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師範生總是給人保守拘謹的感覺，但台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王仲孚很不一樣。他為了匡正中學歷史教育，挺身建言又著書。他說，歷史教育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豈能掉以輕心？

王仲孚是學術界知名的中國上古史研究學者。1936年出生於山東省黃縣（今龍口市），1949年到台灣。他自台中師範畢業後先進入中小學教書，後來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1965年畢業後再於1970年考取師大歷史研究所，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與教學。

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很多的考古資料不易取得，再加上民國初年「疑古派」否定古史古書，雙重限制下要研究上古史談何容易。然而王仲孚在恩師朱雲影教授指導下，堅守上古史研究陣地，他以文獻經典為基礎，再以人類學、考古學對比研究「疑古派」觀點，探求上古史真相，著作《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曾於1997年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此外王仲孚還是位歷史教育家。明知歷史教育在台灣升學主義至上情況下是一門冷門學科，但他深知歷史教育對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堅信「歷史認同」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先決條件便是保留「歷史記憶」，這也是學校設置歷史課程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他不遺餘力地作育英才，從小學教到中學、大學及研究生，不以歷史科為「冷門」而減低歷史教學的熱誠。1983年獲聘高中歷史科編審委員，主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甚受好評；教科書開放出版後，由他主編的《高中歷史》課本最高記錄獲全台高中使用率達60%。

聽出李登輝心機

自1994年李登輝公開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提到「中國」這個詞總是含糊不清時，王仲孚即已警惕到「李登輝是想借談話改造歷史教育，他想以台灣史為中心教育，通過歷史教育去中國化。」

如王仲孚所預料。李登輝果然指定杜正勝推動編寫國中課程《認識台灣》，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分割開來，並且從1997年9月開始在國中教授此新課程。王仲孚說明，當時國一講《認識台灣》，分歷史篇、地理篇與社會篇；國二從1998年新學期開始講中國史；國三講世界史。美其名謂「同心圓」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先讀台灣史，後讀中國史，再讀世界史的學習程序，完全不符教育學上的「同心圓理論」。

《認識台灣》〈歷史篇〉不但把台灣史從中國史分離出來，而且「教材內容概念不清，含義模糊。」王仲孚一眼看穿《認識台灣》的爭議，例如把17世紀台灣稱作「國際競逐時期」，什麼叫「國際競逐」根本不知所云；把馬關條約後日本侵占台灣的50年改為「日治時期」，更是失去了歷史教育的立場，曾一再撰文予以駁斥。

《認識台灣》〈社會篇〉也極不專業。例如將台灣住民強分為閩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王仲孚認為那是出於政治目的，人工製造出來的，並非學術上的「族群」(Ethnic group)。他以客家族群為例，試問：「客家人有1949年來台，也有幾百年前來台，若按台獨人士分法，客家人算「外省族群」還是「客家族群？」

獨派掌控抗議無效

王仲孚氣憤新課本改變青少年的民族認同，提出「唯有歷史認同才有國家認同，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誤導青少年以為台灣史是我們的歷史，中國史不是我們的歷史，甚至把中國視為外國。」這是何其嚴重的問題！

不光是國中歷史課本改造的不知所云，後來高中歷史課程也令王仲孚擔憂。過去高一全年和高二上學期是本國史共三冊，高二下教外國史，高三選修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但1999年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修訂88課綱（係指民國88年）開始，高一本國史減為二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首次成為獨立單元。

王仲孚看到的不是歷史課教學時數的增減，而是洞悉此變動意將削減中國史的教學內容。「保留歷史記憶要通過一種歷史意識，認同『這是我們的歷史』才能產生『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一旦歷史失憶，歷史認同錯亂，必然會產生對民族或國家的距離感。」王仲孚指出，「好比課文行文時自然要用『台灣光復』，怎麼會用『終戰』？怎麼會捨台灣人尊敬的孔廟不提，而選擇日本人在台留下的神社介紹給學生？」教材選擇的取向，表示了分離的、去中國化的政策。

王仲孚很清楚，任何一種觀念，一種說法，一旦進入教育體系，成氣候之後，就很難改變。自他知道《認識台灣》籌編以來，他即提出抗議，但「那時候教育部由李登輝遙控，裡面有很多獨派人士，我們根本無法制止教育部出版。其實不單是教育部，大學院校裡、行政單位、國科會等幾乎全是獨派掌控。」

「國可亡，史不可亡。」明知中學的歷史教育起了大變動卻無法導正，王仲孚不氣餒，他於1999年出版《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參考檔》，企圖讓歷史教育界及學生知道如何擺脫綠色政治的汙染，該書出版後不久即銷售一空，再於2001年主編出版《為歷史留下見證：《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再次引起巨大迴響。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推出過渡性質的「高中95暫綱」，台灣史在高中首次獨立成冊，脫離中國史範圍教授，之後杜正勝在教育部長任內遴選課綱委員，將95暫綱修為98課綱並預訂2009年實施。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時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表示「因國文和歷史兩科有爭議，要再檢討」，宣布暫緩實施。王仲孚痛心地表示，「當初根本就應該廢除98課綱，其總綱內容不僅沒變，而且全體課綱委員都是政黨輪替前的同一批人。」

2011年，國民黨中常會有人建議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皇民化、 台灣意識等不宜內容，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合併稱為本國史，可惜最後並沒有落實。95暫綱遂沿用至2012年的101新課綱實施為止；2014年再進行微調，也就是103微調課綱。

歷史教學須有國家立場

翻看現在中學歷史教科書，很多用字從「我國」改為「中國」、秦王政「統一天下」改成「兼併六國」、「武昌起義」改成「武昌起事」、台灣「光復」改為「戰後」、「中法」戰爭改為「清法」戰爭…，這些改變，失去了國家的立場，王仲孚不以為然。

他知道有些後輩支持他，只是不敢站出來抗拒。「主張台獨的人出路很多，他們會互相拉拔。而研究生如有統派意識，論文口試就很難通過、會受到刁難，畢業後找工作也很難，給你戴上統派的帽子，一定會四處碰壁，找不到教職。這是很現實的，不能怪研究生，整個氣氛是這樣，他們不得不見風轉舵。」王仲孚指指自己說，「我也是升了教授之後才跳出來的，否則一定會被打壓，無法升教授。」

「歷史教科書本來就應該有國家立場，各國皆然。」王仲孚認為一個理想的歷史教學必須有國家民族的立場，課綱的目標不可背離憲法精神。「若依最近十多年來中學歷史課程發生的重大偏差來看，只會害台灣更走不出去。」他認為讓大家重新正確認識歷史的方法很多，比如在電子媒體開節目，以國中或高中、大學生為對象，舉行歷史知識比賽，從故事傳達歷史知識，一點一滴改變觀念；或者出版深入淺出的單本小冊子，介紹歷史人物或民族英雄，讓學生保留民族歷史記憶…。王仲孚有很多專業方法可以讓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策略，但是「現在管理台灣的人不認同中國，這些方法恐怕只能激起一點浪花，但我們還是應努力恢復正常的歷史教育。」

《美日安保條約》全名為「美國與日本之間互相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簽訂於1960年1月19日(同年5月19日生效)，宣示雙方應廣泛合作並建立軍事安全同盟，強化美日關係。

日本二戰戰敗後，由以美國為主的盟國占領統治，且被解除武裝。1951年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美蘇對立，韓戰正在進行，日本欲與各國簽和約，以恢復主權、重建經濟，美國則想單獨繼續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防堵共產勢力向東亞挺進，該年7月兩國簽訂《安保條約》，是為舊《美日安保條約》。該約規定美國保護日本，但美方未有明確承諾，彼此沒有諮商機制，而且諸如美軍在日本有鎮壓暴亂的權力等，日本認為其為不平等條約，要求修改內容，兩國遂重訂新約，延用至今。當年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要在國會通過條約案時，曾引發在野黨、左派、學生強力抗爭，一度有650萬人包圍國會。

《美日安保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第5條「共同防衛」：在日本施政的領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可採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亦即當美日雙方所處地區受到軍事攻擊，面臨「共同危險」時，需互相協助。

第6條「遠東範圍」：為保障日本安全，以及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得使用日本境內陸、海、空軍設施與基地。不僅允許美國在日本領土設立美軍基地，「遠東地區」一詞的解釋空間相當大。

1970年代，由於越戰、美國經濟衰弱等因素，美國希望日本能夠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自衛隊能和美軍共同作戰，遂於1978年11月再訂立更詳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 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指出美日在預防對日本侵略、回應對日本的武力攻擊，以及面對遠東地區衝突的合作等三個領域，得進行合作演習、情報交換與共同研究。

1997年9月美日達成的「美日安保新合作指針」進一步強調，「日本周邊」是事態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換言之，只要美國認定某事態干擾了遠東的「和平與安全」，就可依條約動用武力，日本亦需配合。

長久以來，美國藉《安保條約》施展其軍事力量，在東亞鞏固其霸權與國家利益。日本也以與美國合作為由，不斷加強軍事現代化，2015月9月解禁「集體自衛權」，也開始干預南海等區域事務。

2014年4月25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訪日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聯合聲明，稱《美日安保條約》「包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在內，適用於所有處於日本施政權之下的區域」。儘管美國曾言不會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表示立場，但由於美國目前承認日本擁有其行政管理權，因此《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

2012年重新執政的安倍晉三，高調推出「安倍經濟學」，五年來連續射出「安倍三支箭」及「新三支箭」，成為許多亞太國家學習的措施，但「安倍經濟學」的成效究竟如何？可從2017年度新預算案中看出端倪。

儘管五年來安倍政府一再祭出量寬貨幣政策搶救日本經濟，所得成效卻一直無法達到預期，截至目前為止，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經濟不會再跌回通貨緊縮的泥淖，但整體經濟再成長動能啟動不了，而政府公共部門財政赤字高，迄今難減，外部貿易投資機遇又受阻，以致多數國際機構預測日本今年經濟恐怕仍然困難重重。

不過，歐洲金融機構在去年12月底卻做出另類觀察，因為出口強勢成長，加上近期全世界經濟循環已出現改善態勢，尤其是全球意外的「川普因素」將帶動今年美國財政擴張及製造業回流大投資，促使美國充分就業及國內經濟全面改善，或許日本可以波及得利而使經濟成長強於早先預期。也因此，主要歐洲金融機構預測，今年日本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0.9%，2018年還可以成長0.7%，算是截至目前為止，對日本經濟前景最樂觀的判斷。

只能促使經濟度溫和復甦

去年1月，日本中央銀行宣布跟進歐盟的「負利率」政策，反向操作進一步降息，並且公開表態要持續採行超低利率政策，讓全世界大感意外。

除了去年初的寬鬆貨幣政策，8月2日安倍政府通過內閣決議，推動新一回合金額高達28.1兆日圓、名為「實現投資未來的經濟對策」的經濟刺激方案。此一規模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陸續採取的財政刺激方案中，總刺激金額排名第三，僅次於2008年的56.8兆日圓和2009年37兆日圓的大手筆。

日本自去年初推行負利率政策後，長期和超長期利率出現了始料未及的過度下降，為避免長期利率長時間落入負值區間，日本央行去年9月決定調整貨幣政策框架，將「安倍三支箭」射出以來的貨幣量寬政策目標，從稍前的「擴大貨幣供應量」，轉為「實施長期利率調控」，促使10年期國債殖利率維持在零左右。

2016年日本經濟在實施負利率、加碼財政刺激措施的多重影響下緩慢復甦，貿易回暖、企業景氣上升，股市在年底也一度升至年內高點，資料顯示，日本失業率已在去年10月份降至3.1%，創20年新低，部分非製造業的企業雇工意願有效增強。但安倍經濟學的整體成效並未能達到預期，已然使日本這個深陷通貨緊縮超過20年的國家，依舊未找到足以激勵強勁成長的良方，可預見未來經濟成長幅度仍極有限。

QQE降低債務負擔

日本QQE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堅持，並未能實質拉起通貨膨脹率，卻達成了降低債務負擔的直接效果。日經新聞指出，受日本銀行負利率及國債殖利率降為零的政策影響，支付給投資者的國債年利率，預期也降至1.1%，全年節省了5,000億日圓的公共負擔。

1993年以來，日本即處於財政赤字狀態，且其赤字率遠高於其他所有先進國家；因此，安倍二度主政後就一直試圖降低持續發行國債的依賴度。

去年11月中旬，受到「川普效應」持續發酵，日本10年期國債殖利率水準升回到正殖區間後，節節攀升，現已近0.08%。財政部正好可以利用此價格低點，進一步減少20年期、10年期、5年期和1年期的國債發行規模，同時提高40年期規模，由去年原定的2.4兆提升至3兆，以更有效地利用在央行寬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持續低債券低殖利率。

質變釋出8兆強力貨幣

不過，日本債券市場在央行連續大規模資產購買的計畫下，出現了「籌碼枯竭」的新困境。截至去年9月底，日本央行(BOJ)持有公共債務總額38%，超過1,000兆日圓，早已是日本GDP的兩倍以上。倘若央行維持QE規模不變，而當債券新發行額度縮水5%，將不啻為日本央行帶來近8兆日圓的缺口。

因此，BOJ必須從民間持有人手中購買更多的現存債券來彌補該缺口。這意味著，當BOJ印鈔救市的錢轉為朝向民間資產購買時，等於轉變為「開放循環印鈔救市」，勢將肇致民間市場乍然出現8兆日圓的「超級強力貨幣」，衍生莫大市場乘數效應，實已是日本QQE的大擴張，而非此前安倍宣示要緊縮QQE的本意了。當去年12月20日，財政部國債購買計畫一發布，日圓報價立即應聲下跌，日本國債殖利率繼續下挫。

內外部均有不利因素

然則，當前日本經濟面對的內外部不利因素挑戰，仍然不小。

在內部變數方面，民間消費和企業支出持續停滯，對「安倍經濟學」構成莫大威脅，乃至迄今仍遭到國內外質疑，甚至被普遍認為「安倍經濟學」的效果一直相當有限。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去年是艱難的一年，但逆風正在轉為順風；對於有人認為，既然可見未來潛在成長率仍然偏低，則日本政府更應當設定一個較低的通貨膨脹目標，黑田東彥不表贊同，反而更堅定地認為，正因為日本經濟成長率低，才更應當設定較高的通貨膨脹目標，以確保QQE貨幣寬鬆的更大空間。

因此，去年12月26日安倍在東京與企業領袖進行會談時信誓旦旦表示，已經看到日本經濟的積極跡象，希望日本企業能夠加薪救經濟。但日本共同社評論文章直指：「安倍經濟學」所採取的一籃子刺激方案，迄未能讓日本擺脫通貨緊縮困擾，尤其工商業投資領域成長幾乎停滯，「成長停滯的消費和企業支出」仍將是2017年經濟治理的頭號難題。

另外一個日本不能忽視的內部變數是2017年度預算案。

日本政府去年12月下旬通過2017年度預算案，總額高達97.4547兆日圓，合約8,300億美元，比2016年度預算足足增加了7,329億日圓（增幅0.8%），連續第5年刷新歷史紀錄。

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至今，日本的財政赤字率仍在繼續惡化，2011年高達-8.6%，2015年仍達-6.6%，目前在先進國家中居於最高位。因此，2017新年度，即使全國稅收收入成長依舊緩慢，安倍政府還是不得不持續把預留給貨幣市場的資金，轉用為滿足因老齡化加劇不斷成長的社會成本支出需求。2017年度預算案的落實，主要仰賴低利率與弱勢日圓來限制財政赤字擴大，顯示政府在減輕高居工業國家首位的公共債務負擔將面臨挑戰。

幾度加碼的「安倍經濟學」效力不佳，財政赤字和外部貿易拓展機遇受阻，使得2017年度預算案凸顯出安倍政府在節制開支上所面臨的掙扎，削減支出對於安倍能否在2020財年結束前，達成實現基本財政收支盈餘的宏大目標，實具關鍵性影響。

因此，從國家財政健全性的角度來看，安倍經濟學是失敗的。

TPP擱淺危機

日本經濟發展的外部變數方面，面對的問題恐怕更大。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自貿協定遭到美國新總統川普反對，有瀕臨擱淺危機，對日本經濟成長的外部條件，勢必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依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模型預測，TPP一旦付諸實施，直至2025年之前，日本可以增加1,400億美元的年出口額和1,000億美元的年產值，成為TPP自貿區的最大受益國。TPP條款涉及的改革，被認為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元素。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指出，TPP的啟動對日本經濟復甦具有高度決定性作用，TPP中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非歧視性原則、禁止強制外國公司技術轉讓、對外國公司開放政府採購、削減國有企業補貼等條規項目，將為「走出去」的日本企業，創造對外公平競爭的環境。

但是，在川普變數的阻隔下，這原本極其美妙的對外經濟願景恐怕會破滅；然則，倘若川普另外想拉攏俄羅斯與日本，以共同圍堵、對抗強勢崛起的中國，則俄羅斯及日本又有可能在TPP計畫之外，另謀壯大自己之路。總之，日本經濟再創第二春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2016年台股有兩個現象，一是外資決定台股的漲跌，二是日成交值與年成交值大幅萎縮，顯示民眾對資本市場的參與熱情降溫。放眼2017年，蔡政府能否改善經濟進而刺激台股，大家都在看。

一般來說，推動股市上漲的主要動力是成交量，也就是術語說的「天量之後有天價」。為什麼推升股市要靠成交量？因為現在大盤有千百檔股票，但每一檔股票並不是第一天上市交易，越早期的股票在過去的幾波高檔中有越多的「陣亡將士」，當這些被套牢了幾年甚或十幾年的股票，一旦有解套的機會時，想必會把握機會賣出。因此，股票套越久、沒信心的人陸續下車（賣出）後，籌碼越乾淨，籌碼越乾淨代表不需要很大的成交量就可以創造漲幅波段，但2016年12月26日在外資放年假的情況下，台股僅有318億成交值，這意味著一件事，沒有外資，台股根本就漲不動，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訊？

有人把台股市場大戶不買股票歸咎為，內資與外資有不同的稅率，導致台灣的資本市場被外資所操控。這種想法嚴格說來滿奇怪的，外資在台灣市場不是一天兩天，如果過去沒有這樣的問題，那麼就算外資現在是個問題，也不意味它是主要問題，把外資當成主要問題來打，只不過是取悅台灣資本家的一種作法。

台灣錢流向股市房市

台灣市場從來不缺資金，只是這些資金一向只選擇最有效率的市場。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就陷入資金過剩的局面，各國央行用量化寬鬆手段刺激的經濟，嚴格說來只是一種泡沫，經濟並沒有回到正軌，資金也沒有用在實體經濟的投資，所以幾乎全部又回到金融市場之中。台灣股市沒有跌並不是台灣經濟特別好，而是沒有實體經濟可投資的市場（只剩鴻海和台積電），資金永遠只流向股市與房市兩個地方。

自2008年迄今，房價漲了多少？美國FED升息後，台灣為什麼不升息？升息不是最好的打房手段嗎？如果思考一件事，台灣的錢是不是都套在房市裡？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但房市目前顯然無以為繼，有新建好的豪宅賣了三年只售出兩戶，當初買房、養房等賺差價的人如今都被套牢，因為房屋市場也出現「追價無力」的情況，既然不能繼續看好，當然就沒有後續買盤，所以專家看跌2017年房市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台北的房價連月薪60萬的人都買不起，更何況現在只有22K。其次，政府也不敢讓它跌，因為政府自己不搞十大建設帶動內需，就只能靠房地產，低利率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蔡政府為了迎合內資而讓外資失望，一旦4,500億的外資撤離，政府不但收不到稅，也可能波及台股的動能減弱，對民調已經走空的蔡政府來說，她敢或能這樣做嗎？也因此，官員祭出了台股當日沖銷交易稅率減半這種腦殘的想法，以為這樣就可以搶救台股低迷不振的量能，其實並不見得有用。

投資學告訴我們，獲利的最佳手段是「長期持有」，雖然除了台積電、鴻海、台塑四寶之外，這種想法在台灣股市未必是對的，但當日沖銷絕對不是投資而是一種賭博，而且是鼓勵股民要賭大的。就算它能刺激些許買盤，但這種作法無非只是短多長空，這是一個財經官員該講的話嗎？

資金總要找出路

展望2017年的股票市場，讓人有種矛盾的情結。因為股票實質上漲靠的是景氣行情，但看了蔡政府過去8個月的作為，會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大概不多。目前的台股表現是延續去年的走勢，由資金行情在主導。在美股最近大漲的帶動下，除非川普上台後把中美關係弄僵了，否則在中美都有需求的帶動下，全球經濟應該比2016年要來得好些，那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經濟就不至於太壞。

再者，本土資金總要有去處，一坪200萬的房價只是喊好聽的，除非未來會漲到300萬，不然誰會想接手？資金總要找出路，彭准南讓年利率低到0.65%，就是告訴你存錢沒有用，投資會漲的股票市場終究是一個比定存較好的選擇。而且，可能會有人把股票上漲後賺的錢拿去買房子，那麼房市也會有再漲的本錢。這樣看來，或許不必把2017年的股市看得很壞。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中國大陸近年來掀起很多重要的稅制改革，包括營改增、反避稅條款及肥咖條款；這對數以萬計的台商將造成重大影響，除了瞭解其內容外，更必須有適當的因應策略。

所謂「營改增」是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前者為對營業額計徵，後者則類似台灣的加值型營業稅，即對增值額課徵；凡是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有形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裝配勞務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及個人，都是屬於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按規定必須就生產、銷售商品或是提供勞務過程中的增額課稅。

營改增自2011年起在上海試點4年多後，中國財政部於去(2016)年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當年5月1日起全面試點；未來稅務單位要查辦企業稅負脫逃情況將更容易。對台商而言，過去因稅率過高，勾稽鏈作用及進項轉出等因素，其對內採購大都未取得合法憑證，再則對內銷售無法開出發票；然而，實施營改增後，稅局只要掌握加值鏈中的其中一環，即可確保稅收的完整性；台商切莫心存僥倖，以免被罰。

「肥咖條款」上場

眾所周知，美國於2010年實施肥咖條款(FATCA)至去年底止共追稅一百億美元；大陸也把全境的金融機構（含台資銀行分行）當成查稅工具，稅網鋪天蓋地撒向台資銀行中國分行與眾多台幹個人。自今年元旦起，大陸各地銀行須針對非居民金融資產達600萬元人民幣者進行清查，在2018年完成後，會將資料報送國家稅務總局。

中國稅法對居民採全球所得課稅，若按《中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在大陸居住滿一年就屬於稅法上所稱的「稅收居民」，而納稅人若在1年內連續離境30天以上，就不算居住滿1年，也就不屬於居民，而稱為「非居民」；中國版肥咖條款要求銀行業蒐集非居民的金融資料，而台商派駐大陸的大量台籍幹部有很多是屬於非居民，將面臨被查稅。屆時，台資銀行大陸分行必須把所有台灣客戶的金融資料，交給大陸稅捐機關。

積極跟進反避稅風潮

「巴拿馬文件」曝光後，加上全球各國財政吃緊，查稅力道更為強勁，反避稅聲浪一時風起雲湧。其實，早在2009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就針對全球反避稅的議題先後公布「租稅天堂黑名單」、「多邊稅收徴管互助公約」、「共同申報準則(CRS)」等規範，獲得很多國家認同及跟進。其中，有關CRS中，簽署該協議國家或地區內的金融機構，一旦發現同為成員國的人民在當地開立金融帳戶，必須依規定「主動」提供該客戶的稅務資訊予當地稅務機關。

這種類似「全球總歸戶」的作法，要揭露的資訊繁多，被喻為美國肥咖條款(FATCA)的擴大版或全球版。目前已有大陸、香港、新加坡等101個國家地區加入；2018年9月參與國將首度進行稅務資訊交換。此外，鑑於跨國企業應用公司集團內母公司、子公司與分公司等關係企業，將利潤實現在低稅負或免稅的一方，以降低集團總稅負，進行移轉訂價以達到避稅目的不勝枚舉，嚴重影響各國稅收與租稅公平。有鑑於此，OECD2013年7月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共15項行動計畫，獲得G20各國領袖支持。大陸也積極展開反避稅查核，增補反避稅法規；並於2016年6月底發布「42號公告」，實施新的轉讓定價規範，這對台商將產生重大影響。

台商因應策略不可少

由於兩岸正處於冷對抗，以致於洽談多年《兩岸租稅協議》至今懸而未決，台商被重複課稅無法扣抵，加重其經營成本負擔；不少台幹還面臨「一頭牛剝兩層皮」的窘境，徒喚奈何。但面對全球反避稅浪潮及大陸稅制新變革，台商將面臨台幹跨國薪資漏報、兩岸移轉訂價、台商企業與負責人公私帳戶逃漏，以及香港、新加坡私人銀行投資帳戶等大查稅風險。CRS上路後，過去遊走跨國間灰色地帶的跨國企業黑盒子將被完全掀開，全盤透明化。

據會計師估算，若以年薪120萬台幣、即使薪資在陸港台三地各拆為40萬元支薪的台幹為例，CRS上路粗估所得稅將多繳15.79萬元，甚至可能被懷疑過去有逃漏稅之嫌；台商企業的人事成本也會加重。其次，以往台商申報移轉訂價時，將跨境利潤移到低稅率的香港以減輕負擔；或是在香港支付的高管薪資，未來都可能會被查清而失效。再者，台商若為規避增值稅，故意不開發票或將貨款移轉至海外私人帳戶，都將是大陸稅局開刀的對象，如大陸近期已對豐泰旗下位於福建的協豐及三豐鞋廠要求補稅，台商應加以警惕。

誠實報稅固然為上策，但台商仍有合法避稅的因應策略，包括盡速評估自身風險。執行面則可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公司營運模式、投資架構及風險管理，並合規申報、自動補報或補繳，且利潤應與公司運作一致。針對營改增的部分，應檢視適用的稅率內容及收齊有效憑證，以獲得減稅效益；未來亦應檢視調整集團涉及關聯交易的境外安排，降低關聯的連結；此外，亦可透過高新技術的申請及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減輕租稅負擔；進而建構適當的轉讓定價模組，避免成為被調查的對象；而海基會、陸委會應速提供台商相關的稅務資訊及租稅策略規畫建議，藉供參酌。當然，台灣當局若是為台商設想，「兩岸租稅協議」就不應再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者認為二二八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爭的是：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0天後沒有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還持續在爭。

二二八，共產黨曾說是它領導的人民起義，國民黨也說是共產黨搞的暴動叛亂，台獨則不好說，說是共產黨，那為何不支持統一？說不是，謝雪紅又是最著名的策動者，乃就胡扯一番。不過也有皇民說真相，說台共在日據時代被壓制得很厲害，沒什麼力量，怎會主導二二八？二二八是我們皇民的起義。

二二八與中共沒關係

真相是，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一點關係也沒有，謝雪紅是台共，與中共當時沒有組織關係。

而且，謝雪紅逃到香港後說：「當時在群眾運動中，事起倉卒，發展得迅猛，誰也沒料想過。我們身不由己，只恐落後於群眾運動。一旦捲入之後，便像投入海浪中跟著翻騰了。尤其是，當時混入二二八起義的人群中，帶頭起哄、聚眾鬧事、打打搶搶的，後來據善良的老百姓報告，多數是日治時代的地痞流氓、光復後的無業遊民。殺害外省籍的公務員、打劫外省籍的同胞主要是這兩類人。還有第三類人是戰時參加日軍的復員軍人，他們會指揮，又會用槍械。這三類人合起來，在廣大善良的群眾中卻變成先鋒和主力。我們根本管不到啊！」

這是金堯如所記載的謝談話。問題是這真相早在25年前就揭露了，卻一直被隱埋，怕說出來會顛覆台獨皇民所偽造的假相，所以台灣的人都裝著沒聽到。

金堯如當年是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後來當了香港《文匯報》社長。1993年5月，他在香港《新聞天地》月刊發表〈我所知道的二二八事件真相〉，香港《明報》也刊登了類似文章。

金文指出：「奉命去建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一些負責幹部所得到的指示，其中明確的原則包括團結台灣同胞，不講共產主義，宣傳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不批評國民黨陳儀政府，施政若有利於台灣同胞改善生活、提高教育的，可適當讚揚之。…對中國大陸形勢的方針是，宣傳國內和平和建設富強的中國，希望國共雙方不打內戰，以和為貴。台灣工委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建立。這些都表明中共本無所謂起義計畫。」

金親來台了解事情經過

金堯如1947年3月2日抵達台北，住在他的遠房親戚朱瑞祥家裡。朱是陳儀長官公署的副官長（在陳儀機要鄭士鎔的回憶中，提及他與朱瑞祥陪陳儀視察台灣西部，孫運璿也在場。見圖）。朱說台灣暴動是「共匪」、「奸偽」夥同台灣日治時代的土豪劣紳、漢奸浪人、無業流氓搞起來的，妄圖推翻陳長官，實行排外自治。朱叫他千萬不要出去。金堯如當時覺得這樣的暴動，完全不符合黨中央對台工作的路線。

金堯如避居長官公署內近10天，聽到一些高雄和台中的暴動情況。例如高雄有人率領群眾衝進要塞司令部，要彭孟緝繳械，由他們接管要塞司令部。再如台中謝雪紅率領青年隊，繳了警察局的槍，衝進台中市政府等等。長官公署裡的官員說，這完全是共匪策畫顛覆政府的陰謀，謝雪紅就是埋伏在台灣的女匪首。金堯如覺得不像，因為黨中央的方針明明力戒搞左傾冒險的城市暴動，而且根本沒有提出奪取城市政權的任務。所以，他當時完全反對謝雪紅這樣的盲動主義，也肯定她所執行的決不是中共中央的路線。

後金堯如在當年12月得知國民黨要逮捕他就逃離台灣。1948年1月初在香港的「華南救濟協會」，接待當時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學生領袖和民主黨派人士。同年5月，金堯如接待了謝雪紅。她偷渡到日本，在日共的接應與照顧下，到了香港，準備去大別山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謝已48歲，比金年齡大一倍。金堯如向謝提出尖銳的批評，謝則一直以點頭的態度傾聽。

謝雪紅口中的二二八

謝雪紅對金堯如說：「地痞流氓、無業遊民、復員軍人這三類人背後，還有一種人，是日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野心的政客、地主中的土豪劣紳。他們能操縱前三類人，指使他們造反、鼓勵他們暴亂，好讓他們同省政府、市政府討價還價，要官要權要利益。對這一種人，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好一面同他們敷衍面子，一面設法奪取起義的領導權。我組織熱血青年奪取武器、衝市政府，其實是想把局勢控制在我們手上，把領導權奪取過來。但是，誰料到不知不覺走上了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道路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謝雪紅，或者講我們台共同志們，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掌握領導權啊！哪裡談得到好好領導、正確領導？」

她繼續說：「等到國民黨大軍一鎮壓，我和一些台共同志便不知如何應戰。那三類人也立即潰不成軍。那些地痞流氓、復員台兵，他們跑得快、躲得好。只有那些有野心的，想在政壇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和紳士，老的跑不動、年輕一點的自以為有靠山跑得慢，於是被殺的倒不少。這些善良的有志青年，像我組織起來的那許多人，犧牲很重。有不少還為了掩護我撤退、逃亡而犧牲的。我認識到武裝鬥爭搞早了、搞錯了。」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主編第一份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的賴澤涵表示，金堯如的說法印證我們的推測，中共不可能介入二二八。研究小組訪問過彭孟緝、柯遠芬等人，他們也都認為中共的作用不大。賴澤涵說，他們還找到1947年中共派至台灣，成立「省工會」的領導人之一洪幼樵。

洪幼樵說，當時幹部之間彼此幾乎沒有聯絡，也都不知道中共到底派了多少人到台灣來，更不可能說策動事變了。在2月27日當天，他剛好散步到延平北路，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判斷事態不妙，後來就決定帶妻子躲了起來，按照當時洪自顧不暇的情況，中共幹部根本不可能介入二二八。

1947年時，中共尚盤據在西北，另一方面也還在進行「國共和談」，不可能跟台灣有密切的關係，也不可能對二二八事件有所指示。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對「紅色」其實很敬畏，會對他們保持距離，所以身為台共的謝雪紅，能影響的人並不多。賴澤涵說，其實是台灣某些替她寫傳記的學者，「太過誇大謝雪紅的影響力了」。

另外，針對金堯如在長官公署時對陳儀的觀察，賴澤涵說，他也曾在資料中看過，陳儀在台灣曾訓令警察外出時不可佩槍，可以推測陳儀應該會反對警察亂開槍，可惜這個命令並未全面執行。

彭孟緝不肯執行陳儀軍隊不出營的命令，在3月6日斷然開槍下山平亂。彭受到白崇禧讚許為模範軍人，以後青雲直上，退休時蔣中正以「處理台灣二二八事變，卓著功勳，特授青天白日勳章。」白崇禧嘉獎高雄、基隆、澎湖各要塞司令及嘉義機場地勤官兵，是因為他們「鎮壓最為得力」。

70年後爭議仍未休止

從以上史料來看，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無關，事後被殺的所謂台灣精英，幾全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或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若說損失慘重，國民黨最甚；若說陳儀是窳政該反，那國民黨不是首義主功？

二二八也不是政治貪腐所引起的反抗起義，貪腐的確有，但微不足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不是中國內部一省內的民權、民生爭執，爭的是中國還是日本？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那10天以後還沒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後，還持續在爭。

(作者係歷史學者)

二二八事件轉眼屆滿70周年，回顧要求平反賠償、追懲元凶的聲浪，隨著選舉及政治人物的需求而起伏操作，今年綠營又將藉「轉型正義」的亮麗符號，進一步醜化國民黨與兩蔣，但二二八有不同面相，不能只是一言堂。

台灣朝野為二二八事件哭啼叫囂衝撞了整整70年，今年二二八蔡英文或將孤注一擲討好獨派，利用川普就職滿月的蜜月期，特赦陳水扁、限制馬英九再度出境、公布追討國民黨黨產等轉型正義成效、取消總統府有關蔣介石的所有符號、嚴厲追究「否定二二八罪刑」，建立二二八的一言堂，用以彰顯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政治高度與意義。

「官逼民反」史觀可議

平心而論，二二八餘波盪漾會鬧到是非不分的程度，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樂於本土化的政治合唱功不可沒。自1995年開始，李登輝宣稱二二八是「外來政權」對台籍菁英精心策畫的大屠殺，每年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重溫悲情，使民眾強化二二八的記憶，牢記二二八仇恨，抵制兩岸關係緩和。如此傾斜的本土意識所產生的「去中效應」，自陳水扁上台後漸次彰顯。

馬英九自台北市長任內即對家屬展現誠意，年年含淚出席紀念活動默哀致歉，數次與家屬座談，公開推崇李扁對事件平反的貢獻，且表明國民黨對事件認錯的時間太晚，雖獲小部分家屬認同，卻加深了國民黨「自證其罪」的負面印象。70年後，沒有任何一項事實可以證明執政者蓄謀屠殺，卻為了空泛的轉型正義光環，硬要將德國納粹屠猶事件，張冠李戴到二二八，如此以恨為導向的清算，何嘗公允高明？

事件初期，陳儀的反應是妥協和解，若其本意是大規模肅清異己，決不會主動配合東北戡亂，將90%以上的軍隊調離台灣。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未直接點名蔣介石就是元凶，僅用隱喻筆法，以蔣介石長期掌控軍統局、中統局的背景說明，蔣確實需要負責。但所謂「元凶」，應是有計畫性地屠殺台灣人民才算；二二八起因複雜，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的文化衝突、民變反抗，致政府採取強勢鎮壓，使用「元凶」兩字指控太過情緒化。

死亡失蹤審查並不嚴格

二二八基金會的處理大致分物質賠償與精神撫慰兩個層面，自1995年起，按受難程度對受難者或其家屬發放賠償金，最高限額為新台幣600萬元，申請期限延至2017年5月23日。自1995至2015年8月為止，審理通過的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684件、失蹤類178件、其他類（包括監禁、受傷或名譽受損等）1,426件。受領賠償金人數（包括受難者本人或受難者死亡後的家屬）總計9,959人；總金額約72億750萬元。

去年2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基金會須賠600萬元給二二八期間來台失蹤的日籍男子青山惠先，由其子青山惠昭領取，創下外籍獲賠首例。二二八死亡加失蹤領取賠償總人數，至今停格在863人。馬英九及國史館前館長呂芳上主張死亡失蹤達兩萬人的落差，正好坐實確有大量姓名不詳，在台無戶籍的外省人死於暴民之手，淪為溝壑亡魂，無人追悼理睬。

二二八造成的財政損傷極大，長官公署撫恤僅及於公務員，受損公務員又以外省籍居多，且僅是救濟而非賠償，最高只有6萬元，可謂杯水車薪。

依據《二二八辭典》別冊統計，並輔以相關資料比對，依法領取補償的審查作業並不嚴格，在死亡及失蹤的800多人中，至少有5人並未受難，家屬照樣領補償金。1949年之後，因其他罪名遭槍決的63人竟也被計入二二八死亡名單。例如：蕭來福是台共早年重要成員，擔任王添灯創辦的《自由報》經理，二二八後逃亡香港。古瑞雲及蘇新回憶錄都提到他並未失蹤，但其家屬領取了他及就讀基隆高中的弟弟蕭炳煌的失蹤補償。

獲賠親屬中有百餘位提到當事人從警察局「取走」槍枝，或參與攻打紅毛埤彈藥庫、水上機場等，而遭軍警「無故」槍殺逮捕。進攻的民軍當然獲得補償，幾位在機場任職的台人喪生也申領補償，結果對戰雙方都賠。申請賠償者有直接承認參與攻擊政府機關及國軍者，或因擔心算帳，致言詞閃爍，對受難事實諱莫如深者。

許天保是空軍水上機場第9地勤中隊機械士，安徽歙縣人，1947年3月1日因保衛基地被槍擊殉職，得年41歲，安葬碧潭空軍烈士公墓第95號。有誰敢自承殺了這位安徽小兵？

二二八有不同面向

賴澤涵、馬若孟等合著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一書提及：魏德邁將軍並不認同副領事葛超智的報告，因為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按1947年匯率折合2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觀之，難免被視為有叛變之嫌。

究竟二二八的真相為何？回到時間坐標，更易看清事件本質。70年前的中國大地並非承平歲月。1946年12月24日聖誕夜的一起意外，竟也點燃台北街頭的示威反美，領隊者正是台大學生李登輝。二二八風波確實只是中國烽煙四起，內戰吃緊時的一個地方事件。

當夜，北京大學法文選讀生沈崇看電影途經北平東單，被美國海軍陸戰隊皮爾遜等2人架至東單操場強姦。隨後北平高校遊行抗議暴行，12月31日中共中央廣發董必武、葉劍英具銜發表的《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回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於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數十個城市遊行抗議，進而掀起「反政府、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成為反美的導火線。

二二八不能成為一言堂

汗牛充棟的二二八相關研究，被忽略的集體見證，首推1945年10月自福建馬尾啟程，在基隆登岸的中央警校台幹班師生1,020人，他們負責接收日據時期13,000名的龐大警政系統。見證風潮初起的台北圓環第一場景中，協助緝私的4名保警就是台幹班畢業生。暴動蔓延後，奉命放棄抵抗，四處躲藏，一如其他行業的外省同胞。其中陳澤春、張毓欽兩員不幸殉職。

筆者據此做成的口述歷史《警察與二二八事件》，竟被綠營立委公開指定列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的懲處對象，增列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否定二二八罪責」，可判5年徒刑，嚴重羞辱了言論自由。

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黨產問題，反倒遮掩了不肖台民侵吞日產的真相。日本宣布投降後，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立即奉盟軍統帥之命，反覆廣播明令8月15日之後禁止一切產物買賣；但皇民份子、黑道流氓、藐視國法的投機份子，依舊配合日人逃避沒收、勾串隱匿、倒填日期偽造文書，企圖渾水摸魚，坐得不義之財。當年來台接收的官員倘若人人上下其手，試問何以台灣大戶地主無一來自大陸？又何以全省19家日產戲院，三家老闆是林茂生？

當年一份民間呈文直陳：「台人久受日敵壓榨，其受害最烈者，厥為普羅階級，其能與日敵勾結者，特殊之人物，故中央對於本省苟屬有意愛護，理應普遍救濟，將該日產售款全數撥為本省建設費用，所謂取於台灣，還於台灣。蓋政府應為萬家之生佛，不可維持少數人之不法之利益也。」這才是真正愛台灣的言論。

只有不再以悲情撩撥傷痕，不再以乩童夢囈追求台獨，台灣才會有長治久安。與其被動期待政客省悟，有識者更應積極喚醒民眾：迫在眉睫的統獨之爭，如今已非天真選項！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國共內戰的牽累。其實事件的背後有政經結構巨變，包括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自東北發動侵華戰爭，殖民地台灣所承受的壓迫也日益嚴峻。無論保守或是激進，民族抵抗運動陸續都銷聲匿跡，議會路線的領導人林獻堂，在「祖國事件」之後避難東京，崇拜孫中山的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屍骨未寒，左翼的共產黨人在大檢舉令下，受逮捕繫獄天牢。

戰時體制下的艱難

人們依然說著祖先的語言，維持著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宗親社會的生活方式，在殖民統治者極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千方百計要消除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的時刻，這是僅存的一種消極抵抗：純樸的民族意識祖國情懷。

自1920年代以來，投奔祖國的台灣青年絡繹於途，求學尋出路，甚至共赴國難。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的也大有人在，台北蘆洲鄉人李友邦在福建的「台灣義勇隊」，嘉義人劉啟光在江西的「台灣工作團」，還有丘念台在廣東的東區服務隊，只是其中最為知名的。另一方面，也有在日本占領區討生活的，日本所扶持的滿洲國與汪精衛政府的官場上，都有台灣人的身影。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上海、福州、廈門、廣州等沿海淪陷區，也有台灣人充當日本軍部的爪牙，或經營妓院賭場當舖等特種行業，引起當地人民極度反感。

絕大部分只是普通的技術人員、醫生、商人與知識分子，他們是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鍾理和筆下的「白薯」，身不由主地介於中國與日本之間，掙扎求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漸失優勢，以「大東亞共榮圈」宣導威誘台灣青年和原住民充當「特別志願兵」、「高砂義勇隊」，徵召大量青年為軍伕、少年工，有技能的知識分子為軍屬，更有以國家暴力強迫欺騙手段徵召的慰安婦。被日本軍部徵調至海外從軍或工作的台灣人，總數在數十萬之眾。這些年輕人的犧牲，最令人悲痛，戰爭結束後，生還者也不曾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日本對台最後的掠奪

由於戰爭的影響，台灣物資嚴重短缺，物價飛漲，早在1941年，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灣實施嚴厲的物資管制與配給。美軍自1943年底開始，對台灣重要工廠、電力設施、港口及交通樞紐持續長達20個月的轟炸，導致全台交通與工業幾近癱瘓，生產銳減。

隨著戰事的惡化，包括柴米油鹽各種物資在內的極為嚴苛的配給制度，亦無法抑制物價的持續飛漲。在一些鄉村地區，甚至於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形態，這早在陳儀抵台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與祖國隔絕半世紀的台灣，復歸祖國懷抱之初，首先發生的聯繫竟是糧荒與通貨膨脹。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大陸國共內戰的牽累。事件的影響嚴峻深廣，其背後有深刻的政經結構巨變，包括中日權力移轉，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45年全台稻米歉收，產量不及豐收時期的一半，總督府將上半年徵收的米糧，加速運回日本土或配給日軍日僑，民間米糧極度短缺。不幸的是，1946年台灣又碰到罕見的旱災與颱風，嚴重影響米糧的收成。陳儀面對著殘破的大地，百廢待舉的沉重工作壓力，最終無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困境，糧價大肆飛漲，經濟瀕臨崩潰。

1945年9月上旬，台灣總督府頒布命令解除戰時嚴厲的物資管制，一時間，台灣的糧食物資似乎突然變得極為充沛。事實上，當人們還在歡慶光復的氣氛中，經濟的破敗崩解就已開始。根據台灣總督府的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早在1946年初，他就預言「糧食短缺的狀態可以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治安混亂將起因於糧食不足」。

1945年9月9日，鹽見俊二得到美方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搭乘一架載滿了由日本銀行印刷的台灣銀行紙幣的專機抵台，這架飛機所運送的台幣是為總督府發放在台日本官吏的薪水與遣散費之需。總督府藉復員需要，擴大發行台幣，自投降之日至完成交接之時(1946.05.18)，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額增加了105%。手中充裕的貨幣，讓等候遣送回國的日本人能夠大量採購市場上已經短缺的米糧物資。這是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進行的最後掠奪，使得台灣的經濟陷於絕境。

血歸流、歷史和文化歸宗

儘管大戰末期日軍敗跡頻露，1945年8月15日那個昏熱的下午，台灣人對於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的降臨，顯得毫無準備。似乎並沒有人思索「光復」的深層內涵，或是即將來臨的新情勢。單純地相信只要回到祖國懷抱，所有苦難都將迎刃而解。人們熱衷於學習國語，唱國歌，讀「三民主義」。但是，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於祖國的事務幾乎一無所知，特別是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長大的一代，殖民者的歧視固然激起他們的民族意識，但他們獲得祖國知識的渠道，絕大部分也在殖民者的控制下。

葉榮鐘說：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一股熱情所祈求的是血的歸流，是五千年歷史和文化的歸宗。（見葉氏〈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

如今回顧，光復當時台灣最為迫切的問題意識或許是：如何客觀面對台灣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有系統地深入批判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如何清理殖民教育殘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跡？

劫後餘生，過去民族抵抗運動的人士重新活躍於社會事務，政權交接的真空時期，「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發揮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營救了流落在日本的台籍日軍青年，還有身陷海南島、廣東、汕頭、廈門、福州、上海以及香港等地的台灣同胞。民意代表們認真地要執行他們在日據下所爭取不到的質詢權。當然，也有識時務者忙著接收、發光復財。文化界湧現多份報刊雜誌《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中部地區的知識份子鎮守圖書館，舉辦中國歷史文化及近代民主政治、經濟的講座，還有各種文化活動，成為當時台灣與大陸文化界的交流中心。再再顯示，歷史文化上的回歸是他們在歷史時刻的自我期許。

祖國情懷被挫傷

對祖國的滿懷期待只維持了短暫的時間，隨著經濟的惡化、社會的不安，部分接收官僚的貪婪腐敗與無知，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在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前夕，已經到了沸點。因此，一個緝菸的意外事件一夕間演成全島蜂起，此時距離台灣光復不過18個月而已。

對於出生於日本據台前後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日據下，他們抵抗殖民統治，精神上，依恃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肯定，特別是儒家思想。政治上，追求的是西方近代議會民主政治。他們以為「光復」可以實現前半生的理想，固然過分天真，但是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蠻橫粗暴，讓台灣民眾的祖國情懷受盡挫傷、抑忿以至幻滅。更無異全盤否定了這一代人前半生的執著與付出。這是他們在情感上萬難接受，現實中又不能不屈服的困境。

軍隊武裝鎮壓之後，「清鄉」和「自新」持續在全省各地追究事件參與者，緘口噤聲的社會表象之下仍有暗流，許多人正痛苦地再探尋台灣的出路。對國民政府絕望的廣大知識分子，轉向「紅色祖國」的號召，投入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民族解放事業。

1949年國民政府中樞遷台，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完全斷絕，蔣介石政權肆無忌憚清除政治異己。風聲鶴唳的1950年代，多少本省與大陸籍的左翼理想主義者死不得其所？又有多少人在綠島上度過他們的青春年華？

從此，孤懸東海的小島成為全球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反共陣營的最前哨基地，延續國共內戰與撕裂民族和解的悲劇。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廖繼斌1951年生，台中豐原人，台北建國中學、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赴美國邁阿密大學比較法學研究所研究。家族三代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

其祖父廖進平(1885-1947)在日據時代為地主仕紳，熱心公共事務，且曾將父親廖乾三募得的6萬日圓面交孫中山，助其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其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與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共同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光復後，又出任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廖進平出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但卻因政治建設協會在2.28當日策動民眾遊行抗議，3月中遭憲兵逮捕、遇害。

父親廖德政(1920-2015)，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為著名畫家，曾擔任國策顧問。三叔父廖德雄(1928-2013)在二二八事件中亦為「處理委員會」學生代表，後任台北市二二八協會理事長，全心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活動。

廖繼斌歷任台北市二二八協會理事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下稱二二八基金會)專任祕書、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第六屆董事、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常務理事。2009年9月7日出任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至2016年9月底)；2011年2月28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下稱二二八紀念館)正式開館，兼任該館館長。編有《見證二二八》、《二二八事件文獻目錄解題》等書。

問：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剛好70年，請您談談首次知道祖父在二二八遇害是什麼時候？當時有怎麼樣的感受？

答：家族裡，我三叔是最了解二二八的，他涉入很深，但我年少時他從來不講。我第一次聽到祖父的事，是初中時，有一次睡覺前，不記得是講到什麼事情，突然聽到祖母語帶情緒地說「你阿公是被外省人殺的」。祖母那時接近70歲，她弄不清楚陳儀是誰、國民黨做了什麼，僅就她的認知用很簡單的語言點到為止。那瞬間我確實很詫異，也萌生了想了解二二八的意念。不過，當時完全沒想到，我後來會追隨長輩，參加二二八平反運動，也因緣際會地做了二二八紀念館的首任館長。

問：作為二二八受難者的後裔，您怎麼看二二八事件？您認為它對台灣社會有哪些影響？

答：平心而論，任何一個社會碰到有人在報章雜誌或演講集會上挑戰執政者的權威及正當性，無論是出於善意或惡意，政府都不會喜歡這樣的人。現在大家都罵是陳儀壞事，他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當過福建省主席及「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來到台灣，住在台電公司總經理的官舍。他從大陸帶來的人素質欠佳，又有語言隔閡，一年多後，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而我祖父為人熱誠、口才好，年輕時即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對抗日本統治，十餘年的磨練，政治、法治水平鐵定比陳儀帶來的官僚高，拿對付日本人的那一套來，向民眾宣傳地方自治，陳儀自然難以招架。1946年5月4日，祖父組織集會遊行紀念五四運動，抨擊陳儀錯誤的糧食政策，造成有錢也買不到米等等。現今二二八紀念館有一幅畫家張義雄所畫祖父在大稻埕演講時的畫作。祖父演講很能切中時弊，引起共鳴，聽眾有時多達幾千人，集合、撤退皆聽他的指揮。這種能影響社會的「政治活躍分子」，大概早就被政府視為危險人物。以當時的氣氛，就算沒有二二八，一旦發生任何變亂，這些領頭者都會是政治清理的優先對象。

還有，抗戰期間跑到大陸去的本省人，隨國民政府返台後，成立了台灣憲政協進會，他們會講普通話（祖父要靠翻譯），但並未充分發揮溝通橋樑的作用，其成立的台灣憲政協進會還跟祖父所屬的政治建設協會分庭抗禮。此外，祖父與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很熟，或許無意間捲入了國民黨情治機構的派系鬥爭。

換言之，那時民間積累的民怨和不滿，以及祖父輩們所埋下許多被殺的伏筆，最後通通在二二八引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裡的常務理事、理事多人被捕或逃亡，甚至遭到情治單位「密裁」，根本找不到屍體，也無法得知他們被抓被殺的經過情形。這對本省人造成非常沉痛的傷害，此一不幸當然要由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負責，現在所謂的「二二八真相不明」、「國民黨有史料，不願交出來」等說法，都與此情緒有關。

二二八基金會成立以來，針對受害人及家屬已賠償73億元，處理過兩千多個案子，輪廓基本上已很清楚，但由於被「密裁」的人沒有留下任何資料，那個部分至今真相不明。又如「派兵來台鎮壓」，亦令人反感。

1945年5月德國戰敗，納粹黨立即被徹底清算清除，但國民黨從1947年後還長期執政，不久後又發生了白色恐怖，導致更多人受害。兩蔣時代不僅未處理二二八事件，也不准人提起，當然造成迄今不管國民黨做什麼事，就是會有人不買帳，每逢選舉，二二八也一再被提起。

問：二二八基金會和紀念館的籌建工作屢有變化，請您談談其中的轉折？

答：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沒有人敢談二二八，1992年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出爐後，在各界的殷切期待下，立法院才開始立法、賠償受難者家屬；1995年4月《二二八條例》通過，同年12月行政院成立二二八基金會。陳水扁當台北市長時，提出二二八要放假，新公園改成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1997年在公園裡面設立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在二二八要立法時，馬英九是法務部長，他全程參與了立法工作；基金會成立時，他以法務部長身分出任董事，開始與二二八家屬接觸。

長期以來，二二八受難家屬主張應成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也曾說要做，但執政後主張成立國家人權紀念館，二二八作為其中的一環，這與二二八家屬的期待當然有落差。

另外，原先李、扁政府都準備二二八基金會處理完賠償業務後就解散，反而是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敦促我們家屬盡快申請更改基金會的章程，這樣才有可能成立國家紀念館。2006年二二八中樞紀念時，馬英九以合辦單位首長的身分致辭說「希望明年能看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籌備處掛牌」。這句話影響很大，當局在4個月內即選定南海路現址作為館址。當時該館已閒置多年，館內一片荒廢破亂，而基金會的經營高層竟以展期僅數月的展覽作為門面，對外宣稱開館，2007年二二八60周年當日，還邀請政府高層主持二二八紀念館揭牌典禮。事實上，該館在4年後的2011年2月28日，亦即我到任一年半後，才正式開館。

2006年2月25日，國民黨在中央二二八紀念碑前首次舉辦追思會；2.28當天早上，國民黨和鳳凰電視台合拍的《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記事》首映。2005年到2007年，馬英九還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密集地在台北、台南、花蓮等地舉辦或參與了多場二二八特展。二二八受害家屬最早參與這種活動時，內心很掙扎，因為馬先生是國民黨的主席，而國民黨又是加害者。我居間聯絡，感觸很深。不過，馬先生的這些作為，慢慢地改變了若干家屬對他的觀感。

問：現在有些人批評馬英九不應為二二八年年道歉，對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馬英九要處理二二八，道歉是必然的。外界看馬英九道歉是兩邊不討好，部分家屬及綠營不領情，說他的眼淚是「鱷魚的眼淚」（假的），深藍的人也不見得諒解。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層面，從政治現實來看，2008年馬英九大勝，這表示中間選民應該是肯定這事的；從人性來看，一個政黨殺了自己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殺了金主（祖父曾捐錢給國父），為什麼不應該認錯？

馬是國民黨領導人，當然知道黨內或許有人不贊成，但他認為應該要有所選擇和承擔。這幾年馬英九努力彌縫、降低二二八的傷害，至少讓一些長輩在晚年能獲得撫慰，不再活在仇恨中。大家可能沒注意到，2012年馬英九競選連任時，連對馬英九最有意見的二二八家屬都沒有人出任蔡英文競選總部後援會的會長。國民黨在二二八是不可能加分的，能少減分就不錯了。

馬英九對我們二二八家屬開的所有承諾，全都兌現了，面對國民黨內的反彈、外界的批評，他也都承擔下來了。所以，不論外界對馬英九有什麼指教，我當然義無反顧地支持他。

問：二二八是台灣社會分裂、統獨矛盾的起源點，在政客的操弄下，至今仍在發酵，您認為它有畫下句點的一天嗎？

答：記得林義雄先生在一篇談二二八的專文裡寫說：外來政權並不必然專制腐化，本土政權也不必然民主清廉。我認為他寫得很中肯。

在我接手前，基金會的負責人把看不順眼的二二八長輩打成「背祖份子」，用公權力發動無情的批鬥，作法極為不當。我一上任，就告訴基金會同仁，對於二二八長輩，我們沒有資格以個人的政治立場來審判他們，造成他們第二度的心靈傷害。

問：您去年10月離職，請問對未來的生涯有何規畫？是否會持續關心二二八？

答：首先，我希望能將我掌握到的二二八史料及學者在這方面的著作逐一比對，寫些文章讓歷史真相更加清楚。第二，在任7年，有不少大陸訪問團到館參訪，與台灣的專家學者研討台灣史及二二八，未來我很願意去大陸跟相關的學術單位交流，了解他們如何看待二二八，並與在事件後逃到大陸的受害人及其後代交換心得。第三，我也想就馬英九當台北市市長、國民黨主席、兩任總統幾個不同階段，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關注及投入，做一個有系統的整理，並表達我個人的觀察及看法。

去年12月中旬，中國大陸海軍在南海九段線內查扣了美軍無人潛航偵測器，5天後歸還，這是否說明中美兩國關係繼續鬥而不破？

去年12月15日，中國海軍在南海九段線內發現一具無人載具，為防止該不明裝置對過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員安全產生危害，中方救生船將該裝置撈起，對其進行「識別查證」。隨後，得知這是美軍的水下無人潛航偵測器(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 UUV)後，即決定經由適當的方式移交美方。

中美兩方說法不一

美方稱，事發當時，一艘美國海軍海洋測量船「鮑迪奇號」(USNS Bowditch)在九段線內正打算收回一個UUV，但在旁邊觀看的中國海軍922-III型ASR-510號打撈救生船，突然放出一艘小船，就在行駛至距離「鮑迪奇號」僅500碼處，用一艘小艇撈起了這個無人潛航偵測器。美軍趕緊通過擴音器和無線電交涉，強調美國是在（九段線內）其所謂國際海域行事，這具UUV是美國政府的財產。

美國國防部官網12月16日發表聲明說，被中方查扣的無人潛航器是享有主權豁免權的美國海軍船隻，當時正根據國際法在南中國海有關海域進行正常運作。聲明說，查扣事件「不符合國際法，也不符合海軍之間海上行為的專業標準」。美國防部發言人庫克(Peter Cook)聲稱，美國在全球使用測量艦與無人載具等裝備，測量鹽度、溫度與水下音速等海洋學軍事資料，都是合乎國際法的定期任務。

川普先在推特上發文，嗆中國在國際海域查扣了美國海軍科學研究用水下潛航偵測器，把它從海裡抄出來帶走，這是前所未有之舉。不過，川普把「前所未有」(unprecedented)這個字拼錯成英文根本不存在的單字，「沒有總統的」(unpresidented)行為，掀起網友們在網路上消遣的話題，成為對美國教育的諷刺。俟中國同意歸還後，川普又在推特上說：「我們應該告訴中國，美國不要中國偷走（查扣）的無人載具，讓中國保留它吧！」他用「偷」字來形容查扣，顯示他對事實一知半解，這是危險的，並不好笑。

中國大陸軍事專家則分析說，這種UUV可能被用來收集中國海軍行動的數據，除進行定位、跟蹤外，還可以錄取艦艇的水紋，辨別不同類型的潛艇，掌握中國潛水艇航行的細節。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一國在他國經濟區進行軍事活動時，需要取得沿海國之同意。美軍近來頻繁派出軍艦、軍機在南中國海海域進行抵近偵察和軍事測量，中方曾要求美方停止此類活動。

大陸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也針對美國國防部的聲明說：「中美雙方一直就此保持溝通。在此過程中，美方片面公開炒作，不僅不恰當，同時也無助於問題的順利解決。我們對此表示遺憾。」

雙方均無意升高對立

12月20日中午，中國海軍510號艦船將此潛航偵測器移交給美國海軍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USS Mustin)。美國國防部亦證實接收了這個無人潛航器。

中國將持續對美方有關活動保持警惕，採取相關措施加以應對，並且要求美國減少在南中國海的偵察。美國則重申將致力於維持其所主張的國際法原則與規範允許下，持續在南中國海飛行、航行和操作，如同美國在世界各國的操作一樣。

此查扣事件發生在中國南海九段線內，已引起了美國和日本的關注，他們擔心中國在南中國海提升軍事力量。不過，中國已與美國進一步討論關於在有爭議水域意外軍事遭遇的行為準則，以避免升高南中國海的對立局勢。

查扣是向華府傳遞信號

美國軍艦、軍機以「自由航行」、「自由飛越」(free overflight)為名，在南中國海海域、空域進行航行、飛越，實際上是政治挑釁，試探中國會做怎麼樣的反應。美方揚言將繼續挑戰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自衛武備。但中方也將繼續對美方的有關活動保持警惕，並採取必要措施加以應對。

長期以來，華府在美中台關係上奉行「一中政策」，北京強調「一中原則」，雙方承諾保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平衡。美方「一中政策」沒有明確定義，頗具模糊性，只能算是國際習尚(international usage)。最近中美關係因川普性格冒進，外交經驗不足，行為有悖外交慣例，他一系列的言論已使中美關係呈現緊張，川普接聽蔡英文的電話更給北京傳遞一種信號。

北京理性和成熟地回應了美國「歸還」的請求，既未激化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也未引發兩國的衝突，這也是北京向華府傳遞一種「鬥而不破」的信號。倘若美國繼續高壓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美發生軍事衝突並非不可能；若中美兩敗俱傷，俄日將必坐大。華府如孤注一擲、失道寡助，其功罪，國際社會自有定評。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