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科舉體制涉及面廣大，很難一概而論。囿於時代的局限性，當然不能過於美化。然而在舊時代做個中西橫向對比，我們實不必妄自菲薄，更不應一概否定。

中國社會從古至今，一家子胼手胝足，供給一個最優秀的子弟進修求學，這是一種最便捷改善社會處境的作法。這種狀況，西方社會於17世紀啟蒙時代之前實屬罕見；而在中國，1500年以來，就少有任何變動。

科舉與政論

百多年以來大家習於批倒批臭，把科舉評為「花拳繡腿，一無是處」。其實，問策（政論）在大多時候都是重點會考題目。隋煬帝設十科之前曾長期只考問策。煬帝開始偏重文采，原因之一是他本人詩文俱佳。

許多時代的考科固然不設問策，但最後的殿試都必須通過問策，而且還是由皇帝親自主持；或由掌管任免、升降、調動的吏部負責監考政論工作；即便於明清時代講究八股形式的試題裡，也含有大量政論內容。於是乎，「讓一些搖頭晃腦、風花雪月、不知天下事的騷人墨客接管國家大事」，是極為例外現象。我們祖先的智慧應當不只是這麼多。大陸出了幾本「歷代科舉考題彙編」，有時間翻翻，從中大概可以知道整體的側重範圍。

一般而言，明清的八股文最受詬病。崇禎帝也死得極為悲慘，儘管如此，他在國家危機時也曾親自擬過一道問策試題：「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 如今士風不正，欲求無邊而見識淺。想要正士風以復古道，用什麼辦法可以做到？」這道題，用今天的話語，就是如何解決貪腐與尸位素餐問題？

中國的科舉隨著時代變遷與需要的不同，不斷修正，而且時興時衰。別說是每個朝代不同，即便同一朝代，也不斷進行更改。以下，提供清朝最後一場科舉部分試題以作為參考：

第二場考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

(一)「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二)「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三)「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四)「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五)「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從第二場有關國際政治的一系列刁鑽問題，就知道古時候「學而優則仕」得來多麼不易。

官僚不嫌寡，而嫌多

許多人認為「參加科舉是舊時中國士農工商（若干朝代禁止商人子弟參加會考）階層人士，唯一能晉升官場的途徑，也就是人們想要「得道」必須走過的獨木橋，而且每年能在科舉考試中『中彩』而入朝為官的人數來說鳳毛麟角…。」這種詮釋很難辨別那到底是出於曲解還是誤解。

首先，「科舉考試」不是許多人所誤解的「考八股」，而是分科舉試、鄉舉裡選（地方舉薦賢達）、會考（筆試考才學，口試、問策考才幹），與在職試用，四個性質不同的程序。

至於「鳳毛麟角」一說，早在漢武帝設太學時，考舉制度已開始打破門第觀念，廣泛向地方招募學生（武帝後，太學學生多時超過萬人），而後經過考試選拔其佼佼者，分發各階層行政機構充當「政務官」。如此還嫌不足，更由地方當局舉薦賢達、能人志士，送往中央參加考試，並於試用後或留用中央或下放為地方官。武帝之後，除了短暫的武人專權時期、蒙人統治或戰亂時期，歷代各級政府均為文人政府。中國的科舉弊端絕非造成行政人員不足，而是招賢納士過多，使得官僚體制龐大臃腫。套句錢穆的「讖」，就是容易使文人變成「政治脂肪」。

何謂「八股」？

就「八股」而言，那八個規定其實只是對考生行文程序的一些固定要求。譬如，答卷結語必須承接序言的主旨。這其實也是美國大學對大學生撰寫學術論文的起碼要求。百年來中國的文化鬥士，為何唯獨對中國的考試要求進行鞭撻？

除此之外，史學界一般著重介紹唐朝科舉，不過是因為此時開始執行考生不用地方官舉薦的「自己報名」制度，由是對士、農、工子弟全面開放。

選賢舉能，早在戰國末期就有廣泛建議，原因是當時土地逐步私有化，以家庭單元（獨立農民）形成的社會基礎，取代了佃農階級。分封制一旦瓦解，選賢與能便成為打破世襲官僚階級壟斷教育的最佳選擇。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觀察，土地私有化、家庭單元的形成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而不是 「專制所促成」，或靠專制獲得延續。反觀歐洲，官僚世襲制一直延續到18、19世紀。鑑於此，中、西體制孰優孰劣自是一目了然。

中國怎麼落後了？

談及教育普及化的「全民教育」，1920年左右日本義務教育普及面已達到95%以上，而中國不過占學齡人口的3%。其原因是，日本用了部分甲午戰爭的賠款建立了義務教育，而中國當時則是捉襟見肘。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如果能夠及早在固有學堂的基礎上增加現代課程，並取消對商人階層的歧視，應當不難趕上現代化列車。義務教育是個花大錢的政策，放眼望去，大多數國家都在二戰結束後才開始實施。

儘管從明末開始，西方的學術取得長足發展，但憑藉其武裝力量卻無法征服任何傳統大國。以台灣為例，17世紀中葉荷蘭人還被鄭成功打得狼狽而逃。甚至到了同一世紀末年，整個歐洲還差點讓突厥奧斯曼帝國給滅了。然而，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西方掌握機械動力技術之後，無論在現代知識、生產或軍事領域各個方面突然占盡一切優勢；而同期間，包括中國的一系列老帝國便開始一敗塗地，並淪為第三世界。西方，尤其是英國，在何種條件下發明了蒸汽機，而首先走上工業革命，始終是史學界爭議不休的問題，許多人一口咬定其進步是因為實施「民主」，我也姑且聽之。

不過，得強調的是，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發達的基本設施基礎（包括能源、交通、資訊、教育等）上，而積累原始資本、取得基本設施的最快方式就是掠奪與擴張。日本，以至於絕大多數的西方發達國家，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強大與進步起來。此外，二戰結束後經濟起飛的國家，不見有哪個國家是「先民主，後經濟」。中國於滿清末年未必不想現代化，而來搗蛋的恰好就是日本、俄羅斯與西方一系列「民主」國家。這些因素不幸成為壓垮科舉制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再說，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最原始的衝動就是推動世俗化、政教分離和打破教會專斷，而教會專斷的最大禍害就是貶低人權、壟斷教育與文化。基督教會擺脫羅馬帝國的壓迫後，為建立其自己的宗教文化，第一個任務就是消滅古典文化、關閉柏拉圖學院。西方史學界稱呼這個時期為「黑暗時期」絕非空穴來風。若非如此，文藝復興究竟要恢復什麼古典文化？啟蒙主義又是啟什麼蒙？

中國文化其實2,500年來大體一脈相承，西方則是曲曲折折。然而鴉片戰爭失利之後，在許多「文化激進分子」的鼓噪下，竟把中國與西方的歷史發展給顛倒了過來，說成是「西方基督教社會先步入世俗化與自由經濟，而中國則是遲遲跟進」。

大學與資本主義時代需要

歐洲所謂的大學始於11世紀，其主要功能為替貴族階層培養繼承人和國家官僚體系的管理人才，因此一直用極少數人能懂的拉丁文、古希臘文進行教學。此期間，甚至聖經都是拉丁文印製，意味著聖經的解釋權，甚至閱讀權都掌握在權貴手中。據調查，同期間，即歐洲中古時期，中國社會的識字率高達50%以上，而歐洲至多是3%。

及至14世紀文藝復興，歐洲若干地區開始發展地方語文，其第一個目標就是以地方語文翻譯聖經，以使宗教大眾化，來打破教會壟斷，嗣後才引申出人治觀念與人權政治。如今回顧，用這種迂回曲折的方式（發展鄉土文化）對抗教會與神權，的確是一段非常有趣的過程。

歐洲各地的大學改革時刻不一。一般說來，19世紀工業革命起，大學才真正對所有階級的子弟開放。原因不外是，此時傳統貴族大學培養的人才、人數不敷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需要；而且從此之後，知識分子的培訓主要是替資本主義生產服務，因此不只是趨向於大規模生產專業人員，還促成了男女學生教育方式與個性塑造的趨同化。

歐洲19世紀徹底改革前的大學，與漢武帝時代的太學毫無二致。然而，這種由「世襲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早在6、7世紀之交隋煬帝時代就揚棄了。

拿歐洲11世紀以來興辦的封建大學，與中國的科舉做對比並不恰當。所謂大學，即歐洲最早於中古時期特地為貴族子弟提供的教育機制，中國早在商周時代就有。中國當時的「大學」就是為教育貴族子弟而設，至於當時的「小學」，則主要是提供給自由公民的子弟（奴隸、佃農子弟則無緣）。該情況與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大同小異（歐洲甚至還沒有中國式的「小學」）。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開始廣泛開辦私學，形成官學與私學並立的狀態，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相當進步。

歐洲社會直到17、18世紀啟蒙世代才開始逐步仿效中國，並因此廢除官僚世襲制，以文官制取而代之，而這種文官制，中國早於隋唐時代就已開始實施。因此，就教育制度而言，無論大學或科舉，或樹立文官制方面，中國都長期遙遙領先。

民主的條件與短板

據歐洲社會調查，每個社會都至少有15%的潛在排外、懼外人口。冷戰期間，兩陣營相對峙，不約而同地爭取少數、弱勢群體，促進社會福利，因此沒有任何社會力量敢像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的民粹主義那樣，拿「排外」當作競選議題或政綱。冷戰結束後，西方陣營保守派不時以「加強競爭力」為藉口，大幅裁員、裁薪、削減社會福利，而且為了迴避責任，把所有責任推給外籍勞工、移民、難民與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此際，民粹主義政黨乘勢崛起，除了調動15%的仇外人口，加上被邊緣化且不明就裡的失業人口、抗議群體，往往便能爭取到三成以上的選票，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這說明，即便在21世紀的發達國家，民眾受愚弄擺布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有人強調民主是學習過程，其出發點在於：民眾是個理性動物，願意學習，有能力吸取教訓。據我的觀察，這是種未經證實的理想主義，靠一再的失敗失誤而吸取經驗教訓，其社會成本並非每一個社會所能承擔。比較之下，美國與中西歐在政治文化上就有很大的差距。台灣政客之喜歡作秀，媒體之興風作浪、窮極無聊，也曝露了社會存在著把政治當兒戲、極其幼稚的一面。

中國的選賢與能出發點在於「賢能者對社會大眾有利」。中國的一貫文化價值是，與其盲目推動政黨政治，不如朝選賢與能推進，以迎合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至於民眾，當然可以通過教育與提供質詢、監督的機會，逐步提高其問政、參政能力。

中國自秦漢廢除分封、設郡縣以來，便一直設法以選賢舉能取代官僚的世襲制。因此漢武帝時設了太學，隋、唐時期則正式制定科舉辦法。從此之後，選賢舉能就一直成為官僚制度形成的正軌。當然，在漫長的兩千年中，此制度也經常受到扭曲、濫用，我們不能一概美化。不過，得重複強調的是，古時長期設立一道「問策」（時事評論）考試，考生除經、史之外，也必須熟悉國家、國際大事，甚至提出具體政見。鑒於此，歷代不少舉人、進士，不只是當時代的大學問家，甚至是非常優秀的戰略家。

學而優則仕最為公平

至於世襲與產生昏君、暴君的例子，歷史上的確時有發生。皇帝世襲是大帝國時代無法避免的措施。古希臘的領袖固然由貴族與奴隸主互相推選（號稱民主制）而產生，實際上，這也只能夠在人口不多的小城邦才可能實施。如果中國古時候不採取世襲辦法，很難凝聚全國人民的向心力。我本人在歐洲每年至少要投一次票。老實說，候選人名單上的數十位地區候選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因此也只能放棄選人，而選黨。慮及古時候的封閉與割據，老百姓恐怕連見到「候選人名單」的機會都不可能有。因此，科舉制固非完美制度，但卻曾是舉世最優越的制度。

有人把入黨、升遷程序比擬為選賢與能，這與傳統社會的選賢與能稍有差別，卻可能是目前當局不斷提高國考門檻的一大原因。往後，一旦所有事務官員必須預先通過嚴格的考試選拔，同時最高部會領導人（政務官）又由各個相應的專業精英互相推舉而產生。我想，政黨的性質與存在需要便會發生激烈改變。那時後，大家會把注意力從找組織，轉移到效力於超然的國家；從迎合組織需要，轉移至國家大事與世界大事。

統而言之，為避免當前甚為普遍的民主暴力、鋪張浪費、裙帶關係、惡性賄選與民粹主義的愚民政治，我認為中國的學而優則仕、選賢與能的傳統是最公平的社會建制理念。如果各階層、各領域領導崗位均由學術界推選產生及罷免，可避免上述弊病，同時又培養社會倫理及向學精神。一個具有學術地位、憑本事而領導的學問家，至少具有扎實的專業訓練與敬業精神，因此在相應的崗位上錯不到哪去，也壞不到哪去。確切地說，這是種既傳承了固有文化，又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精英治國模式。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台灣和國民黨的危機根源是反共，現在反共卻沒有合理性，國民黨應該帶頭改變反共思維，既消解本身的危機，也消解台灣的危機。

國民黨因與共產黨從在大陸內戰到台海對峙好幾十年，長期極力反共，即使近十幾年，國共關係緩和，雙方高層有不少交流，國民黨也不曾宣布不再反共，而多數國民黨支持者仍存有反共成見。另一方面，民進黨為了追求台獨，自然要反中，反中需要找理由，反共成為反中的現成理由，因此民進黨也大力反共。兩大政黨都鼓吹反共，台灣幾乎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地方。

反共助長反中和台獨

台灣多數人反共，中共治理中國大陸卻越來越好，使中共和中國成為一體，很多台灣人於是從反共轉為反中，再從反中變成台獨，簡單說，長期的反共思想助長了反中和台獨思想。綠營和蔡英文政府為了不激怒中共，不太公開宣稱反共，但看看多年來台灣出版的大量台獨和反共書籍就很清楚，反共已成為反中和台獨的主要理由，也是台獨支持者的宣傳主調。

大陸面對台灣有兩個思維，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就民族主義來說，台灣是中國神聖而不可分割的領土，遲早必須回歸中國；另一方面，台灣的地理位置重要，為了國家安全，中國也需統一台灣，而在統一之前，至少不能讓台灣落入美、日等敵對勢力的控制，威脅到大陸的沿海精華區。中國龐大，又仍在逐步崛起之中，因此過去僅強調反對台獨，並未急於統一台灣，蔡政府為了台獨和反中，不承認「九二共識」，又明顯倒向美、日，使大陸的危機感大增，兩岸關係於是陷入震盪和緊張，若大陸因此改變態度，急於實現統一，將是台灣的重大危機。台獨和反中會導致台灣的大危機，而反共思想助長了反中和台獨，因此可以說，台灣危機的根源是普遍的反共思想。

反共不再具合理性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主要差異在於兩岸政策，馬英九政府致力於改善兩岸關係，讓兩岸空前和平友好及對岸讓利台灣，為什麼多數台灣民眾不喝彩支持，反而造成國民黨兩次選舉大敗、立法院只剩不到三分之一席次？原因不難了解，台灣民眾大多有反共思想，甚至視中共政權為魔鬼，國民黨與魔鬼交往，何來正當性？即使為台灣爭取到一些好處，也被視為與虎謀皮，不足取也。國民黨的反共立場與其兩岸政策彼此矛盾，不解決，是無法服眾的。此外，反共思想助長了反中和台獨，使綠營的板塊越來越大，國民黨焉能不敗？因此，反共是國民黨危機的根源。

國民黨在孫中山時代並不反共，還「聯俄容共」，自1927年蔣介石「清黨」，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但那已經是90年前的往事，時空環境早已改變，有必要繼續反共？

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現在世界上真正實行共產主義的大概只有北韓。反對共產主義其實是要反對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共現在沒實行共產主義，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共？只因為中共書面上仍奉行共產主義嗎？書面上中華民國奉行三民主義，實質上也沒實行三民主義，書面不容易改，實質才重要，只因為中共書面上仍奉行共產主義，就反對中共，說不過去吧！

從實際面來看，中共領導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大陸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越來越好，大陸觀光客充斥全世界，世界各國都想與中國合作共同發展，中國無疑是發展中大國裡的唯一領先者。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多年的調查，大陸人民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程度一直高於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模式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強力挑戰者。中共有這樣的優異表現，國民黨和台灣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共？只因為歷史怨恨嗎？國共有歷史怨恨，台灣和中共可沒有歷史怨恨，國民黨難道要獨自糾纏於幾十年前的往事？

國民黨應率先放棄反共

近年國民黨已經較少宣揚反共，但是這樣還不夠，國民黨黨章裡至今還書明「反對共產主義」，國民黨應該修改黨章，公開發表聲明不再反共，並肯定中共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貢獻，這樣才能逐漸矯正台灣人反共的成見，既有益於台灣人正確的中國觀和世界觀，也有利於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使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有正當性和號召力。

國民黨要改變反共立場，內部難免會有不同的意見，最可能的顧慮大概是兩位前蔣總統的歷史地位問題。不過，兩蔣在大陸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反共，凸顯了他們反共保台和建設台灣的貢獻，現在不再反共則是肯定，在兩蔣逝世之後，中共「改革開放」的成就，兩者時空不同、並不衝突。

國民黨從反共轉變為不反共，並不表示全面倒向中共，而是以中性、不偏不倚的態度面對中國大陸，國民黨甚至可以重申「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民黨尊重台灣人對統獨的抉擇」，這樣應該不會嚇跑中間選民。不反共是正常健康的中國觀，會長期默默地消解反中和台獨思想，對藍營和台灣都是絕對有益的。

突破性的思維和理論似乎是國民黨一向較缺乏的，但願多位主席參選人把本文的建議列入考慮，或許能對國民黨和台灣都大有裨益，筆者不屬國民黨，卻誠心為國民黨和台灣好。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雞年春節期間，民進黨立委高志鵬表示，看膩了新台幣上的孫中山與蔣介石，將會推動新台幣的換版，一時之間引爆網友熱議，有人贊同，但更多人表示與其做這些沒用的事，不如專心拚經濟，讓民眾口袋裡的鈔票增加。

鈔票的設計變動本來無可厚非，但結合其表述理由，再加上自從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來看，容易被解讀為「去中國化」行為。筆者希望藉由梳理台灣自光復後，所使用的歷版鈔票設計，結合政府的政策及社會的氛圍，淺論台灣這幾十年的變化。

舊台幣的設計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隔年的6月15日台灣銀行發行台幣為法定貨幣，這時的台幣被定位為一種過渡性質的貨幣，共有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壹佰圓及伍佰圓券等六種，而其設計都是同樣的：正面是台灣銀行大樓、台灣地圖及孫中山的肖像；背面是鄭成功抗擊荷蘭人的海戰圖。後期由於通貨膨脹增發了壹仟圓、壹萬圓券，但圖案也都是一樣的。由於通貨膨脹及國民政府失利遷台，1949年政府宣布發行新台幣。

早期新台幣的設計

最早的的新台幣共有壹分、伍分、壹角、伍角、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及壹佰圓券，共八種。此時的設計也與舊台幣相似，只是從橫版改為豎版，也都是由孫中山肖像、台灣銀行大樓及台灣地圖所組成。

1960年新台幣改為橫版，且相較於之前的設計有了變化，這一套新台幣小面額（壹、伍、拾圓券)正面左方依舊都是孫中山肖像，而右側是台灣的基礎設施，背面皆為總統府。其中壹圓券的風景為清水斷崖的象鼻隧道（1953年的台灣八景）、伍元券為鵝鑾鼻燈塔、拾圓券為西螺大橋。而大面額的伍拾元券及佰元券皆為正面孫中山肖像，背面為總統府。

1966年設計了新的伍圓及拾圓券，正面為孫中山肖像，背面是196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辰百年所興建的陽明山中山樓。從此之後，新台幣的設計建築物邁入了中山樓與總統府的時代。

1976年新台幣發行新版鈔票，一年前逝世的蔣中正首次登上了台灣鈔票，出現在當時最大面額的伍佰及壹仟元券上。

直到1999年，台灣的鈔票設計出現了耳目一新的思路，該年台灣銀行發行了面額為伍拾圓的《新台幣發行50週年紀念鈔》。正面是1949年發行的第一張新台幣及當時最新使用的壹佰元券，背景配有西螺大橋及台灣鐵路。而背面為中央銀行國庫局大樓、台北捷運與手持麥穗的農婦，這些圖案都象徵台灣經濟起飛。

現行的新台幣是在1999年到2004年之間設計完成的（其中經歷了首次政黨輪替），而新台幣的發行機構也改成了中央銀行。可以說，現行的新台幣設計以本土化為主、傳統文化為輔，但相較於早期的設計，這版新台幣的設計有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本套新台幣由壹佰圓、貳佰圓、伍佰圓、壹仟元及貳仟圓券所組成。

壹佰圓券的設計在2000年完成，主圖是身穿馬褂的孫中山肖像，背景輔以孫中山手書的禮運大同篇及浮雕「如抱赤子」所組成，背面為中山樓與梅花。

貳佰圓券在2001年設計完成，主圖是身著中山裝的蔣中正像，背景輔以象徵義務教育的學童及象徵土地改革的農村景象。背面為總統府與蘭花。伍佰圓券在2000年設計完成，正面為棒球隊，背面由大霸尖山、梅花鹿與竹子組成。壹仟元券在1999年設計完成，正面為象徵教育事業的小學生，背面是玉山、台灣帝雉及菊花。貳仟圓券在2001年設計完成，正面為象徵科技的衛星接收器與福爾摩沙一號火箭，背面是南湖山、櫻花鉤吻鮭與松樹。

比較台幣歷來設計內涵

從歷來台灣所使用的紙幣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實，以舊台幣的設計來說，孫中山出現在鈔票上雖是自北伐成功之後普遍出現的事，但出現在台幣上尚屬首次，其肖像與台灣地圖相結合蘊含著國民政府宣示要在台灣貫徹三民主義理念，而背面的鄭成功海戰圖也有著提醒台灣人民的涵義，即「台灣本為中國的領土，國民政府的光復就如同鄭成功收復台灣一樣，是將台灣人民從異族的統治中解救出來。」

豎版的新台幣設計體現了一個意象，當時台灣人民剛剛經歷了4萬元換1元的通脹噩夢，新出現的台灣銀行大樓，就像政府向百姓說「政府從大陸帶來了黃金穩定台灣貨幣，台灣銀行現在發行的貨幣是可以被信任的。」

1960年橫版的新台幣則在沉悶的設計中有了一點點新意，小面額的加入了蘇花公路的象鼻隧道、鵝鑾鼻燈塔及西螺大橋，顯示當時政府要將台灣建設成為「復興基地」、「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決心。

從1966年以來長期出現在新台幣上的中山樓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圖騰，是自政府遷台後國民大會及歷屆國民黨全代會的開會場所。而中山樓的出現，宣示了中國的法統位於台北的政治意涵。

1976年的改版出現較大的變化，剛逝世的蔣中正登上伍佰及壹仟元券，這是當時政府在塑造整體社會「緬懷領袖」的背景下完成的。

現行台幣體現的政治氛圍

現行新台幣的設計具有一定的過渡性質（從單調的政治性質設計轉向多元的社會性質設計），且設計者有意淡化在新台幣上的「中華文化」，但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中華文化的影響，例如：在每張鈔票的背面右上角，分別有著象徵中華文化的植物。值得注意的是，在鈔票的設計上可以看出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去中國化」的痕跡。例如：2004年時伍佰圓因要進行防偽升級，而將原來正面一名穿著「中華」棒球隊服的選手去除。這是民進黨在掌權後對新台幣的首次「手術」。

而現今民進黨再度執政，在民進黨一系列「柔性台獨」、「文化台獨」的措施下，若此時真的進行「新國幣運動」，很可能會設計出一批「本土」、「去中國化」的鈔票。

鈔票被視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名片，其中的圖案蘊含著當地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政治氛圍，如果民進黨硬要將孫中山與蔣中正「請下」鈔票的話，必將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騷動，也會使兩岸關係更加惡化。

(作者係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所的台生)

1957年「劉自然事件」引爆的反美示威，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最浩大的政治危機，與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等量齊觀。在長期戒嚴及冷戰的格局下，反美已淪為儀式，乃至徒有口號，堅持理念與尊嚴者反遭到監禁與思想監控。

1957年是什麼樣的概念？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的第三年，金門「八二三炮戰」的前一年，也是美國阿肯色州小岩城動用第101空降師沿街保護黑人學生就學的年代；對岸則祭出「反右運動」，凡切不斷台屬關係者一律勞改整肅。人權平等這四個字，在全球還只是憲法虛文。

抗議美軍殺人無罪

3月20日深夜11時50分，台北陽明山中正公園一樁看似單純的命案，引爆美軍法庭審理不公的怒火。服務於美軍顧問團陸軍組醫務部的43歲黑人軍士長雷諾(M/Sgt. Robert G. Reynolds)，在美軍招待所B字1號住所外，連開兩槍擊斃劉自然（33歲，江蘇無錫人）的連鎖風暴，幾乎撼動了中美邦誼。

韓戰爆發後，美軍顧問團來台前的1951年2月9日，台美簽訂「中美關於美軍援顧問團來華換文」，顧問團成為大使館的一部分；次年11月1日「中美關於美軍顧問團人員應享待遇換文」，美軍眷屬也適用豁免司法管轄特權。1965年6月美國停止經援，8月31日與日韓同步簽訂「美軍在華地位協定」。

依據協定，嫌犯雷諾交由美軍法庭審理，5月23日正式宣判：雷諾無罪當庭開釋，一家三口立即取道菲律賓飛返加州。劉氏遺孀雖未到庭聆判，三位女記者當場悲憤落淚，但美軍人員眷屬卻爆出歡呼。

劉自然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打字員，省立成功中學由教官帶隊前往抗議，使得全案自始敏感。

美使館衝突一觸即發

23日當天衝突現場有二：一為位於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另一處為中山堂廣場前的美國新聞處。前者由軍警解危，後者於傍晚群聚近三萬之眾攻進市警局，經一再警告被迫開槍造成1死。中央社紐約特派員湯德臣指出：自1949年8月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後，自谷底回升的邦誼，幾在5小時內全毀。

24日早晨，北市中正路1842號美國大使館外牆已被噴上CIA Get Out。使館緊閉的黑色大鐵門前，一位白衣女子舉著白紙牌上書黑筆大字：「抗議殺害劉自然的兇手美軍被判無罪！」

中廣記者夏龢上前採訪，奧特華懷抱16個月大孤女劉瑪琦答道：「我是劉自然的太太，我要向美國大使館抗議，為什麼我的丈夫無辜被槍殺，兇手居然宣判無罪？｣」

激動民眾衝進使館翻車，搗毀物品，打開保險櫃，將文件撒落一地，星條旗被扯下，換上中華民國國旗。白床單自二樓垂掛寫著：「朋友不殺人，殺人償命。美國不能學俄帝。」

美方要求嚴懲暴徒，但張群等相關政要認定：本案「政治性重於法律性，目前所急要者，為對內化除民間之不平情緒，對外為彌補中美間之裂痕，全案量刑愈輕，則於此兩者愈為有利。」故力主輕判犯案民眾，建議刑度勿超過一年。於是，撕毀美旗被指認者：盧伯臣、劉英傑、王烈、吳南方、楊水發、童清谷、劉福藩、廖勝美等，僅處易科罰金。失職官員則遭重懲：台北衛戍司令黃珍吾、憲兵司令劉煒及省警務處長樂幹，均遭免職。我駐美大使董顯光一再代表政府道歉，賠償美方損失新台幣2,100萬元。

台北衛戌司令部軍事法庭於1957年6月26日宣判：40名肇事被告，28人處刑，10人免刑，兩人無罪。有期徒刑者7人，最重1年，最輕6個月。審判長宣稱：不幸事件是無組織、無計畫，無所謂首領之「偶發事件」。

上海新專校友遭捕連坐

當局懷疑以林振霆為「主謀｣的孫毅、戴獨行、李望、朱傳譽、陸靜珍、朱兆麟、郁樹銓、莊晴勳、楊代琇、江其才、傅維鈞、夏龢、席淡霞等私立上海中國新聞專校畢業生，都是潛伏共諜，奉命等候解放接收報紙。

當局表面上輕判肇事者，但又另案羅織「共同著手顛覆政府」罪嫌，將《民眾日報》編輯林振霆以「匪嫌」判處死刑，其後減為無期徒刑，坐監27年，於1984年1月假釋，2009年10月病逝於高雄燕巢榮家。

刑度居次的戴獨行，曾任《經濟時報》駐基隆記者，1962年6月5年刑滿出獄，擔任《聯合報》改稿編輯，撰寫《白色角落》一書力爭平反。他笑稱：當時大家只是一群窮學生，豈有通天本領接收報紙？政府開放探親後，與被控「吸收主謀林振霆」的孫毅，笑談人間滄桑，因為孫也在大陸蹲過苦牢。

上海中國新專創立於1945年10月，校址在陝西南路410號（原法租界）。董事長張繼要「各位同學都能養成為三民主義的新聞記者」。

林振霆與朱傳譽最早來台，李望與陸靜珍居次，都暫住林良、齊鐵恨主持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日式平房。林振霆廣東南海人，身材魁梧，一口標準北京話，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從軍，但一槍未打就還鄉了。正因這段「青年軍」背景，由「國家冤獄賠償委員會」核給新台幣580萬元，在高雄燕巢「岡山榮民之家」度過殘年。

如果劉案是「主震」，那麼中國新專校友連坐的憾事，則為悲情的「餘震」。

新專校友來台，正逢新聞界人手奇缺而活躍於第一線，卻遭疑為策劃暴亂集團，極可能與林振霆、朱傳譽、戴獨行、李望、陸靜珍等曾先後擠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日式平房打地鋪有關。

席淡霞至今珍藏著「正式結業證書」與「補發結業證明」。來台先在高雄旗尾糖廠子弟小學任教，再調北市「國語實驗小學」。事件平息後，隨夫婿蔣君宏教授移居英國。

「劉自然事件」60年後

台北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早就改建為商業大樓，60年前反美激情看似船過無痕，但情治單位到1969年5月，還在呈報劉氏妻女動態。新專校友捲入反美狂潮是職場宿命，還是「莫須有」的罪罰，恐怕還是難解的迷霧。畢竟國共並肩抗戰八年，幾乎誰家都躲了心向延安的「地下黨」，只要是知識分子，誰都會認得幾個左傾的熱血青年。

如今綠營再度執政，鼓吹親美媚日，反美促統者必視同「賣台」，獨派打著轉型正義名號，以清算政敵更毫不手軟；如再量身推出捕諜戲碼，能不令人浩歎而憂心！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拆彈少年》電影告訴我們：戰敗國的人民必須為發動戰爭負責，不論這責任合不合理，但在台灣，很多自稱日本為祖國的台灣人卻從未為日本侵略台灣負起責任。

今年春節台北上映了一部電影《拆彈少年》，電影的時空背景是是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德軍撤出占領五年的丹麥，但因丹麥西海岸在二戰期間被德國埋設了兩百餘萬枚地雷，至少有兩千名德國戰俘被迫留下來清理地雷，而其中將近一半落得喪命或殘廢。劇情則是描述丹麥軍隊中士卡爾接受長官指令，帶著一批十幾歲的德國戰俘，執行清理地雷任務。卡爾中士親眼目睹這批德國青少年，冒著生命危險徒手清除地雷，更有人因此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讓卡爾中士從一開始的厭惡，逐漸轉變為對這些孩子們的同情，甚至跟他們成了朋友。

這部電影呈現出了戰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戰敗國的人民必須為發動戰爭而負起責任，不論這責任究竟有多麼的不合理。但二戰後的世界，有一群事後自稱戰敗國的人居然逃避了該負的責任，這群人就是自稱祖國是日本的台灣人。

獨派選擇性遺忘罪刑

由於《開羅宣言》明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因此絕大多數台灣人在二戰結束時成了戰勝國人民，不必面對戰敗國需負的戰爭責任，只有極少數台籍日本兵因戰時的罪刑遭到起訴與判刑。據統計，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虐待戰俘，被盟軍國際審判庭判決死刑，而處監禁勞役者則達175人之多。

其中，獨派大力吹捧的，便是被列為戰犯判處死刑駐爪哇茂物（英文名Bogor，日文名ボゴール，位於印尼爪哇島西爪哇省的城市）第16軍憲兵隊翻譯，名為董長雄（日名：玉峯長雄）的台籍日本兵，他之所以被獨派所傳頌是因為他所寫的遺書。多數的網站上只轉載了董長雄遺書的片段，其中他寫到「我是台灣人…我是為了日本，遵守始終一貫的信念來戰鬥。如今國籍雖有變更，但我仍想以日本軍人身分走向另一個國度。」這段話被獨派大肆渲染，表達台灣人多想當日本人的渴望，只是遺書的其他片段卻不見獨派翻譯轉載。

在遺書裡董長雄提到，「若し叩いた蹴ったの行為が悪いにしても」，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打人、踹人算是惡劣行為的話」，在這裡，董長雄承認他在茂物憲兵隊任職期間，曾有打人、踹人的惡行。而在網路上搜尋到有關「茂物憲兵隊事件」的介紹中，董長雄等人被起訴的理由，主要是因為在1942年3月到1945年的9月間，虐待茂物憲兵隊的收容人，虐待行為包括有毆打、用點燃的香菸燙收容人、灌水、故意讓收容人挨餓、不給予藥物、將過多的收容人關在一起，使其長時間處於無法伸展肢體的狀態，讓收容人身心飽受極大的痛苦。因為以上種種虐待暴行，憲兵隊長勝村良雄少佐、軍屬百田昌司及翻譯董長雄，被盟軍法庭判處死刑。

有強大祖國才無悲情台人

董長雄自始至終都不認為自己虐待他人有什麼錯，只認為自己是因為戰敗才遭到報復，他的遺書從未交到家屬手上，在遺書中董提到「大日本帝國若能復興，期望日本政府能給我兒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機會」，結果董太太窮困潦倒家徒四壁，而日本政府也從未關照過董的兒子。一心想做日本人的董長雄，最後換得的是日本對他遺願的不聞不問，這就是國際的現實與無情，因為對日本人來說，你不是日本軍人，你不過是被用完即丟的免洗「軍需品」而已。

董長雄與許多台籍日本兵的例子發人深省。首先，日本在台執行的同化與皇民化政策，確實影響了一批台灣人，他們為了取得日本殖民者的信任，所作所為往往比日本人更殘暴，這與今天許多獨派外省人的惡劣行徑如出一轍。而否認皇民化教育造成光復後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衝突，是不客觀、不實事求是的偏差看法。將來兩岸統一後，如何治理長期分治的台灣，同樣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一生都在為台籍日本兵權益奔走，且大力支持台獨運動的老兵許昭榮，在眼見民進黨執政了八年，他所渴望的「台灣人尊嚴」還是要不回後，2008年5月20日，選擇在高雄旗津風車公園「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前自焚身亡。台獨夢碎的許昭榮，說明想透過台獨來終止台灣人的悲情，是一條不可能的道路。台灣人只有認清自己原本真實的身分是中國人，才能劫後餘生，不受戰敗國責任的拖累；只有台灣人認清唯有透過祖國的強大，台灣才能免受列強帝國主義的宰制與利用，台灣人才可以不再悲情。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神社在日本是奉祀神道神祇的場所，也是日本人的精神圖騰，而神道神社是日本（大和）民族固有的中心信仰。神社雖起源甚早，但該宗教建築真正深植民心與發揚，應該是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之後。

日本最重要的神社包括供奉天照大神（天皇始祖、神道最高神祇）的伊勢神宮、供奉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宮，以及奉祀為日本戰死者，也就是近年引起爭議的靖國神社。日本人在新年或遇到考試、求職、懷孕時都會去參拜神社，祈求平安順利。

日本殖民統治50年期間，官方和民間在台灣各地興建了許多的神社，總督府及州廳認定的就有68座，如果包括其他有登錄，但未得官方認定的神社或神社遙拜所在內，則多達285座。台北州有40座；台南州有82座，為全台最多。

神社最初主要建在平地重要的街庄及日本移民村，後來逐漸往漢人聚落與原住民的居住地區擴散。由於原住民的聚落多稱為「社」，如霧社等，為了不與神社的「社」字混淆，從1924年原住民地區的神社就改名為祠。

當時台灣較重要的神社有：台灣神社，在現址的台北圓山大飯店，奉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天照大神，鎮座年為1901年；建功神社，設在現在的台北市植物園內，奉祀在台灣戰歿者、殉職者等，鎮座年1928年。其他主要神社還有地方上的新竹神社、高雄神社等。

日本在台所建神社都是在奉祀鎮護日本者，充滿強烈的日本意識，例如侵台作戰指揮官能久親王就被奉祀為神祉。1945年台灣光復後，神社幾乎都荒廢或被拆毀，極少數如台灣護國神社，改建為圓山忠烈祠。

直到近年，民進黨地方政府和一些民間人士開始修復舊有神社。譬如：從2010年1月台南市政府開始整修林百貨（原建成年代1932年，其至1945年為南台灣最大百貨公司），包括位於頂樓的神社、鳥居（類似牌坊），之後委外經營，2013年12月百貨與神社一起開放參觀、營業。

2015年3月，台中市長林佳龍前往台中公園神社舊址的鳥居視察，宣布將撥款把目前倒放的鳥居在原址重建豎起，讓鳥居恢復當年風貌，成為台中地標。

同年8月，台東鹿野鄉龍田村居民，以提振觀光為由，集資整修完成鹿野神社；「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員、在日為神社神職人員的佐藤健一，捐資協助重建屏東牡丹鄉的高士神社。該社戰前奉祀天照大神，現在奉祀「為日本出征戰歿的排灣族英靈」；日本媒體稱它是台灣小「靖國」的重現。視「日本為祖國」的李登輝提賀詞「為國作見證」，他指的是哪一國？頗耐人尋味。

在台灣，官民已復舊或即將復舊的神社，猶如日本右翼勢力的「台灣情結」與台獨「日本情結」的交接點。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計算，二氧化碳是造成溫度上升的最大來源，較自然所產生熱能大33倍，但美國新任環保署長卻表示，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不是地球變暖的主要元兇！

3月9日，美國新任環保署長普魯伊特(Scott Pruitt)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不是地球變暖的主要元兇，此話一出，立即遭到美國太空總署、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甚至環保署內部的科學家反駁。

川普用人不當

普魯伊特曾任奧克拉荷馬州檢察長，多個環保團體認為他是化石燃料界的傀儡，2014年奧克拉荷馬州德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提供了三頁信件，就讓他降低了空氣污染標準。他曾與化石燃料界合謀攻擊環保署的規定「非法及過分」，並質疑沒有足夠的科學根據證明人類造成氣候變化。他也是28個州抵制歐巴馬《潔淨能源計畫》的中堅份子。因此，環保團體認為由普魯伊特接掌環保署，無異於讓縱火犯擔任消防局長。

川普在過去數年，對氣候變化的立場一直搖擺不定，在競選演講時，他曾把氣候變化稱作「中國騙局」，目的是讓美國的製造業不具競爭力。事實上，環保局是由尼克森總統建立的，歷任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包括最保守的雷根總統，都給予支持，因為這符合美國人民的要求。而關注氣候變化的倡議是1980年代末在雷根和老布希總統的支持下，由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啟動的。當時很多中國人曾懷疑這是西方國家用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手段，不過，現在中國已不再有這種觀念，中國人民對氣候變化所產生的風險，特別是低碳減排和防治空氣污染之間的聯繫，已有了切身的體會。

中美共同促成巴黎協議

2015年12月12日，參加巴黎氣候峰會的196個（195國加歐盟）締約方一致通過《巴黎協議》。峰會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因素，就在於中美兩國一改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的對立立場，而走到一起。過去中美兩國分別代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互指責對方不作為，這回則在巴黎峰會相互鼓勵，例如在會談陷入膠著之際，習近平和歐巴馬通了電話，讓談判能有所轉圜。兩國之所以能夠和衷共濟，主要是因為兩國元首在之前就先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

2014年11月歐巴馬訪問北京，兩國共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重申加強氣候變化雙邊合作的重要性。2015年9月由習近平訪問華盛頓，兩國再度共同發表了《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美國重申將向綠色基金捐資30億美元的許諾；中國也宣布會拿出200億人民幣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2016年3月31日中美兩國又發表了另一份《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決定4月22日《巴黎協定》在聯合國總部開放簽署的第一天就一起簽署該協定。同年9月，中美兩國元首在G20杭州峰會期間向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交存《巴黎協議》批准文書，這在國際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同年11月4日《巴黎協議》正式生效，是歷史上批約生效最快的國際條約之一。

川普立場有待觀察

歐巴馬說沒有任何大國可以獨自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同樣，也沒有任何小國可以對該問題冷眼旁觀，美中兩國共同發表了三個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表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一些陳舊的分歧可以得到彌合，也是中美兩國全球治理合作的典範。歐巴馬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視為「重振美國領導」的主要議題，是他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產。中國也將其視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抓手。

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也深入到基層。2015年9月，首屆中美氣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會在洛杉磯舉行，2016年6月第二屆峰會在北京舉行。在兩屆峰會上，兩國的各省市、企業、研究機構、民間團體簽署了幾十項諒解備忘錄和合作協議。兩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上為中美關係建立了穩固基礎，注入了新能量。

儘管川普在競選期間及上任伊始，曾經表示要撤出《巴黎協議》，希望取消美國承諾給國際基金的捐助，並提出要廢除一些相關的聯邦政策，也任命了普魯伊特為環保署長，但是他在接見電影明星李奧納多及前副總統高爾後，已改口「我在仔細研究，對此持開放態度」。這對中美氣候變化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並且重新激勵全球各國推進氣候治理的熱情。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川普調漲美國軍費10%，有多大程度是「針對中國」？這可從美國亞太駐軍的變化、研發先進武器裝備的進展、以及在亞太聯盟體系上的投入等三方面來觀察。但中國已表示不會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

自從美國瓦解「華沙公約組織」(WPO)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東擴，收編前蘇聯的衛星國，並在東歐部署飛彈，瞄準俄羅斯，俄國則部署巡弋飛彈反制。不料，川普惡人先告狀，抱怨俄國違反《限武條約》部署飛彈，並說會跟普丁當面提這事。

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

美國和南韓不斷舉行聯合軍演挑釁北韓，北韓試射彈道飛彈以謀反制，揚言「有事可直接打擊美國駐日本基地的侵略軍」。對此，川普「非常憤怒」，期望中國大陸發揮影響力約束北韓，並表示中國如果願意，可以「非常容易地」約束平壤的「好戰」行徑。他也說，美國有許多選項可以反制，包括加緊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以保護日本和南韓。

一國部署薩德(THAAD)的費用估算約需185億美元，美國在他國部署薩德愈多，就愈能大發橫財，何樂不為？

南韓與北韓同處於朝鮮半島，南韓應對北韓飛彈威脅，首爾部署短、中程反飛彈就已足夠，殺雞焉用牛刀？華府在韓部署薩德，完全無視北京的堅決反對。不過，川普已經暗示薩德的部署並非不可以商量，即便部署了也可拆卸移除，例如美蘇化解古巴危機，就是美國拆卸其在博斯魯斯海峽部署的飛彈，以交換蘇聯移除在古巴部署的飛彈。

俄國軍費與美國相比

2015年美國軍費開支5,960億美元。川普上台之後，美國國防預算調漲10%。

俄國一直不相信川普所說的「美軍正在衰退」。美國航母數量10倍於俄羅斯和中國，「福特號」航母是美國第三代核動力航母，花費130億美元打造，是全世界最貴的航母。中國才正加緊建造第一艘自製航母。

10年前美國空軍就裝備了第五代戰機，僅F-22就有180多架，而俄國正在研發改良的第五代戰機T-50則仍在試飛。俄軍費連年下降至500億美元以下，如何與美國對抗？

美國軍費從哪裡來？

川普3月1日發表就任後第一場國會演說，才剛說完「我們要的是和諧和穩定」、「愛和平，不要戰爭」，卻又說「如果必須，國軍就要去打仗。」川普一面嫌前朝浪費，一面又要大幅增加國防軍費支出；他正在「尋求最大增幅的國防開支」，這指的是破天荒地狂增10%、540億美元軍事預算，調漲國防預算10%，打造「史上最強大美軍」。

上次美國軍費大幅成長已是近10年前的事。2007年增加12%、2008年10%，當時美國「處於戰爭狀態」，小布希政府還向伊拉克增兵2萬。共和黨政府一向強調國防建設，當前種種跡象顯示，美軍建設的「鐘擺效應」開始回盪。軍費要花這麼多錢，還得投資1兆美元從事基礎建設，又要給企業減稅，未來財政重擔全加在領固定薪水的美國人民身上。

此外，美軍在海外各地擁有數量龐大的駐軍與基地，敲詐盟友、抬高保費、施加壓力要其出錢出力；聯合軍演不斷，製造緊張情勢；促銷武器，大發利市；暴利軍售，製造或延長內戰紛亂，分攤高價研發費用；大舉窩藏庇蔭各國經濟罪犯。簡言之，美國養了狗，不必自己看門。

中國到底跟不跟進？

近年來，大陸軍事實力不斷增長，包括建造航母、南海島礁建設與其他武器裝備更新，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雖然「習川通話」消弭了「一個中國」的風險，但美國派「卡爾文森號」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到南海、北韓試射導彈、金正男遇刺、在南韓部署薩德等，都令中美關係緊張。

中國2016年軍費額度為9,543億人民幣，較2015年軍費額度8,868億人民幣，增加674億人民幣，成長幅度為7.6％。這已是過去6年的最低。但南韓部署薩德、日相安倍主張不應將軍事預算限制在占GDP的1%，國際地緣政治形勢愈趨複雜。

美國CNN在大陸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詢問：「中國軍費的成長幅度為何？若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形下，還要增長軍費，是否與川普宣布大幅增加軍費有關？」人大發言人傅瑩表示，中國政府根據國防建設需求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國防經費，近年國防經費約占GDP的1.3%，2017年成長幅度約為7%。

中國所關心的是，川普漲軍費有多大程度是「針對中國」？這可從美國亞太駐軍的變化、研發先進武器的進展、以及在亞太聯盟體系上的投入等三方面來觀察。但中國不會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蓋因共軍自有其對應的撒手鐧，不會瞧見墳座就磕頭。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儘管面對上議院的阻撓，英國首相梅伊仍表示將在2017年3月底啟動脫歐談判，一旦啟動，不論談得怎麼樣，兩年後英國都必須自動脫離歐盟。

這件事情中，最倒楣的堪稱蘇格蘭了，跟一向對歐盟抱持疑慮的英國其他地區不同，蘇格蘭民眾支持歐盟的比率偏高，2016年6月全英公投時，蘇格蘭有62%的民眾主張留在歐盟。而且，2014年9月蘇格蘭針對是否脫離英國獨立舉辦公投時，55%的民眾主張留在英國的主因，就是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表示蘇格蘭獨立後不能直接留在歐盟，必須以獨立國家身分申請加入，這無疑提高了蘇民反對獨立的意願。

沒想到，千算萬算，公投決定留在英國避免脫離歐盟，卻又碰上全英公投以51%通過脫離歐盟，蘇格蘭現又面臨被迫離開歐盟的命運。蘇格蘭首席大臣史德金(Nicola Sturgeon)最近主張，蘇格蘭應該在2018年秋天再度舉辦獨立公投，她說，雖然後蘇格蘭獨立後仍需重新申請加入歐盟，但英國一旦脫離歐盟，短期內勢必無法再申請加入歐盟，怎麼看獨立後的蘇格蘭啟動申請加入歐盟反而會快得多。

英相梅伊反對史德金的主張，她認為2014公投依法舉辦，雙方都同意遵循，因此蘇格蘭不該出現二次獨立公投。梅伊的話到2016年5月確實有其道理。可是，當初蘇格蘭人基於怕獨立後需要被迫離開歐盟，而選擇留英，但日後卻被迫接受英國其他地區的民意必須脫歐，那麼當初同意留英的基礎就不存在了，難道他們沒有權力重辦公投？

可是就英國政府而言，如果允許蘇格蘭舉辦獨立公投，那當初脫歐公投中，過半民意也反對脫歐的倫敦和北愛爾蘭，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少了蘇格蘭就算了，英國如少了倫敦和北愛爾蘭，就將淪為三流小國了。

從蘇格蘭的案例可以看到，公投並不是解決分歧的萬靈丹。民主制度、公投制度，用數人頭代替比拳頭，固然是一種進步，但公投結束後，並非從此可以天下太平，怎麼樣的情勢改變可以要求重新公投？多久之後可以再辦？多少人口或多高層級的行政區（或少數民族）可以不受全國公投的拘束？這些都是每一個實施公投國家會面臨的問題，台灣雖然舉辦過幾次公投，但目的皆在衝高己方聲勢或反制對方，並非以通過為目標，所以尚未碰到這些問題。不過，我們必須防患於未然，提出對策，以免如今蘇格蘭碰到的僵局在台灣上演。

(作者係台大政治所碩士)

美國最近在軍事上積極拉攏印度和阿富汗，特別是美軍一再刺殺塔里班的首腦，企圖破壞阿富汗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談判，主要是想阻止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向南亞地區發展，卻反而促成了塔里班與伊斯蘭國(IS)的合作。

印度與阿富汗愈趨親近

2016年9月16日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訪問印度，德里當局以高規格禮節接待，印阿兩國達成多項合作協議，印度向阿富汗提供10億美元供其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並同意恢復供應食品和醫藥，而且雙方簽署了一項共同對抗恐怖主義的合作協議。根據報導，印度總理莫迪也會在今年再次前往喀布爾，阿富汗將使用印度提供的資金建造國會大廈及各地的水利設施，近年印度對阿富汗的援助已超過20億美元。

俄政治觀察家科哲緬金(Сергей Кожемякин)日前在《獨立報軍事評論》上撰文指出，印度與阿富汗兩國既未接壤，而且阿富汗的經濟發展也不為外界所看好，根本不可能吸引外來投資，但由於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緊張，而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關係也不融洽，所以印度便選擇與敵人的敵人為友；最近這個三邊關係又加入了第四邊美國，而華府在南亞的戰略思考是想利用本地區的矛盾，阻止中國影響力擴大。

北京推動的「一帶一路」使美國備感壓力，因為如果「一帶一路」一旦付諸實現，中國不僅將成為世界頭號強權，而且會是蘇聯解體後，另一個世界政治及經濟的軸心，而此軸心形成的初期包括歐、亞兩洲的國家，未來還會向其他大陸擴張。此一情勢如發展下去，勢將威脅到美國霸權的生存，這也就使得華府不得不先下手為強，以阻止中國「一帶一路」推動的原因所在。

美國阻止中巴合作

現在美國正集中全力發展其在南亞地緣政治的利剪，其中一半是阿富汗，另一半則是印度，美國這把利剪主要是要剪斷「新絲路」中最弱的一段，也就是巴基斯坦。2015年北京與伊斯蘭馬巴德達成協議，中國將為巴基斯坦發展交通建設，包括鐵路、公路，以及修建石油、天然氣管線，連結新疆到波斯灣的瓜達爾(Guador)港，此項計畫總價值達460億美元。對北京而言，這條替代走廊必須盡早完成，尤其目前南海情勢加劇，東南亞航線隨時有可能被美國切斷。

由於「一帶一路」對中國的發展極為重要，因此，北京希望提升與巴基斯坦的關係。2015年夏天中巴簽署了安全防衛協議，目前巴基斯坦不僅是中國武器的最大進口國，雙方並共同研發了新式武器，包括JF-17（梟龍）戰機。兩國定期軍演，2016年雙方更在東海進行聯合軍演，北京並協助巴國空軍進行戰技訓練；8月底的中巴峯會上，雙方討論了建立經濟走廊的各項細節，巴國領導階層樂觀的表示，巴中合作將使區域關係更趨多樣化。

科哲緬金指出，若無他人作梗，上述各項合作極有可能實現，但由於美國因素存在，以致中巴合作受到華府強力阻撓。因為美國一向自認為是巴基斯坦的主人，而伊斯蘭馬巴德不過是其看門狗，但如今巴基斯坦竟變成叛徒，自然引起華府不悅。近年美國一再拒絕提供每年3億美元的軍援，因為華府認為巴國軍隊清剿回教恐怖份子的行動不力。事實上，巴國軍隊2016年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多次大規模反恐行動，並對恐怖份子造成相當損害。可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凱瑞在與印度外長蘇瓦拉吉(Syshma Swaraj)會晤時，卻公開批評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份子。

製造俾路支動亂

2016年美、印兩國加速建立反巴、反中聯盟的協議，其中內容雖未完全公布，但僅公開的部分就包括美國軍艦、戰機可隨時使用印度的基地加油、維修、補充彈藥。9月15日兩國更在印度北部，也是印中邊界的坎德邦進行聯合軍演。8月底9月初，北約駐阿富汗盟軍指揮官尼柯森(John Nicolson)與阿國陸軍參謀長，前總統卡扎伊及現任總統甘尼等重要官員先後訪印，根據消息指出，卡扎伊訪印度時曾表示支持莫迪有關俾路支省(Balochistan)的立場。

2016年8月15日在印度獨立日的慶典上，莫迪總理公開指責伊斯蘭馬巴德政府對喀什米爾和俾路支的占領。俾路支省位於巴基斯坦的西南，當地主要民族是俾路支、普式圖和布拉灰人，他們一向具有強烈的分離意識。莫迪深知俾路支民族受到巴國的壓迫，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一個月後，印度駐聯合國代表便向聯大提出有關控訴。根據巴國的情報，印度長期利用其駐坎大哈領事館作為訓練俾路支分離份子的基地。2015年維基百科更披露，根據英、美的情報，印度正與恐怖份子合作，使俾路支省「不穩定化」，因為該地與瓜達爾港極為接近。

中美在南亞角逐

科哲緬金更說，美國阻止中國在南亞推動「一帶一路」的主要基地在阿富汗，而此計畫的主角就是喀布爾政府，因為該政府一向拒絕和解，但2015年在中巴兩國的牽線和拉攏下，促成了過去老死不相往來的阿富汗政府與塔里班反對派同桌談判，不過，就在雙方即將取得共識之際，美國卻突然拋出塔里班首腦歐瑪爾(Mullah Omar)被刺殺的訊息，談判因此破局，但經北京和伊斯蘭馬巴德數月不斷的努力和拉攏，雙方重啟談判。去年5月21日，美國無人機在阿巴邊界，又打死了塔里班的新領導人曼蘇爾(Mullah Akhtar Mansour)，此一行動對阿富汗的和平進程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因為曼蘇爾領導時，塔里班與IS對抗，塔里班的新領袖卻主張與IS結盟，甚至還讓出一些阿富汗地盤供IS使用。

華府希望能繼續掌控制此一南亞戰略要地，所以一再破壞中巴所推動阿富汗政府與塔里班的談判，以及一再刺殺參與談判的塔里班領袖，反而造成塔里班加速極端化。歐巴馬上任之初曾宣稱，美國將自阿富汗撤軍，並謂2017年計畫將駐軍減為5,500人，基地減為3處，但如今美軍卻增至1萬人，基地更增加到9處，而阿富汗的混亂局面也不斷向周遭鄰國擴散，8月8日巴國俾路支省首府發生爆炸，造成93人死亡，這是該省第一次發生爆炸事件，自然與塔里班和IS有關，未來該地區不排除有更多恐怖活動發生。

對中國而言，阿富汗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2016年9月6日中國第一列貨櫃火車從江蘇省經過7000公里長途跋涉，運到阿富汗總價400萬美元的貨物，以後每個月須有二班列車固定行駛於中阿兩國之間，這項中阿列車就是「新絲路」的一部分。中國駐阿大使表示：「中國的發展決不忘記其鄰國」，北京一直在增加對阿富汗的投資。另外，中國最近在阿富汗開採世界第二大銅礦，並開採阿國北部的石油，中國專家表示：「阿富汗資源價值超過3兆美元。」美國一直想阻止阿富汗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這也難怪2016年塔里班各次恐怖活動都發生在與中國經濟利益有關的地區，而且攻擊時間也與北京喀布爾談判時間不謀而合。

結語

今年1月18日來自浙江義烏的貨櫃列車橫貫歐亞大陸，並通過英吉利海峽的海底隧道抵達倫敦，這不僅是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大挑戰。為對抗中國的急速擴張，華府已加大對北京圍堵的力度並不斷在南海增兵，甚至揚言美中之間有爆發軍事衝突的潛在危機。不過之前歐巴馬的「重返亞太」並未得到亞太國家的普遍支持，特別是川普上任以來，白宮的言論和動作更使得盟邦進退失據。美國最近為阻止「一帶一路」向南亞地區發展，一再刺殺塔里班首腦，造成塔里班與IS合流，導致阿富汗暴亂擴大，並使其勢力向巴國俾路支省蔓延，該地區接近瓜達爾港，而該港正是「一帶一路」由南亞進入波斯灣和中東地區的重要據點，基於經濟和戰略考量，華府的策略恐怕很難引起該地區各國的共鳴。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