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國際信評機構將美國長期外幣債務評級從最高的「AAA」調降一級到「AA+」，同時美國財政部又發行了3兆美元新債，這無疑開啟了全球對美國信用瓦解的潘朵拉盒子。

8月1日，全球三大國際信評機構之一的惠譽(Fitch Ratings)把美國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而另一家國際信評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則早於2011年將美國降級至今，目前僅剩下穆迪(Moody’s)仍維持美國信用為AAA評級。

「美債海嘯」已來了

兩天後的8月3日、星期三，美國財政部公布要再度加碼標售長債1,030億美元，規模超過此前的960億美元，高於大部分債券交易商的預期水準。同時，美國政府借貸需求成長驚人，單單7至9月這一季的淨借款，預期規模就已上調至1兆美元。加上第一季財政部已一次增發一兆美元，卻迄今無人問津的大額國債，不啻是2023年美國政府增發的美債總值破兩兆美元，卻不曉得要賣給誰？

而恰巧此時，美國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縮減規模，截至8月，一年多來已突破1兆美元，也就是說，美國境內的金融流動性暴增了「難以暢出國境」的3兆美元，難怪國際金融貨幣市場認為，超高危險的「美債海嘯」已來臨了。

三大機構均下調美國信用

2011年，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信用降評，曾引發股票等風險資產大拋售，當時歐巴馬政府立即「政治干預」，強迫標普的CEO下台換人，藉以降低美國信用降評對市場的衝擊。當年標準普爾堅決不改降評至今，但歐巴馬的作法對信評機構的寒蟬效應已形成，乃致惠譽遲至12年後，才敢發布對美國信用的降評。

穆迪雖尚未調降美國信用的評級，但也於8月7日先降評了美國十大商業銀行的信用評級，並預告將有第二批降評行動。穆迪表示，美國銀行業的信評實力，可能因籌資風險與獲利能力減弱而受到考驗。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在第一時間強硬地說，拜登政府堅決不接受降評，但拜登是否會師法歐巴馬壓制惠譽，並強迫穆迪不得跟進，以免影響其選情，則有待觀察。

降評美國信用是反映現實

惠譽強調，對美國信用降級旨在反映美國「未來三年財政將惡化」、「政府公共債務高且會不斷增加」、「美國債務上限僵局將反覆出現，以及至危機最後一刻才勉強拿得出解決方案的政府治理能力」，還有三大信評機構的「雙標評級問題」，乃至發現「其他AA級與AAA級的國家治理水準普遍下降」等問題。換言之，倘若不將美國信用降級，則未免對其他受評國家不公平，也不符合正義。

若干親民主黨的經濟學家如克魯曼認為，惠譽降級應該暫時不會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市場，至少過去12年來，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帶來的影響非常小。不過，其他公允理性的學者專家則認為，應該讓專業回歸專業，讓全世界投資人知道專業已看清美國的「信心虛幻」，以至美元價值強勢的「空心現實」，以反映國際金融經濟市場應有新格局。

如果黑色星期三惠譽降評未對美國信用及美元地位一刀斃命，那接踵而來的「美債海嘯」也必會讓美國信用與美元地位崩跌。

美國債務一直不斷擴增

為了應對財政赤字的惡化形勢，美國財政部兩年半來首次提高長期債券的標售規模，這是惠譽提前一天下調美國政府信用評級的關鍵原因。美國財政部加緊啟動這一波大發聯邦債券的行動，勢將考驗全球市場對美債的需求，尤其是中國、日本、歐盟乃至其他大量持有美債國，正積極拋售美債及積極參與「去美元化」運動，致使國際間能「胃納」新發行美債的量能，已顯然大打折扣，以致於美國市場上的10年期美債殖利率，已飆升至2022年11月以來的最高水準，到達4.5%的新天花板。

基於其強大的流動性，10年期美債殖利率一向被稱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其飆升必在金融市場引起劇烈動盪，並進一步強化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美國財政部表示，未來幾季可能需要進一步增加發債的規模，光是第四季的借貸需求即已高達8,500億美元。預計今年7至9月的淨借款規模將上調至1兆美元，而2024財年的發債淨額更將接近2兆美元。債務螺旋正推動美國逐漸走向明斯基時刻，一切資產瓦解的末日。如此大規模的美債一旦湧入市場，當然會再一次爆發「世界級金融海嘯」。

美元可能轉趨弱化

信貸條件收緊、商業投資減弱及國民消費放緩，勢將導致美國經濟加速滯脹衰退，加速「美國信用」崩壞的速度，並減少國際資金流入美國，加速美元匯率轉弱。事實上，美元今天還能維繫強勢的假象，只是因為美國財政部長期不改101及102標值的「美元指數」而已，一旦假象被理性專家解剖開，則美元必將轉趨弱化，可以想見的是，屆時全球金融經濟格局勢將發生巨變，全球區域經濟貨幣競升或競貶勢必再現。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總預算不應該含特別預算，因此，歲入歲出平衡不表示政府沒有巨額負債，另外，台灣的前瞻基礎建設，到底是先匡預算再提計畫，還是先提計畫再匡預算，值得探討。

特別預算為台灣所獨創

由於目前台灣政府採用特別預算的方式編列，都是以發行公債來籌措財源，按照目前公共債務法的規定，特別預算的編列，不受債務法有關中央總預算和特別預算每年舉債額度不得超過總預算加特別預算15%的限制。但是，特別預算在跨年度的計畫執行期間，其舉債累計合計數還是不能超過執行期間總預算加特別預算合計數的15%上限。

2020年初全球發生嚴重新冠疫情，蔡政府訂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該條例從2020年1月開始實施，到2022年7月正式公告廢止，一共橫跨三個會計年度。由於新冠疫情事發突然，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並訂定特別條例，避免對當年度已經編列預算執行的其它項目造成資金排擠，可以理解。事實上，各國政府預算都是普通預算，並沒有特別預算，台灣預算法以年度的「一般預算」為常態，特別預算顧名思義是指在特殊情況下所編制的預算，是「非常態」。

考察特別預算的歷史沿革可知，特別預算為台灣所獨創。1932年預算法訂定特別預算只適用於國防、重大災變，1937年適逢政府積極開展各項經濟建設，為了因應發展所需，再增加了「經濟上的重大變故」一項，1948年又增加了「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一項，從此沿用至今。

使用特別預算有法律規定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蔡政府2017年上任以來編列的特別預算包括：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預算（2014-2019）、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2020-2026）、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2020-2022）、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2022-2026），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2017-2021）和前瞻2.0（2022-2025）。

這些計畫中比較受到爭論的是，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究竟應歸屬於「普通預算」還是「特別預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共分8大項，包括軌道建設、水環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編列兩階段4年計畫，共8年，經費總額上限8,400億元。該計畫於2017年9月至2024年已編列了4期特別預算，約7,697億元。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與陳水扁政府於2004年推行的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類似，主要以特別預算編列，目的在加速經濟轉型、推動軌道交通及偏鄉公共建設等。坦白說，台灣城鄉公共基礎設施的差距確實存在，例如花蓮、台東、屏東等縣市不少社區大樓目前還在使用地下水，沒有接自來水管。細究此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到第三期的執行情形可發現，各縣市提出的「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與「河川及區域排水改善計畫」，都獲得了中央數千萬到數億不等的補助款。對改善飲用地下水的現況應有所幫助。

其次，此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縣市提出了「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台南市獲中央政府補助6.15億元，高雄市獲補助15.08億元，台中市獲補助5.24億元。各縣市也提出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台南市獲補助21.54億元，高雄市獲補助14.69億元，台中市獲補助19.31億元。

中央補助地方改善地方基礎建設無可厚非，但預算法第83條針對特別預算，有以下適用規定：(1)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2)國家經濟重大變故，(3)重大災變，(4)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只有發生上述情形時，才可以在總預算之外，以編列特別預算方式支付。

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中的「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與「提升道路品質」計畫，有符合特別預算的適用條件嗎？該兩項計畫，按往例，應該循正常預算程序，由各縣市在執行前一年度編定，並以經常門或資本門支應即可。況且，如果計畫因為業務量增加而導致經費增加，或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經費，根據預算法，尚可動用第一預備金和第二預備金，或追加預算支應。因此，修道路未必有以特別預算編列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對於特別預算應從嚴認定

根據財政部的資料發現，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在2004到2007年，分別是3.61兆、3.72兆、3.74兆、3.79兆，2008年突然成為3.909兆，較前一年增加1千多億，此後逐年快速增加，2009年為4.36兆，增加4千多億；2010年為4.77兆，增加4千多億；到了2019年已經來到5.39兆，此後再逐年增加，2022年為5.95兆。截至2023年8月4日止，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為5兆8,338億元，未滿一年債務未償餘額1,600億元，合計將近6兆。

由於前瞻基礎建設適用特別預算，排除了預算法第23條對於普通預算的限制。換言之，特別預算的資本門科目與經常門科目可以互相流用，不受限制，再加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舉債為主要資金來源，因此，筆者建議修訂預算法第83條，增訂「無法以年度預算編列、第一、第二預備金，或追加預算編列的計畫」，始能使用特別預算編訂，以避免過多特別預算計畫透過舉債，成為財政赤字的缺口。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今(2023)年正值習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因疫情延宕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峰會將於10月舉行。然而，就在中國媒體傾力總結過去10年來的輝煌成就，展望未來10年的光明前景時，西方媒體則更關注義大利將退出「一帶一路」的消息。

從義大利是首個也是唯一同中國簽署政府間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的七國集團（G7）成員，它還是北約和歐盟的創始成員國，可以說是西方陣營的核心成員之一，因此2019年3月義大利正式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極富象徵意義。此番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欲拂袖而去，檯面上的理由是「一帶一路」沒有給義大利帶來預期的收益，深層原因卻是華盛頓要求羅馬選邊站隊，與美國結成統一戰線。

義大利的退出自然是「一帶一路」的損失，但也不必高估這一風波的影響力。作為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國際合作平台，「一帶一路」的前途仍然可期。

義大利因未獲利而退出？

「一帶一路」倡議自問世以來，就在西方世界引起截然不同的反響，有的強烈抵制，有的猶豫觀望，有的積極回應。由於國內經濟陷入困頓，國際環境又因川普上台而惡化，義大利政商界不少人都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全方位合作，進而抓住「一帶一路」創造的新的發展機遇。2019年3月，習近平對義大利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是該次訪問的高潮。2017年和2019年時任義大利總理的孔蒂（Giuseppe Conte）都來華，出席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2022年10月，由梅洛尼領導的戰後義大利最右翼的政府上台。羅馬對「一帶一路」的不滿與批評開始浮出水面。2023年4月，彭博社報導有義大利工業部官員透露，義大利可能不會在2024年與中國自動續簽「一帶一路」備忘錄。義大利工業部發言人對這一消息不予置評。5月，路透社再次援引義大利高官的表態稱，極有可能不與中國續簽相關協議，義大利總理辦公室同樣保持沉默。不久，梅洛尼終於親口承認義大利可能退出「一帶一路」，只不過用了「尚未決定」這一委婉的口吻。7月底，義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Guido Crosetto）成為首位公開指責「一帶一路」的高官，他批評義大利2019年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是「草率和糟糕的決定」，因為此舉使中國對義大利的出口成倍增加，但義大利對中國的出口卻沒有同步增長。種種跡象顯示，義大利明年退出「一帶一路」是大概率事件。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單從統計資料來看，義大利的抱怨似乎不無道理。2022年，中義雙邊貿易額為778.8億美元，同比增長5.4%。中國對義大利出口509億美元，同比增長16.8%，進口269.8億美元，同比減少11%。但略微細究一下，就會發現義大利以貿易逆差為由退出「一帶一路」，相當牽強。

首先，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原因，不少歐洲國家在對華貿易中都存在逆差。例如，同為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協定的歐盟成員國，2022年葡萄牙的逆差為29.5億美元，匈牙利的逆差為54.2億美元，希臘的逆差為121.6億美元，波蘭的逆差為331億美元，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因此退出「一帶一路」。

其次，中國並未刻意追求貿易順差，貿易逆差也不一定代表義大利吃虧。2023年6月，中國駐義大利大使賈桂德在接受《米蘭財經報》採訪時就表示，只要貿易是公平、自願、符合市場規律的，兩國民眾就均能從中獲益。對於義方的關切，中方也並非無動於衷，而是計畫採取一系列平衡雙邊貿易的舉措，包括優先支援義大利高規格參加中方的重要國際展會、鼓勵兩國經貿促進機構合作、推進地方招商引資等，力爭讓更多「義大利製造」的優質產品進入大陸市場。顯然，緩解貿易失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義大利也未免太迫不及待了吧？

最後，促進雙邊貿易與投資固然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並非全部內容。義大利在華留學生安娜在其碩士論文中就指出，中義「一帶一路」備忘錄涉及方方面面，「實際上應被理解為兩國合作總框架」。的確，在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後，兩國在政治、經貿、科技、文旅、協力廠商市場合作等領域，都取得了碩果。由此可見，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的理由並不充分。那麼，羅馬為什麼不惜損害中義雙邊關係，也要退出「一帶一路」呢？

美國拼湊反中統一戰線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不會打地緣博弈小算盤，不搞排他「小圈子」，也不會做凌駕於人的強買強賣，一切都在陽光下運作，目標是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然而，美國習慣了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一言一行，幾乎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一帶一路」更成了華盛頓的眼中釘。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壯大，美國千方百計拼湊反中統一戰線，其中包括拉攏盟友，共同對付「一帶一路」，美國智庫和官員又不斷發表抨擊「一帶一路」的報告，比如2019年4月新美國安全中心曾對10個「一帶一路」專案做出評估，結果在「主權維護、透明度、財政可持續性、地方參與、地緣政治審慎性、環境可持續性、抵制腐敗」等7個指標都打了不及格。

2021年6月，拜登在《華盛頓郵報》為其上任後的首次歐洲之行造勢，宣稱「美國必須團結世界上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就升級實體、數位和衛生基礎設施，提供一個替代中國的高標準方案」。於是，拜登在同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順理成章地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計畫（Build Back Better World），作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選項。2022年5月，拜登在訪問日本時，又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以進一步對沖「一帶一路」的影響力。直到今年8月10日，拜登還在攻擊「一帶一路」，稱其為「債務和套索」。

另一方面，美國威逼利誘重要盟友退出「一帶一路」。早在義大利簽署「一帶一路」協議之前，美國就曾多次警告：「從長遠來看，加入該倡議最終會損害義大利的全球聲譽」，並威脅此後將「停止與義大利特工部門分享機密資訊，停止向熱那亞和的里雅斯特港口運送軍事裝備等敏感材料」，實際上是要強迫義大利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在義大利加入「一帶一路」之後，羅馬既要維護與華盛頓的盟友關係，又要盡量避免對美國一面倒，竭力在中美交鋒中維護自身的利益。美國卻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敵意，並不斷對義大利施壓。

極右翼的梅洛尼政府上台後，堅定奉行親美政策，美國終於找到了離間中義關係的契機。2023年7月，梅洛尼訪問了白宮，儘管她堅稱拜登從未直接就「一帶一路」的問題向她施壓，還刻意澄清「義大利的對華政策，不受美國的政策影響」，但彭博社披露梅洛尼已經私下向拜登承諾退出「一帶一路」，只是顧慮到中國的感受，沒有選擇在美國宣布而已。

「一帶一路」前途可期

10年來，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包括18個歐盟成員國）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餘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全球範圍內拉動近兆美元投資規模、形成了3,000多個合作項目、為共建國家創造了42萬個工作崗位。據世界銀行統計，從中長期來看，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將幫助全球近4千萬人擺脫貧困。事實證明，共建「一帶一路」有成效，得人心，前途可期。

針對有西方媒體炒作歐洲多國領導人將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峰會，中方也已經放話，共建「一帶一路」的參與方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外媒所提到的一些發達國家領導人本就不在邀請之列。可見，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跟它當初加入一樣，更多地只是具有象徵意義。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現代化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反映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標誌。中國人口達14億，占世界人口總量的18.3%。其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的總和（約為10億人）。14億人口的國家整體實現現代化，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中國式現代化最終目標是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必將惠及兩岸全體人民。

習近平說：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國特色。所謂一般性，就是承認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國際標準，例如，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目標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所謂中國式，是指中國的發展階段、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文化背景，不同於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進程、道路，不可能是西方現代化的「翻版」。最明顯的特徵是以人民為中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富裕全體人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中國式現代化新進程

習近平說：「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資訊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準用了200多年時間。我們要後來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並聯式』的過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這「四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四化同步是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會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內容，但這「四化」內容有新的發展。

一、工業化轉向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現在全國範圍傳統意義的工業化任務已基本完成。2022年三次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第一產業7.3%，第二產業39.9%，第三產業52.8%。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在此基礎上，現代化新征程是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其中包括：一是推進新型工業化：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智慧化、綠色化發展，建設製造強國、品質強國、網路強國、數位中國。二是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尤其是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加快發展物聯網，建設高效順暢的流通體系。三是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產業基礎要在過去幾次產業革命所產生的機械化—電氣化—資訊化基礎上，適應新科技和產業革命轉向數位化（智慧化）。

二、資訊化進入數位經濟新賽道。資訊化進入新階段的標誌是資訊和知識的數位化成為關鍵生產的要素，互聯網、大資料、人工智慧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突出表現在：一是產品、服務、財富的數位化。二是數字產業化，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料是大資料，而大資料是比石油資源還重要的資源，大資料產業將成為基礎性產業。三是產業數位化：以新一代資訊技術和智慧化為支撐，賦能各個產業；數位技術進入哪個產業領域，哪個產業領域就能得到根本改造並得到提升。重要特點是，核心業務都在網上，管理全部靠軟體，產品高度智慧化。四是政府治理、社會管理數位化，實體經濟與數位經濟深度融合，進入數字經濟新賽道。

三、城鎮化轉向新型城市化。現在中國城鎮化率2022年65.22%。傳統的農民進城意義的城鎮化基本到位。轉向城市化是以城市現代化推動城鄉現代化，主要有三個考慮。一是進一步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既包括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包括留在農村的農民不進城實現市民化。現有城市無力充分滿足市民化要求。需要城鎮城市化，即城鎮具有城市功能，基本具備城市的現代生活條件。二是克服大中城市的城市病：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宜居、韌性、智慧的城市。三是解決後發地區少城和無城可「化」的問題，增強其集聚發展要素的功能，以此來協調區域發展。

四、農業現代化轉向建設農業強國。中大二十大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解決三農現代化的目標是習近平講的：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農業由弱變強的關鍵在農業發展範式的轉變，即由追求農業剩餘範式轉向「品質加附加值」範式，也就是構建與居民消費升級相適應的高質、高效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農業收益。

為此需要推進農業技術創新：機械創新、生物技術創新、數位技術創新，以提升農產品的品質和附加價值；提供綠色化的技術。所有這些都需要以提升農業收益吸引農業投資，知識型新農民種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營現代化農業。鄉村振興是要從改善居住和衛生條件入手，推動鄉村振興，吸引農業投資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入農村。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其道路特徵包括：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明確雙碳目標、強調共同富裕、突出創新驅動。

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征程後，特別關注區域協調發展。目前江蘇省的現代化進程走在前頭，但在發展中大國，由於自然的和發展政策等方面原因，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距，進入現代化新征程後需要轉向平衡發展。促進後發地區實現現代化的跨越，先發地區和後發地區一體實現現代化。其路徑包括：一是產業一體化，以產業鏈形成一體化的產業體系。二是創新一體化，先發展地區作為科創中心，將創新的成果放到後發展地區實現產業化。三是建設雙向的「飛地經濟」，發達地區到後發地區建立產業園，後發地區到先發地區建立研發中心。四是交通資訊設施的一體化建設，縮短其與先發地區的時間距離。五是區域發展國家戰略，包含了先發地區和後發地區：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要在新發展格局下推進。創新的現代化道路包括：一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內迴圈突出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以及擴大有合理收入回報的投資需求。

二是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表現在科技創新與發達國家並跑，在重要的領域領跑，相應的明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人才是第一資源：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創新是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三是高水準對外開放，突出表現在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由政策性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

四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突出在建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營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總之，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而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兩岸人民應攜手共同創造繁榮昌盛的現代化國家，其成果必將造福兩岸人民。

(作者係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清同治11年（1872），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在《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曰：「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當時中國面對列強虎視眈眈，李鴻章心懷亡國之憂，提出了「對外和戎，對內變法」的主張。

現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主席接見回國參加2017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使節時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頑強奮鬥、奮發圖強，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如果說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來講是一場生死存亡的危機與挑戰，那麼習近平現在所談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多的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這兩種說法含義迥然不同，從側面折射出，中華民族近百年來鳳凰涅槃的攀登之路。

晚清時，中國仍處於傳統生產方式，但面對的世界則是西方列強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船堅砲利。洋務派湘軍名將胡林翼看到西洋輪船在長江逆流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當即變色無語，並中途嘔血，幾乎墜於馬下。這種情景生動說明了，清朝官員在西方先進技術科學面前的驚恐和無奈。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巨大差距，非短期所能彌補。西方列強正是依靠這種懸殊的「火力差距」，常能以數千人的兵力擊潰上萬清軍，迫使大清帝國屈膝求和，割地賠款。

不僅如此，原來只是地域性文明的西方文明，日漸被確立為全球適用的「新文明」。這樣，中國不僅面臨軍事和經濟領域落後帶來的挑戰，連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明，也面臨推倒重來的危險。因此，「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並不為過。

中國找到一條發展道路

面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以及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戰，幾乎所有非西方國家都面臨了痛苦的自我蛻變的過程。很多發展中國家始終沒有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因而未能度過劫難，只能在西方的衝擊下苟延殘喘。相比之下，中國通過145年的艱辛探索(1872-2017)，終於幸運地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借此實現鳳凰涅槃，在短短的70年間，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跨越式發展。

20世紀是美國主導的世紀。然而，與英國霸權衰落不同，美國霸權逐漸衰落，主要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其他國家的取代，或內部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衝擊，而是發展中國家的快速興起，促使國際格局進一步均衡化，導致世界多極化。可以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世界東西南北的力量和財富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國代表的西方世界、北方富裕國家的相對勢力正在下降，而中國代表的東方世界和南方窮國快速興起，雙方力量出現了日趨均衡的局面。

2035全球經濟出現多極化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關於2020-2035年十大趨勢報告中預測，全球經濟將維持2.6%的低速增長，其中發達國家1.7%，發展中國家4.9%，雙速增長的結果，到2035年全球經濟將出現多極化。屆時，發展中國家將占全球經濟的60%，經濟規模與投資都超過發達國家，世界經濟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屆時世界前幾大經濟體的排序將是：中國、印度、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

「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2013年發布的《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預測：到2052年，全球GDP將達到145兆美元（下同），其中中國約46.8兆，占比32.2%；美國約13.5兆，占比9.3%；美國以外的其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合計33.3兆，占比23%；新興經濟體（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和其他10個較大經濟體如印尼、墨西哥、越南等）約33.2兆，占比23%；世界其他地區（共計150個國家和地區）約18兆，占比12.4%。根據該報告，2035年中國、OECD+美國、其他發展中國家各占全球經濟的三分之一左右。

普華永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在其2020年發布的《205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50）預測，2050年世界前10位經濟體排名是：中國、印度、美國、印尼、巴西、俄羅斯、墨西哥、日本、德國、英國。其中，中國經濟總規模約為58兆，約占20%，印度和美國分別為44兆和34.1兆。

上述這些分析預測表明，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會繼續快速興起，發展模式呈現多樣化；世界實現多極化，出現三分天下的局面；進而出現500年未見之大變局，即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再是世界的唯一體系、甚至不再是主流的經濟體系，而像中國這樣走其他發展道路的文明，可能會在這個世界上產生更大的影響。

「美式和平」被撼動

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重心從歐洲-大西洋轉移到亞洲，撼動了「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預示著西方統領世界的五個世紀即將結束。這一切都與亞洲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再興有關。更確切地說，是美國勢力的相對下降和中國的崛起，使得「美式和平」來日無多。

美國執著其「霸權永續」，無視正在萌生的世界新秩序。如果說「誰丟掉了中國？」是冷戰初期美國憂心忡忡的問題，那麼「誰輸給了中國？」可能是當前美國的大問題。川普和拜登政府都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對中國進行從經濟、金融、科技、人文交流、人權、新疆、香港、台灣和南海等領域，全方位地碾壓和圍堵中國。

正如季辛吉曾告誡，中美關係目前「到了冷戰的山腳」。他還指出，中美兩國當前的矛盾與衝突，如果失控甚至引發熱戰的話，其結果一定會嚴重損害與顛覆國際秩序，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將無法置身事外，且不可能獲得任何好處。

從這個意義而言，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該通過各種積極方式，主動塑造中美關係，調動中美建交以來在社會與民意層面累積的各種積極因素，加強對話、交流與合作，盡可能消除美國競爭性對華戰略以「全政府」方式及作為其支撐的「全社會」狀態，從而為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避免最壞結果的發生而努力。

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     

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美國政治精英認為，中國一定會想方設法取代美國，並且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但事實證明，中國一直採取融入國際社會的思路，而且中國在融入的過程中受益良多。同時，中國十分強調國際秩序中的公平、公正、開放、平等、合理、和諧等價值觀，並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進行一切必要的改革，催生出更健康、更公正的全球市場和惠及各方的發展環境，但主張這些變革應當是漸進式的。

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及國際社會其他成員，正積極推動20國集團(G20)、「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金磚五國」(BRICS)、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等合作機制。新興的全球秩序不會以中國為中心，或圍繞中國的利益來運轉。中國準備成為多邊主義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擔保者，維持一個開放、富有活力，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經濟，能有效因應新的威脅與挑戰。中國願意在多邊機構裡承擔更大的責任，共同管理全球經濟，與世界主要地區的經濟夥伴建立新的制度和機制，但中國也應當在一些領域，以恰當的步伐提升並擴大其對全球治理的責任。因此，中國陸續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主張。

中國作為再興的大國，需要學習如何將自己的政策和戰略意圖，及時和清晰地傳遞給世界，從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美國面臨的考驗是能否根據形勢變化做出調整，能否與世界舞台上的新興力量合作而非對抗。總之，中美兩大國應共同努力構建一個更加務實的全球秩序，以確保21世紀成為一個和平與共同繁榮的世紀。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季辛吉博士以百歲高齡，從紐約飛往北京，周旋於北京高層，應付無虞，誠屬異稟。然而他以在野之身，以佝僂之軀，僕僕風塵，不辭勞苦，耐長途飛行之勞累，又必須打起精神，酬酢應對。他縱然有先天下之憂而憂之心，此行仍不太可能完全出自他的私意。白宮初說：是私人行程，後來看到那私人受到意外的高規格接待，便改口說：曾規劃此行數月之久，並期待聽取季辛吉博士的匯報。可見原是白宮的授意已無可疑。

至於白宮聽取季辛吉忠實的匯報及睿智的建議後，能否從善如流，不無可疑，因美國特異的、偏狹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客們挑起的反華狂熱病，恐怕難以吞下季博士的苦口良藥，病症無解。然則季辛吉老驥伏櫪，只有感嘆力不從心了。

季辛吉是現實主義謀士

季辛吉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就留意19世紀歐洲大國之間的博弈與權力平衡，尤其佩服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Klemens Metternich）於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協調英、法、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等大國，獲致權力的均衡，而後使歐陸享受百年之久的和平。他以「合法性」來闡述和平有賴於均衡的觀念，但他「現實」地認為合法與正義無關，只是利用外交安排的方法，可能達到的國際協定。他認為不被大國接受的國際秩序是危險的，當所有大國都接受時，國際秩序就有了合法性。當年歐洲五大國接受的國際秩序，維持了和平，合法性就不容懷疑，所謂公眾輿論和倫理道德，他認為都無關宏旨。

季辛吉得到尼克森總統重用後，大顯身手，主張以美、蘇、中、歐、日本五強，來平衡美蘇之間的危險對抗。然而日本形同美國的附庸，歐洲不是統一的國家權力，所以實際上只能是「聯華制蘇」，最後導致蘇聯的崩解，出現美國獨自超強的局面。按照季辛吉的理念，任何一國主宰國際秩序，均衡的外交藝術便無用武之地，就不會有和平，也無合法性可言。

季辛吉出身歐陸，15歲才到美國，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能在廬山之外看廬山。他認識到美國橫跨兩洋，地大物博，沒有強鄰環伺，自成孤立與偏狹的心態，又對外國的不信任，外交政策往往獨斷獨行，不切實際地想要整個世界遂美國之所欲。美國想要世界美國化的「理想主義」與季辛吉的「現實主義」是不搭調的。這種不搭調，使得季辛吉在美國成為所謂頗有爭議的人物。

季辛吉雖有壯志卻難酬

季辛吉的權力來自主子，主子下台，便成了「無權無勇」的書生，書生仍然有謀，但已難有用武之地。他以書生報國，從不懈怠，故而屢屢作文獻策，但多半徒勞無功，例如他曾公開聲明：北約納烏克蘭入約的不智與危險，言之雖有理有據，但被當政者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形成今日烏克蘭戰爭停不下來的難局，雖消耗俄國，但也摧毀了烏克蘭，重創了歐洲，更攪亂了世界的民生與經濟。季辛吉目睹此現狀，能不扼腕嘆息？

有人或以為，季辛吉若仍得行其志，必然會重演當年聯中抗蘇的故技，而大玩聯俄抗中的把戲。非也！那是川普想玩而玩不成的把戲。以季辛吉的智慧與理念，必然明瞭今非昔比，今日之中國不是當年的蘇聯，時空不一，情勢大變，不可能再重啟新的冷戰。他必然會推動中、美、俄、歐四方的權力均衡，有鑒於美國的實力，中國的崛起，俄國的核武庫，以及歐洲有意自主，大可形成均衡、合法的新型國際秩序，縱不能維持世界和平於永久，必可獲致長久的和平於一時，國與國之間又何須護欄呢？可惜其志不酬，只令他徒嘆奈何耳！

季辛吉對現狀充滿無奈

季辛吉之後，除卡特總統的布里辛斯基是有學問的戰略家外，此後餘子碌碌，均不足道矣。即使老布，因深具波蘭裔的仇俄心結，不免情緒多於理智，現實主義顯然略遜老基一籌。不過，在老布心中，中國、俄羅斯、伊朗聯手是一大夢魘，然而居然成為氣候，若他墓中有知，怎不令他氣絕？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一超獨霸，以為更有機會以美國價值重建世界秩序，但談何容易？更何況華府有的是昏庸的政客，無端挑起民粹，而後隨民粹起舞，如上届川普，這届拜登尤有過之而無不及。外交上更無能人，川普的國務卿蓬佩奧一介莽夫，蠻幹橫行，公然笑談欺詐手段，毫不忌諱。拜登的安全顧問沙利文少年得志，趾高氣揚，聽不懂楊潔篪不吃這一套的含義，刻意要北京讓步屈從，豈可得乎？

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說是訓練有素的外交官，但他言行乖謬，沒有證據竟一再說新疆有種族滅絕的問題，又睜眼說瞎話，說烏克蘭已經收復一半的失地。重量級官員胡言亂語，如此沒有風度，又言而無信，安能擔當重責大任？果然看到：美國在外交上愚蠢地逼迫中俄背靠背，關係愈來愈密切；呼朋喚友，又往往事倍功半，更攪亂世局的一池清水，在有深謀遠慮的百歲人瑞眼裡，沙利文也罷、布林肯也罷，都是令他扼腕的鼠輩而已！

季辛吉是真正知華派

北京領導人稱季辛吉是「老朋友」，因感念他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所作做的貢獻，此一貢獻是雙贏的。他一直是為美國的利益出謀劃策，所以認為他親華是不正確的。他不是「親華派」，而是「知華派」，他有緣與北京的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近距離接觸，面對面地交談，必然有親切的體會。他訪華不下百次，其間更親眼目睹中國的快速崛起，相信中國無意與美國爭霸，而是為了百年屈辱後的民族復興，人民可以過好日子。「一帶一路」是明明白白的雙贏策略，而且行之有效。他親自參與《上海公報》的簽訂，熟悉其內容，知道中國的底線不容曲解與挑戰。

季辛吉明言中美衝突必然是雙方都不可承受的災難，並非恐嚇，而是必然的後果。他以理性知華，顯然與盲目的、情緒的反華政客，在認知與高度上有天壤之別。習近平以超乎常規的禮遇款待這位人瑞，並為其擺設精心設計的壽宴，除了展現中華特有的人情味之外，更要凸顯這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見證人，以及他所見證的協議與承諾，不允許被扭曲與漠視。他感受到的是中國的實力與誠意，為美國計，和平共處，互利互贏，才是正道。

然而，季辛吉雖知華，然一士之諤諤，難敵反華的千人諾諾，而華府執政者的毀華之心揮之不去，國會議員們不負責任地刻意挑釁中國，幾近魯莽滅裂。總之，老美雅不願與北京平起平坐，看不得中國日益壯大，於是殫思竭慮，處處想要打壓中國。想要脫鈎，又脫鈎不成；說要避免風險，又不明風險何在？不想軍事衝突，卻又不時軍事挑釁；借中國飄來的流浪氣球，肆意操作間諜，沒完沒了，而美國中情局局長卻公開說：在華已重建間諜網，居然雙標一至於此；華府口說堅持「一中」，卻又掏空其內容，大玩危險的台灣牌；想要溝通，卻又說一套做一套。

美國矛盾百出，唯有靠霸道橫行，然而橫行豈能行遠？恐怕最後會落到知名美國外交史學者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所說的「美國悲劇」。季辛吉見之，能不憂慮？但狂瀾難挽，老驥伏櫪的最後一里，已力不從心；壯心雖在，無奈已經暮年。吾人真要為老邁的季辛吉既佩又惜啊！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1991年12月8日，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簽訂《別洛韋日協議》，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宣告了蘇聯的死刑。同年，烏克蘭從蘇聯分離出去，作為主權國家出現在歷史舞台，至今已有32年了。

走向權貴資本主義

烏克蘭獨立後，像許多蘇東國家一樣，政治上向自由民主制度靠近，經濟上拋棄社會主義和公有制，實施大規模的私有化、自由化和民營化，在化公為私、掌勺者私占大鍋飯的經濟改革中，一些黨政官僚和原國有企業經理搖身一變，成為人人稱羨的企業家，他們官商勾結、徇私枉法、權錢交易，透過各種各樣的非正式關係拉攏、腐蝕公權力，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利益版圖；又通過形式上的民主化機制，藉政治權力來維護和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形成一個經濟和政治權力相互加強的完美閉環，催生了一大批寡頭利益集團。

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統計資料，烏克蘭2%的公司與政治有關聯，主要集中在礦產、能源和運輸行業，它們占營業額的40%以上，占所有資產的50%以上。此外，它們還占據農業營業額和資產的四分之一左右，主要集中在糧食生產和出口領域。這種政經轉型的後果就是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尺蠖效應」：尺蠖一會兒放直，一會兒收縮，但無論收或放，都只朝著有利於權勢者而不利於老百姓的方向。

由此，烏克蘭最終產生了一批「合法但不正當」的民營企業和私人資本，寡頭群體不僅壟斷國民的經濟命脈，而且控制著烏克蘭的主要媒體，扶持自己支持的政黨和政治代言人，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

首先，在這種「合法但不正當」的寡頭政治支配下，烏克蘭最有利可圖的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與公私合謀，利用手中的資源建立和維持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這些寡頭在歐美開設分公司，設置海外銀行帳戶，洗白不義之財，甚至把子女和財產轉移至海外。他們對本國經濟毫無貢獻，讓烏克蘭始終無法構建強健有力的內需市場、培育自己的民族資本家和民族工業，只能淪為外國資本和商品的原材料供應地和市場。

俄烏戰爭甫爆發，烏克蘭排名前100的富豪逃走了96個，剩下4人因有案在身未能出逃；20多個議員逃到國外。國家精英的自私自利和缺乏操守，有利於烏克蘭民眾從西方民主的迷思中解放出來，他們發現原來民主不是烏克蘭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

助長了政治腐敗

其次，在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影子經濟和地下黑市猖獗，灰色收入成為公務人員和政府部門營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過程中夾雜著賄選、黑金、欺詐、舞弊與裙帶關係，新興的民主不僅無法遏制腐敗，而且助長了腐敗。2022年烏克蘭的民主指數只有5.42分（滿分都是10分）。其中選舉過程和多樣性6.5分、政府運作2.71分、政治參與7.22分、政治文化6.25分、公民自由4.41分，未達到民主政權的門檻，政權兼具專制主義和選舉主義特質，公權力無法受到有效的系統性限制，政治腐化嚴重。

2023年透明國際公布：烏克蘭2022年的清廉指數在滿分100分的情況下僅得33分，在180個國家中名列第122位，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哪怕處於戰爭期間，烏克蘭腐敗一樣猖獗，連西方援助的武器和裝備，都被烏克蘭官員、軍人、軍火商和志願兵盜賣，流入黑市。

加劇了民族矛盾

再次，權貴資本主義加劇了民族矛盾和國家危機。烏克蘭作為「歐洲糧倉」，原是東歐比較富裕的地區之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統計：直到2022年烏克蘭的人均GDP只有4,349美元，而西部的鄰居歐盟成員國波蘭有1.9萬美元，羅馬尼亞有1.59萬美元，匈牙利有1.73萬美元，斯洛伐克有2.09萬美元，連其東部的鄰居俄羅斯人均GDP也達到1.54萬美元。

烏克蘭經濟長年不景氣，使年輕人，尤其中西部地區的，寄希望於加入歐盟，他們成為遊行示威、集會反俄、反政府的主力軍；而以俄語為母語的烏東地區居民則渴望加強與俄羅斯的聯繫，借助俄羅斯的市場擺脫經濟困境。烏克蘭在東西兩股作用力的拉扯下，再加上一些居心叵測的國際力量煽風點火，爆發了內戰和民族分離運動。這次俄烏戰爭就是烏東兩地要求獨立的延續和擴大。

開啟了民粹主義

最後，權貴資本主義誘發腐敗，激起人民強烈不滿，為民粹主義、新班德拉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溫床。毫無從政經歷，又缺乏執政團隊的澤倫斯基，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以73.23%的得票率當選總統，也從而開啟了民粹主義政治，暴露出烏克蘭民主的「疲態」和衰敗。

澤倫斯基上台後的民粹主義政策，尤其是把加入北約寫入憲法，取消俄語作為國家法定語言，獨尊烏克蘭語等，徹底激怒了烏東地區居民，引發俄羅斯的強烈不滿，這是俄烏戰爭爆發的導火線。

結語

作為一位喜劇演員出身的總統，澤倫斯基可能忘了：喜劇的內核是悲劇，這幕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也是烏克蘭民主開出的「惡之花」。早熟的民主催生了權貴資本主義，導致政治腐敗猖獗、貧富差距懸殊、民粹主義盛行、社會不公不義凸出，烏克蘭一步步陷入民主化陷阱而不自知，最終誘發俄烏戰爭，讓全民族為不成熟的烏克蘭民主買單，其經驗和教訓值得其他國家和民族認真對待。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

在美國總統拜登的一聲召集令下，韓國總統尹錫悅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匆忙跑去美國華府附近的「大衛營」，一方面給拜登2024年總統選舉加分，另一方面再次鞏固美韓日三國的全面性結盟。

8月17日上午， 尹錫悅才忙完92歲高齡病逝的父親尹起重（延世大學統計學系榮譽教授）的「3日葬」家屬葬禮後，下午即匆匆飛往美國參加高峰會，這一陣子可真忙壞了。

尹錫悅在國內問題一籮筐

韓國四大國訂假日的815光復節，每年都盛大舉行，一方面是慶祝韓國於1945年終於脫離了日本殘酷的36年殖民統治，另一方面是總統向人民講述未來國內外政策的方向與目標。一般來說，歷任總統在光復節致詞時都會批評日本幾句，並再次要求日本道歉。但此次尹錫悅稱日本是韓國經濟與安全的夥伴，被在野的民主黨代表李在明痛批，尹不僅未提日本侵略韓國的歷史，也沒有提日本即將排放福島核廢水問題，反而要與日本加強軍事合作。

尹錫悅在國內「樹敵」太多。其父葬期間，前總統李明博夫婦和朴槿惠親自前往哀悼致意，唯獨前總統文在寅缺席。這證明尹錫悅與文在寅水火不容，目前有90餘名檢察官正在偵辦文在寅的弊案，其中包括廢除核電及介入地方選舉等。文在寅對此「忐忑不安」，但仍於7月25日聚集支持他的勢力，企圖影響明年4月的國會議員選舉。另外，民主黨代表李在明也是尹錫悅的眼中釘，《朝鮮日報》稱李在明離入監的日子不遠了。

日前韓國舉辦了世界童軍露營大會，因營區設備簡陋及環境惡劣，爆發了國際級的笑話，也引起朝野政黨為此爭吵不休。雖然主辦單位在活動結束前安排了K-Pop唱歌跳舞，讓各國青少年按下心中的不滿各自返家，但韓國監察院和檢方的調查才剛啟動，就發現各項設備都呈現偷工減料的情形，看來相關的各部會首長和不少公務員都將會因此案受到法律制裁。

三方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

尹錫悅執政不滿兩年，居然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了8次之多，在韓國歷任總統中排名「第一」，幾乎可稱得上有父子般的親密關係。

8月18日，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尹錫悅在華府近郊的大衛營，舉行了雙邊及三邊會談。會後三方發表聯合聲明，表達強烈反對任何在印太水域片面改變現狀的作為，也堅定反對軍事化作為，以及透過海事船隻實施危險行動。三國領導人重申，將依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促進朝鮮半島無核化；三國承諾協調應對北韓的核武及飛彈試射行動，充分落實對北韓的制裁。

白宮另外發布了一項美日韓三方「協商約定」文件稱，三國承諾在面對攸關集體利益與安全的區域挑戰、挑釁和威脅時，要迅速協調應對行動。不過，這未達北約的集體防禦條約層次，文件闡明：「各國保留採取妥適行動以維持安全利益或主權的自由權利，這項承諾不會取代或傷害美國對日本與韓國的雙邊防禦條約。」

據《紐約時報》報導，美韓今年4月在華府宣布，若北韓動武，美韓會協調軍事反應，在動用核武前，華府會與南韓諮商；但身為唯一一個被動用核武的國家，日本已明言拒絕參與。根據聯合聲明，協商意在分享訊息、合作通訊，並協調應對行動，最終會強化三邊溝通機制以促進定期且及時的溝通；除了過去已有的雙邊外長與防長對話外，三國的國安顧問、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每年至少會談一次。

不過，儘管華府一連串言論和行動遭到中國大陸的強烈譴責，拜登在會後仍表示，他預期今年將可與習近平在舊金山的APEC峰會會面，希望能延續兩人去年11月在印尼峇里島的對話。

朝鮮半島真會比較安全？

從近日北韓的頻繁軍事動作來看，金正恩已決意不再與尹錫悅「對話」，而將以武力決勝負。若雙方目前的惡劣情勢再發展下去，兩韓恐怕遲早會爆發衝突，屆時尹錫悅擁抱美日大腿，以及此次峰會達成的共識，是否真能救得了南韓，不免令人好奇。

另外，日前波蘭舉行國慶日閱兵，據《朝鮮日報》報導稱，展示的武器包括飛機、坦克車等都是「韓國貨」。外銷武器不僅給予不景氣的韓國經濟一些助力，也讓尹錫悅成為世界舞台上受到注目的人物，或許尹錫悅也因此認為他有辦法對付金正恩。

再者，一個多月前駐韓美軍Travis King透過板門店「投奔」北韓，據近日北韓的調查顯示，King因受不了駐韓美軍不人道的營區生活自願跑去北韓。King在金正恩手中，成了金正恩與拜登談判的籌碼。但因尹錫悅和金正恩「交惡」，使得尹無法協助拜登爭取King返回美國，此事後續如何發展有待觀察。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外交工作的最終目標是維護國家利益，但國際政治卻極為現實又無情，如何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是各國執政者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外交工作的幾個基本原則

外交工作雖然不是一成不變，但總有若干不變的基本原則。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但外交工作涉及國際關係，在維護本國利益時，也要顧及他國的利益。除非是戰爭的結果，否則不應該出現有利本國利益，卻損害他國利益的局面。因此，創造雙贏局面，才是外交工作成功的表現。

外交工作講求廣結善緣，平時必須與相關各方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才能在處理雙邊，甚至多邊國際議題時達成共識，使各項問題迎刃而解。因此，外交工作的大忌就是多方樹敵。倘如此，不但會讓自己在國際間寸步難行，而且會在若干議題上遭遇他方的阻擾甚至破壞。最明顯的實例就是，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下，沒有廣結善緣，卻多方樹敵，於是縱然極力爭取，卻無法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國家實力強大固然是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與對方具有傳統友誼，同時有相互依賴性，通常也能使外交工作順利推展。此外，所作所為應順應國際潮流，是外交工作必須把握的原則。

世界各國的面積及人口不同，資源有別，國家實力自然高下不一。如果本身實力不強，難道就只能任人宰割，任憑強者予取予求嗎？事實不然。實力較弱者也可以展現高明的外交手腕，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為自己爭取到最大的利益。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的外交作為，就非常值得評介。

索羅門群島善用地緣優勢

索羅門群島是南太平洋島國，位於澳洲的東北方，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東方，是君主立憲制大英國協王國。二戰時，美軍與日軍曾在索國首都荷尼阿拉所在地瓜達康納爾島激烈戰鬥，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

索國共有超過990個島，陸地總面積共28,450平方公里，海洋專屬經濟區面積達160萬平方公里，人口70.79萬。索國雖然經濟落後，但因鄰近澳洲，被澳洲視為安全屏障。澳洲不僅提供索國經濟援助，並在2017年與索國簽署一項安全條約，派遣警察和國防人員協助索國皇家警察部隊維護安全。

2019年9月16日，索國內閣決議與中國大陸建交。中索建交引起美國及澳洲高度關注。2022年2月，美國宣布將重啟停用了30年的駐索大使館，隨後美國副國務卿雪蔓和其他高官分別率團訪問了索國。

2022年4月，中索簽訂了一份秘密安全協議，同意中國海軍艦船在索國港口停靠，允許中國武裝人員在該國駐紮。此舉更讓美國及澳洲不安，唯恐中國大陸勢力進入南太平洋地區，改變該地區的戰略平衡。

今年4月22日，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率團，與蘇嘉瓦瑞總理及內閣閣員進行近90分鐘的會談，美方承諾啟動美索高階戰略對話，將由白宮和國務院共同主持，加速重啟於1993年關閉的大使館、推進清除索國境內未爆彈的合作、派遣美軍「仁慈號」（USNS Mercy）醫療艦執行公衛任務、提供更多疫苗等。

另一方面，澳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勒斯於今年6月28日前往索國會見蘇嘉瓦瑞總理，檢討雙方在2017年簽署的安全條約。蘇嘉瓦瑞就澳洲在安全領域的持續支援表達感謝之情，並與馬勒斯討論兩國之間透過區域安全、基礎建設、勞工流動、衛生事務等方面的夥伴關係，充分顯示索國有意繼續維持與澳洲的合作關係。

顯而易見，索國與中國大陸建交，反而使得索國成為美國、澳洲爭相拉攏的對象。

蘇嘉瓦瑞訪華成果豐碩

索國與中國大陸2019年建交後，總理蘇嘉瓦瑞隨即於該年10月8日前往北京訪問。時隔4年，今年7月9日至15日蘇嘉瓦瑞再度赴大陸參訪。

蘇嘉瓦瑞此次在北京除會見習近平，共同發布聯合聲明，宣示建立新時代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外，也參加了索國駐北京大使館的正式開館儀式。之後前往江蘇和廣東等地參訪。訪陸期間，蘇嘉瓦瑞與李強簽署了9項合作協議，其中包括效期至2025年的「警務實施計畫」，允許大陸在索國派駐警察，提升索國的警務執法能力。

雖然美、澳對索國與大陸的警務合作極為憂慮，但蘇嘉瓦瑞明白表示不會在美、澳、中之間選邊站，而是堅定採取中立立場。蘇嘉瓦瑞在與中國大陸建交後，並沒有一面倒向北京，而斷絕與美、澳的交往，因此得以繼續獲得美、澳的奧援，使索國多方獲利。

近年來，美國與中國大陸多方較勁的態勢日益明顯，如何與美、中維持等距關係已成為國際關係中的顯學。從客觀的角度來看，第三者全面倒向任何一方，都將有得也有失。

台灣的國際處境十分特殊，但民進黨政府秉持仇中反中思維，全面倒向美國，不但失去自主性，聽任美國予取予求，也得不到美國的尊敬，其表現真的令人汗顏。

(作者係退休大使)

當今的地緣政治局勢正在急劇改變，隨著中國及俄羅斯在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面從亞洲、歐洲、中東、非洲，以至拉丁美洲加大影響力，美國的地位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俄羅斯仍無法從與烏克蘭的衝突中脫身，美國目前視中國大陸為最大的眼中釘，使出渾身解數打壓之，其中一個被美國認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繼續打台灣牌。

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美國顯然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這有利於它充分利用台灣牽制中國大陸。但怎樣才能加大民進黨的勝算呢？挑動兩岸衝突應該是一個高明招數。中國目前強調和平發展，也到處當調停人，對軍事行動相當克制，根本上不會希望在任何地區引發軍事衝突。美國另外想到的一條戰線是引發兩岸在對外關係上產生矛盾。具體作法是美國找了歐洲和亞洲的兩個盟友，參演這場戲，而這兩個人的條件就是敢於與北京作對。

第一個人選是歐洲剛剛上台的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她一上台便與歐洲各國對著幹，並考慮不讓義大利繼續續約參加「一帶一路」，還矢言要發展與台灣的聯繫。她背後的兩名右翼盟友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所領導的「聯盟黨」(Lega)和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領導的「義大利前進黨」(Forza Italia)亦與美國有密切關係。義大利作為G7之一，肯定對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有幫助。

另一個人選就是南韓總統尹錫悅。他是一個素人政治家，主張對中國和北韓採取強硬措施，甚至因此願意與宿敵日本改善關係。他的右翼保守作風深受美國政界歡迎。如果南韓和台灣恢復友好關係，對中國大陸必定是一大打擊。

根據以上推斷，美國為了提高賴清德的國際聲譽，很可能會在大選前促使義大利和南韓提升對台關係，甚至不排除賴清德以副總統身分訪問南韓和義大利。教廷和台灣有邦交，賴清德若藉由訪問梵蒂岡，即可趁便與義大利官員會面，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若北京政府屆時激烈抗議，民進黨可炒作中國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以抬高賴清德的選情。

拜登政府知道若對台販售大量武器，未必能讓民進黨獲勝，因為台灣一般民眾都希望兩岸和平，不要發生戰事，但若通過提高民進黨，特別是賴清德的國際聲譽，應可擊敗國民黨的攻勢。所以，吾人應謹慎觀察未來一段時間內韓國及義大利的動向。

(作者係香港執業律師、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