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灣的儲蓄率及「超額儲蓄」有望雙創歷史新高，這現象除了意味閒置資金氾濫外，也代表台灣面臨消費、投資成長不足的困境。解決之道，除引導台幣適度升值及升息外，擴大內需及投資機會亦是不二法門。

「節儉」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在經濟學家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中，認為愈節儉反而愈存不到錢，因為過於節儉而減少消費，也會讓市場上更不容易賺到錢，造成所得減少，最終能夠存到的錢卻不增反減，就產生了「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主計總處預估今年的「儲蓄率」將達到43.18%，「超額儲蓄」恐首度超過新台幣4兆元，雙創歷史新高，除意味閒置資金氾濫外，也意謂今年恐怕會面臨消費、投資成長不足的困境，將不利於經濟成長。

超額儲蓄形成原因有四

什麼是「超額儲蓄」？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國家所有可支配的錢，扣掉投資所剩餘的閒置資金。進一步言之，在一個四部門的經濟體系中，C(消費)+I(投資)+G(政府支出)+X(出口)=C(消費)+S(儲蓄)+T(稅收)+M(進口)。此等式左邊代表總支出或總需求，右邊為總收入或總供給。左右移項，可得儲蓄(S)減投資(I)會等於出口(X)減進口(M)，即「超額儲蓄」（S-I）=貿易順差（X-M）。

惟實際估算時必須稍做調整，即超額儲蓄=貿易順差+國外要素所得收入淨額+國外移轉收支淨額。因此，貿易順差愈大，「超額儲蓄」就愈多。依照前述定義，「超額儲蓄」又區分為企業的閒置資金及一般民眾的閒置資金。

台灣出口順差增加

根據財政部公布的資料，台灣5月出口連23紅，該紀錄僅次於金融海嘯後的2010年11月至2012年12月，連續26個月的正成長紀錄，累計今年1至5月出口規模為2,044.8億美元，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率約20%。而1至5月進口規模則為1,814.1億美元，同創歷年同期新高。台灣出口連月收紅，主要是受惠於新興科技應用與企業數位轉型浪潮，尤其電子零組件、積體電路如半導體晶片等出口值需求暢旺貢獻最大。

台灣於2017年至2021年的出口順差分別為582.8億美元、492.1億美元、434.9億美元、589.6億美元及648.7億美元。尤其在2020及2021年的成長速度較往年為大。若同時對照表列的數據，即可明瞭，為何這二年期間的超額儲蓄額及超額儲蓄率也大幅增加。

台灣超額儲蓄額2014年首度衝破2兆元大關，而後持續上攀，在2017年時達到2.79兆元，2018、2019年則稍稍回落，分別來到2.45兆元、2.27兆元。但2020年再次突破3兆元關卡，近兩年更因疫情導致全球處在極度寬鬆的貨幣環境下，超額儲蓄額持續創下新高，2021年來到3.74兆元。而原先2月預估今年的「超額儲蓄」為3.58兆元，5月最新預估則是衝破4兆元。

民眾消費意願低落

2020至2021年的民間消費都是負成長，今年4月爆發的新一波本土疫情，不僅再度重創內需市場，讓家庭不敢消費，徒使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及民間投資也同時下修。另外，受物價不斷上漲影響，主計總處於6月10日所公布的今年1至4月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年增2.72%，創下2001年以來同期最高增幅；但剔除物價因素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卻是年減0.23%，為近六年同期首度負成長，勢必衝擊民間消費意願。

無優質的投資環境及標的

不少人狐疑，台灣保險公司每年收取大額的保費，到底跑去哪裡了？根據保險局最新統計，壽險海外投資截至今年3月底突破新台幣20兆元大關，海外投資占壽險資金部位已達67%，比重創29個月新高；這比率相當於保戶繳的100元保費中，有67元被拿去海外投資，居全球第一。為何保險公司偏愛海外投資？究其因，除了台灣有許多的法規限制外，應是沒有好的投資標的。

簡單來說，就是台灣長期低利率及投資市場低報酬率，無法滿足保險業資金需求，只好往外跑，但風險也因應而生。再者，近幾年政府鼓勵台商回流，台商在政策利多的誘因下，挾帶大筆資金回流，雖創造了亮眼的經濟數據，但這些資金並不完全投入實體投資，甚至有部分流向房地產。

擔心經濟衰退，保守因應

鑑於俄烏戰爭、中國大陸抗疫封控舉措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干擾，通膨持續升溫，全球經濟成長有衰退的疑慮。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表示：「現在看來，通膨高於平均水平、經濟成長低於平均水平的局面，似乎將持續數年，停滯性通膨風險相當大。」世界銀行於6月7日發布最新《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估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從去年的5.7%大幅放緩到2.9%。主計總處最新的預測，也不得不下修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到3.91%，較原先預測的4.42%下修0.51個百分點。企業及民眾在憂心未來經濟可能衰退下，只得保守因應。

對症下藥才能畢其功一役

一、台幣適度升值：台灣2021年出口值4,464億美元，假設去年台幣兌美元於年底時升值1元，則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值，恐要減少逾4,000億台幣。因而，讓台幣升值是有助於經常帳順差降低，或「超額儲蓄」減少的最直接方式。但台幣升值也不利於出口競爭力，該如何拿捏，端賴央行的決策。

二、央行應引導利率適當提升：台幣長期處於低利率水準，不僅未能反映合理的成本，也造成利差擴大及資金外流，以致「超額儲蓄」淹腳目。

三、法規鬆綁，促進投資、擴大內需引擎：保險業投資偏向往海外投資的主要因素就是台灣沒有較佳的投資機會，再來是法規限制多。因而，改善投資環境及放鬆相關法規，應可有效將「超額儲蓄」移轉為實體投資、消費及建設，並減少資金淨流出，一舉兩得。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5月14日，美國紐約州水牛城發生槍殺案，造成10人死3人傷，案子歸類為仇恨犯罪。殺人者是一個18歲的白人，犯罪地點是一家超級市場，顧客多為黑人，受害者也都是黑人。這種白人濫殺無辜黑人的案件通常被定位為種族仇恨犯罪(hate crime)。

美國的黑白種族歧視歷史悠久，始終無法平息，近幾年又特別嚴重，這表現在種族歧視犯罪的統計數字上，2019年有8,263件，2020年有11,126件，而仇恨亞裔案件則是增加了77%。

從川普上任總統以來，美國的種族歧視情況急遽惡化。川普作為國家領導人，其言行和立場自然會對民眾產生影響，他推行的政策也起了不良作用。拜登雖在人事任用上很注意身分平衡，但在政策上仍有雙重標準，例如移民法仍對有色人種的配額設限，並在大學入學錄取上限制華人的名額。

自從歐巴馬開始，美國就動用了舉國的媒體，發起仇中和抹黑中國的攻勢。這股風潮經川普再到拜登更加嚴重，挑起了美國國內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和白人至上的偏見。美國政府又於2018年通過中國議案(China Initiative)，針對在美華人，包括所有美籍華裔，調查他們與中國交流交往過程有無違法行為。這個撒網捕魚的作法，涉及工商業各行各業，以及科研教育學術界，雖然引起公憤和恐慌，但仍造成許多冤獄案件，尤其是在學術界，包括麻省理工學院都產生了不可彌補的錯誤，引起科研人員慌恐、外國學生不安，社會上的仇恨犯罪也爆升。美國人不但仇視華人，也仇視全體亞洲人。

其實，亞裔在美國可以說是模範移民，勤儉耐勞、能力強者創業就業收入較豐，納稅也高，但如今在美國居然有夜晚不敢出戶的情形，簡直是把美國標榜的自由民主人權打入垃圾桶。

5月15日，南加州發生一起來自台灣的外省二代周姓男子，在一間長老會教堂槍殺了在那裡聚餐的本省籍華人，造成一死五傷。美國新聞有些推論，周姓男子曾經遭到墨裔房客毆打，精神發生問題，也有的推論他仇恨台獨人士。

且不論真實緣由為何，在此時此刻發生，難免讓人聯想與美國政府在對台灣事務上的轉變有關。

美國長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歷史與法理的事實，就像夏威夷是美國的一州，美國不該干預他國的內政。然而，美國不僅干預，而且長期販賣軍火給台灣，其用心不可能是善良的。就像烏克蘭事件，搧風點火而不調停止戰，害得烏克蘭千萬百姓家破人亡，那可能是善心嗎？

目前的俄烏戰爭，烏克蘭的敗象已現，其總統澤淪斯基在香格里拉視頻演說中已坦承，俄烏危機當初應以外交手段避免戰爭。台灣民進黨挑撥省籍仇恨，盲目購買軍火，是不懷好心，還是無知愚蠢？

台灣民眾應冷靜思考，不要受到他國搧動，做出損人不利己或骨肉相殘的悲劇。最近美國頻繁的槍殺案和在東南亞及美洲峰會的冷場，已驚醒不少政論人士，指責美國用冷戰思維對付崛起的中國是錯誤的，台灣當局也應該有所反省才對。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家)

5月14日，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一家超市發生10名黑人被殺，3人受傷的槍擊案。同月24日，德州南部小鎮羅布小學發生槍擊案，造成19名學童和2名教師死亡，成為美國有紀錄以來中小學喪命人數第2多的槍擊事件。6月1日，奧克拉荷馬州醫療大樓發生5死，多人受傷的槍擊案；2日威斯康辛州及愛荷華州分別發生槍擊案，死傷多人；19日華府街頭槍擊案造成1死3傷；20日凌晨紐約市哈林區又發生槍擊案，造成1死8傷。

美國死於槍殺者世界第一

截至6月1日，2022年美國已發生213起大規模槍擊事件，有17,111美國人死於槍枝暴力。統計資料顯示，自1975年以來，已有150萬美國人死於槍枝相關的自殺、謀殺與意外，超過美國自內戰以來所有戰爭導致死亡人數的總和。這暴露出美國槍枝暴力噩夢難消，治理「槍患」步履維艱的困境。

美國槍枝暴力氾濫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根據「槍枝暴力檔案」 網站發布的統計資料，近年來美國槍枝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從2019年的39,580人上升到2020年的43,671人，再到2021年的45,007人，創下歷史最高紀錄。換言之，平均每天有超過110個美國人死於槍下。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美國人死於槍殺的概率高出20多倍。根據統計資料，2020年的謀殺犯罪中約有79%的案件與槍枝相關，這也是自196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槍枝暴力隱藏種族歧視     

槍枝暴力氾濫不僅嚴重威脅到美國人的基本生命權，而且也反映出嚴重的種族問題和政府治理危機。槍枝管制的停滯不前，揭露了美國政府深受資本家遊說的影響，而罔顧民眾的基本權益，亦警示美式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矛盾。

槍枝暴力事件背後更隱藏著種族不平等的殘酷現實。美國非洲裔因槍枝暴力的致死率高於平均數的4倍，並高於白人的12倍。粗略估算，2020年的19,350起槍殺致死人數中，非洲裔占62%，白人占21%。不僅如此，在過去10年間，非洲裔青少年用槍枝自殺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白人青年則增加了35%。

有色人種槍枝暴力死亡率大幅攀升的根源，在於長期的結構性種族主義。有色人種在經濟、住房和教育等方面處於劣勢，導致其居處環境治安較差、族群暴力頻發；青少年往往因社區的槍枝暴力案件受到心理創傷。近年來，美國經濟低迷、種族矛盾激化、極端暴力事件頻發，對少數族裔青少年的影響更大。

槍枝文化及槍枝管制失能

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槍枝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該數量仍在逐年攀升。5月17日，美國司法部發布報告稱，2000年至2020年，美國槍枝年產量由390萬枝增至1,130萬枝，增長近兩倍，總計生產逾1.39億枝商用搶。美國人口僅占世界的4.2%，卻擁有世界46%的民用槍枝，總數量高達3.93億枝。

美國的擁槍情況與社會盛行的槍枝文化密切相關。美國人在早期的殖民歷史、獨立戰爭和西進運動中，無論是抵禦四周覬覦新生共和國的西方殖民強國，還是對抗原住民，或是開疆拓土，槍械都是必備的利器。美國人也將擁有武器的權利，看作是防範政府獨裁暴政、保障民主的必要手段。美國開國元勳們更將公民擁槍權利合法化。

美國憲法第二條增修案明確規定：「管理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是必須的，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主張管制槍枝者認為，這項增修案指的是民兵隊伍的集體權利，而非個人權利，而擁槍者則認為，這項修正案指的是個人權利，而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傾向於後者。因此，美國人的歷史經歷和憲法權利決定了對「擁槍自由」的執著，即使在槍枝暴力氾濫，大規模槍殺和校園槍擊案頻發的背景下，美國社會也多半只是要求管制槍枝，而並不主張禁槍。

NRA勢力大、遊說成功

另一方面，槍械製造商及槍枝愛好者對政治人物不斷遊說，也加劇了槍枝管制上的困難。「全國步槍協會」(NRA)成立於南北戰爭結束後的第六年(1871)，是為了改善內戰中士兵射擊水準太差的問題，在紐約州特許成立。一個半世紀後，NRA已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遊說集團、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反對管制槍枝團體，曾有8位總統是NRA的成員，分別是格蘭特、老羅斯福、艾森豪、甘迺迪、尼克森、雷根、老布希和小布希。川普雖不是正式成員，但也是NRA的忠實死黨。

NRA目前有550萬會員，每年營運經費高達2.5億美元。2016年總統大選NRA支出了5,400萬美元，其中有3,000萬給了川普。根據一份秘密報告指出，參眾兩院535名議員，竟然有307人收過NRA的獻金。NRA會員的參政意願特別強，是一般選民的4倍，他們成為政壇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NRA以總統候選人對槍枝管制的立場進行評級，被評定為A+和A的政客可獲得豐厚的政治獻金，被評定為D級以下的控槍派就會遭到無情地打壓。1980年，NRA第一次公開支持總統候選人雷根，而雷根上任不過兩個月就遭遇刺殺，槍手連開6槍，舉世震驚。所有人都以為死裡逃生會改變雷根對擁槍的態度，沒想到，他說出一句名言，「槍不殺人，是人殺人。」

美國管制槍枝法律不嚴格

主張嚴格管制槍枝派認為，槍擊案頻發的根源在於民間槍支氾濫。有人戲稱「在美國買把槍，比買個麥當勞的漢堡還容易」。全美大大小小有執照的槍店或銷售商，包括實體店和網路店多達5.5萬個，這還不算8千多個有賣槍許可的典當店及每年數千場的槍展。而全美的麥當勞店也不過才14,000家。

NRA以瑞士的例子來反駁主張管制槍枝派的論點。瑞士是全球平民擁有槍枝第三高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葉門，但從未發生過大規模槍擊案。瑞士全民皆兵，政府授予18至34歲的男人一把手槍或步槍，並且教他們如何使用。瑞士人視擁槍為保衛家園的愛國義務之組成部分。但瑞士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社會和諧少有戾氣。但NRA沒說瑞士對擁槍設置了嚴格的規定，有犯罪前科或酗酒、吸毒、有暴力傾向或無能者不能擁有槍枝。

美國已有25年沒有通過任何重要的管制槍枝法律。雖然政府對槍枝銷售和持有設有一些限制，例如1993年的《布萊迪法》要求，對從聯邦授權經銷商購買槍枝的所有個人進行背景調查，但最高法院卻在近年撤銷了某些槍枝管理法。2008年法院推翻了華盛頓特區實施了30 多年的禁止使用手槍的法律。同時，各州和各城市對槍枝的管制法律不相同，降低了聯邦管制槍枝法律的執行力。民主黨與共和黨執政時期對管制槍枝的立場不一，政策延續性不足，也限制了政府在槍枝管理方面的治理能力。

10年前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慘案後，歐巴馬總統曾表明：「不管有什麼樣的政治分歧，我們將不得不團結在一起採取有意義的行動，避免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他委託副總統拜登領導推動緊縮槍枝的法律，卻遭到NRA領導的遊說團體抵制，結果法案在參議院被擊敗。投票失敗當天，歐巴馬感歎地說：「這是華盛頓可恥的日子！」

這10年來，美國兩黨惡鬥，而大規模槍擊事件卻一樁接一樁發生。羅布小學槍擊慘案發生當晚，從東京回國的拜登剛下飛機就說，他在空軍一號上思索，「為什麼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發生這種濫射慘案？每個國家都有精神病問題，都有家庭糾紛，但這種大規模槍殺案卻只在美國不斷地發生？」拜登在白宮再度指出：「是時候了，全國公民、每位父母都要化悲憤為行動，我們必須對每位民選官員明確表達：行動的時候到了。」

羅布小學槍擊案發生僅僅三天後，NRA的年會照常在德州休士頓召開。川普駁斥了加強槍枝管制的呼聲，他呼籲人們使用槍支來抵禦「邪惡」。在發表講話時，川普說：「我們的世界存在著邪惡，這不應是守法公民解除武裝的理由，…邪惡的存在正是守法公民武裝起來，保護自己的最佳理由之一。」

總而言之，在美國這個強調自由和民主的國度裡，槍枝的自由支配權被認為是保障民主及人權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卻嚴重侵犯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也威脅到美國的民主政權。

擁槍憲法條文極難修改

美國大規模的槍擊事件頻發，但政府從未認真考慮過全面禁槍，是因為這涉及高難度的修憲問題。美國任何修憲案的提出，必須得到參眾兩院三分之二議員的支持，也就是說，435位眾議員中至少要有290位支持提案；而100名參議員中要有67名支持提案。而且，任何修正案在國會以絕對多數通過後，還必須在7年之內得到四分之三（即37州）的州議會批准。修憲在美國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因此，禁槍從來不是政治人物的選項。那就只能靠管制槍枝來避免槍枝氾濫，危害人身安全，但到目前為止還看不見曙光！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6月11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上發表視頻講話，他表示在俄烏戰爭下，台灣要因應兩岸衝突，應盡可能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強調外交途徑應為「預防」方式，而非戰爭爆發後才開始。此可見恢復兩岸對話協商，方是規避兩岸戰爭之道。

美國總統拜登5月展開就任後首次亞洲行，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雙邊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當場記者問及「若中國犯台，美國是否願意採取軍事介入」時，拜登表示「是的」，並稱「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且美國會與其他國家併肩站在一起，確保中國不能在台灣使用武力。此引發國際及兩岸社會關注，認為這與美國既往採取「戰略模糊」的立場有明顯差異。

美國對台立場前後矛盾

稍後，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說，闡述拜登政府的兩岸政策，再度強調美國對台政策並無改變；依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美方不支持台獨，但希望兩岸和平解決爭端。其演說充滿不少相互衝突的論述，既說中國是未來全球唯一具有與美國競爭超級強權實力的國家；又稱美國雖不會尋求衝突或新冷戰，會避免新冷戰發生。美國不會試圖阻止中國成為國際強權，也不會阻止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經濟關係；但美國會捍衛國際法、協議、原則，以維持全球和平與安全。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協助烏克蘭，無論是軍事奧援、經濟貸款或人道援助一應俱全；並號召歐盟、北約及友好國家，運用國際多邊框架經濟制裁及金融封鎖俄羅斯，但美國及北約也同時宣稱不會出兵協防烏克蘭。美國想藉由「以烏制俄」、「以烏耗俄」的策略，自身不必陷入戰爭，又可達到削弱俄羅斯國力的目的。此種策略是否會援引至兩岸，藉「以台制中」、「以台耗中」，延滯中國發展機遇及和平崛起，引起議論。

拜登三度表示要軍事保台

拜登的「軍事保台說」介於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之間，目的是想擺脫美國因從阿富汗撤兵，又未軍事介入俄烏戰爭，引起盟國對它軍事協防的質疑。但是，在拜登承諾願出兵保衛台灣後不久，白宮、國務院及國防部紛紛重申：美國對台政策未改變。事實上，拜登前後共有三次承諾願意防衛台灣，但美國政府每一次都制式地澄清美對中政策根本未變。

2021年10月，拜登第一次宣稱，美國會動用武力協防台灣，當時大部分台灣民眾對美挺台和會保護台灣，具有極高信心。許多戰略專家認為，美國雖在「形式上」持守「戰略模糊」，然「實質上」則是轉向「戰略清晰」；但也有專家認為，美國並未脫離「戰略模糊」的立場，因為美台間並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也沒有建立軍事結盟關係。

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僅能提供台灣防衛武器，沒有義務防衛台灣。美國又將台灣排除在「印太經濟框架」外，顯示美國對台支持並非「毫無保留」。因此，美國維持「戰略模糊」，反而能夠彈性因應情勢變遷。

俄烏開戰後民意發生變化

從俄烏戰爭爆發後，過半數台灣民眾不再相信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充其量只會比照對待烏克蘭一樣，提供武力奧援、人道援助及醫療資源，並像對待俄羅斯一樣，對中國發動經濟制裁、金融封鎖，迫使中國在國際社會更加邊緣化及孤立化。雖然民進黨當局宣稱「台美關係堅若磐石」，以證明其「抗中保台」路線及「聯美抗中」戰略正確且必要，但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4月公布的調查顯示，20歲以上的民眾越來越不相信美國會出兵防衛台灣，反而希望台灣當局建構平衡的對外路線。

對比該基金會2021年10月針對前述議題的調查顯示，65%的受訪民眾認為「美國可能出兵協防台灣」，顯示相信美國會協防台灣者半年間驟降了30.5％，約600萬人。這種「烏克蘭效應」，讓民眾認識到台灣人民要單獨承擔並付出戰爭的代價。

民眾轉向「友美和中」戰略

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聯美抗中」、「抗中保台」戰略失去信心，而是認為台灣當局應該轉向「友美和中」的均衡戰略。

從台灣的角度來說，美國對台政策宣稱「堅若磐石」及力挺台灣，反而恐讓台灣陷入中美爭奪賽的漩渦中，台灣已不自覺被綁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戰車上，陷自身於霸權爭戰的風口浪尖，難以規避戰爭風險，甚至有可能從棋子角色淪為棄子。

從大陸的角度觀之，美國試圖「以台制中」、「以台拖華」、「以台耗中」，遏制中國發展的機遇，延緩國家完全統一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實踐，會嚴重影響中美關係。

從地緣政治及戰略角度的檢視，美國在歐洲組織北約，藉北約東擴欲吸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從而使俄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最終引爆俄烏戰爭；美國本身並不參戰，卻可「以烏拖俄」耗損俄羅斯國力。

同樣地，美國在東亞地區建構「北約版」印太戰略，不僅聯日以抗俄中，宣稱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同時拉攏台灣成為美國印太戰略成員，充當美國「以台制中」的戰略前沿角色。台灣必須自覺，勿淪為美中競爭超級強權的籌碼，方能維護台灣安全、避免「被戰爭」的風險。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立法院長游錫堃日前在一場名為「防衛意志是護台良方－烏俄戰爭的啟示」的視訊演講中，提及雲峰飛彈已經可以打到北京，台灣具有攻擊北京的能力，大陸要侵台前須先三思。此番話引起軒然大波，游錫堃事後改口，說自己「沒有這樣講」，對雲峰飛彈的訊息也是看報紙才得知。不論游的說法真假如何，以為兩岸投下不穩定的因素。

台人對俄烏衝突錯誤認識

游錫堃的這場演講，名為「烏俄戰爭的啟示」，但從游的發言就可看出，游根本不瞭解俄烏衝突的真實情況，他說的不過是過去獨派長期威脅大陸「魚死網破」的說法而已。不過，在台灣，要瞭解俄烏衝突的真面目確實很難，因為台灣的新聞媒體一面倒向西方，根本看不到俄方的觀點。媒體人趙少康甚至說，不是我們不報導俄方的觀點，而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在網路時代，跟人說看不到俄羅斯衛星通訊社、RT等俄方媒體的報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從開戰起，台媒便不斷宣揚烏克蘭的各種「勝利」，明明是俄軍主動撤退，也能說成是烏軍驅離了俄軍，偏頗的報導使得島民根本不清楚真相。俄烏衝突應該是史上第一場有大量視頻的戰爭，拜智慧型手機之賜，每個人都能即時上傳自己看到的戰場真實畫面，也因此，雖然傳統媒體已成了西方的傳聲筒，但只要有心，就能透過網路，找到更貼近事實的訊息。不論是透過俄方自己的Telegram軟體，或是經大陸朋友轉載到頭條、微博，都能看到許多第一手的影片。當台媒還在報導烏方各種神話級的「反攻」時，烏軍反攻失敗、屍橫遍野的影片，早已傳遍網路。

俄軍在第一階段受挫後，第二階段改變戰術打法，此後傷亡即急速銳減。整個烏東前線，彷彿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有烏軍躲在戰壕裡承受飽和砲轟，等轟得差不多了，俄軍才上前收拾殘局。烏軍躲砲擊、甚至抱怨毫無還手之力的影像網路上俯拾皆是，但傳統媒體通通看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島民如何不會誤判情勢。所以，游錫堃會講出如此怪異的啟示，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想在台海複製烏克蘭

俄烏衝突當然會有所啟示，這個啟示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對台灣自己的。俄烏衝突中，真正指揮烏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他們給烏軍的指示，一是打城鎮戰，二是利用動員兵消耗俄軍。打城鎮戰的目的，是因為知道烏方在海空優勢全無的情況下，只有躲進城鎮，利用平民作人肉盾牌，使俄軍投鼠忌器，才能延長烏軍的抵抗時間。

利用動員兵消耗俄軍，是同樣的戰術思維模式，為了讓比較有戰力的合同兵（職業軍人）保存實力，因此將倉促抓壯丁來的動員兵，丟上第一線當砲灰，藉此消耗俄軍的進攻力道，創造合同兵反擊的契機。因此，許多視頻顯示，俄軍在烏東的戰壕戰中，抓到大量白髮蒼蒼、年紀超過四、五十歲的烏軍，都是此戰術想定下的倖存者。

同樣的情況，這幾年台灣軍方大量演練「城鎮戰」，以及積極準備、甚至延長教召日程，不難看出是在同一個師傅指導下的「不對稱作戰」思維。美國願意幫助烏克蘭「戰到最後一個烏克蘭人」，當然也願意幫助台灣「戰到最後一個台灣人」。許多人討論俄烏孰勝孰敗，但只要戰場在你家，你就不會勝、只有敗的下場，烏克蘭不是沒有和游錫堃一樣的想法，去攻擊俄國本土，不過結果只會招架更慘烈的反擊。戰爭的勝敗，不取決於單一武器的優劣。烏克蘭已經大敗，台灣看來已領了號碼牌，準備當下一個冤大頭。

拖延處理代價只會越大

第二個是如拖延處理，反而會付出更大代價。俄烏衝突初期，俄軍遭受的嚴重打擊，部分媒體指出，是因為俄方誤以為烏克蘭人民會「簞食壺漿迎王師」。這個想法在2014年是可能的，2014年「廣場革命」後，以俄羅斯裔為主體的烏東與烏南地區，不承認政變推翻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的結果，紛紛宣布獨立，甚至要求俄方派兵進入維和。俄羅斯當時只出兵至戰略要地克里米亞，直到烏軍幾乎「平叛」成功，僅剩頓內次克與盧甘斯克部分地區岌岌可危時，俄羅斯才勉強出手援助。

2014年沒解決的問題，等到2022年俄軍再出手時，烏軍已非8年前的吳下阿蒙。透過納粹化的教育，使得激進民族主義者成為烏方的可用之兵，加上北約教官的訓練，烏軍戰力增強了，而整個烏東地區8年間，烏軍設下層層防禦陣地，增加俄軍進攻的困難度，這使得初期俄軍攻勢遭遇嚴重頓挫。

烏克蘭8年下來，即能有這樣的成果，那台灣呢？台灣自1988年蔣經國去世以來，「去中國化」已搞了30多年，年輕人多數認同台獨是正確的政治價值，如今美方積極給予台軍各種類型的不對稱作戰訓練，未來即使兩岸統一了，也要付出沉重的後續治理代價，想到這裡，難道不會讓關心兩岸者憂心不已嗎？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俄烏軍事行動已逾四個月，與論者聲稱的將速勝或速敗的斷言不同。筆者大膽預測，戰爭或以年為單位，緩慢而堅定進行。俄羅斯遭受極嚴苛的經濟制裁與傷亡，但只要俄羅斯守得住已入手、已發俄國護照的烏克蘭地區，俄羅斯仍能贏得巨大的戰略利益。反觀法國總統馬克宏，一方面想做調人，說不可侮辱俄羅斯；一方面卻繼續送武器給烏克蘭，左右騎牆，兩邊不討好，錯失了法國領導重建歐陸秩序的機會。

至6月19日的戰情看來，俄羅斯已實際控制原烏克蘭20－25%的土地，而且屬於烏克蘭的工業區。頓巴斯地區已實控近九成，往南爭取與赫爾松、克里米亞半島相連，只是時間的問題。

若俄軍全部掌握頓巴斯，下一個目標即是烏克蘭第二大城卡爾可夫，以及烏克蘭最重要的港口敖德薩。而敖德薩港外的蛇島已先被俄軍控制，赫爾松地區則已經使用俄國盧布為貨幣，許多烏克蘭民眾也已拿到俄羅斯護照。上述地區若被俄方連成一片，俄方會將其全部融入俄國統治系統，烏克蘭就成為內陸國，而且幾乎不再有工業造血能力，對烏方經濟與外貿出口實力都是致命的打擊。

西方主流媒體未必可信

俄羅斯設定的特別軍事行動目標有二：將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美國退役情報軍官，曾任聯合國伊拉克武器檢查員的李特(Scott Ritter)，今年3月23日就主張，俄羅斯會贏得戰爭。他也不認同布查事件是俄羅斯屠殺平民所致，反而認為是烏克蘭犯下戰爭罪行，為此他的推特帳號一度被封閉，後來才又開通。

另一位瑞士退役情報軍官，曾任聯合國多次維護和平行動的指揮官賈克波(Jacques Baud)，4月12日也表示，俄羅斯正在達成它的戰爭目標。賈克波在北約任職時全程參與處理了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其後並參加援助烏克蘭的計畫，他的意見相當有可信度。他們的意見，在距今兩個月前，尚有不少人對之口誅筆伐。賈克波感嘆道，在俄烏戰爭裡，專業的軍事戰略意見幾乎都全被西方國家領袖有意忽略，而且對公眾放送的意見都與專業意見相反。賈克波為此還在今年3月，在法國出版了《普丁：地緣政治大師乎？》一書，剖析俄烏戰爭的來龍去脈，提供非主流但專業清晰的說明，在法國獲得相當好評與熱銷，可見民眾渴望獲悉真相之一斑。

對比兩位退役軍官的專業意見，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專欄作家古格林(Con Goughlin)對俄烏戰爭的評論演變，則可看出西方政治人物與大部分傳媒想塑造戰爭假象，直到他們被事實逼到不得不說真話為止。古格林在2月24日說「普丁鑄大錯，其統治將終結」，4月21日還說「普丁的戰爭是大敗」，到5月26日則表示「普丁可能出人意料的凱旋而歸」。一張挖苦他的圖片可說明一切，也可見西方主流媒體的虛偽。

6月18日是滑鐵盧戰役之日，讓人想起拿破崙百日復辟時，眾多出版物的報導也是前倨後恭。後人蒐集一些標題，挖苦了當時的出版界：「第一週：科西嘉怪物逃出厄爾巴島」；「第二週：惡魔在儒安港登陸」；「第三週：僭位者逼近格勒諾柏」；「第四週：波拿巴抵達里昂」；「第五週：拿破崙入駐楓丹白露宮」；「第六週：皇帝陛下將於今日抵達效忠於他的巴黎」。

當然，拿破崙與普丁毫無可類比之處，本文舉出上述標題，是想凸顯真相何其可貴，而若干媒體與不負責的政界人物沆瀣一氣，會對公眾利益造成更大的傷害。

俄國在經濟上有充分準備

俄羅斯在經濟方面的準備，是掌握戰局主動權的最重要措施，軍事還在其次。由於2014年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導致烏方政局極度不穩，俄羅斯遂舉辦克里米亞民眾公投，以願意加入俄國的方式，收下克里米亞半島。此舉正顯露「公民自決」與「國土完整」兩項憲法價值的衝突。不管法律爭議如何，克里米亞從此被俄羅斯消化，西方也大規模制裁俄羅斯，而逼使俄方制定反制措施，等於為今天的極端制裁做了演練。

俄羅斯的經濟措施有：一、善用其能源與糧食在供應鏈最低端的基礎地位。一度被大家訕笑的俄國靠能源與糧食出口的低級經濟結構，在戰爭來臨時，卻可賦予俄國盧布真正的實物購買力。盧布的匯率一向被西方低估，現在俄國把盧布與其生產的能源糧食綁在一起，支付盧布才能買油氣糧食，從而穩固了盧布的地位，也掌握了能源的定價權。

二、將一公克黃金價值定為5,000盧布，而世界的市價約為62美元。透過自己掌握的最重要戰略物資油氣糧食，自己定價盧布兌換黃金的價值；等於把油氣糧食的價格，用黃金做媒介來標示，賦予盧布與黃金的強勢連結。如此一來，戰前一美元兌78盧布，戰事爆發跌至一美元兌145盧布，6月是一美元兌57盧布。無怪乎俄方越打越有錢。

三、由於盧布漲不停，購買俄方油氣之人不會無限制也去搶購盧布來支付油氣，這將使盧布暴漲，買方無力去買更貴的盧布。由於俄方以規定5,000盧布兌一公克黃金，買家將別無選擇，將以更穩定的黃金支付。俄羅斯中央銀行宣布，只收實體黃金，因為別的貨幣（歐元、美元）均已被歐美自己制裁凍結，形同廢紙。如是，俄方以戰養戰，大量自己貯存黃金。

俄方不愁吃，不愁油氣，它在低端的生活可持續很久。平時受嘲笑，戰時這才是真正戰力。當然，俄國許多產業會大受影響，這將迫使俄方進一步與東方綁定更深刻的經濟連結。

戰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

至於俄方軍事方面的措施，根據前述瑞士退役軍官賈克波的說明，其實在今年2月開戰前，據「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觀察，烏東地區並沒有俄軍的進駐。烏東地區的親俄武裝，許多是烏克蘭軍隊自己攜帶裝備，倒戈過來支持頓巴斯地區人民的。

反倒是烏克蘭在烏東集結大軍，有對烏東人民展開大攻勢的企圖。而戰爭展開後，俄方緩步前進，恐怕此戰爭會以年為單位而進行，因為烏克蘭何時能去軍事化、去納粹化，要看莫斯科的定義，要一直到它感覺安全為止。目前看來，戰爭沒有短期結束的跡象。

馬克宏兩邊討好卻得罪兩邊

這就讓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蕭茲著急萬分。他們推動的經濟制裁反而使得油氣價格高漲，而且無法用方便管道取得，民生大受影響，國內壓力與日俱增。實則歐盟在4月時，不通過更嚴厲的制裁，很大原因是為扶保馬克宏連任。否則更嚴厲的制裁，勢必更加推高法國物價，對馬克宏連任不利。

馬克宏與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總理，6月中旬突訪基輔，畫下烏克蘭成為歐盟候選國的大餅，也承諾給更多武器。但從澤倫斯基的反應來看，似乎不很滿意。其中內情外界不得而知。

馬克宏很可惜沒繼承他前任者的立場。2008年法國薩科齊總統，還堅決反對烏克蘭進入北約。2014年年底，歐朗德總統與德國總理梅克爾，促成明斯克協議，敦促烏方賦予烏東更大自治權（但沒允許獨立），也尊重烏東使用俄語權利。為此，法德給予烏克蘭高達170億歐元的援助，法國甚至叫停要賣給俄國的「西北風Mistral」兩棲攻擊艦契約，付出巨大的經濟犧牲，等於法國做擔保，不給俄羅斯先進的西方武器，方換來明斯克協議的簽訂，與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該協議。明斯克協議是二次大戰後第一次，法、德拋開美國，單獨處理歐洲安全事務的舉措，然而明斯克協議日後並未獲得烏克蘭的遵行，美國尤其反對。

6月4日，馬克宏說不可污辱俄羅斯，與俄方終究要談判；6月16日，他在基輔說，接納烏克蘭為歐盟候選國，但沒說要讓烏克蘭進入北約。雖然歐盟與北約大不相同，然而訊息前後搖擺，意圖兩邊討好，但兩邊恐怕都討不了好。畢竟殘酷的戰爭仍在進行，而戰爭才能決定談判的勝負。這場戰爭恐將持久進行，對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巨大衝擊。吾人應當誠實研究與面對這場戰事，以作為歷史教訓。

(作者係巴黎一大法學博士候選人、東吳大學法律系講師)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領域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資本的大舉回歸。以「消滅私有制」為己任的共產黨人經過28年浴血奮戰，推翻了包括官僚資本主義在內的「三座大山」，「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1956年，大陸宣告基本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此資本連同資本主義銷聲匿跡，生產資料公有制一統江湖。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改革開放的帷幕由此拉開。外資開始重新進入中國，民間資本也蓄勢待發。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痛批了「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的左的論調，終結了姓資姓社之爭。2001年江澤民首次闡述「三個代表」思想，明確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進入21世紀，招商引資蔚然成風，非公有制經濟遍地開花，但資本的橫衝直撞也引發全社會關注。2022年4月29日，習近平就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表談話，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資本可作為生產要素作用

大陸改革開放後，資本被逐漸除罪化，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終於合法化，民營企業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在政治上也開始得到信任，在輿論場上一度受到熱捧。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共破除了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承認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工具，是發展經濟的方式和手段。「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各類資本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共十八大以來，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各類資本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總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有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包括個體和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為大陸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然而，同一年9月，〈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的作者認為，「下一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將可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發展中，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在「私營經濟退場論」的攪動下，加上「國進民退論」持續發酵，一時間媒體議論紛紛，私營企業主人心惶惶。

2018年11月，大陸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習近平一錘定音「三個沒有變」—「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習近平還宣布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12月，大陸召開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馬雲、馬化騰、李彥宏等知名民營企業家榮膺「改革先鋒」的稱號。

2021年4月，習近平在廣西考察調研時再次為民營企業鼓勁打氣，「黨和國家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給予支持、遇到困惑的時候給予指導，就是希望民營企業放心大膽發展」。習近平之後又就推動平台經濟、數字經濟等新經濟領域的發展發表談話，而民間資本在這些領域都大有用武之地。

防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

承認資本的重要貢獻，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並不意味著放任資本主義的邏輯，讓他們橫行霸道。近年來，一些貪得無厭，興風作浪的資本已經引起社會公憤，當局也及時出面敲打。

2020年8月，《求是》刊登習近平的署名文章《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強調「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雖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但由於它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以占有剩餘價值為目的，因此必然導致剝削和壓迫，加劇社會不平等，激化階級矛盾，最終會走向滅亡。以作為資本主義最新發展形式的數字資本主義和平台資本主義為例，它們同樣以資本增殖和擴張為根本目的，在提升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擴大了對勞動者的剝削，破壞了社會不公，弊端觸目驚心。

有學者認為「資本與技術連袂塑造的話語邏輯看似充滿公平、共用、民主的色彩，實際上遮蔽了互聯網霸權、演算法操縱、數字勞動剝削與數字拜物教的現實」。2019年3月，大陸互聯網行業曾爆發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反「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6天）運動。與一般的工商業不同，互聯網企業勞動者從事的是數字勞動，可能沒有特定的工作場所，也可能沒有集中的工作時間，傳統的工作與休閒、勞動與娛樂、生產與消費的邊界被不斷侵蝕。在企業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管理機制下，勞動者的壓力與焦慮與日俱增。有人形容「不限時間地點的網上工作本來被看作是一種自由，現在卻被發現只是一種新的奴役機制。」

近年來大陸社會思潮出現重大轉向。年輕人以戲謔性的「躺平」、 「佛系」來反抗資本的壓迫。習近平最近也對資本放出重話，「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範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已被提上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

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以全體人民為中心，不能被資本主義邏輯所主宰。要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也要規範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使其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添磚加瓦。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

今年，是20世紀末暢銷的政治學理論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出版30周年。30年來，許多人對世界政治的發展都受到「歷史終結論」的影響，認為美國那一套政治選舉化、經濟私有化、治理市場化是歷史發展的終點。

30年後，作者福山又出了《「歷史終結論」之後》，全面反思30年來的政治思潮。我是該書的中文譯者。書中延承他上一本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的重要觀點，再次承認美國民主在衰敗。而「強大國家、法治和責任制」這三個組成部分，才構成了現代政治秩序，這才是國家發展的真正方向。

儘管福山30年來反復為其「歷史終結論」打補丁，但在我看來，他其實已默認了「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而在重新追求新的歷史進程解釋時，福山恰恰為中國國家治理的目標即「治理能力現代化」做了注腳，也證明了中國當下發展目標的正確性。

一句話，歷史沒有終結，新的歷史才剛剛開始。

中國發展開啟了新的歷史

這是怎樣的新歷史呢？我們還是從福山的角度來推導吧！

首先是強大國家。1949年以來，新中國就一直致力於強大國家的構建。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過去10年來，中國作為強大國家的構建進程更加有效。在精準扶貧、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智慧科技、電子支付、生態治理、民族和諧、社會治安、抗擊疫情、和平崛起等方面，中國成為世界均衡發展最快的國家。據皮尤、蓋洛普等國際知名調查機構的調查，中國人對政府的信任感、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中國人對未來的樂觀程度，長期都穩定在80%甚至超過90%。

相比之下，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卻陷入貧富懸殊、基建老舊、槍枝氾濫、種族矛盾、對外戰爭等長期相對衰弱的巨大困境中。「美國分裂論」、「美國內戰論」近年來也很流行。對政府的信任感、國民的自豪感、對未來的樂觀程度長期在40%甚至30%以下徘徊。

用福山的話說，「新興和老牌的現代民主國家都面臨著一個難題，那就是未能提供國民所期待的國家實質性的功能：人身安全、共用的經濟增長和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即實現個人機會所需的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安全、增長和服務，恰恰才是「強大國家」所擁有的本質。但美國卻沒有做到。

近20年來，美國政府關心的「強大國家」構建是發動戰爭，或離岸平衡式地挑起戰爭；而國民花大量時間關心的，卻是如何無限度擴大個人權力的同時，限制國家的權力，以至形成了「否決政治」。 構建一個真正不欺侮他國、又能服務好國民的「強大國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國家進程。

其次是法治。「依法治國」早已寫入憲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西方不同，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法治體系建設全過程。這與美國的「法律偏向為富人服務」（邁克爾·帕倫蒂語）的結果完全不同。

很多人把美國視為法治的典範、謳歌美國三權分立，其實忽略了美國所謂法治背後的「律師制度」。美國律師約135萬，占全球律師總數的35%以上，占全球法律服務市場的44%，但美國卻又是全球監獄最多、監獄服刑人數最多（占世界25%）、槍枝案件及傷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這充分說明美國法治的效果並不好。

或從另一個角度看，與其把美國法制發達，不如律師業「發達」。與其稱其為「法治」，不如稱其為「律師治」。更糟糕的是，美國將金融、法律當成對外制裁與長臂管轄的霸權工具，這一點更被他人詬病。

中國法治不能像美國那樣出現「有致命缺陷的司法及監獄系統」惡果，還要紮根於本國文化，真正造福14億廣大民眾，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法治進程。

三是責任制。責任制是自古以來中國政治與國家治理的傳統。過去十年，中國大陸的官員問責，堪稱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腐敗鬥爭，約400位部級幹部落馬，查處了約410萬人，95.8%的群眾對全面從嚴治黨、遏制腐敗充滿信心。問責制不僅是對權力濫用的約束，也是對權力平庸的鞭策，更是對西方制度中「選票能定權力的任期歸屬，卻不能決定權力的使用與績效」的優化。

21世紀以來，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有超過1,000萬個家庭破產；2020年爆發並延續至今的新冠疫情，有超過100萬人因感染而死亡；美國發動或挑起的五場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及當下的俄烏衝突），約1萬美國士兵死亡，造成100萬以上他國人員死亡，產生1,000萬以上的難民，如此巨大的災難，在美國無人被追責、問責。

中國責任制既是古代中國優良政治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也開闢著西方政治現代化，所未有的全新的權力規範與獎懲之路。

由此看，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吸收了數千年來中國傳統的有效經驗，也是借鑒了數百年來西方諸國成功崛起的突出優點，同樣也規避汲取了西方近幾十年來國家治理的失敗教訓。

從規模效應角度看，16、17世紀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是一兩百萬人口規模噸量的國家崛起，在當下中國相當於大縣城人口規模噸量的崛起；18、19世紀的英國、法國、德國的崛起，是一兩千萬人口規模噸量的國家崛起，在當下中國相當於超大城市人口規模的崛起；20世紀蘇聯、美國、日本的崛起，是一兩億人口規模的國家崛起，在當下的中國相當於一個大省，或類似粵港澳大灣區式的區域崛起。而21世紀中國的崛起，是10億人口規模的國家崛起，是前所未有的規模。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強大國家的構建，還是從法治和責任制，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的國家崛起進程，不僅帶動著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復興進程，也同樣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

新的歷史須延續新的發展

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21世紀的世界歷史恐怕會長期延續「西方中心、非西方邊緣」、戰爭頻仍、「西方獨食、非西方貧困」的歷史。但中國崛起使歷史在21世紀的發展軌跡，出現了公正、和平、普惠的新希望。 從這個角度看，新的世界歷史還將繼續延續中國崛起的發展奇蹟。

一是延續超越奇蹟。2011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一；2013年中國貨物貿易總額超過美國，躍升世界第一；2021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超過美國，躍升世界第一。如果一切順利，2030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將是1890年代以來，美國GDP躍升第一以來的首次被超越，也是東方大國將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個「百年變局」式的超越奇蹟正在發生。

但美國不會輕易讓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正在加緊對中國的經濟圍堵。近期一些西方智庫與媒體更釋放出中國經濟衰退論，試圖調低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阻止中國的超越。而且不得不承認，中國軍費總額僅僅是美國的1/3，人民幣在全球貨幣儲備量中的比率僅是美元的1/20。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還很長，要不斷讓過去的趕超奇蹟繼續延續。

二是延續和平奇蹟。過去40年來，中國沒有對外發動或參與任何一場戰爭，沒有輸出大規模的難民，沒有發生任何顏色革命式的社會動盪，沒有爆發成千上萬家庭破產的金融危機，可稱之為「無戰爭崛起」、「無危機崛起」。

從1500年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先後崛起的9個國家，無一不是在對外戰爭、殖民與國內週期性危機中崛起的。中國崛起成功規避了崛起的西方「戰爭律」與「危機律」。

然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界與媒體界多數不相信中國能和平崛起，甚至在揣測、誘導中國的新戰爭，尤其是近幾個月，華盛頓一些智庫想效仿烏克蘭危機帶來「以烏制俄」、「以俄壓歐」的離岸平衡，設計一場在台海的戰爭，進而實現阻斷中國崛起的目的。如何繼續和平奇蹟，既考驗中國對美博弈的智慧與能力，同樣也考驗著大陸與台灣的冷靜與定力。

三是延續紅利奇蹟。過去十多年，中國經濟對世界增長貢獻一直穩定在30%左右；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兩岸貿易額占台灣GDP總量的45%左右，每年大陸對台貿易逆差1,000多億美元，相當於每位台灣人約2.5萬元人民幣。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不少國家額外增加了0.1-0.5%的GDP增長。「中國製造」每年為每一個美國家庭節省了850美元。中國公司承建了非洲60%以上的新興基礎設施建設的專案。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為世界生產了超過半數以上的口罩、呼吸機與相關的醫療設備。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後進國家的崛起與趕超，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選項與經驗啟示。

從紅利的角度看，中國肯定是21世紀以來為世界貢獻最大的國家。 然而，西方許多媒體與智庫並不承認中國崛起帶來的機遇、便捷、穩定、合作、發展等發展紅利，而是將其描述成競爭、威脅、挑戰、顛覆的異類，而試圖凝聚本國力量。這些圖謀不應該讓其得逞。

由此看，中國要想延續過去40多年創造的超越奇蹟、和平奇蹟與紅利奇蹟，並不容易，還需要有相當艱難的偉大鬥爭。

有信心能戰勝四場鬥爭

在慶祝中共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我常與外國人解釋，過去十年中國曾進行了五場偉大的鬥爭，反污染鬥爭、反貧困鬥爭、反危機鬥爭、反腐敗鬥爭、反霸權鬥爭。這些鬥爭有的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如精準扶貧、生態環保；有的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效，如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嚴治黨與反腐敗取得重大成果、成功抵禦了美國對華貿易科技等壓制。然而，實現偉大夢想還必須繼續進行更多偉大鬥爭。綜合起來看，未來10-20年，有四場鬥爭仍是非常關鍵。

一是大國實力博弈的鬥爭。當前美國已全面展開對華戰略競爭，即使俄烏衝突牽制著西方社會，美國仍不忘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在經貿、金融、意識形態、軍事科技、地緣政治等領域對中國全方位、多層次的壓制，尤其是近半年來，美國加緊構建對華圍堵的「印太經貿小圈子」，多空並舉、金融施壓中國企業，在意識形態領域攻擊污蔑，以切香腸方式挑動台灣問題，在軍事科技領域不斷壓制中國發展。對美國的大國政治鬥爭，是中國躲不過去的磨難，但中國有信心通過自身國力增強、反制能力提升、談判博弈並行、合作競爭齊上等方式，應對好美國這個變數。

二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鬥爭。中國當前面臨著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客觀現實，加之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黑天鵝」事件，要保持經濟中高速發展並不容易。但中國推動高品質發展的決心是堅定的，經濟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是充足的。近月來，中國連續推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超前基礎設施建設、全方位對外開放等重大政策，多數經濟學界人士都相信，中國在未來10-15年仍然可以保持4%-5%的增長率。而只要保持4.7%的平均增長，中國在2035年前後的經濟總量還將翻一番。 

三是社會高水準治理的鬥爭。經過數十年的奮鬥，中國大陸在基建、數位化、城市治理、扶貧、共用經濟等社會治理領域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有些方面甚至領先全世界。但是，社會治理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推動社會治理不斷優化與進步，就是一場不斷發現不足、不斷超越自我的鬥爭，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之一。相信中國社會一定會在治理上取得更大的成績。

四是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的鬥爭。在我看來，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兩岸統一只是這個偉大目標中的一個重大進程，關鍵是統一後，兩岸不同的政治機制、社會特性、經濟運行如何更好地共存、整合與對接，關係到兩岸社會、民眾共用民族復興的紅利與福祉。在這個進程中，一方面，我們要不斷與那些「台獨」勢力與外部挑釁勢力做堅決鬥爭，另一方面也要與部分蠻橫、動輒喊打喊殺的力量做鬥爭。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思考、精力和更細的工作。

與兩岸人民共同期盼

以上的諸多鬥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得不經歷的坎，也是新時代我們必須走的長征路。我相信，絕大多數國人都有信心贏得這些鬥爭的勝利，也期盼一起共用新的勝利果實。 所以，最後我有三點關於兩岸未來的期盼：

第一個期盼是努力實現和平統一。現在，西方一些人不希望中國統一，甚至想挑動兩岸交火、讓中華民族生靈塗炭。島內也有「台獨」勢力認不清歷史趨勢，挾洋自重，且誤導台灣民眾，如果任由其發展，肯定會中了西方人的計，最終釀成悲劇。我們需要全力避免悲劇發生。長期以來，大陸既用必要手段，遏制「台獨」鋌而走險，又懷著最真誠的心，期待著與台灣同胞一起努力和平實現統一。但統一的時間表不能無限地拖下去。兩岸統一的那一天，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日子。

第二個期盼是共同提升兩岸民眾福祉。台灣已經過了人均GDP 2萬美元的高收入標準，大陸一些地區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也都達到高收入地區的標準。但大陸與台灣仍有不少低收入的民眾，兩岸所有中產階層都還希望城市更加美麗、生活更加便捷、收入更加富裕。

根據多數經濟學家預測，2035年大陸人均GDP將達2.5萬美元，到2050年很可能到5萬美元。相信台灣也能不斷享受大陸增長的更多福祉，大陸也能與台灣一起在融合中繼續高品質發展，而那時的中國將會成為世界嚮往的東方樂土。

第三個期盼是兩岸同胞共同努力實現中國夢。過去一百多年，兩岸人民都曾受過列強的凌辱，無數同胞被西方列強殺害。近幾十年來，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接著大陸快速崛起，一起帶動的是中國人在全世界的形象提升。黃種人的形象不再是「東亞病夫」，不再是好萊塢電影中的「滿大人」。但現在的中國還不夠強，大陸有時還是被美國打壓，台灣還經常被美國「矇騙」、買過期武器。習總書記說過，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兩岸統一之時，就是中國人一起當強國國民的新台階，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時刻。 我相信，我的這些期盼一定會很快實現。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臨近「七一」，香港各項慶祝活動已經陸續啓動，為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營造了喜慶氛圍。另一方面，作為「50年不變」的「中間點」，作為香港過去三年巨大起伏的「结尾」，這個「七一」被賦予了更加特別的意義。如何看待過去25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國兩制」對香港還有沒有價值？此時此刻，正是討論這些問題的恰當時機。

「一國兩制」實施成果顯著

如果要簡單評價「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是成是敗，不同立場的人一定會有不同看法。

那些想借「一國兩制」排斥中央管治、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或試圖進行滲透、顛覆的人，一定會說「一國兩制已死」；那些對西方文化對香港的特殊性缺乏理解的人，會認為「一國兩制」還不夠成功。儘管論者各執一詞，但評價一個政治構想的成敗，並非完全沒有客觀標準，那就要看其實踐結果是否實現了「初衷」。

香港基本法「序言」清楚表明，制定香港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目的主要有兩個，即「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從結果來看，前者自不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除香港極少數激進分子，全世界無人會挑戰這一共識。

至於是否實現「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可以從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6月19日在網志中所給的數字來看：

過去25年，香港的生產總值翻了一番，達到逾2.8萬億元(港幣，下同)；商品貿易總額增加逾兩倍，破紀錄超過10萬億元，全球排名第6；總就業人口增加15%至約365萬人；以香港為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的企業增加57%至接近4000家。銀行總資產升逾兩倍、存款總額增加近5倍、貸款總額增加近1.6倍；債券市場發行總額升19倍；外匯市場的日均成交升7倍，在全球交易份額占比由4%增加到7.6%，全球排名由第7位升至第4位。資產及財富管理規模躍升9倍，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境外。

以上這些事實擺在眼前，沒有人可以視而不見。從「一國兩制」「初衷」的實現情況來看，「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實踐不僅是成功的，而且成效顯著。尤其要考慮到，香港不僅曾被英國殖民統治100多年，還是冷戰時西方反共的前哨，是1949年後各類「逃港者」的聚集地，社會總體對中國內地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帶有一定負面和抵觸情緒的。

從人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一國兩制」不單是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兩個大國之間的領土與主權問題，而且是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解決了兩種社會制度共存的問題，堪稱是史無前例。正因為它管用、好用，即使是在今天，堅持「一國兩制」仍然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是香港與內地的最大公約數。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優勢

經歷過去三年的巨大變化，不少人認為被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後，香港正在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考慮到內地總體發展水平提高，香港與內地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縮小，香港在經濟文化上的影響力不似八九十年代那般耀眼，這一論調在內地也不乏贊同者。但如果從更長的視角和關鍵領域的表現來看，這一說法並不準確。

首先，香港影響力的相對下降是歷史的均值回歸。前文講到，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取得明顯進步。之所以有人感覺香港「不如前」，不是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發展太快，過去兩地之間的巨大差距明顯收窄了。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至少有兩方面，其一，香港是高度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發展速度不及內地是規律使然；其二，香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是默默無聞的邊陲之地，它的興起是多重歷史因素共振的結果，曾經對內地擁有的巨大優勢是歷史的偶然。以中國內地的超大體量及市場規模，當中國發展進入正向積累，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地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

其實不只是香港，昔日「東亞四小龍」的影響力在中國內地面前都會「相對下降」，這是歷史的均值回歸。明白這一點，港人就不應該懷念過去面對內地的巨大心理優勢，這不是歷史的常態，而且這種優勢是建立在國家積貧積弱的基礎上的。

其次，香港在回歸前建立起的發展優勢及特色沒有弱化。香港回歸後，不僅保留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還擁有了司法終審權。所有案件都在香港境內審理，案件終審既無需像回歸前那樣報英國樞密院，也無需在回歸後報北京。回歸25年，法治已經是香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以來，香港一直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點；在2021國際仲裁調查中，有50%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受訪者表示會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排名全球第三。香港的法治水平在139個國家地區中，排名保持前列，亦持續獲評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

在金融方面，回歸後香港保留了自己的獨立貨幣，且港幣繼續錨定美元，自由兌換。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僅有700萬人口的城市，以GDP總量計，香港世界排名30多位，其金融系統的韌性勝過眾多經濟體量大過自己的主權國家，歷經多場國際金融風暴而屹立不倒。過去三年，香港內外交困，「走資潮」、「移民潮」、「外企離港潮」動輒見諸報端。

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俄烏衝突、全球通脹、美元加息等內外挑戰相繼來襲，很難不讓人擔心，本就承壓的香港金融系統還能不能撐得住。畢竟，連某些G20成員國的金融系統都出現劇烈震盪，特區政府雖然多次聲稱金融系統穩健運行，很多人依舊半信半疑。

不久前，筆者採訪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再三向他確認，得到了他非常肯定的答復。他說：香港金融體系能經受內外如此劇烈衝擊，一是香港金融監管一向穩健審慎、居安思危，多項數據勝過紐約和倫敦；二是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優勢，是內地市場與國際資本的橋梁。

余偉文介紹，香港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伴隨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離岸人民幣業務會逐漸成為香港新的競爭優勢。

資本是逐利的，也是務實的。作為中國統治下的金融自由港、超級聯繫人，只要國際資本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信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就不會暗淡。

「一國兩制」符合中國利益

隨著「50年不變」中期的到來，人們不禁會問：2047年之後怎麼辦？儘管「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者鄧小平早前說過，「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中央官員也多次表示，「50年之後不必要變」。

人們面對未知會有本能的恐懼，在香港2047年後的命運沒有被確認之前，很難完全打消疑慮。但並非一切都是未知的，至少政治決策的規律是可認知的，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是可認知的。站在當下的時空條件，判斷「一國兩制」能長期堅持下去，正是因為它符合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

其一，中國整體發展水平越高，對制度多樣性的包容度越高。在一個國家內部實施兩種社會制度，其中一大風險在於人們很容易對兩者進行比較並得出優劣，如果國家的主體制度在這場比較中落敗了，便會在國家內部引起巨大的政治動盪或社會撕裂。只有對自身制度高度自信的政權，不害怕被比較，才會容忍異己制度的存在。

1997年回歸中國時，香港GDP總量約占全中國的1/5，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遠高於內地。在香港回歸的前十年，隨著更多內地人通過自由行認識、瞭解香港，他們很容易在與香港的比較下自慚形穢，並對國家主體制度和自身文明產生懷疑，那時才是實施「一國兩制」風險最高的時候。「一國兩制」的設計者們最初一定預料到了這種風險，但他們仍然敢於實施，正是源自於對自身制度、對國家前途的信心，堅信這種差距是暫時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定會體現出來。

如果說，以前中國包容「兩制」是源自於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戰略自信，那麼今後中國包容「兩制」，則是源於整個中國社會對自身實力和制度的信心。2021年，香港GDP總量約占全國的1/50。今後，只要中國保持發展態勢，這一占比大概率會更低。如果香港實施的社會制度不足以對國家構成威脅，又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中國落後的時候尚且能包容，到2047年，還有什麼理由要冒著高風險去打破這種平衡呢？

其二，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一方面，香港是吸引全球人才的高地。在香港生活過的人都有感受，自由與法治觀念浸透在社會每一個環節：城市公共服務完善、治安一流，公權力規範克制，公與私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清晰，再加上便利的出入境制度。

可以說，香港的生活方式兼具了西方社會的開放自由和東方社會的井然有序，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難以複製的。因此，香港不僅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才，也吸引了眾多親近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留學生。只要他們在香港工作，就會直接或間接地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其三，香港將會成為世界讀懂中國的「翻譯」。香港身處中西方文明的交界，當西方文明程度高於中國的時候，香港是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窗口」；當中國發展水平與西方接近，甚至有所超越的時候，瞭解、接觸中國成為西方的「剛性需求」，香港與西方千絲萬縷的聯繫就會發揮巨大作用。

只要處理好「國家安全」與「人心回歸」這兩個難題，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歷史就不是包袱，而會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就像經歷更久殖民統治的澳門，如今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平台。2003年10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成立。也許未來有一天，中國—英聯邦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也會在香港成立。

（作者係陸媒駐港記者）

由於近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已使美國面臨嚴峻挑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5月底發表對中國政策的演講中稱，中國是唯一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上意圖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因美國無法單獨應對，故必須積極拉攏盟邦。

中國大陸快速追趕前進

1991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時，伊國有正規軍近百萬，但在一個半月內陣亡2萬餘人，美國僅有118人陣亡。其間伊拉克採用了中式69型坦克，卻不堪一擊；這使得解放軍痛定思痛，積極向外學習。可確認的是，當時的中國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而美方也並未把中國視為勁敵，卻視具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為威脅。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花了十年專注於全球反恐，並發動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國力消耗甚大，相對的，中國在當年加入世貿組織(WTO)，開始大力發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經濟受到重創還殃及全球，但因中國體制不同受害較輕，並利用了這段戰略機遇期突飛猛進，且與東亞國家建立有效的分工鏈，互利共贏。歐巴馬2009年提出「重返亞洲」政策，就有意反制中國，但績效不彰，直至2018年川普展開對中貿易戰，正式開始打擊中國。

中國於2010年首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業輸出國，也是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嫦娥衛星上天，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白皮書，正式進軍高端產業，展現驚人的發展勢頭。就在這段時間，中美雙方還分別簽訂了空中與海上相遇的安全行為準則，以防止在南海等爭議區域發生意外，可見兩國之間的關係日趨對等。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增長速度平均約為每年6%，比美國快很多。

中美兩國爭議的焦點

為保護內部的產業與市場發展，中國規定外國公司需要一個中國合作夥伴才能進入中國市場，且必須提供技術和商業機密，這些均令美國不滿。另，因產業結構的不同與國企的角色，大陸的補貼政策，尤其在半導體生產方面，引發美國擔憂。相對的，中國併購美歐企業的案例激增，美國開始反制，先拿華為開刀，再加上中國在亞洲和非洲的大量投資，都讓美方望洋興嘆。

中國在東海、台海與南海的政策，讓美方認為是中國勢力的擴張。加上「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將亞洲貿易與中東和歐洲連接起來，以此提升中國的主導地位。在科技方面，中國在超級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特別是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將超過美國。在意識形態方面，2015年習近平在聯合國演講中提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獲得極大的反響。2017年2月「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聯合國接納。

「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合作共贏，而中國道路和中國文化則發揮主要作用，這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相互為用。在具體實踐方面，則包括諸如「一帶一路」與孔子學院等措施，還於2019年在中國傳媒大學成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以回應外界的「中國威脅論」、反駁西方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抨擊。

「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在國際層面主張和平與發展，在國內層面主張公平與正義。重點是，這些價值的內涵不必以西方為準，而是由各國自行決定，自然獲得非西方國家歡迎。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

美國對中國想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極難接受。2020年3月，當川普使用「中國病毒」指稱新型冠狀病毒，隨即引發美國反亞裔主義的暴力語言與行動激增，也極盡誣衊中國之能事。

自拜登上台以來，自由派和民主黨許多領導人也加入了攻訐中國的行列，國會通過了各種圍堵中國在技術投資、基礎設施和創造就業方面的議案。根據民調顯示，反華信息無助於建立民眾或兩黨對此類措施的支持，卻助長了民粹型種族主義。

今年5月初，美國國務院網站刪除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及「美國不支持台獨」，在同月底又恢復了「美國不支持台獨」，並聲稱是依照布林肯的演說而修正的，顯示美國失去方寸的困境。其實這是對北京退讓，因內有通貨膨脹，外有俄烏戰爭，拜登為挽救低迷的支持度，因此有意對中國和緩，但是否會產生催票效應，還在未定之天。

由此可知，美方對於中國政策方面確實面臨兩難。若過於強硬，恐將適得其反，其中尤以自川普以來強徵中國輸美產品的高關稅為甚，如今由於美國通膨升高正計畫要取消。反之，若放任不理，那中國的迅速發展會使美方的壓力日益增加，因而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拉幫結派與打「台灣牌」，隨機應變。

美中關係當前發展

6月中旬，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上，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強硬表示，若一些勢力膽敢把台灣分裂出去，中方將會不惜一戰、不惜代價，一定會打到底。而美國防長奧斯丁則稱，中方軍機擾台危害東亞安全。隨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與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在盧森堡會談，楊強調，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中美關係就會產生翻天覆地的影響，警告意味十足。

此外，中方再次宣示「台灣海峽並非國際水域」，甚至揚言對航行台海的艦隻開火。再加上，習近平日前簽署發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現已開始生效，此對維和、反恐與救災、打擊犯罪等非軍事行動提供了法律依據。 此外，受到俄烏戰爭持續的影響，全球能源與糧食價格飆漲，各國也紛紛限制糧食出口，俄羅斯正利用這兩項利器來反制西方。相對的，中國大陸已經連續7年糧食產量穩定在1.3兆斤以上，庫存充裕。再加上，自俄烏開戰以來，中國是俄羅斯能源的單一國家客戶，至今總共購進126億歐元，因而不會受到國際能源市場波動的影響。 

綜合觀之，今天的中國絕非一般的國家可比擬，美國也從來沒有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美中之間正展開一場全方位的博弈，這也是東方王道與西方霸道之爭，就因中方的積極追趕，兩國的實力日益接近，因而競鬥力道還會加強。 美中和睦相處會相得益彰，否則就會像西方國家支援烏克蘭那樣顯現戰爭疲態(war fatigue)，因而求和聲浪四起，但因已花下太大成本，同樣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若美方態度改變，兩岸問題也就可能獲得解決。

(作者係政治大學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