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1年等待,台中國家歌劇院終於在9月30日風光開幕。雖然開幕當日頻傳失禮爭議,例如未請建築師伊東豊雄上台,又如80歲國寶級藝術家廖瓊枝沒排座位。暫不論以上風波,劇場內部像大洞穴,真的很有意思。
電影《麻雀變鳳凰》中有一個經典鏡頭:女主角茱莉亞羅伯茲身穿高級訂製晚禮服,脖頸戴上數十萬美元的鑽石項鍊,手腕套上長手套,挽著身穿黑色西服搭配手工領結的男主角李察基爾,隆重地共赴一場歌劇首演。本以為這樣如戲劇指南的打扮不容易在台灣劇場出現,但我錯了,因為在台中歌劇院開幕首檔《萊茵黃金》演出日,就有一大群在地名媛貴婦穿著華美及地晚禮服,站在大廳等待入場看表演。
台中劇迷欣賞歌劇的服裝搭配十分講究,跟我平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及國家音樂廳看到的觀眾群很不一樣。台北很多是文青或上班族,在一天工作結束後趕到劇院,很難發現晚禮服的影子。台中貴婦觀眾不只在衣著正式隆重,也很用功。
台中貴婦組團上藝文課
一名住在圓滿劇場附近的貴婦告訴我,為了觀賞《萊茵黃金》,早早與40幾名朋友聘請名師上了四堂課,瞭解華格納及《尼貝龍指環》四部曲劇情。她侃侃向我說明《萊茵黃金》係由西班牙皇后劇院與拉夫拉前衛劇團搭配台灣國家交響樂團,由指揮呂紹嘉率領海內外聲樂家共同演出。她連劇情最後「諸神進入瓦哈爾」高空人網的著名特技都瞭如指掌,還問我「為什麼會想從台北專程南下看戲?」
當然,《萊茵黃金》是我前往朝聖的主因,但位在台中七期重畫區的歌劇院是中台灣第一座國家級表演藝術場館,也是繼1987年國家兩廳院開幕之後,29年來再度揭幕的國際級表演場館,也很吸引人。
在前市長胡志強的催生下,日本知名建築師伊東豊雄於2005年展開興建計畫,擁有大劇院(2,007席)、中劇院(796席)、小劇場(200席)以及一個小型戶外劇場。歌劇院曾在2014年由胡志強主持完工啟用大典,並邀明華園歌仔戲團公益首演,但林佳龍接任台中市長後,堅持在2015年封館,施作修繕工程,直到今年全館修繕完畢才於9月30日正式營運。
開幕活動頻傳失禮爭議
歌劇院歷經11年才開門迎賓,未料開幕典禮引來眾聲喧譁,包括未請伊東豊雄上台致詞、80歲歌仔戲國寶廖瓊枝沒位子坐、文宣品上印著「歌劇院天后爭霸戰,誰先完售誰封后」,竟然把京劇魏海敏、歌仔戲廖瓊枝和唐美雲、大陸評彈天后盛小雲等不同藝術領域的四位大師做比較,以上種種行為被罵沒水準又不得體。
姑且不論以上爭議,歌劇院建築體真的很有特色,被國際媒體路透譽為「世界第九大新地標」。建築師伊東豊雄運用樹屋、洞窟的概念設計,劇院內壁牆壁幾乎都由曲線及曲面組成,宛如洞穴,獨特的工法被稱為「全球最難蓋的房子」;劇院外廣場的噴水池更是小朋友的消暑天堂。
雖然歌劇院造型搶眼,然而除了演出的劇場本身(且不論後台演製人員休息室),內部很多空間都是賣場,以一樓為例,除了服務台、電梯、上二樓的迴旋梯及廁所,以外就是咖啡廳及各種商家,其中有些店家的櫃枱還擋住了彎曲牆壁,導致民眾無法好好欣賞建築設計,有愧伊東豊雄的設計苦心。
當然,別誤會,我不是說歌劇院及音樂廳不該有餐飲區及販售紀念品商店,例如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er)一樓就有bookshop及kitchen cafe,然而他們在一樓大廳也空出一大部分空間擺放許多桌子,供人圍坐討論事情或獨自看書休息,完全不用擔心沒有消費會遭來白眼,也不會被賣場吵雜聲打擾。反觀台中歌劇院公共休息沙發區很少也很小,如果民眾想好好坐下來休息,就必須到咖啡廳消費,要不然就得邊吹冷氣邊練腳力,在一個接一個的商家轉來走去。
台中歌劇院已然是串連北中南藝文資源的樞紐,它不僅是一個文化藝術的新空間,從首檔節目《萊茵黃金》也可以看出經營團隊的企圖心。雖然開幕以來有一些風風雨雨,但衷心期待未來這裡的演出,能引發生活與藝術的對話,刺激北中南表演藝術的火花及能量,讓走進來的民眾帶著高水準的藝術品味走出去。
愛唱歌的連方瑀,於光輝十月舉辦生平首場獨唱會,唱出中國詩詞之美,也勇敢地展現了自我。
連方瑀愛唱歌出名,去年她與連戰慶祝金婚送賓客自唱曲專輯,造成轟動,沒想到她再接再厲於10月15日在誠品生活松菸店表演廳舉辦「詩歌情韻」獨唱會,兩小時獻唱了23首詩詞及三首安可曲,全程不用大字報,邊唱邊帶手勢,身體隨著音樂自然擺動,看得出她把感情投入在詩詞之中,尤其嗓音在下半場唱開後,愈唱愈好,超過300名連家的親朋好友聽得陶醉,紛紛報以熱烈掌聲高喊安可,逼得連戰在三首安可曲後幽默解圍,「真的沒有了,不然你上台來唱。」
古詩詞變成好聽的歌
此次表演的23首古詩詞中,前兩首是連戰祖父連雅堂的作品〈過故居有感〉及〈青山青史〉,前者是在台灣被日本割據後,連雅堂有感國破家亡族人四散,無限悲痛下所寫;後者是遊覽杭州西湖後,見到秀美風光喚起他繕修台灣通史的壯志,連方瑀在光復節前夕唱出,顯有一番特別心意。另有〈虞美人〉、〈章台柳〉、〈離思〉、〈水調歌頭〉、〈無題〉、〈短歌行〉、〈相思〉等詩詞,由知名鋼琴家、作曲家王守潔為詩詞譜上新曲,成為一首首好聽的歌。
王守潔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1980年開始活躍於台灣樂壇,曾任教文化大學音樂系及華崗藝校。王守潔長年為港台聲樂家、器樂家伴奏,稱職扮演「綠葉」角色。其作品曾榮獲金馬獎電影插曲作曲獎、唱片金鼎獎。作家羅蘭評述她「琴聲不僅是琴聲,而是整個人如同燒融的岩漿,注入全部感情。」中國古詩詞在其譜曲下,古典與現代相互激盪,文學與音樂得以結合,一首首的詩詞乘上歌聲的翅膀後,果然得到更多共鳴。
演唱會舞台佈置簡單大方,台上只有一架鋼琴全程伴奏,再視曲目配上笛子、琵琶及擊樂,焦點全放在歌者與詩詞。為讓觀眾完全理解詩詞內容,主持人丁遠超都會簡單介紹每一首曲子,舞台後方也會投影該曲歌詞,節目冊上更一一介紹詩人及其寫作背景,讓觀眾進一步賞析。
展現深厚中文底子
此次演唱會採贈票方式,原本只打算邀請數十名親友欣賞,選在華山藝文特區演出,但因參加人數超出預期,暴增到300人,只好改到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室演藝廳舉行。除了連家人全員到齊力挺,大女兒連惠心、二媳婦路永佳還上台與連方瑀合唱了最後三曲〈鳥〉、〈漁父〉、〈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據主持人說,連方瑀自小就受到長輩影響愛好詩詞,後雖在美國得到生化碩士,但在東吳大學教的是中文系,對中國文學、詩詞素有研究。此外,連方瑀為了這場獨唱會,整整練了一年,而且每天都練得很勤快,每一首都倒背如流。有關這一點,連方瑀在節目單自序中也說「有時候練習太久,先生會拍拍她說『愛惜妳的嗓子』。」
前來捧場的除有連家的親戚朋友,還有前考試院院長關中、前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蔣家媳婦蔣方智怡、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祕書長焦仁和、國策基金會前執行長蔡政文、國民黨大陸事務委員會前主任張榮恭,國民黨前祕書長曾永權、前駐美代表沈呂巡、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名畫家歐豪年,以及多名國民黨籍立委。觀看現場每個人聚精會神聆聽,每當主角唱完一首歌即拍手叫好,氣氛歡樂又溫馨,是一場美的饗宴。導演劉家昌的姊姊劉美燕中場休息時向筆者稱讚,這一次連方瑀將詩詞「詮釋得很好」,是一場成功的演出。
從連勝文參選台北市長失利以來,連家一度處於療傷止痛期,但從連方瑀獨唱會受到這麼熱烈的迴響及支持來看,連家仍具有一定的凝聚力。雖然連方瑀在節目單自序中表示「這是我第一場演唱會,也將是唯一的一場,我在和時間賽跑。」但身為聽眾,還是希望未來有機會如連戰所說「後會有期」。
中國大陸為發展對地觀測的技術,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主要將統籌建設一個基於衛星、平流層飛艇和飛機的高解析度對地觀測系統,由天基觀測系統、臨近空間觀測系統、航空觀測系統、地面系統等組成。
中國大陸的對地觀測計畫將通過發射一系列高解析度的衛星,再與其他觀測手段結合,預計到2020年將可形成全天候、全時段、全球覆蓋對陸地及海洋的即時偵察監測能力。
去年12月29日大陸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了高分四號衛星。高分四號是中國第一顆地球同步軌道高解析度光學成像衛星,也是目前世界上覆蓋幅寬最大的地球同步軌道遙感衛星。高分四號與地球同步、相對於地球是靜止的優勢,能夠對目標區域做長期「凝視」,獲取目標動態變化的資訊。
它的大口徑面陣凝視相機兼具可見光和紅外線全天候成像能力。可從36,000公里的太空中,看見在地表小到50米長的物體或是飛行中的導彈。海上航行的一艘航空母艦的長度超過300米,當它在海上移動時,「高分」衛星不僅能發現它、而且能夠識別並跟蹤它,將是未來空天預警體系組成的主要支柱。但是,高解析度地球同步衛星到底距離地球較遠,對於較小目標的監測能力較弱,所以中國仍然需要一種更嚴密的衛星監測系統予以補強。
仿銥衛星架構的龍睛計畫
銥衛星是美國Motorola公司提出的一種利用低軌道衛星群實現全球衛星移動通信的方案。其原始設計是由66顆小型智慧衛星,系統採用「倒置」的蜂窩式架構,均勻有序地分布於離開地面高度765公里上空的6個軌道平面上,通過微波鏈路形成全球網路連接。每顆星投射多道波束到地球表面,形成對無線通訊網路的全區覆蓋。當年中國的長城工業公司亦曾參與衛星發射的規劃,對該系統十分瞭解。
這種架構如應用到對地球表面的監測,裝設類似高分四號能夠對目標區域做長期「凝視」的面陣凝視相機,利用航天視頻遙感技術,建立一個低軌道衛星實時監測系統,由於它距地表較近,可以對較為細小目標的動態變化,獲得更為清晰而及時的影像。在測試中的吉林一號衛星即具有類似的功能。
如果將裝有光學遙感雷達、合成孔徑雷達、電波監測雷達這三類衛星進行共軌的同步伴飛,可對地球表面進行全天候、全時段、全球範圍的實時監控,航天專家們稱此一構想為中國的「龍睛計畫」。將可對來自北美大陸、印度洋、太平洋、歐洲及北極方向的敵方彈道導彈、陸射、空射及潛射的巡航導彈、隱形戰機和低空掠海的轟炸機,提供最及時的動態資訊。
平流層飛艇擔綱國土防衛
去年10月,大陸首個軍民通用的「圓夢號」在內蒙古錫林浩特成功放飛。圓夢號是是中國第一架具備持續動力、可控飛行、重複使用的臨近空間飛艇,依靠氦氣浮力升入空中,採用太陽能作為持續動力,能自主和遙控升空、降落、定點和巡航飛行,可執行通信覆蓋與中繼、對地觀測成像等多種任務。
「臨近空間」的平流層是指距離地球表面20-100公里間的區域,是傳統航空和太空之間的空間。平流層飛艇在20公里高度可以覆蓋以飛艇為中心、半徑500公里的範圍。從國防安全方面講,平流層飛艇能憑藉高度上的優勢,用於早期預警、戰時通信保障或攻擊平台。
尤其重要的是,平流層飛艇可作為航空、航天飛行器之間的中繼,填補空天一體化作業的縫隙。平流層飛艇能攜帶可見光及微波等光電成像設備,在20公里高空實現釐米級高清解析度的成像。也可攜帶合成孔徑雷達,對地表進行全天候的監測,彌補地面雷達掃瞄的死角。
「平流層預警飛艇」(下稱平流層飛艇)將是增強地面雷達、空中預警的首選裝備。滯空時間長是平流層飛艇執行預警偵測任務時獨特的優勢。理論上來說,平流層飛艇只要其結構和動力的供應無虞,它可以在高空停留數個月或更長時間,可為國土保安及海域監測的重要支柱。
飛艇在高空可以為戰機或防空導彈提供敵方的位置,尤其是作為偵測類似F-22戰機之類的隱身武器是最有力的選擇。從長遠來看,平流層飛艇不僅應具備長時間的預警功能,並應具備攻擊的能力,發現敵方目標的同時即可進行攻擊,不再需通過戰機或防空導彈進行攔截,這個系統將使隱形戰機無敵的神話破滅。
如以平流層飛艇為中心、可監測國土面積約為78萬平方公里。所以如果大陸部署30艘平流層飛艇,就可對國土安全與環境監控達到全覆蓋、無縫隙的實時監控。
中國作為一個航天大國,亟需一套完整的「空天預警系統」。未來會以地球同步的高分辨率成像衛星,低軌道太空實時監測衛星,平流層飛艇,陸基超地平線遠程監視雷達組成一個多層次、全時段、全球範圍監控的空天預警系統,作為中國國土安全與全球核打擊力量的主要支柱。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今年31歲的大馬導演柯汶利憑短片《自由人》在台灣影視界一鳴驚人,他認為,電影畢竟是娛樂,要有票房才能將此產業往下推,如能透過包裝表達自己想說的話,會有很好的發展。
來自馬來西亞的柯汶利是台灣這兩年最耀眼的新銳導演。他執導的《自由人》不但在2014年10月拿下電視金鐘獎迷你劇集、編劇、導演與音效4大獎項、入圍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更在2015年入選奧斯卡最佳短片前10名,這是第一次台灣出品的短片入選奧斯卡。
拍攝題材皆與人性有關
《自由人》改編20年前轟動社會的鄒族少年湯英伸案,當年湯英伸到都市工作,因為受不了老闆虐待,一時憤怒犯下殺人罪。雖然很多人為他請命,依然被判死刑,是全台最年輕的死刑犯。此事件觸動了柯汶利,將之改編拍成30分鐘短片,於2014年4月首播。
《自由人》描述更生人阿傑在洗衣店工作,發現老闆竟性侵患有小兒麻痺的姪女小綺,為了制止老闆性暴力,阿傑藉著酒意重拳打倒老闆,此時小綺也拿拐仗狠打禽獸…,就在假釋期滿兩天前,兩人殺了老闆。影片畫面深具陰暗氣息,收尾的濺血特寫十分驚悚,受壓迫邊緣人的生活環境令人心生無力感。
柯汶利得獎之後,目前籌備中的劇情長片《默殺》,故事也是改編15年前的真實社會事件。從一名母親尋找失踪女兒,敲開一戶戶破舊公寓鐵門背後的秘密,探求現代人的恐懼、冷漠。
1985年生的柯汶利雖然很年輕,但擅長運用象徵和隱喻描繪人性。《自由人》探討更生人有無機會在社會獲得真正自由、《默殺》提醒現代人房子愈蓋愈緊密,人們卻愈來愈疏離。柯汶利認為,拍電影靠很多人協助、很多資源投入才能完成,「既然不容易,就要拍得有價值,對社會有一些貢獻。」
棄大馬高薪來台念書
為了實踐「用影像說想說的話」的理想,柯汶利10年前放棄銀行高薪,隻身來台念書。他回憶當時在銀行工作兩年存了300萬,本來想去歐美讀書,但存款不夠付學費,家人又建議拿這筆錢買房子。他說,「那時候工作穩定,有很好的薪水、升職的機會,有車子,有朋友,很難做決定。」後來他記起初衷:「工作的動機是為了存錢讀書」,而且認定「讀書的事不能等」,毅然決然地遞出辭呈,開始尋找北京、香港、台灣的學校,因為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班最快給錄取通知,他就來了台灣。
「當年離開大馬,就像連根拔起。」重新在台扎根的柯汶利,有過一段適應期。「林口校區很冷,很不習慣,住一周就想回家。」可是一想到機場送行的畫面,「同事朋友不是送花就是送卡片,祝你學業有成,畢業順利之類的。一旦回去要怎麼向鄉親父老交代?」想到這裡,他堅定地告訴自己務必撐下去,苦讀一年考上世新大學。
進入大學,柯汶利極盡可能吸取知識養分,不但申請雙主修廣告學系、口語傳播學系,又申請雙學程:廣播電視劇情類學程、行銷傳播英語學程,並且在4年內修畢學分數。他完全不想浪費時間,除了一學期修30幾個學分,又自學剪接、去廣告公司實習,去公益團體教戲劇課。
學校作業當作品挑戰
他透露在檳城中學的成績很差,「那時不知念書要幹嘛,學了對我有什麼好處。來台灣後知道學習對我有益,拚命讀書,成績超好,家人還以為我作弊。」柯汶利畢業時拿了傑出畢業生及成績優異獎,「連續兩次上台授獎,爸媽嚇了一大跳。」
因為自知所學不足,柯汶利大學畢業後,又進入北藝大電影研究所導演組,在導演王童及李啓源老師等教導下,奠定扎實的學理基礎。柯汶利記得,「幾乎每周都要交作業,很像魔鬼訓練班。」不過,這種磨練機會他可是求之不得,知道這是一個可以不斷練功的好時機,「每周功課都不斷嘗試改變,玩不同類型,這次如果做喜劇,下次就做鬼片,或換做驚悚片。」
柯汶利把作業當作品挑戰。自己寫劇本、找演員、找道具,故事拍完後,再剪接、配樂…,為了完成作品,常常兩天兩夜沒睡,「我很珍惜那段學習時光,直到現在都很受用。」
得獎後,柯汶利坦言對家人有交代,認識的人更多,機會更多,更清楚導演生涯要如何走下去。同時他也明白,「未來不可能每一部片子都成功,一定會起起伏伏,但這就是人生的旅程,用心拍好每一部片最重要。」
曾為「高雄八大老」之一的湯阿根律師,自2004年退休後即投身公益至今。比起許多政界大老在卸任後仍不甘寂寞地掀起政治風雲,湯阿根的淡泊名利更顯難得。
今年80歲的湯阿根是一個法律人,年輕時當過軍法官,退役後成為執業律師;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政治人,曾任兩屆高雄市議員、兩屆國民大會代表,最有名的一役是1994年代表新黨參選高雄市第一屆民選市長,競選期間造勢說明會遭遇綠營人士鬧場,亦即「925高雄事件」。他於2000年卸下第三屆國代職務後,又在2004年主動撤銷律師登錄,轉而投入社會公益至今不斷。比起一些政界老大嘴巴喊退休,卻時不時出面指點江山,讓人感覺頭痛心煩,湯阿根不戀棧名利的言行,著實令人敬佩。
湯阿根,1936年生於上海,1948年隨父親隸屬的空軍部隊來台,幾經遷徙後在高雄市就學就業成家,數十年未離開過高雄。此次因受許歷農上將之邀北上聚餐,本刊趁便把握機會進行專訪。
撤銷律師登錄放棄終身職
首先我比較好奇的是:律師是終身職,不想做律師不接案子就好,為何要自廢武功撤銷律師登錄?湯阿根解釋,「律師要登錄才能執業,撤銷代表我無法再接案,唯有如此,才能展現我退休的決心,否則舊識遇到法律難題還來找我協助,不接案說不過去,但我就永遠沒有退的一天啊。」
原來湯阿根在2001年即動念退休,但是律師與其他行業不同,不是在門口貼一張停業公告就好,進行中的案件不是說結束就能結束。於是他「一方面處理舊案,另方面不再接新案,漸進式地把『鐵門』從上面慢慢拉下來。」湯阿根拿定主意退休,朋友直覺可惜。「律師很辛苦,當別人把圖章費用交給你,也就把煩惱交給了你。」尤其湯阿根做律師的同時,也擔任了近20年的民意代表。「民代對選民負責,有要善盡的責任;律師要寫狀紙、出庭,費心動腦力求勝訴。兩者都是又累又繁雜的工作,做了30幾年,夠了。」
偶然投入政治卻表現非凡
湯阿根花三年時間完結舊案,隨之撤銷律師登錄,並把所有的法律書籍捐給高雄市立圖書館,決意不再碰法律事。湯阿根放下與法律有關的一切,但他在高雄政壇的往事,卻不是那麼容易抹去。
他在1973年首度參選高雄市第8屆市議員。「會投入政治是偶然」,湯阿根回憶,1972年底國民黨辦理黨內初選,同事鼓勵他不妨試試看,出於對在地的關懷,想為高雄做事的初衷,他前往登記,未料在一群退役將領候選人中,他以老士官之子,年輕又專業的形象,脫穎而出,代表國民黨投入選戰,不但當選又連任一屆。他十分自豪8年任期內做了不少事,例如甚有遠見地主張「搭公車免費」,鼓勵大眾少開車,減少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他還於1986年參選第一屆國民大會增額國大代表,「當時高雄選三席,我得票數近8萬票,是第二名當選。」
認同新黨理念代表選市長
1993年,新黨成立,「反黑金、反台獨」的理念吸引許多人加入,湯阿根也是認同者。在郁慕明等人的勸進下,他於1994年8月退出國民黨,代表新黨參選第一屆民選高雄市市長。「當時新黨在北部迅速發展,卻被認為跨不過濁水溪以南,雖然對手是國民黨的吳敦義、民進黨的張俊雄,我自知不可能當選,但願意利用此機會帶領新黨搶灘中南部。」
同年9月25日,新黨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行市長選舉造勢說明會,卻發生流血衝突。湯阿根記憶猶新,「我在台上演講,綠營人士開車向我衝來,我的宣傳車被燒掉兩部,還有多人掛彩。」事後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處長還主動到湯阿根辦公室關心此事。
談起20年前政界往事,湯阿根忍不住感嘆,「我在1986年擔任增額國代時,有不少機會接觸李登輝,他見到我們都很客氣,天天請吃飯,我們也陪著他一一拜訪老國代,沒想到1992年後他愈來愈不對勁,等到新黨成立那段時間,我才赫然看清他原來一直走的是台獨路線。」1996年出任第三屆國大代表後,湯阿根與新黨其他45位國大代表,在許歷農的帶領下,強力抵制李登輝所推動的凍省及雙首長制修憲案,雖敗猶榮。他也把握了每年一次國是建言的機會,當著李登輝的面,批判李的台獨路線對兩岸關係及台灣不利。
兩岸關係應重視人民福祉
身為上海人,湯阿根說著一口流利台語,「我的省籍融合是漸進式的」,湯阿根說他與父親在高雄市13號碼頭登陸後,就睡在高雄地方法院走廊上。後來住過屏東、鳳山、台南,又回到高雄,「不論在哪裡,父親都送我讀一般國民學校,所以我從小跟本省小孩玩在一起,從來沒有省籍情結,也從來沒有本省人因我是外省人而排斥我。」
對於南部是否如外傳的是綠營、台獨鐵板一塊,湯阿根說,「國民黨在地人才不足,一旦失去執政權就很難奪回」,而且幾任民進黨市長也確實很用心在做,但這不代表高雄人都傾向台獨。他說,「我在高雄幾十年,發現只有每逢選舉時才有中國人/台灣人、本省人/外省人這類語言出現,這些都是競選花招,呼攏老百姓,平常根本看不出高雄人很重視這些。」
至於如何看兩岸關係及台灣前途,湯阿根認為,「兩岸當局應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政策目標,我相信政治問題會隨著經濟的融合獲得逐步解決,而且可以解決得很柔順美好。」湯阿根表示,「不論是基於民族大義或台灣前途,我都期待國家早日統一。」
「中國芯」橫空出世,趕超國際水準。海外華人在科技領域的自貶自卑心態,已與當今中國的強國形象不符,人文領域亦然。亟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引領中華文化世界化。
報載中國大陸自主製造的「中國芯」,橫空出世,一個25平方釐米的空間裡集成了260個運算核心,數十億電晶體,達到每秒3萬多億次計算能力,撐起了整個超級電腦系統,名曰「神威─太湖之光」。這項關鍵科技的突破,登頂世界。美國為之震懾,舉世驚歎,海內外華人為之歡騰、自豪!
「中國芯」勾起回憶
這件中國無比亮麗的科技成就,勾起了筆者一件在哈佛遊學時發生而至今記憶猶新的往事。好像是半個世紀前196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時在哈佛文理學院攻讀都市及區域計畫的博士生華昌宜,照例串門子又串到座落於劍橋街Cambridge St.,素有「小中國城」之稱的1673出租公寓,我們又像往常一樣,中外古今、天南地北地擺起了龍門陣。我們這些台灣的「遊(留)學生」,課餘無聊的時候,雖然身在異域他鄉,常以談論家國天下這種自娛的閒聊方式打發時間。談著談著就談到了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華君忽然杞人憂天地感嘆起來說,對中國科技要趕上美國西方的先進水準,十分悲觀,因為我們沒有科技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電腦,我們是牛步,人家是一日千里的駿馬,所以注定永遠跟在人家屁股後面,拾人牙慧;言下之意,中國追趕西方科技的現代化目標遙遙無期。
他是搞理工的,我是搞文史的,對他這番行家的高論,因為超出個人的專業範圍,完全插不上話;但直覺地對他這種「咱中國人就是不如洋人」,從而產生「自暴自棄」的民族自貶心態不敢苟同。
大科學家也有此心病
華君的這種心態,在海外很有代表性,甚至連華裔大科學家也不例外。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楊振寧,他在悼念摯友鄧稼先的文章裡談到了一件事: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以後,謠傳一個當時住在中國的美國女研究生寒春(原名Joan Hinton)曾參與中國的原子彈工程,因為她曾於19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參與了美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1971年8月,楊振寧回國訪問時,在北京見到了鄧稼先就問他這個傳聞是否屬實。事後得到的答覆是,中國的原子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與。
這時正在上海訪問的楊振寧得知後,「十分激動,熱淚盈眶」。這是民族自豪的熱淚!不知現在身在台灣的老友華君,在聽到「中國芯」這個堪比原子彈試爆的重大突破時,有沒有也像楊振寧一樣,流出民族自豪感的熱淚,而湧起昨非今是之感?
文史領域,尤為凸出
不獨科技領域如此,文史領域尤為嚴重;一位香港的朋友吳君,每當茶敘時,老愛賣他在業餘研究中文拼音的心得,認為中國複雜的漢字系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絆腳石,漢字一天不拼音化,中國的現代化就一天難以實現。
在漢學、中國學領域,這種現象尤為凸出;任何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即便是華裔中國人取得的,也要洋人拍板,掛上洋人的名字。冷戰以來,為了對付新中國而興起的美國中國學,成為一時顯學,大家輩出,卓然有成;但這背後不知流了多少流落異域、寄人籬下的華裔學人的汗水;功勞是洋大人的,苦勞是華裔學人的,其中不乏大家如楊聯陞、鄧嗣禹、蕭公權、劉子健等,都是抬轎子、打苦工的典範。
談到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類的大問題,華裔學人根本沒有話語權,只能和著洋大人定的調子起舞唱和,例如洋大人說,中國現代化只有走西方自由主義的道路,別無選擇(費正清的調子);共產主義中國的勝利是暫時的,遲早必然崩潰(施華慈的調子);毛澤東是中國的希特勒,極權殘暴等(余英時熱衷唱和);若不順從(conform),就請走人。在這樣沉重的高壓之下,不少著名學人精神失常了,例如楊聯陞、劉子健等,都患有程度不等的精神失常症狀。
對於冷戰以來這幾十年,華裔的文史學人在西方,美其名曰東西文明交流的使者,實際上則是充當西方漢學和中國學的廉價苦工、活字典;回顧前輩經歷的艱辛心路歷程,不勝唏噓!
應恢復民族自信自尊
「中國芯」標誌中國科技的出頭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值此華人的形象日益靚麗之際,華人的心態也應順應潮流,適時調整,悔昨非而今是,亟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引領中華文化和文明的推陳出新,日新又新,作一個與國運族運日益昌盛的大國相稱的大國國民,一個堂堂正正、不亢不卑的炎黃子孫!
(作者係旅美退休歷史學者)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對中國近現代史有重大影響,校長梅貽琦之後又在台灣「復校」,讓兩地清華都傳承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清華精神。
1901年9月,清廷被迫簽訂《辛丑合約》,賠償英、美、日、俄、法等11國白銀4.5億兩,史稱「庚子賠款」。1904年美國表示所得賠款過多,可用退款辦學,經中美商議,於1908年確定退款辦學的相關事宜。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務部、學部會同設立遊美肄業館,專辦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事宜。
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批准成立清華學堂,4月29日清華學堂在清華園開學。
清華建校及數度更名
1912年10月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學堂和清華學校是留美預備學校,以「培植全才,增進國力」為宗旨,以「進德修業、自強不息」為方針,融匯中西文化,校風純良嚴謹,以外語好、體育好而著稱。
清華學校學制8年,分中、高兩科。高等科學生畢業後一般插入美國大學二、三年級。
1916年清華學校正式提出改辦完全大學,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設立國學研究院,開始向完全大學過渡。大學部設立後,新招學生不再是留美預備生。1929年留美預備部結束。從1909年至1929年清華共選送留美學生1,280人。
國學研究院旨在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之與西方文化相溝通,開創了中西融合、古今貫通的新風氣。國學研究院採導師制,導師有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和李濟等人。國學研究院致力於培育「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人才,弘揚國學,雖然只辦了四年(於1929年停辦),只有70名畢業生,但影響深遠。
1914年11月5日,梁啟超來清華演講,題為「君子」。他以《周易》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清華學子樹立遠大理想,培養完全人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遂成為清華的校訓。
1928年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至1937年已發展為一所有文、理、法、工四個學院,16個學系的綜合性大學。學校宣導教育自主、學術獨立。清華學子在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追求國家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中,均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清華大學很快成為國內乃至世界上有名且有影響力的大學。
1930年代至今的發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自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在雲南的8年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教師們堅持嚴謹治學、優良學風,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抗戰勝利後,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分別遷回北平、天津復校。
梅貽琦在擔任清華校長任內,對清華大學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於1931年任校長,至1948年冬離開。梅校長的名言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955年,梅校長赴台,創辦位於新竹的清華大學,直至1962年去世。
1952年大陸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併與調整,清華大學的農、文、理、法和航空學院大都調整轉去了其他學校。至此,清華大學成了以工科為主的大學。雖然,在1950至70年代,清華大學的師生在國家建設上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該調整不可謂不是清華大學的極大損失。這個影響直到大陸改革開放後,才逐步得到消除。
198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的發展,清華大學也得到極大的發展。目前,清華大學設有20個學院,54個學系,已成為一所具有理學、工學、文學、藝術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教育學和醫學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在校學生人數達46,000餘人。今天的清華大學不僅在大陸,在國際上也稱得上是著名大學了。
清華在新竹「復校」
梅貽琦校長離開北平後,於1949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赴法開會,隨後轉往美國商討清華基金保管及運用事宜。1955年,台灣決定設立原子科學研究機構,研究發展原子科學,梅貽琦校長乃赴台籌議。同年12月,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決定將校址設於新竹市郊。1956年1月,在台北成立籌備處,即是今日的「清華台北辦事處」,也稱「月涵堂」,以紀念梅校長。清華在台「復校」工作自此正式開始。
1956年9月,招考原子科學研究所首屆研究生,學習二年,畢業授予理學碩士學位。自此清華正式在新竹建校,由梅貽琦擔任校長。1964年設立大學部,由早期的核工、數學、物理和化學系所逐步發展成為今天的8個學院,41個系所,學生人數12,000餘人。新竹清華大學不僅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名校,在國際上也頗具名聲。
兩岸都有「清華人」
自辛亥革命後,中國歷史走入了一個新時代,清華大學正是伴隨著這個時代的進程而發展的。百年來,清華學子不論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都以「自強不息」自勉,以「厚德載物」的理想,在中華大地留下足跡。以後,隨著梅校長的遷移到台灣,也把這個歷史的傳承延伸到了台灣。
令人寬慰的是,兩岸的政治分歧,並不影響兩岸清華學子之情,兩岸清華擁有相同的校歌、校訓,和以紫色為標誌的校色。兩岸的清華學子在美國的校友會從來就是在一起的,大家不論來自海峽的哪一邊,都是清華人。
隨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竹清華畢業生到大陸工作,在上海地區就至少有200多人,在北京地區也有上百人,這些地方都成立了台灣清華校友會。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1920年代的中國經歷五四運動的洗禮,革命激情上揚,特別是青年一代,濡染了如火的熱忱。受此影響,革命藝術宣傳活動迅速呈現了新的發展跡象,而血花劇社的出現,可以視為革命藝術活動最為典型的一個代表。
血花劇社的前身
血花劇社社員的演藝活動可以回溯至1924年,當年6月由國共合作創辦的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島成立,這成為現代中國革命史發端的重大事件。革命軍校以拯救人民於水火為目標,強調搞好居民關係。1924年9月,為慶祝軍校所在地的農民協會組織成立,黃埔師生參加了該協會慶祝會的開幕儀式。
1924年9月30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了《長洲農民協會開幕》紀實報導。大概為,28日,為長洲農民協會開幕成立大會……慶祝到會者,有三百餘人,由曾如松主席,宣布開會理由,首請何總教官、農民部代表致訓詞,次有李老工、李芝龍,芳村農會代表,及會員曾國民演說,曾鐵生答辭,繼由軍官學校學生唱調,韋啟瑞演幻術,四時茶會攝影,是晚軍官學校開演白話劇,七時開演,到看者五六百人,八時半演完後,蔣中正校長歡迎農會全體會員到校茶會,直至十一時,始賓主盡歡而散。看來,在當晚由蔣中正、何應欽、嚴重等人主持的開幕會上,同樣安排了由學校學生演出的白話劇節目,用來助興。
早期的記述資料表明,在「血花劇社」正式建社之前,軍校的演劇活動已經開始,其中京腔和湖調的交織出現,既反映了黃埔軍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實情,也反映了校內演技中的交流。這些日漸熟練的校園業餘演出活動,獲得了軍校管理者的認可。
血花劇社正式成立
1925年1月,經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及政治部的批准,血花劇社得以正式建立,該劇社由學校提供經費資助,歸政治部直接領導,成員由國共兩黨的積極青年人士組成。劇團的日常劇務和事務工作,由剛剛從黃埔一期留校的共產黨員李之龍負責,主要幹事為蔣先雲、王一飛,楊其綱擔任血花劇社祕書。李之龍,1897年生於湖北沔陽,自少年時代起即酷愛戲劇表演,1912年入武昌外語專門學校,時曾與同學組織話劇社,創作並主演新話劇《葉老爺現醜記》,李常言:「槍炮只能攻城,藝術可以攻心,搞戲劇工作就是革命。」
「血花劇社」取名緣來,一說來自於黃埔軍校校歌「以血灑花,以校為家,臥薪嚐膽,努力建設中華」。一說認為來自於廖仲愷所題「烈士之血,主義之花」的對聯。但二者都顯示了以流血犧牲精神追求革命事業的目標。血花劇社的演出內容是革命劇。其通過挖掘現實社會中的突出事件,尤其是各地糾紛衝突熱點事件,提煉出壓迫與反壓迫、剝奪與反剝奪的主題,通過渲染與強化編排,生動形象地搬上舞台,宣傳革命宗旨。
血花劇社演出造成轟動
血花劇社的演出活動最初以活躍校內為主。由於黃埔島遠離廣州,對外聯絡甚少,校內生活單調,實施校園自娛性演出,可以起到調節軍校學生生活的作用。但血花劇社趣味、技藝十足的演出,很快贏得了民眾好感。血花劇社很快走出校園,逐漸成為公眾文化生活中的引潮者。廣州市的許多集會活動,盛情邀請血花劇社去助興。他們經常在市內南關戲院,或在東校場和省議會的空地上搭棚演出。劇社也曾經去廣東省立女子師範演出,引得學生觀者如醉。
隨後,劇社的劇務服務物件一分為二,即本校和省城廣州。當時的一則報導指出:近來該社更加擴充,各演員純屬優良分子,均系本校一二三四期學生擔任演劇,並於黃埔及廣州等處設立兩組,黃埔組為在校學生擔任工作,廣州組為畢業生擔任工作,共圖發展,分途工作,曾亦表演數次,成績甚佳。
不過,革命劇團的最重要功能還是服務革命戰爭,其在廣東革命政府的第一次東征、第二次東征及北伐戰役中,均有不俗表現。
其服務戰爭的形式,分為戰地民眾動員和戰後民心安撫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分散於戰地的即時演出。而後者多是在大型慶祝會、慶功會場合,演出比較隆重,很多時候這種演出還需要臨時考慮當地的民情民俗狀況,結合當地口味編導對應的革命教育內容並進行快速排演。例如,1925年2月5日,東征軍順利攻下淡水,血花劇社入城後隨政治部沿街張貼《安民布告》,發表演說,並在廣場表演革命劇,吸引市民蜂擁觀看,大大提高了東征軍的聲威。血花劇社還隨東征軍深入到潮州、梅縣一帶各地演出,在潮、梅各地張揚了革命軍威。
血花劇社進行改組
隨著劇社的社會影響力急劇上升,在運行近一年半後,血花劇社進行了改組。1926年5月13日,廣東革命政府黨報刊登了「血花劇社緊要啟事」,宣布血花劇社定於5月18日下午6時,在廣九鐵路車站對面郵政局第五號,召開全體社員大會,討論改組及以後進行事宜。該啟事由社長蔣中正署名,可見黃埔軍校對血花劇社的重視。
血花劇社的改組主旨在於提高規格,擴大宣傳,並進行了人事調整。「現該社以北伐在即,該社有擴充組織以廣宣傳之必要,前由余灑度、王君培、李超等籌備改組,已得社長蔣中正同意,業於5月18號就廣九鐵路該社開改組大會,結果擬定蔣中正為社長。執行委員為余灑度、王君培、王慧生、俞墉、李超等七人,候補委員為蔣先雲、張維藩、李靖源三人,監察委員為伍翔、廖開、賴剛、顧仲起、黃天玄五人。」此後,經費改為按月固定撥付二千元。組織架構分劇務、總務、理財、電影四科。以圖迎接大規模之宣傳所需。演劇方面要求除每月演劇一次,另製電影片。稍後有評論指出「血花劇社,自擴大組織以來,其劇務發展,一日千里。」
血花劇社的最後輝煌
血花劇社的最後輝煌,發生在1926年10月北伐勝利後。時血花劇社抵達湖北,即籌備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因為武漢三鎮位於全國政治版圖中心,人口稠密,資訊傳播迅速,稍有風動,立可影響全國。當年武昌辛亥革命首義,戰況瞬息傳遞,四邊省份紛起回應,立即形成摧枯拉朽之勢。而此時,民眾伸張國民革命正氣異常踴躍,血花劇社相信劇社演出必有市場,便加緊籌備。
10月30至31日,血花劇社在武昌「首義公園」成功地舉行了第一次公演,民眾到會者多達1萬餘人。11月4日和5日,血花劇社轉往漢口新市場公開演出,到場民眾再破萬人。11月7日是蘇俄革命成功紀念日,血花劇社擔任武漢三鎮慶祝遊藝會主角。11月12日又值孫中山總理誕辰日,血花劇社再次作為遊藝大會主角,在武漢三鎮開遊藝大會,並組織化裝遊行,盛況空前。
血花劇社成功的因素
黃埔軍校建立之初,校方便獨闢蹊徑地創辦了血花劇社。在當時廣東革命浪潮的推動下,血花劇社很快適應了社會變革的激情化需求,以靈活方式來活躍軍校的文娛生活,宣傳革命思想、砥礪革命信念、鍛造革命軍核心隊伍。在經過很短時間的校園實踐後,便走出校門,參與到廣東社會的公眾活動中。
血花劇社的各種演出均以鮮明的革命主題、幽默感人的技藝,直擊民眾的心靈,打造革命新氣象。同時,在革命戰事不斷推進的形勢下,血花劇社直接走向戰地宣傳服務,以文藝形式動員民眾,有力地配合武力攻伐,凸顯出現代革命文藝的強勢生態,留下了光彩的印記。
黃埔血花劇社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支持,還因為劇社演出的優點非常凸出:從編劇內容的安排,口頭表達,到形體舞台藝術暗示,其發揮的宣傳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而青年人的激情,更容易在舞台藝術中找到宣洩的途徑,其與舞台表演自身所可能帶來的參與感、快樂感、自豪感,以及大義曠世、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意識,更可能實現完美結合。而民眾方面,由於飽嘗長期的動盪、貧困的熬煎,飽受無盡的苦悶折磨,也更樂於接受新事物、新奇場景的刺激。
(作者係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2005年4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出訪大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在國共兩黨都反對台獨的基本原則下,雙方皆認為兩岸需要有更大規模與層級的交流活動,於是在「連胡會」後發表五點共同願景:(一)在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促進恢復兩岸談判;(二)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三)促進兩岸在經貿交流和共同打擊犯罪等方面建立合作機制,推進雙向直航、三通和農業交流;(四)促進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的談判;(五)建立國共兩黨定期溝通平台。
根據第五點共識,國共兩黨決定設立兩岸論壇,以加強兩岸合作交流。
‧2006年4月14日至15日,第一屆國共經貿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兩岸經貿交流與直接通航」。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4月16日連戰與胡錦濤二會。
‧2006年10月16日至18日,第二屆兩岸農業合作論壇在海南省博鰲舉行,主題為「加強兩岸合作,實現兩岸農業互利雙贏」。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07年4月28日至29日,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兩岸直航、旅遊觀光、教育交流」。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第四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09年7月11日至12日,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湖南省長沙舉行,主題為「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0年7月8日至11日,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廣東省廣州舉行,主題為「加強新興產業合作,提升兩岸競爭力」。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1年5月6日至8日,第七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四川省成都舉行,主題為「深化兩岸合作,共創雙贏前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2年7月28日至29日,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黑龍江省哈爾濱舉行,主題為「深化和平發展,造福兩岸民眾」。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3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九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廣西南寧舉行,主題為「擴大交流合作,共同振興中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出席並致詞。
‧2015年5月3日,第十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上海舉行,沒有訂定主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出席並致詞。5月4日「朱習會」在北京上場。
‧2016年11月2日至3日,第十一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分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青年五個組別與議題。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出席並致詞。洪秀柱將與習近平舉行會談。
中國人似乎都根深蒂固地相信「中國統一」信念是源自於中華文化的「大一統」,現代「國家」的概念在中華文化中並不存在,那麼古代中國人的「大一統」是指什麼?本文希望澄清文化的「大一統」與政治上「大統一」的關聯性。
前言
我們常說「統一」是中國人的價值觀,特別我們會引用三國演義的名言,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是更引用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乙條時,《公羊傳》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早地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但是這裡所謂的「天下分合」、「大一統」是什麼意思呢?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家統一」嗎?這是一個可以討論,值得討論,也應該被討論的問題。因為如果「統一」是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那麼源頭所指為何?豈能縱容模糊,囫圇吞棗,不再深究?
天下大一統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在中國人的典籍中,「天下」是「天下」,「國」是「國」,其次古代人的「國」也有別於近代的「國家」。
「天下」按張其賢先生在比對中國典籍裡相關詞彙後認為:「天下」其實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天下」指「九州」,即「中國」;廣義的「天下」指「九州」加上「四海」,即「中國」加上四「夷」。其中廣義「天下」雖是一個包容性的概念,狹義「天下」卻是一個區隔性的概念。(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27期241頁)「天下」一詞最素樸的定義應該是指「大自然」,「天」就是大自然,天下所以「天下」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九州」、「四海」,也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國」,特別放在大一統的概念下,「天下」乙詞中的大自然意涵尤其重要,對我們認知的「統一觀」也更加重要。
依據公羊高所撰《春秋公羊傳》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目下,傳曰: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什麼是公羊傳所謂的「大一統」?「統」字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統,紀也」是古代女子煮蠶蛹之後「抽其統紀」,統是絲線的線頭,而蠶的特性是線頭抽出之後,一線到底,不會斷裂,所以段玉裁注云:「按此其本義也。引申。凡綱記之稱。周易。乃統天。鄭注云。統,本也。」(說文解字,許慎撰,段玉裁注,統)公羊傳的何休注說「統,始也」(休注,隱公元年)。
為何說是「始」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同前注)
從上述古人的用詞來看,其所言皆與自然界相關,用現在的語言來譯,就是魯隱公第一年春季,正是周文王訂正月為一年的開始(公羊高體會孔子的意思,認為是指周文王,看起來,大概是魯隱公就位的時間,正好趕上周文王訂正月為一年之始的月份)。公羊高解釋為什麼要說「王正月」呢?因為「大一統」,漢朝鄭玄解釋「統,本也」,就是一切以此為根本,由此而起;唐朝徐彥進一步說明,讓萬物~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都以「正月」作為開始。
如此看「大一統」的內容,更多是說明大自然的秩序,這是一種萬物「各安其位,不潛、不越,各盡其份」的秩序觀,中國人推崇的《禮運大同篇》,所描繪的理想社會:「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以自然為崇法的社會。孔子在陽貨篇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唐朝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詩中也說「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 所以自然是被我們所觀察、體會、模彷和學習的對象,而「大自然」沒有統一不統一的問題,只有人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是否統一的問題。
「國」的大統一
到了漢朝董仲舒解釋「王正月」乙詞的「大一統」意義時,就附加上若干政治(現代意義上的)意義;他說「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翥和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之23《三代改制質文》)意思是說,王必須受命之後才成為王,但是王不是從人得到的王,而是從上天得的王位和王權,得位之後,王高舉和平改革:改曆法、易服色、重新制訂規矩、公告天下、一體通行,按董仲舒的說法,王之所以和平地做這些改革都是為正名自己是受命於天,而不是繼承他人的權、位,做些事也是奉上天之命而為的。
當然董仲舒的說法是為了迎合漢武帝劉徹的需要,唐朝徐彥也採用了「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換言之,王受命之後,只是「改正朔」,遠遠不足以彰顯自己的受命,所以還要「易服色,制禮樂」,然後「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莫不一一遵行,在此要求下,原本以自然為本的「大一統」,逐漸變成了人為的「大統一」,(熊逸,春秋三傳詳釋)董仲舒這種詮譯,十分符合漢室,尤其是漢武帝的心思,所以「黜百家、獨尊儒」的思想統一也就是在易服色,制禮樂之後,必須布政施教於天下的作為,歷朝歷代皆以此為宗,慢慢地大一統就是秩序、和諧,反之則是混亂、災難,結果帶有「大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思想,逐步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
不過,中國人心目中所想的「大一統」依然只是一種天下觀之下的和諧狀態,至於朝廷的治理是此一秩序的反映和管理,所以馬爾哥爾代表英皇,耍求與清廷通商時,清政府便以天下大一統的觀念來處理,在乾隆賜諭英吉利國王敕書中,開首就是「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之後云「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亦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治理爾友邦,共享太平。」(喬治三世給乾隆的國書及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
乾隆的書信在中國人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首先,無論是口氣和認知,都是天下大一統觀念的政務表現。其次,這也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傳統理解的表現(源自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之第二句,是公務人員抱怨差事不公,差役太多,以致妨礙奉養父母的詩,從詩的脈絡來看,此句當譯為天下如此之大,王的手下如此之眾,何以派差如此不公平,就是我的工作最多最累,並無讚美王者之意)。大清皇帝與英吉利國王是以「上下,君臣」的處理方式。其三,由此也可看出,中國人的大一統並不要求真正統治的大統一,只要「傾心向化,永矢恭順」即可,這說明中國人歷來帶有「大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思想,對某些不願「傾心向化」的地方,《漢書‧西域傳贊》:「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
同樣是「普天之下」,漢朝就清楚了解到西域諸國,無所統一,而且是各有君長,所以天下並不是「大統一」的狀態;如此一來,「大一統」認知不就與「大統一」的現實相互矛盾了嗎?何以此一矛盾並不妨礙中國人對「大一統」的價值性和朝廷統治,因為中國人用「文明教化」,把「國」與「天下」做了區別,「大一統」是天下的格局,而華夏文明的影響是漸進、浸潤的過程,所以在「普天之下」,就存在著己入華夏文明的地區和其他地區;前者如宋蘇軾《周公論》:「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而後者就可以是「各有君長,無所統一」,至少暫時可以是如此。易言之,「己入華夏文明的地區」就是皇帝的職責,必須「統而治之」,使其「大統一」;其他地區則是「統而不治」的「大一統」狀態,採取此一心態,就可以將「大一統」的信仰認知與「大統一」的現實落差調和起來,系統起來,邏輯起來。
結語
最後,我們引清康熙皇帝在處理朝廷與明鄭間的政治原則之爭─蓄髮、土地之歸屬時,明鄭自比朝鮮,康熙在《敕諭明珠等鄭經比例朝鮮不便允從》就曾鄭重說明: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272頁)其後他再次指出:「臺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比。」(《清聖祖實錄》,卷109,26頁)可以看出,在康熙皇帝心中,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是與「天下」有別的。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