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少人喜歡把「光復」改為「終戰」，表示對國府的不滿，也對日本殖民統治缺乏批判能力。作為一名公民教師，我也質疑到底「光復」了什麼？若說不清楚，最多只能說是「光復故土」吧。中國人經過那麼多年的犧牲奮鬥，才好不容易收復台灣，但未來國運如何尚不可知，因而，筆者認為，應以「犧牲光復紀念日」稱之，來凸顯其過程與成果得來之不易，來自我勉勵。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被殖民者揮來喝去。戰爭的起頭與台灣人無關；50年後又突然終止了；台灣好像一個任人擺布的人偶似的。作為一個研究台灣史的公民教師，筆者覺得應該重視中國人在光復過程中的犧牲奉獻，並且嚴肅正視祖國帶來多少「進步」與「現代化」。

在我看來，「光復」至少有以下幾點意義。

恢復「台灣錢淹腳目」

「台灣錢淹腳目」，自台灣進入我大中華版圖以來，相對於閩粵沿海山多田少的生活空間，台灣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處女地，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加上當時為農業社會，台灣土地肥沃，墾殖之後，農作收穫比大陸東南沿海高出許多；又加上有「永不加賦」與幾次「禁止渡台」政策，使得該說法自然漸起；加上1860年代開始，台灣開始成為中國對外的通商口岸，使得商業更加興盛；也難怪「台灣錢淹腳目」成為台灣在大陸東南沿海的傳說。

如史籍指出，台灣社會在1695年前後已出現富裕奢靡現象；即使其所提示的只是當年少數人的生活，但也顯示了台灣人的生活不似當年閩粵那般艱難。

更何況，在日本侵據台灣之前不久，除了1877年，台灣巡撫丁日昌又向光緒皇帝請准豁免占台灣歲入一成的種種水陸雜餉，台民的賦稅壓力更減，這也是「台灣錢淹腳目」可以延續的理由。

而中法戰爭後，劉銘傳結合在地紳商與江浙海商而推動的，各項現代化建設驚動了美日駐華使節來台參觀，雖不幸未能充分持續，但台灣人已經領教了真正現代化所帶來的民間脈動。

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的英籍顧問視察台灣後，所提出的報告稱，「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則證明上述自丁日昌為我先民豁除多項雜餉以來的真實情況。

相對的，日殖時期使我先民難以忍受的種種稅負─利潤高的收為「官營」或「專賣」；其他民間的營業則簡直「竭澤而漁」，所謂「如以所領營業牌照而言，一商人欲販賣雜貨、或酒、香菸、油鹽等數種物品時，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圓或二圓。販賣數種物品，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十數圓之牌照稅。再加以地方稅、營業稅、房屋稅、店夥之工資、伙食等，則本舖之收支已不能相抵矣。吁！商人將何得而生活耶？」就是。

光復的意義，自然意味著要除去日人的苛捐雜稅，恢復古來「台灣錢淹腳目」的大環境。

保甲制度與社會福利安全

保甲制度是秦代法家人物商鞅發明的，把人民組成一個類軍事性的組織；但傳統中有「作法自斃」的故事廣泛流傳，受到社會強烈批判。因此，後來王安石所倡的保甲制度就主張，只在社會動亂時，該制度才用連坐法，以避免社會動盪不安；在社會平靖時，則應該努力實現「自我管理」，追求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邁向傳統「禮運大同篇」 的理想境界。

台灣的保甲制度在19世紀中葉就曾經如此發展：「夫保甲之制，所以衛民；使之相安而無事。然而，民不能永安也，水旱之不時，疫癘之間作，鰥寡孤獨之無告…，先事而防之，後事而循之，而後得遂其生。…而後可以為治國平天下之道。」 

「…當綢繆於未雨，期任卹之可風…各社家道殷實者，公議按捐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小本營生，餘利歸還；或祠堂公提生息，或本社捐置贍田，幼而慧者設義塾，…壯而鈍者習技勇…。如怙惡不悛，公請族長責懲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處，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 

台灣不僅有「姚前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也有「今鹿港街行之亦效」的成績。都是台灣傳統保甲制度的經驗。

相對的，日殖時期所行的是不分平時或動盪時期，同其苛虐的日式保甲制度，當局混稱所行就是島上的傳統，不准分辯，像是「啞巴壓死囝仔」般的，逼得先民透不過氣來。自有輿論以來，先民就一再表達反對該日式的制度，但都未能恢復原來珍貴的傳統。他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回復過去那自保、自養、自設義塾、自治，可以追求禮運大同篇的社會。

教育上的「學問思辨」

中國傳統教育或易養成士大夫習氣，但每一位受教者都知道在教學過程中，「學、問、思、辨」的重要性，且重視對於良心、良知、良能的啟發，希望由「修己善群」、「忠孝節義」而能止於至善。而這種教育是「有教無類」的，是人人可透過科舉制度自我實現。

日殖時期50年的教育，自起初就強調「低其程度」的教材，把先民視為異類；甚至，先後兩位學務主官還留下了這樣的告誡語─「執行以涵養國民性格為主的國語教育，是在口中可以說說的同化政策，然而台灣教育的真正目的，其實自存於他處」、「當局…沒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

這就是被林獻堂指為「愚民政策」、「奴化政策」的教育。據稱，當年當局對台人的教學方針是─「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否則教師就會被開革─哪裡有絲毫「學問思辨」的影子？

當年先民曾經如此描述過師資問題─「我台灣的初等學校教員的型態，所謂粗製濫造的居多，單畢業初等教育，尚不能辨別魚魯的少年，僅授以五、六個月的教育與練習，就充當其任者，在數年前，實居其大半，而在現今還是不少。…」

同時，當時負責師資培育的師範學校中則是─「多換為無實力的小公學校訓導來充作教師，禁止學生多讀參考書雜誌類，輕視學生的人格，常常搜查衣袋箱筪，等閒學生的疾病治療，內台人的差別待遇，師弟如同仇敵，沒有愛情等…」

可說為我們把林獻堂所憤懣的「愚民」與「奴化」，充分刻畫了出來。光復的意義當然在於台灣學子應該回復到「學問思辨」，破除「愚民」與「奴化」，回復「主體性」的教學。

當代會有另一種「光復」？

自台灣光復以來，由於發生國共內戰與美蘇冷戰，之後近四、五十年的歲月裡，台灣一直動盪不安，因此台灣社會雖有種種建設，但「光復」的意義，從未得到社會充分的審視與發揚，甚至根本沒有被充分注意。例如，台灣若非已「光復」，在上述日殖教育下，李遠哲有可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嗎？

時間來到現今的美國，當前後兩任國務卿承認美國介入造成敘利亞的悲劇，以「說謊、欺騙、偷竊」來維持美國的偉大；全世界都不免把眼光定睛在敘利亞、利比亞、埃及、上溯到科索沃、甚至更早的中美洲；然而，台灣人是否應該省思二二八，甚至上溯到1895年的甲午戰爭，以及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美國很早就對台灣有戰略設計，由此看，「台灣光復」史實似乎只是美國為爭取自己利益而設計出的一套戰略遊戲。事隔75年後的今天，美國的神聖光環似乎已經快退盡了；似乎不再值得台獨分子那樣寄予希望了。想當年美國沒有握緊盲信它的台灣，不是看好中國會強大起來，而是台灣實在太遠了，以及中國的利益實在太大了。這兩個理由至今都仍然存在，而中國又已不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啊。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台灣光復75周年理應是個全民緬懷先烈犧牲奮鬥重光故土，全民攜手連心誓言，邁向更具前瞻願景的國家大慶。但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已墮入自毀憲政法統、自甘踐踏國格、自辱斲喪國魂的深淵，以去中、反中的台獨路線，將原本大致和諧交流的兩岸關係，導入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蔡英文若不知懸崖勒馬，恐怕台灣光復至今累積的所有重大成就，均將毀於一旦。

回顧八二三炮戰結束至今兩岸各自建設的成果，只能說明一件事實：放下內戰的仇恨是彼此尊重及雙贏的起點與前提，更是中華民族槍口一致對外，逐步復歸統一的必經之路。

台灣曾是三民主義模範省

1949年12月8日，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首先是中國歷史上，從無中央政府能在小小的海島復興重生，更將一部完整的五權憲法，35行省與西藏、蒙古兩地方的菁英代表，全部移至異族高壓統治了半世紀的台灣。國府不僅將故宮珍貴文物完好地運至台灣，也在大陸文革年代，平實地為中華民族保留了平和敦厚的文化根基與道統。胼手胝足的台灣在戒嚴之下，勉力推動定期選舉，更在教育普及與平等公開競爭的政策之下，逐步實現了「三民主義模範省」的雛型，建設成就更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國府還掃除了日據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遺毒，實施三七五減租，在憲政體制方面，1975年嚴家淦副總統依照憲法條文，於蔣介石崩逝次日，立即宣誓繼任總統之任期遺缺，從此，軍人干政的陰影煙消雲散。

1996年3月23日，李登輝由全民直接投票當選第9任總統，創下中華民族公民直接選舉元首的空前紀錄。但是，1991年4月之後的連續7次修憲，開啟了朝野不惜斬斷五權憲法的特色，以利爭權奪利的派系政爭，台灣政黨政治逐漸淪為國會打架的鬧劇，台灣已不再是民主的典範，更不配稱為值得大陸同胞仰望的民主燈塔。

1993年2月12日，中央銀行最後一次發布台灣外匯存底仍然位居世界第一之前，台灣的確享有錢淹腳目的黃金歲月。2006年2月底，中國大陸首次取代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存底榜首之後，西方媒體已經預測，中國這個亞洲巨龍終將騰飛。

1989年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後，由於英美集團採取嚴厲的懲罰性封鎖，台商適時大膽西進，大陸經濟建設得到了資金與技術的活水。之後20年間，來自台灣的直接投資逾1,520億美元，其貢獻度僅次於港澳地區，顯示李登輝戒急用忍都無法阻擋兩岸互補互惠的大潮。2009年4月行政院金管會宣布，兩岸匯兌已經年逾新台幣10兆元。同年6月，大陸外匯存底挺升為2兆美元。馬英九執政8年兩岸互信交流，並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辦「馬習會」時達到巔峰。

台灣雖自2011年8月18日起成為零外債國家，但是，自陳水扁執政的2004年起，國家明明債台高築，入不敷出，政客卻寧可年年減稅，還企圖動用不屬於國庫的外匯存底成立特種基金，以推動金元外交。2018年5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台灣在受評的63個國家中退步3名，名列17，首度輸給位居13的中國大陸。一場原本勝負顯著的龜兔賽跑，已因長期的自欺、自大、麻木與內耗加深，永難重返榮耀。

未撥亂反正何能救亡圖存

在地緣政治學大盛之前，台灣即因扼守海峽出入咽喉與豐饒的物產，而被帆船貿易海權國家視為補給良港與商機所在，而台灣被稱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由來，便是葡萄牙人遙望碧綠海岸時發出的驚嘆讚詞。現今在歐洲、亞洲、非洲及南北美洲，共有12處地名都叫做Formosa；但台灣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

台灣不但在地質學上，是由世界最大的陸板塊與海板塊撞擊而成，她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堅強島嶼」。在鄭成功治理期間，單憑水稻農業的擴展及砂糖、鹿皮外銷的國際貿易收益，台灣便支撐了鄭氏三代與清廷抗衡的本錢。她以巴掌大的海島承受過「代表全中國」的耀眼光環，至今仍是國際社會側目、嘆息的政治焦點。在中、日、美、台四邊複雜關係拉扯之下，在多重長期競存的主權意識和大國思維衝撞之下，台灣海峽一直是全球最易引爆戰火的地區之一。

二次大戰末期，原本華盛頓方面一直以占領台灣為優先選項，企圖打通華南海岸占領台灣，來鼓舞中國抗日的士氣。1944年2月，美國太平洋戰區海軍指揮官尼米茲與麥克阿瑟就領導權的歸屬，以及究竟要先攻台灣，還是菲律賓而衝突。1944年7月26日，小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聽取二人辯論，尼、麥都強調應先占菲島南部，但下一步則出現歧見。除尼米茲外，高級海陸軍指揮官都反對攻占台灣，而贊成攻占呂宋後即躍向琉球或日本。最後在後勤支援、台灣易守難攻、小羅斯福為爭取連任等多重考量下，1945年6月美軍登陸琉球。

自1942年起，美國內部即出現占領或託管台灣的聲音。1945年2月，美、英、蘇召開雅爾達會議，史達林明確表明對日作戰意願，因此中國牽制日軍的地位陡降。

日本右翼分子鼓吹台獨

台獨聲稱日本才是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不但感謝日本打敗清廷，更斷言如無數十萬日人努力及犧牲，絕無今日的台灣可言，其中貢獻最大的日本人依序是：學校教師、警察和執行建設的技師。這是近年日本神社及八田與一之輩，忽然成為綠營顯學的淵源。這種視日本為母國，應對日本感恩的邏輯，與偏激獨派思想相互呼應，造成台灣國家定位和認同問題空前的分歧。

1993年4月30日，《週刊朝日》刊出司馬遼太郎專訪李登輝全文，題為〈場所的苦悶：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作者坦承是以日本人的立場與利益來關心台灣的未來，最好狀況是台灣獨立，最糟狀況則是兩岸統一，台海變成中國的內海，從而扼住依存度極高的日本生命線。

遼太郎避談日本治台的劣績，最想聽的並非李登輝的自吹自擂，而是「台灣獨立」的承諾；在否定「中華」和「中國人」的內涵和定義後，遼太郎提出中國應該分裂，自斷肢體或由國際力量促其崩潰的論調。「台灣人的悲哀」一度成為朝野內鬥的道具，不僅引起島內不安，甚至危害兩岸和諧。這才是口蜜腹劍、意圖顛覆現狀，讓日本坐收漁利的可恥「櫻花夢」。李登輝卸任後，更變成仇視國民黨的獨派代言人。

寶島已永屬中國不容分裂

在川普簽署《台灣旅行法》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人大閉幕式上，以300字提出強烈警告，民進黨政府若企圖「聯美抗陸」，台灣將淪為犧牲品。

武統當然是中華民族不能也不該坐視的嚴肅悲劇，偏偏蔡英文政府認定川普是台獨建國的靠山。殊不知，鄭成功光復台灣之後，寶島已永屬中國，沒有任何勢力能夠再割裂這塊神聖的領土。歷史巨輪不會絲毫猶豫，狂妄的台獨必遭粉碎！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前主任)

依據歷史事實，1943年台灣未來的地位就定案了，1945年台灣由日本以正式儀式歸還中國，地位自此完全確定。歷史首先要符合事實基本面，要能夠證明已發生而且客觀存在，不因個人想像或意志為轉移。

日本簽下降書無條件投降

日皇裕仁的《終戰詔書》原文中雖無「投降」二字，但如《詔書》所言，「如仍繼續作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都要滅亡了，不是著急投降是什麼？而且，言明「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四國「聯合公告」指的就是《波茨坦公告》，對日本設定的條件是「無條件投降」。因此，裕仁《終戰詔書》的確是接受無條件投降的《降伏詔書》。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簽署的是《降伏文書》，9月9日由岡村寧次於南京遞出的也是《降書》，日本是無條件投降。這樣的投降者豈有資格決定台灣的前途？

岡村寧次簽的《降書》載明：「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內」）之全部日本海陸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依此，日本對中國的投降，在岡村寧次呈遞給何應欽《降書》時已完成，之後各地方的受降儀式其實是在投降後的轉移管轄權，或統治權的軍事與行政接管程序。

是故，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是末任總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將台灣主權管轄權，移轉給中國的行政與軍事交接儀式，此儀式當然有國際法的效力。陳儀所簽發的〈第一號命令〉第二項：「遵照（聯合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及何總司令命令…，指定本官及本官所指定之部隊及行政人員，接受台灣及澎湖群島之領土、人民統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可見，當日儀式的實質內容是軍事與行政接收。

「台灣地區受降文獻及紀念品清單」列了10項，包括：一號命令安藤利吉受領證，備忘錄受領證、受降典禮簽名簿、受降典禮簽名單、照片、日方簽字用筆墨盒印泥、安藤利吉官章、總督府印、新生報兩份。若以清單沒有降書為由，否認台灣由安藤利吉代表日本交付中華民國的事實，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回歸中國有國際條約支持

台灣歸還中華民國首先是在開羅會議上，經過中、美、英三方嚴肅爭辯過的議題，中方談判代表王寵惠力辯英國代表，獲得美方完全支持，得到最終結論為《開羅宣言》的「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後來的《波茨坦公告》緊扣《開羅宣言》，於第8條載明，《開羅宣言》的諸內容必須得以實施。

《開羅宣言》由中美英三國領袖簽字，《波茨坦公告》由中、美、英、蘇領袖認可，且由自己或代表簽字。根據國際關係專業標準，兩份文件皆為嚴肅的國際條約。因此，台灣歸屬中國在《開羅宣言》就確定了，不能以後來世界局勢的轉變而否認。麥克阿瑟發出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是執行宣言的內容。

因此，《中日和約》第2條：「茲承認依照1951年9月8日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下稱舊金山和約）第2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實無關宏旨，更不能以此否定日本將台灣正式歸還台灣的事實。

何況，根據《中日和約》第4條：「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1941年12月9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馬關條約》既屬無效，台灣的地位回復該條約之前應無疑義。

談歷史，不能「以今律古」或「以後律前」，否則就是竄改歷史。二戰勝利時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所以，台灣在1945年已經正式歸還中國，不能因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而回溯否認台灣已歸還給中國的事實。同樣地，《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條文，必須依照此史實軌跡解釋才合理，否則就是無稽之談。

台灣地位不可能改變

台獨份子幾十年來高唱「台灣地位未定論」，想以此否定台灣早已回歸中國的事實。此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杜魯門政府。

1950年1月15日，杜魯門在針對台灣問題的聲明中，還提到《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他表示「遵照這兩個宣言，台灣交回蔣委員長，過去四年，美國與其他盟國接受了中國對該島行使權力的解釋。」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也公開說明：「中國已經管理台灣四年了，美國和其他盟國從來沒有對這一占領提出過懷疑。當台灣成為中國一省時，既沒有人從法學角度提出質疑，此一事實自然就應被認定符合約定。」然而，就在同年韓戰爆發後的6月27日，杜魯門對台灣地位的說法改為「該地區恢復穩定與和平，或簽訂對日和約，或由聯合國討論決定。」(此段引文取自黃自進)

顯然，半年之間，美國對台灣地位的看法180度反轉，自我矛盾，完全不符合國際公法的規則與原理，最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即告失敗。

1978年《中美建交公報》載明：「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應該是除《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外，美國對台灣主權地位最明確的表示，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中也說「未改變對於台灣主權的立場」，台灣歸屬於中國，在美國也應無疑義。

今年8月31日，美國現任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在參加傳統基金會的研討會時表示，「美國對台灣主權不持任何立場」，這顯然與《中美建交公報》中的立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一致。川普政府或美國官僚體系是否想再重拾杜魯門的故技，值得關注。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評論員)

民進黨主政以來，致力於「去中國化」政策，台灣光復節這類具有象徵意義的節日，自然被冷處理。為何綠營否定「光復」的說法？主要是台獨理論核心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認為，以國際法來看，台灣並非中國的領土，自然也談不上光復。這種理論從何而來？又在何時提出？本文簡要說明。

二戰後美國軍方對台覬覦

太平洋戰爭開打後，美國遠東戰略小組制定「X島」專案，決定攻占台灣，並在戰後以國際託管之名實際管控。為了占領台灣後能維持治安並順利統治，他們讓預定屯駐的海軍，以及各管理部門的行政軍官、翻譯等共約2,000人，陸續到設置在哥倫比亞大學內的「海軍軍政大學台灣調查班」，做完整、有效的訓練。

但海軍這項計畫，與陸軍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不合，美國最後在羅斯福總統的裁決下，採用了陸軍的主張，攻占較近日本本土的琉球（沖繩），而取消了原本準備接管台灣的訓練計畫，這讓已投入大量時間、人力與物資的海軍極為不滿。

二戰後，美國軍事占領日本，實質控制南韓與菲律賓，若再拿下台灣，便可掌握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限制蘇聯無法擴張勢力至太平洋，因此美國部分鷹派將此視為重要目標。但美國政府囿於《開羅宣言》的承諾，加上已獲利極大，不願被冠上帝國主義之名，並未同意。

當時美軍協運國府前進指揮所人員及部隊接收台灣，並指派以尋找失蹤飛行員、協助遣返日  僑為目的之聯絡組同行。但戰略情報局的「金絲雀小組」早已搶先抵達，他們要求總督安藤利吉為美國收集台灣特定檔案。安藤讓日本官吏打扮成平民，完成整個行動。該小組對情報品質相當滿意。

1945年10月1日，金絲雀小組在報告中將國府的接收視為「入侵」，打算利用取得的台灣情報為「終戰後」所用。他們還擔心戴笠的人馬搶奪情報，決定儘快離開：金絲雀任務小組一致同意……最好的計畫就是在任何不利的情況發生之前，帶著所有的情報資料離開福爾摩沙(台灣)。在中國人入侵進而最終占領福爾摩沙之前，聰明的作法就是，將這些戰略情報局收集的資料送到相關的美國國務院、陸軍及海軍權責機關手中，作為入侵前及終戰後的運用…。

台獨或託管陰謀未得逞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很快發現美、日情報人員合作的狀況，下令解散日本在台灣的情報組織。但在戰略情報局主任克拉克(Patsy Clerk)的主導下，這些情報人員轉為地下化，繼續為該單位服務，安藤總督對此完全配合。

他們也針對台籍菁英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台灣將來」、「對國民政府及中共的印象」等問題，曾接受訪問的至少包括林獻堂、許丙、林茂生、廖文毅、陳炘等十餘人。他們多表示台灣人樂於復歸中國，但希望由台人治台，而非由中國大陸「殖民」統治；也不希望由美、英等國統治，因為不同文、不同種，風俗習慣差異太大，且限於地理條件，台灣不宜成為獨立國家，否則在國際上難有發言權。

被綠營稱為「台獨教父」的葛超智(George Kerr)，訪問過曾任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許丙，詢問台灣是否可能獨立？或如菲律賓一樣接受美國託管？許丙表示︰「以台灣如此局限的經濟而言，獨立是不可能的事」、「雖則﹙被美國保護後﹚島民的生活水準與一般經濟條件也許會提高，但民眾與華南的血緣關係更強，不容許這種保護關係持續。」

這並未動搖美國鷹派的決心，戰略情報局台灣站站長摩根(William Morgan)仍認為，台灣可以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他向國務院提出美國應擺脫《開羅宣言》：

有一段時間，我們一直以電報密集傳回華盛頓詢問，如果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國務院似乎可以擺脫開羅宣言，讓美國可使用福爾摩沙作為基地。大陸的情勢發展並不樂觀。馬歇爾將軍已經對雙方失去了耐心，而毛澤東的軍隊正在南下。我們在福爾摩沙留得越久，它在我們心中就變的越大越重要，大到像是非洲那樣大。

足見美國若干軍方人員一直抱持占據台灣的想法。但摩根的日記提到，國務院並不接受他們的要求︰「最後，國務院對我們許多的懇求，禮貌地回覆建議說，我們只要做好份內的情報工作即可，將外交政策留給他們。」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其勢力已急遽擴張，不願破壞國際形象，因此在多份公文中明示，台灣已歸還中國。

「台灣青年同盟」與託管

葛超智從研究生時期已是美國情報員，以英語教師身分潛伏在日據的台灣。珍珠港事變後，調往海軍軍政大學台灣調查班，負責翻譯檔案，也曾到過菲律賓戰場，戰後被派為駐台北副領事。

葛超智擔任副領事期間，與美國新聞處處長卡托(Robert Catto)等人，扶植黃紀男成立「台灣青年同盟」，推動託管運動。成員黃紀男、莊要傳（又名莊耀甸）等都是台籍菁英，日本治台期間，黃紀男任職總督府，莊要傳則是僅有的三位通過外交高等文官考試筆試的台人之一，他們在日本威權統治下仍能取得成就，對於空降的國府官員極不認同。

黃紀男與鄭瓜瓞、莊要傳、陳瑞謙等人成立「台灣青年同盟」，初期僅是周末相聚暢談時政，表達對陳儀政府的不滿，後來開始配合美國人的政治活動。莊要傳表示，早期他們活動的目的並不是要台灣獨立，而是由聯合國託管。因為聯合國甫成立「託管委員會」，相關制度讓不少人充滿期待。美國企圖藉此方式，託管太平洋上所有主權不明確的島嶼及國家，而不僅止於台灣，以形成對蘇聯的完整防線。

1947年1月，馬歇爾調處國共和談失敗，返國擔任國務卿，益使美國對華政策面臨轉變；葛超智、卡托及彭德華三位美國官員乘機在台灣開始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鼓勵台灣人趕走「中國人」，並承諾倘能發動相關運動，美國會給予「強大援助」：由於《開羅宣言》不是一項國際條約，不能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台灣可請求聯合國進行託管，將中國人趕出去，倘若台灣人能組成一項有效的運動，以達成這目標，美國就會願意對台灣人予以強大援助。

同年1月15日，韓國臨時立法院決議反對被託管，示威抗議。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由美國託管日本舊屬島嶼。但這種藉由託管名義擴張勢力範圍的方式，立即受到蘇聯、英國等國家的反對，韓國也不接受。這些輿論影響到台灣，制約了葛超智等人的託管論，效果甚微。

其後，葛超智企圖誇張二二八事件，誘使美國介入台灣主權問題，但涉入過深，不但本人被調離台灣，還被撤銷了公務員資格。不過，該事件確實引發部分台人對國府的憎恨，無論中共地下黨或獨派都增加了不少支持者，台灣青年同盟的人員併入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聯盟」，繼續與美國鷹派合作。

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報導，台北美新處長卡托向台灣某參政員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12月23日，卡托察覺被盯上，遂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漁船將黃紀男偷渡到上海；並指示「台灣再解放聯盟」停止煽動台人武裝暴亂的指令，改為透過國際管道求援。

但卡托的活動早已引起國府注意，1948年3月1日，立法院長孫科在台北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譴責美國駐台美新處及領事館的各種不當行為。同月，卡托被調走，副領事及台籍通譯員也都被撤職。

由「託管」轉變成「獨立」

卡托調職後，美方改變了思考方向。繼任者康理嘉(Richard P. Conniun)抵台三天便召開會議，檢討託管運動的失敗，並決定新方針：今後不可再提「託管」，因為台人排外性強，不能接受。台人大多數反蔣，但又不願受外國人統治，所以利用台人的反蔣情緒，搧動「獨立」。主要的目的是使台灣在蔣垮台後，不致於淪入中共手中，為此，必須培養親美勢力，以控制將來台灣之政權。以台灣獨立為號召、組織群眾，進行反蔣運動，同時製造反蘇、反共、親美的情緒。

此後，「台灣再解放聯盟」與相關組織運作的方針，就由「託管」轉變成「獨立」。廖文毅、黃紀男與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東京盟軍總部之間密切往來，定期會面報告，使美國與台灣分離運動的關係更加受到外界質疑。

早在1948年，「台灣再解放聯盟」的刊物中，就已體認到台獨的最大問題在於兩岸之間的血緣與文化紐帶，因此設計了「台灣民族論」，強調台灣曾被荷蘭人、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統治過，加上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血緣上早已異於中國的謬論；加上早已流傳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至今仍是台獨理論的核心元素。

台灣地位未定是冷戰產物

日本戰敗後，台灣回歸中國，世界各國對此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但隨著中共在內戰中逐步取勝，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為了防止共產黨占領台灣，導致蘇聯勢力得以進出太平洋，英、美都提出，在與日本締結和約之前，台灣在法律上還是「日本領土」的說法。國民政府則以《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為依據，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地位問題不存在任何疑點。

1949年國民政府敗走台灣，中共正式建國後，英、美態度一度出現轉變，同年12月，先是美國國務院肯定《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杜魯門總統也在1950年1月公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準備接受中共占領台灣的可能現實。

但韓戰爆發後，美國的對台政策調整為：確保台灣不為蘇聯陣營所得。英國一度表示要遵守《開羅宣言》承諾，將台灣交還中國，甚至要邀請中共代表參加舊金山和會，並在和約中規定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但在美國的反對下，英國最終退讓，達成國共雙方均不參與和約簽署，和約只言明日本放棄台灣主權，而不明文規定台灣交給中國的結論。

從與中、英兩國在《開羅宣言》共同聲明戰後台灣歸還中國，到主張台灣地位需等待對日和約確定，再到和約內容故意模糊，美國對台灣主權態度的轉變，坐實了「台灣地位未定」的狀態。簡言之，台灣地位問題是冷戰背景下的人為產物。

兩岸對峙與列強利益有關

兩岸至今對峙，與列強的利益有密切關係。美國為了維持它在西太平洋的勢力，扶持台灣當局，還培植了在美國與台灣的台獨勢力。70年來，符合利益時，美國在各方面扮演磁鐵的角色，與台灣相吸，利益衝突時，就排斥台灣，例如強迫台幣升值、降低對美貿易順差等。

台灣長期受到美國的控制，即使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也擺脫不了當傀儡的命運，更不用說自始至終與美國掛勾的台獨勢力了。不過，蔡英文政府當前全面配合川普，挑釁中國大陸的行為，格外令人憂心。面對台灣當前錯亂的國家認同與瘋狂的仇中炒作，除了不勝唏噓外，也令人對後果不寒而慄！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台籍副教授)

2020年不僅是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也是台灣光復75周年。台灣光復是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用巨大的犧牲換來的勝利成果，雪洗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的恥辱。1945年10月25日，當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宣布台灣光復時，全台一片歡騰，敲鑼打鼓，熱烈慶祝。

台灣人民決心義不臣倭

75年前的歷史場景，早已記錄在史冊上，無可撼動。

1945年4月17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為紀念《馬關條約》50周年發表宣言：「台澎同胞，為著求自由解放，為著伸張正義，為著保有民族正氣，明知寡不敵眾，繼續奮鬥，抗拒強暴。起初發動7年抗戰，其次又是10年暴動，抗日反帝怒潮今日依然遍及台澎諸島。50年間犧牲65萬人。雖然尚未成功，可是先烈的不朽精神仍不斷鼓勵著我們勇往直前，不達目的，決不停止！」這就是生為中華民族一分子、決心義不臣倭的台灣人。這種精神正是台灣順利回歸祖國懷抱的民意基礎。

歷史告訴我們，僅有台灣人民的抗日活動不足以使台灣回歸祖國。台灣要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離開全體中國人民的奮鬥是不能成功的。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及其取得的最後勝利，就是全中國人民的奮鬥。二戰的歐洲戰場以1939年9月德軍侵占波蘭為起點，它的東方戰場卻早在1937年7月中國軍隊抵抗日軍侵略時就展開了。中國戰場上形成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配合、共同抗日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存在，是由於中國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而確立的。兩個戰場並存，在二戰期間反法西斯戰線各國中是獨特的。

中國二戰場拖住日本兵力

由於中國兩個戰場的存在，拖住了日本陸軍的主要兵力，使它既無力「北進」蘇聯，又無力「南進」太平洋。以1938年10月為例，日本陸軍總兵力有34個師團，分布在中國的有32個，占其總兵力的94％。再以1941年12月為例，日軍陸軍總兵力有51個師團，分駐於中國的有35個，占其總兵力的69％；分布在太平洋戰場的有10個，只占其總兵力的19.6％。到了1945年，日軍51％的兵力在中國戰場上，49％的兵力在太平洋戰場上。

中國人民以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使它有一個穩定的後方；又支持了美國、英國的太平洋戰場，大大減少了日軍對他們的壓力；又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歐亞的企圖，使日、德的法西斯不能在更大範圍給人類帶來苦難。

中國抗戰的勝利及其對世界和平力量所做的貢獻，使它開始擺脫弱國的處境，並有資格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這個勝利是以3,500萬人傷亡、以數千萬人的流離失所、以巨大的物質損失為代價的。不付出這個巨大代價，就不能取得這個偉大勝利，沒有這個偉大的勝利，哪裡可以讓日本殖民者退出台灣呢？哪裡會有台灣的光復呢？

我們可以從歷史得出結論：1895年台灣被割讓，是中國國運所致；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也是中國國運所致。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回歸祖國，徹底否定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是近代中國歷史命運轉變的樞紐，是此後中國發生歷史性進步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台灣人民付出的犧牲，已經融匯到全中國人民的犧牲中，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也融匯到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原鄉人的血已經流回原鄉。

《馬關條約》重挫全中國

《馬關條約》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府對外簽署的最為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之一。條約帶給中國的物質和精神損失極為巨大。原先以為只有西洋的英、法、俄、美等國可以輕易使清政府就範，現在連一向被認為是「蕞爾小國」的東洋日本也可以輕易迫使清政府就範。

此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強租租借地，中國呈現被列強瓜分之勢。接著八國聯軍侵華，中國被迫簽訂《辛丑條約》，不僅賠款4.5億兩白銀，而且中國的土地接受聯軍的駐紮，首都的使館區也在列強軍隊的警衛之下。在使館區的城牆上架起一門迫擊炮就可以打到紫禁城。列強在華劃分勢力範圍，組織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並簽訂《辛丑條約》，這一切的誘因，都來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得的勝利。

《馬關條約》對中國的影響，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至大至巨的。除了戰爭賠款2億兩白銀，還有大量的土地割讓。遼東半島比台灣大，其重要性對清廷來說，要大於台灣、澎湖列島。由於法、德、俄的干預，日本被迫把已經吞進口的遼東半島吐了出來，中國卻平白無故地被迫交給日本3,000萬兩白銀去贖回。這些錢是日本不費一槍一彈，輕而易舉拿到手的。可見，台灣是「棄兒」之說是說不通的。台灣的割讓首先是祖國的悲情，是全體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共同悲情。

中國的痛苦不僅於此。為了在三年內還清賠款，不至於增加5％的利息，清政府立即著手向西方借款。從1895到1898年間，清政府先後向俄、法、英、德銀行團，完成三筆巨額借款，共3.09億兩白銀，扣除折扣、回扣，清政府實得2.6億兩，差不多全數交給了日本。為此，清政府不得不承擔列強提出的嚴酷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大約說來，借款本息必須在36年或45年內還清，不得提前。在還清本息前，中國海關必須由外國人控制。中國政府為此要支付本息超過6億兩白銀。

戰爭雖是中日兩國打的，其結果，卻是西方列強和日本一起宰殺中國。當時中國一年的財政收入約8千萬兩白銀，要拿出差不多8年的全部收入來償付賠款和借款，中國在現代化的步伐上還能有作為嗎？還敢求富求強嗎？甲午戰後的中國，深陷半殖民地的深淵而不能自拔，坎坷的洋務自強運動因此招致破產，微弱的現代化追求遭到致命打擊。

台灣被割讓刺激中國覺醒

在台灣人民遭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同時，日本又發動了長達15年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造成難以形容的創傷和痛苦。在東西方帝國主義的長期侵略和控制下，中國差不多從半殖民地變成殖民地了。歷史很清楚地昭示人們，中國近代的貧窮落後，以及現代化難以起步，是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的侵略和掠奪造成的。甲午戰爭的失敗，台灣的割讓，是造成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關鍵一環。

應該指出：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並沒有停止在「悲情」的哭泣之下。甲午戰爭的失敗，台灣的被割讓，刺激中國人迅速覺醒。在中國近代史上起過推動歷史前進作用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其活動的起點都在甲午一役。孫中山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第一次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顯然是受了甲午戰爭的刺激。康有為於1895年5月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要求變法維新，正是與《馬關條約》的簽訂有關。他們都認識到中國的落後，希望加以改變。

維新派批評洋務派追求西方人的「船堅炮利」，徒襲他人皮毛。他們要求革新政治，發展資本主義。此後「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案的提出，都是從維新改良主張衍化出來的。但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存在，外國勢力的控制，使他們的主張不能實現。與此相反，革命派看到朝廷的腐敗，不僅要求根本推翻清朝廷，還要求推翻站在朝廷之上的洋人勢力。此後中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也是從這一認識發展而來的。

台灣人抗日鬥爭連綿不絕

台灣人民的鬥爭，是與整個中國人民的鬥爭同步的。不僅李友邦率領的台灣義勇隊，還有更多台灣同胞直接參與了祖國大陸的抗日武裝鬥爭，台灣島內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羅福星策劃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林木順、謝雪紅等領導的台灣共產黨的奮鬥，以及林獻堂、蔣渭水、賴和、楊逵、連橫等從事的政治和文化訴求，都直接間接同日本殖民者進行鬥爭，都謀求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此前，劉永福與徐驤、姜紹祖、吳彭年、吳湯興、胡嘉猷、江國輝、蘇力、黃娘盛等各支義民軍抗日作戰，北埔起義、林圯埔起義、苗栗起義、六甲起義、噍吧哖起義（又稱西來庵事件）、霧社起義等，台灣人民抗日鬥爭是連綿不絕的。

不容回避，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也培養了極少數願意成為「皇民」的人。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透露了這種情緒。1995年台灣極少數主張台獨的人，借《馬關條約》簽字百年，舉行所謂「告別中國」遊行，以及到馬關春帆樓進行朝拜，在春帆樓裡留下對日本侵占台灣的阿諛、諂媚之詞，反映的也是這種皇民情緒。也有少數日本右翼學者到台灣，出席紀念《馬關條約》百周年的所謂學術討論會，鼓吹百年前日本不是從中國手裡獲得台灣，而是從清廷手裡獲得台灣，為台獨分子撐腰打氣，這透露出日本右翼勢力的確是台獨分子的後台。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引為警惕的。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家父葉榮鐘在〈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文中第一句就說：「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是六百五十萬台人，結束51年間包羞忍辱的奴隸生活，反本歸宗、重入祖國懷抱的歷史的大事件。」1945年10月，台灣人在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光復節，以及歡迎來自祖國的政府人員、軍隊等一連串慶典時，所表現的空前熱烈情緒，不只是表達他們的民族感情，也是在把他們50年來在異族欺凌壓迫下的委屈，盡情地發洩出來。

光復致敬團兩度祭黃陵

1946年，在丘念台先生奔走下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一行15人由林獻堂領團，前往大陸訪問。「致敬團」原定三個任務之一，即為於光復一周年之期，前往黃帝陵恭祭，卻因天雨受阻，不得不於9月12日在相距200里的耀縣設壇，遙祭民族奠基遠祖黃帝陵；並由家父執筆寫成《祭黃陵文》，奉告台灣已經光復，六百五十萬子孫重歸祖國懷抱之心情。林獻堂在代表「致敬團」發表談話中提到「光復後已覺有可愛護的國家、可盡忠的民族，…永不願再見到有破碎的國家、分裂的民族」。

經過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的努力，2006年9月12日，台灣光復致敬團後人終於來到黃陵縣，完成了前輩60年前的心願。

從武裝抗日到非武裝抗日

隨著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在1895年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人從此走上一條漫長的民族總抵抗運動。從倉促成軍的台灣民主國保衛戰為起點，全省各地的抗日義軍不斷蜂起。從1895年到1902年，孤立而沒有任何外援的台灣同胞，以湊合之眾、血肉之軀，與日軍奮戰了7年。此後雖無大規模武裝抗日組織出現，但是零星的武裝抗日事件依然不斷；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台灣同胞又受到鼓舞；一直要到犧牲極為慘烈的「噍吧年事件」之後，武裝抗日運動才告一段落。

自1920年代以後，轉而有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領導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出現，其後又發展出左翼思想的無產階級抗日民族運動。到了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七七事變前夕，抗日民族運動被完全鎮壓之後，台灣同胞仍不斷地透過不同的途徑，回到祖國大陸，與祖國同胞並肩投入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雖然並未靠自己的力量，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日據下台灣人的抗日民族運動，絕對是我們後輩永遠引以為榮的歷史事跡。

民族意識是抗日運動基礎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強韌的民族意識，始終是維繫著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基礎。前後幾近20年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由地主階級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陣營，從同化會而六三法案撤廢運動、議會設置請願、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到最後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雖然有過幾次路線的轉折與分裂，總是能夠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團結各派，並以《台灣民報》作為台灣人的喉舌。

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蔡培火等幾位重要領導人，在路線上或有激進與溫和之別，但他們維繫中華文化的根源、站在民族的立場，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心志卻是一致的。

左翼思想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運動，無論是運動的農民組合、工友協會，或是政治組織的黑色青年、廣州台灣青年團、台灣共產黨等，也都是站中國民族的立場，對抗異民族的─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本主義體制，因為殖民統治者與資本家是同一體系。

走出悲情探索歷史真相

記得在台灣讀書時，學校每年都有紀念台灣光復節的慶祝活動，但是當時的我和絕大部分在台灣生活的人一樣，對於前輩抗日的事跡並沒有多少了解；因為在長期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下，台灣的歷史從未受到重視，台灣史的研究從未受到鼓勵，更多時候還是禁忌。非常諷刺的，作為一個台灣人，並且是一個抗日民族運動積極分子的後代，我是在移居北美之後，才認真地尋找台灣的歷史。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台灣歷史充滿了悲情；一再被扭曲的台灣近百年史，複雜崎嶇的光復經驗；特別是抗日一代的志士，在光復之後所遭受的冤屈，都常讓我悲憤不能自已。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在日本的牢獄裡渡過青春年華；光復之後，卻在2.28事件中或白色恐怖時代遇害、再度坐牢或是逃亡流落異鄉，而終其一生無法與家人團聚。蘇慶黎的父親蘇新與舅舅蕭來福，就是在1947年2.28事件後亡命天涯，她的父親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

在台灣還未解除戒嚴的1980年代，王曉波教授曾經在一個公開場合對楊逵先生說：歷史終究會還給你們一個公道的！這30多年來，在台灣有許多朋友默默地、全力以赴地在為搶救台灣史而努力；我相信這些朋友們的努力成果可以告慰楊老，以及他的抗日一代同輩們。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探討台灣光復的曲折經驗及其複雜的現實性，僅此與朋友們共勉。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史工作者)

紀欣：您作為兩岸關係的長期研究者，兩岸學術交流的先行者，請問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美博弈加劇的現況下，您對兩岸關係未來有什麼樣的展望？

楊開煌（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自稱是「研究中國議題40餘年的老學究」）：總的來說，「和平統一」的「和平」一直是以「力」為基礎，因為自海權時代到冷戰時代，台灣與大陸就從不是兩岸的關係，而是各種力量較量的兩岸關係，所以兩岸的「和平」是中國和外力較量的結果，此種和平是能否轉為促統的「力」，一方面是中、美之間的硬實力對比，另一方面是軟實力的對比。例如，現今美國在軍事、部分科技上仍然領先中國，但經濟上雙方的差距已在縮小中，而中國在若干科技領域，例如5G、量子等方面領先美國。所以川普政府就採取全方位、不擇手段地打壓中國。

從深層去解讀，美國應該是一種對不同文化的焦慮。我們發現美、歐之間，歐洲人因經歷過中國強盛的時代，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較低，而美國自建國以來，看到的中國一直是一個衰落、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國家；因此無法適應中國的快速崛起。加上「霸權」國一向就有較強的排他性。

然而，中國在硬實力方面的崛起，絕非美國或西方國家打壓就可以輕易得逞。但是「力」的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理性自信」所彰顯的軟實力，從整鱧看，現今中國民族依然缺少民族的「自主性」、文化的「從容感」。比如我們在知識方面，依然表現出「後殖民主義心態」，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方面，我們的問題意識、理論借鑑、解答範本，以及本土性的議題研究、知識積累，都還欠缺原創性成果和具有影響的傳播。

在本土性方面，我認為中共領導階層從改革開放之後，就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後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今更推進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裡敘事的底氣，就在於中國崛起的事實。

而今年這場對抗新冠疫情的戰役證明，中國的治理能力在推動國家發展、處理國家重大事故方面，都明顯比西方國家的治理有效，這種優越性絕對不僅表現在領導人的能力和作風上，更是不同政治文化所形成的不同政治制度所致。

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應借此東風，超越「五四」先輩，重新省思中華民族的「現代性」，建立「中體西用」的中國人文社科知識體系。

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個名稱十分相似，請您說明一下二者之間的差異；另外，您認為有哪些制度是中國特有的制度？

楊：個人以為前者是當年的鄧小平要區隔「社會主義中國」，所以強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過了江澤民、胡錦濤接續的努力，此一道路已然形成，而且具體有成，所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時代中國已經邁向世界「C」位，接近民族的偉大復興，又逢百年未有之巨變，所以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之，他們都是努力推動中國，引領中華民族走出一條有自主特性的普遍性現代化之路。即中國能建立起有自主性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的現代化掙扎，常常圍繞著「中體西用」這個觀念打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一種「中體西用」，「社會主義中國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身。為什麼不用「中國社會主義化」，是因為如果用社會主義來改造中國，那就是全盤西化，注定不會成功。

中國之前講「有中國特色」，是希望社會主義中有中國元素，但社會主義是「主」，而中國元素是「從」，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主、從異位，而且社會主義已被中國完全吸納了，成為以中國為主，包容、轉化了西方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而且行之見效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制度體系，具有顯著優勢」，這與歐洲的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不同。新時代有新的問題，所以習近平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要求，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新目標。

那麼，中國特色如何表現出來呢？還是要從制度的文化依託來敘事，例如歐洲大部分國家也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不過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是以個人主義或基督教文明為基礎，去推動福利政策。這和中國的集體主義和儒家文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等思想，表現出的政治文化和政府責任並不同，所以西方社會主義福利更多的是救濟政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救窮脫貧。

再如西方國家最得意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源自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但在現代國家中又不能沒有政府，所以對政府加諸許多限制和防範，以致政府領導者得到權力的「合法性」，但是政府的功能很難發揮，不過，西方存在靈活的經濟體系和獨立自主的社會，所以政府暫時的缺位，國家依舊運行；而中華文化一直視國為家，人民依賴政府一如依賴家庭，所以中國政治重視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要求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必須以民為本、為民服務、為民設想，所以中國人重視政治的效果，從而延伸出中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如國家的統一，領導人及地方官員、公務人員的選拔、培養等等。

一個民族的政治制度應當呼應自己民族的需要，而不是迎合其他民族的價值，考量一種政治制度的標準在於它的有效性，而非它的普世性。

在和平統一的道路上，過往著重以力反獨、以利惠台，如今必須更著力於以「力」促統，一方面以硬實力逼退外國干預；另一方面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直面兩岸制度的差異，換言之，在兩岸關係中，以軟實力促進和平統一。

紀：從《告台灣同胞書》發布至今已超過40年，請問您怎麼看大陸的和平統一政策？這40年間有什麼樣的變化，又都達成了哪些目標？

楊：依個人淺見，中共的和平統一政策，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以至當今的習近平數代領導人持續的努力，其中最大的成就是創造出兩岸和平及兩岸需求，以至兩岸之間發展出綿密不斷，逐年遞增的交流，和平促成了交流，交流鞏固了和平。但也衍生出繁雜的兩岸事務，增加了政策推動的難度，也縮減了政策的時效性。

從推動「和平統一」的動力來看，鄧、江時代以「談判」為動力，到1990年代兩岸終於開啟了兩岸兩會之間的談判。胡時代「惠台」是主要動力，兩岸三通直航、兩會簽署了23項協議，確實使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新局。但兩岸始終未開啟政治對話，這使得兩岸的政治遲遲得不到正當、合理且必要的定位，兩岸關係也因台灣執政黨易手，增加了政治定位的難度，甚至出現兩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政治關係則日益疏遠，引發大陸對和平統一的焦慮。

習近平時代以「融合」為主要動力，然而又踫上蔡英文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和新冠疫情的困局，短時期內「和平統一」不可能從對台政策自身的修改、調整，獲得令人滿意，類似「習馬會」的成果，而且，目前台灣內有蔡政府「去中，反中、仇中」的洗腦，外有美國極右政客的支持，「反台獨」在台灣已經是政治不正確的標誌，兩岸關係不僅是政治對立，而且進入社會對立，青年人在網上互懟的危險狀態。

因此，可以誇張地說，目前已經沒有兩岸關係，只有中美關係；沒有對台政策，只有統一政策；沒有台海中線，只有中國主權。最近「海峽論壇」召開，原本有機會凸顯台灣在此複雜格局中存在的意義，結果又敗在工於算計的投機政客、怯於奮進開創的政黨一連串的應對，將原本「三贏」的好牌，變成「三輸」敗局。由是觀之，台灣已逐漸從兩岸關係的玩家，變成兩岸關係永久的夢家（西方橋牌賽局中，參與而不能作為的一方）。作為生活在台灣的統派，面對此一結果，恐怕沒有不感慨萬千的。

紀：面對當前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不遺餘力地打壓，台灣當局又全力加以配合，您認為兩岸應如何實現「融合發展」？

楊：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時，日本一開始也很焦慮不安，後來不得不慢慢適應，現在美國對中國崛起焦慮了，可以說是它從二戰後成為世界霸主後的第一次焦慮。

當然美、日的國家體量、發展能量、全球影響力完全不在一個量級，反制中國崛起的力道也大大不同，但中國堅持「內政優先、戰略布局、戰術被動、不興事端、不懼挑釁」的策略。在常態的國際格局下，應該說時間還是對中國有利。所以做好美國抗中的戰略準備，川普的戰術其破在急，以緩御急，可以不殆。

至於台灣自願成為美國「反中」的急先鋒，關鍵也在美國，擒賊先擒王，王弱則眾散，「兩岸融合發展」在兩岸大交流的時期，工作重點在使台灣同胞、台灣社會與大陸融合，大陸也提供了台胞、台青融入大陸社會的機會及制度上的便利性。然而在疫情未退的情況下，上述的作法顯然有困難，大陸應該暢通網上交流的新渠道，不必拘泥於現場。交流的管道必須愈多愈好、愈便捷愈好，留得交流在，不必急著發酵。而且，關鍵在於交流的內容是要追求「融合發展」。

「兩岸融合發展」應該不僅僅是利益的融合發展，而是兩岸社會、人心的融合發展。台灣人民為什麼不願與大陸「融合發展」呢？其實關鍵在制度，台灣同胞在長期的反共教育、美式後殖民的影響下，已徹底被美國洗腦，先驗性地認定美國的就是普世的，所以原本談兩岸「融合」最多止步於經濟、止步於利益。

然而世局巨變，美國知識精英階層已開始反思，特別是美國在防疫、抗疫中的表現，加上種族問題導至社會分裂，美國軟實力的道德形象已經崩壞，制度的普世性也開始消融。反之，中國在防疫上所彰顯的治理效率開始被討論。長期而言，阻礙「融合」的高牆已經開始坍塌，而中國所預示的未來性已開始從生活、從社會逐步建構，這提供了融合的新內容。

換言之，中國大陸有可能代表未來，這對台灣青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例如台灣青少年現在幾乎沒有人不看抖音，他們談話、聊天幾乎離不開微信。所以，「融合」不在於方法，而取決於內容。以今日中國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們相信台灣不可能自外於中國，我們也相信台灣不會再次被中國遺棄。

紀：中國崛起固然速度驚人，但台灣內部支持統一的聲音始終不是主流民意，也有很多人擔心兩岸若不盡快統一，台海問題未來更難解決。請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楊：我們應該自問我們為什麼篤信中國統一？對我而言，兩岸如果不統一，台灣的焦慮無從化解，就像台灣詩人鍾理和所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人心無法安定；台獨最大的問題是違背地緣戰略的邏輯，去依賴不可靠的霸權。

台灣不可能維持現狀，妄想依附霸權所定義的「現狀」，那是霸權的利益，不是台灣的利益，只要我們回顧一下近數十年的維持現狀就很清楚，妾身未明的台灣，是無法發展的、名實不符的台灣，只能作惡霸的附庸，甚至連附庸都不如。

「統一」是讓台灣回歸地緣戰略的本來位置，讓台灣扮演其在海權時代原來的角色，讓台灣也可扮演未來新陸權時代應該擁有的合理角色。所以中國的再統一，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是台灣在未來全球化角色的再定位。

所以兩岸「統一」是為了大陸，更是為了台灣。「統一」，不是為了「反西方」，因為西方當代文明的確為人類締造了今日世界和可預見的明日世界，但是台灣也不可能反社會主義，因為正是社會主義道路引導了中國大陸現代化進程，社會主義的價值和方法已進入近代中國的價值理念中，形塑出中國人現代性規範，我們更無法反中國傳統，因為那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以及我們唯一可以前往的歸宿。

中國統一是「立足自主、不棄西方、善於綜合」地努力探索，嘗試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依據歷史經驗、中西學理、當代科技及人們未來發展需要，建構出的一套開放而包容的新政治理論，可以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平等對話，找回屬於中國的話語權，復興中華民族的智慧，重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9月17日，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來台訪問，但台灣沒等到美國對出口美豬美牛的相關解釋，也沒等到雙方可簽定BTA或FTA的「後謝」，卻等到了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海附近實戰化演練。大陸強調「這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正當必要行動」，並警告「玩火者必自焚」。

大陸軍方對維護主權的強硬態度，加上美方閃電宣布將售予台灣包括水雷、巡弋飛彈和無人機等七項高科技國防武器，讓台灣像「刺蝟」般難攻打，頓時讓台灣成為「世界軍火庫」，只要有一方沉不住氣，武裝衝突將一觸即發。這樣的軍備競賽在台海發生，對台灣是好事？是人民的福祉？

來台定調在弔唁李登輝

台灣宣布無條件開放美豬牛進口，終於換得美國國務院次卿來訪。為了營造執政利多，以壓制民眾對瘦肉精產品進口的不滿，綠營早就對此敲鑼打鼓，有說此行是要討論重組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產業供應鏈的「經濟繁榮網路」(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有說此行是要主持「台美經濟暨商業對話」，作為台美簽署BTA與FTA的期前準備。結果BTA與FTA連影子都沒有，克拉奇此行單純是為弔唁李登輝。只是後來應台方要求有個非正式會談，據9月20日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這是「正式會議前的意見交換」。

美國的美中台三角關係，還是以中美競合為戰略優先考量，台灣不過是川普戲耍中國的公仔，這種一手要出口美豬美牛，一手要台灣購買武器的兩手策略，除了讓台灣深陷中美爭霸的火坑中，也在兩邊掏空台灣人的血汗錢，台灣可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貿易談判需長時間準備

台美貿易關係的內涵當然不是只有美牛與美豬而已，美國人在乎的是，如何彌補向台灣傾斜的鉅額貿易失衡。雙邊貿易談判涉及千百項的貿易行為與經濟產業，需要很長時間、很繁瑣的先期預備作業與前期談判，沒有這些先期作業，就不會有BTA與FTA談判。

美韓FTA就耗費了雙方六年時間才成形，然而美國人從英文五年前上台後，連具有台美貿易框架意義的「台美貿易架構磋商」(TIFA)都停滯不前，怎麼可能一時半刻就肯與台灣簽署這麼重要的雙邊協定？尤其，國務院不是雙邊貿易協商的主管機關，何況現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一個多月，一切重要決策與計畫，都必須等到11月3日總統大選結果底定後才會有後續。

更重要的是，BTA與FTA這種雙邊貿易協定的簽署，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行為，美國要與台灣簽署這些協定將涉及對台灣國格的認定，這不僅會衝擊「一中政策」，也會改變50年前由季辛吉所建立的雙邊關係架構，這是現階段美國所要的嗎？其他主要國家如歐盟、日本與俄羅斯又會如何看待美國的炒作？

美國沒有打勝仗的把握

川普不斷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但在出兵挺台的議題上十分曖昧。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軍事武力今非昔比，真的要打，美國並沒有必勝的把握。

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擁有的核彈頭數量約為「200餘枚」，中國已有能力透過彈道飛彈，從陸上及海上發射核武，並正在發展研製從空中發射彈道飛彈的能力。該報告稱「北京很可能在本世紀中葉之前，會發展出相當於，或在某些情況下，優於美軍或其他大國的軍力。」

美國國防部也警告，若中國達成上述目標且美國未能予以解決，「將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基於規則秩序的國際安全產生嚴重後果」。這些訊息顯示，美國必須組成軍事同盟，才能成功對抗中國。

這份報告也揭露了美國對台灣安危的分析。美軍認為，過去台灣在兩岸衝突時享有軍事優勢，包括技術優勢與島嶼固有的地理優勢，但中國軍事已完全現代化，這削弱了台灣的優勢。中國國防預算持續增加，2019年時已是台灣的15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應付台海局勢及外力介入。

印、澳、日未必與美國同心

所以，美國希望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印度、澳洲和日本成立類似北約的組織，以防範「來自中國的潛在挑戰」。然而，這些國家雖然在政治、軍事上與中國不同調，但在經貿則多依賴中國市場，要他們真正與中國劃清界線並不容易。

再說印度、澳洲和日本與美國各據一方，沒有地理上甚至利益上的共同關聯性，除非中國真的發動武力侵略其中任何一國，否則很難要各國與美國同心對抗。簡言之，印太聯盟只有在其他國家也都跟美國一樣，堅定抗中時才會成立。

台灣贏了面子但一無所獲

儘管台海態勢益趨緊繃，但皆為美國單方挑釁，中國大陸似乎仍想避免直接衝突，因此儘管對克拉奇訪台不滿，但不至於為此拉高對抗。畢竟克拉奇號稱來台「只是」出席李登輝的追思活動，這顯示美國玩兩面手法的高明，亦即台灣贏了面子(美國高級官員來訪)，裡子卻給了中國(台灣一無所獲)。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9月6日，國民黨出檯的最新改革文件都是表面文章、自欺之作，根本的問題在於丟失了自己的歷史傳承，理念動搖、缺乏論述、無法訓練人才與群眾連結，不斷錯失兩岸的主導權。

從民進黨最近表現得荒腔走板，兩岸戰爭風險又升高來看，國民黨在2022年地方選舉應有機會持盈保泰，並奪回台北與桃園兩市。但重要的是，國民黨必須具備調動客觀情勢的主觀能動力量，這與內部改革密切相關。然而，9月6日全代會改革文件的四個重點：財務穩健、組織改革、青年參與、兩岸論述，並未抓住重要關鍵。

改革僅以表面文章敷衍

黨產被查封，國民黨動輒藉口沒有黨產難以有所作為，喪失了很多鍛鍊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機會。8月28日，大法官宣布不當黨產條例與不當黨產會合憲，國民黨只得面對現實，採取開源與節流兩路作法。開源在黨公職的分攤金、黨費與募款；節流要「節省中央及地方黨部之人事費用支出、辦公室租金支出」。在此情況下，竟然還大談「公益之具體作為」，大唱「堅持護憲、護法、不護產」的高調，簡直不知所云。

組織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國民黨認為「黨組織的型態也勢必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調整」的基本原因，在於「由於黨務經費短絀、人力日漸精簡」，似乎與錢脫不了關係，根本沒想到抓住人心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組織資產。當然，國民黨向來只相信具有欺騙性的個人魅力，不重視紮實的論述。

雖說「精簡」，仍有中常委35名、中央委員190名、候補95名，陣容比民進黨龐大氣派，顯然國民黨對精簡的定義與外界差距很大。另外，國民黨最為人詬病的是中常委選舉的腐敗，這與選舉方式有極大的關係，「二分之一連記法」就是禍根。如今仍抱著不放，就是挑明了，黨內實力派山頭要把持地盤，要搞藩鎮割據，要握有向黨中央叫板的條件。這種腐朽落伍的選舉方式用在黨內高層選舉，能選出真正的英才嗎？另外，國民黨這次指定中常委必須有2席青年代表，每5名不分區立委必須有1名40歲以下，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只有黨內高層提攜或地方派系支持的年輕人才能取得那些名位。

兩岸路線延伸為「兩國論」

江啟臣上台走向地方派系的格局，更想徹底本土化，馬英九為了追求歷史定位與政治遺產，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妥協的結果反應在〈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兩岸政策報告〉。「前言」明白指出，「在兩岸持續交往對話過程，我們強調必須堅守中華民國立場，捍衛中華民國主權。」中華民國對應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陸爭自己的主權，顯然把兩岸定位變成「主權」之爭，其內涵就是「兩國論」明矣。

接續主張「中華民國憲法…提供兩岸往來的法律基礎，是穩定兩岸關係的磐石」，似乎視中共為無物；「兩岸官方互動必須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是要大陸承認中華民國；「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顯然是以片面前提，否定文中提到兩次的「九二共識」。還說：「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堅決反對台灣獨立與中共的一國兩制，因兩者均將消滅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這只有台灣反攻大陸成功的「一國一制」，或兩國論的「兩個中國」，才有可能。

綜合看來，國民黨這次最新版的兩岸路線，本質上是「兩國論」的延伸，呼籲「大陸應放棄對台用武，兩岸應樹立和平解決分歧的典範」，就是想以目前兩岸各自分立的形式為解決方案，就是想固化「兩個中國」。

國民黨因為歷史的傳承，原本在兩岸關係中有優越地位，但李登輝的「兩國論」嚴重破壞歷史傳承。李下台後未加修補，馬英九在強調「各表」的同時，接續提出「不統、不獨、不武」，「不統」進一步傷害了國民黨的歷史傳承。國民黨走上這條路的唯一假設是唯有徹底「本土化」，才能在選舉勝過民進黨。

其實，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也重視地方自治，包括了台灣的「本土化」，而且範圍更大，及於全中國，這是民進黨遠遠不及的，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歷史資產。問題出在國民黨不會論述，陷入短期投機倒把，以致自我矛盾，令資產變成了包袱與負債，接連敗得魂飛魄散。

國民黨原本要組團參加海峽論壇，央視節目字幕一句「求和」，國民黨不知左批記者用詞輕慢，右批民進黨窮兵黷武，彰顯自己的優越性，反倒弄得灰頭土臉，這就是沒有黨魂的結果。

國民黨自李登輝開始，精於營商置產，依賴大量的資金買通各界，終因貪腐過甚，激起台灣人民改革之心。黨產非但不能保江山，反而丟江山。國民黨精神黨魂被物化太久，弄不清楚政黨最重要的資產何在，腦子始終還在金錢上打轉。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一等人才能把國民黨的理念化為動人的論述，感召教育群眾，穩固群眾的支持，自然會有錢財捐輸。

找回歷史傳承站上制高點

國民黨中央首先應該找回理念，儘快根據理念發展論述，帶著論述走到群眾中去，再從群眾的反饋修訂論述，如此反覆來回，必然能精煉出上等論述。

兩岸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必須透過政治對話逐步解決。國民黨在這方面有民進黨無法取代、中共不可忽視的優越性。

這次美國國務院次卿來訪，重點就是拉台灣入夥印太戰略，並與大陸脫鉤。國民黨只有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站在中華民族前途的立場，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發展獨立自主的兩岸路線，才能攻守自如，才能贏回台灣人民的尊敬。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評論員)

9月20日，第12屆海峽論壇有幾個特徵：一是共機出動頻密，軍事演習逼近台海，各方咸認兵凶戰危；二是美台關係大幅拉近，高官訪台和武器售台規格之高、數量之龐，也是絕無僅有，從而刺激北京，也影響了台灣人心；三是中共由年初疫情、香港情勢後續延燒，中美之間或因戰略形勢轉變，或因美總統大選在即，造成兩強對抗，全球站隊。

在這樣的背景下，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因為「求和」說發酵，取消了率國民黨代表團出席海峽論壇的計畫，此事固然有其意義，但畢竟是大背景下的小事件。

「求和說」後續效應未了

近日筆者搜尋了一下大陸網民對王金平取消赴陸一事的看法，有人說「國民黨完了，愛來不來，給臉不要臉」；有人說「國民黨大陸敗逃，無所作為至今，大事不著調，小事愛計較，要不是有民族大義，中共才不理他」；也有人說「弱雞還想要對等尊嚴，不可能嘛，怎麼樣都不對等，現在話語權在大陸，國民黨只剩文宣，台灣人看不起，估計中共也看不起」；最後，有人乾脆說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才是中共的戰友。

筆者可以理解上述這類看法為何存在大陸一部分人心中，但不得不站在台灣新聞從業者的立場，稍做解釋。

首先，現在台灣執政的是民進黨，從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執政，變成民進黨二度執政，原因在於選民用選票選擇了民進黨。換言之，國民黨所代表的思維正在台灣被逐漸邊緣化，但不可否認，相對而言，國民黨代表的是認同中華文化、接受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一批人。這種人顯然在台灣已愈來愈少。

國民黨在台灣確曾奮發過

眾所周知，大陸曾經苦過窮過，那時候的國民黨正在台灣復興中華文化，在敗亡中看盡美國人的臉色，卻能自立自強，之後創造了經濟奇蹟，由戰火中找到生路，累積了財富，也才有之後台商到大陸投資，成為改革開放一股不可忽視的外來力量。當然，在商言商，投資的資本家不見得是為「義」，更多人是為了「利」，但國民黨不是完全無所作為，大陸人民又怎能忘記來時路，而以嘲諷口吻譏之？

筆者相信，大陸既堅持「兩岸一家親」、「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就應該不會以「中央對地方」、「兄對弟」、「強對弱」、「上對下」的視角來看問題。何況，台灣再小也有2,300萬人，大陸雖然富了強了，統一的必要條件增強了，但總要設法爭取到台灣人心，才能以和平方式統一，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如把一切問題都說成是民進黨作梗使壞，雖然沒錯，卻解決不了問題。

另外，北京應可理解，強勢作為或可收效於一時，未必能有功於長久；中國現時已經和美國較上勁兒了，美國人不再把中國視為夥伴，儘管中國在強大中，美國在弱化中，可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對大陸老百姓來說，以一國之力向全世界叫板，振奮的是心中的民族情感，卻有可能損及日常生活。

得台灣人心才能長治久安

話說回來，王金平這次不去海峽論壇，只是插曲事件，甚至他先見了蔡英文，還是先見江啟臣，也並不太重要。外界針對「求和說」透露出的意義，已經從方方面面多有論述，在此也不重覆。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江啟臣擔任黨主席後，主導修正的兩岸論述，本來有藉此論壇取得北京的諒解及支持，進而建構未來兩岸之間的交流，甚至可能成為此後一段時間國民黨贏得選舉的契機，讓民眾對它在兩岸關係上仍可以有所作為保有信心，可惜「求和說」一出，再也回不去了。

所謂「再也回不去」，說的是江啟臣的論述不僅沒有成功，反而造成國民黨今後與大陸交流時甩不掉「求和」的陰影；那麼，國民黨還敢主張和大陸交流嗎？

國共兩黨須重新建立關係

依筆者見，國民黨至今仍主張兩岸交流合作，認同「一中」的中華民國憲法，而其選民也都承認自己和中國血脈相連，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它的存在甚至重新再起，對兩岸關係，乃至和平統一，絕對有其重要性。畢竟對北京來說，真打，不能不計算代價；打下來如何治，也得考慮清楚。不管大陸網民是笑也好，罵也好，北京當局現在應該坐下來，好好思考今後應該如何維護兩岸關係，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至於國民黨，由江啟臣以降，從連戰到馬英九，乃至蓄勢待發的朱立倫，新敗的韓國瑜等人，更應該仔細想一想，國民黨到底該如何自處，重新出發。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