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南中國海日益複雜的情勢，尤其對於區域外勢力的介入，中國大陸需要更強而有力的海上執法力量。蛟龍-600巡邏機將進一步提升對海域的監測與掌控，反潛巡邏機則代表大陸強大軍事實力的存在。

去年珠海航展大陸中航工業集團公司所研製AG-600（蛟龍）大型水陸兩棲飛機，首次展現在世人面前，最大的起飛重量53.5噸，空中巡航時速480公里，最大時速560公里，最大航程超過5000公里。目前為世界最大的一款水陸兩用飛機，可以在陸地和水上起降。

蛟龍-600具有森林滅火、水上救援等多項特種任務的能力，可以根據需要加以改裝，執行海洋環境監測與保護、資源探測、島礁補給、反海盜和緝私等海上執法任務，因此，非常適合海警在遼闊的南中國海進行巡邏任務。

蛟龍-600若從青島的海警基地出發，向東飛行1個小時內就可以抵達朝鮮半島的西海岸，再向南約1小時可抵達日本列島南邊的大隅海峽、3小時內可抵達宮古海峽。如果從舟山海警基地出發，穿過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後，再南下可到達菲律賓群島，與海警南海救援隊形成對接。

若從海南島出發，向東大約2個小時可以抵達巴士海峽一線，與海警東海救援隊形成對接；向南飛3個小時可抵達中國南沙群島附近海域，覆蓋整個南海。隨著西沙、南沙島礁的建設，蛟龍-600可在此部署，使其救援範圍可擴展到暹羅灣、納土納海及麻六甲海峽。

隨著蛟龍-600裝備中國海警救援機隊，活動範圍將可以覆蓋第一島鏈之內所有區域及島鏈外側海域，填補了中國大陸海警缺乏遠海快速救援的空白。

蛟龍-600巡邏機將進一步提升對南中國海海域的監測與掌控，尤其對該地區日益複雜的情勢，需要更強而有力的海上執法力量，藉以維護海疆權益。

C919改裝反潛巡邏機

去年的珠海航展，上海商用飛機公司的C-919客機再度受到關注， C-919客機已開始總裝，並即將首飛。在此基礎上，可否發展成一款雙發動機噴射式軍用飛機，滿足中國海軍航空兵對於固定翼海上巡邏機／反潛機的需求，再度成為熱議的話題。

據了解，海軍航空兵已經開始接收、試用高新6工程的固定翼海上反潛巡邏機，以最新的運-9技術指標來說，它的最大速度為650公里/小時，巡航速度為500公里/小時，航程約為6000公里，升限為一萬公尺，作戰半徑約為2000公里。這個技術指標與美軍P-3C的最大速度可以達到760公里/小時，巡航速度超過600公里，航程接近9000公里，幾乎是運-9的2倍。而最新P-8A反潛機的速度更是可以超過800公里，航程也超過8000公里。在載台的硬體指標上就輸人一籌。

對於反潛巡邏機來說，飛機作戰半徑越大越好，這樣的反潛巡邏機可以監控更大的海域，或在任務海域有更長的滯空時間。有利對潛艇的搜索及攻擊的成功率，所以有人提出可否以C-919區間客機為基礎，發展一款軍用飛機的平台。

從公布的資料瞭解，C-919ER（增程型）客機的航程可達到5500公里，配備兩台LEAP-X1C渦扇發動機，巡航速度約800公里，這些指標與P-8A基本型飛機波音-737-800相當，這意味著大陸可以在C-919ER的基礎上發展新一代噴射式固定翼反潛巡邏飛機。與P-8A使用的載台波音-737-800相比，首先需提高的就是C-919固定翼反潛巡邏機的航程，將現有的5500公里提高到8000公里以上。

對於C-919固定翼反潛巡邏機來說，首先致力於結構自重的降低，進一步擴大飛機的起飛重量，由現在的77噸增加到P-8A的86噸左右，這樣就可以將載油增加到30噸以上，保證C-919的航程能達到或接近P-8A的水準。

所以，用於軍用機平台的發動機將是研製C-919反潛機的關鍵， 現在可以使用的渦扇噴射發動機有幾種選擇，一種是宣稱推力已達13.1噸，由俄羅斯授權生產的D-30 KP2國產型號：渦扇18發動機；但從最近又向俄羅斯訂購了220台D-30 KP2發動機來看，渦扇18的生產似乎並不順利。

另外一種是向俄羅斯進口推力達到17.4噸的PS-90A1渦扇發動機，但俄羅斯至今並沒有同意出售PS-90A1給中國，不然，運-20就可以使用PS-90A1渦扇發動機作為其量產型號的發動機。

目前渦扇-20大涵道比渦扇發動機已進入空中試飛階段，估計渦扇-20的推力應該在14噸以上，可為C-919反潛巡邏機未來的發展提供發動機的儲備方案。

考慮到C-919反潛巡邏機的起飛需要長2200公尺以上的跑道，中國大陸已經在西沙永興島以及南沙的三個島礁上建成了長達3000公尺的飛機跑道，這樣C-919反潛巡邏機將更適合駐紮在這些機場，以進一步提高對於南中國海海域的監測與掌控，尤其面對該地區日益複雜的情勢，反潛巡邏機將代表著中國大陸強而有力軍事實力的存在。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顫抖的海波上顫抖的飛行

震顫的心靈下震後的北川

衣袂海風乾澀的白鹽化為全身似雪

飛渡海峽，就只是為了，來到仙遊

顫抖的仰望您─李白

上下追索，向您追問

詩言志與思無邪以來

屈辭兮漢唐，白也詩無敵

白話文運動近百年了，我們漢語詩人

就應該要詞窮了嗎？

需要您再一次撚鬚作對，解讀

古來聖賢皆寂寞─

文章真是憎命達？得失苟能寸心知？

詩這個字自甲骨象形與會意以來

就是在寸土上的言說，寸心裡的冷暖

2008年八級大地震以八萬八千多條人命陪葬

沒有震醒您的千年大寐

沒有震出您的白骨與魂魄

如何回答中華文明遇到的，天問

21世紀人類的另一次轉折─

當這地球從公轉與自轉的陰陽

又一次頓足捶胸，摧肝裂膽於蜀道

警告、誡示，祖國

您摸著石頭過河的祖國，必須再一次轉折

接地氣，承天運，順民心

然而背後的苦難呢？人民深處的苦難呢？

他們不在您風流倜儻與楚狂的酒歌裡

他們不配您的一支筆俯首甘為牛嗎？

您了然的先知，我終於覺悟天命安排了

杜甫，和您裸裎相見，在長安

無視冠蓋滿京華，看透文章千古事

彷佛並行的長江與黃河，他小您十歲

當他穿上杜工部的錦服，就似杜補

是謂補白？他站在李杜祠你的後面

他生來補您的不足，或有餘？

從您昂頭觀月的腮邊我看見他的額角

您束髮的飄帶後面是他的方冠

您不寂寞的，李重耳的後代

您已詩仙，真正寂寞的是

替您書寫了人民戰亂苦難的三吏與三別

詩聖杜甫，這是您說的聖賢的寂寞

這不應辯證，有同感寂寞的應是

用白話書寫已白髮，在商品經濟浪潮中

曾以犁劍鋤刀行走於巷弄和江湖

徒勞於WTO的農田中的詩人

與大約112位詩人，爬過你的衣冠塚

在梓潼文昌祖庭邊，二彈一星研究基地

站在排列的112種元素符號的位置上

觀天象，冥宇宙，辨世局，察人間

這地球，因中國有核彈而三分天下？

在地球還沒被人類的慾望之火毀滅以前

想像下輩子該以什麼樣子出現在地球

與周圍二萬棵一千年以上的古柏

挺立著反戰的姿勢，以和平的崛起

每棵古柏都像火箭與飛彈，應是和平的衛士

注：參加在四川李白故鄉綿陽舉辦的第四屆中國詩歌節，與百餘位詩人至李白故居以菊花白酒獻祭李白，後至世界上唯一供奉李杜的李杜祠觀瞻，有所感而詩。

享譽兩岸的水墨藝術大家江明賢，即日起至3月5日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歷史‧人文‧美學--江明賢的墨彩世界」個展，除展出百餘幅作品，還有從未曝光的十幾本寫生長卷冊頁。

江明賢，1942年生於台中縣，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後留學西班牙，1988年獲「國家文藝獎」。他已在中國大陸、台灣、西班牙、法國、美國、日本、香港、澳門等地舉行個人畫展60多次，是現今兩岸最重要的水墨藝術家之一。此次畫展是江明賢近年少見的一次大型展覽，有他在世界各地以及兩岸創作的自然美景、風土人情和古蹟建築，還有〈花東紀遊〉等寫生冊頁。

為何把寫生冊頁拿出來展覽？江明賢指出兩個原因，一是有感於寫生稿是畫家的基本功，「但是現在年輕人不談技法，不重寫生，很怕這些苦差事。透過展覽告訴年輕學子，想當畫家就要腳踏實地做好寫生基本功夫才行」。其次是，來自於前輩畫家給他的啓示。

前輩畫家給啓示

江明賢回憶，1979年史博館有一檔名為「中國水墨畫五十人邀請展」的畫展，他是其中一人。展完後，有朋友對他說「張大千先生想見你」。後來他去外雙溪張大千家見大師，當天已有將軍、立委、官夫人等貴賓，「大千先生旁邊的座位空著，我一進去，他就叫我坐在他旁邊，還跟賓客說『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年輕人，他是不得了的大畫家』。」張大師一席話讓江明賢十分感動，「沒想到前輩畫家竟然是如此地關懷、鼓勵年輕藝術家。」

黃君璧大師也在很多人面前稱讚過江明賢。「我大四時曾去老師畫室，滿屋子皆是穿旗袍的官夫人，我站在門口不敢進去，老師看到我，立刻說『進來進來，到我旁邊來。』」黃君璧還向大家介紹江明賢「這個年輕人，將來不得了」，本來不理江明賢的夫人們，聽了後才看他一眼。

1988年，江明賢應大陸文化部「中華文化聯誼會」之邀請，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舉行巡迴個展時，也有幸跟李可染大師見面，並受到前輩畫家的啟發。當時李可染無法到現場看展，他在安排下親訪大師寓所，李夫人告訴江明賢「李老身體不好，談30分鐘即可」，沒想到，兩人談了一個多小時。那一次，李大師罕見也是首次拿出了壓箱寶物，近40張寫生手稿，親自指導不是他學生的江明賢如何寫生。

創作不忘教學

這一次又一次寶貴的經驗，影響江明賢日後做人處事甚深，他沒有如一般人所云的文人相輕、同行相忌，屬於廣結善緣型。他更告訴自己一定要多多支持後進，因此除了創作，他一直在學校教書，就是希望盡量給學生鼓勵。此次個展，他將之定位為「學術性」展覽，正是希望給只憑觀念創作的年輕學生一點啓示。

寫生，在畫家的藝術創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舉凡藝術家的養成，必須經由技巧的學習、理論的鑽研，再產生出屬於自己的美學思想體系。在寫生的基礎上，以審美的眼光洞察萬物，以藝術的語言對自然進行臨摹，刪繁就簡後訴諸筆墨，完成作品。江明賢指出，「像李可染大師到老還在寫生，黃君璧大師也是走到哪、畫到哪。」

實地寫生體悟固然有助於畫好山水，但江明賢更認為，要多讀好的遊記才能深刻認識山岳江河，下筆方能見其神韻。他強調，創作離不開生活，必須留心周遭萬象，對各地人文景致深刻記錄，方能成就動人畫作。

江明賢充滿創作慾，刺激他不囿於傳統而與時代同進展。1961年，他從台北師範學校畢業、任滿三年服務期限後，立即考進師大藝術系積累藝術創作能量；等到師大畢業、獲得教職、並於此時期成家的他，又在1973年放下穩定的工作與家庭，前往西班牙留學，深刻了解西方藝術的精髓、特點。

1974年，江明賢再度進入紐約大學，研究中西藝術史，企圖以理論的深化，重尋創作生機。

融會中西美學精神

是故，江明賢得以「引西潤中」。他融會中西美學精神，將水墨畫的意境氣韻和筆墨技法結合西洋繪畫的構圖、色彩、透視、技法及現代繪畫理念，創造出具特色的藝術風格。「我的繪畫思想就是個展的標題，歷史、人文、美學。」江明賢十分關心人文歷史，他親臨黃山煙雲、萬里長城、桂林山水、樂山大佛、布達拉宮等名山勝景，感受自然景物、遺址，追懷人文歷史，再轉之於畫。

「江明賢的墨彩世界」是藝術家對山川萬物的表現，對人文情懷的體現。而其他受西方技法影響的畫作，江明賢允諾未來再以專題形式展出。喜歡江明賢作品的畫迷們，敬請期待。

〈山路〉刻畫了女主角凄婉動人的故事與對消費文化的批判，〈趙南棟〉則呈現了左翼菁英在台北軍監的勇敢風采，並寫出新生代的歷史孤兒本質。

陳映真對左翼菁英的緬懷系列，包括〈鈴璫花〉、〈山路〉、〈趙南棟〉三個短篇。上期《觀察》我細讀了〈鈴璫花〉，現在續讀後兩篇小說。

碾過現代商品文明的山路

〈山路〉的結構和〈鈴璫花〉完全不同，從懷舊的第一人稱敘述轉為第三人稱，以懸疑開篇，以結尾的書信體解開謎團。女主角老大嫂突然發病，失去生存意志，進了病房，然後經過小叔李國木的回憶及在病房中與她的對話，倒敘了老大嫂如何進入家門，推煤車做活，30年來撐著這個家，及至現在國木自己也成家立業，享受著1980年代台灣中產階級的富裕，鋪陳出她一生的行徑與人格。國木隱約猜到老大嫂發病的原因；她是從報章上看到被槍斃的大哥國坤的難友、終身犯黃貞柏獲釋當天發病的，也許她觸景傷情吧！事實的真相要等到老大嫂死後，從她抽屜裡找到沒有寄出去給貞柏的信才大白：她原是貞柏臨近婚約的戀人，卻在山路上傾心於他常贊美的好友國坤，而到貧窮的李家來是贖家族的罪愆，是因她二哥背叛了這些革命同志。

與〈鈴璫花〉不同，現在是有組織的行動，編有教唱的歌本，專注於勞動者的喚醒與動員，可能還帶有武裝革命的性質（「想著你們夢中的旗幟，在鎮上的天空裡飄揚」）。小說裡沒有對這革命做描述，這行動胎死腹中，志士們遭逮捕了；然而，我們不難想像他們意氣飛揚的剎那與沉醉的夢。

〈鈴璫花〉著眼處為受難人高老師本身，其出走、躲匿、被捕、槍決的一生，那麼，〈山路〉則延伸到受難人家屬的傷痛與煎熬：收殮屍體的哀慟、母親憂鬱死去、社會疏離等。然而，這些都在主角老大嫂青春靈魂的高歌裡，退卻至生命的後台；整個小說散發著理想洋溢的氣息。

老大嫂可說是陳映真所有小說中意味最為深長的女性了。這牽涉到陳映真在緬懷系列中的美學處理，受難人這一主脈往往被稀釋，置於通體結構的隱秀處，這通體結構在〈鈴璫花〉是阿助的童年往事，在〈山路〉則是老大嫂的贖罪以及「喫盡人間苦難而不稍悔」的一生。這篇小說最最凄婉動人的是，老大嫂的私密感情，在她最敬最愛的兩位毫無芥蒂的朋友之間的歸屬，就在從崁頂通向桃園的「一條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發生。然而，這私密感情並沒削減緬懷社會主義菁英這主題，而是使到這嚴肅的、政治本質的主題更有人味，更能抓住寫實主義的整體視野。事實上，老大嫂的一生行徑也就是社會主義者的行徑，老大嫂就是她心儀的貞柏與國坤的化身。

如果從女性主義的「雌雄同體」理論來看，老大嫂可說是陳映真雌／陰性身分的表達。所謂「雌雄同體」，是指個體本有雄性陽剛和雌性婉約的一面，只是在性別認同的社會化過程裡，認同了某一性別，而把另一性別壓抑了。藝術得以讓被壓抑的一面釋放。用此刻隨手拈來的例子來說，貝多芬寫有雄偉的〈命運交響曲〉，也寫有婉約的〈給愛麗絲〉。請看老大嫂是怎麼說的：「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不免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管別的，我只擔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加殘酷的徒然」。這不就是陳映真的內心獨白嗎？「女人家」三字洩露了他此時正以陰性身分發聲。

信裡同時寫道，「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到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然則驚醒的一刻，卻同時感到自己已經油盡燈滅了」。謎團終於揭開。在資本主義環境下的商品文明，正無情地催化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疏離與異化。

小說讀後，沉默裡，我彷彿看到這一條山路，碾過現代的物質文明，留下一條凹下去的軌跡。這山路是左翼的桃花源，恒久地招引著理想的靈魂。

迷失的歷史孤兒趙南棟

〈趙南棟〉在敘事結構上有特殊的格局，有若四幕劇，每幕由一人物主導。每節以該節焦點人物為標題，並以病人趙慶雲的病情記錄作為開端；隨著日期的後移，病情加重，情節越來越緊繃，一直到使人窒息的結尾，讓人低迴不已；〈葉春美〉經由她的回憶重現了白色恐怖位於台北青島東路軍監的女監；〈趙爾平〉則焦點放在他的成長歷程及他在商場上的敗壞；〈趙慶雲〉是在迴光返照的夢幻裡重現了那時的男監；〈趙南棟〉是小說收尾的高潮。趙慶雲的死亡，在太平間外趙南棟吸毒後有如遊魂；各幕間相互呼應，而貫通全敘事的人物則是可稱作趙氏孤兒的趙南棟。在這緬懷系列裡，〈趙南棟〉終於進入受難人的牢房和出獄後消費文化的荒涼。

四幕裡寫得最精彩的，莫過於〈趙慶雲〉了，如真如幻，卻又切合男監的特質，描繪出社會主義者捨身不屈與個別獨特的神采；它不必借助所謂「魔幻寫實主義」。「魔幻寫實」是需要「扭曲」處理，而陳氏「直逼真實」的寫實，實勝一籌，只能用中國最高美學的讚詞「神矣」稱之。其中更含有豐富的文化含義，獄中，兩人象棋對弈，相對寂然，神色不變，猶若謝安淝水之戰，得千古之風流，而被稱為conductor的指揮家，作曲內容為民族的苦難與革命的輝煌，而藝術形式則採自西方交響樂之類，象徵著近代中國中西文明的交會，音符在其指揮棒下有若精靈，時而詼諧，時而詠嘆，時而英雄式的高亢。陳映真在這節所表現的文字魅力，可謂無人可出其右者。

陳映真沒有指陳趙南棟失落的根由，這「不指陳」更具震撼力，更能彰顯資本主義下消費文明的異化能量。在這條件下，只有兩條路，但都不是出路，一是像老大嫂晚年不自覺那樣或目前的趙爾平隨波浮沉那樣，被馴化、被飼養，一是像趙南棟那樣，反叛與失落，也因為這樣，這篇小說取名為趙南棟。

我真佩服陳映真能壓抑著情緒，以無比的憐憫之心來描寫趙南棟，這一個八十年代迷失的歷史的孤兒。最後，「她緩緩地走向前去。她站在趙南棟的跟前，看著他那一頭垢汙的長髮，慘白而瘦削的臉。她的眼中發散著溫和的光采，像是母親看見了自己的骨肉。她拉起他無力的手，從寬鬆的袖口上，看到他胳臂上幾處用烟頭燙觸的傷口」。獄中被託孤的女角葉春美以母愛般溫柔的心，對趙南棟不捨不棄，給予他撫慰，使人動容。

讀罷，視覺裡仍殘留著趙慶雲「那衰敗的、被導尿管弄得有些發炎的器官，在蕪亂的體毛中，安靜地死亡著」。這是自然主義的描寫，它不意味著悲觀或挫敗，卻沉靜地引起我們悠遠的沉思。

愛與叮嚀

小說是敘事體，敘事形式可說是小說美學的靈魂。這幾個短篇做了多樣的嘗試，美學效果迥異，可謂多姿。寫實主義的敘事美學就就是多面向，以抓住現實的整體，並內化為藝術形式。這也就是陳氏寫實主義的實踐，而這緬懷系列的特色，就是把受害人的主脈稀釋在更大的通體結構的隱秀處，在含蓄中怒放。

《鈴璫花》系列表達的，是對為正義、為人類捨身的受難人的緬懷與肅然起敬，而感到可悲、可憐憫的，是代表著這歷史孤兒的一代的趙南棟。

在稍前的鉅著《華盛頓大樓》裡，陳映真對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勢力下台灣主體的失落，有深刻而沉痛的指陳。在《鈴璫花》緬懷系列裡，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的指涉，以及老大嫂所謂女人家的擔心，則是對祖國的愛與叮嚀。就以此為小小的總結吧！

 (作者係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教授)

作者從在中東歐地區親眼目睹東歐民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從而反思也在經歷民主陣痛與認同分歧的台灣。

2014年夏天，我訪問東歐各國約三個星期。當時中東歐各地紛紛舉辦「後共25周年紀念」，可是，自由化與民主改革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甚至出現逆退的危機。之後的三年間，我又去了兩回中東歐地區，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等，親眼看到了東歐民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民粹主義挑戰新興民主國

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曾指出，1980年代後期以來開啟的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路徑，並不必然是一條單行道，那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民主變革並非不可逆轉。而逆轉之後的形勢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再逆轉的。民主可能根本無法保護它自己，特別是在民主尚未深深紮根的國家。對台灣而言，恐怕亦如是。

目前所有民主化的國家多少都呈現一些重大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困難的症狀和嚴重程度因國家而異。然而，有些問題是相當普遍的：大量的民眾失去工作，失業成為長期問題；很多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逐步拉大；成千上萬的人生活困苦，而發橫財的人卻窮極奢侈。市場化與自由化的利益主要歸集於不到1%人口的金融資本所有者；而不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又造成各國內部強烈的不滿，不滿的情緒又被民主反對者和民粹政客利用了。相當多的人都轉向了極右派；那些失望者、失敗者和貧困者，受到民粹派政治人物的煽動。總而言之，對民主體制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嘗試，以及對經濟情勢的不滿，演化出一個惡性循環。這凸顯了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民粹主義挑戰和國家治理危機。

匈牙利政局整體向右轉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Mihály Orbán)在2014年7、8月紀念民主化風潮25年的活動中表示，在1980年代後半期，東歐人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念：衰敗的東歐應該接受運轉良好的西方模式。但現在才知道，原來西歐也是脆弱的。他批判西方民主體制，強調匈牙利要發展另一種特別的、民族主義的民主型態，而不是強調言論和信仰自由的自由民主。

匈牙利的反對黨聯盟於2014年8月20日批判歐爾班的講話，指責他拋棄了「構成歐洲靈魂的自由與民主」，企圖以俄羅斯普丁式的「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綱領取而代之。「不自由的民主」指的是，雖然開始實行民主選舉，但國家整體上並未呈現充分的政治自由、人權保障、法治、分權制衡和經濟自由化；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也不充分。在2010年國會大選中，歐爾班成功領導右翼政黨匈牙利青年民主聯盟(Hungarian Youth Democrat)獲得五成三的選票及三分之二的席次，掌握政府後推動修憲，將基督教價值觀和保守意識形態載入新憲法。2014年4月，歐爾班政府再度連任，青盟和另一保守黨派在新國會199個席次中掌握了133席。這反映出匈牙利政局整體向右轉的趨勢。

2015年8月間，中東難民群聚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要求越過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形成難民危機。歐爾班政府因以強硬武力制止難民越界，遭到國際輿論指責，但歐爾班卻反向斥責願意接納更多難民的德國政府，並強調此舉將危及「基督教歐洲」的完整與安全，他並透過國會立法方式，對非法越界的難民處以監禁，以期制止難民借道過境。

親眼目睹匈牙利難民危機

難民危機暴發之際，我正在匈牙利現場。2015年9月3日早上，我從捷克摩達維亞的首府布爾諾乘火車赴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由於中東北非的難民潮已陸續經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轉而湧入匈牙利。但匈牙利政府卻以德、奧等國拒絕難民直入，必須先在第一個歐盟入境國希臘先行登記，因此拒絕難民繼續穿越匈國國境，以免變相鼓勵其他難民繼續借此一管道前往西歐，對匈牙利治安造成威脅。結果，布達佩斯的主要火車站東站均為難民所盤據，所有的國際鐵路線被迫停駛。

難民本無意留住在匈牙利，要求匈國政府允許火車直接進入奧地利和德國，但匈牙利卻不甘願成為難民借道之所，要求難民先行登記；總理歐爾班強調，難民將危及歐洲的基督徒文化根基。而德國總理梅克爾此時又宣布，願意接受80萬難民，難民心存希望，因此拒絕登記；同時也拒絕留在匈牙利的難民站。結果導致難民盤據一列往西行的火車，並占領鐵路，另外還有上千位難民決定從公路徒步走向一百多公里遠的奧地利，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難民危機。

我們事先已知道情勢變化，決定提前在多瑙河畔的小鎮瓦茲(Vac)下車，接待的朋友約好在此等我們下火車。未料，近午時分，進入匈牙利邊界前，火車在斯洛伐克的邊境小鎮停駛。原本站務人員通知大家要等匈牙利的司機來接班，等了一個多小時後，才被告知，最新的決定是火車不得進入匈牙利，必須由乘客乘計程車越過邊境前往。

此時已過了12時半，我們在車站外等到1點左右，終於搭上排班的計程車前往瓦茲，近1點50分抵達，接待的朋友已先離開了。後來才知道他被告知要到匈牙利邊界的另一站等我，顯然斯、匈兩國之間的訊息有著嚴重落差。此時，匈牙利站務人員告訴我們，下一班進布達佩斯的火車還要再等兩個半小時才開。不得已之下，我們只有繼續搭計程車前往布達佩斯，行程約150公里，兩小時後才到達旅館，前後花了近5小時，比正常時間多出4倍。

由於情勢不斷變化，我們只能靜觀其變。所幸，原定9月4日訪問匈牙利憲法法院的行程繼續不變，前後晤談了90分鐘，瞭解到匈牙利的法治進程與憲政制度。而此時布達佩斯的難民已經開始分流，一部分繼續留在東火車站；一部分決定留在邊界小鎮，順著鐵路走向奧地利；另一部分則經由多瑙河上的伊利沙白大橋走向100多公里外的奧匈邊界。英國BBC和匈牙利電視台一直全程現場報導。接待我們的匈牙利朋友說：這真是幾十年未見的大變局。

東難民湧入歐洲的危機，最後終因德、奧兩國決定開放大門、接納難民而暫時得到紓解。

歐盟新成員面對民主陣痛

我從現場觀察，深一層看到了更為細緻而難解的問題，那就是歐盟的新成員國，包括希臘、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儘管已告別了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但仍然面臨國家能力的不足與文化認同的分歧。這就像目前正在經歷民主陣痛與認同分歧的台灣一樣，同時承受三大現實問題的考驗。

第一，排外民族主義的勃興與文化認同的分歧。以匈、捷、斯、波四國為例，他們均堅持文化民族主義，強調自己是基督教國家，不願接納中東和北非難民和伊斯蘭教信徒。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公開表示，只願接納難民中極少數的基督徒，而非絕大多數不同宗教信仰的非我族類。這是文化認同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

相對的，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不斷接納土耳其、南斯拉夫外籍勞工和中東難民的德國、奧地利和北歐的瑞典、芬蘭各國，卻願意基於人道主義精神，開放難民入境。而東歐這些「新歐洲」國家卻比較接近美、英當前的政治主流，強調必須以基督教文化為核心，拒絕多元文化主義，對伊斯蘭教和中東、北非人士採取拒斥的態度。換言之，這是從根源上反對一個多元族群和文化包容的歐盟。

第二，經濟發展條件的不足與國家能力的下頹。在此次難民危機中，匈牙利政府根本沒有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連調派公車、紓解滯留車站和鐵路的人流，或是提前預擬應變方案，對不涉及難民路線的其他國內班車準時開動，都完全束手無策。因此，從維也納、布達佩斯到布拉格，這一向被視為「黃金三角」的中東歐地區，交通運輸一團混亂，許多旅遊行程被迫取消，火車班表也全面延誤。我自己花了比平常多三、四倍的時間，將近13小時才離開布達佩斯，到達捷克。如果是在台灣或大陸，新聞媒體和民眾恐怕早罵翻了，但在這裡，大家卻只有無言默然以對，連抗議都不可能。相對的，大陸的高鐵、航空和其他交通運輸事業快速成長，比中東歐或美國還要便利快捷。這凸顯大陸經濟建設的成果和國家能力的具足成長，這讓中東歐人民羨慕不已。

第三，民粹主義與「不自由的民主」持續滋長。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主張維持一個「基督教的歐洲」，決定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邊界築起高牆和鐵絲網、阻絕難民進入，而且還要進一步修法讓非法移民關進監獄。但他卻忘了，匈牙利地處東、西歐要衝，20多年前，大量東德民眾借道捷克、匈牙利，進入奧地利、西德，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促成了1989年的兩德統一，進一步結束了東歐共黨統治。而今，中東難民要借道匈牙利，進入奧、德，又如何可能用高牆和監獄阻絕呢？

波蘭也成為分裂的國家

除了匈牙利，過去經濟改革表現傑出的波蘭，最近也逐漸變成一個憤怒和分裂的國家。2015年10月，右翼民族主義政黨－法律與正義黨(PiS)贏得了議會多數席位，而其競選訴求是逆轉上屆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該黨很快就兌現了這一承諾，取得對媒體、司法體系和憲法法院的控制權。該黨領袖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表示，他正在效法匈牙利的「不自由民主」模式，領導一場文化反革命。他的民族主義支持者欣喜若狂。而他的批評者則是目瞪口呆，擺出迎戰的姿態。

2016年12月，這種對立局面達到了一個新高潮，反對黨議員認為，一項限制媒體進入議會採訪的政府舉措實在太過分，於是決定圍困議會議事廳，並要求政府改弦更張。結果，執政黨議員乾脆列隊進入另外一個房間，在爭議的情況下通過2017年的預算案。而在議會外，反政府的抗議群眾試圖阻止執政黨議員離開，政府的支持者則怒斥反對派綁架了民主。

波蘭憲法法院前院長熱普林斯基(Andrzej Rzeplinski)認為，卡欽斯基讓波蘭走回威權主義的道路。波蘭現任總統杜達(Andrzej Duda)卻指責，因反對派煽動，導致社會動盪。

波蘭反對黨人士強調，他們是唯一可以阻擋卡欽斯基和一黨專政的力量，因此綁架議會、阻止議事進行是正當的。如果讓法律與正義黨完成它的四年任期統治，將會毀掉這個國家。他們標榜維護民主，但所採取的手段卻阻礙了民主的進程。對於自由派失望的人卻認為：所有政治人物，不分執政或在野，都很可怕。這對台灣老百姓來說，實在是司空見慣了。

當然，這也正是東歐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同時也是對歐盟能否存續的一大試煉。歐盟究竟能否統合各國的異見，超越文化認同與族群對立的分歧，讓惱人的難民和經濟問題迎韌而解，使自由民主體制能持續而非中輟，這將是歐盟能否持續的關鍵。

（作者係金門大學講座教授）

1980年代陳映真主編的《人間》雜誌率先以報導文學的形式，輔以大量的寫實照片，紀錄台灣社會底層的庶民生活，啟迪了當時眾多的年輕人，如今哲人已遠離，但其精神永存。

雖然陳映真過去十年在北京養病，但台灣有關他的相關研究及報導從不間斷，2015年4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特展「鄉土人間與台灣」也展出了《人間》著名的報導與照片，為期半年之久，可見陳映真及《人間》對1980年代的年輕人有著深遠的影響。

1989年我在輔仁大學參與原住民服務性社團，有位團長就說：「《人間》是啟發我這一生人文關懷的起點。大學時舉辦山地周，請陳映真先生來學校演講，他不嫌棄學校社團沒有經費，願意前來，記得當時聽眾擠滿了淨心堂，大家都對他的那種濃郁的人文關懷，感動地不能自已！」這位團長現在擔任華碩電腦全球副總裁，也是輔仁大學的榮譽校友林宗樑。

深入探討社會問題

1985年11月《人間》以月刊及報導文學的形式創刊，到1989年9月，總共發行47期。每期以一個專題的方式深入探討、分析台灣所面對的各項議題、中國現狀及世界發展的最新趨勢。在內容上，可以分成四大面向：

一、《人間》意圖扭轉戰後台灣歷史由國民黨政府及資產階級所建構的史觀，改以群眾的觀點出發，打造庶民階級的歷史。也由於觀念的翻轉，一群「沒有姓名」的普羅大眾成為歷史的主角，《人間》就是替有口難言、有筆難書者，詮釋社會底層人士對於戰後歷史的看法，首次以「民眾史」的立場回顧戰後40年台灣社會發展的歷程。

二、對於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人間》從「冷戰結構」與「依賴理論」的觀點切入，結構性論述戰後台灣成為「反共親美」的基地，無論是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的成立，抑或整體的經濟建設，都是以美、日及西方陣營的需求為考量，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殖民地，也是西方國家次要及高汙染工業產品的供應地。

三、《人間》對大陸充滿了期待之情。1987年解嚴之前即以精美的圖像、感性的文字介紹當時被政府視為「禁區」的大陸，甚至以大篇幅報導台灣記者首次採訪大陸的過程，將1949年以來兩岸斷裂的歷史關係巧妙地聯結在一起。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人間》期待中共當局實事求是、公正客觀地展開調查，並對「文革十年」做出嚴肅的總結與自我批判。《人間》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精神。

四、《人間》對1980年代台灣社會充滿了批判性與前瞻性。《人間》用超過一半以上篇幅的照片、深入報導並控訴當時的社會問題，讓讀者眼見為憑。不只是報導，《人間》更積極參與、介入議題，某種程度上，將報導文字當成工具或政治信念的載體。當今的公民記者、獨立媒體討論汙染公害、山林危機，《人間》早已探討過二仁溪的嗚咽、基隆河與濁水溪的病危報告及反杜邦的抗爭和後勁反五輕的激烈過程；在司法人權議題逐步被攤開討論的當代，《人間》透過湯英伸與祁家威的例子，伸張原住民與愛滋病患被漠視與汙名化的問題。《人間》是1980年代社會運動方式的呈現，是向不公義社會發出的宏亮之音。以當今現況而言，《人間》無異扮演了「先覺者」的角色。

《人間》在第43期刊登巨大的跨頁廣告，斗大的標題寫著：

做一個開創歷史的先鋒者：為社會弱勢者出聲，為文化解放開路，為政治經濟社會力尋找人文基盤，是台灣的中國的世界的歷史的時代批判與記錄者

對於陳映真而言，《人間》就是以報導文學結合攝影為媒介，從事台灣社會現實的探究、揭發、批判與報告。《人間》最早從關懷社會底層的弱勢族群及環境汙染問題出發，檢視社會發展的歷程及挖掘社會問題背後的真正原因，但也因為社會劇烈的變動，雜誌的內容不得不有所調整，包括陳映真在內的《人間》作者群，不斷地反思將《人間》和轉動迅速的台灣社會契合，儘管事後證明，《人間》的轉型可能是失敗的，導致《人間》最後停刊，但它依舊是1980年代唯一能從台灣歷史脈絡中尋找出日後社會將面臨的瓶頸的刊物。

陳映真愛台灣無庸置疑

陳映真說，《人間》訴求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但關懷的卻是弱勢族群及社會的邊緣人；用精美的圖像印刷宣傳左派的人道主義關懷，就是運用資本主義的技巧打擊資本主義。由於陳映真最後十年在北京養病，引發有人質疑他的政治立場，但從《人間》所報導的議題及對台灣在1980年代社會運動的關注與參與，其熱愛台灣之心是無庸置疑的。陳映真的自我評價「台獨對我很有意見，可他們拿我沒辦法，他們可以說任何人不愛台灣，可他們不能說我不愛台灣，證據就是這本雜誌。」是那麼的鏗鏘有力。

陳映真、大頭，我們懷念您！我們懷念有《人間》的年代！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輔大兼任副教授）

原是客家庄的嘉義縣溪口鄉，在1895年乙未，發揮客家的硬頸精神，和入侵日軍進行一場劇烈攻防戰。但因此戰亂，導致被福佬給同化，現今當局正努力恢復鄉民客庄的記憶。

在溪口老街上早市的喧囂中，一大群原本走在溪口老街上準備上學的小朋友，突然轉入往溪口國小的秘密通道─中正路134巷內，巷中有古老的柑仔店，有會追人的狗。這樣轉左轉右的的捷徑是當地小朋友的共同記憶，現今，該巷道被鄉公所規畫為愛溪口祕密通道夢幻花園，作為觀光亮點。但該地青壯輩的人口不斷外流，多剩長者居住。老化一直是溪口的問題。

溪口早期是客家聚落

嘉義縣溪口鄉古稱雙溪口，因位於三疊溪與石龜溪（華興溪）交匯口而得名，此兩溪合流成北港溪後流入大海。開墾歷史可追溯到300餘年前，廣東饒平縣的住民因不願接受滿清統治，隨同鄭成功渡台，擇居雙溪口庄，墾地築屋，因此溪口早期可說是一客家聚落。鄉民奉祀自湖北武當山分靈玄天上帝聖像（正烏沉香）金身庇祐全境人民平安。清康熙38年(1699)由雙溪口庄地主張志成捐金募建北極殿；並在雍正6年(1728)強化引三疊溪溪水灌溉的「雙溪口大陂」，拓展灌溉面積，讓該聚落周邊出現大片水田。

清乾隆51年(1786)，台灣發生了規模最大的民變─林爽文抗清事件。雙溪口武舉人黃奠邦率鄉人追隨。於是，溪口聚落的房屋在渡海來台的清軍平亂中焚毀，但也因該事件導致戰禍不斷、生產停頓。又因林爽文和其手下是福建漳州人，即所謂閩南人或「福佬人」，客家跟他們不合。在清軍的招撫下，許多客家義民紛紛加入圍捕行列。雙溪口恢復平靜後，因北港溪河運之便，來自今雲林北港、新港，及嘉義梅山、朴子的貨物可在此集結販賣到嘉義城，原本短暫、機動性、擺攤的商業模式，轉向長久、固定性、店舖的形式，在道光年間(1820-1850)，形成雙溪口市街。但在道光12年(1832)嘉義縣發生大規模的閩粵械鬥，導火線即發生在此地。當時也有同為客屬的閩粵械鬥。如嘉義大林西半部的廣東饒平劉、陸豐張姓客屬，和東半部的福建永定江姓、南靖簡姓客屬，百餘年來因水源地的使用而水火不容。

該年發生的閩粵械鬥，為住在今天嘉義縣新港鄉北崙村的陳辦，因族人摘取雙溪口客家人張阿凜的芋葉被揍傷。陳辦為族人打抱不平，聚眾去搶張阿凜的芋頭。張阿凜一怒之下也率眾焚毀陳辦的房屋，並牽走陳實的牛。陳辨後因搶大林軍區的槍械被官府通緝，乃響應今台南市白河出身的張丙所主導的抗清民變，二者喊出「誓滅粵賊」口號，並夾攻雙溪口的張阿凜。不勝，反為所傷。可見雙溪口市街在經歷數次的民變和械鬥後，防禦設施已趨於完善。

苗栗嘉義客家人英勇抗日

1895年清廷因甲午戰爭慘敗被迫割讓台灣。當日軍南侵時，苗栗鄉民為躲避戰禍離鄉背井，台灣人將此情形俗稱「走番仔反」或「走日本仔反」。而苗栗頭份客家抗日義士徐驤自新竹一路南下抗日，並聯絡雲嘉境內包括西螺、雙溪口等客家庄和鄰近的大林客屬聯合抗日，庄眾在總理（相當於現在的鄉長）邱禮榜領導下，決定配合反抗奮戰。當時的雙溪口市街（現鄉公所所在地之溪東、溪西、溪北三村），自號為鐵國，因四周密竹高聳成牆，周邊尚繫繞一深闊的溝堀，只留東南西北四個隘門，莊內備有古式大砲，且街內多有忠義的鄉勇（民兵），自覺為唯一防禦鐵城，連外莊人也讚為鐵國。

該年10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天皇的御林軍）所屬另一支日軍數千人，從雲林西螺南侵此地。當時往南到溪口，只有一條通往現和平橋方向的小路，往返溪口與北港溪北的米粉宮必須搭船，所以這條路成了當時溪口主要的交通要道。溪口附近的其他莊民聞知另一支日軍已攻東鄰的大林，紛紛前來雙溪口市街內求避。當時有6個日軍斥候兵，在莊外石龜溪附近偵查敵情時，莊民立刻開槍捕殺，旗開得勝，士氣昂揚。很多雲林縣、彰化縣的鄉民聽到打贏了也都從外地跑來。

後來，大林被北白川宮率領的日軍主力攻破後，當時邱總理遂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抵抗到底。翌日，日軍進攻雙溪口，邱總理即為領導，立即開槍迎敵，步槍大砲齊響。但日軍有比較新式的步槍及開花大砲，又聞溪口頑強抵抗，遂增強兵力，日軍從街上（今溪東村）東門及北門（忠孝門及忠愛門）攻進，民兵無法抵抗，遂告潰走。日軍攻破鐵牆，殺入莊內，並從上風處放火，頃刻間，整個雙溪口市街成焦土。如今，當地尚遺留一個俚諺：「鐵國變紙咯（紙罩）」，就是指溪口之役而言。

一個美麗堅固的樂土變為滿目淒涼的焦土，遍地死屍慘不忍睹。鄉公所舊址有一池塘，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但日軍死傷也不小。戰死的就直接埋在和平橋下來兩側，那時候只有溪口當地的人才有立墓碑，從彰化、雲林外地來的就沒有，有的只是放一塊石頭或什麼做個記號，後來遷的時候就全部撿到大眾爺廟。

20世紀至今的溪口

1906年的嘉義梅山大地震，溪口並未像鄰近的大林受到重創。但在台灣光復後，因為鄰近三疊溪與石龜溪交會處，在1959年發生的八七水災，兩條河流的大水加在一起的威力，讓整個溪口成為汪洋一片，許多民宅由於大水來得太快，來不及將一樓的東西搬到二樓，紛紛遭到泡水或流走，使得許多珍貴的舊照片、族譜等物品都遺失掉。

因為近兩甲子前的戰亂，現今，溪口聚落幾乎沒有會說客家話的人，他們的很多子孫也都不知道自己有著客家血統，可以說大部分已被閩南化了，成了「福佬客」，但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建立的祠堂及內部牌位階梯狀的擺設方式，提醒著他們傳統客家不忘本的精神與象徵。

現今，在中正路上溪口郵局對面的張名卿宗祠，正廳大門分別用紅底金字寫上「廣東」、「饒平」，標誌著張氏發源地。還有，在米粉宮附近的北港溪兩岸，隨處可見一個比一個大又圓的酸菜醃漬桶林立。在歲末隆冬之季可看見，成群農民沿襲客家傳統醃漬酸菜類以接龍的景象。

溪口曾出身的名人，首推嫁來溪口的媳婦許世賢(1908-1983)，有「嘉義媽祖婆」之稱，是嘉義政壇「許家班」的開山始祖；閩南語歌手江蕙也是溪口三疊溪村人。該地在去年12月初啟用了一個有創意的造景，成為溪口新地標。這是日方為了證明1895年當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攻占大林後，駐於此所立的碑。基座為鐵筋的混凝土，上為日本花崗石之碑。日據末期來往嘉義市和大林的火車駛進三疊溪村前，遠遠就能看見巍碑，這時台灣人就會被日本人要求向此碑起立致敬。光復後，殘存碑柱融於基座旁，成了兒童遊憩洞穴。去年，碑周邊的天臺殿，為吸引民眾前來參香，遂在該碑基座上設置大型公共藝術，在搭起鋼架後，號召鄉民們於蚵殼上寫下願望。有祈求父母身體健康、兒子考上理想學校、祈福公婆高壽等，小姑獨處的溪口鄉長劉純婷則寫上「出嫁」，透露出待嫁女兒心。5,000條承載百姓祈願的蚵貝披掛3層樓高的喜願樹上，隨著樹枝延伸直達天聽。

近年，溪口鄉政府一直努力幫鄉民找回自己是客家後裔的記憶。於是，在市街上設置客家文化館，也透過文化生活館，舉辦藝文活動等，希望傳承在地文化，吸引觀光客駐足。筆者建議不妨將溪口的抗日古戰場也作為經營的重點，並將溪口百餘年來的傳統產業重新在老街重現，吸引年輕人返鄉。例如，老街上有百年歷史的「張濟生」中藥店，從樑到腳踩的泥土地及俗稱「半樓仔」的閣樓，福州衫、耐火磚、土埆和竹編，都是停止流動的時光，幾十年守護在此的阿嬤親切的招呼，如常的濟世情懷，都是體現南台灣特有的人情味，值得外地遊客來體會。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1970年3月，大二下學期開學第一天，我就接到台大歷史系系主任陳捷先通知，要我去警總接受約談，因為上學期期末幫同學翻印了附匪學人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初版）一書。

我去了警總出入境管理室，由一位少校負責接待，因有班上同學爸爸是警總田副司令，事先打過招呼，因此受到相當禮遇，不但泡茶請我，還送我一本《查禁圖書目錄》，目的是要我明瞭哪些書是禁書，不得翻印？從此我如獲至寶，按圖索驥，四處廣搜漏網禁書珍本，迄今禁書滿房間，甚至造成書災，嚴重影響居家品質，兒女們還戲稱是「核廢料」。

康寧祥和司馬文武創辦了《八十年代》雜誌後，我在該刊登了兩篇文章：〈新偽書通考─禁書政策下的掙扎與變型〉、〈禁書大觀—30年來哪些書被查禁了？〉1981年2月，我編寫了《禁》一書，交由台北四季出版社出版，作者用內人所取的「史為鑑」筆名，還常被朋友戲稱為「禁書專家」。

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後不久，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辦了《鐘鼓樓》，創刊號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專號，雜誌還未出刊，就在印刷廠被警總抄沒，一本都沒外流。後來黃天福送了我一本校對稿影印本，我如獲至寶。不料數天後，半夜兩點鐘，十幾名員警和調查員荷槍實彈到家中搜索，說接獲情資，我家藏有幾十包《鐘鼓樓》，結果是擺了大烏龍，全是故鄉出版社的《中學生成語辭典》。當晚全家人抱成一團，戰慄發抖到天亮！

30年後，有一天約了曾任職於前警備總部的郭大哥見面，邊喝咖啡，邊話天寶，兩人相談甚歡，相互調侃，大有「白頭宮女話天寶」之嘆。與他相識在一年前的一場宴席上，互相交換名片，他當場很訝異地說：「我以前任職於警備總部，你因為印禁書、賣禁書，一直是我工作的對象！」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從此二人成為無所不談的好友。

回想大四畢業那年，我寫了一篇「閒話禁書」，對不合理的查禁制度，戕害言論、學術與出版自由，予以強烈抨擊，卻無處發表，最後黃雲（筆名黃夢冊）先生親自交給胡秋原先生，發表在1973年6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開啟我畢生研究禁書、收集禁書、抨擊書禁制度的先河，後來該文收進史為鑑的《禁》書中。黃老先生因印行五四運動史與1930年代文學史禁書，被關進牢獄中，後來還死於獄中。他自隨軍隊來台，官拜少校，卻單身終其一生，著有《名利學》一書，內容類似《厚黑學》，不知其大陸親人知其最後下落否？每想起黃老，內心不勝感傷與無限懷念。

如今已經解除戒嚴，年輕世代哪能體會當年尋覓、偷藏及閱讀禁書的辛酸苦楚？！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光復中學學生變裝成納粹風波，駐德代表謝志偉見縫插針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藍營除要求謝志偉下台外，似乎拿不出任何對策，究竟蔣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國民黨人似乎欲言又止，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內活動變裝成納粹，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界紛紛撻伐。獨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見縫插針的機會，其中尤以駐德代表謝志偉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引起許多人的憤慨。但藍營人士除痛批謝志偉不適格，要求蔡政府應該撤換謝志偉，以及少部分人以「國府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蔣介石支持反希特勒的行動」等，企圖切割蔣介石與納粹的關係之外，似乎對於謝志偉所提問題拿不出任何對策。因為，要說蔣沒有法西斯化傾向，絕不是事實。

二次下野成為法西斯開端

朱偉競博士在其所著《南京國民政府「法西斯」性質之探討(1927-1937年)》中，對此有相當完整的介紹。法西斯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為1920年代，中國人將Fascism翻譯為「泛犧」，或意譯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頑起愚」之意，這是一種對團體暴力主義的崇拜，後演譯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義」。由於法西斯主義本身缺乏深厚的理論基礎，因此初期在中國並不盛行。

而蔣介石帶領國民黨走向法西斯化的開端，就在1931年的「湯山事件」。

1931年初，蔣介石與胡漢民就是否要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起了很大的衝突，胡漢民認為：國父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全部遺教，足可作為約法，因此國民政府並不需要另行單獨制定約法，且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經決定「以國父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因此堅持拒絕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蔣在幾經與胡溝通無效後，一氣之下乾脆在1931年的2月28日，以宴客之名邀請胡漢民到自己住所晚餐，胡一到，便將其移送湯山軟禁，這便是當時有名的「湯山事件」。

蔣介石非法軟禁胡漢民的行為，引發兩廣人士的憤慨，汪精衛、孫科等人另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一夕之間，全國各界反蔣勢力大集結。但當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時，正好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迫使寧粵雙方放下對抗攜手合作，10月14日胡漢民被釋放，結束了近8個月的軟禁，而蔣則被迫第二次下野。但蔣並不反思自己違法亂紀的行徑，卻認為「今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所導致的。因此，如何建立幹部、組織與情報網，成為蔣介石構思的重心。

透過法西斯集大權於一身

此時，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正方興未艾，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已完成了獨裁統治，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也如旭日東升。這對清黨後黨內中心思想呈現真空狀態的國民黨產生了啟發，部分國民黨人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新的救國思想，尤其法西斯政黨對於打擊共產黨有著「卓越成效」，更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興趣。

於是在1932年，蔣批准了騰傑等人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又稱藍衣社），又命陳立夫等人成立「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以軍界黃埔系為主，一個則以國民黨員為主，開始在各地吸收青年，推行法西斯活動。

力行社下轄的中華復興社所控制的「政訓研究班」，公開以《我的奮鬥》、《墨索里尼自傳》為教材。而陳立夫掌控的「幹社」，入社信條就是「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反共救國的唯一道路」。同時對於反對者的聲音，也學習法西斯的暴力手段逼其噤聲，《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被殺，就出自同屬力行社的戴笠之手。總之，不管是力行社或是青白團，以及相關隨附組織，目的就是透過法西斯主義，效忠、擁護最高領袖蔣介石。

對於蔣狸貓換太子用法西斯主義取代三民主義，胡漢民痛批說「最嚴重的，是專斷獨裁的軍閥—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抬頭者，篡奪中國國民黨黨權之不足，還想運用其『偷天換日』之故技，去三民主義而代之以所謂法西斯蒂主義，無論是所謂『藍衣社』或所謂『救亡社』，其擴展，雖然充類至盡，只能做到流氓式的偵探或暗殺為止」，胡認為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

只不過，胡漢民的狗吠火車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眾法西斯團體的逐步換血下，國民黨漸漸被轉化為法西斯政黨。隨著胡漢民的逝世，以及汪精衛的遇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更在1938年的4月1日，推翻原本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不能更有總理」的決議，以文字遊戲的方式被推舉為「總裁」，徹底完成法西斯黨國的建設。階段性任務既已完成，力行社與青白團便無存在之必要，所轄青年都併入了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或是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

面對歷史才能反守為攻

獨派對藍營歷史論述的打擊方向，一為摧毀蔣介石是「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的完人形象，二為以當前所謂「民主普世價值」，來打擊過去國民黨的極權統治。藍營大多數人自陷於綠營的邏輯思維，又不願面對歷史真相，拼命想維護蔣介石的形象，導致綁手綁腳左支右絀。

要破除綠營的攻擊，首先是國民黨該自己給蔣介石一個合理的三七開，承認蔣並非完人，在許多問題上確實犯了錯誤。但蔣介石並未如納粹一般，在國內實行種族清洗屠殺政策，這與希特勒所犯下的反人類罪還差得很遠，充其量蔣只是一個失敗的佛朗哥將軍而已。

反觀，成天滿口民主人權的綠營，實際作為與暴力法西斯一模一樣，「太陽花」就是一場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綠營在野時說與勞工們站在一起，一執政立即背叛工人朋友的作法，也與納粹如出一轍。更不用說成天在那宣揚戰敗國史觀，根本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鋪路，美化日本壓榨台灣人民的歷史，這種行徑大開人類反殖民歷史的倒車，可說是全球新納粹主義的翹楚，難怪連挪威極右翼殺人魔布里維克（Anders BehringBreivik），都大讚台灣是成功的「民族國家」，獲得這項殊榮，獨派與綠營可說功不可沒。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小劇場運動先行者王墨林，浪跡劇場界30年。他2015年於兩廳院國際藝術節推出執導的《長夜漫漫路迢迢》後宣告，《長夜》是他在台灣的封箱之作。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如此看淡台灣表演藝術圈？

王墨林2016年應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邀請，與北京行為藝術家共同發展《哈姆雷特機器詮釋學》，並於去年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中演出。再於台北看到他的作品，劇迷們高興之餘，也難免對他為何只願意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編導戲劇感到遺憾。

製作台灣首齣行動劇場

回想王墨林已在台灣劇場界30年，除了是小劇場運動的先鋒，也是資深劇場編導、文化評論家，又是藝術活動策畫人。他18歲考進國防部政戰學校戲劇系，1971年畢業後即進入軍中服役10年退伍，之後便到日本東京研習劇場藝術。1985年回台，在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擔任文字記者兩年後，於1987年投入前衛劇場，1988年製作台灣首齣「行動劇場」《驅逐蘭嶼的惡靈》。當時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居民反對核廢料存放在他們的祖靈之地，王墨林把示威行動劇場化，與達悟族「飛魚祭」中跳的惡靈舞結合。

1991年，他成立「身體氣象館」，關注小劇場、身體文化、表演藝術和前衛藝術等議題。2002年，王墨林曾在一齣行動劇中，剪下退伍證上的國民黨黨旗，放在手心裡，吐口水淹沒，並在牆上寫「我以我的唾液證明我的存在」。他甚至在2006年發現罹患攝護腺癌後，仍堅強地接手經營牯嶺街小劇場。然而，像王墨林這樣一個長期用身體力量關注時局的藝術家，竟也對台灣的劇場失望。

「30年了，台灣不只文化界問題多，運作秩序混亂、分門分派，年輕人也愈來愈不重視知識，多年來劇場沒有太多進步，例如還在使用外國教材訓練身體。」王墨林嘆，當所見所聞愈來愈空洞化，他的心情便愈來愈虛無，也就益發感受自己不適合繼續待在台灣劇場界。

「我常告訴年輕人，外國人身體、行為與我們不同，但他們受全球化影響，以為是一樣的，一下子用日本鈴木忠志的演員訓練法，一下子用西方的果托夫斯基做身體訓練，至今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表演方法。」談到年輕人，王墨林認為新世代的「天然獨」，「只是凸顯台灣人失去脈絡而已」，他觀察台灣一直在找不同的文化認同，早期說台灣的政經文化受荷蘭影響很多，現在又講要重建平埔族歷史，才能架構台灣史，「這些都只是在找一個脈絡，就像大陸找黃河，台灣又不能找淡水河，只好找荷蘭、西班牙、平埔族。」

兩岸分隔切斷歷史脈絡

「台灣人對歷史源流的概念很弱，缺乏歷史觀。」王墨林感嘆，每個渡海來台的先民都把祖先牌位背在身上，祖先牌位就代表漢文化，只是這個脈絡在日據時期被漸漸切斷；及至1949年國民黨來台，因發展資本主義，一切向西方現代國家看齊，中華文化離傳統愈來愈遠。

「兩岸分隔造成很多歷史的上文被切斷，又找不到下文的延續，台灣被懸在半空的狀態中，就是失去脈絡。」王墨林說明，很多社會上的現代性概念如建築，是從日本轉介過來；蔣介石又灌輸大陸是「匪區」不要去，台灣人面對歷史，自然有某種程度的壓抑感。「台灣被日本人殖民統治加上戒嚴將近100年，年輕人生活在假歷史中太久。」他告訴年輕人，「文明要往前走，不是用口號。要多了解對岸，多知道台灣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的關係，不要聽信政治語言，不要只用口號、意識形態解決問題。」

直言是美德，但王墨林的直言，給人一種憤怒鳥的印象，好像他對很多事都不滿意，常常批評這批評那。對此，他很坦然，「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假人也聽不懂我說的話。」

從網路上搜尋王墨林的資料，名號一大串，其實這麼多年來，他不被收編、拒絕妥協，一直站在批判立場的他，也因為敢言造成他在文化界被拒絕的困境。他曾經被推荐角逐藝文界大獎，未料一句「王墨林這個人爭議性太大」，被踢出賽局。最近他甚至因為不捨98歲老父親在年金改革議題上被指責，竟然請父親放棄18%，這些作為導致他更被視為另類，他搖搖頭，不以為意。

王墨林雖然說「看淡台灣劇場界」，但還是帶領著年輕人爬梳台灣小劇場運動史。透過整理，我們看到王墨林的生命歷程跟小劇場緊密牽連的關係，也同時看到他從80年代起在公共空間做各種演出，批判體制，相信這麼做可以翻轉社會的不公不義。只不過現在，他說了：「王墨林的存在就是台灣不公不義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