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鑾鼻(Cape Eluanbi)為台灣最南端的岬角，又名南岬(South Cape)。位於屏東縣恆春鎮，為中央山脈盡處台地的最南端，隔著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鵝鑾」係南排灣族語，意為「船帆」，因該地西側香蕉灣有顆形似船帆的石頭，取名「鵝鑾」，大石被稱為船帆石；而「鼻」在台語中指物體突出而像鼻子的部分，為岬角之意，得名鵝鑾鼻。

台灣日據時期文獻上，此地名常以片假名書寫為「ガランピ」，或漢字「鵞鑾鼻」。清代多記載台灣最南點為「沙馬磯」或「沙馬磯頭」，例如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載：「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現代對於沙馬磯頭是貓鼻頭或鵝鑾鼻未有定見。

鵝鑾鼻一帶原為排灣族龜仔甪社(Kuarut)的領地。其地形為珊瑚礁隆起之台地，三面臨海，一面背山，地勢險要且沿岸多珊瑚暗礁，地處巴士海峽與太平洋交會之處，往來漁船頻繁，海下之暗礁非常險惡。

發生兩次外國漁船觸礁案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又譯羅妹號），於鵝鑾鼻西南方約15公里的七星礁觸礁沉沒，船長亨特(J. W. Hunt)夫婦偕同船員水手14人游至獅龜嶺（今龍磐草原一帶）上岸，因誤闖龜仔甪社領地，被當局誤認為侵略者，而依當地習慣法處決之，僅一名粵籍水手逃生，跨境後前往清治台灣，受當地居民幫助輾轉送至打狗英國領事館，促使斯卡羅酋邦與美國雙方簽訂南岬之盟。但因美清在台交涉時，清帝國表明：「告以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嗣後請飭外國商人謹遵土牛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埋下日本企圖占領台灣的野心。

1871年，琉球漁民因遇颱風，漂至八瑤灣（今滿州鄉九棚-港仔一帶），因船毀壞無法獨力回國，而深入異地與高士佛社的排灣族起了衝突，54名琉球人遭處決。日本以此為藉口，起兵討伐台灣，引發兩年後的牡丹社事件。

經歷兩次大規模外國漁船觸礁案，清廷無法坐視不管，首先於琅嶠猴洞山（今恆春市區）興建縣城，定名「恆春縣」；再委託英國皇家學會的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勘查恆春半島地貌，尋求興建燈塔的地點，後於現今鵝鑾鼻燈塔處，以100塊銀元向龜仔甪購買土地，興建燈塔。

鵝鑾鼻當選台灣八景之首

1927年5月，《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日日新聞社》票選「日本新八景」，《台灣日日新報》在台灣也發起「台灣新八景」票選活動，獲得台灣總督府交通局的支持。活動採民眾投票方式進行新八景募集，投票日期自6月10日到7月10日止，台灣和日本本土人民皆可投，可使用官製繪葉書（明信片）或用紙寫出推薦的代表名勝，可重複投票。

第一階段票選採「邊開邊投」方式進行，7月8日「ガランピ燈台」（鵝鑾鼻燈塔的片假名）以1千萬票獲得最高票。最終參加總票數高達3億5,900多萬票。第二階段交給台灣新八景審查委員，該審查的標準為：(1)為台灣有特色的景點，(2)規模不小者，(3)交通便利以利將來可能施設，(4)考慮史蹟及天然紀念物，(5)考慮全島地理的分布。

同年8月25日，審查委員於台灣鐵道飯店討論，8月27日在報紙公布選出的「八景」、「十二勝」與「二別格」，鵝鑾鼻燈塔以35,105,180票拔得頭籌。1929年3月下旬，《台灣日日新報》發布，將在鵝鑾鼻燈塔旁設立台灣八景紀念碑，於同年12月1日舉行落成儀式。

戰後初期，紀念碑的基座、位置，甚至連紀念碑的方位均遭到改變，石碑背面的碑文也遭水泥塗抹破壞，僅剩前方的「台灣八景鵞鑾鼻」字樣仍完整保留。

鵝鑾鼻燈塔歷史悠久

清廷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委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畢齊禮，於6月18日自打狗出發前往瑯嶠（今恆春）地區勘察燈塔建地。燈塔於1881年（清光緒7年）動工，1883年（清光緒9年）建成。建造費用總數為白銀20餘萬兩。當地是原住民的地盤，興建前後官方派了500兵力守護。1898年日本人重建燈塔，白色的塔身為海拔55公尺，高出地面18公尺，周圍100公尺是鐵鑄圓柱形，內分4層，頂端有26,000燭光的一等白燭光，可照射20海浬。鵝鑾鼻燈塔樓面向西南方，背山面海。該燈塔一度被認定為台灣最南端的標誌，後被台灣最南點地標取代。

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廷撤台前炸毀燈塔。1898年日人撥款整修完成。1904年燈塔架設電話線，是恆春地區第一部電話。二次大戰末期遭盟軍軍機炸燬。1962年由國民政府重修建成。

鵝鑾燈塔塔身全白，為圓柱形，高21.4公尺，周長110公尺，外觀以砲壘為建築，並以砲台作為塔基，而且在圍牆上設有槍眼，四周更設有壕溝，為全世界唯一的武裝燈塔。白色圓形鐵塔內共分五層，第一層儲煤油，第二層置格林砲，三層為洋人休憩所，四層則設置榕林砲，第五層則為光源所在；但二次大戰末期曾遭炸毀，並於光復後改建並換裝新式大型四等旋轉透鏡電燈，是目前台灣光力最強的燈塔，享有「東亞之光」的美稱。

1982年燈塔前大片的珊瑚礁闢建為公園，並於1993年開闢第二公園，鵝鑾鼻公園內遍布珊瑚礁石灰岩地形，怪石嶙峋。步道縱橫交錯，可通往好漢石、滄海亭、又一村、幽谷、海濱棧道等景觀區域。

墾丁氣象雷達站

在興建墾丁氣象雷達站之前，台灣已有新北市瑞芳區的五分山氣象雷達站、花蓮市的花蓮氣象雷達站，以及高雄市壽山的高雄氣象雷達站，但因侵襲台灣的颱風路徑大多從東南部海面而來，三座氣象雷達站無法完全涵蓋颱風路徑的暴風圈範圍，使得觀測資料不完整，而難以準確預報颱風。

1991年2月及12月，氣象局邀集島內外氣象學者，召開兩次「雷達網連研討會」，建議將高雄雷達站北遷至台南七股；另建議於墾丁新建一氣象雷達站，完成全島的「都卜勒氣象雷達網」。

   1998年9月動工，至2000年1月16日墾丁氣象雷達站正式掛牌成立，2001年11月1日起進行全天候雷達測報作業。中央氣象局轄下的氣象雷達，雷達罩外觀均為白色，綠色多為國軍轄下的軍事雷達，唯一例外就是墾丁氣象雷達站，為配合鵝鑾鼻當地的景觀所設計，特殊顏色及外觀被遊客戲稱為「哈密瓜」。

最南點指示牌、觀海台

台灣最南點為台灣地理上的一個極點，是指台灣島最南端的地點。省道台26線是鵝鑾鼻的主要道路，行經鵝鑾鼻公園即返折，故前往台灣最南點，得由鵝鑾鼻燈塔一旁的道路進入停車場後，開始徒步往南行才能抵達入口，再繼續步行約10分鐘，步道兩側沿途是茂密的叢林，待前方視野逐漸開闊，即抵達步道終點，可看到台灣最南點意象標誌立於眺望平台之上，其下是滿布珊瑚礁的海岸與浪花拍打海岸的海水。

意象標誌及觀海平台濱臨巴士海峽、太平洋，站在意象標誌的平台上，可展望東、南、西三種不同方向的海景。水泥製成的標示立碑，外觀設計呈尖頂向天的筍狀，另一面呈海螺狀，以兩塊分離的碑身設計意味著海陸相依。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每年農曆7月21-23日為期3天的「民雄大士爺文化祭」，已成為嘉義縣的年度宗教盛事。此信仰肇始於清代，為方便虔誠信徒遂分靈於雲嘉地區，大士爺到日據初期已是嘉義著名的神祉。1904年縱貫鐵路完工，便利了附近鄉鎮的信徒。2年後的嘉義大地震，大士爺廟毀壞，但該信仰不墜。可惜，今日讓外縣市旅人認識民雄的第一印象竟是穿鑿附會的「民雄鬼屋」，而非乙未抗日戰事。

迎接2024龍年之際，跨站式的民雄車站開始進行鐵路高架化工程。民雄車站站前是有「驛前通」之稱的民族路，路旁有124年歷史的民雄國小。徒步右轉中樂路後不久，民雄市場（今中樂路和文化路交界處一帶）前的芋頭餅、蚵仔煎等廟口小吃，讓人垂涎欲滴，華燈初上時攤販雲集更是熱鬧。原來，這裡有間座落於中樂路上的大士爺廟，讓此地成為民雄市街最熱鬧繁華的地點。每年農曆7月21-23日為期3天的「民雄大士爺文化祭（普渡）」已成為嘉義縣的年度宗教盛事，台鐵都會加開從嘉義到斗六的區間列車，以疏運人潮。

民雄的開發和大士爺信仰

嘉義縣民雄鄉舊稱「打貓」。據康熙56年(1717)所完成的《諸羅縣志》記載：自今台南市後壁區下茄苳，北經嘉義市（諸羅縣城所在）、嘉義縣的民雄、大林，到雲林縣的斗南、斗六，「客莊、漳泉人相半」、「斗六以北客莊愈多」可見鄭氏、清代初期，就有福建漳州與廣東饒平縣籍的移民來打貓開墾。康熙42年(1703)，莊民在葉子寮引三疊溪水灌田合築的打貓山腳大陂、即今天的好收圳灌溉民雄境內，使其成為嘉義的穀倉之一。於是，在今天的民雄街區（東榮、中樂、西安村內）形成了「打貓街」。

每年農曆7月在好收圳放水燈，以及象徵大士爺帶走眾家好兄弟的重頭戲「火化昇天」，成為民雄大士爺祭典的重要儀式。客語稱「山大士」的大士爺，俗稱「鬼王」，曾率手下在人間為非作歹，後為觀音菩薩降伏，故在大士爺的頭頂上都立有觀音菩薩像，是客家義民祭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大士爺祭典的起源，根據1906年9月1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查聞之父老云，始自清代，雍正6年(1728)間，當地方大有不安寧之狀，早稻被蟲害者，不計其數；兼之黎庶，罹惡疾身故，實繁有徒，如斯悽景，民何以堪。爰是附近庄耆，邀相謀為舉3日齋，遂即請禱，果於是歲7月16日，街庄附近處均獲康寧，晚稻又得豐收。乃定於此3日間(21-23日)，各家大行祀典。握酒操豚，調羹進膳及演梨園。嗣緣靈驗許多，遐邇之人，聞風而之慶祝者濟濟。」

該祭典的進行由街中眾舖戶公議：每年7月1日，用紅緞塗大士像一身，奉祀壇中。又延請僧侶5人，誦經懺悔3天，超度孤魂，普醮陰光。等到初3晚，搭一高2、3公尺的孤枰。上置米飯、牲禮、菜料、糕點、生豬羊，並有許多應用物件，以祭孤魂，祭完後將大士像焚化。

咸豐年間(1850-1861)碰上農曆7月時，「大雨淋漓，欲到壇禮拜者，嘗被水阻隔，故包香火，分設大士」、「或普（渡）1日，或普2日，無定例。」如今天隸屬嘉義大林的下埤頭莊，在嘉慶6年(1801)創立的紫蓮庵，俗稱觀音亭，主祀觀音大士，以農曆2月29日為例祭日，成為清代大林地區的信仰中心，而民雄大士爺廟遂成為全台各地大士爺廟的原始祖廟。

日據時期台民信仰不墜

1895年乙未台日戰爭爆發。陽曆10月，台軍在嘉義大莆林（大林的舊稱）最後據點觀音亭被日軍攻陷焚毀，打貓成為日軍的下一個目標。根據洪棄生的《瀛海偕亡記》記載；台軍在往打貓的官道上埋地雷，並以敗兵引誘日軍大隊齊發。「既誘入地雷道，各處火線並發，敵出不意，轟及千人，死數百人，能久親王（日軍征台統帥）受重傷。」因這場慘烈的雲嘉保衛戰，客家族群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導致包括大林、民雄地區等客家成為弱勢族群，逐漸福佬化，但仍保存大士爺的信仰。

日據初期，打貓大士爺已與嘉義城隍爺、大莆林水鬼、北港媽祖齊名，並稱嘉義的著名神祉。1904年台南斗六間縱貫鐵路完工，並在打貓設站，附近鄉鎮的信徒不需再遠途跋涉，參加大士爺祭典後，當天就可往返。

1906年3月17日發生嘉義大地震，造成打貓火車站的鐵軌受損，而打貓街的寺廟也毀損殆盡，其中包括大士爺、開漳聖王、開台尊王廟、慶誠宮（媽祖廟）。當時礙於人力不足、物資有限，庄民合併這4座廟剩下的殘餘建材，在現址集資重建。

隔年，信徒不受震災的影響，「紅男綠女，往來參拜，如山似海，該地幾乎無立錐。」在嘉義及斗六間一天就有14班次的臨時列車往返，也讓祭典的3日間，打貓火車站的收入有3千日圓之多。隔年，「參詣者皆攜線香紙箔往焚於神前，三跪九叩，敬禮甚恭。往來之人，摩肩疊踵，附近生意，亦有如茶如火之盛」。

1911年配合打貓大士爺祭典開往的火車座位常滿，大多以婦女為多。她們去時打扮得如花似柳，但歸來之時日正當中，滿身汗流如雨，導致眉上的烏煙、臉上的脂粉隨汗而下。大正8年(1919)到12年，大士爺廟完成主體結構，昭和5年(1930)完成三川殿、12年整體完工慶成謝土，舉行「七朝慶成祈安清醮」。

全廟分三川殿，正殿供奉「觀音大士」、「大士爺」，左側供奉「開漳聖王」，右側供奉「開台尊王」，後殿供奉「三寶佛」，左邊供奉「文昌帝君」，右邊供奉「武財神」，成為一座南朝北的南方風格地區公廟。現今三川殿內懸掛著昭和7年(1932)豚戶何等敬獻的《悟來大道》，以及創立於光緒9年(1883)的斗南曾濟美香舖在昭和12年所敬獻的《色相宗禪》匾額，是該廟目前較早的匾額。

民雄未來發展展望

1980年代民雄工商業開始發達，加上中正大學在此設校，其發展已凌駕鄰近的大林鎮，以致大林的戶政、警政機關皆為民雄的附屬機關。但讓外縣市旅人認識民雄的第一個關鍵字，竟是以1929年落成、1945年後閒置至今的劉宅（位於興中村）所穿鑿附會的「民雄鬼屋」。

筆者建議，嘉義縣政府除了舉辦「民雄大士爺文化祭」，還應結合當地及大林在乙未戰爭所衍生的「大莆林水鬼」、「紫蓮庵觀音亭」等古戰場的戰爭故事，來強化當地的文化底蘊，讓國人記得保衛家園的歷史，並珍視和平。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最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詞在輿論場、政策界和學術圈突然變得炙手可熱。英國《金融時報》將「全球南方」列為2023年的年度詞，「全球南方」崛起也被美國《外交政策》視為2023年全球政治最具意義的趨勢之一。

「全球南方」視野下的金磚合作在2023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南方」是與會人士熱議的關鍵字，在會議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全球南方」一共出現55次。2023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磚國家(BRICS)峰會期間也多次提到「全球南方」。至於圍繞「全球南方」發表的學術論文更是呈現井噴之勢。

實際上，「全球南方」並非橫空出世的新概念，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再定位，標誌著非西方力量的進一步崛起，同時也呼喚南南合作的提質增效。金磚國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其中俄羅斯的身分略顯特殊），金磚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體現。隨著2024年元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阿聯酋、伊朗和衣索比亞正式加入金磚合作機制，「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正在持續擴大。

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據多位學者考證，「全球南方」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969年，當時美國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Carl Oglesby)指出：「幾個世紀以來北方對全球南方的統治已經匯聚、產生了一種無法容忍的社會秩序」、「越南戰爭是北方統治全球南方歷史的頂峰」。然而，相較「全球南方」，彼時對發展中國家更流行的標籤是「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和「不發達世界」(The Undeveloped World)/「欠發達世界」(The Less-developed World)。

法國人口學家索維(Alfred Sauvy)在1952年率先提出「三個世界」說，所謂「第三世界」是指西方（第一世界）和蘇聯（第二世界）以外的國家。當然，世人更熟悉的是毛澤東在19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即美、蘇兩霸是第一世界，中間派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屬於第二世界，亞（除了日本）非拉則是第三世界。然而，隨著冷戰的終結和全球化的興起，三個世界的劃分失去了現實意義，「第三世界」也逐漸淡出國際政治經濟話語體系。至於「不發達世界」、「欠發達世界」等術語，由於充斥著發達國家的優越感，且隱含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觀，越來越不為發展中國家所樂見。

學者賽奇(Nick Sage)在2022年出版的《國際發展簡論》指出，相較富於冷戰色彩的「第三世界」，基於地理座標的「南方」(South)一詞顯得相對中立。1980年，由西德前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領導的國際發展問題委員會，發表了題為《南北：一項生存方案》的報告，在世界地圖上劃出了一條「勃蘭特線」(The Brandt Line)，「北方」的富國和「南方」的窮國清晰可見，世界發展的重點難點也就一目了然。「全球南方」這一表述真正流行要到冷戰結束和進入21世紀以後，因為全球化的加速使得破解發展難題需要全球性的努力，例如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因此「全球南方」概念的興起表明，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化」與「發展」之間日益緊密的連結。另外，近些年來發展中世界不斷分化為發展中國家（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用「全球南方」來涵蓋上述所有單元，語文上也顯得更加精煉。

「全球南方」代表絕大多數人

除了在地理上基本是位於「勃蘭特線」以南，在發展階段上還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整體還具有鮮明的非西方色彩。具體言之，就歷史脈絡來說，「全球南方」意指遭受過帝國主義殖民掠奪與殖民擴張，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就價值訴求而言，「全球南方」以改變現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為目標，具有強烈的反對殖民主義、霸權政治的訴求。這一非西方色彩在俄烏戰爭和巴以戰爭中都得到體現。雖然全球南方國家在俄烏戰爭的定性上存在分歧，但總體上是拒絕同西方一道制裁俄羅斯。金磚國家領導人還就巴以問題召開特別視頻峰會，發出了和西方不一樣的聲音。

「全球南方」代表全球絕大多數人口，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測，到2060年，「全球南方」經濟總量的比重會上升至57%。另據統計，過去20年「全球南方」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當然，「全球南方」還面臨著經濟發展水準存在較大差異、貧困人口出現反彈性增長、糧食安全問題持續凸顯等挑戰。特別是發達國家對「全球南方」援助強度不足的現狀，對加強南南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金磚擴容促「全球南方」壯大

眾所周知，「金磚」最初是美國高盛公司發明的一個投資概念，意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幾個蒸蒸日上的新興投資市場。2006年金磚四國的外長首次會晤，2009年6月金磚國家峰會首度舉行，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磚四國變成金磚五國。目前，金磚合作已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核心，30多個部級合作機制，60多個工作組等配套機制組成的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合作機制，是能代表「全球南方」的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合作平台。

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金磚國家在促進南南發展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近年來，除了在疫情和流行病治理、氣候變化、綠色發展、生物多樣性等領域發出「金磚聲音」外，金磚還在數字轉型、航太合作、災害管理、教育培訓等方面，提出具有濃厚南南合作色彩的「金磚方案」，並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合作、非洲發展等，具備明顯優勢的領域推出「金磚行動」，比如《金磚國家糧食安全合作戰略》與《金磚國家農業合作行動計畫（2021-2024）》。2023年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更直接將「加快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寫進了會議主題。

2017年金磚廈門峰會首次提出「金磚+」的合作理念，邀請全球南方的其他成員與金磚國家對話。2022年金磚北京（視頻）峰會正式提出擴員的倡議，2023年金磚南非峰會正式邀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阿聯酋、阿根廷、伊朗、衣索匹亞成為金磚大家庭的新成員。擴員後的金磚國家國土面積占世界比重由26%升至近35%，人口占世界比重由42%升至47%。按現價美元計算，擴員後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由26%升至29%；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占世界比重達36%。貨物貿易總額占比由20%上升至25%，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將達25億，占世界比重由43%上升至48%，接近一半。

「隨著這次擴員，金磚國家正在鞏固其作為『全球南方』聲音的地位，並在國際政治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來自『全球南方』的聲音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突出的作用」，儘管阿根廷最終拒絕了金磚的邀請，但金磚合作擴容還是成為2024年第一件引發全球熱議的大事。實際上，除了得到邀請函的6個國家，還有超過40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合作機制，其中至少20多個國家已提出正式申請。用埃塞俄比亞學者德米西的話說，「金磚+」合作模式不斷深化拓展，促進金磚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對話和合作，其「朋友圈」不斷擴大，將為南南合作開創新局面。

不僅如此，擴容後的大金磚合作還將發出共迎挑戰，共同發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的「全球南方」之聲。具體來說，「金磚+」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表達關切、共同討論和應對挑戰的平台。通過增加貿易、投資和技術轉讓機會，金磚合作機制將為全球南方國家帶來更大的合作空間，包括創造就業、擴大貿易範圍，最終促進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通過集體發聲，金磚合作可以幫助全球南方國家爭取更多的決策權與發言權，以及更多參與全球論壇的機會。

總之，金磚合作機制讓世界更加關注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和觀點，進一步加強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擴大這些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影響範圍，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最終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國際地位。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林毓生、張灝雖非知交，但為舊識。在台大、哈佛的校園裡，曾經留下我們縱情笑談天下事的聲影；那時我們正是「浪遏飛舟，糞土萬戶侯」的年齡，如今二人都已成古人，我也是「身軀倦、鬢已秋」的老翁，真是歲月不饒人！

林、張皆典型自由主義者

林毓生(1934.8.7-2022.11.22)當年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但由於論文寫的是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所以經常來哈佛，向當時美國的中國思想史大家，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施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請益，所以見面的機會不少。

林毓生這個人生就一副嚴肅的面孔，總是不苟言笑，就連平時聊天，也像在談論嚴肅的學術問題。他的父親是實業家，家道殷實，自然青少年時代過的是順風順水的日子。

張灝(1937.8.24-2022.4.20)的父親是立法委員，一直隨國民政府播遷，所以教育從未因戰火而中斷，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哈佛深造，都是順風順水。沒有在家鄉住過一天，他和我的祖籍都是安徽滁縣，但對他而言，那只是名義上的祖籍而已。張灝人很隨和健談，樂於提攜後進。

林、張二人，都是典型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雖然都是殷海光的大弟子，但他們由於在美國的研究院中泡過，林在芝加哥，張在哈佛，所以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殷海光，而且二人對中國自由主義都有創發，充實發展了中國自由主義，使自由主義在胡適之後，到達另一個高峰。

林、張二人在將自由主義中國化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林提出創造性的轉化，張提出幽暗意識，都很有新意。二人對自由主義的解讀，同以費正清、施華慈為代表的哈佛學派一樣，都構建了自己的典範(paradigms)，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們同胡適一樣，在引進自由主義時也碰到同樣難題，就是在中國以崇尚群體價值的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滋生個人主義的土壤。胡適的辦法是，引用他老師杜威的實用主義，也鼓吹漸進的點滴改良論，反對當時他的論敵李大釗的積極革命論，也即根本改造論。

林、張二人各有創見

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大量論述胡適的思想，卻有意忽略胡的政敵李大釗的思想，因而脫離了中國的主流思想。林是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明知中國傳統文化容不下個人主義，所以就提出了創造性的轉化，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以適應自由主義，他謂之「創造性的轉化」。

張灝論學，同他隨和的個性一樣，取兩用中，走的是中庸調和路線，採取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例如他對衝決一切網羅的譚嗣同的激進改革思想，採取一種同情的立場，頗多肯定之處，在中國自由主義者中，這是很難得的。這也是他同林毓生的極端自由主義立場，判然有別之處。

張提出的幽暗意識概念，應該是受荀子「性惡論」的啟發，不是他個人的獨創，所以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很難說像林毓生一樣，是個人的創見。這是要加以區別的。       

自由主義者碰到共同問題

總而言之，林、張二人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解讀，都是從形式到形式，從概念到概念，與社會的客觀存在，所以都是似是而實非，隔鞋瘙癢，最終難免都走進了死胡同。這不僅是林、張二人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命定地走上蠟炬、春蠶的悲劇。

中國近現代史的動力是億萬勞苦大眾渴望解放，任何政治派系、思想流派忽視了這一點，必然走向失敗；孫中山的國民黨、胡適的自由主義學派，之所以失敗的根源，就是盲目地抄寫西方的自由主義，成為他們的奴僕。

不幸的是，胡適在海外的信徒，當然包括林、張二人，依然堅持自由主義的信仰，以致走進了死胡同。

歷史昭示，只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毛澤東主義，才適合中國的國情，解決億萬群眾的需要：質言之，就是對內搞土改，滿足廣大群眾的基本需求；對外堅持反帝，打了朝鮮戰爭、越戰。這都是蔣介石政權和胡適之流的自由派，絕對不敢想、不敢做的事。

悲夫，在悼念林、張兩位大自由主義時，海外（台港）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一仍舊慣，傳承他們的自由主義史觀、世界觀，仍然沉浸在他們的唯心史觀和世界觀裡，而洋洋自得，不知反思。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依然體現在鄧小平時代，曲解誤讀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鄧要的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不是私有制和多黨政治，所以六四時期，以嚴家其、劉再復、柴玲為代表的海外自由主義者，將中國自由主義化的奢望再次失望了，幻滅了。

紀念林、張二人時，應當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檢驗，而不是再次宣揚他們走不通的自由主義之路。海耶克說，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實質上，在中國搞自由主義才是通向奴役之路。所以，在悼念林、張二位自由主義者時，應該問：自由主義在中國為什麼沒有生存的空間？而不是再次宣揚他們失敗的思想，重走他們失敗的道路。

總之，歷史地看，林毓生、張灝二人的凋零，標誌著近現代中國的經典自由主義時代正式結束，今後的中國走的將是黑格爾所謂的正反合的辯證法之路，就是將毛、鄧思想合二為一之路，既堅持人民民主，又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1月11日是一年一度的司法節，就在2024總統大選的前兩天。1月13日選舉結束，盼望新當選的總統賴清德能關注司法改革，重視全民司法人權之維護，以期實現毋枉毋縱、公平正義的理想目標。

茲以筆者從事基層司法實務工作逾半世紀的體驗、觀察，就此議題提供建言：

一、 司法人員的養成教育，除了專業法律知識之外，也應積極從事人文素養的陶冶。例如：古聖先賢的哲理篇章，當代宗教領袖的佳言啟發。期盼司法官學院培養出術德兼修的執法人品，以提升司法正能量。

二、法院審理程序及裁判書類的簡化。目前實務運作上，法院審理程序太過冗長，製作裁判書的格式太過繁瑣，以致浪費法官、檢察官及書記官的人力負擔。至於證人的交互詰問，並無實質必要，應可回歸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之刑事訴訟程序機制。

三、   「合議制」、「審級制」應予落實，以資強化裁判品質。目前審判體制上，有一、二審程序三位法官合議，以及三審程序五位法官合議。然而，實際運作上，除審判長法官、受命法官之外，陪席法官往往只是形式上在裁判書簽名而已。今後應要求陪席法官也要實質參與審議、判斷。至於二審、三審的體制，也要做到「上級審」導正「下級審」的裁判效能。

四、 死刑宜慎不宜廢。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之罪行的懲罰。」從而可見，針對「最嚴重之罪行」，法院還是可以判死刑的。至於什麼樣的犯行才符合這個要件，自應本諸公平正義的法制本旨加以認定。因此，對於最嚴重之罪行，法院該判死刑就判死刑！至於死刑判決確定案件，若經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終結仍未變更者，該執行就應執行。

五、司法當局對執法者須獎優、懲劣。除了減輕其工作負擔，增加人力、改善福利外；優秀者應予獎勵，包括：職等之升遷、薪資之提高。例如，冤案再審、非常上訴的正確平反，承審法官應獲獎賞。至於裁判若違情悖理，客觀上顯然有誤者，則應予以懲罰。

六、國民法官法的施行爭議太多，且成效不彰，應予終止。此制甫於2023年初開始運作，國家司法資源耗費甚多人力、物力，卻無預期績效可言！況且，刑事法制既採「罪刑法定原則」，從而「路人甲」豈可坐上法檯審案？而現行的職業法官們難道不是「國民」嗎？足見此新制於法、於理殊有可議，不宜實施，否則恐將損及憲政法制的尊嚴。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住房是人民的基本剛性需求。古人形容貧困，就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也說「有土斯有財」；又說「有恆產者有恆心」，足見國人對於擁有自己的房子特別重視，有別於他國。

鳥獸都有巢穴，何況是人，當然要有個安身立命的所在，無論如何簡陋，就像陋室銘所云「何陋之有？」總是自己的窩。我們教書的，最痛心的就是聽到學生說：「老師，我再怎麼努力，這輩子恐怕都買不到房子。」期末報告是這題材，學位論文也是這題材。怎麼會這樣？不應該是這樣。

房屋供需嚴重失調

房屋是個商品，只要供需調適，就應能使得各取所需。如今房屋供需嚴重失調，房價所得比位於全球前列，年輕人失卻購屋的希望，連帶失卻成家、育兒的基礎，總生育率0.89%，世界最低，人口數已連續4年下滑。高房價是少子化的元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政府難辭其咎，愧對人民的託付，相關公務人員應檢討，學術界也須認真研究嚴予監督，以解民困。

早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收益高，稅費少，農民力耕即足以溫飽，剩餘勞動力就能釋出到工商業，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繼起的嬰兒潮世代就業5至10年，一般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家庭自有住宅率一向在80%以上(目前85%)，居於世界前緣，卒能安居樂業，台灣土地私有制度的起手式是成功的。然而，長期土地稅制多頭馬車、不思改革，土地增值稅一減再減，地價稅一直偏低，租金入稅執行不力，租屋黑市一直無法突破，土地政策成為最失敗的施政，政府居住正義選舉承諾跳票，住宅政策失能。加上資金控管失當，公共工程供需失調致使營建物價高揚，嚴密的私有制更使得都市更新困難重重，於是房價盤旋上升，房屋持有的維持成本低，交易成本反而很高，囤積有利可圖。

房價過高，房貸吃不消

近10年平均國民所得約成長5成，但從房地產指數看，房價平均成長8成，甚至如台南居然成長近2倍，實在背離經濟原理。於是空屋數量空前（全台住宅共計923萬間，家庭戶數917萬戶，空屋120萬間，持有非自用住宅的屋主達51萬人），加上產業政策導致薪資長期凍漲，終至全台家庭支出房貸負擔率高達42%，台北市及新北市的房貸負擔率更高達66.12%及52.41%，相當於每個月2/3及1/2的薪水用來付房貸，上班族的脆弱財務狀態讓他們成了驚弓之鳥，餬口都不暇，還談什麼養兒育女。

都會區的房價所得比飆升，台北市平均16.2倍，其蛋白、蛋殼區中古屋的房價中位數為2,000萬，對於年收入40萬-60萬的年輕人，不是只能望梅止渴嗎？望房而不可得，又見遍地的空屋，「朱門酒肉臭，野有餓殍骨」，人民居住正義蕩然，遂成為最深沉的民怨。

房屋是居住用的，不是炒作用的，茲住宅數已超過家庭戶數，每年還有10-15萬間新建住宅，問題在供需失衡。有為的政府應有效降低房屋空置率以釋出空屋，加上提升容積及政府自建，型塑良好的置產環境，確實使住者有其屋。香港政府要求屋主在每年報稅的文件上，依表詳列所有房地資料，據以追究用途及課稅，足為借鏡。

亡羊補牢寄望於新政府

完全執政近8年的民進黨政府在大選前推出新青安貸款，沒有年齡限制、沒有排富規定、沒有首購規定、沒有轉售規定，未能優先照顧無殼青年，容易衍生寬限期炒房的疑慮，未來若執行，必須修正。

侯友宜大選前提出「555」方案，支持青年購屋，貸款額度最高1,500萬，最高可全額貸，免頭期款，利息補貼，利息優惠5年，排富且限首購，轉售限制（閉鎖期最高10年），一生一次，讓購屋成家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可謂切中時弊。但要慎防市場用合約、人頭、借名等模式操作，注意投資客利用大量剛畢業或就學中的青年（小白），反而助長炒房、詐騙、犯罪，所以須設基本資格條件審核。政府並應有專門部門負責取得房子，管理分配，並應普遍照顧大量買不起房的廣大勞工。

「住者有其屋」代表人民有了財產，財產產生恆常收入，這就是消費的底氣，經濟成長的基礎。所以說，房地產是拉動經濟的火車頭，可推動經濟繁榮。如今經濟低迷，餘屋充斥，貧窮世襲，正是落實「住者有其屋」均富政策的好時機，寄厚望於新當選的賴清德政府。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前主計長)

這些年一直關注金馬前途的施明德永別了。連江縣與金門縣政府，以及金馬兩個日報對施的死訊都很「冷漠」，筆者忝為馬祖旅台退休老師，必須為他說幾句公道話。

2023年3月初，因氣候不佳，導致馬祖離島軍方補給出現嚴重斷層，駐紮馬祖離島莒光的阿兵哥在西莒沙灘上留字抱怨沒肉吃，消息曝光後國軍緊急派C-130運輸機，運了5.2噸的冷凍肉品至馬祖地區，供應全防區官兵10天所需。

針對這一樁斷糧事件，最早建議「金馬撤軍」、主張「金馬成為非戰和平區」的施明德，第一時間就在自己的臉書上，公開痛批國防部長邱國正和蔡英文「不覺得荒唐、丟臉嗎？」他說，20幾年過去了，金馬已悄悄撤軍，金門從當年的10萬大軍撤到只剩3000人；馬祖從2萬兵力只剩2000。但二個大「防衛部」依舊存在！軍方的目的只是在保護兩大防衛司令部的將官職位及扣住軍區管轄權。

施明德也說，他發表過「金馬和平特區草案」，呼籲全面從金門、馬祖撤兵，卸除兩岸最容易擦搶走火的引信，向中國大陸遞出70年來最有意義的橄欖枝。從建構兩岸的小戰區變成兩岸和平特區及緩衝區，逐漸點燃兩岸平等、互尊、和平共存的理性希望。

施明德還指出，金門的日常生活用品、食品等等早就仰仗廈門，這已是眾所皆知。在媒體上看到馬祖軍方在沙灘公然留下求援大字，國防部長丟不丟臉，還堅持要保留這兩個「防衛」司令部嗎？防衛什麼？防衛金馬？防衛台灣？

去年2月上旬有8名金門縣議員組織了「跨黨派問政聯盟」和「無黨籍聯盟政團」，倡議金門成為「永久非軍事區」。第一時間施明德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他主動聯繫了倡議的議員洪鴻斌，對方希望用議會名義邀他去金門。施說他努力了幾十年，很高興金門議員有這樣的想法，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卸除戰爭的引信，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遺憾的是，施先生與這8位議員尚未完成合作目標，尤其施先生又已離世，筆者希望金門籍的議員能堅守「永久非軍事區」的主張，並對施明德表達悼念。

據筆者所知，金馬鄉親都不希望繼續作兩岸之間的軍事戰地，從之前呼籲政府裁軍到近來主張「永久非軍事區」，應該均是金馬人民的主流民意。筆者希望金馬兩縣政府能與二地鄉親早日達成共識，向賴清德政府大聲說讓金馬完全裁軍，並促成金馬成為與對岸經貿、文教共榮互利的「模範區」。

(作者係馬祖旅台國中退休老師)

就在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以四成左右選票當選總統隔二日，該黨前主席施明德在台北榮總過世。蔡英文在施臨終前趕去見了他最後一面，但對比二人，一位是曾經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在獄中絕食抗議，被插鼻胃管3,040次的反對運動者，一位是養網軍、迫害異己的總統，讓人不禁感慨，從黨外走到當政，民主進步黨真的有為國家和人民帶來民主自由嗎？

只要年歲略長的國人和媒體政治線的編採，無人不知道施明德在蔣經國時期，是一位多麼令人頭痛又芒刺在背的人物，他在獄中動輒絕食，引來外國政府關切，對國民黨形成極大壓力，也給了黨外勢力壯膽前行的勇氣。但他在陳水扁總統任內退黨，隨後又因阿扁貪腐，發動百萬人紅衫軍倒扁運動。

對於民進黨內誰拿了阿扁的錢，蔡英文不敢講，賴清德也沉默，但2024大選中這兩位黨內大咖卻說「台灣不能走回頭路」，又云「台灣人民選擇了民主之路」，但從阿扁2000年拿下總統大位後，黨外的精神已不復存在，民進黨早就在走回頭路了。

因美麗島事件受軍法大審的人，幾乎都從民進黨淡出了。目前仍在檯面上的只剩監察院院長陳菊，但大家都能區分他們二人誰是政治家，誰是政客。台灣俗諺說：留些名聲給人探聽，但權力通常會腐蝕人的初衷和理念，這可輕而易舉地在民進黨當朝人物身上看到。

更讓人驚訝的是，駐日代表謝長廷還被施明德和妻子陳嘉君控訴，曾經是調查局的特務，還拿了20萬元。謝長廷控告施明德的民事官司慘遭敗訴，因為此一內幕出自時任調查局副局長的高明輝之口。加上民進黨近年來養網軍、高端疫苗疑雲、光電弊案、收買媒體，看來清廉、勤政、愛鄉土也可以雙標，施明德這位前主席，死前應該不會以曾經是民進黨黨員為榮吧！

施明德過世後，有論者期盼把前主席大和解的經驗套在國政上，但賴清德曾以堅定的口吻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選戰期間又說「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導致美國總統拜登在選前選後都以「不支持台獨」潑盆冷水，中國大陸更稱民進黨不代表整體台灣民意，幾可斷言，賴清德上任後會面臨種種困難。

施明德離開人世，讓不少人感慨，民進黨成就了自己，卻徹底辜負、踐踏了所有國人的期待，這比施明德過世帶給人更大的失落感，而且還是沒有底的黑洞。

(作者係文字工作者)

在這次選戰中，趙少康為了拒絕被抹紅，提其家庭悲痛的往事。筆者覺得那段歷史很重要，因為那正是軍事學家所稱「所有戰爭中最悲慘的一種」的內戰。換言之，在海峽兩岸間如果仍遺留心結，就很難出現真正的信任與和解。

應重新檢視國共的恩仇

關於兩岸冤仇，應先看看早期1927年清黨時期的冤仇。當年孫文已去世，與孫同輩，四大寇之一的尤烈，該年曾批判過殺戮革命分子的問題。他一面稱「但能自知討赤，則中國尚有生機」，另一面稱「君子與人為善，斷不能以政見不同，阻人為善之路，…今粵方各路多有肅清共黨之報告，事誠可喜。但論其實際，未知為肅清共黨，毋寧謂之暫挫其鋒，…今各地數以槍斃共產黨聞，列以為殊非善策。蓋此能殺之，則彼之結合之力愈堅，其勢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陸、程，以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經一度之殺戮，必增一度熱烈之進行，共產黨亦如是耳。」（〈尤少紈民十六對時局宣言〉收入在《革命先烈先進傳》，506頁）。

因而，數十年後，藍營是否能公開替蔣介石檢討當年的作為─如尤烈認為「討赤」可能合理，但仍應檢討。如果兩岸都能公開檢討，是否能降低兩岸之間的爾虞我詐、算計到最低程度？

美國在二戰後扮演的角色

1945年春天，國共兩黨各自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各自強調要尊重民主，組織國民大會或聯合政府。美國以戰時盟友的身分，向國共提議組織聯合政府；美國表現尚稱中立，但國共談判並不順利。尤其，當美方宣布美援物資將交給國府，援共物資須經國府之手，以及1946年3月底美軍表示將積極為國府整軍，設立23所軍校，被大公報以「南京加急專電」披露，此後國共衝突日益加劇（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對此不談，僅稱「1946年3月以後，中共漸不信任馬歇爾，認為他態度不公」）；6月國共內戰正式開打。

國軍近半部隊擁有美軍最新的精良裝備，共軍所配備的則是俄軍自日軍接收來的武器（孫立人曾向記者描述，「新一軍一個團的裝備，在戰場展開了，共軍一個師也非其對手」，引自陳嘉驥著《白山黑水的悲歌》156-157頁），且該年初由於東北問題，各大城市都有學生發起反蘇示威。但美援往往難以適時充分發揮戰力，一旦軍火被禁運，國軍立刻失去戰力；同時該年3月底中共發動了學界與青年的反美與反戰抗議，且該年5月4日發出土地改革訴求，民間支持中共的力量大增。

孫立人軍隊登陸東北後雖連戰皆捷，但一方面由於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指責國務院對國府掣肘，使得美援難以為繼，且在美方的威逼下，國府1946年11月與美國簽訂了「美中商約」，更成為國府喪權辱國的明證。而之後西南聯大發生李公僕和聞一多被暗殺事件，在東京發生整卡車台灣同胞在澀谷被日警槍擊的澀谷事件，以及年底發生了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國水兵強暴事件。美國開始打算由中國抽身。

國軍遭此打擊兵敗如山倒。1948年12月25日蔣介石以下43人被共方指為戰犯，1949年1月21日蔣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接任總統，2月5日國府遷往廣州辦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竟未隨之南下，在南京等待共軍。

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就是它甩鍋國府的紀錄。紀錄中未提及美軍曾宣告要協辦23所軍校，只強調國府罪有應得。白皮書的發表更加速了國軍的潰敗，共軍迅速地占領整個中國大陸。

這段歷史國府是慘敗的，美國也沒有取得勝利，甚至有點灰頭土臉；但美國失去的只是一個控制中國的機會。

中共也應該深度檢討

筆者覺得當年中共也有值得檢討之處。一是對美國記者應有所警惕。讀那段歷史，可看到中共一些人對美國記者幾乎不設防，例如1946年曾坦白對美國記者說共軍缺乏幹部，這麼重大的問題等於掀開了自身的底牌。中國必須有大量的生力軍才能改變千年來的舊社會，開創出嶄新的時代。

二是中國大陸已渡過多次危機，我們也看到建國初期一些讓社會動盪不已的社會運動，但還是缺乏有歷史深度的詮釋。在日益重視人道主義的今天，作為公民教師，筆者以為凡事開誠布公，坦白檢討才是正辦。

三是考察問題的實際影響。《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指出「1949年面臨的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由於格外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而加劇的。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20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到1948年春，…毛還估計仍需三年才能獲得勝利。共產黨統治地區的突然擴大，給黨造成統治全國所迫切需要的人員和技術的短缺。」（該書中譯本75-76頁）

也就是說，當年中共讓美國記者知道黨內缺乏幹部培訓，導致美國在1949年8月內戰尚未進入尾盤之際，就公開《美中關係白皮書》；一面站在道德高地譴責國府，使得國府聲勢大衰；另方面公布了中共立刻面臨幹部不足的問題。

根據劍橋中共史的描述，1956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鄧小平曾描述當年處境─「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在短短的1948到1950年底，中共黨員數也由280萬人暴增到580萬人」；但「由於黨員數目的增長失去了控制，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大多數農民新黨員往往連最淺顯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懂，並缺乏最基礎的讀寫技能。」

如中共在1956年就發現當時黨組織裡有這樣嚴重的問題，其中的投機份子到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恐怕已有不少人成了中層幹部了。這是否才是當年長期動亂的重要真相？

筆者以為，如今中華民族已然復興，大陸似乎可以更平心靜氣地檢討文革發生的各項原因了。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美國政府在全球各地策動過不少政變與暗殺活動，這些劣跡曾於1970年代由美國國會「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揭露。蔣經國也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在美國遭到開槍刺殺可能與美國有關的懷疑。

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而華府則積極與北京建立關係，美國調整其外交政策，造成台北對華府充滿疑慮。1970年4月蔣經國訪美期間，在層層警察的戒護下，居然遭台獨暴徒開槍行刺，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又於1976年10月遭台獨暴徒郵包炸彈炸斷手，這些都讓蔣經國懷疑有美國人幕後策動，在日記中寫下了不滿的心情。

馬康衛派至台北引發疑慮

蔣經國的懷疑並非毫無根據。1966年美國派遣馬康衛擔任駐華大使。外交部退休大使陳雄飛在口述訪談中透露，馬康衛派駐台北之前，國務院發給馬康衛外交護照，上面以「台灣共和國」稱呼中華民國，被當時駐美大使周書楷發現，趕忙通知國務院修正，但周書楷刻意隱瞞這件事，不讓台北知道。

據陳雄飛引述，1970年代許多人稱馬康衛是顛覆專家，因他在派駐南韓時發生了推翻李承晚政府的軍事政變。馬康衛派駐台北後，情治單位特別留意他的行動。蔣經國訪美，在紐約遭到台獨暴徒暗殺不成，當時有人認為此暗殺行動與馬康衛不無關係，因為馬康衛比蔣經國先離開台灣，返回美國安排蔣經國的訪美活動。

蔣經國並不喜歡出國訪問，1970年美國行是勉強為之，也是他最後一次去美國訪問，但卻在紐約差點遭暴徒暗殺，鬼門關前走一回。蔣經國在日記裡對該行寫得很平淡，但這起根本不該發生的暴力事件，讓他懷疑美國政府有陰謀。暗殺事件兩個月後，1970年6月12日蔣經國日記記載：馬康衛處處對我故示親切，但此人陰狠，面笑心毒之途，不可不防也。我大陸失之於美國人之手，再不能讓美國人毀我復國之最後基地矣。

蔣經國對美國的懷疑始終沒有釋懷，1976年10月台灣省主席謝東閔遭到台獨暴徒的郵包炸彈炸斷手，蔣經國也懷疑是美國幕後策動。1977年1月29日星期反省錄記載：此種陰謀份子實為美國人所培養，美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奸惡。寄送郵包炸彈的王幸男，後來還曾為民進黨立委。

美不顧台北改善與中關係

兩蔣父子在1970年代後，對美國外交關係抱持懷疑態度，起因是尼克森當選總統後大幅轉向。尼克森1968年擊敗民主黨候選人韓福瑞，1969年1月就任總統後，馬上調整對北京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引發台北疑慮，美國派遣副總統安格紐到台北，企圖安撫台北，但安格紐多為應付，效果甚微。蔣經國1970年1月4日記載，安格紐說第七艦隊將增加台海巡邏軍艦，但同時白宮與國務院卻計畫取消第七艦隊任務，華府刻意欺騙台北。

幾個月後，美方表面上恢復了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但不到兩天又取消，這讓台北感到美國不可信賴。蔣經國1970年5月22日記載：美方通知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恢復正常巡邏。23日記載：美國在21日下午4時恢復台灣海峽巡邏後，忽於今日中午又宣布停止。

尼克森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任務，放寬美國公民前往大陸旅遊經商限制，派乒乓球隊親善訪問大陸，北京也於1971年同意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交涉尼克森訪問北京事，這讓台北與華府關係存有芥蒂。蔣經國1971年7月22日引述父親的說法，美國已經將我出賣，不可再對其存有任何幻想，吾人對於聯合國決作退出之計。蔣中正指示政府內部團結一致，保存台灣，必有轉敗為勝之一日。

無論台北如何表達不同的看法，都改變不了尼克森訪問北京的決心，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北京期間，兩蔣父子備感壓力。1972年2月24日日記記載：傍晚隨侍父親車遊基隆，父子心情皆沉重。4月22日：美國政府尚在以其全力支持台獨運動，可惡亦可恨，美國人既惡毒又愚蠢，而又不得不與之為友，可謂苦極了。

尼克森結束大陸行後派了不少官員到台北溝通，但效果不大。7月7日記載：美方高級外交人員不斷來台，每次都談得很久，效果難以預料，落空成分居多。

面對關係生變蔣經國悲觀

在美國極力與北京修好之際，蔣介石健康不佳，政府應付美國壓力的重擔，都落在行政院長蔣經國身上。蔣經國心頭沉重，9月10日引用聖經內容寫下：「黑夜漫漫，我不求主指引遙遠路程，我只懇求一步一步導行，向來未曾如此虛心求主。」

1972年美軍急著撤出越戰，美國政府不顧台灣的空防需求，強迫台灣把F-5A戰機轉贈南越，強化南越空軍戰力，因為牽涉台灣空防武力，雙方交涉過程不愉快。蔣經國日記11月1日記載，為了和美國人交涉空軍一事，至感激憤，當自己沒有力量時，無法抵抗別人的欺侮，馬康衛的態度惡劣令人厭恨。

美國基於自身戰略利益，不斷改善與北京關係，卻讓台北的兩蔣父子感到不平，蔣經國在《上海公報》發布後，尤其感到悲觀，他覺得美國遲早會逼我方與中共和談，或者推翻國府。1973年4月15日記載：美國為了達到其既定之政策，將可能採取卑鄙手段，設法推翻我政府，策動國內反動份子代之，以合其口味。5月9日記載：美國人的話，再亦不會有人相信，同時我亦看穿了美國政治的腐敗，青年時期對美國的天真看法早已不存在。

美國當時積極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卻處處懷疑台灣與蘇聯秘密往來，這更讓蔣經國十分不平，在日記留下許多有關魏景蒙與蘇聯人接觸的記錄；不過，蔣經國個人並沒有想與蘇聯發展關係。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