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因歷史宿怨、戰略態勢及國家利益的競爭，近十年來雙方頻頻放話並展現戰力。目前中日在軍力上各有強點與弱點，未來萬一發生戰事，各方將如何部署迎戰，值得分析評估。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愛國教育普及，思想教育生根，中國人在領導當局一聲令下，可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一致對外，解放軍在中國受到普遍尊重，三軍訓練有素，陣容龐大堅強，具備不怕流血犧牲的傳統。

日本受西方資本主義與民主思想影響，民眾思想分歧，愛國意志難以集中，日本自衛隊雖武器裝備現代化，但三軍自衛隊並未受到民眾特別尊重，自衛隊官兵榮譽感不如解放軍，訓練不如解放軍嚴格，二戰時日軍縱橫無敵的戰績，早已蕩然無存，自衛隊官兵在召募時，民眾反應並不踴躍。

中日陸海空軍力比較

空中武力。日本航空自衛隊作戰飛機計：F-15J/DJ 203架、F-4E/J 91架、F-2A/B 68架，支援機種計RF-4E/EJ27架、26架C-1、16架C-130H、13架E-2C、4架E-767、17架CH-47J以及其他各式教練機、救難機、行政機等，共計850架各型軍機。

中國解放軍空軍約有39萬名現役軍人，裝備有飛機2,700餘架，其中包括1,100餘架戰鬥機、121架轟炸機、180架強擊機，450架運輸機，僅次於美國空軍和俄羅斯空軍，是世界第三大的空中武力。

海上武力。日本海上自衛隊現有兵力約4.5萬人，由擔負機動作戰的聯合艦隊和負責近海警備的5個地方隊組成，裝備護衛艦53艘、潛艦16艘、機雷艦艇31艘、巡邏艦艇9艘、輸送艦艇13艘、輔助艦艇29艘。航空軍機有：96架P-3C、89架SH-60J、8架SH-60K及10架MH-53E等。

中國海軍由潛艇部隊、水面艦艇部隊、海軍航空兵、海軍岸防兵、海軍陸戰隊等兵種及專業部隊組成，共29萬人，擁有1艘航空母艦、28艘驅逐艦、82艘護衛艦、26艘坦克登陸艦、28艘中型登陸艦、58艘柴電潛艇、13艘核能潛艇、45艘近岸飛彈快艇。

陸地武力。日本陸上自衛隊約14.8萬人，編為5個方面隊，轄13個師和2個混成旅、1個空降旅，戰車950輛、裝甲車950輛、高砲110門、火箭發射架1,670座、野戰砲720門、迫擊砲2,000門、無後座力砲3,140門。另陸上自衛隊亦配備有定翼觀測機15架，旋翼機部分則包含AH-1S、OH-6D、OH-1、HU-1H/J、CH-47J/JA、UH-60JA、AH-64D等計482架。

中國解放軍陸軍由步兵、裝甲兵、炮兵、防空兵、陸軍航空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種和各種專業勤務部隊組成，共155萬人，其中機動部隊85萬人，地方守備部隊70萬人，規模世界第一。

火箭軍。解放軍另有火箭軍，人數約15萬人，有七個發射旅，主要武器為搭載核彈頭或常規彈頭的戰略飛彈。裝備短、中程、洲際彈道飛彈，遠程巡弋飛彈等多類型戰略武器。並擁有洲際彈道飛彈、彈道飛彈潛艇、戰略轟炸機組成的三位一體核子打擊能力，威懾能力強大。

總兵力。以總兵力而言，中國現役約230萬人、備役約820萬人，總兵力達1,050萬人，而日本三軍自衛隊約239,000人，後備部隊不到50萬人，總兵力約78萬人，兩者差距十分懸殊。

評估日本對中國的威脅

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假想敵國，就軍事觀點而言，相信日本已完成各種作戰計畫。

日本軍事力量在世界排名第四，加上美國在日本各地設有軍事基地，美軍的航母、戰機、陸戰隊長期駐紮在日本，美日安保條約實際就是軍事同盟條約，一旦中日交戰，美軍必然協助日本作戰。

最近日本發射精準導航衛星，同時也提升了海基陸基雷達的性能，以LINK-16跟美軍指揮部鏈路通聯，日本在2010年9月發射「引路1號」衛星，今年還計畫發射兩枚「引路」衛星，構建擁有4枚衛星的定位系統，預計到明年春天，就能實際運用。

而日本版GPS衛星，跟導航衛星組合運用，精確度可到達只有6釐米的誤差，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標準，能夠大幅提升日本導航系統的功能。這些可提升三度空間雷達的偵測能力，所獲雷達情報資訊可跟美軍指揮部以數據鏈路通聯，未來在戰場上能夠迅速掌握戰場情況，迅速集中有效兵力火力打擊對方，爭取戰場的勝利。

日本GPS衛星與導航衛星組合運用，可以轉換作為衛星導引炸彈的精準導引，也可以導引巡弋飛彈及日本戰機，除對中國北部與中部沿海大都市、軍事設施產生威脅外，更可以深入中國內陸，把戰場擴大到中國境內。

日本是重工業的科技大國，最近完成兩艘直升機航母，讓自衛隊具備登島作戰的能力，日本蒼龍級潛艦是世界戰力最強的柴電AIP系統潛艦，目前已經有八艘加入戰鬥序列，未來還有三艘陸續加入海上自衛隊，蒼龍級潛艦對解放軍艦隊存在不小的實質威脅。

日本4艘金剛級神盾艦具備美軍神盾系統且加以提升改良，已經換裝的標準三型飛彈，有效射程500公里，可以攔截彈道飛彈，也能攻擊各型戰機。日本陸地上目前有16個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連，已經完成部署。

日本的整體戰力正在大幅度提升，未來不但能封鎖第一島鏈通道跟中國大陸對抗，也能因應北韓與俄羅斯的軍事威脅。

評估解放軍對日作戰部署 

中國對日作戰部署大致會分成以下幾方面。

一、飛彈。大陸巡弋飛彈、彈道飛彈、空中投射的遠程彈種，均有能力對日本實施聯合電磁脈衝攻擊，進行攻擊時將以飽和攻擊充分掌握電磁權，日軍即陷於不利的境地。

二、戰機。2013年俄羅斯以20億美元出售24架蘇-35多功能戰機給中共，該機型具備空優作戰、空對地面打擊等多功能戰力，是日軍戰機勁敵，加上殲-10至殲20系列先進戰機，有利於解放軍奪取制空權，並嚴重威脅日軍主戰兵力。

三、航母。大陸第二艘航空母艦排水量約為5萬噸級，已經下水進行裝配各種艦用系統，研判將再建造第三艘中型航母，北-東-南-三大艦隊各配置一艘。中國正在克服建造八萬噸以上核動力航母的各種瓶頸，一旦突破，即會建造大型核能航母，日後中國至少會有兩艘大型核能航母加入作戰序列，屆時日本作戰會腹背受敵。

四、無人機。大陸各型武裝無人機發展迅速，其彩虹四號、翼龍、利劍、暗劍等型無人機性能良好，中國無人戰機與武裝無人機未來必然參加中日之戰，其可中繼導控各型飛彈、炸彈，攻擊水面、地面重要軍事目標；施放電子誘標等的電戰作為，可干擾日軍戰場管理，機載小型飛彈、炸彈，對C4-ISR實施精準攻擊，若其數量眾多，源源進入戰場，將可有利於戰局掌控。

五、太空武器。太空武器包括攻擊高低軌道的反衛星導彈、衛星電子干擾裝備、雷射攻擊衛星裝備、小型攻擊衛星、網路衛星攻擊、低軌道核爆電磁脈衝等，若美日衛星遭大量摧毀，凡需GPS導航、定位的各型武器裝備即迷航失效，而無法在戰場上發揮應有戰力，衛星通訊失效，戰場管理同樣產生困難。

六、潛艇。大陸現役潛艇已具備先進自航式水雷架設能力。智慧型自航式水雷是將魚雷包覆在筒狀殼內改裝而成，潛艇在港口外水下十公里處隱密發射，自航水雷以低噪音航行到達設定點沉底，當感應啟動，魚雷從包覆殼中射出實施高速攻擊，魚雷戰雷頭約200公斤，毀滅力甚強。自航式水雷可在日本各軍港、港外艦船錨泊地、航道、各大航運港口，進行隱密布雷，將日軍艦隊封鎖在軍港內，無法出海作戰。

近期大陸媒體向美日宣稱，可迅速架設千枚以上水雷，封鎖美軍與日本艦隊，即指自航式水雷而言。目前共軍14艘核能、17艘元級、12艘基洛級、13艘宋級現役潛艇，均具備自航式水雷的布雷封鎖能力，可在極短時間內同步對日本各軍港實施佈雷封鎖。

七、造船廠。中國造船廠共有3,000多家，大規模造船廠有387家，而其中超級造船大廠有11家，各超大造船廠造艦能力優越，能同步建造、同步下水數艘大型艦，建造艦船時間短，造價低廉，為中共海軍的強力支撐。一旦大量新型船艦加入作戰序列，不利於日本掌握海上優勢。自2013年起，共有7艘驅逐艦服役共軍，包含3艘052-D驅逐艦及4艘052-C驅逐艦，在護衛艦方面，解放軍近3年共服役13艘，及8艘056系列護衛艦。

南海艦隊裝備部4801工廠研發建造的首艘「華船一號」自航巨型船塢已啟用，塢內可容納兩萬噸級艦船，其動力航行系統具高穩定性，可在6級風浪下航行至指定海域執行艦艇搶修任務，亦可作為登陸運輸艦使用。以外觀型態研判，可一次輸送一個加強戰車營或加強機步營，若多艘於日本各島搶灘，直接卸載裝甲部隊登陸作戰，將陷日本本土防衛作戰於不利局面。

(作者係資深國防諮詢委員)

為讓兩岸民眾認識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相，「反殖民與台灣光復—日據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從2015年開始在兩岸巡迴展出，最近一場將於7月6日至20日在台南市議會展出。

 「反殖民與台灣光復展」自2015年11月苗栗起跑後，已在新竹、花蓮、嘉義、台北、彰化、台中等16個地方舉辦。2016年11月起移師合肥、廈門、上海、河南等地展出。

豐富資料全面呈現抗日史

對大陸觀眾而言，圖文展是第一個全面反映台灣人抗日史實的展覽。在廈門華僑大學開幕時，副校長劉塨稱該展「提供了很好的凝聚歷史共識的平台」；上海市台聯會會長盧麗安亦指展覽「用史實說話，為先烈代言」，許多參觀者看到台灣民眾不畏強暴抵抗日軍、保衛家園的照片及文字說明，皆深受震撼。

圖文展展出150餘張歷史資料圖片，以近2萬字的篇幅，敘述台灣自1895年被迫割給日本後民眾武裝抗日、文化抗日、參加全中國抗戰至1945年台灣光復，長達50年的抗日史。苗栗抗日先賢羅福星的孫女羅秋昭抄寫了羅烈士的抗日詩句，而葉榮鐘的詩：「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悽然。三軍解甲悲刀折，萬眾開顏慶瓦全」，反映出台胞被殖民的心情及慶祝光復的喜悅。在台展出時，抗日志士家屬如林朝棟後人林光輝、李友邦之子李力群、葉榮鐘之子葉蔚南等人皆曾出席不同場次的座談會。

策展人、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藍博洲，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史調查研究與寫作，曾主編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運動史》中譯版及《台灣民眾史》書系，長年為台灣的國族認同，奔走於兩岸之間。

藍博洲告訴記者，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卻又對殖民史、台灣人在各個時期對殖民者的激烈反抗缺乏認識，才導致台灣人的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孤兒意識）隨著時間而有了不同的發展。再加上李登輝、陳水扁推動「去中國化」教育，篡改教科書，把「日據」改成「日治」，更深深影響了台灣年輕人。藍博洲認為「日治隱含殖民有功論」，例如，有人認為日籍工程師八田與一修建了嘉南大圳，對台灣農業發展有貢獻，其實他的出發點並非為台灣百姓謀福利，而是為把更多的台灣稻米輸至日本。

我們要還下一代真實歷史

今年是七七事變爆發80周年紀念，在這一背景下舉辦圖文展，不僅能讓人了解到台灣抗日史，也可進一步瞭解全體中國人的抗戰史。在藍博洲看來，1937年發生的七七事變與台灣緊密相關， 1937年至1945年，最少有5萬人從台灣前往大陸參加抗戰，這段歷史應該被呈現出來。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蔣碧玉夫婦便曾從台灣到大陸，參加祖國對日抗戰，當他們好不容易找到抗戰部隊時，還險些被當成日諜，此真人真事曾被改編成電影《好男好女》。

藍博洲說「史實就是史實」，我們這一代人要還下一代人真實的歷史，圖片展將持續以巡迴的方式展出，讓兩岸更多人認識這一段實存於台灣的被殖民史，因為唯有理解過去，才能知道未來的方向。

司徒雷登在北京創辦了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卻在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後，因中國政治及美國對華政策的變遷而厄運纏身。如今，歷史終還他公允。

20世紀的前半段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動和發展的時期。固然孫中山推翻了滿清，創建了共和的體制，然中國卻仍處於四分五裂軍閥割據的局面；直到北伐成功，張學良雖據東三省但終歸順中央，中國才名義上達成了統一。但是，緊接著九一八、七七事變，日本全面發動對華的侵略戰爭，國土淪陷，人民塗炭。政局雖然如此，但中國社會並沒有停止前進發展的步伐。在教育領域，隨著北京、清華和南開等現代的大學創立，一股現代化的思潮逐步形成。這當中，由外國人創辦的燕京大學尤引人注目。

創辦燕京大學培植人才

燕京大學的創辦者和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那個年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司徒的父母來自美國，在杭州傳教大半輩子。司徒於1876年出生在杭州，在杭州長大，直到1887年才返美讀書。1904年，他攜妻子(Aline)再度來杭州教書傳教。1907年，司徒倡議美國長老教會興辦了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18年，經他多方奔走的燕京大學在北京成立（位於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址），司徒擔任校長，後任校務長。他為燕大的發展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培養了大批人才。他曾先後十次赴美(1922-1935)尋求資助，極盡艱辛，但成果豐碩。在他的努力下，燕大在美國逐步揚名。

司徒對燕大的定位說：「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他為燕京大學取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在司徒27年的校長任期內，燕大迅速發展。出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首次向世人介紹當時屈踞陝北共產黨情況而出名的史諾(Edgar Snow)，就曾在全國首建的燕大新聞系授課。

日本全面侵華後，華北學生致力於愛國運動，但屢遭當局鎮壓。作為校長的司徒盡力保護學生，對於一些想前往延安的同學，司徒也盡力協助，以後在中共任要職的黃華便是其中之一。

近代中國對於西方的教會不僅關係複雜，衝突也相當嚴重。然而，今天，若秉持客觀的歷史來看待，司徒的背景雖源自美國教會，但他對於中國社會的變遷和革命始終採取同情、理解和支持態度，以及他在燕大的經歷，均說明他是一位隨著中國歷史發展一道前進，令人尊敬的教育家。

任美駐華大使遭不諒解

然而，歷史性的厄運也在等待著他。1941年，燕大被日本侵略軍關閉，同年12月，司徒成為階下囚，被關在北平的美國兵營長達3年8個月，直到1945年8月16日獲釋。1946年7月，以他和中國社會各界的密切關係，他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同時，辭去燕京大學校長一職。從教育轉為政治的角色轉換，他日後引為一生最大的錯誤。

抗戰勝利後隨之而起的國共內戰，複雜的國際和中美關係，就不是司徒個人所能掌握的了。1949年，就在國民黨全面潰敗之時，他建議美方和共產黨接觸。然而，正當他準備飛赴北平時，突然遭到華盛頓來電禁止。8月5日，美國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8月18日，毛澤東為此寫下《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批評美國的對華政策。而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名聲也從此墜入深淵，長達半個世紀。

司徒回美後便被禁止發言，受此衝擊旋即中風住院，之後由燕大校友傅涇波照顧起居，1962年在華盛頓去世，享年86歲。

生於杭州，葬於杭州

1946年秋，作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曾返回杭州兒時住處，並前往雙親、弟弟的墓地掃墓。杭州市民對他熱情歡迎，並贈予他「杭州市榮譽公民」稱號。

司徒自稱是「一個中國人多過於是一個美國人」。晚年他立了遺囑，希望去世後歸葬燕大校園，和他的夫人的墓地相鄰（司徒夫人早於1926年去世，葬在燕大校園內）。2008年11月17日，司徒終於安葬在中國，但不是在燕園，而是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北郊的安賢園內。其實，中央政府曾同意將他的遺骨歸葬燕園，只是北京大學有人反對，使得此事破局。

位於杭州天水橋耶穌堂弄1-3號的司徒雷登故居，為二層樓磚木造結構，是司徒的父母所造，司徒成長於此。2005年，故居經整理對外開放。「司徒雷登故居」六字由燕大校友黃華題寫。2007年，司徒的一些遺物從美國轉運捐贈給故居。故居保存良好，展出當年的辦公室兼書房、起居室、臥室、餐廳及「司徒雷登的中國名流印象」，「生於斯，葬於斯─司徒雷登的杭州情節」兩個陳列展，反映了他在中國的經歷，內容豐富。

司徒故居現在是杭州青少年學習歷史的參觀地。故居所在的耶穌堂弄豎立有司徒的半身塑像，並附其簡要生平。故居旁的天水堂教堂是司徒父親當年主持教會之處，逾百年的老屋，如今也整葺一新，供教友們使用。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近30年美國基督教各教派發展最迅速的就是福音派，該派主張基督教世界發動末日之戰，協助猶太人對抗伊斯蘭教世界，以迎接一個長達千年並受到救世主寵幸的新王國，因此，可算是基督教各派別中最激烈的原教旨主義集團，其基本信徒就是南方諸州與藍領階層。目前福音派人口已發展到美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多。政治人物如小布希、希拉蕊、川普可以說都是屬於同一福音派教會。

後冷戰時期福音派勢力迅速深入美國政治，與國際猶太勢力、軍工體系、石油集團、跨國企業、特工組織，聯合一道建構了國際新保守主義勢力。我們外人很難掌握其內部關係，不過，從這30年來的幾個現象來看，大家應當有所警覺。

第三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基本上只剩下兩股勢力，且無論哪個上台統治，均能為西方所接受，即軍閥與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不知不覺中，傳統上最大的民族主義勢力已大體消失。

西方已形成民粹主義與新保守主義角逐或輪流做莊的局面。不知不覺中，傳統的社會民主力量已靠邊站。

環顧全球事態發展，中國大體可算是個異數，往後，如好好走，將是人類的希望。

繼而，再看看基督教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大陸改革開放前，基督教人口至多為300萬，其中多數為天主教徒。目前取各種報導的中間數，大陸的基督徒大致在8,000萬左右。據估計，照目前的發展趨勢，2030年將會成長到2.5億。而急劇增加的中國信徒，絕大多數為新教福音派。

數十年來，大陸當局把宗教視為禁忌，不允許公開討論，論文與專著不得發表，因此絕大多數民眾對宗教問題茫茫然不知究竟，長此以往，後果將非常嚴重。

中國傳統社會基本上屬世俗社會，2,500多年前早與西方政教合一的發展分道揚鑣。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廣泛深入人心，而且歷代王朝都是由士人階層承擔起打破封建迷信的任務。改革開放之後，無神論逐步讓位給西化，以至於讓基督教活動輕易地滲透到人口大量流失、精神生活空虛的廣大農村。

至於中國基督徒人數成長為什麼可能成為問題？這得從兩方面觀察：一涉及民族與文化認同的改變。具體言之，就是中國人不再是炎黃子孫，而轉變為上帝之子。其次，凡基督徒皆是兄弟姐妹，而不信主耶穌的親兄弟姐妹則成了異教徒。於是乎，一旦發生國際衝突，敵友關係必然混淆。除此之外，西方反恐之後，中國反伊斯蘭的情緒也隨之高漲，致使民族關係至為緊張。若不加以約束和疏導，中國或可能參與一場本身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宗教戰爭。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公權力減弱或衰退是世界趨勢。公權力減弱，對中國大陸而言是件好事，它可讓人權得到更大的保障，卻使得西方民主國家陷入民主失靈的困境。

中國大陸長期黨政合一的權力龐大，有其施政優勢，但公權力大幅超過個人權力，容易侵犯基本人權，是其弱點。所幸最近一系列事件顯示，大陸的黨政公權力，相對於個人權力，在逐漸減弱，這是必然的趨勢，應是個好現象。

處理社會事件手法改善

過去一年，大陸最受矚目的社會事件大約有：北京雷洋慘死案、山東殺人救母案和四川瀘州中學生慘死案。雷洋案是警方在拘捕嫖娼者時濫用權力，造成研究生雷洋死亡；殺人救母案是高利貸追債人凌辱男子于歡的母親，在報警無效的情況下，于歡為了救母而殺人；瀘州中學生案則是中學生趙鑫疑似受到校園霸凌而慘死。

這三起案件都涉及當地警方、檢方或法院的處理不當，希望快速結案，令民眾不服，引發一連串的抗爭，包括透過網路輿論或包圍法院、地方政府等。面對這些抗爭，甚至群眾的集結，當地政府除了出動必要的警力維持秩序外，並沒有強力鎮壓或逮捕清算，而是由高層出面妥協，並施壓地方政府，務必追查出真相和適當地予以平反及究責。

由於土地遼闊，大陸地方政府往往因天高皇帝遠，濫用基層公權力侵犯到人民的基本人權，因此限縮地方的公權力及保護基本人權，是大陸法治的根本。未來類似事件如果發生，都能如此處理，必將能使基層的公權力受到約束而戒慎恐懼，真正實現依憲治國和依法施政。

民眾漸有能力抗拒不正義

在早年私營工商業不發達的時代，主要生產能量都在國營企業，黨政機關的影響力自然無所不在，現在私營工商業的總規模早已超越國營企業，大部分人受雇於私營工商業，很少受到黨政權力的影響，黨政的影響力自然逐漸降低。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的經濟成長，大陸民眾的經濟條件和知識水準都明顯提升，當民眾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他們比過去更有知識和資源抗拒之，加以互聯網很容易集結民意，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已逐漸足以制衡黨政的公權力。

在這樣的狀況，官員將越來越不敢隨意官官相護，上級官員若徇私保護犯錯的下級官員，勢必得承擔輿論壓力和連帶責任。這樣民眾面對的不再是官僚系統，而是個別官僚，受到不公對待的民眾於是很有可能贏得勝利，而正義能夠獲得伸張。

公權力減弱是世界趨勢

不僅在中國大陸，權力減弱是一全球現象，地位相當崇高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前總編輯奈姆(Moises Naim)在2013年發表The End of Power（中譯本《微權力》2015年在台出版），書中詳盡列舉各行各業的權力都在衰退之中，包括影響最大的政治權力的衰退。權力的衰退意指「權力更容易獲得，卻更難行使，並且更容易失去」。

權力全面衰退的原因在於「增長革命」、「遷移革命」和「心態革命」。「當人越來越多，壽命越來越長，要管理及控制他們就難上加難」，「當邊界變得鬆散，而過去被管制與操控的民眾的流動性增加後，當權者便難以維護其主導地位」，「心態革命所含括的是價值觀、標準及規範的巨大變化。它反映出人們對透明度、財產權及公正性的日趨重視。」

奈姆特別憂心，西方民主制度的運作越來越紊亂而沒有效率。政治權力總在暴政與無政府狀態兩個極端之間，「當權力過分集中，就會產生暴政。在另一個極端，當權力越支離破碎與削弱，變成無政府狀態的風險就會增加」，政治權力若介於暴政與無政府狀態兩個極端之間的平衡點，會有最好的治理績效，然而，目前西方民主國家一直往政治權力衰退的無政府狀態傾斜。

該書幾乎沒有提到台灣，但書中所呈現民主失靈、政治權力衰退的現象卻完全符合當前台灣的政治狀況，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台灣多數人似乎還沒有察覺到這個世界趨勢，仍沈醉在「美好的」台灣民主之中。

奈姆在書裡並未特別論及中國，但是權力減弱的趨勢顯然也適用於中國。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原來相當適度，現在則趨向衰退；中國大陸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過去大陸的政治權力是過分強大，大幅超過個人權力，近年權力減弱的趨勢，使大陸政府更趨近過於強勢與無政府狀態兩個極端之間的平衡點，使治理效率和尊重人權漸趨平衡，這是很好的現象。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資深報人高信疆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周刊總編輯，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被譽為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他提攜過許多文化人，對台灣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一

高信疆逝世於2009年5月5日，距今已8年2個月。8年來政黨二度輪替，紙本媒體日暮西山，網路世代崛起，澈底顛覆了媒體的生態與閱聽人的習慣。副刊在這場翻天覆地的媒體變革中，日漸銷聲匿跡，所承載的人文精神與文學使命更如風中殘燭，退此一步，即蕩然無存。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和媒體現實中，來評論或紀念高信疆，對這位70年代的媒體英雄，「紙上風雲第一人」來說，毋寧是傷感且無情的。年輕世代大概已不看報紙，遑論副刊？知道或識得高信疆其人者，恐已寥寥無幾，這是時代的悲哀，也是現實的無奈。在眾聲喧嘩之中，吾人唯一可做的，還是透過書寫與小眾的出版，來緬懷那個逝去的世代和人物，典型在夙昔，或許稍能彌補現代人心靈的空洞吧！

二

高信疆出生於1944年，1974年我初識他時才是個大三的學生，一個對寫作充滿熱情的文青，最大的心願便是在副刊上發表文章，而他正是當時最熱門的「人間副刊」主編。在我心目中，是個令人不敢仰望的人物，從來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夠認識他。

可是奇蹟竟然發生了，有一次我投稿過後不久，居然收到他寫給我的一封信，要我到報館去見他。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時報（下稱時報），報館內燈火通明，人人都在忙碌著準備出報。高信疆正埋首在稿堆中振筆直書。我怯生生地報上自己的筆名，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竟是個五官突出的美男子，加上那一頭披肩的長髮，看起來既文雅、又狂野，一點也不像老編們那種古板的樣子。

那年他才30歲，大我7歲，正是青春鼎盛之年。二個素昧平生的人因緣湊巧相遇，開啟了我和他之間長達35年的深厚情誼，並在他一路提攜之下，共同參與、見證了台灣報業乃至文化上最輝煌的一頁歷史。這一切，都肇因於我們初次謀面的那個晚上。

他擱下手邊忙碌的工作，耐心地分析了我寄給他的稿子，要我做某些段落的修正，同時也肯定我在寫作上的才華，要我好好地寫下去。因他這一番鼓勵的話，我走出時報大樓時，幾乎是手舞足蹈，連奔帶跳的。我從來不曾對自己那麼滿懷信心，我的人生也因此出現轉捩點。

三

此後我更加用心在創作上，每寫好一篇文章，就寄給他過目。對一個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來說，作品能不斷在「人間副刊」上刊登，是多大的殊榮。1975年，「人間」推出「中國現代小說大展」，執筆的都是海內外名重一時的小說家，我忝列其中，是最年輕的一個。「古蒙仁」這個筆名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都要歸諸他的提攜之恩。

可是太專注於創作、忽略了課業的結果，也給我帶來了麻煩。大四上學期，我一門必修課被「死當」而無法畢業，對我何止是當頭棒喝，簡直陷入了進退不得的維谷。這時施予我援手的人，就是高信疆。

他力邀我為他在「人間」副刊新闢的專輯寫稿，那就是台灣報導文學的濫觴「現實的邊緣」。在時報的經費援助之下，我以半年的時間，走訪了四個各具特色的漁村、礦村、農村及原住民部落。寫完之後，我也畢業了，1976年夏天總算告別不甚愉快的學生生涯，入伍服役。

服役期間，我有一年的時間駐防在金門外島，生活十分枯燥，高信疆那時卸下了「人間」的編務，負責「時報雜誌海外版」的創刊工作，我所撰寫的那四篇報導即陸續在上面發表，每期都會寄一份給我。我和他就是藉此保持聯繫，打發單調的軍旅生涯。

四

1978年7月，我即將退伍之際，原本想要返鄉教書，高信疆知道後卻要我進時報工作。他那時已位居時報的權力核心，不僅重掌「人間副刊」，還身兼「時報周刊」及「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忙得不可開交。我便婉拒了教職，進入時報周刊工作。

當時正值報業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國時報突破百萬分的銷售量後，亟需編採方面的人才。當時在文化界稍有名氣的年輕人，一旦被高信疆發現，就會被網羅到時報的文化部門工作。使得時報人才濟濟，各路英雄好漢雲集。我的同事有陳怡真、林清玄、阿盛、向陽、商禽、張大春、舒國治、劉黎兒、林彧；加上「人間」的陳雨航、林崇漢、王汎森、羅智成、駱紳、季季、以及出版公司的周安托。

高信疆是個拼命三郎，他的朋友多，應酬也多，為了工作可以好幾個晚上不睡覺；尤其每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前夕，為了搶華文獨家，總會等到要印報了，才趕忙將版子組好，這就苦了我們這批打越洋電話進行跨國採訪的編輯，也要陪著熬夜，直到東方泛白，才打著哈欠離開報社。

五

在時報工作的四年間，也是我個人創作生涯的高峰。1978年10月，時報舉辦第一屆「時報文學獎」。我何其幸運，第一屆即以「黑色的部落」一文，榮獲報導文學推薦獎。第二屆，我又以「雨季中的鳳凰花」和「失去的水平線」，分別榮獲小說推薦獎和報導文學優等獎，雙喜臨門，不知羡煞多少文學界的同好。

之後我的文章大量見報，演講的邀約不斷，短短三、四年間，出版的著作多達十本，達到了創作的高峰。這一切的背後都有高信疆的影子，因為我大多數的作品都是先在「人間」發表，再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

當我登上創作的高峰時，便起了出國讀書的念頭。高信疆知道後，將我介紹給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劉紹銘教授，推薦我去當他的學生。幾個月之後我便拿到威大的入學許可，於1983年1月進入威大東亞系的碩士班，開始在美國的求學生涯。

六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半年之後，高信疆因政治因素離開台灣，也在劉紹銘的協助之下成為威大的訪問學人。當時在威大任教的還有知名的學者周策縱、林毓生和趙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邀請我們到他們家裡做客。有時劉教授也會開車帶我們到鄰近的城市拜會朋友，像芝加哥的李歐梵、非馬、許達然，密爾瓦基的許國衡、愛荷華的聶華苓，乃至聖地牙哥的葉維廉、卓以玉等。

那年陳映真、七等生、韓國的許世旭、大陸的吳祖光、茹志娟和王安憶母女，都在愛荷華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我們特別去參加「台灣之夜」，在聶華苓家盤桓了數日，才回到學校。

那年暑假，高大嫂柯元馨帶了老大高士軒到美國來探親，我們飛到舊金山與他們會合，住在畫家孫密德的家中，「密公」開著休旅車，帶著我們遊遍了西岸的風景名勝，像優詩美地國家公園、迪斯耐樂園、環球影城，太浩湖、卡梅兒乃至大峽谷和賭城拉斯維加斯等，都留下了我們的歡笑和足跡。

1984年底，我修完了碩土班的課程，告別了高信疆，趕在農曆過年前回到台灣，短暫的休息之後又回到時報工作。一年之後中央日報國際版改版，頻頻向我招手，我取得了高信疆的諒解之後，便應當時的國際版主任黃天才之邀，到中央日報任職。

七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高信疆的羽翼，人雖然離開了時報，但私底下還是和他經常來往。1986年他也離開時報，自創公司，代表作便是造型象棋，辦公室設在敦南商圈，我下班後常去探望他。

他雄心萬丈，盡傾所有，號召十多位藝術家，精心設計了十幾套造型、材質各異的象棋。但市場的反應不如預期，加上盜版猖獗，苦撐了一年即退出舞台，令高信疆頗為氣餒。

1988年「中時晚報」創刊，他出任社長，但內部暗潮洶湧，讓他這員猛將無法大力發揮，不到一年即萌退意。旋即改任慈濟基金會的義工兼顧問，主編「證嚴法師靜思語」，一時洛陽紙貴。證嚴也因此書成為台灣的良心，萬方景從，開創了慈濟宗門，高信疆誠然功不可沒。

1996年起，高信疆轉戰海外傳媒，長住東南亞一帶，先後出任香港「明報」編務總裁、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集團顧問。還在紐約創辦美國「明報」。4年後，再度轉戰大陸，主持北京「京萃週刊」。在他苦心經營之下，「京萃」一度在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後因資金被抽離，高信疆只好黯然離開。一個人長住大陸，並不很如意，這些訊息都是輾轉從朋友間得知的。

八

只是萬萬沒想到，2008年2月他返台過年，因身體不適到醫院做身體檢查時，竟被診斷出罹患了大腸癌。我得知這個消息時大吃一驚，久久無法相信，當天下午就趕到他家去探視。多年不見，他原本濃密的頭髮已稀疏發白了，行動並不很方便，說話的語氣衰弱緩慢，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輕，但看到我仍然十分高興。談起這幾年他在北京的工作，已轉向文化創意產業。

這時他的精神就來了，愈談愈興奮，好像一個傷兵，雖然全身纏著紗布，仍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赴戰場。此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去看他，他的精神逐漸好轉，大嫂也轉趨樂觀。然而後來病情的發展卻不如理想，一年之後就接到了惡耗。

高信疆走後，我覺得自己也變老了，再也沒有昔日的豪情壯志。八年來與老友聚會，所談的都是如何安度餘生。少了高信疆，我們這群朋友也失去了共同的記憶，人生的拼圖已失去最重要的一塊。回首前塵，往日情懷，只有留待餘生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回味了。

(作者係作家)

2017年第三季，全球開始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政策大退場，將成為影響全世界經濟發展動向及景氣復甦的關鍵變數，尤其對亞洲區域的資本資金流動數量與動向，所可能產生的重大衝擊，不容輕忽。

掙脫量化寬鬆政策轉移

最新政策風向顯示，全世界五大領袖央行即將同步大幅度調適，自2009年以來為對應世界金融海嘯危機衝擊而接連實施的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又將要再做一次政策性大轉向，勢必對全球經濟已然復甦的情勢產生重大影響。對今年下半年甚至未來2018以後幾年的亞洲區域經濟，當然包括台灣經濟在內，可能轉好轉壞的效應衝擊，十分值得亞洲人正視。

全世界經濟在2017年第一季以後，已經明顯看得出來，正式轉進了上升軌道，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預測，已將2017年全球成長率，由2015年的3.1%，調升到3.5%。儘管所有先進國家的經濟，迄今都尚未達成經濟復甦所必要的，通貨膨脹率不低於2%槓桿的政策目標，但顯然可見，許多國家勞動市場的閒置產能，自進入2017年以來，已普遍處於即將耗盡邊緣。依此情勢看來，至少在主要先進國家的經濟社會，明顯不再像過去九年，需要繼續借重「超級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局面。

雖然說直到今天，擔當全世界領袖級的美、中、歐、英、日等關鍵性央行，在現行貨幣政策的操作上，仍然屢見步伐不一致，但是自2016下半年以來，彼此政策取向與策略行動的相互背離狀況，已縮小不少，而且共同的對內對外貨幣政策思維，自2017年第二季開始，更已漸漸趨於同步，一致朝著「掙脫量化寬鬆」(off-QE policy)方向轉移。

美國Fed升息欲語還休

美國聯儲會(Fed)在全世界五大領袖央行中，仍然繼續領先群倫。事實上，早在2015年底，Fed就已著手緊縮QE，迄今總共完成了三度升息；但最近只是因為，美國政府公布2017年5月分就業報告凸顯「硬數據」偏弱，預示2017全年經濟成長率，有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2%以上，這當然讓Fed擔心，倘若過早緊縮貨幣，是否容易肇致金融市場動盪，以致使得Fed暫緩升息；然則，目前所見美國多項信心指數與股市等「軟指標」卻仍然相當強勁，特別在此同時，華府政局紛擾持續擴大，使國會快速通過川普三大刺激經濟成長政策措施的希望加速轉淡，至少，已導致10年期美債殖利率跌破2.2%，美元指數更跌到了2016年11月以來的新低點。

目前美國的貨幣政策早已超越其他主要領袖央行既有步調，根本毋庸再找任何藉口以延後貨幣緊縮措施的採行，因此，Fed如國際金融經濟專家認定，在2017年6月14日再度升息，且在最近的半年之內，還會進一步依據先前既定預測，再繼續升息1碼。而且，在最近期間之內，Fed更會同時提出逐漸縮小資產負債表的全新政策計畫。

其他四大央行勢必跟進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央行人民銀行，半年多以來也一直為了降低企業負債，而放任貨幣市場資金吃緊，好讓利率順勢上升。

另外，兩個在過往十年間，全球最先採行超級QE政策的國家：英國與日本央行，也賡續展開了緊縮之路：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5月會議時公開表示，只要英國經濟成長持續符合預估，則在可預見期間內，貨幣政策必須緊縮；不過，2017年6月8日，英國會大選結果，梅伊領導的保守黨未能取得過半席次，她的挫敗，已為英國未來貨幣政策走向平添變數；而在日本，儘管通貨膨脹率仍低，與2%政策目標值尚有一小段距離，日銀當局似乎無意在短期內就讓QE退場。但是日本經濟已連續五季擴張，創下10年少見佳績，失業率更降至20年最低水準，已有國會議員公開要求日銀，應儘速研擬量化與質化寬鬆措施QQE(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onetary easing with a negative interest rate, 簡稱QQE)最終退場計畫，日銀當然難以相應不理。

歐洲央行(ECB)2017年6月8日會議決議中，已刪除利率「再降低」語句，總裁德拉吉也表示經濟成長大致平穩，儘管ECB購債計畫會持續實施到年底，但是國際經濟專家都已認定，ECB必將在2018年縮小購債規模；種種政策風向顯示，ECB亦極有可能加速跟進其他領袖央行政策步伐，必會朝向縮小QE政策邁進一步。

五大轉變對亞洲影響加劇

當全世界五大領袖央行同步大幅改變實施已近十年的QE政策，對當下及可預見未來，全世界經濟情勢的擴散與遞延影響，必然非常巨大。對亞洲區域所有投資人及關心政經發展情勢的人而言，至少會產生五方面轉變，將強烈衝擊亞洲區域經濟及高度對外依存的台灣海島經濟發展前景，必須嚴正看待，並及早妥善擬定必要因應對策才行。

第一，全球領袖央行在此一時刻可以同步放手讓QE退場，不啻是同步對當下全世界經濟釋出已然確定向好的樂觀展望訊號，應該是樁大好的預示景氣消息；這一讓QE大退場的良善動作，事實上也映現出民間部門經濟企業信心已增強，市場就業機會增加，國際社會可以不用再繼續擔心會出現全球性二度經濟衰退，有助鼓舞更多國家政府積極採取擴張性攻勢政策措施，加速全球經濟回暖振作。

第二，五大領袖央行同步放手讓QE退場，可以預期得到的立即效應是，先進國家經濟體的「製造業回流投資政策」會益發趨於活躍，為了促進政策具實有效，引申而來擴張性增加有利營商環境改善的大量公共基礎建設投資，勢必更為新世紀經濟復甦，注入新活力動能，亦伴隨帶給包括台灣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社會，更龐大的貿易投資機會。

第三，全球利率水準必然積極上升。五大領袖央行同步放手讓QE退場，表示主要經濟強權國家貨幣政策由鬆轉緊的新取向，第一個會水漲船高的，當然是利率水準的調升，勢必加速引導國際資金大量回流先進國家的新浪潮，尤其是原本流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金，更會出現明確撤出回流的新動向，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資金需求，勢將在可預見未來，構成步步加重的新壓力挑戰。

第四，全球QE大退場之後，國際股市資金將會出現再度回湧至債券市場的新一波浪潮，債市的蓬勃會取代近幾年的股市繁榮。

第五，全球QE大退場之後，可能帶動新一波區域型新貨幣戰爭，特別是亞洲區域新興市場的匯率競貶潮，最有激起新騷動的可能。

亞洲國家嚴陣以待

十年之前，由英、日、美三國領袖央行發動，歐盟及中國央行隨後跟進的量化寬鬆QE及質化量化寬鬆QQE貨幣政策，亦即一般俗稱所謂「印鈔救市」策略，運用經濟強權國家的信用大擴張吹起大泡沫，來頂替金融海嘯危機爆破的泡沫化空缺，穩住了十年全球經濟安寧，但卻無法有效激起振興景氣動能。

今天這五大世界級領袖央行再度聯手，用完全反向操作策略，欲想積極提振全球經濟回到全面上升軌道，是否能夠奏效，全球經濟社會莫不拭目以待；不過，對亞洲區域經濟國家而言，即將到來的QE大退場效應，恐怕會是負向作用力大於正向作用力，須嚴陣以待。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對於台巴斷交，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說：「台巴斷交是因為中華民國這個名字沒人理，不如換個名字來交朋友，找別條路走。」游錫堃也在臉書貼文說：「當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少之又少時，台灣的邦交國就會出現。」這種說法無異於癡人說夢。

自1993年至2007年，李扁時代台灣曾經通過其邦交國，向聯大提出「台灣重返聯合國議案」，連續遭到15次失敗。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將重返聯合國當成新政府努力的方向，仍然鎩羽而歸。台巴斷交後又傳出今年9月將重提此案，而且不排除會有動作。我們可以斷言，這必然會遭到另一次的慘敗。

不管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名義，以平行代表權謀求雙重承認為訴求，要求聯大在大會補充專案表中增列一個專案，討論考慮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審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情況」為由，還是直截了當，以台灣為一個新的獨立主權國家名義加入聯合國，都注定要以失敗告終，這正是為什麼李登輝和陳水扁都哀歎，搞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首先，就聯合國而言，聯大第2758號決議已徹底解決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不存在導致台灣2,300萬人無法參加聯合國活動的問題。其次，聯合國的《議事規則》規定，每屆會議開始時，均應由總務委員會審議臨時議程和補充專案表，並就被提議的每一個項目向大會建議將其列入議程、拒絕列入請求、或將其列入將來某屆會議的臨時議程。對於將增列項目列入議程的請求，總務委員會應同樣進行審查。

總務委員會由大會主席和21個副主席（其中包括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及6個委員會的主席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當然的副主席，在總務委員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台灣花大錢收買有邦交的提案國既窮又小，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極為有限。因此，在總務委員會就與台灣有邦交的提案國提出在議程專案中增列有關台灣重返聯合國的問題時，主席總是以反對者大大超過贊成者，逕行裁決不將提案列入大會議程，更遑論要求聯大設立特別委員會進行研究。

至於不管以何種手段宣布獨立，並以台灣作為新的主權獨立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那就更不用提了。根據聯合國接納新會員國的程序，新會員國的申請首先必須經安全理事會審議，安理會15個理事國至少要有9個贊成，並且5個常任理事國沒有一個投反對票，才能通過任何接納新會員的建議。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票就可以否決，因此，此路根本不通。

可斷言，如果台灣改名，這些邦交國正好趁機轉向，這樣勢必會造成雪崩式的斷交潮。因此，可以肯定，台灣換個名字，不但交不到新朋友，反而會讓老朋友借機棄它而去。衡諸現實情勢，台灣除了重回「九二共識」的正軌之外，別無他途。

（聯合國前工作人員花俊雄撰）

6月6日，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2017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年度報告，指稱中國大陸自2007年到2016年國防預算每年平均以8.5%的速度增長，是台灣的14倍。

美國在2017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年度報告中重申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但不支持台灣獨立。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美國曾在去年(2016)發表的年度報告中重提「不支持台獨」，那是自2007年九年後首次提出。外界揣測，美國去年特別挑選在蔡英文就職前夕發布報告，是對蔡政府的警示。今年報告再度提出，又提及蔡英文在勝選後兩岸關係冷卻，中國大陸強調台灣必須接受「九二共識」，也就是大陸與台灣都是「一個中國」的一部分，但可以各自表述，讓台海維持和平與穩定。

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包括：(1)台灣軍費支出約占GDP的2%，惟中國國防預算已成長到台灣14倍；美方認為中國軍費支出還會持續增加。(2)美國堅持基於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且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持續支持以兩岸人民可接受的方式、範圍及步調和平解決兩岸問題。(3)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為台海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做出貢獻，包括提供防禦性軍備及服務。在評估中國大陸解放軍犯台的可能時機，台灣宣布獨立仍是首選。

台灣外交部對年度報告極為肯定，認為充分展現川普政府對台美關係、台灣安全及民意的重視與支持。中國大陸則斥指該報告「罔顧事實和妄加評論」，對中國維護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正當行為說三道四，中方堅決反對。

對台軍售「非公平交易」

美國對台軍售常被認為是美方出清其過剩舊貨、存貨或屆臨退役的報廢品，也有人解讀為繳納保護費。台灣之所以成為美國軍工企業的冤大頭，概亦有因：(一)台灣花大錢購買到的某些軍購新產品，其實是試驗品；所謂新型武器，不但缺乏可驗收的專業人士，且無從鑑別所購武器軍品合格與否，性能優劣良莠如何，故瑕疵品一大堆。(二)軍購市場變成另類測試場，專門提供美國軍火企業實測數據；還有零組件缺一漏萬就會導致整部系統當機或不運作。(三)要求美方提升戰鬥機的功能，或開通部分功能，或提供支援系統，美方卻以機密或安全為由，要求原機運回美國後方可辦理。(四)美國的售後服務其差無比，更遑論保養、維修，真是拿錢不做事，造成戰機在飛行中解體，竟推諉成「細部零件耗損」或「金屬疲勞」。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針對軍售問題表示，中國政府一貫要求美方停止售台武器，以實際行動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及台海和平穩定。

中美在南海、東海博弈

這份報告也指出，中國大陸在南中國海及東中國海「以強硬作法主張海洋權益，並試圖加以擴大。其中，在南沙群島的永暑礁、渚碧礁、美濟礁已建成軍機庫，可容納24架戰鬥機。」至於東中國海，報告指中國派出艦船航行「正在威脅日本的權益」。

大陸和日本在東中國海只有海洋劃界問題，本來就不存在釣魚台列嶼領土爭議。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國，竊取中國的釣魚台列嶼至今仍未歸還，中國官方公務船在釣魚台海域巡航係執行正當合法的日常勤務。而且，日本的戰機既然可以飛到釣魚台列嶼，為什麼中國非軍事用途的無人機不能進入釣魚台列嶼？中國政府今後應持續常態化巡航、飛越等執法活動，並增加機次和頻率。

5月25日，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杜威號」(USS Dewey)擅自駛入南沙群島海域巡航，靠近中國的美濟礁12浬範圍內進行「非對抗性的」巡航行動，逗留超過1小時，大陸海軍出動「柳州號」和「瀘州號」二艘導彈護衛艦對美艦進行識別查證，並予以警告驅離。大陸在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對於美國海軍這種炫耀武力，推動地區軍事化，且極易引發海空意外事件的行徑，中國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會加強建設海外基地

報告指出，中國可能尋求在與其長期保持較好關係的國家建設更多海外軍事基地。大陸軍方從2016年2月開始，在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的吉布提建設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有望在明年完工。印度擔心吉布提成為中國軍事聯盟鏈條上的一環，會對印度、孟加拉、緬甸及斯里蘭卡等國構成威脅。

另外，2016年巴基斯坦向中國訂購了8艘潛艇，其中4艘潛艇將在巴基斯坦建造。這份報告沒有提及印度對大陸在巴基斯坦駐軍的反應，只表示巴基斯坦已成為大陸在亞太地區武器出口的第一大市場。2011年到2015年，中國武器出口總額200億美元，對亞太地區出口占到90億。

新加坡一再對美國示好

中美在南中國海的角力中，對中國傷害最大的是新加坡。一來美國利用新加坡扼守麻六甲海峽的隘口，對中國的海上運輸形成莫大威脅。二來在東南亞國家中，美國的瀕海戰鬥艦、P3-C反潛機都駐紮在新加坡，美國的航母及其他戰鬥艦也都停靠在新加坡進行補給。三來每一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給美國在亞洲的朋友及夥伴，提供了一個排隊支持的機會。過去兩年，南中國海問題被操作為該會議的焦點。

6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和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就南中國海問題發表言論。馬提斯在演講時強調，此次美軍艦進行南中國海「自由航行行動」，一方面可凸出美國在南中國海的存在感，另一方面通過炒熱南中國海問題，加強地區盟友對美國的支援力度。

其實，今天的南中國海已經成為「穩定發展之海」，一兩艘美國軍艦很難讓回歸平靜的南中國海再起波瀾。在本質上，中美對中國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具有共同利益。中國一貫尊重和維護各國依國際法在南中國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的自由；但堅決反對個別國家打着航行和飛越自由的旗號在南中國海地區炫耀武力，挑戰並威脅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大陸在南沙島礁進行有關設施建設，目的是改善駐守人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更好地維護主權並履行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與所謂「軍事化」無關。中國之所以降低與會代表層級，不隨美國起舞，是欲凸顯南中國海國際局勢風平浪靜這個事實。

美國共和黨資深參議員、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John McCain)一直希望澳洲能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他鼓勵澳洲進行890億美元的軍艦升級計畫，並強調這並非要澳洲在美中之間二者擇一，而是希望美國與擁有相同價值觀的盟友合作，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具有侵略性的行為。但澳洲工黨外交事務發言人黃英賢(Penny Wong)女士表示，澳洲想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地區，不會隨美國起舞。

從整體形勢看來，伴隨著中國軍力日漸增強，南中國海持續平靜無波，美國越來越難以稱心如意。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沙烏地阿拉伯等九國集體與卡達斷交，由於其中多為能源生產國，也是國際反恐的重要成員，對國際政治和經濟影響極大。除中東地區外，美俄的立場和政策動向，特別值得注意。

集體與卡達斷交的意涵

 6月5日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國以卡達支持恐怖主義、干涉內政和破壞區域安全為由，先後宣布與其斷絕外交關係，並將卡達逐出海灣國家理事會(GCC)和葉門的阿拉伯聯軍。媒體分析指出，以沙烏地為首的穆斯林遜尼派集團與卡達決裂的主因，是不滿卡達與其什葉派對手伊朗走得太近。不過，卡達認為伊朗是中東穆斯林強國，升高雙方緊張關係極為不智。近年卡達挾其全球最大天然氣出口國的巨大財富，不斷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小國大外交」衝撞到沙烏地的領導地位，自然引起利雅德當局不悅。

卡達原係沙烏地阿拉伯所掌控的一個小邦，一向以利雅德為馬首是瞻，但1995年的一場宮廷政變，哈馬德國王取得政權後，卡達出現巨變。哈馬德不僅進行各種改革，並與阿拉伯的宿敵伊朗、以色列發展關係，甚至暗中資助塔里班、哈瑪斯等穆斯林激進組織，引起各國反感。當中東領袖沙烏地和埃及準備對其動手時，卡達便向美國華府、土耳其安卡拉靠攏，並同意美、土在其境內駐軍，其境內的烏代德基地是美國在中東最大的空軍基地，也是美國駐軍的總部。

卡達還擁有阿拉伯最具影響力的傳播媒體半島電視(Al- Jazeera)。「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卡達在美國支持下，透過該電視頻道，發表許多與沙烏地不同的看法，令沙國極為不滿。而卡達與阿拉伯世界最大的衝突是，2011年埃及政變時，在卡達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會」取得了埃及的政權，沙國對此無法釋懷。毫無疑問，5月21日川普的利雅德之行對阿拉伯國家的集體行動是一大鼓勵，但對美國的中東政策和戰略利益影響太大，為避免美國第二次的反恐計畫失敗，提勒森國務卿正積極拉攏各方，避免衝突惡化。

卡達尋求俄、土支持

集體斷交事件發生後，卡達不得不尋求新的經濟合作夥伴，俄羅斯就是其中之一。近年莫斯科與多哈在很多領域建立了合作關係，並進行多項投資計畫，儘管俄外交部強調，雙方有不可分的合作關係，不過俄專家認為，卡達與阿拉伯聯盟間的衝突是區域問題，俄羅斯最好避免介入。俄外交界表示，斷交事件發生後，卡達已開始新的外交行動，加強與其潛在盟友土耳其、阿曼及伊朗的關係，也凸顯出阿拉伯聯盟內部的矛盾。

目前俄羅斯與卡達的關係，比其他阿拉伯國家更緊密，但莫斯科對多哈面臨的危機始終保持冷靜，因為俄羅斯與中東各國均有龐大的貿易往來和投資，它重視的是中東全面的情勢。俄總統代表貝斯科夫(Дмитрий Песков)表示，俄羅斯不想捲入卡達問題；拉夫諾夫外長更指出：阿拉伯聯盟與卡達斷交是他們之間的問題，俄羅斯對此並無立場。

此外，土耳其也積極調停沙烏地與卡達的危機，不過，土國國會此時卻通過一項增加其在卡達駐軍的法案，以保障卡國安全，實際上是維護土耳其的利益。俄專家認為，卡達是土耳其的重要盟邦，從卡達政變以來，兩國就密切合作。2014年起土國更在卡達駐軍，以緩和來自波斯灣國家的壓力。西方觀察家認為，土國增兵之舉，將使其與波斯灣國家的互信降低。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認為，波斯灣國家對卡達的制裁過於嚴厲，不利於區域和平穩定和發展，他將致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危機。

俄決採中間立場

俄中東問題專家大都認為，在沙卡衝突中，俄羅斯應避免與卡達過於接近。俄國立人文大學(РГГУ)中東歷史與政治問題專家卡薩奇教授(Григорий Касач)表示：由於沙卡衝突很可能會影響全球能源價格，俄羅斯支持沙烏地或卡達都很不利。他指出，沙卡衝突只是一個區域性和暫時性的問題，連沙國媒體都將危機比喻成是「兄弟走錯路」，所以沙卡衝突應該不致擴大。

不過莫斯科當局認為，川普與阿拉伯聯盟共同對抗IS的計畫成功與否，不在卡達，而是要看沙烏地是否能有效掌控和團結阿拉伯國家。目前有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都想表達與利雅德不同的聲音和立場，所以卡達斷交的真正原因非卡達與伊朗的關係正常化，而是有更多阿拉伯國家各自支持不同的政治勢力，與卡達支持「穆斯林兄弟會」是一樣的，阿拉伯聯盟這種新發展趨勢非常值得注意。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