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陸軍官校是台灣軍事人才的搖籃，過去備受矚目，如今卻淪落至聊備一格，今年校慶三黨候選人僅侯友宜一人出席相關活動。而目前兩岸的兵凶戰危，更急得老黃埔人跳出來呼籲，切勿讓台灣作烏克蘭第二。

今年6月16日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建校99周年校慶，近百年來黃埔軍校與中國的命運，及兩岸的軍事發展、沿革息息相關。加上當前台海情勢複雜，國際勢力在此交鋒，被視為全球最危險的地區，而台灣此時還面臨著大選，因此，陸官校慶突然間成了一面鏡子，映射出不同立場的各種反應。

蔡英文未出席黃埔99校慶

1949年，黃埔軍校隨國府遷至台灣，繼續沿用其在大陸的校名「陸軍軍官學校」，並於1950年10月復校，成立第24期學生總隊，接續大陸地區最後一期的第23期。之後，兩岸先後創建黃埔校友會組織，北京於1984年6月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而台北於1991年初成立「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等。過去數年，台灣地區的黃埔畢業生經常出席大陸的紀念活動，今年3月也傳出台灣退伍軍人社團將號召500名黃埔校友赴大陸，參加黃埔軍校99周年活動。由於接近2024年大選的敏感時刻，國民黨擔心被抹紅，文傳會特別出面籲請退伍軍人不宜接受對岸接待，參與黃埔紀念活動。不過，在民進黨的嚇阻下，後來只去了200多人。

蔡英文自上任以來僅2016年出席過一次官校校慶，今年再度缺席，而是由國防部長邱國正赴高雄鳳山陸官營區，校閱地面部隊等續辦很傳統、制式的活動。儘管邱在致詞中提到孫中山建校的緣由、意義與目的，及蔣介石所提的「親愛精誠」校訓；在分列式隊伍中，像是在呼應美國要台灣加重備役軍人角色似的，由陸官退伍校友組成的老學長打頭陣；又有官校「黃埔、南京、成都及鳳山」等四個時期的服飾車隊，但都難掩蔡政府長期非常冷淡對待軍人的印象。

大陸的黃埔活動是由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辛亥革命紀念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等幾個單位共同主辦，「九十九載櫛風沐雨 砥礪前行共赴榮光」活動，回顧黃埔的光輝歷程，培育時代新人，賡續精神血脈。近幾年，軍校舊址紀念館加大了黃埔軍校的相關文物收藏品；已完成的藏品徵集有「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學』字出入證」、「1926年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印《廖黨代表演講集》」等，反映了黃埔軍校在廣州時期使用的徽章及相關文獻。這次校慶又獲得了《黃埔日刊》、《北伐畫史》、1926-1927年出版的《東方雜誌》、《周恩來給雲屏信劄》等文獻捐贈。活動現場還首次發表了建校99周年主題宣傳片《銘記》。

三黨候選人僅侯關心黃埔

值此陸軍官校校慶期間，台灣三黨的三位總統候選人中，民進黨的賴清德及民眾黨的柯文哲，對校慶不聞不問，兀自跑自己的競選行程。倒是國民黨的侯友宜，6月16日在張善政的陪同下，出席了桃園中壢陸官校友所舉辦的黃埔建校99周年活動，宣示明年要以總統身分到鳳山陸軍官校參加黃埔建校百年校慶。6月18日，侯友宜再出席了在台北市府廣場的「黃埔建軍建校迎百年」啟幕式，且表示會維持兩岸和平交流，秉持黃埔精神，愛國家、愛人民、不怕死、不怕難，讓中華民國永續繁榮，堅定向前走；他批評民進黨說「軍公教是米蟲」，是「軍公教警消人員無法忍受的」。

時至今日，蔡政府一味聽信美國的指導棋，搞到兩岸嚴重對立，看在老一輩黃埔人眼裡，尤其憂心忡忡。93歲的前陸軍總司令陳廷寵，過去常與大陸的退將交流，建立了不錯的情誼，也因此被蔡政府扣上「通匪」的帽子，如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趕去北京會談，為見習近平一面煞費苦心；蔡政府頓時更進退失據。陳廷寵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就聲明，他反對台獨，主張軍隊不要為台獨而戰。

老驥伏櫪志在兩岸和平

趁著陸官校慶，陳廷寵6月18日特別召開了「陸軍官校在台復校第一屆畢業生畢業70周年聯誼會」，宴請了同期的畢業生。他在會上表示，「我們是繼承黃埔序統的第24期，不是台灣軍校的第一期」；歷史不能改變，我們都是炎黃子孫，要珍惜現在，只要一息尚存，都要信仰、實踐三民主義。他再三強調，黃埔子弟皆應「維護海峽兩岸和平交流，不作戰爭的代理人，不要讓台灣作第二個烏克蘭」、「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是真正的中國人，不是無國籍的台灣人」。誠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

黃埔陸官99周年紀念，既是為100周年暖身，更是爭取2024年各路人馬、各種意識的一面透視鏡。

2023年6月16日，黃埔陸軍官校舉行99周年校慶，國防部長邱國正親臨主持校慶典禮，部隊正步連公開示範踢正步，共1,400多名官兵演練展現「三軍一體，同根同源」與「踵武前賢、世代相承」的黃埔精神。

大會後，邱國正領頭宣讀軍人讀訓，該陸海空軍軍人讀訓是1936年在南京中央軍校完成的，字字句句都在啟發我們中華民族的大義。

聽著邱國正領頭朗讀軍人讀訓，心潮澎湃，讀訓曰：「我中華民族，雄踞東亞，建國至今，已歷五千年。以四萬萬和平優秀之民族，聚居於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之土地，…。」身為軍人，看到兩岸分裂，民進黨被美日外族利用，有兩岸同胞骨肉相殘之危，痛心疾首。我認為：「反獨促統」就是踐行黃埔精神。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制定了「印太戰略」，阻撓中華民族崛起是陽謀，打「台灣牌」便是其中的一步棋。保家衛國是軍人的光榮使命，而我們的國家既包括台灣，也包括大陸，祖先用鮮血開疆闢土換來的土地，不容分裂。

讀訓說，「俾得發揚奮勵無前之士氣，造成精粹勁練之國軍，共同擔負救國家救民族之重大責任」，我深以為然。維護國家統一本是黃埔首要的任務，也是先總理中山先生之願。黃埔精神與台獨水火不容，民進黨想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必遭全體黃埔軍人反對。同為黃埔軍人，我希望邱國正上將能夠率先垂範，作「反獨促統」的將軍，率領黃埔子弟，為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盡心竭力。

讀訓有三問：「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祖先遺留之廣大土地？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後代之子孫？如何而後可以保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國權？」這三問如醍醐灌頂，澆醒黃埔的軍魂。讀訓也提醒我們：「凡此皆為我全體將士無可旁貸之職責，而一時一刻不可或忘者。蓋我國家民族永續無窮之生命，實惟我全體將士是賴也」。邱國正讀此訓不知作何感想？

軍人雖以服從為天職，但長官下達的命令必須符合保家衛國的規範，必須有利於人民的利益。台獨分子是違反國家利益的集團，他們的命令當然可以不執行。支持統一才是愛台灣的表現。

希望邱上將能挺身領導我們，為國家和民族出力，推翻民進黨把持的台獨政府，讓兩岸由兵凶戰危回到和平之路。黃埔精神萬歲、萬萬歲！

(作者係陸軍退役中將)

6月木棉花開，驪歌響起，本來是一個歡喜畢業的季節，然而對雲林縣環球科技大學來說，卻帶著傷感。該校已被教育部宣布，將於2023學年度停招並於當學年度結束時（2024年7月31日）停辦，創辦人許文志先生在畢業典禮上沉痛地表示，「感謝教育部，毀掉了環球，毀掉了台灣的明天。

近年來屢有大專院校停招、停辦、合併的報導，截至目前為止，全台已有10幾所大專院校停招、停辦。

位於屏東縣的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於2014年2月宣布報請教育部核准停辦，是台灣「第一間停辦」的大專院校，後來屏東縣永達技術學院、高雄市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苗栗縣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台南市南榮科技大學、花蓮縣台灣觀光學院、嘉義縣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宜蘭縣蘭陽技術學院等校也紛紛停招、停辦。

另外，高雄縣和春技術學院於今年5月退場、台南市台灣首府大學在今年6月舉辦最後一屆畢業典禮，而嘉義市大同技術學院與彰化縣明道大學、中州技術學院則與環球科大命運相同，也被教育部宣布，必須在2023學年度停招，並於當學年結束時停辦（見表1）。

少子化衝擊大學招生數

一間學校要退場收掉的主客觀原因很多，然而台灣高教環境為何有這麼多私校說掰掰，約可歸因為三大要素。

一、學校財務不佳影響辦學品質。根據行政院《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明文規範相關學校一旦發生財務惡化、積欠教師薪資超過3個月等，將列入預警學校，未能限期改善則列入專案輔導學校，被列專輔的學校，若再未改善，將下令停招、停辦。

因此針對環球科大創辦人的發言，教育部很快發出聲明回應，係因環球科大財務不佳被列專輔，且狀況持續惡化無法改善，嚴重影響學校正常營運，教育部才依據退場條例提出退場審議會審議，經退場審議會決議，才裁定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停辦，相關作為皆依規定辦理。

二、少子化衝擊招生數。1983年以前，台灣每年新生兒超過40萬人，之後出生人口每年30幾萬人，2000年一度來到307,200人的高峰，後來開始下滑，2008年首度跌破20萬人大關；2010年農曆虎年166,473人，2015年回升到213,093人，但之後又逐年下降。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數據，2022年因農曆虎年僅有138,986出生人口，創統計以來新低，慘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有任何可能提高生育率的跡象（見表2）。

少子化影響學生來源，導致很多學校面臨經營困境。教育部預計自2025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20萬人，而且未來大學新生數平均每年將減少近3,000人，意味著註冊率會愈來愈低、甚至有招生掛蛋的情形發生。

廣設大學卻招不到學生

三、廣設大學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當學生數減少，學校過剩的情況就會浮現，一般家長及考生選校都會「先公後私」，私立高教要承擔的退場壓力比公立大學大。

民進黨2024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日前表示，為縮減公私立大學的學雜費差距，政府自明年2月起要提供私立大學學生每年2.5萬元補助，這被人稱為「選前大撒幣」的政策，是否能改善私校招生的情況，尚不可知。

台灣廣設大學的現象要追溯至1994年的「410教改」。當時很多人「為下一代而走」，要求人人都能讀大學，而學者和民間團體也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等訴求。之後專科升格為技術學院，再改制為科技大學，使大學和學院的總數一度高達160多所。

廣設大學容易，但台灣從2000年開始出生人口就開始下降，卻沒有人嚴肅看待此後續效應。後來果然因出生率降低，讓大學招不到學生，有的學校為了招生，只好降低錄取分數，一度出現「7分就能上大學」事件。

整起事件係因台南市立德管理學院於2008年升格為立德大學，沒想到當年指考竟有考生以國文、英文、數甲、物理、化學五科成績，並在三科加權二倍的計分標準下，最終以7.69分錄取，平均每科考不到1分，讓「7分上大學」成為當年教育界熱門話題，還有人把極低分就能錄取的稻江、立德、興國、真理、致遠等五個大學戲稱為「到德國真遠」。

雖然幾年前台灣高教曾「寄希望於海外學生」，希望能爭取海外學生，特別是陸生來台，彌補入學人數的缺口，然而蔡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惡化，加上新冠疫情打擊，陸生人數直線下滑，東南亞來台就學人數也大幅減少。

私校退場的影響不容小覷

私校退場潮對整體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輕忽。首先，對學生而言，雖然繼續就學的權益被保障，然而心理層面受到的傷害與惶恐卻被疏忽了。學校停辦時在校學生會被分發到其他學校就讀，教育部也會補助學生因轉學增加的支出。就像台灣首府大學今年7月底退場，但還有80幾名大二、大三學生，依據教育部善後措施，已協調分發至正修、長榮、南台、台南應用等十幾所大學。

不過，學生雖得到繼續就學的保障，但其心理感受誰來關懷？要知道學生轉到新學校，涉及層面相當廣，例如往來交通方不方便、食宿會不會增加開銷、打工機會多不多，除了得適應新校風新老師，還要交新朋友，豈是教育部一紙公文就能解決？像去年台灣首府大學才傳出校方擬申請停辦，學生便焦急地組自救會，拉起布條高喊「捍衛受教權！堅持原校畢業！」有學生難過地說，大四畢製需要與同學合作製作大型專題，但轉學後和同學不熟，可能找不到人合作，或默契不夠，不知如何是好？

其次，退場潮將影響教育品質。不少私校本來就在苦撐，有教授一人兼任多系主任，又得肩負起招生的責任，苦不堪言。學校一旦退場，他們就面臨失業，所以每天煩惱接下來該何去何從，難免不會影響日常的教學品質。

再者，學校退場連帶衝擊學校周邊的租屋市場及餐飲業、電腦業、印刷業、服飾業，影響整體社會至。

「拒學」風暴席捲校園

6月14日，大學申請入學統一分發結果公告，2023學年度，76,112人報名，38,953人獲分發，報名分發率51.18%，是近9年新低，缺額逾1.6萬個則創歷年新高。

另外，根據教育部最近公布的「2022-2038學年度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預計自2023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20萬，未來16個學年，大學一年級學生平均年減 三、四千人或 1.9%。已有專家評估，未來8年將有超過40所大專校院將退場。

更令人堪憂的是，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字，台灣高中職學生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拒學風暴。高中職休學人數從2011學年度的11,000多人，到2020學年已增加為12,000多人，退學人數從2011學年度的8,000多人，到2020學年已增加到1萬多人，總計2020學年度休退學人數已超過2萬人，其中「志趣不合」占休學人數的五成。

大學及高中職的休退學人數，為什麼在近年內持續增加？是否與大學不夠多元，以及不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或者與升學壓力、師生霸凌、僵化學習方式等有關？值得教育機關深入研究。

結語

高教退場潮、在學人數下降、年輕人拒學，遲早會成為國安危機。以台灣引以為傲、揚名海內外的高科技產業為例，未來可能面臨高階與技術性人力缺口的窘境，而各行各業搶工的情況也會更加惡化，連帶影響經濟發展，以致消費人口減少，食、衣、住、行產業緊縮，GDP成長停滯。面對此問題，台灣當局應思考如何改善辦學環境，幫助學校轉型等因應之道。。

今年5月底，台版的#MeToo事件，從執政的民進黨連續爆發多起性騷擾案開始，隨即延燒至學術界、媒體圈、演藝圈，愈燒愈烈，震驚整個台灣社會。有學者稱，這些仇女、厭女行徑是「女性主義反挫勢力的逆襲」，筆者卻認為這反映的是女性主義的缺席，而非反撲，我們的社會仍處於前女性主義時期。

台灣有性平卻無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逆襲」應是以女性主義為對象，進行反駁或攻擊，提出反對意見或不同主張。逆襲通常發生在婦運的高峰時期，例如20世紀初期美國婦運大舉爭取投票權，旗鼓相當的反女性投票運動應運而生，形成反挫。仔細檢視當前台灣社會的厭女言論和行為，例如台大學生會會長選舉，居然以「制裁台女，終結噁男」、「Ａ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二學分」等作為競選政見，讓台灣仿佛回到女性主義尚未出現的年代。

台灣呈現的種種現象令人困惑。2017年全球反性騷擾運動(#MeToo)進行得如火如荼，台灣卻相對沉寂，似乎置身事外。政府常常舉統計數字宣稱台灣是亞洲性別平等第一名，難道台灣女人真的超越父權統治了嗎？

的確，台灣的性平政策是全球最積極、投入資源最多的政策，性平法律和規範在數量上超越世界各國，除了引進聯合國的消除歧視公約和性別主流化，並自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在法律方面，防治和處理性騷擾的就有三種，俗稱性騷三法（或性平三法），加上各種施行細則、防治準則，案件處理的操作手冊、處理流程等，不可謂不完備，甚至疊床架屋。推動聯合國倡導的性別主流化，也跑在全球前面：(1)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設立婦權會，其下各級政府設性平專案小組、訂立各項工作指標、定期開會、定期填寫各種表格呈報成果、自訂執行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接受中央和國際委員考核；(2)設立專責機構（中央性平處、地方性平辦），任用專職人員，數量全球最大；(3)全台所有公務員每年強制上性平課程。

公務員為何、為誰而戰？

可惜表格和會議雖多如牛毛、考核的分數精算到小數點，卻未能落實婦運精髓的女性主義及其基本原則平等、尊重、誠實。公務員焚膏繼晷，究竟為何而戰？更重要的是，為誰而戰？

性平會曾設定了一個具體目標：「確保台灣在國際性別評比中，居於亞洲各國領先地位。」每個人參與婦運的動機和誘因不同，對某些人而言，推動性別主流化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重要手段。性別專家陳瑤華主張：「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那麼，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至少還可以塑造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

政治學家石之瑜也指出，「台灣在國際上突破封鎖的利器之一，就是在性別議題上一馬當先。因為這足以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又讓台灣與大陸從最根本身體文化上區隔。」性別政治在平時讓位給國際政治和兩岸政治，選舉時讓位給政黨政治，在黨內讓位給威權政治，永遠有大局要顧全，致使台灣性別平等流於空洞化，甚至淪為政治正確的口號。

台灣的性別主流化推動速度極快，在實施計畫通過之前即已全面展開，短期內創造了政府對外部性別專家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似乎也沒有意願）查核專家意見的良窳，只得任其擺布。不少專家對於被操作得越來越複雜的性別也不求甚解，而選擇了最直接的宣示個人專業權威的方法，就是緊握多元性別這把上方寶劍，在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就當面喝止：「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有如《動物農莊》裡的動物們朗朗上口：「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但性別、多元性別、性別平等究竟是何意，卻從未經法律或官方正式定義，檢視各項法律、公文中使用的「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所指涉的性別內涵並不全然相同，更與聯合國、歐盟、或瑞典等國在訂立法規時，必先定義重要名詞的作法截然不同。

處置性騷擾的經典案例

台灣#MeToo最早從民進黨婦女部（今年2月改名為性平部）爆發。姑且不論民進黨成立之初以性別平等為號召，理應比其他政黨更尊重女性，婦女部的橫空出世無疑是婦運的重大成果，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及實質意義，而婦女部本身更是性別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當婦女部同仁遇到典型的職場權勢性騷擾，向主管申訴時，依法需負責防治性騷擾及糾正補救的主管，竟反過來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事後並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甚至質問受害者在被騷擾時，為何不當場跳車。

離譜的言行不僅點燃了台灣遲來的#MeToo怒火，也曝光了被掏空的性平。原來政黨婦女部的存在可能更便於打壓女性，反成了危害女性身心的工作場所。本案的主管事後還晉升民進黨副秘書長，成為視性騷法為無物的經典案例。

另外的作法則是藉處理性騷擾之名，行騷擾和霸凌之實。1997年，行政院在婦運團體的敦促下，成立了「婦女權利促進會」，推動體制內婦運。2012年起，在少數性別專家的操作下，藉著與國際接軌為名，將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為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2011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同時也發明了「多元性別」一詞，取代二元的男女，成為性平的指標。然而，由於規避了性別平等的定義，導致認知紛歧，也助長了學術界的權力爭奪。有些人握有生殺大權，操控性平專家名單，決定誰有權授課，誰必須出局。

《性別平等教育法》也創造了一批噤若寒蟬的苦主，例如該法第29條規定，如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學校可以不受理調查申請，但教育部仍接受匿名檢舉，要求某大學以性騷擾為名鉅細靡遺逐字調查授課內容，長達數年，形同文字獄。也有教授在被指控後身心受創，過世或失去教職，即使事後平反也難以彌補。

底層的覺醒與性別主流化

#MeToo最令人感動的是，數十年婦運累積的能量終於釋放出些許被壓抑的聲音，揭開了黑暗的布幕，觸動了大眾的心靈。台灣改變的時候到了，雖然遲了一點。

回想1984年，《婦女新知》雜誌即已發現大台北地區的女性有近九成曾經遭受性騷擾，九成以上的人主張強暴應改為公訴罪。但當時社會普遍以保護婦女名節為由，協助掩蓋犯罪事實，甚至安排強姦受害者（如鄧如雯）嫁給施暴者。工作場所男性吃女性豆腐更是家常便飯，似乎成了女性進入職場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反而譴責女性主義者大驚小怪、興風作浪，破壞社會和諧。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直到1997年才通過，《性騷擾防治法》則拖到2005年。

今年台灣爆發的#MeToo不像美國、韓國，有好萊塢的大明星、高階檢察官打頭陣，也沒有婦運團體介入，或組織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抗議，而是個別的、年輕的、基層的男女，一個接一個，面對加害者（和組織）的恐嚇及不可知的未來，仍選擇訴說她/他們自己的遭遇，而獲得社會共鳴。筆者希望這股勇敢的、正向的能量，足以形成改變台灣社會的力量。

她/他們使我想起婦運初期，主動爭取工作權和反抗性騷擾的勇敢女性：台南第四信用合作社的曾麗蓉、台北十信的楊麗君、新埔製衣廠的彭菊英、竹東市府合作社的陳瑞貞，她們以親身痛苦經歷的職場歧視和壓迫，驗證了女性主義的父權理論，喚醒更多婦女投入抗爭和修法的集體行動，而終於催生了《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改名《性別工作平等法》）。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更不足以矯正文化偏差，法律的有效執行有賴立法精神的體現，不僅需要執法人員堅守原則，也需要社會建立共識、給予支持。

性別主流化是國際婦運的果實，但各國執政當局有不同的理解和運用，也反映出各國婦運處於不同階段。台灣避談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即便擁有龐大的行政架構、複雜的工具，只會落得徒具形式、徒喊口號，甚至反而被主流淹沒或利用。此外，性平機制為女性開了一扇門，有些人得以參與權力遊戲、晉升高位，卻未必保證她們一定會為女性群體掃除工作和生存的障礙。當下婦運團體的目標不應是加入主流，成為受歡迎的一分子，而是不畏困難、逆流而上，體現平等和尊重，去改變主流。

古典政治學家佩特曼(Carole Pateman, 1940- )對有志從政的女性提出了挑戰：在女性主義改變社會結構之前，世界仍是男人的天下，想為女人謀求改變的女性有機會做領導人嗎？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有機會當領導人的女性，將如何推動社會結構性的改變？

應參考非洲女性主義憲章

女性主義的出發點是批判父權，進而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其目標從18世紀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個人獨立自主，演進到20世紀末（生態女性主義）的與萬物共生，但不論何種流派，均以平等、尊重、包容為核心價值。在這樣的承傳下，非洲女性主義者的自我反省、自我勵進，值得我們注意和借鏡。

2006年，100多位非洲女性主義者簽署了《非洲女性主義憲章》，主張自己的任務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了解父權體系，在政治層面終結所有形式的父權壓迫和剝削。憲章只有5章，其中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就占了2章。在個人倫理方面，除了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權、主體性外，非洲女性主義者非常看重相互的尊重與支持、並要求坦誠討論彼此的差異。機構倫理方面，她們要求公開透明、重視專業、效率、紀律及承擔責任，以尊重和負責的態度管理、培養女性領導力，跨世代分享權力，並公平處理爭議和投訴，以理論分析為行動基礎，以實際行動連結理論，對批評保持開放態度。

這方面正是當下台灣婦運所缺乏的，由於不夠重視價值和倫理，雖然有法律、制度、訓練來防治性騷擾，但到了執行層面，卻可能被用來打壓異己、鞏固權勢或迫害無辜，而未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文化。

結語

6月9日，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立法院下個會期一開議，就會把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送至立院。其實，性別平等早已是台灣重要政策，政府為之投入龐大人力、物力，然而在性平機制的組織架構和行政工具之外，需要積極補強主責官員們的女性主義知識和倫理，方能維護決策的品質、驗證文獻的真偽，而不至於盲目聽從外部權威，被錯誤資訊引導，誤做判斷。

台灣婦運累積了半世紀以來無數女性的血淚付出，好不容易鬆動了父權，我們應珍惜此次#MeToo難得的契機，相信並貫徹女性主義的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克服障礙，落實平等、尊重、誠實、公平等基本價值，真正改造台灣的父權文化。

(作者係前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勞動部性平會委員)

日股今年以來有如神助，一舉創下1990年7月至今的新高紀錄。正透露著日本消費在解封、開放觀光後大步成長，日圓貶值加速了企業海外獲利並帶動實質薪資及經濟成長。看來，日本經濟正如旭日東昇。

失落逾30年的日本經濟正要旭日東昇，有道是數據會說話。首先，日經225指數於5月17日攻上3萬點整數大關，創下自2021年9月以來收盤新高水準。6月15日，日經225指數收在33,502.42點，再創下1990年7月以來的新高點，東證股價指數(TOPIX)亦同步創下自1990年8月以來的33年收盤新高紀錄，意義非凡。其次，日本經濟連二季成長，在全球經濟前景暗淡不明之際能有如此表現自然備受矚目。

股神加持全球資金跟進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日股曾於1989年創下38,000點歷史高點，然泡沫後一蹶不振。即使日本央行長期的量化貨幣寬鬆政策(QE)，也難以讓日股再創高峰。不過，股神巴菲特所執掌的波克夏海瑟威今年增持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及丸紅商社等五大商社股份，這登高一呼引發不少資金跟進。日本財務省於5月11日所公布的統計資料指出，2023年4月份外資在日本股市買超逼近5兆日圓，為2005年1月以來單月買超紀錄的歷史新高。

日經225指數自年初迄6月15日止，漲幅逾28%；而東證股價指數同期漲幅也高達21%，成為今年全球表現最好的市場之一。在經歷公司治理改革及轉型，以及經濟溫和復甦後，日本企業獲利率長期趨勢向上。再者，日股平均的股價淨值比僅1.3倍，估值遠低於其他市場，更有逾50%公司股價淨值比小於1倍，的確有機會迎來「十年一遇的牛市」。

日本經濟正溫和復甦

如附表所列，但今年公布的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經調整後的年增為2.7%，增幅高於市場預期，更優於前二季，顯示經濟保有韌性，今年預期樂觀。進一步分析，日本於1990年代初因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導致10年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及1%，失業率則高達4%，被戲稱為「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進入2000年後，日本經濟仍無起色，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到2010年三年平均成長率為負1.17%，顯示其經濟欲振乏力。消費者物價持續下跌、日圓升值、貿易出超轉為貿易入超、政局不穩、經濟持續無感，稱之為日本「經濟迷失的20年」。2012年12月，安倍回鍋擔任日本首相後，誓言要振興日本經濟、再造往日榮景。為擺脫日本的經濟通縮，推行寬鬆貨幣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學」。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安倍讓日本經濟較上任時更強大。遺憾的是，日本在2020年隨著新冠疫情衝擊而再度陷入衰退，繼任的菅義偉繼續奉行「安倍經濟學」，無奈經濟成績不佳，黯然下台。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於2021年10月上任一年半後，終於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今年實質GDP成長率上看1.5%。

日本央行維持貨幣寬鬆

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實施至今已近10年，央行龐大的購債措施，不僅造成日本公債流動性低落，也在當今高利率的環境下，擴大與美國及歐洲的利差，造成日圓貶值與資金外流。但新任總裁植田和男上任之初即表示，貨幣寬鬆政策「利大於弊」，目前沒有改變2%通膨目標的打算，會繼續觀察10年期公債殖利率區間放寬至正負0.5%的影響。

2016年日本央行於當年開始實施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 YCC)，並於去年的12月20日將10年期債券殖利率範圍從0.25%上調至0.5%。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全球資產定價之錨，也是日本國內借貸成本的關鍵指標，只要利率超過該區間，央行會介入國債購買操作，直至收益率再度符合控制目標。此政策的優點是，讓購債計畫保持彈性，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安倍晉三於2012年底上任後，即任命黑田東彥作為日本央行總裁，推出了史無前例的QQE（量化質化寬鬆），宣布每年購買日本國債規模60至70兆日圓，在量化寬鬆的基礎上加上質化寬鬆，激進的貨幣寬鬆手段讓日圓在半年內相對美元走貶20%。去年，全球主要國家央行進行升息循環，日本卻仍堅持實施QQE及殖利率曲線控制，成了日圓近10來易貶難升的重要原因。

製造業及觀光業轉好

在日圓貶值及疫情解封下，一則帶動日本觀光業的復甦，刺激消費。再則增加企業海外獲利，進而提高實質薪資水準。根據日本觀光局統計，今年3月造訪日本的外國旅客人數，已恢復到疫情前2019年同月的65%。《經濟學人》報導，1990至2019年的近30年間，日本名目工資只成長4%，幾乎凍漲，長期通縮實其來有自。然而，已有不少大企業自今年起帶頭加薪，如汽車巨頭豐田、本田、快時尚巨頭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遊戲公司任天堂等紛紛宣布調薪。日本的2023年工資動向調查顯示，包括定期加薪、提高基本工資等，平均加薪幅度為3.89%，相較去年提高1.54%，創下31年來的最高水準。而面對工會提高基本工資的要求，日本企業的實施率接近9成。薪資上漲代表更有消費能力，加上旅遊解封後各產業復甦，商業活動蓬勃發展，無疑是日本擺脫數十年來通貨緊縮的重要功臣。

日本官方4月21日公布，因企業持續將上漲成本轉嫁給家庭消費者，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升3.1%，4月CPI年增3.5%，連續13個月超過日本央行2%的目標。4月核心CPI達4.1%，不僅是1981年9月來最大年升幅，也是連8個月達3%以上水準。尤其，5月份東京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3.9%，創下自1982年日本資產膨脹泡沫化以來的最快漲幅，顯見薪資提高對消費及物價都有影響。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每人每天攝取額外添加在食品當中的糖，不宜超過22.5公克，以市售700毫升的一杯珍珠奶茶為例，每杯的含糖量就大約是61.6公克。為維護國人健康，建議政府應針對含糖飲料(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SB)開徵糖稅。

消費含糖飲料(SSB)排名

截至目前為止，阿根廷的SSB消費量居全球第一，平均每年人均消費155升。排名第二的是美國，每年人均消費154升，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每天至少喝一杯SSB，導致美國罹患心血管疾病、肥胖和牙齒問題的人數一直飆升。智利的SSB消費量位居第三，每年人均消費141升，最受歡迎的SSB是可口可樂，智利民眾的健康指數也因此在下降。SSB消費量位居全球第四位的是墨西哥，每年人均消費137升，近年來已出現因消費SSB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報告。

按含糖比例課徵糖稅

糖稅又稱SSB稅，其主要用意在於藉由對含糖飲料的課稅，導正不良飲食習慣，減少肥胖、糖尿病及蛀牙，或對含糖飲料製造業課稅，以導正其降低飲料中含糖的成分，目前課徵糖稅的有英國、愛爾蘭、南非、馬來西亞、阿曼、挪威、泰國、巴拿馬、墨西哥、匈牙利與智利等50多個國家。

各國對糖稅的徵收大致可分兩種方式：一種是按比例課稅，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含糖飲料課徵50%、能量飲料課徵100%的糖稅。墨西哥亦針對飲料的含糖量課徵10%的糖稅，在維護民眾健康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其中低收入族群對於含糖飲料消費量減少了17％，高收入族群對含糖飲料消費量減少了5%，墨國每年增加約232億披索的糖稅收入。

按飲料容量課徵糖稅

第二種方式是按每毫升或盎司課徵糖稅。英國目前開徵SSB稅採兩級制，根據飲料含糖量比重向生產者課稅，不同含糖量的稅率不同，例如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8克的飲料，按每升0.24英鎊徵稅；每毫升含糖量5至8克的飲料，按每升0.18英鎊徵稅，結果其中含糖量超過8克/100毫升的飲料，平均價格上漲了0.075英鎊/升，含糖量低於8克/100毫升的飲料售價則未上漲，分級課徵糖稅導致生產商改變了配方，以降低含糖飲料的糖份比重，例如：可口可樂調整旗下飲料的含糖量，其中雪碧的含糖量從6.6克降至3.3克、七喜從10克降至7克、芬達從6.9克降至4.6克。結果，英國民眾每年從攝取的軟性飲料中，減少了約4,500萬公斤的糖分，其中標榜無糖的「可口可樂Zero」，在糖稅實施後，整體銷售額提高了18.5%。此外，市面上出售的高糖飲料比例下降了，例如超市裡所販售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5克的飲料，所占比例從49%下降到15%。

葡萄牙對含糖量每升低於80克和每升高於80克的飲料，也實施了兩級制SSB稅，導致含糖飲料平均價格，分別上漲了0.8歐元/升和0.16歐元/升。結果含糖飲料的銷售額減少了7%，尤其製造商降低了飲料配方中的含糖成分，使消費者的SSB攝入總量減少了11%。

美國也在特定地區或城市引入SSB稅。加州推出了每盎司1分的SSB稅，導致每盎司平均價格上漲了0.83美分，含糖飲料的消費量下降了21%。費城對含糖飲料（包括無糖軟飲料，但不包括果汁和牛奶飲料）課徵每盎司1.5分的稅，生產商轉嫁給消費者，導致含糖飲料的售價上漲了21%，費城超市減少了含糖飲料的庫存，增加了礦泉水的庫存。

南非政府自2018年開始對含糖飲料（天然果汁除外）徵收10%的健康促進稅，另對於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4克的飲料，每克徵收0.021的糖稅，課徵糖稅後，含糖飲料的價格平均每升上漲了1.006南非蘭特，南非家庭的SSB購買量平均下降29%，這些飲料中的糖消費量也下降了51%。

綜合以上可知，徵收糖稅可讓SSB生產商降低含糖成分，消費者購買含糖飲料的總量也減少了，顯示課徵糖稅能有效導正消費者的飲食習慣與廠商的生產行為。

台灣可以徵收地方特別稅

依據2002年通過的《地方稅法通則》，台灣特別稅與臨時稅屬於地方稅，是由中央立法賦予各地方政府有權利課徵。地方政府在開徵新稅前，必須先提交地方議會完成法定程序，再報請財政部備查。特別稅與臨時稅的差別在於課徵期限與稅款用途，其中特別稅的課徵年限最長為四年，臨時稅課徵最多是二年，特別稅可作為地方政府的自籌財源，臨時稅則只能專款專用。不管是特別稅或臨時稅，課徵年限屆滿仍須課徵者，均須按照地方稅法通則規定重新辦理。

筆者建議，台灣地方政府可以考慮課徵糖稅作為地方特別稅，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有財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降低消費者對含糖飲料的過量攝取，減少政府的健保給付支出。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今年無論是總合經濟量體，或是經濟發展成長速度，亞洲經濟都跑贏了西方經濟，這意謂西方要像過去一百多年來一樣，率意薅亞洲國家的羊毛，乃至制裁或遏制亞洲區域國家經濟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亞太全球最具經濟活力

5月11日，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3年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率，將從2022年的3.8%勁升至4.6%，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更將超過70%，而中國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也將高達34.9%，這一預估數值遠遠高過既往幾十年的水準。而亞太地區之所以能成為2023年全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主要推動力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復甦，以及印度經濟成長保持韌性。尤其，2023年中國經濟成長有望超過6.5%，繼續扮演亞太及全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

當前全球需求走弱，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西方稱霸全球的G7經濟實力已漸趨疲軟，手握西方貨幣的歐美銀行業驟趨崩解，正給全世界的經濟態勢注入了不確定性的因素。

根據IMF估算，進入21世紀以來的通常情況，中國經濟的GDP成長率每提高1%，就會帶動整個亞洲其他所有經濟體平均提高0.3%；而且與過去經驗主要是由投資需求帶出的「投資溢出效應」不同的是，今年溢出效應將更多體現於中國在消費和服務業的需求增加，而且比過去的勁道更具體堅實強烈。

中國經濟復甦正在增強

另外，根據歐洲瑞銀最新的預計，受到若干因素的驅動，2023年下半年亞洲區域經濟發展成長，應該可以超過西方先進市場經濟至少5%以上。首先是中國經濟的逐步復甦。在國民消費的強勁帶動下，今年第一季GDP成長率已達4.5%，大大超出原本的市場預期；隨著信貸需求增加，第二季GDP成長可以提升至8%，為全年成長至少6%以上提供條件。尤其令人鼓舞的是，2020年以來處境艱難的房地產市場也正在趨於回穩，3月全國住房銷售額年成長率已站上6.3%。

儘管備受地緣政治持續加劇的挑戰，但大陸整體宏觀經濟的前景持續改善，仍然吸引世人注目，尤其今年5月公布的第一季企業經濟財報頗為亮眼，而股票不到10倍的本益比估值，也對投資人頗具吸引力。截至5月中旬為止，歐洲奢侈品股和澳門博彩股等受益於大陸重新開放市場，已出現反彈。隨著中國經濟復甦的穩步推進，預計在MSCI中國成份股中的消費品、交通運輸、資本財和工業材料等市場板塊，也應該會迎頭趕上。

G7主導地位已成歷史

5月19-21日的G7峰會於日本廣島落幕，20日發布的聯合聲明表示：「我們的政策方針並非針對中國，也不是為了阻撓中國經濟成長與發展。」在會中七國領袖認知到：今天要維護西方經濟的韌性，應該採取降低風險及多元化，並減少對主要供應鏈的過度依賴程度；亦即是將以「去風險」，取代2021年拜登接續川普的「脫鉤」戰略。

就在G7峰會期間，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沃爾夫(Martin Wolf)想點醒西方國家社會，必須接受當前的新現實：「美國的單極時刻」和「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都已成為歷史；中國現在是一個全世球性的經濟大國，G7集團各方國家都必須認清現實，再次找到「通往合作」的道路。

G7國力和經濟實力遞衰

1975年，世界已開發國家集團召開了首次領導人峰會，宣告成立G7，全球人口的占比曾達15%左右，而2019年伴隨著少子化、老年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G7的全球人口占比逐年下降。今年G7合計人口數僅占世界人口的一成，GDP約占三成，未來還會降至更低水準。

G7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占比，40年前曾直逼七成，截至今年3月底，僅有四成不到的水準，已比金磚五國低了；相較金磚擴充至20國之後的BRICS+，G7不過僅及其半數而已。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GDP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2022年中國的GDP占美國GDP的72%，2023年中國的GDP更上升為美國GDP總額25.006兆美元的77%，直逼21兆美元。

G7已喪失霸權領導力

中國大陸、印度與巴西等開發中國家崛起後，包括中俄在內的20國集團（G20）框架，也都未能在俄烏戰爭後發揮太大的緩衝作用，更遑論G7集團經濟體。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原有的國際秩序發生巨大動搖分化，更引發外界質疑代表西方威勢霸權的G7，已喪失領導世界經濟的主導作用了。

換言之，以G7集團為核心的西方國家社會已無法再拱著美國霸權，繼續以實力地位肆意主宰全世界政經外交格局的秩序了，而且更不可能擅用美國單極霸權或G7+1的總合實力地位恣意妄為，到處製造「地緣不確定性」。

當亞洲經濟跑贏了西方經濟後，美國在全球經濟社會的「孤島化落寞」，將會成為2030年代的世界經濟社會中一道孤苦的風景。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歷經台美一年的談判，在5月19日達成首批協定，美東時間6月1日雙方完成簽署。但橫跨15個國家包括22億人口、生產總額26兆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量三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從去年1月1日在6個東協成員締約方和4個非屬東協成員締約方完成手續開始上路，今年6月2日對菲律賓正式生效後，15個國家已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

依據中國商務部研究院所完成的「RCEP實施周年評估」報告顯示，2022年日本、紐西蘭、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成員，對RCEP區域內部的中間品貿易均較2021年同期成長超過10%。若按RCEP規範，區域內部90%以上的貨物貿易最終將會從低關稅實現為零關稅，形塑區域整合市場。再者，之前許多學者專家評估，RCEP在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下，將振興因中美貿易衝突與疫情干擾，而重挫的亞太區域經濟，同時將首度達到東北亞中日韓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整合時代。

輕忽RCEP對台經濟衝擊

面對RCEP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的壓力下，此前政府認為，台灣對RCEP成員出口的70%，是加入資訊科技協定(ITA)的相關產品，因享受免除關稅，故RCEP對台灣產業的衝擊有限；但台灣產業各界則頗為憂慮地指出，RCEP並非僅有關稅減讓，它同時包括投資、服務貿易、電子商務、中小企業、貿易便捷化、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智慧財產、標準、技術法規等非屬關稅壁壘的排除，其後續發展對台灣經濟的衝擊不容小覷。

儘管RCEP對自由化的要求「層次」不如CPTPP嚴格，卻又難以輕忽其自由化所聚焦的傳統製造業產品關稅排除比重高達九成以上，未來面對日、韓激烈的競爭，台灣傳統製造業產品對中國大陸、東協國家等出口市場的拓展，會呈現極為不利地位。此外，RCEP涉及服務業市場准入，此對內需規模不足，迫切需要透過外需尋求發展的台灣服務業，勢必得面對更嚴苛的挑戰。其實，從去年以來，台灣金融對新南向市場的授信，或對新南向據點增設的持續就開始放緩，可發現其端倪。

應正視大陸主導RCEP

不過，更無法輕忽的是，RCEP在中國大陸的積極主導運作下，未來除了透過技術標準規格、電子商務規範，將會衝擊台灣對RCEP成員的出口外，大陸勢必亦會利用RCEP管道，栓緊東協及日韓供應鏈。誠如去年9月17日大陸在RCEP上路後首次的部長層級會議上表示，RCEP在統一貿易及投資規範下，將有助於形塑區域經濟整合，甚至更進一步促進中國與東協、日韓之間產業體系的連結，重新打造供應鏈。

其實，「東協與中日韓三國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於2022年報告中就指出，RCEP將會加強區域供應鏈，以作為促進成員經濟成長的來源。AMRO認為，在極低的關稅水準、統一規範下，配合較為寬鬆原產地要求，協助成員跨國企業可利用不同經濟體的比較利益，降低生產成本。亦即RCEP要求若區域內部價值含量超過40%，就可以被歸類為原產地，同時享有優惠待遇，希望在如此偏低的標準下，重新打造區域供應鏈。

AMRO更進一步分析，RCEP不僅是中日首次達成自由貿易協定(FTA)，同時也是日韓首次達成FTA。因此，RCEP在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下，除將使中日韓三個經濟體受惠外，東協經濟體也可從RCEP貿易和關稅綜合規範中獲致效率，透過區域供應鏈延伸所帶來的投資流量，得到更多利益。例如，東協的低成本製造，未來能利用來自日韓兩國的高附加價值投入（例如半導體），在運作上可先行免除關稅進口，再透過中國加工製成產品。

應調整策略突破限制

長期以來的兩岸關係糾葛，始終是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障礙。不過，這並非沒有突破空間，而是需要借力使力、調整策略。觀察過去全球供應鏈的網絡軌跡可以發現，其成長發展條件是能力及效率，並非需要透過FTA。中國大陸迄今簽署的FTA，占其出口貿易的比重並不高，但已建立了讓國際社會頗感威脅的供應鏈。

此意味著，未來台灣若能利用累積的經濟實力，有效整合各地台商的生產網絡，同時透過信任、安全條件，加強與全球重要供應網絡連結，產生的效果並不會亞於簽署FTA，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因此，台灣在面對RCEP全面實施所帶來的衝擊，卻又始終跳脫不開意識形態的糾葛，甚至過度樂觀地認為，RCEP對台灣經濟「不致造成太大影響」，這才是台灣經濟的真正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5月31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史蒂芬維特(Stephen Walt)的文章《停止擔心中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美國的懼中心態是不理智的，更可能自己使預言成真》(Stop Worrying About Chinese Hegemony in Asia-U.S fears are not only irrational-they’re a potential self-fulfilling)。該文反應出目前美國對中政策的幾個盲點。

第一是不了解中國的反霸思維，第二是中國崛起並沒有走霸權主義，第三美國的衰退是自造的，而非中國所造成的。也因此，維特教授做了一個錯誤和危險的結論。他以明朝為例，認為中國是霸權國家，當時對外定下了霸權規則，他並用了中國在南海的外交作例證。事實上，明朝時中國根本不是霸權主義國家，否則也不會取消鄭和大艦隊繼續遠洋探險，最後是歐洲發展出殖民行為。中國努力推動南海行為準則，更是反霸權的策略。

維特認為，中國要想成為亞洲的霸權，對他國甚至對自己都不利，而且不易成功，美國也應當不要讓中國自覺它應該走霸權之路。筆者也認為，可以用歷史和經濟理論分析，霸權最終都會失敗，但反霸權則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美國在全球各地設有軍事基地，並且與諸多國家建立軍事同盟，才造成經濟上愈來愈無法負荷，中國所做的只是在自衛，並且與鄰和睦共榮，其反霸權的成功是可期待的。換言之，維特的假設和理論不對，但他建議美國不要用霸權行動讓中國不得不反霸權倒是正確的。

維特在文中解釋了霸權主義對美國的利益和誘惑，並舉了美國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行動為例。他認為中國想稱霸，是因想避免美國打壓，也想藉霸主之利防止被圍堵，也有利於外貿。他因此建議，美國應當放緩霸權行徑，以免刺激中國。

維特本質上認為，地域霸權理論上可以，歷史則證明不會成功，法國的拿破倫失敗，德國兩次世界大戰都敗，日本帝國主義二戰大敗，僅有美國成功，那也不過是四分之一的機會。美國僥倖稱霸至今，就應懸崖勒馬。

維特認為，中國在亞太稱霸的條件不如美國，第一是鄰邦有工業強國，第二是已被美國盯上。印度、日本、韓國及亞洲國家主義皆不利於中國稱霸。他問美中到底在爭什麼？他認為美國結盟沒有錯，但應當放送正確的信息，以免中國誤判，走上德、日前車之路。

筆者認為，美國應該正確了解中國的反霸權策略，與中國發展共榮共利的合作關係，使地球上只有反霸權，而沒有霸權主義。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2023年5月27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迎來百歲誕辰。季辛吉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有人認為他學富五車，是傑出的外交家和地緣政治家；有些人則認為他是冷酷無情的戰爭罪犯。不論外界評價如何，他絕對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又是一位長袖善舞的國際政治家。

作為學者，季辛吉是哈佛大學教授，著有21本書；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和福特的國務卿，他頻繁穿梭於中南海、克里姆林宮等地緣政治中心，以及中東、拉美、非洲等熱點地區，被認為是參與冷戰以來，全球權力格局為數不多的奠基者之一，是國際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1971密訪中國震撼世界    

在季辛吉眾多的事蹟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也是對世界地緣政治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他1971年7月9日秘訪北京，並安排了尼克森次年2月21日訪華，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現了震撼世界的「跨太平洋的握手」，成就了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最耀眼的篇章。

中美關係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是當時兩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森、季辛吉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對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的戰略思維不斷趨近的結果。在川普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並導致中美關係急劇下墜前，兩國關係歷經50餘年風雨不斷向前發展，其根本動力就在於歷屆領導人能順應歷史規律與時代潮流，始終通過戰略溝通增進相互理解，通過互利合作強化利益紐帶，不斷拉近對國際事務和兩國關係的認知，凝聚共同發展的信念和願景，在求同存異中尋找方向。

季辛吉曾表示，1971年秘密訪華是本著「打破僵局」、「要和平而非衝突」、「從接觸中受益」的精神，希望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增進相互瞭解。「50年後的今天，美中兩國間的合作需求並沒有減少，兩國關係仍然至關重要」，這是包括季辛吉在內的兩國有識之士對中美關係的判斷。然而，中美關係正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方向面臨被引向歧途的危險。

這些挑戰首先來自於近年來美國對華認知的重大轉變。不久前，拜登政府宣稱，「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不斷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實現這種意圖的國家。」基於這樣的認知，美國鼓吹「對華接觸失敗論」，渲染所謂「民主與專制之爭」，大搞民主國家聯盟，試圖用大國競爭甚至對抗來定義中美關係。在季辛吉看來，「拜登的對華政策，並沒有比川普好，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的，我們的政策是宣布中國為對手，然後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季辛吉認為中美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現在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進行對話，雙方都同意將以減少爆發軍事衝突的方式來執行自己的政策。

季辛吉一直盡力為華盛頓與北京調停，在每一個危急關頭，他都提出一些戰略觀念，以度過衝突與恐懼的歷史階段。無論是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還是尼克森與福特的國務卿，抑或自1977年作為私人性質的特別居間人，季辛吉一直致力於消除中國因美國干涉其內政，而產生的那種憤慨，以及美國因中國對民族、宗教與政治異見者的舉措而產生的反感。

《論中國》是必讀之作

2011年，88歲的季辛吉出版了《論中國》(On China)，成為專家學者要瞭解中國必讀的大作。《論中國》全書結構清晰。第一章總論「中國的獨特性」，他從地理、文化、歷史等幾個方面來概括中國的特點，這些特點會從各個方面影響中國的外交決策，有關具體的影響之處和方式，在接下來的各章中分別體現。第二章開始，他按時間順序論述中國的外交進程，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千禧年結束，他介紹了每個歷史事件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博弈與變革；包括鴉片戰爭、社會主義革命、朝鮮戰爭、冷戰、中美建交、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印戰爭、改革開放。季辛吉更親歷了毛、鄧、江、胡四代領導人，他對他們的印象和評價也在書中有扼要總結。

本書有兩個突出的優點：第一個優點是，季辛吉作為中美外交破冰的歷史見證人，他擁有第一手的歷史體驗與記憶，所以其表述很有親臨其境的場景和參與感；第二個優點是，季辛吉站在國安顧問、國務卿的視角，來解讀中國外交政策，並試圖從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等多角度解構這些外交政策，他提供的這種「局外人」的視角，能看到他人無法看到的很多死角。

對於毛、周、鄧三位領導人，季辛吉給予很高的評價：季辛吉認為毛澤東的滿腔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智慧以理服人或以智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說話鞭辟入裡；毛澤東將自己視為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於加快歷史前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審時度勢。鄧小平言語辛辣、單刀直入，偶爾犀利反諷的插話，不喜歡空談理論而著眼於實際問題。

季辛吉在《論中國》中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是一種民族文化的獨特存在，其繁榮和發展不僅增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中美關係發展需要尊重對方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避免惡性競爭和對抗。季辛吉稱「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國對著幹」。

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季辛吉提出了理性的思考。他認為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和溝通，促進協調與合作；推動高級別接觸，增進理解與互信。其次，雙方應該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經貿合作和互利互惠的發展，建立公正透明的監管機制和合作平台，以確保合作的公平和可持續。最後雙方應樹立共同責任的意識，推動全球治理和建設。在應對疫情、氣候變化、反恐等全球性問題方面，中美兩國應加強溝通和協調，共同擔負起全球責任。季辛吉堅持認為，兩個大國的共同利益應該有可能「共同進化(co-evolution)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框架」。他展望，英明的領導人建立一個「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類似於美國與歐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體。所有亞洲國家都可以加入這一體系，該體系應當被視為聯合的事業，而非中美兩大集團競爭的場域。而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有責任去「建立磋商與相互尊重的傳統」，從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體現各國的抱負」。季辛吉以此作為《論中國》的結尾。

《世界秩序》期待建立新秩序

在《論中國》出版三年後，筆耕不輟的季辛吉2015年又出版了自己91歲人生的第17部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在書中，季辛吉指出，當今的世界秩序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歷史上看，世界不同區域曾有各自的秩序規則—歐洲的均勢秩序觀、中東的伊斯蘭教觀，中國的天下觀，印度的歷史輪迴觀及美國的普世觀。在全球事務上，每個區域各行其道，結果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和衝突，因此世界秩序從未存在。

季辛吉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中美兩國國際秩序觀存在差異，但同時又具有共同點，堪稱「殊途同歸」。他在書中列舉了中美雙方的異同，但二者對國際體系都懷有愛恨兼具的心態，對此體系設計的判斷不同，卻又承擔著各自的義務。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大國，在21世紀世界體系中將發揮空前的作用，但在這方面缺乏經驗；美國在如何與這樣一個大國保持長久關係方面也缺乏經驗。中美有著相仿的幅員、影響力、經濟規模，卻有著不同的國內秩序模式。中美兩國的文化與政治背景有著重大的差別，美國的政治哲學是實用主義，中國則是從理念出發。美國從未有過強大的鄰國威脅，而中國邊界始終存在強敵。美國認為每個問題都應有解決的辦法，中國人認為每個老問題的解決都是新問題的開始。美國人追求對當前環境的直接反應和結果，中國人則集中關注於漸進式變革。美國人習於對可運作的專案制定具體議程以解決問題，中國人習於提出總原則和引導問題進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共產主義理想和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結合，而美國人對這二者均很陌生。

季辛吉認為，歷史上相互隔離的中國與美國，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進入一個共同的國際體系。中國認為中國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這個體系中受到遏制。美國也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這個體系中傳播其價值觀。這兩個大國不論是敵手或是新型夥伴，都對21世紀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由於中國迅速崛起，國際輿論常常把21世紀初的中國，比擬成20世紀初的德國，懷疑美中能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季辛吉作為來自德國的移民，對此問題尤為關注。他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雙方可能都是出於策略考慮，但這是避免歷史重演的唯一出路。其要點一是中美雙方都應吸取一戰前的歷史教訓，防止由於不斷增長的懷疑氣氛和偶發事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中美雙方的戰略家們都在援引歷史經驗和行為模式，來避免不可避免的未來衝突，他們已經認識到當時歐洲領導人無法區別策略與戰略，在軍事計畫誘導下走向安全陷阱。二是中美領導人都公開承認，雙方具有共同利益，並在太平洋地區構建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保持力量平衡、減少軍事威脅的一種方式。三是中美都在致力於構建一個建設性的世界秩序，關鍵在於雙方都不可能取得獨一無二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如同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所擁有的那種單極地位。

季辛吉所理解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大國均勢和夥伴關係的結合，夥伴關係理念應成為亞洲均勢的核心要素，並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與中國所提出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不盡相同，但他對這個全新概念的思考確實具有戰略價值，有可能改變過分依賴美國同盟體系的舊思維。

季辛吉援引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前國防計畫助理部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註定一戰：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新興大國與現有霸主競爭的16件歷史實例中，有12件最後以戰爭告終，艾利森稱此為「修昔底德陷阱」。要避免這種歷史慣性，必須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礙。例如：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甚至深深懷疑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把許多美國行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國的崛起，試圖把中國永遠置於二流國家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將系統地削弱美國的主導優勢和國家安全。又例如：選擇軍事力量來追逐核心國家利益，幾乎是所有大國戰略的必備部分。雙方都由於另一方的軍事防禦而加深戰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維護國家利益也會被歸入最壞的可能性，雙方都為防止單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軍備競賽，還會由於地區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戰而捲入更嚴重的危機，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日對抗、南海爭端等等。

季辛吉指出，純軍事方式的東亞平衡，很可能導致比一戰前更強硬的盟國集團對抗。軍事因素不應被當作是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義者。在冷戰時期，雙方分界線由軍方劃定；在當代，這種分界線不應主要由軍事部署來決定。如果美國堅持在亞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也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季辛吉建議，美國應在戰略考慮中調整人權問題的優先順序，儘管不可能完全將它放棄。即使兩種觀點難以妥協，雙方領導人也有義務防止這種分歧滑向戰略對抗。

季辛吉更具體的設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決於各自在實現目標的克制程度，並有能力將競爭限定在政治外交領域，這是「不對抗不衝突」底線思維的另一種表述。類似觀點還有許多：例如他提出國際秩序觀多樣性回應中國提出的多極化世界；他提出國際體系調整回應中國提出的改革國際舊秩序；他提出國家作為國際秩序基石回應中國提出的不干涉內政和國家主權完整；他提出降低價值觀戰略內涵回應中國提出的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等等。如果中美之間就國際秩序觀達成更多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可以獲得穩定的框架結構，進而為構建中美利益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

季辛吉在書中總結道，「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亞洲的秩序必須把均衡與夥伴關係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純軍事手段來維持均勢將一步步引發對抗，靠施加心理壓力來營造夥伴關係，則將引發別國對霸權的擔心。美中兩國必須運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來找到兩者間的平衡。假如這一平衡無法實現，遲早會引發大禍。」

中美應和平共處合作雙贏

綜合《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網站報導，季辛吉在百歲生日前夕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分享了他對國際局勢的最新看法。他認為，今天的世界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要適應因中美競爭而分裂的世界。季辛吉指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始終「自詡正義」，別的國家未必認同，而中國尋求的是安全而非統治世界；美國應做的不是盲目對抗，而是尋求對話。

季辛吉說：「我們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典局勢中，雙方都沒有多少政治讓步的餘地，任何對平衡的干擾都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雙方相信對方代表戰略危險，我們正走在大國對抗的路上」。他認為「現在對和平的兩個最大威脅是美國和中國，我們有能力毀滅人類」；人類的命運取決於美中兩國能否和睦相處，而防止毀滅性衝突的唯一途徑就是不感情用事的外交，而是共同價值觀得到鞏固的「冷靜外交」。

季辛吉表明「我覺得對於世界發展來說，沒有比美中關係更重要的了，所以我經常去中國，希望為和平的世界格局盡點力。我希望中國繼續成功發展，人民生活在和平繁榮中」。他也表示，「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中美關係發展至今，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兩國不能做聽天由命的選擇題，而應做勇於擔當的必答題；現在是時候共同構建和平共處、合作雙贏的「外交新哲學」了，這既是兩國人民之福，也是國際社會所願。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