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政治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多處設館宣傳，年年紀念，出版大量相關書籍，並在各級學校的教材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此事件在戒嚴時期曾是忌諱，解嚴後被黨外勢力作為發動社會運動的理由，重新受到重視，李登輝執政時重啟調查並代表政府進行道歉、補償。因此，所有相關的研究多與政治牽扯。

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性質

中國文化大學退休教授尹章義表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及重要性，遠不如為政治訴求鋪陳的那麼大；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台灣近代歷史學家戴國煇說：「多年以來，由於特定政治立場掛帥，而使有關二二八史實，常被扭曲成現實政治的短暫利害之爭。」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杜繼東認為，二二八事件牽涉甚廣，其背景、過程及事後的處理都極複雜，又與後來各黨各派的立場、海峽兩岸的關係、台獨意識、受害者的冤屈與悲情等諸多因素糾合在一起，超出了歷史本身的範疇，表現出泛政治化與泛道德化的傾向。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表示︰「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成果中，再一次凸顯學術與政治分際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可能沒有立場、其成果可能有利於某種政治立場與陳述。」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認為，台灣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是政治立場相異者的攻擊︰對我論文的贊同幾乎全部來自「本土派」的學者與媒體；批評我的意見則幾乎全部來自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和對歷史的詮釋，明顯是以政治立場為分野。

大陸《人民日報》直指二二八早已成為政治鬥爭工具，是台灣競爭力流失的主因之一：「二二八」事件早已異化為政治鬥爭之工具，而埋藏在歷史深處的種種事實和真相，反而少人關心少人問了。每當選舉到來，「二二八」事件就必然占據媒體版面，成為綠營追殺藍營的主要話題之一，結果是助推族群對立成為「台灣社會之癌」。家和才能萬事興，族群撕裂最負面而直接的影響，就是台灣競爭力的逐漸流失。在悲劇陰影下煽風點火的民進黨反而獲益最大，頗有點趁火打劫的味道。

從2024年民進黨再度贏得總統寶座，顯示二二八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或許我們可以理性地來探討這個歷史事件了。二二八官方論述一直存在許多爭議，尤其是事件性質、死亡人數、口述史料可信度，以及中共地下黨與左翼力量的參與程度這幾點。以下簡單敘述。

性質隨執政者不斷調整

試圖定義二二八性質的研究者不少，但反應出來的多是台灣目前認同混亂的現實。

事件發生之初，國府多以「事變」來定位，但參與群眾認為自己是為了保護鄉里而組織，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維護地方治安，政府貪腐無能，外省官員享盡特權，因此要求政治改革，卻遭到軍隊屠殺。

大陸方面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將事件定位為人民反對國民黨的起事，視為國共內戰的一部分。而早年獨派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皆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在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事件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報告南京大使館，表示「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美國的《波利論壇報》雖大幅報導「中國軍隊鎮壓民眾的暴行」，但同時認為三十二條要求「近乎要求獨立」，超出政治改革的範圍。魏德邁送交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將二二八視為「叛變」，因為反抗政府的群眾大肆破壞，造成巨大財物損失，也造成外省人的眾多死傷，要求國軍繳械並企圖組織政府。

最終影響二二八性質定位的還是政治因素。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開始籌備「二二八基金會」的成立與補償事宜。領導人道歉，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不管是「叛亂」、「起義」甚至「事變」都不再合適，總不能由政府來撫卹「起義革命」失敗者，取而代之，事件只能成為「群眾遭壓迫屠殺」。最終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定義：「因民眾要求政治改革引發的國家公權力大屠殺」。

2006年，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等人完成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結論是蔣介石為事件元凶，須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次之，其他軍政人員亦有責任；情治人員、半山、配合政府的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線民、告密者、構陷者也都要負責。張炎憲更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有計畫、有步驟地屠殺台籍菁英。這種說法很快得到陳水扁的贊同，認為找到真相。二二八紀念館中的常設展內容自2007年開始調整，官方論述也隨之轉換。

二二八死亡人數不斷上調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一直是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之一。從最初楊亮功報告死傷2千人，到長老教會所提死亡10餘萬人，官方與民間的統計數據差異實在太大，但多為聽說或推測，可信度有限。國史館前修纂處長侯坤宏認為「官方低報數字，可能是未計算未經審判或非正常途徑死亡的人數；民間高估則可能是刻意渲染或道聽塗說。」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文中並無受難人數估計，但附錄中由陳寬政以人口學的統計方式，推算出約有18,000至28,000人死亡或失蹤，至今仍為官方承認的數據。這個數字與二二八紀念館實名補償的人數相差極大，畢竟到2006年為止，經過10年時間，提供達600萬台幣的補償金，也不過找出800多名死亡及失蹤者。

中研院院士胡佛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審議委員之一，他認為官方的傷亡統計，較人口學推估準確許多。白崇禧的宣慰報告當中，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二二八死傷總計1,860人。楊亮功與何漢文聯名提交的報告中死傷人數也在兩三千人之譜，其中公務員及軍警死傷比民眾嚴重，他們認為受難人數「絕對沒那麼多，這是完全誇大！」

陳寬政自己也表示，「然而這樣的推估有其缺點，二次大戰時有大量的台籍日本兵赴海外參戰，可能會在戰場上陣亡，所以這些數字也不見得準確」、「我們並不認為這些數字會比其他各種估計更準確可靠，…如果必須對這些推估下個結論，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陳教授在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已盡力做出最好的估算結果；但這樣的數據竟被官方公認，造成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

在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名單中，死亡及失蹤共800多人，經本人研究，其中至少有5人未受難，其家屬卻領取補償金；而在1949年後因白色恐怖各種罪名遭槍決的有63人，也都被計入二二八受難人數之中；另外，各種有爭議的領取不在少數。兩、三萬人受難，只有千餘人提出死亡、失蹤申請，800多人最終領取補償，以人性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合理，足見官方死亡人數的論述有很大問題。

為何二二八死亡人數這樣的「不解之謎」，讓藍綠雙方爭論多年？可能擔心受難人數直接影響事件受重視的程度吧。畢竟檢索《警察沿革誌》日本官方檔案中的紀錄，日據時期光是被警察處在台灣處死的人數就超過16萬，單一事件受難者超過千人的不在少數。遺憾的是，政府都沒有對這些事件進行追思或紀念。

口述史料的可信度較低

由於國民黨本身被視為加害者甚至元兇，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二二八研究相關檔案不可信，因而大量使用口述史料進行論證。但與檔案文獻相比，口述史料的可信度無疑較低，且受難者知道要接受官方訪談時，都認知到訪問內容與罪名的平反，以及當局正研議的賠償有關，都知道發言應該慎重，有所保留，不能隨便亂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褚靜濤表示：國民黨官方史料有編造的成分，但口述歷史錯繆處也不少，對這些史料必須批判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貶低口述歷史的價值，也不必迷信口述歷史，而將官方檔案棄置一旁。

此外，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吳銘能提出，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部分內容經過重新編排，納入《高雄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在這個過程當中，編輯者刻意增添一些主觀用語強調悲情，甚至修改受訪者的原句，進行意識形態的改變。例如將當時慣用的「日據時代」改為「日治時期」，從非法占據變為肯定其主權；將加害者由「外省人」改為「中國人」，配合從省籍到民族的撕裂；有時也將「國民黨」改成「中國」，將民眾憤恨國民黨的情緒轉向整個中國。尤有甚者，在原句上添加「劫後餘生」、「餘悸猶存」、「逃過一劫」等詞語，這些都是原文中未見。

中共地下黨對事件的影響

台灣作家陳芳明表示，謝雪紅等台共的行動與中共沒有聯繫，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吸收的黨員至多不超過一百人，很難有所作為。陳翠蓮認為，二二八時台灣的中共黨員至多不過一百人，影響力有限。真正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只有台北的學生部隊起義，但最後計畫胎死腹中；真正參與事件的謝雪紅一派，未受蔡孝乾的指揮，且受到仕紳階級的抵制；蘇新等人雖能影響王添，但當時皆不能算是中共，因此國民黨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咎中共，顯然是搪塞卸責。

但他們都僅著眼於「黨員」，而忽略了左翼「群眾」。而且可以看出，有點利用白馬非馬的論述，強調二二八事件與共產黨關係密切，但都是台共，極力撇清與大陸的關係。某種程度上，若承認二二八與中共關係密切，擔心會賦予國民黨的鎮壓有一定正當性。

左翼林書揚的看法，與幾位學者明顯不同。他認為台灣昔日左翼勢力強大，光是台共側翼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紅色總工會、台灣工友會等，成員就有5萬人，加上外圍組織也有約5萬人，能動員10萬群眾。若不是二二八事件倉促爆發，導致左翼力量在沒有充分部署的情況下提前發動，讓國民黨在事後提高警覺，開始全面追蹤而發動白色恐怖，台灣的左翼發展絕不僅僅如此。

台灣左翼人士當年在日本政府的強力鎮壓下，仍為了本地的文化、政治及經濟利益而奮起抵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當中，比起當時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由於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遭遇了最多的壓迫與傷害，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世間難有絕對的正義，以今非古也不符合學術精神，「轉型正義」不應變成勝利者對失敗方的清算鬥爭，甚至異端審判。期盼該事件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漢江師院校聘台籍副教授)

驅逐艦在各國海軍中屬於主力兵種，除能擔負艦隊防空、反艦與反潛任務外，也能單獨執行相關的作戰任務。大陸解放軍海軍在進入21世紀後，驅逐艦能攜帶雷達、武器，排水量也快速增至5千噸或萬噸，在第一島鏈面對美軍的威脅時，052D驅逐艦是解放軍海軍防禦/攻擊的主力，數量上也已躍居海軍首位。

052D之發展始末

解放軍海軍為因應現代化海上作戰，對於驅逐艦的性能要求越來越高，首艘052D驅逐艦「昆明號」於2014年正式加入解放軍的行列，配屬於南海艦隊，是解放軍的第三代驅逐艦，也是首艘配備相位陣列雷達系統與垂直發射系統的艦隻，有著「中華神盾」的美名。艦身除已具備模組化設計，超過7,000噸的滿載排水量也的確符合「遠洋航行」的要求。基本上，其艦體是從解放軍052C型驅逐艦衍生而來，外觀上與前期型號有許多雷同之處，只是在艦體上層增加了具有匿蹤功能的設計。

為讓052D更為適應戰場環境，該艦配備最新的「戰術資料鏈」，類似美軍開發的Link16系統，於戰時能以更方便、快速、保密的方式，將戰情資訊傳遞給其他友軍，增進其整體的聯合作戰效能。江南造船廠、大連造船廠已為解放軍建造超過30艘052D，成為海軍目前數量最多的驅逐艦。從2018年開始，052D先後前往亞丁灣海域/西太平洋執行護航與實戰演練，參演的艦艇數量超過10艘。

052D之基本規格

嚴格來說，解放軍海軍在「小步快跑」的建軍模式下，052D前後有兩種不同的批次。所謂的小步快跑建軍，是指軍隊僅針對目前的需求建造少量的武器載台，並透過該武器載台來適應各種不同的作戰環境，當該武器載台的性能成熟，或符合其作戰需求時，高層才會下令大量建造。這種建軍模式能讓一支軍隊迅速進步，也能讓新的武器載台於大量服役前，先行適應部隊的訓練、作戰要求。解放軍海軍及空軍戰機的發展皆採該作法，不僅更符合建軍的成本效益，也能讓部隊的戰力快速提升。

052D前期型號的滿載排水量約7,000噸，後期則增加至7,500噸，艦長為157公尺，後期增加至161公尺，全寬約18公尺，吃水則為5公尺；發動機以2具GT-25000燃氣輪機和2具MTU-20 V956 TB92柴油機為主，最高航行速度為32節，乘員280人，武器系統方面，配備64枚通用的垂直發射系統，能攜帶紅旗-9中程防空飛彈、鷹擊18長程反艦飛彈、長劍10遠程巡弋飛彈。一挺H/PJ-45A型單管30公釐艦砲，直升機的機庫上方配屬一座HQ-10短程防空飛彈發射器，攜彈量為24發、6枚324公釐口徑的魚雷，艦載直升機依據建造批次，分別能攜帶一架直-9C或直-20F反潛直升機。

艦載武器性能

在艦載武器配備上，052D驅逐艦的裝備值得外界關注。首先，一艘驅逐艦若想獲得強大的制海作戰能力，必須針對反艦飛彈的性能進行著墨，部署於052D的「鷹級18反艦飛彈」，其彈體長度為8.3公尺，彈頭重量高達330公斤，作戰範圍約600公里，於巡航飛行階段時，飛行速度為0.8馬赫，但在末端攻擊時能高達3馬赫，在彈頭重量與飛行速度加乘下，任何一艘現代軍艦都無法承受其攻擊，加上搭配中國自製的北斗衛星系統的導引，其飛彈精確度大為提高，2015服役至今已成為大陸海軍主要的反艦飛彈。

在海上防空作戰部分，052D搭配紅旗九防空飛彈，其彈體長度為6.5公尺，重量高達1,300公斤，彈頭重量約為180公斤，最大射程依型號分別125至260公里不等，射高為30公里，飛行速度為4.2馬赫至6馬赫，不但是大陸海軍的制式裝備，因性能優異，也常裝備於陸軍防空部隊。因紅旗九防空飛彈的射程超過100公里以上，讓艦體具備區域防空飛彈的能力，這使得052D成為「航空母艦戰鬥群」(carrier battle group)不可或缺的防空要角。

為強化船艦的反潛能力，052D能搭載一架反潛直升機。直九是較早開發的反潛直升機，也是部署於052D早期的批號，其機體參考了法國SA 365 N1直升機，經過哈爾濱公司的努力，至今已有超過240架服役於解放軍。

直20F同樣為哈爾濱公司開發的直升機，部署於052D後期的批號。它是一款中型直升機，主旋翼採用五葉旋翼的設計，可搭載聲納浮標、反潛魚雷、反艦飛彈等多種武器，飛行時間為5小時，反潛半徑為200公里，與陸/空軍所使用的版本不同，它的尾旋翼具有摺疊功能，以方便適應艦上運作，2022年開始部署於海軍。

整體來看，052D驅逐艦日漸成熟，它不僅有區域防空作戰的性能，更能兼具遠洋海軍的指管通情能力。不論在排水量、艦體性能或艦載武器的搭配上，052D已能和055型飛彈驅逐艦形成低─高配，成為一支能和美軍航艦戰鬥群抗衡的艦隊。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肩射式防空飛彈是一種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適合低空防禦的武器系統，已服役數十年。時至今日，這類武器系統仍持續進化，並成為軍用車輛、直升機和小型船艦的標準配備。本文將討論其優缺點和應用範圍，並介紹美國的刺針飛彈系列。

優缺點和應用範圍

肩射式防空飛彈的優點是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等，適合低空防禦、短程空對空作戰用途。缺點則是導引段為紅外線（IR）導引設計，常會受到敵機拋撒熱焰彈（Flare）等熱源的干擾，而產生失誤；內置燃料有限，有效射程僅數千公尺；內置小型彈頭（戰鬥部）加上預置破片，僅能殺傷敵機，無法完全摧毀。若碰上A-10或Su-25這類有裝甲防禦的攻擊機，擊落機率更降低不少。

應用範圍：軍用車輛可配置結合防空飛彈發射器、機槍、機砲、反裝甲飛彈（ATGM）發射器、雷射武器系統（LWS）的多用途遙控武器站（MRWS），以進行低空防禦；直升機的武器掛架可攜帶防空飛彈發射器，以進行短程空對空作戰；水面艦艇因甲板面積有限，僅可配置單兵操作的雙聯裝（DMS），或三聯裝（TMS）三腳架發射器，或由單兵攜帶的肩射式發射器。

FIM-92刺針防空飛彈

FIM-92刺針防空飛彈（Stinger）是由美國雷神公司（Raythoen)研發，並授權德國EADS和土耳其ROKETSAN製造，已量產超過70,000枚飛彈。FIM-92不僅全美國各軍種使用，也在全球其他29個國家使用，自1981年服役至今，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肩射式防空飛彈。

FIM-92全套重量15公斤、彈重10公斤、彈頭（戰鬥部）重3.3公斤（內含高爆裝藥）、發射器握柄內含發射電池和冷卻裝置（俗稱咖啡罐）、被動紅外線導引/紫外線導引段、有效射程為4,800公尺、極速為2.2馬赫、操作人數1~2人、單價約38,000美元。

FIM-92衍生型有FIM-92A、FIM-92B、FIM-92C、FIM-92D、FIM-92G等型號。據資料顯示，FIM-92彈頭的破壞力，約為轎車以時速60公里撞擊的動能，可對付無人機（UAV）、直升機和定翼機等目標，已證實有270架各型飛機遭FIM-92擊落。阿富汗戰爭期間，阿富汗反抗軍獲得美國的援助，以FIM-92擊落或擊傷多架俄製軍機，包括各型直升機和Su-25蛙足式（Frogfoot）攻擊機等。尚在進行的俄烏戰爭，烏克蘭使用西方國家軍援的FIM-92，擊落多架俄製軍機和巡弋飛彈，戰果豐碩。

FIM-92除了肩射型之外，還有雙聯裝（DMS）三腳架發射器、悍馬車底盤的復仇者防空系統（Avenger）、AH-64攻擊直升機使用等型號。目前，台灣軍方已採購一批FIM-92雙聯裝型號和AH-64E使用型號，另採購數百枚FIM-92肩射式型號，可用於地面防空和海上防空用途。

台採購單兵肩射刺針飛彈

台灣海軍編列133.7億餘元跨年度預算，統籌建案，向美國採購500枚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其中250枚配屬陸軍、250枚供海軍陸戰隊或部分艦艇兵使用，預計2025年以前全數會交貨，主要供志願役官兵組成的作戰部隊操作。

根據國防部預算書的內容，陸軍司令部自2019-2025年間，共編列了72億65,287,000元台幣，計畫籌購250枚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108具發射器、108套敵我識別裝置（IFF）；海軍司令部自2017-2025年間，共編列61億9,980,000元台幣，籌購250枚刺針飛彈、70具發射器、62套敵我識別裝置。據傳，首批已撥交首都部隊使用。未來陸軍地面部隊、海軍小型艦艇（光華六號飛彈快艇、快速布雷艇）均可使用。

美國以軍事援助名義無償提供給台灣的軍事裝備，包括1,000挺M-240B型排用機槍的槍枝彈藥、80,000套美軍現役戰鬥個裝、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繫留式氣球系統（浮空器）、岸置型魚叉反艦飛彈的訓練系統等。

天弓三型、陸基劍二型

國軍規劃在全台新設12處天弓三型（TK-3）防空飛彈陣地，預計2026年底前全數完工啟用，以強化防空攔截性能。至於地面部隊，國軍以通訊鏈整合情報鏈、指揮鏈，並建立擊殺鏈提升防衛能量。建立擊殺鏈之後，可大幅縮短發現目標到打擊的時間，作戰部隊可發揮更精準的打擊效果。

此外，天弓三型搭配美國愛國者二/三型、陸基劍二型、各型刺針飛彈系列、天兵快砲系統等，可形成多層次防空網，進而有效戍守台海周邊的空域安全。目前，新竹樂山雷達站已部署了天兵快砲系統，後續可能追加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和復仇者防空系統。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目前德國、荷蘭、芬蘭與中國大陸都已開徵寵物稅，希望能降低遊蕩犬（包括無主的流浪犬與有人養但自由出入家戶未管理的放養犬）的數量，減少棄養，並增加政府稅收。台灣近年來遊蕩犬數量持續增加，政府是否應徵收寵物稅值得探討。

探德國實施寵物稅情形

在德國，寵物稅是由寵物主人居住的市府當局對飼主徵收的地方稅，寵物主人一年繳一次，其主要目的是實現監管，限制德國各城市和直轄市的家犬總數。稅率是由德國各州(Länder)負責訂定，法源依據是德國各州的《寵物稅法》和《市政收費法》。根據規定，飼主飼養一隻小犬，必須在牠出生後3個月內登記寵物稅，若購買的家犬年齡較大，需要在擁有後2到4周內做登記。

德國許多城市提供線上註冊服務。要完成註冊，飼主須提供身分證明（駕照或護照）、地址、犬隻的詳細資料，例如出生日期、取得日期、品種和識別號、犬稅繳稅標籤號。飼主在為家犬註冊並繳納年度寵物稅之後，會收到一個寵物稅標籤作為付款證明；在公共場合，這個標籤必須貼在家犬項圈上，因一旦被地方當局攔下檢查，沒隨身攜帶這個標籤就會有大麻煩。

被視為危險犬的必須繳交更高額的稅，但導盲犬、治療犬、牧羊犬、救援犬及員警或毒品的檢測犬，可獲得租稅減免，但飼主必須提供證據證明所養的狗有資格擔任這些角色。此外，如果飼主的狗是來自動物收容所，亦可獲得租稅減免。

一般說來，寵物稅被視為私人支出，飼主不可將其當作收入減項扣除支出，只有服務犬例外，如果飼主得依靠服務犬提供與殘疾人士相關的服務，可以扣除服務犬的獸醫費用和食品費用。當飼主搬家或無法再繼續養狗，必須將變動情形通知稅務機關，如果把狗轉讓給其他人，原主人應該提供新主人的資訊，如果狗失蹤或去世，飼主須辦理寵物稅除籍手續，如果寵物狗被安樂死，飼主需要提供獸醫證書作為除稅籍的證明。

荷蘭徵收寵物稅情形

荷蘭許多城市每年都會徵收家犬稅，該稅是該國最古老的稅收之一。為了限制城市中狗的數量，狗稅取決於主人飼養的數量，類似「一次性稅」(lump sum tax)，通常每增加一隻家犬，寵物稅就會提高，無論狗的大小，繳交的稅率都一樣。此外，狗稅與飼養方式無關，所養的狗即使不出門還是要繳狗稅。

在荷蘭所有的寵物中，只有狗需要納稅和登記。除了繳稅外，飼主還必須在當地稅務局登記，與德國一樣，一旦飼養的狗正式註冊，狗將獲得一個帶有寵物資訊的小金屬標籤，主人必須把它掛在狗的項圈上，如果飼主錯過了報稅截止日期或忘記申報，則必須繳交罰款。

荷蘭某些市政府會定期、挨家挨戶檢查是否有人養狗而未註冊，每一個城市的稅金也不相同。例如，海牙每年的費用約為116歐元，而在烏德勒支每年僅74歐元。荷蘭全國的平均狗稅每年是76歐元，在大多數地區必須一次全額支付，目前荷蘭大約有200個城市課徵狗稅。

與德國不同的是，荷蘭官方根據一份公布的高危險犬清單，凡是飼養被認為具有潛在危險的鬥牛獒、秋田犬、高加索牧羊犬，比特犬和鬥牛梗，必須參加一些課程，學習如何正確飼養這些高危險的狗，以減少狗襲擊路人事件。近年來荷蘭開始禁止進口和培育上述品種的狗，2017年甚至規定飼主只能飼養政府清單上的狗，否則就會被處以罰款。荷蘭生活昂貴，養狗並不便宜。徵收的狗稅除了增加地方稅收，也限制了家犬的數量，這意味著非法繁殖的情形可能會更低。

台灣家犬棄養情形日增

上海、北京等城市也開徵了寵物稅，並訂有「養犬管理條例」。寵物稅被納入政府的稅收，每個城市課徵的寵物稅金額不盡相同，若狗的主人未繳稅，會有一定罰款。

台灣每兩年會統計一次家犬飼養的數量，2009年有1,271,920隻家犬，2013年全台飼養家犬數增至1,741,602隻，2015年家犬飼養量為1,714,238隻，2017年家犬飼養數增至1,777,252隻，2019年降為1,537,440隻，2021年再降為1,235,218隻，這代表從2009到2021年台灣家犬飼養數「不增反減」。

台灣遊蕩犬的數量2009年為84,891隻，2015年為128,473隻，2019年為146,773隻，2021年增為155,869隻，2022年再增為159,697隻。這顯示從2009到2022年，台灣遊蕩犬數量增加了74,806隻，增幅比率高達88.12%。遊蕩犬出現「不減反增」現象，可證明近年來飼主棄養的情形愈來愈嚴重。如果政府開徵寵物稅，或許可以減少狗主人隨便棄養，導致遊蕩犬日增的情形，另一方面亦可增加政府稅收，用於改善市容環境。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自從美國經濟學家戈丁(Claudia Goldin)以宏觀的視野，針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相關型態，以及男女薪資長期差異，開創性別經濟研究先河，榮獲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女力崛起」及其影響成為各界聚焦的議題。戈丁在研究分析中指出：女性在就業選擇上經常受到婚姻及家庭責任的限制；但無法忽略的是，20世紀開始，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服務相關行業發展，加上離婚率升高與避孕藥技術突破，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的同時，女性社會地位也進一步提高。

此一現象，台灣亦不例外。戰後由於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大幅提高，導致台灣社會結構呈現快速變化，公私領域均可發現，愈來愈多女性已突破傳統「男主外」必須肩負維持「家計經濟」事業、「女主內」責無旁貸從事「家事無償」工作的僵固觀念，積極進入職場就業，或投入新創事業，從各行各業中逐漸嶄露頭角，甚至擔任負責人主導營運，達到經濟自主，其優異表現令人驚豔。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今年1月29日公布的「2024年性別圖像」統計顯示，女性立法委員人數占比已達到41.6%，從中央至地方政府的單位主管及其所屬機關首長女性人數大幅成長，其中部分縣市政府主管或首長女性人數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此外，國營事業、上市及上櫃公司女性董事占比更創下歷史新高。無疑說明，近年來「女力崛起」已蔚為台灣社會潮流。

女性促成「寧靜」經濟革命

「女力崛起」除了不斷提高經濟自主能力外，更讓其在家庭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從主計總處公布的2022年家庭「經濟戶長」統計進行分析，以男性為經濟戶長家庭共計611萬戶、占比68.1%，以女性為經濟戶長家庭達285萬戶、占比31.9%，若與2008年男性563萬戶增加了48萬戶，女性190萬戶增加了95萬戶相比較，可顯示，此一期間男性戶數僅成長8.5%，女性戶數則大幅成長五成，女性可以說已扮演著「半個」台灣經濟的角色。

再從2022年家庭可支配所得統計加以觀察，在五等分位組別經濟戶長性別中，儘管男性經濟戶長可支配的所得仍然超越女性，但在各個分位組別中，高階可支配所得的女性經濟戶長增加戶數或比重，皆明顯增加。亦即過去15年來，女性經濟戶長及高階可支配所得的女性經濟戶長增加戶數或成長幅度，皆超越男性，在台灣社會結構中，正扮演著「寧靜」經濟革命。

女性消費力促進經濟成長

很顯然地，戰後在均等教育機會，以及公平工作環境下，台灣「女性經濟」的潮流，不僅扭轉了過去傳統的刻板印象，而且肩負著未來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然而，女力崛起對社會更重要的影響莫過於隨著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日益深化，誘發女性的消費實力大幅成長，不論歐美國家或新興市場，近年來無不將女性消費呈現的動能，轉化為活絡內需的新柴火，甚至是促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也就是說，自從「女性經濟」成為市場的顯學後，許多國家十分重視其所延伸的消費潛力。此意味著，由於女性的經濟自主能力提高，以及自我支配意識上揚，除了帶來更多元的消費動能外，其所形塑的市場特色，或所呈現的消費行為，在市場上創造了一個可以促進經濟成長焦點的同時，也促成廠商必須從女性的視角與時俱進地創新經營策略，進而客製滿足女性需求的產品及服務。這些讓廠商加速蛻變與轉型的現象，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加速廠商蛻變轉型

其一，自主個性化。隨著女性個人所得收入增加或自我支配能力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追求能呈現個別形象或品味的產品或服務，因擁有設計獨特或款式有限的產品或服務，可顯示自己與眾不同。

其二，多樣特色化。由於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經濟自主，現代女性不再滿足於一成不變的生活、千篇一律的形象，除了追求生活多樣化之外，更加期待嘗試不同特色的生活方式。

其三，休閑娛樂化。隨著家庭設備更新，許多女性希望從瑣碎繁重的家事勞務中解脫，休閑娛樂已成為女性的消費需求，例如，年輕女性因工作忙碌、養育子女勞累，需求的是健身或美容等消費；中年女性需求的是健檢或品味消費。

其四，情感美學化。由於所得收入提高或生活水準改善，女性在消費的同時，除重視產品實用或服務質量之外，更加期待情緒愉悅和美感滿足。因此，產品的名稱、外觀、色彩、款式或服務的項目、格調，必須能夠誘發女性產生衝動性和慾望性消費。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中美經濟及金融小組分別已展開三次對話，並針對金融穩定、跨境數據規管、資本市場、加徵關稅及投資審查機制，以及債務和氣候變化問題協調等進行討論。二大經濟體的對話別具政經意涵。

長期以來，中美兩強在經貿上既合作又競爭。農曆年前，兩國經濟工作組於2月5至6日首度在北京舉行實體會談，以促進雙邊經貿對話，同時也為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年訪中行程鋪路。據悉，這是中美經濟工作小組的第三次會議，美方聚焦中國電動車等補貼問題，並就非市場經濟作法和工業產能過剩、主權債務等議題展開討論，尋求共同合作的機會。

中美是世界前二大經濟體及貿易國，GDP合計占全球近四成。2022年全球出口總值24.9兆美元，大陸出口3兆5,936億美元（占比14.4%）居首，而美國占8.3%居次。因而，中美經濟及金融對話對全球整體經濟的穩定至關重要。

經濟與金融工作小組緣由

中美經濟與金融工作小組係由葉倫去(2023)年7月訪問大陸期間與中方商定設立。其中「經濟工作小組」由兩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金融工作小組」則由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主導。兩個工作小組將定期、不定期舉行會議，就經濟、金融領域相關議題加強溝通與交流。前二次的工作組會議分別於去年10月及11月舉行。另在「拜習會」登場前，由葉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先行會晤，針對兩國貨幣和金融穩定、金融監管、永續金融、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全球金融治理等議題，以及其他雙方關切的問題進行實質性的廣泛討論。第三次中美金融工作小組會議於今年1月18至19日舉行，經濟工作小組則於2月5至6日舉辦，主要探討議題，詳如表1所列。

希冀債務問題進行協商

首先，就債務問題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大陸自2013年推出「帶路」倡議，灌注數千億美元的貸款在中亞、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與歐洲等100多國，主要投資在發電廠、海港、公路及5G等基礎建設。若債務國還不出天價貸款，往往就得將港口、礦脈等控制權讓渡給中國，歐美斥此為「債務外交」。美國研究機構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在「帶路」倡議下，由國內金融機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達1.34兆美元，其中將近80%貸款流向了財務困難的國家。但中國強調「沒有任何一個合作夥伴認為中方製造了債務陷阱」，而且中國對債務國也有債務減免的措施。美方在會議中希望中方共同推動債務重組，協助貧窮國家解決積欠的龐大債務。

產業補貼議題及影響

中國財政部自2014年9月1日起對購置新能源汽車免徵車輛購置稅，並於2017、2020、2022年先後三次將該政策延續至2023年12月31日。截至2022年底，該政策累計免稅金額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預估2023年免稅額將超過1,150億元。該政策原本即將結束，卻於去年中又宣布，新能源汽車減免車輛購置稅可再延長4年，至2027年底，預估減免規模達5,200億元。

歐盟認為中方的補貼對歐洲的電動車行業構成威脅，已於去年9月宣布將對中國進口純電動汽車的補貼展開調查，以決定是否開徵反傾銷關稅。美方則認為，中方補貼政策鼓勵商品過度生產，可能在全球市場造成氾濫。

提升雙方的投資意願

近幾年，大陸A股的表現不佳，去年滬深300指數下跌了11.38%，今年以來A股持續震盪走弱，三大指數全部走跌，2月5日人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2碼生效，向市場提供長期流動性約1兆元。原本預期股市受此激勵大漲，未料兩市逾1,000檔個股跌停，股民哀鴻遍野。後國家隊強力護盤、換掉證監會主席，並強力信心喊話，A股在農曆封關年前才止跌回升。

去年8月9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授權美國財政部長可禁止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等對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統等三個領域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投資，讓不少風險投資基金望而卻步。中國商務部對此回應，美方限制該國企業對外投資，打著「去風險」的幌子，在投資領域搞「脫鉤斷鏈」，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擾亂全球供應鏈安全，將保留採取措施的權利。

在此次會議中，中方對半導體和雲服務受到限制、中企在美國的待遇，以及光電限制等向美方表示關切；當然也希冀美方取消對華投資的限制，為中美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的環境。除此，川普在任內對中發動貿易戰，中方出口至美的5,500億商品分別被課徵15%至30%不等的關稅，拜登上任後繼續保持對中關稅，並與盟友共同制衡中國。中方在此次會議對此也表達了關切。

維持金融及匯率穩定

2022年以來，中國大陸減持逾千億美元的美債。美國財政部1月19日公布的2023年11月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顯示，中國及日本兩大海外債主均增持美國國債，中方在11月增持124億美元，結束了連續7個月的拋售趨勢，為近8個月來的首次增持。時間點恰好在「拜習會」前後，反映出中美關係發生細微變化。

另外，中國銀行幾年前就推出跨境支付系統e-MPay，為從事中美跨境業務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多服務，中企今後可從美國電子商務平台的銷售直接獲取人民幣而非美元。據統計，人民幣在去年8月的跨境支付和收入中的份額升至創紀錄的54%，已超越美元的41%。

中美經濟及金融對話除彰顯兩國不尋求經濟及金融脫鉤外，亦有助於彼此間的經貿及全球金融穩定。然而，台灣即將上任的賴政府，若仍延續「親美遠中」政策，未來恐怕會走向脫鉤之路，實不利於台灣的經貿發展。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1月16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致辭時提前「劇透」，2023年中國經濟總體回升向好，預計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5.2%左右，高於年初確定的5%左右之預期目標。第二天，中國國家統計局正式官宣，經初步核算，2023年全年GDP達1,260,582億元人民幣，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5.2%。此數據不僅高於全球3%左右的預計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大眾輿論和資本市場似乎並不買帳。不少線民對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前景憂心忡忡，號稱國民經濟晴雨表的股市更是跌跌不休。從時間軸來看，2022年以來，唱衰中國經濟儼然成為西方輿論場上的主旋律，最知名的就是所謂的「中國見頂論」(Peak China)，直指中國經濟盛極而衰（參見〈理性看待「中國見頂論」〉，《觀察》2023年8月號）。

這一源自海外的悲觀論調，與國內躁動的輿情同頻共振，使一些國人開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甚至制度優越性失去信心。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罕見地提出，「（要）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那麼，中國經濟到底行不行？

中國經濟確實遭遇逆風

儘管官方給出了一張還算漂亮的成績單，但近年來中國經濟確實遭遇了逆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羅列的困難和挑戰主要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等。2023年中時，習近平曾指出「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應該是實事求是的研判。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宏觀預測課題組在《改革》雜誌2024年第1期發表長文，用數據進一步解析了中國經濟當下的「波浪」和「曲折」。

第一，從經濟增速來看，即使不考慮疫情的衝擊，GDP增速也從2010年的10.6%下滑至2019年的6.0%，平均每年下滑約0.5%。2020-2022中國GDP三年複合平均增速僅為4.5%。

第二，自2023年以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速，從1月的2.1%分別持續下降至10月和11月的-0.2%和-0.5%，說明當前中國的消費需求不足。

第三，自2022年初以來，中國的企業景氣指數也在波動中不斷下跌，當下的企業景氣指數明顯低於疫情前兩年(2018-2019)的水準(120-130)，說明當前企業的投資意願不足。

第四，從就業來看，2023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2%。然而，作為當前吸納靈活就業的兩大蓄水池行業，網約車和外賣配送行業在2023年已出現相對飽和狀態。具體地說，全國網約車司機數量從2020年末的289.1萬人激增至2023年12月的657.2萬人。但相較於2022年1月，2023年12月的網約車司機單月接單量從176單降至136單。當前中國的外賣騎手數量已達到1,300萬人，也趨近於飽和狀態。其中，美團騎手從2021年的527萬人增長至2022年的624萬，僅2022年全年就增加了97萬人。

此外，出口萎縮、外資撤離、就業難、降薪、裁員…諸如此類的「負面」話題充斥自媒體和街談巷議，聞者無不愁雲慘淡，人人自危。在上海一所公辦大學任教的筆者，去年以來也遭到降薪，妻子寬慰道「在地產、教培、互聯網、金融等行業大幅度裁員的經濟寒冬，能有一份穩定的體面的工作，已經很讓人羡慕了」。

認識中國經濟的正確方法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王鴻剛在《現代國際關係》2023年第12期撰文《中國經濟向何處去？》，開門見山提醒讀者警惕幾種錯誤的思維方式。

一是「純表象思維」。對中國經濟要挑毛病始終是有的，「但這些毛病只是表象，是發展中的問題，並不影響發展的車輪滾滾向前，糾結於這些表象並無助於認識事物的主流和本質」。

二是「純經濟思維」。從單純經濟視角入、從單純經濟視角出，顯然已不能解釋當下中國的經濟活動。

三是片面思維和靜態思維。經濟有時好，有時不怎麼好，這是經濟活動固有的週期性特徵；有些領域好，有些領域不怎麼好，不同行業的活躍度和利潤率總是有差別；有些地區好，有些地區則不怎麼好，即所謂地區發展不均衡。因此不必因為一時一事的好而沾沾自喜，也不必因為一時一事的不好而焦慮不安。

由是觀之，首先，「見頂論」等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只是看到了中國經濟減速的表象。中國經濟不可能永遠保持兩位數增長的狂飆突進，這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有些問題看似無比嚴峻，其實是發展中的問題和成長中的煩惱，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得到逐步解決。因此，即使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復甦未達到外界的強預期，中國政府仍然抵制住了「大水漫灌」式強刺激的誘惑。中共二十大報告講得很清楚，「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而非刻意追求速度或規模。

其次，不能就經濟談經濟，僅僅糾結於幾個經濟數據或市場的短期反應。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市場與政府是聯動的，國內與國際是互通的。2023年8月22日，習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時的講話中，談及中國經濟具有四大優勢，其中第一大優勢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這一體制既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注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力爭確保政府、市場與社會多元主體之間的緊密協同。

眾所周知，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鼓吹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由政府推動的。前兩年的一本暢銷書《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闡述了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三大「制度稟賦」：掌握大量資源並可以自主行動的地方政府、協調和控制能力強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資本雄厚和組織完善的官僚體系。這是中國政府的巨大優勢，並可以外溢為中國經濟的優勢，進而使人們相信中國能夠處理好經濟上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再次，在一些行業岌岌可危，哀鴻遍野的同時，一些新興產業正在迅猛崛起，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動能。正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看待中國經濟應有更加全面和動態的視野。

通讀去年(2023)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稿不難發現，創新被放在做好今年經濟工作的第一位，「科技創新」、「產業創新」、「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新質生產力」、「新型舉國體制」、「新型工業化」、「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新賽道」等名詞令人眼花撩亂。重要的是，這些並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中國經濟的新鮮血液。

例如，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太陽能電池被譽為中國外貿「新三樣」，去年上半年合計出口增長61.6%，拉動整體出口增長1.8%，是中國經濟的新亮點之一。根據經濟學家何帆的調研，「新三樣」所代表的新能源產業，最有希望成為未來的主導產業。這是因為新能源產業不僅發展速度快，而且規模巨大。2022年中國汽車製造業的營業收入約為9.3兆元人民幣，照此趨勢，再過5年，新能源汽車的市場占有率有望達到汽車市場的一半，也就是5兆元左右的營收。那時整個新能源產業的產值將是10兆元的規模。中國恰恰在新能源產業領域具有優勢地位，以至於歐盟要對中國的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小結

總之，曾經高歌猛進的中國經濟風光不再，但這並不意味中國經濟就要走下坡路。最近，《人民日報》援引一位訪華的外國友人的話說「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引發一些網友的調侃。但如果你關掉電腦，走出家門，就會發現街道上熙熙攘攘，景點前人滿為患，一片欣欣向榮，哪有經濟一蹶不振的樣子？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21兆元人民幣，增長6.4%，且31個省區市財政收入全部實現正增長。「中國經濟總體回升向好」，李強所言不虛。中國經濟究竟行不行，讀者也就有自己的答案了。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筆者沒見過施明德，聽李敖說：施是美麗島大審時唯一的男子漢大丈夫。他在法庭上不替自己辯解，直言不諱他讀軍校炮兵學院就是想要革命，所以是唯一被判死刑者，然因怕他成為烈士而改判無期；他在獄中絕食抗議，被强迫灌食始得生還；他三度入獄先後坐了25年牢，因此有人比喻他是「台灣的曼德拉」。曼德拉在坐了27年大牢後仰首出獄，當選南非總統，主導改革，消除白人政權嚴酷的「隔離政策」，完成種族大和解，贏得舉世敬重。而施明德出獄後既未能居大位，連政黨的和解都無法達成，令人遺憾之至。

曼德拉苦牢沒有白坐

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出獄後以「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國大黨ANC)主席的身分，於1994年當選南非總統，解除隔離政策之餘，還從事種族之間的和解。 他在《走向自由的漫長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一書裡自述，他敬佩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早期奮鬥，尤其欣賞游擊戰，他也讀過《孫子兵法》，從中學習到：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理解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他出身律師，25歲就已參與國大黨的反殖民鬥爭，於1944年又協創「青年同盟」(Youth League)。

當白人政府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時，曼德拉以國大黨主席身分誓言要推翻白人政府，且在1952年對抗運動後一舉成名，之後一再以煽動叛亂為名被補入獄。他曾秘密加入被查禁的南非共產黨，於1961年領導反政府行動，遂於翌年又被捕入獄，以推翻政府之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白人總統德克拉克(F. W. de Klerk）遭到國內外壓力，並擔心發生種族內戰，於1990年釋放了曼德拉，並與曼商議結束隔離政策，於1994年舉行多種族參與的普選。

曼德拉當選總統後就頒布新憲法。他於政權轉移時，以種族和解為要務，聲稱勇敢的人民不怕原諒別人，強調原諒與和解是為了和平。他保證白人的權益，可成為「彩虹國家」(the Rainbow Nation)的一員。他更主導成立聯合政府，任命德克拉克為副總統，並起用多名前朝官員為部會首長，以並盡力安撫南非的白人(Afrikaner)。

曼德拉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親自主持其事，並聘請聲望極高的圖圖主教(Cardinal Tutu)為主席，調查在隔離時代冒犯人權的人，不限於執行隔離政策的白人，也包括傷害人權與犯罪的黑人。他不僅無意製造烈士，而且鼓勵人主動自首以換取赦免。經過兩年的調查、聽證，1998年10月曼德拉發布了最終報告，他稱讚此一委員會幫助南非告別過去，全力關注當下與未來。

曼德拉上任時，南非黑白貧富極為不均，4,000萬人中有2,500萬人得不到電力供應，約有1,200萬人喝不到乾淨的飲水，有200萬孩童無法入學，有1/3的人是文盲，失業率高達33%，有10%的人患有愛滋病，犯罪率居高不下，大約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而政府的財政儲備幾乎歸零，1/5的全國預算必須償還借款，難以進行重建項目，更無從增加就業機會。曼德拉頂住黨內的批評，利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發展市場經濟、鼓勵國外投資，促進南非經濟成長。

於此可見，曼德拉不受自身社會主義信仰的束縛，維持前朝的體制，立法鼓勵土地改革、扶弱濟貧、擴大健保。社會福利於1996-1997年間增加了13%，接著兩年又增加了7%。到1999年有300萬人有電話，150萬學童接受教育，政府新建了75萬棟住房。

在國際上，曼德拉於1998-1999年成為「非結盟運動」的秘書長。1996年南非與中國大陸建交，曼德拉於1999年訪問北京。他的和解政策，雖受到激進黑人的抱怨，指責他討好白人，但他有胸襟與能力排除壓力、堅持和解。他婉拒續任總統，餘生透過「曼德拉基金」致力於打貧與醫治愛滋病。他得到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在內的250個榮譽獎，在南非被尊為國父。總之，他的前半生大都在獄中虛耗，後半生則成就不凡，贏得國際的美名。

施明德的境遇大異其趣

施明德坐牢的歲月及其勇毅膽識與曼德拉略同，但二人出獄後的境遇卻大不相同。

施明德1990年5月20日被特赦出獄，1992年在台南市以第一高票當選立委；1993年11月接任民進黨主席，並於1994年5月蟬聯第6屆黨主席。1996年3月李登輝當選民選總統，施明德因民進黨敗選而請辭主席。1998年當選第4屆立委。

1995年12月18日，施明德邀請新黨全委會召集人陳癸淼、前召集人趙少康在立法院喝咖啡，商談民進黨與新黨合作，籌組大聯合政府，最後大家決定推施明德角逐立法院長，希望以院長及立法院的多數牽制行政院長的同意權，進而影響內閣人事，更可以制衡當時一黨獨大的行政權。他們多次開會商議如何運作，但在李登輝政府的操作下，施以一票之差落選，功敗垂成。施坐牢的代價顯然沒有曼德拉「值錢」，他不但未能力挽狂瀾，還幾乎被狂瀾淹沒，而且民進黨內部給他極大壓力，與南非國大黨敬佩曼德拉的情況大異其趣。

2000年11月14日，施明德因不滿民進黨，正式宣布退黨，接著參選第5屆立委選舉落敗，2002年參選高雄市長也告落敗，2004年參選第6屆立委選舉又告失敗。2006年陳水扁的貪污事證逐漸明朗，施明德看不下去，呼籲群眾每人捐百元支持反貪倒扁運動，於10天內匯聚了130萬人的匯款，總金額達1.1億元。

同年9月9日，施率領群眾在凱大道與台北車站廣場靜坐，並在街頭遊行示威。紅衫軍氣勢如虹，黑壓壓的群眾直逼總統府。陳水扁動用了軍警及情治人員彈壓，而支持者中藍營反而遠多於綠營。但施似乎不願意趁勢徹底挑戰陳水扁的權力，並取而代之，結果抗爭拖延不決，氣勢三而竭，不免虎頭蛇尾，又是功虧一簣！

2007年10月14日施明德創立「紅黨」(Home Party)，以台大醫生陳耀昌為主席，主張反貪腐、反黑金、照顧弱勢、開放兩岸自由貿易，以期建立自由、民主、理性的公民社會。紅黨積極參選，但未能在立法院取得一席之地。2015年紅黨改名為「台灣人權聯盟」，4年後解散，無疾而終。

餘論馬英九的格局

提到格局，日前蘇起批評馬英九「沒有大格局」，並舉出6大原因，說明他執政8年未能阻止台灣走向沉淪。馬辦先說不回應，只表示遺憾；後小馬哥還是忍不住公開反嗆說：「不理解蘇起說什麼，並強調自己的格局一點都不小」，原來馬英九也是自我感覺良好之輩！除馬本人外，還有媒體名嘴說蘇「不夠厚道」，但若只因說當過馬的官，就必須感恩懷德不能說真話，豈不等於說馬只會用唯唯諾諾，觀貌察色的奴才？

馬英九是十目所視的公眾人物，言行掩蓋不了。他用獨派人士當陸委會主委、教育部長，以及留下綠色政務官在其府內，再怎樣為他辯護，也掩蓋不了他是謹小慎微，瞻前顧後，想當「全民總統」的人，完全不悟總統不是戲子，豈能討好所有的人？意識形態絕然不同的人怎會認真執行你的政策？他刻意討好政敵，壓抑同志以鳴高，沒有好好培養後繼人才惡果早已呈現，再無硬拗的餘地。他喜歡管小事，也耳熟能詳，幫他做過事的人感受自然更加深切。蘇起所說，何錯之有？

馬英九自誇的大事，諸如兩岸簽了23個協議，無不是不涉深水區的淺盤，苟且偷安、帶病延年而已。所謂外交休兵，休者歇息也，也非長久之計。有人有鑒於蔡英文政府兩岸關係兵凶戰危，斷交連連，便讚美馬英九8年台海無波，以此相比擬，須知比美，要跟西施比，豈能跟東施比啊？

至於「馬習會」，8年後的今天看來，除了是馬英九的個人秀外，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與意義？馬主張「不獨不統不武」，除有吸取選票的效用外，文理與邏輯兩不通，統與獨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者，兩者皆不取，剩下什麼？再說「不獨不統」的最後結局，能「不武」嗎？不禁想起《三俠五義》小說書所說：「馮生聯句狗屁不通」的話。

馬英九以元首之尊，雖有與曼德拉同樣的權力，但在8年任內，連兩岸大和解的曙光都沒出現，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還敢說格局一點都不小？當年數百萬兩度投票給他的人，能不由熱望而失望？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人類不斷進化，智慧與經驗的累積造就了現代化社會，政治制度也從早期的部落政治，經過君主專制，演進到民主政治。但現代民主政治的選舉制度卻造成許多弊端，甚至釀成悲劇。烏克蘭人民選澤倫斯基，可能就有值得檢討之處。

民主政治的豪賭

目前世界上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大多透過選舉產生領導人。在絕大部分的實例中，贏得選舉的領導人都具有豐富的從政經歷，偶有在其他領域有傑出成就者獲得選民的青睞，出任國家領導人，波蘭前總統華勒沙、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就是著名的例子。

烏克蘭現任總統澤倫斯基無疑是另一個特殊的例子。澤倫斯基早年曾在烏克蘭國立經濟大學法學院讀書，但他不喜歡律師職業，於是選擇繼續學生時期的興趣，從事演藝事業。

2015年，澤倫斯基團隊製作的政治喜劇《人民公僕》在烏克蘭播出，受到廣大的歡迎。澤倫斯基在劇中飾演一位中學歷史教師，誤打誤撞當選總統後，拒絕與寡頭、貪官合作，大力懲治貪腐。全劇以詼諧的手法，描述其間發生的各種趣事，澤倫斯基因此成為烏克蘭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也獲得支持者推舉競選總統。

2019年初，澤倫斯基被人民公僕黨推舉為黨主席及總統候選人。4月21日在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澤倫斯基以73.22%的支持率，擊敗對手波洛申科贏得選舉。

澤倫斯基毫無從政經歷，但因在劇中飾演過總統，並且打擊令人民詬病的貪腐政治，獲得烏克蘭選民的歡迎與支持。他能成為烏克蘭真正的總統，完全是拜民主選舉之賜，也顯現出民主政治可貴之處。

烏克蘭選民支持澤倫斯基，可以說是基於對政治現況的厭惡，期待澤倫斯基把戲劇中的場景帶到現實環境中，完全不顧他是否真正具備國家領導人應有的客觀條件。烏克蘭選民根據戲劇效果，將領導國家的重責大任託付給澤倫斯基，可以說是一場政治豪賭。

時勢造就了英雄

2019年5月20日，澤倫斯基宣誓就任總統，表示將「保衛烏克蘭獨立和主權完整」，執政後首要任務是促成烏克蘭東部地區停火，但他又說「只有在俄羅斯歸還烏克蘭領土，並遣返戰俘的情況下，才會和俄羅斯展開政治對話」。

烏克蘭過去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受到莫斯科的控制，蘇聯解體後，烏克蘭逐漸與俄羅斯交惡。在2014年前後，興起一股「烏克蘭主權正常化」熱潮，開始禁止俄文媒體，以及俄羅斯的文學、藝術，禁止人民講俄語，並拆毀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紀念碑。

烏克蘭東部有甚多俄裔人口，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也是俄語族群，於是以武裝行動對抗烏克蘭中央政府的反俄舉動，結果在烏東頓巴斯地區引爆了烏東戰爭，俄羅斯以保護俄裔人口為由介入烏東武裝衝突，使烏東地區一直陷入動亂。

澤倫斯基就任總統後採取親西方政策，除積極與歐盟國家往來，希望成為歐盟的成員國，並在美國的鼓勵下試圖加入北約，甚至將加入北約列入憲法中。烏克蘭親西方的態度令俄羅斯不滿，而烏克蘭試圖加入北約更令俄羅斯坐立難安。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俄羅斯終於先發制人，進軍烏克蘭。俄烏戰爭爆發後，澤倫斯基率領烏克蘭軍隊奮勇抵抗，歷經兩年堅持不妥協，成為西方世界公認的英雄。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俄烏戰爭爆發後，烏克蘭立即得到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軍援。過去兩年，澤倫斯基不斷在西方國家間奔走，四處求援。然而，雖然外界對烏克蘭的援助不斷，戰爭持續至今卻仍然陷入膠著狀態。由此觀之，倘若沒有外援，烏克蘭恐怕早已宣告戰敗。

今年1月20日，澤倫斯基在一項視訊談話中表示：「我們正在與合作夥伴準備新的協議，是一種強而有力的雙邊協議」。截至目前，英國與美國是烏克蘭最堅定的支持者。但在美國，越來越多人反對提供更多援助給烏克蘭，國會中的共和與民主兩黨為此激烈爭辯，尚未決定是否要向烏克蘭提供新一輪的軍事援助。

1977年台灣一首由李士英作詞、談修作曲的愛國歌曲《莫等待》中的一句歌詞－「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成為眾人傳頌的名言。在實務上，要想救自己的國家，除了全國軍民必須同仇敵愾，更需要有實質上的能量，包括充足的武器彈藥、供應不斷的糧食補給、廣大的土地縱深。但戰爭是殘酷的，對國家人民的傷害極為慘重。最好的救國之道是審時度勢，運用謀略，以和平的方式維護國家利益。

喜劇有可能成為悲劇

成功的喜劇演員帶給人們歡笑。烏克蘭民眾在觀看《人民公僕》時，對澤倫斯基詼諧且具諷刺的表現感到有趣。澤倫斯基是因在劇中打擊貪腐、清除惡習，贏得民眾的支持，但出任總統後卻將國家帶往戰爭。無論澤倫斯基的作為是否正確，烏克蘭人民飽受戰火蹂躪卻是不爭的事實。

毫無從政經歷的澤倫斯基成為烏克蘭總統，是拜民主選舉之賜。但看看烏克蘭目前的局勢，民主選舉會不會令人感到迷惘？

(作者係退休大使)

4月10日，韓國將舉行第22屆國會議員選舉，因此，3月將成為執政的國民之力黨和在野的民主黨最後衝刺的關鍵時刻。

韓國經濟一直沒有起色

無可諱言，這次國會議員選舉是韓國選民對尹錫悅政府執政2年以來的第一次評價，即所謂的「期中考試」，萬一執政黨敗選，尹錫悅將提前跛腳，未來3年將面臨由「植物總統」施政的尷尬局面。

過去兩年，尹錫悅雖在外交和安全領域有所突破，但在國內政治方面，不僅飽受民主黨的反對和杯葛，而且經濟和民生一直沒有起色，因此，根據韓國蓋洛普民調，尹錫悅的支持率僅有33%，遠低於當選總統時的48.56%，這對國會議員選情影響甚大。

原訂2月18日起要分別到德國和丹麥國是訪問的尹錫悅，啟程4天前突然延期，民主黨批評尹錫悅是「外交失禮」，但據尹錫悅辦公室的對外說明，延遲原因係因韓國5大綜合醫院醫師罷工，以及兩韓關係嚴峻等因素。

政治人物司法案件纏身

也有人猜測與總統夫人金建希有關。自從爆發一年多前收受美籍韓人牧師的名牌手提包事件後，金建希數月未露面，一直躲在官邸裡，尹錫悅也沒開新年記者會，改以單獨與KBS電視台記者對談的方式，對案情做了澄清，但卻沒有道歉，也未完整說明案情原委，因此，該事件仍是民主黨的選舉攻擊題材。

反對黨代表李在明死咬金建希的弊案不放，要求國會設立特偵組來詳細調查，這導致執政黨也翻出前總統文在寅的夫人金正淑，利用特支費，製作昂貴女裝，以及一人搭乘總統專機去印度泰姬瑪哈陵觀光，涉嫌濫權等罪，目前正由檢方偵查中，不久即將進入司法程序。朝野告來告去，恐怕只會累壞檢察官和法官。

諷刺的是，韓國司法人員也分保守派和民主派。文在寅政府時期，民主派檢察官和法官得勢，現在是保守派掌權，因此，起訴和判決不公的案件層出不窮，讓韓國人民對司法更加不信任。選舉法明明規定，所有選舉相關案件應在一年內完成第一審判決，但法官往往拖個兩年，甚至辭職去當律師，或參選國會議員。

最明顯的例子是，李在明競選總統時的幾個被起訴案，至今還在一審法官手裡，即使新任大法院長曹喜大上任後發布了改善政策，今年2月也有人事更動，但法官仍然我行我素。最高興的人是李在明，他不僅未受到判決的影響，還可以參加4月的國會議員選舉和2027年的總統大選。

朝野政黨均力求改革

這次選舉比較特別的是，朝野政黨的競選架構不同。民主黨方面設定審判尹錫悅，就是回到兩年前李在明直接對抗尹錫悅，但國民之力黨不吃這一套，去年12月選出法務部長韓東勳，以「緊急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目前等於黨主席）直球對決李在明，畫出一張「檢察官對嫌犯」的圖像。

韓東勳年輕有魄力，掌管選務一個月多以來，讓國民之力黨的支持率上升至37%，超過民主黨的31%。上屆國會議員選舉，首爾等北部地區幾乎是民主黨的天下，國民之力黨輸得很慘，但這回韓東勳誓言4月可看到「春天的花朵綻放」，強烈暗示勝選在握。值得一提的是，兩大黨都設有「國會議員候選人公薦委員會」，不僅找來有意參選人面試，而已擔任過數屆議員的資深人員，此次幾乎退出政壇或禮讓給新秀參選。黨務走向制度化，不是黨代表一人說了算。這值得台灣各政黨學習。

韓東勳雖無參政經驗，但目前不僅是韓國的紅人，更是李在明的眼中釘。韓東勳提出改革國會多項方案，其中包括將目前的300名總額縮減為250名、有案在身的國會議員一旦判決有罪後，應繳回所領取的薪資等，讓李在明和民主黨不敢反擊。

韓國人普遍認為，國民之力黨臨陣找來韓東勳是一個成功的嘗試。其原因不外乎是韓東勳沒有私心，自己不參加國會議員選舉，選完後不管輸贏，可能暫時告別首爾，選擇遠赴美國或英國進修一陣子，以免和尹錫悅發生摩擦等。當然，有人說韓東勳是尹錫悅的接棒人，但距離下屆總統選舉還有幾年的時間，因此，韓東勳選後留下漂亮的身影，與尹錫悅保持「不熱不冷」的關係，反而有利於爾後競選總統大位。

韓國脫離不了北韓因素

當然，這次選舉不能排除北韓因素。過去，韓國每逢重要選舉，從北韓一定會吹來所謂的「北風」，即透過文攻武嚇企圖影響選情。今年至今，北韓已發射5次飛彈威脅，韓國不僅早已習慣，而且與美軍、日本自衛隊聯合密集演習，告訴北韓不要輕舉妄動。

不過，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1月14日接受韓國KBS電視台訪問時指出：「兩韓與兩岸關係不同，全世界各國幾乎都認定只有一個中國」。看來賴清德上任後的首務是放棄台獨建國的妄想。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