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中國大陸和其他的發展中大國，能客觀看清中國大陸哪些方面有超人的成就，也能理解中國的崛起為何受到世界矚目。

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但因人口眾多，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只有約8,000美元，跟先進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此外，中國仍面臨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大、環境和生態惡化、官僚系統貪瀆等問題，有這麼多弱點，為何世界對中國崛起極為矚目？只因為它的經濟總量大嗎？如何客觀看清中國的崛起？比較中國和其他的發展中大國就能客觀看清中國的崛起，知道中國崛起為何令世界矚目。

與發展中大國有可比性

為何只關注發展中的大國？中國是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的大國才有可比性。發展中國家的起跑點接近，多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發展環境類似，對比之下，早工業化國家當年都是以殖民主義達到高速成長，與現代的發展環境完全不同，無法相提並論。而大國的發展與小國有很大的差異，大國要達到團結一致，一般比小國困難，而且小國的發展只需要少數產業有國際競爭力即可，大國的發展則需要相當全面的產業發展，以及極為龐大的國際市場。

以人口是否上億簡單區別大國和小國，世界上人口上億的大國有12個，除去早已工業化的國家美國、俄羅斯和日本，其他9個都是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的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賓，美洲的墨西哥和巴西，以及非洲的奈及利亞。

在9個發展中大國裡，以人均GDP來看，領先的是中國、墨西哥和巴西，這3國的人均GDP很接近，另外6國則落後相當多，人均GDP不到領先3國的一半，因此我們著重比較中國、墨西哥和巴西。

比較中國、墨西哥、巴西

中國和墨西哥、巴西相比，中國除了在武器工業遙遙領先，中國的一般工商業實力也明顯優於墨、巴，例如中國的電子商務、無線通訊和高速鐵路等技術和應用已達世界一流水準，而墨、巴兩國則仍相當依賴天然資源，近年全球需求不振，原物料價格大跌，使墨、巴兩國的GDP負成長，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另一方面，墨、巴兩國的社會治安相當差，一項社會治安的指標是每10萬人中的殺人犯數，墨西哥是23.7，巴西是21.8，而中國則只有1.0，墨、巴兩國社會治安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毒品泛濫、販毒集團橫行，而政府無力整治。總的來看，墨、巴兩國的發展與中國已有不小差距，中國人均GDP未領先墨、巴，是因中國太龐大，仍有不少低度發展的偏遠地區。

墨西哥和巴西不僅發展現狀不及中國，其發展歷程亦遠遜中國。墨、巴兩國都獨立建國於19世紀，又未像中國經歷二戰的戰火，多年來的發展卻相對遲緩，近年來似乎又墜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對比之下，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非常迅猛，至今仍保持6%相對極高的經濟增長，這是墨、巴無法望其項背的。

大國發展比小國複雜

在9個發展中大國裡，只有印度的人口規模最接近中國，與中國最有可比性。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又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頗受西方國家青睞，但印度人均GDP目前只有中國的1/4，在很多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指標上，中、印的差距都是越拉越大，直到近兩、三年，印度才有一點改善，印度的整體發展現狀大約接近中國的20年前，許多基礎設施仍有待逐步建立。

中國的發展現況無疑優於其他所有的發展中大國，更可貴的是，中國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花了最短的時間就迎頭趕上並超越各國，達到今日的成果。至於前述的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大、環境和生態惡化、官僚系統貪瀆等問題，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遭遇到的，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惡性競爭與追求個人利益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亟需解決的，當這些問題逐漸解決後，中國就能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其實已開發國家也未必能全面解決這些問題）。

大國的發展比小國複雜困難，幾十年來，有一些小國，如亞洲四小龍，從發展中國家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但不曾有人口上億的大國能從發展中國家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中國已明顯領先其他發展中大國，而仍在高速成長，未來極有可能晉升成為已開發國家，創下大國成長的典範，而且，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成長對世界影響巨大，這是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大國大致都實行西方的多黨選舉民主制度，只有中國採取了不同的發展之路。「中國模式」由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在基層實行民主選舉，在其上則實行「尚賢制」，通過多方的歷練及考核，以選拔賢能的官員幹部。中國的迅速崛起證明，中國模式對於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優於西方的多黨民主制度，打破了西方民主制度是國家政治唯一選項的神話，這是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的又一重要原因。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美國2016年的軍費支出達6,22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總支出逾四成，遙遙領先其他國家。美軍除規模強大、裝備先進之外，更在海外擁有數量龐大的駐軍與基地。

二戰前，美軍就透過租借在全球建立軍事基地。戰後，美國因與蘇聯「冷戰」，大幅拓展駐軍、基地。冷戰結束後，美國非但沒有削減海外基地，反而藉著反恐，深入中亞、非洲、中東。

美國海外駐軍須與所在國家締結軍事同盟，譬如，與歐洲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日本為《美日安保條約》，與韓國、菲律賓簽共同防禦條約等等。

美軍有陸、海、空、海軍陸戰隊4個軍種和海岸警衛隊。實際戰鬥部隊有9個聯合作戰司令部，其中6個依地理劃分如下：

1.北方司令部：科羅拉多州彼德森空軍基地；北美洲、美國本土。

2.中央司令部：佛羅里達州麥迪爾空軍基地；從東非、中東至中亞地區。

3.歐洲司令部：德國斯圖加特；歐洲、土耳其、格陵蘭及俄羅斯。

4.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檀香山；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印度。(詳情請參考本刊38期(2016/10))

5.南方司令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周邊海域。

6.非洲司令部：德國斯圖加特；非洲（埃及除外）。

3個依機能劃分的基地所分配的職能如下：

1.特種作戰司令部：佛羅里達州麥迪爾空軍基地；為海陸空三軍及陸戰隊提供特別作戰支援。

2.戰略司令部：內布拉斯加州奧福特空軍基地；負責核武、太空、網路等攻擊。

3.運輸司令部：伊利諾州史考特空軍基地；為地區司令部提供全球運輸支援。

美國對外駐軍由戰區司令部及當地駐軍依據派駐地區的情勢、臨時變化及戰略需要，抽調各軍種人員進駐。人員流動很快。

美國海外基地有永久性基地、前沿作戰基地及合作安全點三種類型，目前公開的基地大約800個，另還有數百個秘密基地。駐軍與基地經費有些全由美國負擔，有些由美國與駐在國共同負擔，比例視個別情況而定。

美國境內的軍人約113萬，派駐國外的美軍則有23萬人，分散在170個國家。以區域來說，駐歐洲人員最多逾116,000人；太平洋居次105,000。以個別國家來說，人數依序為日本38,900人、德國34,600人、韓國24,200人、義大利12,100人，英國8,400人。美國須花費巨資維持這麼巨大的海外駐軍，2017年度預算為192.5億美元。但對美國來說，這些駐軍、基地不僅具有軍事作用，還有政治、外交、收集情報等多功能。它們不僅可維護美國利益，監控嚇阻全球各區域，並可作為美軍出兵時的戰略據點。

不過，享有法外特權的駐軍，經常製造噪音及汙染、對當地女子性侵犯、並走私毒品，這些負面問題使得駐在國頻頻要求美國撤軍。

美國阿林頓國家公墓莊嚴肅穆，歷次戰役忠魂安息彼處。台灣也有一座類似的墓園，安葬千餘名空軍烈士，見證了全球冷戰時期兩岸緊張對峙的歲月。細讀墓碑銘文，除了慨嘆，吾輩尤應珍惜和平安定的可貴。

政府遷台時，國軍部隊忠誠度最高、戰力保持又最完整的首推空軍。近60年來，在歷年保台作戰犧牲最多，死事最慘烈的者也首推空軍部隊。基於事實需要，國防部與空軍總部擇定台北縣碧潭西岸山坡，闢建一處空軍忠烈將士公墓，安葬因公殉職的將士。其後，為彰顯忠勇軍風，1956年6月於墓園增建可容千人的廣場，核心位置為建坪40平方公尺、高度24公尺、基座8公尺見方，四周以雲頭花紋石欄圍成的「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

超過一甲子的血淚記憶

當年四周尚無民宅時，從碧潭吊橋即可一眼望見那座擁有印度古剎式金質尖頂的耀眼塔身，莊嚴肅穆聳立於岡巒起伏，翠綠層疊的山林中。

1956年8月14日空軍勝利紀念日當天上午，中外軍政首長雲集於斯，在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內政部長王德溥、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美國駐遠東空軍總司令庫特上將、第5航空隊司令史密斯中將、第13航空特遣隊司令戴維斯准將，以及遺族代表、中外記者等400餘人共同見證下，蔣中正總統將覆於紀念塔石碑上的紅、藍、白三色緞帶緩緩揭開，獻花致敬；美國庫特上將亦代表美國空軍全體將士獻上鮮花一束。當全場人士垂首默念一分鐘時，空軍16架銀白色軍刀機以四梯次編隊低飛通過，向烈士英靈致敬。總統致詞並慰勉遺族後，又有一架空軍直升機繞塔低飛三匝，散下數千朵綴有「烈士之血，革命之花」聯語的黃色紙花。

這座紀念塔共分三層，除頎長的四面錐體塔身，各面鐫有蔣中正親題「空軍忠烈將士紀念塔」九字；中層為四幅人造石浮雕，分別描繪四位空軍烈士：高志航、閻海文、沈崇誨、溫鑄強英勇殉國的悲壯場面；前三位均在對日抗戰犧牲，僅溫鑄強是政府來台後犧牲。浮雕下方由王叔銘總司令於塔身東面撰有一篇500餘字碑文，略述建塔立碑緣由。另三面鐫刻：行政院長俞鴻鈞所題「日月常昭」、俞大維所題「忠烈常昭」、彭孟緝所題「氣塞蒼溟」等題辭。

1957年4月15日，與陳懷生駕RF-84F雙機飛往上海偵照，遭攔截而迫降於南韓濟州島殉職的王兆湘（空官29期，安徽合肥），安葬時由蔣中正親自持鏟覆土，充分流露痛惜之情。

目前墓位最新序號為1162，但並非烈士的總數。根據官方不完全的相關名冊統計，截至2014年底止，烈士編號已達1462人。家屬未選擇安葬碧潭，因素不一。例如，1958年「八二三戰役」當晚殉職的金防部副司令、空軍中將章傑，安葬澎湖軍人公墓。劉文燦（空官25期，甘肅靜寧）曾在「八二三戰役」駕C-46運輸機運補遭擊中機翼，以高超技術安降獲選戰鬥英雄，其後軍職外調國安局赴越南，於1967年10月失事，1970年6月安葬於東北側外緣。

不少家屬認為：屍骨全無，再設衣冠塚也徒有形式。有些寧可長期暫厝骨灰室。1963年4月「雷虎特技小組」F-86失事的席德隴（空官32期，江蘇崑山）骨灰，即供奉於公墓上方增建的靈骨塔。

1962年7月因T-33教練機互撞殞命的官校43期王振興（河北灤縣），15年後才入土為安。互撞的少尉教官陳肇敏（台灣彰化）與銀柳生（廣東南寧）幸運安降。如當天四人都報銷，陳肇敏就不能成為首位台籍空軍官校校長、空軍總司令了。

除一般演訓戰損，培訓飛官的代價也極高昂。1970年11月25日下午，飛校高級組學員湯韋（空官專修班2期，浙江諸暨）駕T-33進入螺旋無法改出，跳傘後頭部微傷安降，但飛機掉進高雄橋頭仕豐村，損毀民房33間、居民19名死亡，10名受傷，受災戶多達19戶。

參與1967年1月13日金門空戰—被喻為「海峽最後一場空戰」的未歸人楊敬宗（空官36期，江蘇鎮江），衣冠塚為485號。

空戰英雄榜54位英雄中，竟有多達10位先後因繁重的戰備任務而殞落，這些劃空而過的流星，以肉身保家衛國而折翼，成了雄鷹一族永恆的傷痛。名噪一時備受球迷愛戴的空軍「大鵬籃球隊」虎將：唐普慶、游健行、孫煥庭、路靖等四位亦先後葬此。

1958年9月24日，擊落一架米格17的馬大鵬（空官21期，湖北武昌），1990年在美病故，骨灰存放在空軍公墓，也算葉落歸根。其後據共軍統計，當天我方出動戰機架數達143架次，衝入大陸空域作戰。

黑貓及蝙蝠中隊折損慘重

自1959年起「黑貓中隊」共有28員完訓，備受各方尊崇的陳懷生（空官28期，福建閩侯）1962年9月9日被中共飛彈擊落於江西南昌羅家集，衣冠塚為第529號。長達50年後的2013年5月底，陳懷生9位大陸家屬在民間友人的積極奔走下，首度專程自福州老家來台祭拜，老少輪流觸摸墓碑，淚崩哀泣，百感交集的畫面，知情者無不動容唏噓。

1960年1月13日迫降宜蘭南澳河床喪生的米格15飛行員，骨灰葬在墓園中段北側邊坡上。除非對岸主動公布姓名，否則永遠都是無名義士墓。

與大陸直接相關之作戰、偵巡等任務殉職者達311位；地點或空域在大陸或近海者有169位，幾乎是衣冠塚。基於人道，大陸方面於1992年12月14日、1994年11月17日及2001年12月4日，先後三次准許迎回的第34中隊（俗稱黑蝙蝠中隊）忠骸，以三處顯目的長方型集體墓穴安葬，見證了冷戰時期的重大犧牲。

「活烈士」亦曾現身公墓，名氣最大者首推「黑貓中隊」葉常棣與張立義，當其依舊健在的消息被官方證實後，衣冠塚即予移除。目前唯一「活烈士」的紀錄，仍保存於金門八二三戰役紀念館。1958年「雙十空戰」中與米格互撞跳傘被俘的張迺軍（空官38期，江蘇漣水），次年6月底獲釋，但戰史館大理石壁仍將其納入殉職名單。

1983年6月6日一架C-119自金門起飛即墜落料羅灣，造成組員及乘客47人死亡，領航官陳大維遺體由對岸打撈收殮入棺後，由我方派船接返安葬第990號。這是海峽兩岸第一次正式的人道接觸。

3.29春祭公葬莊嚴隆重

空軍司令部依例在每年3.29青年節當天清晨，由總司令親自為年度殉職官兵舉行祀典公祭及公葬儀式。主要流程包括：主祭者祭堂就位，軍樂隊奏哀樂，由禮砲部隊鳴砲（現已簡化為由憲兵部隊禮兵鳴槍）。上香、獻酒、獻饌、獻果後，接著恭讀祭文、默哀三分鐘、向烈士靈位行三鞠躬禮，再奏樂後，宣告室內公祭禮成。緊接著，由總司令親自為烈士骨灰缽覆蓋國旗，公葬尾聲，兩名號手站在高處，奏起此起彼落的悠揚安息號。

3.29至清明前後，空軍弟兄和海內外家屬，會陸續湧向碧潭西岸，捧著鮮花、素果、紙錢等各色祭品，為音容宛在的故人仔細培土修整，前後十多天香火繚繞，此起彼落的低聲啜泣哭祭，令人感觸鼻酸。碧潭烈士公墓松竹花草繁茂，鷹塚傳奇必與日月同光，永留人間！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1945年1月，英美盟軍和中國遠征軍計畫攻克日軍在雲南的最後據點，畹町和芒市，與中國駐印軍會師。畹町以北有回龍山屏障，形勢險要，工事堅固，日軍憑險固守，要想取得滇西反攻的最後勝利，必須奪取回龍山。

最初攻打回龍山的是國軍第9師和第200師。打了一個星期，不但沒有拿下來，還傷亡巨大。

陳明仁奉命攻打回龍山

1945年1月7日，遠征軍司令部決定調陳明仁的71軍第88師開赴拱撒，接替第200師，10日對回龍山中央突破，占領回龍山，隨即鑽隙突進，擊破畹町之敵。

1月8日9時，陳明仁率各級幹部先赴拱撒偵察陣地。隨後到掃線總部指揮所與黃埔一期老同學、第11集團軍總司令黃杰商議。兩人研判了敵情地勢，以及連日來的戰況。黃杰說：「子良（陳明仁的號），回龍山久攻不下，我與衛立煌司令長官思謀良久，非請你出馬不可了。攻擊回龍山的戰役由你統一指揮。」遂決定部隊於12時出動，9日上午8時前接防完畢，10日開始攻擊。

午後１時陳明仁至拱撒，實地指示各部隊行動，5時返掃線總部指揮所。參加晚間會議的有總部聯絡官司徒德上校、費爾特中校、白古拉少校與美國記者白修德。司徒德轉達了美方魏德邁將軍的指示：魏德邁對畹町戰況進展緩慢十分不滿，如畹町不能迅速攻克，美軍將不再給予支援。

黃杰回答：當面之敵為56師團全部，兵力強大，憑險固守，故攻擊進展緩慢。我軍為世界和平、民族生存、國家獨立而戰，有無空軍支援，並不能改變我們對敵作戰的決心。

黃杰接著向美國聯絡官介紹：「這是陳明仁將軍，我已將攻占回龍山的任務交給他。你們繼續空援，不要氣餒，好消息定會到來。」

71軍在圍攻龍陵戰役中的戰功赫赫，美國聯絡官早有所聞。不過，美國記者白修德還是問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龍山？」陳明仁回答：「我的部隊明天接防，後天攻下。」此話讓所有人驚愕和疑惑，美國聯絡官問：「你一天能攻下回龍山？有什麼根據？」陳明仁回說：「我是中國的中將，說話從來算數！」

「後天攻不下，怎麼辦？」美國聯絡官步步緊逼。「拿不下回龍山，我與攻擊部隊之官兵，即全部在回龍山成仁！」聽到陳明仁立下的軍令狀，美方軍官聳肩伸舌，驚訝不已。陳明仁接著說：「要攻下回龍山，必須陸空配合緊密，步炮協同一致。因此盟軍的航空兵和協同作戰的炮兵，必須歸我統一指揮。除此之外，別無他求。」黃杰和美聯絡官當即表示同意。

一天內攻占回龍山

1月10日10時，陳明仁命令40門火炮集中火力射擊數分鐘。11時15分開始，24架飛機輪番轟炸。11時30分，陳明仁請白古拉少校轉告美國空軍，向回龍山右側轟炸。12時5分開始集中炮擊5分鐘後停10分鐘，再炮擊30分鐘（炮擊停止後日軍會鑽出掩體進入射擊位置，此時再炮擊可打到無遮蔽的敵人），12時50分停止炮擊，步兵衝鋒。263團迅速將中山一帶陣地占領，經敵多次反撲，均予擊退。264團與第9師由回龍山反斜面攻擊，敵憑險頑抗。14時5分回龍山右翼反斜面已完全占領。反斜面右翼我軍與左翼會合後即向山頂攻擊，15時25分88師已接近山頂。

偵察機報告，敵正由畹町向回龍山增援。囑告白古拉少校，通知美空軍截擊。並令76師炮兵截擊增援之敵。15時40分，司徒德上校轉偵察機報告：向回龍山增援之敵被我機截擊，遺屍150餘具。16時35分，我軍與敵在回龍山頂爭奪激戰。在此最後10分鐘爭奪山頂之戰中，手榴彈紛擲，槍彈如雨，硝煙瀰漫，血肉橫飛，殺聲震天，山崩地裂。17時，88師已完全占領回龍山四個山頭。敵殘部100餘人向畹町方向逃竄。

是役敵屍200餘具，傷者倍之。我軍亦傷亡官兵150餘名。自黃昏後，日軍不斷逆襲，均沒有得逞。

攻擊時，遠征軍副司令長官黃琪翔、11集團軍總司令黃杰，與美方司徒德上校、白修德記者等均在前線山頂觀戰，美方隨軍記者並做了長篇報導，陳明仁的威名從此傳揚海外。

回龍山被我軍占領後，敵守備畹町正面之右翼支撐點即被突破，我部隊即向畹町鑽隙突進。1月20日，我第9師、第88師占領畹町。

曾與陳明仁共事的美軍准將竇恩稱讚回龍山之役是「一部軍事指揮藝術的傑作」，魏德邁稱讚陳明仁是「傑出的中國名將」。陳明仁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之勝利，爭得莫大之面子，官兵殊能用命，欣慰之至。」

(作者係陳明仁之孫、浙江師範大學原體育學院院長)

日本殖民台灣50年期間，在經濟上壓榨剝削，在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在政治上實行歧視待遇，這個歷史真相不能抹殺。

作為親歷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深台灣人」，作者覺得有義務回憶並提出70多年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實面目。

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

被稱為對統治台灣最具貢獻的後藤新平，在他所主持的台灣教育會議上曾說，對台灣人的教育以無方針為方針，但務必強制台灣小學生學習日語。這種以日語取代台灣人自己語言的「國語中心主義」，無異堵塞住了台灣人的嘴巴，而無從在政治、社會上發聲，只能淪為「無力者」。

日本在台的教育政策自始即以實施差別待遇為其設計。台灣子弟不允許上日本小學，從一開始求學就被限制在「差別學習」的劣勢下。現新北市新莊國中的前身是日本小學，只收日本兒童，台灣孩子根本進不去，只有少數優秀學子能讀到高等科（相當於今天的國中）。台灣很少年輕人可以前往日本留學深造，尤其特別限制台灣人學習法律、政治等學科，其愚民的目的昭然若揭。

經濟上壓榨剝削

日據時期，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品，例如米、油、鹽等，都要經過日本官方配給，而且限制嚴苛，台灣人養的豬，每頭耳朵上都須掛牌編號，不許私有。米糧、豬肉全由配給，數量往往不足所需，每人分配到的豬肉一個月只有幾兩。我家人口不算多，但配給米還是不夠吃，母親只好想辦法到新莊新港地區向有耕地的農民買黑市穀子回家，用大水壺盛裝，藏在家後草叢，上面再用雜草掩蓋。

台灣出產大量蔗糖，市場價值頗高，但殖民當局立法規定各地方生產的甘蔗必須以很低價格賣給指定的日本製糖公司，售價是由製糖公司決定，台灣農民無語問蒼天，眼淚只能往自己肚子裡流。筆者家的田地本為良田，也被勒令改種甘蔗，致收入大減，生活也因此更加困苦艱辛。這種悲苦生活的實情，和筆者年歲相當的老一輩，都是刻骨銘心、永不能忘懷的。

政治上極盡歧視

日本殖民政府各級公務單位全面使用日語，對割台前滿清培養的台灣士紳毫不信任，彼等備受壓抑，多半鬱鬱以終。日本培訓的專業人員占滿所有中上級官職，台灣人只能擔任下級的基層工作，在面對日本上司時，只能表現出亡國順民唯唯諾諾的卑下姿態，這也反映出台灣人在日本人心裡的形象。

日據後期，日本殖民當局徵召台灣青年充當軍夫，不乏被送往南洋戰場，卻未獲發槍枝彈藥，充當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事業的幫凶炮灰。今天居然有過去從軍的台灣人不時歌頌日本殖民統治，他們喜歡講日語、唱日本軍歌，卻不敢坦承當年在部隊裡，只是日本兵的奴僕、去送死的悲慘經歷？

年紀較長的男丁則被徵召服勞役做苦工。筆者的叔公便被徵召到林口修建臨時機場，施工期間不許回家，集中住在工地一旁簡陋的工寮中，只能吃糙米粗糧勉強果腹。

殖民當局總督府頒訂有「匪徒刑罰令」、「遊民取締規則」等殘暴惡法。以所謂「匪徒刑罰令」的第一條為例，就明列有「不論目的為何」的字句，意即不論在工廠或農場，只要台灣人與資方發生衝突或鬥毆情事，便可以當成匪徒入罪論處，且一審為終審，可判處死刑。

日本人在台頒訂的「員警（有權）處罰令」，竟有122項之多，造成每一個日本員警（轄區約有現今幾個里大）都大搖大擺、身佩長刀、眼露凶光巡行轄區，台灣人一見「（員警）大人」無不恐懼戰慄，相遇時必須肅立俯首鞠躬請安，而台灣人即使數人聚集交談，亦可以違法論罪遭受撻責，終至「官逼民反」爆發了噍吧年、霧社事件等抗暴事件。

台灣同胞應及早醒悟

日據末期日本人在台約30萬人，管制600萬台灣人。日本人把台灣人區隔成兩類：「清國奴」與「台灣皇民」，前者是保有中國意識的台灣漢族同胞；後者則是順從屈服於日本淫威、接受同化的台灣人，可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得到稍微多一點的「好處」施捨。奇怪的是，「皇民化台灣人」跟日本人一樣，也鄙夷敵視中國／中國人。這個現象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分裂內鬥的一大問題，可見日本人對台灣人毒化之深。

筆者已年逾八旬，目睹耳聞近20年來台灣竟然出現蔚為風氣的肯定／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逆流，有年輕人甚至喊出日本是祖國、「支那人」滾回中國的狂言，不禁心寒乃至懷疑，我們台灣人是不是生病了？

日本人陰狠毒辣戕害人道、摧殘人性，把部分台灣人同化成比日本人更惡質的一種人，他們不擇手段地欺騙人民以取得政權，充當美國與日本的代理人，執行「去中國化」反中路線，致使今天的台灣呈現末世的崩壞亂局。筆者奮筆誠實做證，希望同胞及早省悟回歸正道，否則終有悔之已晚之日。

(作者曾任《中華雜誌》執行編委)

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事件迄今已70年，其論述隨著主政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及需求而截然不同，今年又逢民進黨再度執政，二二八事件顯然將再次被操作。

早期的二二八論述

對國民政府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無疑是意外之災，剛結束對日抗戰，緊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焦頭爛額之餘，甫接收的台灣爆發大規模衝突。姑不論事件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來收拾殘局的結果，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

事件發生之初，官方以「事變」來定位；舉凡警總的《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紀事》、掃蕩周報社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與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皆如此。戒嚴後社會環境肅殺，政府嚴格監控，不允許公開討論相關議題，這種態度反而導致各種論述南轅北轍。

大陸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並將其納入國共內戰的一部分，代表作有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王思翔的《台灣二月革命記》，廈門大學出版的《二二八起義資料集》。

獨派最初也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叛亂」或「革命」，王育德強調二二八是台灣人為獨立而發動的「叛亂」，「他們固然沒有喊出尋求獨立的明確口號，但『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任何人都承認。」解嚴前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仍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此外，二二八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報告南京大使館：處委會提出的32條要求過於嚴苛，「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魏德邁將軍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則認為該事件屬於「叛變」：

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如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折合兩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來看，此次事件很明顯地具有叛變的特性。

李登輝時期

1970年代台灣，人們對民主的嚮往超越政治藩籬，黨外刊物鼓吹言論自由及政治改革，各種社會運動衝擊威權體制，其中「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遊行及追思祭拜最引人注目。

解嚴後，二二八成為熱門議題，相關論文及專書大量出版，但當時史料有限，各方的立場與認知落差極大，不乏激烈論戰。李登輝時期重啟事件調查，不但徵調各機關檔案，並大規模進行口述訪錄，1992年由賴澤涵主筆，完成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至今仍是相關研究的權威之作。

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成立二二八基金會與進行補償。既然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原本的「革命」、「起義」甚至「事變」定位都不再合適。取而代之的是紀念碑上的論述：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無故遭軍隊屠殺。

該段碑文中，參與者對政府機構及外省人的攻擊皆未提及。猶記得省文獻會訪錄中，受難家屬阮美姝表示：「政府在言及二二八事件時，總是將之侷限於2月28日起至3月7日國民政府增援部隊上陸前的時期，而幾乎絕口不提3月7日增援部隊上陸後的暴行。」短短數年形勢逆轉，碑文只提軍隊屠殺，對事件過程卻一筆帶過。

1996年大選前夕，二二八基金會成立，開始受理補償申請。接下來的10年中，通過了800多位死亡及失蹤，與1,500名左右包括傷殘、名譽受損及受到不當監禁的補償申請。獲得補償的理由，幾乎都是「無故」被捕殺，後遭「羅織」罪名。

以公布的檔案來看，獲得死亡及失蹤補償的受難者中，至少有63名在1949年後才因叛亂等罪名遭槍決，後來才遭判刑者約80名，應屬白色恐怖受難者，與二二八無關。可見政府對受難資格認定相當寬鬆，這對撫慰哀慟及平息社會不滿情緒有所幫助，但也間接證明受難人數沒有推估的多。

民進黨執政前後

1996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在競選文宣上抨擊提出「國家統一綱領」的李登輝，表示「統一會帶來另一次二二八」。並直指李在相關議題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相關補償都是為了鞏固總統寶座。

2000年政黨輪替後，扁政府極為重視二二八，國家檔案局的成立讓史料幾乎全面開放，相關學術論文及專書的數量大幅成長，官方出版品也增加許多；二二八基金會多次舉辦歷史教師及大專青年的研習活動，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亦有相當幅度的變動。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成績並不出色，導致陳水扁2004年競選連任相當艱苦。選前湧現大量二二八專書及期刊文章，更舉辦了「二二八手護台灣」百萬人活動，拉抬該黨聲勢。

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認定事件元凶是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並由國史館長張炎憲將事件重新詮釋為「執政者透過國家公權力，有計畫、有步驟的進行集體屠殺民眾。」陳水扁稱讚該書「讓事件真相大白」。

2012年，陳其邁、李俊俋等人提出修正二二八條例，認為「否認二二八屠殺是對受害者的侮辱」，應判處三個月到五年的有期徒刑，企圖扼殺不同看法，但最終未能實施。時至今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以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身分自居，蔡英文的就職大典上演出二二八事件的場景，足見其政治價值依然豐沛。

二二八不應再被政治操弄

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在不同的立場下差別極大。對未參與事件的無辜受難群眾來說，政府的行為當然是無故逮捕、羅織罪名、恣意屠殺；對莫名被毆打，資產被毀損強奪的外省人而言，將毆虐他們的本省人稱為暴徒也不難理解；以政府的立場來看，除台北市外，諸多縣市機關被占據而失去控制，倉庫、彈藥庫被劫，軍隊被圍攻，將事件認知為叛亂或民變，也難說完全錯誤。

《悲劇性的開端》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悲劇性的開端。但歷史演變的過程證明，悲劇性的開端，並沒有使得台灣近40多年來的歷史，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該事件的發生，事實上改變了政府對台的各項政策，不僅取消爭議的長官公署，讓更多台人進入政府任職，專賣制度及公營企業也進行整頓，不到三年後更實施地方自治。

尹章義教授曾表示：「二二八事件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他並指出，廣設二二八紀念碑成為圖騰，未必對民眾有正面影響，反而可能引發「義民廟現象」，讓事件成為永難磨滅的歷史仇恨，這種永久性撕裂族群的作法，恐非多數人樂見。身為道地的台灣人，期盼二二八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有關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意識形態爭論長年糾纏，整個社會已經疲憊不堪，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操作轉型正義，卻讓二二八如幽靈般徘徊在美麗島的天空上。然則，這個殖民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歷史課題，終究將由不具苦難意識、嚮往小確幸的年輕世代來承擔。

台灣光復卻未帶來變革

1945年的10月25日是個激動人心的日子，在台北市公會堂，上午10點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同日下午3點，台灣各界人民代表在同地點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

大會主席林獻堂致詞說：「台灣光復重還祖國，皆是祖國抗戰八年得以最後勝利之所致」，平實的開場白，反映了當時台灣大多數人的認知，是把戰爭的結束簡單地直接等同於「光復」。

身穿長袍馬掛的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對著大會上陶醉於光復幸福的台灣同胞提出他的憂心，他憂慮同胞不能團結和光復重建工作會很艱辛，他說「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

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使得戰後台灣失去了重整社會價值體系和去殖民化的機會，也更不可能與大陸重建民族認同，一起努力邁向現代化的社會。歷經嚴酷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殖民與光復的認知遂也一直停留在二元對立的狀態上。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在台灣人心裡留下難以克服的挫折與幻滅，冷戰意識更牢固成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埋下了台灣人對身分認同的徬徨與危機。

二二八瓦解本土社會力量

1947年以後，大陸局勢驟變，國共內戰帶給全國人民無止盡的混亂與痛苦。經過二二八洗禮的台灣已經有了重生的覺醒，呼應大陸「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訴求的學生運動，文化界各種超越彌補省籍隔閡的努力，都展現出一種以中國全民族的解放為志向的氣度與決心。左翼思想在噤啞的社會表象下暗潮洶湧，有志之士勇敢投身革命，短短兩年間，中共地下黨在台灣有極迅速的發展。

1949年，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全面退守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世界徹底分成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號稱自由與共產的兩個世界，不共戴天的仇視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敵對，充滿了黑暗荒謬的冷戰時代，誠然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重新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在台灣展開徹底的政治肅清，不分本省或大陸籍的左翼人士遭到瘋狂的捕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者全面的嚴酷鎮壓，民族抵抗運動的力量蕩然無存，戰後台灣能夠集結的本土政治力量極為薄弱。二二八事件餘悸猶存，在更為暴虐的白色恐怖籠罩的情境下，順利展開的土地改革更進一步剷除了倖存的本土經濟力量。議會路線主要領導人林獻堂，藉稱養病避居東京，說明這股本土社會力量的徹底瓦解。

接下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與1950年代一直是無法公開談論的禁忌，卻又是一直頑固存在並且無法消除的傷痛。年復一年的「光復紀念」只剩下了表象，歷史被抽空了骨髓，成為沒有靈魂的軀體。台灣歷史的曲折與進步、反抗的血淚，被殖民的記憶、戰爭的殘酷、對民族解放事業的認同與求索，都一起沉入深淵，成為一個沉重不堪負載而無聲的陰影。

分離意識源自台人的屈辱

台灣獨立運動的萌芽，最早是廖文毅在香港提出的「國際託管論」。廖氏於光復之初曾任台北市工程局長，1946年8月間競選國民參政員落選。經歷競選的紛爭及二二八事件的打擊，加上美國因素的牽引，而走向台灣獨立運動。1947年下半年在香港，廖文毅與謝雪紅、蘇新等有過短暫的合作，破裂之後，老台共一派另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直接受中共華東局領導，廖文毅轉到日本發展獨立活動。1960年代，廖文毅、邱永漢與辜寬敏等第一代台獨運動領導人，陸續與國民政府妥協，返回台灣。

廖文毅代表的是光復後國民黨所瓦解的地主資產階級，也是受盡殖民統治下二等公民屈辱的一代。日據下，他們必須忍受因國語（日語）不夠流暢華麗為藉口的差別待遇，光復後又發現代表祖國的國民政府，不僅接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所掠奪積累的財富，並且沿襲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岐視，自己依然是不會說國語的次等公民，同樣被排除擔任主管職位的資格。雖然，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受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徹底失去了使用漢文書寫與思考的能力。

而且，殖民地教育政策刻意不栽培台灣人為管理人才，除了必要的醫生與少數低等技術人員。回顧歷史的現場，文化教育界雖有體貼台灣人苦楚的大陸人士，但大多接收官員擺出征服者的姿態，終究必須由陳儀長官承擔責難。1950年代的台灣分離意識，大部分是來自於台灣人所感受的這種屈辱與苦悶吧？！

台獨意識根源錯綜複雜

戰後日本的經濟因美國參與韓戰而復甦，台灣的經濟也等到美國陷入越戰泥淖時起飛。1960年代以來，台灣中產階級的生活文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文化發展，追隨美日逐漸國際化。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台灣留學生中也有所發展，出現「台灣民族意識」為理論的基礎。欠缺日據下抵抗日本的「中國民族意識」那種悲壯感，虛構的「台灣民族意識」糾纏著一種棄兒意識。

或許是受到日、美與中共建交的衝擊，雖然，擁有一些經濟上的成就感，這個時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卻還是帶著多重的失望情結。對國民黨當然是失望的，但也對第一代的台獨領導人失望，對中共則完全不寄希望，因為在台灣的成長經驗中那是不能碰觸的禁區，唯獨對美國深寄重望。

早在1942年，美國就有戰後將台灣劃歸「國際共管」（《太平洋關係備忘錄》）的主張，二二八事件當中，駐台副領事葛智超(George Kerr)推動台灣脫離中國的企圖失敗，因而牽連台籍人士成了代罪羔羊，林茂生之遇害或許是其中之一。二二八之後的70年來，美國的台灣政策始終如一，志在阻止台灣回歸中國與兩岸統一，並且在台灣確保一個親美反共的政權。

台獨意識的原始元素來自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恨與幻滅，卻也繼承了所有國民黨的恐共與反共意識。兩岸現實政治中不曾終結的內戰關係，無時不被提醒的敵對意識，國民黨為了鞏固與合理化在台灣的極權統治，不斷地對所有大陸事務與人民進行負面敘述與醜化。但是，影響更大的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四面八方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於生活飲食，無所不在地對台灣和台灣人進行改造。

地理位置是台灣歷史宿命

中、日兩個民族也不必然是世世代代的敵人。大航海時代以來，在全球各地掠奪的歐洲殖民帝國，以販賣非洲奴隸積累的財富為基礎發展產業革命，歐洲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乃成為現代化的象徵，代表近代人類的「文明」。清朝的積弱曾經是整個亞洲的憂慮，甚至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也壯大了軍國主義效法西方殖民帝國，回過頭來侵略殖民亞洲的近鄰。

因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帝國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早於半殖民地的大陸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卻也因此鄙視起落後的同民族中國大陸。加上國民黨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的野蠻作為，大約構成了當今台灣島上反華與仇中情緒最早的原型。現代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認知，將台灣自囚於日本與美國意識形態的牢籠。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馬英九時期，大陸希冀通過擴大和深化交流的途徑，來推動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但事實表明，單單依靠交流來完成這一轉向並不現實，最有力的佐證便是，隨著交流的擴大，一個中國在台灣的認同率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必須尋找推動兩岸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新動力、新路徑。兩岸融合發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新思路。

能否準確理解兩岸融合發展的含義，對於我們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工作至關重要。目前大陸研究界對於融合發展的解讀有很多，但大多為側重某一個角度來闡述的。為了更好地理解融合發展的含義，筆者從以下五個維度，對融合發展這一政策理念進行全面、系統的闡釋。

兩岸融合發展的基本要義

「融合發展」是相對於「交流發展」而言的。在交流階段，「台灣的是台灣的，大陸的是大陸的」。到了融合階段，本來是「台灣的也是大陸的，大陸的也是台灣的」；但由於台灣方面不配合，暫時呈現出了單方面的融合樣態，即「台灣的還是台灣的，但大陸的也是台灣的」。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從領域說，主要是社會經濟的融合，而非政治的融合。強調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因為全球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統一市場規則的建立，兩岸的經濟融合本身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由於市場的開放和人力資源的流動，必然帶來兩岸在就業等方面的社會融合。與此不同，兩岸在政治制度存在很大的差異，雖然存在著相互借鑒的方面，但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融合，甚至在意識形態差異下還存在某種對立。

第二，從路徑上說，有兩種含義。一是通過參與大陸主導的區域性國際組織或發展戰略來實現的融合，譬如「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該參與的主體是台灣整體；二是通過參與大陸的社會經濟建設來實現的融合，該參與的主體是台灣居民個人或企業等。融合發展是本來雙向的、共同的、相互的，但由於台灣的經濟體量比較小、社會就業容量小、對大陸抱有防範心理等原因，台灣暫時不允許大陸民眾融入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去，這樣就使得兩岸融合發展暫時呈現出不對稱、不平等的狀況，即在台灣不允許大陸民眾去分享台灣的機會和資源的情況下，大陸卻允許台灣可以分享大陸的機會和資源。這是不平等的融合發展，但大陸出於「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等理念，故不再斤斤計較，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融合發展，既包括第一種含義，也包括第二種含義，但主要是指第二種含義。

第三，從次序上說，先推動經濟、社會領域的融合發展，後推動文化、思想、精神領域的融合。儘管大陸官方所聲稱融合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但應該說，兩岸同胞不僅要在經濟社會上融合發展，還包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文化、思想、精神方面的融合是深層次的，一旦實現融合，其發揮基礎性作用是最穩固的。只有在文化、思想、精神層次上實現了兩岸融合，未來統一才能真實是「心靈的契合」，才是最穩固的。

第四，從時間上說，不僅在統一前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在統一後仍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香港回歸20年來的實踐從反面告訴我們，即便兩岸統一之後，也需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香港目前出現的政治不認同（甚至「港獨」等）現象，均與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推動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發展有直接關係。因此，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只有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才能聚同化異，形成共同利益，一個中國認同才具有廣泛而堅實的利益基礎。

第五，從統一方式上說，不論未來採取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在統一之後都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在和平發展階段，通過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拉近兩岸的距離，增進兩岸共同利益連結，為未來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即便未來出現大陸武統台灣的情形，武統之後更需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以彌補武統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因為武統之後，一定會對台灣實行短暫的緊急狀態，台灣島內的社會流動和經濟發展必然受到影響，這種情況下，讓台灣同胞到大陸就業、生活和學習就成為必然選擇，因此，武統後的兩岸融合發展更有必要。

總之，兩岸融合發展是一個系統的、全面的工程，一個長期循序漸進的過程。從原則上說，一個中國既是融合發展的前提，也是融合發展的目標。即便那些主張過台獨的個人或政黨，只要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來，都可以加入到融合發展的進程。

澄清兩個相關問題

為了更深刻地理解融合發展的含義，還需要對下列兩個緊密相關的問題做進一步澄清，以便廓清在融合發展問題上存在的許多模糊認識。

第一，融合是否意味著未來兩岸統一時需要共同締造第三主體？

準確地說，習近平沒有就此展開過論述。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多次從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角度，做過一些論述，但沒有具體就未來統一的方式做過論述。但筆者注意到，的確有些學者對此做過發揮性解釋。至於融合發展後的統一模式是否兩岸共同走向第三主體，其實是兩岸統一模式的問題。兩岸融合發展與未來統一模式之間雖有聯繫，但沒有必然聯繫。融合發展僅僅為兩岸走向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但它本身並不是模式，充其量是個統一路徑。融合發展與統一模式是兩個概念，不能混同。融合發展後的統一模式既可能是武力的，也可能是和平的。即便是和平統一模式，既可能是吸收式，也可能是共同締造式。

第二，融合發展是否意味著取消「一國兩制」？

融合發展思想與「一國兩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兩岸的最終統一，以及統一後兩岸人民如何才能更加和諧地共存與發展。融合發展思想的提出，是對「一國兩制」思想與時俱進的發展，是對「一國兩制」的進一步修正和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按照「一國兩制」的經典解釋，大陸民眾不參與台灣內部自治的事務；同時台灣民眾也不參與大陸的國家事務（只是在中央給台灣人士留出適當的名額）。然而，按照融合發展思路，未來大陸仍不干涉台灣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也不參與台灣內部選舉等，但台灣卻可以在適度範圍、適度領域內參與大陸管理事務。從這一方面說，是對過去「一國兩制」所做與時俱進的修正。雖然這有失公平，但大陸作為兩岸統一的宣導者和推動方，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對台灣同胞做出適度地讓步，也是出於「兩岸一家人」的考量。

其二，「一國兩制」著眼於差異性的保存，而融合發展著眼於差異性的消除。1980年代，大陸的經濟及國際地位相對較低，台灣同胞大多不認同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及經濟狀況，所以，保存兩制的差異性也成為統一後制度安排的主要內容。而今日之大陸，在各個方面的影響力已經接近世界最強大國家，大陸的自信已大大提高，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在改變中，超越差異，合力尋求共同發展空間，是時代的思潮，也是台灣同胞之所需。

一國兩制可解決棘手問題

融合發展並不意味著要取消「一國兩制」。過去，我們過分著眼於保存差異，認為保存差異是尊重對方的表現，是信守「一國兩制」承諾，一旦消除差異就被指責為違背「一國兩制」承諾。所以，很容易陷入了強調差異、固化差異的狀態中。從實踐來看，面對差異的處理方式有兩種：一是保存，二是消除。過去我們過分強調了前者，而忽視了後者。今後在保存差異的同時，須注重逐步消除差異。事實上，融合就是消除差異的重要方式。

雖然大陸在思考兩岸問題時，注重「聚同化異」而宣導兩岸融合發展，但並非無視兩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現實差異；相反的，大陸非常尊重台灣同胞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大陸的差異，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所說，「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習近平在此次會見時同時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

事實上，兩岸統一後，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通過「一國兩制」框架來解決。譬如，台灣政黨與大陸政黨的關係，短期內很難處理。譬如，目前按照大陸的說法，大陸的政黨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共產黨執政、各黨派參政，是兄弟黨關係。那麼，未來兩岸統一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什麼關係？民進黨與共產黨是什麼關係？台灣的政黨與大陸的民主黨派是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都是現實中非常棘手的問題。

在「一國兩制」下，這些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但取消了「一國兩制」這個隔離牆，這些棘手問題立即會湧現出來，需要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來做出回答。然而事實上，這些問題短期內既無法從理論上做出很好的回答，也無法從現實中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需要借助「一國兩制」來做安排。

以上僅僅是一個例子，其他類似棘手的問題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國兩制」是一道很好的防火牆，既防止大陸對台灣的侵蝕，也防止台灣對大陸的侵蝕。因此，未來兩岸統一之後，「一國兩制」仍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顧燕翎自1970年代投入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1998年進入台北市政府，成為台灣首位女性主義政務官。今年1月，全球各大城市，包括亞洲的東京和馬尼拉、非洲的奈羅比，400多萬婦女走上街頭，抗議川普長期藐視女性、又是性騷擾的累犯，台灣的婦運卻出奇安靜無聲，顧燕翎不禁問「婦女運動在否？」

顧燕翎1970年代留美期間接觸到女性主義，返台後，任教新竹交通大學。在女性主義荒蕪的年代，加入呂秀蓮主持的「拓荒者」出版社，做一個義務的拓荒者，當時高速公路尚未完工，搭乘客運奔波於台北、新竹。1980年代加入「婦女新知雜誌社」，繼續推動婦運。顧燕翎原本以為自己的女性意識是源自西方文獻的啟蒙，去年參加同學會，她的女同學告訴她，大學時她們曾一起去郊遊划船，和燕翎同船的男生事後一肚子氣，50年後仍在抱怨，她卻渾然不覺，以為男女共同出力划船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也才驚覺自己天生的女性主義傾向和主流文化的距離。

全球第二波婦女運動到了1980年代如星火燎原般興起，透過聯合國要求各會員國修法、制定政策來提升婦女地位。聯合國先訂定1976-1985為「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要求會員國在10年內廢止歧視女性的法律，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又在1995年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婦運旨在改變女人處境

聯合國在1975年後的20年間召開了四次全球婦女大會。顧燕翎於1985年前往菲律賓參加「亞洲婦女論壇」，回台後得到亞洲協會的贊助，與姜蘭虹等人在台大創辦了「婦女研究室」，是台灣第一個與婦女議題有關的研究機構。同年再遠赴肯亞奈羅比參加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跟世界各地的婦運領袖討論女性議題。1987年婦女新知轉型為基金會，以喚醒女性意識、追求兩性平等為宗旨。

顧燕翎說，1990年代以來，台灣婦運動力十足，許多團體相繼在全省各地成立，不少大學也成立了女性或兩性研究中心，婦運成員更出資成立第一個華人地區的「女書店」。1996年及1998年顧燕翎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性主義經典》分別獲得《聯合報》10大好書獎，版稅全數捐給女書店。

第二波婦運有一句名言：「個人事即政治事」(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希望透過政策改善婦女的社會處境，所以鼓勵婦女關心、參與公共事務。半世紀以來，台灣參與各級選舉且高票當選的女性越來越多，立法委員也高達近40%。2016年大選，國民黨、民進黨及民國黨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男女各半，選舉結果，民進黨的蔡英文當選第一位女總統，都是歷史性的突破。

顧燕翎說，少數女性晉入高位，並不必然提升全體女性的地位。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要求各國政府在政策的規劃、執行過程中，都必須考慮到男性和女性的經驗和需要，這需要周詳的思考和具體、精確的執行，否則很可能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只是填填表格而已。

數十年來台灣婦運消除了不少形式上的不平等，但社會上仍處處存在許多細微、隱而不顯的性別分工、性別歧視和性暴力，例如女性集中於低薪的照顧服務業、在親密關係中受到侵害、被媒體二度騷擾等等。多數女性在現實生活上的困擾，並不會因少數女性登上高位而自動改善，但擁有政治權力的女性是有機會影響決策的。期望蔡英文和女性政務官、民代能善用此權力，婦運團體也應持續時時關注基層婦女，提出政策建言。

多元性別不應取代女性

台灣對川普歧視女性未表示反對，是因為婦運已經削弱了嗎？多元成家已經取代了婦運嗎？這是當下許多人的疑問。顧燕翎解釋，台灣目前的紛擾來自跳躍性的思考和對權威的盲從。立法時對基本名詞，如性別、平等、多元性別等未予以定義，也未經社會充分討論，變成條文後就強制執行，導致各說各話、相互指責。

「台灣誤用性別的情況很嚴重，不少政府官員以為講性別才代表跟得上時代，談女性已經落伍了，而性別必定是多元性別：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LGBTQ)，其中不包括男人和女人。卻忘了性別的根基在男女，跨性別等衍生自男女之別。台灣這種現象，和聯合國、歐盟及大部分國家以男女為主的性別定義南轅北轍。」

顧燕翎指出，「很多人不深入思考，看風向說話。」若非2012年CEDAW國內法化保住了「婦女」，公文中只能看到「性別」，而沒有男女。台北市跑得更快，她當年主責制定的婦女權益保障辦法近年已把其中所有的「女性」都換為「性別」了。這樣看來，台灣似乎已脫離了全球婦運的隊伍。

為改革理想出任政務官

談到政治。顧燕翎也曾勇闖政治叢林。1998年她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時，受到台北市長馬英九邀請進入市府工作。她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影響行政體系的機會，抱著改革的理想出任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主任，也的確翻轉了公務積習。任職第二年創辦了「高階女性領導人研究班」，她回憶，「當時有跨國公司願意一起訓練女主管，這是極佳的公私部門交流學習的機會，只是跨國公司在大陸的主管因『戒急用忍』政策無法來台，以致進行不下去，而那些公司的總部後來也遷離台灣了。」

2002年，顧燕翎轉任社會局長，直接職掌婦幼老殘福利等工作，堅持將創意注入官僚文化。例如她率先推動樹葬、灑葬、海葬，首先開辦愛心敬老卡等，又勇敢提議開放明眼人從事按摩，並幫助視障者開拓更多的職業選項。

顧燕翎離開公職後提筆寫作，沒想到以〈生命的縫隙〉獲得2009年梁實秋散文獎。她再接再厲寫下公務生涯的冷暖點滴、對女性主義的熱情與理念，還有對生命的體悟，集結成《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2015年出版），次年被台灣文學館選入年度文學好書。

此外，顧燕翎關心高齡社會，成立了「銀領協會」。她於2015年帶團參訪芬蘭老年學研究重鎮—偉斯屈萊大學，並與赫爾辛基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討論高齡政策，盼借鏡北歐經驗為台灣的長照政策找答案。顧燕翎說「活到老的好處是有機會圓夢」，而她的下一場夢是出版一本探討台灣婦運的書。

1920年生於新竹的楊思標院長是台灣胸腔內科的權威，曾於1978年至1984年擔任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97歲的他耳聰目明、行動自如，每天排滿了行程，到各校傳授專業，也熱心教導國人如何養身保健。

楊院長於1939年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畢業後即在台北帝大醫院服務，1953年獲日本新潟大學醫學博士。1978年起任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台大醫院）院長，至1983年又接下台大醫學院院長，同時身兼兩項要職。1989年退休後，隨即赴花蓮接掌慈濟護專（現名慈濟技術學院），主持校務，培植護理新軍。

楊院長直到現在還持續走訪各醫學院所及各教學醫院，其中包括每周一次從台北去花蓮慈濟醫院，指導後輩醫師如何掌握肺結核診治要點，以及如何判讀胸部Ｘ光片。

楊院長為使兩岸各地肺結核獲得早期控制，以及提升一般內科醫生及醫學系、中醫學系畢業生對肺部X光的判讀能力，特別出版了「肺結核之臨床X光進展與診斷」及「胸部X光判讀之指引」兩種教學光碟片，而且無償提供台灣、大陸及海外華人的醫學院所作為教材使用，也提供一般內科醫師作為自習之用。

擅長肺部X光片判讀

楊院長醫學生涯曾經創下許多第一的紀錄。他回憶，「1950年，我在台大傅斯年校長的推荐下，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前往美國進修，是台大醫學院內科的第一人。」此外，「早期台大醫院內科未細分次專科，只分第一內科、第二內科、第三內科，我在內科首創了胸腔內科。」

楊院長對肺部X光片的判讀能力，至今無人能及。

胸部Ｘ光檢查是目前臨床胸腔科疾病最主要的影像檢查項目，可以發現病灶，觀察病程進度，也可以判斷癒後狀況，評估療效等等。楊院長除了掌握以上這些診療變化，還擅長從胸腔Ｘ光檢查中看到全身性疾病的徵象。他解釋，「人的肺臟位於胸腔當中靠近脊柱的地方，兩肺之間有心臟和大血管、氣管、食道等器官。很多X光片看起來白白一大片，但如果精準判讀，可以知道患者也許是心臟或氣管或胃有問題，不一定是肺部有問題，這樣可以及時救治病人。」楊院長就是靠著對肺結核及肺癌研究、診斷與治療上的專長，成為台灣第一個在醫學上證實肺癌案例的醫生。

此外，楊院長的醫學管理能力也很強，在台大醫院院長任內，成功推動了「專勤制度」。原來30多年前，公立醫院的醫師因受公務員薪資制度的限制，薪水並不高，為了增加收入，大部分醫師會在家開業，或到私立醫院兼差。為了讓台大醫師專心於醫院的服務，李鎮源院長在任內曾推動醫師專勤制度，可惜未成功。到了楊思標任院長時，終於克服了反對聲浪，調整了台大醫師的待遇，並提供專任加給，這對病人、研究、教學皆帶來良好影響。

力推中西醫學合治

1989年4月，楊院長退休前以台灣醫學會理事長身分到香港參加國際醫學會議，並在會議之後偷偷率團前往大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活動，了解對岸的醫學教育和醫療制度。他記得很清楚，「當時從香港到北京，再到西安、蘭州、成都、重慶，再到上海、杭州、桂林，最後從廣州到香港，再回到台灣。」

他印象中，當時大陸西醫約落後台灣 20 多年，但中醫卻比台灣進步，中西醫結合也做得比台灣好。雖然是西醫出身，楊院長在求學階段即知中醫有其長處，這趟大陸行讓他更加肯定中醫的優點。「把脈當然不可能知道一個人患了結核病，但中藥至少可以增加人身體的抵抗力。」他指出，西醫治療疾病採攻擊法，一旦發現新病菌，就必須用藥物來殺，然而病菌不可能全部殺光，只好服用更多更強的藥物。有些疾病無法根治，如癌症，中醫療法可以在臨床治療上提供病患另一種選擇。　　

楊院長還認為，現代醫學儀器愈來愈多，常有所謂「看病三分鐘，檢查一大堆」的情況發生，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醫療照顧除了要做到真、善、美，還要顧及『儉』」，透過中醫調適身體或可免掉不必要的檢查。

楊院長力倡中西醫學合治，積極推動中西醫整合醫學教育。除了支持其學生、前立委黃明和創立「中西整合醫學會」，他還主張中醫現代化應從教育課程著手，他因此草擬新制中醫學系教學課程及培育規畫，並在醫學院院長會議上提案，呼籲醫學教育方向應朝中西醫整合，可惜未獲得正面回應。

積極從事兩岸醫學交流

楊院長自1989年展開兩岸醫學交流後，他就積極邀請大陸中華醫學會的會員來台參訪，自己也定期赴大陸各城市授課、演講，同時捐款幫助大陸偏鄉改善醫療衛生服務。例如自2007年以來，他多次率領學生前往貴州培訓衛生員，並募資了210萬人民幣為當地添購醫療儀器及設備，估計有超過3萬多村民受益。

去年11月中旬，楊院長又冒著嚴寒前往貴陽，對村鎮醫務人員及近300名第二中醫大學師生展開X光片判讀教學活動，並贈送教學光碟。在場師生深受感動，紛紛表示要學習楊院長醫者仁心和認真敬業的精神。

養生之道首做健檢

很多人敬佩楊院長對醫學教育熱誠不減，但更好奇他平日如何養生保健？楊院長曾於2008年成立「台灣養生保健協會」時寫下16句箴言期勉會員，「養生之道，保健為先；養身在動，養心在靜；起居有序，飲食有節；挺胸闊步，悠悠自在；順應自然，笑口常開；宏觀處世，以和為貴；心寬念純，知足惜福；健康長壽，樂樂在望。」

楊院長表示，「一定要在退休前做一次全身性，包括眼耳鼻在內的健康檢查，先知道身上有什麼缺點，就可提早預防。」例如發現白內障徵兆，可先開刀；膝蓋不好，可適時補充保養關節的營養品等等。

他直言，很多人不是「病」死的，而是「等」死，或「怕」死的。不要怕生病，一旦生病就要配合醫囑，對症治療，這樣才能行有餘力當義工，利人利己。

楊院長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實。每天早上固定收看中外新聞，知曉世界大事後，即進台大醫院舊大樓二樓的專屬辦公室，忙著做胸部影像學的教學光碟片，期間還定期至各教學醫院開設教學診。

記者問他既早已退休，行程為何還是滿檔，他說，「我還沒退休哦，我要工作到100歲才會第二次退休。」他再加碼透露，「我的目標是100歲不用坐輪椅」。原來楊院長不只對醫學的奉獻令人敬重，對生命的自律精神更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