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鑄倫和我同一天進《中國時報》，那是1978年11月15日，不到一個月就發生美麗島事件，是台灣近時歷史的一個轉捩點。進《時報》前我就認識鑄倫，也有些往來，成為同事之後來往更密切，成為親近熟友，轉眼42年。

進《時報》前，與鑄倫有一段經歷，頗值一誌。1976年我服役抽籤分發特戰部隊，由於需接受跳傘訓練，那年3月便到潮州跳傘，受訓中的某個周末，特別到東港的空軍幼校，找在那裡當教官的鑄倫，晚上住在他的教官寢室，第二天一起到小琉球去玩。我們在上船前各買了一個蕃茄，上船後，他聞到過海交通船的柴油味就不舒服，很快就把才吃下肚的蕃茄全吐在甲板上，我對他說，「老毛，這是我見過做蕃茄醬最快的辦法。」

在《時報》的快意人生

初進《時報》，他暫在《工商時報》寫評論，我在時報跑科學新聞，那時主要工作時間在晚間，因此經常下午去了，晚餐就在報社的餐廳吃，有時他見我餐盤中有沒吃盡的雞腿，問清楚我不吃之後，就抓起放進嘴裡，大嚼起來，令人稱奇他胃口之好，因此後來他再問起，我一概說還要再吃，主要是不希望他吃得太多，也覺此風不宜鼓勵。

在《時報》那段時間，台灣經濟大起，他除在《時報》工作，白天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有全職教席，可說口袋麥克麥克，另外寫評論的稿費也不少，一些聚會常喜歡買單，是一段快意人生。

鑄倫好吃也好酒，經常晚上下了班，如不是赴旁人約的宵夜，他喜歡到雙城街的pub喝兩杯，那裡不只有酒，pub裡總有音樂裊繞，多是美國流行音樂，或說是搖滾樂，那是他年輕時代浸潤其中的旋律，幾杯啤酒下肚，耳邊樂音響起，說說人生趣事，人生之樂莫過於此。幾年後，他由新店搬到松山機場邊買的新居，也接來父母與弟弟同住，這時由萬華大理街回家，半路在雙城街停下來喝兩杯，更是完全順路。

我們常常一起宵夜，有時也同去雙城街，當然還有其他許多朋友。鑄倫因知識淵博、常識廣雜，加以記憶過人，口才便給，他喝酒只多不少，喝後喜歡買單，有時還主動請客，自然是大哥架勢。早年他因研究過易經，有門卜卦的絕活學養，因此經常有朋友來找他卜卦，執惑而來，解惑而去。

他在《時報》工作約11年，曾經擔任過大陸資料中心主任，也負責過國際新聞中心，對於新聞事業頗有指點江山、顧盼自雄的自信，後因報社一些因素加上外在機緣，他離開《時報》投入籌辦《台北鏡報》，記得1989年我要去紐約開始寫《吳健雄傳》前不久，曾問起新報紙是否試過報了，他大手一揮說成員都是老手，無需試報，後因後續資金不能到位等因素，沒有幾個月報紙就撐不下去，他也賠了一些錢。

一年多後我回到台北，他坦承辦報之後才發覺，自己辦報的本事和《時報》的余老闆相比，比豬還要笨。

29年不曾中斷的餐會

由紐約回來，半年後我搬到天母，那時40初度，某月有位待字的女士提出，說她們有些不錯的女朋友，是否可以請我找些未婚男士辦個party，於是那年聖誕節便在家裡辦了party，由於是單身求偶聚會，已婚的鑄倫自然資格不符，不過他很樂於參加，也願意來負責調製雞尾酒和放音樂，並保證絕不求偶，我對他的保證很有信心，自然網開一面，他也言而有信，負責調酒、放音樂。

頭回的聖誕聚會不甚成功，因為那位提議的女士在事後說，「我們也不是要太好的男士，但有沒有正常一點的，因為參加的男士不是酒鬼，就是gay。」不過這個以求偶開始的聖誕聚會，卻因此一直辦了下去，沒有中斷，到去年是第29年。

去年年初，我因免疫失調住進台大醫院，差不多時間鑄倫也住在長庚醫院，後來他再有兩次進出醫院，甚至截去部分腳趾，但是身體基本還行。去年的聖誕聚會本來不想辦，但是一些朋友每年只見一次，已有點像是一個節慶的味道，於是便還是發出通知，說聚會照常舉辦，只不過不特別安排，歡迎朋友隨意來坐坐。其實後些年為了鑄倫能來參加這個聚會，常是選擇他不洗腎的周五時間，去年聖誕節前的周五是12月20日，正好是他的生日，麗貞帶了個蛋糕來，鑄倫在我家過了他最後一個生日。

搬到天母之後幾年，每年過年會請朋友來吃飯，通常是年初二後的幾天，我也向朋友說，看起來是請大家來吃飯，其實是大家來陪單身的我過年。這個飯局多年來鑄倫都是主要成員，飯局因為有他在座，幾杯老酒下肚，他總能說起許多趣事逸聞，有些是自己的笑話，逗得大家哄然大笑，因此這個飯局常不止邀他來一次，有年還請他來了三次，他因為喜好朋友，也好吃喝，總是應允受邀，欣然而來。

後來他開始洗腎，便只能在他不洗腎的一天請他來，今年他也來了一次，他的最後一次。

「風中之燭」仍開朗樂觀

八、九年來鑄倫因糖尿與腎病，吃藥與進出醫院是生活常態，但他還是與朋友聚會吃喝不斷。他是射手座天性，愛好自由，去年出院後雖行動不如以往，但是在網上活動異常活躍，尤其關注朋友的臉書，常以四句五言打油詩回應，雖是信手隨寫，插科打諢的調侃中，常有令人絕倒的妙句，令人讚賞。

雖然知道他的情況有如「風中之蠋」，近月請他到家裡吃飯及幾次接送赴宴，看他開朗樂觀、吃喝如常，覺得安心。他的驟然而去，雖是意外傷感，但他去如燈滅，沒多折磨，也是福分，只想他或有「但悲未見兩岸同」的遺憾。鑄倫，不用擔心，兩岸的統一終會成功，你一路好走。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

「尚餘遺策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毛鑄倫、王曉波在兩天內相繼去世。他們一生致力於和平統一，可惜沒等到那一天。

年輕歲月令人難忘

今年7月1日，我和毛鑄倫去參加第四屆政大東亞所同學會，毛鑄倫提到李登輝1972年教我們「農業經濟」，下課他不去教師休息室，而在班上與我們閒談，並拿出一包新的555香菸，拆掉金包條，請同學們吸。555那時是很高檔的。

毛鑄倫被李登輝打了最高分，但毛後來則是一貫反對老師的媚日、反中路線。

過去九年，老毛洗腎，但日常生活尚屬正常，常常在臉書上留言，尤其喜歡寫諷刺我的打油詩。有些「毛語錄」，我怕女兒看了不高興，還特別交代女兒，毛寫代表身體還好，雖然有時胡謅的「五言噘句」，不那麼合體制。

去年我70歲生日，毛和張安樂站起來講了很多天寶遺事，全場笑翻。毛說：「老張初中便跟兄弟在建國中學同班同學，友情長達58年矣。他非常聰明，唸書毫不費勁，成績優秀，可能因為天性俠義，嫉惡如仇，懷抱一清天下之大志，多年的跌宕禍福，言行無改，是有大勇的豪傑之士，由衷欽佩。」同樣的話，朋友們也這樣對老毛講。

1967年，我們考進政大，他是歷史系，我是政治系，大學四年我們並不熟。當完兵，我們又同考進東亞研究所，毛被拉差與我同房兩年。我是晚上磨牙，他打呼，兩個人就咬牙切齒送做堆。

東亞所的副主任郭華倫對我倆最好。毛鑄倫說我的論文差點不能通過，指導老師鄭學稼不喜歡我，「要不是郭華倫保你，你哪能兩年畢業？」毛有記「老子命運歹，遇郭住同室；屁話聽兩年，天才變愚痴」。

毛、郭兩家通好

1985年我進新聞局，外派紐約新聞處，隔年文工會送在大學教書的東亞所畢業生出國進修。毛暑假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三個月，就到我家來打地鋪，女兒那時候兩三歲，在毛身邊跑來跑去，看到這個怪人還嚇哭過，毛談起來就憤憤。

1990年代，我住在民生社區，常帶著一家人走路去松山機場旁的毛家，隨去隨吃，兩家兒女也極熟，一起長大。後我搬遠了，我倆三個月去一次COSTCO，他有卡，我們邊吃邊談政治，他吃一個熱狗跟可樂，我吃蛤蜊湯。兩年前他腳不好，這也停了。

最後留下的肺腑之言

7月1日同學會後，同學們在群組中紛紛留言，毛鑄倫針對同學的意見及提問做了以下回應：

「是日本人與美國人強調台灣被祖國拋棄的論點，中國是被日本人逼迫割讓台灣，50年後打敗日本再收回來，天經地義。想要把台灣從中國拿走，只有再來一場甲午之戰。我強烈建議，最好不要有這種想法，為什麼一定要追求跟自己的骨肉相殘、玩火自焚？」

「中國認同在台灣式微是一個演化的過程，根本上是美國施加於台灣的政策，長期由藍綠政權分工奉行，終於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給兩岸和解、國家統一製造了麻煩。即便台灣有不少人寧死勿中，但也不因此就有權利裹脅其他人一起去死。很快我們就會看到這問題的發展和結局。天佑台灣，天佑中國。」

「大陸加台灣是一個中國，河水不犯井水，原制度照舊，優惠條件很多，仍可通過談判爭取更多，但是只能有一個中央政府，台灣如不願接受，那就是拒絕修好，因此也就得承擔關係惡化的後果。由這次新冠肺炎疫災應可知道，中美兩國哪一個重視照顧人權，以人命為重？寧死勿中，太過偏激，不符多數台灣人的安全利益。」

「用中華民國包裝台灣國卻希望北京接受，是不可能的，僵持下去，台灣只可能把談判籌碼全輸光。為什麼一定要搞到只能任人宰割的悲劇處境？」

「我已經73歲，依靠洗腎茍延殘喘，完全不想跟任何人論辯，只是想把自己所知所想提出來供有緣人參考。1980年代底，兩岸初通那些年，我代表中國統一聯盟，每年訪問北京三四次，發現大陸當局對我們很坦誠，而且很有善意，他們處處為台灣人著想。我從此改變很多先入為主的成見，對和平統一寄以厚望。如今我重病，無法再去大陸，也沒有機會與大陸對台負責人對話，所以在這裡對同學們的忠言，大致上不過是喃喃自語而已。」

對毛永遠懷念

7月30日早上得知永遠的懷念王曉波在清晨兩點去世了，本來他與毛是同志夥伴，交情最好，但後來為了他一直為馬英九辯護，毛有一些怨言。

8月3日毛的頭七，我站在靈前近一個小時，想他一生與我一張一張的畫面，希望我還能站更久，還可以想更久。

與老毛住的兩年，記得斯賓諾莎這句話：「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我沒哭，但有笑。

(作者係時事評論員)

毛鑄倫7月28日在台北辭世，凡是認識他，並作為他朋友的人，心裡鐵定都充滿不捨與悲傷，對我尤其如此。

早年在政大東亞所相識

我與毛鑄倫早在讀政大東亞研究所時便認識了，他就讀碩士班，我在大陸問題研究班進修，一起上課，同一師門。有次鄭學稼教授告訴我：「毛鑄倫同學歷史系出身，聰明好學，有歷史思辨意識，這些條件對學中共黨史與共黨理論容易入門，我喜歡這個年輕人。」這是當年著名的中共問題與馬列主義權威學者鄭學稼，對「毛鑄倫同學」的看法與期許。

鑄倫畢業後去中興（台北）大學任教，開授「大陸問題研究」，我回原單位繼續大陸問題研究工作。經過東亞所的學術理論培養，加上自己的文筆素養與歷史思辨，鑄倫很快引起報人余紀忠的注意，於是進入《中國時報》服務。

鑄倫先在《時報周刊》大陸問題專欄組負責編採工作，一天打電話約我寫中共官方與社會對文革反思的文章，他在電話裡直言：「學長好，請學長為時報周刊寫一篇大陸研究專題文章，一周內交稿，無任感謝，功德無量！」其實在東亞所他是我的學長，他就是這樣對事有理有節，對人有禮客氣的一位知識朋友。

知識分子不媚俗、不附勢

後來鑄倫在《中華雜誌》發表文章，他筆鋒帶民族主義意識，分析大陸、兩岸與中美問題都由中華民族立場出發，此讓與鄭學稼有深厚交情的胡秋原賞識。胡先生邀請他到《中華雜誌》編輯部幫忙，他努力盡心工作，做得不負胡先生所託，擔任總編輯，直到中華停刊。

鑄倫對胡先生除了崇敬，也執弟子之禮，尤其秉持胡先生「三大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作為他人生價值的目標。毛鑄倫是尊師重道、有情有義之人，曾為紀念胡先生逝世一周年，主動編輯《人格的自由與學問的尊嚴》。

我由美國回來後，在高雄中山大學服務，鑄倫在台北教學，並在《中國時報》服務，一南一北不常見面，但在《中華雜誌》和《海峽評論》上我常拜讀他的文章，此時他對議題已由分析轉向評論，對美蘇爭霸、國共內戰、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兩岸關係與國家統一、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復興等議題，有自己的觀察與看法。一如克羅采(B. Croce)所言，凡由歷史意識以真知識對國家與民族問題提出自己觀察與看法的，不媚俗、不附勢、不人云亦云，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鑄倫就是克羅采所謂的「知識分子」。

2000年柏林往事歷歷在目

鑄倫擔任過中國統一聯盟主席，2000年8月應邀前往德國柏林，參加「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毛主席在600人的大會上說，兩岸統一就是中華民族的再統一，兩岸中國人和全球華人都應努力團結起來，為中國復歸統一而奮鬥。會後我們一起去看柏林圍牆遺跡，鑄倫對我說：「東西德能統一，中國也必能統一。」我完全同意鑄倫的看法。

我和鑄倫還去了波茲坦，訪遊了西施林宮。波茲坦宣言由中、美、英簽署，命令日本軍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將遭徹底毀滅。日本最後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談到這裡，鑄倫和我在西施林宮擊掌說「讚」。

在慕尼黑，我們在四方廣場一家小餐廳喝道地的德國黑啤酒，以整隻德國豬腳佐餐，至今我還記得鑄倫手執一公升裝大玻璃杯黑啤，對著我說「為兩岸和平統一乾杯！」一飲而盡是他的豪情，為兩岸和平統一而努力是他的壯志。沒想到兩岸統一正當最後努力階段，鑄倫兄竟先我離開這個世界，真是壯志未酬身先死，但悲不見九州同，遺憾之至。

關心民族復興及台灣未來

我離開中山大學回到台北後，有較多機會與鑄倫聚晤。我們一起參加《海峽評論》編委會，一起應邀出席《觀察》座談會。

鑄倫、曉波兄和我都是《中華雜誌》時期的老友，在海評編委會上，每以老友之誼對主題焦點各表意見，有時還會爭論，爭論在於對問題的觀察切入點不同，對問題的本質意見則是相同的。我們都是民族主義者，都生於抗戰後期，逃難於內戰時代，歷史悲劇煉鑄出我們共同的心志，也因此在知識、國家與民族的道路上走在一起。我們期待的是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我們都正視中國崛起的歷史意義。此外，鑄倫比我更關切台灣的未來。

前年鑄倫久病致殘後，不便再出席海評每月的編委會，但他仍抱病撰文，這是最後的筆耕，令人欽敬。他自覺時間精力恐已不多，請海峽學術出版社為他出版最後一本書。

《病厄困作》集結了鑄倫最後幾年發表的大作，內容精彩，不論評論或分析都深入。他在自序中寫：本書「是作者個人作為一個生活於台灣70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知識/思想/情感/心血的紀錄，這些或許還是約略有點參考價值的。」豈此「約略有參考價值」，我要在此指出：為了國家、民族與兩岸，將知識、思想、情感、心血融合在一起而寫出來的東西，絕非泛泛之文，更非「海隅微言」。鑄倫兄，你在知識上自謙，令人欣賞與懷念。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觀察》雜誌主筆毛鑄倫，7月28日下午不幸病逝，身為他的老朋友、老同志，我感到萬分悲痛、惋惜。

毛鑄倫在政治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就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並投稿至《中華雜誌》，後成為該雜誌的總編輯。在政大東亞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即到台北大學任教，之後不久進入《中國時報》工作，歷任大陸新聞中心主任等職務。

1988年初，毛鑄倫參與中國統一聯盟（下稱統盟）創盟的工作，1993年4月當選統盟第六屆主席。1991年《海峽評論》創刊，他出任副總編輯，直至2019年辭去該職。2013年9月《觀察》創刊，他成為第一位主筆。

統盟最受愛戴的毛主席

1988年初，毛鑄倫參與統盟的創盟工作，4月4日創盟大會上，他當選第一屆候補監察委員。從他之前是《中華雜誌》的總編輯可知，他參與統盟是受胡秋原先生之託，他們共同認識到，在台灣推動統一運動，必須不分省籍、不分左右，團結一切可團結的人，也因此，取名時特別強調了「聯盟」二字。

從統盟文獻可知，毛鑄倫在創盟後即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文宣工作上出力甚深。1992年4月，45歲的毛鑄倫當選第一副主席，表現優異，經統盟創盟主席陳映真當面懇談、請託，毛鑄倫同意於1993年4月接任第六屆主席，至今仍是統盟歷屆主席中最年輕的主席。

毛鑄倫擔任統盟兩屆主席的1993年至1995年，正逢李登輝開始公然走向分離主義，對統派團體大力打壓、分化，但他用堅強的意志、打動人心的演講及絕佳的文采，大力推動反獨促統工作，又因待人特具親和力，被盟員公認是最受愛戴的「毛主席」，同志之間則都稱他「老毛」。

1995年卸任主席後，毛主席仍擔任統盟執委，一直到2015年4月。20年間，他出錢出力，每會必與，只要安排他演講，不論人多人少，從不拒絕。每年7月1日統盟慶祝香港回歸，他總會大包小包帶著酒及各種配料，到統盟辦公室親自調配雞尾酒，發言時，臉上全寫著對國家收復失土的驕傲之情，令人動容。

毛主席卸任主席後，在統盟表現極為低調，從來不強出頭，但每次遇到問題或爭端時，他總會站出來仗義執言、認真解決問題。我多次問他瀟灑豁達的秘訣何在，他回說「讀通歷史，知道人是怎麼回事，就自然豁達了」。

過去幾年，他因身體關係無法參與統盟活動，但仍十分關心統盟狀況。2019年9月，在得知統盟終於順利轉換為政黨時，他發簡訊給我，除表示「多有偏勞，讓統盟存活下來」，並要我轉達「向諸先進同志致敬：孤臣孽子 不忘歷史 民族尊嚴 暗夜明燈」。我雖多次當面表達對他的敬意及謝意，但今日想來還是遠遠不足，尤其最後兩年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

筆耕不輟、憂國憂民

2013年春天我卸任統盟主席後，曾與毛鑄倫多次討論台灣應該有一本上市發行的統派月刊，他大力支持我的構想，但婉拒出任雜誌的總編輯，因為當時他已開始洗腎，但欣然接受作為雜誌的第一位主筆。7月28日上午，《觀察》屆滿7年的第84期雜誌出刊，我正在想雜誌還能撐多久，如何跟老毛交代，次日清晨就傳來他的噩耗。

毛鑄倫於9年前發病，8年前開始洗腎，這兩年又多次截肢，但他筆耕不輟，正如他2019年出版的《病厄困作》自序所言，「作者在接連的病厄困擾之下，依然堅持寫作」。近年來他的文章主要關注在台灣「去中國化/異化」的演變史，他很憂心台灣已淪為美國反中制中戰略下的棋子/傭兵，若不嚴肅務實解決，將成為國族之患。每次讀完他的文章，我總忍不住嘆息：老毛，你的苦心及憂心，我懂，也會有其他人懂的。

始終不放棄為統一奮鬥

過去幾年，老毛另外一個消遣是在臉書上寫些訊息，或在看完朋友的訊息後留言，我看到除了立即按讚，也感到無比安慰，知道他的身體及精神狀態還算好。我尤其喜歡讀他寫給特定幾位好友的打油詩，雖極盡諷刺之能事，卻充滿了感情，充滿了對統一的盼望。我相信這是他在拒絕包括我在內的朋友去醫院或家中看他，刻意釋放的訊息，他要我們知道他還健在，還在為統一奮鬥。

2017年1月，老毛接受《觀察》專訪時說，統盟在不同時期，遭遇不同的掣肘，又無法進入體制，導致很多方面的努力，起不了太大作用或深遠影響；「但我們不必灰心，世事變化難料，奮發的典範很多，就看我們未來如何努力」。

我敬愛的毛主席，你一路好走，讓我們為你繼續努力下去！

我和王曉波是台大同學，他比我低一屆，他在文學院，我在理學院，只有在演講會和(劉容生教授創辦的)台大學生刊物《新希望》集會上見過幾次，印象中他很喜歡打抱不平。

我在高中時就幫著父親校對他辦的刊物《世界評論》。1963年《中華雜誌》創刊，我仍然幫忙校對。我跟第一代的《中華》同仁，如錢江潮、徐高阮、張益弘、張化民、蔡天進等幾位先生比較熟。1967年去美國讀書，到我1993年回國定居前中間很少回來。所以跟《中華》後期的朋友，如毛鑄倫、陳映真、尉天驄、姜新立、繆寄虎、福蜀濤等，都是先在雜誌上拜讀他們的文章，後來才逐漸認識的。

1970年11月《中華》刊登王順、茅漢（曉波大學時代就開始用該筆名）合輯的〈保衛釣魚台〉；文章一開始引用〈「五四」運動宣言〉中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篇文章和這兩句話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在其他因緣際會下，我在美國參加了保釣運動。2002年我再度投入台灣的保釣運動，一直到現在。

《中華》1993年12月停刊，我回國後因工作需要經常加班，很少有機會跟曉波、鑄倫等碰面。2002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後，才常常在會議上或街頭抗議時看到曉波、鑄倫，聽到他們兩位一些宏論和高見。

我知道曉波研究法家思想，有一次偶而重讀《韓非子》後，剛好碰到他，我跟他提到：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法家思想是不是可以稱為政治經濟學？他想了一下，不置可否。

有關毛鑄倫，母親在世時總稱讚他為人厚道，給我印象深刻。我相信一方面是鑄倫用四川話跟她交談；另一方面，我父親性格比較固執，我聽過鑄倫幾次替父親解釋，安慰母親。父親過世後，每年端午節(父親生日)我都會收到鑄倫的電郵。他總是先提到他對父親的懷念；然後要我在祭祀的時候代他說幾句話。父親剛過世那幾年，鑄倫在清明節前幾天也都會來信，要我上靈骨塔時，代他鞠躬。

這些年來，鑄倫有時會把他的文章寄給我，我都會表示一些淺見，請他指正，也請他同意我把他的宏論轉載到我的部落格上。從我在《中華》讀他的文章起，他一直說理清晰，憂國憂民之情，孤臣孽子之心躍然紙上，幾十年如一日。

(作者係老保釣、胡秋原之子)

王曉波一生傳奇精彩，受他學問及愛國精神感召的朋友、同志、學生，在得知他7月30日凌晨二時病逝後，紛紛撰文追憶他一家三代政治犯、1971年推動保釣運動、1973年成為「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1991年創辦《海峽評論》、2004年籌組「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等往事，但幾乎無人詳述他也是籌組、創立中國統一聯盟（下稱統盟）的重要推手之一，且曾擔任統盟副主席12年這一塊。這篇短文或可對他在統一運動上的努力做個補白。

推動創立中國統一聯盟

1988年1月22日，中華雜誌社與夏潮聯誼會聯名邀請台灣主張統一的團體與個人，就應成立促進統一的聯合機構及研究若干實際問題進行討論。會中協商產生林書揚、陳映真、張曉春等11位籌備委員。後經5次會議籌備，終於在同年4月4日舉行建盟大會，發表〈建盟宣言〉，選出第一屆執行委員陳映真、蔣碧玉、錢江潮、曾祥鐸、尉天驄、簡永松、王曉波等21人。另選出監察委員張曉春等7人，候補監委毛鑄倫等3人。

執委會隨後召開臨時會議，選出陳映真為統盟主席，謝學賢、黃溪南為副主席，監委會選出張曉春為召集人。執委會並提名胡秋原、余登發為名譽主席，經盟員大會鼓掌通過（詳見統一聯盟黨官網）。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從統盟文獻可知，王曉波和毛鑄倫自統盟創立後就扮演重要角色，但曉波以一家三代政治犯、照顧父親為由，一直到2001年才同意出任統盟副主席，這使得後進的我，有機會從2004年至2013年，前後9年與曉波在統盟共事。

統盟除每年固定於2.28舉辦「探索真相研討會」、7.7舉辦「全民族抗戰紀念講演會」、10.25舉辦慶祝台灣光復等活動外，也隨時以召開記者會、發布聲明稿、刊登報紙廣告、舉辦演講會，發動街頭抗議等方式，表達對兩岸事務的立場。2007年9月15日，統盟與勞動黨、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共同發動「反公投入聯大遊行」，之後在全島發起「拒領公投票」運動，成功阻止了「入聯公投案」在2008年大選時過關。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台灣終於迎來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也進入和平發展新局，只是統盟仍多次發動群眾前往日本交流協會，抗議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抗議日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前往美國在台協會抗議對台軍售、有害美牛入台；前往立法院表達支持ECFA；參與「人人保釣大遊行」等等。另外，統盟也經常出席歷史教科書公聽會，聲援王曉波、王仲孚等學者，表達「反對分離史觀，恢復台灣史的正常化」立場。

2012年總統大選，宋楚瑜堅持參選，為維護兩岸和平發展，避免蔡英文漁翁得利，統盟於2011年8月組織了龐大的學者助講團，在全省從北到南，舉辦了八場「2012年大選說明會」，曉波每一場都做了壓軸演講。最終宋楚瑜僅獲36.9萬票，馬英九順利連任。

馬英九連任後公開表示，將在第二任追求歷史定位。之後，與馬英九自1971年就認識，並素有交情的王曉波，熱心安排了統派學者與馬英九、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偉寧多次見面商談，並提出具體建議，最後曉波還出任了「課綱微調小組」召集人。可惜消息一出，即遭到獨派師生強烈反彈，最終微調部分明顯不足，2016年5月31日，蔡英文政府正式廢止了課綱微調，這不僅讓曉波感到挫折，也因此遭到一些盟員的指責。

曉波曾私下跟我說過多次，我們這一代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最重要的使命，是為中國和平發展建設爭取時間，他支持馬英九是為達此目的。在2015年出版的《故人故事：我的告白》一書中，曉波在文章及訪問稿裡，詳述了他與馬先生的交往及對馬先生的了解，值得參考。

對曉波思想的幾點了解

曉波有近20本著作，跨越中國先秦法家思想、台灣史、保釣運動及兩岸論述，加上他的演講稿及專訪文，已充分表達了他的思想及立場。以下說幾點我對他的觀察及了解。

第一，劍及履及的「統派知識份子」。曉波在一生無權無勢無產的情況下，不斷學習、思考，透過教學、著作、演講，成功宣達了他的理念。曉波的演講條理分明又語帶感情，極具說服力、感染力。曉波下筆快且準，成為統盟及各個統派團體的文膽及軍師。曉波為發揚台灣人的愛國精神，長期鑽研現代台灣史，故對台灣民眾「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複雜心態」(錢其琛語)有深刻了解，也先後籌組台灣史研究會、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鼓勵後進及抗日志士後代學習、繼承台灣同胞的愛國主義傳統。

第二，統運必須團結一切可團結的人。1988年統盟的成立，就是成功結合了代表外省人、中國民族主義的《中華雜誌》，以及代表本省、左派的夏潮聯誼會。2012年3月9日，統盟又與新同盟會、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勞動黨、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等20多個團體，共同組成「促進和平統一政治團體聯合會」，由許歷農上將出任主席，曉波與張麟徵教授擔任顧問，這又是另一個大團結的例子。

第三，終身的保釣健將。2007年9月，曉波在得知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將永遠收藏1970年代在台灣和海外發生的保釣運動文獻資料時，請我轉給清華教授吳國禎的信上說：「保釣運動的洗禮，使我終身成為一個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者，雖經打擊、挫折，至今不改其志」。曉波在保釣25周年撰寫《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25年》，在保釣30周年、40周年前夕，編輯出版多本保釣文獻史料。曉波一向把保釣運動定位為「台灣青年愛國主義的保釣運動和統一運動」，從近十幾年台灣的保釣活動不再分左右來看，曉波是正確的。

第四，兩岸論述極具創意思考。1990年代初期，他先後提出「不完全繼承論」及「現在就是一國兩制，今後應在此基礎上追求國家和平統一」。有關這兩點，我曾多次就法理及現實情況跟他討論過。猶記得在他66歲自台大退休，好朋友為他辦的party上，以及他70歲大壽的小型餐會上，我誠懇地跟他說，希望你今後少喝酒、保重身體，把兩岸論述寫得更透徹、更有條理，他當時看著我說：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你們來吧。

「不能說我們沒有盡力」

2018年12月3日上午曉波中風，送進台大醫院。事隔一個月的2019年1月2日，我在電腦前聽著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講：「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物，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不禁呼喊：曉波，趕快醒來，你會很高興聽到這一段話。

曉波的腦部手術基本上是成功的，因為當我在他術後去加護病房看到他時，他神智清醒，不僅認得人，還會舉手致意。之後他會用手寫板表達意思，但他一直有困難自主呼吸，肺部容易感染。今年初，我與曉波的老友陳鼓應去他家看他時，他清瘦不少，精神卻很好，我說「瘦得好，看起來更帥了，你要趕快好起來，我們繼續打拼」，他當時笑得很開心。沒想到再見到他時，已是8月4日火化前的蓋棺儀式。

曉波在向父親告別時說「下輩子一定能作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他也在文章寫下「我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見祖國的統一，如果不能，至少盡了力，正是唐樹備先生所言『只能說我們能力不夠，不能說我們沒有盡力』」。

曉波，你已用你的一生寫下統派知識份子的典範，我們會追隨你，繼續往前行。

7月30日早晨，打開手機得知：曉波兄淩晨二時在家中仙逝。得悉噩耗，悲從中生，痛及五衷。

在《海峽評論》雜誌同仁中，我和曉波兄恐怕是思想交鋒最激烈的一對，按照他的說法，我們都是讀哲學出身的。

我與曉波兄認識於20年前。記得1990年代中後期，我由日本東京大學轉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從事研究工作，適逢海外爆發第二波保釣運動，我全副身心投入其中。當我完成《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一書，並交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後，旋即轉入兩岸關係研究，而引導我入門的正是曉波兄及其主編的《海峽評論》。

說來也巧，在UBC的亞洲圖書館，正好藏有兩套從1991年創刊至1999年大約100期的《海峽評論》，我如饑似渴地將每期文章讀完。當然，其中讀得最多的就是曉波的文章。

當時有一種感覺，好像兩岸關係的問題大致上都被王曉波講完了，尤其是關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基本上都可以在《海峽評論》中找到答案。由於受到曉波兄及《海峽評論》的啟蒙和引導，使我的兩岸關係研究很快就上了道。

從《海峽評論》第105期開始投稿發表第一篇文章，20年來前前後後發表的文章不下百篇。與曉波兄也由最初的神交，變成後來的知交。

20年來，每次到台北，曉波兄必邀五、七知己同仁，聚首醉紅小館，把盞縱談天下事，謀劃兩岸和平統一大業。曉波兄本是性情中人，每當酒酣耳熱處，有時會痛哭流涕，感歎壯志未酬，大業未竟。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遜茲沉痛。

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的對談從來沒有筆記，也沒有錄音，酒後即消逝於雲端，殊為可惜。

記得年前到台北過訪紀欣，談到曉波兄的身體狀況和思想志業。紀欣鼓勵我能在未來多多幫助曉波，一來是曉波頗信任我，二來是我能幫助曉波把他的兩岸論述更系統化、學術化，對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可望找到更好、更具創意的方案。

當時並不覺得紀欣的話有什麼特別的含意。我心裡總是想著曉波兄的狀態會逐漸好起來，巴望著把酒問青天，縱談天下事的快樂日子及早到來。

無奈天不遂人願，哲人已去，舉世同悲！正當風雨，失雞鳴其奈何！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我與王曉波初次謀面在1992年5月中旬，之前讀過他的文章。1992年5月中旬，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我率團應邀與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到台北，走上政治大學講壇。在開幕式上致辭的政治大學校長張京育、國史館館長瞿韶華都很興奮，表示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起點。

1979年元旦，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10月，中國史學會與湖北省社聯在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世界各國的學者都來與會，盛況空前。在會前給台灣學者發出邀請函，竟無一人前來，可見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緊張的。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老兵大陸探親，1988年起有一批台灣來的歷史學教授來近代史所，我曾接待他們。

台北開會初見曉波

1992年5月10日，主辦者胡春惠所長在論文集裡說，這次會議是「大陸學者正式受到邀請集體到台北出席會議的記錄開創者。……這次黃興與近代中國的討論會，不僅是一次成功的討論歷史會議，也是一次成功創造歷史的會議。」中國社科院也很高興，此次到台北出席會議實現了大陸學者海峽兩岸雙向交流。

會議第一天茶歇時，來自日本的戴國煇教授（此前在北京已經見過）問我，想不想與王曉波見面？我說沒有機會。他說他來安排，只是要我向會議主辦方提出爭取一點自由活動時間。我同意了，但會議主辦方告訴我，時間已經安排滿了，沒有我的自由活動時間。晚飯後，有一年輕人敲開我的房間門，要我跟他走。我跟著他到了政大中文系尉天聰教授家裡，那是宿舍樓的頂層，屬違規房。進門後發現戴國煇夫婦、陳映真、王曉波、尉天聰等人都在。

這次見面才知道，王曉波家的電話被竊聽了。曉波問我，張教授怕不怕坐牢？我答覆他，在1949年前當然怕，今天不怕。曉波說，我們找個立委到立法院裡去質詢，為什麼不讓我們接待張教授？我表示不要採取這種辦法，這樣會惡化兩岸關係，使剛剛開啟的兩岸文化交流中止。曉波說，你請主辦方買下午返回機票，上午我們以台灣史研究會名義歡迎你。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但也未實現。主辦方安排了上午的飛機，淩晨4點就起床，當然無法與曉波再見面。

這次首訪台灣，本計畫兩周，一周在政大，一周在南港。政大一周結束了，我們被通知離開。我猜想，這大概與戴國煇給王曉波打電話被竊聽有關係。

北京再度見到曉波

初次見面，對曉波印象很好，坦率、善辯，是一個可交的朋友。第二年在北京出席海峽兩岸關係論壇，又與王曉波見面，發現他的戰鬥力極強，對與會的國民黨一派學者質疑「一國兩制」駁斥甚力。我在會上提交的論文〈歷史與現實：「一國一制」和「一國兩制」研究〉很快在1992年第2期《海峽評論》(下稱海評)刊登。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台灣刊物上發表。從1992年起，海評每期都送給我，不久後我被列名為大陸顧問。我拿到雜誌，看到封面上的通欄標題《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 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很高興，兩句話把海評的編輯宗旨講透徹了。

1993年以後，我的文章大約有近20篇在這個刊物上刊出，大多數都是曉波先生約稿，少數是轉載，更少數是我主動投稿。1993年第12期我主動投稿〈中國歷史將要良性運轉─毛澤東與近代中國歷史的隨想〉，該文是我對未來中國歷史的預測。1995年第1期的《中國的統一要靠中國人自己─書生議政：年終看兩岸關係》文章，是1994年末曉波的約稿，他在紙上寫了幾句話，要我對兩岸關係、中國前途和國際形勢發表看法，用傳真機發給我。

我覺得1994年初以前的兩岸關係發展很順暢，台灣當局召開了國是會議，成立了國統會，國民黨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1992年兩會在香港就事務性進行談判（後來概括為「九二共識」），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會談成功等，看來局勢向好。不料，1994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引發兩岸關係倒退。我看到千島湖事件後，台灣當局和李登輝的一系列表演，很是氣憤。

收到曉波約稿函後，我寫了分成三個子題的文章：1994年的兩岸關係、「一個中國」的定義、「一國兩制」會讓台灣人民失去什麼？曉波收到文章後，立即安排在1995年第1期發表。通過千島湖事件，我指出兩岸關係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很快在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大學演講、1996年導彈事件、民進黨陳水扁上台等一系列事件得到證明。

「冰點事件」引起關注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一文本來是我2006年3月1日在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發表的。這是由袁偉時在該欄目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引起的。袁和我的文章之間的一系列事件被稱為「冰點事件」，曾在國際新聞界引起廣泛關注。

這年3月下旬，我應美國胡佛研究所邀請，前往出席蔣氏父子日記揭幕儀式。忽然接到曉波打來的越洋電話說，看到了我發表的文章，表示要轉載我的文章以示聲援。

冰點事件不單純是中國大陸的新聞事件。它把台灣也扯進來了。《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互聯網上公布關於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後，袁偉時與台北市前文化局長、作家龍應台取得聯繫。1月26日，龍應台在台北《中國時報》、香港《明報》、美國《世界日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同時發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藉口冰點事件，攻擊胡錦濤、攻擊中國新聞不自由、攻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當時陸委會副主委及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發表談話，都表示支持龍應台的文章。台港和外國媒體都刊登了冰點停刊事件的消息，美國紐約「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並就此發表聲明。

海評不僅轉載了我的文章，還發表了陳映真等人駁斥龍應台的多篇文章。我認為，曉波及海評在冰點事件的表現極好，那是一場捍衛新聞自由的戰鬥，也是一場兩岸學者共同捍衛一個中國的戰鬥。

關於新聞自由，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時要我談談中國的新聞自由。我反問了日本記者一句話，貴國的大報是否可以發表學者已經在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日本記者回答不可以。我說中國青年報發表袁偉時的文章，是三年前袁先生在廣東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的，你說中國新聞不自由嗎？日本記者啞口無言，這場採訪在日本也未見報。

曉波在北京見到賈亦斌

我與王曉波還有機會在台北、北京等地就海峽兩岸關係、就中國統一前途和未來發展、就台灣史學術研究、就中國哲學史等交換意見，認識大同小異。2002年我在中國社科院成立台灣史研究中心，請他來北京指導我們。該中心每隔一年會在大陸各地召開有關台灣史的學術討論會，大多數場合他都出席了。在所有這些場合裡，他的發言都明確地表達反獨立場及愛國主義精神。

王曉波1943年出生於南昌，1949年去台灣。他的母親受中共委派到台灣工作，在白色恐怖中殉難。他聽他的外祖母講過，有機會去大陸，就去找賈亦斌。他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了賈亦斌，跪在地上抱著賈的大腿痛哭不已，賈先生跟他講了派他母親去台灣的經過。我每聽到這些，對那個時代中國人的付出深受感動。

先生去矣！8月8日，他的女兒在淡水外海上灑上金門高粱為他祭奠，我以茅台為他送行。君去矣！此後海峽兩岸關係，我向誰請益呢？先生已矣！台灣的台獨勢力仍在囂張，反獨的地火也在運行，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們將告慰曉波先生！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經過將近一年的混戰，投票的日子終於就要到了。十天後，我們就不用再為選情鎮日焦慮不安或氣憤難平，當然，開票結果如非所願，難免會因將繼續忍受可能更糟的四年而感到失望，甚至痛心疾首。

不過，任何一場選戰不到最後一刻都難分勝負。尤其，大家既然都已認知，民調多半經過加工，名嘴大多被人收買，網軍更由特定人士所豢養，這反而給了一般選民機會，可以在選戰最後關頭，發揮螞蟻雄兵之力，以鴨子划水之姿，努力為韓國瑜拉票，下架蔡英文，終結綠色全面執政。

拉票務必走出同溫層，也務必能清楚回答下面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要下架蔡英文？二是如何能達到下架蔡英文的目標？

針對第一個問題，其實大家對蔡英文治理失靈、年金亂改、打壓異己、製造綠色恐怖，讓民主崩潰、社會分裂，選前更亂撒大錢，掩蓋敗政等惡行劣跡，早已心知肚明。但不少選民仍有兩個迷思，一是國民黨「親中賣台」，若不選蔡英文，台灣主權恐將不保；二是美國支持蔡英文，蔡若連任，美國會對台灣更加友好。其實，這兩點完全站不住腳。

首先，蔡英文三年多來丟了七個邦交國，她才該為「保主權不力」負責吧。再說蔡英文1998年即見到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陳菊2004年即拜訪當時的上海市長韓正，賴清德2014年6月會晤上海市長楊雄，謝長廷2013年與香港特首董建華餐敘，那麼韓國瑜、吳斯懷等人公開去港澳大陸拜會、開會，為什麼不是「正常交流」，而是「親中賣台」呢？兩相對比，不僅證明民進黨有雙重標準，更證明兩岸交流交往本來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20多年前就有，今後也會有，絕非由不再具有民意的立法院匆匆通過「反滲透法」，就可以杜絕的。

其次，眾所周知，美國人希望蔡英文連任，是因為符合其戰略需要，想用台灣作其「抗中」的馬前卒、或成為代理人戰爭的場域。美國國會的確也為此通過一些友台卻不務實的法案，來恐嚇中國大陸，但美國至今未改變其「一中政策」，又未能讓台灣出席WHA等國際會議。因此，如蔡英文連任，台灣除了應更加提心吊膽「台海有事」外，究竟能得到什麼實質好處，或更大的安全保障？

至於如何才能下架蔡英文，答案更簡單。韓國瑜是唯一可能打敗蔡英文的人，不投他，能投誰？台灣現在面對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局面，既然蔡英文四年來的表現已清楚顯示，她帶領的台灣只會走向更大的困境，我們唯有選擇他人，才能讓台灣至少有機會免於進一步沉淪。

除了票投韓國瑜，也應該把立委選票集中投給最堅定反台獨、主張兩岸和平發展的政黨與候選人，確保民進黨不再一黨獨大，胡亂修法，禍及全民。

相信任何人想清楚以上兩點，1月11日，都能心平氣和、心甘情願地投下手中的三票，並期待台灣變天。

房地產炒作向來被視為擴大社會貧富差距的主因，為了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實價課稅是合理的，但1992年李登輝總統因不同意實價課稅，導致時任財政部長的王建煊下台。

李反對土地交易實價課稅

李登輝日前過世，令人想起1992年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煊，因堅持土地買賣交易應該按照實際成交價格課稅，而辭官的往事。

按照孫中山先生所謂的土地漲價屬於不勞而獲，應該歸公的精神，土地買賣理應按實際成交價格扣稅，才符合租稅公平正義。有錢人賣土地不勞而獲，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對這些投機客與建商大財團來說，富人炒樓、炒地皮賺來的錢繳稅給國家，讓政府透過預算分配，用來幫助社會弱勢族群與各項公共建設支出，是天經地義的事。1992年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也支持王建煊這項劫富濟貧的土地稅改政策，不過，最後兩人還是不敵李登輝一個人的反對。

房地產按實際成交價格登錄課稅，在技術上並不困難。王建煊之後進了總統府，與李登輝見面，離開後便辭去財政部長一職，令人印象深刻。此後台灣的房地價格便開始飆升，記得1992年，台北中永和一棟400萬左右的老公寓，到2016年已經漲到2000萬，如果是台北市信義、大安蛋黃區的房價，漲幅就更不得了，因為房屋土地的賣價一定要比買進的價格高，才有利可圖，所以房仲業與投機客，為了獲利，在一買一賣之間，不斷墊高房屋土地買進的成本，造成房屋的「價格」，明顯且不合理地高於房屋應有的「價值」。按照台灣這些年來的物價指數、建材成本與GDP增長率估算，房地產價格不應該漲得這麼兇。

更弔詭的是，近30年來，許多行業的起薪並沒有變化。記得1991年銀行新進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22,000元，到了2016年，多家銀行新進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還是22,000元，完全沒有變化，結果造成沒有富爸爸、富媽媽的年輕人，必須節衣縮食數十年，甚至一生的時間，才能換來一間小小屋簷遮風避雨。

「房子是用來住的」

馬雲曾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可謂一針見血。想想如果當年李登輝接受王建煊的提議，讓台灣房地產按實際成交價格課稅的話，財團低買高賣房地產所獲的價差扣掉土地稅後，利潤不會太大，那麼自然就不會有那麼多靠炒地皮維生的財團及投機客，而台灣近30年來的房價也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不合理地飆漲，這中間是否有黑金政治在裡面，只有李登輝知道。

2011年12月，為了抑制台灣房價土地飆漲，落實孫中山主張土地漲價歸公的精神，立法院三讀通過實價登錄「地政三法」修正條文，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地政士法及平均地權條例中，皆要求不動產買賣雙方、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相關業者，必須實價申報登錄，合稱為「實價登錄地政三法」。

2016年被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為「全球與亞太地區最佳財政部長」的張盛和部長，提出「正式版」的房地合一稅制，以2016年1月1日為界線，之前持有未滿2年的房地，當日起出售，課稅30％，直接取代當時的奢侈稅；該日之後取得的房地，未滿2年出售仍然課30％的稅，持有房地超過2年的課稅17％。造成當年不少房仲公司，因無利可圖而退場，也從此抑制了台灣高房價繼續飆升。

如今回想，如果當年李登輝採納王建煊按實際成交價格課稅的建議，台灣房價就不至飆漲數倍，對那些絕大多數沒有富爸爸、富媽媽的受薪階級年輕人來說，是不是可以少奮鬥20年呢？

開放十多家民營銀行

李登輝1988年接任總統，當時台灣早在蔣經國先生十大建設的基礎下，奠定了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地位，台灣的「經濟奇蹟」主要是蔣經國的功勞。當時整體經濟結構是以公營事業為主體，但走的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體制。1990年台灣開始推動銀行民營化，陸續開放新銀行申請設立，結果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台灣一口氣增加了16家民營銀行；其中包括事後發生弊案的中興銀行、中華銀行與泛亞銀行，這些銀行造成許多無辜的存款人受害。

以台灣當年的金融市場、人口與土地規模來看，已經有公股行庫近十家，還有那麼多的信用合作社，也有不少外商銀行，真的有必要開放十多家民營銀行嗎？這還不包括這些新設立民營銀行的分支機構，何況當年十信才剛出事，李登輝為何這麼做，至今仍是一個謎。

(作者係網路大學校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