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政經發生重大改變；雖然經貿在初期跌入谷底，後在北京政府擴大惠港措施及大量中資注入後，逐漸復甦。而且，隨著珠三角的蛻變，粵港澳灣區即將崛起、現新榮景。

時光荏苒，但記憶猶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前夕，筆者正過境香港至北京開會；回程時，被喻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以往世界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但97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與開放，逐漸取代香港做為進出中國門戶的重要經濟地位，加上中國大陸勢力與制度的湧入，徹底改變了香港經濟版圖與商業生態。究竟，香港回歸風風雨雨20年，經貿發展有何變化，本文將一窺其堂奧。

中國對港釋放利多

2012年的中共18大，胡錦濤最後的一次演講指出，北京對港澳的各項方針，「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是中國大陸惠台政策，最先於2003年6月簽署，其後雙方多次增加和充實CEPA的內容；2004年至2013年間，雙方共簽署十份補充協議（簡稱CEPA 10)，擴大市場開放及進一步便利貿易和投資，以促進兩地經貿合作。在CEPA下，除少數違禁物品外，目前所有原產香港的貨物可按零關稅進入內地；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多個服務領域可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兩地亦已簽署了多項專業資格互認的協議或安排。

2014年12月在CEPA框架下簽署的《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下稱《廣東協議》），率先在廣東對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在《廣東協議》的基礎上，2015年11月簽署的《協議》在開放的寬度和深度上進一步加大。

滬港通+深港通

有論者謂，當前香港經濟金融的榮景是陸資灌水後的榮景，似乎有幾分道理。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博鼇論壇」提出，規劃推動「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滬港通），並已於同年11月17日正式啟動，市場對A股市場寄予厚望。而IPO重啟與註冊制改革加速也讓市場產生政策作多的聯想。讓港股在金融海嘯後起死回生。據統計，港股在滬港通半年後，由初期的冷淡到日均成交逾千億（港幣，以下同），已成為「新常態」。2015年4月9日當日港股

成交額達2,939億元，再創歷史新高。由圖1亦可看出，香港恆生指數在金融海嘯前達到最高峰，再度跌入谷底，滬港通後確實為股市帶來一波新成長動能。

而「深港通」已於2016年8月獲國務院批准，並於同年12月5日開通，這是繼「滬港通」後，中國大陸進一步對國際投資人開放規模逾6.5兆美元的股票市場。為深圳（深）、香港（港）、上海（滬）三地股市完成互聯互通，帶來一波利多。

另一方面，這20年來中國企業已經深植各行各業，香港已經完全中國化。彭博(Bloomberg)觀察，1997年香港回歸時，香港的經濟是由李嘉誠與怡和控股等大型香港本土企業主宰；隨著中國企業勢力移入香港，20年來香港本土勢力逐漸縮小，特別是在金融、房地產、電信業最明顯。因此現在幾乎所有在香港交易所新上市的公司都是中國企業。截至2016年12月，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有1,002家，其中包括H股、紅籌股及民營企業，總市值為約2萬億美元，占市場總值的63%。

經濟由谷底漸復甦成長

1997年香港回歸時，其GDP超越過上海、新加坡、深圳，如今已經落後上海及新加坡。根據香港信報財經數據指出，1990年代初，香港GDP占中國大陸約兩到三成；但這20年的變化，相較於深圳、上海的經濟快速發展，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成長率已遠不及中國大陸，至今香港GDP占中國整體只剩 2.9%。由表1可看出，香港回歸20年的財政盈餘變化，1998年時財政出現赤字，2001及2002年達赤字高峰，之後才減緩，2004年開始轉為盈餘。

另由表2及圖2的GDP成長率亦可看出，在回歸後的第二年(1998)年出現大幅衰退，2001至2003年連三年負成長，之後才逐年復甦；2009遇全球金融風暴再度陷入困境，隔年由谷底翻身、逐步恢復成長動能，之後維持穩步成長。

香港回歸後幾年，不僅經濟成長下滑，全球競爭力更是每況愈下，1999年由前一年的第3名掉至第7名，在隔年(2000)更是大幅下降至14名，為史上最差的一年；2001年雖上升，但2002年後又再度下滑，2004至2006年成長；但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全球受衝擊頗大，一度掉至14名；後來，中國大陸對香港處處讓利，經濟得以逐年回升，2001年重返全球第一後，一直維持名列前茅（參考表3）。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最新發表的《2017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在全球63個所評估的經濟體中脫穎而出，蟬聯首位，在4項用作評估的競爭力因素中，「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繼續保持全球第一，惟「經濟表現」的排名由第5位急降至第11位。但大體反映2016年本港在外圍環境不穩下，整體經濟增長相對2015年略為放緩的情況。另由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2016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22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力壓排第二名的新加坡。

粵港澳灣區即將崛起

中國大陸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拍板「粵港澳大灣區」，並寫入國家戰略發展規畫；珠澳大橋珠海連接線拱北隧道於4月實現全線貫通，整個珠三角將建成「一小時生活圈」。「粵港澳大灣區」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礎上，融合港澳優勢快速崛起。顯見中國大陸傾全力發展粵港澳，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把它列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樞紐和重要支撐點，也讓大灣區城市群規畫，未來發展前景充滿想像空間。有論者揶揄地指稱，這是中共中央送給香港回歸20年的最大禮。

綜合而言，香港回歸20年，政經發生重大改變、東方明珠曾一時風雲變色、經貿跌入谷底，繁華落盡。而後在北京政府擴大惠港措施，大量中資入港後重現繁榮；但這榮景無疑是注入中國元素的政治模式及資金後的新動能；香港的未來雖受到許多城市的競爭威脅，但夾著粵港澳灣區崛起將再現新繁榮。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7月1日，香港實施「一國兩制」20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出現許多問題。在此時間節點，總結過去的實踐經驗，反思問題的癥結，相信對今後在香港更好地實施「一國兩制」以及未來解決台灣問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國兩制」具獨特優勢

從秩序穩定的角度看，「一國兩制」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像德國模式那樣立即用一種制度去改造並替代另一種制度，從而避免了體制改造過程中所帶來的痛苦和震盪。回想當年德國統一後的最初幾年裡，用於體制改造的支出驟然增加，這種支出並不能立即增加總產出，反而急劇的制度變換還使社會產生巨大震盪，且常常伴隨著經濟衰退、失業嚴重、通脹加速、社會秩序混亂的產生。相較於德國「一國一制」式的統一，「一國兩制」的優點毋庸置疑。

但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政治規律來看，實現由「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的轉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就是說，「一國兩制」雖是一個高超的政治設計，但這並不能改變它的過渡性質，「一國一制」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正常形態。法國法學家巴蒂福爾等人從法學的角度指出：「經驗表明，政治主權的統一實際上也要求立法的統一；在同一國家記憶體存在多種立法是一種反常現象，會導致一種往往是錯綜複雜的局面。事實上，多種立法的存在一般來說，表明對各地地方主義的尊重，在剛剛實現國家統一的情況下，對地方主義的這種尊重，在政治上是審慎的，但是，事態的發展會取消這種地方主義的；在所有歐洲大國中，人們都看到了這種現象。即使地方主義非常強烈的美國，統一的演變也是不可否認的。」（參見巴蒂福爾等著：《國際私法總論》，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版，p.358）。儘管巴蒂福爾等人所談的是一種法律制度，但他們的分析也適用於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按照當初鄧小平的說法，「一國兩制」50年不變，那麼50年以後是否要變？當時鄧小平並未直接做出回答。筆者認為，50年之後是否要變，現在不宜簡單地加以推論，應結合未來具體的政治和社會情勢來判斷。即便50年之後繼續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但讓兩種不同制度在並存的同時，通過不斷磨合，最終趨同，應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大趨勢，只是並非人為改造的結果而已。

香港要在存異中求同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政策的實質是內地與香港實行「分別治理」，而分別治理其實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各自為政。它固然可以防止內地分享香港的既有資源利益，有效保護香港民眾的權益，消除回歸前後香港民眾的某些顧慮，但不可否認的是，長期的各自為政會固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差異，強化香港居民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產生「香港只是香港人的香港」觀念。這種觀念一旦遇到對中央的不滿情緒時，就很容易轉化為分離意識。這正是近些年香港出現「港獨」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設計目的來說，「一國兩制」本來是保障香港民眾利益和實現主權統一的制度安排，但在實踐中卻被香港反對派用作對抗中央政府的盾牌；在西方勢力的插手和鼓動下，「一國兩制」成為逃避中央政府追責的「保護傘」。這些都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初始精神。

在「一國兩制」下，「存異」是必要的，但不能永久地停留在「存異」這一層面，更好的作法應該是在「存異」的基礎上積極地「求同」，並積極培育、慢慢擴大「共同」，最終消除「差異」。回顧香港在回歸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本應該在香港與內地「分別治理」的同時，適時推動兩地向「共同治理」方向轉化，但我們卻忽視了這一點，所以導致了今日香港的局面。20年來，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意識，不僅沒有隨著回歸時間的延長而增強，反而大大弱化，兩地居民在心靈上並不契合，甚至出現「港獨」現象，這是導致香港社會和央港關係出現各種衝突和危機的深層根源。

從國外經驗來看，英國處理北愛爾問題的方式，或可給我們某些正面啟示。雖然北愛爾蘭享有高度自治權，但因歷史、民族、宗教等原因，北愛爾蘭一直想脫離英國。面對上述問題，英國政府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們發現過去片面實行的「存異並立」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本身不能消除差異，有時還會擴大差異，長期的隔離分治可能會導致「分治」升級為「分離」訴求。為彌補隔離分治的不足，英國政府在經過認真探索後，開始推行由「存異並立」式分治，向「求同分享」式共治轉變，其宗旨是「從社會的爭奪到社會的共有」、從分離到合作，主要內容是通過「同意原則」、「社群交叉共識(cross-community consensus)」、對少數派權利的保護等制度安排，來促成不同群體在對等條件下對決策的共同參與，從而實現「分享權力」的目標（參見Cf. S. Farren and B. Mulvihill, Beyond Self-Determination Towards Co-Determination in Ireland, Etudes Irelandaises Vol. 21 No.1, 1996, p. 26）。經過協商談判，北愛爾蘭終於在1998年接受了和平協議方案，使多年來爭執不下的雙方統一到互相理解和各自接受的制度之下（參見季衛東：《憲政新論─全球化時代的法與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p.397-398）。英國在處理北愛爾蘭分離運動問題上實行「求同分享」的方案和作法，雖然也存有缺陷，但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至少有效防止了「內部分治」向「外部分離」的發展，這對處理香港問題及兩岸關係有很大的啟發。

兩岸融合發展可聚同化異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不僅是港澳回歸後的制度安排，也是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所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大陸非常尊重台灣同胞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大陸的差異，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那麼，未來如何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時避免出現類似香港的問題，是今後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課題。

香港出現的問題昭示我們，兩岸長期的「並立存異」並非永久之計，在實施「並立存異」時，一定要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適時地鋪設一些向「求同共治」發展和轉化的政策軌道。事實上，大陸早些年已提出要從「求同存異」向「聚同化異」轉變，但對於如何轉變尚未找到明確答案，如今習近平所宣導的兩岸融合發展正是「聚同化異」的重要路徑。

與香港不同的是，兩岸融合發展不能等到兩岸統一之後才推動，現在就要啟動這一工作，要讓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到大陸的經濟社會建設中來，將自己的命運與大陸的發展連結起來，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兩岸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習近平上述表述，正值香港反對派人士醞釀發動「占中」前夕，不難推斷，習近平當時正在思索如何避免在未來兩岸統一後，出現類似香港這樣的問題。

儘管兩岸統一與香港回歸在很多歷史條件上大不相同，但道理可以融通。所以在兩岸關係上大陸要提前重視並推動「聚同化異」、「求同共治」，而融合發展正是重要的途徑之一。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辦公室，設在香港中環花園道冠君大廈9樓。大廈與中環其他的寫字樓無異，男女白領們進進出出，若干公司行號是這裡的租戶，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是其中的一戶。按照慣例，現任特區政府會為候任行政長官成立辦公室，沒有固定選址，這次是在外面租房子。這個為林鄭月娥服務的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於3月20日宣布成立，在第五任行政長官當選後正式開始運作，至6月30日結束使命，確保兩屆特區政府順利交接。

約定的採訪時間到，林鄭月娥準時出現，用流暢的普通話與記者寒暄。身材瘦削的她身著粉色系，粉色印花旗袍外罩合體的短款粉色外套，精心搭配的裸粉色高跟鞋既不搶戲也不減分，西式外套的幹練與現代中和了旗袍的女人味與粉色的柔美。一身讓最苛刻的時尚人士也無話可說的衣著，顯示林鄭月娥強大的可塑性─參選之初，有人認為她衣著髮型都顯老氣、沉悶，拉低了親和力。她顯然聽到了批評的聲音，很快就讓「外包裝」成了得分項。

記者問：當選之後這幾個月，您在忙什麼？

林鄭月娥答：第五任特區政府從7月1日開始運作，這幾個月首要任務是把班子組起來。主要官員是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這幾個月我必須把他們定下來，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二個工作是定期跟梁振英特首見面談交接的工作，也要為慶祝回歸20周年活動和國家領導人訪港做好準備。第三，就是為我在選舉期間提出的政綱做一些準備工作。最後就是要跟各界聯繫，尤其是跟立法會的議員。

問：香港回歸20年了，在此關鍵期接下特首的重任，您有何感想？

答：我的感受可以用四個字表達：任重道遠。其實在任何時候當香港行政長官，都要肩負很重的責任。因為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既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何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家對行政長官有很大的期盼。行政長官要全面準確地落實基本法，發揮橋樑的作用，把香港的情況非常詳細全面地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也要把中央對於特區的政策很清楚地向市民做一個說明。要是溝通得好，其實兩個制度沒有根本的分歧，因為無論是中央人民政府，還是700多萬香港市民，都希望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生活越來越好。另外，香港正處於很關鍵的時刻，怎麼掌握我們面前的機遇，把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好，讓市民享有更好、更優質的生活，是行政長官面臨的課題。

問：您怎麼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答：理解「一國兩制」要回歸基本法，也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這個初心就是希望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是祖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但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下，香港可以保持自身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金融體系和生活方式。過去20年這一切都保持下來了，現在隨著國家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又推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發展戰略，為香港提供了很多能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的機遇。因此，未來五年作為行政長官，我希望能掌握這個機遇，為香港開創更好的未來。

問：您大學畢業就加入了政府，36年來在很多個重要崗位工作過，您怎麼評價香港18萬公務員團隊？

答：香港的公務員都非常優秀，而且非常投入工作。香港雖然是個城市，但由於高度自治，很多在別的地方屬於國家層面的政策，都由我們自己制定執行，例如醫療、衛生、教育。與此同時，保證香港是一個高度安全的城市，紀律部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香港是個國際大都會，每年到訪遊客超過5,000萬，這麼小的地方，我們要管理的事情還蠻多的。不過，我也必須要承認，現在公務員也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怎麼能不斷地創新，在發展科技方面、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等方面，需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在資源有限下回應市民的訴求。

問：回歸20年，您作為親身參與「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官員，您認為香港哪些是不變的、哪些有變化？

答：我看不變的就是對「一國兩制」的肯定，無論是中央還是香港社會，都會堅定不移地去落實。但每一個經濟體系都要改變，必須要應對周邊競爭力的加強。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是一個充滿競爭力的經濟體系，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因素，面臨很多挑戰，所以我們必須裝備好自己，希望能掌握好面前的機遇。

問：您競選時提出了「同行」口號。請問它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答：有一段時間，有人感覺到香港社會比較分裂，很難同心做一件事情，所以我提出了同行這個口號。它的英文是We Connect，就是要增強聯繫，「一帶一路」構想裡有「五通」，用英文說就是在五方面增強connectivity。我們要增強政府與市民的聯繫，要增強特區與中央和內地的聯繫，也要加大與海外的聯繫。因為根據基本法，香港能以中國香港的名義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金融合作協定，要增強香港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加強對外的聯繫。

問：香港是一個意見很多元的地方，您上任之後，如何回應各方的訴求，取得最佳施政效果？

答：在我的競選口號「同行」之下，還有三句話：聆聽、關懷、行動。所以我上任之後要跟各界保持聯繫，虛心地聽意見，關懷各界朋友，無論是老師、社工、醫生、商界，尤其是中小企業，瞭解他們的需求，然後制定一些有利於他們發展的政策，並落實執行。

問：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時有緊張，您上任會準備如何處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答：其實行政和立法之間難免有緊張關係，因為立法的功能就是監督行政機關。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兩個機關要有一個暢通的溝通管道，加強相互瞭解，既然大家都是為了市民好，就應該找到妥協方案。選後我用了一些時間跟立法會議員溝通，談的蠻好的，他們有些事情和我意見不一樣，但有些事情還是能達成一致。先把容易的事情辦好，再去討論一些兩方面有不同意見的課題，我蠻有信心。

問：相比鄰近地區的高速發展，有人認為香港這些年的發展是原地踏步，您怎麼看這種說法？

答：我覺得這個是不能比的。因為香港經濟屬於比較成熟的形態，要求它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長是比較困難的。而且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所以周邊環境對香港的貿易會產生影響。如果妳問我對香港現在每年大概有2%的增長是否滿意，我當然不滿意。以前我們常常說，香港是個自由經濟體，政府最好不要干預，但現在要增強香港的競爭力，必須兩隻手一起做，一方面是市場經濟、自由體系，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作為。我們要增加本地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在稅務方面要鼓勵企業多投放資源在科研上。另外就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專才到香港來，政府在入境政策和其他配套措施，也希望能做得更好。

問：請問您怎麼看最近比較熱門的「粵港澳大灣區」話題？

答：廣東和香港的關係一向非常緊密。廣東省是一個很大的省份，我們跟深圳合作最緊密。幾個月前，香港跟深圳市政府簽訂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準備共同打造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香港深圳的創新科技園。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又把這個機遇擴大了，不僅涉及香港和深圳，還有廣東省其他八個城市。這給了香港專業、服務業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我們的優勢就在金融服務業，在專業服務無論是法律、航運、保險，以及建築業，都有很多的機遇。隨著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兩個大型基建的啟用，我們與珠三角的聯繫會更緊密。

問：在國家的發展當中，香港曾經起了巨大的作用。您怎麼看未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作用？

答：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的經濟發展跟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個視窗經濟的角色。改革開放以後，內地歡迎海外投資，香港很多商人都到內地投資，因為內地的成本比香港低，土地與人手也比較多，所以香港就從一個製造業經濟體轉到服務業。目前香港95%以上是服務業，國家提出「一帶一路」，為香港的服務業提供了一個很廣闊的平台。妳看沿線的60多個國家和內地企業，他們要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要做基建投資，就要融資，融資最好的地方就是香港，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問：正式就任特首之後，您首先考慮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答：我在競選時提出了有三個方面要首先處理。第一是土地房屋，香港的房價太高，很多香港市民都難以擁有自己的房子，不利於社會的穩定。第二就是教育，培養人才是對香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投資。第三是經濟發展，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物流中心，在國家策略裡有很多發展機遇，也能為國家進一步的發展做出貢獻。另外，香港人口進入老齡化，在20年內65歲以上的人口要翻一番，怎麼樣讓老人家得到更好的醫療衛生、照顧服務，我非常關心。

問：請用一句話寄語或展望香港未來五年。

答：我參選特首之前是政務司司長，負責回歸20周年的慶祝活動，當時我就選了一句話，來表達對未來的期盼─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

夏瀛洲，1939年出生於山東諸城。1960年，空軍軍官學校第42期畢業，隨即以少尉官階任第3聯隊F-86的戰鬥飛行官；1964年空軍換裝F-104G戰機後，執行過300餘次飛行任務。1974年經空軍推荐，赴新加坡代訓空軍飛行員，所帶團隊保持百分之百飛安紀錄，備受星國肯定。1981年奉准以少校軍階回役。

1984年率隊赴美換裝T-34C基礎教練機，並擔任駐廠代表；1985年返國後執行AT-3高級教練機換裝；1988年回空軍官校任飛指部指揮官，推動IDF戰機研發製造；1989年晉升少將，出任計劃署署長兼安翔計劃執行長，推動IDF戰機研發製造等任務；1990年升任空軍官校校長，1992年晉升中將，任職期間首次招訓女性飛行員；1994年任空軍後勤司令；1995年升任空軍副總司令，負責督導經國號、F16、幻象2000-5戰機及E-2T空中預警機等換裝成軍計畫；1996年晉升副參謀總長，年底晉升上將；1999年轉任三軍大學校長，2000年5月中正理工學院、國防醫學院、國防管理學院三院整併改名為國防大學，擔任首任校長至2002年1月；2002年2月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2003年8月退役。

退役後，夏瀛洲積極推動與大陸退休將領之間的交流、聯誼工作，戮力加強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及國防安全。2012年7月接任「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2015年當選「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理事長至今。

問：請問您當年為何選擇讀空軍官校？您擔任過戰鬥機駕駛，並教授飛行多年，請問您認為飛行員需具備哪些特殊條件與素質？

答：我出生在對日抗戰的第二年，自有記憶開始，生活就在躲避戰爭、顛沛流離中度過，光是小學就換了多所學校，至今還清楚記得從東北來的小學老師泣述家鄉被日軍占領、被日本人欺侮的模樣。

抗戰勝利後舉家搬到青島，1949年來台，我從小學四年級念起。當時四四兵工廠附設子弟小學的老師，都是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教導我們要有國家民族的觀念。高中畢業後，我同時考上了空軍及海軍官校，不過，海官報到日與高中畢業考撞期，我就選擇去讀空軍官校。在進空官前，我不曾近距離看過飛機，更別說坐過飛機了。

當年官校兩年半即可畢業，之前飛行訓練需要會飛三個機種才能畢業，到我讀軍校那段時間正值八二三砲戰，學校只要求飛兩個機種，主要是希望我們趕快結訓、分發到部隊，擔負作戰任務。空官受訓淘汰率很高，我那班一開始試飛合格的有90幾位同學，但畢業時只剩下14人。

戰鬥機駕駛的體檢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視力和心臟功能。飛行員在空中承受的G力非常大（如平常活動為1G，每增加1G重力加倍），現在的戰鬥機速度更快更靈活，飛行員要能承受到9個G 。因此，抗G力的訓練很重要。在出勤之外，我們還要下功夫增加自身的本質學能，譬如：空氣動力學、航空氣象學等。現在的飛機格外複雜，只會飛行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飛機，才能發揮飛機的性能及戰力。 

一架戰鬥機只有一名飛行員，在駕駛艙內，除了獨力駕駛，還要兼顧作戰程序、作業、任務。我認為一名好的飛行員，除了學習能力要強，有責任感，還要對保家衛國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問：請問您官校畢業後下基地出任務的情況？另外，請您比較兩岸在空優方面的發展。

答：官校畢業後，我就分發到清泉崗基地，在那裡近13年期間，我一共出過300多次任務，不同的任務有不同的積分，像海峽巡邏、緊急起飛可得1分，赴大陸巡邏可得2分，我一共得到戰分400多分。

我方飛機沿大陸沿海巡邏時，大陸機隊會立即起飛，雙方約隔20海里平行飛行、相互克制。但如果台灣派偵照機進入大陸拍照，大陸機群一定會追出來，雙方比較容易發生空戰，因此，我方通常會預計偵照機出海的時間，派戰鬥機去接應、掩護。我曾在執勤時挨過大陸的高炮射擊，所幸能平安脫困。

我退役後，有一次在廣東參加會議，遇到一位80多歲的廣東籍空軍退休老將，他對我說，「台灣（空軍）以前很『囂張』，常跑到大陸上空來巡邏」。

國民政府遷台後，空軍有很長一段時間維持優勢，但大陸的空軍發展得很快，到1990年代後半期兩岸的空優就開始逆轉了。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曾因搞「兩國論」、「一邊一國」，大陸戰機多次飛到海峽中線來巡邏，有時甚至越過中線。現在更有大陸的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繞到台灣東邊海域來巡曳。

問：在您退役後，從一名最前線的戰鬥人員轉為追求兩岸和平統一的先鋒，請問有哪些因素促使您的轉折？

答：我從小就被教育要光復大陸，駕戰機在空中看到大陸的土地時，內心很激動，也認知那是國土的一部分。

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1991年底冷戰結束，世界的政治氣氛有了改變。之後大陸快速發展建設，根據世界銀行估算，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現更在改變世界中。作為曾經遭受列強欺侮的中國人，看到今天中國的成就都感到無比驕傲。

另外，大陸近年來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並在各地設立民族文化基地。而台灣在蔡英文的帶頭下，立法院及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卻全面地「去中國化」，把中華文化的根都刨掉了，導致年輕人不了解中華文化，甚至敵視中國大陸，昧於世界情勢。兩相比較，我能不感慨嗎？

例如，今年5月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接待150多國的政要、商界領袖、布局全球，而台灣上自蔡英文，下至各大媒體都在談豬哥亮，兩岸的落差如此之大，我們能不替台灣的前途焦慮嗎？

蔡英文無視「一帶一路」、亞投行的存在，兀自地推動「新南向」，鎖定東協、南亞及紐澳等18國，但這些國家不僅跟中國大陸有邦交，也全都參與了「一帶一路」，「新南向」哪有可能實現？

我希望兩岸能和平發展，最終走向和平統一，主要是台灣根本承受不起兩岸兵戎相見。台灣有不少人想維持現狀，問題是台灣停滯，大陸每天在進步，現狀怎麼可能維持？無論從哪方面來看，統一都是大勢所趨，也符合台灣民眾的利益，台灣當局必須認清現實，及早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合則兩利，不合，台灣一定受傷害。

問：蔡英文上任後積極推動武器自製，您認為此項政策能否成功？蔡政府在對外政策上「親美友日」，您認為這樣能確保台海安全嗎？

答：作為領導人，蔡英文應先了解世界大勢、大戰略，再來擬定國家戰略，接下來軍種戰略，依照本身的條件、技術實力、經費訂出未來的發展方向。自製潛艦不是造個外殼就可以了，必須考慮整艘潛艦的各個系統及戰鬥、通訊系統的整合；又如號稱IDF戰機是自製的，其實很多機械零件還是仰賴美國等外商提供或技術協助；如完全由自己做，投資很大，任何一項環節無法配合，都會影響後續發展。

兩岸軍事實力愈來愈懸殊，一旦發生戰事，美、日根本遠水救不了近火，民進黨政府卻老是一廂情願，寄望美日的保護。台灣的防衛能力不是總統、國防部長說說就能提升的。

問：蔡英文表示考慮向美國購買F-35戰機，請問此型戰機是否符合台灣當前的需求？也請您評估一下美國出售F-35給台灣的可能性。

答：F-35戰機的電戰系統極精密、先進，火力強，適合空陸海聯合作戰。其中F-35B在一個籃球場大的地方就可以垂直起降，對航母作戰很方便、機動；就算跑道被炸，還是能夠起降作戰。

不過，戰機不是買來就沒事了，還要「養」得起。F-35原本造價超過1億美元，經過川普總統抨擊過於昂貴，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略為降價，今年2月上旬美國國防部與之簽約，支付了85億美元購買90架各型F-35，平均一架要9,460萬美元（29億多台幣）。必須進一步了解的是，使用期間的保養、維修費是戰機售價的2-3倍。而且，台灣購買到的武器通常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美國想賣的庫存品。而美國出售武器的順序是：歐洲優先，首推英國；亞洲是日本優先，再來是韓國，最後才輪到台灣，等到台灣買到F-35時，大陸早就推出更新的戰機，台灣永遠追不上。何況美國需要大陸幫忙解決朝鮮半島及其他國際問題，豈會不顧大陸的反應，賣給台灣F-35？

另外，台灣明知買再多武器也無法對抗大陸不斷推出的新戰機、船艦、航母等新武器系統，那為何不把軍購的經費省下來，用於民生所需。

問：您曾率領退役軍人走上街頭抗議年金改革，又親自多次支援立法院前的「八百壯士」抗爭活動，請問您怎麼看蔡政府推動的年金改革？

答：世界各國都很尊敬軍人，新總統上台一定先感謝現役及退伍的軍人，美國、法國、韓國皆如此，只有台灣蔡英文一上台就拼命打擊軍公教人員，實在是世界「奇景」。蔡政府難道不知道「打擊退伍軍人，就是打擊現役軍人」？據我所知，現在軍中士氣極為低落，退伍軍人走上街頭抗議，其實就等於告訴來蒐證、維安的警察，以及還在服役的軍人弟兄們：現在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另外，民進黨的年金改革方案一再操作「分化軍公教」、「低階打高階」、「低薪打高薪」，這些都是極為不道德的分化伎倆，最不應該的是侮辱了軍公教的人格，抹滅了他們對國家付出的貢獻。據綠營媒體稱，支持年金改革的民眾較多，其實，我認為這是利用不了解實情的民眾來「慷他人之慨」。

問：您退役後多次赴大陸參加會議，卻因發言特別受到台灣關注，請您說明一下事情經過？

答：我退役後，回過我的老家山東諸城，也先後參加了許歷農將軍所召集的「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以及台灣退將「和平之旅參訪團」，與大陸退役人員，共同探討推動兩岸軍事互信，建立兩岸軍事安全機制的可行性。

我與台灣其他退役將領因體會到戰爭的可怕，自己花機票錢前往大陸，透過尋常交流活動，希望降低兩岸之間的敵意，避免兩岸發生戰爭，這並沒違反政府的兩岸政策。不過，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顯然不這麼想。

2011年，我在大陸開會，吃中飯時跟同桌的人閒聊說到：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國軍的一部分，所以大家都是中國軍。我只是在餐桌上，敘述75年前的歷史事實，有什麼不對？但台灣媒體得知後把該句話簡化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多位名嘴在call in節目上圍剿我，連馬英九總統也未查明真相就說我的不是。這種任由媒體、名嘴「治國」的現象，真可謂台灣「奇蹟」。

問：請問您基於什麼理念，接下統派色彩鮮明的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一職？經過五年，您認為協會還應該往哪些方面努力？

答：我一直認為，中國人不夠團結才會受到列強欺負。國統綱領開宗明義闡述：「中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既然兩岸及海外中國人都追求統一，那就應該團結起來。因此，2012年接任協會理事長後，我在圓山飯店舉辦了一場聯誼大會，邀請到近百位退將及各界代表600人，希望協會能承擔起凝聚全球炎黃子孫的工作。我也在2014年七七事變77周年時在國父紀念館辦了一場大型音樂會。

我認為，台灣統派的當務之急是將理念傳播出去，讓民眾認清兩岸及國際情勢，理性地評估兩岸統與不統的利弊得失。不過，藍營沒有媒體，欠缺發聲管道，使這個工作備加困難。另外，我發現統派團體相當分散，力量無法集中，也因此無法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力。不過，既然大家目標是一致的，就應該拋棄政黨、出身背景或個人見解的不同，團結一致，為兩岸統一工作做出更大的貢獻。

編注：為紀念七七抗戰80周年，本刊特請郝柏村上將賜稿，回憶當年參與抗戰的往事，郝上將乃將其正在撰寫的回憶錄，其中〈初著戎裝參加抗戰〉惠賜本刊，讓讀者先睹為快。

鹽城中學的校歌朗朗耳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奮鬥何能懈。」中學生也高唱愛國歌曲：「大好金甌將破碎，白山黑水盡魑魅，看我們十年後，發揚祖國之光輝。」我就是在一片青年風起雲湧，抗日救國的熱潮中，於民國24年投考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

當時日本軍閥對我壓迫日緊，軍校在北平甚至都不能公開招考，錄取名額也減至僅600人。但青年抗日報國的情緒激昂，考生中有大學程度的，亦有小學老師，我以初中畢業程度投考竟上榜了，是同期中年齡最小的。

考入南京陸軍軍官學校

民國24年（西元1935年）9月，我於南京通光營房入伍。入伍教育共9個月，相當於文學校的兩個學期，除操場教練、體能訓練和步兵班排教練外，物理、化學、數學均相當於大學一年級的程度，外語教育亦受重視。

軍事訓練在德籍顧問法爾肯豪森上將的主導下，完全採德式教育，踢正步時兩手緊貼腿部而非擺手，單兵與班的戰鬥動作要求更是嚴格。這些德籍顧問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職的軍官，任何一個小動作如果做得不夠確實，必須重做到完全正確為止，德文的「重來一次」、「不對，不對」經常在我耳邊響起。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對我一生的治軍教戰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日後我在軍隊訓練中要求「從實、從嚴、從難」，可謂播種於此。

初入伍時，文學生最頭疼的就是整理內務，臥被須疊成豆腐干似，並用內務板夾出稜角線條，才算合格；洗臉盆內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及洗臉巾的掛法都有規定。我常質疑這種內務訓練與打仗有什麼關係，難道到戰場上可以內務比賽打倒敵人嗎？直到我軍階漸高，體會「成於一」是建軍的最高哲理與要求，才領悟出整理內務的軍事哲學道理。

七七事變前一年

第一次放假，記得是民國25年元旦，入伍剛滿3個月，我們前往中山陵謁陵，由蔣中正委員長兼校長主持團拜。參加這次謁陵團拜的不僅有軍校學生，也包括政校學生及首都黨政機關人員。我們黎明即起，行軍兩個多小時才到目的地，是日正雪後初晴，中山陵的石階上還堆著積雪。中山陵坐北朝南，謁陵隊伍面北等候校長蒞臨，冷洌寒風撲刺在臉上，鼻孔呼出熱氣。校長準時來了，身著黑披風，當隊伍敬禮時，他看到一位軍官露出紅色的毛衣袖，當面予以糾正。校長覺得北風刺面，指示眾人行謁陵禮前可面朝南站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第一次聽到他寧波口音的官話。

當年國際情勢暗潮洶湧，日本強占我東北，國際聯盟無能為力；墨索里尼進兵非洲阿比西利亞；英美日軍縮會議規定，三國海軍為5：5：3比例的協議也將屆滿。國內政局亦瀰漫著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蓄勢氣氛。江西五次圍剿取得勝利，共軍殘餘不足二、三萬人，侷處陝北；中央軍進駐四川及西南各省；6月李宗仁與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但和平解決。7月間北伐誓師10週年紀念，於南京明故宮機場舉行閱兵典禮；10月31日是蔣委員長50歲生日，全國發起獻機祝壽，舉行空中分列儀式，空軍以「中正」隊形通過明故宮機場上空，展現了堅決抗敵、復興民族的昂揚志節。

我分至砲科，是大多數學生的第一志願，必須以考試來篩選，所以一般認為砲科比較重視學科，學生素質也較高。那時其他兵科學生仍是穿草鞋、打綁腿，只有騎兵科及砲兵科穿馬靴，看來氣宇軒昂，也成了對年輕人的一項誘因。我升學以後，由通光營房移駐黃埔陸校本部的砲標營區。我原定25年年底下部隊實習，任下士班長三個月，但12月12日驚傳西安事變，部隊又進入動員備戰狀態，因此到部隊實習三個月的規定被迫取消。

西安事變震驚全國

記得民國25年12月13日早晨，全校官生在校本部大講堂集合，政訓處長滕傑報告說張學良劫持了領袖；教育長張治中痛罵「張學良這個東西」；軍校官生聞訊皆義憤填膺；教導總隊長桂永清更不待命令，就將全總隊（相當於一個師）開往潼關。全國陷入一片低氣壓。

中央處理西安事變乃採和戰兩手策略，一面任命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準備用兵；一面由蔣夫人主導談判，以期和平解決。蔣夫人親赴西安，促使張學良悔悟，於12月24日聖誕夜親送蔣委員長到洛陽。蔣委員長脫險，整個南京城瘋了似的，庫存的照明彈和洩光彈一夜之間都打光了，鞭炮聲響徹通宵；連一向嚴守紀律的軍校學生也拋開了校規，湧至街上狂歡。

然而，日本軍閥深恐無法再收中國內戰的漁利。乃於26年終於爆發七七蘆溝橋事變，燃起中日全面戰爭。

8.13上海戰役緊接著爆發，8.14日本空軍轟炸南京，軍校師生避處江西九江五個月後，原則上已決定遷校至四川成都，但南京失守後，部隊基層幹部傷亡甚重，需求孔急，12期學生因而決定提前半年畢業。

畢業後分發到湖南零陵

民國27年1月20日，軍校12期在武昌舉行畢業典禮，蔣校長親臨主持訓話：抗戰半年多以來，日軍三月亡華的夢想已被粉碎，但我方也遭受重大損失與失敗；失敗主因在於學術不如敵人，唯有提升軍官素質才能克敵致勝。

畢業後我接獲分發命令，也獲准返家省親。我回鄉時抗戰爆發雖已半年多，但蘇北似無任何戰爭景象。我在家只能逗留10天，此次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聚，全家人乃到鹽城小住兩天，這也是母親第一次進縣城，第一次見到城牆，第一次坐黃包車，我發願日後要帶母親到江南等大都市玩玩。我們拍了一幅全家福相片，不料這竟是母親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拍照，這是家人最後一次的團聚。

10天休假結束，我經由徐州、鄭州、武漢到湖南零陵砲兵學校報到，接受砲兵初級軍官的專業教育，課程重點在觀測與射擊。

在砲校受訓期間，傳來了台兒莊會戰的捷報，殲滅了日軍板垣師團，但也預告著全面徐州會戰即將開始。

抗戰之初，我陸軍缺乏砲兵，蘇聯援我762野砲及115榴砲數百門，因而在湖南祁陽成立砲20團。我砲校尉官班結業後，即分發至砲20團1營3連任排長。那年我20歲。適此際，我在軍校的隊長林路生軍校6期，留英，在新成立的砲14團當營長，該團裝備的是德式150榴彈砲，乃汽車索引砲，當時是最進步的，蘇聯援我的火砲則係馬拽式火炮，我們幾個同期畢業生便向砲20團請長假，至湖南耒陽砲14團報到。

我被派至2營5連擔任觀測官，團長洪士奇黃埔2期留德，營長鄭瑞6期留德，連長劉鵬翼是砲兵監劉翰東的姪子。這個連由原東北軍改編，劉連長是東北人，士官兵也大都是東北人，裝備從原來的騾子拉砲改為新式汽車拖砲，尤其是國內口徑最大、射程最遠的新砲，部隊官兵自然士氣高昂。但連內士官都已年過30，卻由我這個20多歲、尚無太多部隊經驗的軍官來帶領他們，幸好大家相處得還算融洽。

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

抗戰進入第二年，由廣州經香港，是我抗戰後方通往海洋的唯一交通路線，7、8月間，本連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配屬虎門要塞，官兵從湖南耒陽乘粵漢鐵路運到廣州報到。日機每天均轟炸粵漢路，粵漢路通過嶺南地區，隧道多，我們到達粵北曲江後，日機集中目標專炸銀盞坳鐵橋，每天白晝發放警報，裝載本連火砲及裝備的列車開進隧道，晚間鐵路工程隊則全力搶修被炸的鐵橋，甫修好，第二天清晨日機又來炸了。如此白天炸、晚間修，連續達兩周之久，終於有一天鐵橋可以通車了，我們緩緩通過頻炸頻修的銀盞坳鐵橋，駛向廣州，向虎門要塞司令郭思演將軍報到，部隊奉命駐紮魚珠村。

全連官兵到廣州後，許多人染患瘧疾，我也不例外，每隔一天便發冷發燒，當時的有效藥品是金雞納霜丸，但供應奇缺。

10月初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戰況發展很快，但我們僻處魚珠村，未接到任何指示。忽然在10月21日晨，聽說長官部已經撤離廣州了。我們車隊於是從魚珠村出發，沿魚珠、廣州東山公路行進，準備穿過廣州市後，經從化到曲江去，但尚未到東山，日機就臨空掃射。我坐在觀測車上，左邊的駕駛中彈身亡，我的頭部也受傷流血不止，後座的觀測士或陣亡、或受傷，領隊的劉連長抵達東山時，日軍的戰車已先到了，迎頭就把劉連長打死了，我們只得棄車帶傷，徒步進入幾乎空無一人的廣州城，然後乘民船沿北江前往曲江。至於砲車隊，雖已過了廣州市，但那時從化附近的橋已被日軍炸斷，由德國買回的新式150榴彈砲四門，連同車輛只有忍痛棄置了。眾人抵達曲江後，轉至耒陽原駐地，接著調撥三門砲及車輛，重新整編。

回到湖南耒陽後，我頭部的傷已痊癒，且無任何後遺症；我寫了一封信給父親，說頭部曾害患外症，父親心知肚明，數月後接回信，只說「汝頭痛，我心痛」。腦傷雖癒，但留有彈片，我全無知覺，直到75年後我健康檢查，腦部斷層掃描竟發現金屬反應，原來日軍贈我的彈片已共存75年了。我常自笑，年已近百而思維無老態，也許是這粒彈片起了積極的作用。

民國28、29年之際，全國最精銳的機械化部隊第5軍與所屬200師及22師，也駐在湘桂邊境全州、零陵、祁陽一帶，附近的丘陵地帶是很好的野戰部隊訓練場地；我們的汽車化重砲兵，也經常配屬第5軍訓練與實彈演習。當時第5軍軍長長杜聿明、200師師長戴安瀾及22師師長邱清泉，都是年輕有為的國軍將領，我有緣躬逢其盛，體會到他們非常重視演習前的沙盤推演，及演習後的講評。杜軍長特別重視戰鬥小動作，曾經手撰部隊急要小動作的小冊子，對我日後建軍治軍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時在其他兵科的眼中，砲兵的間接瞄準及遠隔觀測射擊還相當新奇。我記得某次的15榴實彈射擊中，杜聿明、邱清泉、戴安瀾、廖耀湘等長官都來觀測所參觀，我們運用測地成果和遠隔觀測射擊法，很精確地命中目標，參觀者看不到砲陣地，砲陣地當然也看不到目標，但是砲彈準確落在目標區內，我受到他們的嘉許，他們對德式15公分口徑榴彈砲也建立了充分的信心。爾後第五軍反攻崑崙關之役，砲14團第2連的林初耀立了大功。

前往第三戰區作戰

民國28年秋，國軍大本營決定發動全面冬季攻勢，砲14團2營奉命配屬第3戰區。是年10月，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將檢閱部隊，明示我們的任務是遮斷長江。

第三戰區轄江蘇、浙江、江西及福建四省，長官部在江西上饒。我們由廣西出發，經歷了我生平最長的一次汽車行軍，輾轉1,500公里抵達了安徽屯溪，部隊駐在屯溪附近的民宅裡。

屯溪在抗戰期間異常繁榮，沿海大都市相繼淪陷後，民生物資都是藉走私由淪陷區運入內地，屯溪是主要口岸，故有「小上海」之稱，各種物資尤其是洋貨，比廣西還充裕且價廉。我們在屯溪待命期間，第三戰區在此舉辦了冬季攻勢的幹部講習，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蒞臨講話和點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顧上將，未料日後會直接蒙受他的栽培。

是年12月上旬，冬季攻勢行動開始，三戰區的任務是從皖南攻占長江南岸的大通、貴池，然後以150榴進抵江邊，占領陣地，遮斷日軍在長江的航運。

屯溪經青陽到大通的公路，為防止日軍機械化部隊深入，已將公路兩側挖成鋸齒形，我們先要支援攻擊軍發起攻擊，先以夜行軍進抵青陽以南地區，占領陣地。此際青陽城南的制高點程家大山被日軍占領，故我軍欲向江邊推進，首須仰攻占領程家大山。12月初某晚，我們占領陣地完畢，次日拂曉攻擊，砲兵火力首先集中轟擊程家大山；日軍未料到我有重砲火力指向，即放棄程家大山，我步兵遂占領，初期攻擊進展順利。

當時我方地面兵力雖居優勢，卻無空軍掩護，次日起日空軍支援其地面防禦，主要目標即是我砲兵陣地，我們只能在敵機航向背我陣地時趁時發砲，而敵機一聞砲聲，又立刻回轉，形成空中與地面的捉迷藏。再隔日，天氣晴朗，重砲陣地的發砲，尤其砲口火光及煙硝，無法躲過空中的監視，日方終於發現我軍陣地，輪番轟炸，而當時敵轟機並無準確瞄準，加以在地面防空火力威脅下，無法從容投彈，我們陣地附近落下了不少炸彈，我在發令所的掩護坑內，也被炸彈揚起灰土所覆被，但幸未受傷。

攻擊三日後，日方援軍到達，我軍進展就遲緩了。在整個攻擊行動中，步兵英雄令人感動，傷兵尚能步行者一路走一路滴著血，真是走出一條血路來。

冬季攻勢未能達成戰略目標，我們又返回屯溪。第三戰區當然希望我們留下，不過我們是最高統帥部最寶貴的機械化重砲兵，未久即奉命重回廣西全州、興安一帶駐地，又是1,500公里的長途行軍。

部隊重回湖南零陵，民國29年6月，忽然接到從蘇北來的電報「母故速回」，宛如晴天霹靂。我放聲痛哭，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從未聞母親有何病痛，怎會突然故世呢？此際蘇北尚為政府軍所控制，但回蘇北必經的南京和徐州都已淪陷，自然也無法奔喪了。後來從父親來函得知，母親臨終思子心切，頻呼我的乳名。我有生以來時刻思念母親，時常在夢中重回慈母懷抱，重回家鄉。27年在鹽城拍的全家福，是母親生平唯一一張相片，伴隨我走遍天涯海角。

到砲兵學校普通科受訓

民國29年下半年，我調重砲一旅補充營上尉連附，主持全砲兵旅的士官幹部訓練班，駐在湖南祁陽孟公山。但補充營只訓練幹部，沒有裝備，也沒有作戰任務，我渴望進一步充實自己，乃決定到砲兵學校普通科受訓。

砲校普通科的教育仿照日本的砲兵工程學校，一年課程中以理工為主，有微積分、微分方程、力學、機械學、火藥學、材料學、統計學、彈道學等，雖然對初級砲兵軍官並無大用，卻充實了我理工課程的基礎概念。多年後我擔任參謀總長，並兼任中山科學院院長，當年奠下的知識根基對我裨益甚大。

砲兵學校設於抗戰大後方的貴州都勻，在那物質條件困窘的年代，校舍是用木板簡陋搭建，晚間照明都是用桐油燈，燈光昏暗，還要受煙薰，書籍紙張極為粗糙，讀書很吃力，我就在一年之間變成輕度近視。

民國30年上半年，我國尚為單獨抗日，但美國已首次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華，其中砲兵顧問斯乃禮中校來訪，預示著美國將要協助我國抗日了。是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投入大戰，我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後來，來自加州的斯乃禮砲兵中校升為准將，成為美駐印砲校校長，可謂「中國砲兵之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正式成為抗日同盟國。雖然戰爭初期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在菲律賓、中南半島、馬來西亞、新加坡、荷屬印尼等地勢如破竹，銳不可當，但我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堅定不移，也預期中美軍事必然會合作，所以加強自修英語。

民國31年我回到湖南祁陽，調任重砲一旅補充團第2營第6連連長，求學的心願強烈，總覺得青春長期耗費在基層部隊瑣務中，殊為可惜；且雖然軍校畢業並在砲校深造一年，仍覺學無專長。適巧這年夏天，中央政治學校在廣西桂林招考，乃前往參加考試，竟被外交系錄取。我自許既已接受軍事養成教育，若再就讀文大學政治系，27歲畢業，即可成為軍事與政治的全才了。

然而，當我向旅長洪士奇將軍報告，請准我離職到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就讀時，部隊正奉命要出發到印度參加遠征軍，洪將軍堅不准我離去，並謂重要的政治領袖大都是軍人出身，何況部隊即將出發遠征印度，是一樁光榮的任務。就這樣，我去中央政治學校的志願落空了，也是決定一生發展的一次關鍵性抉擇。

遠征印度一年

民國31年秋，日方正在消化戰果，盟國則蓄勢反攻。

中國遠征軍曾進入緬甸，協同英軍作戰，但仍遭日軍壓迫。經由野人山地區撤入印度者，有陸軍新編22師的殘部，經過緬北野人山蠻荒地區時，死傷慘重，200師師長戴安瀾受傷，因無法立即治療而成仁。

此際蔣委員長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印度比哈爾省的藍伽設立訓練基地，由緬北撤往印度的遠征軍，加上從國內新增至印度的兵源，編成中華民國駐印軍，由史迪威出任總指揮，轄兩個師（即孫立人的38師及廖耀湘的新22師）及其他特種部隊。我們重砲一旅補充團即於此時奉命調往印度，接受美援裝備。我躬逢其盛，擔任連長，時年方24。

部隊徒步由湖南祁陽出發，經零陵，進入廣西全州、興安、桂林、柳州河池、南丹，進入貴州獨山、都勻、貴陽、安順，雲南曲靖，到達昆明，全程長約1,200公里。士氣雖然還算旺盛，但沿途仍不斷有人逃脫或罹病；出發時每連選了100名兵，到昆明時我這個連剩下不到70人，其他連則只剩4、50人。

我們從昆明搭乘C-46飛機飛越駝峰，在印度東北角阿薩姆省的小鎮丁江降落。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飛機，眾官兵亦是大開洋葷。

民國32年全年留駐印度。駐印軍的駐地在藍伽，部隊以新22師及新38師為主幹，駐印軍總部另有兩個砲兵團，即砲5團及砲12團，另有工兵團、通信兵及其他特種兵部隊。砲五團是105榴彈砲，砲12團是155榴彈砲，完全接受美援新裝備。美軍也在藍伽設立砲兵學校分校，展開幹部及部隊訓練；當時由於需要大量翻譯官，許多西南聯大英文系的學生，都來印度一展所長。

（作者係陸軍一級上將、前行政院長、參謀總長）

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從此奠定了「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格局。國民黨與台灣人民作為抗戰史實最光榮的繼承者，應克紹箕裘，朝向國家統一之路挺進，為中華民族復興做出前人未竟的努力。

對日抗戰的歷史在時間上距我們越來越遠，但是因為兩岸特殊的情勢，這段歷史非但未因時間的逐漸久遠而失去重要性，反而因密切關係到未來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偉大復興，持續地散放出更迷人的魅力、更強大的生命力與更充沛的精神。

抗戰史是國民黨的資產

一場對日抗戰，中日之間在軍隊訓練素質、武器裝備等級與數量、工商業基礎等關係國力的重要指標天差地別，但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領導下，8年之間，大小戰鬥上千次，著名大會戰22次，與日軍纏鬥，毫無懼色，以我弱小哀兵給日軍強大驕兵最有力的打擊。國軍陣亡的將官有200多人，包括8位上將，45位中將，黃埔軍校在1945年（含）以前共有37,000餘名畢業生，在抗日戰爭中戰死沙場者超過兩萬人。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雖對中國未能以平等眼光對待，但對中國抗戰的貢獻都明白稱道過，這難道不是中國人的光彩榮耀嗎？這份光彩榮耀，難道不是國民黨領導的民族成果嗎？

翻開中國近代史，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奮鬥道路上，有哪一段時期如此地艱辛慘烈，偉大光榮？為了儲備抗戰實力，國民政府在此之前積極抓緊各項建設，共計10年，史稱「黃金十年」，大陸知名已故學者李慎之就對此頗為稱許。從大陸執政當局重新評價蔣介石，而且，越來越多紅專學者爭相寫出抗戰真相，高度評價蔣介石是真正在抗戰中「挑水」的人。對台灣全體人民與國民黨而言，這難道不是前人留下最豐厚的偉大資產嗎？

中國人在1945年站起來

為了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之前，已逐步收回關稅自主權、除香港與澳門外，廢除了絕大多數不平等條約、收回絕大多數的外國在華租借地與外國在華的治外法權，勝利後，位列世界四強之一，國際地位陡升。

所剩餘極少數的法國與義大利租借地分別於1946年與1947年收回，法國、瑞士、丹麥、葡萄牙、西班牙的治外法權也在1946年、1947年、1953年由國民政府收回。其中，攸關今日中國前途意義最為重大的就是收復台灣，自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來，雖發生了國共內戰，導致台海兩岸分隔迄今已近70年，「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格局始終未破，為日後中華民族統一與偉大復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克紹箕裘才能走出前途

由於日本長期的侵略與掠奪，對日抗戰又消耗了中國無法計量的有生資源，國民政府精疲力盡之餘，作為執政者，勢必承受天下之謗讟與怨懟，國共內戰失利，敗退台灣。台灣內部因日據殖民半世紀，一直存在國家認同問題，引發1947年的228事件，1949年兩岸分隔，令此問題增加了新的外部因素，雪上加霜。而今民進黨政府更在此傷口不斷撒鹽，唯恐傷口不夠痛。台灣所有具中國情懷的人民正面臨新時代最嚴峻的挑戰，也是另一波偉大的機遇時刻，要先選擇正確的方向，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作法與實踐，化嚴峻的挑戰為偉大機遇的成果。這恐怕必須先懂得善用光榮的歷史資產才行。

國民黨是這偉大光榮資產最名正言順的繼承者，要敢於承接發揚，才能搞對方向，破繭而出，浴火重生。如果依然走著李登輝路線，拿著民進黨製作的香、跟著民進黨、朝民進黨神主牌的方向遙拜，那就只會更衰。

就在6月5日，向來台獨色彩極為鮮明的賴清德在台南市議會喊出「親中愛台」，此話一出，不但林佳龍、鄭文燦、張花冠等綠營地方首長表示支持或至少不反對，也獲得蔡政府的應和。民進黨立委郭正亮才預告還有後續發展，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就在6月11日接受專訪時指出，「台獨黨綱已是兩岸交流最大障礙，修改黨綱是務實可行的作法。民進黨應該努力尋求兩岸和解和平，維持動態平衡。」

連民進黨都迫於形勢，準備開始調整長期沒人敢碰的黨內禁忌了。有鑑於此，國民黨上下是否應有覺悟？如繼續故意棄置對手求之不可得的光榮歷史資產不用，這種短視、軟弱與迷失的態度，如何能喚醒群眾、號召群眾，振衰起敝？2016年朱立倫只得300多萬票的歷史既然已開先例，就有可能還會重新再現！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大刀進行曲〉是抗戰期間流行的軍歌之一。詞曲慷慨激昂、雄壯堅定，對於鼓勵將士奮勇殺敵、鼓舞民心士氣發揮了巨大作用。這首歌出現在蘆溝橋事變時，歌詞如下：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全國武裝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

看準那敵人，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

衝啊，殺！

殺！殺！殺！

這首歌的作者麥新(1914-1947)生於江蘇常熟，長於上海市。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感於29軍大刀隊在華北地區勇敢殺敵，創作此歌表達敬意，特在歌名之下加一副標題：獻給29軍的弟兄們！

此歌推出後大為風行，全國軍民普遍演唱，因此就有人把「29軍的弟兄們」改為「全國武裝的弟兄們」。而活躍在西北的中共紅軍，也一度把「29軍的弟兄們」改為「工農紅軍的弟兄們」。不久國共合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因此「工農紅軍的弟兄們」的歌詞也就沒有流行開來。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不發一槍一彈撤出東三省，日本則扶植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繼續向熱河、華北地區擴張，並派出日本浪人到處惹是生非，公然向中國的軍警崗哨挑釁，中國政府嚴令軍警隱忍，避免發生衝突，以免日本藉口挑起事端，發動戰爭。當時的南京政府採行「不抵抗主義」，還在日本的要求下，禁止民間反日活動，取締反日遊行示威以及反日標語，使愛國青年深感屈辱與壓抑。所以，蘆溝橋的槍聲一響，作者期待亢奮之情，充分爆發出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並再重複一句：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前四年，中國獨立對日抗戰，處境艱苦，但到了抗戰後期，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呈現衰象，抗戰勝利的曙光升起，〈大刀進行曲〉中的「抗戰的一天來到了！」也因此被改為「勝利的一天快到了！」

其實，〈大刀進行曲〉也是一首悲壯的軍歌。試想，大刀如何對抗敵人的機槍戰車飛機大砲等現代化武器，這全憑英勇戰士不怕死的抗敵精神，紀念蘆溝橋事變80周年，國人應向大刀隊的英雄，致以最高的敬禮！

（作者係退休史學教授）

蘆溝橋、盧溝曉月、29軍、大刀隊，早已成為中國人民威武不能屈的象徵。遺憾的是，抗戰並沒有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雖然遭到打擊，卻沒有被消滅，只是這次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戰。

七七事變一轉眼已經80年了，如今蘆溝橋、盧溝曉月、29軍、大刀隊，已成了中國人民威武不能屈的象徵。80年前宛平城外的槍響，激起了全體中國人的憤慨，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紛紛挺身而出用血肉築起長城，抵禦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最終打退了日本侵略者，讓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遺憾的是，抗戰並沒有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雖然遭到了打擊，但並沒有因此而被消滅。透過冷戰對峙的機會，法西斯侵略者獲得了喘息的機會，等到休養生息完成，便再次將黑手伸向首當其衝的台灣。1874年美國人夥同日本人，對台灣展開了侵略行動，這是台灣人民第一次的抗日禦侮戰爭，如今時隔143年，台灣人至今仍在繼續抵抗日本的侵略。台灣或許不是抗日中犧牲最慘的省分，但肯定是全中國抗日最久的一省，只是這次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戰。

應向媚日投降派發起攻擊

過去帝國主義靠的是船堅砲利，但很容易就激起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今天軍國主義新的侵略模式，靠的不是飛機大砲的狂轟爛炸，靠的是倭奴買辦的居中牽線，賣的是日台親善的糖衣毒藥，耍的是讓日本再次殖民台灣的陰謀詭計，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在不知不覺中日漸中毒，媚日反中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識。

這幾年日據建築、神社以及紀念碑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台灣恢復了起來。在台北士林的芝山岩「學務官僚遭難之碑」高高聳立；在萬華西本願寺復原得美輪美奐；屏東牡丹鄉的高士神社才一復原，石門古戰場紀念碑上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字樣旋即被敲掉；在北部，桃園神社正在復原，在東部，台東鹿野神社已開放供人參訪。若非藍綠朝野的刻意縱容，日據威權象徵怎能復舊得如此迅速？

台灣藍綠兩黨已無任何差異可言，對於日本殖民歷史，都極盡吹捧之能事，藍的有為八田與一開設紀念園區，紀念日本壓榨台灣農民，綠的有去豎立「台灣之塔」，紀念日軍驅使台人作砲灰。所謂藍與綠的差別，只差在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滿洲國的不同而已。藍綠兩黨自甘墮落、自我作賤，違背了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違背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兩者皆喪失了代表台灣人民的資格，拋棄藍綠媚日投降派，成為島內全體中國人的共識。

當抗日志士李承龍與邱晉芛，砍下八田與一銅像的頭時，宣告了民族之戰再次打響。從那一刻起，島上還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同胞，「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我們應該開始找出自己周遭，究竟還有哪些日據象徵正在借屍還魂，並盡一切可能阻止它們的恢復，同時揪出幕後主導的黑手，讓全體中國人民知道，到底還有哪些漢奸走狗自甘為虎作倀。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為了團結一致共禦外侮，島內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應致力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第一步，就是團結大陸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過去長期以來台灣受到反共教育的影響，將一切與大陸有關的事物視為洪水猛獸，任何有支持大陸言論者皆被扣上紅帽子加以批鬥，結果「反共變反華，反華變台獨」。反共並沒有因為國民黨的反獨而衰弱，反倒是國民黨因反共過頭被台獨所反噬，淪落到今天「不知為何而生」、「不知為何而活」的窘境。

因此，我們應在方方面面上破除反共思維，在抗戰歷史問題上，相互承認對方為抗日救國所做出的犧牲與奉獻。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說，「抗戰是付出巨大民族犧牲所取得的勝利，兩岸應該鼓勵雙方共用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兩岸歷史」。共用史料、共寫史書正是我們今天該做的努力，告訴台灣人民抗戰有正面戰場也有敵後戰場，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死守血戰，共產黨也在敵後戰場流血犧牲，這才是完整而不片面的抗戰史，抗戰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抗戰，是全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

其次，島內支持兩岸統一的各個團體，不管是在議題上或是在選舉上，都應緊密團結在一起。如同孫子兵法中所說的常山之蛇（率然）一般，「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只有統派自己徹底的團結與合作。彼此相互掩護、相互支援，才能發揮各自的長處與效應，也才能在島內艱困的環境下，生存下來並擴大島內統一運動的根據地。

同志們，朋友們，所有島內的抗日志士們，我們並不孤獨，不是孤軍奮戰，或許在個別各自的根據地上，看起來似乎孤立無援，遭到台獨媚日派的包圍與攻擊，但放眼兩岸、放眼世界，就可以發現兩岸的中國人、全球的中華兒女，已結成了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漢奸走狗與分離主義者，包圍在台灣島內使其寸步難行。

蔣渭水先生曾說「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讓我們團結在一起，一同反對抵抗台獨派與投降派媚日妥協的一切行為。在這裡，同時也向民進黨政府，以及最大在野黨國民黨提出四點敬告：

1.立即修正高中教科書歷史課綱，停止媚日獨化教育。

2.約束支持者仇中反中行為，避免繼續傷害大陸人民感情。

3.拒絕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制止一切復原日據遺毒的工程。

4.豎立台灣各地的抗日紀念碑，建立台灣人民抗日紀念館，恢復紀念抗戰與台灣光復，建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台灣這座島嶼是我開台先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先民為拒日本殖民統治，奮勇抵抗血流成河，終於等到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倘若今天我們不能結束兩岸對抗的局面，甚至讓分離主義者將台灣給分離出去，那我們將來到地下時有何面目見我們的列祖列宗？民進黨台獨政府去中國化的所作所為，最終只會激起愛國志士的滿腔熱血，一個個的星星之火，終將形成燎原烈火，將反分離主義的鬥爭，帶到台灣的各個角落。在此，我們嚴正警告一切企圖將台灣分離出祖國領土的野心份子，這座島嶼我們中國人寸土不讓！

同志們，朋友們，所有島內的抗日志士們，當年的中國人民希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終於在七七事變這一天，中國人的槍口一致對侵略者發出了怒吼。如今在七七事變80周年後的今天，我們同樣要求「停止內耗，一致對外」；兩岸長期分治造成的結果，讓中國人自己內鬥內耗，讓外國列強看笑話而已。結束兩岸分治局面，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是21世紀全體中國人民，以及海外中華兒女共同的中國夢。

同胞們起來：

為祖國生命而戰！

為民族生存而戰！

為領土完整而戰！

大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7月7日是點燃全民抗戰怒火的「蘆溝橋事變」80周年，也是「八一四大捷」的80周年。由高志航領軍的戰鷹在杭州筧橋上空，一舉擊落6架自台灣新竹進襲中央航校的日本96式轟炸機。抗戰8年間，共有673位英勇飛行員壯烈成仁。

高志航、林恆、張大飛

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前，中國空軍有9個大隊（3個轟炸大隊、3個驅逐大隊、2個偵察大隊、1個攻擊大隊）及5個直屬中隊、4個運輸機隊。當時全國機場262個，各類飛機600餘架，僅305架可升空作戰。

彼時各軍校學生即經常集結在南京中山陵前，鎮日吶喊宣洩仇日情緒。1935年中央航校第5期剛結束中級飛行訓練，明知習武未成卻集體請纓殺敵。單身的固無牽掛隨時成仁，有家的也抱定必死決心，女友與配偶等家屬也都做好戰死的心理準備。但殘酷的是：在戰技訓練、飛行裝備、導航通訊、後勤保養等各方面均非日軍對手。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高大的紀念牆上，鏤刻了4,296名中外空勤殉難者的大名及身分，但絕大多數都屍骨無存。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增建全新的展示館，並複製數架抗戰時期的戰機。

高志航被譽為「空軍戰神」，1937年「八一四」是中國空軍禦敵首役，他率先擊落一架日機，次日又擊落兩架。同年11月21日，至周家口待命時，11架日機突然進襲俯衝轟炸，高志航躍入座機即遭炸彈波及，年僅30歲。

1939年9月國府明令8月14日為空軍節。高志航與劉粹剛（1937年10月支援忻口戰役迫降殉職，得年24歲）、李桂丹（1938年2月在武漢與日機互撞犧牲，得年24歲）、樂以琴（1937年12月空戰跳傘身殉，得年22歲），並稱空軍「四大金剛」。

「民國才女」林徽因一家逃難途經廣西，臨時借宿而結識的8名空官學生，畢業後先後全部陣亡。林徽因更痛惜三弟林恒於1941年3月殉職：「太早了，弟弟，難爲你的勇敢，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三年了，你陣亡在成都上空。……我既完全明白爲何我還爲著你哭？……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爲了誰！」

齊邦媛的《巨流河》被推崇為真情流露的抗戰記憶，她坦承寫張大飛，是紀念他的唯一方式。「八年抗戰我們不停歇地寫信，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鬥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他26歲的生命如流螢，卻有難忘的價值。我們祝他安息吧！少年時代的鍾情，隔了半世紀，應已潭深無波。」｣

武漢大捷成都單機迎敵

抗戰期間，空戰是唯一能讓百姓仰觀見證的戰鬥現場，當空軍健兒在祖國領空浴血戰鬥擊落敵機，民眾無不撫掌稱快，但親見我機慘遭毒手，同胞們又陷入涕泗縱橫。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遷都重慶，九省通衢的武漢也有許多重要機關淪為日軍轟炸重點。1938年2月18日、4月29日及5月31日三次「武漢空戰」，分別寫下光榮的11比5、21比12、9比1的捷報。武漢《新華日報》發表「慶祝空軍勝利的短評指出：「前日敵機侵襲武漢，我國空軍，奮勇迎戰，把敵機打落11架，這不僅是武漢防空的一大勝利，同時也是中國整個軍事上的一個偉大勝利。｣

武漢各界發起祝捷大會，並公祭殉職的5位空戰烈士。中共中央及第18集團軍代表周恩來、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等也致送輓聯，上書：「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艱辛奮鬥，勝利可期。」會場擺放毛澤東及第18集團軍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及鄧穎超等個人的花圈。

大陸作家蘇薩去年以日方實戰紀錄片，「揭露」一場從未被記載的單機迎戰32架敵機的壯烈空戰，宣稱單機迎敵的是某位李姓教官，他在日記留下「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

據考證，該畫面出自1940年7月31日的日本新聞，日軍長期轟炸重慶後，將範圍擴至成都。7月24日一架中國軍機從攝影記者座艙前衝過，青天白日國徽清晰可見；但並未提及：當天中方只有1架迎戰，中國空軍已無力迎戰。

即便蘇薩編造了抗敵神話，但八年血戰我方戰機及飛行員幾乎消耗殆盡，成就了血染山河的悲壯史詩，卻斑斑可考。以第4大隊為例，60%壯烈犧牲，自大隊長高志航以下殉職者包括第21中隊：李桂丹、譚文、王遠波、張明生、張效賢、劉樹藩、王愷。第22中隊：樂以琴、鄭少愚、馮汝和、李有幹、巴清正、梁添成、趙茂生、王怡。第23中隊：李克元、呂基淳、秦家柱、陳懷民、信守巽、孫金鑒、敖居賢、戴廣進、楊夢青。另以空官12期為例，1938年1月入伍297人，畢業95人，陣亡47人，飛行殉職20人，至2010年僅9人健在。

抗戰留名的眾多空軍烈士，如今早被淡忘，但空軍「八一四」精神得以傳承，全賴筧橋升旗台銘刻的決心：「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作者係前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

80年前，1937年7月7日這一天，日本在蘆溝橋發動蓄謀已久的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而當時因甲午戰敗被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已經在殖民統治下煎熬了42年。

殖民地人民承受雙重壓迫

這42個年頭裡，台灣人首先遭受日本軍隊在全島各地的武力鎮壓，雖然得不到清廷支援，民間武力抗爭依然持續不斷長達七年。1902年之後沉寂了五年，在辛亥革命前後(1907-1915)又再奮起，先後有羅福星在苗栗，余清芳、羅俊在玉井西來庵起義，日本殖民統治者剿撫並行，從招降、誘殺最終屠殺，腥風血雨極其殘酷。

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兩度「理蕃五年」政策下，台灣原住民部落歷經殘酷的種族滅絕屠殺，後期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日本殖民者的鎮壓手段慘絕人寰，震驚了國際世界。

軍事行動為經濟掠奪清掃障礙，配合日本大資本進入台灣，透過土地調查與理蕃政策，有系統地掠奪土地森林自然資源。組織嚴密的農業移民，解決了日本本土人口過剩耕地不足的危機。相對於此，台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被迫成為日本製糖會社種植甘蔗的農奴，台灣種植的稻米過半為供給日本本土，農民自己吃不上白米飯，只能吃加上很多晒成黑黑的蕃薯籤飯。

與此同時，殖民統治者透過各種歧視政策與奴化教育，企圖從語言文化傳統的根基上切斷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一直承受著雙重的壓迫，一則來自國家政策─帝國殖民主義─的壓迫與橫暴，另一則是日常生活中日本官吏、警察和一般日本人處處彰顯的優越感，以及對台灣人毫無緣由的鄙視和欺凌。

1920年代，環顧無援手的台灣人，在孤立的反殖民抗爭中開展新的形勢，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地主階級領導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守護祖國情懷、民族傳統與啟蒙運動的文化協會、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反抗殖民主義經濟掠奪與剝削的工農運動─農民組合、工會、反帝同盟，還有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山雨欲來風滿樓

自從1931年日軍在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隔年春天挾持末代皇帝溥儀成立偽滿洲國以後，台灣島上的空氣就日漸沉重起來了，「民眾黨」被解散，台共遭遇大逮捕。日常生活物價上漲、稅金加重，還有警察通過保甲攤派的各種捐款，1935年以後更有「愛國獻金」名義的捐款，強迫台灣人為日本侵略祖國大陸的「聖戰」捐款。

七七事變之前在台灣發生的「祖國事件」和「地圖事件」，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囂張氣焰，台灣人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

1936年春，《台灣新民報》組團赴大陸華南各地考察，在上海華僑團體的歡迎會上，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致謝詞中有「歸來祖國」的話語，為日本間諜獲悉轉報台灣軍部。5月間《台灣日日新報》連日以頭條新聞大加撻伐，罵林獻堂「非國民」，6月中旬在台中公園，獻堂先生再遭軍部唆使的「生產黨」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毆辱。「祖國事件」風波的警示作用極有成效，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與地主階級。

1937年的元旦，《新民報》因為新年隨報贈送的世界地圖而攬禍上身，這個「地圖事件」只因地圖上的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著色同為粉紅，而與其殖民宗主國日本不同顏色，地圖委託大阪日本人的印刷廠承包，責任雖不在《新民報》，軍部卻以此為藉口，慫恿幾個右翼浪人到《新民報》大鬧一場，威脅要放一把火燒了報社。4月1日，台灣三家日本人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同時廢止漢文版，總督府同時限令《新民報》在6月1日廢止漢文版。新民報不僅是日據下台灣人唯一的喉舌，更兼具保存漢文與民族意識的重任，廢除漢文版的《新民報》，無異於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義。

七七事變後的台人處境

1937年的七七事變誠然是歷史轉折點，祖國大陸開始八年的全面抗戰。8月15日，日本台灣軍司令部在宣布全台進入戰時體制的同時，古莊司令另發表聲明，殺氣騰騰地告誡台灣人：「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動，若一旦聞知，即予剪除。」同日，反殖民抗爭中碩果僅存的、議會路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宣布解散。此後，台灣人的生活完全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風暴圈內，民族意識濃厚的知識分子，當眾遭受憲兵與特高警察的盤查侮辱，甚至於無端被長期拘押的事件，時常在各地發生，最具代表性的是彰化的賴和，台中的莊垂勝與台南的歐清石。賴和是台灣新文學的先鋒，莊先生是文化運動的幹將，歐先生是名律師，三位都備受台灣人敬重。

隨著侵略大陸的戰事擴大，日軍開始在朝鮮和台灣兩殖民地徵召軍用人員。1938年宣布台灣志願兵制度，但緣於對台灣人濃厚的祖國情懷的不信任，一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後才真正實施。台灣雖然倖免淪為戰場，卻早在七七事變之後，就開始有大量青年被徵用為軍伕軍屬，地位遠較軍人為低，待遇更極不人道；還有青年女子受徵召為護士（甚至於悲慘的淪為慰安婦），軍用人員的徵召讓眾多家庭惶惶不可終日。關於台灣人忠誠度的微妙問題也在此時浮現，這種危機感或許才是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的因素？威嚇利誘驅使台灣人說日語、改日本姓名、學習日本國民的生活。並且從制度上廢除漢文，摧毀中國寺廟，廣建日本神社，目的皆在於消滅台灣人的漢文化傳承及民族意識。

1937年10月國際聯盟對日本經濟制裁之後，殖民地台灣也深受影響，各種物資供給陷入困境，加上徵調軍伕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米糧生產。日本人更加緊在台灣搜刮物資，從各種五金類的回收到強制收購黃金，乃至於窮凶惡極地在農村搜查米糧。

七七事變之後，大陸同胞同仇敵愾全面抗戰，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雖心繫父祖之國卻身不由己，精神上充滿無奈苦悶，特別是知識分子最為煎熬。1937年9月家父（葉榮鐘）有一首詩〈生涯〉寫當時的心境。他自己對其中「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兩句有如此解讀：忍淚歡呼「萬歲」是當時歡送軍人出征的情景，他們到大陸是去殘殺我們的同胞，蹂躪祖國的山河，而我們雖則痛心疾首，但表面上仍不得不歡呼送行。

回歸祖國參加抗日戰爭

在持續不斷的反殖民抗爭中，台灣人清楚地認識到只有祖國強大，台灣才可能自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解放，有志者陸續在各階段選擇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部霧峰林家三代人的抗日事跡，1895年抗法名將林朝棟領導棟軍在新竹抵抗日軍，後舉家遷回大陸，氣恨之餘客死上海。其子林祖密支持孫中山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支援羅福星苗栗起義失敗之後，毅然賤賣龐大家產、放棄日本國籍，舉家遷回廈門恢復中國國籍。第三代的林正亨在七七事變後，丟棄畫筆進入陸軍官校，抗日戰爭中在雲南、緬北戰區出生入死。

1931年之後，日殖民當局即加緊對民族人士的控制，領導二林蔗農事件而入獄受刑的李應章醫師，台灣民眾黨的領導人謝春木，都在這段時期逃離台灣，輾轉到上海、重慶參加抗日活動。

曾任粵桂邊區總指揮的新竹人鄒洪將軍，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即加入國民革命軍。出身黃埔軍校的李友邦，北伐時期深受孫中山器重，領導台灣義勇隊活躍在東南戰場。從事文化抗日工作的宋斐如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馮玉祥將軍的教席，他們都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年少就決意脫離殖民地回到祖國大陸的典型。其中也有奔赴延安加入八路軍或新四軍的，如台北人沈扶、台南人林棟、台共烈士翁澤生之妹馮志堅（原名翁阿冬）、林正亨之妹林岡等。專攻地質採礦的丘念台，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抗戰期間，領導台灣青年組織東區服務隊在粵東做敵後工作，丘念台刻苦樸實的平民作風，使該團被視為左傾隊伍，不受國民黨信任，卻在沒有固定經費的困難下一直堅持抗日工作。

七七事變之後，在廈門求學的台灣青年400餘人，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並首先發起抗日組織，上海、重慶的台胞也相繼組織抗日團體。抗戰期間，在後方重慶從事抗日工作的台灣人數眾多，較為知名的有謝南光、宋斐如、謝東閔、黃朝琴、游彌堅、李純青、黃國書、李萬居、連震東、劉啟光、林忠等。

殖民地的台灣青年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決心，首先要穿過日軍的層層封鎖線，還要面對嚴峻的客觀現實考驗。此客觀現實是命運強加於他們的日本國籍身份，以及因為使用日語而與大陸同胞之間的溝通困難，他們難以得到信任，甚至於產生誤會被懷疑為日本間諜。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艱難，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黃素貞和李南峰等五位青年投奔祖國的曲折經歷，都道盡了殖民地人民的困窘情境。追根究底，這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所造成的，卻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經驗。

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在亞、非、拉美各洲進行的殖民統治，非僅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更摧殘了當地的精神文明，留下眾多至今無法妥善解決的複雜問題。曾經作為一個後起的殖民帝國，日本在亞洲地區，特別是琉球、朝鮮半島、台灣所留下的複雜歷史問題，還有待後來的人努力以赴，探索修復與自我療癒之途。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