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棲作戰的載具相當多元，除了一般大型兩棲登陸艇外，給予陸戰隊搭乘的兩棲登陸車也同樣重要。不諱言，美國海軍陸戰隊為全球編制最大的兩棲部隊，其登陸載具最為成熟，但中國大陸因海岸線長、沿岸與南海島礁眾多，故對於兩棲登陸車的研發與部署格外用心。

美軍AAV7兩棲登陸車

1960年代中期，美國海軍陸戰隊為替換下一代的兩棲登陸載具，FMC公司與陸戰隊簽約，於1970年代開始生產第一代的AAV7兩棲登陸車。經過1980與1990年代，服役於美軍陸戰隊的AAV7相繼多次提出性能提升方案，包括從機槍砲塔、複合裝甲、柴油主機，到整合型抗爆座椅與防禦力等，AAV7兩棲登陸車已成為美軍陸戰隊不可或缺的裝備。

大體上，全車近8公尺長、3.27公尺寬、3.26公尺高，整個車身約23噸，配備鋁合金與強化裝甲外，主要武裝包括40毫米榴彈發射器與12.7mm重機槍，透過車內的400匹馬力，在陸地越野的速度為每小時72.4公里，水裡則有13.5公里，不僅能快速搶灘，強勁的馬力更是在陸地行駛的優勢，早期的車輛可以負載25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後期則降至21名士兵。

AAV7的服役時間相當長，加上陸戰隊為美軍攻勢部隊，參與過索馬利亞戰爭、波灣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因具有優秀的裝甲與機動性能，遭到敵軍摧毀的機會大幅降低。

因AAV7性能優異，美軍開發出相關衍生車型，根據任務型態又區分為AAVP-7A1人員運輸車、AAVC-7C1指揮車等。因服役紀錄良好，除美軍使用外，也銷至阿根廷、巴西、義大利、南韓、西班牙、泰國、委內瑞拉、日本、智利、菲律賓、印尼等國，總生產數量超過1,500輛。

然而，AAV7畢竟為40年前的產物，雖然美軍數度更新，但從今年10月開始，美軍逐步汰換老舊的AAV7，以新一代輪式「兩棲戰鬥載具」(ACV)作為下一代的兩棲登陸車。新一代的ACV除擁有700匹馬力，其防護力亦有提升，能抵抗地雷、詭雷與一般輕兵器的射擊。

大陸的05式兩棲登陸車

05式兩棲登陸車是中國陸戰隊最新型的裝備，2000年開始研發，2005年開始服役，為「湖南機械集團」所製。05式不但為解放軍最新的兩棲登陸車，其技術更已達世界水準。

05式兩棲登陸車總重約26噸，操作人數3人，可負載9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基本武裝為30mm機槍、7.62機槍與紅箭73c反坦克飛彈，射程約500公尺至3公里，更因配備1,500匹的馬力，05式登陸車在水上航行速度約為每小時30公里，陸地行駛速度為每小時40公里。

具體來說，05式最大的優點在於水面航行速度快。執行兩棲登陸作戰時，水面航行的速度是決定生存性能好壞的關鍵，加上05式登陸車對零件的後勤補給壓力較小，這些均是05式的優點。但不可否認的是，05式使用的是大量輕質鋁合金的車體與砲塔，雖具備發動兩棲作戰的海空優勢，但其登陸載具的防護力薄弱，仍得搭配兩棲坦克作為掩護。

另外，05式因車體較小，能搭載的全副武裝士兵只有9名，相較於美軍的AAV7的21名，所載人數還不及一半。換言之，同樣發動兩棲登陸戰，大陸解放軍得派出較多的05式登陸車，以彌補人數上的不足，這應該是大陸下一代兩棲登陸車的研發重點。

隨著台海、南海局勢逐漸升溫，05式配合軍演的次數與頻率日益提高，相信未來它仍是大陸兩棲部隊的主力之一。

俄國的兩棲登陸車

BTR-80為俄國的兩棲登陸主力之一，由阿爾紮馬斯機械廠所製，從1986年服役至今已超過30年，生產數量約5,000輛，雖整體性能老舊，但至今仍是俄國海軍最重要的裝備。總重約14噸，長7.7公尺、寬2.9公尺、高2.4公尺，最大能運載7名武裝士兵，主要武器以30mm2A72機砲與7.62 mm PKT機槍，發動機以柴油主機為主，約260匹馬力，在陸上行駛速度約為每小時90公里，渡河約每小時10公里。

因俄羅斯長年沒有大規模登陸作戰的需求，對兩棲登陸車的需求較低，因此在研發與部署兩棲登陸車的過程中，遠不如美、中兩國的進度。即使如此，BTR-80參戰的紀錄豐富，著名的阿富汗戰爭、喬治亞內戰、車臣戰役、伊拉克內戰、烏克蘭武裝衝突、敘利亞內戰等，均曾看到BTR-80的身影。

俄羅斯的兩棲登陸戰需求不如美、中兩國，因此較專注在大型海軍艦艇的研製與部署，透過艦艇上的長程超音速反艦飛彈，來彌補登陸部隊的不足。

結語

綜觀上述，三強當中仍以美軍的兩棲登陸車發展最完整，具備良好的研製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國海軍為攻勢部隊。大陸的兩棲登陸車在部分性能上不如美軍，但以大陸的科技、資金現已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未來可能會超越美軍，大陸的兩棲登陸車在國際銷售市場有與美國競爭的能力。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8月26日，中共向南海發射4枚中程彈道飛彈，並落入南沙與西沙群島之間的海域。《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朝南海發射飛彈，其中一枚東風26B(DF-26B)飛彈是從青海發射，另一枚東風21D(DF-21D)飛彈則是從浙江發射。東風26B射程約4,000km，東風21D射程約1,800km，可攜常規或核彈頭攻擊大型水上目標。這是北京政府對華府發出警告。

彈道飛彈和洲際導彈不同

彈道飛彈和洲際導彈等名詞，常常令人難以區分。傳統的彈道飛彈，如二戰德國V-1、V-2火箭、印度的烈火系列飛彈、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戰術飛彈等。彈道飛彈(SRBM/MRBM/LRBM)分為短、中、長程(射程500~5000km)，多半在大氣層(圈)內飛行，並攜帶傳統/生化/核彈頭。

近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發生領土糾紛(雙亞戰爭)，亞美尼亞使用伊斯坎德爾戰術飛彈(9K720 Iskander-E)轟炸亞塞拜然的民生設施；亞塞拜然也使用集束彈藥和多管火箭(BM-30 Smerch MLRS)轟炸亞美尼亞的平民社區，造成重大傷亡。

洲際導彈(ICBM)則因長距離跨洲需求(射程5000~15000km)，上升階段必須突破大氣層(圈)，在太空中的地球軌道上飛行，以減少空氣阻力。下降階段由貨艙段釋放出多顆分導彈頭(內含核彈頭)，重新進入大氣層(圈)前/後實施變軌/誘餌等手段，以突破敵人防衛圈的攔截網。但是，重新進入大氣層(圈)的難度極高，必須在極小角度範圍內才能順利切入。切入角度太大或太小，分導彈頭就會燒毀或彈開。因此，美國、俄羅斯、中國大陸等必須經常試射，以獲取相關數據，耗費甚高。

東風21型和東風26型

中國火箭軍是解放軍的軍種之一，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指揮，以地對地彈道飛彈和戰略導彈為主，負責彈道飛彈目標打擊和核反擊戰略作戰等任務。火箭軍的前身為戰略性獨立兵種「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1966~2015)。2019年，在中共建政70周年閱兵典禮上，首度出現火箭軍部隊方陣。

東風21型(DF-21)彈道飛彈，問世後便引發各界注目。主要原因在於，東風21型發射後，採用拋物線彈道高速飛行，並在目標區上空實施變軌，以突破敵人防衛圈的攔截網。最後，垂直落下的重力加速度加上原先航速，彈頭(戰鬥部)將以6馬赫高速衝向敵艦，殺傷力極高。

目前僅有少數「反飛彈系統」(如標準3/6型、薩德系統、愛國者3型、S-500)可攔截這類彈道飛彈，但成功機率不高。而東風26型(DF-26)彈道飛彈，為東風21型的放大增程版，素有「航艦殺手」和「關島殺手」的稱號。

不過，各界普遍質疑彈道飛彈的反艦用途，並認為中國提供的數據和照片，無法顯示具備攻擊航行中船艦的效能。雖然，有照片顯示中國內陸沙漠地區有固定航艦靶，靶上有多個彈坑，顯示彈道飛彈可準確擊中目標，但仍有專家提出固定靶和移動靶的不同之處。

基本上，就算彈道飛彈無法擊中航行中船艦等目標，但對於敵方而言，仍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中國試射4枚彈道飛彈落入南海後，美軍艦隊曾一度撤出南海海域，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美軍除了備戰壓力之外，還有頻傳的意外事故。

美軍意外事故頻傳

姑且不論戰力高低，光是承平時期，美軍就發生多起意外事故。1987年，派里級巡防艦史塔克號在波斯灣值勤時，因MK-36干擾系統延遲作用和方陣快砲系統待命，遭到伊拉克軍機發射2枚飛魚反艦飛彈擊中，全艦毀損；1989年，愛阿華號主力艦(BB-61)在演習時，發生二號砲塔爆炸，造成47名官兵死亡，該艦也除役封存至今。事後查出原因，歸咎於官兵個人感情因素和砲塔內粉塵瀰漫；接著又發生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艇在港內失火，最後報廢。事後查出原因，又是有官兵因個人感情因素，在潛艇內縱火。

2016年，川普總統上任後，美軍接連發生多起勃克級神盾艦和商船衝撞，造成程度不一的毀損。事後，原因歸咎於官兵訓練不足、指揮戰情室風氣散漫、多項設備故障無法啟動等；2020年，好人理察號兩棲直升機登陸艦(LHD)在歲修升級時發生大火，造成全艦燒毀。據傳又是人為縱火所致；美軍航母艦隊也發生多起意外，包括多架F/A-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相撞墜海、新冠肺炎(COVID-19)在羅斯福號航艦內傳染造成艦長免職等。

最近，美軍又發生F-35B戰機進行空中加油時，和KC-130J加油機擦撞墜毀。兩岸緊張情勢日益升高，台灣方面將防衛籌碼全押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果真會有保障嗎？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前20年武裝抗日犧牲慘烈，1915年西來庵事件之後，抗日運動進入非暴力的第二階段，向日本人爭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抵抗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實踐上則以思想啓蒙為主，藉此提升中國民族意識、中華文化傳承與新思潮。

台灣在殖民統治者的鐵腕下，無論是溫和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抑或激進的農民組合、階級的台灣共產黨，從結果看，沒有一件是成功的。但對喚起民眾，尤其是知識階級的民族意識與祖國情懷，確實起了作用。父親在《台灣民族運動史》序文中指出「在這悠悠半世紀之間，台灣同胞作為袓國替罪羔羊，受盡異族的欺凌壓迫，殘暴蹂躪。但是台灣同胞處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下，不但未嘗一日忘懷祖國，且能以孤臣孽子之心情，苦心孤詣，維繫固有文化於不墜。」

莊垂勝(遂性)正是在異族統治下「維繫固有文化於不墜」的重要戰士，他所創辨的中央書局，是日據時代台中市文書刊物最豐富的書局，在祖國文化普及與漢文的保存方面有很大貢獻。隨著時代變遷，中央書局雖然經營不易，仍堅持了70年，著實是台中的重要文化風景座標。

中央書局與文化抗日運動

在〈釋台中文化城〉(《台灣風物》1976)文中，父親提到文化抗日運動的重要成就，包括櫟社、台中中學、中央書局三個實例，都是由民族自覺而產生的文化事業。

櫟社是台灣淪為殖民地後成立的第一個遺老詩社。民國前一年，梁啟超與湯覺頓來台，櫟社召集全台詩人的歡迎會震動台灣詩壇，梁任公在台所做的律詩得到熱情的迴響，「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更傳誦一時。

1913-14年，創設台中中學的運動，是台灣人的第一個自救運動，中部士紳努力喚起全台各地領導階層覺醒。中央書局的成立，更和文化抗日運動淵遠流長。台中之所以逐漸成為文化抗日運動的重鎮，源自周邊地區豐富的文化人脈資源。

1925年，莊遂性創立中央俱樂部的構想，不僅得到豐原大雅的張濬哲、張煥珪兄弟大力支持，聯名的發起人還有彰化和美的陳滿盈，員林的賴烈火及林糊，霧峯的林獻堂、林資彬、林少聰，潭子的林載釗，南投名間吳沛然，草屯洪元煌，梧棲楊濱嶽、楊路漢，大甲陳炘、杜清，清水蔡亨、楊天賦，鹿港許金來、莊垂勝，竹山林月汀，太平林垂拱。從這份名單也能夠想像，1924-25年文化運動巔峰時期的盛況。

台灣文化協會自1921年創立，以演講方式，提出自由、平等、人格的尊嚴、社會意識等理念，在各地展開具有時代新思潮的啟蒙運動，得到民眾熱烈迴響，而莊遂性的演講深受歡迎，他對當時大部分殖民地青年只圖自己的榮達，對於受異族凌虐的同胞無動於衷，給予棒喝。但他卻深深感到「文化是要實踐才能開花結果的，只憑空口說白話的啟蒙運動，是沒有多大效果可以期待的，要實踐，必須先給它造成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環境。」（葉榮鐘《台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

1924年，莊遂性自明治大學畢業，返台前繞道韓國、北京、上海，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北京、上海出版業的蓬勃發展，啟發了他創辦文化事業的構想。一方面是導入五四新文化思想潮流的書局，以及一個仿效英國的俱樂部與法國沙龍的制度，為南來北往的同志提供服務，並期透過俱樂部形成一種無組織的力量，借以推動台灣民族運動。但後來因為文化協會的左右派分裂，俱樂部構想沒能實現。雖然如此，初期的中央書局辦得有聲有色，擔當著台灣民族運動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務。

莊遂性與葉榮鐘一生知己

父親有幾位竹馬之交的一生知己─丁瑞魚、施玉斗、林坤元、莊垂勝(遂性)、洪炎秋。1962年莊遂性辭世，父親的輓聯「義比嚴師  情同手足」，多年後洪炎秋懷念莊遂性是影響他一生最大的益友（洪炎秋〈懷益友莊垂勝兄〉傳記文學1976）。

這幾位父親同輩的朋友，都出生於日據初期的鹿港，他們能夠掌握中、日兩種語言與文化，深受梁啟超、孫中山、五四運動及一戰後新思潮的影響，他們是深受傳統文化薰陶，也領受新知識衝擊的世代。洪炎秋的父親洪棄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們具備以母語思考論述的能力，而「閩南語」正是中華文化重要傳承的古漢語，他們是對漢文化有強烈歸屬感的一代。他們在精力充沛的少年時代，苦於智識的貧困和沒有出路，曾經組織一份手抄本流傳的刊物《晨鐘》，表述年輕世代對舊傳統的不滿。

洪炎秋自幼在父親的書房讀古典漢文聖賢書，又通過函授課程自學日文，父親與莊遂性雖接受了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初等教育，但也都堅持傳統漢文經典的自學。同時他們積極學習日文以獲得新知識，因為新知識是參加建設祖國的必要條件。

因為恩師施家本的引介，父親與莊遂性先後得到霧峯林獻堂的資助，在日本完成大學教育，並且先後擔任林獻堂的秘書兼翻譯，積極投入政治社會運動，特別是抵抗殖民同化的文化思想啟蒙運動。

台中圖書館舉辦文化活動

光復之初，1946年春，莊遂性任台中圖書館館長，父親也受派任編譯組長，這是他們二人一生中唯有的官歷，也是他們眾多並肩作戰的經驗中，最寄厚望的一次合作。最受歡迎的婦女講座是台中女中校長余麗華教授的國語課，他們定期舉辦的中國歷史文化與民主政治、經濟學、人類學講座等，都深具文化啟蒙社會教育的用心。還有自由座談的茶話會及各種文化活動，例如馬思聰演奏會、楊逵《送報伕》出版，曹愚話劇《雷雨》，都是當時台灣與大陸文化界的交流中心。

大台中地區豐富的人文資源，不僅展現在日據時代文化運動所得到的熱情支持，更在前輩們待人接物的胸襟與大度。活躍於社會運動的葉陶與楊逵夫婦，在最窘困的二戰期間落腳台中，在前輩溫暖的關懷下，度過窮困卻不改其志的一生。曾經為了鼓勵一個藝術家的創作，莊遂性招呼中央書局朋友們組織後援會，每月輪流認購其雕刻作品。

徐復觀曾說，他不僅在台中住了20年，也在這裡交上幾個永遠難以忘懷的朋友。1974年秋末，他在給父親的信中提及夢到與台中朋友重逢，信末又說「近數月兩次夢見莊兄，而夢中尋覓，亦可知思念之勞也。」

徐復觀在追悼莊遂性的〈一個偉大地中國地台灣人之死〉提到，在省籍隔閡、政治恐怖的年代，莊遂性曾幾度向他提議，要在中央書局舉辦儒學講座，或是出版他的著作以重掁文化啟蒙工作。莊遂性辭世後，父親和徐復觀組織了一個低調的聚餐會，成員是東海大學幾位大陸籍教授和台中幾位本省籍朋友，孫克寬稱之為「中台雅集」。

相約見面在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常是台中前輩朋友相約見面的地方，偶爾甚至於不約也能相會。在我家裡，她的名字被簡化成書局，因為對我們來說書局僅此一家。在沒有私家電話的時代，外地來的朋友，從車站到位居市區中心的書局，只要十來分鐘的腳程，如果事先沒約好，就麻煩一個年輕的職員，騎著腳踏車趕到家裡來通知父親去相會。

來自台北的洪炎秋、王詩琅、黃得時、丁瑞魚，本地的林培英、藍運登、林雲鵬、蔡惠郎、張煥珪、楊逵、李君晰等，是兒時記憶中比較熟悉的，後來又多了大度山上下來的徐復觀、陳兼善、孫克寬等幾位教授，更後期還有來自日本的年輕學者松永正義、河原功、若林正丈等，他們是戴國煇的學生，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成員。

1950年代末，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是父親寫作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那是二二八事件的挫傷長久沉澱之後的再出發。1960年代初，父親重新提筆寫作，初時只為彰化銀行的內部刊物寫散文隨筆，後來發表的園地逐漸擴大，這些雜文後來結集成《半壁書齋隨筆》，都由中央書局出版。那已經是張耀錡主持的時候了。

退休之後，父親專注於抗日民族運動史及人物書寫，實踐他長年抱持的述史之志。中央書局依然是父親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地，雖然環境依舊艱難，見面時只是談談文章，說說見解，或交換閱讀的書刊，對現實中的種種往往感到無奈。長期處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中，父親和中央書局的朋友們痛恨國民黨政權，卻未曾棄絕民族的認同與傳統文化，在漫長抑鬱的歲月中，依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安頓自己的身心，致力於歷史文化傳承的志業。依然，嚮往著一個有公平正義可言的社會。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史工作者)

1993年4月29日，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新加坡簽署了四項協議，是「辜汪會談」的重要成就。也是兩岸在兩岸當局各自授權，經由民間團體達成的第一次對雙方有約束力的四項協議。

根據四項協議之一的「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海基會與海協會副秘書長、處長、主任級人員，每季度應就主管業務擇地會商。兩會副董事長與副會長或兩秘書長，每半年一次，應就兩會會務進行會商。海基會董事長與海協會會長視實際需要，經雙方同意後，就兩會會務進行會談。

首次文化參訪團成行

1993年6月13日至23日，海基會在「辜汪會談」之後，首次組文化參訪團訪問大陸，為今後兩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做準備工作。參訪團除筆者擔任團長外，另有文化處朱榮智處長、綜合處方鵬程副處長、文化處張麗芳專員、法律處黃國瑞專員及文化處梁秋月專員等人。

6月13日至17日，本團在北京拜會了海協會唐樹備常務副會長、鄒哲開副會長兼秘書長及劉剛奇副秘書長、文化部、廣電部、國家文物局、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中央電視台、中國圖書總公司，針對文物交流秩序、保障著作權、保障影視人員的權益，防止盜錄、盜版、合辦「為中國人健康而跑活動」，同年9月辦理台灣「大專青年訪問團」前往大陸演出及參訪，以及兩岸互辦書展等問題，雙方皆充分交換了意見，也皆獲得原則上的共識。

前往西安、上海參訪

17日至20日，我們在西安參訪了陜西歷史博物館、秦兵馬俑博物館、西安電影製片廠、法門寺地宮、西安碑林，並拜會了陝西省台辦、陝西省文物局等單位。

21日至22日，我們在上海拜會上海市台辦，參訪上海市博物館、上海電視台、上海電影製片廠、上海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並拜會了海協會汪道涵會長，成果豐碩。

兩會就諸多問題充分討論

在北京參訪期間，6月15日下午2時，筆者拜會海協會唐樹備常務副會長，唐常務副會長表示了以下幾點意見：

一、希望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能於7月中旬到江浙一帶考察，或8月初到北京參加法律研討會（東吳大學主辦）時，就兩會進行五項事務性商談及其他如台商投資保障、能源之合作開發、科技交流，兩會人員進入對方地區出入境通行方便的具體辦法等問題，與他本人及鄒哲開秘書長先行商量，做大體規劃，對兩會共同協議的落實，大陸方面不希望針對某一單項安排來談，而是五項議題與其他問題一起談。海協會並希望邱副董事長儘早決定時程，以便安排。

海協會汪會長在新加坡「辜汪會談」時就表示，希望邀請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訪問大陸。唐副會長詢問辜董事長是否考慮前來？何時可來？如果目前有困難，也可延期。如可行，汪會長將發函邀請。此一信息帶回台北後，陸委會另有考量，辜振甫董事長及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後來皆未能成行。

二、有關兩岸文物交流秩序問題，他重申渠在「辜汪會談」時的看法。倘若台灣的博物館、美術館向海基會提出委託，代借大陸的一級文物，海協會願意接受大陸方面的委託，與海基會簽署借展合約。但有關台灣博物館及美術館的文物進出大陸，給予法律或法規保障方面，大陸不可能為此專門制定法律或法規來加以保障。比較可行的是，大陸方面授權海協會或國家文物局，以個案方式保障台灣的文物進出大陸。有關兩岸文物展覽收取「籌展費」及「保險費」的收費標準，則須再行商量。

三、有關當年9月「為中國人健康而跑」活動，次年3月在台北舉辦兩岸書展，9月台灣「大專青年訪問團」訪大陸事，海協會皆表支持。

四、有關大陸媒體負責人及資深記者訪台事，大陸有關方面擬邀同等級台灣新聞媒體負責人及資深記者組團赴大陸參訪。

為文教交流奠定基礎

海基會首次文化參訪團在6月22日下午拜會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後，於23日經香港返回台北。這次與大陸各個有關部門及單位，充分交換意見，成果豐碩。也讓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特此為記。

(作者係海基會前副祕書長)

曾健民醫師是我省立屏東農專的學長。當時的省立屏東農專(現改制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台北工專(現改制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時南北農工的兩個重鎮，為台灣培育了大量的中堅技術人才。

我與健民兄都是東部農村窮苦的學生，他在花蓮玉里，我在台東，當時窮人家的孩子都報考省立師專或師範大學，可以省下學費與生活費，東部因師資與環境關係，能考上的不多，為了能早日謀生就業，父親希望我報考屏東農專，因該校畢業就業率很高。

因南風社而認識

我考入屏東農專時，健民兄已是一個早熟的文學青年，因崇拜魯迅與賴和這兩位在兩岸被尊為文學領航者都是醫生，他在屏東農專苦讀，再考上高雄醫學院。我因在校刊《南風》與《雙週刊》上發表詩與散文，成為南風社的一員，後再主編這兩種刊物。《南風》曾得到全台大專院校校刊評審第三名，頗有水準與知名度。健民兄也在《南風》發表散文，1975年我們因南風社辦文學活動而認識，包括已畢業在彰化溪州國中任教的吳晟。

我常去高雄醫學院找他，在他的租屋處暢聊暢笑，記得他最有名的笑話是「上帝到底是什麼呢？」令我深刻印象的是他總愛彈吉他，唱那首「濛濛細雨憶當年」，我問他為什麼常唱那首歌，他說有一次被情治單位約談，當時窗外正下著濛濛細雨，他以為他出不來了，以致始終無法忘卻當時的情景。

寫下幾本台灣史著作

健民兄高醫畢業後，於1981年赴九州醫科大學牙科深造，再至北海道開業牙醫，1992年回台北開設牙醫診所。當時我還在台東從事農業推廣工作，偶而上台北，在陳映真處常與他見面，談文學與國際觀、價值觀等問題。

健民兄認真地在各地搜集大量自1945年至1949年的歷史資料，他認為從台灣光復，到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到韓戰尚未爆發的那一段時間，兩岸根本是一家親。他之後完成了數本歷史著作，為台灣近代史補上了被刻意拔掉的兩顆門牙。相信由於他的著作，那一段歷史終有一天會坦蕩蕩地呈現在台灣人民面前。

鼓勵我記錄台灣農運史

2002年陳水扁政府打腫臉充胖子，未經過深入研究與認真談判，急功近利地附從美國，以已開發國家的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犧牲台灣的農業，在沒有配套的措施下，以粗糙手段欲消滅與接管農漁會，並要求農村金融在短期內把逾期放款降低，導致偏鄉的農民無法辦理農保、無法購買肥料與農藥，全台3萬餘名經統一考試受聘的職工也面臨失業的威脅。同時因政府大量進口美國蔬果與大宗農產品，致使台灣農產品價格平均下降二成。

農民、漁民遂自動籌資，每人500或1000元，準備到台北來遊行抗爭，我因從1987年就開始參與各次農民與社會運動，大家推選我擔任總策劃、遊行總指揮。我們組成了5人工作小組，並找到26位各縣市聯絡人，短短3個月，各縣市至少召開了千餘場說明會，終於發動了12萬人，到台北總統府前抗爭。

那段時間我不停地接受媒體訪問，並與民進黨立委辯論，贏得廣大人民的理解。最後遊行和平落幕，扁政府立即成立了農業金庫，歸還已接管的農漁會，穩定了農村金融。

我因忙於策劃與指揮，無法思考其與台灣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健民兄則一再叮嚀我，在遊行結束後，應寫成一本紀實報導的書。他用心剪貼了厚厚兩大本近一年的報刊雜誌相關報導，並以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與我簽約，預付了一筆稿費，支援我在台北的生活費。我近乎閉關似地寫了近半年，終於完成15萬字的《天黑黑麥落雨》，書名是大遊行的主題歌，由台灣民謠《天黑黑》改編的。

健民兄的驟然去世令人悲痛，自花蓮為他送行後，至今始較冷靜，蘊釀了一首詩以為紀念。

窗外

窗外

應該是南風徐徐的春望

卻一直下著秋決似的濛濛細雨

更籠罩著厚墨的濃霧

窗外，歷史的眼睛含著淚水

看著你躬著身影

伏案書寫歷史的斷章

凝視你躬著身影

在燈光下清洗我們的牙床

在燈光下研判台灣的社會性質

你用畢生的精力，用筆

撐開歷史被封閉的隙縫

填補上台灣歷史被刻意拔掉的門牙

縫補兩岸歷史的缺口。但歷史的臼牙

還反咬這後冷戰正在轉身的尾巴

政客的蛀牙帶著口臭，用扭曲的唇舌

向我們噴灑口水，口水瀰漫已淹沒一個島

島上喧囂著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民主與自由鬥魚般互咬，矛盾的殃池裡

窗外，持續下著濛濛細雨──

海峽波濤洶湧，總會聽到一聲汽笛的長鳴

或號角嘹亮的聲音──

我們知道春天真的快到了

窗外，已亮起黎明的一道光

可以看見一條被修整寬闊的歷史道路

今年10月31日是許月里女士去世12周年。筆者曾在她生前多次訪問她，聆聽她逾90年的人生經歷；對照今日綠營一股勁地仇視本是一家親的中國大陸，益發體悟到許月里及其同道的行誼與情操何其可貴。

許月里(1912-2008)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台北州新店莊赤皮湖（今粗坑里境內）。跟大多數老一輩的本省人類似，許月里日常生活幾乎全用閩南語，而日語也很溜，國語聽沒問題，說則多為簡單的短句或詞彙。

自幼反對日警欺凌台灣人

如果許月里是個乖乖牌，在異族統治期間做個聽話的順民，或許會平安地度過一生。但她天生對弱勢者具有強烈的同情心，加上擇善固執、一以貫之，堅持自己的理念，註定了她前三分之二的人生曲折、艱辛，吃足苦頭。直至1971年與昔日的同志周合源結婚後，後三分之一的人生才嚐到像個人的生活。

許月里在一本日本作者上羽修所寫《昔日追夢─治安維持法下的青春》一書裡，清晰地敘述自己小時候的一幕，「某個寒冷的冬日，父親全身濕答答地回到家裡，就算身體發抖、直打哆嗦、雞皮疙瘩豎了起來，臉上還是泛著帶點僵硬的笑容。當時家裡非常貧窮，父親開了個賣吃的攤販，由於在不能做生意的地方擺攤，被日本警察抓到，繳不起區區兩塊日圓的罰款，就被潑了一身水、凌虐一頓。父親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勉強擠岀笑容。那時我才7、8歲，但我知道是怎麼回事，感到非常非常氣憤，心痛欲裂，雙手緊緊握拳」。（作者譯）

她也記得，父親每次在外面聽完演講後，總是會把聽到的孫中山故事和三民主義講給她聽。

許月里10歲時進入位在台北下奎府町(圓環附近)的蓬萊公學校（今為蓬萊國小）。在學校裡，老師用日語授課，下課後同學們玩耍、打鬧則是台、日語兼用，講台語較多。後來日本在打「大東亞戰爭」、推行「皇民化」期間，學校就禁用台語了。因校內沒有日本同學，感受不到跟日籍學生的差異，況且許月里成績出色、做事認真，頗獲日籍老師疼愛。

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許月里經常看到日本警察欺負窮人、任意痛毆台灣人，連小孩子去醫院拿東西，不懂程序犯了錯，日警也會一腳踹下去，加上父親的遭遇，她年幼時即有抗日意識。

入社會即參與抗日、農運

有一天，許月里在學校打掃時，聽到別班日本女老師的小孩在罵同學是「清國奴」(チャンコロ，chankoro)，嬌小的許月里立刻上前賞了他一耳光，日本小孩哭了起來。同學告訴她，小孩的爸爸是警察，叫她趕快躲起來。日本老師知道是自己的孩子理虧，並未追究。

到了五、六年級，學校把程度好、名列前茅的學生編在一起，準備升中學考試，許月里原本也分在升學班，但因家裡清苦，只能供她讀公學校，而學校老師認為她程度不錯，將她改編入企研組，鼓勵她畢業後應考工作。

畢業前，許月里由老師推薦，和另外7位同學一起報考台灣銀行儲蓄部，只有4個名額，她考上了，一畢業就去銀行上班，3個月實習期滿轉為正職後有15日圓月薪，很多人都稱她為「女狀元」。但從在銀行工作起，許月里即開始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那段時間她常去聽左派勞工工會「工友協助會」主辦的演講，某天經人引介，認識該會創辦人薛玉龍、薛玉虎兄弟，深受兩位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又不顧自身利害為工友弟兄爭取合理待遇的作為感動，隨即加入、經常去幫忙裁切集會傳單、參加遊行，製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標語牌，而她認為，其中自己的傑作是「打倒納妾者」。

同一時期，她也參與了已分裂且成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的文化協會，為激進左派的連溫卿工作，當中學習到諸多新的思想學說，包括文協綱領裡的「提倡女權思想運動」、「改良婚姻制度」。之後她又陸續涉入農民組合等多個組織。

在1917年11月俄羅斯發生世界首次社會主義革命幾年後，日本共產黨於1922年7月成立。不少日本的勞工、農民及具有社會正義感的青年學生，都熱衷學習科學的社會主義、支持這個新的革命政黨。不過，日本帝國政府極為害怕、憎惡此一趨勢，遂稱他們為「赤」（アカ，aka，是歧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的蔑稱）並極力打壓，用「治安維持法」伺候，負責執行的是秘密政治警察「特別高等警察」，他們可以採用侵害人權的非法暴力，進行諜報偵查，不擇手段地「懲辦阿赤」。而這也很快地殃及台灣共產黨及許多抗日分子。

當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經常與日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往，因為後者也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日共和留學生用報紙把禁止在台發行的《勞働新聞》、《勞農新聞》包紮得緊緊的(暗藏玄機與記號，只有同道才知道)，寄給台灣某些特定組織參閱。許月里記得她曾經看過日共機關誌《赤旗》。

日警對台共全島大逮捕

許月里不確定父親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或農民組合，但他一直記得父親講過，這種事不能隨便對人說，包括自己家人，只可以跟同志說，走這條路的人必須嚴守秘密，如被捕，打死也不能說。父親這番話深深影響了她。

那時候，台灣民間組成了各類型的反日組織，除了文化協會、共產黨、農民組合外，還有無政府主義運動、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無產青年、黑色青年相互混合）、勞工運動、工友協助會等，他們互相支援，不少人參與多個組織，他們寫文章、辦集會抗爭、示威遊行甚至演話劇，目標就是抗日、將日本逐出台灣。

當年許多組織領導人物、活躍分子，如文化協會的林獻堂、王敏川；台共謝雪紅、王萬得及在宜蘭太平山組織伐木工人的蘇新，……，許月里都認識、接觸過，當他們是前輩或兄長。筆者隨便問她哪個人，她都能大略講述對那個人的印象，譬如王敏川「是個讀書人，聽過他用台語吟誦中國古詩」等等，她的話語簡潔鮮活，這是書籍資料裡看不到的。

許月里說「台灣農民的土地都被殖民當局以各種名義沒收了，所以台共簡吉率領的農民組合，跟日本人鬥得最凶；組合人員來台北沒地方住，就會住在我家」。

從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第六章農民運動裡的記述「昭和4(1929)年7月趙港、同年8月31日簡吉以下幹部都保釋出拘留所，樹立重建方針且努力實踐，但當時的形勢，要發展很不容易。也努力恢復新竹州以下屢屢遭瓦解的各支部，同年11月在台北成立辦事處，設在上奎府町，由張道福、許氏月裡開始處理事務，略有一些活動」可知，許月里很早就認識簡吉，並為他工作。

1930年許月里與無政府主義青年黃天海結婚，一度搬至基隆。黃是從大陸返台的讀書人，曾辦過《孤魂》、《明日》雜誌，和友人共創民烽劇團。可惜他婚後翌年即病歿。而此時期許月里也初識了當時同為無政府主義者、也參與劇團的周合源。

1931年3月下旬，日警在全島搜捕台共，就是從住在她老家隔壁的農民組合領導幹部，也是台共的趙港開始的。而趙港與許月里的父親十分要好，以致許月里的父母都曾被抓去審問，許父被關了幾個月才被放出來。該案有107人被逮捕，75人遭起訴；同年12月，簡吉發起的「台灣赤色救援會」有310人被逮捕，150人遭起訴，造成台灣民族運動後期最嚴重的人員折損。

事發後，許月里也被貼上標籤、列入黑名單，到哪裡工作，日警就找人去說許是「壞女人」，教唆台灣人修理、排斥她，弄得她哪都不能立足。

然而，殖民當局的打壓，促使許月里及其同志的革命感情更濃郁。在兩岸1949年分隔後，他們老朋友、老同志又默默地重新聯繫聚集，未料不久後即遭遇麻煩。

受「自首」友人牽累下獄

1945年日本投降後，許月里經營建材行，其時台灣百廢待舉，建材生意不錯，她的生活獲得改善。可惜1947年發生2.28事件，國民政府又特別忌憚台灣左派，認定「反日的也反國民黨」。因此，有人認為「白色恐怖」初期肅清台共，可能有參考過《警察沿革誌》。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他在6月1日發表了自首聲明，許月里說她聽到電台廣播心裡涼了半截。她繼續做生意，暗中做一些聯絡的工作，沒想到，她的醫生朋友和女友黃查某10月告訴她，他們去「自首」、「什麼都說了」，說到許月里曾「經濟(間接)援助簡吉」、「燒黨章」、接受「和平宣言」等等。警覺性高的她明白，情治機構一定會循線追查。

同年12月4日，39歲的許月里遭到逮捕，那時她已懷孕，但她在審訊、拷打及關押過程中，都咬牙否認到底。她知道，這就像個「線頭」，她若撐不住講出來，鐵定會一個牽一個，連累一堆人，有些人甚至會被羅織罪名，而且自己承認了也會沒命。結果，她被判刑12年，因為中間出來住院生子，需補刑期，直到1963年她52歲時才出獄，期間幼子一直由她在獄中養育照顧、送小學讀書。許月里已不記得判決書寫些什麼，因後來的一場火災所有文件都被燒掉了。

走社會主義路線無怨無悔

許月里說她一點也不後悔自己選擇的道路。她說，雖然遇到諸多挫折，從日據時代到國府來台，同道中很多人半途退出或遇害，也有人因貪生怕死而轉向，甚至如蔡孝乾投降，但她從年輕時抗日，就相信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因此堅信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路線是對的。

出獄後，許月里才知道第二任先生搞垮了她的建材行，又用她的名字欠了一大筆債，她只好到工廠做工還債，不久二人離異。1967年，日據時代的老台共郭德金（曾坐日牢4年）撮合了許月里與周合源，但她堅持先還完債再結婚。周合源在抗戰時期去了大陸，光復後返台，在大同公司任職，1953年因資助簡吉、廖瑞發遭判刑12年。

周、許持續參與《夏潮》等黨外活動，為工農發聲。1988年在機場歡迎赴大陸訪問歸來的胡秋原時，周合源在演講中說「只有兩岸再統一，才是台灣真光復」。周、許終生是勞動黨黨員，也都曾是中國統一聯盟的榮譽主席。1990年代初，許月里參加促成兩岸直航請願活動。1993年她率統盟成員至桃園機場拉布條，歡迎前大陸政協副主席張克輝返台奔喪，同年12月，周合源過世。許月里一直到90多歲時，還經常出現在抗議民進黨、保釣的遊行、演講等場合上。

許月里一路走來，始終以作為中國人為榮。日據時代，她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一心嚮往台灣能回歸中國；國民政府將她送進大牢，她很不諒解國民黨，也因此曾加入民進黨，但當她發現民進黨有台獨傾向，又親美日，就毅然決然地離開民進黨。她在晚年有機會親眼目睹中國大陸的繁榮進步，別人聽不進「一國兩制」，她則很支持。

許月里這麼一位堅毅、可敬又走在時代前端的女性，台灣人豈可遺忘？祈盼歷史能還給她及其前輩、同志一個公道，也希望他們的故事能讓更多人知道。

爐灶總是善於等待

　一團火焰

以及火焰們的夢

雁陣總在夕陽燃燒時南飛

　一個念頭可以作

無限的分割再分割

　安眠吧安眠

　柴火安眠於燃燒

　門檻安然於腳的跨越

　桌上麵團安然於毀滅與

萬有生成的發酵

　所謂哭笑

  唯孤獨統治一切

　嵐霧起時

　不禁那麼短暫想起那些被潮水

　帶走的人

　已成石造的臉

　或有光無影

　或有影無光

　雁陣總在夢起時南行

竟也是一方尊嚴及啟示？

唯黑暗中亦有某種光

　亦能觸摸

　亦能在夜的果核中

　聽見一首不為走雲而轉的

浩瀚的歌

　屋宇簷喙指向東

凝視成灰燼的黑暗之光

那以美感取代真理的天堂

　滿園桃杏焚燒著

　發亮的鳳蝶翅翼撼動了

　朝陽與夕暉的草原

　寂靜而憤怒的草原呵

充滿著翅翼互相

汩摩的奇異之聲

 (作者係作家、中華金門筆會會長)

值此光復節75周年紀念日，有感於先父謝東閔一生為台灣的光復貢獻力量，尤其50年前他在省主席任內提出的「小康計畫」施政目標，恰與〈禮運大同篇〉之精髓不謀而合，期以建設均富社會，至今國人仍念茲在茲。有人問東閔先生為何於19歲時隻身離台赴祖國求學？他說：「台灣沒有光復，誓不返台灣。」

早年抗日，欣見光復

東閔先生出生於二水農家，中學求學於台中一中，因不滿日人統治，奴隸教育，羞辱台灣人為「豬仔」、「亡國奴」，以19歲之齡憤而隻身由日本轉赴上海，語言不通，人地生疏，終於考入蘇州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系就讀。一年後家道中落，無法接濟，再轉赴革命基地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改讀政治系，並於四年級加入國民黨。之後抗戰軍興，自廣州避居香港，1941年香港淪陷於日寇，再返廣州、肇慶、柳州、桂林、福建漳州，追隨翁俊明醫師，組織台灣省黨部。

1945年5月，東閔先生以台灣唯一代表參加國民黨重慶五中全會，親見蔣總裁，被告知台灣將光復，並在中央廣播電台以閩南語，向台灣同胞廣播。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脫離日人50年的統治，重返祖國的懷抱。當時台胞600萬人結束日本統治，親炙中華文化的薰陶，其情其境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戰時台灣曾歷經美軍轟炸，高雄、東港、基隆等地幾成廢墟。因而戰後農業亟待恢復，百業重振成為當務之急。

為民喉舌，反映民意

1949年國府遷台，先總統蔣公實行耕者有其田的三七五減租，平均地權使地主轉行為企業主，成為初期台灣輕工業的雛形。

東閔先生在光復後首任高雄縣長，後接任民政處副處長、教育廳副廳長等職務，繼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協助嚴家淦省主席，奉旨將台灣省政府遷建於南投，即後來的「中興新村」。

省政府遷往中部有兩個目的：一是機關遷往中部達到平衡南北及銜接之便；二是分散機構過於集中北部的風險。同時台灣省議會亦遷往中興新村附近的「草屯」，此為東閔先生的第二階段。

1956年起，東閔先生當選省議員、副議長、議長，先後15年為民喉舌，反映民意，奠定台灣地方自治的民主基礎。

兩個時代，一個感想

1949年遷台以來，政府勵精圖治，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但在國際外交方面，仍然困難重重。1967年，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邀請國防部長蔣經國訪日，隨員有謝東閔、蔣彥士、沈琦等20位，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包括晉見日皇裕仁長達57分鐘。東閔先生在《歸返》書中有如下述說：「二度見裕仁天皇有著世事變異的感觸。」

早在1923年，東閔先生就讀台中一中二年級，4月19日下午第一次看到裕仁，那時其父大正天皇臥病在床，由他攝政，稱為「攝政宮皇太子」，特地到台灣巡視。那時台中市的6所中學學生集合在台中一中操場，排列整齊，高唱日本國歌歡迎他。裕仁站在一中2樓走廊上，觀望一陣子便離去，東閔先生遙望的僅是裕仁的身影。裕仁通過的街道，門窗緊閉，商店休業，猶如我國古代專制帝王一般。

想不到44年後，東閔先生以蔣部長隨員身分，在皇宮和裕仁面對面談話。這44年中世局變化太大，東閔先生和台灣的中國人再也不是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子民，他是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去訪問，和裕仁見面的。

在蔣部長的隨員中，東閔先生是唯一經歷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一個是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統治的時代，一個是台灣重歸祖國，國民享受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繁榮的新時代。全體中國人對日長期抗戰，犧牲無數生命財產才贏得最後勝利，寶島台灣方能重見天日，擺脫異族的奴役統治，過著幸福自由的生活。

小康計畫，十大建設

1972年，行政院長蔣經國組閣，特任東閔先生為台灣省主席，成為遷台以來首位文人主政的省主席，也是首位台籍的省主席。台灣雖經20多年的勵精圖治，國民仍屬低收入，因此，東閔先生施政目標首要在「消滅貧窮」，建立均富社會。當記者問到如何消滅貧窮？東閔先生說，孫中山先生已經給了很好的答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當年全省貧戶高達39萬人，「小康計畫」施行6年後，減為12,000人。

小康計畫的終極目標就是達到大同的理想世界。10年前我多次訪問大陸各省，當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正大力推動「小康社會」，和台灣早年的「小康計畫」十分相似。尤其安徽省政府最為積極，過去10年間，每年派人到台灣參訪，每次都超過30人，全由實踐大學安排參觀實習，從未間斷。

小康計畫的主要內容：(1)擴大收容老弱殘障孤苦無依的民眾，(2)輔導生產就業，(3)興建平價住宅，(4)成立仁愛專戶、仁愛工作隊。

由省政府協調社會處、衛生處、農林廳、水利局、民政廳、交通處、警備處等省政府一級單位參加，分配相關業務，協調、檢討、改進、修正每月或每周會報，以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和農復會的四健會合作，以及民間慈善團體合辦各種活動，也推廣到各級學校及家長會，以擴大影響力，成效立竿見影。

其他推行重點：如客廳是工廠；化雜草為牧草；農村社區重劃─草屯平林（地盡其利）；山坡地綜合開發利用─苗栗造橋養牛、種植水果和牧草，八卦山觀光果園、觀光花市；創辦鹿港民俗文物館（物盡其用）；公墓公園化─首在二水，推廣到全省，減少亂葬崗，墓園美化如公園；向髒亂噪音挑戰；民俗體育的重整─踢毽子、跳繩、陀螺、扯鈴、風箏等；推動花市花展；設立農村工業區，增加農民收益；設立南投水果酒廠。

1973年，蔣經國宣布政府興辦「十大建設」，其中由省政府執行者有四項：台中港興建、蘇澳港擴建、西部縱貫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新闢。隨著台中建港，也開啟東閔先生開發西部濱海區交通網的構想。

九死一生，享年94

1976年雙十節當天，王幸男以「郵包炸彈」炸斷了東閔先生的左手，經40天療養後，於11月20日回到中興新村，繼續主持省政。

1978年5月16日，東閔先生以941票當選副總統。任內建請成立「漢學文化園區」，地點希望設在台北市松菸工廠（今大巨蛋的位置）；催生純中國式「石雕公園」（訪挪威奧斯陸有感）於觀音山。

1984年5月21日，東閔先生榮任總統府資政。卸下公職後，東閔先生退而不休，計畫以在省政時期推行「媽媽教室」、「婚姻教室」及《家庭讀本》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推展「家政教育」以建立和樂家庭；致力辦理「推廣教育」以充實國民退休生活；在二水家鄉推動「無犯罪運動」，以建設安寧社會。

綜觀東閔先生一生，早年英勇抗日，後有機會建設台灣，他在每一個崗位上都積極為台灣同胞服務，其愛國愛鄉、認真任事的事蹟難以計算，令後輩欽佩、懷念不已，茲以為記。

(作者係實踐大學董事長、董氏基金會董事長)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認為，消費性而非生產性的舉債，會排擠民間生產性投資，因此反對政府舉債；英國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也認為，「國家若不消滅公債，公債必將消滅國家」。台灣公債情形如何，本文帶大家一窺究竟。

每人負債金額變動不大

許多人會認為台灣的債務嚴重，觀察財政部近年來正式統計資料可知，國人平均每人負擔的債務，從2012年的22.4萬元升至2019年的22.8萬元。若考慮幣值及輕度通貨膨脹等因素，其實公債這些年來的變化並不大，但是由於財政部公布的「國債鐘」(National Debt Clock)(見表一)，只包括「公共債務法」規範債務、短期債務，並未將「非營業基金舉債」、「地方政府債務」及「潛藏負債」等項目納入，這是近年來平均每人公債負擔在23萬元以內的主要原因。如果將非營業基金舉債、地方政府債務及潛藏負債等項目納入的話，政府真實負債情況又是如何，值得進一步觀察。

非營業基金舉債逐年下降

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非營業基金債務」餘額水位，已經從2012年的7,702億元，逐年下降，到了2019年已降至5,900億元(見表二)，由此可知，不能自行產生營業收入、挹注支出的所謂「非營業基金舉債」近年來累計餘額已明顯下降，亦即非營業基金債務餘額已有顯著改善。

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變化

近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變化如何呢，由表三可知，中央政府的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2012年為4.996兆元，2018年已經增加為5.37兆元，2019年略降至5.32兆元。整體來說，2012年與2019年的數據比較，近8年來中央政府債務累計增加3千多億元，看起來令人有些擔心，但是舉債對GDP成長，如果操作妥當，也可能會帶來正面幫助。

進一步觀察發現，如果以「中央政府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還餘額」占「當年度GDP之比率」分析，可以發現，該比率是下降的。換言之，由2012年的34%，逐年遞減，到了2018年已降為29.3%，2019年更降至8.2%，可見近年來政府控制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已經初步達到債務收斂的效果。

至於各級地方政府的「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如何呢？由表4可以發現，六都直轄市除了台北市的數據是逐年下降，其他五都的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都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尤其是新北市的情形最為嚴重。新北市2012年的430億元到了2016年暴增為1,034億元，2018年略降為1,017億元，但是2019年又回升到1,024億元，地方舉債的控管不太理想。

至於高雄市，則是從2012年就已經是2,102億元，此後逐年遞增，到了2019年已經增加到了2,457億元，高雄市地方舉債的控管似乎有待改善，不過還需要觀察公共支出的成效，是否帶動地方經濟長。

最後觀察台灣各縣市政府的情形，可以發現，2012年有1,869億元的一年期以上未償還債務餘額，到了2019年，各縣市政府的一年期以上未償還債務餘額只剩1,492億元。表四資料顯示，整體而言，除了台北市以外，縣市級地方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的負擔，要比新北市與高雄市等五都來得輕。

潛藏債務以勞工保險最多

潛藏負債屬於政府未來應支付的大額支出，或潛在可能產生的重大財務負擔，但由於未來每年仍有賦稅收入支應支出，換句話說，潛藏負債只是政府未來應負擔的法定給付義務，是以編列年度預算方式支應，因此，除非政府「付不出來」，潛藏負債才會變成真正的負債。

目前政府潛藏債務以勞工保險退休金所占比重最高，為了有效解決潛藏債務，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都需要撙節支出，嚴管一年期以上未償還債務，避免債務餘額再度暴增，以求負債比率逐年下降，這樣才不會債留子孫。

(作者係大學副教授、Economics編委)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近年受美中貿易戰及疫情衝擊的影響，財政入不敷出的問題越發明顯。地方債務風險因不斷發債而上升，台商營運也將受到影響。面對金融風險升溫，台商得做好因應策略。

因疫情稅收普遍減少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受美中貿易戰及疫情衝擊影響，財政入不敷出的問題越發明顯。據中房智庫統計，2019年所有省份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財政收支差額，其中河南差額最大，其次分別為四川、湖南、雲南、河北。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有吉林、西藏、重慶、黑龍江和甘肅。

截至今年7月26日，各省上半年的財政收入數據已陸續公布。31個省市僅有河北、廣西、貴州、新疆和青海5省實現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去年正增長，絕大多數省市為財政赤字。其中，河南的財政赤字最嚴重，達3,753.7億元(人民幣，下同)，雲南、湖北、河北、安徽、廣西五省的赤字金額也超過2,000億元。

各省稅收普遍都減少，主要是受到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企業大規模停工停產。其次，疫情對旅遊業占經濟比重較大的省份，稅收也銳減。

地方政府債務不斷累積

中國政府為支持企業紓困和發展，推動有序復工復產，加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允許地方政府分不同階段發債。截至今年1至7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37,586億元。其中，發行一般債券12,902億元，發行專項債券24,684億元；按用途劃分，發行新增債券28,291億元，發行再融資債券9,295億元。截至2020年7月底，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239,701億元，控制在全國人大批准的限額之內。其中，一般債務123,171億元，專項債務116,530億元(如表所列)；政府債券239,701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1,915億元。

累積今年1至8月累計，共發行地方債49,583.6480億元，包含一般債17,700.3561億元，占比35.7%；專項債31,883.2919億元，占比64.3%。

地方債風險成不定時炸彈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LGFVs）一直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關鍵驅動因素，支持了許多地方基礎設施項目。2009年，中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啟動4兆元救市計畫，地方政府紛紛通過融資平台大規模舉債、籌集資金，地方債務自此即不斷攀升。年初，中國政府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放行地方政府大搞基建，地方政府透過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向金融機構貸款，或發行債券來籌措基建資金。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估計，截至2019年中，中國大陸共有11,566家LGFVs；而且，LGFVs集中在大陸內陸的窮困省市，LGFVs所累積的債務不斷上升。而在疫情衝擊下，LGFVs也成為大陸拉抬經濟，脫離疫情衝擊的重要工具，但他們升高的債務成為經濟復甦和金融市場的不定時炸彈。至於地方債到底有多少，有以下幾種說法。

(1)中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20年8月末，全國地方政府累積債務餘額25.1040兆元，距今年限額28.8兆尚有空間，但已接近去年底24.05兆限額水準。

(2)據彭博社統計，大陸今年將有2兆元的地方政府債券集中到期，數額歷年最高，足以建蓋14座香港國際機場。累積的地方債至少達20兆，但還有數10兆的隱藏性負債。

(3)根據中誠信國際信評，估計截至2019年為止，大陸地方政府隱藏負債高達43兆，加上正式公布的債務，合計達67兆。地當方政府累積越多隱藏債務，金融市場就面臨更大風險。

(4)美國顧問公司榮鼎集團2019年底對大陸200多個城市調查發現，有20個城市債務規模是當地政府年收入的數倍。平均來看，這些城市面臨的利息支出，接近每年從銀行借款金額的一半。

(5)中房智庫分析認為，大陸地方分化非常嚴重，某個地方、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可能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疫情影響下，各級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明顯，同時還要啟動大規模新基建項目，這些新基建專案的經濟效益，對於周邊的帶動力、就業和稅收的貢獻，具有不確定性。

另外，很多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活動中，採用成立國有控股企業的方式操作，比如城投公司，通過政府信用擔保或直接干預從銀行獲得貸款，或與民營企業合作，其中的隱性風險不容忽視。

對在陸台商的影響不輕

依據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20年1至6月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核准投資件數為245件，較2019年同期減少 13.1%，總核准金額為31.7億美元，較2019年同期成長52.5%。而台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福建省、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等地區，投資金額依序為12.04億美元、11.18億美元、1.83億美元、1.74億美元。誠如上述，大陸各地方政府財政惡化，企業融資不易，台商經營的風險增加。

其二，大陸經濟今年雖有望正成長，但相較於去年仍是明顯下行；況且，疫情尚未消失，依然會降低消費與生產活動，台商的營運必然也會受到衝擊。

其三，近年人民幣波動愈來愈大，對出口導向的台商而言，尤其是電子業，在台接單大都以美元為主，但接單後在大陸生產、當地擴產與發放股利都以人民幣為主，此時便面臨美元及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反之，對進口導向、搶攻大陸內需市場的台商而言，人民幣貶值將使進口成本提高，資產縮水，此外也會降低大陸人民的購買力，不利內需市場的發展。

其四，中國大陸正推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在陸台商資金都必須通報，將迫使台商降低臨時性的大額現金提存。

其五，中國大陸積極發展數位人民幣(DCEP)，以監控掌握民間金流，而數位人民幣難以在台灣通行，到時將迫使在陸台商資金分流，而留在大陸的將受到高度監管。

其六，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後，可能將香港剔除在SWIFT的國際美元清算體系外，屆時將波及香港聯繫匯率制度；而由於台商海外資金調度不少係以香港為基地，將會受到影響；而且台灣銀行業的香港分行，將同時面臨客戶違約及美元流動性風險加大的壓力。

面對中國大陸金融風險升溫，台商宜做好因應策略。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