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牽制中國，日相安倍使盡渾身解數討好南海周邊國家，但目前來看，各國各有盤算，效果有限，唯獨未得日本任何好處，卻自囿於「親日反中」的台灣可能會傷害南海主權。

南海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近年加緊建設，日本很眼紅，早就開始配合美國，暗地穿針引線阻擋中國在南海發展，今年尤其到達另一高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猶如過動兒般勤跑南海周邊國家。只是，每個國家情境不同，效果也不一樣。

菲國杜特蒂回應冷淡

日本多半是先給予經濟利益，時機成熟後再向這些國家遊說「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的重要，要求各國在南海問題上，以「國際法」管理、和平解決問題，可是，安倍卻也屢次積極提供武裝船艦、簽具軍事性質的協定，根本掩飾不住其背後興風作浪的心態。

去年10月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才赴日訪問，今年1月安倍就急著跑到菲國，表示樂意提供經濟援助、訓練菲國海上警衛隊人員，並撥交中型巡邏船艦。不過，在對付中國上，杜特蒂與安倍有明顯的「溫差」。菲律賓是今年東協組織(ASEAN)的主席國，日本只能盼菲國在南海相關議題的議程上，多「協調」各國來牽制中國。

可是，杜特蒂卻請中國幫忙反恐。2月20-22日，中菲兩國海警在菲律賓蘇比克成立海上合作聯合委員會，雙方將增強海事合作，菲國6月會派出20名海警隊員前往大陸，接受1個月的執法訓練，8月間雙方海警船更將進行互訪。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薩納(Delfin Lorenzana)表示，已請中國提供總價值1,400萬美元的2-3艘快艇、兩架無人機、一台炸彈處理機器人及若干狙擊步槍。

安倍到澳洲，則是促成了日澳簽署可互相提供彈藥的「物品役物相互提供協定」(ACSA)，開啟雙方的防衛合作；南海問題立場一致；彼此也應允與美國川普政府配合。

印尼在南海問題上立場中立，跟大陸並沒有爭議，但2016年曾與大陸護漁船、漁船有過對峙，安倍遂敦請印尼總統佐科威在南海發揮影響力，跟日本「安全合作」；兩國今年內將開展外交、國防2+2會議。日本幫助印尼開發南海南端、大陸漁船曾去捕魚的納土納群島；並爭取雅加達至第二大城泗水之間全長約750公里的高鐵建設。

兩廊一圈與一帶一路對接

1月12日，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到北京見習近平，就南海爭議，雙方願意「管控分歧，推進海上合作」，且為解決海上問題「奠定扎實的政治基礎」；越南擬開展的「兩廊一圈」打算與「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可知南海問題雙方已言和。

中國大陸目前是越南最大貿易夥伴、最大進口國，越南則為中國在東協的最大夥伴，2016年雙邊貿易額逾900億美元，越方出口額大幅增加，逆差較前一年減少約30％；同年春季，越南面臨90年來最大旱災，中國應越方請求，供應水量27億立方米，緩解了越南的旱情。這讓越南了解中越關係至為重要。

阮富仲一返回越南，安倍就到了河內。安倍接連拜會了阮富仲、國家主席陳大光、總理阮春福等越南最高層領導。安倍慷慨給予越南1,200億日圓貸款，並提供6艘新造巡邏船，以「提高越南海上執法能力」，擺明要聯合越南共同遏制中國。

近幾年越南的年度GDP成長皆逾6％，日本也垂涎越南9,500萬的人口市場和勞動力。日本為越南的第二大投資國，總額達420億美元（最大為韓國，500億美元）。去年11月，越南才撤銷委託日俄合作建兩座核電廠的計畫，日本不但沒有計較，這次還表示，願意向越南提供燒煤的最新火力發電技術。顯示日本對越南展現了不尋常的耐心。

天皇夫婦訪越搏感情

日本對越南百般示好，但越南依舊要與中國維持傳統友誼，在中日兩大國間的拔河，保持平衡。

為了拉攏越南，日本煞費苦心，甚至出動天皇。2月28日至3月5日應越方的邀請，年事已高的明仁天皇夫婦到越南訪問，出席官方宴會之外，還參觀胡志明紀念堂、順化王宮、會見文化人、探望遺留舊日本兵遺眷等，博得越方肯定「兩國關係全面深化發展，開啟新頁」。安倍也認為這「象徵最好的日越關係」。天皇出訪歐、美國家次數較多，亞洲是1990年代初到泰、馬等東協國家和中國大陸，這兩年則是菲律賓、越南，顯然有安倍政府的操作。

日本近年用政府開發援助(ODA)大力支援越南，是全球給予越南經援最多的國家，從道路、橋梁等硬體到培育人才、科學教育、行政改革、整飭法規制度等軟體都有。另外，2016年9月日本與越南共同開辦、設在河內的綜合性「日越大學」正式開學，是一優質的教育研究機構，它先招收研究所碩士生，未來將擴展至學士生、博士生；而且，不少越南小學已開設日語課程。

越南恐怕已被日本設定為涉入南海首要的橋頭堡。今年越南是亞太經合會(APEC)的主辦國，日本鐵定會透過對越南的支助，引導越南在南海議題上跟日本合作。

美國國務卿提勒森3月16日到了東京，安倍一再表示憂慮大陸在東海、南海「增強進出」，可見日本多麼在意南海，再加上安倍政府綿密在南海周遭布局，可以確定，日本做足了干預南海的伏筆。

親日就無法保南海主權

安倍政府這幾波南海周邊布陣，外表跟台灣沒有關聯，但實際上日本不可能「漏掉」台灣這一塊。再者，蔡英文政府因「川英通話」、川普質疑「一中」政策，一度燃起對川普的熱切期待，但川普政府回到「一中」後，川普熱迅速退燒，甚至擔憂川普會拿台灣當「籌碼」，得保持安全距離。反觀，台日關係似乎較平順，台灣將效法年初日本駐台機構更名，也準備把對日機構「亞東關係協會」改稱「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加之，蔡英文任命的對日關係重臣如謝長廷、邱義仁，資歷、份量都遠高於駐美的高碩泰，現階段，台灣骨子裡親日甚於親美。

2月24日日本防衛省的防衛研究所發表〈中國安全保障報告2017〉，刻意凸顯「正在分析中國實施設想進擊台灣的軍事演習、大規模網路攻擊的可能性」，刺激兩岸關係、討好台灣，一石兩鳥。3月20日，蔡英文接見「在日台灣同鄉會」及日本自民黨眾議員鈴木馨祐時表示，對日關係是外交重點，「台日友好」琅琅上口。另一方面，從去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後，蔡英文政府僅在乎太平島的主權，未承認「11段線」（或9段線），可以看出其對外關係完全仰仗美日，要是日本果真跟著美國在南海出招，蔡政府勢必難保南海主權。

(作者係本刊主筆)

2017年，中美關係開啟了新的博弈模式。AIT駐軍目前只是傳言，但恐非空穴來風，它可能是川普對中國打出的又一張牌，意圖重新設定中美關係，而將自身安全繫於美國的台灣，對此若有奢望，結果可能夢想變夢魘。

川普就任以來，美國保守主義大行其道，不僅全球政治為之震動，中美關係的打交道方式更是大不同於以往，2017年頭兩個月，兩國在一中政策上令人焦灼地交鋒，已經證明了這一點。2月10日川普剛與習近平通話確認將信守美國的一中政策，同月16日有關美國可能在AIT駐軍的消息緊接著傳出，川普到底如何設定中美關係？於台灣而言福兮禍兮？

AIT駐軍傳言及其意涵

AIT駐軍傳言的出處，僅僅是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在華盛頓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討會上的一席話。據其透露，AIT新址今年在台北內湖落成啟用後，美方將派陸戰隊駐守，負責安全維護，楊表示，這是美國駐台人員的「應得待遇」，也是對台灣所作承諾的「象徵性表示」。與此前川普關於一中原則可列入中美談判議題的言論相比，此言或許不算石破天驚，但畢竟中美關係正在敏感的重置之當中，此消息立即引起兩岸的高度關注。

1948年，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正式設立陸戰隊安全衛隊，職責是保護美國政府在海外使領館的機密資料和裝備、美國政府和公民的財產，可見這一機構在設立之初，就是派駐具有正式官方關係的美國駐外使領館的。作為中美建交的條件，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只維持非官方的關係。為了處理斷交後的美台新關係，美國國會在1979年通過《台灣關係法》，其中授權成立AIT，法案將AIT的性質確定為「註冊在哥倫比亞特區的享受免稅待遇的非盈利、非官方組織」，規定在AIT任職的外交公務員必須從政府離職，期滿後才可依法律規定復職。儘管這一機構的非官方性、民間性，被美台一些人士自我安慰地解釋為名義上的，但是，多年來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就是建立在這樣一些約束性的具體機制之上。

很顯然，如果美國給予AIT等同於駐外使館標準配套規格的安保團體，即意味著AIT在制度層面上被視為具有正式外交關係的駐外使領館，意味著美台關係被提升為某種「變相外交關係」或「准外交關係」，而不僅僅是比照外交關係的問題了。

川普的中美博弈新遊戲

川普放棄將一中政策作為中美關係談判的籌碼，這是內外壓力之下的結果，緊張的各方暫時鬆了一口氣，然而，川普的保守主義立場和商人意識正全面注入美國的對外政策，在台海問題上，川普同樣要重新設計具有他個人風格的遊戲模式。

AIT駐軍的傳言，正是適應川普新模式的試錯安排。美台關係是一種必須在中美關係框架下展開的特殊關係，這一類借前官員、智庫學者之口傳出的資訊，有特定的測試風向和變相施壓等作用。AIT新址在今年秋天才能落成啟用，提前半年放出風聲，並不說明此案已定，如若真要駐軍，大可以像2005年AIT派駐武官人員一樣低調行事，因此，這只能說明川普政府想利用這一議題，來設定中美關係新的博弈模式。

就中美關係可能受到的衝擊而言，AIT駐軍不亞於軍售議題，照常理看，美國不會輕易拿出來考驗中國大陸政府和刺激台灣當局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如果考慮到川普對一中政策的交易心態和驚世駭俗的行為風格，這一消息的傳出，可以說頗具川普色彩。

就任總統以來，川普的台海政策，可以概括為傳統平衡政策+商人思維。一方面，川普不會改變台灣在美國對華關係中的傳統用途，不會放棄利用美台關係來制衡中美關係。川普的保守主義、本土主義再強烈，也不至於在中美關係中主動放棄美國的利益，傳統的美國台海戰略是以一中政策與對台軍售為雙核心的戰略模糊或戰略平衡，這一戰略在此前30多年間，保證了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的最大利益和靈活地位。川普回到這一戰略軌道上有兩個標誌，一是與習近平的通話和承諾信守美國一中政策；二是傳遞強化美台關係的資訊，除了AIT駐軍之外，最近在美國官方的話語中，要將「對台六點保證」納入對台政策框架的信號也越來越強烈。

另一方面，川普給美國的台海政策打上了商人總統的印記，這就是戰略平衡大格局下的商業交易思維。他曾想拿一中政策來與中國交易，他與蔡英文的通話有著與軍售大客戶聯絡的意識，在他任內的美台軍售或會有更強烈的商業交易色彩。川普準備與中國開打貿易仗，一中政策被告知不得使用後，想必會尋找其他的籌碼，AIT駐軍議題不直接衝撞一中政策，或許會有某種商業價值。然而，AIT駐軍畢竟是與美國一中政策相衝突的政治議題，它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少交易價值，在於川普的判斷。不管怎樣，川普在計算AIT駐軍的商業價值之前，首先需要確保中美關係大局不破。

據美國媒體報導，4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應川普之邀訪美，在兩人的首次會面中，川普或會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對台政策和他對中美關係整體利益的態度，說到底，類似AIT駐軍這類傳言，其政治意圖僅在中美之間，而非美台之間。

對台灣是夢想還是夢魘？

AIT可能駐軍的消息一傳出，立即被民進黨當局視為美台關係強化的信號，外交部長李大維在回答民進黨立委質詢時表示，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的相關規定，AIT視同美國領土的延伸，美國有權派軍隊進駐和配槍。李的回答完全無視美台關係的非官方性質，以及中美關係對這一關係的制約性。有些台灣學者認為，這只是實務方面的某些改變，對中美台三方關係不會有太大影響；但也有人認為，美國如果這樣做，只做了一半，希望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也能享有同等待遇。

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執行「親美聯日遠中」政策，顯然樂見美國在AIT派駐陸戰隊。在它看來，這一決定如果實現，將如同台灣在美代表機構升國旗、美台互派武官等實務性改變一樣，不僅可以離間中美關係，可以提升美台關係，更象徵著台灣可能走出受制於中美較量的安全困境。所謂台灣的安全困境，指的是台灣在獨不得、統也不能的現狀下，必須依賴外部，尤其是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雖然美國仍需要台灣制衡中國大陸，但隨著中國大陸反制美國的實力在提高、籌碼在增加，台灣夾在中美之間，戰略自主性被空前地壓縮，維持台灣安全和兩岸現狀的成本則大幅增加。

台灣關於美國在AIT駐軍有助於解救台灣安全困境的夢想是虛幻的，甚至是危險的，AIT駐軍雖只是一個實務性、程序性的問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也只有象徵意義，但它變相地支持台灣獨立，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破壞力不可小視，大陸方面的強烈抗議甚至報復將無法避免。2月17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已表明了嚴正的立場，堅決反對美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慎重妥善處理有關涉台的問題。

一旦中美因一中原則發生嚴重衝突，安全利益首先受損的將是台灣。事實上，台灣的安全困境必須自己走出，「九二共識」之下的兩岸和平發展是台灣安全的真正保障，川普給不了出路。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朴槿惠未做滿總統任期5年，提前於3月10日遭國會彈劾黯然下台，讓人們留下幾分唏噓。但若深入窺探，朴槿惠執政4年以來，撞撞跌跌，只能說是一步一步陷入自挖墳墓，自食其果的結局。

3月10日，韓國憲法裁判所正式宣判，朴槿惠彈劾案8比0通過，罷免總統職務立即生效。裁判所四周一時演出支持朴槿惠的人馬與警方扭打，發生3人死亡與多人受傷的不幸事件。惟分析8位裁判官一致的判決內容，可謂朴槿惠「罪有應得」。

彈劾四大罪狀

裁判官列舉的4項罪名說明了一切。首先，裁判官認為朴槿惠根本沒有守護憲法的意志。不僅對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獨立檢察組及憲法裁判所三次出庭通知，均予拒絕，並且自行吞噬先前三次記者會向人民所作「願意接受調查」的諾言，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無法繼續領導韓國。

其次，朴槿惠協助閨密崔順實取得各種利益，濫用總統的地位與權力。執政4年來，直接指示青瓦台部屬積極打點崔順實成立K-Sports與 Mi-R兩個基金會，向企業搜括高達774億韓元，把總統權力私有化。裁判官不接受朴槿惠辯稱設立兩個基金會是為協助南韓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說法。

第三，朴槿惠侵害企業財產權及企業經營自由。三星集團副董事長李在鎔向檢方承認，總統強行要求捐款，哪一家企業負責人敢拒絕？係依總統指示辦理，這不涉及賄賂。裁判官認定朴槿惠此舉明顯涉及侵害企業與官商勾結。

第四，朴槿惠將演講文稿私下交付崔順實修繕，並將青瓦台機密文件流出，均涉嫌違反公務員保密法。朴槿惠辯稱崔順實代表平民可將官方文稿改成「百姓易懂的文章」，簡直把手下官員通通當成「白痴」。

彈劾下台是一回事，3月21日朴槿惠還要親自出庭接受檢方偵訊。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主任檢察官要調查的罪嫌計有13項，其中包括三星支援崔順實女兒購馬、協助崔順實個人請託介入駐外大使人事，以及製作「文藝界人士黑名單」等。一般預料，朴槿惠恐怕無法避免牢獄之災。

朴外交政策也告失敗

除了以上國內的問題外，朴槿惠的外交政策也告失敗。其中，包括薩德、慰安婦及日、韓簽訂軍事情報交換協定等。尤其，從去年7月開始的中國與韓國「薩德戰」，越演越烈，大陸民間對首爾的經濟抵制，幾乎搞成互不退縮的「斷交」局面。連韓國人都搖頭說，不了解韓國政府急忙部署薩德到底所圖為何？

朴槿惠的企圖不外乎：

(一)鞏固美韓同盟關係。川普政府對韓政策從搖擺不定已進入「安全圈」。韓國為解決朝核問題，不得不靠美國的武器保護。

(二)擬事先阻擋「一起民主黨」新政府的改弦易轍。第19屆總統大選已定於5月9日舉行，文在寅的勝選可期。文一直強調薩德應以外交折衝尋求解決，因此該案應留給下屆新政府重新討論，不要急於一時而得罪中國。

(三)朴槿惠想給自己創造「政績」。朴槿惠原先信誓旦旦開出「兩韓統一」時程，但因崔順實案，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陪葬。目前看來，只有部署薩德才能聚集「太極旗」示威群眾，為自己留點面子。

(四)以朝鮮核武威脅為由，暗助美國構築「MD」圍堵中國。近日，「一起民主黨」國會議員姜昌日在電視政論節目中指出，韓國部署薩德不是為韓國防衛所需，而是純為美國服務。

朴槿惠強辯不足採信

朴槿惠辯稱，習近平若能讓金正恩放棄核武和飛彈，韓國就不必部署薩德，說得振振有詞。她又進一步指出，薩德雷達範圍不及大陸領土，對中國不構成任何「威脅」。她的自我辯護，不要說中國不接受，甚至連反對黨與星州居民都無法同意。「一起民主黨」代表秋美愛正式宣示該黨反對部署薩德的立場，認為朴槿惠「硬幹」，只會「大家一起死」。星州居民聯合周圍金泉等地的住民堅決反對，認為不應遺留危害予子孫。

其實，兩韓問題應由南北韓雙方坐下來談。金大中與盧武鉉兩位前總統一致主張兩韓透過彼此交流與合作逐步達成和平統一，不必去找美國等外力介入。這也符合韓民族統一的宿願。

正巧，習川將高峰會談之際，韓國傳出美國將遺棄台灣，中國放棄朝鮮的「交換條件」。無論如何，薩德還需勞駕中美出馬協商解決，但兩韓與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則應由韓國與朝鮮、大陸和台灣直接談判。

舉目四望，目前全世界只有兩韓和兩岸未達成統一，國家未統一，當然會受到美國與日本的「欺負」。因此，無論是兩韓或兩岸，唯一的共同分母是「統一」，別無其他選擇。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農運詩人詹澈，原名詹朝立，1954年生於彰化縣。國立屏東農專農藝科畢業，曾任台東地區農會推廣股長、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專員、農民聯盟副主席、農漁民自救會辦公室主任、台灣鐵牛隊隊長、任務型國大代表及台灣藝文作家協會理事長等。

詹澈於1978年起即參與黨外運動，曾任《春風》發行人。1988年，因政府進口美國水果衝擊農民生活，詹澈於3月16日率領逾萬名農民至總統府抗議，任副總指揮。2002年，各地農會因不滿政府藉金融改革之名要撤銷農會信用部，發起「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詹澈率領12萬農漁民至凱道廣場抗議，任總指揮。2005年，代表國政基金會與大陸供銷總社簽署《台灣農產品生產過剩緊急採購機制備忘錄》，大陸自此開始向台灣採購農產品。2006年，於持續一個月的百萬人民反貪腐紅衫軍運動擔任副總指揮。2008年，為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擬定農業政策白皮書。2013年，任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至2015年8月辭職。

詹澈於1973年發表第一首詩〈星的對望〉、198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土地，請站起來說話》，並陸續出版《西瓜寮詩輯》等十本詩集，曾被選為1998年年度詩人。其他著作還有散文集《海哭的聲音》、紀實報導《天黑黑麥落雨—12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等。

問：您領導過兩次大型農運，請問農民從中得到哪些收穫?目前農民處境如何？政府應該如何保障其權益？

答：1988年「316事件」是台灣解嚴後第一次的大型社會運動。起因是前一年政府禁不起美國一再施壓，開放美國水果進口，嚴重打擊了台中東勢果農的生計，梨山農民胡譽鐘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得到近2000名農民響應，並決定到總統府抗議。316我擔任東部地區的負責人及遊行的副總指揮。當時帶農民上街抗議是一件大事，每位農民的家人都交代我「一定要把人帶回來」。持續的運動結果爭取到農民保險，政府也成立了農產品受進口損害補償基金。

2002年的1123事件，是為了抗議陳水扁政府假金融改革之名，撤銷農會信用部。當時扁政府為急於加入WTO，不惜同意以已開發國家標準加入，農產品減稅緩衝期只有三年，也要求銀行金融逾放比率不得超過5%，但當時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平均大約在10%，財政部於是指定銀行財團接管，但銀行接管方式不盡情理又粗糙，而且拒絕在偏遠山區設立分行，辦理農貸與農保。加上因貿然加入WTO，農產品價格平均下降兩成，引起農民極大不滿，於是找上我來策畫抗議行動。我先集合了各農會派出的代表，施以嚴格訓練，走遍各個村里舉辦說明會，全台至少開過6千次會。接著農漁會員工捐錢，500、1000元不等，共募到3千萬元，租了2千輛遊覽車，再一村一村接人上車，還在車上播放特別製作的錄影帶，讓農民知道北上的目的。

直到遊行前一周，陳水扁才知將有超過10萬人參加，於是同意解除對農會信用部貸款的限制令，但當天還是有12萬人走上凱道，只是活動以和平方式落幕。我很驕傲這次動員幫助不同於商業金融的農村金融穩定下來，並訂立了農業金融法。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爆發，台灣農會信用部的運作完全未受波及。

台灣農地買賣困難，農民往往一年只收成一次，很難向一般商業銀行貸款。例如我父親在沒有所有權的河川地上種西瓜，只有農會願意提供小額貸款，等收成了再還款。台灣不能用商業銀行的標準要求農會信用部，像德國就有商業金融與農業金融，兩者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我認為，當時陳水扁整頓農會金融，不僅是為配合金融自由化，也是私心自用，因為他認為85%的農會由國民黨掌控，想要藉機一舉消滅農會，另外，他也藉此討好財團，這正是他收賄貪腐的開端。

台灣農業最常出現問題的是，一旦某項農產品價格高，農民就一窩蜂搶種，價格隨之崩盤。我因此在2008年提出農產品栽種面積與數量的預警制，以及當生產過剩時應採取的處理機制，簡單講就是要採取「半計畫性經濟」，以半強制或獎勵的方式分配各作物的面積，例如分區種植各類水果，銷往大陸北方城市或較冷的國家。我相信只要有心執行，台灣可以創造像紐西蘭外銷奇異果一樣的成績。

問：您曾參加黨外運動，但在陳水扁執政時帶領農民走上街頭，並在倒扁運動中擔任副總指揮，後又出任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請問您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答：我1978年起即參與黨外運動，主要是不滿國民黨長期戒嚴與萬年國會。我曾加入民進黨，但逐漸發現黨內派系鬥爭嚴重，又刻意排擠主張大膽西進的許信良等人，我於是退出民進黨。

2002年的1123事件讓我非常感慨，原來全球化、自由化會損害台灣農民的權益，而政黨輪替也不見得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與繁榮。尤其之後看到陳水扁貪腐愈來愈嚴重，我對西方選舉民主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與反省，我認為如果只能靠政治人物潔身自愛，而沒有機制避免或遏止上位者貪腐，那以欲望為附的自由民主很危險。這也是我在2006年同意出任倒扁運動副總指揮的原因。

馬英九在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用了一些有社會正義感及社運人士；他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時，又接受了我領導組織的台灣鐵牛隊的第三階段農地改革建議，即後來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他出任總統後又接受了我提出的「兩岸三通、農產品當先鋒」。因有此淵源，我後來答應出任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問：請問您在雲嘉南服務中心工作的那兩年，推動了哪些具體措施？

答：雲嘉南是農業重鎮，我抱著為農民做點事的心情上任。該服務中心沒有營運預算，但我仍盡力做了一些事。例如2013年豪雨成災，雲林縣二崙鄉的瓜農與農具受困濁水溪沙洲，縣長蘇治芬出國，各方無所適從，我火速趕到現場，緊急協調經濟部水利局、農委會水保局、國防部救難與工兵等單位，要求他們分工解決，最後順利救出瓜農，避免農具流失。水災過後，嘉義縣農民與縣府對於水稻受災補償標準的認定發生爭議，我緊急與農糧署、農會討論，決定分級補償及收購價格，這也成為往後處理災後認定與補償的政策。

又如故宮南院自2004年核定籌建計畫後遲未動工，我一再催促，南院終於在2014年舉行動土大典，我也說服了該院同意在院內販售阿里山的茶葉，幫助了阿里山茶農。再如，我向財政部、中央銀行、農委會金融局、農民銀行提案，爭取到農業金庫能比照商業銀行存放人民幣，爭取較高利息。

問：從各次選舉得票率及民調顯示，中南部民眾的政黨傾向、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與北部確實存在差異性，請問您認為原因何在？有什麼方法可以扭轉此局面？

答：濁水溪以南的確可以說是綠營的基本盤，但我認為中南部民眾本土意識強烈，對兩岸關係較多疑慮，是受到綠營政治人物與偏綠媒體宣傳的影響。每逢選舉，民進黨都大肆批評國民黨政府不重視城鄉差距、輕南重北，有些批評不見得是事實或有道理。但中南部農民很少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只收看收聽閩南語的節目，綠營政治人物抓住此點，購置大量地下電台，每天用閩南語辱罵國民黨「親中賣台」，大陸不文明、不民主，被長期洗腦、催眠之下，中南部人自然愈來愈討厭國民黨，也愈來愈偏向台獨。

要想改變目前這種局面，我認為藍營政黨必須先改變他們的宣傳方法，多培養精通閩南語的文宣人才，多用閩南語和農民溝通，讓他們聽得到，也聽得懂。再來是鼓勵中南部農民多和大陸交流互動，接觸多了，自然會改變他們對大陸的觀感及兩岸關係的看法。

問：您很早就開始與大陸交流，請問您怎麼看待當前的兩岸關係？

答：我在1991年就去過大陸，有幸在北京探望了曾任台東縣長與立委，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黃順興，我們談了很多兩岸農業的問題，也交換了不少心得。1996年我與陳映真等作家赴北京參加台灣文學研討會，以後就經常參與兩岸的農業及文化方面的活動。

我認為要促成兩岸社會融合，改善兩岸關係，必須先理解及尊重彼此文化及價值觀的差異，以及雙方經歷的歷史過程。台灣文化雖有本土發展的特性，但根基仍是中華文化，民進黨當政者若想繼續從教育與文化政策上推動「文化台獨」、「去中國化」，那不僅會破壞兩岸關係，搞不好還會畫虎不成反類犬，讓台灣陷入文化盡失的困境。

除了社會與文化的融合，兩岸最終還是要解決政治與軍事對峙。我曾在2013年草擬了一份有關和平協議的說帖給馬英九，主要是說兩岸兩會雖簽了ECFA，但那只在經濟層面，無法解決兩岸的歷史與政治問題，而台灣根本不可能維持現狀，和平協議可以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保障台灣免於戰爭，之後雙方再依憲法增修條例坐下來共議統一。我也提到兩岸領導人不必擔心以何名義簽署和平協議，可依據兩邊的憲法，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領導人的名義簽署。可惜，馬英九在八年任內始終未簽和平協議，但「馬習會」還是成行了，是兩岸關係極大的突破。令人扼腕，蔡英文上台至今都不承認「九二共識」，又以各種形式包裝台獨，兩岸關係前景確實令人憂慮，民間支持和平發展最終走向和平統一的力量必須擴大，才能讓當局的兩岸政策改弦更張。

問：您很年輕即開始寫詩，至今仍筆耕勤快，請問您為何選擇以詩作為抒發情感的媒介？一首好詩必須具備哪些內涵？

答：詩人是人類最早的導師，從嬰孩出生時的祝禱，到往生時的祭詞，都以詩歌表達。中國最早的文學就是《詩經》，其中多半是祭祀時的歌頌與農民的歌謠，連孔子都說「不學詩，無以言」。西方也是一樣，從最早的荷馬史詩，到後來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都是西方文學理論的根源。

至於我個人選擇寫詩的原因，主要是因我長期投入社會運動，生活一直處於動盪忙碌中，比較適合採用最少的文字直書胸懷。詩除了篇幅短，還可以吟詠，比較真實有力。至於詩的題材，由於我家世代務農，農民又是土地的勞動者、糧食的生產者，我以能夠用詩書寫這些處於弱勢的族群感到光榮，也接受被稱為「農運詩人」。

我認為一首好詩必須具備真善美，真是指情感真摰，能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善是一種對人、對社會的關懷與愛；美是一種想像與意象，包括文字修辭與形式技巧。有了真與善，自然就會產生美。有心寫詩者，不妨多讀中外作品，就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同時也要培養自己的文化底蘊，讓寫出來的詩有深度。

陷在內政泥淖中的川普，一就任就宣布退出美國主導建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而原來被嚴密排斥看管在外的中國，卻有會員國邀請入會。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網路的發達，太平洋兩岸只是咫尺天涯，在朝鮮半島、在釣魚台、在台灣，乃至在南海等國際議題，兩國的關係就像太平洋板塊與歐陸板塊，碰撞的多，和諧的少。

尤其，近兩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地展現的強大經濟力、文化力、科技力與政治力，美國開始發現中國已非吳下阿蒙，中國的崛起不僅會影響老美在亞洲的獨大優勢，甚至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各層面。所以，歐巴馬才會提出「亞洲再平衡」(Asian Rebalancing)策略，企圖用美日韓軍事聯盟把中國緊緊鎖在第一島鏈內，更強力推動TPP的成立，企圖對抗中國為主的RCEP及一帶一路。但美國制定的TPP規則，條件嚴苛，導致進度緩慢；加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是以東協(ASEAN)為基礎所延伸出來的自由貿易協定，共識度高，再以東協加中國超過15億人口的市場，其吸引力完全不輸給停滯中的美國市場。

但是，TPP和RCEP這兩大自貿談判的參與者，原本就有很大程度的重疊。RCEP的會員甚至還比TPP多。如果這兩大經貿協定形成以中國為主體的經濟體，將改變二戰後以美日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日本與美國不僅在經濟上會受孤立，甚至將深深影響美日與中國在東亞軍事對抗的衡平關係，這也是大陸政府對於參與TPP保持低調的原因。日前，中央電視台就曾對中國加入TPP提出一針見血的論點。

首先，中國若接手TPP，將會修改標準機制，甚至整個經貿架構，TPP會員國，特別是日本能接受中國主導的TPP嗎？其次，為了推進經濟全球化和地區合作，中國這幾年推動了一系列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及機構建設，例如RCEP、「中國-東盟自貿區」、「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今後將與TPP如何相融或區隔？

其次，TPP是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也是日本指望對抗中國的經濟依託。它不僅具有經濟意義，也有明顯的戰略和地緣政治意義。美國退出後，TPP的走向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的態度。但除非日本對華戰略和外交政策改弦更張，否則，中國不可能加入TPP，為日本的戰略困局救場。

因此，無論中國加入或不加入TPP，成員國都必須思考中國成為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 )的新局，是大家能接受的嗎？現今仍為全球老大的美國與日本，也能夠接受這樣的改變嗎？

4月即將上場的習川峰會，就是兩強之間溝通協調的一場大戲了。如果中國加入TPP並主導TPP成真，三分之二太平洋國家的經濟運作都將涵蓋在大陸主導的規則中，中國必將成為太平洋的新霸權，那台灣該如何自處？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民進黨政府不能再逃避。

(作者係前新黨國大代表)

中國大陸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走勢莫不受到全球關注；特別是在中共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今年經濟成長的目標備受矚目。

中國大陸自1979年起由計畫經濟轉型至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但帶來經濟高度增長，而且在短短30年內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去20年的平均成長率達9.3%，但自2011年後其經濟成長由高速轉為中速。2014年，中國因房地產市場下滑、內外需不振，GDP年增率下滑至7.4%，創下24年來最低增速而宣告進入新常態。2015年降為6.9%，去(2016)年經濟成長率僅達6.7%，創下26年來新低。顯然，中國大陸官方已逐漸接受經濟成長長期放緩的現實，咸認無大規模就業困難，GDP只是預測性而非約束性目標。

誠如中國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述，大陸經濟目前正面臨「三期疊加」的挑戰而導致經濟成長遲緩；第一為經濟增長換擋期，也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第二期是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第三期則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也有論者謂，大陸的經濟基本上是靠債務堆疊出的投資撐起來的。因為，大陸的企業違約率逐年上升，早已成為危及經濟成長的一大隱憂，一旦監管愈趨嚴格、信貸突然收緊，都會釀成極大風險。其他如地方債務居高不下、影子銀行問題有待化解，都是影響大陸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由於兩岸貿易依存度高，大陸的經濟成長表現、相關政策，均與台灣經濟及台商的營運息息相關。

增長預期目標逐年下滑

李克強在2014至2016年於全國兩會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GDP增長的預期目標分別為7.5%、7%、6.5~7%，但實際達成的成長率為7.4%、6.9%及6.7%（如圖1所示），亦即其經濟達標的困難度提升。那麼今(2017)年如何在經濟增長和風險管理間取得平衡，經濟目標要如何訂？

李克強在本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進出口回穩向好，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4％左右，主要汙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坦然言，這6.5％目標比起去年6.5~7%的目標區間，無疑是調降；顯示今年大陸內需市場增長力道會相對小一些，大幅下滑風險應不高。雖然，大陸官方早就宣稱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增長非唯一目標，但對成長目標數字的在意程度應不言可喻。

經濟改革政策及可能影響

一、經濟改革面臨虛實之爭。中國大陸「互聯網+」已被列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阿里巴巴在去年的「雙11」光棍節，再次創下單日1,207億人民幣交易的歷史新紀錄，足可看出中國大陸虛擬經濟的盛況。但虛擬經濟一旦發展過快、過胖；必然擠壓實體經濟。有鑑於此，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振興實體經濟，引導資金脫虛向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要堅持以提高品質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品質產品和服務供給」，積極推動「中國製造2025」；接著，政協主席俞正聲今年在政協會議開幕式上指出，今年經濟發展主要任務為：「強調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振興實體經濟實現轉型升級」。透露深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結構、去槓桿，仍是重中之重；但終究虛實經濟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仍有待考驗。

二、持續推進供給側效率。產能過剩對經濟成長影響亦難辭其咎。習近平所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今年重點是希望紮實有效去產能，如鋼鐵產能減少5,000萬噸及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再者是儘速處置10萬家的「殭屍企業」；此外，還要進一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而提升供給側改革的績效。

三、對中小企業減稅將惠及台商。稅費對企業而言是一大負擔，過高的稅將逼使企業往外出走。有感於此，在去年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規模高達5,736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後，今年減稅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如兩會期間，大陸財政部長肖捷宣示：「今年將取消或停徴35項涉企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對中小企業不僅減稅，還降費，直接減輕企業稅負估計達3,500億元。」若加上降低「五險一金」的繳費比例（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五種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總減稅將近5,500億元。其次，為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比率由50%，提高到75%，也就是說，在計算企業所得稅的時候，中小企業可以將更多的研發費用在稅前扣除。

台商企業家數已突破9萬家，至少有100萬人；對於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負，以及大陸加入共同申報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規範，清查海外帳戶等稅負問題影響甚大。今年2月15日，商務部及證監會等部門曾為台商舉行「經濟政策報告會」，說明大陸經濟政策，台商普遍反應企業和個人稅負過重，希望減輕稅負，並關注大陸是否會借由CRS清查台商海外帳戶等問題。

此外，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黃奇帆也在兩會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45%降低至25%，也引發高度關注。不可否認，若確定減稅，台商自然會受益。

四、抑制房價泡沫，加強國企改革。曾名列為大陸首富的房地產大亨王健林表示，陸房地產泡沫化風險已相當高，不可不慎。一線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房價不知漲了幾倍。因此，權威人士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而今年兩會也特別宣示，要採取調控政策以抑制房地產泡沫，未來在房地產限購、限貸、稅收等在內的調控政策將實施差異化。

此外，大陸的國企改革已有相當時日，今年改革政策在進一步加大國企重組、瘦身健體，處置殭屍企業，有效防範道德風險。其中，需要強力整頓的產業包括鋼鐵、煤炭、重型裝備、火力發電等；另外，也要強化風險管制，將職工安置在最優先位置；為促進國企資本流動性，將投資營運公司的試點增加。國資委也希望國企在今年底完成公司制改制。各地方國企將力爭今明兩年完成改制工作，預料此舉將帶來國企上市潮，有利於資本市場的發展。

五、加強外貿質的提高，擴大開放「一帶一路」。受限於國內外經濟環境影響，大陸自2015年起外貿總值由高峰呈現衰退趨勢。有感於此，未來將鞏固貿易大國的地位，推動走向貿易強國的進程；外貿發展方式亦將由「量的擴張」到「質的提高」。在政策推動上，要促進外貿繼續回穩向好、落實和完善進出口政策、推動優進優出等。但未來川普會對中國大陸採取何種貿易政策、中美是否發生貿易戰，不僅是大陸外貿政策一大考驗，對台灣外貿也有間接衝擊。

去年，大陸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說是「世界經濟引擎」亦不為過。「一帶一路」也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單是對沿線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就達到了6.3兆元。李克強今年在兩會中特別強調：要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加快陸上經濟走廊和海上合作支點建設，構建沿線大通關合作機制。台商若能掌握「一帶一路」的契機，對於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助益相當大。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陸今年「兩會」涉台部門特別強調「和平統一」，又有多人提及對台政策需要法律規劃，法律究竟對和平統一能有多少助益，值得思考。

「兩會」作為大陸最重要的常規政治集會，每年總會釋放重要的信息，今年的「兩會」是蔡英文就職以來的第一次，兩岸關係自她上台以來一路震盪走滑，頻出意外，因此，今年的「兩會」也很自然地成為外界觀察大陸對台政策未來走向的重要場合。

和平發展還是主旋律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3月3日首先發聲，依然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著重「增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認同感、凝聚力」、「加強與台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

3月6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走出人大台灣省代表團全體會議後，在媒體前直言「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如台獨勢力得不到遏制，必定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穩定，帶來非常直接重大的威脅。

總體來看，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暫時沒有放鬆的跡象，這是對蔡政府最大的壓力棒，能發揮多大效果，還要持續觀察，不過，聲響最大的旋律還是「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由於台灣當前內部統獨勢力不利於此目標，大陸很自然地會需要在既有的基礎上採用新的思路，設計具體可行的新手段，為「和平統一」創造新條件。

「依法統一」似在醞釀中

早有傳言北京考慮修改《反分裂國家法》，將對台動武條件法治化。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2月8日公開表示，大陸將「堅持運用法治方式和手段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有在法治上做文章的意思，但未必是動武。

「兩會」尾聲時，北京學者李義虎受訪時透露，為遏制台獨，大陸有人提出在《反分裂國家法》外，再制訂國家統一法的構想。至於立法時程，李估計「從現在來看，可能是下一屆人大」（第十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預定2018年3月召開）。由此看來，大陸內部似乎已有以法律手段進行和平統一的構想，若真走上這條路，就要以「依法行政」的作為，進行「和平統一」。

其實，以「依法行政」的方式推動統一進程，在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依法治國」的〈決定〉已提到：「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明顯將法律手段與和平統一緊密連結。

2015年7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1條也載明：「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顯示自習近平上台，繼《反分裂國家法》之後，一直醞釀著將法律作為統一手段。

這個「法律手段」是「依法治國」的派生物，「依法治國」具有普世價值的性質與形象，大陸可能想以此普世價值作為統一台灣的手段或正當性基礎，將兩岸關係原本為政治問題的屬性，轉化為屬性較為單純的法律問題，然後在一定的條件與時機啟動「依法統一」。

不過，問題在於如目標是「和平統一」，而非單純的「統一」。如果台灣執政當局不接受，大陸只能用強，就是武統。

縱使「依法統一」將導引兩岸的政治談判，在「依法」的前提下，將來可談的話題可能僅限縮於大陸的法定項目。但結果是，台灣當局不論誰當家，都沒有接受的可能，最終結果是不是也會逼得大陸不得不走上武統之路？

總的來說，大陸若採單邊「依法統一」的途徑，所依之法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的派生物，不論用什麼說詞，都會讓台灣人民認為，台灣在統一後的地位其實比香港好不了多少。這種情況下，在現實環境中會找不到可以帶動兩岸和平新融合的支點，如果一定要統一，最終走向武統的機率自然相當高。

兩岸需要新的融合機制

北京當局如果真有以法律和平統一的規劃或構想，可能要先對「和平」與「依法」給出實質具體的定義，再依理性原則評估可行性。

從本質來說，無論兩岸實力差距如何懸殊，兩岸統一是政治問題，而且涉及人民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其次，任何的統一行動也應同時考量到統一後的治理，這不僅僅只是治理台灣的問題，也會涉及大陸內部的人心變化。因此，兩岸統一其實需要的是一種不同於迄今所有政治規制的新融合，而且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新融合。如此，統一之後的中國才能真正長治久安。

最後，「兩會」期間習近平未就台海情勢表示意見，這絕非偶然的現象，是否與外傳的將在4月與川普見面有關，計畫把最重要的意見直接拿到川普面前交涉，擔心「機事不密則害成」，因此，會面前暫不表態，不露機鋒？這值得大家注意觀察。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台灣沒有實力畫紅線，也應該了解各國的紅線，以避免踩到紅線，招來報復和產生對自己不利的結果。

世界上沒有多少國家能任意地依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畫下紅線，向全世界公布，並預期別國政府會尊重。定紅線要靠實力，也必須慎重，太任意會招到國際輿論的不滿，如對超越紅線事件處理不當，有可能失去國際信譽。了解別國的紅線是政府的智慧問題，即使沒有實力自己畫紅線，也應當充分了解各國的紅線，以避免踩到，招來報復和產生對自己人民不利的結果。首先，看看現今有幾個國家可以定自己的紅線。

美不惜發動戰爭保護紅線

第一當然是美國，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變成世界第一強國，冷戰時期，美國有北大西洋公約軍事聯盟，在東南亞多國有軍事基地，儼然以世界首領自居，也幾乎可以任意定其紅線。蘇聯解體之後，是美國的頂峰時期，美國的紅線完全是根據它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而定。不但不容許外來勢力伸到美洲（此紅線在古巴導彈事件就很明確地畫下），也把紅線畫到歐洲和中東，而且不遺餘力地保護，甚至不惜發動戰爭。

不過，經過連年戰爭勞民傷財，淘空國庫，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紅線也動搖了，川普政府開始要北約國家出錢保護美國的紅線。近年來美國轉移注意力到亞太，一來是因中東失利，二來是眼紅和擔心中國的崛起。

中俄聯盟引起美國警惕

俄國二戰之後也大有所獲，在歐亞及對中國強奪豪取，也把紅線任意往外延伸，並有意與美國爭世界之霸。但隨著蘇聯解體，美國立即拿下全球霸主的位子，並填補其留下的真空地區。

蘇聯解體至今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俄國吸取了教訓，執政焦點專注於經濟，對中國的態度也開始轉向， 俄國聯中的意願，從經濟、軍事和安全各方面都顯而易見，也讓美國起了警惕心。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領導位置，經濟低於軍事，也只能借著北韓踩到大家的紅線，來搞美日韓聯盟，並在韓國設立薩德防導彈系統，以達到一箭數雕的目的，一是提高美國在亞太的地位，二是增強美日韓聯盟關係，三是針對中俄的防禦系統。此舉當然碰到了中國的次級紅線。不過，北韓難以控制，導彈射向日本經濟海域；南韓大選即將到來，川普政府的政策還不明朗，中國也只能觀察漸進。

中國終於有能力定紅線

中國歷經日本侵略、內戰動亂，以至兩岸對峙。在這一段悽慘的歷史過程中，中國不僅無力替自己定紅線，甚至只能任由外國在中國畫下勢力範圍和紅線。如今中國大陸政府帶著人民站了起來，它終於能為自己定紅線了。

世界各國大到美俄英德法，小到中南美、非洲、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都能看清中國的紅線。中國的第一條大紅線就是「一個中國」的疆域問題，其他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都在此紅線之下。初次主政的川普，仗著意外當選的聲勢，想試探一下中國的紅線，可是立即碰到紅線的反彈。中國不但嚴正抗議，而且已部署了保護紅線的反擊準備。貿易戰也罷，金融戰也罷，中國都有所準備，川普不得不退一步。

沒實力定紅線就更要謹慎

台灣的紅線是釣魚台？是太平島？是斷絕邦交？是保護漁民？是抵制與大陸貿易？是不讓大陸海軍在台灣海峽航行？蔡政府能定這些紅線嗎？還是去向美國哭訴，要美國替台灣畫紅線？但美國沒空，它正忙著了解和應對中國的紅線。

中國已開始把實力向外延伸，保護它的經濟貿易利益，美國和日本都看到了，台灣卻視而未睹。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貿然與川普通電話，顯示她完全不了解紅線的道理。台灣沒有實力去碰任何紅線，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不僅名不正，言不順，也顯示不會審時度勢，做出損己（台灣人民和整體中國人民），而利他（外國勢力）的愚蠢行為。國際政治講的是現實利益，太多歷史實例證明，依賴外人保護的結果都很悲慘。

依筆者看，台灣的紅線應當是台灣人民的福利和子子孫孫的前途，蔡政府要想保護這條線，就必須與大陸合作，而台灣人民也必須督促蔡政府保護這條台灣人民的紅線！

(作者係《中美論壇》評論員及專欄作家)

蔡英文不僅過去具有獨派背景，執政後又任用具獨派色彩人士，展開一系列「去中國化」措施，被大陸當局批為推動「柔性台獨」。蔡英文應提出新論述，以破解大陸的疑慮。

由於蔡英文在未執政前，不僅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一邊一國論」有關，又曾提出「天然獨」、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流亡政府，因此，儘管她執政後表示，將遵循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但大陸當局對她疑慮未減。尤其，蔡政府在教育、文化、歷史、司法領域任用具獨派色彩人士，更展開一系列「去中國化」、「去蔣化」、「去國民黨化」措施，被大陸當局批判為「柔性台獨」。

從漸進式到柔性台獨

過去，陳水扁一上台就利用「四不一沒有」（「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作為擋箭牌，再以蠶食手段，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逐步推行「脫中國化」。

大陸曾抨擊陳水扁繼承李登輝的「文化台獨」脈絡，採取一系列「去中國化」的政策措施；藉由鼓吹台灣本土文化，彰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割斷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臍帶關係，遂行「文化台獨」。而對蔡英文的批判，是依然遵循前述軌跡。

基本上，大陸方面認為儘管兩岸隔絕半世紀以上，台灣文化由於歷史因素受到日本、歐美等文化影響，但其根源仍是中華文化，台灣實施「去中國化」的文化政策，實際上即是消滅台灣文化；台灣當局在文化領域強調「本土化」與「台灣主體性」，甚至以原民史觀取代中華史觀，其實質是一種「脫中國化」或「去中國化」的策略。

大陸認為蔡政府「去中國化」的主要策略首先是文化台獨：主張台灣要以河洛語音為基礎的「通用拼音」，代替大陸和國際公認的「漢語拼音」；提倡台灣本土文學，揚棄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中華文化只是台灣多元文化的一環，而非中華文化的次文化系統。

其次是歷史台獨：民進黨將台灣歷史從荷蘭侵占開始說起，之前是無人之島；兩蔣統治是外來政權再殖民，解嚴以後為後殖民時期。現今則刻意塑造原民史觀，替代傳統的中華史觀。

再者是教育台獨：推行「認識台灣」教科書，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目前的教育體制及課程設計，的確不利於中華國族建構，導致中國人認同下降，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成為兩元對立的選擇。

台灣主體意識≠台獨意識

無庸置疑，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教育體制中，充滿著中國意識及中華民族主義。調查指出，40歲以上教育程度越高者中國意識越強，20-29歲之間的台灣意識及認同台灣人比例相對高，這證明課綱影響了年輕人的國族認同。

儘管台灣本土意識或台灣主體意識並不等於台獨意識。但一般言之，中國意識越強者，其國家認同就可能越傾向將台灣與大陸視為一國，視自己為中國人；而台灣意識越強者，可能傾向將台灣與大陸視為兩個國家，並將台灣人與中國人視為兩種不同國籍的人。就此而論，培養雙重認同有其重要性，從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到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建構，最終統合始能水到渠成。

大陸當局強調兩岸心靈契合、一家親及命運共同體，希望藉由教育文化社會交流，提升台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但隨著兩岸民粹主義風潮及民意勃興，兩岸力主「武統」與追求獨立自主的聲浪高漲，形成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主體意識之間的衝撞。筆者以為，當前應先讓台灣民眾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傳統的民進黨並不否定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說法，當前兩岸當局在「國」的部分沒有交集，至少可先在「族」的部分尋求共識，加深「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以共同振興中華、共築中國夢。儘管「九二共識」不可偏廢，但也有論者以為「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族」或可成為民共雙方向前發展的新共識，暫時緩解大陸對蔡政府追求文化台獨、歷史台獨的猜疑。此外，由於中國歷史、文化、哲學、文學或美學早已成為台灣文化的主要內容，蔡政府實難以政治因素遂行「去中國化」的目標。

短期內，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那四個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兩岸或可積極尋求與「九二共識」並存的新共識，例如蔡英文在重要場合表明「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族」，而大陸也視此為台灣釋出的重大善意。這樣，雙方即使無法在共識凝聚上一步到位，但至少已經產生「基礎共識」。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楊振寧宣布放棄美國國籍之事，最近引起華人社會廣泛討論。他因獲諾貝爾奬成為社會典範人物，但也因此背負過甚的期許，造成他在大政治環境的依違抉擇，以及他對於中國與西方價值論斷中的毀譽衝擊。

楊振寧是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兩位中國人之一，1950年代以降就一直是中國人社會裡的一個典範人物，這背後有出於近代中國對於科學的一種崇拜，對於中國在近世歷史中所受到屈辱的挫折心理，以及對於如諾貝爾獎之類西方價值標準的高度評價。這種諾貝爾獎症候群，造成社會對於獲獎者有一種過高的期待和要求，十多年前楊振寧在喪偶後與一位年歲相差甚大的女士結婚，在一些人的心中，他完美的形象似乎因而破滅。

物理學成就非凡

楊振寧1945年公費留學美國，他自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所時，就被公認是理論物理和相關數學理論方面的天才。他的物理視野，在與大物理學家費米等的學研過程中飛躍突進，事實上，他12年之後與李政道合作得到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恆」工作，並非他在科學歷史上最有貢獻的工作，在那之前發表的「楊─密爾斯規範理論」，早已經被公認為二戰後最重要的理論發展。簡單來說，如果和「楊─密爾斯規範理論」(Yang-Mills Gauge Theory)相比較，宇稱不守恆在物理科學的探索深度，以及在科學歷史上的重要性，都相去甚遠。

俄國出名的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朗道，除在理論物理有許多重要的成就，還留下一個衡量科學家的「朗道尺度」(Landau Scale)。根據該尺度，牛頓、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和愛因斯坦是第零級的跨世紀偉大物理學家，第一級的世紀大物理學家就是如費米(Enrico Fermi)和楊振寧等，第二級則是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物理學家。楊振寧位居如此重要科學家的道理，主要是因「楊─密爾斯規範理論」。

1994年楊振寧因「楊─密爾斯規範理論」獲得美國地位崇隆的鮑爾獎(Bower Award)，給獎頌辭說「楊─密理論」的重要，可以與馬克士威及愛因斯坦的工作相提並論」，他半個世紀物理工作展現的深邃精簡與美妙風格，也讓他在國際物理學界獲得普遍推崇。

1971年首次返回大陸

楊振寧早在冷戰熾烈的1971年就率先回到中國大陸。

楊振寧1945年離開大陸到美國留學，不幾年國共內戰造成政權易手，出國時持中華民國護照的留學生，一些人在1949年後回到大陸，但有更多的留學生留在美國，靜觀其變。韓戰隨即爆發，中美成為冷戰交戰的敵對國家，台灣則成為冷戰籌碼，兩岸對峙決定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

冷戰期間，莫說是在美國的中國人不能到大陸，就是一般美國人也禁止前去，楊振寧除了一個大弟也在美做物理教授，父母與弟妹四人都在大陸。他的父親楊武之早歲留學美國，獲得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後來在清華、西南聯大與上海復旦大學教書。楊振寧1957年得諾貝爾獎之後，父親得到大陸政府特許到日內瓦與楊振寧見過幾次面。他與兒子談到新中國的進步，引起楊振寧好奇，楊武之應大陸官方要求，也勸楊振寧回大陸看看，但他知道楊振寧追求學術更上層樓，應該留在美國，因此並沒有要兒子回到大陸工作。

楊振寧於1957、1960、1962年與父母三次在日內瓦見面，感觸良多，1964年他與父母在香港見面，才頭一回見到睽違近20年的三弟和小妹。1966年受文革影響通信中斷，楊振寧看到的，只有日內瓦存摺上父親取錢留下的剛勁字跡。1970年楊振寧因要到香港講學，希望父母和弟妹再來重溫1964年的美好相聚，但父親有糖尿病，加上文革時辦手續困難重重而病倒，結果只有三弟陪母親來港相聚，妹妹留在上海照顧父親。

楊振寧當時並未想到自己第二年居然能回到中國。1971年楊振寧先在報端注意到，美國公開取消了對於公民到包括中國在內幾個共黨國家的旅行禁令，加上當時的「乒乓外交」，楊振寧覺得去大陸的門已經打開，但越戰還未結束，他怕這個門不久又會關上，因此積極進行準備。

楊振寧雖然在學術界，但他研究物理科學中的核物理，確與原子彈武器密切相關，他特別有意避免這方面的研究，也絕不去美國製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連IBM公司的顧問都辭掉，以免影響他去中國。

1971年7月，楊振寧幾經波折，解決了許多困難，成為最早公開訪問中國的在美著名華人科學家。他在大陸停留近一個月時間，除與家人會面，探望已臥病醫院的父親，也到好些地方訪問，他見到舊識好友，看到26年來家國的變化感懷深重，甚有一些無可忍抑的涕泣場景。

中國情懷遭質疑

當時世界各國對大陸文化革命十分好奇，尤其1968年法國發生學生運動，美國反越戰風潮也如火如荼，去過大陸的楊振寧因此受邀到多處演講。有人批評他盛讚新中國建設有著過於熱烈的情懷，多年後他也承認自己是一個蹩腳的新聞記者。最近仔細再看當時他在任教石溪紐約大學的講稿及問答，認為他對事情的觀察其實相當客觀而謹慎。

1971年中美還是冷戰的交戰國，第二年才有尼克森訪中的破冰之旅，楊振寧的中國行並非沒有風險，回美後就有聯邦調查局探員來訪，楊振寧拒絕他們去家裡，在辦公室見面時，一位調查員語帶威脅，楊振寧還特別要求秘書進來記錄下他們的對話。

1985年首次來台

楊振寧出國與獲諾貝爾獎時都持中華民國護照，他獲獎次年就獲選中央研究院第二屆院士，但在1985年以前沒有來過台灣。

他與太太杜致禮結婚時，岳父杜聿明被俘軟禁在北京，杜致禮之母曹秀清和弟弟妹妹則隨國民政府到了台灣，有點人質味道。1957年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蔣介石特別約見曹秀清，還給她一本護照，讓她去美國看女兒女婿，也希望她勸楊振寧回台灣看看。第二年曹秀清果然去了美國，在楊振寧家裡住了幾年，1963年去了大陸與杜聿明會合。

那段時期，楊振寧曾經與吳健雄等幾位著名物理學家，致電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對於有合作關係的物理學家黃克孫的岳父母，以及《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被捕之事，表示強烈的反對意見。

1971年楊振寧的大陸行，引起台灣政壇震撼，美國一些親國民黨的留學生在黨辦雜誌上抨擊楊振寧，說他「朝拜紅色王朝」，其實楊振寧去國多年，父母弟妹都在大陸，如此批評他大陸行，真可謂妄忠黨國、乖違人倫。

楊振寧1972與1973年又赴大陸訪問，以後更多次訪問大陸。1984年楊振寧的老師吳大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次年他便頭次訪問台灣，以後多次到台灣開會講學，最近一次是2015年來台接受台大的榮譽博士學位。

反對建大加速器遭怨

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物理學界有建造大加速器迎頭趕上歐美之議，楊振寧做的雖不是實驗物理，但其理論工作有一部分與加速器實驗相關，不過，他不僅未因此倡議支持，反倒幾乎是獨自一人地公開反對此議，引起一些物理同儕不快。

楊振寧不願支持大陸建造大加速器，除了認為此一研究在物理科學的完滿理論追求上並非關鍵因素，更主要是因中國當時改革起步，百廢待舉，蓋大加速器非當務之急，他曾與許多物理學家辯論此事，留下「楊振寧舌戰群儒」的記錄。後來北京蓋了高能加速器，楊振寧的意見對於其規模與發展方向產生了一定作用。

1990年代，楊振寧在北京清華大學設立一個高等研究院，並親自出面向外募款，但因太太重病多年，他一直到2003年太太去世後才搬回北京清華長住。

楊振寧除40年前曾反對造大加速器，幾十年來他一貫反對中國搞大學術計畫，甚至不鼓勵追求諾貝爾獎，認為民生經濟更加重要。去年丘成桐寫文章提出質疑，他才首次公開為文說明反對中國建造超大加速器，除基於科學價值的評斷，也因他深知中國還有大量貧困人口，而且他在美國多年，深知美國那一套制度與體系的問題。當然，他這些看法引起不少學術圈自視高人一等的知識中人不滿。

老夫少妻引來不滿

大陸近年來對楊振寧的不滿氛圍，主要因為他於2004年與差距54歲的翁帆結婚。他們兩人面對批評，言行坦然，但由於人們對於權勢懷有既惡又好的矛盾心態，對於真誠人性也有過多的算計懷疑，加上網路散播許多莫虛有的虛構傳言，一再妖魔化楊振寧的社會形象。

楊振寧在60歲出版的《論文選集與評註》裡，曾經自述1964年申請入美國籍時幾經掙扎的心路，他雖然沒有親口告訴父親，但自揣父親或許心底一角會怪他「拋鄉棄國」。多年來他訪問中國各地，特別體會中國底層社會的困境，高度評價中國農民的誠樸可貴，他雖身在象牙之塔，卻從不覺得只有學術是「清高事業」，他曾說大陸的大學教育對中國的貢獻，不比美國大學對美國的貢獻來得少，引起一些嚮往美國模式學界人士的不滿，批評楊振寧是「歌功誦德」。

最近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有人究竟他的動機，甚有傳聞回國是為享受部長級待遇，也有說他一年得了多少收入。其實如果要追究利益，楊振寧在北京清華大學設立的基金已募到1200萬美元，其中包括楊振寧賣掉美國房子捐出的120萬美金，這些都有帳可查。

其實他早在2015年就已放棄美國籍，只是美國政府最近才清查完他在美的財產及稅務，在此之前他已是香港的居民。

豐富的一生將被流傳

愛因斯坦晚年對於量子力學的不滿，使得主流科學界對他頗有微辭，楊振寧雖無愛因斯坦的地位，但他確實是當前世界公認理論物理的頂尖人物，他對近代理論物理發展的評價，在他2015年新加坡「楊─密爾斯規範理論60年會議」上發表的〈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說得最清楚。

楊振寧日前回信給一些學界朋友說，許多人因他反對大科學計畫而憎恨他，他認為要評價楊振寧，最好等他身後再說。

備受崇仰的知名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在楊振寧退休紀念會的晚宴上，推崇楊振寧的物理境界及民族情懷。他說，「對楊振寧來說，他個人離開父親，以及政治上離開中國，是同一個悲劇的兩個部分。」

楊振寧中國情懷與學術視野面對的衝擊，反映出我人社會積重未去「輕忽自我，欣羨外洋」的文化面向。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楊振寧傳》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