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美台啟動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下稱「倡議」），這是因美國基於印太戰略中最薄弱的經濟合作層面建立「印太經濟框架」(IPEF)，卻直接排除台灣參與所做的「彌補」。這可避免印太經濟框架因有台灣參與，設定以中國為遏制目標過於明顯，造成極具挑釁性的政治效應；同時也意在化解「親中」國家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的疑慮，避免形成「反中」的戰略聯盟而開罪中國。

美國的兩岸政策擺盪在「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之間，先前拜登在日本表示，美國「願意軍事介入保衛台灣」；但隨後又將台灣排除在「印太經濟架構」之外，在「一拉一推」之間，不僅證明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非毫無保留；同時也凸顯以美國為首所建構的印太戰略及經濟框架，恐不易發揮集體行動的效果，更遑論台美「倡議」。IPEF是一個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經濟框架，不僅缺乏市場誘因，也欠缺「協議」所提供的約束力。

至於「倡議」猶如縮小版的IPEF，是在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的敦促下，貿易代表署(USTR)與台灣就「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進行協商，此「倡議」將設定從農業和數字貿易到氣候等領域的談判。問題是，美台「倡議」並非一份「協議」，也非「框架」(Framework)，其影響及作用有其侷限性。

台灣經濟日趨邊緣化

首先，台灣經濟日趨邊緣化。由於台灣無法參加印太經濟框架，也難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無法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及「雙邊貿易協議」(BTA)，台灣經濟陷入了日趨邊緣化的困境。民進黨當局宣揚台灣參與「倡議」，會有利於加入CPTPP，因而此倡議遠比BTA重要，並可達到與歐盟、英國談判的相同水平，以及未來加入IPEF的先期作業。

例如，在IPEF層面美日韓已有合作共識，要降低對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的依賴。然「倡議」恐難觸及此議題，在美日韓共識下，美國難以完全支持台灣。美國借由IPEF促進製造業回流、半導體自主等經濟戰略布局，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比韓國更為先進，卻被排除在外。美日韓關係不僅是邦交國，也是軍事結盟國家，美國亦在日韓部署軍事力量，其戰略角色及地位遠比台灣更為重要。

「倡議」缺乏協議約束力

其次，美國推動IPEF的主要目的，在於與中國爭奪印太區域的經貿主導權。尤其當中國已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一帶一路」區域及全球治理，美國只能透過IPEF增進其在印太區域的經貿利益。然而，東盟與中國經貿關系非常緊密，若IPEF的「抗中」意涵過於強烈，則會降低東盟支持的程度。

美國積極拉攏東盟，但東盟在美中之間的外交策略往往是秉持「中立、不結盟」政策，甚至有些國家十分「親中」。一旦美國邀請台灣參與，東盟國家恐望之卻步。由於IPEF與RCEP的成員高度重疊，會降低框架圍堵效果。顯見在美國認知中，美中大國關係要比台美關系更為重要，美中關係涉及全球霸權爭奪戰。

再者，「倡議」包括貿易便利化、監管實踐、農業、反腐敗、支持中小企業貿易、利用數字貿易、促進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支持環境與氣候行動、國有企業等。美國排除台灣參與IPEF，顯示其對台灣的支持是有條件限制，並非毫無條件「無限上綱」。若台灣參與IPEF尚且不可得，更遑論參與「倡議」能獲取更多經濟效益。IPEF與「倡議」皆缺乏協議的約束力，其爭端欠缺公正仲裁機構，並非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具仲裁貿易糾紛的功能。

「倡議」功能低於IPEF

最後，美台已共同宣布啟動「倡議」，深化雙邊貿易關係，但「倡議」功能低於IPEF。美國雖未將台灣納為「印太經濟架構」創始成員國，但仍採取「彈性」的作法讓美台持續經貿交流與合作。美方意在「繼續尋求適合不同交易夥伴的有意義合作」，既有多邊組織框架，也有雙邊經貿關係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確實在東南亞區域具有相當影響力，若台灣加入IPEF，恐阻礙東盟各國的參與意願。美國不樂見台灣參與IPEF，致其戰略功能大打折扣。

從戰略層次來說，IPEF擬將與東亞國家在經濟上有更多互動，東亞國家除了參與既有的RCEP之外，也增加了IPEF與美國經濟合作的平台，擴大對美出口。這不僅有助於美國開拓其在亞洲的市場，也可拓展亞洲國家在美國的市場；這是用非關稅減讓方式，採取供應鏈的彈性作法，以擴大彼此商品的市場占有率。但其成員中沒有中國卻有印度，與RCEP成員高度重疊，可視為平衡RCEP的另一個平台。

結語

儘管美國公開宣稱IPEF不是針對中國，但其成員對經濟組合的政治效應非常敏感，這對台灣參與非常不利。前述「倡議」是否為台灣所謂「重大成果」不無疑問，然而，民進黨當局卻用來印證「現階段是台美關係最佳時刻」。美國沒有將台灣納入IPEF，「中國因素」是主因；美國既不願完全開罪中國，也要避免「親中」的東盟國家因台灣加入而不願參與。就此而論，美國既利用台灣遏制中國，但也限制台灣在固定框架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種政策彈性可能最終導致台灣淪為棄子的附屬角色。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6月23日，在今年七大工業集團(G7)舉行年度領袖峰會的前夕，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所組成的「金磚五國(BRICS)」，先行透過視訊在北京召開領袖峰會。

西方媒體將此次金磚五國峰會解讀為與G7互別苗頭的意味，藉此增加與西方對抗的籌碼；但許多專家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致詞中所倡議的「全球安全」主張：國際社會必須共同摒棄零和博弈、反對霸權主義和排除強權政治，以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才應該是關注的重點。

中國大陸在此次「金磚五國」峰會上所倡議的「全球安全」理念，其實是在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挽救經濟，而實施多輪貨幣量化寬鬆，加上俄烏戰爭迄今持續未歇，造成全球原材物料供應斷鏈，終於衍生出全球「輸入性通膨」的危機，甚至導致許多國家經濟面對「停滯性增長」泥沼，這些議題都必須從全球政經治理的層面切入，進而共同研擬出解決方案，以中國大陸經濟作為核心的「金磚體系」，無疑為全球提供了西方國家集團之外的另一選擇。

金磚五國實力與日俱增

金磚五國在國際社會上所呈現的實力與日俱增。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資料顯示，金磚五國幅員橫跨歐亞非美各洲，面積占全球的26%、人口32億占42%，近年來隨著金磚五國經濟快速成長，目前其經濟規模超過23兆美元，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對外貿易金額占19%、糧食產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金磚五國是全球許多重要產業特殊稀有礦產的來源。簡言之，金磚五國已發展為一個具有規模的經濟聯盟體系，未來其對全球經濟秩序的重塑，或對全球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不容小覷。

儘管此次金磚五國在峰會上所提出的《北京宣言》包括：全球政經治理、糧食安全、因應新冠疫情、疫後經濟復甦等領域，甚至完善金磚合作制度及金磚體系擴張等議題，皆反映出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向；但是，無法否認的是，金磚五國在地緣政治考量、經濟利益競爭上，仍存在著許多歧見或差異，未來其在發展上是否能形成一個具有實力、能與西方國家對抗的經濟聯盟體系，恐有待觀察。

金磚五國存在不同理念

先從政治方面來說，雖金磚五國在發展上顯示是包容性、開放性的組織，舉例來說：在西方國家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下，中國大陸表示了「中立」態度，印度則利用低價大量購買石油。印度除了與中國間長期存在邊界爭議外，也被美國視為印太戰略的核心成員，在參與此次金磚五國峰會稍早前，莫迪出席了美國主導，在東京召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袖峰會，並同意參與美國所倡議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這說明，印度在不願加入抑制中國大陸行列的同時，並不樂見中國崛起且對外擴張。

再者，巴西最近隨著總統更換，在外交布局上，呈現出與美國及西方國家靠攏的路線，甚至對「南南合作」及全球治理的參與不感興趣。

此外，金磚五國提供與中、俄溝通的平台，印度更認為沒有必公開批判俄國，南非為顯示其屬於民主國家，以及是非洲第一大國，在聯合國大會譴責俄羅斯時，選擇棄權表示中立立場。

再就經濟方面而言，「金磚」組織是20世紀以來，第一個不屬於西方先進經濟體主導的多邊經濟體系，而是一個以全球四洲新興經濟體領銜的多邊經濟體系，以追求公平共同參與發展為目的。2021年金磚五國經濟增速平均達到7.6%，遠高於全球平均的5.5%，不過，IMF數據統計又顯示，2021年中國大陸和印度的GDP增速超過8%，但巴西、俄羅斯及南非卻又不及5%，低於全球的平均水準(6.1%)。

同時，2020年南非外債占GDP的比重達52%，遠超過中高收入水準國家平均的28%，巴西和俄羅斯也超過了平均數字，顯示其成長相當不均，這也可能影響「金磚」未來的合作前景。

金磚發展前景挑戰中國

面對新冠疫情威脅人類生存，造成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風險，許多學者專家均表示，如果西方國家以「自我本位」的思維，持續排除與金磚五國合作，恐將無法順利解決全球經濟的困境。亦即在日益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全球各國無不希望既要維護地區和平安全、軍事安全外，更要保障地區經濟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網路安全，讓生存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的同時，需要讓經濟體系朝向更均衡發展的方向落實。

整體而言，此次金磚五國峰會「北京宣言」所涵蓋的層面，雖反映出新興經濟體與先進經濟體選擇了不同的「使命感」、金磚五國領袖與美歐領袖存在著不同的「價值觀」；但不可諱言的是，「金磚」組織的未來發展，除了需要持續不斷調整、創新之外，其實也在挑戰中國大陸對金磚五國合作的使命與價值理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今天的日本早已不再是國際安全投資的避風港，日圓也不再是國際安全投資貨幣；這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國際投資人，一個相當起碼的必要認知。

不宜在此時爭搶投資日圓

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日圓的穩健實力被視為國際安全投資避風港，成為國際投資人在美元之外可信賴的投資標的，尤其受台灣人的青睞競逐。但2022年第一季開始日圓一路下貶，特別是面對美元持續策略性強勢，日圓被多數亞洲國家投資人看淡，而使不少人想乘機撿便宜，相繼競取日本酒店和住宅樓，甚且將資金流向日本的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市場，使得2022年亞洲資本對日本金融資產的投資額創下三年來的最高水準。但此時是否為投入日圓的良機？

貶值不再是經濟的東風

貨幣貶值過往一直是日本經濟的東風：自從1960年代以來，只要日圓貶值，就有望提升出口企業的收益，股市也自然會同步上漲。所以多數投資人深信，日圓貶值是日本政府的最愛，一時不會改變。可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的貨幣貶值，並未給日本經濟帶來任何好處：金融機構接連破產，更出現日圓貶值和股市下跌的「匯債危機」；尤其信用緊縮使市場拋售日圓，價格迭迭貶低，創下歷史性的新低價位。從1998至2022年的24年間，日本經濟社會又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質變：一是貿易立國的經濟型態已然質變，二是日圓貶值與大宗物資、原油價格同步上漲的質變，三是貨幣及寬鬆政策的質變，四是用殖利率曲線控制刺激經濟的質變。

自廣場協議日圓升值後，美國的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在1998年首度趕上日本，之後更逐年甩開日本，預計2022年美國每人國民所得可突破75,000美元，而日本則仍未達4萬美元。因此，從貿易與經濟的表現觀之，日圓對美元貶值是合理的，而且貶值幅度還不夠，因為日本現在的貿易及經濟與1998年比相差太多，而且無改善跡象。

多年來，日本一直仰賴出口與政府支出來支撐。1995年以來，國內消費日益不振，屢見負值成長率，以致現今消費的GDP占比竟與1980年代的53%相去不遠。加上日本私部門投資的GDP占比每下愈況，連名目金額都不見成長，迄今仍處於1990年初的水準。因此，一旦日本出口不振，國內消費低迷，私部門不投資，日本只能依賴政府支出來勉強支撐。1990年代起，政府總債務在GDP占比逐年增加，到2022年已高達262%左右，是所有OECD國家中最高的。

原油上漲造成日圓貶值

根據最近UNCTAD的調查資料顯示，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已由1998年的7.0%，腰折為2021年的3.4%，銳減一半。而2021年第三季日本貿易逆差加大，這一方面是受到全球供應鏈斷鏈的衝擊，造成產業大缺料，導致出口銳減；進口部分則受到油價大漲的影響，日本是全世界第四大原油進口國，國際油價一漲，日本貿易逆差就必然擴大。

日圓快速貶值對經濟部門的投資也產生不利的影響。2022年3－5月，日本出口價格環比升勢明顯低於進口價格環比升勢，這說明企業難以將進口成本轉嫁到下游，也反映出日本出口廠商的議價能力較弱。從日本第一季經常帳戶的資料來看，日本商品貿易的逆差隨日圓貶值而明顯擴大。

另一方面，日圓貶值使日本海外投資的收入淨值確有成長，但商品貿易逆差增幅加大，吞掉了海外投資的收入。根據上半年的貿易資料，日本對美國、歐盟、亞洲和中國的出口商品金額環比下降，但仍有15.8%的年率成長，出口金額整體處於正常區間；但日本進口總額則呈現出井噴態勢，年增率高達48.9%。日圓匯率在一年間貶值了18.7%。

影響私部門還債的能力

日圓貶值雖使採用日圓計價的對外負債縮水，但日本7.6兆美元的外債中有3.6兆美元係以外幣計價，其中2.2兆以美元計價。對日本私部門來說，到期的美元債務，對其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造成極大負面影響。

日本每個勞動者可使用資本設備量的「資本裝備率」，從2009年開始逐年下降，停頓在110，相對同期的美國是150、歐元區是120，顯示日本投資不足，導致出口競爭力銳降，貿易收支惡化，加上原油價格上漲，則日本遏制通貨膨脹的難度就會加大，又由於日圓匯率行情緊釘著「利息差」交易，日圓持續大貶的趨勢當然止不住。

日本無力跳脫失落的泥沼

近40年來，日本經濟長期趨弱，有其自身結構性變數的導引，包括社會老齡化、企業制度僵固化、產業創新能力減弱等。2012年底，安倍晉三首相推出「三支箭」政策，並採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日本脫離了通貨緊縮的泥沼，但日本的結構性改革卻一直不見成效。

新冠疫災爆發後，日本經濟恢復較慢。2022年第一季日本GDP為135.7兆日圓，較疫災前的2019年第一季下降了3.1%。若換算成美元，日圓貶值使日本的GDP實質縮水了25%。

殖利率曲線控制使日圓貶值

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一般控制的是短天期的利率，2008年美國聯準會(Fed)將短天期利率降到0%之後，經濟成長還是疲軟，他們便將腦筋動到長天期的利率上面，也就是後來的量化寬鬆(QE）。QE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後，成功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泥沼。2019年新冠疫災肆虐全球之前，Fed即因短天期利率掉到0%後，經濟還是疲軟，於是決定改採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 YCC)刺激美國經濟，並見成效。

在YCC刺激經濟的戰略下，日本中央銀行也同樣印鈔購買國債，同樣增加系統內的貨幣供給，並壓低長天期國債的殖利率，這也使得日圓轉弱。而且暫時無緩解跡象。因此，從國際市場宏觀的角度來看，目前的確不是介入日本金融性資產投資的時機。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槍殺身亡，回顧其擔任日相近8年期間，實施「安倍經濟學」，採行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結果日圓貶值，日股上2萬點，經濟連續7年維持正成長，然「安倍經濟學」是否隨安倍殞落，值得關注。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1954-2022)在7月8日遭槍殺，因頸部及心臟中槍，傷勢過重不治身亡，享壽67歲，震驚全球。「安倍經濟學」是否隨之一同殞落，關係著日本經濟及日圓未來走向，備受全球關注。

「安倍經濟學」問世

日本於1990年代初因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導致十年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不僅土地及股票等資產價格不斷下跌，連銀行、家計部門及廠商均「去槓桿化」(deleveraging)(縮減負債)，同時積極地調整資產負債表，結果民間需求大幅萎縮，一般性物價持續下跌，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及1%，失業率則高達4%。

相較於泡沫破滅前的20年間，平均經濟成長率達4%，失業率僅約2%，這段期間日本的經濟表現被戲稱為「失落十年」(lost decade)。

進入2000年後，日本經濟仍沒起色，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到2010年，三年平均成長率為負1.17%，顯示其經濟欲振乏力。消費者物價持續下跌、日圓升值、貿易出超轉為入超、政局不穩、經濟持續無感，稱之為日本「經濟迷失的20年」亦不為過。日本經濟面對三大問題：（1）每年赤字預算占GDP約6%至8%，（2）通縮持續，債務比率居高不下，（3）日本經濟長期積弱。

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回鍋擔任日本首相後，誓言要振興日本經濟、再造榮景，而為擺脫日本的經濟通縮，推行大膽的寬鬆貨幣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 (Abenomics)」。

進一步言之，「安倍經濟學」設立通貨膨脹目標制度(inflation targeting)，修改《日本銀行法》，希望能終結日本長期的通縮，為全球所矚目。並以三支箭為基本方針，包括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及成長策略。前二支箭是改革的起身砲，也就是透過日圓貶值帶動企業出口獲利，進而擴充設備；同時激勵日股上漲，帶動民間消費與投資。說穿了，就是應用了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透過貨幣操作與增加公共支出，達到擴大內需的效果，帶動經濟成長。然而，讓日本經濟再生成敗的關鍵，決定在推動結構性經濟改革的第三支箭。

安倍在2020年8月因健康理由辭職時，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安倍讓日本經濟較他上任時更強大。遺憾的是，日本在2020年隨全球新冠疫情衝擊而再度陷入衰退，「安倍經濟學」也再度受到質疑，但繼任的菅義偉繼續奉行其政策主張。

現任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不久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安倍經濟學」在國內生產總值、企業收益和就業方面取得成果，但未能達到創造良性循環的地步。

「安倍經濟學」成效

隨著安倍身亡，「蓋棺論定」。目前對安倍經濟學成效看法二極。持正面肯定者認為，安倍晉三任內8年間，「安倍經濟學」確實已取得相當成效，包括日本出口反彈，通脹開始轉正，日本名義GDP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首次出現持續增長期，從2013年初至2019年持續增長，同時也帶領日股突破2萬點。安倍任內兩次上調增值稅，以解決稅收過低的問題，也有助於財政赤字縮減。

不過，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日本的預算赤字和債務比率再次上升。安倍亦於當年8月辭職下台，為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不認同者認為，安倍所主導的經濟政策並無法讓日本經濟脫離數十年成長停滯與通縮的泥淖，「安倍經濟學」僅帶來短期效益，包括提振企業信心、壓低日圓、帶動觀光榮景與創造就業等，但這一切進展全被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抹去。而且也無法解決日本經濟的結構問題，像是生產力低落、人口迅速老化與勞動市場僵化等；也無法說服企業提高資本支出，疫情更讓這些公司抱緊現金以渡過營運困境，進一步扼殺創新與經濟成長。

2020年第二季GDP與前季比較換算年率劇減27.8%，創下史上最大衰幅，名目GDP規模縮至507兆日圓、重回2013年的水平，與安倍先前設定的600兆日圓目標相距甚遠。2020年經濟成長率為負4.8%，萎縮幅度超越2008年金融海嘯(年減3.6%)，也是二戰後最糟的數字（如表所列）。安倍任內委任黑田東彥擔任日本央行總裁至今，一直維持「安倍經濟學」，以量寬政策應付經濟壓力。在當前通膨之際，全球主要央行幾乎都在升息，然日本央行不為所動，以致日圓近期兌多個主要貨幣匯率跌至逾20年低位，令國內外爭議不斷。

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

日本經濟問題的癥結所在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然經濟結構改變是主要關鍵：(1)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日本早已是人口老化相當迅速的國家，目前65歲以上人口逾30%。出生率也持續下降，2021年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數）僅為1.30，已連續6年下降，出生人數也創下歷史新低。預估在2030年，勞動人口會由6,800萬減少至6,000萬，對經濟影響可想而知。(2)截至今年3月統計，日本長期累積的債務餘額已破1000兆日圓，連續18年成長，債務占GDP比重早已達到2.5倍，成為全球負債最高的國家，長期的貨幣寬鬆政策難辭其咎。(3)長期低利率政策無法刺激民間消費與企業投資。

日圓還會繼續貶值嗎？

有論者謂，安倍過世後，「安倍經濟學」的影響將日微，日本央行在貨幣政策上可能更具彈性，日圓應不至於貶過頭；否則，美日利差擴大，資本外流，也不利於日本經濟復甦。

然而，安倍一直是日本央行總裁黑田寬鬆貨幣政策的重要支持者，近期日本大選結果顯示，自民黨具擴大執政優勢，黑田又重申不排除擴大貨幣刺激，引爆日圓新一波賣壓，在美元升值助力下，日圓對美元在7月14日摜破139圓，改寫近24年新低。倘持續貶值，則未來有進一步邁向150元的可能。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2年8月17日，北京與華府簽定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對台軍售將有質與量的限制，這讓倚靠美方供售武器的台灣大受衝擊。40年過去了，探究八一七公報產生的背景，遠因是北京希望解決多年未決的台灣軍售問題，近因卻是台灣對雷根總統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運作美國軍售過頭，逼著北京施壓美方，台灣欲速不達，反而讓美國不得不為鞏固剛剛建立的美中外交關係，與北京完成第三份公報，台灣因自己的政治操作自食惡果。

八一七公報簽署的背景

造就八一七公報的時空背景，大約可從縱向與橫向觀察。縱向有遠因與近因，遠因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但對台軍售遲遲沒有解決。

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台灣已運作要採購F-5G戰機，1978年11月白宮否決了台灣的請求。1981年初雷根就任總統後，台北又重燃希望，再次積極運作爭取F-5G戰機。北京原本就對雷根有許多疑慮，再加上F-5G爭議，北京加大對華府施壓，雷根上任之初不想損害剛起步的美中關係，這就構成了美中簽署八一七公報的近因。

白宮與國務院各吹各的調

橫向來說，雷根的白宮幕僚與國務院有如雙頭馬車，各有各的政治目標。雷根的第一位白宮國安顧問艾倫(Richard Allen)親台，競選期間為雷根撰寫講稿，多次強調要提升美台關係到官方層次，明顯違反當時的美國政策。

國務院人馬與白宮在對台關係方面始終採不同步調，加上參眾兩院支持台灣的保守派勢力不小，三方互相牽制影響，讓雷根的對中政策跌跌撞撞，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在八一七公報簽署前一個月下台，就是與國安會惡鬥的後果，但接受台灣金錢收買的艾倫更早之前已下台。

1982年7月14日，海格下台後不久，白宮透過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對台北給出六項口頭保證，藉以平衡八一七公報，這種現象無非是白宮與國務院雙方權力鬥爭的結果。但台灣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因為台灣在華府的政治操弄，惹怒了國務院系統，前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到國會作證，指控當時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破壞美中關係。

台北之所以會對雷根產生幻想，是因為尼克森總統在簽署《上海公報》後，指派加州州長雷根到台灣溝通，但雷根想為自己累積政治資本，根本不是幫尼克森打前鋒，而是想趁機拉攏台灣，台灣從此對雷根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雷根競選總統時，大家都以為他上台後，美台關係會有轉變，台灣也就在雷根當選後，不自量力地惹出許多麻煩，尤其是針對軍售部分，不僅沒能促成任何事情，反讓雷根被迫面對北京的龐大壓力。

雷根當選後台北製造麻煩

當時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在尼克森時代即參與對中關係。在雷根就職前，陳香梅未徵詢任何人的意見，就私下安排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台灣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長李登輝去參加雷根的就職典禮。此舉動惹惱了北京，揚言駐美大使不會出席雷根的就職典禮，何志立當面要求陳香梅撤回邀請，他還親自告訴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台北駐美代表處，不要運作過頭，他也告訴陳香梅別再亂搞，以免事情無法收拾。蔣彥士只好裝病躲進維吉尼亞州醫院，就這樣美台斷交後，台灣首度收到美國總統就職典禮邀請一事便化為烏有。

1981年夏天，《紐約時報》刊登一篇引述台灣空軍將領的談話，聲稱美國將出售新一代F-5G戰機。這篇報導惹怒了北京。中國外長黃華與駐美大使章文晉，馬上向美方表達不滿，北京也要求美國對台軍售要設定期限，海格不同意，但海格認為可以在數量與質量上設限。當時章文晉告訴何志立，如果美國延續與台灣合作生產F-5E/F，中國大陸還可以勉強接受，但如果出售F-5G，提高軍售的質與量，中國大陸無法接受。

台灣在華府的運作造就了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當中規定美國有供售台灣防衛武器的義務，但這項法律有很大的政治模糊空間，就是賣不賣、賣什麼由美國決定，卡特不同意出售戰機給台灣，但雷根認為《台灣關係法》就是尚方寶劍，有國會授權，遠比當時的《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都管用，所以他想賣什麼都可以，但還是會想辦法安撫北京。

美國想同時賣軍火給兩岸

按照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的說法，艾倫在國安會突發奇想，主張可以先同意賣軍火給中國大陸，讓大陸滿意之後，美國再來大幅增加對台軍售。國務卿海格訪問大陸時也公開提到此事，惹出政治風暴。恆安石說，美中關係會出問題，主要還是因雷根個人的政治傾向，以及國安會幕僚搞出很多問題。美國同時賣軍火給兩岸的構想，北京完全無法接受，立刻取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劉華清的訪美行程，表達強烈不滿。

經過長達10個月的交涉談判，美中最後於1982年8月17日簽下八一七公報。這份公報是雷根上台後對中關係的第一個難關，公報雖經雙方認可，其實是讓大家看見美中雙方有根本無法化解的歧見。公報內容看似美國將限制對台軍售的數量與質量，但美方意圖將這個敘述與北京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連結在一起，這就構成了美方所謂的八一七公報精神。

其實，把台灣問題與軍售綑綁在一起，充滿了矛盾與不可測，如果再將《台灣關係法》擺在一起，更是矛盾百出。蔣經國總統曾寫信給雷根抱怨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互相矛盾，但美中雙方對談判結果似乎很滿意。

在美方看來，只要北京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可以限制對台軍售，美國國會也能接受這樣的態度。但北京認為，這只是權宜的策略運用，北京在公報中藉著重提〈告台灣同胞書〉與〈葉九條〉，表達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但此說法與願意以放棄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完全不同。

八一七公報美中解讀不同

北京始終就是和統與武統兩種選擇，但華府單方面認為北京表達和平解決的態度，就是不以武力統一，這種膚淺的認識構成了美中雙方的根本矛盾。40年後，這個矛盾對愈來愈緊張的美中關係加深了彼此的對立。美國認為，北京不會放棄武統，就更擴大介入台海，但也因此刺激了北京強化武統的思考，使台海緊張情勢一觸即發。

美國在談判八一七公報的過程中，其實對北京耍了陰招，不僅在第一時間讓台北的蔣經國知道談判過程，美方也從來沒有真正落實公報的精神。10年後，老布希總統為了連任，同意出售F-16戰機給台灣，推翻了公報限制數量、質量的精神。AIT前台北辦事處處長丁大衛說，美國自己違反了公報的精神。

不過，北京也不是省油的燈。1996年李登輝為了鞏固權力，推動總統直選，引起北京疑慮，朝台灣外海試射導彈，美方當時認為北京打破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卻沒有反省老布希先破壞了八一七公報的精神。中美在冷戰結束後，因台灣問題逐漸產生更大的歧見。

在八一七公報後，雷根的白宮幕僚繼續與國務院系統爭權奪利，最後搞出伊朗軍售尼加拉瓜的醜聞案。國安會跳過國務院，違反美國的政策，與恐怖分子打交道，出售武器交換人質，賣武器的錢經過洗錢後，提供給尼加拉瓜叛軍，顛覆桑定政權。由這件事可知，雷根很會作秀，但管控不了他的政府。

台灣仍在華府撒錢搞公關

台灣顯然沒有學到教訓，仍繼續在華府撒錢搞公關，而美國就利用軍售當成控制台灣的政治手段。當年的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Harvey J. Feldman)曾經透露，中情局知道台灣由中科院秘密研發核子武器後，國務院使用許多手段逼迫台灣放棄發展核武，對台軍售就是對付台灣的大棒子，這也確實迫使台灣最終放棄了發展核武 。

美台軍售的真正意義，不是美國要防衛台灣，而是想藉此控制台灣。費浩偉(Harvey J. Feldman)曾舉了一個例子，美國軍事採購團團長溫哈熊深受蔣經國總統的信任，當美國國務院發現台灣當局逮捕了政治異議分子，費浩偉馬上要求溫哈熊傳話給蔣經國放人，如果台北當局不照做，國務院就不會通過對台軍售項目。時至今年，台灣對美採購軍火，仍然不是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而是美國想賣什麼，台灣就得買什麼。40年過去了，台灣面對美國，仍然像兒子看到老子一樣。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共同發表了第三份聯合公報，美國方面承諾「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40年來美國並沒有遵守它在1982年所做的承諾，無論是在武器性能，或是數量上都不受節制地出售給台灣。今年7月15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了約1.08億美元的售台武器案，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第五次對台軍售，也是今年的第四項對台軍售案，這說明了美國政府從來都不遵守八一七公報。售台武器是困擾著中美關係的重要問題，也是導致中美關係始終難以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8年12月中美簽署《建交公報》，美國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個前提條件，即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美方在公報中表示，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由上可見，解決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承認一個中國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中美建交4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也證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最關鍵的問題，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搖搖欲墜。

八一七公報是美國的承諾

但是，美方顯然從一開始就沒有放棄介入台灣問題的企圖，甚至把台灣當作遏制和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但4月美國即通過《台灣關係法》，在維持美台非官方關係的幌子下通過國內立法的形式，維持著美台之間的實質關係。

《台灣關係法》給中美關係埋下了實質性的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在中美關係上樹起兩面派的惡例，也使得中美互信無法有效建立，《台灣關係法》使得中美從合作到對抗只有一步之遙。《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公然插手別國內政的典型惡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它依然繼續把台灣當作國家對待，在實質上賦予台灣當局獨立國家的外交地位。

第二，它聲稱美國做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以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解決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這等於為台灣當局撐起了所謂的「安全保護傘」。

第三，提出要繼續向台灣當局提供防禦性武器，使得對台軍售問題成為中美建交後，困擾雙方關係的重要核心問題。《台灣關係法》違背了美國政府的「一個中國」承諾，侵犯了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前景。

中美建交後，美國堅持售台武器，使得中美之間的衝突始終難以平息，尤其是雷根就任總統後，中美之間的互信基礎更加脆弱。為了解決中美之間這個歷史遺留的難題，中美展開了多輪磋商，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1982年5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副總統布希，要求布希轉告雷根，美國領導人應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並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的措辭可以研究。

在中美外交人員艱苦談判下，雙方最終於8月15日達成協定，並商定在8月17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美方同意在公報中做出三點承諾：一是它向台灣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準；二是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三是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應對八一七公報準確理解

很顯然，在八一七公報談判過程中及簽署後，美國方面都把對台軍售與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互掛勾。在八一七公報即將談判成功的前夕，1982年7月14日下午5點，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求見蔣經國，秘密傳達了「六項口頭保證」，即(1)美方未同意對台軍售上設定結束期限；(2)美方未接受在武器售台前與中國政府磋商的要求；(3)美方無意扮演任何在大陸與台灣間進行調解的角色；(4)美方不擬修改《台灣關係法》；(5)美方未改變其對台灣主權的一貫立場；(6)美方無意施加壓力促使台灣與大陸進行談判。

2020年8月31日，美國在台協會有意地解密了兩份電報，一份是解釋八一七公報，一份是有關對台六項保證。其目的是為現階段的對台軍售尋找依據，間接暴露了美國始終在玩弄兩手策略，絕不放棄插手台灣問題的險惡用心。

對於美國把對台軍售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掛勾的作法，中國政府早就有所警惕。在中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的前夕，中國方面就覺得有必要對公報本身的確切含義做出幾點說明。1982年8月17日上午，鄧小平接見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請他向雷根總統轉達以下口信：

（一）中美八一七公報已正式達成協議，期待美方切實履行其承諾和保證；公報說，美國「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這一規定在原則上是很清楚的，中國不希望看到因玩弄數字，或藉口生產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爭執；公報說「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這個「一段時間」的含義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應推到遙遠的將來，至於「最後的解決」，其含義也只能是最終停止售台武器，而不應做任何別的解釋。

（二）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在公報中重申了爭取和平解決台灣間題的政策，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向美國或何人做出什麼承諾，當然也不允許曲解為美國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為前提，希望雙方不要在這個問題上有任何誤解。

（三）中方重視中美關係，願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同美方一起做出努力。但無可諱言，在中美關係上始終存在著一片烏雲，這就是美國單方面制訂的、嚴重違背中美建交公報原則的《台灣關係法》。這個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國總統在執行該法時也有很大的機動許可權，希望美國能正視這個問題。可見，對於美方玩弄兩手策略，有意曲解《八一七公報》的作法，中方是有所預見的，也是堅決反對的。

違背八一七公報損害互信

八一七公報簽署以來，美國在對台軍售問題上時緊時鬆，但顯然沒有把八一七公報做出的承諾放在心上、落到實處。1982年美國對台軍售只有10億美元左右，到2019年美國對台軍售竟高達100多億美元。作為攻擊性武器的F-16V戰鬥機、上百套的巡弋飛彈系統赫然在列。美方這種違背國際協議、背信棄義的作法，已嚴重損害了中美兩國的政治互信。

美方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減少、停止對台軍售的條件，卻不肯承認無休止地對台軍售，扼殺了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只會讓島內台獨分離主義氣焰高漲，並最終把海峽兩岸推向戰爭與衝突的險境。

美國打著人權的旗號在世界各地製造人權危機，打著和平的旗號在世界各地挑起衝突的悲劇。《台灣關係法》或「對台六項保證」都無法確保台灣的安全，也難以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一位美國駐華大使詭辯地表示，並不是美國想賣武器，而是台灣要買武器，美國不能拒絕。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想買，一個想賣，但這種交易帶給台灣的不是和平，只會使戰爭的強度和損失上升，而美國人卻毫不在意。

八一七公報既表明了中國政府試圖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也反映出中國大陸推進和平統一的用心，但美國把八一七公報當成一紙空文，無情地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可能架構。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親臨港島並發表講話，這突顯兩個特點：一是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這次是習近平首次離境出席活動，足見對香港事務的高度重視；二是自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後，這次是習近平首次來港視察，其講話宣示了北京的最新治港方略。

本文通過比較2017和2022年習近平兩次在港講話內容，分析北京治港方略的「變」與「不變」。當然，這裡的「變」未必就是新變化，有些是2014年和2021年兩份涉港白皮書念茲在茲的，但此番以最高規格予以重申或強調。「不變」也不是老調重彈，而是在變化的內外環境下被賦予了新意。

明確根本宗旨與最高原則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強調「一國」相對「兩制」的根本地位，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香港回歸後，更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如此，習近平還以負面表列的形式嚴詞警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其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換言之，「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不能偏離，而且必須服務於這個宗旨，服從於這個原則。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不能全盤照搬西方國家的民主模式，更不能成為反中亂港勢力用來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工具。對香港民主得失的評判，要以「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與最高原則為基準，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民主的標準。

中央管治權是自治權源頭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談到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闡述既要維護中央權力，又要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等。「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了中央管治權力的性質與位階，即「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習這段話澄清了在香港社會一度流行的幾個誤解：（一）香港雖然是特別行政區，但本質上仍是中央政府治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必須接受中央的全面管治。（二）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並非固有權力，其唯一來源就是中央授權。（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擁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一說。總之，內地和香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當香港出現危及「一國兩制」的嚴重事態時，北京不能坐視不管，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不能被曲解為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落實「愛國者治港」

「2017七一講話」，針對香港業已發生的一連串政治風波，習近平放下身段向持不同政見者喊話，「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令人遺憾的是，亂港勢力過去五年來的作為辜負了北京的善意。「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斬釘截鐵地宣布，「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則。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人民會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權。」

眾所周知，除了極少數「港獨」激進分子，香港許多所謂的「民主派」都標榜愛國，但他們愛的「國」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自己定義的歷史或文化中國，甚至將「反共愛國」掛在嘴邊。「2017七一講話」，習提到「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但2022講話中習近平捅破了這層窗戶紙，「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特別行政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說，香港已經回歸，港人愛國就不能只愛抽象的中國，而是應該尊重和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不僅是對治港者的明確要求，也是對所有港人的殷切期許。以反共愛國為幌子裡通外國對抗北京從此徹底喪失合法性。

對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期望

「愛國者治港」固然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但空喊政治正確的口號不能當飯吃。「2017七一講話」指出香港在政治、教育、社會、經濟、民生等領域存在諸多突出問題，希望林鄭月娥政府能夠有所作為。事實證明，特區政府過去五年施政的成果，與中央和港人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客觀上給反中亂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於是，「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向李家超政府提出了四點具體的期望。「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要排除一切干擾聚精會神謀發展」…。

習近平也用了整整一段話談論「關心關愛青年人」，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要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顯然，北京吸取了近年來一些香港年輕人被反中亂港勢力煽動甚至淪為炮灰的教訓，進而痛下決心、對症下藥。

小結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明確承諾「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今年習近平不僅重申諾言，而且進一步宣示「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與此同時，習近平表示北京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包括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這些言論旨在緩解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焦慮情緒，那就是北京無意將香港「內地化」，「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後也沒有理由改變。將「一國兩制」視為洪水猛獸的台灣藍綠政客，真應該好好讀一讀「2022七一講話」。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7月1日，習近平在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慶祝大會上，對香港提出「四個必須」。第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第二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第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第四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習近平所說的第一及第四點是老話重提，真正重點在於第二及第三點。「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表示，香港特區自治權植基於中共中央，特區必須在中央管制權之下。「愛國者治港」表示，「愛國」是香港人民自治的先決條件。香港必須以國家為重，也完全排除了港獨的可能性。

習近平的講話透露出，北京追求統一的決心不會動搖，而且不容挑戰。如果把四個必須中的「香港」換成「台灣」，也完全符合中國大陸一貫的立場。

兩岸對峙肇因於國共內戰，70年來兩岸在主權及政治制度上各有堅持。這是兩岸融合最大的障礙，也是造成目前兩岸之間「不統、不獨、不武」僵局的根本原因。根據歷年來的台灣民調，多數民眾支持維持現狀。但此願望其實是無奈的選擇，不但不是長久之計，也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終辦法。中國大陸始終稱兩岸必須統一，從來沒有同意過兩岸維持現狀，台灣想要對岸主動放棄統一幾乎不可能。尤其，兩岸實力懸殊，地理位置相鄰。

蔡英文就任後否認「九二共識」，遭到強烈批判。習近平2019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習五條」，包括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議兩岸選派代表進行研議，卻遭到蔡英文斷然拒絕，甚至刻意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掛鉤，全面抗拒中共統一的企圖。

平心而論，只要台灣不宣布獨立，大陸不會對台動武，但會持續促使台灣不得不與北京協商談判。台灣應當及早因應，籌劃對策，而不是坐以待斃。

談判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第一、自己實力強大，可以壓制對方。第二、博取對方好感及善意，凡事好商量。第三、利益交換，相互讓步，各取所需。

台灣在1970年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實力遠在中國大陸之上。但近年來內部政爭不斷，各政黨集中精力於選舉，勝選後以保衛政權為首要目標，沒有推出國家發展的長遠規劃，使得台灣建設不進反退。

反觀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後，各項建設突飛猛進，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有專家預測，大陸將在2025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兩岸日後進行談判時，台灣有什麼籌碼與大陸較勁？

更令人擔心的是，民進黨二度執政後台灣經濟實力不斷下滑，又被排拒在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之外。另一方面，縱容反中仇中情緒，結果激起對岸人民反感，更使台灣陷入極為不利的境地。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直言：「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李登輝當總統時發起台灣化進程，希望脫離中國。但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只會使台灣人更加痛苦。」

面對中國大陸始終堅持立場，台灣應該趕快調整策略，一方面停止內鬥，共同建設台灣，厚植實力，累積籌碼；另一方面拋棄仇中反中思維，設法改善兩岸關係，加強雙方的善意，做好談判準備，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作者係退休大使）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值此重要時間節點，我們總結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所取得的歷史經驗，不僅能夠堅定踐行「一國兩制」的信心，而且對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具有重要的啟示。概括起來，這些經驗和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香港實踐經驗和對台啟示

第一，堅持「一國」與「兩制」相統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實現國家統一。「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只有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堅持「一國」之本，發揮「兩制」之利，才能確保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事實表明，「一國」原則越堅固，「兩制」優勢就越彰顯。

這啟示我們，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要注重並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未來台灣特別行政區必須在堅持「一國」的前提下實行「高度自治」。由於台灣長期存在類似香港反對派的「泛綠」陣營，且未曾停止「台獨」分裂活動，所以統一後，儘管不會允許「台獨」組織和活動繼續存在，但社會撕裂很難在短期內得到彌合，「台獨」思潮也很難在短期內被根除。所以，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必須提前做好制度防範，防止台灣的反對勢力借用「兩制」來消解「一國」。

第二，堅持授權與監督相統一。儘管香港享有比聯邦制下的州還大的自治許可權，但這並未改變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性質。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授權，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對中央負責，並接受中央的管治和監督。從中央的角度看，既要保障和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又要積極履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監督職責。

這昭示我們，兩岸統一後，中央在授予台灣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時，一定要有配套的監督制度和機制。授權與控權要同步進行，否則，只授予權力而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就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失範。當然，中央對台灣特別行政區的授權要適度，並非下放權力越多，就越容易獲得台灣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第三，堅持管治與自治相統一。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早期，在過多強調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潛意識下，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在無形之中被淡化。實踐證明，這種作法有負面效應。於是，2014年以後，中央在治理香港問題上進行了政策調整，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概念，並隨之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從強調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到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並處理好兩者的有機結合，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經驗。

這昭示我們，設計「兩制」台灣方案時，不僅要有賦予台灣特別行政區自治權的制度規定，而且要有充分體現中央管治權的制度規定，兩者不可偏廢，同時要鋪設中央行使管治權的制度抓手。中央既要積極行使對台灣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又要支持和保障台灣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

第四，堅持共治與自治相統一。「一國兩制」實踐之初，官方媒體多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來比喻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這其實是強調「分治」。固然，在「一國兩制」下，分治是必要的，但長期分治會在一定程度上固化香港與內地的差異，這不利於培養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所以，治理不能長期停留在分治層面，而應該在分治的基礎上積極向共治轉變，通過共治打造共同利益連接，增進香港與內地的一體化。目前，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等舉措，其實就是落實香港與內地共治的一種形式。

這啟示我們，兩岸統一後，應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合作，加速兩岸融合的步伐，要讓台灣民眾，尤其年輕人參與到國家建設中來，將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連接起來，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統一後，要注重台灣與大陸的經濟社會文化的一體化建設，打造共同生活圈，可以考慮打造橫跨海峽西岸和台澎金馬地區的「閩台大灣區」，消弭兩岸在經濟、社會、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以加速兩岸融合步伐。

第五，堅持主權與安全相統一。香港回歸後，有長達23年時間處於國家安全立法被懸置的狀態。外部勢力借助香港的安全制度漏洞，大搞「反中亂港」活動，還企圖利用香港推行「顏色革命」，這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這一事實再次證明，安全與主權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擁有主權，倘若沒有安全保障，主權仍會受到傷害。鑒於香港安全制度漏洞帶來的危害，中央果斷出手，於2020年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保障香港實現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變。

這啟示我們，兩岸統一後，一定要堅持主權與安全相統一原則，建立健全台灣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可考慮由中央直接制定台灣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至於台灣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的部分，一定要預設能確保立法得以落實的制度機制，以避免出現類似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長期被懸置的現象。

第六，堅持愛國與愛港相統一。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表明，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政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香港反對派將愛國與愛港對立起來、割裂開來，是極其錯誤的。愛國與愛港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中央於2021年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那些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安全，真心謀求香港繁榮穩定的「愛國愛港者」進入管治團隊，同時讓那些「反中亂港者」出局。這不僅有利於香港行政主導體制的順暢運行，而且也為香港的良政善治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啟示我們，兩岸統一後，應堅持「愛國者治台」原則。「不愛國者」均會被排除在管治團隊之外。同時，要大力凝聚和培養「愛國愛台」、反對「台獨」的力量，堅決依靠這些進步力量治理台灣特別行政區。為此，有必要將擁護憲法、遵守台灣基本法、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等指標，作為未來台灣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的選舉資格。兩岸統一後，還要注重在台灣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尤其是開展和強化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教育。

以民主協商貫徹三個充分

儘管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供了上述有益經驗和啟示，但台灣在地域面積、人口規模、經濟體量等方面均是香港所不及的，且台灣有自己的特殊性。鑒於這些現實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訪問團時，首次提出了「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時必須遵循「三個充分」，具體表述是，「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又重申上述「三個充分」。這「三個充分」已成為當下大陸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

由上可知，「兩制」台灣方案一定不會全盤照搬港澳方案。大陸方面從未將「一國兩制」凝固化，硬性要求台灣方面接受港澳版本，而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政策、一個原則、一個方案、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對於「兩制」台灣方案的具體安排，大陸願意同台灣同胞一起通過民主協商來討論。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台灣有自身獨特的地位和優勢，所以，在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過程中，台灣也應參與其中並有自己的角色擔當。譬如，在兩岸經貿合作中，台灣具有明顯的資金和技術優勢，高素質勞動力多，自然條件優越，海島港口多，交通運輸便利；台灣半導體晶片產業的研發技術位居世界前列。統一後，兩岸產業可以更好地相互協作，優勢互補；台灣可借著特殊地緣優勢，既能引進美國、歐洲、日本的先進技術，也能與大陸的科研機構開展深度合作。同時，大陸具有廣闊的市場和龐大的生產鏈，可為台灣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後盾和支撐。

「一國兩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事實將證明，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會在新的歷史階段取得更大成就。同時我們相信，未來「一國兩制」一定會在台灣地區落地生根，並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期中美兩國的高層官員持續舉行會談，包括兩國防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會談、蘇利文與楊潔箎在盧森堡舉行會談、兩國外長在印尼峇里島的G20外長會議會談，顯示兩國官員互動密切，對中美關係緩和有所幫助。

中美防長香格里拉會談

6月10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香格里拉對話中見面會談，這是拜登政府上任後兩國防長首度會談。會談議題包括台灣、南海及俄烏戰爭問題，較多的時間仍聚焦在台灣問題。魏鳳和會談時表示：「北京將粉碎任何台獨陰謀，堅決維護祖國統一。若有人將台灣分裂出去，解放軍將不惜一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利用台灣節制中國永遠不會得逞」。

兩國防長會談在拜登訪問東亞時表示，將以軍力阻止中國武力犯台之後，魏鳳和的發言應代表北京對拜登說法的回應。魏首先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將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意圖。面對台獨作為，中國將以武力加以阻止，即使拜登已表示美國將以武力介入，但魏鳳和明白表示「解放軍仍將不惜一戰」，亦即表示拜登的武力介入，並不能嚇阻中共以武力阻止台獨，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其次，魏鳳和對美國推行「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也積極地拉攏台灣以遏制中國的勢力擴張回應，「利用台灣節制中國永遠不會得逞」。

奧斯丁則強調，美國堅守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反對兩岸任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大陸必須避免對台灣採取進一步破壞穩定的舉動。所謂美國長期奉行的一中政策，係指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項公報及對台「六大保證」。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將持續售予台灣武器以維持足夠的防禦能力，也反對大陸以武力侵犯台灣的安全，與台灣維持非官方的關係。美國對大陸持續以軍機穿越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認為是破壞台海穩定的舉動，應該予以避免。

兩國防長的會談有交集之處，大陸的反獨立場非常明確，美方也強調堅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在美國不支持台獨的前提下，台灣如不走向台獨，則大陸不會有對台動武之必要。魏鳳和強調大陸將以武阻獨，對嚇阻美國支持台獨應有相當作用，因此美方強調持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也不支持台獨。雙方對台海的緊張情勢有不同的看法，大陸對台軍事施壓是要反對美國的以台制華，以及在實質上弱化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美方指責及擔憂中方對台軍事施壓，其實是倒果為因，如果美方不刻意拉台灣以遏制中國，對於蔡英文的「兩國論」政策不予以支持，則大陸將會減少對台軍事施壓，台海也就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楊潔箎與蘇利文會談

6月13日，美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箎在盧森堡舉行會談，議題從全球性的俄烏戰爭、區域性的北韓試射飛彈，到台海問題，顯示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期待與中國維持穩定的關係。美方期待中國不要協助俄羅斯，並協助制止北韓的飛彈及核武發展。中方希望各方能以和談方式停止戰爭，對北韓核武發展也主張透過對話解決，而非一味的對平壤制裁。

關於台海問題，蘇利文表達與奧斯丁相同的看法，反對兩岸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並關切大陸針對台灣的行動與言詞脅迫。楊潔篪則強調，在捍衛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問題上，中方立場是堅定不移；台灣問題事關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處理不好將產生顛覆性影響，此一風險隨著美國「以台制華」及台灣「倚美謀獨」而持續升高，美方必須遵守一中原則及中美三個公報，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楊的談話顯示美國的對台態度為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期待美方能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減少與台灣的官方互動關係。美方資深官員形容此次會談「坦率、深入、具有實質性與建設性」，顯示雙方關係穩定。

王毅與布林肯會談

7月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著又與中國外長王毅在印尼峇里島G20外長會議期間舉行雙邊對話。布林肯表達了對台灣、香港、人權及烏克蘭問題的關切，並再度呼籲中國應與俄羅斯保持距離。布林肯也重申美方不尋求與中國進行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與盟友合作圍堵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以及不尋求改變台海現狀。

關於台海安全，布林肯與奧斯丁表達了相同立場，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王毅則要求美方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不要低估中國捍衛領土主權的堅定決心、不要犯下葬送台海和平的顛覆性錯誤。王毅的談話顯示大陸非常重視美國的對台政策，認為美國提升與台關係才是台海情勢緊張的根源，美國應該停止拉攏台灣的作法，以免台海發生軍事衝突。

雖然雙方立場不同，布林肯在會後表示討論有益、坦誠及具有建設性。雙方也就推動中美聯合工作小組磋商達成共識，同意為雙方外交人員履行職務創造更好條件，重啟人文議題協商，加強氣候變遷及公共衛生等合作。

中美維持對話與競爭關係

中美近期密切的會談顯示，二國雖有分歧，但應該加強對話與溝通，以瞭解彼此的想法，避免誤解及誤判。拜登政府此一立場的調整，與俄烏戰爭難在短期內看到俄國落敗有關，美國不樂見美中關係緊張，也不希望台海發生衝突，並期望中國維持不支持俄羅斯的立場。對中國而言，內部正面臨20大即將召開，疫情不穩、經濟受抗疫及俄烏戰爭影響而遲緩，也希望中美關係能維持穩定，願意與美國進行對話。

美國雖強調不想跟中國進行冷戰，但實質上仍在結合所謂理念相同國家，一起來遏制中國的發展與影響力。美國強調遵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但未停止拉攏台灣以遏制中國，以及持續提升美台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實質上在弱化一中政策的內涵，大陸對台的軍事施壓也不會停止，中美將維持對話與競爭並存的關係。

(作者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