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唐獎「永續發展獎」得主薩克斯(Jeffrey D. Sachs)教授，不僅是國際知名的經濟學者，也是英國《柳葉刀》雜誌「新冠病毒委員會」的主席。他最近指出，新冠病毒可能出自美國生物實驗室。美國主流媒體不報導他點出的問題，反而讓我們知道：薩克斯所言正中靶心。

6月18日，中研院劉兆漢院士宣布第五屆唐獎「永續發展獎」得主為國際知名經濟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永續發展中心主任、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主席薩克斯教授。唐獎基金會表示，薩克斯不僅在債務危機、惡性通膨、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減少貧窮領域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他更結合了全球經濟、健康、公平正義、永續性等不同面向，提出開創性的跨領域方法，成為可被學術研究及評量實踐的整合性領域。薩克斯獲獎後表示，希望今年9月有機會訪問台灣。

新冠病毒源自美國實驗室

擔任英國百年著名科學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新冠病毒委員會」主席的薩克斯，經過兩年的研究，於今年5月19日，與哥倫比亞大學分子藥理學哈里森(Neil Harrison)教授，在美國國家科學院(NIH)院刊聯合發表文章，指出導致新冠病毒的冠狀病毒SARS-CoV-2起源於實驗室：病毒刺突蛋白關鍵部分的八個氨基酸序列，與在人類呼吸道細胞中發現的氨基酸序列相同；而病毒的源頭可能是一項美國與中國合作的研究項目，合作的夥伴包括NIH、北卡羅來納大學(UNC)的生物實驗室和武漢病毒研究所(WIV)。

他們二人在文章中呼籲，「美國政府相關部門應就病毒的實驗室起源論，發起獨立且徹底的調查」。他們相信美國機構和大學擁有未經充分審查的證據，包括病毒數據庫、生物樣本、病毒序列、電子郵件通訊和實驗室筆記本。

薩克斯隨後應西班牙前總理薩帕特羅之邀，6月15日在馬德里GATE中心的一場會議上發表演講。他說「我比較確信病毒源自美國實驗室的生物技術，而不是大自然」、「經過兩年的密集工作，在我看來，這是生物技術的一次失誤，而不是從自然界溢出的一次意外」。他繼續表示，「我絕對要講清楚的是，我們還並不確定，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它（實驗室起源論）應該被調查，而它沒有被調查，沒有在美國調查，沒有在任何地方調查。我認為，出於某些具體原因，他們不想太深入地去看埋在地毯下邊的一些事情。」

針對這樣重量級人物在著名醫學科學雜誌上的意見，以及薩克斯在馬德里的演講，西方主流媒體幾乎未報導，或稱薩克斯是在「誤導」民眾。這正是西方媒體的一貫伎倆，而且每家媒體發布同樣的故事，眾口鑠金，讓人百口莫辯。

美生物技術能製造病毒

WHO曾兩次率團調查武漢疫情的溯源，譚德塞卻不敢要求調查美國德克里特堡生物實驗室。而事實上，美國當局應該展開徹底獨立調查。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仍然未知，但關注點集中在「功能增強」這一爭議問題上。這種方法涉及改變病毒的質量，以評估其引起廣泛疾病的潛力。美國與合作夥伴在武漢資助了蝙蝠冠狀病毒研究，2019年底首次在武漢發現了新冠病毒。

兩位學者將注意力集中在SARS-CoV-2病毒的一個特定遺傳特徵上，該特徵「增強了病毒進入和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他們質疑該特徵不是自然進化的，而是通過實驗室操作被植入的病毒。將這「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特徵插入病毒中進行實驗，使用美國科學家開發的生物技術。

隨後二人討論了2018年DEFUSE Project項目，合作夥伴包括美國生態健康聯盟、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生物實驗室。DEFUSE Project係由NIH監督，但仍然隱藏著部份研究議程。二人建議應該調查NIH、國防部和其他美國機構資助了哪些項目，可能導致SARS-CoV-2出現？有鑑於薩克斯的顯赫地位，這些評論讓真相漸漸浮現，美國政府顯然脫不了干係。

美研發生物戰目的何在？

施放生物劑可能是阻止中國快速成長的最佳策略，而新冠病毒應該是在中國施放的第二個病毒，第一個是2003年的SARS病毒，導致350人死亡，6,000人染病。那是一次小規模的測試病毒，只局部影響了中國人，未造成全球大流行。再回過頭來看2012年的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全球1,342人感染、513人死亡，亦可能是美國為穆斯林設計的生物戰劑。

美國如果在烏克蘭製造生物戰劑，輸往他國，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烏克蘭亞述鋼鐵場地下的生物實驗室已被俄國占領，俄國如展開調查，或許會有進一步的發現。

薩克斯曾經說過「不要讓新疆、台灣與香港問題妨礙美中關係正常化」、「新疆種族滅絕是無稽之談」、「台灣無權脫離中國、加入聯合國國際組織及參加民主峰會」等話，每次皆受到高度重視。他最近稱「相當確定新冠病毒出自美國生物實驗室」，更證明他是一個服膺真理、不隨波逐流的學者，也無愧於作為《柳葉刀》「新冠病毒委員會」的主席。他獲得2022年唐獎乃實至名歸。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引發全美國婦運人士走上街頭，抗議大法官剝奪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也擔心禁止墮胎的法律會愈趨嚴苛，訴訟案件會大增，許多歷史性的憾事會重演。

女人冒生命危險非法墮胎

回顧人類歷史，墮胎曾經發生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父權社會。是的，沒有女人樂意墮胎，然而在有婦科手術以前，或墮胎被禁止的地方，許多女人不得已採用各式方法終結懷孕，包括搬動重物、故意跌倒、用尖銳物品刺傷自己、暗中尋找密醫或遠涉國外動手術。

一旦女人懷孕不被社會或家人接受、沒有能力生養或被強暴懷孕，為了逃避更大、更長久的痛苦或制裁，只得冒死出此下策。即便到了21世紀，醫療科技發達，世界衛生組織仍然發現，每年有兩萬多名婦女因不安全或非法墮胎死亡，越是經濟拮据的女性越難獲得安全的人工流產。

只有女人才會懷孕，也才會有墮胎的需求，然而在歷史文獻中，討論墮胎的哲學、宗教意義及制定規範和罰則的，絕大多數都是男性，甚至最具權威的竟是沒有性經驗、更從未懷孕和生育的教宗們。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摘除受精卵視同殺人，台灣刑法至今仍有墮胎罪，只是《優生保健法》（下稱優保法）將之有條件地合法化了。

剝奪女人為自己身體發言的權利，是父權文化最不合理、最不正義的部分。有史以來，男人運用肢體、語言、司法暴力占用女人的生產力、生殖力和性功能，並且以思想、情感的內在殖民，來箝制女人的反抗。難怪19世紀美國婦運領導人史坦登(Elizabeth C. Stanton)說，「如果不能保有身體自主權，投票權和財產權於我又有何意義？」

歐美支持者及反對者拉鋸

20世紀初，歐美婦女運動爭取避孕權遭遇到不小阻力。1960年代後，墮胎合法化成為焦點，由於挑戰國家和教會對女人身體的控制，在立法和執行的過程中皆遭致強力反彈，形成拉鋸。在多政黨體系的聯合政府中，如德、比、荷、義等國，曾數度造成政府垮台，但同時也產生動員婦女和激化婦運的作用，促使女性選民在投票行為上產生「性別差距」(gender gap)。

1980年代以後，聯合國保障女性人權，要求各國政府提供安全、合法的墮胎，大部分國家也逐步放寬管制，唯獨愛爾蘭以修憲禁止墮胎。1992年一名愛爾蘭14歲女孩被強暴受孕，想要墮胎，卻被法官禁止離境，防止她到英國去墮胎，時間長達9個月。2012年，一名31歲已婚女性流產，但因胎兒有心跳，法官禁止醫生協助流產，最後因敗血症死於醫院。這些慘痛的案例促成愛爾蘭2018年再修憲成功，懷孕12周內可以墮胎，且獲得健保補助。

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羅訴韋德案」裁定，孕婦選擇墮胎的自由應受到憲法隱私權的保護，許多人視之為墮胎合法化的分水嶺。然而，「捍衛生命」(Pro-life)反墮胎的行動卻自此愈演愈烈，不僅聯邦最高法院同意地方政府有權禁止將公共經費、設備、人力用於墮胎(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1989)，贊成和反對的立場也趨於兩極化和政治化，變成區隔民主、共和兩黨的基本主張。

宗教團體在地方成立「懷孕中心」，爭取政府補助並刊登廣告，搜集想墮胎女性的個資、給予她們出養嬰兒資訊等。共和黨執政的州政府更採用各種手段阻礙墮胎，如訂立人工流產的孕期限制、墮胎不納入公共和私人醫療保險、規定強制諮商和等待期，甚至以獎金鼓勵檢舉興訟。

憾事恐再度在美國發生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美國女人有無墮胎自主權，只能由所居住的州法決定，婦運人士擔心各州禁止墮胎的法律會愈趨嚴苛，愛爾蘭的憾事會在美國重演。未料不到三天，俄亥俄州一名遭性侵的10歲女孩因無法在家鄉墮胎，被迫長途跋涉到印第安納州施行手術，印州不是比較寬容，只是修法行動稍慢而已。不過，紐約州已於7月2日將墮胎權及避孕權寫入州憲法中，得到該州婦運人士的歡迎。

此前不久，巴西亦有一名10歲女孩，受到法官、檢察官阻撓墮胎，並被送進收容所監管，總統也出面力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人工流產，最後有超過30萬名女性連署請願，群眾也走上街頭抗議，聯邦檢察官才於6月23日批准她的流產手術。

台優保法保障婦女墮胎權

台灣1984年通過優保法以前，非法墮胎存在已久，且發生率極高，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有墮胎經驗。1980年代政府的人口政策從鼓勵生育轉變為節育，婦運借力使力，得以通過優保法，並且將「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納入人工流產的六項事由之一，給予女性較大的選擇權。但此項事由卻始終遭到一些宗教團體質疑，健保也不給付。

在現實層面，貧窮女性不想要的懷孕數和墮胎人數都是高收入者的五倍，近七成的墮胎者屬經濟弱勢。至今仍常有少女獨自在廁所生產，或產後立即丟棄，甚至殺嬰的新聞。再者，優生保健醫生需由衛福部指定，人數有限，且集中在都市。種種非法律因素仍置弱勢女性於不利的位置。

2000年以後，衛福部數度提出修法限縮人工流產，意圖增加強制諮詢及三天思考期，遭婦女團體激烈反對，三位行政院婦權會委員以請辭表達抗議。同時，有宗教團體堅稱，開放墮胎是「保障婦女的情慾氾濫權」，主張修法，只是目前在聲勢上仍居於劣勢。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

《罪孽的報應》是作者荷蘭人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經過長時間的遊歷、觀察和訪談，以及對電影、教科書、紀念碑、大眾文學作品、知識分子的爭論等相關話題之感想和思考合成的「政治遊記」。書中那些看似獨自成章又有著多重議題的聯繫，貫穿著對戰爭記憶、國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問題的思考。

二次大戰結束至今，討論戰爭的問題一直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思想界、政治及歷史研究領域的重點關注物件。通過閱讀本書，再結合對《東京審判》、《紐倫堡審判》兩部電影的觀感，讓筆者加深了對戰後各國態度和行為的理解和思考：只有對歷史錯誤進行審視，才能避免明天的我們被歷史的尺規審判。

德、日對歷史有不同態度

當觸及有關民族、戰爭的內容時，似乎總無法迴避一些情緒的出現，布魯瑪便是從與情緒相關的四個方面：政體的改變和國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義的影響；確認受害者和加害者；天皇制與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極權的不同，來分析和比較德國和日本在面對侵略行徑及戰後反省兩方面，不同的態度和這種態度的形成原因。事實上，在布魯瑪看來，對待歷史的態度往往與民族性、文化差異並沒有特別強的相關性，更多的在於政府及社會採取的政治導向和意識形態。

正如布魯瑪所言：「沒有危險的民族，只有危險的情景。」實際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謂的歷史規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響一個國家在面對自身歷史遺留問題時所採取的態度。

本書多次提及一個關鍵字：認同，對歷史真相、價值判斷的認同，基於歷史認同的過程中，對本民族身分的認同和反省，以及基於民族認同後對國家、政府未來引領方向的認同，無論是對於現當代國際政治與歷史問題的認識，還是個體對歷史的反思，都有著很好的啟發。

日本去真相敘事掩飾過往

日本作為東亞地緣政治的一環，在二戰中所扮演的區域性與世界性角色，常在各種歷史問題的討論中出現，而日本本土對此的態度，卻表現得猶如「萬花筒」般複雜支離，但究其主流而言，則為政府主導的「去真相敘事」，從而掩飾過往。對於日本為何要百般掩蓋歷史事實，布魯瑪用了五個原因進行總結：政治上的不成熟；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核心為天皇；「受害者」心態－忽視了其侵略者的記憶；日本的天皇制度－曖昧不明的政治體制：日本的左翼因自身的教條主義顏面掃地，不慎瓦解。

但歷史真相是這五個條件遠遠說不清的，奉行沙文主義的右翼勢力，及上至「神轎」，下至「官吏」的幕僚（包括官僚、政客、海陸軍將領），他們也有自己的無奈和隱衷，常常被最底層的「浪人」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這些都將歸咎於一種「集體不負責」的窠臼中。

就以此例說明：二戰期間，日本廣招華工開鑿礦坑，在白雪皚皚的戶外，很多勞工都只能身著薄布粗棉，甚至衣不遮體，每天只能喝一些蘋果皮和著糙米煮成的白粥來充饑。當他們無法忍受高強度的作業及非人的謾罵虐待時，曾想逃離到礦坑附近的一座山上，但日本民眾卻舉報或直接幫忙去追殺這些勞工。他們未曾想過自己也是苦難的一分子，不經意間成為高壓統治的幫兇，成了背後「老大哥」的傀儡。那麼，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百姓的無知？還是對神道教的信奉不一？

日本強調施害者的心態

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保守勢力對二戰所進行的「歷史化」處理。在他們的書寫與敘事中，戰爭是一場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鬥爭，日本軍人並不比其他國家的軍人更壞，就榮譽心和犧牲精神而言，他們甚至更加優秀。這樣的敘述，往往賦予了他們某種受害者的身分，而這種所謂的歷史態度會讓「冷眼看待」變成「冷眼旁觀」，讓旁觀者因「理解」加害者，而對他們產生認同感，更就此產生一個囿於法則的悖論：這一進程的目的雖是試圖形成更為客觀的歷史觀，但實際上卻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觀看法。正常的歷史意味著多樣化的解釋。且這種歷史化也牽涉到身分認同，就像在日本一直強調的加害者心理的基礎上，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在某種加害者的言說中，也變得正常化了。

這種歷史化的敘事，仿若戈培爾效應，帶來的魔怔和日本侵略者的「聖戰」崇拜。「他們相信，但凡與天皇為敵的人都不是好東西，因此，他們越是殘忍地對待戰俘，就越能顯示出自己對天皇的忠心。」在這樣的心態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諸如《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把中國民眾像對待豬一般殺害的毫無人性的行為了。只有當社會在面對過去時，變得充分公開和自由，既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從施害者的角度，而是從批評者的角度去看，陰影才會淡去。

德選擇認罪，日選擇推卸

相較於日本的推卸和健忘，德國的「華沙一跪」選擇認罪，並以實際行動來求得原諒。西德的歷史教材中如實記錄了二戰中德國的行為，並且鼓勵學生反思歷史；德國的電視台也經常播出辯論節目，甚至可以對紐倫堡審判提出不同觀點；更勇敢的是，德國政府在1979年主動廢除了追訴「反人類罪」的時效限制，用以自我鞭策。這是政治制度、文化方針的轉變給德國人帶來的反思，讓德國人在這種理性和自由的政治辯論中逐漸成熟。

在我們看到日本的行徑時，也不應該對日本人一概否認，因為正是前文所述的那樣，一個萬花筒般的社會中，任何言說的出現都成為一種可能，其中自然也不免會出現一些沒有盲從權威的群體。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便是典型的代表。

日本也有家永這種學者

從1890年頒布《教育敕語》以來，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國的宣傳喉舌。德育課被抬到了極高的高度。諸如自我犧牲、軍事紀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這種方式灌輸的。這種主流的敘事，自是在二戰後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中被摧毀，但其所產生的社會心態，卻仍攜帶其本身的慣性而產生持續的影響，民主化改革的不充分對此又引發別樣的推助。

而正是如此複雜的現實，才顯得家永個體獨立的可貴。家永從不掩飾他的政治傾向，在1962年版的歷史教材裡，他用一張殘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為插圖，圖中人物的一條斷臂綁在皮革護具裡，脖子還掛著個錢盒。文字說明是這樣的：「這一悲劇性的景象，雄辯地向我們揭示了《憲法》序言裡用詞的深刻含義。原文如下：「···（我們）決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為招致的戰禍的覆轍。」

家永的左翼反戰思想和親華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試圖從教科書裡抹去的。因此，在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時，家永被勒令刪除有關南京大屠殺、日軍姦淫婦女和日軍在偽滿的醫學實驗等篇幅，但家永三郎卻憤而起訴政府違憲，官司足足打了35年，經歷了不斷的上訴和被駁回，最終遺憾離世。

東、西德曾有不同作法

在對歷史的反思、解讀，教育下一代的必要性上，這本書所揭示的東德、西德對於對待歷史的態度、歷史的宣教功能，在國家和制度層面有著很大的不同。在東德，其目的是為了謀求對政權合法性的認同，謀求人們對國家和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崇拜，並不將尊重人權作為首要的宣傳任務，反而通過繼承和沿襲前極權政權的某些高度符號化的口號、神秘儀式感來達到壓制人性，繼續使用納粹時代的卡里斯馬權威，作為合法性以穩健其統治基礎，強調統一服從，不問是非，只考驗對政權的忠誠度，以鞏固極權政權的體制為目的。

而西德，謀求的是對普世人權的尊重的宣教理念，讓人們從紀念堂、博物館、警示牌中體會出尊重人權，釋放人性的重要意義。這是恒定的教育目的，但政權如何演變是次要的甚至可能成為阻力，所以要警惕，鍛煉人們勇於獨立思考，不要被政權的輿論宣傳所左右。正因為兩德所採取的政治導向和行為目的不同，才導致了兩德截然不同的結果，也使得「六八一代」在現存的政治生態中明白了異見的價值。

結語

當戰爭成為記憶，記憶也就成了戰爭。它時刻提醒著我們：歷史的沉重與和平的可貴。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我們避免不了看到歷史現象的重演，也無法在詳盡每種歷史結果後而逐一防範。我們能做的是，在構建國家民族精神的同時，肇建自身的韌性，在民族自覺裡尋找自我認同。最後以前德國聯邦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的話作為結尾：「任何對過去視而不見的人，對現在也一樣盲目。不論是誰，只要他拒絕銘記過去的慘無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風險。」

（作者係閩南師大歷史地理系學生）

今年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5周年！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在民族危亡之際，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國同胞共同禦敵，經過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

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程度最為深重，造成的破壞最為劇烈。早在1874年，日本軍國主義即利用「牡丹社事件」侵略、覬覦台灣，隨後，通過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吞併台灣和澎湖列島，再又通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日俄戰爭，攫取了在中國東北南部和京津一帶等地區駐軍的侵略權益，為擴大侵華戰爭構築了前沿陣地。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全境；1932年3月公然成立偽「滿洲國」，並逼迫國民政府予以承認；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至此，日本軍國主義吞併全中國的野心畢現，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

七七事變後全民奮起抗日

1937年7月7日，當日本軍國主義蓄意製造盧溝橋事變、叫囂三個月內甚至一個月內消滅中國時，中國人民民族自覺全面甦醒，奮起反擊。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含國共兩黨)軍隊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共進行了大規模和較大規模的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餘次，大小戰鬥近20萬次，330多萬中國軍人血薦軒轅，總計殲滅日軍150餘萬人、偽軍118萬人。

在正面戰場上，七七事變爆發後，佟麟閣、趙登禹將軍指揮29軍奮起抗擊，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在「平津保衛戰」中浴血奮戰。「淞滬會戰」國民黨精銳盡出，各地方派系的軍隊捐棄前嫌，馳援抗日前線。國軍主力在正面戰場節節抗擊，歷經「忻口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棗宜戰役」、「贛北戰役」、「長沙保衛戰」、「緬北滇西戰役」，繼在台兒莊戰役重挫日軍後，又先後取得萬家嶺大捷、長沙保衛戰、上高戰役、仁安羌戰役等重大勝利，抵擋住了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的進攻。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自願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積極開闢敵後戰場，「平型關大捷」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百團大戰」打破了日軍的囚籠封鎖，廣泛開展游擊戰，牽制了大量的日軍，有力地支援正面戰場，極大地鼓舞了全體人民的抗日信心。國共兩黨緊密合作，歷經八年的浴血拼殺，共同鑄就了抗戰勝利。

台灣人民在全島英勇抗日

1894年日本政府挑起甲午戰爭，逼迫戰敗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據台灣及澎湖列島。面對日本殖民者的侵略，台灣人民誓言「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在全島同日軍展開了殊死抗爭。即使在日本殖民者宣稱「台灣平定」之後，北埔事件、苗栗事件、噍吧哖事件、霧社起義等反抗依舊此起彼伏。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和平請願、罷工暴動和議會鬥爭也如火如荼地展開，打擊了日本殖民者的統治，宣告著台灣人民從未屈服。

在日本殖民者鎮壓島內武裝反抗時，一大批台灣青年渡海回到祖國的懷抱，在內地開展抗日活動。身在大陸的台胞自發結成抗日團體，如「北京台灣青年會」、「上海台灣青年會」和「韓台革命同志會」等，揭露日本殖民者在島內實行殘暴統治，聲援島內的政治抵抗運動，在文化上抵制「皇民化」，接續台灣同祖國的文化血脈。

李友邦、林正亨是民族英雄

七七事變後，台灣同胞的抗日活動更為積極，他們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口號，先後有五萬多名台胞奔赴大陸參加抗戰。1939年，在中共浙江省委和中華民國閩、浙省政府的共同幫助下，台灣愛國志士李友邦在浙江建立了「台灣抗日義勇隊」，成為台胞在大陸武裝抗日的一面旗幟。

霧峰林家後人林正亨，聽聞祖國全面抗戰爆發的消息，毅然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革命軍。林正亨歷經「昆侖關血戰」、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多次負傷仍不改其志。他說「在這神聖的戰爭中，我盡了責任…我的殘廢不算什麼，國家能獲得勝利強盛，故鄉同胞能獲得光明和自由，我個人粉身碎骨也值得！」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殖民主義者曾強征台灣人參加日軍並赴大陸作戰，不少台灣人陣前反戈，加入國軍、八路軍、新四軍，投入到反侵略戰爭的行列中，為抗戰勝利做出貢獻。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光榮史冊上，永遠銘記著台灣熱血青年、抗日志士們的不朽功勳。

戰爭殘酷警惕要珍惜和平

銘記歷史，緬懷先烈，抗日戰爭的殘酷時刻警惕著我們珍惜和平。然而，戰爭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依舊懸在人類頭上。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竟然被部分反華勢力扭曲為威脅，為此，他們企圖遏止中國的發展和崛起，而台灣問題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藉口。

最喜歡打「台灣牌」的是美國。自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的台海政策在不同政府時期會有調整，但其宗旨始終是以最小的代價，通過各種方式阻止兩岸關係朝著統一的方向發展。川普政府時期已明確將中國定為對美國力量、利益和影響的最主要挑戰，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在此方針指導下，川普政府頻頻操弄兩岸關係，妄圖以「台灣牌」對中國進行打壓、遏制，並提出「印太戰略」，對中國進行圍堵。拜登政府上台後，雖在口頭上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說一套做一套，繼續推動「一中政策」空心化。

面對美國對兩岸關係的介入，民進黨當局在美國既定的戰略框架下謀求「台獨」。而國民黨在失去執政地位後，長期陷入黨內派系爭鬥的泥潭，對兩岸關係的表述也逐漸發生動搖。2020年1月大選慘敗後，黨內居然圍繞著「九二共識」問題進行激烈交鋒，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6月訪美期間更拋出「國民黨是親美政黨」，並稱「九二共識」就像美國的一中政策，是「沒有共識的共識」，是「創造性模糊」，這種表現令人擔憂！

中華民族終將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有不肖子孫，抗戰期間充當漢奸、偽軍而為虎作倀者不在少數（偽軍被殲者100餘萬人，抗戰勝利時投降的偽軍達146萬人），但更多的中華兒女「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挺身而出，拋頭顱灑熱血，奮勇禦敵。

我們看到，今天在台灣，面對民進黨當局不斷排斥打壓異己，仍有不少民眾支持兩岸融合發展、和平統一，他們頂住壓力，奔走呼號，站在抗擊「台獨」分裂活動的最前線，猶如當年站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第一線。他們是中華民族最硬的鱗片，是中華民族的如鋼的脊樑！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面對今日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兩岸同胞應從抗戰精神中汲取力量，「勿讓浮雲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堅持底線，和衷共濟、團結向前，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和發展利益，共創民族復興美好未來。

（前者係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生、後者係該所所長）

我的父親陳明忠(1929-2019)慣常用輕鬆的語氣，講述任何慘烈的經歷，所以聽者就算覺得可怕或不忍，也往往感覺不到悲情。

曾經一起走過綠島歲月的老同學們（白色恐怖統派政治犯的互稱），對爸爸的形容是個性剛烈、嫉惡如仇的人，簡言之，就是個硬漢。

爸爸離世前總結，覺得自己已盡其所能、一生無憾，唯一虧欠的就是妻子、兩個女兒，以及兩度苦等他坐完牢回家的老母親。

因此作為女兒，基本看不到爸爸的霸總面，更多覺得是說話直白、不會講好聽話的直男。例如，再好吃的東西，爸爸的最高評價也僅是「不錯」；姐姐曾因兩眼視差不戴眼鏡而頭痛，爸爸聽了要姐姐去看醫生，因為：「說不定是得到癌症」。

大學時，某次我洗到破裂的瓷碗、割傷虎口，雖流血不多，但空蕩蕩的破口彷彿黑洞，最後因嘔吐到台大醫院縫合。彼時爸爸剛坐完牢回家不久，媽媽認為他應以行動表達關心，彌補十多年的親情缺失。爸爸於是跟到急診室，安慰的話卻是：「這樣的傷就吐了，萬一被刑求，怎麼辦？」

我曾在爸爸的追思會(2020年2月28日)上，以這段往事說明，他如何教我們要勇敢堅強，爸爸的好友們立刻腦補出他講話的神情，然後都會心地笑了！

也因此，當我整理到這封爸爸當年託人轉交的家書（後查，莊明德就是警總的代號），莫名覺得就是一封訣別信，頓感十分心酸。

未用標準信紙，就是張警備總部的寄物單，爸爸條列式臚列四點內容，僅看前三項，就像是簡單交代媽媽的便箋。

但是在第四點，爸爸說：「我非常非常思念妳們！希望妳們健康 快樂 再見」，最後簽下全名「陳明忠」，並蓋上手印。

依郵戳和註記，信寫在1976年9月27日。這日期是什麼概念？

1976年7月4日清晨6點，爸爸被警總帶到博愛路保安處，一名中將撂下話：「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

從第一天問案人員拿的現金保管條上的編號：「民國65年度特字001號」，以及立刻清查財產，爸爸心裡就有數，將被依叛亂條例二條一項求死。

接連是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不給睡覺的疲勞審問，以及其後各五天五夜、五天五夜、五天五夜的二三四階段刑求；從夾手指腳趾，通電灌汽油，到躺冰塊灌辣椒水，中間每當心跳超過200下可能暴斃，問案人員才會應醫生要求稍微緩一下。

爸爸曾經形容坐老虎凳磚頭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之後兩三星期上廁所都只能背靠地、用手划著走，因為膝關節痛得受不了；鋼絲鞭刑後，以為拿到水杯卻會掉下來，就知道脊椎被打到錯位，神經指揮和肌肉動作因此有落差。

其實，爸爸在第二階段刑求一個恍惚的小空檔做了個夢，頓悟「痛到極致最多就是死」，因此之後三、四階段刑求間的小休息，他有時還會唱首歌自娛；一次問案人員帶爸爸的朋友「觀摩」刑求實況以恐嚇其招供，狼狽不堪的爸爸見到好友，對他扮了個鬼臉打招呼，讓審訊人員覺得爸爸可能瘋了。

這樣四階段刑求近三個月，大約就到了爸爸寫信的9月27日前後。依之後媽媽兩度被叫去問話，搜查人員趁機到家摸走戶口名簿阻擋媽媽聘請律師，以及還未收到起訴書，法院調查庭就開完，一切按預料往判死刑方向進行，至於後來國際特赦組織介入和海外人士登報救援，乃至最後宣判15年刑期的峰迴路轉，都是後話。

回到爸爸寄信的那一刻，刑求結束、死刑勢不可免，身體殘破但精神超脫，對在劫難逃心裡應已有準備，因此一開始就告訴媽媽，毋需再送衣服去了。只是爸爸心裡顯然還有最柔軟的那一塊，那就是對妻子和女兒的不捨。

「我非常非常思念妳們！希望妳們健康 快樂 再見」。我想像我的直男爸爸如何寫下這簡單的告別，覺得這是我聽過/見過最深情的話。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陳明忠次女)

俄羅斯Su-57匿蹤戰機，是蘇霍伊公司(Sukhoi)繼Su-35S多功能戰機之後的最新力作。俄烏戰爭，俄羅斯已派出Su-57參戰，但並未進入烏克蘭境內。俄國稱未來將擴大量產Su-57，除供空軍使用外，也考慮外銷出口。2021年莫斯科航展曾展出全新的Su-75等比例模型機，改用機鼻下方唇形進氣口，可能是Su-57的單發動機簡化版本。Su-75原型機將於2023年首飛，預計2026年交付首架量產機。

Su-57研發背景

1980－1990年代，蘇霍伊公司在研發Su-27系列上取得了飛行動力學的重大進展，並衍生出Su-30、Su-30MK、Su-34、Su-35S等後續機型。藉由優化機身外型、增強發動機推力、改用推力向量控制(TVC)、增設小前翼控制俯仰操作等方法，讓Su-27系列的超機動性能，超過美製F-15、F-16等先進戰機，並可表演眼鏡蛇、鐮刀、榔頭、法輪等過失機動性動作，成為現代空戰中的王牌之一。後續，俄國空軍也曾進行下一代戰機標案，並由蘇霍伊公司Su-47金鵰實驗機和米格設計局1.44實驗機競標，但未有結果。

美國在1990年代初期，便開始進行下一代先進戰機(ATF)標案，並由洛克西德公司YF-22和諾斯若普公司YF-23競標。最後由YF-22勝出，並修改量產為F-22A猛禽戰機。F-22A不僅具備匿蹤外型、內置彈艙等，更配備先進的主動相陣雷達(AESA)和電戰系統，使其成為視距外作戰(BVR)的王牌。

2005年紅旗演習，F-22A和F-15、F-16機隊進行模擬交戰，曾創下300：1的驚人交換比，讓俄國空軍見識到匿蹤戰機的可怕。因此，俄國重改設計觀念，積極研發匿蹤戰機。俄國開啟PAK-FA戰機、PAK-DA轟炸機等研究方案，以確保能掌握空優權。而中國也開啟了匿蹤戰機研究方案，後續並研發出殲20型(J-20)戰轟機。

Su-57性能特色

蘇霍伊公司進行PAK-FA研究方案時，便已完成T-50實驗機。T-50看似貌像Su-27系列，但外型尺寸縮小、改為曲折進氣道和內置彈艙、沿用Su-35S的紅外線追蹤(IRST)/被動相陣雷達(PESA)/電戰系統/座艙儀錶板/多功能顯示器(MFD)等。同時，蘇霍伊公司也加速進行T-50武裝彈藥研發，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測試並量產。最後，T-50量產代號改為Su-57，並加入俄國空軍服役。

2009年初，T-50原型機首度亮相並進行試飛。此時，中國匿蹤戰機研究方案也有了結果，就是後來的殲20型。中國設計單位在審視T-50之後，曾語出驚人地說，T-50尚未服役就落伍了，並表示自家的設計更為先進。這也種下中俄兩國在匿蹤戰機研發上的心結，至今仍持續。

後續，蘇霍伊公司生產了多架T-50原型機，並進行多次試飛；某架T-50起降時曾發生機體失火燒毀的意外事故。在試飛過程中，T-50優異的空氣力學外型和雙發動機大推力，在次音速/超音速加速、失控螺旋狀態改出等測試項目中表現奇佳，單純花式飛行表演也可勝任。

相較之下，珠海航展上的中國殲20型僅能表演一般常態飛行，略居下風。不過，T-50(Su-57)主要任務為制空，機動性能的要求較高；殲20型(J-20)主要任務為制空/對地轟炸，機動性能要求反而較低。

Su-57採用內置彈艙(武器艙)、大面積三角主翼、水平尾翼、可動式傾斜垂尾等設計，其內置彈艙可攜帶空對空/巡弋/反艦飛彈，攻擊空中/地面/海面目標；翼下可攜帶副油箱或飛彈武裝，包括R-77中程空對空飛彈和Kh-31A超音速反輻射/反艦飛彈。據信，Su-57首度在俄烏戰爭使用X-59MK2巡弋飛彈。Su-57仍具備可動式的小前翼，但已和機身融合，較難看出。

Su-57近況介紹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示，Su-57配備新型中程空對空飛彈，號稱「匿蹤戰機殺手」，2022年內將完成測試。該型飛彈是由俄羅斯信號旗設計局(Vympel Design Bureau)所研發設計，首批量產飛彈將在2022年底交付俄國空軍，可大幅提高Su-57的空戰性能。該型飛彈是否為R-77，目前仍不得而知。一般而言，中程空對空飛彈的最大射程須超過100公里，並具備射後不理的性能。

據俄國《衛星通訊社》報導，俄國S-70獵人-B(S-70 Okhotnik B)無人攻擊機，日前在測試過程中，向地面目標發射Su-57配備的各型空對地飛彈，均命中目標。測試結果顯示，S-70獵人-B能發射各型空對地飛彈，全天候有效打擊小型地面的偽裝目標。

S-70獵人-B全長10公尺、翼展19公尺、全高2.8公尺，採用飛翼布局，配備1具俄製AL-31F渦噴發動機，起飛重量20噸，最大航速1,000公里(0.8馬赫)。未來S-70獵人-B將成為Su-57的忠誠僚機。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人類自從發明飛機後，現代戰爭的模樣就大幅改變，不但從原先的平面進展到三度空間的立體作戰，且因飛機有速度快、載彈量大、摧毀力強等優點成為各國相當重視的軍種。目前戰機的技術已發展到第五代，因本身具有不易被雷達偵測到的特性，亞太地區又屬地緣競爭的區域，故主要國家第五代戰機的服役，已讓亞太地區充滿軍事競爭的氣氛。

飛機劃分標準

第一代戰機水平飛行速度比螺旋槳戰機快，採用高強度鋁合金的全金屬機身，以及後掠機翼，外型與螺旋槳戰機明顯不同。

第二代戰機的飛行速度正式突破音障，並且很快發展到二倍音速，實用升限也超過15,000公尺，為了達到這樣的性能，「後燃器」開始成為戰機的必要裝備，也是為了追求高速，三角翼與可變翼開始出現，第二代戰機可說是奠定了噴射戰鬥機的基本構型，也是確立戰機進入超音速時代的重要分水嶺。

第三代戰機開始配備更為先進的雷達、機載航電系統與中程空對空飛彈，開始能攻擊目視範圍以外的敵機，且由於引擎性能強化，三代機除了追求高空高速性能，也能兼顧中低空性能。

第四代戰機由追求速度，轉為更強調「運動性」與推重比，此外電子科技與複合材料從1970年代開始突飛猛進，都讓四代機產生質的提升，四代機具有高推重比與較遠的航程，這是由於輕量化的複合材料與大推力兼顧燃料消耗較少的「渦輪扇發動機」開始廣泛運用於四代機，還捨棄了三代機為降低高速下的阻力，犧牲飛行員視野的狹小座艙罩，改為泡型或淚滴型艙罩，成為四代機外型最大的特徵。

第五代戰機則為本文探討的機種，其基本的定義包括：匿蹤科技、超音速巡航、超機動能力、超級資訊與感知優勢，但造價相對昂貴，目前全世界擁有五代戰機技術，並大量服役的有：美軍的F-22戰機、F-35戰機，中國的殲20（J-20）等。

亞太地區五代機的服役

一、日本航空自衛隊

受限於日本憲法及戰後的國際秩序，1954年日本自衛隊正式成立，其組成幾乎是由美軍一手協助，早期裝備大多向美國採購，鮮少自製。1960年代後日本經濟逐漸茁壯，其國防採取採購少部分裝備，其餘的裝備透過美國轉移技術的方式合作生產，奠定日本在國防實力的發展基礎，其中航空自衛隊的主力戰機，無論是1975年日本三菱重工與富士重工合力研製的F-1戰機，2000年後服役的F-2戰機，皆代表日本在航空製程上有著相當成熟的技術與能力。

1980年代中期，日本航空自衛隊為提升空防戰力，特地與美國波音公司合作，授權生產美軍的F-15戰機，日本將其命名為F-15J戰機，1981年服役至今超過40餘載，因數量超過200架，至今依然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攔截主力。

隨著F-15戰機基對日益老舊，日本政府加入由美國主導的第五代戰機開發案，也就是F-35戰機的研究案，參與國超過10個國家。日本訂單原為42架F-35A型戰機，2020年7月再向美方增購63架F-35A戰機、42架F-35B戰機部署在「海上自衛隊」的「出雲級」（Izumo-class）直升機護衛艦改裝的「出雲」號和「加賀」號，總金額約230億美元。

二、南韓空軍

韓戰結束後，美軍正式進駐協防，南韓軍方的裝備均由美軍直接供應。1970年代，受到美國尼克森政府主張縮減駐外兵力的「放手政策」（Hand off policy）影響，南韓為維持基本的國防力量，自主研發軍備，但美國仍然是武器裝備的主要提供者，1990年代後，南韓走向完全自製與外銷的軍備政策，期待能擺脫對美國軍備的單一依賴。

不過，南韓仍無法單獨掌握第五代戰機的技術，決定向美方採購F-35A型戰機，於2014年首批採購到40架F-35A，總價約64億美元；2021年「啟動第二階段採購案，再加買20架FX III戰機」(亦即F-35)，預估金額為33億美元，總計南韓空軍向美方採購了60架F-35戰機，希望對恫嚇北韓有所幫助。

三、新加坡空軍

新加坡為東南亞的小國，為維持基本國力，長期向美國採購裝備。2020年正式向美國採購12架F-35B戰機，總計約27.5億美元。新加坡還有60架F-16戰機，這些戰機1998年開始服役，將在2030年後除役。雖然新加坡採購數量不及他國，但以F-35的優異性能，未來F-35與四代半的F-15SG仍能為新加坡構成一道堅強的空中力量。

四、中國大陸空軍

目前中國空軍總計有5,200餘架軍機，其中第五代的殲20約有200架，從2017年服役至今，殲20已是中國空軍最重要的第五代戰機，它的服役不僅改變了世界空中力量的態勢，也讓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具有研發生產第五代戰機的國家。雖然數量仍偏低，但大陸空中力量的崛起速度已讓中國躍升為世界軍事大國，未來10-15年，第五代戰機的服役數量更會朝倍數成長，成為亞太區域中五代戰機數量最多的國家。

結語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中國大陸周遭國家皆有部署第五代戰機，加上中美大國競爭日益激烈，對中國逐漸構成強大包圍網。但因中國戰機生產的成本相對低、飛行員數量多、國防預算充足等優勢，仍為中國在第五代戰機的生產形成數量優勢，而這些優勢恰好皆非其他亞太國家所能比擬。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許歷農傳－從戰爭到和平》作者廣泛地搜集傳主的資料，包括傳主本人的文章、言論、思想認識、政治態度，以及同僚、部屬的回憶和評論，全面詳細地敘述了傳主的生平，是一部忠於事實的傳記著作，難能可貴。

我注意到，書中寫道，當許歷農2017年9月2日發表〈我為什麼以前反共現在促統〉文章後，台灣社會有兩種不同的反應：一是有人問他：「總政戰部做的是反共思想工作，為何你後來不僅不再反共，甚至支持統一，不會感覺這中間反差很大嗎？」二是他遭到「急獨派」的謾罵、圍攻，說他「突然公開放棄反共而促統」、「到中國大陸唱和」。這裡出現兩個關鍵字：反共、促統。本文就從這兩個關鍵字說起。

反共：這是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一貫堅持的立場。遷台後，仍然如此。蔣經國至死堅持「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政策。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長期進行「反共」教育，台灣民眾深受影響，現在除了少數統派以外，多數人仍然堅持「反共」立場，這就不足為奇了。但是，許歷農能夠從反共到促統，則是台灣軍政高層中少有的。

促統：國民黨遷台初期，台灣就有一些統派前輩遭到迫害，但始終堅持抗爭，直到今天。許歷農站在「促統」立場的時間雖非最早，卻因其身分及背景特殊，在台灣造成的影響最大，被稱為統派的「精神領袖」。

許歷農為什麼選擇了促統的道路？請看他的回答。

許歷農說：「我作過總政戰部主任，不論從思想、理念、信仰哪一方面來談，都應該支持國家統一啊」。本書作者依據許歷農的思想，把他從反共到促統歸結為四個理由：

（1）堅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歷史同源、文化同根，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當然是一個中國」。  

（2）立志作孫中山的信徒。許說：「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國家統一、民主與富強」。許也主張「依據民族主義，反對台灣獨立，追求國家統一」、「依據民權主義，反對專制特權，追求民主改革」、「依據民生主義，反對壟斷資本，追求民生均富」。

（3）不願看到兩岸烽煙再起。許說：「愛台灣就應該努力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結束兩岸政治分歧」、「我主張追求國家統一，正是為台灣前途及2,300萬同胞福祉著想」。

（4）欣見大陸改革開放、和平崛起。許說：「大陸自 1978 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讓中國人走出百年來貧弱的命運，讓我感到欣慰與驕傲。」

總之，許歷農看到「中國大陸已經摸索、尋找出一條有效的治國方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天中國大陸的思想和作為，完全符合正常國家發展的原則，對兩岸亦屬有利，當年反共的理由早已不復存在」。他不僅認同一個中國、兩岸統一，而且認同「一國兩制」。他說：「習主席的『一國兩制』講話，是有目標、有方法、有步驟，將由兩岸人民代表研議、協商出一套能確保兩岸和平統一，台灣人民繼續維持現有生活方式的良策。」

寫到這裡，可以回答許歷農過人之處了：那就是從反共到促統。他選擇了這條正確道路，並在其後半生為此目標奔走不懈。這使他成為歷史標竿性人物。

(作者係廈大台灣研究院資深教授)

7月7日上午10點半，由《觀察》發行人紀欣為人稱「許老爹」的許歷農上將撰寫的《許歷農傳─從戰爭到和平》新書，在「天下人文空間」舉辦新書發表會。儘管今年已經104歳了，許老爹蒞臨會場時仍精神奕奕，坐在輪椅上親切地向貴賓、媒體揮手致意，當每一位貴賓致詞完畢，他隨即拍手點頭表達感謝。

出席發表會的除了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傳主許歷農、作者紀欣外，還有前總統馬英九、蔣經國基金會董事長錢復、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陳長文、台北市前市長郝龍斌，夏瀛洲、帥化民、陳興國等將軍、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王鴻薇及潘懷宗等市議員、張京育前校長、戴瑞明大使、以及張麟徵、郭俊次、周玉山、王高成、曲兆祥、蔡翼等學者和聲樂家范宇文等貴賓。

高希均首先代表出版社表示，1937年七七事件爆發時，年方18的許老爹決定棄筆從戎、報效國家，是以新書發表會特別選在7月7日舉辦，藉此彰顯老爹一生希望避免戰爭、爭取和平。他還細數老爹前半生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八二三砲戰等戰役，功績卓著，公職退休後又推動兩岸交流，貢獻極大，天下文化能出版其傳深感榮幸。

馬英九前總統致詞時表示，「戰爭不能解決爭端，侵略只會導致敗亡；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他強調，兩岸不僅要避戰，還要謀和，這是台灣目前最需要的，也是老爹數十年來一直傳播的訊息。馬英九回憶1987年開放老兵探親時，他曾與許歷農密切合作促成這段美事，讓老兵在隔絕故鄉38年後，終於能回家探望親人。

馬英九也表示，這本書讓我們了解兩岸為何要和平交流，台獨為何是走不通的路；相信本書記載的文字，不僅是抗戰史的珍貴資料，更是提醒當局鑑往知來，維護兩岸和平的一面明鏡。

錢復董事長接著致詞說，他最佩服老爹在退輔會主委6年任內，經常「以會為家」，晚上一個人睡在行軍床上，認真地為榮民服務，很多人受到老爹的精神感召，不辭辛勞、不求回報地追隨他或幫忙他，像紀欣先後於2007、2018年出版《許歷農文稿集》、《許歷農的大是大非》，這本傳記已是第三本書了。錢復也很敬佩老爹永遠虛心學習，每次提問，一定要得到充分的答案才肯罷休。

陳長文致詞時說，不論是擔任國防部的法律顧問，或擔任紅十字會秘書長，協助開放老兵探親工作，他都與老爹合作得很愉快。他說，這本書他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期間的感觸與感動，不是短短五分鐘可以描述於萬一。」他接著說許歷農「反台獨、求和平，跟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兩岸是一家人，應該成為一個國家，但不同制度要成為一個國家很難，因此兩岸應該彼此切磋、求同存異，追求雙贏互利的統一方案。」

郝龍斌在致詞時提到，他在1981年國慶大典閱兵預校時，才認識許伯伯，他回憶「父親對我說，『這是許伯伯，自律甚嚴，說到戮力從公，無私無我，我比不上許伯伯。』」聽了此話極為震撼，「因為在我心裡，父親是典範、是英雄，無人能出其右。」但因父親這句話，讓他尊敬許伯伯，也看到父親與許伯伯情如兄弟。他接著說，台灣不只要避戰，更不能作強權代理人，這些都是許伯伯對國際政治、局勢的清晰見解。

在貴賓致詞後，作者紀欣言簡意賅地說明，她「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要求一位極為低調的高齡長者，講述他的生命史，是因為堅信許老爹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標竿性人物。許老爹除了在公職生涯，每一個職位上做出重大貢獻外，他在台灣走向分離主義道路之初，即大聲疾呼，並以實際行動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和平統一，至今已30餘年。」

紀欣接著表示，「許歷農將軍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在極為艱困環境下，為實踐自己的理念所做出的大量努力，應該，也必須進入青史。許老爹用生命寫下歷史，感謝他對我的信任，讓我有幸把這一段重要的歷史記錄下來。最後，今天出席發表會的受邀者都在老爹不同階段陪伴或幫助過他，謝謝大家來共同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許老爹最後以傳主身分發言，他先向高希均教授致謝，「30多年前，高教授就建議我可以考慮出版一本傳記或回憶綠。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夠份量，沒想到30年後，高教授創辦的出版社還是出版了我的傳記，他在幕後的推動和鼓勵讓我感動。」

其次，他感謝紀欣百折不撓的精神，「1996年我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年我擔任新黨國大黨團總召集人，她擔任副召集人兼發言人，我們相處融洽，情同父女。在那之後，她就開始收集我的講稿及發表的文章，後彙編成冊。我被她多年來不屈不撓的精神感動，才終於同意她出書。」最後，許老爹以「最高的敬意，感謝在座的長官、先進，平時經常給予我教誨與啟示。」謙虛精神令人敬佩。

許老爹講完話後，出版社準備了鮮花及大蛋糕獻給許老爹。許多人紛紛與老爹合影，並向出版社訂購新書。

聲樂家范宇文向記者透露，「我曾教過老爹及其他將軍們唱歌，只教了老爹一個小時，但他總叫我老師。真是不好意思。」范宇文還記得當時教唱的曲名叫《流水》，「我已經快80了，但在老爹眼裡就是一個小朋友。」原本紀欣邀請她在發表會最後獻一首歌，因為老爹最喜歡聽她唱歌，但她婉拒了，她今天很後悔，因為聽了大家的發言，她非常感動，真想獻給老爹一首歌。紀欣在現場安慰她：一定會有機會的。

《許歷農傳：從戰爭到和平》包括三大部分：軍旅篇、政黨事務篇、家庭與思想篇，共計15章。內容豐富、印刷精美。

7月1日，台灣許多縣市開始實施囤房稅，希望能做到2016年12月，中國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將房屋回歸居住屬性。

今年7月1日起，包括桃園市、台中市與台南等縣市開始課徵「囤房稅」，事實上囤房稅並非新的稅目，只是高稅率的房屋稅，所謂的囤房稅，其法源主要來自「地方稅法通則」，授權各地方政府在稅率上限30%的範圍內，可以自行調高房屋稅率。

另一方面，根據房屋稅條例第六條規定，各地方政府可以視地方實際需要，訂定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按照個人持有非自住住家房屋數量的多寡，在不超過現行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所定的徵收率3.6%範圍內徵稅。這是許多地方政府開徵囤房稅的由來。

非自願閒置不宜課囤房稅

空屋閒置是指個人未自住，且未出租的住宅，目前僅台北市對於市內房屋空置不使用者，分別按其係「非自住之其他住家用房屋」，抑或是「非住家用房屋」，課徵比一般自有住宅1.2%要高的稅率，也就是所謂的「空屋稅」。許多人認為，空屋稅是新的稅目，實際上，空屋閒置課稅只是較高稅率的房屋稅，並非新的稅目。

至於究竟要不要針對空屋閒置課徵較高稅率的房屋稅？吾人可以先從造成空屋的原因加以探討，基本上空屋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指非自願性房屋閒置，例如地屬偏遠山區或是房屋老舊不堪，導致長期無人使用，預定拆除或無法出租或賣不掉，考量這一類情形並非房屋持有人自願令其房屋閒置，似不宜對此類空屋課徵閒置稅。

第二類是房屋持有人自願性地任其房屋閒置，這種情況可能是持有人購買一定數量的房屋，等待將來獲利再出脫，或是該房地為家族共有，短期內不欲出售，在此一情況下，按照當前各地方政府自訂的「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內容，持有一般住宅，但非自住房屋的個人，必須按照持有房屋戶數的多寡加重課稅。只是，實務上空屋稅的認定不易，例如長期無人使用的空屋，屋主卻仍按月繳納水電費，或平時沒人住，屋主偶而利用假日渡假的「次要住宅」算不算空屋，都值得商榷。

多段式囤房稅率較符合正義

囤房稅的計算是以房屋稅相同的課稅現值，乘以稅率、持份比例、課稅月數除以12。目前各縣市每三年會重新評定房屋課稅現值，每年徵收一次，按照面積、折舊率和路段率計算房屋稅的納稅額。因此，坪數越大、屋齡越新、地段越優、樓層越高、建材越好的房屋，評定現值也會越高，需要繳的稅金也較多。

目前除了新北市尚未實施囤房稅外，台北市早於2017年6月開始實施囤房稅，桃園、台中、台南與高雄等四都是從今年7月1日開始實施，表1歸納整理發現，五都囤房稅的最高稅率都是3.6%，最低稅率除台南為1.5%之外，其餘直轄市都是2.4%。

除台南市外其他直轄市均採「二段式」課稅。台南市則採「四段式」課稅模式，方案較能有效打擊地下經濟與稅基侵蝕。不過，市場實務上有許多公寓只有一個門牌，卻隔成許多間套房分租或出租代管，租金收入不亞於二個以上門牌，因此，以門牌數量來計算囤房戶數，恐怕有失財政收入的量能課稅原則。從財政部統計資料比較2018與2021年的數據可知，近四年來持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的總人數增加了71,201人，其中持有1戶者增加7萬人，持有2戶者增加3,868人，不過，持有3戶者減少1,007人，持有5戶者減少268人，持有10戶以上的人數更減少了88人；看來囤房情形已逐步獲得改善。

為更有效抑制囤房，筆者建議囤房稅的設計採取多段式累進級距，並將現行的3.6%最高稅率再行提高，以維護國人的居住正義與租稅公平。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