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因為車禍導致雙腳嚴重粉碎性骨折的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復健100多天後，4月9日在淡水雲門劇場首度公開露面。當他坐在輪椅上優雅地滑進大劇場，逾百名觀賞《稻禾》開放排練的觀眾報以熱烈掌聲。

林懷民，一如往常，還是一身簡單的黑色衣褲，只不過原本清瘦的身形，經過這段時間的休養，明顯比之前豐盈些。他先向舞迷致歉，「因為最近才開始靠著輔具重新學習走路，只好坐在輪椅上跟大家打招呼了。」又幽默表示：「原來古人說人生70才開始，這句話是真的，就像我現在這個樣子。」風趣的言語引起觀眾噗哧笑出聲來。

傷後首度現身盯彩排

林懷民不惜帶腳傷露臉，是因為《稻禾》自4月起展開巡演，特別先在雲門劇場為舞迷辦一場巡演前的「開放排練」。他說，「對舞團來說，排練是非常私密的事情。邀請觀眾來看舞者與身體搏鬥的過程，就像把自家臥室打開給人看一般。」

《稻禾》是林懷民於2013年為雲門40周年所編創，介紹台東池上美麗風光的舞作，以花粉、榖實、山風、水土等自然界的景象隱喻人生的榮枯。自2013年首演至今，已走過全球20幾個城市。今年4月赴澳門演出後，5月將至西班亞四城演出，10月起在北京、上海等大陸五個城市演出。

《稻禾》雖已演過那麼多場次，但在出國巡演前，林懷民即便坐輪椅，仍要來舞團盯彩排。他強調，「身體學會的事情，會變成我們的內在，但是身體遺忘的事情，往往就是細節和關鍵之處，所以需要彩排。」

排練過程中，林懷民一次又一次要求舞者的腳要扎根，身體要從土地中扎出力量，更不斷提醒舞者要勇敢，當他看到舞者彩排的姿勢和速度一不對，立刻展現嚴師本色，大聲喝斥，他說這是「溫柔的嚴格」，而且「觀眾買票到劇場要看勇敢的人，而不是對自己身體沒有信心的人。」當下觀眾終於明白，原來雲門舞者的身體與動作，就是這樣在林懷民一遍又一遍的磨練下產生變化，逐漸成形。

1973年創立雲門舞集

林懷民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留美期間才開始正式習舞，1973年創立雲門舞集，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舞團的基本訓練包含現代舞、芭蕾、太極導引、靜坐等。舞者經東西方技術磨練出來的身體，再透過林懷民巧妙的指導，造就了雲門特有的動作風格。

雲門成立44年來，已發表了逾150齣舞碼，歐美亞巡演逾2000場。曾經被倫敦《泰晤士報》讚美是亞洲第一當代舞團、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也評價雲門是世界一流的現代舞團。

雲門的作品帶給台灣榮耀，然而直至2008年農曆春節，一場火災燒毀雲門在八里的排練場，大家才知道，雲門舞團幾十年來一直在承租的鐵皮屋內排舞。原來雲門自創團開始，就先後在台北市信義路、承德路、南京東路租屋，搬了幾次家後，才於1992年在八里烏山頭租到一間鐵皮屋。只是安頓了16年後的雲門，因屋燒毀，只好再次面對覓址搬遷的無奈。

各界捐助建雲門劇場

後來新北市政府引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提供位於淡水原中央廣播電台的閒置空間，協助雲門進駐，雲門最長可以在該場地營運50年，之後則必須無償移轉新北市，成為公共財。雲門新家有了譜之後，再得到世界各地雲門好友的支持，收到4000多筆總計6.6億元的捐款，讓雲門劇場順利在2014年11月完工，擺脫了無殼命運。

雲門劇場由建築師黃聲遠的田中央設計團隊打造。劇場外觀呈不規則狀，以銅綠屋頂、淡綠節能玻璃帷幕與墨綠鋼材建成，和周遭林木、草地廣場融為自然的地綠。劇場設計以表演藝術為重點，與附近山海草原融為一體，希望讓人感受到風、水、樹，以及河口的觀音山。

雲門劇場裡面有一座450席的專業劇場，以落地玻璃帷幕環繞劇場，平日排練採自然光，演出時再拉下電動黑幕遮光。當劇場布幕全部上升時，映入眼簾的是滿滿綠意，劇場內還有兩個可以改裝為小劇場的排練室。

雲門劇場於2015年營運後，除了雲門舞團自用，也出租場地給其他團隊使用。

2015年，林懷民獲頒第一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他婉謝了1000萬元的獎金，建議將獎金捐給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雲門創計畫」，協助年輕表演藝術創作者實現夢想，迄今已獎助劉冠詳等12名年輕舞蹈家。創計畫不僅協助獲獎助者創作成形，提供免費排練場，支付排練費，也為他們提供創作諮詢。

養傷期間躺著排新作

此次林懷民受傷，除了每天到醫院復健，多數時間是被迫躺在床上編新作品──訂11月於台北國家戲劇院舉行世界首演的《關於島嶼》。林懷民說他一開始就設定要編一支和過去舞蹈語言截然不同的作品，但躺在床上，讓他轉換了視角看世界，「受傷不只改變了我的視野、也改變了我對身體的感覺、思考的速度。」

林懷民表示，該劇演出時，作家蔣勳將朗誦當代作家描繪台灣的文字，舞者則將在漢字節奏中，舞出生活裡的和諧與衝突、挫敗與希望。

林懷民拿起助行器，一步步在他熟悉的舞台上重新練習走路，他說，「這支舞是我躺著編出來的，我自己也很好奇最後會呈現出什麼樣貌。」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間，設立了不少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紀念碑，如藍綠縣市首長有意指定其為歷史建物，就必須另立抗日新碑，才能還原台灣人抗日歷史，也才能撫平受難者的傷痕。

今年3月下旬，為了製作「網路講座乙未戰爭節目」─台灣東北角抗日，筆者和同仁造訪了日軍在東北角的登陸地─澳底。

迎接我們的是沙雕的創意造景，這是新北市政府為4月9日「大地裝置及沙雕藝術季」正式開鑼所做的布景。其中在1975年改建的「鹽寮抗日紀念碑」旁有一個特殊的沙雕，原來它是抗日紀念碑原址的「北白川宮征討紀念碑」造景，這是日本當局為紀念1895年5月，日本皇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日軍登陸後，在澳底露營地上所樹立的木製紀念牌，隔年4月以戰利品的砲身為砲彈型之銅標取代原來之木標，題為「北白川宮征討紀念碑」，以標示日軍從此地開始入侵台灣，形成遍及全島的乙未戰爭。而該造景的碑座上有台灣民主國的國旗、郵票、郵戳，代表當時台民「誓不帝倭」獨立建國的決心。

類似如此「日軍征台之役」的相關歷史證物，在1945年台灣光復後，大都加以改造或毀棄，而僅存的新北市瑞芳日軍「忠魂碑」，因地處偏避之處而倖存。它印證抗日軍與日軍在瑞芳激戰的史實，有學者建議應指定為古蹟。另外，堆埋在新北市三峽中山公園地基下的日軍「表忠碑」，當地文史工作者建議將紀念碑還原，可讓更多人認識三峽的人文歷史。筆者建議可用詳實的考證另立新碑，還原當時戰鬥的時間和傷亡人數。

靖國神社的合祀

上世紀末台灣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提到乙未戰爭「使日軍死亡近5,000人，高級將領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師團長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均負傷去世，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朝野為之震憾。」甲午戰爭和乙未戰爭，日本稱為明治27、28年之役或日清戰爭。明治28年(1895)由北白川宮率領，最早至台灣本島作戰的近衛師團，在乙未戰爭結束、11月中凱旋回東京後，12月1日天皇下旨給陸軍大臣告示：「於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戰死者合祀靖國神社」共有1,345名戰死者。該月17日的臨時大祭，天皇親往參拜，戰爭中被歸為病死的北白川宮等高級將校的則放置一邊。直到1898年日本局勢穩定，才於11月5日舉行戰地病死者合祀的臨時大祭。

最早的戰爭紀念碑

台灣現存最早立的日軍紀念碑，可追溯到現今仍在台鐵三坑車站附近民宅屋頂上的「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及「近衛師團戰死者之墓」。乙未戰爭當時，從台灣各地運來戰病死的軍人、軍屬、軍伕多達3000餘具遺體在此燒毀，形成一千人塚，在戰爭結束後，便有前者之碑。後者為1898年8月所立，碑文記載：「為明治28年6月基隆戰鬪之際，戰沒（歿）者建之」。當時在基隆獅球嶺南麓進行戰鬥的日軍戰死者，靖國神社僅列7名，但根據曾從軍近衛師團的德國武官─砲兵中尉修馬灰愈所著的《台灣戰役》便記了32名。明治45年(1912)日本僧侶中澤慈愍為了弔慰該亡靈，在基隆市三坑建造法王寺。

陸軍墓地的建立

千人塚的骨灰在1900年左右移至台北圓山的陸軍墓地，即今日的花博公園。

其他乙未戰爭的日軍遺骨，根據昭和5年(1930)10月靖國神社祭典日，台灣軍司令部於圓山陸軍墓地執行臨時祭的祭文裡提到：「領台之初持續討伐，因交通不便，戰病者隨時隨處埋葬。領台後4年，可稱作日軍墓地，其數有50餘所之多。…到明治34年(1901)3月大體改葬終了，工事略竣工，11月舉行盛大的墓地祭典。祭典執行之日恰好是靖國神社臨時大祭之日。…台北墓地‧步兵大佐（校）渡邊進以下3,135名；台中墓地‧陸軍少將男爵山根信成以下1,409名；台中墓地‧步兵少佐河野五男人以下2,681名；澎湖島陸軍墓地將校，步兵大尉清水信純以下1,349名。」

台中陸軍墓地在今日台中文學館的東方一帶，台南陸軍墓地在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公園路）延平國中隔街的中正一村和六甲公園一帶（舊稱鄭子寮）；澎湖陸軍墓地則在馬公國中校內。這些墓地已無遺跡可尋。

各地的戰爭紀念碑

日本當局最早立下帶有對天皇效忠的碑，可追溯到1896年台南縣知事磯貝靜藏，在現今台南二中東北側的守備隊練兵場立「忠魂之碑」，以弔慰日軍攻台之役戰死的官兵與軍屬。該碑約在1903年移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所東側，1930年代再移至台南公園內，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遭毀棄，2009年於台南公園近圖書館處出土，現由台南市文化局移置保存。

1896年後，隨著日軍在日俄戰爭，第二次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前期對英、美等軍事強權贏得勝利後，日本本土及台灣等含有忠字的表忠碑、忠君碑、忠魂碑，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特別是在乙未戰爭時期日軍傷亡較多的戰場上，如新北的三峽、瑞芳、土城的大安寮（永寧）、桃園的平鎮、枕頭山腳新竹公園（今動物園）、嘉義的東石、屏東的佳冬等，各自舉行殉難者招魂祭。1943年成立的瑞芳忠魂碑戰死者，靖國神社僅列5名，但根據《台灣戰役》有42名之多，可見日本人好勝忌敗的特質。而造成13名日軍死亡的平鎮「忠魂碑」，光復後被當地鄉民拆卸，消除了原來立碑的痕跡。直到2015年才由民間人士張安樂立新碑，提醒世人不要忘記這段抗日歷史。

有多處應立抗日新碑

嘉義縣大林鎮的紫蓮山昭慶寺，曾是附近大林、溪口的小學生遠足郊遊之所。地方傳說昭和太子來台時曾到此上香，昭和3年(1927)重修，更名為昭慶禪寺，原址為紫蓮山觀音亭。根據《大林新建紫蓮山昭慶禪寺趣旨書》：「建於嘉慶辛酉年(1801)秋八月。迨道光15年乙未(1835)仲冬月重修。光緒21年乙未孟秋，帝國領台之初，毀於烽燹（戰火）。34年後的昭和3年11月恭逢御大典（登基典禮）時，庄民擬建是寺以為紀念。」孟秋指的是秋季第一個月分，即農曆7月，1895乙未年中元時，在彰化取得大勝後的日軍，派出的先頭部隊在大林被抗日軍迎頭痛擊，到了中秋過後，北白川宮親自率領日軍捲土重來，頗有秋後算帳的味道。

《台灣戰役》提到：「該時，數多之將校等從敵方掠奪之寺院內舍營。此寺院在高阜上，為全台灣稀有之所，大樹木圍繞，從該寺院內部發射火燄，其附近流通之河川之岸邊照亮，我中隊炊煮之狀況歷歷在目。」可見該寺廟就是鄰近三疊溪之高阜的觀音亭，才有「紫蓮山」這個稱呼。也因其地理條件，被抗日軍選為大本營。

2008年12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地名辭書》記述，北白川宮親王曾親到觀音亭紮營對抗抗日軍。日軍戰史裡提到日軍進攻觀音亭時，雙方曾在此進行激烈的肉搏戰。根據靖國神社的統計，在大林約有十名日軍戰死，但日方並沒有為他們在大林建「忠魂碑」，卻將第二次大林戰役發生的陽曆10月8日換成舊曆10月8日，選擇作為昭慶寺的秋季祭典，疑為偷偷地對日軍亡魂作慰靈祭和招魂祭，可見日方對大莆林戰役有所禁忌和隱諱。而在今大林鎮街內，收留無名遺骨或辟邪的陰廟就有三間，當地傳說裡面包括戰死的日軍及被日軍屠殺的無辜老百姓。基於憑弔歷史兼轉型正義，這裡確實有立抗日新碑的必要。

新北市雙溪鄉泰和樓附近的「百二碣」，是日軍曾經屠殺當地鄉民的地方，政府應在此設立紀念碑。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針對北韓金正恩多次核試爆和試射洲際導彈，美國派出卡爾文森號航艦戰鬥群進入南韓領海，而日本本土部署了愛國者-3(PAC-3)；薩德系統(THAAD)也已進駐南韓本土。本文將簡介這兩款美製洲際導彈攔截系統。

全球各國（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北韓等）競相研發洲際導彈，造成區域緊張。因此，對於此類在大氣層（圈）外飛行，並具備分導彈頭的洲際導彈，攔截措施就日益重要。過去，美國雷根總統任內的星戰計劃，曾有747飛機空載化學能雷射砲(ABL)和太空激光反射鏡等措施，在洲際導彈發射的上升階段便予以摧毀。但星戰計畫早已結束，相關措施也隨之消失。

愛國者-3攔截系統

美製愛國者防空系統(Patriot)，1~2型的攔截目標皆為空中飛行器（如噴射機、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等）。為因應美軍需求，製造商美國雷神公司(Raytheon)在愛國者1/2型的基礎上，研發出愛國者-3(PAC-3)攔截系統，由地面主動相陣雷達(AESA)導引，在最後末端的大氣層（圈）內，有效攔截這些分導彈頭。

愛國者-3明顯不同於1/2型，計有下列三項特色：(1)彈徑大幅縮小，只有1/2型的50%，一具舊發射箱可以塞入四枚愛國者3型發射箱；(2)除彈翼調整外，前端還加裝小火箭噴射孔來強迫調整飛行姿態，大幅增加攔截機動性；(3)一般飛彈多採用近爆破片來摧毀目標，愛國者3型則改為碰撞擊毀模式(Hit To Kill)，以確保能完全摧毀目標。

由於洲際導彈的分導彈頭進入大氣層（圈）後，下降速度極快（約5~6馬赫），甚至有變軌/誘餌等手段。對此，愛國者3型以數量換取時間，以1~2枚飛彈攔截一個分導彈頭為基準，一輛發射車的四具發射箱可裝填16枚飛彈，在40km高度空域內有效攔截8~16顆分導彈頭（含誘餌）。此外，對於其他空中目標，也可有效攔截。目前，愛國者3型是全球最常見的洲際導彈攔截系統。除美國本土外，歐洲和亞洲各國也競相採購部署。

薩德反導彈系統(THAAD)

薩德系統是由AN/TPY-2 X波段搜索-追蹤雷達車和飛彈發射車組成。由於AN/TPY-2搜索-追蹤雷達車的有效偵測距離高達1,000km以上，極易探測鄰國境內的軍事活動。因此，美國在波蘭部署薩德系統時，便引發俄羅斯的強烈抗議；而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時，也引發中國大陸的強烈抗議。

製造商美國洛馬公司(LM)生產的薩德系統，飛彈外型類似愛國者-3，但增加彈徑和彈長，體積大上一號，並有分離式推進段-彈頭段的設計。薩德系統有兩型飛彈，THAAD-ER增程型的彈頭段攜帶一顆多重擊殺載具(MKV)，從地面發射後進入目標區，從彈頭段釋出後便由自身噴射調整飛型姿態，採用碰撞擊毀模式，在40km~150km高度空域內，有效攔截分導彈頭或洲際導彈。

不過，一般認為薩德系統主要是對付大氣層（圈）外的地球軌道飛行物（如洲際導彈或衛星），和愛國者-3攔截系統形成「任務高低配」。而在2008年，美軍「伊利湖號」神盾艦曾發射標準3型飛彈(SM-3)，在太平洋上空214km高度，摧毀編號US-193的失控間諜衛星。標準3型的彈頭段攜帶一顆多重擊殺載具(MKV)，從船艦發射後進入目標區，從彈頭段釋出後便由自身噴射調整飛型姿態，採用碰撞擊毀模式摧毀目標。

若以目前台灣的守勢防衛，攔截大量的中短程彈道飛彈或砲兵火箭當是首要任務。因此，價格昂貴且數量不多的薩德系統，並非適當的飛彈防禦系統。若要採購薩德系統，台灣方面的主要考量可能非飛彈本身，而是AN/TPY-2 X波段搜索─追蹤雷達車，其1,000km的探測距離，將涵蓋廣東-福建-浙江沿海的軍事活動，但此舉勢必將引發中國大陸方面的強烈抗議。何況，中科院將耗費巨資，研發天弓3型(TK-3)防空飛彈的進階版，具備類似薩德系統的效能。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司徒月蘭以南開大學為家，數十年如一日，將學識奉獻給學生、畢生積蓄奉獻給學校。她雖孤身一人卻不寂寞、雖身在大洋彼岸卻未忘懷南開，她贏得大家衷心的愛戴。

司徒月蘭是當代英美文學家，也是南開大學英文系第一位女性系主任。她1894年7月25日生於廣東省開平縣，一歲時全家移居美國，1919年獲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後歸國，立志用教育拯救中國。她先在嶺南大學任女部主任兼高中教師，1922年經張彭春介紹到南開擔任英文教師。她到校不久，學校開辦暑期班，她就幫學生補習各種應用學科，還主動與美籍教師羅素(Russll)開設高級英文課程。

司徒月蘭在南開大學教授英文、高級英文以及歐美文學等課程。她的英美文學造詣頗深，教授英國文學史和莎士比亞選讀時，不用看講義就能旁徵博引；講授英美古典文學及聖經選讀時更是駕輕就熟，能把英國詩人彌爾頓的長詩《失樂園》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教授高級英文作文課時，耐心講解《烤豬試論》(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夢中兒女》(Dream Children)等範文，還鼓勵學生在校刊或雜誌上發表作品。她的英文書寫優美流暢，發音標準又悅耳，上她的課不僅是學習英語，更像在享受英語。

學問好 課講得更好

司徒教學認真，上課會隨時提問，若學生答不上來，她會當場訓斥，因此上她課的學生絲毫不敢怠慢，不過長期下來會獲益良多。1935年外文系畢業的胡立家回憶：「我很多發音是錯的，但是老師會口型示範，音響而準。」司徒經常挑選一些名詩人的作品如雪萊的《為詩辯護》(The Defense Poetry)與同學分享，曹禺說，「我非常喜愛司徒老師的課，從中獲益匪淺。」名詩人王辛笛的妻子徐文綺曾在南開讀書，「我最佩服司徒月蘭教授，學問好，課講得更好。」

雖然司徒對學生要求嚴格但常常鼓勵同學。美籍華裔作家董鼎山曾形容司徒：「她身材瘦高，戴了一副金絲眼鏡，滿臉嚴峻，氣質像外國女人，平時講話都用英語，我們對她很敬畏。有一次她改我的作文，一面指出我文法錯誤，一面讚揚我內容很好，她說文法可以透過練習變正確，但是內容寫的好不容易。」

她批改作業十分認真，如在學生高慶琪的作業上寫道：「你的注腳很好，可否再增加一些……前後文讀起來有點跳躍，試試看把論文貫通起來。」批改後，還請同學到她家，逐字逐句指正，避免日後再犯同樣的錯誤。

愛學生 不願去美國

司徒還積極指導學生課外活動。1922年，英文學會和英文演說會聘請她和美籍教師戴爾(Dayer)擔任指導老師。在她指導下，南開大學部代表司徒輝在同年5月於華北六大學英語競賽會中，獲得演說比賽第一名。為鍛鍊學生的口語能力，她舉辦辯論賽傳授演講技巧，並被西洋音樂會和唱歌會聘為指導教師。

盧溝橋事變後，南開大學被日軍炸毀。她想隨校南遷，但張伯苓校長擔心她身體柔弱不堪奔波，再三勸阻。她只好到燕京大學任女部主任，又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擔任英文教授。抗戰勝利不久，朋友勸她到美國教學，但司徒堅持留在南開。她用實際行動表達對中國、對南開大學的熱愛及對學生的關愛。

1946年至1949年，司徒除了擔任教學工作還兼任外文系代理主任。外文系學生白耀堃1948年8月20日因參與愛國運動被國民政府關押，她立即聯繫英國領事館，設法將其保釋出來。

為教育  傾25年心血　

50年代後期，南開大學考量她的健康，減輕她的教學任務，請她幫忙提升年輕教師的英語水準，培養外語教師人才，但她仍然持續翻譯工作。1958年，她與南開大學外文系同仁合譯《青春之歌》並任總校審，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3年，她移居美國；1985年4月28日逝世於舊金山。南開大學將其生前存款和鋼琴移交繼承人、司徒月蘭的外甥女余美蓮。1986年12月19日，余女土將其中的20%，計人民幣3,843.37元捐贈南開大學圖書館，紀念司徒教授。1996年底，美國校友（南大1934級）雲鎮先生受司徒親屬之託，將其遺款1607.25美元寄給南開大學。母校把捐款存入「伯苓堂」帳目，作永久紀念。

司徒月蘭在南開大學工作25年，為南開英語教育傾注一生心血，培養許多英語人才。張伯苓校長給予高度評價，「司徒先生遭遇的困難與我相同，但他奮鬥的精神比我強多了，是我生平所最佩服的朋友，若每個人都能學習司徒先生創造與奮鬥精神，再發揚到全中國，中國已夠用的了。」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同院博士生)

唐文標是坦蕩的漢子、無私的君子。他反覆在思考「路」，探索歷史的走向、國家的前途，雖然「路」是曲折的，但走在路上的唐文標卻始終坦蕩。

我最早讀到唐文標的名字，應該是在高中三年級的末尾。那時我通過甄選，提早取得入大學的資格，免了聯招考試的我，每天躲在教室後面讀自己喜歡的書。我在楊牧《飛過火山》文集裡，第一次「遇到」唐文標的名字。坦白說，那本散文集裡的大部分文章我已忘記，但唐文標的形象卻鮮活地留在我的心裡。他用廣東國語的問候語「有什麼戲作？」、他與人分別時邊走邊叫「不歡而散」、在沙迦緬度任教時撼樹拾棗，以及現代詩論戰過後，在返美的飛機上與楊牧巧遇，兩人「遂互相以中年人的客氣聊了一程」，彼此尷尬的神情躍然紙上。

後來我到清華大學讀研究所，選擇以龍族詩社和現代詩論戰作為論文題目。從《中外文學》創刊號開始讀起，1972年6月，顏元叔發表〈細讀洛夫的兩首詩〉，現代詩論戰的烽火迅速引燃。此前關傑明發表的〈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同年2月），雖然鞭辟入裡（例如說《中國現代詩論選》是「文學殖民地主義」），但遠不及顏元叔對洛夫的批評舉座皆驚。約略與此同時，唐文標抵台，在台大數學系擔任客座副教授。8月5日，創世紀詩社舉辦「旅美詩人唐文標博士」歡迎茶會，席間「賓主盡歡，情緒極為熱烈」，但不久後就發現彼此的文學立場天差地遠。

加入現代詩論戰

1972年11月，唐文標以「史君美」為名，發表〈先檢討我們自己吧〉，這是他在台灣首次發表的現代詩評論。但用的是筆名，當時讀者普遍不知道這就是唐文標。這篇文章主要是回應關傑明在9月被刊出的第二篇評論〈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唐文標接續關傑明的批評，更清楚地問：「中國現代詩，是不是一種『美利堅化』的行為？」如果說，關傑明把當時嶄新的「新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帶進了台灣；那麼唐文標則是把這樣的文化批判矛頭，清楚地指向美利堅。

唐文標很早就向台灣文壇投稿。1961年1月，唐文標的詩作〈看橋下流水的人：與自己對話錄〉，在《現代文學》第6期發表，討論當時流行的「存在」與「時間」問題。透過與自己的論辯，唐文標最後的回答是：「除了人間，我實在已一無所有了！」這幾乎是唐文標面對1970年代台灣社會所發出的吶喊。

1969年之後，唐文標開始在《幼獅文藝》發表作品，他寫了幾篇關於音樂、電影的評論，但主要文章還是關於現代詩，例如〈一首譯詩的故事〉、〈Guillevic法國詩的新聲音〉。1970年4月，唐文標發表〈這一條筆直沒遮攔的〉，讓人很容易聯想起法蘭克福學派班潔明(Walter Benjamin)的《單行道》。唐文標用文學性的筆調，表達了自己對社會的自省與體會。

「唐文標事件」

《現代文學》與《幼獅文藝》，編織了台灣文壇對「詩人唐文標」最初的想像。但是這個想像不久之後就破滅了。唐文標期滿離境之前，1973年春夏之際，台灣文壇密集地刊出唐文標對現代文學的數篇批評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龍族評論專號，7月）、〈僵斃的現代詩〉（中外文學，8月）、〈詩的沒落：香港台灣新詩的歷史批判〉（文季創刊號，8月），以及〈日之夕已：獻給年輕朋友的自我批評〉（中外文學，9月）。唐文標返美之後，1973年10月，顏元叔總結以上四篇文章為「唐文標事件」。

顏元叔說，唐文標的文學觀是「社會功利主義」，是從社會看文學，而不是從文學看社會。11月，余光中接過這個話頭，補上〈詩人何罪？〉，直言這就是「幼稚而武斷的左傾文學觀」。在此之後，論戰迅速轉變成為對唐文標個人政治意識形態的攻訐。1974年7月，《創世紀》評論專號發行，洛夫發表〈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現代詩論戰在此畫下政治性的句點。

1976年唐文標收整其現代文學批評，結成《天國不是我們的》出版，並且獲得了當年「中山文藝創作獎」，但他把獎金20萬元全數匿名捐給了「耕莘實驗劇團」。同年，《張愛玲雜碎》、《唐文標雜碎》接續出版，唐文標大致總結了前一個階段對現代文學的批判。

參加政治與文化運動

唐文標最早介入台灣的社會問題，還是在旅美的時候。1970年5月，唐文標以「荀問」為名，在《大學雜誌》張系國主編的「域外集」專欄，發表〈路？那個國度的路？〉這篇文章表面上是評論李行的電影，但實際上針對的是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問題。唐文標說：「在今日那麼像絕望一般的世界裡，倘若我們無能給出解決的方法，那麼讓別人來動手吧，我們只做一些後備的、吶喊的工作吧」。1976年《唐文標雜碎》出版時，唐文標在扉頁題字懷念溫健鎦：「拒絕悲哀／我們要承擔這世界的一切」。拒絕悲哀的唐文標，總是讓人想起魯迅。他們怒目揭露現在的醜惡，只為了執拗地相信未來。

唐文標1976年再回到台灣。1976年2月《夏潮》創刊，唐文標是其支持者、經費的主要供給者。《夏潮》是唐文標介入台灣社會與政治、文化運動，最為活躍的一段時期。

1976年8月，唐文標在《夏潮》發表〈「快樂」就是文化〉，對台灣當時新興的商業性「電視文明」，以及對戰後年輕世代所呈現出集體的、頹廢和迷失的大眾文化，提出反省和批判。1977年6月，發表〈人的幸福才是指標！〉以統計學的專業分析，直言「GNP增大並不一定表示經濟發展得好，更別談發展較好就表示全國國民生活都改善了」。最後提出「我以為人的幸福，每一個國民的幸福，才是經濟成長的指標」。與此同時，鄉土文學論戰正激盪全台。

1978年，唐文標結識陳忠信，並與南方朔（王杏慶）往來密切，暢言建立「台北學派」，實踐社會分析與文化批評，時人稱為「台北三醜」。同年4月，唐文標以「唐狷」為名，發表〈「第三世界」究竟是什麼？〉揭示戰後經濟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壓迫，開啟了《夏潮》第三世界論壇的相關討論。1979年2月《夏潮》被迫停刊。同年8月《美麗島》創刊，陳忠信參與執行編輯。11月唐文標以「謝苔心」為筆名，在《美麗島》雜誌第四期發表〈革命家呢？還是流寇？（上）對「林爽文起義」的一些觀察〉。但文章還來不及刊完，12月高雄事件爆發，陳忠信被捕，《美麗島》停刊。1980年10月，唐文標文集《我永遠年輕》出版，他刻意把舊作〈愈是黑暗，愈接近光明！〉當作書的自序，表示他對美麗島事件的看法。

這一條筆直沒遮攔的

1980年冬，唐文標和邱守榕遠赴英國，參與數學教育研習，發現罹患鼻咽癌，即在英國結婚。1982年5月30日，在台北補行婚禮；隔年，得子唐宏人。唐文標曾引用魯迅詩句自嘲「俯首甘為孺子牛」，尉天驄戲稱其為「海峽兩岸第一『孝』子」。1984年出版《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唐文標散文集》，隔年主編前衛版《1984年台灣小說選》。1985年6月10日病逝台中榮總，寫有遺言：「我的朋友，國家留給你們了」。

如果要描述唐文標，我直覺想到的句子是他早年寫的那篇文章標題：「這一條筆直沒遮攔的」。唐文標反覆在探索歷史的走向、國家的前途，雖然「路」總是曲折的，但走在路上的唐文標卻始終坦蕩。我沒有見過唐文標，但很有幸結識這位人稱「大俠」的唐文標。

(作者係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由於立法院訂4月19日初審年金改革法案，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18日發起夜宿立法院圍城活動。逾千名退休軍公教等不及晚上才來，中午即群聚立法院周遭展開抗議行動。

警方自17日起便在立院周邊，從中山南路教育部大門前開始布署護欄，至濟南路、青島東路、忠孝西路，至少架起三層拒馬及刀片蛇籠，動員大幅人力維安。但據記者18日在現場目擊，反年改群眾無懼銳利的鐵刺、無感肅殺的氛圍，下午先到監察院集結、遞交陳情書後，繞行至立法院。

雖然北部天氣悶熱又下著陣雨，抗議民眾仍然火力十足。有人冒雨赴民進黨中央抗議、有人到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出境大廳舉標語抗議，向國際發聲。立法院前抗議人群晚間9點多到台北車站「散步」，直至近10點才回到立法院外，搭起帳篷，拉開躺椅展開夜宿抗議，有人則直接躺在馬路上睡覺，以便明天一早包堵立法院各出入口，阻擋立委進入立院開會。

自蔡政府推動年改方案以來，大小抗爭遊行不斷。去年9月3日，由「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發起的「反污名、要尊嚴、抗議蔡英文、霸凌軍公教！」遊行，有逾10萬人走上凱道表達心聲。至今為止年金改革有5個版本，但都主張18%優存利息逐年歸零。但是在數學問題之外，退休軍公教人員不平的是，當初政府給他們的承諾，為何可以不算數？他們奉公守法，依照制度退休所要求的只不過是他們應得的，也是政府承諾的，為什麼要被抹黑？

吞不下的委屈，在19日一早爆發。抗議群眾採各個擊破方式攔阻立委進入立法院，過程中發生追打、潑水，撞傷意外。場內也爆聲隆隆，國民黨立委不斷和民進黨、時代力量立委爭執，最後協商決議加開2場公聽會，再於5月審查。

民進黨立院黨團召集人柯建銘厚顏形容抗爭結果是「國民黨贏了面子，但我們得到裏子，外面抗議的人也有台階下。」 蔡英文直稱場外衝撞行為是暴力，要求嚴辦，但她何不將心比心想想，如果年金改革不做得如此粗暴、多些溝通，軍公教退休人員何必夜宿街頭？

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是善於以「進步」作為掩飾、吸收社運力量的民進黨第二次取得政權，「進步的社會運動」該怎麼辦，大家都在看。

大致而言，2016年可以說是工運戰功彪炳，但也遭受無數打擊的一年：延續超過一年的工時鬥爭大敗，即將到來的年金改革也向勞工磨刀霍霍，前景似乎不太樂觀。不過，除了這兩個最吸引目光的話題之外，在公共運輸產業和青年打工族等群體中，似乎形成了幾股較為顯著的匯流，在挫折中練習團結的施力方式。

工運戰場中的每一份勝利都應當仔細珍惜；對於那些挫折和打擊，不必太過灰心，從中學到教訓，遠比耽溺於失敗的情緒中來得重要。然而，「記取教訓」的必然前提，就是要留心每一項事件，並從事件中拉出整體性、系統性的邏輯，並做出批判性、建設性的建議。在這個前提下，作者整理了2016年度的回顧。

兼任教師等非典型雇用

對於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得從「勞動者」身分的認定開始說起。這個問題在法律上發展出了一套叫做「從屬性」的認定原則，只要你提供的勞動，大致符合這套原則的規定，就會被納入勞動者的範疇，也就適用多數的勞動法令。

然而，目前仍然有些實際上提供僱傭勞動的勞工，難以進入勞動保障的大門，包含外籍漁工和大學裡的兼任助理、兼任講師，表面上不適用的理由各個不同：行政院可能說「遠洋漁船非本國領土延伸」；教育部對兼任助理說「學習就不是勞動」、再對兼任教師說「具本職者已有充分法令保障」，但實際上這些理由的根源，多數都是「成本考量」。

從更高的視野來看，在「成本考量」的說法底下，這是一場互丟皮球的遊戲：勞工是球、玩家則是國家與雇主。以大學為例，從解嚴後的教育自由化、教育改革、高學費政策，一直到兼任教師與兼任助理的非典型雇用，目的都在於逐步推卸國家挹注公共資源的責任，減少教育開支。雖然2016年的反高學費運動打了一場可圈可點的戰役，14所學校中僅有2所成功調漲，但一年一度行禮如儀的反漲學費運動，必然得在「年年換一批學生」，留不住抗爭者的條件下，進一步提高深度與廣度。

外籍勞動者持續被剝皮

「跨境勞動」的問題，除了「不是本國領土，所以不適用《勞基法》」的遠洋漁工外，還包含為台灣各項基礎建設與照顧產業盡心盡力的移工。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大量引入外籍移工，取其缺乏勞動保障的「廉價」之利，成就本國的基礎建設與經濟奇蹟；眼看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正式出台，絕非只是文化交流與增加國際影響力，可預期台灣會繼續以「次帝國」的心態向東南亞徵用廉價勞動力。

2016年度的移工大遊行，成功突破《就業服務法》中「三年出國一日」的剝削條款，讓移工未來不必定期往返台灣一次再被仲介抽剝高額仲介費；但目前也出現有雇主繞過《就業服務法》，將移工預先解聘，出國後才聘回，或是刻意延後移工入境工作的時間，也就是變相減薪。少數例外則是為世界級賽事「世界大學運動會」建設選手村的印尼移工，透過團結施壓才奪回合法的三年工作權。另外同樣規範在《就業服務法》中，「逃跑外勞」通報系統預設的勞資不平等問題，也並未得到勞動部明確的首肯是另一遺憾。

國家選擇在各個過去高度管制的教育、社會福利與勞動等領域退場，是「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重要特徵。在勞動法的法外之地，外籍漁工被剝皮很合理，校園彈性勞動力都是在「學習」；這些來自非勞動主管機關的行政判斷，完全不以「從屬性」的角度思考，試圖擴張剝削的程度與範圍。此外，這種現象有可能「擴張」到所有勞工，因為雇主也同樣可以主張「任何勞動裡都有學習成分」、「兼職在低薪社會是普遍現象」。「學習」與「本職工作」，以及「外籍勞動者」的勞動安全防線，有賴所有勞工一同守護。

派遣工、約聘僱奮起反抗

伴隨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台灣也掀起勞動彈性化的風潮。「部分工時工作者」與「勞動派遣」人數顯著地增加，如何給予合適的法律保障，成為國家亟欲處理的問題。在勞動派遣方面，到底該徹底禁止、逐步廢止或僅予約束，各方意見不同。隨著國家功能的細部化與分化，公務人力的需求增加，但在「政府總員額」控管之下，卻是轉以派遣與約聘僱等方式雇用，政府竟成了國內使用最多派遣勞工的「雇主」，從而衍伸大量的「公部門非典型勞動」問題。

勞委會在2014年草擬的《派遣勞工保護法》，因為無法解決年資併計、轉任正職與同工同酬等重要問題，遭到勞團與學者批評根本沒有「保護」作用，草案也冷凍至今。蔡英文上任前的六大勞動主張，包括「立法保護派遣工」的訴求；去年五一大遊行時，勞團再次提出減少派遣勞動、促進同工同酬的訴求，但時至今日，民進黨並未將法案送入行政院審議，公部門使用派遣人力的比例也未大幅度限縮。

在個案方面，除打了兩年官司的公視假派遣案「榮獲」法院認證的勞動關係外，近十年來大量擴張派遣人力的公部門，去年也爆出了成大清潔工、台灣博物館積欠工資，以及台中榮總年資中斷三個案子，共同點都是公部門透過派遣公司，迴避了應負擔的雇主責任。台中榮總的派遣傳送員們更「發下宏願」，一口氣成立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目前仍在持續向中榮與中榮的上級單位退輔會，爭取特休年資的累計。

另一批同樣在公部門內從事非典型勞動（約聘僱人員）的國道收費員，雖然曾一度在去年8月中宣告抗爭勝利，並取得一定成果；但今年1月初與勞動部召開補貼審核小組會議上，政府代表竟以自救會會員「領太多」為由，質疑反搭便車條款的效力，進而縮減自救會會員的補貼，也被自救會批評是「鼓勵非會員撿檨仔」（收割抗爭成果），不僅破壞工人組織與工會的團結力，更證明政府機關不可信賴。

公部門落入非典化循環

公務機關中的非典勞動者仍水深火熱，但正職的公務人員也不好過，兩者的勞動條件實際上是一體兩面，正職減少就改聘非典，非典好用就少聘正職，讓公部門落入非典化的惡性循環。台鐵站務員的過勞問題和消防員的大量傷亡，同樣根源自「小政府」邏輯之下的「總員額控管」。

雖然消防員權益促進會一再提出人力要補足的訴求，但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回應，都是「不解決問題，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被解職的案件即是顯例。另外，過年至今已經發生了桃園泰豐輪胎大火、彰化家具行大火和新屋衛生紙倉儲大火，所幸都無人傷亡，但火場危機四伏，兩年前造成6名消防員罹難的「新屋大火」，至今真相未明，消權會也持續要求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徹查真相，中央也應建置更完善的火場救難安全制度。

(作者係苦勞網記者)

李明明教授，專長西方近代藝術史及藝術理論。她於1993年在中央大學設立藝術學研究所，是台灣的綜合大學中最早以藝術為核心，進行跨學科學術研究，並前瞻性開設藝術行政課程，為美術館培養多方位的藝術工作專才。

李明明台大外文系畢業，1962年公費留學法國，在榮獲巴黎第七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後，曾執教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系，後於1986年返台執教台北藝術大學、中央大學，1993年在中央大學創辦藝術學研究所，任該所所長至2000年卸任，2006年退休。

李明明回憶，「台灣在30年前進入美術館時代。北美館、國美館、高美館相繼成立。很需要美術館管理人才，然而當時高普考試並沒有文化行政類別。因此經由高考選拔的文化公職人士，往往缺乏藝術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藝術類研究所的畢業生，則無法經由國家考試進入公職服務，形成教學與職場不能銜接的遺憾。」李明明曾向教育單位指出這個結構性的缺失。有鑑於此，她在中大藝研所，除有藝術基礎課程外，還開設美術館行政等博物館學之類的課程，引起教育單位的注意。此後高考增設「文化行政」項目，文化管理人才的晉用得以明顯改善。

拜名師習畫  赴法學藝術

李明明因為自幼喜愛藝術，在父母的支持下，跟傅狷夫、張穀年、吳詠香學水墨畫，並自中學時代就進入師大美術系孫多慈教授畫室學油畫，接觸到不少當時美術系的學生，如劉國松、謝理法等。大學時期李明明讀的是台大外文系，但是因為整日出入於師大旁的畫室，常被誤以為是師大美術系學生。

1962年李明明考取法國政府獎學金。赴法深造前曾在台北藝術館舉行個展；當年9月她自基隆港出發，到香港轉乘法國遠洋郵輪，經過一個月的航行才抵達巴黎。

訪趙無極、常玉畫室

李明明在進巴黎藝術學院的同時，也在巴黎第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與教授討論後決定以宋代山水畫作為研究領域。1960年代裡中國留學法國的學生不多。時任中華民國的駐法文化參事郭有守，對藝術學生熱心關照，常舉辦茶會招待。李明明在一次茶會中，遇見了常玉。早在出國之前便自孫多慈教授處聽過常玉的故事，因此向他討教藝術問題，「常玉竟然說『不要談什麼藝術了，我來教你們做包子吧！』」李明明有感而發，「藝術家最重要的特質就是要保持天真，從常玉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確實是一位性情中的畫家。」

之後，郭參事又為藝術學生們安排了「大師畫室坐談」的活動；首先造訪的是趙無極的畫室。

李明明記得趙無極的畫室坐落在巴黎市相當中心的地段，距離蒙巴拿斯畫家區很近，由一戶獨門舊宅改建而成。當學生們向趙無極問起當時藝術風格的變化時，「他笑著說，『就像人穿衣服，多幾件換換，不是很好嗎？』」。

一星期後，留學生一行人再去造訪常玉的畫室。當時參觀的人還包括有朱德群、周麟等前輩藝術家。李明明回憶當時常玉的畫室，高挑寬闊，明亮幽靜，但在畫室中只看到少數幾件油畫放置在牆壁的高架上，感覺上常玉似乎已經多日不作畫了。

李明明在巴黎還數次見到張大千，「記得有一次見面，大師的桌上擺了紙筆正在作畫，他問我喜歡潑墨畫還是細筆畫？我說喜歡寫意畫。他隨即提筆畫了一幅潑墨冊頁送我，真是受寵若驚。」

1965年5月，李明明與研究法國文學的金恆杰等旅法留學生創辦了《歐洲雜誌》，向台灣介紹歐洲文化的脈動，她還設計了第一期的封面。同年10月李明明和金恆杰結婚，成為文化圈令人稱羨的美眷。

落選沙龍是藝術史轉捩點

李明明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為西方近代藝術史。「研究法國近現代藝術，不能忽略法國的沙龍(Salon)文化和學院藝術。」談到法國的藝術，李明明的話就多了起來。

早期西方的藝術傳承是學徒制。路易十四在17世紀創設了藝術學院，原是為培養御用畫家，卻把藝術教育體制化了。那時候的學院畫家不定期在皇宮的方形沙龍 (Salon Carré) 發表作品，便成了後來法國官辦沙龍展的起始。這官辦沙龍展逐漸發展成一套官府購藏作品，與獎賞藝術家的管理機制，對法國的藝術發展有積極的影響。遺憾的是，這個良好的傳統在進入19世紀之後，侷限於制式化的學院教育而衍生出弊病。學院掌控了沙龍展的運作、壟斷評審，傷害了藝術生態。

法國第二帝國時期，官辦沙龍的聲望每況愈下。官方購買藝術作品的經費逐年減少，而藝術家人口卻倍增。每年大批藝術家的作品被拒於沙龍展門外，引起不少人抗議。直到1863年，拿破崙三世只好宣布在落選的作品中，選出一部分來辦一場落選作品的展覽，便是所謂的「落選沙龍」；沒想到這「落選沙龍」一開幕，便吸引了所有的觀眾，而取代了官方沙龍。從此之後，法國畫壇百家爭鳴，呈現多元發展，各種藝術沙龍紛紛成立，例如獨立沙龍、印象派沙龍、秋季沙龍等等。因此，1863年堪稱藝術史的轉捩點，常被視為西方現代藝術的起點。

作為文化輿論的藝術評論

19世紀中葉之後的市場經濟有利於中產階級的興起。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取代了歷來貴族贊助藝術的角色，成了主導藝術市場的雇主。中產階級的趣味也必然反映在沙龍展覽中：作品的尺寸縮小了，題材偏重現實生活。最受歡迎的不外是賞心悅目的風景畫和生活風俗畫。印象派繪畫的出現便是一個例子。

隨著藝術市場的擴大，開始有各種不同的仲介處理藝術品的交易；與此同時的是新聞報業的興起。報導沙龍展覽與藝術評論是19世紀的新興行業，也是當時法國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藝評家報導沙龍展、評析作品，銜接了創作與欣賞，有助於大眾瞭解藝術，進而達到推廣藝術的目的。文學作家評析作品，可視為藝術在文學裡的延伸，藝評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形式。但是更重要的是，在19世紀的權威化評審制度下，自由作家的報導與評論可以視為一種體制外的「文化輿論」，兼有激勵藝術生態和評議體制的作用，這也是法國藝術中的一項特色。

中西藝術史有所不同

藝術史是藝術結合歷史，是把藝術放在大歷史框架下觀之。

嚴格講，中國早期沒有藝術史。李明明舉《唐朝名畫錄》為例，「這部中國美術史的重要典籍，只不過收錄了畫家的傳記，略述畫家事跡與繪畫技法而已。 西方也是到19世紀才發展出藝術史，其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圖像學』的基礎上。」

李明明解釋「圖像學」是詮釋藝術作品的人文科學。「例如一副畫中有人在對街舉帽打招呼，我們可以詮釋出三個層次的意義：第一層次是表面意義，屬於單純視覺性的認知，也就是說看到對街有人舉帽；第二層次是文化層的意義：『舉帽』是一種西方的傳統禮儀，它表示向人致意；第三層次則涉及更深層的意義：例如畫家作此圖是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其動機為何？等等。這就可能與藝術家的家庭，甚至個人生活有關，便有必要查閱藝術家的傳記或其他資料才能了解。」

「近代以前的西方藝術多半與宗教有關，羅浮宮裡一半的畫作都有聖經背景或文學典故；不熟悉西方宗教或西方文學的中國人，閱讀西方藝術時會有文化隔閡的問題，就如同西方人難體會中國書畫藝術。」李明明釋疑，中國書畫以文人畫為核心，書畫美學自成一格，譬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墨分五色等等；然對西方人而言，墨色並沒有如此多的層次。又如，北宋的山水畫有「三遠」：平遠、深遠及高遠，其意境西方人也很難體會。

藝術是人類思想感情的表徵。它決不止於一些筆墨技法，或任何專門的技術。在西歐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養成是師徒相傳。簡單的說，年輕人跟隨大師學習技藝之後還必須遊學四方，向不同地方的藝術家請益，三年之後方能自立門戶。

路易十四創立藝術學院，將藝術教育體制化、知識化。藝術學院在技能訓練之外，還必須通曉古典文學等知識，使得學院出身的藝術家有別於一般的工藝師。18世紀之後約150年間，藝術學院與官辦沙龍，成為藝術家功成名就之途。相對於工藝、設計等專業，曾有「大藝術」和「小藝術」之區分，形成學院藝術的優勢。而此優勢到了19世紀的下半紀已逐漸消失。「落選沙龍」之後幾乎壽終正寢。但可笑的是，李明明說，「就在這藝術學院步入頹勢的同時，卻遠傳至東方的日本、中國，使學院教育成為這些國家培訓藝術家的正式途徑。其弊病也就不難想像了。」

教職退休後重拾畫筆

教職退休後，李明明重拾最愛的畫筆。「以前忙於教務，現在比較有時間畫畫了。」她表示，「創作對我而言，是感情的自然發抒，水墨或油畫，只是表達的媒材不同而已。」問她可想開畫展？曾在大學畢業時就開過個展的她搖搖頭，「我畫畫是為自己，不為發表。」不論是求學、教書或創作，李明明的藝術生涯豐富又自在。

駐日美軍隸屬於美國負責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太平洋軍。1978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出爐後，駐日美軍開始與日本自衛隊合作，2015年的新「指針」更鋪建了兩軍平時協同作業的框架。

駐日美軍有2,700名陸軍、11,000名海軍、12,000名空軍及14,000名海軍陸戰隊。歷任司令官皆由橫田基地（位於東京都福生市）的第5空軍司令兼任。目前全日本有78個美軍專用設施、區域，占地約263.6平方公里。陸軍司令部在座間基地（神奈川縣）、海軍司令部在橫須賀基地（神奈川縣）、空軍司令部在橫田基地，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設在沖繩縣（第3海軍陸戰隊遠征軍）。

分布日本各地的美軍基地均是維護美國亞太利益的戰略據點，部分基地為美軍專用，部分與日本自衛隊共有共用。以下列舉幾處重要基地。

橫須賀基地：美國在國外唯一的核子動力航空母艦母港，部署有搭載彈道飛彈的神盾艦。

佐世保基地（長崎縣）：第7艦隊4萬噸級強襲登陸艦「好理查號」(Bonhomme Richard)的母港，該艦的大型甲板可供MV22魚鷹式運輸機起降，亞洲地區如發生戰事，陸戰隊員可搭乘它去執行登陸作戰任務。其地理位置最接近朝鮮半島，向來是美軍通往韓國的重要口岸。上述二基地擁有美國本土以外最大規模的船艦修理設備。

厚木基地（神奈川縣）：美海軍在太平洋地區的最大航空設施，航母艦載機約有60架。

岩國基地（山口縣）：是美海軍陸戰隊航空部隊的基地，今年1月部署了最新銳、具匿蹤性能的F-35B戰鬥機，是美國首次在國外部署該機種。由於今年7月至明(2018)年5月，厚木基地將分階段把部分飛機移駐於此，因此本基地未來可彈性運用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的飛機，航空戰力提升，角色加重。

三澤基地（青森縣）：部署有空軍戰鬥機和海軍的偵察預警機，以反潛警戒和電子情報偵察作戰為主，是美國在東北亞重要的情報與資訊蒐集據點，可對日本周邊區域的通訊進行觀測或截聽，設有被動式無線射頻的空間監控站，用以追蹤接收其發射訊號的人造衛星。

嘉手納基地（沖繩縣）：約有110架飛機，是美國在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

普天間基地（沖繩縣）：海軍陸戰隊航空部隊的作戰基地，十餘年來因噪音及紀律問題，經常被當地民眾抗議。

相模綜合補給廠（神奈川縣）：陸軍補給及維修基地。

美國第7艦隊由太平洋軍指揮，其司令部也設在橫須賀基地，任務範圍涵蓋39個國家、地區，特別當海上交通要衝─麻六甲海峽發生軍事衝突、或為海上反恐，可即時因應。由核子動力航空母艦「雷根號」領軍，擁有50-70艘艦艇、約140架飛機、兩萬人，有強大的打擊能力，其作戰行動主要由在日本的基地支援。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2016年熊本地震，駐日美軍曾緊急出動支援救災、運輸。

對於抗戰的一頁血淚史，我們應一方面透過歷史的記憶，了解真實的過去，傳承後代，這是考據。另一方面，我們應把它轉化為歷史思維與精神，供後人效法，這是義理，也是微言大義。

中華民族的歷史觀，不只是對史實的掌握，這是考據的功夫，更重視歷史思想的建構，這是義理的主意。簡言之，歷史的作用不能停留在記誦層次，必須進一步把歷史轉化為形而上的砥礪與傳承，方能真真切切達到承先啟後的目的。

就當代台灣人而言，抗日戰爭雖然主要戰役均發生在大陸本土，但從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直接參與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求取中華民族生存的台灣前輩中，付出鮮血、犧牲生命者，大有人在，斑斑可考。質言之，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必須連結考據性的民族記憶和義理性的歷史哲思，才能彰顯對日抗戰在台灣的珍貴意義，也更具有微言大義的價值。

劉放吾：打仗是我的職責

就記憶而言，歷史是延續不斷的，對日抗戰表面上的記載雖僅從1937至1945年，但絕不意味之前與之後和抗戰毫無相關性。相反的，必須前後展延抗日事實，方能理解抗戰歷史的真諦。本文試舉一位抗戰英雄與大陸和台灣的奇妙交會。

對日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曾經在緬甸，為中國和盟軍打下令人世人稱頌的彪炳戰功。其中劉放吾是當時孫立人將軍所領導的新38師第113團團長，曾參與緬甸1942年3月的仁安羌之役，協助盟軍拯救了7,000名英國士兵的生命。

劉放吾1949年因國共內戰而輾轉來台定居。除役後的他為了生活，必須踩著三輪車賣煤球為生，其後，在國內外友人的支持下，劉將軍乃做起液化煤氣生意。1977年劉將軍移民美國定居。199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美時，時值仁安羌大捷50周年，她特地拜訪劉放吾，表達英國感佩將軍之意。當時坐在輪椅上的劉將軍說：「我是軍人，打仗是我的職責。英軍是並肩作戰的友軍，友軍遇難時，援救友軍是份內之事，不能列為戰果。」同年7月27日，美國總統老布致函劉將軍：「我願代表國家感謝你解救500多名美國記者、傳教士及數千名英軍的英勇行為。」其後，在劉將軍公子等人的努力下，馬英九於建國百年之時，明令褒揚劉放吾。

從1949至1977年，劉將軍生活在台灣近30年，我們有理由說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雖然劉放吾的故事直到半世紀後才為世人所知，但歷史沒有忘記他，所有中國人更沒有忘記他。他連接了抗戰，也連接了台灣與中國。

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歷史除了記憶外，也有義理存在其中。對日抗戰的精神，究竟給了當代台灣人民何種的思想指導原則與啟示，亙古而彌新？

一是以寡擊眾，以劣勢擊退優勢，反敗為勝的精神。中國人口遠勝於日本，可是自從187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現代化和人口素質，遠遠超越中國。史學家黃仁宇在《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曾明白指出：

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諸內陸省份實施序「田賦徵實」（以實物納土地稅）…從背景因素來說，稅籍不過是一堆混亂的舊資料，幾乎沒有兩個縣採用同樣的編排標準。有些地區明白承認，原始資料是明朝時留下來的…，這種方法無異要求用中世紀的制度來承擔現代戰爭的主要財政負擔，悲劇的下場一定很慘。

黃仁宇所觀中國當時的財政悲劇，同樣發生在軍事裝備上。中國人在與日軍作戰時，曾經使用令世人無法置信的原始武器如大刀等的「樸素戰爭」，以對抗一個全機械化、現代化的日軍。這真是一場中古世紀和現代化軍隊的對抗，其實力之懸殊舉世所無。而正如秦孝儀先生所譜的《先總統蔣公紀念歌》，其歌詞所言，蔣中正所使用的武器是：「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二是全民一心共赴國難，團結一致對抗日軍。抗戰精神也可以稱之為重慶精神，但究竟何謂重慶精神？這可用秦孝儀《先總統蔣公紀念歌》的「重慶精誠」名之，所謂精誠，即是親愛精誠之意，亦指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在重慶精神的召號下，當時的中國人民，真可謂是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南西北，全民族共同團結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一致對外抗日。後代史家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對日抗戰中的歷史功過，黃仁宇也有這段論述：在多數西方觀察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評中，雖然有許多事實，卻很少有發人深省的見解。例如，只會一味指控「貪污和無能」，還通常引為這個議題的最終結論……如果極力降低蔣介石不屈不撓的努力抗戰精神，就很容易誤解整段的當代中國歷史。

就在黃仁宇所觀察「在國家經濟支撐好社會架構之前，政治組織不可能先發展出運作上的效率」的情況下，多數中國人幾乎和蔣介石一樣懷抱著「抗戰精神」，準備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爭取中國的永續生存。

三是養成更為堅毅的民族性格。對於歷經諸多生死關卡的中國戰士們，他們所培養出的堅此百忍的意志力，是令人動容的。劉放吾的兒子劉偉民如此描述他的父親：有一天，父親看完反映諾曼底登陸第一天所發生事件的著名電影《最長的一日》，回家後獨自坐在屋裡，他探頭去問。發現父親眼裡閃著淚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劉偉民說，那時他才覺察，父親內心深埋著很多的委屈。

類似劉將軍這種故事，也發生在許多歷劫歸來的戰士身上。數年前，公共電視台曾放映一部由大陸導演龍淼淵所拍攝的紀錄片《發現少校》，片中主角趙振英亦是中國遠征軍的軍官。當他回憶對日抗戰的情境時幾度哽咽，眼泛淚光，但仍堅毅地不讓淚水在鏡頭下流出。諸如劉老將軍和趙少校的堅忍態度，還有更多老戰士們亦復如此，他們面對民族與個人的苦難遭遇時，所呈現頂天立地的態勢，皆為中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民族特質，增添厚實的力道。

當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上述包括逆境中求生存、堅毅不拔的抗戰精神，由親身參與浴血抗戰的戰士們傳承到台灣，成為台灣發光發熱的重要推動力量。

台灣抗日始於1895

最後，傳統以來，史學界一直將二戰的中日對抗，期限界定起於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不過，大陸教育部突然在今年初通令全國中小學課程，將傳統8年抗戰改為14年抗戰，即起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終於1945年。不過，若要論中華民族對日進行生死存亡戰鬥，則不能忽略台灣民眾的對日作戰，遠遠久於大陸同胞在七七事變或九一八事變。

質言之，當1895年清政府決定割讓台灣之際，台灣民眾就已發起諸多前仆後繼、震驚全球的對日作戰。為反抗日本占領與殖民台灣，所做出的貢獻與犧牲，絕對不亞於大陸，並可譜寫一部中華民族抗日的大歷史。所以，既然大陸方面站在民族的奮鬥史，決定把抗日史觀提前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應該本著兩岸同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將1895年乙未割台，作為民族共同抗日的起點，這是史學界乃是全民族可以思考的史觀。它代表著台灣人民在近代中國的奮鬥過程裡，絕非「神州袖手人」，而是締造歷史的參與者。

(作者係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