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引起台灣社會熱議，政治人物不分藍綠紛紛表態，蔡英文當局指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國民黨擔心「一中各表」不保，擬補強「九二共識」；有人則憂心呼籲「別讓九二共識走不下去」，其中當然以蔡英文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最為離譜。

一般人或許沒聽清楚、看明白習近平的講話，但法律人出身的蔡英文豈會不知，習近平是在敘述過去70年間兩岸關係各項進展時，提到兩岸曾達成「同屬一中，共謀統一」的「九二共識」；至於「一國兩制」，則是習對兩岸共同推進統一進程的五點主張之一。前者是歷史事實的描述，後者是統一後的制度安排，兩者根本不能也不該相提並論，也難怪大陸國台辦會說，蔡英文「故意將二者混為一談，是刻意誤導台灣民眾」。

不過，經由兩岸當局的多次回應，加上兩會當年往來函電的重現，事情真相已愈來愈清楚。海基會1992年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的表述則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由此可知，「兩岸同屬一中」及「謀求國家統一」才是兩岸雙方當年的共識。至於一個中國涵意，雙方最多同意各自的認知不同，在事務性談判中可以不表，而並未形成「一中各表」的共識。

再者，任何協議若日後發生爭議，裁決的最重要依據是形成協議時的背景及當事人的意願。和平統一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40年來從未改變的大政方針，背景與意願至為清楚。至於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成立於1990年，次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第一項原則即「促成中國的統一，應是中國人的共同責任」。大陸就是在台灣當局表明有意「促成中國的統一」，才授權海協會與海基會於1992年展開商談，達成一中共識，「辜汪會談」也才得於1993年順利進行。

令人遺憾的是，同樣是法律人出身的馬英九，居然忽略「共謀統一」的共識，在八年任內始終堅持「不統不獨不武」，不願開啟政治對話，逐步解決包括「一中涵意」的兩岸政治分歧。也正因如此，習近平這次才會強調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方針，呼籲台灣同胞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不會永遠被蒙蔽。國民黨或其他有意爭取大位者，與其擔心害怕蔡英文在兩岸論述及2020年大選取得先機，不如勇敢承認「九二共識」的本質，積極籌畫化解兩岸政治分歧，最終結束政治對立的政策主張，並以其作為2020年競選主軸，贏得選舉，進而為國家完全統一、中華民族復興做出貢獻。

一、

1957年，張國治出生於金門舊金城。18歲從金門高中畢業，考上國立藝專的美術工藝科，隻身前往台灣，開啟了終生與藝術為伍的一生。

1978年藝專畢業後，他在桃園振聲中學任教，之後考上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1988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回藝專任教，之後繼續赴美深造。1994年獲美國芳邦大學(Fontbonne University)藝術碩士，2014年升任教授，二年後在福建師範大學取得美術學專業博士學位，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基礎。

師大美術系畢業之後，他回母校台灣藝術大學任教，先後擔任教育推廣中心主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專任教授、系所主任；後來又跨足文化創意產業，擔任首任的文創處處長。

雖然行政事務繁忙，他仍有餘裕在創作上發揮長才，浸淫在文學、繪畫與攝影的領域。從199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三種男人的情思》，累積至今已出版了16本文學創作。

他擁有多重的身分，既是學者，也是個創作者。在創作上，他同樣具有多重的人格和身分。雖然具備如此多元的身分，他卻將自己的作品定位為「後現代去中心、去主體、分裂、邊緣、不確定等多重狀態。」在歷史糾葛、地域情結和身分認同的迷思中，不斷地探索與追尋；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他的出生地金門。

二、

舊金城是張國治的出生地，但他出生5個月後，就過繼給叔父，而後隨著叔父、嬸嬸搬遷到後浦南門里的一條窄巷，在他們經營的小雜貨店裡長大。這二個地方雖然都屬金城鎮，可是在他心理上的距離，卻遙遠地宛如二個世界。

一邊是生父的家，另一邊則是養父的家，從小擺盪在這二個家之間，讓他陷於認同的困境，渡過了不為人知的慘綠少年。最後選在18歲那年告別家鄉，隻身到台灣讀書，之後便長期留居台灣任教。金門成了他回不去的故鄉，只能藉由創作來化解那份濃郁的鄉愁，而這正是他創作的源頭。

攤開金門的地圖，從舊金城通往後浦的道路，每一條大街小巷都有他遺留的足跡，18年來日復一日地走過，每個足跡都那麼清晰，令他不堪回首。他躑躅徘徊，屢屢回望，就是要為自己尋找新的出口，從創作中完成一張忠於自我的人生地圖。

張國治的老家位於舊金城東門里，離東門城不遠，有個大庭園，裡頭有二棟各二層的洋房，父親和叔父二家各住一棟，他在這裡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

可是，快樂的童年並沒維持多久，年紀稍長，他漸漸了解自己的身世，家族也因分產而時起衝突，令他左右為難，傷心欲絕。最後養父黯然搬離舊金城故居，遷移到後浦一條狹窄的巷子裡，開了一家雜貨店維生。舊金城的鄉居生活從此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後浦小巷裡的人生。二個家庭愈走愈遠，幾至不相往來的地步。

小巷名叫珠浦南路，巷子裡有茶室、茶舖、餅舖、佛具店、小吃館、饅頭包子店、理髮店、衣飾店等，最多的便是雜貨店。養父親狹窄的店舖裡，掛上「益源商店」的招牌，開始從事忙亂而瑣碎的小生意。

他不喜歡雜貨店裡論斤稱兩的工作，對顧客有時也會有不悅的態度，令養父十分惱怒。但他已下定決心，長大後絕不做生意，養父並不反對，畢竟這種小生意只能餬口，哪會要求下一代接棒？

三、

隨著年齡逐漸長大，他的腳歩也逐漸踏出小巷，去窺探更開闊的世界。後浦城隍廟就在小巷另一端的光前路上，母親常帶他去燒香拜拜。每年元宵節，廟方都有慶祝活動，他最喜歡的是南管戲班的表演，對那優雅的樂音百聽不厭。

但最熱鬧、最被鄉人期待的是農曆4月12日的城隍出巡。各式陣頭齊出，繞境的隊伍綿延數里，尤以蜈蜙陣最吸引人，所經之處萬人空巷，鞭炮聲不絕於耳。小孩子們尤其興奮，因為到了晚上，家家戶戶都要擺流水席宴客，可以大吃一頓。

中興路與莒光路交接口處，有一座高大的牌樓，即是陳氏宗祠。再往西南走到底，便到了後浦最熱鬧的商業區，迎面可看到一座牌坊，即是著名的邱良功母親節孝坊。其中有一條模範街，外觀整齊，古典雅致，夜晚並有華麗的燈海點綴其間，為金門最具特色的商街，令年輕族群趨之若騖。

此區北側就是總兵署的所在地，清康熙年間，總兵陳龍將總兵署從舊金城遷至後浦現址，為台閩地區碩果僅存的總兵署衙，現已被指定為縣定古蹟。珠浦北路上的浯江書院，又名朱子祠，是昔日金門四大書院中碩果僅存的一座。

四、

從小母親帶他去城隍廟拜拜，元宵節在那兒聽南管，城隍出巡時爭看遊街的各式陣頭。這些古蹟和民俗宗教活動，都是張國治成長過程中所經歷過的事和物，也是他吸收文化的重要養份。

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他從童年到青少年時期就喜歡塗鴨、寫日記、閱讀童話故事。晚上10點燈火管制後，家裡點上煤油燈，他會聚精會神地在昏暗的燈火下閱讀《安徒生童話》、《天方夜談》、《鄉土傳奇》。白天雜貨店生意清淡時，他便趴在店桌上畫圖畫。再不就溜到街上的「國泰」或「平安」二家書店看書，到總兵署前的閱報欄看報紙，滿足他閱讀及求知的渴望。

那時畫家汪掄才常來他家買東西，有一次為弟弟畫了一張速描，他在旁看了覺得十分有趣，從此愛上畫畫。他叔叔曾明才也學過畫，曾教他用碳精畫人像素描，還有一位鄰居教他剪紙。這些零碎的學畫往事，曾是他童年最美好的回憶。

小學5年級時，他轉到莒光國小就讀，每天天未亮就揹著書包出門，沿著莒光湖走到學校唸書。美術老師林成族看他對繪畫有興趣，常帶他去莒光樓寫生，後來得了全縣寫生比賽第一名，獎品除了獎狀，還有一大盒蠟筆，夠他畫一整年了。

15歲那年，他從台北買了一個書架，運回金門家裡，將自己百餘本的藏書一一放在書架上，有文學、哲學、美術及童話方面的叢書，加上寫了7年的7本日記，一本厚厚的札記本，以及一疊素描、水彩、國畫、剪貼簿和集郵冊等。他很為自己擁有這些書冊感到驕傲，因為這就是他最珍貴的財產，曾陪伴他渡過最不堪的青春歲月。

五、

16歲那年，他考上金門高中，高一暑假時與二位要好的國中同學合租了一部相機，興沖沖地到沙美拍照，拍了許多老街的舊貌，從此迷上攝影。此一時期他對美術尤為熱衷，與張國英、呂坤和二位同好經常聚在一起談文說藝，儼然成為金門高中的「三劍客」。

由於三人志同道合，得以互切互磋，因而展開了對現代藝術與文學的全面追求，幾乎已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之後，他們開始在報紙的副刊和文藝雜誌發表新詩和小品文章，也屢屢刊出見報，對他們的創作是極大的肯定與鼓勵，使他們更堅定地要在藝文界發展。

高中畢業後，三人都有志於美術系。他如願地考取國立藝專，並選擇就讀美術工藝科應用美術組，朝自己規劃的人生踏出了第一步。而此時也是他告別這座出生的島嶼，要向摯愛的家人揮手說再見的時刻了。

離別前夕，星月無光，他獨自帶著行李來到料羅灣的碼頭。凌晨時刻，軍艦啟碇了。他坐在甲板上，看著生活了18年的島嶼，在漆黑的海平面上逐漸地消失。他一生所追求的藝術人生，也隨著晨曦的來到，在他眼前全面地展開。

(作者係作家)

錢仲聯(1908-2003)原名萼孫，號夢苕，江蘇常熟人。生前是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以教育為終身職業，其所讀、所研、所編、所作均與詩詞有關，堪稱久負盛名的詩學霸才。

錢仲聯一生均以教研古詩文為主，但詩人深知無學問必非豪傑，有肝膽方是賢達的道理。因此，關注國運民生，就成了他吟詩填詞的廣闊題材。

1930年代初，日本侵華，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民情激憤。其時，錢仲聯正在上海任教，沉浸於箋注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但外敵犯我的侵略罪行使他血脈噴張，以詩歌為武器，口誅筆伐頗得時譽。

追念那段情景，錢仲聯在其84歲所作《自傳》中憶述：「箋黃詩同時，我基本上用黃詩的表現手法並參用錢謙益、吳偉業的藝術技巧，寫出了大量反映現實、感詠時事的詩篇，從九一八開始，主要如《中秋月蝕》、《哀瀋陽》、《哀長春》、《馬將軍歌》、《書憤》、《哀錦州》、《椎秦》、《近聞》四首、《蝴蝶曲》等。特別是1932年19路軍淞滬抗戰時，寫了《淞亂雜述》十首、《飛將軍歌》、《李營長死事詩》、《虹口義屠詩》、《國軍撤淞防感書一百韻》，以及後來編集時刪去的《新樂府》若干首，發表在《申報》附刊上。黃炎培先生讀後拍案叫絕，到處為之宣揚，並介紹我同吳江著名詩人金天羽先生相識。金先生又對我詩讚賞不已，後來選登數篇在他主編的《文藝捃華》上，評為『才雄骨秀，獨出冠時，老夫對此，隱若敵國。』他為我詩集作序，稱為『其骨秀，其氣昌，其辭瑰瑋而有芒。』還勉勵我在詩國以『圖王』、『圖霸』為己任。」（《錢仲聯自傳》，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1頁）由此可見，當年才20歲出頭的錢仲聯，已以其出色詩才，博得名賢大家的刮目相看。

至於「後來編集時刪去的《新樂府》若干首」，寫了什麼，又為何要刪，引起筆者的興趣，於是埋首塵灰，細細尋覓，終於在1932年4月11日至21日間的《申報》附刊上錄得五首，題為《滬難新樂府》，署款為夢苕庵主。

品讀這幾首《滬難新樂府》，並與詩人其他同時期抗戰詩作相比，不難發現最大的區別是，被編入其詩集的主要以兩大內容為主，其一是正面頌揚抗日軍民的昂揚鬥志和英雄業績，以激勵民眾鬥志；其二是凡以「哀××」均以聲討日軍強占我國土的罪行為主。這些「新樂府」的特點是敘事明瞭、情景交融、而極富感染力。茲轉錄於下，以睹全貌。

漢奸謠

敵兵欲來，漢奸放火。敵兵既來，迎之道左。敵來猶可，漢奸殺我。嗟汝亦人，豈無肝腸。奈何甘心，為虎作倀。虎倀聞言，大笑不住：平時我身，千恨誰訴。人坐我車，我為馬牛。人居華廈，我棲隘湫。一朝時來，翻轉乾坤。揚眉吐氣，無佛稱尊。東家黃金，西家美女。女抱我眠，金恣我取。汝莫快意一時，鳥盡弓藏悔且遲。

埋遺骸

埋遺骸，遺骸狼藉滄江曲。面目如灰泥血攙，犬饕鳥啄無完肉。屍林骨山撐亂麻，道旁髑髏生齒牙。日蒸氣發百毒泄，殘魂簸作風與沙。畢竟賊兵仁愛汝，一一和泥埋入土。附身雖無衣與棺，猶勝邦人視無睹。戰場昨過鷹撲人，斑斑戰跡痕猶新。夜來精靈哭江雨，天陰月黑吹青燐。此際諸公夢方永，可惜不曾知此境。

縹緗劫

海內藏書幾家在，海源測海皆湮淪。涵芬一樓最後起，崇樓兀峙滄江濱。宋元環寶庋高架，絕域善本羅群珍。分齋設案恣涉覽，明窗如雪無纖塵。能令寒士大歡喜，驅車排日來頻頻。一朝烽火逼江介，轟雷巨炮四壁振。飛車百彈破空下，赤熛一怒毀典墳。鐵琴銅劍有孤本，可憐玉石俱遭焚。（吾邑瞿氏善本數種借與商務書館，亦遭殃及）紙灰如鴉蔽天半，雲中仿佛號鬼神。頹牆嵂兀化戰壘，遺冊亦供軍中薪。嗟自胡馬寇東北，小心刻意摧斯文。文潮一閣擁四庫，鬼車載入扶桑律。今茲涵芬劫尤酷，舊觀欲復知何春。私家更數周（越然）與易，（培基）銖累寸積搜之勤。似聞池魚亦殃及，凡我識字皆酸辛。籲嗟乎，縹緗一炬哀絳雲，三百年來今再聞。

詩人對民族、國土、紀律嚴明的抗日軍隊之熾熱情感，對為虎作倀的無恥漢奸，或是乘人之危、敲詐勒索無賴小人的切齒痛恨，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錢先生嗜書如命，所以對商務印書館總廠與東方圖書館，於1932年1月28日，毀於日機炸彈痛心疾首。詩人將此慘重損失與明末清初錢謙益、柳如是所擁有名為「絳雲」的藏書樓，於清順治七年(1650)初冬毀於大火之災相提並論。史稱絳雲樓藏書之富名冠東南，幾可比擬內府，且多宋元珍本，故《縹緗劫》末句有「籲嗟乎，縹緗一炬哀絳雲，三百年來今再聞」的浩歎。

《滬難新樂府》之所以未能編入《夢苕庵詩存》（1937年無錫國學專修學院排印出版），可能是詩存編收的均為韻律規範工整的律詩絕句，而將類似民歌體的樂府詩割愛另存。這恰恰說明，錢仲聯的多才多藝，律詩樂府均能得心應手，且在戰爭環境下，樂府體更能突破律詩絕句的文字限制，盡情發揮。

筆者在《滬難新樂府》發表將近90年後再拜讀，更覺「悲憤出詩人」何等真切，給人心靈震撼。詩人不朽，佳作長存。謹以此文紀念錢先生誕辰110周年。

(作者係常熟市檔案館原館長，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理事)

農曆新年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它是一個根植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文化傳統，不僅未因中國進入工業化的現代社會而退隱，而且更成為所有炎黃子孫最堅強的認同紐帶，以及凸顯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特質。

近兩百年來，中華文明迭遭西方文明衝擊，至今未曾稍歇。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政府廢除農曆，改奉世界通用的太陽曆，正式定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八世(Gregory VIII)於 1582年頒布的曆法為全國通用的西曆，以西曆1月1日為元旦日，改傳統農曆元旦為春節。但民間依然視陰曆正月初一為一年新的開始，此後遂有了兩個新年。西方文明還帶來了基督教，並奉創教者耶穌的誕辰為耶誕節。

衝擊如此之大之深，民俗春節卻巍然屹立如昔。概因為中華文明崇尚實際，從春秋時期開始，思想全面專注於世間之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因素逐漸萎縮。一般而言，中國信仰一直停留在比較初級的階段，向來都以祖先崇拜來代替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功能，所以當百分之百漢人原創的儒家老莊思想，在魏晉之際已是山窮水盡難以為繼時，佛教應運而起，迅速填補了中華文明信仰上的部分空白，即使理性入世如儒家也並不排斥這個過程，此後出現唐末兩宋以來，揉合了外來佛教思想，更新過的新儒家思想。

音樂隨著市民文化興起

在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徒先過聖誕以示宗教虔誠，後過除夕新年回到世俗歡樂，使其精神世界得到平衡。中華民族雖歷經西方文明洗禮，但民俗春節集宗教世俗意義於一身，精神世界仍然完好，並未分裂。

近代歐洲市民社會興起後，市民文化相應而生。到了19世紀後半期，日益成熟的市民社會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流行文化。特別是20世紀的美國，生產力空前發達，適合小市民胃口的流行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成長。以往只有歐洲王室才能享受到的高尚生活，都被引入美國加以市民化，使得普羅大眾都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娛樂生活。不過，平民百姓更喜好屬於他們的流行音樂。

西方歌謠陸續引進中國

今天西方世界紀念耶誕慶祝新年兩大節日，音樂必不可少。既有傳承中古的宗教音樂，也有成百上千，多由美國人創作的流行歌曲為節日助興。其中原創於英國的兩首作品值得一提。

Greensleeves是一首英國民謠（中譯《綠袖子》失之於野，不雅不達），相傳為英王亨利八世所作。史稱他喜好音律，尤善長笛，因偶遇一綠衣女子，留戀不已而吹出Greensleeves一曲，抒發朝夕思慕之情。故事有點像楚襄王夢遊雲雨中的巫山，邂逅女神，與之交歡。曾幾何時，Greensleeves 逐漸成為英語國家耶誕音樂會上的必備曲目。

Greensleeves何時引進中國已不可考，而另一首英語國家歲末送舊迎新必不可缺的歌曲《友誼萬歲》( Au Lang Syne)倒是有跡可尋。此曲本為蘇格蘭民族詩人伯恩斯(Robert Burns)以傳統旋律填上他的詩作，成就了名曲。

1940年好萊塢出品的大片《魂斷藍橋》伴隨援華美軍一起來到中國，片中別離曲《友誼萬歲》迅速傳遍全國。有華文憲君遂將此曲填上新詞，名為《驪歌》，勉勵畢業在即的莘莘學子為深處危難的國家民族奮鬥犧牲，驅逐日寇，光復河山。曲調繞梁，歌詞感人，唱遍大後方各個校園。詞曰：驪歌初動，離情轆轆，驚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訓，謹遵所囑，從今知行彌篤。更願諸君，矢勤矢勇，指戈長白山麓。去矣男兒，切莫躑躕，矢志復興民族。

中文歌詞寓意深切，要比伯恩斯原旨更勝一籌。抗戰勝利至今已75載，當年千千萬萬少年俊秀唱著驪歌踏出校園，怕都已作古。但生於今天的中華兒女，重溫此歌，更當恢宏志氣，完成先輩留給我們復興民族的偉大使命。

1946年美國電影《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以大夥高聲合唱《友誼萬歲》結束全片。辭舊迎新之際，鄰里慷慨解囊，親故凱旋歸來。劇情簡單卻動人，頗能準確掌握大戰剛剛結束後，一些人性真情的流露。

祝賀歌曲表達走出苦難

同樣的年份，同樣的時代背景，在中國出現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恭喜恭喜》，多年來高居賀歲歌曲之首。今天人們回憶此歌，頂多只追溯到鄧麗君的版本，大家歡唱此曲慶賀新年之際，已然忘卻原作者以及作品原意。時值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剛剛結束不久，深陷淪陷區，飽經滄桑的陳歌辛終於盼到了勝利，興奮喜悅之情可以想見，但八年煎熬，滿腹心酸苦楚，久久不能釋懷。於是當時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創作詞曲，迎接勝利的到來，高興中透著悲涼，是那時心境的真實寫照。如此方能理解最後一段歌詞，作者本意不在慶賀新年而在抗戰勝利。此曲當時原唱應是姚敏、姚莉兄妹二人。

其實，今天流行的賀年歌曲中，不少都是抗戰勝利後短短的三年時間寫成的。除《恭喜恭喜》外，1948年陳氏還寫了《大拜年》，《賀新年》於同年出自張帆之手。此外還有陳棟蓀詞、姚敏曲、吳鶯音首唱的《大地回春》，還有黎錦光作、梁萍唱的《恭喜大家新年好》。這些歌曲內容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借著祝賀新的一年到來，表達走出往日苦難，大家能有個安穩美好的未來。可惜，國民政府未能體恤民生，不思休養生息，一味剿共，最終敗逃台灣。

1949年後，有不少上海人遷往香港，他們慘澹經營，促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取代了上海，成為新的流行文化中心。數不盡的國語電影、歌曲不停地流向台灣。也不停地流向東南亞各地華人社會，凝聚他們繼續心向中華。姚敏、張露合作的《迎春花》和《小拜年》兩首賀年歌，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出現於1950年代的香港，傳承流行文化，別具意義。

(作者係民間歷史研究者)

近來，號稱「西方八國聯軍」的美國和歐盟等國，為反制中國華為公司，利用全球媒體大肆傳播其負面消息，包括該公司的負責人遭加拿大警方逮捕、將引渡美國受審；該公司的手機、通訊設備疑似安裝後門程式(backdoor)，將使用者的系統訊息回報至深圳總公司等。以上手段，均企圖影響華為公司在全球5G通訊市場的布局。

後門程式非僅華為安裝

所謂後門程式(backdoor)，是指製造商在通訊零件、軟體中，安裝隱藏(惡意)程式，也稱為「木馬程式」。但如同反制華為公司的國家所言，是否真為隱藏（惡意）程式，見仁見智。因為，難道市面上出售的其他品牌手機、通訊設備，就沒有安裝後門程式嗎？

其實，絕大部分品牌手機和通訊設備，都有安裝類似的後門程式。如定期通知使用者更新軟體/作業系統(update)、除蟲(debug)等。只要使用者開啟手機上網，就會自動和製造商連線，讓製造商清楚使用者的系統訊息。甚至，許多防毒軟體也會在使用者上網時，回報系統訊息給防毒軟體公司，這不也是後門程式的一種？若安裝後門程式就是萬惡不赦，那上述通訊業常態也應該誅殺殆盡，防毒軟體公司應該關門大吉才對。

至於將使用者的系統訊息回報至深圳總公司，也並不可信。若有心人真要竊取通話紀錄，利用竊聽技術就可以得逞。市面上有許多竊聽相關的機件，包括手機內部/外部裝置皆可供使用。若華為公司真要利用後門程式，收集使用者的系統訊息，那每天的通訊流量就大得嚇人，公司系統能否負荷也是一大問題。

F-35B墜機與晶片無關

先前，美國軍事媒體報導指出，量產型F-35系列戰機使用部分中國製造晶片(chip)，可能安裝後門（木馬）程式，危害戰機飛安和資訊安全。但根據調查，最近一起美國海軍陸戰隊F-35B垂直起降(STOVL)戰機的墜機原因，是美國製造發動機的油管瑕疵，讓F-35B戰機在空中懸停時，瞬間喪失發動機推力而墜機，飛行員彈射逃生。所以，真正危害F-35系列戰機的禍首，不是中國製造的晶片，而是美國製造發動機的油管。

正因華為在5G通訊市場的研發進度遙遙領先其他競爭者，許多競爭者才紛紛組成遊說團體，甚至和政府組織掛鉤，以各種理由來影響華為在全球5G通訊市場的布局。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美國智庫「2049計畫協會」研究員易思安在他《中共攻台大解密》一書中描述中共攻台作戰的想定，渡海作戰首選攻擊地點，將會是新北市林口海湖沙灘；但攻台作戰實際狀況可能與他的想定有相當大的落差。

根據國軍漢光演習想定，共軍攻台作戰，林口海湖沙灘確實被列為解放軍攻台作戰首選地，但研判共軍主力，不會採取兩棲登陸搶灘的方式，而是氣墊船打前鋒、由機降部隊奪取台北港、空降部隊奪取桃園國際機場，攻擊兵力不會全從林口附近登陸，而會是擴展到金山、萬里、淡水各地海岸，同時進行滲透襲擾，估計解放軍自海峽對岸渡海出發，國軍只有三個小時的反應時間。

沒有制空權就沒有制勝權

國軍的情報單位早在十年前，就已發現解放軍實施的「摩托化步兵旅奪港」軍演，目標就是台北港，手段是兩棲快速突擊與直升機機降，快速占領台北港周邊要地、開放港口碼頭。再以海峽號或海洋拉拉號這類快速滾裝客貨輪，迅速進港進行「行政下卸」，一艘萬噸級滾裝貨輪可以裝載一個機械化步兵營，進港2小時內可完成下卸、調整部署後發起攻擊；「奪港」可讓車輛輜重直接運過來，比透過傳統兩棲搶灘登陸運送有效得多。這也是當年國軍為何將具備快速反應戰力的海軍陸戰隊66旅北調林口，把台北港的防務作為該旅主要任務的原因。

整個演習兵推都是在國軍仍然保有空優的狀況下，進行反登陸、反空降的逆襲。但共軍在國軍仍然保有空優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發動渡海攻擊的。反之，如果共軍已經完全掌握空優後，任何地面的反擊作戰都將是一場殘酷的屠殺，這種作戰模式可從美軍在伊拉克利用無人攻擊機進行「反恐作戰」得到印證。

無人機展開蜂群式攻擊

共軍掌握空優後，高空層的「察─打一體」無人攻擊機，將編成偵查監視群、電子干擾群、空中打擊群，飛臨台灣上空，以「蜂群式群飛攻擊的模式」進行地毯式、大範圍的詳細查察，對藏匿的火炮、導彈陣地或掩體裡人員、武器、集結中的部隊，都能很快被發現與鎖定，如有任何行動，都將遭到毀滅性打擊。

無人機可在野戰防空無法覆蓋的空域，使用機載武器直接進行攻擊；或召喚戰機投放防區外布撒器，使用「反裝甲末敏彈」、「區域封鎖子彈藥」，阻絕裝甲集群的集結出擊；或召喚遠程火箭炮兵對集結的部隊進行打擊。

大陸在國際軍武展推銷的遠程火箭炮兵，是用衛星定位導引的遠程火箭炮兵，射程可達400公里，精準度可達20公尺，能攜帶子母彈、鑽地彈、末敏彈、電磁脈衝彈等各種彈型，威力驚人。

除直昇機外，大陸擁有為數不少的運─五運輸機，可在鄉間道路或高爾夫球場起降，其雷達隱匿性好，可以低空掠海飛行，非常適合共軍特種部隊以小部隊滲透，進行貼近偵查，封鎖交通要道、奪取導彈陣地、通訊中心或軍事指揮所等重要軍事目標或占領機場周邊制高點，發揮關鍵性的奇襲效果。

國軍不會為台獨而戰

國軍對於共軍跨海作戰的想定，仍停留在「文攻武嚇，軍演轉為攻擊」的陳舊思維中，高科技武器已改變台海的作戰型態，制空權的爭奪會在極短時間內結束，緊接著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態勢渡海作戰，哪需要敲鑼打鼓地用軍演作掩護？

大陸擁有多艘快速滾裝貨輪，長期穿梭於台灣海峽，往返於中國大陸沿海的港口。如果「機步旅奪港」是解放軍攻台的模式，為隱匿其軍事行動，部隊會分別先在離台灣較遠不同的港口，非常低調且隱密地登船，然後航渡到接近台灣的國際水域，一旦共軍奪得制空權，即可緊隨第一波空降突襲成功的部隊進港靠岸、迅速下卸，國軍的反應時間將被壓縮到僅有一小時。

根據《聯合報》報導，軍方指出，依據國軍想定，解放軍會以一部先奪控澎湖列島，進而奪取台中港，主力則集中於北部林口附近，實施空降與兩棲登陸，直指台北中樞要域。若共軍機降部隊能夠奪控台北港、空降部隊能控制桃園國際機場，兩者被迫開放，台灣防衛與政經情勢就大勢已去，根本不需要打巷戰，就足夠達到「以戰迫降」的態勢。

由於民進黨當局明目張膽地搞台獨，違背了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同時也背離了國軍維護國家主權、領土與國家統一的神聖使命，國軍現在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近年錯誤的國防政策與沒有經審慎規劃的兵力裁減，造成國軍現在缺官、缺兵的窘境。

根據《亞太防務》報導，陸軍的機步旅及裝甲旅，由於嚴重缺員，許多裝備都遭封存，國軍的士氣和戰力如何可想而知。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大陸海軍近20年的發展異常迅速，一方面是要符合國家的戰略目標，二方面則是為滿足日益抬頭的民族意識，最後則是要在亞太地區建立能與美軍較量的海軍部隊，無論如何，大陸海軍已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海上力量。

近岸防禦時期（1949-1979)

早年的大陸海軍，因預算及國家戰略政策因素，海軍的發展不被重視，當時在大陸領導人毛澤東的指示下，相繼成立北海、東海與南海三大艦隊，同時將海軍定位成陸軍的支援部隊，平時負責「近岸巡邏」，戰時協助「近岸殲敵」，原則上作戰範圍不超過40海浬，並以輕型兵力為主。在此發展的原則下，大陸海軍當年的船隻噸位普遍為小型化、輕型化，也造就海軍貫徹「游擊戰」的作戰模式。受限於早年國家建軍政策及科技水平，大陸海軍實力欠佳，是三軍當中戰力最為薄弱的軍種。

近海防禦時期（1980-2012)

然而，1980年代以後，大陸因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對於海上運補的安全需求大幅提高，對外受到「海洋公約法」的影響，對內海軍當時的建軍原則受到海軍司令劉華清的影響，特別提倡建立「現代化海軍」，不但從早年的近岸防禦衍生到近海防禦，更認為未來的海軍的作戰範圍將擴及到「第一島鏈」所有海域，包括：黃海、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等，在軍艦的政策中，90年代相繼完成「旅大Ⅱ型」與「Ⅲ型驅逐艦」，「旅滬級」、「旅海級」驅逐艦，「江滬Ⅱ型」改良護衛艦，「江滬Ⅲ型」與「江衛級」巡防艦等建案。

這時期的大陸海軍船隻，在船隻設計上、武器設備上，仍優先採取西方國家的裝備，至於水下的潛艦部隊，則多數採用俄羅斯的核能/傳統動力設備來發展自身的潛艦，其中，最著名的自製柴電動力潛艦為「宋級」潛艦，為大陸海軍在柴電潛艦的設計上做出巨大貢獻。

此時期的大陸海軍，無論在戰略、戰術、噸位、武器性能等，都早已超過早年的發展水準，此時期的海軍不再以近岸防守為主，其任務從「協同」陸軍、空軍進行反制作戰，「改為」維護國家領土、海洋權益、海盜打擊、人道救援、外交訪問等為主。

此時期的海軍進行全面革新，整體實力上更有能力與美日海軍較量，成為海洋強權也是大陸海軍的發展主軸，新一代的海軍兵力更強調遠距作戰，不但先後在2012年成功改良大陸第一艘航母遼寧號，自製的001A航母也在2017年下水測試，海軍艦載機也陸續到位，大陸新一代的油彈補給艦亦相繼出爐，自製的002航母預計今年下水測試。雖然大陸海軍距離建構完整的遠洋海軍尚有一段距離，但過去30多年的建軍發展，已奠定大陸海軍往後朝向遠洋發展的實力基礎。

遠洋海軍時期（2012至今)

2012年中共18大會議明確指出，未來大陸要實現「中國夢」、「亞太夢」，其中，在海軍的發展上，除了持續建設現代化的海軍外，還將配合「一帶一路」的建設藍圖，特別是建立「海上絲綢之路」需要海軍的支持。

大陸為突破長年的「麻六甲海峽困境」，將在位於南亞的孟加拉、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到非洲的吉布地、尼日、安哥拉與賴比瑞亞等國，鋪建海上絲路。海軍部隊必須保護航行於此的貨運船隻，其中能源的運輸，尤其大陸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持續成長，海軍的任務也包括維護能源運輸路線上的安全與穩定，同時維護大陸在海外的海軍基地。

由此顯示，經濟上的需求亦刺激大陸海軍的成長，但國家戰略更是首要因素。由於地緣的關係，大陸海軍必須優先顧及第一島鏈、印度洋、非洲附近海域與北冰洋，再以大西洋與東太平洋為輔，面對亞太地區的美日海軍部隊，大陸為顧及主權及國家尊嚴，海軍朝向遠洋、船隻大型、電戰化已是發展趨勢，按照該政策的持續發展，全世界最終將會看見一支能與美軍抗衡的中國海軍航行於海上。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苗栗縣的南庄鄉近年取得了國際慢城認證，但這座融合漢原文化的山城，卻擺脫不了商業氣息，尤其是南庄抗日的故事，來訪的遊客大多不知，雖然各個相關景點都立有該事件的說明牌，卻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位於苗栗縣山區的的南庄鄉，是一個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多元族群交融的寧靜村落。早年林礦業發達，到了21世紀轉型為觀光。除了秋天（農曆10月15日，客家話稱「十月半」）舉行的矮靈祭、賞花熱潮的桐花季，以及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等，會吸引外來客前來，其他大部分時間這裡的步調大多是緩緩的、靜靜的。所以，在2016年6月成功取得了國際慢城 (Slow City) 組織的認證。不過，當局為了創造和活絡地方經濟，選擇用夜市或商圈商業的手法包裝老街，然僅少數標榜地方的小吃之外，很多商家賣的東西，同樣可在其他老街看到，很難讓遊客感受到「真正歷史的況味」。

兩百餘年前開墾

源自加里（裡）山風美溪的東河，在南庄街南側與發源於八卦力山的南河 （又名蓬萊溪）匯流後，下游始稱中港溪，再流經頭份的斗換坪到竹南鎮塭子頭出海，全長約54公里。加上地近雪霸國家公園、四面環山，在這秀麗山林，清澈透底的河川間，造就了美麗的觀光景點。露營區 、山莊、民宿遍布整個山城。在晚秋，漫步在東河旁東江部落的落羽松林間，也可悠閒的度過一個下午；而走在串連南庄老街與南江老街的康濟吊橋上，也可愜意地體驗南庄老街山城的風貌與溪流景色。

南庄在清代文獻多名為「南莊」，意為向南開發的村莊。開拓者黃祈英為來自廣東的客家人，於清嘉慶(1795-1820)末孑身來台，至斗換坪，與南庄的賽夏族貿易。後從其俗，改名黃斗乃，並娶番女為婦，名為「番割」，生兩子。隨後，積極邀其鄉人等入山，約為兄弟，也各娶番女，與番往來，遂墾南莊之地，後隸屬台灣府苗栗縣竹南堡管轄。

1860 年代台灣開港後，樟腦利益極受重視，中部製腦區地位因北部番害嚴重而崛起，苗栗內山的樟腦資源為眾家必爭之地。據來台傳教的馬偕博士等人的記錄，此區有複雜無比的勢力爭奪。此時，南、北獅興（今南庄鄉的蓬萊村、南江村）仍為番界，沿山一帶群峭摩天，深林繁密，樟樹尤多。賽夏族各番社，共計有番丁200餘名，北獅里興社土目為絲大尾，南獅里興社土目為日阿拐，另有獅頭驛社（今南庄鄉的東河村）土目張有准。新竹文獻稱其：「性頗馴狎．腦戶雜處，煎熬日眾．查獅里興一帶由獅頭驛南入十餘里，雖壑絕巖深，地少平坦；然數年後，大樹為墟，若墾而耕之，可得良田數百甲。」

光緒初年，台灣巡撫岑毓英將南庄未墾埔地的墾批交付竹塹的閩籍士紳林汝梅，光緒8年(1882)林汝梅向岑毓英回報獅里興等社皆已歸化，而林汝梅也在此設墾號經營腦業。光緒10年(1884)獅里興、獅頭驛等番社反悔襲擊林汝梅等人的山場，翌年圍攻林汝梅在南庄的公館，後適逢黃南球率隘丁夜襲生番才得以解圍，但此舉也使得南庄的勢力落入客家人之手。

此後日阿拐與絲大尾等土目在南庄、獅潭等地靠著向入墾墾民收取山工銀，在劉銘傳實施開山撫番後，日阿拐、絲大尾及張有准等土目也招漢佃開墾，成為地方有勢力者。光緒13年日阿拐因協助撫番有功，劉銘傳奏請軍功六品，為國子監大學士。光緒20年(1894)22歲時，響應山東賑災捐銀肆拾參兩貳錢，由山東巡撫奏予監生。其裔孫日進財現珍藏有「戶部執照」、「監照」、「捷報」等文獻。

南庄抗日事件

光緒 21 年(1895)，日本據台，翌年在南庄成立撫墾署，派員至南庄攫取貿易資源─樟腦。後來，日阿拐起而宣稱：「彼等日人為搶奪吾人祖先所傳下之土地，而欲陷吾人於困厄者。彼等開墾者依恃日本官憲之擁護以逞其慾望，吾人不可不同心協力以擊破之。」成為抗日的引爆點。

明治35(1902)年7月4日，南庄支廳管內南方八卦力的一名巡查與數名隘勇，在巡邏途中和原住民起衝突，巡查受傷；又傳來南庄支廳管內各番社有不穩的情報。7月5日，新竹廳長發給警察本署長的文件紀錄顯示，聽聞6日會有數百名南庄生番襲擊南庄街的消息，為警戒並安撫人心，要求派遣警部1名、巡查10名前往南庄支廳戒備，警察本署長隨後回覆說，為安撫人心，應派遣若干軍隊。次日兒玉源太郎總督親自下令混成第一旅團長，派遣守備隊駐紮，而日阿拐則聯合大東河等附近番社的賽夏及泰雅族的原住民起事，於7月6日包圍襲擊南庄支廳，史稱南庄事件，又稱為「日阿拐事件」。

南庄事件後，日阿拐躲到鹿場，有人通報日本警察將來襲，乃順著風美溪往上進入加里山區逃匿，翌年抑鬱以終。南庄抗日事件後，賽夏族人原居之大部分番地被劃入普通行政區。台灣光復後，大致循日據時的行政區分，在南庄設鄉，劃屬平地鄉。

光復後煤礦業發達

日據時代就開始開採的南庄煤礦，到光復後創造了南庄史上最繁華的時代。當時中港溪流域的竹南、頭份、南庄居民，幾乎都以打炭（客家話，採煤的意思）為主副業，邊種田邊打炭。當時洗煤水汙染造成的黑水河，每逢颱風大雨過後，有許多人至河床打撈煤炭，成為客庄少見的奇景。

那時大部分的商店都跟採煤產業有關，光是戲院就有4家，目前僅存的南庄戲院，尚可看到當時的風光。後因南庄鄉的礦業和林業沒落，再加上天災和社會結構改變，人口大量外遷，南江老街也因此黯淡下來。

南庄未來的展望

如今，南庄這座山城，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一景一物，足以辨識當年南庄抗日的歷史，但隨處仍可看到南庄事件的解說牌。

當地目前僅以百年郵局、老庄長官邸、乃木崎等日據時期留下的遺跡，作為招攬遊客的景點，作者建議，不妨效法另一慢城嘉義大林活化萬國戲院，成為文化藝術展演空間的模式，活化南庄戲院，作為活絡當地歷史文化的起點，可擺脫台灣老街普遍具有的商業氣息。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18年歲末的山東行，讓身為台灣抗日志士的後代，實地看到了抗日運動的源頭。作者無論走訪濟南，或威海衛、劉公島的營區，都不禁想起家族參與抗日的艱辛歷史。

濟南慘案及歷史烙印

抵達濟南，就想起從小家母黃素貞敘述「濟南慘案」對她的衝擊。那時母親是初中生，隨著原籍台灣北部汐止人的外祖父母，全家旅居福州，以販售汐止生產的茶業為生。外祖父母當時算是台灣日據時代旅居福州的「日僑」，但外祖父受孫中山同盟會的感召，平時經常參與同盟會旳演講並定時捐款，同時也希望子女能在大陸受中文教育，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母親常說，她在學校時知道幾個同學是台灣人，但彼此不敢相認，更不敢講台語（閩南語）或日語，因為當時大陸同學抗日情緒高昂，若不小心透露出自己是「日本僑民」，那就麻煩大了！

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與日軍發生衝突，日軍乃蓄意地屠殺6,000餘名中國軍人與民眾，並於5月11日攻占濟南。家母當天跟著同學上街參加抗日遊行，晚上則接獲日本領事館人員的通知命令，要連夜撒僑。原來日本人深怕中國人報復，採取了撤僑行動。家母就跟著外祖父母抱著懷裡的妹妹，連夜落難似地搭上返回台灣的輪船，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台灣。過了三個月，母親才在反日聲浪稍平靜後再返回福州。

父母一起赴內地抗日

1931年瀋陽發生「918事件」，家母及外祖父母再度返回台灣，但因時局變化太大，無法再回到大陸，就在台灣以教授漢文維生。當時日本禁止台灣人學習漢文、禁止講漢語，而台灣人懷念祖國的心從未稍減，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的家父蕭道應，與上下期的醫學院同學均心向祖國，一聽到有從大陸回來的語文老師私下教授漢語，均成群結隊地成為母親的學生，也因此兩人結下良緣。

家父1940年醫學院畢業後，與家母一起赴大陸，追隨丘念台參與在廣東敵後區「東區服務隊」的抗日聖戰。1945年抗戰勝利後，家父以上校軍官、台灣兵俘虜營政戰主任的身分，帶領著上千名被徵召入伍的台灣兵，經廣州花地返回台灣，隨即成為台灣最早的法醫學本土師資，之後並擔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第一位台灣人主任。

甲午戰敗清庭割讓台灣

到了威海，不能不令人想起甲午戰爭與清廷割台。

甲午戰爭中，淮軍體系的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戰鬥可分為豐島海戰、大東溝艦隊決戰、威海衛保衛戰等幾個階段性戰役。但甲午戰爭不光有海戰，還有陸戰。甲午戰爭的陸地主戰場在遼東半島。同為淮軍體系的陸軍在遼東卻打得很好，尤其是馬玉昆部，一度打得攻入遼東半島的日本陸軍精銳師團沒脾氣，幾乎讓日本大本營一度想放棄遼東半島。可見清廷在戰術上有與日本一博的實力，但輸在清廷戰略上的失敗與喪失信心。丁汝昌提督在海戰後轉戰旅順、威海衛，幾無後勤支援，加上山東陸戰失利，才造成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甲午戰敗，清廷決定割讓台灣。「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雖然「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亦形成台灣同胞奮起抗日的火花，連續數十年激烈的武裝抗日，造成日人無法駕馭台人，甚至提出要將台灣統治權賣給英、法的主張。當時日本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台灣人民，1895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造成玉井、楠西、南化、左鎮及周邊地區村莊，遭遇日軍毀滅性屠村，人口銳減，受創極深，台灣人的抗日行動才由武裝抗日，轉變成文化抗日。

屏東六堆步月樓之役

1895年(光緒21年)，清廷甲午戰敗；4月17日被迫簽下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割日。日軍近衛師團進兵台灣，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10月9日嘉義陷落。10日下午，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下令各部隊集結登陸枋寮。11日晚上9時30分，日軍第二師團18,000人，於枋寮登陸完畢，隨即兵分三路進攻，即令占領茄苳腳。

我的老家屏東佳冬（茄冬腳；六堆之左堆），距離枋寮約10公里。茄苳腳原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擁有柵門、城牆、刺竹林等防衛設施。六堆義軍在蕭光明的帶領下，藉著清軍遺留下來的軍火，鎮守四個主要柵門。日軍上級商議之後，決定進攻位於東柵門的蕭宅步月樓。步月樓樓下有門，日軍必須經過此門才可以進入茄苳腳。

我的高祖父（來台第三代）蕭光明（時任六堆副總理、左堆總理），率領義軍鄉勇，在「茄苳腳」步月樓奮力抵抗日軍，數百鄉勇抵抗數萬日本大軍，無異以卵擊石。在戰鬥中，堅守東柵門的蕭光明次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蕭升祥，不幸壯烈犧牲；率領大刀隊迎戰於南柵門的蕭光明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於戰役結束後不久去世。

日軍派兵增援包圍義軍，從左右兩翼突破，相繼衝進村內，放火焚燒。午夜0時30分，日軍占領了茄苳腳，這場連婦幼都投入的「步月樓之役」慘烈結束，現場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作者係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50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有少數人，即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一代當時的年輕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史明，親身經歷過228的「革命起義」後，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228「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主要原因在於年長的台灣人依舊懷有中國情結，而未加入「打阿山」的「228革命起義」，導致年輕人勢單力孤，最終失敗。史明因此說老一輩的台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當他小時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的國家觀念已是全然相反。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對日本戰敗感到如喪考妣，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大多為台灣老一輩的人。

台韓對日本殖民認知不同

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過日本殖民的韓國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接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做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把衰落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選擇，自以為認同日本即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於是皇民化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做日本人為榮。

福澤諭吉不瞭解中國文化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脫亞入歐的成功，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19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儒家的民本思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在日據時期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經長久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否定與詆毀受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作法，在世界殖民史上乃獨一無二，也形成了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台灣青年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則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自然而然形成崇拜日本，鄙棄中華文化的價值觀。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感到仰慕和嚮往。為了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

媚日仇華造成台獨思想

即使日本戰敗了，他們認為日本是敗於美國，並非中國，而且戰後日本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人的優秀和堅強。這些哈日族至今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光復初期，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產生摩擦，更使得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228就是因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的。

繼之而起的是，台獨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228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而「反共」只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

（作者係旅美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