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住在金門對岸的人來說，金門顯得既熟悉又陌生，說熟悉是因為它隔得近，坐船半個小時就到，所見也是與廈門周邊近似的閩南風，而且都曾是兩岸衝突的前線，四處都是所謂的戰地風景，民間也流傳著諸多相關傳說；但當我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又覺得有些陌生，除了戰地風景，歷史古跡外，對金門人的歷史、生活和情感並不太瞭解，因而，當我讀到金門籍作家黃克全的《島之書：金門歷史、人文、自然書寫》時，我感覺叩開了另一扇門，一扇進入金門歷史和金門人生活的大門。

重新喚醒早年的經驗

與楊樹清等金門籍作家一樣，黃克全憑著在地的經驗，寫出了金門人近百年的歷史與情思。歷史的巨變、戰爭的暴力，時代的波濤一次次將小小的金門島捲入，使得金門人如風雨飄搖中的乘客，但從這些金門作家的筆下可以看到，即便經歷了如許多的劫難，他們對土地深摯的情懷，對生命的眷念，卻未嘗改變，在一種樸素、真摯甚至有時顯得卑微的狀態下艱難求存，其意志和決心顯示出他們的尊嚴。

對黃克全這代因戰亂而轉移至台灣的金門人而言，他們重返金門時，衝擊最大的還不是戰爭，而是現代化的衝擊。他們發現，不僅人非，往往物也非。他們所要做的不僅是物質的保護，還要通過這些物質載體，去盡可能地鉤沉、保留或還原人們過往的經驗和記憶，也就是說，過往之物不應只是供人觀瞻的風景，同時還有內在的生命。從這個角度而言，學者視域中的金門，多為世界史尤其是冷戰視域下的考察，或是對金門習俗、建築的調查、描摹，而黃克全的《島之書》則以細密的回憶、入微的觀察，記錄了金門人的人情故事、日常種種：如〈捉放賊〉中，通過人們對盜賊的態度，寫鄉里生存的智慧，人們在寬容中相互體諒；〈老繭〉則寫出傳統金門人的勞動樣態，他們與土地之間的親密關係。

從《島之書》可見，黃克全是一個敏感的人，但唯其敏感，才能逆著歷史之流，將早年的經驗重新喚醒、還原，他走過的舊日巷道、偶遇的熟識草木，都能啟動相關的記憶，甚至可以說，金門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可能都拴著他早年的經驗和情熱，只要稍一碰觸，這些經歷就會自動跳出來，正如他所說的，「我對老家最留戀的，並不是人事，卻是那些分布在各個地方，各個角落，沒有動物性生命的，譬如一口井，路旁一棵什麼樹，一條很少人走的僻靜小徑，或哪裡的一方池塘等等」（黃克全：《島之書》2014，p. 50）。

這些物事極普通，但因曾陪伴過個人的成長，因而成為個人生命中獨一無二的存在，成為他日後時時回顧的對象，如〈沙美老街和大別山〉寫沙美老街上的製冰廠、榨油廠、打鐵店、燒餅店、漫畫店等，都是作者童年生活習見的店鋪，寫起來如數家珍，尤其是漫畫店，他在那裡站著看過多少漫畫，像〈牛伯伯打遊擊〉、〈仇斷大別山〉等，正是這些漫畫，給他匱乏的童年生活另一個豐富的世界，並暗中改變著他對世界的認識，讓其「隱隱約約觀察到，自己一次次從漫畫店出來，一次次不一樣了」（《島之書》p. 30）。在他人看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店，卻成為個人歷史中的重要節點，不僅讓他重新認識世界，同時也開啟他通過文字、符號、圖像等表達出世界的旅程。

寫下金門獨特歷史與文化

除了這種個人化的印痕，作者筆下追憶的物件，還有很多是帶著金門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印記，如鄉間古厝、太武山等，古厝的形制、格局在在表現著人們的宗親和鄉土觀念，太武山被鄉民稱為大山，這種不冠名的稱呼表明它在金門人心目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可見，黃克全的個人記憶又往往牽扯著群體經驗，他個人的觀察和記憶也通向金門人的心靈世界。

黃克全生於金門，但因戰亂的影響，他上學期間便前往台灣島。他對金門的回憶，有些類似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由一些具體物件觸發回憶機制，像著名的點心「瑪德萊娜」讓敘事者陷入長篇回憶一般。黃克全雖說他對故土風物，例如對巷弄的留戀要超過人事，但讓人動容的還是與巷弄有關的人與事，如臨終前還「央求家人扶她到巷口」的老祖母，雖是寥寥幾筆，卻寫出了人情物理的內在肌理、金門人對故土的厚致情誼。這些情景由黃克全在回憶中道出，實際上又添了一重歷史的縱深，有物是人非之感，正如他在憶及鄉間古厝時所言，「一切都消逝到空中去好了」（《島之書》p. 106）。

以獨特方式書寫戰爭

對於金門這個小島來說，歷史委實有些沉重，但又不可迴避。從傳統而言，它是台灣唯一存有宋代古蹟的地方，數十位進士說明其文教的興盛；步入現代，它更是牽動東亞乃至世界神經的敏感區，在冷戰時期，它與朝鮮半島的三八線、東西德之間的柏林牆一道，成為東西冷戰的標誌性分界線，而在國共內戰的延長線上，它更成為冷戰時期的熱戰區，無論是八二三炮戰，還是單打雙不打的炮擊，金門人可說是兩岸衝突的直接承受者，金門人的生活也被編織進冷戰的世界格局中。在他筆下，隆隆的炮火是習見的生存背景，來來往往的大兵交織著他童年的生活。

相較於其他書寫戰爭的書，黃克全對戰爭的描繪顯得平凡，但平凡中又多出一些內容，如他寫防空洞：「島上各個村子隨處可見的防空洞哪，像極一張張了口的嘴，張口，但不作聲」（《島之書》第65頁）。防空洞像巨獸一般，伏在村口，本身也讓人恐懼，而躲防空洞時，外面炮彈呼嘯，防空洞這個封閉的空間，則成為救命的稻草，這是人們對防空洞感受的複雜性。

黃克全還提到一個細節，就是其父在躲防空洞時，並不完全進到防空洞之內：「不顧阿娘抱怨及催促，父親總愛蹲坐防空洞口第一個階梯，半個身子在外」，在黃克全看來這是父親表達其不妥協的方式：「完全縮在洞底，是懦弱者，伏服者，被踐踏腳下卑躬屈膝的失敗者；完全曝身洞外呢，則是既矯情又僭越，既無視於倫理親情又不管肉身的傷脆可毀。身子處在半內外，算是不卑不亢的堅持或妥協吧？」（《島之書》p. 63）雖然戰爭讓人感到恐懼，但還是有人試圖反抗，維護生命的尊嚴。這種反抗的姿態，豐富了我們對戰時金門人心態和生命形態的認識，而且，如果置於近現代以來的戰爭書寫序列，這也是十分獨特和寶貴的反戰經驗。

金門早在明末便是朝廷征剿海盜的戰場，晚清以來，西方列強和日本更是交替進入這裡。歷史的這份沉重或沉痛，讓返鄉的黃克全，不單要承受現實中金門的今昔之變，同時還要承受歷史中的不變，那些不時浮起的歷史之重，使得他眼裡的金門圖像往往是雙重的：一是風景化的金門；一為歷史的金門：「另外一幅圖景，徐徐淡入，旌旗與帆篷迎風颯颯地，不計其數的大小各式戰艦停泊在海灣，灣內是荷蘭船，週邊是劉香的海盜船，不知為什麼，一個精確的時間顯示了，1633年10月22日，金門東海域」（《島之書》p. 99），一幕幕戰爭就這麼在他眼前展開，又倏忽而逝，接著又開始。

打開金門那扇門的鑰匙

歷史如幽靈般，從未曾遠去，而是徘徊在金門的上空和金門人的內心。於他們而言，歷史的暴力一次次強制性地將他們納入時代風暴中，但不為外人瞭解的是，當歷史之潮退卻，它留給金門的戕害卻並未遠去。黃克全的經歷便是如此，他在重回故土時、追憶童年時，歷史的暴力場景也一再重現。從這個角度來說，只有瞭解過往才能理解金門的現在，瞭解金門人的歷史遭遇，才能打開金門的那扇門。黃克全《島之書》對其在金門過往的回憶、對金門的感受，與楊樹清等對金門人的書寫一道，是打開金門那扇門的鑰匙。

還需一提的是，黃克全的寫作雖然多是追憶之作，但他也認識到沉溺於鄉愁是無法超克歷史傷痛的，對創傷性歷史的超克，在個人經歷之外，還要借助近現代東亞史，尤其是中國史的背景，以及在此條件下形塑的金門出路。不過因《島之書》中金門未來圖景闕如，使得該書總體上並未超越歷史的感傷。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

人間很多事都是因緣際會、水到渠成的。就拿這次3月底至4月初，蔡孟珍教授率台灣師大崑曲社學生赴南京的崑曲之行，就與多年前的好幾段因緣有關。

春風上巳天，金陵崑曲行

今年3月31日至4月5日，我和蔡孟珍教授率台灣師大崑曲社學生一行赴南京交流，以「月圓兩岸明」主題，4月1日上午在崑曲搖籃甘熙故居，與南京曲社進行了崑曲清唱交流活動，下午則拜訪江蘇省崑劇院，與院內演員共聚切磋劇藝，隨即與樂隊進行響排，4月2日晚上7時在江蘇省知名的崑劇院蘭苑劇場展開兩岸崑曲聯演。

我們這次推出〈尋夢〉、〈跪池〉、〈蘆林〉三齣劇碼，其中壓軸戲〈蘆林〉是南戲《姜詩躍鯉記》遺存的劇碼，需有付、正旦兩個角色搭配，這齣戲大陸極少演出，台灣戲劇界則至今無人會演，所以這次交流聯演格外受到兩岸戲曲界的矚目。

〈蘆林〉又稱〈蘆林辯非〉，劇情描寫窮秀才姜詩偏聽母命，將妻龐氏逐出家門。遭休棄的妻子仍心繫年邁婆婆，一日為烹鯉到蘆林撿拾蘆柴，恰與丈夫姜詩相遇，龐氏淒婉地傾訴冤屈，但姜詩唯恐順妻逆母，一再錯怪並責備龐氏不孝，最後發現蘆柴上血痕斑斑，始恍悟龐氏貞烈堅忍，於是允諾返家稟告母親回心轉意，攜同兒子安安接回龐氏，一家團圓。

這個故事從明代初年出現以來，經明中葉與清代流行的弋陽腔、青陽腔等弦索調的民間聲腔系統四處傳播，由於棄婦懇摯陳情故夫的劇情感人，歷演不衰，藉著各地方劇種不斷改編、移植，如川劇高腔、岳西高腔、漢劇高腔、婺劇、蘇劇、祁劇、潮劇、梨園戲諸多劇種的演出也都各有特色。

至於崑曲的舞台上《躍鯉記》就只剩〈蘆林〉一折，而這齣戲的要求也特別高。首先，男主角姜詩的行當是「付」，他既必須具備丑行的腰腿功夫，又需帶文謅謅的書卷氣，有點窮酸，像個迂腐的老學究，尤其嗓子要寬，高低腔要收放自如。龐氏則由正旦應工，除了正旦原有的堅韌個性之外，還得展現傳統女性溫柔賢慧的美德，尤其嗓音要夠好，音域要跨兩個八度以上，身著腰包加水袖，身段有其難度。男女主角皆有大段的唱腔，載歌載舞，一般演員不易勝任。

緣由願生，心想事成

其實促成合演這齣〈蘆林〉，要從2013年10月我們在江寧織造府紅樓劇場與南京曲社聯演說起，那次蔡孟珍唱了梨園界早已塵封的韓世昌版〈思凡〉。2014年，李鴻良院長率省崑來台，演後交談間，李院長說到前一年我們的南京演出很成功，我則提到或許可以合演一齣戲？沒想到李院長爽快的說：那就演一齣〈蘆林〉吧！這話一直到去年9月才與李院長敲定，12月初，省崑來台演《西樓記》，蔡老師便與李院長在台師大對了第一次戲，也就確定〈蘆林〉是這次聯演的壓軸戲了。

這回另一齣戲是《牡丹亭‧尋夢》，在大陸近年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大潮中，這齣〈尋夢〉象徵著兩岸炎黃子孫共同追尋的願望，極具意義。明代湯顯祖寫的「似這等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反映了那個沉悶的時代，人心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在今日兩岸對峙的現況下，格外引人深思﹗

這次赴南京交流演出，整個構想是接續25年前，我曾獨力邀請大陸首屆梅花獎得主張繼青老師一行六人來台巡演盛況。1994年兩岸開放交流之初，凡具大陸官方身分者皆被限制來台，張老師因具全國人大身分，申請格外艱難。為達成目標，我拜訪了半官方的「文化總會」，請求其掛名主辦，以便順利向教育部大陸工作小組申請來台手續，在審查會中，陸委會副主委焦仁和極力推薦，鼎力促成。

我負責規劃演出、座談、文宣、出版學術論文專輯，在台北、高雄、花蓮大型演出3場，演講10場。台師大首演之日，校本部禮堂萬頭鑽動，擠得水洩不通，那是師大禮堂有史以來破紀錄的一夜，次日，媒體大幅報導。直至今日，當時出版的理論專輯、演出樂譜，已根深蒂固成為兩岸崑曲活動的參考資料。

25年後，傳統崑曲已茁然在台灣蔚為一棵大樹，再訪金陵，為的是承續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夙願，為兩岸炎黃子孫共同攜手發揚中華文化而來。在優雅精緻的崑曲燈燈遞續中，期許兩岸一切美好，月圓兩岸明。

(作者係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近年來，中正紀念堂因現實政治與這座古蹟間的長年拉鋸，出現轉型的呼聲。原址濫觴於日據時期興建的永久兵營；光復後則轉為軍方使用。歷經強人政治、解嚴等過程後，已無當年軍事肅殺之氣，而成為一個活潑的開放空間。

興建於1970年代末的中正紀念堂，原為提供國人懷念和追思前總統蔣中正的主要空間。多年來為重要集會或民主運動抗議表達的場所，並已成為市民休閒、藝術及公民歷史事件的共同活動與記憶。從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到改建成立法院等的提議，反應出現實政治與這座古蹟間的長年拉鋸。以下筆者會從中正紀念堂原址的發展歷史，提出應如何轉型的意見。

永久兵營的興建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陸續派軍「武裝接收」台灣。據曾在抗日義軍擔任幕僚的黃茂清敘述：陸續到台北的日軍守備兵。將台北三市街的艋舺、大稻埕、府城各處民屋，充作軍用宿舍。「兵卒暇時，常下鄉撲雞，半強半買，或調戲婦女，民甚苦之。」因日軍慘酷無道，台北地區人心惶惶，富裕者競搭輪船逃往大陸，形成一股逃難潮。有「夕載數百，而朝有數千西望海岸」的光景，運輸從未如此頻繁。尤其艋舺地區的居民，每百名中就有80名逃往大陸內地。

1896年4月上旬起，日本取消了侵華大本營，重新編成三個台灣守備混成旅團，負責台灣北中南的守備工作，隸屬台灣總督指揮。到了兒玉源太郎就任總督(1898-1906)後，日軍守備隊仍占用前清的官方建物、廟宇、民居權充為軍營。此時，台灣島內的治安逐漸平靜；為了不擾民，日本中央希望駐屯於城內的日軍有永久衛戍地。於是有在北中南擇址興建「永久兵營」的提議。

台北的永久兵營選在台北城東門外一片稻田之地，和城內的台北監獄（曾處決抗日義士簡大獅之處，今為北市大附小）相對。大約出東門右行約200公尺即可到達新建的日軍砲兵隊及步兵第一聯隊兵舍營門（以相思樹做的大綠門）。兵營構造採鐵骨煉瓦式、屋脊換氣裝置，及二重防蚊裝置，並採用「一條坑」式的廁所設計（トンチル式便所）。大隊事務室前陳列兵器。有野山砲、機關槍、各種步槍及日俄戰爭時俘獲的俄國彈藥等。1910年，以上述部隊組成殺戮原住民的討蕃隊，從台北車站接受各中小學師生歡迎後，一路凱旋回到這個永久兵營。

中正紀念堂的興建、使用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永久兵營」移轉為軍方使用，成為陸軍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與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所在地，1976年行政院擇定此基地（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東、愛國東路以北、信義路以南）為紀念堂建置用地。由政府編列預算，並接受各界自由捐獻。經對外徵件評選，決定採用圓山大飯店設計者楊卓成的設計，採純中國風格興建中正紀念堂。於1976年10月31日蔣中正誕辰紀念日動土，同時建國家音樂廳與戲劇院（簡稱兩廳院）。

中正紀念堂於蔣中正逝世5周年紀念日的1980年4月5日前完工。主堂體巍峨雄偉，象徵著天人合一。上方和孫中山的南京中山陵一樣，有12道光芒的青天白日國徽。主堂體四周，由旅日華僑奉獻梅苗12,000株植，配合曲橋流水，四時花木殊具庭園之美。中正紀念堂開放首日即為紀念日，吸引30萬人瞻仰蔣中正巨幅畫像，追懷豐功偉績，民眾無不肅然向銅像行禮。此後，也有海外的政要和民間人士前來致敬。

此外，中正紀念堂前廣場也成為民眾重要的休憩場所。啟用當年的8月17日，吸引了8萬市民來此集結，作為培養朝氣的起步點，掀起早安晨跑的最高潮。1985年，該廣場成為台北市政府安排學生文藝團體來此作為假日表演廣場的首選，惟當局表示辦理活動應與紀念人物有關。1987年台灣解嚴後，中正紀念堂成為全台最大的「結婚廣場」。女學生儀隊在此操練所展現青春學子的帥氣，伴隨新人結伴行的喜氣洋洋，構成一幅美麗的風景。但自2018年起，當局宣稱為了尊重二二八紀念活動、避免造成社會對立，宣布中正紀念堂每年228閉館一天。

蔣中正生前領導抗日，收復台灣，並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復興基地，建立廉潔的文官體制，奠定台灣安定繁榮的基礎，自有其功勞。如何完整呈現蔣中正的一生，以及中正紀念堂與台灣社會發展的互動，在此過程中促進不同立場者的對話，將會是其「轉型」成敗的關鍵。

可另設女子儀隊展示室

在中正紀念堂主堂體四樓的銅像大廳，有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17時止，每一小時整點約十多分鐘的禮兵交接。其踢正步、操槍整齊劃一的動作，成了包括對岸等所有觀光客來台灣的必造訪的景點之一。

而近30年來，中正紀念堂前廣場多次舉辦包括中等學生在內的儀隊表演，也贏得不少中外人士的好評。其中不乏有優良歷史傳統的女子隊伍。它的濫觴起自於反共抗俄的時空背景下，中等學校學生接受軍事訓練蔚然成風。1963年成立的北一女儀隊，曾受邀參加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日等活動。在政府開放兩岸交流後，也首度有台灣的學生代表團被派往大陸和當地學生交流，希望展現及宣揚台灣中等教育的成果。

於是，北一女樂儀隊被選為第一支訪問大陸，並到南京中山陵謁陵的青少年學生隊伍。1992年大學聯考結束後不久，北一女學校召喚畢業的北儀隊員，重新操練槍法，接近7月底時，在中正紀念堂舉行出訪大陸前的公開預演，並接受台北市長的授旗典禮。

在兩星期的大陸訪問期間，北一樂儀所到之處獲得對岸高度評價，每個隊員都很希望大陸學生能來台灣，更希望自己能再去大陸訪問表演。大陸方面則對北一女儀隊隊員間的融洽感到非常好奇，也對台灣學校所推行的「群育」特別有興趣。北一女的大陸行，不僅將該校儀隊帶到了成熟期，也為當年建立「九二共識」的會談製造了不錯的氣氛，對兩岸和平有實質的貢獻。筆者因此建議，應在中正紀念堂內設立一個女子儀隊展示室，與「蔣公」並存於同一空間。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由於去年楊翠在擔任促轉會代理主委時，言行充滿爭議和台獨味，使其統派阿公，也是著名的抗日作家楊逵(1906-1985)，再度成為很多人的談資。

楊逵去世前一年多，曾至鶯歌國際新城簡醫師的花園別墅養病，由時值豆蔻年華、就讀輔大的孫女楊翠陪同。1993年我到鶯歌任教，想起在《楊逵全集》中看過楊逵在鶯歌養病的照片，便多次訪查卻徒勞無功，乃電請楊逵的次子楊建，請他提供地址，但他卻說已不復記憶，但依稀知道如何走法，多年後我邀請楊建到鶯歌一趟，希望能捕捉20年前楊老在鶯歌的足跡，補足其生平。

2007年9月14日下午，楊建夫婦專程從台中驅車到鶯歌尋訪舊地，由我和鳳鳴國中薛慧筠老師陪同。由於人事已非，舊景不再，我們費了好一番勁，才在許多友人的協助下，在國際新城香賓街最邊角處，找到20餘年前的老房子，冥冥之中似乎有楊逵帶路。楊建在屋前駐足良久，多年前的記憶，一幕一幕重新映入眼簾；觸景生情，楊建泛著淚光一一陳述當年的陳年往事，卻忍不住淚水汩汩而下。

楊建對我證實，目前收進國中國文課本的〈壓不扁的玫瑰〉（原題〈春光關不住〉），其實是他在綠島坐政治牢時所寫，當時為能通過監獄的書信檢查，以及能順利在報章雜誌刊出，故意把時間往前推到日據時期，而故事的情節其實是在講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國中課本的編輯未知原委，將歷史倒置。

楊建說，楊逵生於1906年，因此他享壽80歲才屬正確。楊逵1924年東渡日本攻讀文學，1928年返台參加抗日運動，曾被日警逮捕下獄多次；台灣光復後，積極投入台灣社會重建與文學活動；1949年因起草〈和平宣言〉被判入獄12年。其作品大多描寫台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

關於楊逵有沒有加入台灣共產黨？根據楊建的記憶和他父親的說法，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前後，謝雪紅和蔡孝乾（時任中共台灣省工作會主委）曾去台中找過楊逵，請他加入並且擔任地下黨的文宣工作，但被婉拒。楊建說，父親從事文學創作，當然希望作品廣為流傳，豈能走入地下？楊逵在坐完十年政治牢，從綠島回到台灣後不久，蔡孝乾再度到東海花園看他，但這時蔡因向國民黨輸誠，已官拜少將。

根據楊建說，楊逵的意識形態應該是溫和的社會主義，他把大女兒取名「秀俄」，大兒子取名「資崩」，應該與日本大正時期國際社會主義狂潮有關，楊逵對社會主義蘇聯有著一種憧憬。

我們也聊到女兒楊翠，我說楊翠近來的理念和言行似乎與阿公有不小差距，楊建也不諱言，女兒受女婿魏貽君的台獨意識影響極深，但卻不願多談，只能嘆聲「唉」！統派的阿公竟出了獨派的孫女，似乎也是一種異化！

（作者係中學教師退休）

3月21日傍晚，蔡伯堯先生的大女兒菁華來電，告知她的父親已離開人世。人終究要走向另一個世界，但對蔡先生的離世，我卻有頓失所依的茫然。雖說「典型在夙昔」，但真實的人生榜樣，總是難以替代的，特別是蔡先生是那麼地不同凡響。

30多年前，蔡先生、陳火金和我，共同創立了聯雍科技公司。我們從電子荷重元(LOAD CELL)著手製造電子秤，並企圖進入企業自動化的控制系統，來改變當時台灣與先進國家的產業失衡。我們充滿了雄心壯志，後因缺乏資金與技術奧援，功敗垂成，卻給了我一生寶貴的精神資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們託人從日本帶回一台荷重元的商業磅秤，還特地從工研院找來一群專家來剖析研究。當時的情景就像「上帝也瘋狂」影片中的土著團團圍坐研究一支飛行員從空中丟下的「可口可樂」瓶子，那般滑稽。幾經研究，我們怎麼也想不透這台磅秤中的一塊鐵片，沒有位移卻能輸出訊號，成為重量的依據。

蔡先生是學政治的，但對自然科學的素養底蘊深厚，很快地從專利發明資料中找到荷重元的原理，然後進口STRAIN GAGE，做出荷重元(LOAD CELL)，讓聯雍公司成為台灣第一家有能力自我開發LOAD CELL的公司。

面對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資本壓力，我們縱然有滿腔的熱血和意志，也只能在自動化市場上接些零星個案，難以一飛衝天。有一次，我們承包台肥公司的自動包裝機，正苦於精準度無法達成，大夥束手無策時，蔡先生卻望著牆上那幅韋應物的七言絕句：「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意味深長地說：「從歷史的高度來看，我們公司抵不上這一首詩。」一語驚醒夢中人，該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在一個看似寂寥的世界，卻是動靜相間、生趣盎然。

蔡先生在大家愁苦煩悶的時候，把愁困放在一個歷史的高度來看，雖然沒有解決那時的困難，卻養成日後我不計成敗，敢於爭取勝利的性格。

蔡先生和陳火金都是不忮不求的人，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人格者」的驕傲，跟他們交往，我「如沐春風」。我們身邊有很多左翼的朋友、同志，但蔡先生是少數把左派思想落實到生活的社會主義者。他不只關心台灣企業的科技化，也關心台灣民主運動和環保運動的發展。

在黨外時期，他屢屢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記得有一年，省議會要遴選監察委員，各方角逐激烈，為讓黨外的尤清當選，他不惜向省議員何春木再三遊說。他和尤清非親非故，只是希望台灣能更民主。

再說環保運動，從反六輕到反三晃農藥，蔡先生身先士卒，激發了一群年輕後輩如陳秀賢等人跟隨在他身邊，為台灣這塊土地保留了一些淨土。

蔡先生走了，獨留我在世上踽踽獨行，讓我不禁想起〈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蔡先生，鄉關何處？盼您一路好走！

(作者係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現為中小企業主)

日本自7世紀中葉即開始接受中國唐代文化的洗禮，因此，它自恃比台灣有文明優勢；加上乙未割台激化島內「滿漢矛盾」的反抗，再透過日殖當局的「同化政策」，使台人對日、滿、漢的認同界域錯亂。

日本同化台灣的華夏淵源

作為由漢文書寫建構早期歷史文化的華夏周邊國家，日本對漢字漢文毫不陌生；甚至比起台灣華夏化的歷史還早了10個世紀。專研中國儒學的日本學者宇野哲人曾說：「中國自古是我日本文化之源泉，從研究我日本發展軌跡之角度而言，中國文化之研究亦大有必要。」1905年7月1日，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發刊詞說：「漢文者，同文之命脈，東亞之國粹也。」

正如台灣學者王幼華所指出，中國文學長期影響日本諸島，中國文化早已是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19世紀日本明治新政可說是某種程度的「去中國化」運動；而日殖台灣的「同化主義教育」，則反證台灣已然「中國化」的事實。

在明代以前，先進的華夏農業文明主導著東亞大陸的歷史進程，這決定了地理上與中國相連的朝鮮半島文明，比相隔大海、版圖零碎的日本，更具吸收華夏文明的優勢。相形之下，日殖當局在朝鮮需要對付的是一個王族，以及具有國族意志的半島民眾；在台灣需要對付的則是一些地主及具有地方（邊緣）意識的本島民眾。加上日本相對於台灣的華夏古文明優勢，這就決定了日帝的「文明替換」戰略可在台灣落實，而非朝鮮。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亞大陸上實施「文明替換」的歷史經驗，不外乎「滅種」與「變種」的方式，特別是文明後進民族對先進民族所為。日本作為華夏域外的文明後進民族，在它征服華夏地盤時，必然貫徹「滅種」與「變種」─南京大屠殺、霧社毒氣作戰、滿洲活體病菌實驗等手法，體現文化後進民族把先進民族當成「非人物種」加以屠滅，才能重構「文明話語」的集體心理。而這種源自集體自卑感的「文明話語」，反而成為某種台人膜拜征服者，以區別文明或人格的深層信仰。

比如源自「清國奴」的「強國人」，或「支那賤畜」等「類文明」的歧視性用語，正反映日殖當局在華夏邊緣，實施「滅種」乃至「變種」策略的歷史成效。就此意義說，台灣當代的「去中國化」實是日殖歷史的延續，其「文明替換」及「變種改造」等成分，蔓延台灣的歷史、地理、公民、語文等教科書。

同心圓理論是日殖變種

以「同心圓理論」為例，大阪大學教授林初梅指出，「同心圓理論」是日本在1930年代提倡鄉土教育的產物，提倡者認為鄉土意識是培養國家意識的基礎。日殖當局將「同心圓理論」運用在台灣時，強調台灣是隸屬日本的小鄉土，而日本國土則是台灣人的大鄉土。但在歷史詮釋方面，對於小學校的日童詳述日殖前的台灣史；對於公學校的台生則詳述日殖後的台灣史。這固然有違「日台共學」的指令，但也說明日殖「鄉土教育」存在差別教學，其目的是要灣生（在台日童）認識台灣，而要台灣學童認同日本。

否則，若對台生詳述日殖前的台灣史，則必然連結中國脈絡，使台灣學童背離日本認同。以此來看「同心圓理論」教育，其切割台灣與中國的意圖，無非是延續台灣作為日本「大鄉土」一部分的認同教育，或至少是背離中國認同的教育，而「鄉土教育」只不過是一種修辭。

台灣成為日本「大鄉土」的一部分後，原來作為華夏邊緣的「台灣意識」被日本的「同心圓」教育收編，「鄉土教育」成為日本國家認同教育的一部分。而在日殖條件下，源自台灣作為華夏前沿的外向反抗性則強化為「祖國意識」，直面「日台共同體」的打擊。中山大學助理教授江政寬認為，「台灣意識」完成於日殖時期，部分由於反抗異族統治使然；但外在條件是近代標準時間的建立、交通網絡的擴張、社會集體動員、國語（日語）政策的推行等等。然而上述條件正是「日台共同體」或日帝「文明替換」的主要內容。那意味著「台灣意識」自始就被滲入日本元素，無論在民族意識，還是階級意識層面。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回顧日本皇族來台灣視察34次，而從頒訂「日台共學」教育令到1937年之間，計有21次，占了6成多，可知那是日殖當局為了展示「日/台宰制結構」而做的視覺效果。其中，以動員台灣學生在各地車站「奉迎送」日本皇族，高喊萬歲、唱奉迎歌，來展示日殖當局「同化教育」的成效。

賴和等作家的難能可貴

那麼，日殖總督府「規訓台灣人」的教化成果，就成為日本皇族的視察重點，特別是學校教育。比如在教室內的視察項目，主要是建構國族主義不可或缺的國語（日語）、歷史、地理三科的教學成效，其中以「國語教育」最為要緊，而史、地教材與課程則都是在日本國框架之下。

透過日本皇族視察時嚴謹的禮儀規範，台灣學生的身心就在這種「文明規訓」的情境中，進入日殖當局精心設計的認同支配體系。從這種文明連結（或文明替換）的角度來看，不難理解2013年台灣一群女學生會身著和服，慶祝「新竹車站百年紀念」的場景緣由。此後兩年，新竹車站與東京車站締結為姐妹站，又強化了這種「文明淵源」的社會印象。

然而在「日台共學期」(1919-1937)仍有一批鄉土文學作品站在「日台共同體」的對立面，這些反殖民壓迫的作品和作家，曾在1970年代被部分台灣作家所稱揚，賴和的〈一桿稱子〉至今仍被收錄於高中國文教科書，卻常被功利主義的台灣師生所輕忽。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美國近年頻頻叫嚷航行自由，但65年前則是另一套標準，當蘇聯與東歐船隻開往大陸時，美國幕後指揮國府軍艦扣留，對蘇聯的抗議置若罔聞。該事件迫使中共派戰機護航，引發事端，也間接促成共軍決心攻占一江山。

1954年，國府海軍扣留蘇聯油輪陶普斯號(Tuapse)的整起事件並不是國府主動，而是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幕後主導的陰謀，由艾森豪授意杜勒斯提供台灣情報，鼓勵國府扣留蘇聯貨輪，讓台灣成為美國鬥爭蘇聯的傀儡。

60多年後，許多關於陶普斯號事件的文件解密，已有多項證據顯示，國府海軍在公海攔截蘇聯船隻，完全是美國白宮一手導演的陰謀，台灣成了美蘇明爭暗鬥的棋子。

美國藉國府制裁共產國家

1949年6月26日，國府在國共內戰期間宣布大陸沿海閉港措施，海軍艦艇在台海與大陸東南沿海扣留開往大陸的船隻，韓戰期間因台海中立化，國府暫停任務，1953年國府又向美國表達擬實施扣留開往大陸船隻的政策。

根據美國中情局解密的1954年6月25日文件，國府宣布閉港後，最初抓獲大陸籍船隻約30萬噸，將這些船扣留在台灣。1950年5月，國府自舟山、海南島撤退，閉港任務退縮到大陳島、金門海域間，最南到汕頭海域。

1953年1月28日，國府向台北的美國海軍武官提出恢復在浙江、福建沿海攔截船隻的計畫，艾森豪在2月宣布台海解除中立化，國府海上攔截行動持續增加，英國商船受害多，當年8月英軍在台灣海峽增派皇家海軍艦艇護航英國船隻。

1953年10月4日，國府扣留波蘭8,300噸油輪普拉卡號(Praca)，這是國府首次在台灣以東海域執行攔截任務。這次任務由美國策動，也是美國協助台灣扣留共產國家船隻的開端，由於國府早在1949年就開始閉港任務，重新恢復攔截活動，外人不清楚台灣扣留這些船隻已發生微妙變化。其一是任務不限於狹窄的台灣海峽，其二是美國提供這些船隻方位的具體情報，國府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在茫茫大海中抓捕到這些船隻，從而打擊大陸與共產圈國家。

在普拉卡後，11月7日、11月10日、12月13日、12月14日，1954年2月14日、3月29日、4月5日、5月13日等發生多起英國與波蘭船隻遭到國府攔截，其中5月13日波蘭5,028噸的輪船，是第二起在台灣以東400海浬處被攔截扣留的。一個月後，就發生了陶普斯事件。

白宮指使國府攔截蘇輪

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鬥蘇聯，許多陰謀都來自白宮，國務院系統不知情，美國政府經常發生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幹什麼的事情，陶普斯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退休外交官沈錡曾任蔣中正的英文翻譯，根據沈錡的日記，1954年2月12日上午，總統府開會，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提出今後海上截船及沿海突擊的工作，由中情局所轄西方公司，轉請美軍顧問團處理，這項方案通過後，中情局代表杜根退席。

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艾森豪在6月16日打電話給杜勒斯，告知他看到了杜勒斯針對蘇聯油輪航向大陸的備忘錄。杜勒斯說，美國不派機艦圍捕海上交通，而是鼓勵國府去做，因為理論上他們還處於內戰狀態。我們高空的飛機看到這些船，告訴蔣中正這些船的位置，讓他攔截這些船，蔣中正沒有足夠能力偵察與有效的封鎖。艾森豪在聽完杜勒斯的說明後，同意提供台灣美方所掌握的情報。

這項情報由中情局轉達，不是美國大使館，沈錡日記記載，6月19日上午，蔣中正接見西方公司負責人強斯敦，蘇聯油輪三艘最近運油經過香港，似有駛往廈門及上海的模樣，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攔截。沈錡的記錄，與艾、杜兩人的通話記錄，可以佐證台灣扮演的傀儡角色。

國安會現任秘書長李大維的岳父池孟彬，正是執行扣留蘇聯油輪的兩位海軍艦長之一。根據池孟彬的口述歷史，6月22日，他擔任艦長的太康艦與丹陽艦自左營出港，他們所接到的任務區域是北緯19度31分，東經120度32分，與北緯19度50分，東經120度30分之間。池孟彬回憶，顯示蘇聯船隻的動態被密切掌握，但整件事情還不僅止於此，美方全程掌握了攔截任務。

中情局解密檔案中，6月25日呈給副局長的報告提到，池孟彬執行攔截任務時，美軍觀測機就在上空監視，回報時間是6月23日7時40分（台灣時間15時40分），國府海軍人員準備登上陶普斯號，這個敘述與池孟彬後來回憶，派員登船，將陶普斯號開回高雄的時間相差不遠。

後續的情況發展顯示，美國政府內部步調不一，24日沈錡日記，外交部接到美國大使館勸我們不要拘扣蘇輪，大使館的態度顯然與中情局完全相反。

中共護航意外擊落民航機

蘇聯對這件事情非常不滿，但根本不理會台灣，直接找上美國抗議。7月1日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與杜勒斯會談，根據國務院中國科科長馬康衛所記錄兩人談話，杜勒斯向顧維鈞開玩笑說，你們這麼搞，可能會讓你們捲入戰爭。9日，杜勒斯去電美國駐華大使館，請大使館交涉釋放人船，國務院認為國府行為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要藍欽緊急向外長葉公超轉達。葉公超說，他自始就反對這件事情，可是蔣中正聽其他顧問的話。

果不其然，杜勒斯的玩笑話不幸言中，只不過，不是發生在兩岸之間，而是美國與中共的軍事衝突。幾個星期後，共軍戰機在海南島外海將香港國泰航空班機意外擊落，緊接著美軍航母來到失事海域，又與共軍交火，美軍擊落兩架共軍戰機。

中情局解密檔案有一份7月13日白宮國安會的簡報，說明從6月24日開始，船隻保險費從1%提高到5%，3艘大型蘇聯油輪困在新加坡長達兩星期，另外航行中的3艘改變了航海計畫，這6艘船加上陶普斯號，大約是蘇聯遠洋油輪總噸位的三分之一。

台灣扣留陶普斯號，造成蘇聯與共產國家很大的壓力，中共也必然有所因應，當時中情局掌握情報，7月10日後，貨輪大都停往廣州黃埔，蘇聯列寧格勒號油輪在米格15的嚴密護航下駛入珠江，中共也調派戰機到海南島護航。7月23日，海南島外海首次出現共軍飛機，共軍誤認國泰民航機是國府的轟炸機，將民航機擊落，緊張情勢頓時升高。

北京很快就發現犯了錯誤，趕忙向英國道歉賠償，但美國還是利用這起事件，派遣航母到海南島尋釁。國務院檔案顯示，7月25日杜勒斯打電話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雷德福說，他命令航母要自我防衛，但不要積極追擊共軍，避免闖入中國領空。杜勒斯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就算追擊到中國大陸領空或水域，也應該允許。比起杜勒斯的好戰，艾森豪態度比較保留，艾森豪說，他不希望美方衝太過，質疑美國戰機是否應該為了求戰，闖入中國大陸領空。最終艾森豪仍然被杜勒斯說服，同意美軍採取必要手段保護自己。

艾森豪同意美軍追擊共軍，美軍兩艘航母26日抵達現場，美軍飛機低飛對鄰近海域航行中的波蘭貨輪拍照騷擾，一旁護航的砲艇向大陸呼救，共軍緊急出動兩架戰機，但一架馬上被美軍擊落，另一架於追擊中，在海南島近岸水域被擊落。

美研判中共將打國府外島

美軍與共軍劍拔弩張，白宮國安會7月29日簡報提到，中共後續可能會攻擊國府控制的外島，華東地區共軍的力量足以隨時攻占大陳島與馬祖。

1955年1月，大陳島前沿的一江山遭共軍登陸占領，國府隨後也被迫從大陳島撤退，這也使得台灣封鎖大陸港口的範圍縮小到台灣海峽當面。

美國幕後鼓動台灣扣留蘇聯油輪，製造國際糾紛，直到8月19日，國務院官員才真正弄清楚，後面是由美國指使，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羅勃森當天給杜勒斯的備忘錄，提到美國情報支持國府扣留蘇聯船隻的任務。羅伯森說，在陶普斯號獲釋前，美國應暫時停止提供有關共產國家船隻航向與位置的情報給國府。

艾森豪與杜勒斯兩人商量出來的計謀，國務院系統並不清楚，等到雙方發生空戰，造成無辜客機傷亡，事情鬧僵，才搞清楚是怎麼回事。蔣中正決定扣留蘇聯油輪，承受很大的國際壓力。這些蘇聯船員後來被釋放，部分在台灣與美國的策動下叛逃美國，大都改名換姓混入美國社會。美國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利用蔣中正，蔣中正不論外界怎麼說，都沒有抱怨美國內部政策不一，也沒有拖美國下水，只不過國府後來被迫放棄大陳島，實是得不償失。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在高達22兆美元的公共債務壓力下，美國財政赤字已到了難以支撐的地步；而國際社會展望美國財政不支，開始提心吊膽，全球金融巨變的風險恐將再次上演。

22兆美元暴衝破頂限

據美國財政部2019年2月12日的數據，截至同年2月11日，美國既有公共債務總額已達到創紀錄的22.01兆美元（下同）。而3月11日川普政府發布2019年10月開始的2020財年公共預算報告，新財年預算總額高達4.7兆，並再度提高財政赤字額度比重；主要變項是要求提升軍費開支、削減國內福利項目等非國防的可支配撥款，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墨邊境牆建設費為2019年預算數的6倍。

新財年預算顯示，未來4年美國政府年度財政赤字都將維持在1兆美元以上：聯邦財政赤字在2019年和2020年為1.1兆，2021和2022年分別小幅收窄至1.07兆和1.05兆；也根據新財年預算書預估，聯邦赤字必須到2029年，也就是川普第二任期後，才可能逐年收窄，聯邦預算會在2034年重歸盈虧平衡。然則，以美國經濟態勢及前景言，這一空頭支票預估，不啻只是神話一則。

值得一提的是，川普主政後為維持美國「絕對領先的軍事優勢」，不惜大幅提升年度軍費開支7千億以上，更已成為美債持續惡劣化重要因素。

對比之下，美國2018年同期的GDP剛剛突破20兆，而國債規模已衝高到GDP的111%以上，依當前國債殖利率計算，美國應支付年度債息高達7千億，亦即每天應支付債息超過19.17億。

面對如此巨大規模的債務水準，美國公債部門顯然已經開始發慌；國際金融市場普遍擔憂美國政府的償債能力。屋漏偏逢連夜雨地，截至2018年底，美國國內私人部門債務亦突破創紀錄的13.5兆。

公共債務市場前景不好

為此，2018年下半美國財政部已明確表示，新財政年度必須加額發行公共債務，研判在未來18個月內，美國債券供應量必將倍增；亟需大量海外資金流入挹注，否則，總體經濟面的危殆狀況將更劣化。

但由於自2018年3月以來，川普濫肆發動美中貿易戰及對盟友關稅壁壘戰，肇致美國增發債券的出路困難：一方面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中央銀行政策，紛紛採取「終結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尤其是美聯儲Fed已逐步「收水」，歐盟中央銀行ECB、日本BOJ亦都部署結束QE，勢將減少市場購入美債的需求；而擁有大量外匯存底的傳統美債購買大國，主要包括中國、日本、歐盟，都因「對未來貿易戰前景不明」的理由，對於購入美債的意願與能量大為減縮。

在這種狀況下，國際金融市場不免擔心，自金融海嘯以來的「全球債券義和團」(bond vigilante)，很可能又再慢慢甦醒過來。「債券義和團」是指當某種類型債券的投資人認為，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或風險提高時，就會以拋售債券的方式作為抗議手段，導致債券價格下跌，使債券利息（殖利率）上揚。

倘若美國財政部加額發行的2019新財政年度公共債務，市場拍賣反應差，一旦顯現出海外購買者需求減弱，將會立即帶來壓力：即美債價格偏向下跌，債息的扯高將不可避免。

恐爆發新興市場國債危機

如此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對金融市場言，幾乎可斷言必然會抬高美國發債成本，惟有更高的殖利率，才足以持續提高投資者購買美國國債的意願。一旦美國國債殖利率上漲速度加快，將更加劇美國政府沉重的債務壓力。

跨國智庫機構認為，年度債務兆美元量級成長，會導致更加高昂美債利息成本，必將給美國經濟帶來極大壓力，使政府部門更難以為未來重要投資項目提供資金。目前美國政府平均每日支付10億美元債務利息，未來10年累計債務利息將達到約7兆美元。以如此龐大的債務利息，唯有提高美國稅收或者推高美國通貨膨脹率，才有化解的可能；但在川普減稅政策大纛下，要想用提高稅收來減少聯邦赤字，是相當不務實的。如此一來，想搶救經濟，恐怕只剩推高美國通貨膨脹一途。

印鈔票是美式終極政略

對美國而言，面對迭迭高增的財政赤字，解決財源最快的來錢辦法，就是發行越來越加高額的國家債券；但「窘困財政治國議題」一到商人總統川普手上，「進一步提高債務上限」或「再一次延遲債務上限」，當然就是必然的治國對策。

從國際經濟發展的實證經驗來看，無休止舉債填補財政赤字，終究會行不通。但為了填補惡劣化的龐大財政赤字，川普政府又不得不動用「美元數量與價格戰略」來因應與防範。

因為美國金融霸權的地位，導致今天全世界貿易收支結算大都以美元為基準，備受美元變化挾制。倘若每個國家都只能用美元結算，一旦有國家手上沒有了美元，幾乎就無法在市場上買到東西；而倘若美國想要進口其他任何國家的物資與貨品，只要「多啟動一下印鈔機」，就足夠支付任何費用，也正因為如此，肇致1990年代以來，美國國債年年增發。美國就憑鑄幣權和強大的軍事武力，一直雄踞全球獨霸地位。

收割美元附庸國家羊毛

也因為如此，最近這幾年，每當美國進入加息縮表週期，就必然引發一些新興國家經濟崩塌、貨幣崩盤、股市暴跌等。

其實，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Fed「加息縮表」，就是一大世界級金融武器，專門用以收割「所有美元附庸國家」的羊毛，所以這次鮑威爾公開宣示「美國暫停加息縮表」的信號一出，全世界資本市場當然都為之鬆了一口氣！在此前兩三年間，美國所祭出的加息週期，已經導致6個以上國家貨幣崩盤；而往前看，美國「動員美元手段收割羊毛」的戰略行動，無一不造成世界金融動盪。

一般主權國家之所以能發行貨幣，過去主要依據金本位、銀本位等貴金屬本位，現在主要依據GDP發展支撐，本質上是政府稅收、財政收入支撐。但如果一個國家的債務利息和到期債務把全年的財政收入消耗掉了，就沒有信用再發國債，必然會降低發行新債還舊債的融資能力，導致重大的金融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的命運最終也將成為國家的命運。因此，債務上限的控制能力決定一個國家貨幣的全球公信力。

政府債務透支到了極度上限，必會導致貨幣失信、大幅度貶值，引發大規模的混亂。事實上，如果美國政府的債務成長率今後幾年保持不變，不必等到2023年，各類經濟體就會提前設防，一場與美元、美債相關聯的大級別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就有可能發生。

亞洲及拉美恐受創最深

1980年代末，Fed貨幣緊縮政策，導致美國儲蓄信貸協會危機(S&L Crisis)；1986年的日本發生經濟危機；1987年甫任Fed主席的葛林斯潘首次緊縮政策引發「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隨後Fed的寬鬆貨幣政策，應運而生「葛林斯潘看跌期權」(Greenspan put)。

1993到1994年，Fed加息導致債券市場動盪及墨西哥危機。1990年代末，Fed緊縮政策觸發亞洲金融風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倒閉及俄羅斯危機。2004年-2006年間，Fed只採取溫和收緊措施，就引發美國房地產市場崩潰，終至形成一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

Fed自2015年12月啟動本輪回加息週期起，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接近零的水準，緩緩上升至目前的1.50%-1.75%；隨著美國利率逐步上升，前期美元持續疲軟給市場此次加息週期溫和無害的錯覺。但智庫分析認為，此次「加息縮表」緊縮是在市場經歷極端和長期的貨幣寬鬆時期後所採行；且隨中央銀行從每年2兆美元資產負債表擴張時遽轉為縮表，在經濟學家和投資者都無法理解的情況產生下，特別具有「相當不確定性」。

因此可以預期的是，國際股匯貨幣市場的波動性，將會以多種形式與期程發生，預測在18-24個月之後，正處動盪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所有美元附庸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勢必都會深受「美國財赤危機」的衝擊。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中國大陸從2018年起將「精準脫貧」列入「三大攻堅」的首要戰略項目，同時以2019年邁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奮鬥目標。由此顯示，未來如何提高人均所得，以及消弭家庭貧窮，已成為大陸實現「均富」的重要基礎。

大陸人均所得快速提高

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相關資料顯示，2018年其國內生產毛額(GDP)首次突破90兆人民幣，雖因實施「供給面結構性」改革，而呈現逐季下降的現象，但已經達到去年中國大陸「兩會」所訂定的預估數據6.5%。其中，除了廣東、江蘇兩省的GDP首次突破9兆人民幣，超過澳洲的GDP之外，山東、浙江、河南及四川等四省的GDP也皆已達到4兆人民幣以上，超過了台灣的GDP。

此外，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穩定成長，人均所得快速提高，2018年人均所得9,377美元，已達到全球中高收入國家群組的前列水準。尤其，近年部分城市人均所得大幅成長，包括：2014年深圳人均所得先行達到2萬3千美元，加上2017年蘇州、無錫、珠海、廣州、昆山與鄂爾多斯等6座城市，以及2018年北京、上海等兩座城市人均所得皆超過2萬美元，與2018年台灣整體人均所得24,889美元差距極為有限。

不能忽略家庭貧窮擴大

無庸置疑，近年中國大陸經濟頗亮麗的表現，以及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扮演了舉足輕重影響，必須將其牽引動能溯及1978年開始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亦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其經濟亮麗的表現並非僅是傳說，而是GDP已成為全球的「大國」，甚至在短期內可能超過美國，尤其是人均所得不斷提高，不久之後即將邁入全球高等所得國家群組之林。不過，中國大陸在人均所得不斷提高之際，不能忽視家庭貧窮加速擴大的事實。

其實，近年來許多研究調查報告再三指出，雖然中國大陸受僱員工每月平均收入大幅提高，但現在許多家庭在生活上卻又日益感覺更加辛苦，除了日常各項開銷明顯增加之外，其最難以容忍的是，與房產購置相關的支出不斷提高，導致受僱員工餘錢越來越少，不但造成許多家庭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且這種現象正在朝向年輕族群蔓延暈染。

住房貸款占整體放貸近半

換句話說，近年隨著房產價格不斷飆漲，大陸民眾新增房貸規模急劇成長。依據中國大陸六大銀行所公布的2018年財務報表顯示，其新增貸款達到人民幣5.13兆元，其中，民眾住房新增貸款為2.53兆元，占整體放貸金額的49.39％，並呈現逐年成長趨勢。雖然表面上，大陸家庭資產因購置房產而似乎越來越富；但實際上，這種富裕非常脆弱，尤其八成以上家庭房貸屬於中、長期型態，無形之中也限制了其未來至少20年的現金支配流量。也因為如此，從2007年至2016年，大陸「家庭債務」比重增加一倍以上，目前至少三成以上家庭已淪為「中高負債家庭」。

尤其面對近年產業結構轉型，經濟將會從過去的高度成長，轉型為中度成長之下，使得許多家庭因人均所得成長可能走緩，而被迫減少其他生活開銷。再者，這些家庭成員一旦生病、失業或發生銀行緊縮放款、增加利息等意外狀況時，勢必造成現金短絀，甚至被迫需要變賣房產以解決債務，使家庭陷入貧窮循環威脅。此一現象，無疑地將直接衝擊內需消費的成長速度，2018年大陸社會消費零售總額成長速度僅有8.5%，創下2003年以來的最低紀錄，顯示其內需消費已呈現疲弱。

推動產業轉型需有「三不」

這些現象已意味著，中國大陸未來若要以內需消費作為促進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在「精準脫貧」的攻堅戰略上，除了採取逐年調整「基本工資」標準外，還必須妥善利用此次「中美貿易爭端」的機會，將其危機昇華為推動經濟型態升級的引擎，同時加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避免讓人均所得成長陷入停滯的泥沼，進而讓家庭減輕負債比重的壓力。

因此，中國大陸面對貿易風雨飄搖，投資可能降速，內需消費卻又因三成以上家庭陷入貧窮循環威脅，而可能呈現成長走緩的情形之下，在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上，應落實以下幾點，包括：不宜將國際已經邁入成熟的產業複製作為發展方向、不宜將薪資成本較低國家的產業引進作為發展標的、不宜將完全依賴價格競爭的產業扶持作為發展選擇等「三不」發展策略，俾能讓產業結構朝向「高端化」、「獨特化」及「差異化」，使得人均所得因產業不斷創新而持續成長。此將是未來挑戰中國大陸經濟型態是否順利升級的關鍵，不容小覷。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台灣低薪、少子化及高年齡化的情形日趨嚴重，不僅影響消費、投資及經濟成長；長期而言，更是國安危機。政府若採治標不治本的作為，恐無益於問題的解決。筆者以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才是治本的上上之策。

台灣少子化日趨嚴重

台灣高齡化、少子化情形日趨嚴重；據國發會推估，2026年時65歲以上的人口數將占總人口的20%，而進入「超高齡社會」，速度之快較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2017年台灣新生兒數量低於20萬人，總生育率為1.13，是全球生育率第三低的地區。今年3月底，「世界人口綜述」網站推估，2019年的各國生育率排名中，台灣平均每位婦女僅會生下1.218個孩子，在全球敬陪末座。

此外，台灣年青人因長期低薪，人才出走有增無減；少子化儼然已成為國安危機。為鼓勵生育，政府端出不少牛肉，舉凡各種生育津貼及托育補助政策，如將2歲以下幼兒送至與當局簽約的保姆或私立托育機構，則家庭每月可獲至少6,000元台幣補助；但年青人長期低薪，年年望屋興嘆；加上配套機制不足，欲提升生育率無異空中閣樓。

面對青年低薪的問題，蔡英文除了採取提高基本工資外，最近與青年座談時，允諾對月收入低於3萬元，或一家4口年收入少於123萬元者，將考慮納入免稅族群。免稅措施看似是對青年的一項利多，但未能對症下藥，率爾推動的小確幸政策豈能解年輕人低薪魔咒？恐怕是緣木求魚。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台灣青年深陷低薪的原因不一而足，重要者包括：

（一）台灣高等教育過度擴張，幾乎人人可讀大學，學歷通膨特別嚴重；加上學用落差大，素質及競爭力大幅下滑，以致於低薪難獲改善。

（二）台灣企業經營環境丕變，在產業結構調整下，許多傳產及科技產業面臨生存危機與挑戰；一旦連降低成本都難以因應時，只得走向裁員減薪一途。

（三）伴隨生產科技的進步，製造業早已走向自動化生產；再加上年輕人不願意做「黑手」，產業只好引進外勞替代。

（四）台灣服務業占GDP比重及總就業人口比重逾6成；但服務業國際參與度低，且同質性高，只能殺價競爭，以致從業人員平均年薪不及新台幣50萬元；服務業雖為台灣經濟活動的主體，竟也成為低薪根源之一。

（五）雇主為減少勞動成本，包括為員工提繳的勞工保險、退休金等，往往採低薪加獎金方式，徒使經常性薪資陷入停滯不前的窘境。

調高基本工資成效不大

蔡英文很得意地宣稱，在其任內已將每月基本工資調高至23,100元，成為22K終結者。然而，在基本工資調高後，雇主的薪資成本及勞健保估計一年要增加200多億元，企業可能會減少僱用或緊縮員工加薪及福利因應。

筆者透過勞動部的薪資平台查詢得知，目前每月薪資不超過3萬元者仍逾300萬人；再者，薪資成長率一直低於基本工資成長率；實質薪資更是倒退17年。如表1所列，由2007至2012年，基本工資成長率為8.68%，但同期間的薪資成長率僅2.41%；換言之，政府視調高基本工資為解決低薪問題的途徑，是一廂情願的錯誤；不但薪資水準並有明顯改善，這些低薪勞工更反而成為調升基本工資的最大受害者。

人才出走已成國安危機

由於台灣長期低薪，加上高學歷者往往高失業率，許多年輕人因而選擇赴海外工作，尋求更優渥的薪水與工作發展前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去年所公布的「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IMD World Talent Ranking 2018)」中，台灣排名第27，其中在「投資與發展人才」、「人才準備度」及「吸引與留住人才」項目均呈現退步。另根據主計處於去(2018)年底所發布的最新「國人赴海外工作」調查報告可發現，2017年赴海外工作者共計73萬6千人，較2016年增加8千人或1.1%，占全部就業人口1,120萬的6.5%以上。

若進一步觀察可得知，未滿30歲的年輕人有14萬7千人，占20%；30至49歲的青壯族群則有35萬8千人，占48.6%，有增無減、且大專以上學歷共有54萬6千人，占74.2%；尤有進者，台灣專業人才中，如會計師、建築師、律師，甚至醫師、大學教授、機師等皆有出走潮，無異讓台灣成為高階人才的淨出國。

不僅人才前往海外就業者眾，近幾年高中生出國念大學的人數亦是絡繹不絕。持平而論，優秀高中生相繼出走，選擇歐美或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校就讀大學，除與國際高等教育競爭激烈，台灣大學發展遲滯有關外，而台灣青年低薪更是難辭其咎。大規模青壯人才出走，若謂國安危機亦不為過。

產業升級轉型刻不容緩

低薪導致許多年青人對薪資失望、買房無望、生孩奢望、對國家前景不存希望，只得用腳投票，選擇出走。俗云「七年之病，不能求三年之艾」。吾人以為，非結構性改革，或僅是飲鴆止渴的小確幸，如調高基本薪資、政府帶頭加薪鼓勵企業跟進、通過《就業服務法》修正案，薪資在4萬以下必須公開揭露等舉措，均是治標不治本。

當前最迫切的，除了改善學用落差，提升基本工作技能外；最迫切的作法應該是積極協助產業轉型為高附加價值企業、提升經濟成長，才是解決青年低薪及少子化問題的釜底抽薪之道。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