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香港回歸20周年的日子。原本以為這麼一個中華民族結束外強欺凌的歷史性節日，在台灣不會有人記得或慶祝，沒料到，賴清德的一席話：「九二共識」不是問題，問題在「一國兩制」，使香港回歸及「一國兩制」成為台灣熱議的話題。

香港回歸20年來，台灣只顧著一味唱衰「一國兩制」，而從未認真思考其內涵及實踐狀況，近年來台獨與港獨分子又沆瀣一氣，以「一國是真、兩制是假」為名任意詆毀香港。不料，號稱要「親中愛台」的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赴美演說時表示：「九二共識」不是問題，問題在「一國兩制」；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香港跟澳門地位的「九二共識」；將台灣的地位降為殖民地地位的香港澳門，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

賴清德想利用蔡英文民調直直落，提升自己的「政治高度」本無可厚非，而他早先的一番「親中愛台」發言，引來綠營縣市長「和中」、「友中」、「知中」一連串論述，也確實讓人普遍認識兩岸關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台灣的枯榮，改善兩岸關係幾已成為全民共識。不過，賴清德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扯在一起，顯示他對「九二共識」的內涵及形成背景、港澳回歸與「一國兩制」缺乏基本了解，使其論述失去準頭，態度輕率，令人遺憾。

首先，港澳回歸是中國政府分別與英國、葡萄牙兩國政府通過談判，收回了失土，先後恢復在香港、澳門行使主權。「九二共識」則是1992年兩岸兩會把1945年台灣光復後，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及法理事實表述出來。把兩者並比，確實不倫不類。

其次，「一國兩制」是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針對兩岸因內戰造成的政治對立，所提出來的統一設計，後先用於回歸後的港澳。兩岸復歸統一須由兩岸雙方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制」內容也應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參與。

其三，「兩制」是指在中國境內可以有兩種制度並存，在特別行政區內，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可得到切實保障，而不用實施大陸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實踐的「兩制」都不盡相同，更何況台灣現行的社經制度與1980年代仍屬殖民地的港澳大不相同，根本無須擔心所實行的「兩制」，會是港澳的「複製品」。

其四，港澳在回歸前基本上沒有選舉總督及議員的制度，因此在制定基本法時，在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選舉上採取了漸進的方式，而台灣政黨政治及普選已行之多年，自屬於「原有的制度」，沒有理由不保留。另外，首長任命權、司法終審權都可詳加討論。簡言之，由於起點不同，台灣勢將享有比香港、澳門更大的自主權。

其五，台灣主流民意希望維持現狀，所以反對「一國兩制」的癥結在於「一國」，而非「兩制」。賴清德等有影響力的綠營政治人物，既已洞見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或「一中」，現狀根本難以維持，就應該(一)催促蔡政府早日接受「九二共識」，而不是一面說「親中」，一面喊「主權國家」，使問題治絲益棼；(二)要求停止一切類似把中國史列入東亞史的「去中國化」行徑，這才能讓兩岸關係恢復穩定融合發展，也才是全民之福。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最近接收到一批羅家倫兩位女兒捐贈的67件清末及民國初年服飾珍品，使該中心的收藏品更加豐富，也使得台灣學子能因此在創新時尚設計更上層樓。

以收藏中華歷代服飾文物為目標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最近很榮幸地接收到一批珍貴文物。這些文物飄洋過海，經過一個世紀的輾轉遷徙，最終在各種因緣俱足的情況下，由教育家及文化運動先驅羅家倫（1897-1969，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清華大學首任校長、中央大學校長、駐印度大使）的愛女羅久華，捐贈給中華服飾文化中心，使得該中心的服飾收藏品更加豐富、更臻完備。

輔大織品服裝系收集服飾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1970年在台創立，創系系主任德籍羅麥瑞修女當時就高瞻遠矚地認為，收藏中華服飾文物是一項重要且刻不容緩的事。自從1976年開始，羅修女毅然決然不間斷地收藏台灣原住民、漢族、中國歷代和中國少數民族的織品服飾文物，並透過各類專業展覽及出版品，為輔大贏得國際聲望，也證明輔大對中華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高度關心並投入心力。

羅家服飾為珍貴收藏品

1979年羅久華（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榮譽退休教授）由美返台找尋其研究資料，拜訪了當時在輔大英文系任教的大舅張沅長。輔大歷史系一位神父得悉羅久華專長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特邀羅久華至歷史研究所演講，羅教授與輔大遂有了第一次的接觸與交流。2002年，經由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周功鑫的穿針引線，她與姊姊久芳透過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將母親張維楨(1898-1997)的62件服飾品捐贈給輔大織品系。

翌年，羅久華來台，對輔大織品系保存中華服飾文化及致力時尚創新的理念，深表認同，更感佩創系羅修女對中華服飾文化的深愛與保護。之後羅久華每年返台時，都會隨身帶幾件自己收藏的古董服飾送給輔大中華服飾文化中心，累積迄今共增加了67件。該中心為這批珍貴服飾文物，特別於今年5月至6月舉辦了「羅珍海外」羅久芳及羅久華女士服飾捐贈展，展出地點在輔大織品系六樓展覽室。

展覽內容包含張維楨的服飾品，以及羅久華捐贈的清代服飾品。羅夫人的服飾以素雅著稱，其中以旗袍數量最多，有抗戰時期的藍色陰丹士林棉布旗袍，隨羅家倫駐印度時因應外交場合，特別在南京訂製的織錦綢緞旗袍。除旗袍外，1927年結婚禮服是此次展覽的焦點，米白色絲質洋裝，左側肩脇半開襟，波紋下擺，整件衣料縫綴水鑽，形成漩渦圖紋，是1920年代典型的歐洲流行樣式。另一個焦點是一件黑緞地花卉紋團花對襟掛，羅久華11歲時穿著這件外掛，隨著全家人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合影。

捐贈品中有多件紗羅組織的服裝，石青紗羅地納紗花卉團花對襟掛，是由經紗扭絞編織成紗羅組織的布料，以納紗彩繡花卉團花及海水江牙圖案，前開襟有包扣及扣攀，與常見的鎏金銅扣不同，紫紗羅地納紗繡鑲邊氅衣，則為清代晚期滿族婦女袍服，挽袖、左右開衩，鑲緄如意雲頭。

羅氏家族長期捐贈文物

1979年張維楨捐贈5幅明清書畫予故宮博物院，1996年又再度捐贈40件唐代至清代的書畫給故宮博物院。其子女們更將萬冊珍貴藏書捐贈政治大學，成立了羅家倫文庫，並捐助多所大學成立獎學金。羅家倫家人捐贈的文物、圖書，經過抗戰、遷台和移居澳洲、美國，經過地中海、印度洋、長江、台灣海峽和太平洋都完好無損。很榮幸地，輔大織品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成為這批服飾文物的最佳歸宿。

(輔大織品服裝學系系所友會總會長、講師)

一年一度的「大溪文藝季」，已於7月8日隆重登場，內容包括介紹牌樓建築、遶境文化、古早味生活市集以及街屋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關聖帝君聖誕慶典的遶境活動。本文旨在探討關公信仰與社頭參與的文化現象及其演變。

一、

  大溪木器傢俱業的興起，與寺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與民間信仰自然有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吃水果拜樹頭，木藝匠師為了感恩與惜福，對宗教活動的投入與熱情，因此比常民更為直接與濃烈。

「協義社」的出現與它在社頭中所扮演的角色，最足以看出木藝匠師的宗教情懷與對信仰的執著，因此在探討大溪木器傢俱業的歷史與產業特色時，便無法迴避這個深入民間的信仰，而其源頭即是普濟堂的關公信仰。

關公最早只是民間私人供奉，以勸善宣講濟世的鸞堂運作，非屬宮、廟、寺之列，是最基層的宗教組織。可是經由收驚、靈療、或藉扶鸞，為人解答疑難雜症而深植民心，因而成為大溪居民的守護神。後經地方人士集資，在大漢溪畔建廟後才成為公眾信仰，名為普濟堂，年年舉辦關聖帝君聖誕慶典活動，以自發性的社頭組織力量，發展出遶境巡狩的感人故事，歷經百年的發展，終於成為大溪最珍貴的文化資產。

與普濟堂比鄰的，是另一座著名的廟宇「福仁宮」，巧聖先師魯班公亦安身其中。每年農曆6月13日是巧聖先師的誕辰，木藝子弟都會在這天列隊到普濟堂或福仁宮祝壽。開店的老匠師也會宴請返鄉的弟子，顯現出大家庭溫馨的一面。但真正的好戲還在後頭，那就是「迎六二四」。

二、

「迎六二四」，指的是農曆6月24日關聖帝君聖誕慶典及遶境活動，整個儀式從上午的儒教三獻禮，出街、入街遶境活動，到傍晚的夜巡，再到入夜的賀壽典禮。不管外在的時代社會如何變遷，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藉由社頭遶境的儀式，來感念關聖帝君的神恩。

故事的起源，在日據的大正年間。當時的州議員簡阿牛和他籌組的公司股東呂建邦等人，前往九份開採金礦，因無法順利找到礦脈，便到普濟堂祈求關聖帝君指點迷津，果然幫助他們找到礦位，因而挖到金礦致富。

為了感念關聖帝君的神威庇佑，便有股東建議為關聖帝君建神轎，並於大正六年(1917)組成同人社，參與關聖帝君的遶境活動，引起各行各業競相效尤，日後紛紛組成社頭加入遶境的行列。「迎六二四」的規模因此愈來愈盛大，名聞全台，與台北霞海城隍廟、法主宮、北港朝天宮、新竹城隍廟，並列為當時台灣五大遶境活動。

三、

「協義社」是大溪著名的匠師「烏番師」在大正八、九年間(1919-1920)所創立。他本名李烏番，是小甲仔土生土長的大溪人，出師後自立門戶，創立「東興傢俱製造工場」，是木器傢俱業一位代表性的人物，由他發起籌組社頭，立刻成為遶境活動的重頭戲。

「協義社」最著名的陣頭便是「墨斗陣」，墨斗是木藝師父不可或缺的工具，相傳是魯班所發明，一向是木器業的象徵，行業的識別度極高。由於墨斗體積龐大，負載又重，需要十來個壯丁才扛得起來。「烏番師」為了鍛鍊子弟的體力，平常就要求他們扛著墨斗演練隊形，藉此凝聚同業的向心力，聯絡彼此的感情。

每年到了「迎六二四」，就是「協義社」大顯身手的日子。只要「墨斗陣」一出現，立刻吸引路人駐足圍觀，在遶境活動中顯得相當獨特而搶眼，久之已成為木藝業的傳統特色與精神表徵，深受民眾與觀光客喜愛。「烏番師」藉由籌組「協義社」，將個人的領袖氣質與組織能力發揮到極致，可說是「墨斗陣」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四、

日據初期，對台灣的五大遶境活動相當支持，日本政府還設立了獎勵辦法及評比制度，對於表現優良者授予賞金旗彩牌，陣頭愈龐大獎勵愈多。各社頭在輸人不輸陣的壓力下，無不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獎勵，因此陣容不斷擴大，水準不斷提升，締造了普濟堂遶境祭典空前的盛況。

可惜「皇民化」運動一來，台灣民間的宗教活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預。大溪地區除了普濟堂的關聖帝君祭典仍在農曆6月24日舉行，其他的都被要求改善，或統一祭典日期，甚或明令禁止。從官方的態度，便可看出普濟堂的重要性超過一般寺廟，從而奠定它在大溪宗教界的地位。

普濟堂雖然安然渡過皇民化運動，可是仍被要求改善祭典中某些內容，只能保留聖誕祭典的儀式，草根動員能量最豐沛的遶境活動被要求禁止，直到台灣光復後才逐漸恢復。在這段真空期間，許多子弟社團解散，戲曲的傳承出現斷層，各劇團演出的都是相同的戲碼，過去那種拼戲、較勁的精彩好戲已不復見。

五、

在歲月的更迭和時代的變遷下，許多大溪的社頭已傳承到第三代，普濟堂始終是一條串連各社頭的線。它先藉由社頭的組織，建立了社會支撐的體系，來鞏固廟方的向心力。社頭組織則藉由參與廟會的遶境活動，來擴大社會的網路，進而打破地域限制。在彼此互助、互動的過程中，可看出廟方與社頭之間的依存及緊密的互動關係。

在這個脈絡底下，「協義社」允為其中的典範，它透過廟會活動來團結同行業群，一方面增進同仁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又可娛樂參與的群眾，流傳百年至今仍屹立不搖，影響力無所不在，號稱大溪最大的社頭，一點也不為過。究其原因，乃木器傢俱業有個非常優良的傳統，那就是師徒制度。

在長達三年四個月的養成教育中，師徒關係親如父子，並奉魯班為精神導師，在此一精神的號召下，將木藝之鄉塑造成一虔敬和樂的大家庭。更在「協義社」的動員、規劃下，積極參與普濟堂的遶境活動，與其他社頭共同營造出熱鬧、有趣，且又深富文化內涵的陣頭文化，堪稱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關聖帝君祭典活動。

六、

近年來台灣官方開始重視無形的文化資產，也注意到傳統祭典對基層的社會組織、文化體系和價值觀的影響，對傳統信仰活動是一大肯定。2011年桃園縣政府根據文資法，將「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及遶境儀式」登錄為桃園縣民俗及有關文物，2013年更公告為桃園市珍貴的文化資產。

時代不斷地在改變，慶典儀式不斷加入大眾的通俗文化，也是在反應多元社會的價值觀、審美觀和宗教情懷。大溪普濟堂的遶境活動，在因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時，各社頭也該回首省思早期兼具公益互助、文化教育、及聯絡情誼的社區功能。「協義社」是一面鏡子，「墨斗陣」是一個典範，全體木藝職人的參與與奉獻，才是這個無形文化資產核心價值的所在。

(作者係作家)

「海峽兩岸記者四川行聯訪」於7月17日在成都展開。本刊記者接受大陸國台辦新聞局和中國記協台港澳工作部的邀請，赴四川進行密集觀察，並將在本刊分享所見所聞。

海峽兩岸記者四川行，由大陸國台辦新聞局長馬曉光擔任團長。在其帶領下，來自兩岸三地30餘家新聞媒體的45位記者，走訪成都、雅安、瀘定、康定、爐霍、甘孜等地，實地瞭解四川近期的發展面貌。

四川自古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除九寨溝、黃龍、峨眉山與樂山大佛、青城山與都江堰、大熊貓棲息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名錄之外，2001年在成都金沙區發現的古蜀時期祭祀區，被稱為「21世紀初中國第一個重大考古發現」，也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

蓉歐快鐵搶占大商機

四川除擁有秀美遼濶的山川及豐富的文化遺產，也是西南經濟重鎮，2016年經濟總量達3.26兆元人民幣，居大陸第六位。而今因為「一帶一路」建設，再為其發展提供了嶄新機遇。

馬曉光指出，此次採訪有四個主題：一是四川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將為經濟社會創造新機遇、新空間、新平台；二是四川在「十三五」規劃中的發展策略和重點項目；三是川台兩地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的現狀，尤其是四川台企參與「一帶一路」的情形，和台灣青年在四川創業就業的現狀；四是四川藏區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旅遊資源。

四川省常務副省長王寧亦表示，「四川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預計推動137個項目，總投資金額超過1.2兆元人民幣。」例如從成都出發直抵波蘭的「蓉歐快鐵」，2016年就有460列班車行駛，今年預估將到1,000列，是大陸各城市的第一。而利用「蓉歐快鐵」平行輸入BMW、奧迪等進口車，消費者可以在成都直接下單，無需透過經銷商，售價比市面便宜5-20%。

又如，成都的雙流機場已是全大陸僅次於北京、上海、廣州的第四大機場，國際航線超過100條，每年人流量逾4,600萬人次。但為了積極融入和配合「一帶一路」戰略，正在興建第二座機場：天府國際機場，預計2019年初步建成、2020年啟用。一旦營運後，成都將成為繼北京、上海後，大陸第三座「一市兩場」（一個城市兩座機場）的城市。

台青入駐亞台青創業

在「一帶一路」主題下，成都的經濟飛速成長，也吸引台灣青年來此創業、就業。位於成都菁蓉鎮的「亞台青海峽青年創業園」，今年5月才開園，7月已有10家青創企業進駐，9月將再有10餘家入駐。

青創園區總經理郭弘揚表示，亞台青是大陸重點扶持創新創業基地，提供全產業鏈，一條龍式服務，「周邊聚集了約20所大專院校、100多個科研機構、40多家創投及金融機構，可為青年創業提供良好支援。創業園還將周遭閒置公寓大樓改建為宿舍，以極低租金租給青創家住宿，附近的小學、中學則可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

郭弘揚說，想要來此創業的台青，只需提交創業計畫書和申請書，通過審核即可入駐，前三年零租金、免服務費。技術含量及附加值高、市場前景好的項目，評審也將提供5萬至50萬元研發資金。創業園每兩個月舉辦一期總裁輔導班，幫助青年創業者對接當地大企業。

郭弘揚觀察，台灣許多新創青年習慣往沿海等一線城市前進，但因高房價、高物價的壓力，加上有些沿海城市面臨國際企業競爭，資金很快就燒完了，連孵化的機會都沒有。他表示，成都政府支持創新創業，而且此地生活成本較低，創業者可將更多資金投入在事業上。他說，台灣青年很優秀，只要有勇氣，相信創業園可以協助他們成功創業。

6月16日，德國前總理柯爾(Helmut Kohl)去世，享年87歲。柯爾一生最被人稱頌的有兩件事，一是促成東西德統一，因此被稱為「統一總理」，二是極力推動歐盟的組成，因而被譽為「歐盟的榮譽公民」。

柯爾身後備受肯定

柯爾的去世是德國及歐盟的大事。德國全國為他致哀一分鐘，6月22日德國議會舉行了整整一小時對柯爾的悼念，聯邦議院議長蘭伯特(Gertrud Lammert)在致詞中，特別引用了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話：「俗語講：沒有人是不能夠替代。但是只有少數人，他們不能夠被替代，這是偉人」，來形容柯爾的貢獻。

柯爾是歐盟的榮譽公民，他跟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克勞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交情甚篤。容克為柯爾7月1日在歐盟議會舉辦了史無前例的歐盟葬禮，邀請了3,000位客人，柯爾的棺材由德國的六位軍人抬進議會中間，上面覆蓋的是歐盟旗幟。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葬禮上，發表了一段感人的言辭，她讚美柯爾對德國及歐洲的貢獻，她並說柯爾決定性地改變了她個人的人生軌跡。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他會繼續柯爾的理念，跟梅克爾合作，共同為歐盟努力，若非柯爾，德國不可能統一，歐盟也不可能有歐元。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也出席了葬禮。

柯爾致力於東西德統一

柯爾總理具有遠大的歷史遠光，看出東西德國一定會統一，但是統一的德國要在歐盟的大目標下，才會有前途。這是鑒於德國過去的歷史，和世界未來的展望。

歐洲一定要避免戰爭，這是二戰後西歐各大國的共識。1962年德國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和法國總統戴高樂，在法國蘭斯(Reims)替歐盟建立一個持久和平的基礎。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拜訪華沙，獻上花圈後，不自覺地下跪半分鐘，表達德國人對波蘭人的歉疚和悔過。此舉震驚世界，也給了柯爾總理實現統一的機會。

柯爾也看出，只是德國統一並不會有前途，德國必須在歐盟的大旗幟、大前提下，才能夠水漲船高，才能達到維持歐洲和平的共識。這是他在歷史上能寫下燦爛一頁的原因，也是他能得到歐盟葬禮的原因。

柯爾曾以毅力克服萬難

1989年9月18日，柯爾參加基民黨(CDU)在不來梅(Bremen)的黨員大會前一天晚上，因尿道阻塞極為疼痛，甚至穿著睡衣去請求救護車。主治醫師要他立即住院開刀，他說不行，次日一定要參加黨員大會。醫生只好給他安裝一根輸尿管，陪伴他去開會，以便應急。開會當天，他問秘書長蓋斯勒(Heiner Geißler)，他身邊那一大堆資料是做什麼用的。蓋斯勒胸有成竹地說明，那是在開黨員大會時要廢除總理的資料檔案。柯爾不慌不忙地回應：「我是黨主席，我先罷免你秘書長的職位，同時我要宣布，從匈牙利那邊得來的消息，他們要釋放在匈牙利邊境的東德人，讓他們來到西德，我們趕快做好迎接他們進入西德邊境的準備。」

其實，柯爾早就知道蓋斯勒要起鬨，想推翻他，可是他不露聲色，在最後關頭扭轉乾坤，也促使匈牙利政府決定打開邊境，讓東德留在匈牙利的難民轉往西德。隨後有57,000名東德人逃至匈牙利，再轉到西德，最後導致柏林牆倒塌。

柯爾得到戈巴契夫的信任

柯爾早在德國統一前，即跟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聯繫。有次戈巴契夫到德國做客，二人晚上坐在萊茵河旁邊的椅子上，柯爾對著戈巴契夫說：在這條河上建築一道牆，是違反自然的，總有一天會被衝倒，這就跟東西德以一道牆分開一樣，總有一天這道牆會被衝破。他向戈巴契夫承諾，德國統一後，絕對不會攻擊蘇聯，他也贊成蘇聯進入歐洲之家。

當東西德統一之際，戈巴契夫接到蘇聯將軍的報告，說德國兵攻擊蘇聯，要戈巴契夫准許蘇聯向德國開火。戈巴契夫聽到這消息後立即跟柯爾聯繫，柯爾保證絕無此事，戈巴契夫就未採取任何舉動。由此可知，戈巴契夫對柯爾非常信任。

歐洲不少國家害怕德國統一後會侵略其他國家。英國女首相柴契爾夫人就曾說：「我寧可兩個德國，而非一個德國。」柯爾看出，德國要有前途，只有跟歐洲各國聯盟、和平共存才行，這是他積極推動歐盟的原因。筆者也期望藉由柯爾的追悼會，歐盟國家能發揮魄力，努力解決當前面臨的困難，共同維持歐洲和世界的和平。

(作者係前南華大學跨歐洲研究所和自然科學研究所教授)

6月29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了7個售台軍火案，總值14億美元，全都是防禦性的軍備。4億用於提升台灣的軍防雷達系統(SRP)以達成4C (Command, Control,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監控防衛功能。8,000萬用於提升AN/SLQ-32(V)3 電子戰系統加上雷達警訊功能。其他5個售案是F16A/B戰鬥機用的火箭及魚雷，包括配備零件和售後服務，16個地對空標準火箭(Standard Missile SM-2 IIIA)及零件和兩套魚雷及升格的配件。

首先以川普接蔡英文祝賀電話到後來與習近平會面，川普對中國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川普在習川會後說：「我認為習作為一個領導人有驚人的成績，我不會做任何事來妨礙他。」川普對習的這種印象和讚詞，可以聯想到他對台灣問題會有謹慎的考量。然而，美國國務院在大陸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之前，批准了此售台軍火案，這不是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變數？大陸駐美大使館已表示抗議，並提到軍售嚴重侵犯中國內政，以及催毀了「川習會」所建立的互信。而美國只回應堅守「一中政策」不變。

美國不少政治評論家把台灣問題看成川普用它作籌碼，向中國施壓求取對北韓去核的進展，但我認為習川會談已讓川普了解中國對北韓核武的態度，中美在此議題上是一致的，不至於互扯後腿。如今美國的舉動，多半是因為川普團隊對中國的政策尚未達到完全一致的地步。

對台軍售是一年前就提出的案子，這筆14億的生意比起沙烏地阿拉伯1,100億的軍購，只是花生米一顆。這個案子可能根本沒上川普的議事簿。我們更應該關注習川在G20會時的單獨會談，相信習川接觸越多，兩國在彼此的關係和國際事務上，會有更多的了解和默契。

台灣人民應當了解14億美元相當於每人要花60美元，購買用過的或過時的軍火，而與大陸對抗？香港和澳門不用花費大筆的國防經費，就能享受經濟繁榮和參與中國的復興和開發。台灣為什麼不能或不願意呢？

(作者係《中美論壇》評論員及專欄作家)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直批，美國軍艦常態泊靠台灣的提案非常困難而危險。冷戰時期，全球美軍協防部隊與駐在國屢生爭訟，且難憑具體協定判處美軍刑責，台灣豈能在無邦交的狀態下同意美艦來台？

美軍協防竟淪為瘟神

美國長期提供強大保護傘，是歐亞盟友同意退讓部分主權，隱忍美軍軍紀欠佳的主因。奈何美軍形象一直遭到詬病，原本聞聲救苦、除暴安良的「俠士」，屢因車禍肇事、酗酒鬧事、毀損搶奪，強暴殺人等刑案，並帶來性病及毒品流行，而自毀形象，淪為刁蠻粗魯的「瘟神」。

何以美軍協防駐兵之處，必有反美聲浪？除民族主義排外心理作祟外，美軍頤指氣使的優越感，與不對等締約的特權，更讓友邦大嘆「作美國朋友，比作美國的敵人更痛苦」。

2007年4月，日本右翼雜誌SAPIO指出：美軍占領日本期間劣行昭彰的文件保存於「特高警察」紀錄中，該組識歸駐日盟軍總部管轄，至1945年10月4日解散。

前述機密文件曾遭沒收並運往美國，1973年12月始歸還日本典藏於國立公文書館。檔案厚達377頁，蒐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8月30日抵日本起，至10月4日解散為止的全部美軍非法行徑：強姦案幾與美軍進駐同步發生，警察被打得遍體鱗傷，搶走配槍。對一般民眾更無所不搶，連木屐都不放過。

1945年底，美國占領軍達35萬人，招募7萬名慰安婦應付需求，另有大量私營妓院。其後，逾四分之一美軍感染性病，次年3月，麥克阿瑟才下令禁止涉足妓院、慰安所和其他賣淫場所。

2000年4月「尼米茲號」(USS Nimitz)加油兵岩士唐(John E. Armstrong)涉及七宗妓女遇害案，他曾隨艦到過香港、新加坡、泰國、日本、南韓、以色列和夏威夷等地。2001年8月「星座號」(USS Constellation)及另四艘軍艦泊靠香港六天，登岸的6,500名官兵消費總金額多達4,000萬港幣，酒吧生意增加了五成。

日、韓反美情結難解

美軍與琉球民眾關係一向緊繃，二戰炮火造成11萬軍民喪生，戰後46,000名駐日美軍中的三分之二集中在琉球，駐日美軍用地75%設在琉球，而琉球面積僅佔全日本的1%。

1996年3月，強暴一名12歲女童的三名美國士兵，遭那霸地方法院分別判處7年與6年半徒刑，百姓在法院外面拉出標語：「滾吧！這裡是人的地域，畜生老美滾開！」(Keep Out！This Area is People’s Zone, Animals(Americans) Get Out！)，美國總統柯林頓為此道歉，但同年9月美日磋商，依舊無法撼動美軍的地位，僅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的相關程序。

2006年6月，日本橫濱地方法院以搶劫殺人罪，判處橫須賀基地「小鷹號」航母一等航空兵威廉無期徒刑。這是依據1995年修訂「駐日美軍地位協定」之後，首次於起訴前，將嫌犯引渡給日方審理。日本在維護司法管轄主權方面，再次比亞洲其他國家領先。

對大韓民國而言，美國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曾是軍政管轄的實質「占領者」(1945-1948)，又是經濟的「援助者」，近年來則演進為雙邊合作的「賣家與買家」關係。

韓國獨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即爆發焦土大戰；為請美軍協防，於臨時首都大田簽訂「關於駐韓美軍刑事判決權的協定」；雖遲至1966年7月9日再簽訂「駐韓美軍地位協定」（次年2月正式生效），但至少在表面上體現韓美兩國的平等性，但核心內容仍在美軍犯罪，須由美軍法庭全權處理，韓方無權干涉，造成美軍有恃無恐，殺人、強姦者繼續逍遙法外。

2001年2月27日，一名痛恨美軍的韓人切腹自殺，企圖阻止國會通過「駐韓美軍地位協定」修正條文。2002年11月21日，美軍法庭對兩名肇事的美軍作成無罪判決後，掀起反美浪潮。2006年3月，一名57歲的韓國婦人在首爾龍山美軍基地縱火，導致5棟建物燒毀及3名韓籍人員受傷，縱火目的「是為了給美國恐怖主義一個教訓」。次年1月，第8軍士兵於首爾西部小巷內，襲擊並強姦了一名67歲老婦。

劉自然命案教訓慘痛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次年2月先簽訂〈中美關於美軍援顧問團來華換文〉，同年5月駐台美軍顧問團正式成立，成為大使館的一部分。次年11月1日〈中美關於美軍顧問團人員應享待遇換文〉又將眷屬納入，同享豁免司法管轄特權。1957年1月，駐台美軍已逾5,000人，隨行眷屬約有4,000人。1972年6月美軍協防台灣軍人及眷屬約16,000餘人。

1957年3月21日深夜，美軍士官長雷諾(M/Sgt. Robert G. Reynolds)於台北陽明山美軍宿舍槍殺劉自然（33歲，江蘇無錫）；5月23日雷諾無罪開釋，次日全家悄悄取道菲律賓克拉克基地快速返抵舊金山，最終演變成群眾撕毀美國星條旗、翻倒車輛的暴動。台北當局最後向美方道歉，賠償新台幣2,100萬元。台北衛戌司令部軍事法庭6月底宣判，40名肇事被告中有28人處刑，10人免刑，兩人無罪。判有期徒刑7人，最重1年，最輕6個月。審判長宣稱：不幸事件是無組織、無計畫、無人領導指揮的偶發事件。同年5月，擁有原子作戰能力的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射程百浬、可攜原子彈頭的陸基型屠牛士飛彈，也進駐台南空軍基地。這是劉案引爆空前衝突，反美情緒卻必須強力迅速壓制的關鍵。

1959年2月23日，美軍駕駛於台北市區撞死立法委員馬曉軍，反美聲浪再起，美方自同年6月起談判「地位協定」，經39次談判終告底定。

1964年11月，中美「天兵六號演習」，爆出三名美軍於彰化埤頭鄉強暴陳姓民女一案，美軍法庭次年2月在琉球展開審理，由於鐵證如山，判處第一被告茂屈萊(PFC Elkannah Moultry, Jr.)有期徒刑50年、第二被告波許(PFC James H. Bush)有期徒刑20年、第三被告殷格萊姆 (PFC Robert L. Engram)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各加處勞役，革除軍籍，判刑之重殊屬罕見。我方代表及律師等27人搭美軍專機往返琉球，包括端木愷、錢復在內的外交、司法菁英保全證物，據理力爭，功不可沒。

1965年越戰全面爆發，美國空軍327運兵師6,000人進駐台中清泉崗基地，台中地區酒吧事業為之興隆。1970年代最初兩年，有20萬大兵來台休假，台北中山區及基隆、高雄商家大發戰爭財，色情、賣春、走私、委託行、販毒行業均快速崛起。

台灣切勿因小失大

1966年1月，立法院表決通過「美軍在華地位協定」時，立委王大任、何適慨言：「我們是弱國，不能不優待友邦；但優待太過分，反而使人看不起。」1972年4月，台中吧女林維清拒絕美軍魯茲的變態要求，竟遭雙手反綁蓄意謀殺，兇手初審判處徒刑一年半，二審法庭以魯茲衛台有功而刑期減半。《時代》周刊1967年12月刊出休假美軍在北投享受雙女陪浴的照片，再度刺痛民族尊嚴。

以前述美軍軍紀一再失控的紀錄觀之，美軍在台靠岸後的表現，實在令人憂心。2017年的台灣，不應再靠情色賺取外匯。面對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似有若無頻頻示好，卻明顯違反國際慣例的試探，尤須慎謀能斷，才不致因小失大，無端惹來滅頂之災。

(作者係前輔仁大學傳播學院行政副院長)

若印度率先挑起戰端，中方首先應癱瘓敵方指管通情、網路及制電磁權，並立即攻擊印軍機場、導彈陣地、交通運輸系統等主戰裝備和後勤設施，同時啟動戰略核威懾、嚇阻印度動用核武。

近日來中國與印度在洞朗（印度稱為都克蘭Doklam）的邊境高地，發生了武裝對峙，這片高地位於中國與印度竊占的錫金(Sikkim)和不丹王國的交界地帶。

印度挑起這場衝突

衝突的導火線是印度試圖派軍隊進入中國境內，阻止中國在當地的擴建道路。

從印度建國以來，中國與印度對邊界一直有認知差距，中國認為中印的邊界線應按照中印傳統邊界線，而印度認為邊界線應該按英國人擅自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及約翰遜線作為邊界線。爭議包括了由中國保有的西段和目前被印度竊據的中段、錫金段及東段的藏南地區(參考附圖)。

印度針對中國的戰略目標是想「保東、守中、奪西」：鞏固東段和中段已經侵占的中國領土，並圖謀奪取邊境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為達到此目的，印度已經完成中印邊境東段和中段的軍事，並不斷加強在西段的兵力部署，享有局部軍事優勢，正在找尋適當時機入侵中國大陸。

印度為何選擇此時入侵

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給印度潑了盆冷水，澆了個透心涼。印度自此厲兵秣馬、臥薪嚐膽，55年來從未有一天放棄與中國一戰雪恥的念頭。印度人認為1962年的中印之戰是中國阻擋了印度的大國夢，那次衝突之後，印度人普遍認為中國搶走了印度的國運，所以長期以來都在積極準備要報中國的一箭之仇。

印度總理莫迪曾在一次演講中放言，21世紀是印度的世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強勢崛起讓他寢食難安，覺得在印度洋地區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戰，認為抑制中國的發展迫在眉睫。從國際形勢來分析，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四處圍堵中國。印度的戰略與美國、日本、甚至俄羅斯的需求相吻合。加上印度國內矛盾加劇，急於在外部挑起事端，轉移民眾焦點、轉嫁國內矛盾。莫迪認清了這一點，才堅定地與美、日等國沆瀣一氣。

從中國大陸形勢分析，今年下半年將召開第19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對於中共具有重大意義。是中國正需要一個良好、安定政治環境的重要時間點，印度選擇此時挑起事端，是認定此時是中國無瑕顧及之際。再加上「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引領下，估計中國不至於為此邊界小的糾紛而大動干戈。

中國最大的迷思，就是一直沒有把印度當作主要的對手，所以在中印邊境的軍事部署嚴重不足，相對於印度的兵力部署，中國處於極端的劣勢。要改變這種態勢也非一朝一夕能成，所以想用傳統軍事手段，中國恐難應付目前印度的挑釁。

迫於形勢必須「亮劍」

中國近年來一直強調要打贏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現代戰爭首要癱瘓敵方指管通情、網路及控制電磁權。在這方面，駐守在喜瑪拉雅山南麓的印度軍隊，相對於駐守在青藏高原的中國軍隊，有其先天的弱點，分駐在群山峻嶺中的印度軍隊，其通訊網路是很容易被截斷的。

中國可以通過空天偵察，詳細地標定印軍在中印邊境所有重要的軍事設施。再利用火箭軍的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火箭炮兵的遠程精確打擊，摧毀部署在中印邊境500公里範圍內，關鍵的主戰軍事裝備，包括支援前線作戰的空軍戰機、機場後勤保障設施、油庫及彈藥庫、陸軍的直升機群、裝甲戰車集群、支援高寒山地作戰的公路交通運輸系統，這些設施一旦被摧毀，後勤補給將導致印軍山地打擊部隊的軍事活動完全被癱瘓。所以中國應該以高科技戰爭，規劃中印戰爭的新型態。

由於印度軍隊現已侵入中國領土，如果印方率先挑起戰端或拒不撤退，企圖長期占領中國領土，中方應主動反擊，除了先發制人摧毀上述的各種軍事目標外，也應該率先發動總攻擊，摧毀敵方在前沿的陣地及哨所，並利用察─打一體無人攻擊機對印軍的軍事蠢動，進行24小時全天候監控及獵殺，防止印軍滲透到中國軍隊的陣地後方進行迂迴包抄。中印之戰考驗著中國打贏一場「現代化高科技局部戰爭」的實力和敢打必勝的決心。

主和者雖有其道理。但敵人已經打進家門口了，如果再以大局為重作理由，繼續隱忍周邊國家的肆意挑釁，國際上將會如何看待中國的大國崛起。中國暫時可以用外交或其他方式跟印度交涉周旋，但不能指望這些手段能奏效。更應把握時機，針對中印邊境兵力懸殊做出應變方案，拿出具體辦法來抑制印度領土擴張的野心。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兩岸一衣帶水，血脈相連，今年適逢雙方經貿交流30年。兩岸貿易依存度高，若能相互合作，不僅惠予兩地人民福祉，也有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期許未來30年的共榮發展。

兩岸經貿交流政策與進展

兩岸經貿交流歷經30年，可謂風雨不斷，特別李登輝及陳水扁任內，不是戒急用忍，就是鎖國政策，以致兩岸經貿滯礙難行；直到馬英九政府上任後，兩岸兩會才透過制度化協商管道，共舉行10次高層會談，簽署21項協議並達成2項共識。但蔡政府上台後，兩岸官方交流復遭凍結，制度性協商被迫停止。

然而，細數兩岸（不含香港地區）的貿易進展，由表1可看出，1982年貿易總額才2.78億（美元，以下同），但1985年大幅成長至11.02億；1995年又成長4倍多，往後逐年擴展，至2014年達到1,339.92億最高峰，之後卻呈回降。

台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兩岸交流過程中，台商角色舉足輕重。台商赴大陸投資大致可區分為初探性、適應性、擴張性、停滯性及成長性到目前的轉型性等階段，對中國大陸的經貿發展功不可沒。據統計，台商累積家數在2009年底超過8萬大關，2014年突破9萬。早期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總量當中，位於長三角（上海、江蘇、浙江這三個省市）占台商在大陸投資的64%，位於珠三角（廣東省）占台商在大陸投資的20%，這四個省占了全國台商的84%，加上海峽西岸的福建省，以及位於環渤海的山東省和京津地區，可以說台商在東部地區占90%多。而昆山是大陸以運用台資為主開展對台經貿合作的典範，在兩岸關係發展中占有特殊地位。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台商於1991至2001年間赴大陸投資，共24,160件，金額為198.9億；往後各年的投資件數及金額不等，但2001年後快速增加，累積至2016年的金額共1,645億。但蔡政府上任後有明顯減少趨勢。今(2017)年第一季，台商對大陸經核准投資件數為157件（含補辦），總核准金額為21.0億美元（含補辦）（如表2）。目前，台商投資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占21.4%）、江蘇省（占18.0%）、河南省（占16.7%）、安徽省（占15%）等地區；至於台商投資行業，主要分布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等（參考圖1）。

政經分離、以經促統

中國大陸惠台政策多次更迭，第一代自1990年至2006年，重點在招商引資，為吸引台資企業，給予各類投資優惠；第二代自2006年至2015年，單方面對台讓利，而第三代則自2015年至今，注重精神和思想層面的融合。進一步言之，大陸對台商的定位，一是把台商視同外商，著重對台商的經濟目的，希望能吸引台商的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提升大陸企業的技術水平；二是把台商視為本國企業，以達到「以民促官、以經促統」的戰略目標。因而，早期對台商及外商投資企業，亦採取許多相關稅務優惠，包括對特定地區減低稅率。

隨著兩岸政治發展，大陸對台招商有所調整，例如公開表示不歡迎綠色台商到大陸投資，台商貨物及合同不得違反一個中國原則。2015年的18屆5中全會提出，要以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年和中小企業受益。

今年海峽論壇強調由「三中一青」到「一代一線」的政策改變，鼓勵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為台灣中小企業提供優惠政策環境，將是未來幾年內的對台工作重點。除此，大陸對台招商策略，隨著商業模式及國家發展戰略方向而有所改變。一是搭配「互聯網＋」用創業等詞彙，吸引台灣好點子與人才。再者，福建自貿區近來已提出諸多優惠台商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展「一帶一路」並向台商招手，希望能透過產業園區深入合作。

兩岸經貿30年，風風雨雨艱難過，但終究，潮平海闊千帆渡，期許未來30年能共榮發展。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中國領頭創導的世界級「新經濟」(New Economy)，給予復甦乏力的世界經濟帶來了一股清新有勁的大動能，以至各國政府都努力追趕，唯恐落伍導致經濟衰敗；但台灣卻由政府帶頭阻隔屏退，令人意外。

5月25日，由蘇利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起，世界發展基金會主辦，深圳企業波特集團承辦的「聯合國全球化對話系列峰會暨全球新經濟高峰論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閉幕。聯合國各委員會領導、全球60多個國家政府、地方代表、企業百強、世界500強領袖及社團組織代表等近700人參與這項會議。會議為全球新經濟發展搭建了一個全球對話平台，並決定在2030年前實現聯合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共建社會發展新文明。

此次論壇達成4項共識，主要涵蓋「新經濟發展溝通共識」、「新經濟發展戰略發布」、「新經濟發展平台打造」、「新經濟發展建議」，未來將積極促進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互聯網、電子商務、新能源、生物醫療等新經濟領域的優勢發展，以造福全球人民。

數位化加速經濟全球化

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依然低緩遲滯，貿易保護主義頻頻抬頭，逆全球化思維與行動迭迭躍動，經濟全球化似乎已陷入十字路口，在此歷史節點上，世人面對嶄新挑戰。國際間諸多謹守過去源自1990年代的舊思維總認為：交通運輸和電信基礎設施成本過於昂貴，不是所有經濟社會所能承擔，因此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自然會有不同類型的保護主義；然則在數位化的今天，交通運輸和電信基礎設施成本十分低廉，絕非30年前所能想像，以致大大加速了全球人力資本和資訊資源的流動量能，也明確劃出新經濟與舊經濟的重大分野。

可以說，舊經濟以製造業為骨幹，多數以機器裝備取代人力，創造高加值生產力及低成本競爭力，新經濟則是以知識創新與智慧化為骨幹，是以人，而不再是以機器裝備，作為核心價值的經濟學。

因此，「新經濟」涉及市場中心性(market centrality)、系統性服務(innovative services systems)、多元整合創意(creativity diversification)、人力資本管理(human capital)，這是傳統投資營運所不可能取代的，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力資本連結機器裝備的智慧化與系統性整合，就是演進的目標願景。

新經濟的主力產業類型

過去5年來，以中國領頭的世界級「新經濟」，核心主力是數位經濟、互聯網經濟、物聯網IOT/萬物聯網IOE、智慧化經濟、人工智慧民生經濟、共享經濟或庶民普羅經濟。今年6月，國際頂尖企業經濟智庫預測，中國到2035年數位經濟普及率估計將達48%，總就業容量4.15億人，占總體經濟的半數。按國際媒體在報導中國人整天拿著手機點點戳戳的生活百態後，所作觀察總結：在中國，O2O（線上到線下）、電子支付、互聯網+等語彙，已不再是單純的技術或者商業概念，而是老百姓真實的日常生活；在資本、創新和市場的結合下，催生了中國新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讓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而此新經濟典範已成為在已開發經濟社會擴散的領頭羊。

「知識獨占」強勢效應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成長從既往10%以上回落到6.7%，亟需尋求嶄新的特色動力。因此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化等為核心的「新經濟」，乃適時成為中國經濟還能再造復興振起的新倡議產業發起部門。

今天，全世界新經濟直接迅速挑戰舊經濟時，有兩個特殊的優勢：第一個優勢是，擴張速度快，規模放大的時間短，例如沃爾瑪(Walmart)花了30年時間，營業額才超過10億美元，而亞馬遜(Amazon)卻只花了5年就達成；第二個優勢是，進入全球大市場門檻低，亞馬遜美國市場以外的營業額占40%，沃爾瑪這家50年老店卻只有30%，Uber成立才6年就已經進入55個國家的市場，Airbnb的訂房更早已遍布190個國家。

台灣不應拒絕新經濟浪潮

但是在台灣，除電子商務單項外，其他一概嚴重落後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既比不上美國、中國，也比不上韓國、愛沙尼亞或新加坡。而且，最近交通部門為了傳統特許行職業與固陋租稅機制，已根本拒絕引進Uber、Airbnb、Lending Club。

最近十幾年間，台灣整個社會從菁英領袖、庶民大眾到政府官員，都無限上綱堅持「風險控制（風控）至上」、「風險管理第一」的兩大「絕對迷思」，因而阻絕了「台灣創意之路」、「知識創新與創業之路」，使台灣距離「新經濟」時代的到臨越來越遠。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