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比較世界上20多種文明後，認為面對21世紀嚴峻的挑戰─天然的氣候變遷與人為的核戰危機，有賴人類的覺醒，從悠久的中華文明傳統智慧中去尋找答案。其論點有三。

其一，湯恩比認為數千年來中國有「世界國家」、「世界政府」的傳統，視整個人類為一個大家庭，即所謂「天下一家」，且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都以「天子」自命，視普天下的人為一家人，所謂的「四海之內皆兄弟」。湯恩比認為這種「世界國家」、「世界政府」的傳統觀念，孕育了一種和平共處的「世界精神」。面對嚴峻的挑戰，21世紀全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共榮觀念。

其二，湯恩比認為中華文明的優點是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儒、道、佛三教共融，沒有排他性，歷史上可以百家齊鳴、百家齊放，和而不同。當今世界人口達80億，種族多、宗教多、衝突多的現狀，只有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天下」才會太平。

其三，湯恩比認為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華人的勤奮、好學向上、愛好和平，能量龐大無與倫比，可以為全人類生存發展做出重大而正面的貢獻。

總之，湯恩比看到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及二戰後美、蘇冷戰，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創傷，為國際社會帶來了無止無境的動亂。只有中華文明特有的「天下觀念」與「大同理想」，才能化解21世紀全人類所面對的嚴峻挑戰。

中華文明的「天下觀念」視天下人是一個共同體，重視大我，重視整體人類的福祉，又因「天下」無邊無際、無國界，顧及彼此共同的利益，不像西方所謂的世俗「世界」是有界限的、有藩籬的，尤其17世紀《西伐利亞和平條約》建立了「民族國家主權觀念」，更產生了「國家利益」的排他性觀念，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引起之後無窮無盡的國際競逐衝突，成為世界動亂的根源。

中華文明的「大同理想」，認為整個世界係由不同文明所組成，不可能統一為一種文明、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政治制度、一種意識形態，只能求同存異，相互包容，和而不同。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博士有言：美各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氏認為人類的多樣性文明，各有其特殊的發展根源，必須尊重差異，相互包容，互助合作，愛其所同，敬其所異的「大同理想」，人類才能避免無謂的爭戰、衝突。

浙江天台山是「和合文化」的發源地，拾得、寒山的感人故事家喻戶曉，那就是要和平，就得合作。願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共同努力推廣宣揚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理想！

(作者係退休大使)

任何學問都有預設，否則無法進行研究和撰述，中國學亦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奠定基礎的「美國中國學」，不是獨立的，廣義而言，也是屬於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一部分。

薩義德何許人也？他是一個飽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始終在為爭取獨立建國，與以色列進行艱苦鬥爭的巴勒斯坦人。就在今年7月3日，以色列還對巴勒斯坦難民營，進行了20多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陸空侵略行動。

薩義德是一個受過完整英美教育，並終生在英美高等院校執教的高級知識精英。他是一個親身將西方帝國主義受害者的苦難，結合巴勒斯坦人和第三世界人民反帝的歷史和文化，構建一整套反帝的經典理論「東方主義」的著名學者。他在其代表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從老牌英法帝國主義的文化思想觀點批判帝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則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批判帝國主義，兩者觀點雖異，但反帝則一，相輔相成，構成一套完整的反帝國主義理論體系。

薩義德東方主義大旨要領

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指出，英法帝國主義制定了六個頂層預設：

一是詹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義大利思想家，以《新科學》New Science巨著聞名）說，「歷史是人造的」(man has made history)，而非神造的，西方人造的歷史自然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歷史，不是東方人的歷史，或非洲人的歷史。這種歷史觀或歐洲中心史觀，為西方思想家盧梭、伏爾泰、托爾斯泰等所接受。

二是西方人自認自己是優秀的民族，優於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所以天賦有統治世界的權力。

三是自認西方近現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先進，所以天賦有權利向世界落後地區傳布先進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如先進的科學技術、民主自由的價值。

四是自認西方的生活方式是現代工業化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是落後的農耕文明、或遊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先進的必然淘汰落後的。

五是落後的國家民族應自願接受先進的西方文明，否則就要予以強制。

六是承認古老的印度、埃及和中華文明，是人類先進的文明，曾經盛極一時，但後來落後於西方工業化文明，所以理應由先進的西方文明取而代之。

難能可貴的是，薩義德認為，任何文明都有其內在的真理和價值，都應受到尊重，值得參考效法，不應該一概而論，一筆抹殺。

帝國主義特徵仍殘存下來

以上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的大旨要領，其所論述的歐洲近兩、三百年到二戰為止的世界文明狀況，有理有據，有很強的說服力。薩義德承認，隨著一戰和二戰之後，民族獨立運動和社會主義的興起，許多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建國，加以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和中國，走上世界歷史的舞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世界秩序。

但他認為東方主義所論述的帝國主義的許多主要特徵，仍然在大英國協和法國過去的非洲殖民地殘存下來，甚至連已經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新中國，其所屬的台、港兩地的知識精英，除了何炳棣之外，仍然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學預設深信不疑，不提出挑戰，甚至完全不顧國家民族的立場，樂於充當其馬前卒，根據預設，教書著述。

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和余英時，以及一大批他們在台港和流落海外的隨從學者和文化人，也可稱之為1949年以後的民國遺老遺少。他們受的是系統的西方教育，視西方為衣食父母，因而完全喪失了批判帝國主義的能力，加以完全無法接受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秩序，所以唯洋是尚，成了西方文明的傳聲筒、宣傳者。所以，台港海外的華人社會出不了中國的薩義德。

鄧小平當政後一再強調要振興中華，指的當然不僅是要振興中國這個國家，更要振興中華文明，再現輝煌。然而，這批位居台港文化界和學術界要津的文人學者，由於根深蒂固的師洋意識，自然成為振興中華文明的絆腳石。

中國社會的面貌煥然一新

但是，歷史是曲折的，甚至有時還要走彎路，往後倒退。改革開放既然要向西方資本主義取經，汲取搞市場經濟的理論和經驗，就不得不派遣大量的留學生前往歐美取經學習。於是這些年來，出現了帝國主義回潮的現象。習近平當政後，有鑒於此，挑戰薩義德東方主義中帝國主義的預設，大力推行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成有中國特色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於是，中國社會的面貌煥然一新。可惜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成書於1978年，來不及論述此後中國改造西方剝削性的帝國主義、構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一套新社會的理論和寶貴經驗，以及為第三世界樹立了新的社會模式和新的社會典範的歷程。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經營網路社群現在是官方機構平日與外界互動的方式之一，不過，國防部的網路小編因缺乏歷史知識，經常在網頁鬧出笑話。例如，今年的七七事變當天，國防部小編發了紀念文，但在文中罵了俄羅斯一頓，這透露出，連軍方都搞不清楚抗日初期中國曾獲得蘇聯的支持。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發生事變，中國全民族開始抗戰，打了幾天後，中國軍隊就找上蘇聯幫忙了。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7年7月30日蔣介石電告駐蘇聯大使蔣廷黻，「盼對俄購械購機，請蔣廷黻大使從速進行，弟已告鮑大使須借款兩萬萬元款項之械機，惟彼政府尚無回音。」

抗戰初期，美國仍採中立政策，英國不願開罪日本，蘇聯早於美英等國支援中國抗日，當然有其戰略利益的考量，中國抗日可拖住日軍，不使日軍有多餘兵力攻擊西伯利亞，以免蘇聯一邊應付德國，一邊又要顧慮日本，兩面受敵。

抗戰爆發蘇聯即提供武器

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7年8月1日記載，蘇俄允接濟我武器，但以訂不侵犯條約為交換條件。當時政府對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不排斥，同時中國軍隊需要武器裝備。蔣介石8月21日寫下，決定請外交部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8月29日，中蘇同步在南京與莫斯科公布條約內容。

盧溝橋事變一個月後的8月8日，蔣介石即下令空軍上校沈德燮速往俄購飛機200架，其種類以輕重轟炸機為主，其他偵察機與戰鬥機，亦購數十架，交涉已辦妥。蔣急著要買轟炸機，可見他希望能夠轟炸日軍，反制日軍的攻擊。當時戰事吃緊，上海又爆發淞滬戰役，但與蘇聯交涉裝備援助的進度緩慢，蔣介石急著催促莫斯科，8月20日他電蔣廷黻，最急需用者為驅逐機200架，重轟炸雙發動機100架，先聘俄飛行員二、三十人。

蘇聯曾被列為首要外援

蔣介石深知以中國一己之力抗日相當困難，所以必須尋求外援，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7年8月30日記載抗戰期間外交方略，其中第四點提到，中國在國際上欲求於國，必須於利害關係最密切之法、蘇求之。從這段紀錄可知，蔣介石在抗戰初期的確將期待的外援，大都放在蘇聯身上。台灣國防部小編若讀過這些史料，不知道是否還會為了紀念抗戰，把蘇聯臭罵一頓？

中國抗日甚急，蘇聯軍援卻是慢郎中。1937年9月11日，蔣介石電報催促正在莫斯科的軍委會參謀長楊杰，「飛機待用甚急，究竟何日可飛來華，共有幾何？」9月14日楊杰回電，第一批重轟炸機31架、第二批重轟炸機31架、第一批驅逐機101架、第二批驅逐機兼轟炸機62架、戰車82輛、反戰車砲45公厘200門、高射炮一個營。對於與蘇聯交涉後的感覺，楊杰稱蘇俄對我甚佳。

隨著淞滬戰役戰事吃緊，中日雙方空戰頻密，中國空軍損失頗大，蔣介石9月20日電告駐蘇蔣廷黻與楊杰，請再訂驅逐機150架、重轟炸機30架。

蘇聯未協助蔣解南京之圍

淞滬戰役逐漸落幕後，日軍繼續步步進逼，到了11月已可預見南京將發生戰事，如何防禦南京成了蔣介石的一大課題。當時蔣顯然對蘇聯有所期待，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1月18日記載，蔣收到張沖來自莫斯科的電報，張報告他與俄軍伏羅希洛夫元帥宴別時，「囑轉呈，為吾抗戰到生死關頭時，俄當出兵相助，絕不坐視。」

張沖的訊息燃起了蔣介石的希望，但蘇聯又是遲遲未有動作。11月28日，蔣介石電蔣廷黻與楊杰探詢蘇聯何時能出兵相助，表達決心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相助，未知何時實現。兩天後的11月30日，蔣介石在給史大林電報中，向史大林說明「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大最後之力量矣，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挽救東亞之危局，鞏固中蘇永久合作之精神，皆惟先生是賴也。」

這時蘇聯反覆無常的老毛病又發了，12月5日蔣介石收到史大林的覆電，其中訊息讓他非常失望，他在當天日記寫下，與楊杰、張沖所報完全相反，蘇俄出兵殆已無望。

南京可能守不住，但仗還是得打下去，12月10日，蔣介石電楊杰繼續爭取採購蘇聯軍事裝備，雙翼驅機如能再購120架更好；戰車防禦砲300門，每門配砲彈3,000發；戰車100輛，中口徑高射砲60門皆為亟需。

12月30日，電楊杰三個月內準備20個師的全部武器之數量，每月約需飛機150架，如最近無此數，可否一個半月供給驅逐機三個大隊，轟炸機兩個大隊。

武漢會戰前仍積極拉攏蘇

南京淪陷至武漢會戰爆發前，蔣介石仍積極交涉蘇聯軍事援助，1938年5月5日他親自發電報給史大林，稱「中國對日抗戰，迭承盡量援助接濟，俾戰局克以支持，迄今敵人消耗甚鉅，不獨私衷感激靡量，即全體將士與民眾，對貴國仗義相助，抑強扶弱之厚意，均表示無限之欽佩與感激。」同年同月31日，蔣再發電報給史大林表達感謝援助，「貴國於中國抗戰艱苦之中，一再仗義相助，此種盛情厚意，中國人民將深銘不忘，兩國人民深厚團結之感情，必永垂於中蘇兩國之革命歷史。」

這兩封電報可能是外交辭令，亦可能是蔣介石刻意表示友善，但無論如何，蘇聯都曾在抗戰初期伸出過援手。而在抗戰初期的一段時間裡，除了德國，蘇聯幾乎是唯一支援中國抗日的國家，直到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後，中蘇的合作關係才告終止。即便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我們也不能抹殺蘇聯援助抗日的歷史事實。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近來除了老生常談的「中國威脅論」，一種「中國見頂論」的話術，開始在國際社會大行其道。今年(2023)5月的《經濟學人》就以Peak China？為封面故事，聲稱西方分析家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普遍趨於悲觀，認為中國將難以完成趕超美國的任務。「見頂論」也是一些國家選邊站隊的心理誘因。前不久，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就因公開駁斥「見頂論」，而釀成外交風波。

毋庸諱言，受中美競爭和疫情肆虐等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在這兩年的確遭遇艱難。但如果理性看待「見頂論」，不難發現，唱衰中國乃誇大其詞，正如邢大使所講「現在賭中國輸的人，將來一定會後悔」。

「見頂論」背後的愁雲慘淡

根據中國智庫人大重陽研究團隊的考察，「中國見頂論」始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蘭茨(Hal Brands)和塔夫茨大學副教授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們在2021年9月24日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同年10月1日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合作發表文章指稱，過去10餘年，中國內部經濟增速放緩和外部圍堵強化，宣告中國崛起已到達天花板。2022年12月，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稱，中國的清零政策和美國對華的出口限制，將使中國經濟增速一路下行，進而造成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無法超越美國。今年2月，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發布《亞太實力指數》報告，也認為2022年中國經濟重挫，標誌著中國趕超美國無望。

從統計資料來看，「見頂論」並非完全空穴來風。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核算，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210,207億人民幣，比上年增長3.0%，增速低於官方預期的5.5%。按照2022年平均匯率6.72換算，去年中國的GDP約為18兆美元。而美國商務部的資料顯示，2022年美國GDP是25.7兆美元。換言之，2022年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重為70%，較2021年比值下降了4%。同時，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從2021年的18.45%下跌至2022年的17.71%。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對美國的追趕態勢，這是首次被美國拉開差距。今年中國又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寶座。難怪國際上一些人會彈冠相慶。

另外，今年6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發布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的風險和矛盾集中表現為「五個20%」—青年群體失業率突破20%、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滑20%、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20%、消費者信心缺口高達20%。換言之，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並沒有如預期般迅猛反彈。今年「五一」小長假出遊火爆，業績全線飄紅，但人均消費大幅下滑。

「見頂論」低估中國經濟勢能

中國經濟的一系列資料確實比過去失色，但「見頂」云云言之過早。7月6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強調「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只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信心，完全有條件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7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披露今年上半年金融統計的資料指出，當前經濟面臨的一些挑戰，屬於疫後經濟復甦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國際上疫情過後消費和經濟恢復正常需一年時間，而中國進入後疫情時代才半年左右，因此對經濟穩定增長要有耐心。

今年2月，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明在韓國《每日經濟新聞》發文，指出2022年中國經濟頂住壓力，穩中有進，實際表現高於市場預期；中國在市場規模、產業配備、人力資源等方面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不會因經濟的短期波動而改變。更重要的是，中國高品質發展的紅利正在逐步釋放，中國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6月，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美中貿委會的歡迎會上表示，數據證明中國經濟不但沒有衰退，增長空間還很大；其中包括國際貨幣基金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5.2%，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1/3。中國16-59歲勞動人口近9億，接受高等教育者超過2.4億，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500萬。空中巴士宣布在天津建設第二條生產線，特斯拉在上海新建儲能超級工廠，更證明外資巨頭用錢為中國經濟投下信任票。

「中國見頂論」指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岌岌可危，經濟增長也快走到盡頭了。至於誰是中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有人說是印度，有人說是越南。印度基礎設施太落後，政府效能太低，再加上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制約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欲望，難以在短期內取代中國。至於擁有近1億人口，各方面與中國更加相似的越南，曾出版《樞紐》的中國學者施展，在疫情前去走了一趟。他通過實地考察發現，轉移到越南的企業只是生產流程中的特定工序，也就是最後的組裝環節，因為這道工序不需要對零部件做複雜的處理，對於供應鏈的需求較低，人工成本占比相對較高，越南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越南一位經濟學家坦率告訴施展，越南規模太小，不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越南的最佳發展戰略是「在和中國的經濟聯繫中找到越南的比較優勢，把自己嵌在一個合適位置上，搭上中國的順風車發展起來」。

台灣經濟離不開大陸

1978年兩岸貿易額僅有4,600萬美元，2021年增長至3,283.4億美元，增長了7千多倍。無論民進黨如何炒作「新南向」，大陸已連續20多年都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還是台商島外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換言之，台灣人已經為大陸經濟投下了信任票。根據2022年大陸發布的第三份涉台白皮書指出，「統一後，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制度更加完善，台灣經濟將以大陸市場為廣闊腹地，發展空間更大，競爭力更強，產業鏈供應鏈更加穩定通暢」。台灣的正確選擇顯然是加速與大陸經濟融合，共同打造中華民族經濟。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中國古有海上仙山的神話，有徐福浮海東去日本的傳說，孔子亦欲乘桴浮於海，海外或就是日本；中國古代文化和地理觀的中日關係和諧融洽。到唐代中華文化傳播至日本，儒家和佛教帶給日本深厚的「教化」，日人來唐絡繹不絕，將中國文化、思想、禮制引回日本，形成其文明的樞紐成分和內容；更有中國和尚東渡，建立其佛教文明。中日和平融洽的「文化氣場」一直至宋代，兩民族皆無互相征戰侵略，而是王道的流行互通。

從豐臣秀吉到德川幕府

日本侵略中國始於明朝。其時，日本武士浪人多有海盜，侵略攻伐中國沿岸，此即「倭寇」，且對台灣有所覬覦、侵擾、暫留。其時侵華的「倭寇」，大體源自九州諸藩，而幕府將軍豐臣秀吉更以中央軍力對東亞擴張侵略，其目標是滅明而入主中國。他首先發動侵韓戰爭，且亦籌劃南下滅琉球占台灣。可是豐臣在朝鮮兵敗受挫，他於末期忽然死去，日本的侵略行動暫時中止，但此霸權之役開啟了日本侵華的先聲。

德川幕府共264年（1603-1867），是中國明末直至清末之時，國政閉關自守，但民間出海從商或為盜者不少，日人前往大陸未曾停頓，來往台灣亦甚頻繁。德川日本已經不是單一的「天皇—將軍—大名－藩主—武士—浪人—平民」的傳統穩定結構。它與中國一樣，已經被迫納入全球商貿資本主義的東亞體系中。在此新秩序裡，日本視中國逐漸不再是那種「中國—四夷」的「傳統東方天下觀」，而是平視的國與國關係。在此新格局下，日本的政客學者開始留意並重視中國的資源、土地，他們意圖翻轉東亞典範，要將日本轉為「中國」，成為東亞政治文明的「中心」；而想把中國轉換為「邊陲」。

在此意識形態下，中國的台灣被視為日本航海「南進」的中繼站、出發港；德川時代日本人的心思和行動存在著對中國的覬覦和野心。「倭寇」侵擾是明代中葉後中國沿海的外敵大患，也是台灣不時存在的外來侵擾之源之一。中國入清，前期國勢強盛，沿海已無倭寇之患，唯日本的海商航海頻繁，除了對華經貿之外，對台灣亦甚好奇，嘗接觸且出入台灣。

總之，德川時代的日本藩主、武士、商賈之泛海是其大勢所趨，因而對中國有所來往亦有其進取土地、資源的野心。到德川中末期，西力早已入侵中國，清廷已國勢大衰，日本儒者甚至宣揚「日本才是中國」，清朝已無資格為「中國聖土」，已是落後的「夷狄」，此種地緣軸心倒轉的意識形態，就是明治開始的現代化日本全盤侵華的思想方針。

明治維新後展開滅華戰略

日本明治維新後有計畫地展開滅華戰略，明治7年（清同治13年，1874），日本發動首次侵華戰爭，即「牡丹社事件」，中國的對日抗戰宜從這年起算。光緒5年（1879），日本滅琉球王國。光緒20年（1894），日本發動「甲午之役」，北洋艦隊全沒，中國大敗，朝鮮國被滅。光緒21年（1895），「乙未割台」，日本據台高壓殘暴統治，直至1945年，長達51年，台灣人民武裝和文化抗日無日無之，可以說，中國之長期抗日，台灣人民首開其役、最早捐軀，其應載於「春秋史冊」而永為範型。

中國人民抗日長達70年

在大陸，中國人民對抗日本侵華之首役是1931年爆發的「九一八事變」，此事件是日軍侵占東北並及於熱河，且於東北扶植清遜帝成立「滿州國」，從此，強大日軍遂急遽地往華北全面入侵，中國人民起來抗拒，多有犧牲，因此，中國的現代抗日，應從「九一八事件」起算。而到1937年7月7日爆發的中國抗日大戰，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遠從明清起始的侵華殖民戰役的最高峰，也是中國人民集聚全民族意志和力量奮勇抗日的最高峰。從1874年的「牡丹社之役」，到1945年的「全面抗戰勝利」，中國人民持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奮鬥長達70年。

中國人民抗日鬥爭如是之久，且是兩岸中國人團結一致救亡圖存的聖戰。七七抗戰，許多台灣人回大陸參與抗日戰爭，在台灣也未曾停止抗日。中國全民抗戰勝利，台灣才能光復，重返華夏懷抱。然而1949年兩岸分隔，冷戰體系建立，台灣又被帝國主義宰制，中國依然斷裂，中國人民對抗侵華霸權的鬥爭必須繼續堅持，台灣仍待真正光復。中國古有垂訓：「憂患存國祚，安樂必亡國」。在東亞，日本必常懷霸道外侵之心，中國人切不可輕易遺忘。

(作者係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

7月16日至24日間，來自兩岸及香港23家媒體的43名記者相聚甘肅，一路行經蘭州、武威、金昌、張掖、酒泉等地，進行為期一周的「絲路風采 如意甘肅」海峽兩岸記者聯訪活動。採訪團團長、大陸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陳斌華表示，在很多人心目中，甘肅是歷史、文化和詩歌中的中國，希望藉著記者們對今日甘肅的報導，讓大家瞭解發展進步的新時代大陸，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積蓄更多正能量。

台灣數十年前的高中地理課本裡，黃土高原區就是沒有樹、草等植被生長的一大片黃土、黃沙、黃色高山，但經過4 0年的發展，鐵路、高速公路交織其間，現在的大西北已不可同日而語。

蘭州是甘肅政經文教中心

我們的第一站甘肅省會蘭州，海拔高度1520公尺，黃河自西而東穿城而過，是全省政、經、文教中心，亦為西北主要交通樞紐、商品集散地，隴海、蘭青、蘭新、包蘭、蘭渝、成蘭等鐵路線在此交會；礦產水力資源豐富，具有石油化工、冶金、機械、電子建材等工業體系，也有新成立、專攻「診療裝備(小型化重離子裝置)與生物醫用材料」的科近泰基新技術公司。蘭州的常住人口逾442萬人(含回、苗、壯等36個少數民族)，比台灣人口最多的新北市(約403萬人)還要多。

蘭州城始建於西元前86年，西漢武帝派霍去病率軍征討匈奴時即曾在此駐軍，迄今有2000多年歷史，自古就在絲綢之路的要道上，聯繫著西域少數民族，並促進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今日則更是「一帶一路」中的重要節點城市。

走進甘肅省博物館，可以看到從遠古時期到近現代的大量文化珍寶，包括東漢「銅奔馬」、魏晉墓「驛使圖」畫像磚等16件國寶及大量彩陶、漢代簡牘，即可感受到其在中華文物寶藏裡的地位。

聞名中外的蘭州牛肉麵就在城裡發跡，旗艦店好大，也已企業化，還開班授徒、核發合格認證。我們不僅觀看了師傅們製作牛肉麵的過程，每一個人也吃得津津有味。

河西走廊上幾乎每個重要城市全都是歷史名城。第二站武威市(為彰顯霍去病擊敗匈奴的「武功軍威」而得名)，也有個大博物館。

台商錢建華紮根西北20年

在武威市古浪縣的正文菌業生物科技公司負責人、蘭州市台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錢建華，來自台北市萬華區，「我是1999年響應西部大開發政策，隨著台灣英業達集團副董事長溫世仁和幾位企業家一同前來甘肅考察，因緣際會到了武威市古浪縣黃羊川鎮。」

錢建華指出，20年前的古浪還是國家級貧困縣，然而在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帶動下發展飛快。「甘肅大力發展戈壁設施農業，武威在新能源、高科技、工業、農業等領域的政策優惠下，經營條件愈來愈好。」他2019年成立正文菌業，生產菌包、食用菌等菌類。公司現有種植食用菌的大棚126個和4座冷庫，每座冷庫占地平均超過2000平方米，全年可生產食用菌菌包400萬袋以上。目前產品銷往香港、深圳等城市。2022年全年銷售額800萬元人民幣，雇用周邊貧困勞動力，最多時可達百人以上，為周邊貧困戶帶來每個月至少3000元的收入。

錢建華指出，目前在古浪投資的台資企業有9家，今年下半年還將引入3家，他自己今年又投資了一家有機肥相關公司。他表示將牛羊糞便處理為有機肥，不但實踐循環經濟概念，也是用科技促進生態農業鏈的嘗試，何況政府出台了扶持禽畜糞便處理的相關政策。「作為投資方，我們要了解當地缺什麼，將專案與實際相結合，發展才可持續。」

錢建華說，有不少投資者看中東南沿海城市的繁華，但租金人事物流成本愈來愈高，「廣袤的西部有更多廣闊的商機。就像西北地區雖然早晚溫差大，但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能為水果、蔬菜種植提供非常好的環境，很適合發展現代農業。」展望未來，錢建華希望古浪能快一點被授予「海峽兩岸鄉村振興合作基地」，可望「吸引更多台灣青年關注西北、來西北發展，成就一番事業。」

農民薪傳非物質文化遺產

除了政策支持帶來的創業就業機會，我們在武威還可感受到，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為文化傳承盡一分心力。這裡有一群農民組成「涼州攻鼓子」表演隊，薪傳這個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涼州攻鼓子」有兩千年歷史，是漢唐軍旅出征樂舞的遺存，與大唐李世民出征時表演的《秦王破陣樂》頗有淵源。傳統涼州攻鼓子由20人組成，2人一對，5對一組，表演時陣法多變，舞步和諧，乾淨俐落，穩健大方。

「涼州攻鼓子」傳承人、64歲的楊門元表示，表演團隊成員幾十人都是世代在此生活的莊稼人，年紀最大的超過70歲，而且在政府的扶持下，「涼州攻鼓子」已經走進校園，武威職業技術學院有500名大學生學習這門技藝，「我不擔心後繼無人，傳承文化遺產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看舞者身著傳統服飾，踏著鼓點，陶醉在表演中，每個表情、每個舞步，都透露出滿滿的傳承自信。問楊門元是否想到台灣表演？他用質樸的西北方言說「想，那肯定想！希望有機會到台灣打一場涼州攻鼓子，給台灣民眾欣賞。」

山丹軍馬場、丹霞公園

到了張掖，海拔更高、超過兩千公尺。有兩個地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祁連山冷龍嶺北麓的山丹軍馬場(海拔2900公尺)，被譽為「世界第一大皇家馬場」、「中國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主席曾來視察馬場，並指示要做好祁連山生態環境的整改整治。

二是丹霞地質公園，其窗櫺式、宮殿式地貌，堪稱地貌中的精品，色彩繽紛的丘陵、面積之大冠絕全中國。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西部大發展見證時代進步

再往西就到了嘉峪關，它號稱「天下第一雄關」。城關兩側的城牆橫穿沙漠戈壁，北連黑山懸壁長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長城最西端的關口，建築相當雄偉，有連陲鎖鑰之稱。炎炎夏日站在城樓上，地面熱如火爐，卻可眺望到遠遠高山上長年不化的積雪，恰似火與雪同時映入眼簾，景象迷人。

順便一提，甘肅省雖然雨水少、氣候乾燥，但既不缺水、也不缺電。祁連山等多座高山的涵養雪水足供民生、工業所用，風力發電更是建置完備，在酒泉前往敦煌的5個多小時車程中，有約一個半小時可看到高速公路兩邊都是一大片無數的風力發電機，十分壯觀。另外，光伏、光熱發電也很盛行，發電量不亞於風電。

敦煌莫高窟是佛教寶庫

敦煌是這次參訪的高潮，因為這裡有個莫高窟。它的開鑿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前後延續約千年，這在中國石窟中絕無僅有，既是中國古代文明一個璀璨的藝術寶庫，也是絲綢之路上曾經發生過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見證。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保存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00餘尊，唐宋木構窟簷5座，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在石窟藝術中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窟內彩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敦煌石窟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

河西走廊不再是單調的黃色風沙，經過多年建設，早就從荒漠生長出一連串綠洲城市、觀光景點乃至先進工業，又是「一帶一路」上通達八方的樞紐，潛力無窮。。

今年5月2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放寬再生能源電廠設置區位，規定新建或改建的建築物達一定規模以上者，必須裝置屋頂太陽光電。新規定是否可行，以及究竟該怎麼做，可參考國外經驗。

台灣適合裝設太陽能板

由於火力發電容易排放二氧化碳，有害人體健康，風力發電供電又很有限，太陽能光電被認為是最符合環保的供電方式之一，只要有屋頂的建築物即可裝設。

台灣位處亞熱帶，日照充足，除了每年夏季可能有颱風來襲之外，透過太陽能光電板進行電能儲存發電，似乎是非核家園的替代能源新趨勢。但是，屋頂裝設太陽能光電板所投入的成本和回本時間過久，這可能會成為台灣普設太陽能板的最大阻礙。

回本時間約12年

首先，太陽能板電量是「單片太陽能板容量」x「有效日照時數」，所發電量除了與太陽能板容量有關，更取決於一個城市有效日照天數的長短，例如北歐等國因地處高緯度，氣候偏冷，日照天數少，因此不適宜裝設太陽能板發電。

以台北市為例，建置10KW的太陽能系統，每千瓦的建置成本約為6萬，總造價約為10KW x 7萬=70萬元；根據台灣2021年各縣市太陽光電容量因數表顯示，台北每千瓦的太陽能板每年可以發出約1千度的電，這表示10KW的場地平均每年可發出1萬度電，再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10KW的太陽能系統的太陽光電售價是$5.8952元/度，若屋頂設置光電的屋主將所發出的電力全數賣給台電，每年可以獲利$58,952元，將成本除以收益，也就是70萬÷58,952元/年，則大約要11.8年才可以回本，這還不包括這段期間太陽能板和光伏系統所需要的維護成本，因此12年回本是相當合理的時間。

如果屋主不將所有發出的電力轉售給台電，則回本時間會更長。因此，台北市政府在推出彩色太陽能板之際，必須先讓民眾知道回本時間，才不會在建築頂樓裝設後引發不必要的糾紛。

柏林強制新住宅裝設光電

德國是全球綠能最發達的國家之一，2000年就通過「再生能源法」(EEG)，要求電網業者不可拒絕再生能源發電。當時德國實施了「10萬屋頂計畫」，提供屋主貸款，前2年無須償還本金，鼓勵民眾利用屋頂裝設太陽光發電設備。不過，「再生能源法」規定收購價格採逐年遞減5%的方式，引發當時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的熱潮。不過，德國政府2012年調降了補助金，對裝置系統設備高於10MW也停止了補助，並實施「部分買回」的措施。政府補助降低，企業需自行吸收小型設備裝置費用的差額，造成光電業者負擔加重，甚至倒閉，德國太陽能光電市場開始萎縮。

柏林市於今年6月通過「柏林太陽能法」(Solargesetz Berlin)，除了紀念碑保護法或技術上無法克服的情形（像是屋頂朝北無法吸收足夠的日照），可免除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的義務外，所有新蓋的住宅或非住宅，或舊屋翻修的屋頂面積超過50平方公尺者，屋頂均須裝設30%覆蓋光電設施，不遵守規定者將被開罰1萬歐元。換言之，建築業者在興建新建物時，必須將屋頂裝設太陽能光電設備的成本納入考量，或自行吸收負擔。可見德國，尤其是柏林市，已從以前鼓勵民眾裝設屋頂光電，轉為強制新建築必須裝設太陽能板。

加拿大政府提供補助

加拿大多倫多市規定，新建築屋頂面積超過2,000平方公尺者，必須利用屋頂空間的20%到60%，進行屋頂綠化或架設太陽能板。2023年市政府推出家庭能源貸款計畫(HELP)，房主可申請125,000加幣的低息貸款，用於支付家庭裝置太陽能設備費用，市民也可以分期償還。另外，加拿大聯邦政府也向符合條件的房主提供5,000加幣（每安裝千瓦1,000加幣），補助民眾安裝太陽能電板，並提供1000加幣補助金給連接太陽能板光伏系統電池的市民。

此外，針對建築業者，多倫多市也通過「能源改造貸款計畫」(ERL)，提供低息貸款(等同於政府的借貸成本)給在新建築裝設太陽能存儲設備的建築業。當然，民眾若想更換屋頂為綠色屋頂(green roof)或涼爽屋頂(cool roof)，該市也會依「綠能生態屋頂激勵計畫」(Eco-Roof Incentive Program)，鼓勵市民裝設太陽能板屋頂。加拿大政府計畫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2005年以下的目標，凸顯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城市建築協同增效的重要性。

建築業或需自行吸收成本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增修後規定，建築物新建、增建或改建達到一定規模者，屋頂應設置一定容量的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由於台灣的建築物多半超過20年，甚至許多超過30年，台北市日前考慮在屋頂裝設彩色的太陽能板，以美化市容。不過，考量回收期長達12年，筆者以為，在補助款或融資利率，或以固定價格收購太陽能蓄電等配套措施尚未完善的情況下，讓建築業者自行吸收裝設太陽能光電的成本，可能是比較具體可行的作法。

(作者係台籍廣東海洋大學教授)

自1980年至今，地球生態系統安全邊界一直在加速崩解，其遭破壞的程度已危及人類生存底線；其中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氣候變遷」議題，透過聯合國體制的倡議及大力推動，已制訂了各種協定及普世標準與指導方針，對全世界經濟成長、人力資本及勞動市場造成重大衝擊。

巴黎協定取代京都議定書

1992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簽訂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仍不斷上升，會員國於是決定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議定書。

1996年IPCC預估，若要在21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革命前的兩倍（550 ppm），全球排放量必須削減一半。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 3）簽署了《京都議定書》，規範了38個國家及歐盟應控制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在2008-2012年間，降至1990年的水準再減5.2%。

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個國家在聯合國總部又簽署了《巴黎氣候協定》，針對可再生能源進行投資，同時將多數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納入，由各國自主推動。該協定共29條，第2條明定以下內容，加強《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水準，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1.5℃之內。(2)提高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並以不威脅糧食生產的方式，增強氣候抗禦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3)使資金流動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的路徑。

最近一項研究顯示，截至2017年，竟然沒有一個主要工業化國家達到承諾減排的目標；截至2016年全球溫度上升「遠高於2°C」。另外，所有簽署《巴黎協定》的國家須提出承諾，並每五年必須檢討各國對減排的貢獻；同時透過提供氣候融資(climate financing)，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提升適應力發展再生能源

過去的一年並不安穩。俄烏衝突、能源危機、糧食短缺等事件層出不窮，氣候變化造成的極端洪水、高溫和乾旱也造成嚴重的災難。所幸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於是COP 27做了以下決議。第一是期盼各國提出更具企圖心的減排承諾；2030年碳排放減半，從而控制升溫幅度於1.5度內。第二是富裕國家產生大量碳排放，發展中國家則得承受惡果，已發展國家承諾最快須於2023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第三是建立「損失和損害」的補償機制。

2023年，第28屆聯合國氣候締約國大會(COP 28)新任主席蘇丹賈比爾(Sultan al-Jaber)呼籲，為迅速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可再生能源產量到2030年須增加兩倍，「低碳氫」產量須增加一倍以上。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可再生能源數量到2030年必須是2021年的4倍，才可以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

此外，2021年11月COP 26成立了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市場預計ISSB出台的準則，將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制定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一樣被多個市場接受，從而提升全球非財務資訊披露的品質。另一個現象是，氣候與環境指標在高管薪酬計畫中的普及率，從原來的22%上升到40%，但指標的使用仍存在地區差異。在過去幾年裡，歐洲公司的高管薪酬計畫融入氣候與環境要素的比例，從37%上升到了65%。環境績效在美國的普及程度也在增加，碳足跡和減排作為最常見的環境績效，普及率從2020年的16%上升到2021年的25%。

2022年12月，由聯合國支持的負責任投資原則（UN PRI）發起了「ESG倡議」（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Advocacy)，要求參與方透過盡責管理的方式，解決被投資企業的社會和人權問題。目前有管理著30兆美元的220家投資機構參與倡議，被要求投資機構改善40家金屬礦業和可再生能源企業必須符合社會和人權實踐。

國際經濟社會價值觀變更

「氣候變遷恐懼症」對全世界產生了莫大的衝擊。第一個衝擊是國際經濟社會運作的基本價值觀改變，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架構，轉換為以勞動力資本為中心的新架構體制，變化太大，以至於美國川普總統第一個高調退出《巴黎公約》，隨後馬斯克也領頭反對，美國幾個州的參議會更通過立法拒絕實施「ESG倡議」，而且趨勢仍然在演化中。

氣候變遷對策對企業營運造成結構性的衝擊，主要分兩大層面：第一是讓產業結構重新編組，增大對低碳產業類的投資，更多地選擇減排科技，並偏向綠色經濟創新投資。第二是企業營運生態的變遷，包括貨源及產製成本倍增、非經濟成本飆升，以及勞動力供需遭到斷鏈失衡的衝擊。

最後，《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氣候協定》是國際規約，各個國家及地區自須配合執法；但其他如「ESG倡議」則屬倡議性質，可遵循也可不遵循；台灣當局竟把它當成公約、協定遵循，未免太過頭。再說這些公約、協定、倡議很大成分是西方先進國家為維持其霸權而制定的，其目的未必是公平正義的。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7月9日，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Louise Yellen)在結束四天訪華行程後表示，美國對華的經濟戰略是「去風險、非脫鉤」，同時希望建立一個更「自由開放及公平競爭」的環境。無獨有偶，6月30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兩年一次的「歐盟高峰會議」(European Council)所發布的聯合聲明也指出，歐盟各國希望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卻又同時達成需與中國持續發展經濟關係的共識。

全球各國歷經三年新冠疫情鎖國封境的衝擊，加上在此之前美中兩國就爆發了貿易爭端，美國藉此倡議推動脫鉤中國的政策，不僅造成經濟板塊呈現前所未有的變化，而且對產業供應重組帶來深遠的影響。然而，隨著全球各國疫後景氣復甦遲緩，對於快速崛起、即將與美國經濟體分庭抗禮的中國在疫後的經濟動向及發展，受到國際社會矚目。

歐盟對中去風險卻不脫鉤

先從歐盟高峰會議的共識來說，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范德賴恩在會後表示，歐盟在政治上選擇「去風險」，促請中國對歐盟處理俄烏戰爭的要求採取一致態度，但在經濟上堅持採取「不脫鉤」，希望藉此打開中歐對貿易、減碳和全球暖化議題的溝通管道。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發，在避免病毒擴散蔓延下，全球產業供應核心的中國實施了鎖國封境措施，造成全球產業供應斷鏈，歐盟跨國企業難免受到波及。不過，面對此一危機，許多跨國企業為減少對中過度依賴，開始透過「孤島營運」的模式，將中國市場的業務加以剝離，同時利用供應鏈結化、市場分散化和直接投資多元化戰略，採取務實「不脫鉤」，連結中國疫後的經濟增長。

其中，最典型的實例是德國。德國在面對經濟衰退與生產體系重整的壓力下，總理蕭茲2022年11月獨排眾議前往北京訪問，希望與中國重啟經濟關係。接著，今年6月20日與來訪的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舉行第七回合「中德雙邊政府諮商會議」，並在簽署德中雙邊氣候變化、創新、先進製造和職業教育相關領域合作文件時表示，願意進一步深化德中合作，並強調德國採取「去風險化」，並非「去中國化」，期待落實多元貿易，支持雙向投資，更將為中國企業赴德投資提供良好的營運環境，致力與中方發展、建立平衡穩定的全面關係。

美中經濟既競爭又合作

再就美國而言，葉倫在結束訪華行程時表示，美中之間雖仍存在許多歧見，例如中國一些不公平的經濟行為，以及對美國企業有一些強制性行動，但此次美中雙邊晤談的成果是「直接的」、「具有效益的」，讓兩國經濟關係更加「穩定」，將有助於雙方建立良性溝通的管道與健康的關係，以及同意在氣候變化和債務危機領域上持續合作。葉倫特別強調，美國的對中經濟戰略並不尋求脫鉤，因為脫鉤將會帶來災難，而且讓世界更加動盪，兩國均有義務與責任管理這種關係，在全球繁榮中找到共生與分享的模式。

從葉倫的論述可將美中經濟關係定位為「既競爭，又合作」。此意味著，美國認為未來與中國經濟的互動並非贏者通吃，而是「在公平規則下進行良性競爭」；特別是在面對全球經濟前景頗為複雜之下，美中兩國必須密切溝通、共同研商因應之道。葉倫更進一步指出，美中之間雖然關係緊張，但雙邊貿易往來持續成長，2022年雙邊貿易增至6,900億美元的史上新高，這說明兩國經濟關係密切連結，中方仍有充裕空間提供美方企業參與貿易和投資，兩國應針對特定經濟作法目前存在的一些疑慮，進行「直接溝通」。

應藉大陸經濟效應尋找機會

從美歐調整「對中經濟戰略」的思維中可發現，儘管疫後中國的經濟復甦略顯遲緩，但其產業藉此機會持續轉型，加上已從世界工廠升級為世界市場，美歐大國顯然難以忽略其後續效應。這從美歐大國對中經濟戰略，由過去主張的圍堵、對抗，轉換為現在強調的去風險、不脫鉤思維，可見端倪。

中國的經濟地位即將與美國分庭抗禮，其未來發展勢必會對台灣經濟帶來極大衝擊。因此，我們期待朝野政黨在面對兩岸經濟議題時，與其以狹隘的民粹意識形態看待，並再度炒作已塵封數年的ECFA，不如從兩岸的「地緣關係」思維，借力使力，將大陸的發展視為促進台灣經濟升級的機會，進而從中創造雙贏的格局。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美國檯面上跟中國大陸握手示好，表現出真誠合作，檯面下卻狠招不斷。美國玩兩手策略，中國大陸則見招拆招，例如對半導體禁令反制；另對美國未來可能的金融制裁，也已有不少因應策略，讓美國占不到便宜。

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之後，葉倫成為第二位訪問大陸的政府高階官員，也是近五年來首位訪問北京的美國財長。緊接著，拜登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凱瑞(John Kerry)於7月16日至19日訪華，雙方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交換意見。美方接二連三有高官訪中，檯面上跟中方握手示好，檯面下卻狠招不斷。君不見，拜登於美東時間7月11日宣布，因大陸破壞香港自治，繼續對美國的國安、外交和經濟構成威脅，決定延長針對香港的「國家緊急狀態」一年。但大陸並非省油的燈，外交部部駐港公署12日立即回應稱，美國無理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粗暴踐踏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單邊制裁不得人心。筆者以為，美國玩兩手策略，大陸見招拆招，美國也得不到任何便宜。

大陸出招反擊半導體禁令

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尚在進行中，為抑制大陸科技的崛起，特別是半導體的發展，美方陸續端出相關禁令。如去(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實施更全面的限制措施，禁止使用美國設備和技術製造的高端晶片出口給大陸。這些舉措雖重創大陸的高端半導體產業，但在經歷了華為、中芯等多家科技公司被美方制裁後，中方也展開強硬反制。

首先，大陸今年5月對美國最大記憶體製造商美光科技（Micron）祭出制裁。5月21日大陸網路安全審查辦公室宣布，以美國記憶體晶片製造廠美光存在「網路安全隱憂」為由，根據《網路安全法》，要求關鍵基礎設施停止採購美光產品。隨後，聯想和浪潮立即要求旗下供應商停止供應含有美光產品的模組。7月3日又宣布，從8月1日起對「鎵」和「鍺」兩種稀有金屬的出口管制。此決定被認為是要圍堵美國及其盟友的科技，並引發了對大陸可能限制其他原材料出口的擔憂。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22年美國使用的鎵和鍺，有半數以上是從大陸進口，影響甚鉅。

有論者認為，大陸接下來可能限制稀土出口，而美國至少有七成的稀土自大陸進口。坦言之，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不僅兩敗俱傷，其負面外溢效應已逐步蔓延至全球，造成供應鏈重組，為產業競合態勢投下更複雜的變數；同時也阻礙了全球化的進行，對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大陸可避免遭美金融制裁

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英美等國及歐盟均對俄羅斯祭出嚴厲的經濟及金融制裁，包括禁止美元及歐元結算、凍結帳戶斷其對外金流，還禁止美國金融機構替俄國主要銀行處理交易。由於國際貿易有近半數係以美元結算，美國禁止俄羅斯參與任何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對俄羅斯的影響甚大。除此，又將俄羅斯排除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國際支付系統之外，影響更大，因為全球逾200國和地區的11,000多家銀行和證券機構、市場基礎設施和公司客戶數千家金融機構，每日都需透過SWIFT這套系統交換訊息、完成交易，而美國具主導權，俄國銀行被排除在外，將難以跟外國進行生意往來。

令人好奇的是，美方未來若對中方使出金融制裁手段，中方是否有因應策略？筆者以為大陸已有三方面的準備。

一、以CIPS系統取代SWIFT系統。俄烏戰爭後，俄羅斯銀行被美國和歐盟禁止使用SWIFT系統，讓俄羅斯考慮使用大陸人民銀行發展的CIPS進行跨境貿易結算。由於美國近年來多次「武器化」SWIFT系統，已有不少國家，特別是與中國有深厚貿易關係的國家，正在慢慢採用CIPS系統，減低地緣政治的風險。截至今年4月底，CIPS系統共有1,437家參與者，其中直接參與者80家，間接參與者1,357家，共覆蓋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

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及推動數位人民幣進程。大陸自2009年7月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至今已有13年之久。大陸推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始於周邊化，再區域化，最後是國際化；亦即先讓人民幣作為區域流通及貿易結算計價的貨幣，再逐步開放金融體系，包括建立外匯借貸、人民幣清算及人民幣債券等市場，提升人民幣的貨幣交易和儲備及特別提款權功能，最後達到可自由交易的目標。

人行在去年9月發布的「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人民幣的支付貨幣功能穩步提升，投融資貨幣功能進一步深化，儲備貨幣功能不斷上升，計價貨幣功能逐步增強。數位人民幣已試行多個省市區域，目前除了支付外，也有部分省市以數位人民幣對公務員發薪。若設計更臻完善，有機會成為國際貿易媒介的新選項。以數位人民幣貿易無需透過SWIFT轉帳，即可擺脫美國監控，若使用者愈來愈多，將動搖美國的長臂管轄權及美元霸權的地位。

三、減持美債，增加黃金儲備。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顯示，大陸持有的美債規模在2013年11月達到歷史高峰的1.32兆美元，之後每年各有增減，2019年減持537億美元；2020年增持24億美元；2021年增持36億美元，而自2022年以來已減持逾千億美元的美債。而人行加快出售美債的同時，持續購入黃金，以「去美元化」來避免可能遭到美國制裁所形成的金融風險。據大陸海關總署統計，2022年8月黃金進口額103億5,800萬美元，是前一年同月的2.3倍，亦為2017年開始這項統計以來的最高，近來還持續購入增持。如附表所列，截至今年4月，大陸黃金總量排名為全球第六，足見大陸早有因應戰略。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