚的時期，針對中國發展較為先進，有望主導全球的產業採取更精準的打擊，其打擊規模之廣、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頗令國際社會震驚。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成苦主

面對中美兩國科技博弈急劇升溫，美國半導體產業雖受到影響，卻也讓台灣半導體產業成為受害的「苦主」，連帶對高度依賴三角貿易營運的台商遭到衝擊。按照美國最新的出口管制規範，在未先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下，不得將具有美國科技元素含量總值超過25%的產品與相關生產設備輸往大陸，這將造成兩岸合作所建立的半導體供應鏈瓦解，甚至在沒有其他的選擇下，移轉生產基地。

依據海關過去20餘年來的統計顯示，電子、資訊通信產品出口占整體的比重超過半數，其中又以積體電路為大宗產品。若以2021年為例，以積體電路為主的台灣半導體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的36%，其中輸往中國大陸（包括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的占比超過六成以上。亦即在美國對中出口管制禁令下，勢必波及台灣整體出口超過兩成以上，是台灣難以承受的災難，不僅將會衝擊半導體產業相關廠商的營運，而且可能波及經濟成長的動能。這些現象從最近數月與其相關類股，不論是上游或是下游的股價表現，無一倖免而都遭到重挫可見端倪。

很顯然地，面對中美從貿易爭端不斷升溫至科技對抗，以及過去六年以來台海持續緊張，台商在營運上如夾心餅乾受到兩面衝擊，難以繼續將中國大陸作為唯一的生產基地，或是無法在「保稅」交易下，透過既有的外銷出口模式，能夠輕鬆獲致豐厚的利益。不過，最近「工業總會」針對大陸台商的營運調查發現，過去台商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美國為終端市場的產銷型態，受到美中衝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波及，在大陸「有根」的台商中，雖不到一成(9.3%)希望轉移產能，但在上述因素影響下，將會採取「中國+1」的模式策略布局。

大陸台商營運須升級轉型

此一數據背後反映的是，絕大部分大陸台商並未放棄中國市場，但在產能及環境的完整性、潛力性考量下，選擇留守中國的同時，將會透過分散風險措施，尤其以東協國家為主要目標，以降低各種因素的衝擊。因此，大陸台商此時迫切需要的是，重新規劃加速營運升級轉型與調配最佳產能，藉此布局全球市場，甚至深耕大陸蓄勢待發的內需市場，始能在中美不斷升溫的對抗格局，以及兩岸持續陷入歧見的氛圍下，找到最妥適的生存之路。

另一方面，台商在推動營運升級轉型的同時，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及社會轉型，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追求成長、規模」，逐漸升級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亦即中國將致力於追求雙碳目標下的綠色轉型、產業結構調整下的企業升級等方向。大陸台商若要進一步發展，不能僅降低生產成本，而必須有與時俱進、創新的策略。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022年第二季爆發世界能源危機，根本是美國拜登總統為了鞏固美國霸權地位，緊急策動了一次近乎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世界級能源危機，以紓解國內的經濟危機。

2022年4月，美國藉俄烏衝突策動歐盟「制裁俄羅斯」，激起世界級能源危機，企圖一面一舉打趴俄羅斯，重新奪回國際市場的「能源定價權」及「能源交易支配權」，另一面藉能源危機動盪歐洲的社會穩定，宰制歐洲國家安全，以解決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

美企圖掠奪全球經濟資產

美國這次策動世界級能源危機，不是圍繞著俄烏衝突展開，而是打主意圍繞著歐洲展開，全力資助、指使烏克蘭抗對俄羅斯，升高俄烏衝突事端，再到日前破壞北溪管道，美國最終的目的，無非就是不再讓俄歐的能源結構繼續存在，一石二鳥地制服歐洲及俄羅斯，然後延伸北約的力量，全力打趴中國。

俄歐能源供需互利合作結構，是歷經幾十年時間逐步建立而鞏固起來的，即便是在美蘇冷戰期間，這種密切互相依賴的能源供需關係也從來沒有中斷過。但這一次，美國卻藉口俄烏衝突，一方面嚴厲制裁俄羅斯，冀能一舉打趴俄羅斯，另一方面藉此告訴歐洲，也告訴全世界，誰才是歐洲的主人。其中指使英國炸掉北溪輸氣管道，遂行國家恐怖主義，斷絕俄歐的能源關係，就是明證。

在2022年4-5月期間，代表歐洲大型企業利益的歐盟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幾乎都不願意討論「限制進口俄羅斯能源」，制裁俄羅斯的倡議；甚至還有不少人在暗中抵制，結果遭致美國政府的威脅。但恰如美國黑幫老大的名言：「手槍和說好話能幫人實現更大的目標，蜜餅自然也該派上用場」。美國向所有猶豫不決的人做出承諾：將提供取之不盡的美國石油和液化天然氣，歐盟可以放寬心，徹底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

拜登欺騙歐洲走進死胡同

其結果是，歐盟國家大幅減少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和天然氣，卻也從此不得不用四倍以上的高價，向美國「能源供給接續性，並不靠譜的美油美氣」靠攏。最初半個月，海上運來的美國能源不斷增加，只是這一勢頭難以持續，歐洲更難期待可以挨到明年暖季的來臨。

因此，在今年秋天的第一股寒潮到臨時，歐盟國家工業企業公司不得不思考遷移到美國；比較精明老練、不受意識形態拘束的企業家，則選擇去中國大陸。

歐洲產業被逼轉移至美國

這次拜登剪歐洲羊毛最重要的路數有兩條。一是用美國金融收割歐洲，利用俄烏衝突造成的動盪不安，吸收歐洲資本及在歐洲金融部門的國際資金；2022年以來，歐洲流向美國的資金已超過2兆美元。另外一條更重要的路數是，讓歐洲地緣資本攜帶資金、技術、人才和產能轉移至美國。

美國想要從歐洲得到一些足以與美國旗鼓相當，或超越美國既有水準，或競爭力更高的產業，尤其是在東亞得不到的產業，都轉移到美國。換言之，這意味著所有被看上的歐洲產業都將被逼著轉移至美國。

《華爾街日報》日前有一篇文章指出，歐洲最居關鍵地位的機械製造、汽車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大型企業，正逐步將主力生產轉移至美國；最核心的驅動因素在於過高的能源價格。儘管這些企業尚未破產，但能源危機已迫使幾乎所有大型製造業廠商都非得大幅減產不可。

歐洲毫無抗衡美國的本錢

除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大漲，影響生產製造業外，市場與營運成本是另一原因。第一輪的「歐洲大企業搬遷潮」，與2022年8月16日拜登所簽署的《通膨削減法》(IRA)有關。這部法案的出台「極為適時」，為那些決定將生產和納稅轉至美國的外國企業提供了優惠政策。

一旦整個歐洲能源結構都必須重新調適時，歐洲工業及先進的製造業都必然會在全世界市場失去競爭力；高昂的能源價格會讓歐洲的上游冶煉、化工產品製造成本無法參與國際競爭，倘若再逐步往下游傳導，則整體歐洲國家的機械、電子、汽車產業，都將逐步凋零，讓歐洲實物經濟，乃至象徵經濟的歐元價值也都無法抗衡美國。

當然這條路這麼走下去，歐洲遲早會被掏空，徹底淪為「空殼歐洲」，成為美國的「附庸經濟區」，甚至是美國用來抗對俄羅斯與中國的「附屬戰爭棋子」；屆時之前許多歐洲戰略專家所謂的「21世紀是美歐俄中四強博弈格局」，就不復存在了。

歐洲恐難以自救

歐洲要自救，不受美國霸權裹脅的製造業，還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借助於極右翼把底層的人民喚醒，徹底擺脫美國的脅迫控制：目前義大利極右翼在大選中勝出，已露出這個苗頭。只是這對歐洲資本，尤其大企業來說是把雙刃劍，一旦失控，也有可能把自己拉進去。

但無論如何，歐洲過去既占了美國話語權的便宜，又占了俄羅斯低價能源的便宜，這種「歐洲夢」徹底被拜登終結了，現在到了連本帶利的還債時刻。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人均GDP成長已超過日本，民眾卻完全無感，這是因為台灣的貧富差距還在擴大，未見改善。況且，目前的種種指標警示，台灣的景氣正在下行，景氣寒冬已至，政府當局該做好因應準備，而不要只顧著大內宣。

10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的報告指出，2022年台灣人均GDP會達到35,510美元，不僅首次超越日本，也是2003年以來首次超過韓國，成為東亞第一。此報導一出，國發會主委立即表示，「這是全民共同努力，才能取得經濟上的佳績。台灣在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在經濟上揚眉吐氣，儼然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頭羊」。然而，一般百姓看到這種報導卻完全無感。原因在於台灣的貧富差距還在擴大，未見改善。況且，各種經濟指標已顯示，台灣的景氣正在下行，宣告景氣寒冬已至。

所得提升貧富差距卻惡化

坦言之，經濟成長及人均GDP數據，均無法衡量所得分配的狀況，由台灣近30年來所得分配的變化可看出，五等分所得級距倍數在1991年為4.97，但2001年卻升至6.39，顯示所得分配惡化、貧富差距有擴大的現象。其後雖有下降，但自2016年後卻出現微幅上升趨勢。去(2021)年底公布的「2020年家庭收支調查」顯示，除儲蓄飆升、消費驟減，疫情也導致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更嚴峻，以五等分所得級距計算的可支配所得差距達6.13倍、吉尼係數0.34，均創下8年來最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底層民眾何樂之有？

信號燈距藍燈僅一步之遙

檢視台灣景氣對策信號燈近一年來的變化，那真的可用溜滑梯來形容。如表所列，去年10月為39分的紅燈，景氣火紅到過熱，讓官員們揚眉吐氣，甚至得意忘形。結果隔月即下降至37分的黃紅燈，今年3至8月連續6個月亮景氣持平的綠燈，且分數連月降；直至9月綜合判斷分數下滑至17分，創下2019年3月以來的低點，已是藍燈區間下緣。尤有進者，景氣領先及同時指標續呈下跌，顯示景氣走緩。

此外，台灣前兩年的出口表現可說是相當旺盛，究其因係為資通訊、半導體等具競爭力的高科技商品強力支撐。然近來已出現需求減緩，全球經貿開始吹冷風，讓出口由赤熱轉為陰冷。財政部公布的9月出口成長已出現年減，不僅低於預期，也中斷了連續26個月正成長的紀錄。台灣出口對GDP貢獻達6成5，倘出口不振，經濟自難有起色。

製造業緊縮、科技業減資

中經院定期發布的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經季節調整後，呈現連續4個月緊縮。特別是組成項目中的新增訂單指數，已連續7個月下降。除此之外，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也中斷連3個月的擴張，說明經理人不看好未來的景氣。尤其，廣大的中小企業對訂單取消、延單沒有抵抗能力，恐陷入資金壓力，甚至有斷鏈的疑慮。

另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不少家大型上市高科技公司已減少資本支出；如護國神山台積電在10月的第三季法說會宣布，將今年的資本支出由原來的400億美元，調降至360億，降幅約一成。此舉被解讀為產業景氣能見度低，具下行風險。同樣的，半導體業者世界先進也大幅下修2023年的資本支出。旺宏電子因應市場需求變化，將資本支出下修，減幅逾三成。台灣製造業產值占GDP比重逾三成，對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換言之，製造業營運不佳，台灣經濟要好也難。

房地產成交量明顯萎縮

房地產一直是經濟的火車頭，然面對不合理的高房價，政府祭出一連串的打炒房措施，加上升息利空衝擊，不確定性增加，讓房地產市場氛圍出現轉折。雖然都會區房價仍居高不下，但成交量已明顯萎縮，交易冷清。如官方所公布的房地合一稅已出現連續5個月走跌趨勢，且10月也創下近8個月以來的新低，減少幅度明顯增加，連預售屋市場也開始退燒，反應市場交易降溫。

根據財政部的不動產資料顯示，去年不動產的產值高達1.86兆元台幣，相關的產業鏈包括不動產投資開發、不動產買賣、租賃、仲介、代銷、估價、營建工程業及不動產相關服務等。一旦房地產需求疲乏，勢將影響整個產業鏈，危及台灣濟成長。

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今年8月，美國拜登總統正式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下稱晶片法案)，美國商務部隨即宣布對中國大陸實施新的晶片出口管制，除了中資企業外，外資位於中國境內的生產基地，亦需透過「逐案申請許可」方式，方能持續取得製造相關設備。緊接著，拜登政府又宣布，接受過聯邦政府資金支持的美國科技公司，將被禁止在中國建設擁有「先進製程」的工廠，禁令有效期10年。

美方對中方的「卡脖子」政策，已使得半導體產業深陷泥淖，護國神山台積電難置身事外。美國認為，台積電一家占全球55%晶圓製造的市場大餅，先進製程占比更高達92％，不是好現象。Google前董事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今年中便曾投書《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企業所需的半導體先進製程，已經嚴重依賴台灣，倘若台灣晶片產能落到中國大陸手裡，將引發嚴重危機。

中美科技戰勢必愈演愈烈，台灣夾處在中美兩強之間，難自外於風暴圈。尤有進者，台灣半導體產業是製造業的重中之重，也是最重要的出口產品之一，若無法排除地緣政治的風險，必然會衝擊到整體的經濟發展。

世貿組織於10月5日示警全球貿易成長放緩，今明兩年成長率分別為3.5%及1%。同時調降今明二年的全球經濟成長預估，分別為2.8%、2.3%，並警告若各國央行太過急劇升息，恐將進一步放緩成長。無獨有偶，國際貨幣基金於10月11日公布，下修今明兩年全球(3.2%及2.7%)、美國(1.6%及1.0%)、歐元區(3.1%及0.5%)的經濟成長。台灣明年經濟成長也慘遭下修至2.8%。筆者以為，政府當局應該做好因應景氣寒冬的準備才是上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中共二十大後，越南、巴基斯坦、坦尚尼亞、德國領導人先後訪問中國大陸。11月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在印尼G20峰會前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面對面會晤，並會見了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澳大利亞、阿根廷、南非、塞內加爾、南韓等領導人，接著在泰國APEC領袖會議與日本、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領導人會面，展現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戰略布局。

對於中國大陸的外交布局，台灣應有正確認知、盱衡形勢，才不會在現實主義掛帥的國際關係中，淪為外國列強的棋子，只能被動地任人宰割。

台灣問題是習拜會的焦點

歷經五次視頻通話，習近平與拜登終於在G20峰會場合進行當面會談。基本上，這次會晤拜登較為主動積極，主要是因烏克蘭戰爭近期雖有所斬獲，但隨著冬天的到來，能源、糧食問題將愈來愈影響北約各國與全世界，美國自己也難以在通貨膨脹與物價攀升的糾葛中脫身，而且俄羅斯是否動用核武，或擴大戰事的陰霾揮之不去；加上北韓近期因美韓擴大軍事演習，不斷試射飛彈反制。從宣布二人會面的態度、到會面的開場合照、再到會面的談話內容，都可看出美國對這場會面的積極性。

在這場會談中，台灣是中美交鋒的關鍵之一。對於美方事前一直放話想知道大陸對台的紅線，習近平除先系統闡述了台灣問題的由來及中方的原則立場，更明確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習近平指出，「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希望看到並始終致力於保持台海的和平穩定，但台獨同台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拜登也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尋求利用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穩定。

大陸特色大國外交的布局

如前所述，大陸除了在G20峰會、APEC領袖會議場合，與十多個國家進行雙邊領導人會見之外，中共二十大之後前往北京訪問的四個國家更值得矚目，因為他們相當程度顯現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戰略布局。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就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宣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也就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促進共同發展的「開放」外交。

中共二十大後，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第一個前往北京訪問，強調「穩定周邊」的重要性；尤其中美戰略博弈加劇，越南處於一個重要的地緣位置，加上南海問題的敏感性，所以與同樣實行社會主義的越南維持好鄰國關係，是中國的重要外交策略之一。

巴基斯坦總理夏立夫接著前往北京訪問，同樣有睦鄰外交的戰略。相對於與越南曾有邊界衝突，中巴有著「鐵桿情誼」；因為兩國與印度同樣有邊界矛盾，而且對激進穆斯林的反恐議題，以及中巴經濟走廊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專案，雙方皆有共識，表現出大陸外交領域的政經戰略成果。

坦尚尼亞總統哈山訪問北京，則展現出大陸重視非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保持傳統友誼。這次雙邊宣布了多項合作計畫，包含坦贊鐵路升級改造、能源礦產開發、開放輸陸產品98％稅目免關稅待遇。事實上，大陸很早就經略非洲，所以在進入聯合國時，得到包括非洲在內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現在與美國博弈時亦是如此。

至於德國總理蕭茲率12位德國企業代表訪問北京，更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亮點。因為德國是G7成員國，歐盟成員中的最大經濟體，也是美國海外駐軍最多的國家，蕭茲頂著國內外的強大壓力，成為第一個訪問北京的已開發國家領導人，凸顯德國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必須與中國大陸合作交往，而且公開強調「不能脫鉤」。

台灣應處理好兩岸關係

從中美元首高峰會的內容看來，習近平的態度很清楚，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相對的，拜登強調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不會因台灣議題與中國大陸衝突，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可見民進黨當局想「倚美謀獨」，藉中美矛盾往台獨路線推進，縱使在充斥反華的美國政壇中，都未必能得到支持。

尤其是中美藉由兩國領導人會面破冰，打破了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造成的外交僵局，雙方同意外交團隊保持戰略溝通，開展經常性磋商，國務卿布林肯就將於明年初訪問大陸，成為2018年以來第一位訪華的國務卿，顯見中美逐漸找到競合的共贏之道。在這種情況下，與台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的「台獨」，將更難找到發展空間。

中共二十大後已更有信心、能力、戰略，推進和平、開放的大國外交，這不僅對周邊國家、開發中國家有吸引力，連已開發國家也同樣趨之若鶩，德、法、義大利，甚至日本的領袖，都搶著跟習近平見面，地緣關係密切、經濟依存度高的台灣，難道不應該運用「九二共識」的優勢，處理好兩岸關係嗎？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最受矚目的關鍵字之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被列為在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從現代化進程的落伍者、追趕者，到新型現代化的示範者、引領者，中華民族曾因落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在奮進中取得輝煌成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台灣自然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開創人類現代化的新範式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準」。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首先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現代化，明確提出，到20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

中共十八大以來，大陸成功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2021年7月建黨百年大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及中共「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2022年7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習又強調「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預告了二十大的主題。

二十大報告首次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與本質。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包括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習近平繼而宣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即堅持中共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品質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之所以稱「中國式現代化」，而非「中國的現代化」或「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意在表明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西方式現代化的壟斷地位，開創了人類現代化的新範式。

具體來說，西方式現代化雖在歷史上成就斐然，但其弊端也一覽無遺，一些走西方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身陷重重困境。西方式現代化的弊病包括以資本為中心、貧富兩極分化、物質主義過度膨脹、先污染後治理、對外擴張掠奪等。中國式現代化正是要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項。這不僅是中共的執政業績，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的重大貢獻。

台灣是貢獻者與受益者

1949年以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曾長期處於領先地位。1970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創造了連續30年年均增長9%的奇蹟。伴隨著「台灣錢淹腳目」的傳奇，台灣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1990年代後台灣加快了政治轉型，由威權政治過渡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進入21世紀以來，大陸的現代化實踐後來居上，但無論經驗還是教訓，台灣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不無裨益。兩岸的現代化應當是互學互鑒的關係。

以農業現代化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業界和學界對台灣經驗一直抱持著濃厚的興趣。福建省農業科學院還在1979年創辦了《台灣農業探索》雜誌。長期以來，北京高度重視農業現代化，但「三農」問題始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二十大報告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小節，坦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

針對農村土地細碎化現象嚴重、農民思想落後、小農經濟改造方式單一等問題，有學者指出，台灣農業現代化的經驗對大陸有頗多啟示。例如，大陸可以探索農業規模化經營，政府對小農經濟的轉型給予政策、資金、技術、制度等方面的支援；大陸可以強化農業組織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並將農民教育培訓提上議事日程；可以制定休閒農業發展規劃，通過建立示範基地、特色園區的方式，與當地旅遊景區展開合作，把發展休閒農業和旅遊有機結合等。

另一方面，台灣在現代化進程中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台灣作家楊渡在《缺席的島嶼故事》一書中，詳述了美國無線電公司(RCA)來台設廠25年間對員工健康和環境的毒害。「不完整的資料顯示，有幾千人罹患各式各樣的癌症，數百人已經死亡」。二十大報告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中國式現代化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環境保護領域，台灣現代化的教訓值得大陸借鏡。

再例如，21世紀以來，台灣動輒以「民主模範生」自詡，對大陸的制度指手畫腳。但實踐證明，台灣看似神聖的民主政治已淪為政客們爭權奪利，撕裂社會的工具；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披著民主的外衣黨同伐異，為所欲為。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

台灣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重要貢獻者。2018年4月，習近平在與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名譽董事長蕭萬長會面時表示，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台胞來到大陸，三、四十年過去了，大陸這麼大的發展變化，功勞簿上要記上台胞、台企的一筆。例如，宏力半導體、中芯國際、台積電等台灣積體電路企業，在大陸市場布局20多年，促進了大陸相關產業的發展，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準的差距。在中美科技戰的大背景下，這些台資企業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了特殊貢獻。當然，他們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受益者。

台灣可以扮演更重要角色

二十大報告矢志「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又言「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這表明只有兩岸統一，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功德圓滿。

平心而論，若台灣重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的道路，台灣的現代化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台灣人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主人翁，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同時也將獲得更大收益。兩岸中國人攜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共圓中國夢那一天就將到來！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美國2022年中期選舉揭曉，眾議院已確定由共和黨掌控。這不僅將影響拜登的國內事務進程，而且對執行美國外交政策也會有所影響。

俄烏戰爭要如何善了和印太反華政策，是拜登政府最關鍵的兩個外交議程。有關前者，歐盟和北約現皆認為，引導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和平協議，比讓烏克蘭將西方拖入核戰安全。如果緩和烏克蘭戰爭確實是明年的目標，那麼新一屆眾議院應該會支持拜登政府。

拜登的反華政策，包括推動印太戰略、四方安全對話和AUKUS聯盟。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可以說是美國兩黨的共同想法，先由歐巴馬政府推動「重返亞太」戰略，後經川普大肆強調「中國威脅」，拜登在2021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際進入白宮，更承諾會結合聯盟對付中國大陸。

過去兩年，拜登除維持了川普發起的反華關稅和貿易戰，並擴大了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的經濟制裁。然而，中國並未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也未屈服於包括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美國盟友，反而能通過經貿反制制裁，例如削弱澳大利亞的出口經濟，威脅停止日本和韓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並通過金磚國家合作和上海合作組織牽制印度，並通過RCEP振興經貿。因此，拜登使盡招數，包括打台灣牌等反華策略，得分不高。

11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出席G20和APEC會議，以及李克強總理出席第25屆中國─東盟峰會，受到全球高度關注，也可以看到國際局勢未來發展的趨勢。

首先，東盟峰會上，東盟國家與中國就南海航行、投資和資源勘探開發，正式展開行為準則的磋商，這將成為該地區防止外來干涉的和平支柱。

在G20，十多位國家領導人爭取與習近平雙邊會談的機會。而拜登與習近平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會談，確實發揮了緩和美中關係之效。布林肯國務卿即將在新年初前往中國訪問，處理避免危機和恢復文化、學術交流等問題。

筆者以為，要改善美中關係，並將美國的對華政策引向良性發展，拜登政府應該做好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扭轉國會中反華的惡毒氣氛，而要達此目的，拜登政府應鼓勵國會議員，尤其是新當選的兩黨新生議員訪問中國。布林肯國務卿應在他訪華期間促成此事。美國政客之所以有反華情緒，主要是出於政治動機，例如批評中國大陸可以得到鎂光燈、電視時間和選票。許多國會議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大陸，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主要來自媒體報導，以及台灣當局對他們的攏絡、遊說。筆者相信，他們若能親自去中國參訪，必將得到不同於前的認識。

第二件事是，美中兩國應該就如何實現互利雙贏展開深入討論。氣候變化、醫療保健、基礎設施、製造、生物醫藥、太空探索等很多領域，兩國都可以共同努力，取得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兩國領導人在印尼G20坦誠對話，雙方都認識到，對抗沒有贏家，兩個大國應該重新建立互動關係，美國應抓住這個機會，恢復兩國之間的文化學術交流合作，讓美中關係盡快朝著積極正面的方向前進。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11月8日美國中期選舉如期舉行，截至11月17日，眾議院由共和黨以218席領先民主黨211席獲得控制權；參議院方面，喬治亞州由於兩黨參議員候選人所得選票無一過半，因此定於12月6日複選，但民主黨已獲50席，加上副總統賀錦麗的一票，民主黨仍掌有控制權。

根據美國的選舉史，在任總統所屬的政黨通常會在中期選舉失掉國會多數，而且如果在任總統的支持率低於50%，其所屬政黨平均會在中期選舉失去3席參議院席次和40席眾議院席次。2022年中期選舉前，拜登的民調支持率近40%，美國又逢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一般媒體預測共和黨將掀起「紅潮」，民調網站FiveThirtyEight 選前推算，共和黨在眾議院勝出的機會達84%，參議院勝出機會為59%。但選舉結果民主黨不僅保住了參議院，就連眾議院也僅失去10席，讓民主黨跳脫了中期選舉的魔咒，拜登成了最大贏家，而川普則成了最大輸家。

川普成為敗選的罪魁禍首

美國主流輿論認為，這次共和黨沒有掀起紅潮的主要原因，首推「川普因素」對共和黨人起的破壞作用。川普堅持把中期選舉視為2020年大選的延續，更把它作為2024年大選的熱身賽。他背書了200多位候選人，標準在於是否相信「2020年的大選被拜登竊走」，而不問他們的素質，引起不少選民極度不滿，並擔心這些人若當選會對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衝擊。拜登將這些人說成是「黑暗勢力」，並喊出「拯救民主」的口號，促使許多中間派和搖擺派選民把票投給了民主黨候選人。

經濟是這次選舉選民最關注的議題，但保衛民主也受到重視。「顧肚子，也要顧民主」成了主流派，這就大大降低了共和黨以經濟為利劍的威力。其次，民主黨高舉墮胎自由牌，對年輕人、婦女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少選民認為，經濟衰退可以恢復，墮胎權被剝奪了，將會永遠失去自由，所以站出來投票。再者，有相當一部分選民雖然認同今年美國經濟並不樂觀，未來通脹和衰退危機的壓力很大，但共和黨推舉的候選人只會喊口號，卻未提出具體解決方案，這使得對現狀擔憂的選民感到即使換了共和黨執掌國會，民生問題未必能得到解決，這大大降低了經濟問題對民主黨的殺傷力。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chell McConell)等共和黨大佬認為，共和黨成績不佳，川普要負主要責任。現在是共和黨向前看的時候，讓川普再出戰2024年大選已無任何意義。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一直與川普保持距離，也不邀請川普參加競選活動，這恰是他能以59.4%的選票輕鬆獲勝的重要原因。反觀賓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奧茲(Mehmet Oz)與川普綁在一起，居然輸給一位中風的副州長費德曼(John Fetterman)。另外，多名獲川普高調支持，分別出戰亞利桑那州及賓州聯邦參議員，以及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賓州州長者都落敗了。

所以說川普是票房毒藥並不為過，愛迪生民調公司的出口民調顯示，58%的選民對川普沒好印象，喜歡他的人只有39%。川普的高度參與，刺激了民主黨的投票率，也讓獨立選民遠離共和黨。

誰是共和黨的明日之星？

選前一般預測，民主黨在眾議院將失去25至30個席次，在參議院也將成為明顯的少數。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拜登的表現遠優於兩位前任民主黨總統－柯林頓和歐巴馬。拜登反應遲鈍且常常失態，遭到共和黨譏笑，根據民調有71%的選民認為拜登不宜競選連任，但中期選舉後，拜登競選連任的決心將更為堅定。

在共和黨瀰漫著一片失望的黯淡時光，佛羅里達州長德桑蒂斯成為引人矚目的亮點。4年前他以4.2萬票、0.4%之差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吉勒姆(Andrew Gillum)，這次他以150萬票、19.6%擊敗民主黨候選人贏得連任。德桑蒂斯獲得佛州拉丁裔選民的擁護，包括邁阿密市的古巴裔、委內瑞拉裔及奧蘭多市波多黎各人的支持。他在67個郡裡的62個郡獲勝，其中包括民主黨的傳統票倉達德郡。而之前支持川普的《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在頭版宣布德桑蒂斯為共和黨的未來（DeFUTURE）。

德桑蒂斯對是否會競選總統持謹慎態度。但共和黨籍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11月11日接受專訪時說：我今天收到的電郵有好幾位希望讓川普以外的人來選總統，人選似乎就是德桑蒂斯，他會發現自己如箭在弦上，幾乎無法不參選。

不過，中期選舉的失敗非但未打消川普再參選總統的念頭，反而讓他先下手為強，11月15日他搶先宣布參選2024年總統。川普官司纏身，其中包括聯邦調查局從海湖莊園查獲數十份帶有機密標識的紀錄，以及聯邦及州政府對川普企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展開調查。或許川普以為宣布參選，可作為他的護身符。

面對川普宣布參選，共和黨的主要金主卻支持新秀角逐白宮，包括德桑蒂斯和維吉尼亞州州長楊京(Glenn Youngkin)。許多金主批評川普在中期選舉的表現不佳，認為德桑蒂斯和楊京不但是理想人選，而且更有可能勝選。猶他州參議員羅姆尼(Mitt Romney)將川普比喻成「老是輸球的過氣投手」，敦促共和黨人若想贏球就得換投手。曾是川普親密盟友的阿拉巴馬州眾議員布魯克斯(Mo Brooks)也說：共和黨人若讓川普成為2024年黨提名人，將是嚴重錯誤。

美國選舉越來越燒錢

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美國政治捐獻資料庫「公開的秘密」(Open Secrets)網站統計，這次選舉的競選花費超過167億美元，為歷史上最昂貴的中期選舉。《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刊文稱，美國選舉越來越燒錢是個長期趨勢，黨派對立讓政治愈發成為零和博弈，因此利益集團和個人捐助者下的賭注就更高。Open Secrets資料指出，與2018年中期選舉相比，美國億萬富豪在今年選舉中的支出增加了44%。《華盛頓郵報》一項統計顯示，在本次選舉中，50位最大金主向各類競選委員會和其他政治團體捐款約11億美元。

為何如此燒錢？因為共和黨希望在拜登第一個任期的最後兩年贏回兩院的控制權，而民主黨則想要保住原本不明顯的優勢地位。社會撕裂是助推美國選舉漲價的重要因素。貧富分化、政治極化、身分政治等因素，導致社會利益衝突裂痕無處不在，疫情、墮胎、控槍、基建、公共債務等涉及經濟民生的立法，均成為兩黨博弈的擂台和籌碼。

金錢操控政治令選民失望

兩黨的燒錢遊戲愈激烈，就顯示美國人之間的政治距離愈遙遠。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顯示，90%的受訪者認為不同黨派的支持者之間存在嚴重分歧，近六成受訪者認為，民眾不僅在政策上意見相左，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實面也難以達成共識。今天的美國，「我是美國人」正漸漸被「我是共和黨人」、「我是民主黨人」所替代。與4年前相比，中期選舉不僅政治分歧更加突出，而且燒錢更兇猛，競選支出激增顯示美國政治兩極化加劇。

越來越貴的選舉，讓民眾對金錢操控下的民主政治深感失望。美聯社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每10人就有8人對政府不滿。前總統卡特曾表示，需要巨額資金支援的民主，對美國政治構成不可逆轉的損害。前總統歐巴馬承認，美國的政治活動中有太多的金錢介入。金錢政治貫穿選舉、立法、施政的每一個環節，民眾的參政權受到極大的限制，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固化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再反過來加劇了經濟的不平等。

簡言之，建構於金錢之上的美式民主，早已異化為「百分之一擁有，百分之一治理，百分之一享有」。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