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過去一直說「通俄門」調查沒有根據，現在則不得不配合調查。川普是否會被國會彈劾尚不可知，但「通俄門」已使他名譽受損，甚至帶來執政危機。

今年1月12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專欄評論，提及川普競選團隊核心、內定的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ke Flynn)，在川普就職前曾與俄羅斯方面通電話，要求弗林澄清是否討論了美國對俄制裁問題。弗林矢口否認。2月9日該報又報導了一條爆炸性的獨家新聞，透露有9位現任和卸任白宮官員證實，弗林與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Sergrey Kislyak)，私下討論了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問題。

2月13日該報再發重磅炸彈，指出在1月下旬，後來被川普解職、當時任司法部代理部長耶茨(Sally Yates)曾經警告白宮，弗林與俄羅斯大使的通話記錄清楚顯示，弗林一直在說謊。至此弗林不得不於當晚辭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任期最短的國家安全顧問。不過，弗林的辭職並不能夠平息重重疑慮，更多資訊來源證實：川普競選團隊中有多名高層人員，與俄羅斯情報官員保持著頻繁的聯繫。       

開除科米反使調查升級

5月9日，川普以工作不力，失去信心為由，將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解職。隨後流出的科米與川普的早前談話內容，即川普要科米效忠，並停止對弗林通俄案的調查。這就讓早已發酵的「通俄門」(Russiagate)急劇升級。5月17日，司法部任命FBI前局長穆勒(Robert Mueller)為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俄羅斯是否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特別檢察官的任命及其後大陪審團的成立，意味著「通俄門」調查正在加速推進，且重點已經落在總統核心圈，甚至川普本人。

隨著「通俄門」事件的持續發酵，7月24日，川普的女婿、白宮高級顧問庫許納(Jared Kushner)在出席聽證會之前，發表了一份長達11頁的書面聲明。他承認在2016年大選期間和川普勝選後，曾與俄羅斯方面接觸過4次，但辯稱這些接觸符合他作為川普競選團隊對外聯絡人的職責，同時否認依靠俄羅斯資助進行私營領域的活動。川普長子小唐納(Donald Trump, Jr.)也被爆2016年大選期間會見一名據稱與克里姆林宮有關聯的俄羅斯女律師維塞里尼茨卡婭(Natalia Veselnitskaya)，後者宣稱掌握希拉蕊的「黑材料」。小唐納隨後公布安排會面的電郵往來，以求「自證清白」，但卻證實了庫許納和時任川普競選經理的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出席了這場在紐約川普大樓25樓舉行的會面。此外，庫許納說曾和基斯利亞克見過兩次面，庫許納提議開通一條能與克里姆林宮直接溝通的秘密管道。

美國聯邦競選法禁止在競選活動中謀取、接受或獲得外國資金、政治獻金或任何有價值的物品。穆勒要調查川普陣營是否要求俄羅斯公開希拉蕊的黑材料，以及川普事前或事後對會面是否知情。據悉，陪審團已向小唐納、女婿庫許納、維塞里尼茨卡婭律師等人發出傳票。7月26日，馬納福特位於維吉尼亞州的住家遭FBI持搜索票搜查，調查人員想要進一步釐清馬納福特在川普陣營扮演的角色，以及川普陣營是否與俄方勾結串通。

川普是否會被彈劾？

分析人士認為，這場正在發酵之中的「通俄門」，與44年前的水門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同樣是與總統大選有關，同樣是總統班子成員首先牽涉其中，同樣是任命特別檢察官展開調查，而相關調查負責人的被免職同樣引發軒然大波，總統同樣面臨濫用權力及妨礙司法的指控，甚至連在該事件發展中起到主導作用的都是《華盛頓郵報》。此外，水門事件中的「深喉」與科米備忘錄的消息來源都是FBI內部的高層人士，不同的是，水門事件的「深喉嚨」在2005年時隔30餘年之後，時任FBI副局長的費爾特(Mark Felt)才出面承認；而「通俄門」的「深喉嚨」，據5月16日《紐約時報》的報導，就是科米。

形式上的高度相似，引起人們討論川普遭遇的「通俄門」危機，距離當年尼克森深陷的水門危機有多遠？川普是否同樣會落得被彈劾的下場，以及彈劾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事情走到這一步，根據過去的歷史，川普的核心圈子人員，甚至川普本人，已很難全身而退。據報導，川普的法律顧問團隊正在研究是否可使用總統赦免特權。川普也連發10則推特短文說，「所有人都認同，美國總統完全有權特赦」。看來川普已認識到，他的幕僚、家人，甚至他本人在「通俄門」調查中，有可能面臨違法或妨礙司法的指控。

美國《憲法》第二條第2 款規定總統有權給予違法聯邦法律的人特赦，不過，總統遭彈劾時沒有此項權力。就「通俄門」調查而言，川普可以給幕僚、家人簽署特赦令，但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川普特赦家人，有可能面臨妨礙司法的指控。《華盛頓郵報》認為，如果川普對自己行使特赦權，將會引發法律和政治風暴。路透社稱，如果川普真的赦免自己，那美國最高法院必須對赦免的合憲性做出裁決。

有專家認為，按照常理，這種量級的調查最終結局就是彈劾。眾議院擁有發起彈劾程序的權力，由其提起訴訟；參議院則依據彈劾指控條款進行審議，即眾議院起到檢察官的作用，參議院相當於陪審團。眾議院只需超過半數贊成票，即可批准彈劾條款；參議院則需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將彈劾物件定罪。如被彈劾的對象是總統，參議院的審議需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一旦參議院表決認定總統有罪，總統即被罷免，由副總統取而代之。

美國歷史上三次彈劾危機，都發生在國會兩院由反對黨控制，現在兩院則由共和黨把持，無論是眾議院作為起訴方提起彈劾要求，還是參議院做出彈劾審判，都需要20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才夠票數，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出現這種大規模的黨內叛變可能性不大。

「通俄門」重創川普聲望

不過，「通俄門」的調查將使川普的執政長期籠罩在其陰影下，信譽受損，民眾支持度持續下跌。其上任以來所推新政屢屢受挫，對其能否兌現競選承諾的質疑之聲日漸增強。從川普與共和黨致力於推動的國內議程而言，「通俄門」無疑將讓他們窮於應付，進一步分散精力，延緩了原應全力推動的醫改和稅改進程，並且造成總統與參議院共和黨議員頻生嫌隙。在廢除歐巴馬健保遇挫之後，川普譏諷共和黨參議員像一群傻瓜，招來重量級參議員馬侃等人回嗆「我們是為美國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總統服務」。此外，參議院以98 比2 的絕對多數票，通過了兩項制裁俄羅斯的決議案，讓川普無法否決，為川普想改善美俄關係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參議院還通過了兩項保護穆勒免於被川普解職的議案。

「通俄門」使川普的執政陷入困境，相關重大改革案難以推進，直接關係到川普政府和共和黨國會的前期政績，從而拖累2018年的國會中期選舉，而中期選舉的勝負，是能否延續一個四年總統任期的風向標。「通俄門」所帶來的執政危機，顯然是橫亙在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前面的一道障礙。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最近在洞朗(Doklam)高地的中印衝突起源於，印度不滿中國建築公路與不丹相連，以致印度出兵中不印邊界，阻止公路建設。中國提出嚴厲抗議，雙方是否會交戰，已成國際關注大事。

中印兩國國界長達2000公里，自然難免有幾百年歷史的邊界糾紛。中印大部分邊界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當地人口稀少，而且有小國夾在中間。通常中印邊境的糾紛並不嚴重，但一旦把衝突提升到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上，情況就可能變緊張，而會有引發戰爭的可能。

中印均曾受西方國家侵略

中印兩國都經歷過西方國家侵略。從葡萄牙在印度設立貿易中心(1502)算起，到荷蘭東印度公司(1616-1795)，再到英國東印度公司(1757-)直到印巴獨立(1947)，印度有數百年的殖民地歷史。中國雖然沒有變成殖民地，但也受到外強侵略多年。自從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割讓香港)，到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割讓台澎)，再到日本全面侵華(1937-1945)，直到日本二戰投降（1945收復台灣），中國遭受到百年多的戰爭患難。如今中印兩國興起，得來不易，為何要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二戰中，英國控制的印度軍表現英勇，中國軍更把日軍困在中國戰場。印度曾供給美軍基地，與中國一起對抗日本皇軍，即所謂中印不丹戰場。中印間的小國，尼泊爾早在1923年就取得獨立，緬甸隨巴印之後(1948)也取得獨立，不丹雖只有75萬人(2016)，但從未成為殖民地。在地理上，不丹是位於中印之間的內陸國，只與印度有交通。雖然不丹非常驕傲為獨立國，但在經濟與外交上皆依靠印度。印度也一直把不丹當成一個被保護國。實際上，亞洲國家都很注重自主獨立，但印度一直希望在亞洲有較大的影響力，總是不放心中國崛起，採取防中抗中的政策。印度接受達賴喇嘛，幫助西藏搞獨立，把不丹抓得緊緊的，都是出於這種心態。

中國不會喪權辱國

1949年中國共產黨統一大陸以後，不管它曾經實驗哪些政策，但目標並不是要把中國變成蘇維埃式的共產國家，而是想把中國壯大成為一個真正自主獨立的國家。1950年中國雖弱，但仍參與了韓戰，1962中印之戰也是為了保護領土主權。長期的美越戰爭中(1961-1968)，也看得出大陸退讓，由蘇聯支援越南，以致以後有為保護領土主權而打的中越戰爭(1979)。這幾次戰爭，中國都沒有打敗，當然也沒有喪權辱國。

中國有17個隣國，包括一個有侵略野心曾想吞併中國的日本國。日本至今未對侵略中國和對中國人民所犯的罪行，表示過真誠的道歉。如今中國雖然在經濟上早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國家安全上不得不小心謹慎。作為一個生產出口國，中國必須在意它的商運渠道，來往世界各地。

中國與不丹交好，築路通到不丹，是發展自由貿易，推動全球經濟的自然現象。這在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新絲路的共同開發計畫中可以明顯看出。至少有69個國家加入此一開發計畫，而印度是亞洲大國，其國民明顯會從中受惠，但印度政府不願參加此計畫，是印度總理莫迪的個人因素，還是國民意願，還有待觀察分解。

美國不應涉入其中

美國是世界超強，對維護和平，化解軍事衝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記得越戰結束、北南越統一後，越南對鄰國相當囂張，甚至對中國邊界及南海島礁動心起念，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得到美國總統卡特的諒解後，才出兵與越南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今日的印度首相莫迪是否學鄧小平，6月下旬在拜訪川普後，派兵增駐中印不丹邊界？

根據近日川普在中美關係上表現，筆者認為川普不會表態。中國與不丹交好、築路，不可能給美國任何理由去讓印度向中國挑釁。是否這是莫迪單方面的舉動？7月10日，莫迪訪美之後，美日印在孟加拉灣舉行了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但中美媒體都相當安靜，日本媒體登了煽風助浪的文章，印媒則較為激動，寄望洗刷1962年中印之戰印度的大敗。印度當今雖比1962要強，但是中國更比當年更是強大的多，中印交戰，必是大害與小害的結果而無一利，或許會便宜了印度的死對頭巴基斯坦。

實際上，亞洲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幾個大國互利發展，印度不應走向戰爭之路。因為印度知道自己不可能是贏者，即便美日打邊鼓（美日如果出手，那就不只是中印之戰，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美國應該不會出手，也不會讓日本出手，因為美國應當了解和感到驕傲，它對國際大事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在中印邊境問題上，實在扯不上美國的切身利益，還是不要造成僵局，摧毀和平為好。

(作者係《中美論壇》評論員及專欄作家)

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Boris Johnson)走訪日本、紐西蘭和澳大利亞，企圖為英國退出歐盟後和亞太地區建立新的貿易關係，其中包括軍工貿易。約翰遜並表示，兩艘新航母將於2018年加入美國前往南海巡航，引起軒然大波。

爭奪軍貿、船艦訂單

英國有雄厚的高科技實力，尖端武器軍火工業在世界上保持著領先地位，連美軍都花費巨額資金採購英式裝備。海軍船艦尤其是英國軍工中的重點項目。英國是目前世界上正在建造，包括下水試航航空母艦的四國之一，另外三國為美國、中國和印度。

目前，英國正在和美國、西班牙、義大利、德國等國的軍工企業，爭奪未來20年澳大利亞價值約890億澳元（約650億美元）的新一代海軍艦船擴軍計畫中的訂單合同。這些訂單將影響到英國軍工工業的科學研究、設計和製造等大批工作崗位，以及英國的經濟。

英國外相約翰遜和國防大臣法倫(Michael Fallon)一起出席了英國和澳大利亞外交及國防首長年度會議。約翰遜指出，亞太地區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存在著緊張情勢。英澳雙方討論了朝鮮導彈和核試危機，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威脅，以及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五國情報分享協議。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op)表示，南海是亞太地區最緊迫的挑戰之一。她還說，澳大利亞和英國將加強在國防、安全保障、反恐方面的合作，並在亞太地區舉行聯合軍事行動。

根據歐盟的規定，歐盟成員國不可私自與別國達成貿易協議。英國想在退出歐盟後，能與澳大利亞建立友好的經貿關係，而澳大利亞也希望與英國達成高質量的綜合自由貿易協議。英國也在積極試圖拓展與亞洲地區的經貿關係，其世界首屈一指的軍工企業，自然不會甘於落後這一潮流。

美邀請英加入南海巡航

南海是世界最繁忙的商業航路之一，經由那裡的航運貿易額每年高達5兆美元。約翰遜應美國的邀請，對美國承諾：英國最新建成的兩艘新航母將於2018年加入美國前往南中國海進行「自由航行」(Free Navigation)巡航。

「伊莉莎白女王二世號」(HMS Queen Elizabeth, R08)是英國打造的最新航母，全長280公尺、排水量65,000噸，是英國歷史上最大的航母。這艘航母目前正在蘇格蘭海域進行試航。該航母一旦開始服役，將被派往南中國海巡航作為其首航任務。另外一艘航母為「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 R09)，目前仍在建造中，預定2020年服役。這兩艘航母也是僅次於美國，世界上最強的航母。它們均採用了滑躍飛行甲板，艦載機主要為36-40架短距垂直起降的F-35B。

約翰遜表示，讓英國的兩艘新航母加入國際例行的海上自由航行，對保障世界貿易航道暢通至關重要。國防大臣法倫也表示，英國戰艦2018年將前往南中國海巡航，行使其「自由航行權」，同時繼英國颱風戰鬥機2016年10月曾經飛越南海地區與日軍進行軍演後，英國還擬增強其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

分析認為，倘若英國航空母艦出現在南海，可能會再度引發南海的緊張局勢，加速中國大陸海軍的增建，並令北京在南海的立場更加堅定鞏固。如果這些「域外國家」誠心支持各國在南海自由航行的權利，那麼英國更應支援中國與東盟（東協）達成《南海行為準則》的框架協議。

域外國不願看到南海穩定

2017年8月7日上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和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三國外長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就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海洋活動「強烈反對片面行動」。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駁斥了美、日、澳就南中國海問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王毅表示，這次系列會議有一個最鮮明的對比：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海沿岸國家都肯定南海局勢積極向好的變化，肯定通過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南海以外的有些國家不僅把他們的認識停留在過去，看不到南海局勢發生的變化，也不想認同中國和東盟在南海問題上所取得的成果，甚至還在對外釋放非常消極的信號。美、日、澳三國外長在會議以外發表聲明就是一個例證。

這個對比非常鮮明，我們不禁要問：是不是有些國家不願意看到南海穩定？是不是南海局勢進一步穩定，反而不符合這些國家的自身利益？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是南海問題的域外國家，根本沒有說話的立場，但它就是見不得大陸與東協「趨穩向好」，做了諸多布局欲取代美國，在幕後對東協成員國下指導棋。

8月5日，東協(ASEAN)外長會議通過了5月在貴陽與中國磋商好的「南海行為準則框架協議」，這是2002年中國和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來，歷經爭議、折衝，好不容易又邁出的一步。令人意外的是，向來以「貢獻和平」自居的日本，不僅未樂觀其成，還搶到美國前面大肆抨擊。

日對框架協議說三道四

為避免外界干擾，框架協議未公布內容，也沒定「行為準則」要何時完成。如果沒有「外部的重大妨礙」，11月中國與東協領導人會談時，即將啟動商議「行為準則」內容。有關人士透露，「行為準則」會明寫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約定積累相互信任，建構和平解決糾紛的環境；尊重各國主張的領土主權，也規定「行為準則」不能作為解決「領土糾紛、海洋境界線問題」的規則。

東協10個成員國當中，只有4個國家是南海島嶼主權的聲索方。此前都是域外的美國帶頭，領著聲索方部分國家，再加上日本、澳洲、印度等國渲染中國在南海的「造島」、「擴張」，而隻字不提其他聲索國的侵占或軍事部署措施。而這一次，8月6日，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與東協外長會議，對「框架」協議至少表面表示歡迎，而呼籲盡快訂出具有效果的「行為準則」。倒是日本高聲指稱，中國有可能利用繼續協商，爭取時間，而持續以實力加強控制南海；質疑未來「行為準則」的談判將會以中國的步調推進，直到東協國家妥協，「行為準則」恐怕只是用來追認中國片面改變的現狀。

日本以前就刻意強調，在南海防止糾紛、維持秩序，需要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規則，如中國持續向海洋發展，又掌握議題、談判的主導權，是很難實現的。大陸外長王毅認為，剛上任、初次在國際會議亮相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關於南海的發言，是在「完成美國交代的任務」。

日怨懟川普不關心東協

事實上，「行為準則」是否該具有法律約束力，東協國家內部也未達成協議。但日本又說，這是「中國成功離間分化了東協國家」。很明顯的，日本就是見不得中國跟東協「趨穩向好」。但為什麼日本如此急切？反彈比美國還大呢？

細嚼日本的舉措，可知這關鍵恐怕出在美國。為經營與東協的關係，中、美、日都設置了駐東協大使。歐巴馬時代始終有派人固守陣地，但川普上台迄今，該職位一直懸缺。儘管川普政府打著「航行自由」的名義，三不五時派軍艦到南海大陸擁有主權的島礁領海耀武揚威，但除此之外，川普根本不關心東協情況。

為了呵護美日同盟關係，日本媒體一向替美國「隱惡揚善」，鮮少批評美國執政當局，但近來可能是看不下去了，很罕見地開始數落川普政府：執政超過半年，國務院高官職位逾半數尚未補上；重要幕僚接連離職換人；處理北韓，川普要求中國強化制裁，提勒森則摸索與北韓對話，兩人之間沒有協調，甚至直指提勒森是個毫無發言力的國務卿！日媒這麼大膽，正反襯出日本在憂心川普團隊內部都搞不定，恐怕會造成外交閃失，傷害到日本利益。這也等於是間接抱怨美國目光集中在朝鮮半島，關心南海問題較少，對「框架」反應不夠強硬，所以日本要跳出來。

南海距美國本土超過12,000公里，對美國僅有軍事意義，但它是日本獲得原油、資源輸運的生命線。坦白說，日本比美國更介意中國在南海的發展，因此其謀略也更深。

日企圖對東協下指導棋

去(2016)年11月16日，在寮國（又稱老撾）首都永珍（萬象）舉行的第二屆日本與東協國防部長會議，當時日本防衛相稻田朋美的提議，落實成雙方國防合作的「永珍願景」(Vientiane Vision)，據此日本得廣泛在提升東協各國防衛能力、共同認知國際法、人道支援、災害援助、培養人才等方面給予協助。亦即此後兩者的合作已不單是經濟、文化，還擴展到防衛交流了。

今年6月，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越後號」跑到越南中部、面對南海的蜆港，與越南國防部下轄的海上警察及漁民，舉行取締違法作業等的聯合訓練，日本提供給越南的巡邏船也首次參加。日本也供應了馬來西亞兩艘巡邏船，在南海展開巡邏。

種種跡象顯示，日本看準了川普政府無暇顧及南海，已起心動念取而代之，透過「永珍願景」等平台，當南海問題的幕後黑手，要對東協國家下指導棋以牽制中國。

(作者係本刊主筆)

這一陣子，川普與金正恩「說打就要打」的嚴峻對抗下，南韓總統文在寅卻保持沈默不語，到底是在「隔岸觀火」？還是另有企圖？這可從文在寅的8.15光復節演講詞和上任百日記者會，抽絲剝繭得到一些答案。

自從7月4和28日北韓連兩次發射洲際飛彈成功後，美國朝野雞飛狗跳，尤其川普總統表現最為緊張、強烈，抬出「燄火和怒氣」(fire and fury)來恐嚇金正恩。川普火大不無道理，此次北韓發射的洲際飛彈射程已涵蓋美國本土，會直接影響美國國家安全與人民的生命財產。

金正恩不甘寂靜無聲，乾脆直接告訴川普，8月中要向關島發射中程飛彈，準備「硬碰硬」。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皆猜測，美國與北韓無法避免一戰。不過，這種緊張情勢，已隨著金正恩近日表示會暫緩發射而告緩解。

在川、金叫罵的過程中，火苗近在咫尺的南韓，似乎對美國與北韓間的碰撞「視若無睹」，只強調與北韓繼續展開對話，並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

文在寅堅持和平解決問題

文在寅繼承金大中、盧武鉉的「遺志」，不放棄與金正恩直接會晤。因此，他在光復節72周年紀念大會上表示：第一，北核問題和平解決。新政府認為，金正恩上台5年餘，其作法與先父金正日和先祖金日成「大同小異」，是為了永續生存，才不得不製造核武及研發各種飛彈。但是這一切，必須透過和平途徑解決，絕不容許朝鮮半島發生第二次韓戰。

第二、兩韓問題應由南韓主導解決。文在寅不否認，兩韓自分裂分治70多年以來，南韓國家安全一直依賴盟國，尤其美國最深。但是，隨著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及本身國力的成長，南韓不應繼續依存美國，朝鮮半島問題應由南韓或兩韓主導解決。

第三、任何國家無法「替代」南韓決定軍事行動。文在寅明確告訴川普，除非獲得南韓同意，否則美國不能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8月14日訪問南韓的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也親口向文在寅保證，經濟、外交談判優先，軍事行動只是備胎而已。

8月17日，文在寅在上任百日記者會上，直接回答國內外記者提問。美國CNN駐韓特派員提出，文在寅光復節談話內容，與6月底在華府與川普舉行高峰會談有所出入。文在寅答稱，他與川普的意見根本上並無差異，只是川普表現得比較強烈。

美國立場也搖擺不定

其實，在這段期間，美國自己也打「迷糊仗」。副總統彭斯與國務卿提勒森對北韓談話莫衷一是，讓南韓一直搖頭。彭斯說北韓若不放棄核武就甭談對話；提勒森則堅持與北韓展開對話。這使得南韓陷入困擾，甚至認為美國要放棄「一個韓國」的政策，越過南韓與北韓直接對話，疑惑叢生。

無論如何，文在寅還是堅持擁抱自己先前在德國柏林發表的「新朝鮮半島和平構想」理念。四大具體落實方案：10月4日中秋節離散家屬團圓、明年2月北韓參加平昌冬運、雙方中止在軍事分界線上的敵對行為及重啟南北對話等。文在寅已特別指示幕僚，研擬禁止民間團體施放汽球至北韓，在在說明，文在寅在等待金正恩的善意回應。

文在寅主張，兩韓從李明博和朴槿惠兩屆政府近10年的斷絕往來，要重啟兩韓新關係，面臨諸多障礙，但如南韓俗話所說，「大樹砍一次不倒，但繼續砍不會不倒下」，凡事要有耐心，欲速則不達。文在寅相信，金正恩不會忽視其父金正日與金大中、盧武鉉之間達成的「南北宣言」承諾。

美國攻擊北韓可能性不高

憑良心說，美國排除南韓，主動攻擊北韓的可能性不高。8月16日美國國務院開出三個與北韓對話的條件：(1)中斷核試；(2)中止發射飛彈；(3)中斷阻礙東北亞安全的言行。從以上美國的變化可知，美國也不願朝鮮半島再次發生戰爭。尤其，中國大陸和俄羅斯也反對美國動武。特別是，一旦美國引起兩韓發生戰爭，兩岸發生戰事的可能性也會提高。

文在寅應對美國是一回事，但他更重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也是現實形勢使然。2016年中國大陸與南韓貿易總額達2,114億美元，中國大陸不僅成為南韓的第一大輸出國，並且已超越韓對美1,096.8千億美元的2倍，以及韓對日718.2千億美元的3倍。中國大陸與南韓間的貿易，每年以15.7%的成長率急速前（錢）進，中韓的關係自然極為重要。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李勝峰，1953年生於台南縣東山鄉。1980年取得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畢業後在政大擔任講師、副教授。1986年獲國民黨提名當選增額立委。1989年，與郁慕明、趙少康等立委成立新國民黨連線，標榜淨化選風、革新參政。1992年12月退出立委選舉，任新國民黨連線秘書長。

1993年8月，與郁慕明、王建煊、趙少康、陳癸淼、周荃、李慶華等人退出國民黨，另組新黨。同年底代表新黨，參選台北縣長，雖以20多萬票高票落選，卻帶上五位新黨議員進入議會，開拓組黨後第一個灘頭堡。後任新黨秘書長、政治評論員，2016年起擔任新黨副主席。

問：您身為道地的台南人，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成長，讓您有中國意識，自認是中國人呢？

答：我從小在台南縣的東山鄉長大，祖籍是福建漳州平和的五寨鄉，大約在乾隆年間來到台灣。我的父親曾被抓去當日軍的軍伕，後來透過各種方式輾轉回到台灣，在家鄉擔任保正。

我念小學的時候，有一位屏東師範畢業的詹丁旺老師，他上課時會將歷史與民間故事相結合。他認同中國歷史，言談間也常提到日本人對台灣人的不平等待遇。例如台灣人念書只能念公學校，連升學都有配額限制，讓我知道日本的殖民統治，如何不把台灣人當國民看待，在這樣的薰陶下，培養出我的中華民族意識。

此外，在那個「剁給豬吃，也不要嫁給外省人」的年代，我的姊姊嫁給外省人，我的父母並沒有阻擋或反對。而姊夫對我們家人都很好，我和兄弟都曾受過他的照顧，因此，民進黨所挑撥的省籍對立，在我們家庭並不存在。

不過，我了解大多數台灣人為什麼反對國民黨，例如林獻堂、吳新榮、巫永福、吳濁流等抗日志士，在台灣光復後所受的身心創傷，對比日據時代依附日本人的權貴受國府重用，加上二二八事件，1949年撤退來台以反共戒嚴之名，不少本省菁英被害，更因時代更替無法貢獻所學的苦悶，他們當然會排斥國民黨，而國民黨始終未抓到問題的癥結，無法解開老一輩台灣人的心結。

問：請問1986年國民黨為什麼會提名您參選立委？您當年對國民黨的選舉策略做了哪些改革建議？

答：很多人以為我踏入政治圈，是因為曾在讀研究所時擔任《疾風》雜誌總編輯，其實不是，我在該雜誌只做了一年多。

我之所以會被國民黨提名參選立法委員，是因為我自1977年就開始研究台灣歷屆地方選舉。透過研究，我發現國民黨的失敗就是從來不記取教訓，每一次的失敗幾乎都在重複相同的軌跡。另外，我發現許多青年選擇黨外，是因為可以參選、有政治前途，而國民黨內的優秀青年卻沒有什麼發展的機會。時任省黨部四組的總幹事陳癸淼及省黨部主委宋時選，對我的意見大表支持，邀請我到省黨部授課。我因此結合了一批國民黨青年，平時帶他們做地方選舉研究，選舉時讓他們到各個地方輔選候選人。

1985年縣市長選舉結束後，關中先生鼓勵我參選立法委員。當時我和一些人被稱為「關派」，關派的特色一是年輕、二是善戰。國民黨候選人在選舉時總是走組織動員的老路，我參選時則主要靠宣傳和演講。新國民黨連線以改革派自居，主打的訴求就是「淨化選風，革新參政」，我也從此踏入了政壇。

問：不論是您個人或新黨，都曾經為捍衛中華民國做了大量努力，為什麼您近來表示不願意再做中華民國的孤臣孽子？

答：台灣很多人說要大陸先「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才能解決兩岸的問題。所謂中華民國的存在，最符合史實的意涵是「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正視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至今仍在中國領土上的台灣」。這段以史實為基礎的論述，彰顯出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同時點出了兩岸之間以台灣海峽為界的分離現狀尚未解決。

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道理，可是馬上就會碰到幾個狀況。一是你要大陸正視中華民國，是要他正視兩個中國的現狀嗎？如果不是兩個中國，就是內戰尚未結束。那就只有兩種選擇，要嘛打到底，打出一個結果來，不然就是透過和談，結束內戰狀態。但是提議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朋友，想好了要與大陸和談，解決兩岸困局了嗎？做好和談的準備了嗎？不以和談為前提，「正視中華民國存在」，是經不起考驗的。

要談判就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跟哪個中華民國來談？今天在台灣談中華民國，首先得問你說的是哪一個中華民國？是1912年辛亥革命創建的中華民國？還是1949年國府遷台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又或是1996年總統直選後的「中華民國是台灣」？

今天的中華民國已被李登輝與台獨推演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一個沒有辛亥、沒有孫中山、沒有台灣光復的中華民國，這個國還成國嗎？一個不成國的中華民國，我們還堅持要做它的孤臣孽子，有意義嗎？

問：依據您多年對兩岸關係及國際形勢的觀察，您認為台灣應該往何處去？誰能帶領中華民族走上復興之路？

答：回首中國近代史，國共兩黨，分別主張以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拯救中國於危難，並強調要振興中華民族。兩黨歷經數十年的競爭、合作、分裂、鬥爭及戰爭，國民黨顯然敗得很慘。不過，退守台灣之後，卻也是國民黨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爭氣、最有成就的年代。儘管國民黨只能統治小小的台灣島，卻驕傲地說「中華民族的希望在台灣」、「中華民族發展的楷模在台灣」「誰說中國人不能迎頭趕上西潮，創造成功？」

在1970年代初期，我們被迫退出聯合國，當時正逢保釣愛國運動在海內外興起，中共趁勢發起「回歸認同」運動，並強調：「社會主義祖國強大，加入聯合國，有原子彈、有人造衛星、有洲際飛彈等」。但這些話對當時的台灣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吸引力。

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台灣仍以自身的成就為榮，很自信地說：「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更豪氣地說，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要追求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不論當時那些主張是否可以實現，至少代表一種「治理中國捨我其誰」的氣魄。

如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過去了，台灣也歷經了近20多年政治折騰，我們已沒有底氣說「政治學台北」，也沒有條件要大陸「經濟學台灣」了。因為我們不但被比下去了，而且被拋得很遠。

坦言之，今天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在北京，台灣若不能好好思考自身的角色和參與的方式，很可能會被摒除在中華民族復興的行列之外，屆時我們真的會成為無法再起的失敗者。

問：您於去年出任新黨副主席，請問您認為新黨未來應該在哪些方面努力，為台灣人民指出方向，帶來希望？

答：我一再強調，今天必須正確地認識中國，明天才有能力做正確的選擇。首先，新黨要帶領台灣社會面中、談統、論獨，權衡統獨的利弊得失，做出正確選擇。其次，面統、論統，才有能力促統。一個未曾面統、論統的台灣，不可能產生促統的土壤，新黨就是要作台灣民意的領航員。

此外，台灣大多數人主張維持現狀。依我看，維持現狀有兩種意涵，第一種是分離式的維持現狀，就像現在，大陸、台灣在分離狀況下維持現狀，但這種方式是撐不久的。第二種是統合式的維持現狀，這種維持現狀必須建立在兩岸統合的前提下，而台灣也因此得以維持今天所擁有的一切。以下我提出「三個主張」，供大家審慎思考。

第一，民主不台獨。唯有當台灣人不以民主之名，推動公投或修憲搞台獨，台灣才有機會爭取到在聯邦，或邦聯，或比香港有更高自治權的「一國兩制」下，維持最大範圍的現狀。民主是台灣的價值，台獨是某些人的夢想，我們應該實踐多數人的價值，而不是滿足少數人的夢想。

第二，認同不否認。要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也不要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當台灣人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時，中國大陸就不會打中國人，還要協助中國人。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既不妨礙自己對台灣的認同，更可保全台灣的利益。所有「去中」或強烈否認自己是中國人者，不是在凸顯台灣的主體，而是讓中國大陸毫無懸念地採取任何手段對付台灣，因為如果他們面對的不是中國人，當然無需顧忌。台灣不能只為少數人的極端台獨意識，傷害到整體台灣人民的安危。

第三，合作不對立。合作利台、對立害台，這簡單易懂的道理需要全面宣導。在合作不對立的環境下，我們可避免意外的干擾，可全心全力致力於兩岸和平發展。這樣才有機會保障台灣的最大利益。

總言之，我認為一個愈進步發達、愈安定富裕的台灣，愈會受到大陸的尊重、珍惜，在未來兩岸的談判中，愈有討價還價的籌碼。反之則毫無談判的本錢。這才是台灣最好的出路，也是新黨要帶領台灣人所走的路。

問：您和郁慕明主席都說，新黨不會再禮讓國民黨，2018及2020年會推出自己的候選人，請問您們有何計畫？

答：除了不當中華民國的孤臣孽子之外，未來新黨也不再在乎國民黨的興衰勝敗，新黨在未來的縣市長，甚至總統大選都不會缺席。或許有人會說這將破壞藍營的團結，可是過去新黨多次配合國民黨，配合了半天，國民黨還是垮，因此新黨未來要走自己的路。

況且，一個與中華民族發展脫鉤的中華民國，還有生存的價值與意義嗎？一個與中華民族發展脫鉤的中國國民黨，還有生存的價值與意義嗎？新黨未來要透過選舉好好說「統」論「獨」，帶動台灣社會思考統一問題。

國民黨重新擁抱「一中各表」和「不統、不獨、不武」，其實，「一中各表」在李登輝時期就出現了，「不統、不獨、不武」將其深化發揚，結果導致2014年與2016年的潰敗。擁抱已經失敗的路線，吳敦義究竟在想什麼？

8月20日，國民黨在全代會通過了新版的政策綱領，在「五、確保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部分，提到「連胡五項願景」，確定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主軸，重新擁抱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拿掉洪秀柱時代的「和平協議」、「深化九二共識」等文字。想以此複製2008年重返執政的軌跡，這顯然完全符合吳敦義的意思。不過，在8月20日早幾個小時的就職演說中，吳敦義只提「九二共識」，未提自己一再主張不能分開的「一中各表」，這種兩手表現意欲為何，還要觀察。

自吳敦義當選主席回覆習近平賀電之次日起，大陸許多官媒對「一中各表」負評連連，迄今未止，不久，官方明文禁止「一中各表」。吳的新政綱顯然是逆勢操盤，究竟有多少底氣，值得分析。

歷史不會重複，失敗會

吳若是花個幾分鐘時間，看看「連胡五項願景」，可輕易發現，馬英九及他現在的主張與「連胡五項願景」之間，存在重大的差異與矛盾。

幫馬制訂兩岸政策的蘇起於2014年多次公開批評「不統、不獨、不武」太過消極，「已不足因應時代變化」，也就是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應該在淘汰之列，等於唱衰了馬的大陸政策。太陽花學運就是在失敗的「已不足因應時代變化」的政策上找到突破口，而能興風作浪的，令國民黨2014與2016接連大敗，迄今猶未還魂，此為不爭的事實。

曾任海基會副秘書長多年且與馬英九關係良好的馬紹章，2016年7月16日在媒體發表專文〈發展不出兩岸論述的好人─馬英九〉，判定馬英九沒有兩岸論述。也就是說，馬英九所說的「一中各表」與「不統、不獨、不武」，根本不具備論述的檔次與素質，僅僅是與現實矛盾、無根空洞的口號。

另一名馬系兩岸大將趙春山在今年8月4日《中評網》刊出的訪問中也說到：「我個人感覺，現在大概不能再回到『一中各表』的時候了。…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默認『一中各表』的時空背景，在今天也發生了變化。」這話說白了就是，吳的新政綱其實是一種呼叫亡魂的作為。

在2014年與2016年兩位馬系的兩岸大將分別說出，馬的主張「已不足因應時代變化」或「發展不出兩岸論述」，在2017年又有一名大將判定「一中各表」過時，不知吳敦義給這些東西加了什麼神奇酵素，讓它們在2017年突然變質創新，變成有了論述，而且可以用「叫魂」的方式應付以後的新情勢？

國民黨似乎丟了魂，也喪失了記憶力！他們都忘了，「一中各表」是李登輝時代的產物，從來不是大陸接受的「九二共識」，而是「兩國論」的先聲，馬英九實際上一直走在李登輝台獨路線的延長線上，「不統、不獨、不武」是深化發揚李登輝路線，幫民進黨深化獨派主張，怎能不令國民黨的路子越走越窄，一路潰敗？

2008年的歷史場景已經過去，兩岸的情勢經過馬英九8年的獨台路線，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這清楚地反映在2014年與2016年的選舉結果。歷史不會回頭，想要複製2008年的軌跡，在人間已經找不到掛搭處。若是依然走在潰敗路線上，還是有可能繼續潰敗的。不要不信邪。

和平願景不能只是空話

吳執意刪除洪秀柱任內的「和平協議」，在8月7日就指出，「兩岸只有政府授權的單位才能簽所謂的協議，對於所謂的和平協議（定），如果未來國民黨贏得民眾信任，兩岸要簽和平協議，也必須是在國人有高度共識、國家有需要，以及是在國會全程監督、全民公投許可下，才會簽署。」就職講演時提到「深入研討兩岸和平願景，確保台海的穩定與和平」。

吳的講法其實是拿假議題掩飾真問題。一點兒不錯，兩岸任何協議只有政府才有簽訂的正當公權力，但台灣整體發展已經明顯受兩岸政治問題的制約許久，長此以往下去，情勢只會越來越不利於台灣，任何的「和平願景」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只是一個不亞於蔡英文之「維持現狀」的謊言與空話。唯一的解決途徑在於兩岸的政治談判，所以，重點不在和平協議或和平願景，談都沒談，怎麼知道有沒有「和平」與「協議」或「願景」？重點是兩岸的政治談判，而主張政治談判是可以合法正當地作為政黨的政綱推動的，吳難道沒此常識？

其次，「國人有高度共識」和「國家有需要」都是含混不確定的說法。多少才算是「高度」？51%？還是99%？誰說了算？誰代表「國家」？誰定義需要或不需要？這都有「高度」的不確定空間可供政黨操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背道。

主張政治談判既然是可以正當地作為政綱來推動的，只要人民接受此政綱，讓國民黨重新執政，就滿足了民主法治所代表之「國人有高度共識、國家有需要，以及是在國會全程監督、全民公投許可下」的基本條件。問題在於是否有責任感、使命感和膽識？

吳敦義豈會不知政治談判才是重點，故意借助錯誤的問題，順水推舟，轉移話題，正反映出一種逃避或不準備進入此重點的心態。「一中各表」只會令台灣陷入必須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進行談判，才符合理則的處境，不就是根本不想政治談判的同義詞嗎？這能最終導致什麼和平穩定嗎？竟然還說什麼「兩岸若簽訂和平協議，…，受影響的不只兩岸，包括美國等重要的第三方也將波及，…，那美國還要賣武器給台灣嗎？」

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向來是過時的低能產品，處今之世，連防衛都有問題，吳當過行政院長與副總統，難道連這點認知都不具備？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前途能以考慮這些不夠格的、徒耗台灣寶貴資源的武器為前提嗎？

底子不足，片面思考

在大陸方面對「一中各表」負評連連，明文禁止的情況下，吳敦義何以堅持繼續這個過時且虛假的主張？他在想什麼？依筆者見，可能有幾方面的因素。

首先，吳長期作為孤鳥，如今操持大盤，必須仰仗大量馬系人馬，對馬念茲在茲的政治遺產不得不先買單。

其次，雖口才便給，辯才無礙，但都是在小格局的遭遇戰中見其長，與大格局的戰略思維是兩碼事兒，這種慣於逞一時口舌之利的性格可能恰恰阻礙了長遠大格局戰略思維的發展。簡言之，對兩岸這塊，吳平日無素養，出現戰略空白，只好打出自認的安全牌，又能拉攏馬，一舉兩得。

再者，吳團隊可能認為，在蔡政府台獨傾向明顯的情況下，大陸應樂見國民黨重新執政，對「一中各表」等主張沒有拒絕的空間，這與當初蔡英文自認當選後大陸會自動來找她談是類似的情況。結果呢？蔡政府在兩岸與國際碰得滿頭包。

第四，吳可能堅信，以「一中各表」區隔大陸一中原則或兩岸同屬一中的說法，可以與民進黨爭奪本土票市場，難道2016年國民黨不是這樣做的嗎？不是空前慘敗嗎？

最後，也可能吳敦義自己心中就是獨派，只是基於藍綠奪權的需要，對綠營要有所區隔以為號召，表面不敢說獨。

吳敦義自當選主席以來，在兩岸關係上被大陸官方媒體不斷打臉，鼻青臉腫，竟不感覺疼痛，依然伸頭朝著棒子挺進，是麻木？空虛？沒招了？還是想東施效顰，學蔡英文，演一齣苦肉計給台灣老百姓看，以博得同情？不過，他心裡可能有一種篤定，就是在蔡英文執政下肯定會搞得天怒人怨，好似當年阿扁一家貪腐太盛，民覆其舟，他可以不需上進改變，就坐等江山吧。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民進黨重新執政後，質疑兩岸和平統一路線的聲音紛紛出台。筆者認為和平統一的實踐十分短暫，不能因一時的挫折而否定和平統一的大方向；努力爭取和平統一與做好武力遏制台獨準備，是當前大陸對台政策的兩個部分。

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關係經歷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快速發展。然而，隨著太陽花運動的爆發及民進黨的重新執政，關注台海局勢的各界人士對於兩岸關係的走向，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不僅質疑、甚至否定和平統一政策的聲音甚囂塵上，而且使用武力似乎成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兩岸統一的唯一選擇。

前不久，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前美聯社台灣分社主任溫逸德(Peter Enav)以Taiwan Under the Gun: An Urgent Call to Action《槍口下的台灣：呼籲採取緊急行動》為題撰寫評論，稱武統條件已日漸趨向完善，預估2018年下半年可部署完成」。該文認為「太陽花學運，2016年蔡英文上台，讓中國大陸認清和平統一台灣的可能已經幾乎消失」，並預言「中國大陸將在2018年武統台灣」。

對於該文的基本觀點及列舉原因，筆者認為很值得商榷。

得出結論過於簡單

首先，溫逸德因太陽花運動及民進黨再次執政，進而得出和平統一可能性已經幾乎消失的結論過於簡單。具體理由有以下四點：

一是兩岸的和平統一需要經歷長期的實踐過程。回顧兩岸關係歷史可以看到，1895年日本侵占台灣，兩岸分離長達50年。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後僅僅經過4年時間，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台灣再次與大陸長期處於隔絕狀態。2008年馬英九上台，兩岸簽署了23項協定，兩岸關係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在1895年之後的122年當中，台灣與大陸真正處於和平共處、和平發展狀態的時間，只有馬英九執政時期的8年。希望在短短8年的和平發展過程中，解決兩岸積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是不切實際的。

二是兩岸的和平統一必然要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觀察民進黨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民進黨是在兩岸相互隔絕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政黨。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是在兩岸關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馬英九執政從根本上改變了兩岸的社會基礎，民進黨也因此發生重大改變。

從1991年民進黨在台獨黨綱中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到1999年民進黨在〈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接受中華民國四個字，再到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接受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民進黨的政策主張隨著兩岸社會基礎的改變發生了重大變化。經過8年的兩岸關係快速發展，雖然民進黨重返執政舞台，但2016年的民進黨，已不是2008年以前的民進黨。

如果說民進黨的變化只是量變，距離大陸的立場還有很大的差距，那麼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繼續改造兩岸的社會基礎，必然會迫使民進黨發生質的改變。

三是兩岸的和平統一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和代價。如果說以武力方式實現兩岸的統一需要付出流血犧牲，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那麼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同樣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價。回顧馬英九執政時期，在大陸「善意」與「讓利政策」的推動下，兩岸簽署了23項協議，實現了11次兩岸兩會的高層會晤，「兩岸形成了以海協與海基會協商、談判並簽署協定為重要動力的協定拉動型的發展模式」。這是由兩岸當局主導推動的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

但是，從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協議的簽署沒有產生人們所期待的社會效應。太陽花運動就是對於兩岸關係快速發展的反彈，顯示出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與台灣社會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結構性矛盾存在脫節，未有效地帶動解決台灣社會發展存在的各類問題。

因此，由和平發展的路徑實現和平統一，「釋放善意」與「讓利」只是向台灣民眾展示了大陸的良好願望，這是容易做到的，困難的是，通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效地帶動解決台灣社會所存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這需要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與代價。

四是兩岸的和平統一需要經歷反覆曲折的過程，需要具有百折不撓的毅力。無論是在中國或在世界的歷史過程中，鮮有和平統一的成功範例。中國政府提出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是人類歷史上的創舉，需要經歷不斷探索與實踐的過程，並在實踐中遇到挫折時，勇於解決問題。如果因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反覆，就輕易地否定和平統一的大方向，這不僅是缺乏毅力的表現，而且不是科學的態度。

誤導大陸對台政策

其次，溫逸德以〈槍口下的台灣：呼籲採取緊急行動〉為題撰寫評論，不僅標題聳人聽聞，而且歪曲誤導了大陸的對台政策。全面理解當前大陸對台政策，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觀察：

一是和平的方式與武力的手段都是大陸整體對台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3月台灣太陽花運動爆發後，習近平總書記先後會見了台灣多位政黨領袖及統派團體，針對台灣社會出現的複雜局面及未來兩岸關係面臨的挑戰，進一步明確了大陸對台政策的基本框架。2016年5月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大陸領導人及國台辦多次在不同場合重申了大陸對台政策的基本原則。

大陸近兩年的對台政策基本框架包括四個方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爭取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在大陸對台政策中，採取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與採取武力的方式遏制台獨，兩者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共同組成完整的大陸對台政策。

二是堅定不移地推動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仍然是現階段大陸對台政策的指導思想。2016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會見洪秀柱率領的中國國民黨訪問團時指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主流民意。大陸將秉持互利雙贏，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2017年1月在北京舉行的年度對台工作會議中，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強調，「2017年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更加複雜嚴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

2017年3月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12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兩岸同胞要共擔民族大義，堅定不移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共同創造所有中國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

根據當前大陸對台政策的基本精神，國台辦發布了便利台灣同胞，涉及交通出行、教育科研、法律服務、就業創業等領域的政策措施，積極推動兩岸社會的融合發展。

三是《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範了實現統一的方式及使用武力的條件。《反分裂國家法》第五條規定：「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同時，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該法將大陸對台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表達出來，那就是努力爭取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同時，保留以武力手段遏制台獨勢力的權利。

總之，溫逸德文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將台海局勢緊張的原因歸之於大陸的軍事準備，是非常片面的。應該看到，大陸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並且，特別是經歷了陳水扁時期兩岸局勢的高度緊張之後，大陸以武力遏制台獨的準備工作從未停止。

但是，以武力遏制台獨只是對台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現階段乃至大陸19大之後，積極爭取和平統一與堅決採取武力遏制台獨，仍將是大陸對台政策中相輔相成的組成部分。

(作者係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

編註：7月下旬，筆者在太原三台會議見到國際關係及兩岸問題專家郭震遠教授，以下是二人利用開會餘暇時間的對談。

紀欣問：以前每一年您到台灣，我們總有機會談談兩岸及國際最新形勢，自去年起您就去不成台灣了，我想藉此機會請教您幾個問題，但在此之前，先請您說說當初您是怎麼進入國際關係及對台研究這領域的。

郭震遠答：我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大學畢業後，到工廠待了10年，1978年至1982年在北京師大環境科學研究所、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讀碩士學位。1982年3月至1985年3月任國家環保局工程師。1985年4月調入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從事國際問題研究，1987年2月任常務幹事、後任世界經濟與科技發展研究室副主任、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室副主任。1993年8月被評為研究員。現為中國海洋大學兩岸關係研究所教授及所長、《中國評論》學術顧問。

我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擔任常務幹事時，資深外交官及戰略學家宦鄉是該中心的總幹事、黨組書記。在宦鄉1989年2月去世之前的四年中，我有幸跟他學習了很多。我在中心研究的主題就是中國與大國的關係，其中又以中美關係為主。

1989年，我針對國際形勢及兩岸關係寫了一份報告。在那份報告中，我提過融合發展四個字，當然，當時的提法與現在的提法不完全一樣。我講的主要是大陸的發展是兩岸關係的基礎，台灣問題應該放在中國發展建設整體中來看，也就是兩岸要通過融合發展實現統一。該報告有32,000字，我把它分成4篇，最後一篇有6,000多字，我提了一些具體建議。報告交上不久，國台辦主任丁關根派秘書到辦公室來找我，要我提供25份報告給國台辦幹部學習。我就這樣跟國台辦結了緣。

我在該報告中提到涉台外交問題。當時台灣還有30幾個邦交國，我認為有一些只注重自己經濟利益的小國，台灣很可能會得手。果然，1990年代初李登輝大搞金援外交，台灣半年內就增加了三個邦交國，但當時我知道這種現象不會長久。

問：有台灣學者認為，美國是決定兩岸關係的最根本因素，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請問您怎麼看中美台關係的演變？

答：我不同意。從歷史與現實來看，美國的確一直是兩岸關係重要的外部干擾因素，但兩岸關係的決定性因素是兩岸自己。這不是在玩文字遊戲，它涉及工作方向及工作重點。

美台關係歷來都是中美關係的附屬，當中美關係發生變化時，美台關係就會跟著變，中美關係之所以變化，有綜合性的因素，例如實力對比的變化，有戰略政策的變化，而中美關係一變，美台關係就非變不可。

我認為美台關係有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台灣已從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的戰略籌碼變為具體籌碼，第二個變化是美國從台灣的保護者變成台灣的支持者。

有關第一個變化，1950年上半年，美國還就要不要插手中國問題爭執不休，「棄台論」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但該年6月下旬韓戰爆發後，美國很快認定它是東西方的對決，台灣也就因此有了特殊的戰略地位。

蔡英文從參選總統到當選後，一直想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做出積極貢獻，但美國迅速明確地說不行，美國害怕蔡英文只顧及自己的利益，做出一些會損害美國在亞太安全利益的事。美國國務院副助卿董雲裳、AIT主席莫健等人都說過類似的話，這些都表明美國不再認為台灣具有戰略地位。

雖然美國前些時候通過對台軍售案，又說要讓軍艦停靠台灣港口，拉高美台軍事交流的層級，但台灣問題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下降，有的政策是延續既有政策，有的根本不會成為事實，例如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提出「六項保證」，其實六項保證是雷根總統為安撫蔣經國所提出來的，並沒有什麼實質內涵。美國過去言必稱台灣問題，現在則是偶而提一下，中美雙方領導人會晤，台灣問題已不再是核心議題。

有關第二個變化，美國從台灣保護者的角色變成支持者，我還支持你，但不保護你。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在摸索它自己的角色。1958年8月台海危機，美艦為台灣船隊護航，但解放軍炮聲一響，美艦立即退至12海浬之外，丟下台灣船隊不顧。最後一次是1996年的台海危機，美國航母已經到了台灣海峽南入口80海浬，卻退了回去。台灣對此事有很多種說法，但實際上，美國航母在離台灣海峽80海浬停留一天半後，就撤到150海浬外，主要是因為美國衛星忽然發現大陸三艘核潛艇出動了，而且去向不明。我不認為這三艘核潛艇有多麼厲害，而是大陸擺出不惜一戰的架勢，美國決定後退。這是美國最後一次試圖保護台灣，從那時到現在剛好20年，美國都不曾再扮演台灣保護者的角色。

問：美國作為台灣的支持者，對兩岸關係是否仍有一定影響？

答：美國作為台灣的支持者，對兩岸關係仍有一定影響。第一個影響是給台獨勢力鼓勵，讓他們以為台灣的事美國還是會管的，至於管到什麼程度，大家心裡有數。第二個影響是讓台灣當局以為可以拖延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也會讓台灣某些人錯判形勢。第三個影響是會刺激大陸人民對美國的反彈。這三方面的影響如果繼續，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美國應該自己有所克制。

問：您對兩岸關係有長足的研究，您認為兩岸關係的基本、主要矛盾是什麼？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什麼樣的變化？

答：兩岸關係的基本矛盾一直是「促統」與「拒統」的矛盾，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歷史階段，各有不同的主要矛盾。1949年到1978年的兩岸嚴重軍事對抗、全面隔絕時期，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是「解放台灣」與「反攻大陸」的博弈；1979年至今，直到實現和平統一，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在於兩岸融合發展與分離發展的博弈。

我個人以為，兩岸融合發展是在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必須統一的基礎上，兩岸共議統一、共謀發展、共用繁榮，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分離發展則是堅持以拒絕兩岸統一為前提來處理兩岸關係，包括兩岸的合作、交流。

兩岸融合發展與分離發展的博弈，有可能是非對抗性的，也有可能是對抗性的。這取決於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兩岸關係，首先就是台灣執政者的統獨立場和採取的兩岸政策。

1989年到2008年5月，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以「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以及追求「法理台獨」的急獨戰略、對抗和平統一和兩岸融合發展，是統獨矛盾，也是敵我矛盾，遭到大陸嚴厲的打擊而失敗。2008年5月到2016年5月，馬英九執政期間，兩岸的融合發展與分離發展的博弈仍然存在，主要是馬對兩岸統一猶豫、迴避，他堅持「不統不獨不武」政策，迴避兩岸政治談判。但馬承認「九二共識」，堅持一中原則，反對台獨，兩岸之間存在最基本的政治互信，因而得以通過協商談判的非對抗方式，處理、解決相關問題。

2016年5月以來，蔡英文堅持「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以全面實現「去中國化」，抗拒和平統一和兩岸融合發展，導致兩岸融合發展與分離發展之間的博弈，發生嚴重對抗。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兩岸之間的博弈，不僅涉及政治、經濟、安全領域，而且還涉及文化、教育、社會領域，因而比李、陳執政時的相關博弈更加深化。

問：您認為兩岸的新對抗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依您之見，大陸會採取哪些對應之策？

答：經過兩年多的觀察、研究及爭論，大陸涉台學者對於蔡英文執政後兩岸陷於新對抗，兩岸關係嚴峻、複雜，已形成基本共識。現在需要更宏觀深刻地來對目前的形勢進行判斷。

由於兩岸相對緩和、廣泛交流，在過去近40年中，給台灣民眾帶來利益，以至於推行台獨政策的李、陳，儘管都極力阻擾兩岸交流，企圖破壞兩岸關係的相對和平穩定，但都未遏阻、逆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蔡英文執政一年多來，堅持推進台獨新戰略，兩岸政治交流已停頓，兩岸之間的交流受到越來越多的干擾，但兩岸經貿合作持續推進，而且不斷深化；兩岸民間交流繼續進行，而且進一步擴大。更為重要的是，現在大陸綜合國力對台灣的壓倒性優勢更加凸出；大陸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和相關政策策略，更加完善成熟。所以可以肯定，蔡英文執政所引發的新對抗，不可能逆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

我始終認為，發展與統一的關係，是大陸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有關實現國家統一方面，我認為，大陸應該把過去多年來的「反獨促統」政策，改為「促統反獨」政策，讓台灣人民及早思考兩岸終將統一的現實。

兩岸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使台灣社會各種焦慮油然而生，當此時節，習近平提出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是否將帶給台灣人民，特別是年輕人，另外一種選項？又將會對台灣內部造成何種影響？

兩岸開放相互交流迄今整整30年，期間台灣從意氣風發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到移植西式民主的傲慢，再到如今的民粹橫行，政權玩法，經濟停滯，反觀中國大陸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國力飛速崛起，震動全球，新世紀之初西方即以「北京共識」名之，如今深圳市的財政收入已超過台灣。相對比，台灣社會各種焦慮油然而生：從優勢盡失而個人身分認同迷失、國家身分尷尬到發展失去動力、未來喪失方向、領導人才缺乏和困境無解無奈的種種焦慮，從而出現台灣的人心民意浮躁不安，人才人力雙雙外流的現象。

中共的融合政策及補充

中共當局能否認知到台灣社會的焦慮感，我們無從理解，但是習近平在2014年9月接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說「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習顯然注意到了「台灣同胞的心態」，才會提出「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說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大工程，想藉此彌補原本單一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簡單辯證法，那麼應該怎麼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這樣一個高難度的社會工程呢？習近平給出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兩岸同胞「建設共同家園，共築民族復興共圓中國夢」的方案。

今(2017)年6月18日，政協主席俞正聲在第九屆海峽論壇說「兩岸經濟、社會融合：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共同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要進一步提升兩岸經濟合作水準，厚植兩岸共同利益；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要充分發揮兩岸同胞的創造力，進一步增強融合發展動力；要兩岸同胞攜手克服困難、排除干擾。」當然這些都只是原則，而國台辦新聞局長馬曉光在發布「海峽論壇」的記者會上則描述了具體作法。他說，一是設立網路平台，向台灣民眾公開徵選論壇活動創意方案；二是區分三大品牌、四大紐帶、五大領域和六大基層組織，分門別類，品質交流；三是凸出青年體驗式交流，服務台灣青年來大陸就業創業；四是安排親歷者講述歷史、展望未來。今年論壇就從單邊安排改為協同主辦，而且區分對象、同質交流、自然融合。

（一）經濟、社會融合

而創造融合條件方面，中共更是不遺餘力地推出台胞的準國民待遇，尤其是二代台胞證改為「18位數」的問題，最快今年年底就會解決。」據台灣專跑兩岸的記者說：近來大陸國台辦記者會，可說是利多發布會，包括五大惠台措施，讓民眾可參加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增加台灣學生獎學金、申辦小額信用卡等，台商們也在積極籌措「台商銀行」。這些措施實行之後，台胞在生活上自然而然多了一個大陸的選項，若台灣守舊如固，不思振作，則青年的選擇會是什麼？習近平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對台工作，似乎正是對應著化解台灣的焦慮而設。

首先是「二代台胞證」就是針對台灣人民個人身分認同而設，如果台獨一意孤行，則台胞自然可以做第二種選擇，使「焦慮」消失，而選擇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的認同。

其次是提供青年的創業、就業，以及社保、醫保的解決，可化解個人的發展與未來的焦慮。如果真能有效落實，台灣人民「發展與未來的焦慮」，就變成只要你願意，焦慮就不存在。

第三是習近平所提出的經濟與社會融合的各項政策可「直接到人」、「直面青年」、「直面基層」，「不是救急而是救窮」，用俗話說不是送魚而是提供釣捍，應該說這是前一段讓利惠台政策的反思，也是台獨政府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後，中共對台工作重點轉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為對象必然的結果。

第四是如果台青、台胞到大陸去發展，如果流露出多元化的、中華文化底蘊的優勢和特質，這種潛意識中的優勢一定會被認識、被發現，失勢的優勢也可以得到補償。

換言之，習近平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建設共同家園，共築民族復興的方案，如果推動得宜，其實可以化解台灣人民現階段遭遇的大部分焦慮，也包括制度焦慮在內。然而，我們相信，從社會分享到政治認同，最為關鍵的焦慮還是在制度的焦慮，因為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不理解，也不放心。因此，當今的對台工作尚缺「政治融合」的環節。經濟和社會的融合是提供台灣人民和台灣青年改變自我的機會，而「政治融合」則可提供台灣人民和台灣青年擴大視界，走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政治論述。

（二）政治融合

個人以為，兩岸的「政冶融合」最為關鍵的就是「治理模式」的說明，自2004年西方學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命題以來，確實打破了華盛頓共識的神話，研究中國大陸現代化的文章和書籍，被越來越多的精神所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絕不僅僅是經濟單一的改革，當然也包括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改革。

俞可平說「中國經濟的飛騰發展，不可能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如果中國仍留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環境，還有改革開放的可能嗎？」外界誤解的原因是：西方向來以「一是多黨競爭；二是普選；三是三權分立」為標準，他說「中國走自己的路改革，不等於「沒有政治改革」。問題就在於經濟改革借鑑西方，而政治改革為何可以自我創新，結果不僅成功，而且持續發展，2008年西方面臨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迄今未能恢復，反觀中國雖然也身受其害，然而依然有6.7%的增長，因此，中國的「治理模式」再次深受關注。現今中國的「治理模式」，在政治方面，可以歸納出以下特點。

第一是「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管理模式。這從西方模式的評價來看，應該是最大的缺點，然而它反而是中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點，此一模式，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方向、路線可以持續，而多黨參政也及時發揮若干糾偏、建言的作用，以至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自1979年迄今未改，特別是共產黨自身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傳統，在自我糾錯上，每每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二是「梯隊培養，循序接班」的制度模式。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基本遵循一套「梯隊培養」的路徑，從做中學，也從做中培養默契，之後，經過層層的篩選，各種指標的評比，以及民意的檢證，最終擇優拔擢成為領導人，從而保證了政策的延續。事實上，從中共現行的幹部來看，幹部的能力方面問題都不大，主要在操守的定力方面，是以中共如果將選拔的指標公開，或更能全面地認識、監管幹部，接班工作必將更具公信力。

第三是「不斷學習，與時俱進」的組織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有過反智的傾向，近30年來中國共產黨努力調整。從胡錦濤主政以來，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形成一種制度，平均35～40天進行一次學習，請專家授課，在上行下效的政治效應下，使得中國共產黨已經轉型成為學習型組織，保持共黨本身得以在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長保黨的先進性和領導國家社會的作用。

中共在推動兩岸交流中，應重視政治論述和治理模式話語權的傳播，特別是針對台灣青年。當然，這一套政治治理作為制度尚有不成熟之處，如貪腐盛行、官僚主義，為官不為等等，所以，習近平2013年11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才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不僅會有助於台灣青年對大陸制度被動地適應，還可以為了制度完善提供建言，此即是制度融合的最佳途徑。

結論

中國大陸如今正在推動「一帶一路」，此一倡議從一個國家對外投資的構想，變成國際間合作發展的計畫，中國大陸可以自己的發展經驗分享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原本台灣可以兩岸身分參與，則台灣許多焦慮都可以找到出路，然而，當前的兩岸關係使台灣失去參與的機會。蔡英文當局如果延續台獨政策，而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融合策略，又能夠做得細膩、深入、長久的話，台灣很可能面臨官民分離的狀況，即台灣民間、青年自行向外發展，而台灣內部則有進一步空洞化的危機。

（作者係本刊主筆、銘傳大學兩岸中心主任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