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海軍新型國造航母-001A已於4月26日正式下水測試，其滿載排水量達65,000噸，可攜帶50架戰機，除在機庫、艦身、艦載相控陣列雷達方面，與第一艘服役的航母遼寧號有明顯差異外，整體噸位上，已超越英國最新型的伊莉莎白女王號、法國的戴高樂號，讓人不敢忽視大陸海軍的軍力已經崛起。

001A航母於2015年開工建造，歷時不到兩年，不但已下水測試，並已決定在2020年前正式服役。相較於大陸第一艘航母瓦良格號，001A不但是中國自行研製，其整體船艦設計也採納了各國航母的優點，例如：艦載機的起降方式沿用了俄式風格，在艦橋與機庫的設計上則趨於西方國家風格，與美軍、英軍或法軍的航母有些許雷同之處，這代表大陸造船廠設計大型航母的技術已有具體進展。

大陸自2012年使用航母後，隨即艦載機J-15也已正式服役，航母艦隊作戰的訓練也在2016年初步完成，雖然以當前的規模來說，無法與美軍較量，例如在航母數量與作戰能力上仍居於劣勢，水面艦上的投射能力目前也沒有美軍遠（艦上裝載的導彈射程仍少於美軍艦上攜帶的戰斧巡弋導彈），不過，其他部分諸如新式軍艦的數量、性能、反艦飛彈、艦上防空飛彈，在數量與性能上已在水平之上。

大陸海軍若搭配其他軍種的聯合作戰，像是空軍的長程轟炸機(轟6K)、火箭軍(DF-16)等，已具備跨海、甚至兩棲作戰的能力，其實力足以重挫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所有艦隻，至於南海附近的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無論在水面艦數量、潛艦數量等方面，根本不是中國大陸海軍的對手。

(作者係中正大學戰略所畢業)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落實，是中國「達則兼善天下」的最佳體現。它是最大規模的全球經濟振興計畫、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也是最被看好的國際合作平台。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中國人歷來的理想。為了擺脫貧窮積弱，使中國屹立於國際之林，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殫精竭慮、變法圖強。

立志要對世界有貢獻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站起來了就要往前走，就不僅要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他說：「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麼貢獻。」可是，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不僅經濟不發達，工業水準不高，而且還有很多文盲。毛澤東提出分兩步走來改變這個面貌。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畫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設想到2001年，也就是進到21世紀時，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毛澤東說：「衡量我們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使我們自己發展起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要能夠隨著自己的發展，對人類作更多的貢獻。」

鄧小平多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想對世界有多一點貢獻，首先必須發展自己，把自己變得強大一些。鄧小平明確提出了 「三步走」戰略，即第一步從1981 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時間再翻兩番，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鄧小平強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永遠不會稱霸，中國永遠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1995年10月，江澤民在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上向世界宣告：「中國發展和強大起來也絕不謀求霸權，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而且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必將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江澤民明確把對人類、對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貢獻，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繫起來。

2005年中國GDP首次超過英國，成為全球僅次於美、日、德的第四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20%。這一成就使得「中國威脅論」一時甚囂塵上。為此，胡錦濤除重申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外，還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思想。

習近平有關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思想，是其「中國夢」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發展中國與發展世界的有機統一。習近平還將「中國夢」與「世界夢」聯繫起來，強調中國是世界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

終有條件做出貢獻    

瞭解以上歷史背景，就能體會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層意涵。

新中國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如今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強勁發展，國際話語權大大提升。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國際貿易反全球化逆流興起。「一帶一路」適時提出，這不僅是開拓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雄才偉略，也是面對當今世界挑戰的恢宏大計。堅持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不僅揭櫫中國和平崛起，不會重蹈歷史上大國博弈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描繪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景。

「一帶一路」雖是中國的倡議，但第一屆「論壇」絕非中國唱獨角戲，而有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出席，各抒己見的盛會。當然，作為倡議國，中國必須率先垂範，必須有大國擔當。

在論壇上，習近平指出，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總額已超過3兆美元，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中國企業更已在20多個國家建設了56個經貿合作區，創造了近11億美元稅收、18萬個就業崗位。習近平又表明，將向絲路基金新增1,000億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3,000億人民幣；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總計提供3,8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習近平還表示，未來3年將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人民幣援助，建設更多民生項目。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在台灣，沒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房地產被一場尚未結束的內戰所摧毀，也不願意自己的財產受到戰爭餘波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所吞噬。尤其，如Elizabeth Freund Larus最近在IPP Review上撰文指出，如果蔡英文政府不能處理好軍人的退休金改革，許多軍人會覺得被政府出賣，甚至改而效忠對岸。

回顧歷史，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有不少統一的模式出現，例如(1)北平談判模式：始於1948年12月，基本上是和平解決；(2)上海模式：1949年5月12日擁有42萬部隊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只進攻寶山區，並保持其他地區完整，經過16天的戰鬥上海解放了，全市沒有停電和停水；(3)海南島或全面進攻模式：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橫渡瓊州海峽，成功地攻克中國第二大島。

最近我訪問上海期間，一位政治觀察家張克文兩次跟我談到：北京只需把解放軍海軍部署在台灣水域，要求任何想離開台灣的人必須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要求在台灣註冊的船隻必須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旗幟，才能航行到其他國家和地方，就可以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蔡英文政府，當前唯一明智的作法則是儘早和北京政府展開談判，簽署雙邊和平協議，從而一勞永逸地結束內戰。

談判當然意味著雙方都必須妥協。I.William Zartman和Maureen R. Berman在1987年主編的《50%的解決方案》，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我15年前發表在美國國防新聞(Defense News)的文章中，建議由中華民國海軍巡邏至大陸沿海的領海，乃至基點基綫的整個台灣海峽，作為與中共簽署和平協議的交換條件。今天我依然以為，北京應按照「九二共識」，同意中華民國海軍巡邏整個台灣海峽，但兩岸的空軍仍應維持台灣海峽中間線。須要記住的是，當年處理港、澳與涉台事務的錢其琛，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前後都稱，兩岸的軍隊為友軍。

2017年5月，首次看到大陸官方報導承認，1976年12月中共海軍東海艦隊潛艇22支隊252艇，從浙江寧波大榭島出發，「首次秘密遠航30晝夜，突破了第一島鏈，開創了中國海軍潛艇進入太平洋進行戰備的先例。」2016年12月，遼寧號航母及其由護衛艦和驅逐艦組成的小型艦隊，首次穿過台灣和日本沖繩之間，進入太平洋公海進行演習和訓練。2017年4月，解放軍自行研究與發展的航母下水，並可能在將來穿越台灣的東部海域，顯示解放軍有保衛國家主權的實力。

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美國南北內戰的結果，亦即美國北部和西部變得更富裕，而曾經富裕的南部不僅有26萬軍人陣亡，而且戰後有一個世紀相當貧窮。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僅有兩次南方人打敗北方人。美國內戰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曾指出，南方的美利堅聯盟國失敗的原因是，「人民沒有足夠的意願努力和足夠的持久去贏得勝利。」這個決定性問題也適用於台灣的分離主義者嗎？答案是肯定的。

（作者係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大陸歷代領導人都強調，國家統一是全體國民的職責，而且統一採何種方式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受美國的影響。

1972年2月28日，中國大陸在《上海公報》裡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可見周恩來與毛澤東在簽《上海公報》時，未向尼克森承諾只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對季辛吉說，國民黨是一撮反動分子，「他們怎能和我們合作？」會後，毛澤東特別召集政治局會議，批判周恩來「和美國人打交道時犯下右派的錯誤」，因為當天周恩來曾對季辛吉表示，中國會用和平手段解放台灣，毛澤東說這是不對的，「台灣只能用打的」。

鄧小平未承諾放棄武力

鄧小平於1974年11月26日，剛接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在與季辛吉談到台灣問題之際，他重申「我們不相信和平交易」，鄧小平堅持不承諾放棄武力。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當天中國大陸發表一項片面聲明：「至於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在《中美建交公報》中，中國放棄了在上海公報裡「解放台灣」的說法，而改用「完成國家統一」，但也表示統一採哪種方式是中國的內政。

鄧小平時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台海兩岸的關係也走向緩和；但鄧小平始終未在台灣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因為他知道，如果承諾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那麼兩岸隔峽分治，中國就永遠不能統一。

1982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刪除了「解放台灣」的說法，但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是全中國人的神聖職責。

鄧小平1984年10月22日，對黨內高層說：「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2000年9月11日，大陸副總理錢其琛提出「一個中國」新定義：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大陸在國際上當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但在處理兩岸關係上，「一個中國」可以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試射飛彈懲罰李登輝

1995年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大陸在憤怒情緒不斷升高的一個多月後，7月13日，江澤民公開說：「我曾經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我也想說明，這裡面假使國際上有一種干預的勢力，非得要進行挑起我們的衝突，這個恐怕中國人也是不能答應的。」7月21日至28日間，解放軍舉行飛彈演習，以「試射飛彈」，懲罰李登輝訪問美國。

1996年3月，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大陸升級軍事演習而引發台海危機，美國緊急調動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台海應對，一時之間台海戰雲密布。大陸當時發動這場危機，是為了測試美國對台政策的底線，也想影響台灣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但李登輝仍高票當選。大陸開始注意到台灣的民意，也因此調整了對台政策。

通過反分裂法提出警告

2000年3月15日，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三天，大陸總理朱鎔基提出警告：「不管是誰，只要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但陳水扁依然當選了。

選後大陸對陳水扁採取了低調的「聽其言、觀其行」態度，希望能與民進黨對話，可是陳水扁第一任後期開始愈走愈獨，大陸全國人大乃於2005年3月14日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其中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不僅表明不放棄以武力統一，也對台獨提出最嚴厲的警告。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習近平2015年3月4日說，兩岸關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地動山搖」自然包括使用非和平方式。

為應對美國川普新政府，大陸國務院2017年1月11日發表全文約16,000字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主要闡述習近平的政策，卻隻字不提台海和平安全的問題，似乎台澎金馬已經沉入西太平洋。

美國新任國務卿提勒森表示，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向台灣承諾，「我們必須再次重申這些承諾，讓台灣清楚知道我們會履行承諾。」但是，台灣問題攸關中國的核心利益、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的中國大陸絕不會再容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獨霸，也不會允許美國插手干涉兩岸事務。這也應該是習近平「中國夢」的一部分。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鄭成功與蔣中正皆在台灣建立了不受大陸中原政權管轄的漢人獨立政權，但鄭要「反清復明」，蔣要「反共復國」，作者用現實權力的地緣戰略觀點，思考他們為什麼沒有成為台獨？

台灣民間稱鄭成功為「國姓爺」或「延平郡王」，正是分別來自南明隆武帝與永曆帝的冊封。即使永曆帝被清廷處死了，鄭成功仍沿用永曆年號。獨派的歷史教科書將「明鄭」改為「鄭氏」，並無法改變鄭成功畢生以「反清復明」為志的歷史事實。其實，台獨人士要搞台獨何需竄改古人之志，強拉古人作陪來給自己壯膽？

李登輝與民進黨夢寐以求的台獨春秋大夢，鄭成功與蔣中正豈會從來沒想過？暫且不論「漢賊不兩立」的儒家傳統思想與中原心態，若從純然現實權力的地緣戰略觀點來思考，他們沒有成為台獨，是因為他們體認到：只要中國大陸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就絕不容許台灣獨立。

台灣絕無獨立的可能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是台海兩岸最基本的總體戰略原則：台灣的獨立會威脅到中國大陸政權的統一性，所以，只要中國大陸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就絕不容許台灣獨立。換言之，只要台灣獨立，中國大陸政權必然會採取武力來終結台獨。

就現實戰略考量，台灣要獨立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中國大陸陷於內亂和分裂狀態。二是外國強權介入扶植一傀儡政權以對抗中國大陸。

若硬要勉強提出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台獨拚死一搏，背水一戰，壯烈成仁。這種可能實乃「不可能的可能」。道理很明顯，台灣太小，距離大陸太近，兩岸力量大小強弱太過懸殊，台灣想以海角彈丸之地對抗大陸統一政權而長久偏安一隅，在現實上絕不可能。

就讓我們從第三種「不可能的可能」開始談起。如果統一與獨立是兩大終極目標，和平與武力是達成目標的兩種手段，根據最簡單的排列組合，可得出四種可能選項：和統、武統、和獨、武獨。無論是站在統派或獨派的立場，都必須考慮到「和」與「武」的可能選項，所以中國大陸從未排除「武統」的可能性。但不可思議的是，台灣的獨派卻從未將「武獨」列入考慮，換言之，獨派自動排除了「武獨」的可能性，而一廂情願、掩耳盜鈴地將「和獨」列為唯一選項。

從一中原則的台海戰略思考可推出：只要中國大陸是一個統一的政權，就不存在「和獨」的可能性。所以「和獨」只是邏輯上的選項，就兩岸現實形勢而言，「和獨」根本是一個「不可能」的選項。然而，整個獨派的信念卻建立在「和獨」的基礎上，並衍生種種睜眼說瞎話、荒謬至極的台獨論述。

偏安之局只能是階段性的

台灣現狀的「偏安之局」，只能建立在「反攻大陸，終極統一」長遠宏觀的總體戰略思考上。換言之，偏安之局只能是階段性的「現狀」，無論是鄭的「反清復明」或蔣的「反攻大陸」，皆是以階段性的台海偏安之局，為終極統一鋪路。而「反攻」從來不限於武力軍事，它也包含經濟與文化上的「反攻」。

1960年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中正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70年代，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發展「台灣經驗」，影響了新加坡李光耀，新加坡模式又轉而影響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視為台灣在文化上與經濟上的「反攻大陸」。冷戰終結，兩岸開放，軍事上「反攻大陸」的訴求當然轉瞬成為歷史，但兩岸開放初期，台胞曾一度挾經濟與文化的優勢「反攻大陸」，風光兩岸、笑傲台海。可惜，風光不到十餘年，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優勢就被國民黨的獨台與民進黨的台獨敗光殆盡（今日大陸選秀節目，台灣的天王、天后還能在評審席中占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正是上個世紀台灣優勢的見證與餘暉）。

「鴨母王」或「兒皇帝」

台獨的「沒有戰略，沒有出路」，可以朱一貴為代表。養鴨起家的朱一貴有「鴨母王」之稱，在溝仔尾被捕（今嘉義太保），留下一句俗諺：「鴨母王入溝，死路一條。」這句歇後語可視為古人兵法「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的台式表達。今日綠營其實比鴨母王還不如，鴨母王至少還敢揭竿而起，捨命一搏。台獨則只敢打嘴炮，像黃國昌、林昶佐這樣怕死逃兵之徒，竟成為綠獨青年世代的偶像英雄。將綠獨比擬為鴨母王，實乃對鴨母王莫大的侮辱，在此要向鴨母王遙拜致歉。

台獨另一種可能是附庸於外國強權，如石敬塘割燕雲16州向契丹稱臣，上表自稱「兒皇帝」。從李登輝到蔡英文的台獨，走的就是「兒皇帝」路線，自甘充當美日勢力圍堵中國的棋子，欺壓自己同胞以取悅外國殖民宗主。台獨走上「兒皇帝」路線，實比「鴨母王」的死路一條更不堪，因為「兒皇帝」路線使台獨陷於全然的「原則自相矛盾」：高喊要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實質上卻自甘淪為反中排華的棋子與炮灰，自我殖民化、倭奴化。

簡言之，台獨只有兩種結果：或成為「鴨母王」，或成為「兒皇帝」。但台獨怕死，連鴨母王都不敢當，所以只能當兒皇帝，從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到洪慈庸，都是踩著同胞的屍體往上爬，燃燒別人，照亮自己的「兒皇帝」楷模。

 (作者係成功大學副教授)

古蒙仁讀中學時即開始寫散文、小說，1978年以〈黑色的部落〉榮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推薦獎。2012年移居桃園青埔，開始著述鄉鎮文史事，堪稱新時代的地方誌，再創文學生涯的另一個高峯。

古蒙仁，本名林日揚，1951年生於雲林虎尾，1971年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1972年首次用「古蒙仁」筆名發表小說。畢業後任職《中國時報》、1983年赴美留學，次年獲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文學碩士，隨即返台，先後擔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處處長、副執行長、代執行長；2002年至2005年任雲林縣文化局長、2010年到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工作，2012年舉家從台北移居桃園青埔，2016年10月退休。現專事寫作。

古蒙仁說他與報導文學結緣與輔仁大學延畢有關係。大四時，因為必修學分〈訓詁學〉被當，無法如期畢業，沒想到這多出來的一年時間，讓他提早進入新聞界。「1975年，《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先生在副刊籌畫了一個報導性的專欄，叫做『現實的邊緣』，他找我寫稿，開啟了我寫作報導文學之路。」

27歲奪時報文學大獎

古蒙仁憑著熟練的文字能力及敏銳的觀察力，上山下海記錄農、礦、漁村及原住民部落等偏遠地區的生活狀況。他寫出礦工生活的艱辛、鐵道員的滄桑史、台北大橋下無路可走的老工人…，這些作品多數登載於《人間副刊》。

1978年，古蒙仁一篇描述新竹尖石鄉秀巒泰雅族民生活的〈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榮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推薦獎」。那一年，他才27歲，從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手上接下大獎，不知羡煞多少藝文界的朋友。次年，古蒙仁以報導雲林縣草嶺潭崩塌的〈失去的水平線〉，再獲第二屆時報「報導文學優等獎」，而他的小說〈雨季中的鳳凰花〉，在評審委員白先勇的極力推薦下，得到「小說推薦獎」。

古蒙仁指出，三○年代大陸就有「報告文學」，但是台灣在1975年以前並沒有「報導文學」這個名詞。他表示，「報導文學不同於新聞報導，新聞報導是報導，報導文學則以文學的手法來寫新聞報導，我在文章裡，運用了倒敘、對白等各種文學上的形式及技巧，把我對社會的觀察及關懷寫出來，希望引起社會更大的關注與迴響。」他又說，「當時文學獎項只頒給散文、詩、小說，是高信疆先生堅持要用文學獎項肯定報導文學，立即提升了報導文學的地位，高先生是台灣報導文學的重要推手。」　　

感謝高信疆提拔年輕人

古蒙仁難忘得獎情景，「當時第一名獎金有16萬，獎座是朱銘的木雕〈創造者〉。領獎當天晚上，我請藝文界前輩師友吃飯，沒想到散席時忘了帶走獎座，幸好餐廳工作人員追出來叫住我，喊說：先生，你的菩薩忘了拿。」古蒙仁笑著說，「好險，只有第一屆得獎者得到朱銘的木雕獎座，第二年再得獎時，就沒有朱銘雕的獎座了。」

談起高先生，古蒙仁充滿懷念，「高先生不吝提拔年輕人，1970年，我19歲時的第一篇小說〈運動會〉即在中時人間副刊發表。1975年高先生邀請我參加當代中國小說大展，讓我成為參展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

現在網路發達，文字呈現方式偏向輕薄短小。古蒙仁認為，「不必憂心此種現象，自然會有機制決定這種文體會消失或保存下來。當然，過去報紙、雜誌、書籍等平面媒體非常發達，好的文學作品不怕沒有地方登，現在不分老少都用臉書等社群軟體溝通，而限於手機大小，臉書通常只能寫個200字，否則就沒人有耐心讀完。不過，我相信好的文學作品還是有人看，作者也該分清楚遊戲規則。例如在臉書發表短文，在紙媒發表較長文章。」

1983年，古蒙仁興起出國留學的念頭，但次年一拿到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文學碩士後，他就立即回國。在中時待一年後，於1986年被延聘到《中央日報》海外版，再高升為副總編輯，忙碌的主管生活，使他那段時間只能寫些抒情小品散文和諷刺性雜文。「當時很多人以為我不寫報導文學了，不是不寫，是行政主管要處理的事情太多。」

雖不在新聞的第一線，但古蒙仁從未離開媒體及藝文界。1995年，他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陳國慈的邀請下，到國藝會擔任獎助處處長。

古蒙仁表示，當時國藝會董事長是陳奇祿，執行長是陳國慈，國藝會由文建會捐贈一筆母金22億元成立基金，用基金孳息作為藝文補助的資金，當時銀行利息有6%，一年預算就有3億多，在擔任獎助處處長期間，古蒙仁獎勵協助許多青年藝文工作者，項目包括出版、演出、文資保存、繪畫、表演、出國參訪。可惜後來銀行利率降到1％上下，孳息相對變少，比較難發揮使命。由於工作需要，他接觸到藝文界的頂尖人物，也了解他們所遭遇的挑戰。

返雲林故鄉推動藝文

2002年，因政黨輪替，古蒙仁在一夕之間被解除副執行長的職務，在家賦閒兩個多月後，接到時任雲林縣縣長張榮味的邀請，返鄉擔任文化局長。「我與張榮味原本並不相識，他是從報紙看到我離開國藝會的消息，主動來找我。」身為雲林子弟，又被張榮味的誠意感動，古蒙仁經深思熟慮後，決心回饋鄉里、施展抱負。

背負著提升雲林藝術文化使命的古蒙仁，靠著他在藝文界的豐沛人脈關係，先後邀請到白先勇、余光中、鄭善禧等知名藝術家到雲林演講。他也邀請過交響樂團至雲林表演，並與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合作，「政府機關執行預算有一定流程及限制，但張榮味在文化領域上充分授權我執行，完全不干涉。」古蒙仁任職期間，大幅度提升了雲林縣的文化水平，可惜2004年又因政黨輪替離開了雲林文化局。

遷居青埔寫新地方誌

2010年，桃園國際機場公司改制為國營事業，亟需有經驗的新聞公關，古蒙仁前往報考，順利進入機場公司服務，2012年為了節省通勤時間，舉家從台北移居桃園青埔定居，並在工作之餘撰寫鄉鎮文史風情。2014年出版了介紹台中新社休閒產業的《花城新色》，他以故事筆法完整呈現出新社的蛻變過程與經驗，是新時代新類型的地方誌。古蒙仁今年6月出版的新書《青埔悠活》，即描述他在青埔生活的實況。勤於筆耕的他說，「現在無公務在身，更自由自在，此時不寫，更待何時？」

秉持冷眼熱心，以文學手法關懷人間事，並透過它喚起人們對社會關心的報導文學，改變了古蒙仁的命運。40年前，一篇篇的報導文學作品使古蒙仁自青年時期起便在文壇發光發熱，攀上文學及人生的高峰；40年後，他再以兼具報導力道與文學感性的筆，書寫住家附近的自然景色和環境變遷，再為自己文學生涯寫下新的篇章，只是，此回在燦爛之餘，多了一份靜謐。

1930年出生的馮守娥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曾於1950年入監10年；她的哥哥馮錦煇及丈夫陳明忠也是政治犯，前者被槍斃，後者被捕二次總計坐牢21年。馮守娥曾獨自養家育女，度過生命難關，至今仍堅持理想，堪稱女性典範。

生於宜蘭冬山鄉的馮守娥，五歲時因父親開設醬油工廠而移居羅東，小學就讀羅東女子公學校，後來考上蘭陽女中高中，並於1949年畢業。70年前羅東只有五名女性高中畢業生，馮守娥是其中一人，在當時可稱得上是極少數的高級知識分子。

自幼即思考人生意義

馮守娥的學業成就，一方面是因為她從小就很愛看書，二方面是受到父母親的影響。她的父親原本在冬山公學校教書，母親也是公學校畢業，皆很重視教育，總是鼓勵孩子們學習，「父親主科教日語，數理科也很好，常教我們兄妹算術。」馮守娥說父母親空閒時會與孩子們唱歌，她記得父親曾經教她唱一首歌：「我為什麼生出來，生出來的我究竟要做什麼？只是吃？只是睡？只是動？這跟禽獸不是沒有兩樣嗎？」這首歌觸發馮守娥思索什麼是人？人生活著的目的是什麼？馮守娥小小年紀便立志做個有用之人，她想像長大後，學美國萊特兄弟造飛機；她也想學愛迪生，製做更多電燈，照亮鄉下的大街小巷。

另一位影響馮守娥的人，是大她兩歲的哥哥馮錦煇。馮錦煇在羅東公學校、台北淡水中學畢業後，先後任教冬山國小、羅東國小。馮守娥因為與哥哥年齡接近，二人常一起看書學習，討論問題。她至今仍牢牢記得與哥哥的「巴西之約」，「哥哥很愛讀探險故事書，有一次他跟我說『長大後一起去巴西』，我問去巴西做什麼，他說『種咖啡』，我當下聽了覺得很有趣，就說好啊。」

因生活經驗萌生女權意識

雖然馮守娥心中懷抱著無限多的夢想，但回到現實生活，由於她是家中長女，必須分擔沉重的家務。「我媽媽18歲結婚，48歲過世，30年婚姻生活生了14個小孩，其中5個夭折。」馮守娥自5歲開始幫忙照顧弟妹，直至她被抓的那一刻。「每天放學回家，媽媽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要煮飯，還是揹弟弟妹妺？」馮守娥總是選擇揹小孩，唯有這樣，她才可以一邊揹弟妹，一邊讀書。

馮守娥還曾協助媽媽準備廟會大拜拜用的祭祀用品，一個人蹲在自來水水槽邊宰殺了13隻雞、13隻鴨，「等我處理完站起來時，兩隻腳一直發抖，站都站不穩。」鄰居日籍老師看馮守娥永遠有做不完的家事，問她，「晚上我們睡覺時，妳還沒睡；早上我們起床，妳已經在煮飯，妳到底幾點睡？」

雖然馮守娥沒有很多時間複習功課，但她在班上排名皆保持在前三名之內。升高中以後，隨著科目增多，內容變深，她想花更多時間讀書，但又不能不做家事，只好犧牲少到不能再少的睡眠時間，「我開始在早上五點多出門，趕六點的第一班火車去學校，然後躲在偌大的音樂教室讀書。」回想過去Ｋ書的歲月，馮守娥也不免驚訝當時為何膽子那麼大。

馮守娥聰慧，又具思辯能力、勇於表達。例如1945年8月15日，年僅15歲的她在回家路上，看到很多農民因繳不起米穀，在烈日下被日本人罰跪在滾燙的柏油路上，心中很生氣，正想回家後寫一封信到總督府抗議，未料一回家，就聽到廣播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家人都很高興。後來她把這一天的經過情形寫成〈台灣解放的一天〉，敘述日本人欺負台灣人的種種行徑，以及對台灣光復的喜悅。

又如，馮守娥眼見媽媽生養那麼多孩子、又要照顧醬油生意，可見身為女人的辛苦，於是她撰寫〈論台灣婦女〉，認為要求女性三從四德的觀念太封建了，她也分析女性為何總被男性認為缺乏見識，是因為時間都用在操持家事上了，她因此建議女人要多讀書提高自己的知識及能力，多關心社會以提高眼界，社會也應建立男女分擔家事、照顧子女的制度及措施，讓女性獲得真正的平等。

馮守娥表示，「我少女時代即具有女權意識，這主要是生活體驗，看見母親及周遭所認識的女性的辛苦，也受到書本的啓發，知道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必須與社會改革同時進行，因此，我開始研究社會問題，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各取所值」是拿有價值的、應得的，「各取所需」是拿我們最需要的。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較為恰當，因為婦女在家庭的勞務，可由各種社會措施來代替。」

參加讀書會被關10年

馮守娥談起被捕的原因，是在高二時參加讀書會。她對於台灣面對的新時代充滿期待，對西方新思潮求知若渴。馮守娥說，「我除了把學校的功課念好，也大量閱讀從圖書館找到的哲學和革命歷史書籍及雜誌，如《觀察和展望》、《新青年》，或去書店買魯迅、矛盾、巴金等人的書籍，再加上高一的國語課本是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其中就有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等令人思考的文章。」

當年的課本及課外書籍促使馮守娥關心國家社會，而同學們在課後也會熱烈討論各種思潮，例如「孫中山在發表三民主義演講中，開宗明義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他們還探討如何追求社會公義、如何成為有尊嚴的中國人、如何使婦女充分發揮能力為社會服務等等。

馮守娥本著良知關心國事，未料在高中畢業一年後被抓。而與她相約有朝一日去巴西種咖啡的哥哥，也在同一天被捕。更不幸的是，馮錦煇在監禁四個半月後被判死刑，隨後被帶到馬場町槍決，得年僅22歲。馮守娥回憶，「我覺得整個過程好像被綁架一樣，而且自被捕到移送至軍法處判決以前，我們被禁止寫信給家人，所以家人到處找，也到處打聽，連哥哥被槍斃的消息，也是熟人在台北火車站告示欄看到名字，才趕快打長途電話通知我父親來收屍。」

20歲的馮守娥被抓進監牢，看到不少女性遭受酷刑，她雖然沒被刑求，卻被疲勞轟炸地審問，但最哀傷的是，她坐牢期間接到媽媽過世的消息，提出回家奔喪請求，卻不被批准。坐了十年牢的馮守娥出獄時已經30歲，她很快地投入社會，找工作養活自己，她先開了毛線店，因警察找上門，怕影響房東只好放棄，轉當代課老師也遇到相似的情形，以致丟了教職，來台北後看報紙應徵考上日文翻譯，因為能力受肯定，加上同事相處後了解其為人，才慢慢被接受。

馮守娥出獄五年後，與同是政治犯的陳明忠結婚，沒想到陳明忠於1976年再度入獄。為營救陳明忠，馮守娥被軟禁七天，被騙走身分證、戶口謄本，以致無法證明夫妻關係，無法請律師辯護，幸好當時在美國的妹妹、妹夫及其他留學生立即籌款，在《紐約時報》刊登營救陳明忠的廣告，才被改判15年。坐牢11年後，陳明忠因健康不佳、在馮守娥送出第30封陳情書後，終於在1987年獲得保外就醫。這11年間，馮守娥獨自擔起教養兩名女兒的責任，除翻譯日文文章、日劇錄影帶外，也在補習班擔任日文教師，且一教就是30年，直到2002年、72歲才退休。

始終不忘初衷及理想

馮守娥一家人共坐牢三次、耗掉31年青春，以及哥哥22歲就失去生命，但是馮守娥無懼磨難，這些年來持續為平反白色恐怖事件而努力，並積極參與亞洲反日本殖民運動，以及島內的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運動。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宣布將年年參拜靖國神社，馮守娥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燃，她和陳明忠以曾是被殖民的受害者身分，與高金素梅等一群台灣愛好和平人士，於2003年2月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國參拜違憲訴訟」。他們夫婦義務擔任訴訟團隊的翻譯，3年內自費赴大阪9次。終於在2005年9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是違憲的，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做出這樣的判決，意義重大。

1987年，馮守娥與陳明忠等受難者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她一直到2013年才出任該會的副總會長，成為該團體第一位女性負責人。

她認為國共內戰、兩岸對立是造成白色恐怖的根源。她說，「據我所知，對於台灣能脫離50年日本殖民統治下各種不平等的待遇，絕大多數人都非常高興，所以在光復後，有許多愛鄉愛國的人希望能在祖國的懷抱裡，發揮自己的力量，把台灣建設成中國的模範省，雖然中間發生了228事件，然而他們並未失望，仍然抱持著改造社會、建鄉建國的理想，卻不幸地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犧牲了。」

馮守娥同意「傷害可以被原諒」，但「過去的錯誤與教訓絕不該被忘記」。她還強調，「兩岸不只要現階段和平，還必須永遠和平，兩岸不僅現在不要打仗，還必須永遠沒有戰爭」，她相信，「唯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終止敵對狀態，才能讓兩岸走向真正的和解。」

香港必須「國族化」才能為「民主化」提供穩定的政治平台，而循序漸進的「民主化」可以強化港人對「一國」的政治認同基礎，如此，港陸「兩制」並存而不矛盾，「香港問題」自然解決。

再過一個月，香港回歸中國就20周年了，「回歸日」這一天絕對值得紀念與慶祝。回想20年前7月1日那天晚上，看到電視轉播香港回歸大典上港英旗幟徐徐降下，中國旗幟冉冉升起之際，多少海內外中國人（包括筆者）熱淚盈眶，歡呼香港重回祖國，結束150多年來的英國殖民統治。

20年過去了，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下，香港本來應該在政治發展上既朝向「一國」（國族化），又走向「兩制」、「民主化」的理想政治道路中去，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今天的香港居然在「一國」與「兩制」之間出現強烈的衝撞，致使香港社會撕裂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社會撕裂」近來已經發展成為「反中」，甚至「脫中」現象，對研究發展社會學的人來說，稱此為「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成因很多

筆者對「香港問題」的興趣導源於多年前主持過一個「國家統一問題專案研究」，為了這個研究，曾經兩次帶領研究小組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作蹲點研究，當時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問題」告一段落，香港「回歸」已成定局，香港許多媒體稱1997是「香港大限」，在社會悲觀、人心惶惶下，香港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關於這個現象，當時中文大學翁松燃教授告訴我，香港出現「認同危機」，這與我研究「國家統一」問題密切相關，讓我開始關注「香港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香港問題」？因素很多，但主要因素是香港社會的「政治認同」（包括國族認同與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出了問題。「政治認同」在社會心理學上屬於「深層結構」，一旦「政治認同」出了問題，意味「深層結構」出現矛盾。「政治認同」對香港市民而言，從來都是個矛盾與糾結的問題，它固然成為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政治治理上的一個障礙，也成為2003年以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引起北京高度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是今日香港政治困局，與京港間「政治信任」產生裂痕的主因。本文試圖為「香港問題」的深層矛盾作一解構，期待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上能真正達到「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

港人「身分認同」演變史

香港人的「政治認同」首先徘徊、糾結在「國族認同」與「身分認同」之間。每當遇到國家重大事件，如釣魚台事件、北京申辦奧運壯舉，港人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或是「中國的香港人」，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當涉及敏感的政治事件，如六四天安門事件；或是比較香港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與大陸的集權、專政、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又認為香港與中國大陸有別，他們稱自己是「香港人」或是「香港的中國人」。

港人「政治認同」的徘徊與糾結有它特殊的歷史偶然因。19世紀中葉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以後，港人的「政治認同」問題就出現了。鴉片戰爭前香港是廣東的一部分，在政治、經濟、文化、族群上不可分，香港人就是廣東人，也是中國人。港英政府統治這塊殖民地後，香港人一方面成為港英政府的「順民」，另一方面因為英國嚴格區分殖民菁英與在地華人，致使香港人在身分認同上還視自己為中國人。其實，作港英殖民下的「順民」與作傳統主義下的香港「中國人」，這是港人「身分認同」的二元主義。

雖然早期港人的「身分認同」是二元主義，由於港英政府不把港人當成英國人，港人實際上也無緣把「英國」當成效忠的對象，因此，20世紀初葉港人在「國族認同」上，大部分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1925年「省港大罷工事件」就有13萬多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廣東就是明例。

香港的「身分認同」發生變化始於1949年，肇因於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戰敗退守台灣，大批「內地人」以難民身分逃到香港暫居下來，香港成為「中國人」的避難地。此時正值冷戰初期，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與共產中國區隔開來。1956年右派暴亂，1967年左派也暴亂，一般市民因對政治恐懼進而產生政治冷漠，對政治認同保持中立，但英國殖民政府為了爭取港人認同殖民統治，大力推廣教育、福利改革，年年舉辦「香港節」，藉此加強港人的本土意識，於是香港社會開始建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但是，雖然港人的本土意識加強，此時中國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並不排斥。

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大陸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政治社會運動，尤其「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香港正在發展經濟，港人用自己的努力與智慧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使得港人認知到香港是「自由港埠」，中國大陸是「鐵幕」（即封閉社會），既然香港不是中國大陸，「香港人」也就不是「中國人」。嚴格而言，「香港人」身分認同在1970年代以前存在於菁英階層，1970年代以後，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已成長為社會人口中堅，據香港大學的調查研究，這批「嬰兒潮」港人認為「大陸」是「香港」的「他者」(the others)。1980年代曾出現「香港前途」討論，接著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港人每年舉行燭光遊行紀念「六四」，說明香港的「身分認同」，已由自己是「中國人」開始疏離，轉而接受自己是「香港人」。

歷史造成集體社會心理

除了「歷史的偶然」影響港人的「國族認同」與「身分認同」外，「集體社會心理」也是港人「政治認同」建構的重要因素。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傳統上樂見「內地」（中國大陸）黑暗及落後，這樣才能顯示香港的光明與先進，這是港人安慰自己歷史創傷的一種心理意識。這種「社會集體心理」經過政治建構，便出現香港對中國母體的厭惡、恐懼、離棄。

此外，港人大多是經過多次政治動盪、戰爭、政治運動迫害等歷史災難，由大陸內地先後逃離過來的難民，因此心理上對政治特別敏感，也感到特別不安全。其實，港人的社會生活極度「政治化」，連「京港高鐵」的興建與通車、「雙非兒童」問題、乃至2015年〈8.31決定〉、甚至李克強在人大會上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香港人都認為是大陸對香港的「壓逼」、「政治陰謀」、「中港融合陰謀」。

更甚的是，連講「普通話」（國語）、繁簡字體通用，也被認為是北京對香港「母語」（粵語）的文化打壓。香港朋友曾告訴我，「內地人」來港觀光旅遊，如不能用「粵語」交流，就是對「一國兩制」下香港「高度自治」的踐踏。至於「港獨」出現後，去年(2016)人大常委會以《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宣布兩位年輕激進議員當選無效，這種北京對香港政策較為強硬的作法，港人認為「一國」壓倒了「兩制」。港人心理敏感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政治認同」不產生「異化」是不可能的。

再從社會經濟面來看，除了水電、民生物資嚴重依賴「內地」外，1990年代香港的GDP占全中國的生產總值還有25%，2010年卻只占2%，可以想見港人在經濟心理上的失落感。今日，中國已然崛起，在面對強大的中國母體時，港人內心的恐懼與無力感對他們的觀念、認知、看法、行為、乃至價值判斷的影響與制約，乃毋庸置疑之事。

在政治社會生活上，港人獨特的集體社會心理同這個城市從19世紀被破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經過20世紀到1997年重新回歸到祖國懷抱的獨特歷史過程密不可分。一句話，香港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構成香港社會集體的認知基礎；香港回歸以來，在政治場域所引發出來的各種政治爭論，以及民粹式的政治分離主義，無不與香港社會複雜的集體心理圖像，存在著邏輯上的關聯。

「民主化」不能缺「國族化」

香港社會的「政治認同」徘徊與糾結在「國族化」（「一國」）與「民主化」（「兩制」）之間，而且視兩者為矛盾的對立。其實「一國」與「兩制」，或「國族化」與「民主化」是個對立統一體。香港既然回歸到中國的懷抱，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它叫「香港特區」，不是「香港共和國」；又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和政治社會的背景，北京允許香港回歸後可以實行與中國大陸社會主義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可見這是「一國」之下/中的「兩制」。同理，香港的「民主化」必須是「國族化下的民主化」，因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可惜香港的「民主化」並未建基於充分的「國族化」之上。缺乏「國族化」的「民主化」，社會群體必然分裂，台灣就是一例。

對香港而言，沒有「國族化」的「民主化」，不但造成社會撕裂，而且出現香港無法正確處理與北京中央的政治關係，更甚者是，還導致香港地方與大陸中央漸行漸遠，最終在民粹主義的鼓動下，出現「港獨」，走向政治分離主義。

我在澳門大學客座一年，暇時常去香港與學界朋友相聚，對香港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亞洲金融中心，港人的努力與奮鬥，留有良好印象，打心裡不願見到香港社會內部「國族化」與「民主化」產生如此不堪的政治碰撞。

對於香港「國族化」與「民主化」碰撞的問題，建議港人重新理解「一國兩制」的真正意涵，以受過英國洛克政治哲學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素養，好好遵行《香港基本法》。只有「國族化」才能為「民主化」提供穩定的政治平台，而循序漸進的「民主化」可以強化「國族化」下對於「一國」的政治認同基礎，如此，港陸「兩制」並存而不矛盾，「香港問題」自然解決。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日相安倍4月底又前往莫斯科會晤俄總統普丁，雙方除討論「北方四島」爭議外，安倍也希望普丁能發揮影響力，制止北韓的挑釁行為。安倍的縱橫捭闔會對美俄日關係產生何等影響，值得觀察。

俄日對四島主權仍有爭議

4月28日安倍飛抵莫斯科與普丁就「北方四島」（下稱四島）共同經濟活動，以及前島民自由往來的問題進行討論。這是去(2016)年12月普丁訪日以來，兩國領袖再度會談，也是兩人第17次會晤，日本希望經由「北方四島」的共同經濟活動，解決兩國領土爭議，進而為締結俄日和平條約帶來契機。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專家帕夫利雅科（ВикторПавляко）認為，俄日和約若干項目雖已取得共識，但雙方仍有矛盾存在，所以日方積極推動共同經濟活動和前往四島旅遊觀光，以加強相互諒解。

去年12月，俄日同意在四島進行共同經濟活動，今年3月兩國展開副外長級談判，並同意今夏派遣聯合官民調查團前往四島實地考查。日本希望在海運交通之外，另開闢空中航線，方便年邁的原島民前往掃墓祭祖，也希望原島民能以免簽證，即特別的制度方式，在不影響法律地位的情況下前往四島，但俄方堅持應依照俄國的法制程序辦理。

帕夫利雅科表示，目前最有可能的是開闢由日本前往四島的空中航班，讓日本民眾能快速前往掃墓祭祖，不過，根據調查，過去幾年來的2萬名日本旅客中，僅有500人是真正的原島民，其他則多半是日本的民族主義份子。況且，日本媒體經常報導，如果有更多日本人前往四島觀光旅遊，那麼將可根據日本利益來解決兩國爭議的領土問題。其實，從1998年俄羅斯開放日人以海路前往掃墓以來，俄羅斯已在四島地區修建了9座工廠，預計將共修建20座，當地其實已無空間進行其他經濟活動，只能發展中、小型企業。難怪帕夫利雅科認為，兩國在四島進行所謂共同經濟活動，「目前實在看不出有任何前景」。

另外，安倍希望俄羅斯能敦促北韓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克制其挑釁行為。莫斯科雖不支持北韓核武及導彈試射，但對於美、日、韓聯手對北韓採取強硬措施，以及美軍轟炸敘利亞感到憂慮。4月20日在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的制裁中，北京支持華府，莫斯科卻投票否決。然而，北韓「萬景峰號」貨輪原訂於5月8日由北韓東北的羅先經濟特區，開往海參崴的定期航班已被推遲，俄方以入港許可不及核發為由，通航日期另行調整。俄高等經濟學院學者卡申(ВасилийКашин)認為，這可能是向北韓發出警訊，莫斯科已開始緊縮與平壤的經濟往來。

美日關係日趨強化

東京對川普在競選期間要求日本、南韓提高保護費，並指責日本對美國貿易不公和操縱匯率，感到震驚和憤怒，但安倍對美國最失望的是美國退出TPP，因此在前往秘魯出席APEC峰會途經美國先行拜會川普，成為川普上任前第一位會晤的盟國領袖。

安倍認為第二次正式拜會川普總統十分成功，他在佛州渡假別墅不僅受到親切接待，而且川普保證維持「美日同盟」，承認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台，至於北韓的核武威脅，美國完全支持日本。在安倍訪美期間，川普從未提及日本必須增加軍費、貿易不公或操縱匯率等問題，凸顯美日兩國同盟關係在川普上台後反而更形加強。

安倍美國之行的成功，係因行前充分準備。安倍不僅一再沙盤推演如何與性格衝動的領袖會談，此外，更勤練高爾夫球，最重要的是，安倍向美國提供價值1,500億美元，70萬人就業機會的超級大禮，此行也使安倍在國內的支持率達到60％，與2012年當選首相時相同。

不過，日本輿論強烈批評安倍此行對川普太過卑躬屈膝，而且只顧與川普發展私人關係，卻忽略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川普的批評和指責。此外，包括日本共產黨和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日本反對派人士，強烈指責安倍對美國大規模投資項目，是拿日本資金與川普發展私人關係。安倍則強調，雖然全球都在批評川普，但日本沒有太多選擇，因為與日本的國家安全有關，他甚至表示願充當他國領袖與川普的溝通橋樑。

俄日關係中有不少制約

帕夫利雅科教授表示，目前俄日和平條約雖在若干項目上已取得共識，但雙方仍有分歧存在，所以安倍一時很難使普丁對四島的強硬立場軟化，目前日方只得發展四島的經濟活動及旅遊觀光。此外，安倍希望在能源方面建立起合作關係，其中包括石油、天然氣的開發，以及修建一條由庫頁島通往日本的海底天然氣管道，將庫頁島Ⅱ號開採區生產的天然氣直接輸往日本，但由於最近日本正與中國競標馬來西亞液化天然氣(LNG)工廠的修建工程，因此不知日方是否還能接受更多的俄國天然氣。此外，專家分析指出，儘管普丁表示俄羅斯有意向日本出售多餘的能源，但並不代表日本願意購買，因為日本對俄羅斯能源進口有其固定的「紅線」，東京不會越過此「紅線」的。

此外，由於日本的國家安全極度依靠美國，所以日俄關係發展必須考慮美國因素。日本觀察家認為，川普就職之初應該是日俄進行對話最有利的時機，因為當時川普支持日俄發展關係，所以在今年2月秘魯舉行的APEC峰會上，安倍就向普丁表示希望恢復俄日國防、外交2＋2對話，之前由於俄羅斯合併克里米亞而使此項會談中止。然而，最近美國內不斷指責俄羅斯干涉總統大選，並對川普與俄羅斯關係展開調查，因而此時東京也不便與莫斯科接近。此外，俄日專家都擔心美司法單位對川普的調查如有突破性進展，很可能會影響俄日關係改善的進程。

未料這些擔心提前到來，因為4月6日川普下令美軍空襲敘利亞，安倍公開支持美國，造成俄日關係緊張，也可能使莫斯科在俄日領土爭議問題上更難讓步。當然，東京也擔心俄日過於接近，華府可能會出面干涉，其實美國在歐巴馬時代就曾有干涉俄日交往的前例。此外，受到美國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影響，俄總理梅德維傑夫最近下令將庫頁島涅維爾斯克(Невельск)軍港的防務範圍擴及四島，顯示其在領土爭議問題上更趨強硬。

領土爭議仍是難解之結

二戰結束73年以來，日俄和平條約始終未見簽署，主要是因為兩國關於四島的主權問題未能獲得解決。由於日本主張根據1855年《日俄通商友好條約》四島不在千島群島範圍內，應屬日本，但俄羅斯卻堅持由於戰爭結果情勢變遷，四島已歸俄國所有，並稱其為「南千島群島」。現在安倍政府企圖以加強對俄投資等經濟手段來促使俄態度軟化，不過，從俄羅斯堅持四島為俄國領土，原島民必須依俄國內法規入境來看，莫斯科對四島的立場並未改變，領土爭議問題恐怕仍是雙方難解之結。

安倍上台以來，一直希望俄日關係正常化，特別是東海緊張情勢升高後，與莫斯科關係正常化便成為東京外交當務之急。但由於日本國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國，所以日俄關係發展必須考慮華府因素，當美國、歐盟譴責俄羅斯合併克里米亞時，東京自然不落人後，而在川普下令對敘利亞進行空襲時，安倍更是支持華府的重要盟邦之一。川普就任之初，在「聯俄制中」理論下，安倍與普丁的往來自然受到華府支持，而今「通俄門」受到調查，FBI局長柯米(James Comey)又突然去職，在川普政府與莫斯科關係受到強烈質疑之際，俄日關係的改善恐怕也會受到影響。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美國總統川普退出TPP、主張雙邊貿易談判，日本受害最深又莫可奈何；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建構合作、共榮的自由貿易，日本卻又欲迎還拒，自陷進退維谷的窘境。

5月14、15日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130個國家派代表與會，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過去對大陸推動「一帶一路」不僅冷嘲熱諷，甚至聯美掣肘的日本，派出政壇上與大陸領導階層有廣泛人脈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率團出席，並遞交安倍晉三首相的親筆函，隨行的有安倍政務秘書官今井尚哉、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榊原定征及外務省、經濟產業省高階官員，頗具份量。為何安倍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會有這麼大的改變？如果了解日本近日所承受來自美方的莫大壓力，或許就可嗅出答案。

當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帶領各國反對保護主義，而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川普政府卻高揭「美國第一」、陸續推翻或要求重談原有的自由貿易協議(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中美角色切換，一拉一推，終於使得二戰後向來「親美反中」的日本，出現搖擺的「迷航」現象。

美部長發言日本心寒

自從川普上任，立即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以來，標榜「貿易立國」、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越來越感受到自由貿易面臨危機，必須另找夥伴，抵擋以美國為震源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3月在德國所舉行G20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會議的共同聲明中，過去一向都有的「對抗保護主義」字眼，應川普政府的要求被刪掉了，最後連「自由貿易」都沒提到。

日本希望美國回到「互惠商貿關係」的構想一再受挫。5月初，川普政府負責經濟方面的閣員，接連有保護主義的發言。財政部長努勤在洛杉磯的國際會議上表示，持續研究是否採行「國境稅」，擬加重進口企業的稅務負擔，而減輕出口企業的稅務；他更說「美國不課關稅，而對手國課徵美國產品高關稅，就不能說是自由貿易」。對美國而言，認定是否為「公平」貿易，是看對手國就美國產品課稅的稅率是否跟美國採相同水平。

儘管之前的4月下旬，川普政府公布的稅制改革案裡，並未納入「國境稅」，卻也流露，美國隨時有可能用這招對付他國。在同一場會議，商務部長羅斯演講時則表示，將從TPP的多國談判轉移為雙邊貿易談判。任人皆知，川普偏愛雙邊談判，正是因這較容易向對手國施壓。美方主要經濟閣員的這類發言，令日本很不安。

美自由貿易有假面具

早從1960年代之後，美國就頂著「公平貿易」的桂冠，逼迫對美國出口大幅成長的日本，在汽車、半導體、牛肉、微波爐等領域開放市場。美國擁有龐大的市場，對許多國家是重要的出口對象，便以此強硬的立場，推動有利的談判。美國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曾嚴厲批評，柯林頓政府是「帶著公平貿易假面具的保護主義」。

美國對外界批評其傾向保護主義，都四兩撥千斤地反駁「美國是世界最大、最開放的市場」。日本明白，美國雖主張「公平的自由貿易」，但其意思是「符合美國利益的貿易」，實質上就是保護主義。面對美國的霸氣，日本財務相麻生太郎暗示，在（多邊的）TPP裡可以對美國讓步的，在雙邊之間不見得能讓，牽制美國的意圖。

隔了幾天，5月4日羅斯再放砲，點名日本與墨西哥說「美國對膨脹的貿易赤字已無法忍耐」。3月的商品貿易對日赤字72.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對墨西哥為70.3億美元，增加30％；以國家來說，貿易赤字最大的是對中國大陸，245.8億美元，增加18％。羅斯強調，「川普政府要從失衡的貿易關係中保護勞工與企業，因此揭櫫要回歸平衡」，再次表示得縮小貿易赤字。

對日本，美國為增加出口，遂逼迫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為減少汽車進口，也要求日系汽車必須擴大在美國境內的生產。但另一方面，對中國大陸，評斷過去一年貿易赤字「已改善」，沒有加以批評。日本認為，美方是因北韓情勢而對中國大陸放水，非常不是滋味。

然而，日本頭痛的問題還沒停。5月11日美國新科貿易代表署(USTR)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就任，他是出名的對日強硬派，雷根政府時代即為USTR副代表，負責美日鋼鐵協議談判，強力要求日本自主限制。萊特海澤的上任讓日本更加警戒，研判川普的保護主義主張會益發尖銳，擔憂惡夢重演。美國的貿易政策是由商務部長羅斯確立戰略，萊特海澤負責實際談判。如今美國的談判體制已成形，其要求勢必會逐步趨於嚴厲，也一定會打擊到日本的出口產業。

日本對台灣企業臉色不同

沒有美國的TPP，剩下的成員國意見分歧，秘魯、智利等中南美洲國家希望中、韓等新興國家加入，越南、馬來西亞則質疑其成效而意興闌珊，倒是日本5月20日在河內舉行的TPP首席談判代表會議跳出來，力主維持關稅、投資、服務高品質的通商規則，重新談判，促成只剩11國的TPP，繼續等待美國回心轉意。乍看日本因應川普政府的布局及其對TPP的企圖，似乎在主導守護自由貿易體制，可是它日前在東芝收購案上又露出另一種臉孔。

日本東芝因投資美國西屋公司的核電事業，引發鉅額虧損，瀕臨倒閉，近日要賣掉最賺錢的半導體記憶體部門救急，台灣郭台銘領軍的鴻海精密工業，跟旗下的夏普及美國蘋果、日本軟銀結盟，出了最高的標價，在與博通(Broadcom)、美國投資基金Silver Lake、威騰電子(WD)及南韓SK Hynix的競爭中原本最有希望，然而，日本政府竟以「擔心技術外流台灣、中國」、涉及「國家安全」為由，運作日本官民基金INCJ與美國私募基金KKR聯手，並與日本政策投資銀行(DBJ)合作，使得鴻海取得的困難度大增。

去年鴻海收購在破產邊緣的夏普時，日本相關單位也有類似的阻力，然而，鴻海注資不到一年，夏普即轉虧為盈，股價上漲逾4倍，績效甚佳。但這次東芝標案顯示，日本標榜的自由貿易也是「雙重標準」，面對台灣企業時，日本所謂的高品質投資規則就會打折扣。從這也可知，蔡英文政府「新南向」要仰仗與日方策略聯盟，不可能得到日本真心的幫忙。

日本在中美之間進退維谷

何況，現在日本已深切感受到，亞洲中、小型國家對中國的期待正在上升，對美國則幾乎不抱期待，因此會派出大規模代表團參加「一帶一路」論壇，就算是去看究竟或蒐集資訊，都顯示其原先的立場鬆動了，但說日本已轉向，則恐怕還言之過早。

5月15日，二階俊博在會場表示，日本政府應盡快決定加入亞投行(AIIB)。他指出，趁還未大幅落後，有必要做好加入亞投行的準備。同一天，安倍也說，如能確立公平管理等，消除疑慮後，會積極考慮，略有改口的味道。可是，翌日麻生再度聲明，日本不參加亞投行的立場沒變。而且，日本主流媒體也並未鼓勵中日改善關係，反而刻意負面說中國是在利用「一帶一路」挑戰以美國為主的既有國際秩序，並懷疑大陸想藉此出口生產過剩的廉價鋼鐵材料等等。

由此可知，日本經濟被川普的保護主義作風、拋棄TPP，打壞了節奏，是最大的受害者，但由於長年追隨美國，安全也靠美國保護，遂不敢苛責川普，只能忍氣承受；而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新角色也欲迎還拒，造成近期日本經濟走向迷茫，在親美、親中之間進退維谷。

(作者係本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